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1
关键词：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作者简介：王银枝(1963-)，女，河南荥阳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金融理论。
中图分类号：178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132-03
收稿日期：2008-09-02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必要性，学者的研究早已形成共识，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必须协调配合。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发展的目标，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更好地维护我国在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利益，必须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并且在协调配合的各个领域求同存异，提高协调配合的针对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开拓协调配合的广度和深度。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应注意的问题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配合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应注重以下几方面：
(一)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从关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两者要在一致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应注意与货币政策的配合；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体，同时要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充分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特点和优势，并注意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配合。当前，我国实行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适合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最佳配合。
(二)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采取的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建立政府银行，以比市场或商业金融更为优惠的条件，为需要国家支持的特定对象提供信用支持。政策性金融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确的金融性，具有财政资金“无偿拨付”和金融资金“有偿借贷”的双重性机制；既有政府的优势，又有银行的优势，既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又遵循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是财政货币政策的巧妙结合体。除了直接提供资本金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财政借款、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多种形式支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运作和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是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的机构，一般要以政府经济职能和政策为依据，按照政府的意图来安排其融资活动和资产负债结构。
大量财政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2008)。当前，为防止我国宏观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的同时，应加大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让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更多领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如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来增加短缺商品的有效供给，如通过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支持农业生产、生猪生产，以增加农产品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三)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着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和国库存款领域，而在有些特定领域，通过政策制定者的主动设计，也会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部。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购买超额储备的外汇建立基金。
1、国债政策与公开市场业务的协调配合。作为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主要切入点，国债既直接制约着财政发行，同时又是影响货币供应和利率水平的重要工具。如短期国债具有利率低、流动性强的特征，非常适合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开操作的对象，为中央银行票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奠定基础。因此，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债管理制度，切实推行国债余额管理，增加短期国债的发行，丰富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把国债作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领域。2007年下半年，财政部发行了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国家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超额储备，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商业银行买入这些特别国债，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国债数额，为其公开市场操作提供了载体。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开始用这些特别国债作为质押通过正回购业务回收流动性，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成本。这一举措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国债这个结合点上进行合理协调配合的创新性做法，为货币政策进行紧缩调控提供了新的工具。
2、财政存款领域的配合。财政存款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存款是指各级政府在人民银行账户上的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余额，体现为央行的负债，起到了收缩基础货币的作用。随着财政存款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日益增大，对货币政策必然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
3、外汇储备领域的配合。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并已经超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央银行要使用大量的政策工具来对冲。这种被动式的货币投放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增大了难度。与此同时，外汇储备资产变动的不可控性与波动性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构成了较大的干扰。
三、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现实选择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7年以来，为了避免经济增长由过快走向过热，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货币政策频繁动用，包括利率、准备金率等工具多次登上舞台，货币政策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经济运行现状看，政策效果并没有大家预期的那样好，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结构失衡没有完全得到矫正。比如由于改革不到位的问题使得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间接导致投资率不断攀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持续
走高，流动性过剩趋势不断加剧，且过剩的流动性伴生出资产泡沫化问题。显然，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要采取更大调控力度进行总量调控面对目前经济有一定难度，目前很多经济问题对总量调整越来越不敏感，已成为经济趋热难以达到平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结构比总量更棘手。这样，要改善调控效果就必须注重总量调控的同时，更需要注意结构调整问题(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2008)。而在目前结构化调整时期，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将成为未来可能促进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
面对我国当前结构性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应在反通胀中担当关键角色。具体来说，第一，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以增强其宏观调控的资金实力。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第二，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童兆坤等，2006)。第三，完善落实支农惠农政策，补贴农业，以增加农产品供应。第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建设型财政”向“民生供给型财政”转变。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建设财政相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重点用于解决由于“市场失灵”而出现的资源配置失效、收入分配不公、经济波动等问题，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第五，加大保障措施，补贴低收入群体，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胀而下降等。
总之，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不能单靠货币政策来实现整体经济的平稳发展，还需要加强财政政策在结构调整、运用价格杠杆配置市场资源等方面的作用。“光靠货币政策，中国经济面临的粗放式发展矛盾无法解决”(吴晓灵，2008)。为了应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必须合理搭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节奏出台政策。
(二)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要各有侧重
当然，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的同时，也千万不能忽视货币政策的作用，不能顾此失彼，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在协调配合中使其角色各有侧重。
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地区差异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变动因素特别强烈，问题十分突出，涉及总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诸多领域的矛盾，而且在开放程度日益提高的环境中，这些结构性问题更容易传递总量问题。例如，在总需求结构中，消费需求比例偏低是导致出口压力大的重要原因，而出口快速增长又是诱发流动性过剩以及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对此，财政收支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操作手段，财政政策可以积极发挥其结构调整功能的优势，以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和流量，达到促进结构优化的效果。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调控的特点决定了它不宜实施过多差别性的调控措施。因此，两大政策在我国结构优化调控方面的协调配合，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近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合理把握财政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较大幅度地增加在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保障、生态保护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支出，同时积极探索有关税制改革和推进收入分配格局合理化(贾康等，2008)。
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虽然属于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结构问题造成的，但毕竟通货膨胀的表象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一个总量问题。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结构和总量两个方面人手，结构治理是根本，总量控制是必要手段。所以，由于货币政策对于总量调控的功能更为显著，效果更为直接，尤其长于通货膨胀时期的总量紧缩，所以，货币政策应在当前担任总量调控的主力。而财政政策的总量调控效果具有间接性，并且我国财政政策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承载优化结构和为改革提供财力保障的历史任务，不到非常时期，不宜实施过分紧缩的财政政策。因此，近期在紧缩总量的调控方面应以货币政策从紧为主导，财政政策发挥适当配合作用。财政政策要在调整需求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方面发挥更多作用。
总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单纯运用其中某一项政策，很难全面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这就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它们的综合调控能力(张晓莹，2006)。
(三)对当前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具体配合的建议
1、围绕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在稳定总需求中的作用。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目标，完善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政策工具的组合。适当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预期调控目标，加强“窗口指导”，严格控制货币信贷总量的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2008年我国加息空间受到国际主要经济体减息的制约，为防范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套取利差，货币政策宜更多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考虑到加息又是改变目前我国实际负利率、稳定物价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措施，因此适时适度地加息也是必要的。在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汇率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度扩大汇率浮动区间，逐步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更好地调节社会总需求和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同时，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严格控制国外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维护金融的稳定和安全。
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货币；财政；金融
一、概述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是中央银行实现其职能的核心所在。它是国家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其内容较为广泛，既包括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又包括运用这些手段的作用机制和调节过程。货币政策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宏观调控作用。货币政策有狭义货币政策和广义货币政策之分。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基点，是指能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共同发挥对经济调节作用的最佳结合点。这个因素既可能是货币政策实施的结果，同时又可能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二者协调配合的最佳结合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点应当一头连着财政收支的管理结构，另一头关系到货币供应量的适度调控，有互补互利的作用。因为财政收支状况的变动是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而货币供应量则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提醒我们，两大政策的协调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各自以自己的调控内容与对方保持某种程度的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政策效应的相互呼应。另一种则是两大政策的直接联系，也就是所谓政策操作点的结合。经济转轨时期的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处在变革之中，其结合点也会因此而变动。因此，在转型过程中，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有两大基点：一是国债；二是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二、我国当前货币政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
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冲突。一方面，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央行试图使人民币与美元利率之间保持一定的差距，这样不但可以减小“热钱”的套利空间，还可以鼓励国内资金外流，进而减轻本币升值压力；另一方面，国内流动性过剩，信贷增速偏快，直接导致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房地产、部分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偏高。经济形势本身要求提高利率，紧缩流动性。当前这种格局符合“蒙代尔三角”的描述：一个国家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只能三取其二。就国内已经大量涌入的热钱数量来看，资本管制的效力有限，我国存在实际上的资本自由流动，因此，汇率稳定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两者从理论上讲不能同时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但实际上央行却一直在努力三者兼得，这使货币政策回旋空间十分狭窄。上半年央行的货币政策思路是在尽量不提高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的前提下，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窗口指导来紧缩流动性，以达到同时稳定利率和汇率的目的。
多重因素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在汇率和利率这一对矛盾中，汇率处于主导地位。对人民币升值原因的深入探讨应该作为对当前货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的逻辑起点。归纳起来，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第二，国内资金缺少国际投资出口。第三，多种预期因素导致热钱涌入。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意义
当前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3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4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概述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的，两种市场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从而最终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主要通过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财政政策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正当政府对经济萧条感到束手无策时，凯恩斯经济理论随之兴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加税收，即Y=C+S+t；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过收支的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从而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调节。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它包括信贷、利率、汇率等具体政策，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从属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需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供需。因此，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不大。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当时一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效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进行组合选择来实现两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性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的方式有宽松货币与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与宽松财政、紧缩货币与紧缩财政以及宽松货币与松缩财政这四种组合形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府总是力求通过一定的方式调控经济，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状况的iS-Lm模型来加以说明。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投资者的预期偏好，投资水平上升，银行贷款增加，总需求增加。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经济进一步上升的速度则会放慢。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进行控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见图1，实线箭头变动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价格水平，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通常选择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货币供给减少时（Lm曲线向左移动），相对来说货币需求会增加，从而会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使私人投资下降，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时要减少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iS曲线向下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挤出私人投资的同时达到降低物价水平的目标（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经济萧条时期，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会使投资水平下降，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不会有所下降，从而通过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图1，虚线箭头变动方向），Lm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小于iS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如果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更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上面分析的是经济处于繁荣和萧条两种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搭配情况。
当经济处于从萧条走向复苏或从繁荣转向衰退时期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就应注重微调的方式。当经济在“双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萧条时，政策就不应再采用“双松”，应选择“货币中和财政松”或“货币松和财政中”政策。这是因为当经济从萧条开始回升后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若继续实行“双松”政策，容易形成总需求过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从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经济增长被“双紧”政策实现控制时，通货膨胀可能会很快开始下降，一旦出现从繁荣开始转向衰退时，“双紧”政策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选择常常根据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控制通货膨胀而定的。
三、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
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情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说明。
1、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社会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这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决社会总供给，财政货币政策更多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的协调搭配。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0年间，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组合；1981年施行“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1982年至1984年间，两大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搭配组合；而两大政策在1985年则是表现为“双紧”的搭配组合；1986年至1988年间，两大政策仍表现为“双松”搭配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两大政策表现为的“双紧”的搭配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松”搭配组合。
1979年至1992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内外部环境还未成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来完成政策的实施。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存在长期短缺与供给不足的影响，政府明显缺乏对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常以“双松”、“双紧”的组合方式居多，使两大政策配合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协调效果，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化经济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过热发展也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从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观调控一直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为主，紧缩性的政策组合，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与货币投放总量。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提供了基础，其中税制与分税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财政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过程中，宏观调控技巧明显改善、调控手段配合实现多样化。这些新变化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作用较大。
3、1997年至2002年。从1997年开始，我国发生了经济增长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周期性低谷局面进一步深化，面对这种不利的经济状况，从1997年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迅速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以此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阶段为两大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创新性的背景，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型难题。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迹象，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方向，适当调整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3年开始，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最终采取“稳中适度从紧”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多次进行上调，有效的控制了货币供应量。2007年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的政策开始向“双紧”的协调方式过渡。
5、2008年至今。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经历了先扬后抑的经济形势，2008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此时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明显存在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这一阶段以“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经济由过快增长转变为过热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明显。到2008年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已有所抑制，虽然物价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没有使通胀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
四、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实践总结
通过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型。在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化为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到弱，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开放初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规模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效果逐渐突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逐渐由财政政策过渡为货币政策。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没有因财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职责。第三，目前为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关注更多的是总需求管理。在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具有完善金融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国这样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总需求管理就显得过于单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看来，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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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上的不合理，会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分别通过对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调节，实现对经济总量的均衡控制，面对我国经济高位运行的状态及经济运行中不稳定因素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实现“双稳健”的搭配政策，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得好不好，关键一点是看它们是否从国家的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出发，进行合理的搭配，确立一致的目标，形成趋同的政策效应。我们知道，在不同的经济领域、不同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二者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不一样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和政府的支出，来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调控效果比较明显，但长期使用，会引起赤字和贸易逆差及挤出效应。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具有较强的市场调节特点，调控也具有灵活性和伸缩性，可经常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的复杂和滞后，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在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明显，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弱些；在经济复苏和繁荣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减，而货币政策使用效果渐大；在经济衰退时期，财政政策使用效果递增，货币政策使用效果减弱。因此，二者的使用必须要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和运行状态相适应，根据经济形势的要求，分别选用，配合运行。
二是要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转向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是出现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贸易出现顺差和经济的高位运行状态。如果出现经济过热，势必导致通货膨胀或使经济进入下一个萧条周期。为此，要想抑制经济局部过热和物价上涨的苗头，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要适时退出，及时转向稳健的财政政策上来。要针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行业，分别采取相应的对策，合理把握紧缩、中性和扩张的政策力度，达到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实现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上的优化。积极推进税制改革和增值税转型步伐，推进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企业的公平竞争搭建一个合理的税务平台。要进一步调整优化政府支出结构，要把资金向公共服务和公共消费上倾斜，着力解决好教育、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环保和民生方面的问题。注重对不发达地区的扶持，促进地区结构的转换。要发挥国债的经济调节作用，适当地增加一些中短期的国债数量，降低偿债风险。要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层医疗卫生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三是间接调控机制，实现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首先要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完善汇率机制。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应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抑制个别地方和行业领域投资的过快增长。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与结构优化调整。要加快金融企业改革，尤其是推进政策性、股份制银行的改革。支持资本市场改革，扩大融资渠道，改变融资结构，协调好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
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3-0038-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3.08
一、财政货币政策联系、区别及模式选择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联系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经历过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以后，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的宏观调控变得必不可少，而调控政策手段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大宏观政策共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具有紧密的联系。从调控的着眼点来看，两大政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针对宏观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通过政策扩张性或收缩性的调整，协调社会供需关系，从而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促使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和协调的发展。从调控的终极目标来看，两大政策最终都是为了稳定物价、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平衡国际收支，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政策的杠杆作用来看，两大政策是互为条件、互相补充的，一种政策的实施，一般都需要另外一种政策的协调配合。两大政策的杠杆作用相比，财政政策偏向于经济衰退、调整结构时使用，货币政策更适合于经济偏热，调整总量时使用，且政策时滞长短不一。正是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种长短不同、作用领域不同的政策搭配，因此一般不单独使用，而是综合运用，形成合力，发挥交叉效应，对市场经济进行可进可退的有效调节。同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这是两大政策需要协调配合的重点所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区别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存在紧密联系的同时，由于两大政策运用的机理、作用的范围和政策的效果不同，又是有区别的。
第一，两大政策在调控经济时所遵循的经济学运行机理不同。财政政策在承认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更多追求的是政策实施是否具有长远的、综合的、宏观的和社会的效应，“雪中送炭”式的财政政策，偏重于公平问题；而货币政策是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实施的，更为看重的是政策是否带来高的收益、少的成本、低的风险，“锦上添花”式的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问题[1]。
第二，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不同。财政政策主要的政策手段有：国家预算、税收、财政投资、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主要的政策手段有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消费者信用控制、证券市场信用控制、优惠利率等。
第三，调控经济的侧重点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按性质与用途来安排资金，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资金流向，侧重于结构的优化；货币政策通过政策手段，调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管理全社会货币供应总量，侧重于总量的调节。
第四，政策的时差和效果的时滞不同。由于两大政策的制定者不同，所历经的程序也就不同，财政政策一般由财政部门制定，经立法机关审议通过方可执行，政策时差较长，但由于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控制性，其效果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制定，相对独立，故而政策时差较短，但由于是间接作用于调节对象，其效果时滞较长。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模式选择
一般来说，财政政策与货币财政配合有双紧、双松、松紧和中性四种模式五种状态[2]：其一，当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且通货膨胀特别严重时，选择双紧政策。通过增收减支，压缩社会需求和提高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贷款和再贴现等方式，减少货币供应量。两者的配合，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其二，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时，选择双松政策。通过增支减收和降利率、扩信贷，增加货币供应量。两者的配合，对经济产生扩张效应；其三，当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中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最佳选择；其四，当需要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通货膨胀，采取松财政紧货币的政策，当需要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确保经济不下滑，采取松货币紧财政的政策。
二、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
第一阶段：从1979—1992年。该阶段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时期。由于政策调控取向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故两大政策是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搭配。
第二阶段：从1993—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过热，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两大政策从“双松”到“双紧”，通过压缩开支、减少发债，控制赤字和基础货币投放，对于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起到了较大作用。
第三阶段：从1997—2004年。该阶段我国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势严峻，通货紧缩出现，我国开始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方面，通过增发国债，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货币政策方面，中前期为解决通货紧缩，增加货币供应量，到后期通胀压力加大开始紧缩银根。
第四阶段：从2005—2007年。该阶段我国为防止经济过热，抑制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实施了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第五阶段：从2008—2010年。该阶段从2008年9月起，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为防止经济严重下滑，在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增加投资、增发国债、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刺激经济的增长。
第六阶段：从2011年至今。该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将坚持稳中求进的经济总基调，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其中，财政政策继存期间，政策扩张的力度会有一定的收缩；货币政策的稳健，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平稳适度增长的基础上，审时度势、灵活调整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综合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随着国家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第二，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逐渐到财政货币政策并重的局面；第三，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大政策在运行一段时间以后，选择作用相反的另一种政策取而代之，从而抵消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3]。
三、当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存在的问题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我们可以看出，两大政策的组合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的良好运行，但是效果并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主要是存在以下的问题。
（一）国债市场发展不够充分，制约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执行
国债不仅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最基本的结合部，还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具体措施。然而，我国的国债在货币市场还未担当重要角色，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债相对规模较小，发展滞后。从2009—2012年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处于15%～17%左右（欧盟规定的警戒线为60%）。据imF统计显示，2010年英国国债负担率（即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77.3%，德国80%，美国91.6%，日本为220.3%。因此，我国目前的国债相对规模处于较低水平，这对央行在公开市场买卖国债，不能产生很有效货币供应效应[4]；二是国债结构呈现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特点，尤其是短期国债短缺，除了1年期国债和3月国债以外，6月国债2006年才发行，但是，1月期国债以及更短期的国债仍然是空白，短期国债的不足严重影响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三是国库现金管理和短期国债结合得不够紧密，国库大量闲置的现金与国债发行相脱节，造成了财政性资金的浪费。
（二）政策性金融体系不够完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空间有限
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导向和市场化运作的双重特征，从国家实施政策性金融政策的意图来看，目的是使其主要覆盖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如贫困落后地区需要开发、农业等薄弱行业需要帮助、中小企业等弱势企业需要扶持、民生领域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也急需加大资金的投入。但是，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顾及市场份额和追逐市场目标，早已远离政策性目标的初衷，纷纷进入竞争性领域与商业银行同台竞技，追求“短平快”的盈利。过多的财政性资金带来了“挤占”效应，也不利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同时，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除了开办时拨付资本金外，只能通过定向发行金融债券和向中央银行借款方式筹资，其资金成本高于商业性金融机构，使其先天不足，而后天弥补之时，追求市场性目标背离了政策性目标的大方向，两难境地的局面使得政策性金融发展受限，且影响两大政策在相互配合领域调控作用的发挥。
（三）财政存款的日趋壮大，一定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中央银行金库的财政存款也日益增加，且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衡量周期，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达到10%，以季度为衡量周期，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在20%左右，以年度为衡量周期，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在30%左右[5]。尤其是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存款不会平稳的流进流出，往往是前11个月由于税收入库和国债的发行，财政存款余额呈上升趋势，国库出现巨额的净收款，相应地商业银行的存款就会减少，从而引起货币乘数的递减；而在最后一个月（即12月份），由于财政需加快支出进度，存款余额会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国库净收款减少，相应地是商业银行存款的急剧增加（一些跨年度的专项资金在年底也会从国库转向开设在商业银行的财政专户），从而引起货币乘数的递增。同时，财政部门有一部分资金以定额存款的形式存于商业银行，这部分数额较大的资金将会增加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
四、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对策建议
总的来说，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经过多年的协调配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两大政策的结合部，两大政策互相配合、互为补充，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起到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但是，受体制、机制以及客观原因的影响，仍然存在改善的空间，建议如下：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必须适应客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
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历史考察来看，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归宿都要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客观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选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的方式就不一样，其产生的政策效果也就不一样。如在经济过热的时期，财政政策通常是增收减支，抑制社会总需求，同时，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不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一时期政策手段是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为辅；又如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控制，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因此，相比两大政策，财政政策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催化剂”，货币政策是经济过热时期的“缓冲器”，对两大政策的应用，既要有所区分，又要配合使用。
（二）加强国债管理，优化国债结构
为扩大国债发行规模，降低国债发行成本，财政部应改善国债持有者的结构，一要提高商业银行的持债比例，中央银行要逐步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降低商业银行大规模进入国债市场的门槛；二要优化配置机构投资者群体的结构，改变投资量较大的机构垄断国债市场的局面，要形成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国债持有结构，以降低筹集成本和发挥国债市场的调节功能；三是进一步促进国债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充分发挥保险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以不断拓展国债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为充分发挥国债调节经济的作用，一要适当增加短期国债的供给，减少中长期国债的发行，增强国债的流动性，加快国债的变现速度，从而改善国债的结构，实现国债品种的多样化，降低偿债风险；二要调整国债的投资方向和领域，发行国债所筹集的资金投向非竞争领域和民生领域，如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此外，调整国债利率结构，实现利率市场化，充分发挥国债利率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三）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同步实现政策性和市场性双重目标
首先，要明确我国政策性金融的框架和定位，控制财政投资的方向。在考虑构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时，应尽可能合理清晰地划分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银行的界限，薄弱领域和弱势产业应划分为政策性金融的业务领域，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重点投资扶持的方向，而对于那些竞争性行业和领域，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尽可能的逐步退出，这是因为政策性金融机构有自身的职责和权限，其投资更多体现的是追求社会公平和贯彻国家的战略意图。
其次，要构建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机制。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实现政策性和市场性的双重目标，其投资的风险性大于一般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为了保证资金的安全，可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财政部门、相关企业以及商业性金融机构一起承担的风险共担机制。同时，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在多部门风险共担之后，更应该建立收益共享机制，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政府以合理的形式补偿政策性的亏损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要充分挖掘民间资本的潜力，鼓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对于一些薄弱行业和弱势产业，改变以往政府作为唯一投资主体的不利局面，引导民间资本的加入，使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
（四）提高财政管理水平，重点完善预算制度、国债发行管理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
进一步完善预算制度、国债发行管理制度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缓解财政存款季节性变动对央行货币政策的对冲；加快推动国库单一账户的改革，提高财政资金缴存的集中性，保证国库中财政存款和财政资金的规模不断增大；积极推进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除特殊情况外，一般的财政性收入应统一归集到国库，强化财政部门对财政性资金的管理；加强财政部门、中央银行与税收部门、非税部门和预算支出单位以及金融系统的联系，在科学合理的预测国库现金流的基础上，使国库之中的库存现金能够满足必要的日常支出和基本的专项支出，本着稳健安全剩余的原则，可对剩余的闲置资金进行投资，这样既可以减少财政资金对货币政策的对冲影响，又能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率和效益。
（五）建立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磋商机制，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大方向由中央政府制定，但其具体的执行关键在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为加强两大部门在实施政策之中的衔接和配合，从长远来看，必须建立一个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总理担任，成员由财政部、中央银行的主要领导组成，定期召开会议，主要协商解决：针对宏观经济形势拟将出台的财政、货币政策，事先征求对方的意见；针对国债市场的现状，两部门协商国债发行的规模、结构和品种；对财政存款的流进流出量以及结余进行预测，积极协商处理两大政策的对冲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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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7
从不同的侧面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协调配合运用两个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决宏观经济运行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与内容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如果从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
第一，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和财政政策工具协调配合主要表现为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要求国债发行与中央银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也就是说，在财政大量发行国债时，中央银行应同时在公开市场上买进国债以维护国债价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时效的协调配合。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通常把政策时滞分两类三种，即认识时滞、行动时滞和外部时滞三种，其中前两种时滞又称为内部时滞。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也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的搭配。货币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在启动经济增长方面明显滞后，但在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具有长期成效。财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为特征，有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容易引起过渡赤字、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因而，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功能的协调配合还体现在：“适当的或积极的货币政策”，应以不违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为前提，这样可以减少扩张性财政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政策性贷款风险。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不应与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完全重合。基础性和公益性投资项目还是应该以财政政策投资为主，而竞争性投资项目只能是货币政策的投资范围，否则就会形成盲目投资，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第四，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配合。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主体上的差异，决定了两大政策在调控层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货币政策权力的高度集中，货币政策往往只包括两个层次，即宏观层面和中观层面。[2，3]宏观层面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利率等因素的影响，直接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国民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指信贷政策，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发展需要，调整信贷资金存量和增量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而财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层次性及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形成了多层次的调节体系，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宏观层是国家通过预算、税率等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影响社会总供求关系。中观层则主要是通过财政的投资性支出、转移性支出等，调整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解决公平、协调发展等重大问题。微观层则是指通过财政补贴、转移性支付中形成个人收入部分对居民和企业的影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还可以从宏观调控目标、结构调整和需求调节方面的协调配合三方面进行分析。
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的实践分析
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调节过程中，要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达到预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据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某种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当，将直接影响到宏观调节效果。
（一）改革开放以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运行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逐步过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渐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方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略统计，改革开放23年间，实行“双松”政策组合的达13年，实行“双紧”政策组合9年，实行“松紧”组合只有1年，具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这一阶段，总体上说执行的是“双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货币政策与“松”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松”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降低利率，扩大贷款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财政系统通过减少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社会总需求[4，5]；社会总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内迅速扩张起来，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别是1984年以前，在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能力和生产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利用这种政策配合，能够推动闲置资源的运转，刺激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经济中不存在足够的闲置资源，“双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货币则会堵塞流通渠道，导致通货膨胀，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二阶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确立了货币政策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开始具有了特定的内涵和应有的作用，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开始得到确立。另一方面过渡投资、经济过热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在这一阶段中执行的是“双紧”的政策搭配，即“紧”的货币政策与“紧”的财政政策的搭配。在“双紧”政策模式中，银行系统通过收回贷款，压缩新贷款，减少货币供给量，从而使社会总需求在短时间内迅速收缩；财政系统通过增加税收，削减财政开支，增加财政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压缩社会总需求。
第三阶段（1998～2002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告别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短缺经济，出现了物质产品的相对过剩，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由过去以治理通货膨胀为主转变为治理通货紧缩。在政策取向上，由实施长达5年之久的“双紧”过渡到“双松”，即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防范金融风险，财政政策在支持发展、化解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基本估价
“转型”是近几年我国经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离开这条主线，并在服务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地位作用的发挥亦离不开这个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确立，标志着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的显著特征。从改革初期的大财政、小银行，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银行、小财政”，到90年代末期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过程中主体地位的确立，财政政策本身从行为而言经历了一个“强——弱——强”的过程，从职能上讲也经历了一个由金融财政到吃饭财政、由建设财政到公共财政的转轨和演化过程，公共财政理论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确立及分步实施，标志着我国财政体系及建设开始与国际惯例全面接轨，是财政政策本位的彻底回归，是市场经济建设的最重要内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必须与当时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调控的重点紧密联系起来，相机抉择，协调推进，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来，我们在宏观调控建设方面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细总结检验，宏观调控的政策绩效与预期政策目标相差较大。时至今日，尚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宏观调控理论与政策规范，“相机抉择”变成了“随意选择”，宏观调控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标不明确，基本处于“一松就乱，一紧就死，紧紧松松，松紧交替”的怪圈之中，滞延了经济发展的步伐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实行双紧”的政策搭配作为我国既定的一项中长期宏观经济选择写入了我国的许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我们的决策部门以及理论界对宏观调控认知的肤浅，自主运用能力与水平较差。政策搭配缺乏权威部门，往往政出多门，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销，在1998年就呈现出了财政政策扩张效应被税收的制度收缩效应抵销，积极的货币政策效应被整顿金融秩序、治理三乱的制度收缩效应所抵销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理论及政策搭配框架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第三，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呈现递减态势，在宏观调控中的主体地位有所下降。众所周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近几年来，我们加大了财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政策效果。但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年头，通货紧缩的势头开始得到遏制，实施扩张财政政策的经济运行背景有了较明显的变化。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公理，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刺激效应要呈下降趋势。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政策搭配与选择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第四，信贷集中与“惜贷”并存，扩张的货币政策缺乏必要的传导机制，淡化了稳健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当前，一方面，金融机构存在大量闲置的供给型资金与经济发展急需的巨额资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资源得不到合理运用。截止到2002年末，预计全国金融机构存大于贷将超过4.5万亿元，比通货紧缩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万多亿元，其中近几年新增近2万亿元，银行资金运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资金浪费和效益滑坡，金融运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各产业主体又急需资金进行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换代，财政可支配资金无力担此重任，“造血”与“输血”严重脱节。如何将充足的金融资源总量优化、结构配置到各产业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货币政策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启示下，从1997年开始，中国金融体系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取得显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银行内部法人制度和授权授信制度，银行评估项目、管理资金更为严格、谨慎和科学，同时也削弱了整体金融供给资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机构无贷款审批权限）。这种日趋理性的经济金融环境降低了选择性货币政策的运行效率，形成了信贷资源向优势地区（沿海地区）、优势行业（电力、电信、烟草等）、优势企业（上市公司、大型企业集团）集中，且呈不断强化的态势。内陆地区、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缺乏必要的资金支持，形成了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闲置与营销“惜贷”的结论。对此有人从货币渠道传导机制上寻求破解上述课题的答案。从疏通传导机制出发增大积极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也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特别是当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基本确立以后，货币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运行传导机制和载体，形成与市场金融运行相适应的风险利益配置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商业银行主体在传导货币政策缺乏主动性、创造性的体制诱回，是克服信贷传递渠道不畅的根本出路。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的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已经形成了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再贴现、存款准备金”等三大传统工具和“窗口指导”为主体的政策工具体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运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载体和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步伐举步维艰，金融系统及金融体制存在明显的“双轨”并存特征，完善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缺乏制度保证和运作机制的支撑，货币政策效应特别是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修复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决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约，特别是作为两大宏观经济政策联结的重要工具——国债在运行及市场化运行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尚未形成全国性的有效的国债市场，加上国债种类、期限中存在的问题，中央银行能够买进卖出的国债数量不大，因而难以达到利用国债市场进行微调的目的。为此，今后的改革应当通过完善国债的品种、期限结构，逐步建立健全国债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创造条件。总而言之，只有存在一个高效流动的国债市场，才能既为财政提供巨额资金来源，又能为中央银行提供调控经济的手段，充分实现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的作用。
第六，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弥补问题。当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政府官员正在积极探讨以货币政策来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问题。货币政策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其关键在于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以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经济部门，往往是信贷可得性比较高的部门，而不是融资困难的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政策没有必要来弥补财政政策的退出空间，只有在总量意义上，促进经济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和稳定价格指数这些方面，货币政策才有发挥作用的必要。对此，货币政策的政策空间主要有：（1）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长期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可以降低社会的投资成本，促进社会投资。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业银行的利差有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贷款利率仍然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2）加大对中小金融机构资金的扶持力度，促进中小企业的投资，增加中小民营经济的信贷资金支持，促进社会总投资的增长，稳定价格指数。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政策具有弥补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空间的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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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8
本次危机中,我国经济的复苏是积极财政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当退出已成为现实时,决策层势必面临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退出协调的策略选择问题。在宏观经济复苏态势仍不确定的情况下,同时退出不可能。那么,就存在着一个两种政策退出的次序选择问题。显然,从当前的宏观政策走势来看,我们选择了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策略。
对决策层而言,在经济复苏阶段实施退出政策面临着保经济增长和压通货膨胀预期的两难选择。一般而言,先货币后财政的退出政策有利于实现保增长和压通胀的平衡。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有利于进一步拉动投资,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趋紧的货币政策则有利于吸收市场中过多的流动性,减轻通胀压力,避免社会公众通胀预期的形成。问题在于,在我国现行的财政金融体制下,单纯的货币政策退出能否实现真正的退出?我看不然。没有财政政策退出的货币政策退出,将难以实现真正的宏观政策退出。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这种退出策略将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以扩大政府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银行信贷的超配为前提的。财政预算资金往往以政府项目铺底资金的形式投入,项目后续资金的跟进则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财政与信贷捆绑运营构成了中国财政政策出动的典型特征,其结果则造成了财政政策对信贷政策的绑架,导致时至今日,欲退不能。
另一方面,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央行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也颇受限制。与其他国家仅通过央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不同,本次危机中,中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是通过央行大规模的基础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天量的信贷资金投放这两个渠道来完成的。央行能够动用常规性的工具来控制部分基础货币的投放,但对于因对冲外汇盈余增加而产生的基础货币投放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央行和银监会也可以通过调整准备金比率、重启信贷规模控制和窗口指导等措施对银行信贷加以控制,但在银行存差较大、流动性充裕、银行信贷行为的自主性日益增强的背景下,面对盈利和股东回报的压力,商业银行信贷扩张的动力机制不会减弱。央行也可以选择加息来控制信贷资金的需求,但加息只会进一步压制民间的信贷资金需求,而对于资金需求缺乏利率弹性的政府投资项目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相反,加息之后,商业银行存贷款的利差扩大,商业银行对政府投资项目的信贷扩张动力会进一步加强。
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9
货币紧缩政策错在哪里？财政政策应怎样出手？
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2008年的中国经济遭受了三十年改革来最艰巨的挑战。国内物价上涨、企业金融困境、资产价格崩溃形成三面夹击态势围剿中国宏观经济，衰退威胁一目了然。首先是年初ppi与Cpi结伴同行，居高难下，冲击国内产业的生产链价格体系，压抑企业正常的盈利预期，居民正常消费计划也大受影响。由于对通货膨胀的历史恐惧，中国人民银行屡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的17.5%，强力紧缩货币政策，信用体系运转拮据，企业正常现金流计划难以如期实行，陷入困境。同时，由于对房地产泡沫的担忧与压制，以及资本市场对中国经济预期的悲观，股市楼市双双惨淡运行，民众的资产性财富严重缩水，恐慌尤甚。
针对这种情况，国内高层屡发形势严峻预警，引致中外经济学家众说纷纭，开方抓药，忙得不亦乐乎。纵览各路文章，基本上形成两派观点：一种观点认可上半年的货币政策紧缩行为，认为货币政策为通货膨胀的进一步蔓延浇了冷水，效果显著，功不可没，货币政策宽松要不得；另一种观点则说明宏观紧缩已经危及国内产业发展，应当马上停止紧缩政策，采取货币与财政双扩张，刺激国内经济，满足产业与金融需求。但是，许多学者只重视了现象分析和自我感觉，尤其重视经验数据的合理性和中国现有经济数据的简单对比，却没有深层分析经济困境形成的逻辑关系，也没有正确领悟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和转型态势，所以，很难在长远发展和短期目标之间找到均衡点，提出的方案也大都投鼠忌器，进退维谷。笔者以为，要正确解析本轮经济困局的深层源头，然后正确判断中国的经济状态和转型着力点，抽丝剥茧理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的关系，方能找着宏观调控的新取向、新思维。
真是通货膨胀吗？
首先必须阐明一个经济学基本概念，那就是“通货膨胀”。顾名思义，通货即是货币，膨胀即是迅速增加，所以，通货膨胀就是指由于某一特定货币经济区货币供给过多引发的经济现象，其中最重要的表象之一就是物价上涨，但并不是所有的物价上涨都是通货膨胀现象。物价变动的原因有很多种，有上游成本推动，有下游需求拉动，虽然部分原因也间接归结为货币引致的虚假繁荣，但是，根据货币主义经济学范畴，“通货膨胀永远是、而且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只有货币供给急剧增加引发的物价上涨才能称为经济学定义上的通货膨胀，具体表现为民众对收入和物价螺旋式上涨的预期，其应对措施显然是紧缩货币。厘清这个概念后，回过头来细究本轮国内的物价上涨，显然主要原因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中国产业的原材料价格飙升，然后迅速向终端消费品传导。这里边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强劲需求是诱因，也可以说是美元的泛滥引发的全球性商品市场通货膨胀，但就人民币经济区而言，要说是人民币过量发行导致国内物价上涨，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简言之，物价上涨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供不应求意义上的上涨，二是通货膨胀意义上的上涨（包括虚拟经济的过剩货币投机因素）。
中国从2007年开始，不管在外汇储备对冲机制上，还是在存款准备金政策上，抑或在信贷额度指导控制上，都保持了很强的严控力度，m2的增长态势非常平稳，基本延续近几年的平均增长率，没有突然的巨大的货币供给增量，增长速度与物价涨幅根本不成比例，所以，说中国经济体内通货膨胀的概念是不正确的。上溯物价上涨原因，则是美元贬值政策、通货扩张引发的大宗国际商品的价格上涨，集中体现在重要的定价场所――国际期货市场，并产生衍生投机的放大效应，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美元通货区的通货膨胀。中国是能源与原材料的重要需求方，对于中国来讲，物价上涨具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当前，由于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引发担忧，货币紧缩使企业现金流断裂，外部需求衰减导致制造业困境等等，基本上还是在供求关系上对ppi和Cpi产生影响，并不能说是中国货币供求变化的直接原因。
正确说法应该是：美元政策引发美元区通货膨胀，导致国际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中国呈现输入型物价上涨，大幅推动货币需求，引发货币供给相对不足，产生人民币区通货紧缩。
回归“通货膨胀”的经济学本义，明白了中国国内通货膨胀提法的谬误，也就能明白，从国内货币政策角度去解决物价上涨问题是缘木求鱼，是典型的“后院起火，关前院门”的错误措施，结果当然是腹背受敌，国内产业备受煎熬。中国国内不存在通货膨胀，就不能用货币紧缩的策略进行整治。一味货币紧缩固然也会最终导致区间性的物价下跌，逻辑关系就是：国内经济急速萧条，投资需求锐减，产业溃败，国际商品市场失去中国发展的题材，投机退潮，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但是，中国产业的萎缩最终将导致终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陷入短缺经济的迷局，必然付出惨烈的代价。目前上半年的货币政策紧缩，实际上已经走上了这条道路，形成过度紧缩状态。由于国际输入型的物价上涨，国内的货币交易需求出现加速增长，ppi、Cpi增速和m2的增速比迅速提高，形成货币供给实际上的过度紧缩状态，在方式上体现为金融系统可贷资金吃紧，加上本已在十年前逐步抛弃的信贷规模限制重归央行货币政策，企业的金融状况已然不堪重负，停业倒闭者甚众。所以，从货币供求真实关系讲，通货紧缩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一年多来的事实已经证明，货币政策调控并没有根本改变物价上涨的趋势，反而由于金融的势利本质，使中国二元经济的冷热分歧更加明显，造成了经济失衡。同时，紧缩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业和证券市场造成致命打击，一方面扼杀了龙头行业的生机，另一方面遏制了民众的财富效应，对整体经济实属不利。长此以往，实有自毁长城之虞。
货币政策的误区和局限性
一般来说，货币供应包含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高能货币的扩张，指法定存款准备金的降低，货币当局扩大对金融体系的货币供应，这是通货增加的重要前提；二是金融信用的扩张，指金融体系扩大对社会投资、消费的借贷融资，增加社会购买力，加快货币流通速度，促使经济活动活跃、社会商品价格上升。二者相辅相成，影响厂商收益成本链条和居民的支出收入关系，严重者即酿成通货膨胀。高能货币的扩张在正常经济活动下对社会流动性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如果高能货币稳定，信用扩张受货币乘数影响，有个基本临界点的约束，通货膨胀就具有可控性。反之亦然。
在经济走向萧条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产业的衰退，企业个体、消费群体的收支失衡，支付信用的能力急剧下降，金融信用的基础产生动摇，加上金融机构本能的危险管理下的“惜贷”行为，使得信用紧缩加剧。在这种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风险意识逐步超越盈利欲望，高能货币的扩张只能增加金融体系的超额准备金，无法迫使金融机构冒险对危机实体提供融资，货币扩张无法通过正常的信用扩张来刺激经济。虽然存款准备金和利率双双下降，扩张高能货币，降低名义信用成本，但是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和金融信用仍然处于紧缩状态。所以，真实货币供应量应当包括“能力”与“动力”两个方面，缺一不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金融危机(能力动力双缺失)、80年代的日本大衰退（动力缺失）都是货币政策对经济稳定与复苏失败的范例。1932年，美国工业理事会信用统计报告中宣称：“毫无疑问，银行信用萎缩，乃是由于银行迫使客户偿还贷款，且拒绝发放贷款所致。”2007～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累次降低利率，扩张高能货币，虽然使金融体系不致崩溃，但是社会的实体信用关系和金融机构间的正常金融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动力引擎失效，整个货币信用体系仍然处于停滞紧缩状态，收效甚微。
中国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波及，经济实体动荡，企业受到成本上升、销售萎缩等冲击，产生经营风险。银行出于自利动机，回收贷款，紧缩信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也同样被阻滞，效果弱化。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信心，从实体经济中发现产业链条到经济单元体的增长点，那么货币政策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中央在对上半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迅速的反思和纠错，从防通胀思维转为防通缩思维。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央行降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为稳定经济提供一个充裕的货币供应环境，无疑是注水养鱼的正确选择。但是，要真正扭转社会实体经济颓势和紧缩的信用关系，仍然要从经济产业投资的活跃和部门单元的盈利预期着手。也就是说，维持经济稳定发展需要寻求更根本的解决路径。
弱化货币政策，确立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
由于没有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中国产业链中的价格链暴露在国际市场冲击之下，产业调整极为被动。面对这种国际形势，中国早已认识到，当年依赖美国过度消费的低端出口制造业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以出口导向的经济循环方式应当逐步转向内需导向循环方式上来。在国际金融危机迅速蔓延的紧要关头，中国要想完全独善其身很难，但是可以藉机转移增长方向。众所周知，牵动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净出口，当前局势下出口受阻倾向明显，国内消费由于股市、楼市等资产性收入锐减，想要在短时间有重大增长并不现实，原有出口供给能力和国内需求匹配度并不高，简单转化根本不可能，产业结构亟待调整。而且，从宏观调控本义来讲，必须具有可控性和主动性，出口、消费这二者的增长主动权并不在政府，只有投资调控才是政府可着力的措施。要想启动投资，财政政策的扩张是必要取向，所以，在这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必须迅速改变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模式，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应当扮演更重要的调控角色。基本选择是：财政政策主导宏观调控方向，从收支的方式和数量调衡国内需求；产业政策、货币政策为辅，从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引导、金融支持两个方面进行配合，努力培育新生增长方式，加强外部博弈能力，减少依赖。
转向内需增长模式，需要进行各方面的微观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财政投资政策选择、税收政策选择、民众收入增长效应和消费倾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发展，都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怎样规划步骤，掌握政策力度，使之逐渐形成财政收支正盈余、经济均衡高效发展的正反馈机制，是财政政策的权衡重点。这几天有官员和经济学家指出，由于这几个月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某些领域甚至出现负增长，所以，对财政收入的担忧使财政支出刺激方案举棋不定，迟迟不敢出台。这种提法貌似有理，其实是对财政政策效率的不自信。截流不是办法，开源才是正道。第一，在财政增支传导机制中，无论投资购买支出的效应，还是转移支付，都必然刺激有效需求，最终增加产出，增加财政税收；第二，在财政减收传导机制中，让利于企业、让利于个人，能够刺激投资和消费，诱发投资，从而增加税收，著名的“拉弗曲线”就隐含了这个机理。问题在于，如何正确估算财政政策的力度和效应，选定一系列政策指标，使之能够达成长远财政增收、内部投资消费需求均衡、民众收入福利提高的良性循环。
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财政刺激方案的出台近期可以扭转中国经济颓势，远期可以促成增长方式的转型，是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的。中国的物质文明发展较发达国家尚有很长的路要走，城镇化、现代化的路程还很漫长，经济人均基数低，发展空间仍然巨大，所以，以较快增长率发展应当是这些年的常态，并不存在高速增长到头的理由，短期的结构性调整是为了更好更快地长期发展。中国财政也处于转轨阶段，逐步由原来的投资型财政向公共财政、服务财政转移，所以，财政刺激方案取向也是财政改革的实践取向。
首先，在产业政策的协同下，财政刺激方案必须往改善投资环境、支持高附加值产业、启动龙头行业、培植服务业等方向倾斜投入，诱导社会投资和就业往经济增长良性方向转移，如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环保安全构建、稳定发展房地产行业、扶持中小型自主技术企业等等，都能成为财政刺激的着眼点。其次，在由美元区通胀引发的国内商品价格链危机下，财政转移支出有必要对符合长远战略走向、短期遭受困局的行业或企业进行时空区间的补贴支持，抵御国外非供求因素冲击，以防短期行业崩塌影响国家大计，比如有积极意义的石油下游产业、农业等，都需要一定程度上的国家保护或干预。再次，在城乡居民税收免征点（起征点）的上调方面，财政也应该积极做出决断，民众实际收入的提高（尤其是低收入人群）能够提升消费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国内消费。一方面让中国民众真正享受国民经济增长福利，另一方面通过内需提升促进产业发展。
中央已经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四万亿拯救经济的方案，希望以中央投资带动地方投资，以国家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是对财政政策主导宏观调控的重要解读。应当看到，十大具体措施的取向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和取舍，对启动效应也有积极的预期。短期之内中国最要关注的仍然是就业问题，原先出口行业的劳动力很大比例回归西部，面临重新就业问题。在西部基础设施和产业启动方面，财政政策应注重投资招商环境的改造和塑造上，研究个别区域禀赋，打造西部农业加工、产业升级的新经济增长点，改善西部经济，提供就业机会，增加有效产出，以达到政府支出的杠杆作用，促进经济发展，最终增加税收，平衡财政开支。
提振消费固然也是重要的经济增长手段，但是从收入效应来讲，消费是“果”而不是“因
”，在产业不景气、就业率受挫的情况下，增加消费无从提起，减税或加薪自然能起一定刺激作用，但毕竟有限。所以，财政政策在减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方面宜权衡考虑，应以前者为主。同时，大幅度加薪会使劳动力成本再度上升，在当前企业困难的情况下，容易雪上加霜，宜在投资活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实行之，方是稳妥之策。发改委正在酝酿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方案，笔者以为应慎之又慎，不宜过急。
在金融危机中，民营中小企业由于真实融资成本高，规模效应不强，抗风险能力相对低，受冲击程度尤甚。然而，中小企业往往孕育着自主创新的新经济增长点，同时对就业的毛细吸收能力强，对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政策应向健康但弱小的中小企业积极倾斜，通过财政基金、融资服务担保、减免税收等途径进行有效扶持。
财政政策要兼顾长期发展和短期增长的统一与协调。如何在财政传导机制下选择工具，把握力度的问题，使最后的长期财政收支轧差为正数，财政最终体现增长，才是目前宏观调控思考的正确方向。要寻求均衡的正反馈机制，必须在刺激措施和刺激力度上进行精密的数量分析和实证分析，把握每个环节的刺激传递效果，适度适量地启动财政工具，达到财政收入乃至经济增长的正反馈效果。
综上所言，由于近几年国家财政保持了年均30%的增长，为财政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转向财政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将借机解决中国历时弥久的两大难题：产业转型途径和藏富于民途径。
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协同运作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共生的，财政从央行的国库中支出，财政存款转移到商业银行，本身就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产生货币的扩张效应；企业税改减负和居民减税的道理也一样，企业和居民存款增加，m0、m1、m2都得到提升。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同样也密不可分，正确的产业政策能使财政刺激的效率更高，长远来看，符合发展方向的产业产出更有可持续性，财政的税收保障性越强。同时，货币政策也为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做配套的信贷导向扶持服务，使宏观调控顺利进行。
原先作为宏观调控主旋律的货币政策调整势在必行，由于逻辑的错误，货币供应量必须重新正确估量，紧缩的信贷政策也必须扭转。根据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预期，测算物价超常规上涨可能带来的货币需求的异常增加，货币供应量必须适当相应放宽。原先调控过度的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宜继续转向调低，以满足货币需求（如果是企业效益危机应着重调低利率，如果是企业流动性危机则应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信贷政策更应该遵照产业政策调整的大趋势，既照顾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生存现金流的可持续，也兼顾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在马上松动可贷资金总量和信贷限制的同时，做到有保有压，以配合财政、产业政策指导下的宏观经济结构转型。
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必须协同运作，在产业结构和刺激力度上进行把握。要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财政刺激不要重新堕入“三高”行业陷阱，制造过热行业，引发重复建设，刺激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走高；二是提防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合理，防止收入不恰当集中和收入差距的扩大。
所以，财政政策的放松和刺激是经济重新活跃、产业结构转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目前环境下尤为突出，既有危机下的压力，也有危机下的机会。中国应该接受和把握这次的国际环境的挑战，主动调整，积极应对，从中国自身经济状况和逻辑出发，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辅以正确的产业政策和稳妥的货币政策，才能寻求真正意义上的转机。财政政策是经济巨轮动力引擎，产业政策则是轮船的方向舵，货币政策则是轮船赖以承载的水体，在经济的健康航行之旅上，三者缺一不可。财政政策的主导性和主动性不言而喻，其主导国家的富裕程度，国力之所依赖，动力过强、速度过快则危险，过弱过慢则萎靡落后；产业政策则指引健康安全的长远航向，理顺经济发展的健康协调取向，及时调控动力偏差；货币政策是江河湖水，过多则容易巨浪覆舟，过少则容易船体搁浅，保持平静的水面和适合的深度是安全航行的保障，为财政和产业政策提供良好的操作平台。
当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产价格稳定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资产价格的波动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甚至还会诱发银行信贷危机，引发社会宏观经济的衰退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持资产价格稳定，这需要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出发，探讨资产价格与其他经济变量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发展。
一、资产价格的相关概念
资产价格在金融定义范畴包括证券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两方面概念，这一概念中所涉及到的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资产价格中的证券资产价格对于利率的敏感性较强，其波动主要来自于短期股票投资回报率的影响，极易受到货币政策及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证券资产价格的波动与相对应的实体经济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其上涨和下跌往往伴随着实体市场经济的上升和下滑。资产价格中的房地产价格则与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密切相关，需求方面依赖于当前收入水平、现金流状况以及平均折现率，在供给方面则依赖于土地面积或建筑的可用性，以及现有住房的质量水平。实质上资产价格发生波动，这将直接影响当前社会的金融系统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基于此特征，探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具备极为深远的现实应用意义。
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正不断发展和深化，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所在。同时包括土地出让金等房地产相关税费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也成为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房地产开发进程不断加快，抵押贷款以及购房行为处于快速增长进程之中，资产价格中的金融资产属性不断增强，同时资产价格正处于不断波动之中。这不仅造成了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居民的经济负担，对于社会层面而言也制约着发展方式的优化转变和产业升级的发展进程。因此维持包括证券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等内容的资产价格稳定，有助于更好地促进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社会影响。资产价格稳定与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力作用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一）维持资产价格稳定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界较为奉行的一种宏观调控理念为“一个目标”和“一个工具”。“一个目标”为保持物价稳定，通过单一的物价稳定目标可以有效平抑通货膨胀预期；而后者“一个工具”则为短期名义利率，通过一定规则的利率调整可增强财务政策的透明性，从而现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基于此理念可发现，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则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于资产价格的波动能带来差异化的影响，财政政策可更为直观地反映资产价格的波动变化。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初期，居住房屋类别依赖于我国福利制度，在这段时间财政政策能更为直观地反映资产价格的变化。随着房地产业市场增长不断加快，货币政策在资产价格变化过程中有着更为直观地体现，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容差率也有着极为明显的变化。为了维持资产价格稳定，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实现协调发展，统一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资产价格的科学合理控制。
（二）资产价格中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
货币政策的实施目标在于维持物价稳定，即维持商品价格的稳定。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将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和破灭对于经济产出和货币通胀的影响纳入考量范畴。资产价格中的汇率波动会对货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来自于货币流动以及市场交易等方面对于货币供给政策的影响，货币升值会直接影响货币兑换过程中的等额价格波动，国家银行需通过货币供给的不断提高来改善这样的现状，但同时货币升值的预期提升会促使国际资金流入我国货币市场，客观层面引起货币扩张，这会直接影响物价及资产价格等方面的提升波动，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应用资产价格中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通过缩小货币市场流入，有效改善货币扩张的金融状况。
（三）资产价格中财政政策反应模型
“一个目标一个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在过去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却对这一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理解。我国央行明确宣传，资产价格稳定并非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依据。在财政政策反应过程中也需时刻关注和掌握资产价格的波动状况。财政部门不仅需要维持政府债务的持续发展，同时还需促使产出稳定，基于此税收比例将成为政府债务缺口和产出缺口的重要函数，对于资产价格中财政政策的反应模型需体现债务和产出的持续发展和稳定运行，通过两方面的综合协调和控制，合理实现资产调配，从而实现资产价格的稳定发展。
三、结语
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资产价格的稳定会带来差异化的影响，在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及关系的过程中需有所侧重，通过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资产价格趋于稳定。
（作者单位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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