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与政策篇1
关键词：财政自动稳定器，积极财政政策，政策效力，政策实践
the efficacy of fiscal policy：surve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bstract: utilizing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mainstream-macroeconomics, this paper gave an all-round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fiscal policy with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fiscal policy only lies in the “automatic stabilizer”; positive fiscal policy results in three crowding-out effect: mechanism of interest rat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price in the short and medium run, while in the long run, it will not only have a complete crowding-out effect, but will lead to more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continual positive fiscal policy of america in 1960s was a perfect proof of the theory and a good lesson for china to learn. nevertheless, it was found after researching on chinese positive fiscal policy between 1988 and 2003 that “cold-turkey” fiscal policy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violent economic fluctuation of 1988-1994, the long-lasting deflationary fiscal policy led to actual deflation beginning from 1998, and the over-heating economy in some sectors and possible inflation of 2004 are partly contributable to the consistent positive fiscal policy since 1998.
key words: automatic financial stabilizer, positive fiscal policy, efficacy of fiscal policy, practice of fiscal policy
一、引言
1998年以来，世界经济处在一种不稳定和对广泛的通货紧缩的恐惧之中，凯恩斯的幽灵又向我们靠拢。那些忽视经济发展历史和政治历史的人们正在冒着危险这样做①（布莱恩·斯诺登，2000）！我国为了治理1998年开始的经济紧缩，连续6年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财政政策。而当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们而还在为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几个百分点、后续的发债空间有多大而研究和探讨时，2004年，我国局部经济过热已经形成（刘树成，2003a；2003b；2004；），并且极有可能发生通货膨胀。虽然郭文轩等在2003年分析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及其存在的隐忧，提出了我国政府应该“淡出”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最佳退出方式（郭文轩，2003），但是对财政政策效力问题缺乏一个全面总体的研究和分析，因而缺乏说服力。
而本文的目的是运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财政政策的效力问题，尤其注重从长期的视角对财政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我们的结论是，财政政策效力只存在于“自动稳定器中”，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包括is—lm模型所揭示“利率机制”的挤出效应、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揭示的“实际汇率机制”的挤出效应；在短期向中期的调整过程中存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所揭示的“价格机制”的挤出效应（或称之为供给限制的挤出效应），而在长期内不仅存在完全的挤出效应，而且会导致经济更加波动。虽然结论并不令人愉快，甚至有些极端，但是我们认为，这对那些认为只要运用财政政策就能很好的调控宏观经济而熨平经济波动的人来说，本文发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如果这些有“良好愿望的人”能够听到，这对我国的经济的长期运行肯定是有好处的。虽然人们对经济学到底是不是科学仍存怀疑（因为经济学不能做实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国际比较，吸取别国的经验教训，从这一点上讲，我们是幸运的，因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财政政策实践就是我国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验，如果我们不从别国的经验中汲取经验教训，那么这是我们这些搞理论研究的人的悲哀，因为我们可能成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又一个悲剧性证明，这正如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所说的，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货币最重要”这一观点的悲剧性证明。
二、财政政策效力的理论分析—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
根据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我们将其分为两大类：财政自动稳定器和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自动稳定器是指财政制度本身有着自动应对经济波动，从而缓和经济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密切注视经济的变动趋势，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②。下面我们就分别对两类财政政策的效力问题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财政自动稳定器
财政自动稳定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税收的自动变化，一种是政府的转移支付，它们都有自动稳定经济，缓和经济波动的功能。在经济的扩张期，税收会自动的增加、政府的转移支付会自动减少，从而减少可支配收入，从而达到缓和经济扩张的目的；而在经济的萧条时期，税收会自动的减少、政府转移支付会自动增加，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使经济的衰退减缓。它们的传导机制可以用下面的图形表示：
财政自动稳定器实际上是一种自动调节机制，是一种非常简单和易于理解的财政政策，然而正是这种简单的政策工具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真正发挥着作用，同时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它的简单性和规则性，它的作用往往被政策制定者们所忽视。
（二）、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思想源于19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而产生的凯恩斯革命，正如宏观经济学的故事开始于《通论》③（罗伯特·索洛，1986）。凯恩斯认为，大萧条是由于私人部门对前景的悲观预期，从而使得私人投资和消费锐减，导致经济崩溃，因而政府必须承担投资主体的角色，增加政府开支，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减少。萨缪尔森在阐述凯恩斯的这一思想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易于理解的模型，我们称之为“45度线模型”。后来的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充分关注货币市场的条件下，发展了45度线模型，提出著名的is—lm模型，这一模型为分析财政政策效力，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率机制的挤出效应它与45度线模型相比较得出的。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蒙代尔和弗莱明，在考虑国际资本流动的条件下，发展了is—lm模型，提出了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成为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效力的有力工具，汇率机制的挤出效应是这一模型的结论；另一方面，萨缪尔森将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整合进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中，新古典综合派的这一模型为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效力提供了理论解释。在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引入了预期变量，并提出了长期总供给曲线和自然失业率等概念，为财政政策的效力问题提供了短期的和长期的解释。
1. 45度线模型中的财政政策效力—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依据
为治理19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凯恩斯一改古典主义者关于财政预算平衡的思想，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预算平衡不仅不必要，甚至会加剧经济衰退，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治理衰退。萨缪尔森在阐述凯恩斯的赤字财政思想时，提出了一个简单并易于理解模型—45度线模型（如图1）。
在理论上，is—lm模型还提供了解决财政挤出的办法，那就是通过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以阻止财政扩张带来的利率上涨，从而减弱甚至消除挤出效应，这种货币政策被称之为“适应性”货币政策④，而这样做的危险是政府的“债务性融资”将变成“货币性融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预算赤字货币化”，这在那些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的国家是最容易发生的。关于政府预算赤字的一个更正式一点的分析，我们将在后面给出。
3.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财政政策效力—实际汇率机制的挤出效应
蒙代尔和弗莱明在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时，对is—lm模型进行了扩展，这就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它不仅能够揭示“蒙代尔三元悖论”（或称之为“蒙代尔三角定理”），还为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效力问题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如图3）。
模型表明，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效力截然不同。在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极具效力，比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所揭示的政策效力要高，而与45度线模型中所揭示的财政政策效力相同。这是因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条件下，独立的货币政策不可能达到，货币供应量已不再是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内生于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这一经济系统之中，因而当财政政策变量对其产生扰动时，内生的货币供应量作出适应性调整，从而使得国内的利率始终与国际利率保持一致而没有发生变化，消除了封闭条件下is—lm模型所揭示的挤出效应。
然而在浮动汇率制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存在完全的挤出效应，但是其发生作用的机制与封闭条件的挤出效应不同，虽然都是由于财政扩张所引起的利率上涨所导致。封闭条件下的挤出效应的作用机制是政府支出的增加挤占了稀缺的货币市场资金或者增加了资金的使用成本而挤出了私人投资和消费。而在开放经济条件，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资金对一国来说已不再是稀缺的，财政扩张而导致的高利率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促使了资本的大量流入而弥补了资金的不足，但是却导致了本币升值，从而使得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同时外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上升，因而外国商品“挤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和国内市场，因而积极的财政策导致了汇率机制的挤出效应⑤。
因此，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下，会迫使货币供应量内生适应性变动，从而减弱甚至消除财政挤出；但在浮动汇率制下积极的财政扩张由于降低了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得国外商品挤占了本国商品的国际、国内市场，因而产生挤出效应，甚至发生完全的财政挤出。⑥
但是这里的挤出效应与前面论述的完全不同，前面论述的无论是封闭条件下的is—lm模型，还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挤出效应的发生是由于经济的总需求方面的原因，而这里挤出效应发生的机制是由于经济中的总供给限制，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提高了经济中的工资物价水平，因而增加了厂商的要素市场上的劳动力成本，从而挤出了部分劳动力的就业。
因此，在总需求—总供给分析框架表明，积极的财政扩张不仅产生短期的利率上升而导致的私人投资下降的挤出效应，而且产生由于工资物价上涨而导致的就业下降而导致的产量下降的挤出效应。
5. 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的财政政策效力
前面所论述的一般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框架，只能用于分析积极财政策的静态效力问题，也就是就某一个时期对财政政策效力进行分析，然而，在现实中经济的运行是连续的长期的，因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只静态短期的分析财政政策效力肯定是不够的。幸运的是宏观经济学家发展了一些经济模型，从而为分析长期的财政政策效力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19世纪70年代的“滞胀”，说明了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的总供给曲线在实际中遇到了麻烦，因而据其而提出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可能奏效。因此在理论上，必须对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的总供给曲线加以修正。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德·费尔普斯通过在总供给曲线中引入“预期” 变量和“自然失业率”概念之后，修正了菲利普斯曲线。之所以称之为修正，是因为弗里德曼认为，在短期内，菲利浦斯曲线所反映的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是成立的，而在长期内，产出是独立于通货膨胀率的，因而建立在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的
三、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性与可持续性—政策使用者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性
判断扰动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并不政策制定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唯一困难，实际上，该图还说明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更大的困难，那就是政策实施的时机和力度。同样由于时滞的存在，政府虽然准确的判断了经济走势，但是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不能够准确的确定实施政策时间和停止实施政策的时间，而且即使当局掌握了准确的起止时间，但对于政策实施的力度似乎更难把握，结果正于图6所表明的那样，稳定的财政政策反而使得经济更加不稳定。这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对财政政策的效力问题进行了分析，也就是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但是由政府并不能够准确的判断扰动的性质，更难以准确把握政策实施的时机和力度，使得所实施的稳定性财政政策反而使经济更加波动，从而与政策制定者的初衷相悖。
（二）、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性
一国政府持续的实施积极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将会形成大量的政府财政赤字，这就涉及到政府如何为赤字进行融资的问题。一般来说政府为赤字进行融资有两种途径：其一是向公众举债，这又被称之为债务性融资；其二是向中央银行借款，这又被称之为货币性融资，或者通货膨胀性融资。我们可以采用政府的预算约束方程来作具体的说明，
小结：以上我们分别从财政政策的执行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执行时机和实施力度以及执行的可持续性（政策使用者的问题）两大方面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力进行分析。据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全面考察财政政策的效力要从三个方面并分三个层次，否则将是不全面的。
首先，从财政政策的本身的问题来看，财政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存在于自动稳定器中，对于那些不谨慎的扩张总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最好应该受到限制，这从三个层次的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个层次，从is—lm模型来进行分析，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配合以适应性的货币政策（正如我国所称之为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让货币供应量适当的扩张，以保持利率不变，从而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不存在财政挤出问题，就是有效的。但这实际上是财政政策的短期效果。因为is—lm模型暗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假设就是价格不变，因此评价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应该进入第二层次，那就是从长期来看，这种扩张总需求的积极财政政策将会推动物价的上涨，如果配以适应性的货币政策，那么这种推动作用的速度和程度将会更快更大。因此从长期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会从两个方面大打折扣，第一，财政扩张所导致的工资物价上涨会产生供给限制的挤出效应；第二个负面影响时政策制定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产生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导致经济过热。当我们的分析进一步深入到第三层次，把第二层次的长期静态分析动态化，得出的结论是试图稳定经济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静态看确实能够使产出增加，但是从动态的角度看稳定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反而使经济更加波动，它不仅使经济出现物价和产出的同时增长的情况，还可能导致经济出现物价上升和产出下降的所谓“滞胀”。
其次从实施财政政策的使用者来分析，对经济走势的正确判断、政策实施时机把握和实施力度掌握，是政策使用者实现其良好愿望的前提。但是由于时滞的原因，政府要具备这些前提，时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人们怀疑是否值得为稳定经济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如果政府判断失误（实际上政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此），那么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从而使得稳定的政策带来非常不如人意的不稳定的结果。
第三方面是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来分析。政府持续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然积累财政赤字，当政府发行公债为其赤字进行债务性融资时，就涉及到债务融资的持续性问题。在这里债务—产出比率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我们的结论是除非经济的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否则债务—产出比率将不断的增大，导致债务的不断积累，最终使得积极的财政政策变得不可维持，政府不得不放弃债务性融资转向通货膨胀融资。因此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来看产出增长率与实际利率是一个重要的约束。
四、美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一个基于长期视角的分析
虽然凯恩斯主义积极财政政策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但在美国真正将其付诸政策实践是在60年代初的肯尼迪政府时期，这种方法被称为“新经济学” 。当时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者赫勒认为，政府必须实行以3.5%的经济增长率和4%以下的失业率为目标的长期性赤字政策。赫勒的这一思想被运用于政策实践中，并且这成为20世纪60年代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其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通过减少税收和扩大政府开支。从1961年2月到1969年12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106个月，1969年美国的失业率仅为3.5%，这一时期被誉为“美国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被认为是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成功典范。但是如果将分析问题的视角从短期转换到长期，我们得到了近乎相反的结论。为此，在这里首先列出美国从1952年到1992年的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指标数据（如表1）。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宏观经济在经历了60年代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之后，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在1972—1982年间的年通货膨胀率达到8.7%，同时失业率却升高至7.0%，经济的增长率下降至2.2%，这就是所谓的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存的“滞胀”。而通货膨胀在1982年以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降至年均3.8%，然而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仍处于低水平—2.7%。
因此，如果我们从长期（10年甚至20年）的角度来考察美国60年代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将发现其政策效果并不像其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甚至结论可能相反。他虽然带来了60年代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还应该为70年代的滞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如我们在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所分析的，总需求、总供给曲线对财政扰动的作出调整的过程中，经济要经受“滞胀之苦”），以及后来各届政府为治理滞胀所付出的代价，如80年代的里根政府采用了供给学派的主张，成功的治理了滞胀中的“胀”，但是这是以一个较高的牺牲比率换来的，失业率仍然居于较高的水平，并直接导致了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经济衰退（1990和1991年经济连续出现0.3%的负增长），而日益累积的巨额财政赤字更是成为各届政府的棘手问题。因此，70年代美国经济运行中的滞胀是经济对60年代财政扰动做出的调整。由于美国政府在60年代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扩张，使得总需求曲线被推到较高的位置后开始向下移动，而总供给曲线由于价格粘性而缓慢的向上移动，因而60年代虽然价格有所上涨而通胀率只有较温和3.3%，当总需求曲线继续向下移动而总供给曲线继续向上移动时 ，滞胀就出现了（如图5）。
虽然人们对60年代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还存在争论，但是人们对60年代的积极财政政策有一个共识性就是：70年代的“滞胀”为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革命提供环境，并由此产生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立，这正如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
五、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践：1988—2003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经调控，货币政策始终居于次要地位，这与我国的中央银行长期缺乏独立性，并且货币政策与财政相比具有较长的外部时滞有关。本文分析1988—2003这段时期我国的财政政策实践，根据我国经济的运行情况，我们将这段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如图7所示。由于特定的制度等原因，关于我国的失业率的统计数据人们还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因而也无法估计我国的“自然失业率”。但是在我国的理论界有关于我国经济的“适度增长区间”或“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根据经验，我国的适度增长区间为8%—10%，据此本文取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并以次来判断我国的经济形势是扩张还是紧缩，如果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9%）的差额在（-1，1）之间，我们就认为这样的增长率是合适的，如果这个差额小于-1，我们就认为经济处于紧缩状态，而差额大于1则认为经济处于扩张状态。
第一阶段，1988年至1993年，严厉的紧缩与扩张，经济“骤冷骤热”。为抑制1988年的通货膨胀，我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紧缩性（冻火鸡式）财政政策，虽然迅速降低了通货膨胀，然而却导致了经济在1989和1990年连续两年萎靡不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仅为4.1%和3.8%，也就是严厉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了我国经济由1988年通货膨胀迅速沦为1989和1990年的经济衰退，经济由骤热变为骤冷。接着为了治理衰退，政府又不得不放弃了严厉紧缩性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支出，以此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1992年，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苗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42.6%，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14.2%，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更是高达58.7%，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两年内分别上涨至13.2%和21.7%，致使1993年和1994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因而又由骤冷变为骤热。因此，在1988至1993年的财政政策实践中，由于实施的力度大，经济的波动幅度也大，波峰与波谷之间相差10%，同时由于时间短，因而这种经济波动称之为“骤冷骤热”。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的走势可以从图7中更为直观的看到。
第二阶段，1993年至1998年，适度从紧，经济“大起大落”，由通货膨胀沦为通货紧缩。为了抑制1993年的严重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中央决定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控制财政支出，压缩赤字规模，1994年实行了进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1995年，严重的通货膨胀得到抑制，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仍维持在10.5%的较高增长速度，1996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回落至6.1%，同时保持了9.6%的经济增长率，这就是人们所普遍认为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效果—经济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 。然而后来的宏观经济走势表明，这种所谓的“软着陆”实际上并不恰当，从图7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并没有“着陆”而是继续下降，一直到1999年的最低点7.1%。1997年，作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迅速下滑至8.8%，比1996年下降了6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水平从1997年10月开始出现绝对下降，到1998年7月，持续下降9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98年5月出现下降，工业品价格指数从1996年6月开始下降并持续到1998年7月，长达25个月之久。我国于1993年开始的持续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下并没有使经济在1996年“着陆”而是不断的使经济紧缩，1998年，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经形成了通货紧缩局面。
从普遍的观点来看，都把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的原因归结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性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然而我们本文认为这种因果关系并成立，我国虽然经历了近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我国还不是一个开放度很高的国家。首先，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仍不可自由兑换，因而是限制资本自由流动的，特别是对资本流出，因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并不存在资本的大规模抽逃；其次，虽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外需不振，出口锐减，从而确实降低了作为总需求一部分净出口，但是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投资和消费相比简直可以忽略不计（1992—1997年的平均贡献率仅为2.7%，如表2），因而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认为1997年后的通货紧缩实际上是延续了“软着陆”的下滑趋势，其根源就是1993年开始的持续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虽然在“度”上可能是“合适的”，但是在时机上由于政策时滞的原因，并没有适可而止，从而导致了经济的一路下滑，并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此，这次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那样，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而是应该对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负主要责任，而不能将原因归结为外部冲击的亚洲金融危机。所以从1992年的14.2%的经济增长率高峰到1999年7.1%低谷，波幅达7%，因而这种经济波动我们称之为“大起大落”，与第一阶段相比，周期变长了，因而比第一阶段缓和了许多（如图7）。
第三阶段，1998年至200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践尚未结束，局部经济过热凸现。当人们还沉浸在1996年经济的 “软着陆”时，1993年开始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已经不再是“适度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从1996年6月开始就已经下降，1998年7月，我国已经形成通货紧缩的局面。因而财政政策不得不转变方向，由紧缩经济的“适度从紧”转向扩张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府预算调整方案，决定增发1000亿元国债，同时配套增发1000亿元贷款，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1999年，进一步加大力度，发行1100亿元国债，同时调整税收政策，降低部分税种的税率；2000年继续保持力度，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2001年，保持稳定性，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2002年，保持连贯性，继续发行国债，保持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截止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 。2000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在经历了1998和1999两年的负增长后，实现了小幅度增长，通货紧缩得到抑制。从1998到2002年，积极财政政策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9.1%，扭转了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低于潜在增长率运行的状况（如图7）。
然而这次积极财政政策实践尚未结束，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苗头，至少是局部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2002年的16.9%迅速膨胀至26.7%，由此，2003年12月，以下五类“企业间商品批发价格”猛烈上升（表3），而这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正在向中间商品和最终商品传递，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从物价总水平上看出这种变化。因此在我国持续实施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成功的遏制了通货紧缩，并使得经济在2003年终于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然而局部经济过热形成，通货膨胀极有可能再度发生。
从一个较长期的角度来看，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突出出来。持续6年的财政扩张使我国的财政赤字迅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4.28%，19.25%，2002年我国赤字比率首次突破gdp3%的国际警戒线。另一方面，我国的内债余额不断飚升，政府债务负担率不断上升，虽然据官方统计的数字，1998年、1999年、2001年我国国债负担率分别为10.7％、13.3和16.3％，2002年为18.4％，远远低于60%的警戒线，然而这只是显性债务。我国实际上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债务，如欠发工资、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养老保险欠账等等。据世界银行的估计，我国所有的政府债务的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 。快速增长的赤字和债务余额，除了加大了我国财政风险外，还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尤其是我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辅之以适应性的货币政策（即通常所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从我们所考察的三个阶段来看，我国在实施财政政策的实践中，由于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问题，导致经济起伏波动，幅度甚至很大，如在第一阶段，经济从1988年的11.3%急剧下降至远低于潜在水平的3.8%；第二阶段从14.2%下降至低于潜在增长率的7.1%。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政策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中，始终无法退出。由于在经济紧缩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没有停止，经济过热就出现，因而政府不得不立即转换政策方向，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这又导致经济陷入衰退，如是循环开始，因而财政政策始终无法退出。
六、令人不愉快的结论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存在挤出效应，如is—lm模型所揭示的利率机制的挤出效应（如图2），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所揭示的汇率机制的挤出效应（如图3）；在中期，财政政策还存在供给限制的挤出效应，如总需求—总供给模型所揭示的（如图4）；而在长期，财政政策不仅存在完全的挤出效应，如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所揭示的（如图5a和图5b），而且经济对财政扰动做出调整的过程中，还要遭受滞胀之苦，这正如我们从长期的角度考察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财政政策实践所验证的那样。而关于财政政策效力无可争议的结论的是，财政政策效力仅存在与财政自动稳定器中，包括税收自动稳定器和转移支付自动稳定器，它能够在经济的扩张期自动降低总需求而在紧缩期自动扩张总需求，从而缓和经济波动。
第二，从财政政策使用者的角度看，制定和实施财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前提是基于其对经济走势的正确判断和预测，从而恰当的把握实施的力度和实施（和停止）的时机。然而由于时滞，准确判断和预测经济走势并不容易，甚至不可能。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即使政策的使用有着非常良好的熨平波动的愿望，其结果只能是使得经济更加波动而不是缓和经济波动（如图6）。
第三，从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看，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短期政策，如果长期运用，不仅无效而更重要的是导致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因此财政政策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和何时“积极退出”同样非常重要，而在我国的政策的实践中，财政政策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退出相当困难。
第四，通过从长期角度对成熟市场经济如美国20世纪60年代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持续长期的财政扩张，导致了70年代的“滞胀”，并使得以后多届政府为治理“滞胀”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应该成为我国1998年以来持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经验教训，尽管对2004年经济形势的判断只是“局部过热”，然实践尚未结束。
第五，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不但没有熨平经济波动，反而使经济“骤冷骤热，大起大落”，如1988年的反通胀，“反出”1989和1990年的经济衰退；1993的反通胀，“反出”1998年的通货紧缩，而1998年的反通胀，“反出”2004年的局部经济过热（如图7），财政政策不得不急剧转向而始终无法“安全平稳”退出，而货币政策由于较长的外部时滞和央行的独立性问题等原因，始终处于配合财政政策的从属辅助地位。
注释：
①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②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③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④虽然每个学习过《宏观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这一模型，但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也为了论述的完整性，这里还是将这一模型作简单阐述。
⑤实际上，这种适应性货币政策在我国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那就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⑥另一方面，从一个长期的角度看，财政扩张所导致的总需求扩张会提高总的物价水平，这将进一步促使本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放大财政扩张挤出净出口的效应。
⑦在资本不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将会有一些修正和扩展，但是论述起来比较复杂，虽然如此，但对我们结论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具体的推导可参见多恩布什和费希尔著的《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404—409。
厂商计划进行投资时决策，注重的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利用费雪方程式，可以将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联系起来，具体的推导可以参照多恩布什和费希尔著的《宏观经济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428。
至于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而政策制定者还要实施财政扩张，我想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关于自然失业率的估算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或者说自然失业率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和不同的国度里可能相差很大；第二，掌握着制定经济政策权利的政府本身有扩张的倾向，特别是在那些民主国家的大选时期。
虽然政府可能持续的实施财政扩张，但是这种扩张总是有限的，并不能长期化，因而总是要停止的。
一个精明能干的政府可能实施一个非常恰当的财政扩张，而使得总需求曲线正好移动至稳态均衡点e，但是这样非常适当的政策似乎并不存在。
“新经济学”的新意不是构成那时的标准宏观经济学分析，而是这种分析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运行中积极的应用。
在这一过程中，总需求曲线移动的动力源于物价的上涨而导致的实际货币余额的变化，而总供给曲线调整的动力源于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和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这可以从动总需求总供给方程中推导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政策10年回顾—从“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到积极财政政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4,(2f—2),p5.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政策10年回顾—从“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到积极财政政策[j].经济研究参考,2004,(2f—2),p8—11.
郭文轩.积极财政政策执行效果及隐忧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3, (4),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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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理论与政策篇2
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时间：2000年07月25日种种迹象表明，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时代后，正逐步迈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是按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知识包括所有的人类发明与发现，主要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行为科学。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和信息是经济的基础，强调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突出作用，强调人力资本与学习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知识经济的逐步形成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与增长的必然结果，它呼唤一定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其相适应并提供政策导向，迄今为止较全面地解释知识经济形成及其要素的经济理论是所谓“内生增长理论”（thetheoryofendogenuousGrowth）或“新增长理论”。初始于八十年代中期、成型于九十年代初的这一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也就是说，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在职学习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发展、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出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为正的结论。相比较而言．现代新古典增长理论虽也看到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只把它们视为外生因素，所以后者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
就知识经济社会中财政政策含义而言，内生与外生增长理论之间存在着分歧。虽然绝大多数财政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财政政策会影响经济增长（如扭曲性税收的负效应，累进税对储蓄倾向的不利影响以及增税动员额外资源以提高公共投资水平等等）。但外生增长论却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完全是由经济体系之外的外生因素决定的，因此无论采取什么政策，长期增长都不变，换言之，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充其量只有短期效应，而不能影响长期增长；而内生增长论则认为，一国的长期增长是由一系列内生变量决定的，这些内生变量对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是敏感的，并受其影响。如果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决定的，则关键在于经济行为主体（特别是政府）如何能够影响增长率的大小。“因此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内生增长论的政策观点符合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为财政政策在知识经济中的适用一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内生增长理论的财政政策含义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方面一国的财政制度要不断调整以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必须努力促进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具体说来，按照内生增长的因素，我们至少可以概括出促进知识经济发展与增长的三大财政政策措施：第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第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措施，政府直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投资基础设施。第三，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的政策措施，或者政府直接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或者提供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发展的投资。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3
关键词：公共财政，减贫，财政职能
从绝对的生存贫困到相对的发展贫困，“贫困”这一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难题始终“固执”地发挥着它的威力。世界银行2000—2001年度报告对贫困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的机会，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没有发言权和恐惧”，据此可以确立三个层次的减贫目标，一是要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二是要为贫困人口创造基本的生活、生产条件；三是要培养和增强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独立发展的能力。上述目标与政府职能存在交集，所以多数国家的减贫工作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不仅如此，各国政府减贫主导力量的核心又都统一指向公共财政，我国长期实行的便是以财政减贫为主的政府主导型减贫模式。其主要原因在于，同其他宏观减贫手段相比，公共财政的减贫能力最强，可发挥作用的工具最多，而其他减贫手段均不能够独立运用，必须在公共财政的辅助下才能产生效果，所以，减轻和消除贫困是公共财政的职能所在。
一、减贫目标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及理论依据
研究公共财政减贫，首先应该确定在减贫目标约束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判断减贫是否处于公共财政职能范围内，在此前提下，还应为公共财政减贫寻求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
贫困主要涉及的是公平问题，但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追求的是效率目标，对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人们创造效率的能力差异并不包容，这必然会造成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此外，贫困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破坏正常的市场运行，降低经济发展效率，甚至会引发社会动荡、威胁政权稳定，致使效率也无从实现。由此可见，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从效率的角度，都表明减贫的内在应力客观存在。在减贫问题上，市场解决不好，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么政府便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具体来说，政府在短期内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给贫困者以物质上的救济，满足其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在长期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为贫困者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保障以及相应的政策倾斜，一方面满足贫困者的基本发展需要，提高其在市场经济中创造效率和参与竞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强政府减贫的可持续性，实现贫困者真正的脱贫。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因政府资源有限，政府独立解决贫困问题是有难度的。因此，在减贫方面，首先应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并主要通过公共财政履行减贫职能；其次应引导市场主体和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调配合，从而提高减贫的质量和效率。
(二)公共财政减贫的理论依据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缓解贫困应从促进经济增长入手，公共财政减贫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加大投资以促进资本形成，限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实行政府主导的土地、收入分配、教育等制度改革，发挥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带动效应等。较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罗格纳.纳克斯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哈维.莱宾斯坦提出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法则”、刘易斯建立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等等。
福利经济学家则认为，为了缓解贫困，公共财政应以寻求“最大化的社会福利”为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源配置以提高效率，进行收入分配以实现公平，进行集体选择以增进社会福利。庇古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大。当然，“国民收入分配均等化”的观点会使效率受到损失，并不可取，它的意义在于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后者则是缓解贫困的有效手段。罗尔斯认为，旨在实现收入分配平等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他强调的收入分配平等并不是完全的平等，而是允许存在一定程度的有助于提高人们工作积极性的不平等，从而提高社会帮助穷人的能力。阿马蒂亚.森认为扶贫的目标不应该是仅仅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而是要提高他们创造收入的能力，政府应更多地关注人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条件，包括让更多的人拥有食品、住房、接受基础教育和医疗保健等，为此政府应当实行多种再分配政策，包括对失业者给予补助，对贫困线下的公民进行救助，提高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措施来培养和提高个人的能力并最终解决贫困问题。
上述两种理论对我国的具体实践都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我国公共财政减贫重点依靠经济发展来实现，主要方式是加大资本性投资；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公共财政减贫的重点正逐渐转向教育、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方面。这也从反贫困的角度印证了20世纪60年代穆斯格雷夫提出的公共支出增长的发展模型。
二、公共财政的减贫职能分析
根据穆斯格雷夫对于财政职能的经典界定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以确定我国公共财政应发挥三项基本职能，即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根据减贫目标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位及理论依据，可以确定我国公共财政职能应体现减贫取向并具有减贫的职能优势，从而保证减贫目标的实现。
(一)公共财政职能的减贫取向。
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资源配置的结果是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地区，形成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马太效应”，这便需要公共财政出面解决随之而来的贫困问题。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最主要的体现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公共财政提供如下五类公共产品和服务，使得公共财政资源配置职能具有较强的减贫取向：其一，在贫困地区推动公路、桥梁、电讯、水利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二，在贫困地区实施农田建设、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等方面的自然生态和环境保护；其三，在贫困地区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包括建设中小学校普及义务教育，举办各种培训班推广和普及农村科学技术等等；其四，在贫困地区投资兴建福利性企业；其五，在贫困地区开展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济、救灾抚恤等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社会公益性事业。
收入分配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具有收入分配功能，其中市场侧重于初次分配，政府侧重于再分配。公共财政通过建立包括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直接补贴在内的均衡收入分配机制，对因资源禀赋、能力差异等客观因素形成的贫困群体予以扶助，使他们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由于公共财政通过如下措施来行使其收入分配职能，使得该项职能具有较强的减贫取向：一是实施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者适用较高的税率，同时，进行转移支付，对低收入者实施救助，这样在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实现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目标；二是提供公共服务并力求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一方面满足贫困者在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需求，缩小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另一方面从根本上对新增贫困起到预防和抑制作用；三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定和实施针对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计划，向其提供初等教育和初级医疗保健及养老服务，从而提高贫困者人力资本的价值和劳动生产率，同时提高贫困者生活水平以达到社会最低生活标准并满足其基本的发展需求。
经济稳定与发展方面。公共财政履行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目标是保障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等各项要素的整体发展，这一目标具有较强的减贫取向。首先，经济发展目标和减贫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经济稳定发展，才能最终减轻并消除贫困，只有减轻和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经济发展目标要求在物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全体社会成员公平发展，不能以贫困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其次，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公共财政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首要任务，强调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使每个社会成员摆脱贫困并进一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来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第三，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目标重在关注各方发展的可持续性，公共财政在首先保障贫困者生存需要的前提下，重视环境治理、能源节约和生态保护问题，力求满足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把握住彻底摆脱贫困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公共财政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大力保障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充分体现了公共财政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的减贫取向。
(二)公共财政减贫的职能优势
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灵活性和直接性等特点共同构成了公共财政在减轻和消除贫困方面的职能优势。
首先，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公共财政活动的基本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决定了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性。社会公共需要是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全体居民共同利益的体现，由公共财政通过公共收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中减贫、扶贫工程位于公共服务之列，为防止“搭便车”等非效率问题出现，公共产品及服务只能由公共财政提供。公共性是公共财政的标志性特征，体现着公共财政减贫的职能优势，因为公共性意味着社会所有成员的公共需要都被纳入公共财政的目标，公共收入源自所有法人实体、社会组织和城乡居民，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公共安全、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社会事业等涵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领域。在此基础上，公共性还意味着公共财政更加关注贫困者，因为公共收入的取得要遵循量能缴纳的原则，无纳税能力的贫困者不必纳税；公共支出要为贫困者提供生活保障，但仅限于满足其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要及公共需要，可见，公共财政减贫在充分体现公平的基础上并不损失效率。
其次，公共财政具有灵活性。公共财政是由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预算、公共财政政策和公共财政体制等部分构成的有机体系，其职能范围广、可选择的手段多，在减贫方面具有灵活性。第一，公共收入具有灵活性，其税收收入、债务收入以及国有资产收益、政府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分别通过公共权力、公共产权、公共信用等多种途径筹集，是公共财政履行减贫职能的物质基础。第二，公共支出具有灵活性，其转移性支出是公共财政履行减贫职能的载体，履行财政减贫职能的全部支出都包括在内，转移性支出既可以采取直接的支出方式，也可以采取间接的支出方式。第三，公共预算作为公共收支的年度计划，是对所有的公共支出项目与公共收入项目的通盘考虑，具有计划性、透明性、全面性、法律权威性、政治程序性等特点，为灵活的公共财政赋予了一定的约束力，这正是公共财政有效提供减贫公共服务、切实履行减贫职能的有力保障。第四，公共财政政策具有灵活性，它是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通过实施税收、财政支出、公债、预算等政策措施来达到发展、稳定、公平、效率等目标，公共财政减贫职能是通过综合性的财政减贫政策具体实施的，它包括长期财政减贫战略和短期财政减贫策略，且政策目标及实施方式、手段可随着减贫任务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第五，公共财政体制是对各级政府财权财力划分的法律规范和基本制度，科学地划分中央财政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减贫方面的财权财力，是公共财政有效履行减贫职能的重要条件。可见，公共财政减贫职能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得以发挥，并能适应减贫任务的阶段性发展变化，在减贫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最后，公共财政具有直接性。除了公共财政减贫政策以外，政府履行减贫职能可以通过多种手段实现，例如农业政策、价格政策、信贷政策、土地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但是只有综合性的公共财政减贫政策具有直接性，而其他手段的减贫作用均是间接的，需公共财政的协调配合才能真正发挥减贫作用。公共财政政策具有如下特征：主要作用于分配领域，倾向于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的有效需求，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的减贫效果是直接的。公共财政减贫政策可以通过救济支出、补贴、投资、税收等直接或间接手段来具体实施，其中直接手段直接面向贫困者个人，能够加强减贫力度并加快减贫进度。相比之下，其他政府减贫手段则不具有这些优势，例如，农业政策是通过扶植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来实现减贫的，农业政策的实施必然要借助补贴、税费减免等财政手段实现；价格政策是通过农产品价格保护，进而保证农民收入水平来实现减贫的，价格政策一般与粮食企业亏损补贴配套使用，而后者属于公共财政调节范畴；信贷政策是通过信贷部门对贫困者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其恢复生产来实现减贫的，一般需要财政出面进行贷款担保，贷款才能顺利发放。
可见，公共财政在减贫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全面的、直接的、灵活的，公共财政内在的特征决定了其具有并能够充分发挥减贫的职能优势，这对于减贫任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三、公共财政减贫的实践经验
世界各国的发展史表明，各国都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贫困困扰，但因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的背景不同，各国贫困问题有着不同的特征，所以采取的财政减贫措施也存在着差异。然而，恰恰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我国才更能够从中汲取较为丰富的减贫经验，提高减贫任务的工作效率和成功几率。
(一)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经验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温饱、土地、产业结构、科技、资金等相关贫困问题与中国的情况较为接近，其经验更值得中国借鉴，因此我们首先介绍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经验。
印度的财政减贫历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实施“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以推行“绿色革命”为主要内容，公共财政支持了“农业精耕县计划”、“农业精耕地区计划”和土地改革，重点解决粮食问题和农村贫困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实施“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稳定增长、消灭贫困、满足最低需要的口号，公共财政支持了“以工代赈”计划、“农村综合发展”计划、“青年职业培训”计划等多种计划来帮助和促进贫困地区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财政减贫成效也较为显著，其减贫政策的宗旨是在发展中使穷人受益。公共财政大力支持国家发展计划，在农业、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有效地减轻了该国的贫困问题。同时，公共财政积极配合以农村小额信贷为核心内容的信贷扶贫模式，为自耕农占据优势的印度尼西亚广大农民提供了及时、便利的信贷服务，推动了该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降低了贫困发生率。
小额信贷扶贫影响力最大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其以强调小额信贷项目的社会功能著称，切实帮助贫困者解决基本生存问题和增强贫困者的持续发展能力。孟加拉乡村银行注重利用市场经济手段，引导贫困者参与并对其进行有效激励，为大规模的贫困者提供了信贷服务，承担着该国重要的扶贫任务，其小额信贷项目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补贴和国际援助。
20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等国家实施了相同的财政减贫政策，即“发展极措施”，其中以巴西的做法最具代表性。具体包括：国家直接投资于贫困落后地区，建立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设立“地区性开发特别协调部”作为专门管理机构，从事制定区域开发计划、安排项目和投资、开发集中连片的落后地区等工作，分期分批地解决落后地区开发问题；将全国税收的30%作为“全国一体化”基金，专项用于“发展极”计划对落后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并组建开发银行对该项特别基金进行管理；政府规定向落后地区投资的私人，一律减免所得税的50%，并鼓励将减免的部分继续用于这些地区的投资或公益事业；实行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当市场价格高于这个价格时，农民可以自由向市场出售，而当市场价格低于这个价格时，农民可以将产品卖给国家，或作为抵押来取得低息贷款，从而保护了农民的基本利益。“发展极计划”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巴西贫困现象明显减轻，但财政也为负担该计划所需的巨额资金而压力巨大。
(二)发达国家的减贫经验
“社会保障方案”和地区发展政策是西方发达国家解决本国贫困问题的主要措施，此外还包括价格政策、就业培训、发展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等措施，这些措施均需借助公共财政的力量实施。
社会保障方案是一种从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的角度缓解贫困状况的措施，实质是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其理论基础源自西方学者提出的“福利国家”思想。社会保障方案一般包括实行养老、疾病、失业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以及为贫困者直接提供基本的营养、卫生、教育保障和其他生活补助，以满足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者等主要贫困者的基本需求，改善他们的贫困状况。该方案须借助财政手段来实行，主要通过累进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缩小人们实际收入差距，缓解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贫困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小，适合实行普遍的福利制度，因此社会保障方案已经成为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主要减贫措施。在美国，公共福利支出是州和地方政府的第二大财政支出，仅次于教育支出；在英国，社会保障及福利支出是地方政府的第三大财政支出，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丹麦，中央和地方财政都是典型的福利财政，地方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列第一位，占总支出的1／2以上，且呈逐渐增长的趋势。
地区发展政策是以空间分布为基础的一项减贫战略，其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力度来发展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增强贫困地区的发展潜力；对贫困地区进行政策倾斜来鼓励和刺激其经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地区发展政策的实施，其经验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科学的区域政策，改善中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状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例如，美国曾进行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行动，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地区发展政策，包括减税、免税、退税等优惠税收政策以及信贷政策和相关补贴政策，改善了西部地区的贫困状况，并在减少和消除贫困的基础上实现了地区间的平衡，进一步促进了美国整体经济发展。再如，德国曾进行大规模的东部开发行动，实施了两项重要的地区发展政策，其一是发达的西部地区对贫困的东部地区进行大量财政援助，主要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和减少失业等方面；其二是加大东部贫困地区的科技服务投入和为其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优惠贷款，促进人力物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地区发展政策有力地刺激了德国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增加了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缓解了贫富差距。
(三)我国财政减贫案例分析
贵州省纳雍县和广东省阳山县都曾是部级贫困县，均坐落于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较差的山区，贫困程度较高，通过一系列较大力度的扶贫工作，对二者的减贫成效较为显著。由于两县减贫模式较为典型和相似，选取它们进行案例分析，能够基本反映出公共财政为促进减贫所做的基本工作。
贵州省纳雍县2000年以前一直是主要依靠财政补贴的部级贫困县。近年来，该县瞄准贫困乡村和贫困人口，通过政府扶贫、开发扶贫、技术扶贫、整村推进、借智借财、定点帮扶和对口帮扶等模式实现减贫，扶贫开发工作成绩显著。财政是纳雍县实现减贫的核心力量，该县创新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机制，通过建立农业发展风险基金、为农民提供贷款贴息和担保等方式，增加农业融资渠道，使农民获得足够的生产资金，并对贫困程度不同的农户采取不同的扶贫方式，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据调查，纳雍县财政扶贫资金的80%主要用于种养殖业，其余的20%与部门捆绑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建设。在重视财政投入的同时，该县还注意加强对财政扶贫资金的项目管理，精心组织项目实施，其中包括：财政扶贫资金项目申报管理，规定申报项目必须是扶贫开发重点村，并从规划的项目库中征求村民意见选择申报；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实施管理，项目审批后各实施单位拟定实施方案，并与县扶贫办签订资金管理协议，然后下拨30%的启动资金开始启动；实行财政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制，将资金数量、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建设单位、开工时间、竣工时间等情况进行公示，涉及贫困农户种养殖业和住房改造等项目的，将贫困户名单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加强扶贫开发统计监测工作，各乡镇扶贫工作站采取了月报、季报、年报制度，全面、准确、动态、系统地反映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扶贫开发情况，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监测和考核指标体系；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项目实施结束后，经验收组验收，到县扶贫办审核，再到县会计核算中心报账；实行项目后续管理制度，保证项目管理的延续性。此外，该县财政还支持产业开发扶贫、整村推进扶贫、借脑借智工程、社会事业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等扶贫措施的落实。
广东省阳山县曾被列为全国重点扶贫县和广东省特困县，按照“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完善机制、整合资源、综合推进”的思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通过实施一系列有效的减贫措施，已于1998年实现整体脱贫。阳山县财政减贫的主要特点在于支持“十项民心工程”，着力改善贫困村和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增加贫困群体收入。具体包括：对生活在石灰岩边远山区的群众进行移民安置，并保障迁移群众异地发展经济致富，支持安居工程；投资建立县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基地，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支持扩大与促进就业工程；通过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扶持发展农村种养业及农村专业协会、加快农网改造和生态公益林建设等支持农民减负增收工程；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开展职业教育，免费培训农村劳动人才，引进对口帮扶和社会帮扶资金，支持教育扶贫工程；发放低保金、救助金、供养费，使医疗救济特困户、低保救济对象、“五保”供养对象和残疾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支持济困助残工程；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确保食品药品安全，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支持全民安康工程；加大对工业污染源的治理力度，投资兴建垃圾压缩泵站和污水处理厂，支持治污保洁工程；投资修建蓄水池和供水设施，支持农村饮水工程；投资建设县城防洪排涝体系工程、大小型水库加固工程，支持城乡防灾减灾工程；支持外来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工程。通过财政支持“十项民心工程”，阳山县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得到改善，农业生产布局得到调整，农业资源得到优化，农村劳动力素质得到提高，农民收入得到大幅增加，这为全县整体脱贫提供了必要条件。
四、我国公共财政减贫的政策思路
国内外长期的反贫困经验证明减贫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贫困成因复杂、贫困程度不一，单从一两个方面实施减贫措施难以实现长期减贫目标，因而需要从多个角度、多个层次进行通盘考虑。通过前文对公共财政减贫职能的阐释及对公共财政减贫的理论和实践的探讨，以公共财政为核心、立足于贫困群体和宏观调控实际需要的减贫政策思路逐渐清晰。
(一)根据致贫原因选择减贫方式，做到区别对待。贫困是由多种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我国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差异较大，各地致贫原因多有不同，综合起来主要包括：生存环境恶劣，生活方式落后；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且综合素质普遍较低；资金、技术、人才短缺；因病、因残及因子女教育致贫等。由于致贫原因不同，我国贫困人口所面临的贫困性质不同，对减贫措施和力度的需求也不同，公共财政应该根据致贫原因，安排不同的支出，对减贫相关工作给予分类支持。具体来说，对于生存条件恶劣、资源贫瘠的贫困地区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转移搬迁、异地安置；对于资源禀赋较好的贫困地区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开发式减贫；对于缺乏劳动和生活能力的贫困者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救济式减贫；对于因灾致贫或返贫的贫困者宜安排相应支出支持扶植式减贫等等。在确定减贫方式后还应根据贫困者的贫困程度来确定具体的措施和力度，以此来提高财政减贫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根据贫困对象确定瞄准方式，做到点面结合。我国的贫困对象分为不同的层次，包括贫困县、贫困村、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长期以来，中国的减贫政策采取的是区域瞄准方式，即绝大部分扶贫项目和扶贫投资主要瞄准贫困地区(以贫困县为主)，通过各类区域发展项目改善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从而使贫困人口受益，实现减贫的目的。我国中西部有21个省区市的592个县(旗、市)被确定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减贫成效显著。然而，区域瞄准方式只适合于贫困人口规模较大且高度集中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具有准确、有效、节约成本等优点。但是，随着减贫效果的逐渐显现，贫困人口的分布开始分散，有些贫困地区除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居民外已经实现了整体脱贫，前提条件发生改变，区域瞄准方式的优点也就无从体现。对此，我国应该下移瞄准对象、缩小瞄准范围，以提高瞄准的准确性，同时防止财政扶贫资金的浪费。目前，我国将瞄准方向逐渐转向乡村，已有14.8万个贫困村被纳入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调整瞄准范围，一是将瞄准对象全面从县确定到村；二是将非贫困县的贫困村纳入整村推进扶贫规划；三是针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进行重点扶助，直接向特困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满足其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
(三)根据贫困对象的发展能力，做到以“输血”促“造血”。“输血式”扶贫也称“救济式”扶贫，是我国传统的减贫模式，通过政府发放资金和实物，来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温饱问题，也即生活救济。这种减贫模式较适于特困群体，可以在短期内使其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迅速缓解贫困。但这种减贫模式的缺点也较突出，一是只能起到短期缓解贫困的作用，而不能彻底地摆脱贫困，二是贫困人口对救济的被动接受容易产生依赖心理，妨碍其自身发展能力的激发和调动，也会增大财政的压力。因此，应尽早告别单一的“输血式”扶贫，在通过“输血”使贫困群体摆脱“特困”束缚后，根据其自身发展能力，从机制和组织体系等方面积极培养其“造血”功能，从根本上解放贫困对象的生产力，实现长期脱贫和遏制返贫。具体来说，财政应一方面通过单纯发放资金和实物对特困人群实行救济，一方面根据非特困的贫困群体的具体情况，通过投资相应的扶贫项目、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加强市场竞争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方面应力求形式多样化，因为随着减贫难度和成本的不断提高，政府难以独立完成减贫任务，需要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具体可发展对口帮扶、联系帮扶、定点帮扶、股份合作、“公司十农户”、“大户+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形式的社会扶贫，并吸引中介组织积极参与扶贫工作。同时，还应引导贫困对象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创新与自身能力及特点相适应的减贫模式，在“输血”与“造血”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脱贫。
(四)根据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推广“参与式”扶贫模式。尽管建立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但是政府部门在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的减贫措施与贫困群体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偏差仍然是难以避免的，从而影响到减贫效果。对于这一问题的较好解决方式是推广“参与式”扶贫模式，因为该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让贫困者直接参与到减贫项目的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整个过程，使财政减贫与贫困群体的经济社会环境、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经验、接受援助的能力联系起来，有助于援助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减贫的整体价值和财政资源的利用效率。推广“参与式”扶贫模式需要立足于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给予贫困群体一定的发言权、分析权和决策权，同时，财政等援助方应该提供必要的资金、实物以及适当的组织、培训和技术服务，最终既可有效缓解贫困，又可强化贫困群体的资金管理能力、适应市场能力、协调组织能力，还可以激发贫困群体的主体意识及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实现“多赢”的目的。
(五)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完善财政减贫制度及政策。财政减贫的直接目的是使贫困者减轻或摆脱贫困状况，但财政减贫除了具有社会功能外也兼顾效率，其效率取向决定了财政减贫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财政减贫可以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防止贫困群体不计环境成本的过度开垦和生产，进而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尤其是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是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便对财政减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承担减轻贫困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应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与稳定。因此，完善财政减贫制度及政策不但是反贫困所必需的，也是宏观调控所需要的。当前，首先应建立健全适合于城市和农村具体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及面向特殊贫困者的财政救助体系，保障贫困群体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其次，应完善土地、户籍等相关制度和机制，支持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再次，应建立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使财政政策与农业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信贷政策、投资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形成合力，有效发挥政策体系在减贫方面的整体作用；最后，应进行财政减贫制度创新，形成减贫的内在动力。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4
失业与就业是一个问题的两种表述，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现象。自失业问题产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就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各国政府也将失业率列为重要的宏观调控目标，祭出各种政策工具对其进行综合治理。财政作为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西方失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鉴这些理论和政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就业与再就业财政政策，构建和谐社会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西方反失业经济理论与财税政策简要评述
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政策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政府积极干预的转变过程。
20世纪以前，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还不突出，就业理论的核心是“萨伊定律”。认为随供求状况灵活波动的实际工资会使劳动力市场自动“出清”，经济总是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主张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到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对古典失业理论进行了重大修正，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理论和以政府干预为基础的就业政策，主要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政策。如用举债的方式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投资，承担社会福利责任；政府直接投资或消费以弥补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不足；增加货币供应量；扩大出口，限制进口；实行高额累进税政策提高消费倾向，从而提高全社会就业水平。
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各国出现“滞胀”现象。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托宾等人面对菲利蒲斯曲线对通胀和失业间此消彼长交替关系的解释无力，提出了“结构性失业”问题，提出可通过对劳动力进行再培训，发展职业介绍所，提供劳动市场信息等政策减少结构性失业。
与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相反，供给学派认为就业问题是由于供给不足造成的，税率过高是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增加就业必须大幅度减税。认为减税对就业的效应主要有：一是个人所得税的减少能够增加储蓄和投资，提高工作效率；二是降低公司所得税能在单位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公司收入，从而增加劳动需求，这比降低个人所得税更能增加就业；三是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能够有效提高非雇员性质的个体，特别是小企业所有者的积极性，从而增加就业。同时强调在降低税率的同时要减少政府支出。
货币学派经济学家将失业问题归结为“自然失业率”假说，提出供给管理政策。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降低自然失业率。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完善就业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并进行培训，并提出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雇用培训失业者。二是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对雇用文化技术低的工人的企业进行补贴。三是实行负所得税政策，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家庭按其实际收入的大小给予补贴，鼓励人们去工作而不是坐享失业补助。四是鼓励劳动力流动。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就业补贴；给跨地区流动的工人以经费资助；取消对工人流动所设置的人为障碍等。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有别于发达国家，不能完全适用上述失业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缺乏物质资本，产业结构欠发展及市场体系不健全。并针对发展中国家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就业理论，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和托达罗模型。刘易斯针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众多，剩余劳动力丰富的特点，提出通过工业化途径解决失业问题。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导致城市失业越来越严重。对此，托达罗进行了修正，强调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发展农村经济，片面发展城市工业，只会导致失业在城乡间的转移。认为发展中国家要着力扩大农村就业，否则单纯扩大城市就业，制定最低水平工资线，对失业者补贴会扭曲要素价格体系，会引出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加大城市失业率。建议政府要重视初、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改善公共设施和生活条件，鼓励农村综合开发，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和降低城市失业率。
总的来看，西方经济学家总是针对不同时期失业问题的不同特点提出不同的理论和政策。对我国而言，一定要立足本国国情有针对性地加以借鉴，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汲取：一是要把就业问题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来考虑。二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机会。三是要针对不同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并要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人力资本政策、收入政策、产业政策等各项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与综合运用，同时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四是要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完善劳动力保障体系，保护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五是要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及中小企业等吸纳就业多的产业和行业，为其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六是要加速发展农村经济，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减少城市的向心力，以保证国内各地区间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完善我国就业与再就业财税政策的总体思路
近年来，我国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借鉴西方失业理论，完善我国就业与再就业财税政策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四方面关系：
1.处理好就业与经济协调增长的关系，实施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增长对吸纳就业起到了积极作用，功不可没。然而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根据统计资料，1978-1989年间，我国就业对GDp的弹性值为0.311，1990-1996年该指标为0.107，1997年为0.13，目前仅为0.1左右，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呈现出边际递减的趋势。究其原因，就业增长一是取决于经济增长，二是取决于就业弹性，而就业弹性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我国是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却选择了一条由劳动密集转向资本密集的经济增长之路，资本替代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深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挤出效应”自然日益明显。在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上，1993年以来，我国相继经历经济“软着陆”时期的物价稳定和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促进增长阶段，总体上选取的是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宏观政策目标，就业目标基本上成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副产品和派生物。针对我国国情，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思路亟待扭转。目前宜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力戒“无就业的增长”。宏观政策取向也要从促进增长转向就业与经济增长并重，使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资本投入成为持续创造就业的过程。为此，在注重经济效率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就业容量大和就业弹性高的产业和行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及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2.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就业问题。在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上，政府和市场要双轮驱动。一是要倡导和坚持市场就业原则，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加强劳动力供需宏观调控，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控失业率，加快培育、发展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我国失业问题成因复杂，既有总量过剩型失业，又有体制转轨型失业，还有结构性失业和资本深化型失业。就"业中的许多问题都是由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和劳动制度不完善引起的，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密切相关。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才能解决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失业问题。
3.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经济与就业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就业问题直接涉及社会公平。如何处理经济效率与就业公平这对矛盾，决定着一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和政策选择。长期以来，效率被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奉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将这一原则适用于就业问题，必然导致失业的扩大。在就业问题上，微观经济无疑是效率绝对优先的，这是由资本的力量所决定的。宏观经济也是效率相对优先的，因为一定的效率是公平的前提。片面追求效率将使失业率迅速上升，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稳定，扭曲效率发生的社会环境，最终效率也将失去进一步提高的物质基础；而若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来换取就业公平，势必延缓经济增长，降低国家的竞争能力。因而在就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权衡上，二者必须兼顾并重不可偏废。在这个意义上，失业率是效率和公平的结合点，同时失业率也是近期和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结合点，只有处理好当前的就业问题，才有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处理好就业与再就业的关系，兼顾当前与长远。就本质而言，就业和再就业是源和流的关系，就业是源，再就业是流。治理失业要把握好源和流的关系，强化源头治理，从症结上解决问题。就税收政策的制定而盲，处理好就业和再就业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要考虑一定的长期性，以产生稳定的心理预期，而针对一定时期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政策则是具有过渡色彩的短期措施，不宜做长期考虑。
三、我国促进就业与再就业财税政策选择
总的来说，就是要以经济适度增长为基础，以深化改革为动力，通过适度扩大就业财政支出，提供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优惠，完善社会保障等手段，实施积极的扩大就业的财政政策，努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维护就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有机统一，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
2.适度增加就业财政支出，强化财政对就业和再就业工作的支持。一是要把就业投入列为财政预算予以重点保证，加强管理，确保再就业资金专款专用。二是要重点扩大公共工程建设支出，千方百计增加就业机会。在要着力加强财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特别是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就业结构的同时，各级财政要积极支持建立公共就业服务制度，专门安排资金对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和再就业培训，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提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5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对策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行政事业单位的机制改革也在不断深化，这意味着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的要求不断提升，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率，确保创造社会服务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眼下大部分的行政事业单位自身的财务管理上还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需要不带完善与创新。
一、国内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一）大部分行政事业单位缺乏财务管理的理念
行政事业单位不同于一般企业，其的运营管理不是以经济营利为目的，而是以服务社会为运营目标的。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资金都是由政府直接拨款或者相关补贴得来的，属于无偿性的资金，所以在行政事业单位分配以及使用过程中，往往会忽略对资金的科学合理管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很多行政事业单位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会通过经营国有资金来获取更多的资金收入，但是行政事业单位对于财务风险分析较少，所以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资金存在很大的风险。
（二）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率较低
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着预算不规范，经费分配不合理、费用的支出无计划且无记录，或者是费用支出计划得不到落实。财务管理部门对于经费的管理基本都是在使用后进行核算与记录，这样的管理模式导致经费支出往往超出，规定项目的资金使用经常被挪用等等。最重要的是，行政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时，只追求收支平衡，不考虑资金使用率问题。目前很多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直接就理解为单位资金状况的管理，忽略了最为重要的固定资产管理，很多固定资产的闲置，重复购买等都造成了资金使用率较低。由于缺乏对资金使用率的考核，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营效率也会随之受到影响，进而导致整个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服务效益降低。
（三）缺乏科学有效的财务预测与控制管理
财政拨款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主要来源，所以预算在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有着重要作用。但在日常的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对于预算及控制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从预算编制开始，行政事业单位准备不够，编制的时间较短，不从行政事业单位的需求出发，这样的预算编制通常都不够准确合理，对于实际的资金使用以及财务管理没有任何约束力。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财务预算只是纸上谈兵，预算资金拨下来之后，行政事业单位不会根据预算来进行合理分配使用。所以，实际资金使用往往超出预算，还会出现专项资金被挪用到其他项目上，从而导致财务管理混乱。
（四）行政事业单位不具备专门的财务管理部门以及相关专业人才
行政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的特殊性，一般事业单位只设立了会计岗位，负责单位收支计算等，缺乏管理知识与经验，大部分的单位由于未设立财务管理部门，所以会计人员兼职财务管理工作。由于自身所拥有的相关知识经验缺乏，再加上自身工作职务繁忙，导致财务管理工作得不到落实，或则管理出现偏差，从而影响财务管理效果。
（五）缺乏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尽管目前行政事业单位都构建了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还是存在很多漏洞以及在执行过程中效果不佳的问题。其中，很多单位经费支出的控制管理上不够严格，造成了超支现象严重；还有行政事业单位对于票据等管理制度不完善，往往造成了工作人员报销超出实际使用资金的情况，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对于固定资产的管理制度缺乏，行政事业单位大量的设备闲置，或者被单位、个人私自处理转让等等现象都是导致了国有资产以及国家资源的浪费；最重要的是缺乏监管制度，这导致了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力较低，并没有起到提高财务管理效率的作用。
二、新形势下如何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效率
（一）转变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理念
行政事业单位尽管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作为社会服务性机构，也应该考虑到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率，主张应用科学创新的财务管理理念，来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运营效率，提高社会影响力，在同样的资金条件下，为人民、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利益、服务与财富。不仅提高了行政事业单位的社会声誉，同时确保了国有资产的充分合理利用。
（二）构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制度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为了确保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有序高效进行，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出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其中应该包括资金管理、收支审批、稽核以及监督管理制度。要求所有费用收支都必须要经过管理部门的审批，在核算过程中，所有收支费用都应该有相应的票据、原始凭证作为收支凭证。规定统一的核算标准，当中包括固定资产的估价、折旧等。监督管理制度是为了加强财务管理力度以及国有资产的安全，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定期向政府部门递交财务说明，对于日常收支等等可以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来公布，接受社会大众的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应该每年对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状况进行考核，确保预算控制管理得当，固定资产有效利用，经费收支平衡，财务会计账真实可靠等等。
（三）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部门，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素质
随着行政事业单位自身财务管理工作的加强，应该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部门，来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为了确保财务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应该配备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选用的财务管理人员必须具备扎实的财务管理专业知识，拥有一定的相关工作经验，如果是原单位财务会计人员的聘用，则应该进行财务管理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确保财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财务管理知识以及业务技能。除此之外，由于财务管理的特殊性，还应该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宣传，要求做到细心、用心、忠心。也就是工作要求细致努力，同时应该不受金钱诱惑而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由于当下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行政事业单位应该定期对财务管理人员进行财务新知识以及新业务技能的培训，确保财务管理工作与时俱进。
（四）提高预算管理效率
提高预算管理是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首先，应该从预算的编制开始就应该把好关，从行政事业单位的日常工作以及以往的资产使用情况出发，将固定与不确定因素分开考虑，从而最终分析总结出预算，在编制预算时还应该做到详细具体，以便日后的执行。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严格根据预算编制执行，不得随意调整或更改。财务管理部门应该加强对预算执行的考核与评估，确保国有资金的安全、有效、科学使用。
（五）严格管理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作为行政事业单位的重要资产之一，其管理效率也直接关系到财务管理的效果。所以，财务管理部门应该严格管理固定资产，将已有的固定资产进行登记，并根据新旧程度进行估价，将使用不到的陈旧设备进行合理处置，并记录在案。对于所需购买设备数量进行计算，确保不会造成固定资产闲置。固定资产日常的使用与保养也应该严格把关，不能刻意破坏或者替换。
三、结束语
行政事业单位担负着为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责，其财务管理对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影响较大，不仅关系到国有资金的安全使用，对社会的安定以及发展等都有着积极作用。行政事业单位应该转变财务管理理念，不断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加强对财务预算以及固定资产的监管，从而提高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效率。
参考文献
[1]绦明林.浅析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分析状况.[J]财政监督.2009，（22）.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6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7
关键词:公共财政体制积极财政政策原则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演变
(一)计划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指导,借鉴苏联财政管理模式,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理论,即“国家分配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分配论”以财政活动满足国家职能需要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通过透过财政的现象抽象出财政的本质,认为财政的本质是“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的分配关系”,基本属性是公平性和利益集团性(或阶级性)。这一认识不仅正确揭示了财政的本质、主体、目的,并且搞清了财政分配与其他分配形式的制约关系,这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国家分配论”狭窄化的倾向,它片面强调财政分配的独立性、强制性、无偿性、服务性,其代表形式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出现的无所不包的“大一统财政”,由此其局限性也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二)市场经济下的公共财政理论
1992年,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推进,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与辨析。在保留“国家分配论”原有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吸收了大量市场经济的内容,对自身的研究方法、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等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完善,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与西方财政理论在相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出现了融合,对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得到清晰化和具体化。
1998年12月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我国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思路及相关原则,包括以下四个要点:一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二是保证公共支出;三是促进公平分配;四是做好宏观调控和转移支付工作。其后,各个方面对公共财政的讨论得以全面展开,并最终将其明确写入了中央全会的文件和国家发展规划。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逐步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政策行为。
(一)1998-2004年的积极财政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面对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于1998年果断决定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等手段筹集资金,1998-2004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用于交通通讯、农林水利和生态保护、城市设施等基础建设。实践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拉动内需,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短期政策的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效应也逐步显现出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央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有所扩大,财政风险也相应加大;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对民间投资和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经济增长形成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政策退出受到相关利益部门的制约,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投入,并没有明显改善居民的消费能力,无法在投资与消费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传导桥梁,后期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进作用呈现出递减趋势。
(二)200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
2008年下半年,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我国政府再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经济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科学发展、均衡发展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的政策取向。所以此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除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加突出了民生、“三农”以及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的支出,投资范围更宽,力度更大,更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民生支出是指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等方面支出的汇总。据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2009年安排的民生支出达到7284.63亿元,教育、医疗、社保等投入将间接拉动消费增长;为稳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9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7161.4亿元。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财政资金,形式较为单一。时隔十年,我国财政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运用的政策工具包括:扩大公共投资和实行结构性减税,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条件
在我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反危机的特殊手段,是一种短期宏观调控政策,从中、长期来说,应当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的原则,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早晚要淡出或退出。危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增长轨道
2009年,在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拉动下,我国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实现年初制定的“保八”目标。但是,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的局面并没有改变,部分行业的过度投资甚至带来了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随着中央和地方大规模投资计划的完成,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出现回落,而社会投资比重偏低、民间投资活力不高成为投资可持续增长的瓶颈;信贷过度投放加大了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风险;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四万亿投资偏重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投资和消费没有形成有效对接,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增长无以为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因此,我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经济稳定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二)对外贸易发展稳定
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外需空间急剧缩小,2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跌至谷底,3月份开始出现连续环比增长,10月进口值年内首次实现月度正增长,11月进出口总值月度指标也首次实现年内正增长,但总起来讲,全年贸易顺差同比下降34.2%;2010年一季度我国贸易顺差降幅近80%,而3月份出现月逆差72.4亿美元,这是自2004年5月以来我国首次出现月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外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最近两年的对外贸易数据也说明我国的外需情况还不稳定,加上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复苏之路并不平坦。(三)财政的承受能力
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但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会积累很高的财政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曾一度从1997年的不足1%提高至2002年的2.6%,赤字规模最高扩增突破3000亿元。但随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长,2007年财政赤字率只有0.8%,2008年更是一路下滑至0.6%。按照国际惯例,3%是财政赤字率的警戒线,即使2009年在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下我国财政赤字率也不足2.9%,所以目前的财政风险还是可控的,是我国综合国力可以承受的,而且还留有一定的继续操作空间。
2008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初步企稳向好,但经济在总体上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我国仍处于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关键时期,要让我国经济真正回暖、站稳并最终走出危机,保持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积极财政政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们需要以公共财政为导向,加快财政体制和财政政策改革,稳固经济基础,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公共财政体制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则
(一)既要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又要推动经济结构优化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反危机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期能有效促进经济复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现阶段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保持经济快速健康稳定发展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不断壮大财政实力,为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提供坚实的财力保证。同时,要把总量扩张与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将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增强发展后劲,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既要统筹兼顾,又要突出重点
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要谋篇布局,统筹兼顾,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协调发挥财政的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经济稳定职能。同时,适应财政调控方向的变化,重点加大“三农”、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引导企业注重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逐步突破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向以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转换。
(三)既要增加政府投资支出,又要引导社会参与
我国公共事业发展起点低、底子薄,要改善民生就要持续不断的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民生,加快社会建设,既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也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财力是有限的,因此非完全公共产品的投入没有必要完全依赖财政资金,一定程度上应允许甚至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投资管理,只要政府政策得当,特别是赋予社会资本应有的获利机会,少量政府投入便可以调动起大量民间投资,有效提高投资效率,降低运营成本,逐步建立起合理的基础设施投资管理模式,为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奠定牢靠坚实的基础。
(四)既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又要加强监督管理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时间不长,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针对体制机制中存在的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应通过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保障民生的长效机制:进一步推进财税制度改革,加强财政收支管理;继续优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财政透明度,建立起财政体制的外部监督体系,形成人大、审计、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多层次、多方位的监管,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平.中西方财政理论的比较研究[J].江苏商论,2009(3)
2..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n].人民日报,2008.8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8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9
[关键词]财政主体；演进；中国财政学
财政主体、对象、目的、方式是财政基础理论的四个要件。在解放后关于财政本质的争论中，财政主体是重要指向之一。20世纪90年代，经过“国家分配论”与社会“公共需要论”的激烈论战，理论界对于财政主体没有形成基本共识。近年来，应对经济体制与社会转型的挑战，财政理论界对西方财政理论进行了引进，开展了大量的对策研究。但立足中国传统与现实，从制度演化角度，对财政主体的决策、执行过程开展动态研究依然较少，导致政策建议的可操作性弱化。为增强财政对策研究的针对性，有必要从财政主体这一财政理论基本要件入手，就制度环境变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开展研究。
一、中西财政理论关于财政主体的评述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长期占主流地位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国家集中性的分配，财政分配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国家在财政分配中居主导地位，国家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公共需要论”则主张，财政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以及原始社会后期的农村公社也是财政分配的主体。当国家产生后国家成为财政分配的主体。就现代财政而言，各种财政学说关于财政分配主体的不同意见趋于统一(陈共，1994)。我国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理论注重对财政本质的研究，强调财政主体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国家分配论”以暴力工具论为基础，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财政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之一。统治阶级控制着国家的权力，与被统治阶级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抽象物，政府是执行国家意志的载体。国家开展财政活动时，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中心。即使受到制约，制约的力量也只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来自社会大众的制约力量往往是被动的、间接的、滞后的。“社会公共需要论”虽然强调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的性，但也认同阶级社会中财政活动被统治阶级所主导，对于社会公共需要如何才能得到反映和保证没有过多阐述。
西方财政理论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具有浓厚的公共经济论色彩，认为财政主体是社会契约意义上的“政府”，是分析市场失效时涉及的“政府主体”(李炳鉴等，2005)。西方财政学论及财政主体使用的大体上是“政府”，而不是“国家”一词，仅从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即政府直接分配的角度来把握“财政”概念和分析财政问题。政府在市场中只是与企业和私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活动主体，公共经济受到私人资本的根本决定和约束监督(张馨，2004)。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的研究已不限于总体上的政府，而是运用方法论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从选民、利益集团、官僚行为等影响政府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人手，剖析具体财政项目决策过程。西方财政理论产生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阶段，牢固树立了市场优先原则，着力于为弥补市场不足服务。作为财政主体的政府，是和企业、个人处于同等地位的法人，其强制性权力使用受到严格制约。对财政范围的研究中形成的公共产品论，为政府“有限”干预构造了一个界线。社会抉择论从财政决策视角，对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致力于提高政府财政行为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后，西方财政理论的引进以及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的深化，引发我国财政理论界的争鸣，对财政主体的认识出现融合的趋势。贾康主张，财政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国家存续阶段，国家成为社会权力中心和财政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家职能的转变，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行为也发生了一些内在变化。所谓公共财政是一个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的基本思路和导向(贾康等，2005)。广义财政在现象形态上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以社会性的权力中心为主体的理财活动，包括国家出现之前的原始财政、国家出现之后的国家财政，以及将来国家消亡之后
公共权力中心的财政(蔡江南，1994)。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财政学教科书在涉及财政主体时，往往国家与政府交替使用，不加区分。
总体上看，财政主体作为财政理论的核心要件，是中西财政理论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国家”层次；西方财政理论对财政主体定位在“政府”层次，精于结构和运行分析。两者的融合，汲取西方关于财政运行层次的知识，有利于促进我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中国传统财政理论的本质论，对于解释大历史中的财政现象，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穿透力。特别是对经历了漫长的农业帝国社会。后，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从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我国而言，如果能从财政史角度发掘出有用价值，将对走好“财政转型”之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西方财政理论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相匹配，对于财政在市场经济各个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应发挥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对于我国建立和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财政主体演进的特征
人类分工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的发展水平最终决定财政的演进过程。财政主体随着人类分工广度和深度的变化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公共权力中心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很小，人与人的联系主要限于氏族或部落内部，公共事物与私人事物混沌不明，分工不明显。由于人群范围小，朝夕相处，利益和文化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人际关系具有重复博弈特征。财政活动是零星的非日常性活动，财政主体是公众推举的、临时的、非专业化的公共权力中心。在具体运行中，原始财政活动决策或由“长老”主持，或采取轮流坐庄的方式。
人类分工促进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时，人类的联系超越了氏族和部落，以区域划分国民，人与人联系的广度不断扩大，国家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不仅出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工，也出现了生产和暴力的分工、物质产品生产与精神产品的分工。财政的主体“国家”在名义上是公共权力中心，履行了部分社会公共职能，即所谓的“公家”；但其主要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及国家权力的萌芽与发展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或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中间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的经营者，在那里，如果没有灌溉，农业是不可能进行的”。。贾康(1998)认为，国家财政与国家政权的职能及其集中代表的阶级利益有不解之缘，财政即是以政控财，以财行政，毫不含糊地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同时也在“扣除”。中兼顾“公共需要”的一定程度的满足)。在阶级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必要扣除中，前三项生产领域的扣除，可以在由企业为主体的情况下完成，而后三项社会层面的扣除，则需由政府来完成，即通过财政手段处理。如果放到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看，则任何政府的职能总是可以划分为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两个方面，但回到具体、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般更重视和强调后者。
按照传统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人类阶级社会先后出现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财政主体就本质层次而言，体现为“国家”，实质上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利益。财政是“国家”实施阶级压迫的重要工具之一。人类历史上国家兴衰的演变，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国家统治者在处理“一般社会职能与特殊统治职能”时，是否做到了“长期理性与即期理性的统一”，是否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共容利益”(曼瑟·奥尔森，2005)，保持社会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时候的财政活动，体现了以君主为总代表的统治阶级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一般是被动地、间接地得到体现。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在实现一般社会职能方面，能力得到逐步提升，被统治阶级的自由度和对公共事物的参与度都有所增加。
(二)财政主体的运行层次——“公众一君主一公民”
历史演进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始人类时期，公众直接参与是运行中的财政主体的突出特征。国家存续期间，财政主体表现为国家权力机构—
—政府。在王朝专制社会，政府的总代表是国王。在农业帝国时期，政府的总代表则是皇帝。这里为了简化的需要，将专制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总代表统称为“君主”。由于君主集立法、执法、司法权力于一身，独裁成为财政决策、执行的突出特征。在西欧奴隶社会和封建领主社会阶段，财政决策是奴隶主、农奴主阶级内部的事情。严格按照等级划分权力，在同一等级可能采取民主方式，君主是最后的裁夺者。在中国秦至清漫长的农业帝国时期，财政主体的执行代表——政府的主持人宰相，由开始时皇帝权力的制衡者，地位每况愈下，直至明清遭到废除，皇帝集国家财政最终代表权、决策权和执行权于一身。
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在共和制政府体制下，财政运行主体出现了新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与市场的分界渐趋明晰，政府在财政活动中受到市场力量的制度化约束。二是财政活动参与者范围扩大。起初仅贵族和有产者有资格参与财政决策。随着时代变迁，财政参与者逐步扩大了范围。财政参与的方式可能通过公开表达意见的方式，也可能采取代议制选举政府的形式，甚至直选政府首脑或直接投票表决财政方案的方式。政府组成人员的身份等级制特征逐步淡化直至消除，社会阶层的等级固化现象减弱，不同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比以前更明显。三是财政活动的层次化、分权化特征更加明显。越向社会基层，公民对具体财政事项的参与决策越直接。中高级次政府，多采用代议制民主形式管理财政事物。四是对财政运行过程及结果的监督更加广泛、约束力更强。这时，“政府不是那种独立于其公民而行动的有机的或整体的事物，而是一种通过它私人公民集体地做出决策的工具”，人们“牺牲自己享用的货物和服务以获得公共提供的货物与服务”(詹姆斯·布坎南，1991)。(三)小结
在国家出现以后，“国家”和“政府”是不同视角下的财政主体，分别反映了财政主体的本质层次和运行层次。财政主体的演进，与人类活动范围以及群体规模的扩大密切相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这一财政主体具有阶级性特征的同时，其作为公共权力中心，维护全社会“共容利益”的能力和意识有所提升。从对财政决策和执行过程的影响程度看，从原始社会开始，财政主体经历了公众一君主一公民的演进过程。“政府”作为国家产生后活动着的财政主体，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方式，反映了财政实现“阶级性”与“公共性”的程度，进而对国家兴衰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
三、中国财政学的发展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
财政理论产生于实践，服务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曾盛行的“国家分配论”与当时计划体制运行方式相适应，对当时财政经济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财政理论在几百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然演化中形成，和西方的经济社会运行具有很强的契合性和相容性。吸收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与西方财政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国的财政学理论，对处于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在吸收西方理论方面进展很快，在服务财政改革实践过程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在财政对象、财政方式、财政职能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应用性对策。但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纵深方向，对西方财政理论中财政主体运行层次的深入研究相对较少。如果能够通过对财政主体演进的研究，形成不同制度环境下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特别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财政主体行为逻辑的理论，对指导中国财政改革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转型社会的实践特征。要求加强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发达国家的经验能够更便利地为其他国家所借鉴和应用，以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西方财政理论的成长，伴随着历经400多年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与其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相容性很强。我国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农业帝国社会、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变迁和转型频繁，财政制度也随之频繁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变迁都保留了部分原来的运行方式和观念，同时又吸收和借鉴了发达国家的部分制度和理念，两者的冲突与中国社会当时的需要纠结在一起，造成中国发展方式和理念投射在财政改革
方面呈现出复杂性。
当前，我国面临市场化、城市化、信息化以及全球化的多重转型，对财政功能的发挥提出了更复杂和更高的要求。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财政不但连接着政治与经济两大社会领域，同时也是国家政权活动的重要枢纽(王军，2006)。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把财政称为“庶政之母”。公共财政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主体与财政经济社会需要的适应性程度，决定了财政效能的发挥程度。建设公共财政为契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需要深化对财政主体的理论研究。
(二)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需要加强对财政主体的应用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改革成绩斐然。为适应市场经济运行体制的要求，我国开展了税制改革、分税制改革、支出改革、预算管理改革，实施的财政政策也取得巨大成效，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但还应该看到，我国财政运作别强调政府的权威地位和财政的生产性，相对忽视对政府权力的制度约束，强调纳税人义务而对公民的权利保护不足。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财政新老问题表现得相对突出，因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的任务仍十分繁重。
我国的财政改革，较多从经济角度出发，比较重视技术环节的改革，对财政主体的权力结构调整及权力应用的程序性改革相对滞后。
要推动财政改革继续深入，需要从财政主体着眼，加强对政府权力结构及权力运用的程序改革的应用性理论研究。张馨(2008)提出，公共财政是人民群众决定、规范、约束和监督的财政。人民群众拥有财政活动的直接决定权，是将财政改革进程直接置于市场的约束和控制之下，确保形成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根本条件。如纳税人的权利保障体系、公民对预算活动的参与、开征财政收入及预算支出安排权在立法、行政、司法部门的分工制衡等，都是与财政主体紧密相关、对当前财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需要在理论应用研究上有新的突破。
(三)对财政主体行为方式的研究，为中国财政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财政理论与政策篇10
本文作者：王日新工作单位：龙口市财政局
近年来很多经济危机和金融风险事件的出现,暴露了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也暴露了财税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的财税政策的制定也存在很多的问题,例如我国现行财税政策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有很多的不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政策力度不够。也缺少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境保护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因此导致了我国环境污染的严重,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1、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和效率,可以有效的增强经济工作人员的信心,以及经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环境变化很大且日益复杂。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财税政策的科学合理与否,能够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不断发展又需要财税政策进行合理调整。财税政策是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一种最为有效的经济杠杆。一般说来,在任何经济体制中,只要存在价格机制,其核算、刺激、分配和调节等职能便要同时执行。财税政策能够调节资源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配置比例,从而促进或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财税政策能够通过它的调控政策,调节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由于财税政策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动,制约或刺激产业部门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动等,进而会促使某一个行业的发展和衰退,因此财税政策对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各种经济组织的经济活动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竞争激烈,破产、兼并、重组的现象时有出现,这更需要科学合理的财税政策的跟进,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合理的财税政策使得经济保持正确轨道发展的积极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进而加快经济系统的运行速度,使得整个社会得以有序的运行。2、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一个国家有合理的财税政策,那么会减少政府部门的营私舞弊以及贪污现象的发生,可以保证和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通过财税政策可以加强整个社会系统其它方面的合理运转,从而施加正向的影响。从财税政策的价格机制来说,一方面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价格波动来调节供求态势;另一方面财税政策所采取合理的价格又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杠杆。同时,财税政策联系着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财税政策导致某一经济因素的调整都会引起不同部门、地区单位、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另外,财税政策联系着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是重要经济信息的传递者。在生产领域,财税政策变化提供了生产成本、盈利、劳动耗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等情况变化的信息。财税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中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是: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调关系,由于财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因素。很多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也是受影响对象,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的增加整个社会群体的向心力。最重要的一点是保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1、完善财税政策的相关管理机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保证。良好的财税政策管理机制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有序运营的根本保证。不仅对于经济系统如此,对于任何社会系统的有序运行也是如此。如果财税政策有健全的管理机制,那么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稳定发展,也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财税政策管理机制包括两个方面:“软”因素和“硬”因素。软的方面强调财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本国的国情和发展状况为中心,在财税政策的管理机制形成的过程中,必须切实考虑到社会发展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硬的方面要求财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必须有严明的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的制定不能单单的表现在纸面上或者口头上,必须将这些规章制度落实到实处。无论是制定人员还是财税政策的实施人员违反了规章制度,都要受到相应处罚,只有在这种条件下财税政策才能更大程度的提高经济发展的绩效。2、夯实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对于经济的未来发展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包括很多方面,对于财税政策的制定来讲,包括财务的理论基础,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基础,虽然不同的理论基础侧重财税政策制定的不同方面,但是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客观性和公正性,因为国家政策必须做到客观,才能保证整个社会体系的有效运行。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就不会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结果。要完善财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还必须加强政策制定人员的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通过对财税政策的详细描述,发现财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很多方面的影响,为了提高经济运营的效果,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很多改进措施,只有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积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体系,加强财税政策制定的制度完善,以促进社会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财税政策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只有制定切实可行的健全的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才能使国家的经济得到长久发展、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