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1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9101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2
经济学中虽然充满了模型和数学，但还谈不上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即使经济学如此不精确，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时，依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当面对总需求不足时，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通常会取得效果；当面对石油涨价等供给冲击时，使用减税等供给面措施也能奏效。一个由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组成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依旧能带来重要启示。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层出不穷的数量宽松手段，体现的并不是新的经济理论，而只是反映了货币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动性陷阱，彰显了货币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为。即使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失灵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检讨时，也仍没有超越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重申了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醒了对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进行审慎监管的必要，以及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经济正面临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降局面，这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刺激是一个标准的政策处方。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财政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货币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杠杆率，两者都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而不是改善中国经济。该怎么办？
微观上，推动企业去杠杆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业去杠杆化的时滞效应大，所以短期内的效果不明显。那么宏观上减税会有效吗？当总需求下降时，用减税的办法，确实可以稳定产出增长，但是会加速价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同样是宏观政策的敌人。于是宏观政策捉襟见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无法消除，也就是说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观政策产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观政策的效力。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3
（一）概念。宏观经济管理是指国家在遵循市场规律和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前提下，从经济运行的全局、整体出发，通过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对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进行总体管理和调控。是对整个复杂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全盘统筹安排和协调，其目标在于有效及时地处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实现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意义。宏观经济管理从宏观经济整体考虑，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和纠正市场经济失灵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爆发，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带来严重的影响，需要政府充分发挥其宏观经济管理作用，克服经济危机，为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二、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现状
（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不足，难以提供有效的基础支撑。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不论从范式到假设、模型等几乎全部沿袭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局限于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分析和解决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拿来主义”盛行。借鉴过多，创新性不足，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派还没形成。然而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宏观经济学，是基于对其国内具体经济现象的解释研究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基于开放和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假设构架之上进行讨论的。对比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社会发展经历的重大变革及社会传统文化的影响，都造成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程度很难一言以概之。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时的许多假设与我国的具体情况都不相符合。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不比较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适用的条件，简单地套用研究范式，局限和不足难以避免。有些情况下，甚至于将研究结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依据，在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和市场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问题，反而加剧经济有序运行难度。
（二）管理灵活性不足，一刀切作法普遍。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统一的制度柜架和市场环境，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着东西中部、城乡等地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虽然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待加强，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和对比国外先进国家的宏观调控，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灵活性明显不足。对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化、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及各地的具体状况难以及时有效地把握并采取措施，宏观经济管理存在简单化的“一刀切”的作法。如产业政策、信贷政策等，都是不分各地各行业的巨大差异，“统一口径”，一视同仁。结果不仅难以实现政策的最初目标，甚至于让相关的产业、企业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如全国准备金率的提高措施，导致贷款额下降，然而仍有许多行业迫切需要贷款资金启动。特别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本位主义，加上政策出台缺乏部门间的协商机制，也导致了整体的非理性。
（三）宏观经济管理缺乏前
瞻性，政府越位、缺位现象严重，同时造成市场经济的活力得不到充分体现。金融危机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力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然而政策的短期化倾向明显，缺乏前瞻性，过于专注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能从经济的宏观全局出发，缺乏对长远利益的考虑。调控时机的准确把握和选择差，造成宏观经济管理严重的滞后性，难以适应宏观调控的要求。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改变中，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实现真正转换，全能政府、大政府的现象仍不时存在，出现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政企还没有真正分开，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政府失灵问题。政府对宏观调控手段的驾御还不娴熟，调控方式简单化，行政命令和红头文件多，通过税收、汇率、价格、财政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的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关系还未理顺，越位、缺位现象严重，造成市场这只无形的手难以充分发挥其重要作用，宏观经济管理限入恶性循环的困境。
三、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对策
（一）加大理论研究力度，建立起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选择是基于对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历史、文化等元素的具体分析上形成的，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循。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和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立足我国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借鉴和吸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的成功经验，摒弃“拿来主义”，鼓励自主创新，创立起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符合我国国情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4
宏观调控是我国体制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主题。法学界对宏观调控法的也经历了一个由冷到热、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宏观调控法领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本文称不上研究成果，只是简单地从对宏观调控法的概括论述入手，在经济学、结构和法学原理三方面分别论述了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基本理念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互动和协调，以及社会中间层在其间的功能和监督职能，从而克服各自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使宏观调控依法进行，达到各主体利益的平衡。论述的同时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中存在的以及相应的对策也提了一些诸如加快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宏观调控权力行使程序等方面的意见。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失灵社会中间层政府失败
宏观调控是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自20世纪后期开始才迅速发达和日趋完善，尤其在。80年代以后，中国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经济职能活动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发展。但往往在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对宏观调控进行立法，以来规制和保障宏观调控也势在必行。追根求源是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对宏观调控原理作学术上的研究必将对宏观调控立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本文是对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原理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从全国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入手在不同程度上以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为引导，采用财政、、制裁等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整体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行为。”归根结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职能的一种。其实在上，统治者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只是在19与20世纪之交及其以后，国家的这种宏观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突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期，生产不断社会化，而单个生产经营者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不足和滞后，经营决策常常同社会供求不一致，并不能适时调整。当其发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想采取对策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人们迫切希望国家出面搜集了解社会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做出和预测，并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作为危机政策，各国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调控。也是在此及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以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为主要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也由原来的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概述
前面是对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些简单论述，但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则另当别论。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有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就是在这种授权和限权的牵制和衡平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如果“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一样，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国内学者有比较的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但对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何解释却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并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也有颇多论述，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笔者认为，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理应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宏观调控法的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以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
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1、市场失灵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应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决策，政府干预愈小愈好的自由经济。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态度应是自由放任。但也就是在自由放任鼎盛时期，西斯蒙蒂就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亚当斯密的理论。“商业财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个危险的学说”。市场经济始终不能自动平衡，这是由市场的自身盲目性决定的。因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极大化私人利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因此说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物极必反，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
第四、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呼唤另一种机制和力量介入经济，以配合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比任何人都远为高明。政府处于中央地位成为信息中心，可以总揽国民经济全貌，为人们提供实质公平的竞争法则和环境，扶持弱者，把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共处共荣结合起来，使各种利益在市场参加者之间合理分配，而不允许市场调节渗透一切。当然，这时候会有人提出政府调控失败的问题，但这不是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足理由。正如市场失灵不是否认市场调节的充足理由一样。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期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诸如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决定经济政策、国有中政企不分（即使现在已经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等一系列有着深厚传统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遗毒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宏观调控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必须要求有充分、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价格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国的市场环境状况并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加重对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方面的笔墨。比如政府要在市场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调节的很好的领域尽多地给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同时宏观调控也要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做努力。
2、政府失败理论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最早对政府失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公共选择派。其代表人由布坎南和纳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政府经济行为最符合全民福利最大化，也无法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政府的初衷，那么政府的公共政策失效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甚至会引发社会灾难。政府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第二，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第三，寻租与腐败。寻租的字面意思是寻找利润，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它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在政府管制而市场主体又想进入的领域，往往会出现权钱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因此说，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树立一种观点，不是任何市场缺陷都可以由政府来弥补的，政府干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及范围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坚决杜绝宏观调控政策以党的会议纪要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形式出现，把公共决策和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又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可以看作是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之法。因此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权限以及行使宏观调控权的程序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二）结构基础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团体社会－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运动，也有人称之为“结社革命”。成千上万的涉及环保、医疗、等方面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运而生。“第三部门”运动的发起是有一定的背景的。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执意这一政策是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20世纪末，“第三部门”已发展成为力量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层。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这个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中，政府适当地分一部分权力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称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源于二次“社会契约”缔结的社会中间层－接受了一次契约中让渡给政府的部分权力和原先保留在个人手中的权利，而使其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活动更加游刃有余。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因为先前传统地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有政府管理和政府解决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做法在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已行不通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法学理论基础
当某一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调整地对象从而产生了以调整该社会关系的专门法律时，立法者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衡平各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调整该社会关系而使各关系主体普遍认真遵守而真正达到由法来治。这大概就是法治平衡原理最直观的阐述了。宏观调控法亦是如此。如何使宏观调控关系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是整个宏观调控立法的核心所在。虽然表面看来在夹杂有隶属性质的宏观调控关系中并不存在双方主体讨价还价协商一致的迹象和可能，但实质上立法中如果不设置相关的用于或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的机制或制度就很难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行政命令了。宏观调控由原来仅作为国家经济职能而存在和发展到现在相对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相互约束相互牵制的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被更好地执行的前提是它能反映最大多数的受控主体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些政策的制定有依据，其运行成本最小。同时，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而给信任政府的受控主体带来损害时，政府要承担相应且相当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指导性计划中，由于长官意志，官僚主义造成失误时，要有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来约束。利益平衡原理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出发点，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宏观调控关系协调和稳定。
法治平衡原理表现在立法上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设置的平等和合理，在宏观调控法中要求：
第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对应与宏观调控失利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配置需要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也必须使政府负起相应的责任，使权力与责任相符（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政府行使宏观调控的过程，同时又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是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权责脱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由于强调国家的管理性特征，在政府职能配置过程中，常常是赋予行业或产业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却没有相应地为职能（权力）机关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目标（责任）。结果，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同部门都争着当婆婆，而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找不到婆婆。从总体上说，政府机关并不缺少权力，而是缺少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权力一方面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所以，在界定政府职能，配置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更要唤醒宏观调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因为宏观调控事关全局，牵一发则动全身，决策的失误往往造成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动荡。
第二、受控主体遵守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或法律实施的义务应当对应于受控主体利益损害的法律救济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宏观调控的相对人基于被管理、被调节的特殊地位，相对于拥有宏观调控权力的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不赋予其足以制约政府的救济权利，其自身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赋予受控主体向宏观调控的监督机关提出申诉或请愿的权力以及调控主体对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防止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滥用之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维护自身利益而抗衡政府宏观调控权力之滥用的勇气和精神比负有监督与评估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要热切和执着得多。
三、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何在法律上对宏观调控进行最优的制度设计也是法学理论者一直探讨的课题，然而也就是两两平衡的事物往往最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更多更重，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因为在变，经济环境也在变，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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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漆多俊主编：《宏观调控法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2、刘定华肖海军等著：《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刘定华
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3、程宝山著：《经济法基本理论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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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宏观调控法论纲》王全兴管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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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5
摘要：宏观调控法与宏观调控行为虽然是相互联系的概念，但毕竟要做一些必要的区分。宏观调控行为是政府根据宏观调控法作出的实现宏观调控法的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关根据法律作出的行政行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的实质就是一类依据宏观调控法实施的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来分析，宏观调控行为具有被提讼的可能性是一个妥帖的结论。
关键词：宏观调控行为行政行为国家行为可诉性
任何的学术研究要想阐明一个具体的问题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一整套的理论体系中，否则这个问题的阐述就没有可供支撑的基石和生存的空间，也必将成为不接地气的空中楼阁。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的研究也同样要遵循这样的规律。要想阐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理论开始。
一、宏观调控法与宏观调控行为
宏观调控法与宏观调控行为虽然是相互联系的概念，但毕竟要做一些必要的区分。宏观调控法是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它是指国家通过立法赋予政府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它的宗旨就是为宏观调控设置适当的行为准则，以规范宏观调控中有关各主体的行为，维护宏观调控秩序，从而保障国家宏观调控顺利进行和目标实现。所以说，宏观调控法是国家之法，而宏观调控行为是政府根据宏观调控法作出的实现宏观调控法的行为。它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机关根据法律作出的行为。
当然，行政机关根据宏观调控法作出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多样性值得探讨。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引导必然要涉及对有关个体（包括企业）进行某些直接管理，如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任务和措施必须通过各地区、各单位的具体经济活动落实和实现。所以，有学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虽然从本质上说是宏观的，但它不能忽视和排斥同宏观调控相关的国家各种微观管理。因为这些经济个量和微观问题足以影响宏观经济，而对这些经济个量和微观问题的研究可以防止出现宏观经济的不良状态。因此，宏观调控依赖于微观经济和经济个量，没有微观经济和经济个量，宏观经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且，依据宏观调控作用对象和方式的不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两种。所谓直接调控，就是由政府部门去直接组织、确定和干预各微观经济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对各微观经济主体活动的直接管理和干预，来达到对国民经济运行总过程的调节和控制。间接调控如市场准入的审批、大型投资项目的审批、外汇购买的审批，对违反利率、汇率、动用国有企业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从事证券买卖的处罚，以及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对钢铁、煤炭、粮食、棉花等特定行业或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等。
所以说，宏观调控行为是一些很复杂的行为的集合，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也并不是简单的只用其中一种行为。正是这种复杂性使我们的宏观调控法研究出现了两个尴尬的局面：一是没能形成一部理论基础浓厚的宏观调控法法典；二是使得对宏观调控行为的研究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二、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
有学者提出，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行为。宏观调控的执行是宏观调控权的四种效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的组成部分之一，可以是行政行为，可以是民事行为，也可以是事实行为。相应地，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这是宏观调控行为在外延上的性质。
已有人对“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行为“的观点提出了反驳。他们指出：有人否认包括计划、金融和财政等在内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将宏观调控权（行为）定位为一种抽象的决策权（行为），而与其具体的执行权（行为）相分离;其结论值得商榷：
第一，被割裂的宏观调控行为是否还是一个完整的行为，对只处于决策阶段而不与执行相联系的宏观调控行为，难道还有讨论的必要和意义吗？第二，将宏观调控的决策行为与执行行为在所有情况下截然分开，执行行为可诉，而决策行为不可诉，当决策行为表现为抽象行政行为且对公共利益造成损害时，将会导致：当具体执行行为由法院判决违法被撤销的同时，该行为据以做出的错误决定只要不被有权机关撤销，在法律上就一律有效，可以继续发挥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这样的诉讼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我们也承认“宏观调控权以及宏观调控行为应该是经济法的特有范畴”，但是，“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决策权，不包括执行权”和“在宏观调控法领域中的宏观调控行为就属于在理论上本不可诉的范畴”的说法未必成立。宏观调控权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权利，包括立法权、行政权。从内容上看，宏观调控权包括宏观调控决策权和宏观调控执行权。虽然宏观调控决策权是宏观调控权的核心，但宏观调控行为不只是决策行为。
这种观点对于批驳“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行为”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只有决策而没有执行的行为就如同一个人只想犯罪而没有最终实行一样，并不能接受法律的规制。将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也许能够解释某一种或者说某几种宏观调控行为的现实可诉问题，但同样也不能说清楚所有的宏观调控行为（比如调整利率这种典型的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进而使“宏观调控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行为”成为一种无价值的理论。但是反驳的观点还是坚持认为“宏观调控权以及宏观调控行为应该是经济法的特有范畴。”这就又陷入了原来的旧理论起点，仍旧没有搞清宏观调控行为的本质。
宏观调控行为的本质是行政行为，无论决策行为还是执行行为，都是国家行政机关实施的，都应该接受行政法的调整。我们没有必要非得把宏观调控行为也纳入到宏观调控法的研究之列，这样只会使我们理不清宏观调控法与行政法的界限，人为的造成经济法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不被其他法律部门学者所公认的状况。只有承认宏观调控行为的行政行为的性质，才能真正和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划清界限，更利于经济法或者说宏观调控法的发展。事实上，行政法是很多部门法功能得以实现的工具，也包括经济法。但行政的依据并不是随意的，他要依照其“准据法”的规定来执行，否则即为非法。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宏观调控法是宏观调控行为的准据法，而宏观调控行为需要国家行政机关来依法实施。这样才能真正把行政法和经济法相互独立开来，成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在弄清宏观调控行为性质的基础上再去讨论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是符合一般逻辑的。
三、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问题的实质
既然我们客观的承认了宏观调控行为的行政行为性质，那么，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问题的实质就是一类依据宏观调控法实施的行政行为的可诉性问题。这显然应该由行政法学者来研究，但是既然和经济法有关，那么我们不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一）从理论上来讲，现代民主国家基本都是按照权力制衡的原理来组建的。行政权受司法权的审查和限制也是理所当然。行政权的范围极其广泛，按照制衡的原理，司法审查权也就相应的要广泛，除了国家宪法或者法律明文规定不受审查的行政行为外，都要接受司法的审查。所以从理论上说，宏观调控行为既然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类那么同样需要接受司法的审查。这里有个问题既是：宏观调控行为是否属于国家规定的不受审查的一类。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争论也是相当大。但是，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项规定的国家行为，是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和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宣布紧急状态、实施和总动员等行为，其实质是国家法律把这一类特殊的行为上升为国家的行为而不再仅是政府行为，由此不再受国家司法权的审查和监督。很明显，宏观调控行为并没有被规定在里面，并不属于国家行为的一类，因此，其仍要接受司法权的监督。
（二）从实践上来看，对于间接调控的某些行为因为其本身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因而一直具有可诉性。而对于某些抽象的行政行为按照现行法律则被排除在可诉行为之外。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完全否定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行政法学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识。如果我们基于现行法律的某些规定，不能用法律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而得出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未免过于武断。当然要使所有的行政行为无论是具体还是抽象都能纳入到诉讼中来，也需要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同时，也不能否认，对于某些特殊的宏观调控行为将来会被纳入到国家行为之列，从而失去其可诉性。所以武断的下完全可以或者完全不可以的结论都为时过早，需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法律的进一步发展。但从总体上来看，宏观调控行为具有被提讼的可能性是一个妥帖的结论。
四、中国宏观调控法的未来
中国经济法制未来在于制定一部统一的《宏观调控法》，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这个任务。这项工作是很复杂的，需要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但这在中国很需要，我们的宏观调控法并非是一部授权法，更多的是一部限权法，限制中国政府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政治上的集中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频繁干预。当然作为经济法一部分的宏观调控法的基础理论研究仍不可或缺，这是法律实践进步的前提。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参考文献：
［1］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宏观调控法，甚至于规范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也不多见，政府的调控任意度很高。这有历史惯性地因素在其中。但从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说在中国制定一部宏观调控法显有必要。
［2］这种观点主要见于邢会强的《宏观调控行为的不可诉性探析》。载于法商研究2002年第五期。其中列举了国家计划以及财政、金融调控手段的诸多实例。但是鉴于宏观调控行为的复杂性，这种事例列举法在逻辑上并不周延，况且缺少对不同状况的分析对比。
［3］其实，上述提出反驳理由的学者在第二个理由里已经承认决策行为多数表现为一种抽象行政，不知是其没有注意还是什么原因，没有把这个理论坚持下来。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6
[关键词]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
1西方经济学国家干预理论分析
国家干预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更形象的表述，是政府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把握，是“看的见得手”对市场中存在的弊端进行的管理，是国家利用经济政策与法规指导调控经济稳健运行的措施。
1.1早期西方经济学的国家干预理论
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于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市场可以发挥自发调节的作用，对于资源进行有限的配置，使经济有效的增长。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状况，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休谟和萨伊认为国家干预只能存在于市场失灵的状态，其提供的公共政策和服务是解决市场失灵的必要手段。
新古典经济学代表马歇尔主导自由放任经济学，认为在市场自由竞争条件下，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商品的供求、价格变动、劳动力的工资涨跌达到相应的平衡状态，从而使资源有效的配置。国家的干预只能打破市场原有的平衡，破坏了市场中的自我调节，反而会引起经济的动荡。福利经济学教父庇古主张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应限制在消除外部性对经济的干扰，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增加社会福利。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早期西方经济学理论着重强调市场自由调节经济的形式，不赞成国家干预市场经济，但同时也认为在某些特定的领域或者特定的条件下，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国家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当的调整。
1.220世纪早期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来自于1929年-1933年美国持续4年之久的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西方发达国家自由放任经济的做法，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只能是“守夜人”的角色，“小政府大社会”同样是当时政府的主张。然而经济的萧条让政府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供求不平衡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是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而有效需求对于经济的发展才是至关重要的。有效需求的变化会使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均衡破坏，同时对资本市场也会带来影响。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就会有可能产生经济危机。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达到平衡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的。凯恩斯的理论形成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1.3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在美国经济出现滞涨的现象，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滞涨的出现是由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过分应用，哈耶克对货币和经济周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经济出现危机是由于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银行信贷的扩大，刺激消费，但是一旦金融系统出现问题，停止信贷，扩张的货币政策是无济于事的，经济从而出现滞涨的现象，甚至爆发危机，他主张经济本身会趋于稳定的机能，不主张国家的干预。
弗里德曼是货币经济学派的主要提倡者，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与货币供应直接有紧密的关系，他强烈反对金融货币政策作为管理调控的手段，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应该被严格的限制，反对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特别是价格管制，认为价格是市场中反应经济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体现，干预只能适得其反。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计划控制思想
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的入手点在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表象、运行和决策规律等方面的理论，缺乏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深层次本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则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分析社会经济的客观规律。
2.1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的揭露及批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进行了研究，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强大的生命力并且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客观规律。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进行研究后，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最终目的，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技术的提高，追求剩余价值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形成了生产的相对过剩，而工人的工资却由于资本家的追逐利益的本质得不到提高，这样就出现了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从而出现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唯有实行计划经济。
2.2马克思的计划调控思想
马克思研究国家经济的性质，对于国家在经济中主要职能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在不同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在经济中角色的改变，首先在大工业时代，由于经济发展初期，由于经济发展不稳定，竞争的混乱，需要对整个经济进行全面的协调，创造一个对于劳资都相对公平的环境；其次，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公共产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国家需要在市场本身缺陷而导致的领域进行调控，增加公共资源；再次，国家以法律和经济手段维护经济秩序；最后，随着国家实力和国际优势的增长，国家直接采用资本介入的方式，对现有经济进行干预。
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实践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进行干预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自由经济为主导地位的，而国家干预经济在特殊的时期也会被认可，在经济危机时期显得尤为有用。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理论，帮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度过了经济危机，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的“滞涨”的困扰，凯恩斯理论被新自由主义思潮取而代之，到80年代后期，经济衰退的局面，再次启动国家对宏观经济的干预，扭转了局势。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采用的同样是国家干预经济，利用财政和货币手段进行调控，使人们再一次认识到宏观调控的重要性。
3.11929年经济危机至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宏观调控及其特征
19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经济上的政策都是自由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少，几乎没有国家的产业政策，需要提出的是德国经济的政策，虽然德国在经济上和其他国家采用的政策也无大的区别，但是由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到了重创，所以在经济复苏阶段，德国利用国有资金引导社会资本的发展，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使德国的经济有了很好的发展。
（1）实行国有化，建立国营企业
战后，各国经济受到了重创，经济的复苏首先需要在基础部门开始，而在这些领域，私人基本是不愿投资的，如铁路交通、电力、邮电等，都需要国家兴办国有企业才能得到发展，各国的国有企业在战后比重都有所增加。
（2）制定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中，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需要国家的指导，所以制定经济计划尤为重要，对于经济宏观上的规划和指导，使得政府对经济的敏感度更高，在经济活动中，不在是企业的“独舞”，国家通过财政、信贷和货币手段对企业的投资和生产活动加以指导，实现经济计划的目标。
（3）政府采用直接采购的方式，利用税收等财政政策调节经济
政府刺激经济的手段主要包括采购、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福利保障。社会福利在调节经济的同时还对社会矛盾经济有效的缓和，有利于平衡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欧美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的提高。
（4）强化货币政策，有效地维持物价的基本稳定
战后发达国家，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引导还是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中央银行的职能也不再是发行证券，通过货币和利率等金融工具对金融市场进行调控，用以来调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经济危机，让各国政府也认识到了金融市场对经济波动具有的敏感性，有效的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增长，物价的稳定，充分的就业都有很好的调节，这也与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5）加强国际间的协调
经济的复苏，国际贸易的加强，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展开了广泛的国际间协调。战后的美国变得强大，但是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遭到了重创，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得到了恢复，随着经济的交流，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摩擦也越来越多，贸易谈判缓解了国际贸易摩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3.2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及全球性考验
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使得全球行金融危机拉开了序幕。金融危机对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经济体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陆续发生偿还困难和违约的问题，美国的住宅金融市场首先出现混乱，之后波及到其他金融衍生产品。在美国对市场监管过于宽松的情况之前，这种宽松逐步绵延到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面对这种形势，尽管美国政府也采用了一些财政、金融措施稳定局面，但是还是未能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
美国作为头号的资本主义大国，运用国家干预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中起到有效的作用。但这次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一个最重要原因是美国对金融市场监管的过度放松。国家采取的解救措施在自由经济论学者眼中也不完全赞同，强调不建议过度干预，实现相对均衡是比较好的状态。
4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总体上是成功的，特别是在90年代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规模的迅速扩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过去在宏观调控中出现的失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指导我国今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4.1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的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经济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优点使我国集中力量发展了重点部门，减少了资源浪费。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高度集中导致了生产效率的低下，缺乏主动意识，同时经济整体发展缓慢，尤其是国民收入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致使消费不足，经济良性循环差，因此计划经济模式渐渐由原来的高效率模式变成了阻碍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模式，致使产生了经济体制僵化，商品市场缺乏活力，生产环节效率不高等诸多问题。
4.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理论与实践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趋势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针对每一个阶段宏观经济波动，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不尽相同。
（1）1979-1981年“计划”式宏观调控
这段时间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中，“计划”成分还是比重较大。1980年进行的第一次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措施是，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压缩财政支出，减少投资，同时加强银行的信贷管理，有效地抑制了总需求的增长，最终实现了稳定物价，经济发展放缓的目标。
（2）1985-1986年“双紧”式宏观调控
1985年国家采取了“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即收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要求严控基建规模投资，抑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
（3）1989年-1990年“硬着陆”式宏观调控
1988年开始，为进一步推进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政府下决心突破工资和价格的瓶颈，提高工资并放开商品价格的管制，放弃商品定价销售的传统模式改为以市场价格销售。价格的放开引起抢购风潮，物价指数暴涨，政府不得不采取更有力的宏观调整政策，在前两次调控政策基础上，又实施了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甚至对定期存款支付“保值补贴”的作法加大力度回笼货币。
（4）1993-1995年“软着陆”式宏观调控
1994年的通货膨胀率和财政赤字双双突破历史高位，新一轮的宏观经济调控在所难免。这一次的调控吸取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没有采取“下猛药”的方式实施，而是灵活有度地合理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利用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经济宏观调控体系改革的机会，采用多种手段如下调贷款利率，适度控制货币存量，适度调整财政支出等来影响经济的运行。
（5）1998-2002年“激励或扩张”式宏观调控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也同样受到影响，为了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强民众克服危机的信心，中国政府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选择。为保证财政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国家通过发行国债和调整税收筹措资金，加上银行的配套资金和民间的企业资金，确保了资金来源。1999年的经济增长保持平稳，随后在出口逐步恢复增长的推动下，国民经济重新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来。
5新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和实践的特征
在新时期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情况下，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出现了变化，不再是停留在只有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时候才进行干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随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干预的做法，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水平和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6总结
通过分析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理论的发展，以及总结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可以看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国家干预的思想得到过不同程度的体现。我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如何在经济生活中实现国家干预调控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保证宏观经济协调有序又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尝试，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同时，上述课题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在实践中运用积累性经验与理性的规划设计力量来逐步实现灵活运用、游刃有余。
注：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为了深入研究资本积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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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7
一、准确定位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
改革开放以来，行政主导经济的惯性思维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管理经验的匮乏，直接导致了我国宏观管理中长期存在宏观调控的常态化和泛化现象。这一现象不仅造成在认识上出现“调控依赖症”“宏观调控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以及宏观调控“万能论”等偏差，而且在实践中经常性地出现将许多“微观”问题宏观化，将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扩大化、夸大化等问题，在带来一定程度的体制扭曲的同时，也造成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政府职能的错位与越位。因此，如何准确定位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地位和作用，就成为我国宏观管理中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些论述不仅将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准确地定位了宏观调控的政策边界。
第一，尽管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职能不同，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由于宏观调控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某种干预，因此，宏观调控要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作为基本出发点，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建立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第二，在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中，宏观调控不仅位居五大职能之首，而且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能。因此，一方面宏观调控不能包办一切，越俎代庖，尤其是要与属于微观范畴的市场管理与规制划清边界；另一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具有宏观调控的职责，地方政府则应履行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因而如何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责和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这两个方面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不仅阐释了宏观调控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性特征，而且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这就为宏观调控指明了方向。
二、大力拓展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外延
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范式是以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为典型特征的。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宏观调控不仅被严格限定在总量的范畴，而且强调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来进行需求管理。
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宏观管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调控的内容既包括总量调控，还包括结构性调控，长期存在“双轨并行”的现象。第二，调控的目标不仅关注西方宏观调控中的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而且增加了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先后增加了房地产价格、土地、粮食安全、节能减排等目标，形成了兼具长短期目标的宏观调控目标体系。第三，调控政策不仅高度重视西方宏观调控中惯常使用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而且注重发挥国家战略与规划、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区域政策、土地政策、贸易政策、环境政策等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初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特点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第四，调控手段既注重间接调控，也包含直接调控，在注重发挥经济手段作用的同时，还注重发挥行政、法律等手段的辅助作用和协同效应。第五，调控的重点注重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短期措施和中长期措施并重。
党的十以来，新一届政府又相继实施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等创新性宏观调控方式，提出了“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思路，进一步拓展了宏观调控的内涵和外延。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调控内容上，“区间调控”与“定向调控”的结合体现出“总量+结构”调控并举；“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需求+供给”的有机结合。
第二，在调控目标上，《决定》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仅延续了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双轨并行”的经验，还增加了“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等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更加注重扩大就业、稳定物价、调整结构、提高效益、防控风险、保护环境”。不仅首次将扩大就业列为目标，而且在“总量+结构”目标之外还增加了提高效益、防控风险和保护环境等目标。
第三，在政策体系上，《决定》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则提出“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
第四，在政策工具上，在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相继推出包括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常备借贷便利（SLF）以及中长期融资债券、ppp等货币政策工具，并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第五，在调控方式上，由“强刺激”转向“微刺激”，由“一刀切”转向“定向调控”、由“遵循规则”转向“相机调控”、由“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由“急刹车”改为“点刹”，并注重适时适度的微调预调，提高了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
三、进一步凸显结构性调控的特色
长期以来，经济结构调整与优化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明显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调控。这种区别就体现在中国的宏观调控在坚持总量调控的同时长期坚持了符合自己国情特点的结构性调控。特别是在应对2008年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总量调控与结构性调控相结合使得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与西方宏观调控的效果形成鲜明反差，并引起了主流经济学的反思。有学者指出，正是由于宏观政策只关注总量调控而忽视了结构调控，才导致了此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因此，单纯关注总量的宏观调控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经济中的结构性变量和结构性调控措施，而关注结构恰恰与中国宏观调控的实践不谋而合。
结合中国宏观调控的长期实践可以看出，结构性调控具有紧缩性调控与扩张性调控相结合、需求结构调控与供给结构调控相结合以及政策工具多样、调控手段多重等特点。
首先，从调控性质上看，结构性调控也分为紧缩性与扩张性两种类型。在1979―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1年、1993―1997年、2003―2007年五次紧缩性调控中，主要的结构性紧缩措施包括：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消费需求的增长、压缩信贷规模、实现贷款限额管理、实行价格管理、压缩财政支出结构中的行政管理费支出等；在1987―1991年的宏观调控中，开始了运用结构性财政货币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信贷调节等；2003―2007年“有保有压”的宏观调控中对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资源耗费严重的“两高一资”行业的重点收缩更是体现了结构性收缩的特点。在1998―2002年、2008―2009年和2010―2014年三次扩张性调控中，主要的结构性扩张措施包括：运用结构性财政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结构性减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向中西部等转移支付、保障和改进民生、支持科技创新与节能减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货币政策如取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调整对个人消费信贷政策、支农再贴现和再贷款以及窗口指导、两次定向降准等措施等；注重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其次，从调控内容上看，结构性调控既有对需求结构的调控，也有对供给结构的调控。其中，对需求结构的调控体现在紧缩性调控中的压缩投资与消费需求，扩张性调控中的扩大内需、鼓励出口等；对供给结构的调控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市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政府机构改革，新世纪以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要素市场改革以及近年来的简政放权、降低税负、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鼓励创新创业等。
再次，从政策工具上看，结构性调控具有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几乎所有的宏观政策都可以作为结构性调控的政策工具使用，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贸易政策、区域政策甚至粮食政策等。虽然西方主流理论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总量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中的结构性调控功能与货币政策中的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明显属于结构性调控的范畴。其他如经济计划、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价格政策等都体现为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选择，往往通过鼓励和限制等措施来实现不同的结构调整目标。
最后，从调控方式上看，结构性调控综合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综合使用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两种方式。在这里，不能简单地认为与间接调控相对应的是总量调控，而结构性调控对应直接调控和行政手段。事实上，新常态以来以结构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代表的间接调控手段在结构性调控中得到了大量的运用。
可以说，以结构性调控为特色的宏观调控不仅在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新常态以来的经济运行中也发挥了良好的调控效果。尽管当前中国遭遇三期叠加效应，经济进入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但增速依然处于世界前列，增量依旧庞大。从趋势看，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8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
abstract:withtheglobalizationoftheworldeconomy，onenation'smacroeconomicpoliciesaffectothers'moreeasily.Soitisnecessarytocoordinatetheirmacroeconomicpolicies.inthe1990s，Chinahadsomeinstructiveexperiencesaboutit.afterenteringthewto，Chinashouldemphasizethepolicies，suchasexchangeandtradepolicies，tocoordinateothers'intheworldsoastoadapttheglobalization.
Keywords:economicglobalizationmacroeconomicpolicies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mix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宏观政策
引言
为了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问题，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通过合理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一个有效的手段。而宏观调控的作用又受到政策因素的影响，因此，分析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并提出对应的策略，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
一、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政策性因素
（一）政策透明度
政策透明度是影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经济相关的正常信息资料一旦不透明，将导致公众获取相关资料的难度增加，使得公众估计经济发展趋势的难度加大，反应延迟。同时，宏观调控主体通过公开其所采用的经济调控模型来向公众传递所采取的调控机制，使得公众对经济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加快了公众对经济政策的反应速度。再者，通过提高国家政策的透明度，及时的公布宏观经济调控、运行判断的相关政策与策略等，使得公众能够更好的预知调控主体的相关政策行动，降低了市场剧烈波动的可能性。一旦调控政策与工作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别时，通过强化两者之间的交流可以有效的缓解这种认识方面的差距，而不断的增加政策的透明度显然是不能完全的消除公众认识与调控主体之间的不一致，但是却有效的降低了两者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可能。从这个方面来看，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能够更好的发挥政策方面的作用，便于向公众传递相关的政策信息，使得经济调控的宏观政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引导公众形成一个合理的经济政策预期。
（二）政策时滞
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状况及运行的整体态势发生变化及至整个调控主体完成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同时直到所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相应的控制目标产生对应的效应时，一般存在着对应的时间间隔，这就是所谓的时滞，也称作宏观调控过程中的时间滞后。而这个时滞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效果以及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当调控时滞越长时，所产生的调控效应将会越慢，效果也会越差，达到的最终调控目标也将越低；反之，当调控时滞越短时，所达到的整体调控效果将会更好，最终实现的调控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就更高。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调控时滞，导致任何的调控行为以及调控理论政策都将可以与所获得的最终调控效应合并起来实现最终的调控目标。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过程中，这种调控时滞经常会导致一些调控政策出现失效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加大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
（三）多项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一个主要方式，尤其是对流通与资源分配领域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是两种常用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也是现代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核心。两者之间在作用方面虽然有效的克服了流通与分配范畴当中的各种矛盾，在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两者所作用的社会生产环节与领域是不同的，导致单独的利用某一项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相关的缺陷，存在着对应的局限性。
基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的特点与政策存在的差异，因此在会死机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所采取的调控与操作策略往往只是针对某一个环节的具体情况以及政府具体的宏观调控目标来进行的。而两者之间的合理搭配与相互协调是保证我国宏观经济体制与结构完整的一个有效方式，通过两者的协调来保证供求关系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二、提高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的对策
（一）尽量缩短宏观调控的时滞
这首先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宏观主体调控信息系统，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作用进行实时监测，提高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主体对经济整体运行态势的判断和预测能力；对当前的宏观调控决策体系加以完善、增加调控中主体的决策能力以及调控主体决策的效率，确保调控主体的调控决策果断高效，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宏观经济决策；同时，应该尽量的减少由于宏观调控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冗余程序，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执行机构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有效增加政策透明度
合理通过说明手段来提高沟通的整体有效性。对于调控主体，应该对调控政策出台的背景以及预期达到的目标进行说明。尤其是在公布相关的预测调控指标过程中，政府应该对产生的可能结果、所应用的理论依据与模型等制定一个详细的公布细则内容。对与实际执行效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原因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应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矛盾现象，调控主体应该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并调控好这些目标之间的偏向。
（三）强化对预期目标的引导
在进行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着一个对宏观调控政策以及经济变量适度变化的预期，完全消除这种客观存在的预期行为是不科学的。而需要通过一个合理的途径来对这种预期进行有效引导，使得市场主体所产生的预期与调控主体最终实现的目标尽量相一致。因此，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主。虽然任意的调控政策实施对市场主体所产生的影响，诸如利益得失等问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只要以社会绝大部分的利益为利益取向进行调控，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也就使得宏观调控政策所发挥的作用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篇10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