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1
【摘要】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一直是各国学者和货币管理当局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系统阐述了该理论的最新进展，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其所做的改进，进而提出了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taylor规则中介目标
引言
货币政策行动通过利率途径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关于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利率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mccallum（1983）的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是比货币总量更好的货币政策行为指标，因为利率吸收了货币总量预测能力(litterman&weiss,1985),friedman&kurrner(1992)通过var检验认为商业票据利率与三个月国库券的利差对真实收入的预测能力不仅高于货币总量，而且显著高于单独使用其中任何一个利率。这证明了包含长短期利率信息的收益率曲线作为中介指标的重要性。随后，taylor（1993）提出泰勒规则，认为在各种影响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因素中，真实利率是惟一能够与物价和经济增长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调整真实利率，应当成为货币当局的主要操作方式。
泰勒规则提出后，经济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部分是对实际货币政策进行理论概括，部分是对最优政策进行分析。taylor（1999），mccallum(2000)采用历史分析法分别使用美国、英国1962－1999年，日本1972－1998年经济数据，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认为规则信息（rulesmessages）比目标变量更明显依赖于指定的政策工具。clarida,galiandgertler（1997，2000）采用反应函数法对泰勒规则进行了检验，对两类国家g3(德国，日本，美国)，e3(英国，法国，意大利)货币反映函数作了估计，得到在不确定情况下的通胀目标优于固定汇率目标的结论，并以此为一种手段为货币政策去获得一个名义锚（nominalanchor）。juddandrudebusch（1998），gerlachandschnabel（1999），nelson（2000）将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结合起来，在分析货币历史数据的基础上估算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这些研究涉及到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等主要货币组织。levin,wielandandwilliams(1998)对美国数据进行仔细分析，得出联邦基金利率一阶差分对当期产出缺口、一年期平均通胀率及目标通胀率差值作出反应的规则，该规则在不确定情况下是稳健的，且一阶差分规则优于taylor（1993）规则。christianoandgust(1999)采用一些国家的经济数据检验了泰勒规则的操作特征，得到当通胀增加时，名义利率增加大于1：1，当产出相对于趋势变化时，利率没有作出相应变化的结论。lawrenceball(2000)建立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政策规则，通过在泰勒规则方程中添加汇率变量来决定利率，央行选择的政策工具是利率或货币条件指数。giannoniandwoodford(2002)将工资与价格粘性引入泰勒规则，并考察了新规则的稳健性。clarida,douglaslaxtonandpaolopesauti(2003)建立了一个简单ifb(inflation-forecast-based)规则，它不是依据直接均衡利率估计，而是对通货膨胀预期给予较大的权重，结果表明这种规则比通常的泰勒规则表现好。
国内学者谢平，罗雄（2002）运用历史分析法与反应函数法首次将
融界的“泰勒规则”（taylorrule，1993）。
taylor（1993）认为，政策规则不一定是政策工具的固定设定或一个机械的公式，规则型行为是系统地（而不是随机地）按照某一计划实施货币政策。taylor用一个简单的政策规则来说明政策的制定，即一般的“泰勒规则”，其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是中央银行用作工具或政策目标的短期名义利率，即在一天或一周内能够控制的利率；是长期均衡的实际利率；是最近期通货膨胀率的均值(预期通货膨胀率)；是中央银行目标通货膨胀率；是产出缺口。taylor于1993年对美国1985－1992年的数据进行了检验，指定＝2％，＝2％，而是前四季度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潜在产出则由实际gdp的对数进行线性趋势拟合，于是模型变为：
他的研究发现：如果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即产出缺口，且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目标值，即，则，经济可保持在稳定且持续增长的理想状态。如果通货膨胀率高于美联储目标一个百分点，利率就应当提高1.5个百分点；如果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一个百分点，则利率就应该降低0.5个百分点。这种规则与联邦货币政策实际操作拟合的很好。只有1987年，当美联储对股灾做出反应时，规则值与实际值有一个较大的差距。因而，可以说美联储的货币操作是按照泰勒规则来进行的。
泰勒规则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即联邦基金名义利率要顺应通货膨胀率的变化，以保持实际均衡利率的稳定性。如果产出的增长率超过潜在水平，或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超过目标通货膨胀率，则使实际利率偏离实际均衡利率，货币当局就应运用政策工具调节名义利率，使实际利率恢复到实际均衡利率。在泰勒规则的指导下，美国对其货币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实行利率平滑货币政策：货币当局以实际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并通过控制短期利率，使之沿同一方向逐步小幅变动，而只在经济运行情况变化时通过稍微改变利率的方向，给市场传达明确的政策信号，促使市场自动进行调整。
有关启示
在金融学领域中，一般把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归结为五个方面：高度就业、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市场稳定。但是，上述几个目标往往是有冲突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同时达到这几个目标，并且，货币政策对这几个目标的贡献度是不同的。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即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放在保持物价和金融市场稳定方面。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分五种基本类型，即：汇率目标、货币总量目标、利率目标、通胀目标与隐性货币政策目标。
一般而言，货币政策操作方式中的所谓“规则”，是指在货币政策予以实施之前，事先确定并据以操作政策工具的程序或原则，如弗里德曼主张的“单一货币增长率规则”；“相机抉择”则指中央银行在操作政策工具过程中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束缚，而是依据经济运行态势灵活取舍，以图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自从1984年
，避免随意性政策造成不必要的代价，又赋予了货币政策一定的灵活性、应变性，避免了政策僵化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三，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与利率弹性的增大，
参考文献：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3
关键词：资本市场；货币；股票价格；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821．0；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139―03
在现代金融理论中，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不断加大。比如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动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中央银行的关注。这正是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机制的作用所在。因此，资本市场的发展使货币需求函数发生变化。在短期收入不变的条件下，股票市场及股价波动分别通过财富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引起货币需求的变动，第一，财富效应；股价的上升增加了人们的财富，财富与收入的比率增加，人们的货币需求增加。第二，交易效应。股票市场规模扩张和股价上涨引起了股市交易量的扩大，而扩大的交易量需要更多的货币作为媒介，货币需求也相应增加。第三，替代效应。股价上升引起人们调整资产组合，增加股票的比重，减少组合中的货币，从而减少了货币需求。一般而言，财富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因此，股价上涨一般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若考虑资本市场发展所带来的间接效应：经济增长引起持久收入增长，会放大财富效应和交易效应，货币需求总体上趋于上升。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中，货币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仅仅考虑的是货币总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没有亢分考虑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因而货币总量与一般价格水平间的关系并不能反映整个经济的全貌。资本市场的发展所引致的货币需求的增加、货币流通速度F降，部分抵消了货币供应量扩大的产出增长程度，削弱了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因此，中央银行在确定货币供应量目标时，应充分考虑资本市场发展的因素。
一、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一)股票市场与投资的实证检验
采用1991～2004年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刃)、上证指数(sp)，一年期贷款利率(R)、年度固定资产贷款额(LenD)的数据，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的4．4％。高莉(2001)的分析表明：1992～1999年间财富效应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贡献作用仅为0．0396，而1995～1999年更低，为0．019。夏新平(2003)分别利用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结论是我国的财富效应均不显著。
通过投资与消费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大。
二、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低效的原因探析
通过股票市场对投资和财富效应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低效的结论。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呢?我们认为，我国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现状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一)资本市场发展规模偏小，缺乏政策效应充分发挥的市场基础
截至2004年底沪深两市股票市价总值为37055．57亿元，而股票流通市值仅为11688．64亿元，占GDp的比重仅为27．14％。而2004年底，美国为139％、英国为163％、香港地区为200％、印度为93％、泰国为114％。从投资者开户数来看，2004年底为7211．43万户，相对于我国大约4亿户家庭来说，只有大约18％左右的家庭投资股市，若剔除机构开户数和重复开户数，则比重更低。而财富效应等股市传导机制的影响是以一定规模的资本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
一定规模的、成熟的资本市场可以迅速反映资金供求状况变化，并将这种对中央银行调控措施做出的敏感反应通过其广泛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传递至实际经济。我国股市成立至今不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不可否认已取得了巨大发展，但与西方发达的股市相比，规模仍然偏小，从而资本市场对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通过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难免要受到限制。
(二)金融市场的分割约束
目前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造成了货币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分割，致使金融中介不能同时直接参与两个市场，利率变动不能及时地反映出市场内部的供求情况，资产组合的变动也相对缓慢和不彻底，这必然影响到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变动的传递速度。
在市场分割条件下，由于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较低，使不同的资产之间联系不紧密，缺乏替代性和竞争性，导致利率结构扭曲，利率体系不合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分割影响了人们的合理预期，破坏了长短期资金利率结构，使货币政策的意图难以通过货币市场反映到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中，经济主体也难以通过失真的市场信号做出合理的预期，因而不能对各种金融资产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活的反应，使货币政策对资产结构调整作用非常微弱。
(三)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低下
关于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众多学者对此作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在此不再详述。基本上达成共识的观点是我国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不高，处于弱效率或非效率状态。表现在股票价格变动不能反映基本经济运行和信息披露不规范两方面。
从总体股票价格变动来看，正如前所分析过的，我国股票价格与经济增长间的相关性不高，股市并没有呈现出国民经济“晴雨表”的特征；从个股的价格变动来看，庄家炒作的影响要远大于公司本身的业绩增长。在股票价格变动不能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建立有效联系的条件下，货币政策通过股市传导的效应也就无从谈起。
我国股票市场信息披露不规范表现在：第一，信息披露不充分。我国的许多上市公司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这使投资者无法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难以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第二，信息披露分布不对称。大多数投资者不能获得应该获取的信息，极少数投资者却能通过采取不法手段获得公司的内幕信息，严重损害了大多数投资者的权益，违反了公平交易原则。第三，信息披露存在时滞。有的上市公司故意拖延信息的公布，不按期公布财务报告，不及时公布重大投融资事项、委托理财事项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都降低了市场效率。
总之，一个缺乏效率的资本市场无法充分及时地把所有可得信息，包括货币政策意图的信息反映在资本的价格上，必然阻碍了货币政策的顺利传导。
三、政策建议
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革货币政策，使之能更加有效地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作出结果合乎意愿的反应。但是，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股权价格和实体经济的，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变革与操作的复杂性。因此，我们要通过完善资本市场，改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
(一)加快资本市场主体建设
继续推进公司制改革，完善出资人制度，从根本上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与约束机制弱化等问题。培育一批治理规范、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上市公司；放宽资本市场准入条件，适时创建中小企业板块市场，使中小企业成为资本市场的生力军。大力培育一批诚信、守法、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使基金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弱化资本市场的政策，开发和发挥其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等功能。切实实现资本市场“三公”原则，制定相同的市场准人和退出标准，保证不同的市场主体能享有同等的待遇，鼓励民营企业对上市公司进行收购和重组，使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更富有效率的产业中去。
(二)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资本市场体系，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改变债券融资相对滞后状况，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丰富债券市场品种；理清思维主线，从计划经济思路转向市场思维；理清逻辑主线，建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发行模式和以otC为主的交易模式；理清法制环境、制度建设的主线，改善金融生态，不断提升会计准则要求，加强信息披露要求，建设评级体系，加快修订新版《破产法》等。
不断进行金融创新，创造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完善资本市场客体结构。在充分考虑风险和期限的基础上准确确定金融中介机构中长期信贷的利率、债券利率及股息率等并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结构。发展和规范期货交易、垫头交易、期权交易和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及其他金融衍生市场。
(三)稳步推进国有股流通改革，积极稳妥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加快市场化进程
对于需要国家控股的行业和企业，根据国有股所负担的经济社会职能、产业分布和组织结构状况以及股权分散程度，合理界定国家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所需要的最低资本份额和股权比例，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对非控股行业和企业的国有股，遵循股权多元化的原则，采取多种办法，如国有股回购、配售、发行债券、股转债、缩股、存量发行与流通等，加快减持国有股，使民间资本成为其主要的资本形式；加快可流通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步伐，使之与公众股同股同权，突破主板市场股权配置的缺陷保证投资者的知情权，营造国有股、法入股、公众股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股市运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性。
(四)开辟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渠道
货币市场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目前，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缺少有机的联系，使得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不能协调运作，容易产生政策冲突，导致货币政策有效性减弱。因此，我们要建立规范的证券融资渠道，有步骤地使银行与证券业、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资金互相融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效控制资金供求量；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更进一步放宽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将传统的存贷业务扩展到投资银行业务，在参与企业的兼并重组和银行不良资产的剥离重组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
(五)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
首先，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应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公开市场业务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央银行具有完全的主动性，可以根据市场资金供求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主动调节市场利率和基础货币，并通过货币市场进而影响资本市场。其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或操作目标应该从数量型指标――货币供应量转向价格型指标――利率。利率不但稳定，还有其可测性、可控性和即时性，利率作为资金价格，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地反映出来，利率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经济的动态，也易被中央银行观察到，因而利率能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佳操作目标。再次，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关注以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稳定。一般来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影响股票价格，因此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关注资产价格指数，将其作为政策制订的参考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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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4
（一）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双失衡
投资、出口和消费三大引擎应共同发挥作用推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带动，而消费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极小。历年来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居民消费占的比重过低，并呈逐年下降之势：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六五”和“七五”占50%以上，到了2008年占到35.3%，只有一般国家60―70%左右水平的一半，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东南亚某些发展中国家。因而，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出口扩大外需就成了一种唯一的选择。2007、2008年，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为37%和32.3%，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降为24.3%，而外贸依存度却分别为65%、60%和45%。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巴西等国家，外贸依存度都低于30%。由于投资过热，内需疲软，给宏观调控带来了流动性过剩、物价不断上涨的巨大压力。
（二）外汇储备过高，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大
自2001年从亚洲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后，我国经济很快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由于进出口贸易额的快速增长、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双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以及国际热钱流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迅速。200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2121.65亿美元，2003年迅速飙升至4032.51亿美元；到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达到8537亿美元，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持有最多的国家；截至2009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的23991.52亿美元，超过G7国家外汇储备之和。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通过影响基础货币投放影响货币供给，对内产生通胀压力，对外增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困境
针对流动性过剩、信贷扩张过快，人民币升值以及物价上涨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从2010年10月货币政策逐步由“稳健”转向“从紧”。在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过程中，中央银行采取了价格型与数量型货币工具兼用，并辅之以“窗口”劝说的策略，以求达到回收流动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的目的。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货币政策没有规定一个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实际执行货币政策时，往往会出现货币政策的机会主义倾向。第二，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独立性。第三，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时机、力度以及对货币政策时滞的把握存在缺欠。第四，货币政策整体上比较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等。实践表明，从紧货币政策的现实效果与其要达到的调控目标之间尚存很大的距离。究其缘由，不仅因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原因十分复杂，还有流动性过剩与物价上涨之间的传导机制尚不清楚。同时，货币政策的困境还来自于其本身，货币政策一般都是通过采取调控总量的办法来给经济降温，这种“一刀切”的政策，很难兼顾到因地区差异、行业差异等造成的经济发展冷热不均问题。因此，如果想摆脱目前货币政策执行的困境，就必须从源头出发，选择适合我国当前通胀背景下的货币政策目标。
三、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选择
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尚不具备以保持币值稳定、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条件，针对当前通胀背景，我国应尽快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我国中央银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地、有步骤地完善货币政策框架，选择适当时机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过渡。
（一）解决货币政策存在的多目标约束问题，确认稳定币值为首要目标
随着货币政策理论的进展和中央银行实践经验的积累，理论界与中央银行对物价稳定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认识愈加深刻，普遍认为在长期内中央银行可以系统地影响的惟一宏观经济变量是通货膨胀率，维护物价稳定是中央银行的惟一职责。我国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与上世纪90年代两次超过20％的通货膨胀教训后，已经认识到控制通货膨胀率的重要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这种规定并没有区分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优先层次，有可能在经济受到冲击时，由于对汇率目标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价格稳定，给价格稳定目标带来了威胁。
（二）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可信度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成功的关键
中央银行要有绝对的权力选择必要的政策工具来实现通货膨胀目标。与此同时，增强中央银行的声誉与可信度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公众对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能力产生怀疑，其行为就会与中央银行的要求发生背离，以致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通货膨胀目标制与固定汇率制度有一定的内在冲突，因为这使得中央银行难以用可信而又透明的方式向公众表达自己优先考虑价格稳定而不是其他货币政策目标的信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后，货币当局仍然维持对固定汇率的偏好则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目标缺乏可信度。
（三）明确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主从地位
中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货币供应量和汇率同时充当着名义锚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同时有义务来维持汇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的稳定。在这种双重名义条件下，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经常会存在冲突，中央银行往往会在维持汇率与稳定货币供应量目标两者之间陷入困境。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应避免因为过多地关注汇率波动，造成汇率取代通货膨胀目标作为名义锚的问题。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应以货币政策操作为主。
（四）提高中央银行预测能力，建立实际可行的通货膨胀目标
中国向通货膨胀目标制过渡的最大约束因素是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中央银行需要通过建立一个可靠的通货膨胀预测模型，把握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估计出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对产出和价格产生影响的时滞。目前我国经济结构尚处于转轨时期，并不具有稳定性，经济主体之间行为关系往往不具有可信度，存在着非一致性预期的经济结构，且尚存有价格管制现象，因此要建立一个精确的预测模型，并相当准确地估计出货币政策变动对通货膨胀影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五）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5
关键词：信贷渠道；货币政策；区域差异
一、信贷渠道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概念
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下，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但是，相同幅度的货币收缩和货币扩张，却对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影响效果。一般认为，在经济紧缩阶段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加速作用小于经济扩张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减速作用。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不仅依赖货币政策的方向和强度，而且依赖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这种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产生不同的作用及其机制被称为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除了上述一般意义上的非对称性之外，还包括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内的非对称性，以及对不同行业的非对称性效应。
关于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理论的研究，是近二十年来随着信息经济学的发展而兴起的。一般把信贷渠道分为狭义信贷渠道和广义信用渠道两种，分别说明如下：
1、狭义信贷渠道。此渠道强调的是银行在信贷市场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基本原理可以用Bernanke和Blinder的CC－Lm模型来说明：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is曲线表示商品市场均衡，厂商投资是通过债券市场融资完成的。而在现实经济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等问题，债券并不可以完全替代银行贷款，有些企业是银行贷款的依赖者，所以厂商的投资需求不但和债券利率负相关。也受到银行的信贷资金的约束，这样标准的iS－Lm模型中的is曲线就变成了cc(商品和信贷)曲线。2、广义信用渠道。此渠道也叫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由Bemanke和Gertler(1989)提出。他们认为，同样是由于在信货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为了减少道德风险，银行发放贷款需要有抵押品，或者要求企业有一定的“净值”——企业拥有的流动性资产和可以用于抵押的资产的加总。此“净值”的多少与外部融资支付的溢价成反比，净值的下降一方面提高了借款人为外部融资所付出的溢价，另一方面提高了外部融资的需求最，从而影响企业的消费和投资。此渠道也被称为金融加速器，意指由政策导向而引致的利率变化效应被宏观放大。
二、文献综述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区域差异和信贷渠道的理论的研究上，严格来说，现代货币政策是在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发挥作用的，尽管人们一直将研究热情放在了货币政策的数量、时间、政治等效应分析方面，但仍然有一些学者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区域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对于市场缺陷的认识和对利率作用的反复检讨，信贷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开始得以强调，货币政策传导研究则更加丰富和多样。斯蒂格利茨等提出了均衡信贷配额理论，确立了信贷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格林沃尔德和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财务约束与商业冲动》中强调了信贷在经济周期中，尤其是在货币政策向经济的传导中的作用，不仅修改和扩展了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也从定性研究深入到了定量研究阶段，并逐渐形成了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两种信用传导理论。
80年代以来，麦金农(1985)奥伯斯费尔德(1996)将汇率因素纳入了货币传导研究中。另一方面，以新剑桥学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从凯恩斯早期的货币理论出发，在特别强调经济过程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指出经济过程是随着真实时间而不是逻辑时间演进的，制度环境以及其他经济条件的变化是不确定的，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后凯恩斯主义代表人物托宾和莫迪戈里安尼提出的理论和财富效应，在全球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成为货币政策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研究的新热点。
后凯恩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Sheilaa.Dow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撰写文章和出版书籍。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阐述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不对称的问题。她和该学派的其他经济学者的研究证实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明确存在，而且各地区信用的不稳定性不仅是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受到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行为因货币政策改变而发生变化的影响。这进一步支持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观点。
国内的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孙天琦(2004)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货币政策应当考虑到地区差异性，并提出了实施区域差别的货币政策的若干具体建议。王维强(2005)认为。区域差异的存在可能扭曲统一货币金融政策的作用机制，耿识博等(2005)通过建立货币政策区间不对称效应模型，分析了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差异影响。曾康霖、巴曙松等学者在我国较早提出区域金融的概念，从区域经济的角度阐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的问题。曾康霖(1995)指出，经济、金融发展不平衡必然会引起银行信贷借存差的问题。巴曙松(1998)在考察了1988年至1994年地区银行存贷情况后认为，融资多元化、货币资金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内在要求改变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模式，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张晶(2006)从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出发，具体分析了产业结构、企业规模及出口额是否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结果表明汇率渠道不是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并且将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运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内部，指出中国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证实中国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并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分析得出信贷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导致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
刘玄、王剑(2006)，焦瑾璞、孙天琦和刘向耘(2006)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工具执行效果两个方面来分析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在传导机制上具体分析了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借款人净值理论和银行信贷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他们的研究比较深入、全面，但是缺乏实证研究。胡海鸥和虞伟荣(2003)则认为，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信贷传导机制，政策效应会被放大。金融加速器效应在紧缩时期比扩张时期更为明显，因为紧缩时期企业的资金短缺，资产负债表状况恶化，这就支撑了货币政策进一步收缩的效应；而在扩张时期，企业资金充裕，它们资产抵押的需求降低。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得不到进一步实现。同时，由紧缩性政策转向扩张性政策的时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也比较微弱，因为在资金供给由紧向松转换的时期，企业资产负债状况一度恶化，即使货币政策态势趋向扩张，但商业银行从自身安全和利益出发也会谨慎放贷。直到企业资产负债状况改善，扩张效应才能进一步得以体现。基于菲利普斯一罗利坦的动态分布滞后模型，丁文丽(2005，2006)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两种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中国1990年以来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货币政策效力的区域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区域信贷供给量和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关系确实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异，从而为证实“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存在区域非对称性”这一命题提供了经验支持。但她使用的计量模型过于简单，只使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就得出了货币政策存在区域非对称性的结论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三、简要评述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学家们开始直接关注国家货币政策的区域作用差异，研究的焦点放在国家货币政策的变化会给区域真实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在企业投资决策中起着决定作用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新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区域影响的金融结构差异论。新凯恩斯主义以信息不对称为前提条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证实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作用，认为以银行为核心的信贷市场在决定经济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6
关键词：电子货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述评
中图分类号：F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6-0038-02
一、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
综合国内学者的研究，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发行主体地位
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虽然对经营信用卡业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对诸如公交卡、校园卡、Vip卡、优惠卡、打折卡、会员卡等其他类型的电子货币并没有作出一个明确、清晰的界定。当前电子货币发行主体主要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有是一些特别发行公司的非银行机构（如维萨和国际信用卡组织），电子货币发行主体的多元化使中央银行作为“发行的银行”地位受到了挑战。另一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目前发行的所谓电子货币其实是现金替代物，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发行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不会造成冲击。“对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形成真正冲击的是可以无限背书的电子本票和电子支票，一旦技术成熟，这种形式的电子货币将彻底颠覆央行货币发行的垄断。”
（二）铸币税收入的流失
学者们普遍认为电子货币对铸币税存在着影响。如张成虎基于电子货币的发行冲击了央行货币发行主体地位这样的认识，认为目前电子货币主要由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机构发行，对于发行纸币的中央银行来说，意味着其铸币税的流失。尹龙持与之大致相同的观点，认为铸币税“受影响程度与中央银行在竞争发行中的地位、通货使用的范围相关。中央银行发行的电子货币竞争力越弱、现金使用的范围越大，铸币税减少的程度就严重。”而梁立俊从电子货币不会对央行货币发行主体地位带来冲击的理论前提出发，认为商业银行通过资产增加发行电子货币，如果这种电子货币在支付过程中不是同步结算，从支付到结算的时段内，这种电子货币充当了货币的职能，商业银行在发行这种电子货币的过程中获得了铸币税收入。
(三)金融体系的监管功能
科技进步使得非银行金融机构加入到货币创造的行列，更加混淆了它和商业银行之间本来就模糊不清的界限，也迫使中央银行重视和加强对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但是对电子货币，尤其是电子现金发行主体的认定和监管问题会使得中央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中央银行对电子货币发行权的非垄断降低了其金融调控的能力，故中央银行希望采取措施加强对电子货币发行的控制权。”“另一方面，如果这样，其结果必然会挫伤民间发行主体推动电子货币运用的积极性，阻碍电子货币的发展。”所以，央行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有效地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学者们更多的还是从宏观上对电子货币作出一般性分析，对电子货币的界定也只是停留在传统的狭义的电子货币，还没有深入实践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探讨。比如说，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网上虚拟货币的出现对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产生了哪些影响?如何有效地消解这些影响？学者们对此深入的探讨不多。
二、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影响
赵家敏教授认为：“电子货币可以产生货币创造，也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但会受到制约被限制在一定程度”。他基于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模型的分析认为“普及电子货币和电子结算技术可达到降低货币需求余额的效果。”
唐平认为在普及电子货币初期，由于现金还不能完全被银行存款替代，rr(支票存款法定准备金率)、rr1(非交易存款法定准备金率)、e(银行超额准备金率)、t(非交易存款与支票存款的比率)的变化幅度要大过c(流通中现金与支票存款的比率)的变化幅度，这时乘数有变小的趋势。乘数m的变小说明在中央银行改变相同基础货币供应量时，社会创造的狭义供应量m1会变小。在电子货币流通和使用后，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和变现能力增强，货币周转周期将大大缩短。因此，在短期内，人们为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所预留的货币量占实际收人的比例将减少。
(二)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工具的影响
刘自强等人认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一般是使用m1和m2，但由于电子货币的发行不是集中的和一次性的，而是分散的和连续性的，这就使货币总量的测算变得十分困难。而对于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而言，最常用的是公开市场操作，但由于电子货币多由私人发行，因此损失了铸币收入的中央银行就可能会面临缺乏足够的资产来进行大规模货币吞吐操作的问题。
(三)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李成等人认为电子货币的出现和发展使中央银行依靠这些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有效性受到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网络银行中涉及存款准备金的资产负债业务的比重不断下降，在纯网络银行中这一比重已接近50%，中央银行存款准备金作用力度大大下降；第二，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增发电子货币规避中央银行提高再贴现率以缩减信贷规模的制度约束；第三，电子货币使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大量缩减，很有可能使中央银行因缺乏足够的资产负债而不能适时进行大规模货币吞吐操作，从而减弱公开市场操作的时效性和灵活性。
应该说我国学者在电子货币对我国货币政策影响方面的研究是较为深刻，但是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提出问题有余，解决问题不足。学者们对电子货币的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如对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影响以及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等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分析，但对于如何有效地解决或规避这些问题的策略分析稍显不足，即使有学者论及了这些问题，也只是概括性的、宏观的，缺乏详细而有针对性的论述。其二，宏观理论研究有余，实证性研究不足。目前，我国学界对于电子货币给货币政策带来挑战的研究主要为学究式的，从抽象的理论泛泛而谈的研究不少，能立足国内现状做调查研究的可谓凤毛麟角，因而其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就在打折扣。鉴于此，如何立足于国内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发展现状，将电子货币理论与我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应对电子货币挑战的具体策略，将是学者们下一步研究的重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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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资产价格；理论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077-02
一般来说，制定货币政策的主要根据有两个，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例如，日本银行法第2条规定，“日本银行的主要任务是稳定物价，并借此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货币政策会以稳定通货膨胀率和稳定产出缺口为目标，这样能稳定宏观经济。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随着金融结构的变化，金融资产的累积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挑战。现实生活中在宏观经济波动的时候，资产价格的升高和降低也逐渐成为重要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的“泡沫经济”恰恰出现在一般价格水平比较稳定的环境中。2007年7月，美国次级债危机却突然爆发，房地产泡沫破灭。随着全球经济增长下滑，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一些中央银行也开始在特定时期更多关注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次贷危机中，房地产价格及其价格泡沫的破灭无疑对货币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关系简述
（一）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货币政策（特别是出乎意料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利率影响资产价格的走高及走低。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的变动，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预期也发生变化，由此间接影响资产价格。
（二）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资产价格的走高走低会影响个人的财富，而财富的多少会影响消费。另外，资产价格通过托宾Q影响投资，而且资产价格降低会减少担保品价值从而降低融资能力。伯南克（1999）分析认为，如果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资产价格的下降和总需求下降就会出现恶性循环，即所谓的金融加速器。而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是货币政策所关心的内容。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资产价格会反过来通过消费或投资影响货币政策的制定。
工业化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业发展迅速，金融部门占GDp的比重显著上升，金融部门内部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竞争激烈、银行业的传统业务减少，与高杠杆的家庭、企业的资产交易、抵押融资显著增加。例如，很多国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银行的房地产贷款急剧上升。这样资产价格的下跌必然导致金融机构本身贷款能力的下降，不良资产上升，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实际经济的运行。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我们看到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之间相互影响。那么自然地，我们会考虑两个问题：（1）应不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单独的目标？（2）在考虑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应该赋予资产价格多大的权重？
二、应不应该把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单独的目标
从次贷危机中，虽然物价稳定，资产价格的虚高形成泡沫，泡沫破掉使得金融体系甚至实体经济遭受到很大的冲击。放任资产价格波动不去监督管理的危害可见一斑。
伯南克（1999）指出将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的框架下，温和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使得央行可以在短期内稳定经济，另一方面可以使货币政策有一定的确定性。他们文中举例：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努力，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还是金融市场美国飞速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地位。资产价格下降25%虽然会使得经济发展缓慢，但是效果会是暂时的，而且可以通过合适的货币政策予以调整。相反，此时日本的经济地位不好，如果资产价格同样下降25%，可能造成经济长期衰退。因而资产价格的波动并不一定会使得经济波动剧烈。此外价格稳定和资产价格稳定是一致的，而且具有互相加强的作用。如果将稳定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可以使得金融市场自动稳定。如果人们预期到央行这种反周期的行为，就会在资产价格上升的时候保持一定的理性。把通货膨胀率作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暗示着：资产价格对未来通胀率和产出缺口有多少影响力，货币政策就该对资产价格回应多少。如果直接把资产价格稳定作为目标会有不好的副作用。但是伯南克的观点有些不足，如果考虑道德风险，投资人可能会选择高风险项目，这种投机可能加剧宏观经济风险。针对这一点allen和Gale（2001）指出，由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存在问题，这会导致投资者可能选择高风险的投资项目。风险越高，资产价格虚高，泡沫越有可能出现。他们建议央行应该将稳定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根据，使资产价格稳定在实际价值。有的文章中强调货币政策不应该仅盯住通货膨胀，因为这样做可能会错过发现金融结构失衡。而金融结构失衡又会对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产生不利影响，进而进一步促使金融结构失衡、扩大产业循环周期。高的资产价格连同信贷扩张是未来金融市场风险不稳定的重要指标，建议央行应该考虑资产价格和信贷状况。
三、在考虑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应该赋予资产价格多大的权重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取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Goodhart（2000）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分别对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缺口进行oLS回归分析。其中，通货膨胀率是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对前几期的通货膨胀率，生产差额，以及世界油价变化及前几期的变化进行回归。产出缺口是根据iS曲线对前几期产出缺口，实际短期利率，实际汇率水平，实际房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进行回归。随后将实际房产价格和实际股票价格剔除出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通过对回归结果分析，如果不考虑资产价格的话，无论是通货膨胀的波动率还是产出缺口的波动率都会提高。
上表当中的损失是指一比一考虑稳定通货膨胀率的重要性和稳定产出水平的重要性的话的方差之和。不考虑资产价格会使损失提高超过60%。文章得出结论：就减少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和产出缺口的波动而言，如果剔除资产价格会使经济产生一个次优的结果。这不仅仅是因为忽略了资产价格所包含的信息，更是因为如果忽略资产价格会导致对其他变量的估计产生偏差。有些学者指出如果货币政策根据资产价格做出调整的话，产出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减少22%～99%。
反对者认为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如果赋予资产价格一个地位，但是央行却无法区分基础价格和泡沫价格，发现泡沫了怎样正确引导？而且在泡沫破灭之后什么才是最优的政策也没有定论。利率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无法预测，一些人认为利率提高有助于降低资产价格上升，而另一些人反驳说提高利率反而会让泡沫破灭带来的后果更严重。
而到目前为止，理论和实践我们都不能准确区分资产价格中的基础价格和泡沫成分。因此中央银行要在制定政策之前确定资产当中的实际价值，或者判断是否存在泡沫是非常困难的。伯南克指出，从资产价格当中提取出泡沫的成分太困难，在新凯恩斯的模型之下，由于市场的不完美，会有金融加速器的作用（借款人资产负债表的内生性变化会加强外生冲击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央行对未来通货膨胀率的期望值赋予更高的重要性的话，就没有必要单独把资产价格作为制定货币政策的根据。而且如果央行把资产价格作为考量指标的话，那为了稳定资产价格做出的决策所产生的后果是无法预测的。而且很有可能产生糟糕的结果，反而使得经济形势变差。
四、关于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关系的模型
在建立模型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同时性问题。所谓同时性问题是说资产价格可能会根据货币政策迅速调整，而货币政策也可能会对资产价格冲击做出和回应。
（一）不需要考虑同时性问题
Goodhart（2000）认为，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存在的同时性问题并不影响分析，因为这并不是个新问题。他们指出，在考虑货币政策的时候我们考虑利率和汇率等。而无论是利率还是汇率都会反过来对未来产出缺口的预期产生影响。在以往的文献当中，货币政策传导和制定过程都假设中央银行的信息集可以被内生的、外生的变量以及变量的历史过程阐释清楚，不存在外生性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尽管存在问题，但不至于严重到使回归结果无效。
（二）应该考虑同时性问题
西方有些学者都发现股票收益会回应货币政策的冲击，但是货币政策的冲击只是股票收益波动的一部分原因而已。这些论文都采取了Cholesky分解来消除同时性问题。把股票市场放在最后的顺序运用Cholesky分解就意味着股票市场可以对其他所有变量的冲击迅速回应，但是这些变量无法对股票市场迅速回应，只能通过对之前股市的分析来做出调整。
虽然目前为止，资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还没有理论上的统一，但是都承认资产价格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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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iavazzi，Francesco，andFredericS.mishkin（2006）.anevaluationofSwedishmonetarypolicyBetween1995and2005（Stockholm：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8
【关键词】虚拟货币比特币创新价值
自2009年上线，比特币（Bitcoin，BtC）吸引的关注便一直攀升，而这场肇始于比特币的虚拟货币开发热潮，也迅速引来一大批效仿者――莱特币、未来币……粗略估计，目前活跃于各大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虚拟货币种数就达60多种，但这些虚拟货币的基本原理与比特币并无差异。
比特币最初由名叫中本聪（Satoshinakamoto）的人于2008年提出，它是一种基于网络、开源点对点（p2p）匿名的虚拟货币，依据特定的算法通过大量计算产生。公众一般可以通过“开采”和平台交易两种方式获得。“开采”即用特定的电脑执行公开的复杂算法生成，俗称“挖矿”；平台交易即通过“比特币中国”（BtCCHina）等专门交易平台用其他货币购买获得。
以比特币为首的虚拟货币与传统货币有着极大的差异――去中心化、流通性等其独具的特点是受人追捧的主要原因。但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对传统的挑战及价格波动大等缺陷，也让比特币从出现至今一直饱受争议。因此，本文就以比特币为例，从比特币的开发初衷出发，分析比特币的特性及发展过程，探讨比特币开发本身的创新价值，为后续金融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提出建议。
一、比特币的发展
（一）比特币开发初衷及优势
金融创新产品被开发之初，一般总是以解决某个金融难题为出发点。比特币的初衷便是去中心化，而笔者也认为这是它最大的创新价值所在。
比特币的实质和核心是通过整个网络的分布式数据块来记录其交易历史，并由整个比特币系统共同承担交易风险，即一种交换媒介和记账单位。这样的本质体现了它的去中心化特点――其发行和支付不由中央银行等管理部门进行垄断化的控制，转账支付将由网络节点集中管理。这种设计结构，可以说在理论上已经排除任何机构操控比特币供给量的可能性。
而另一大为人们津津乐道的特点，是它或许具备了抵御通胀的特性。传统货币由于具有国家决定发行数量的特点，有着不稳定易出现通胀的情况。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应对的手段基本也只有量化宽松的货币供给政策，但这样的政策也只是推动了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通货膨胀。而比特币存在终极数量，其在2140年将达到2100万的极值，因此比特币可能有形成通货紧缩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抵消全球通胀的大势。
（二）比特币的缺陷及发展转向
比特币首先受到挑战的是其匿名性特点。不同于传统货币依赖账号系统，需要收集交易双方信息来完成交易，比特币用户只需根据网络完整的交易数据查询每个账号的流水信息，而无从知晓对应的现实用户。对此，支持者认为这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技术上保障了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反对者辩驳这会为社会的稳定带来挑战，例如“洗钱”等非法交易便会由此滋生。
其次，比特币的风险太大。第一，虚拟货币本身的贮存和交易形式备受黑客攻击等网络威胁。在过去几年，各大比特币交易平台曾先后遭到黑客攻击，致使比特币大量“失窃”；第二，涨跌无度招致炒作风险。从发行到现在经历三次暴涨暴跌，比特币开始成为人们投机炒作的工具和价格泡沫的代名词，虽然由于市值小易受庄家价格操控暴涨骤跌，但仍难以估计投资风险；第三，缺乏监管。比特币若一直得不到各国政府认可，就很难被广泛使用，而一旦政策出台进行监管，其生存空间将更加堪忧。
比特币的两面性开始让金融市场产生动摇，也让其原始属性发生了变化。一些交易平台的破产致使用户损失惨重，似乎意味着比特币要想继续生存和繁荣下去，就不得不接受某种形式的监管；而愈发严重的比特币价格炒作，也让其显出了越发浓厚的商业性质――越来愈多挖矿人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进入资本市场兑换实体货币，从而逐渐丧失货币属性。中本聪曾就比特币使用者要求维基解密接受比特币捐赠事件发表言论，阐述自己反对比特币被运用于现实商业活动的理由，认为比特币还处于萌芽阶段，若不能妥善处理，只会毁了比特币。
如此，比特币发展到现在似乎已经违背了中本聪的初衷。相比快速被挖掘的投机价值，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发展缓慢又艰难。事实上，上述所述优缺点只是比特币特性中的典型，如果不能解决稳定性、权威性和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它仍不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货币。
二、比特币的创新价值及建议
虽然比特币有种种让人质疑的缺陷，但这样一种在短时间内能引起学者热烈讨论的事物，必定有它独到的借鉴意义。
首先就比特币的开发技术，本身就标志着巨大的技术进步。比特币的加密软件系统标示着技术的飞越发展，激发了许多网络自由论的讨论。数学理论和计算机网络开始共同支撑这个无需任何中央机关和金融机构便可进行数字金融交易的系统。（SimonJohnson，2013）这种技术的创新，让货币实现去中心化的愿景有了光明，这也是它最大、最成功的创新。
货币非国家化的概念始于哈耶克，他主张将自由竞争引入货币领域引入，废除中央银行制度，允许私人发行货币，在自由竞争过程钟会发现最优质的货币。而比特币的出现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法币的通胀和非公平性，更填补了匿名支付的缺陷；同时也使得交易成本降至零。面对传统货币不断出现的问题，纵使去中心化的缺陷无法掩盖，我们仍可参考比特币的设计初衷――借鉴去中心化理念，尝试逐渐考虑引入货币竞争机制来面对金融危机。虽然这很疯狂也很难实现，需要全球通力合作才能最终形成一套成熟的货币制度，但如果连初始设想都否决，最后的成功更无法想像。
其次，匿名导致的非法交易漏洞仍需自律监管。如果从社会稳定层面，匿名交易不可取。但仅依靠外部监管，似乎又与去中心化的构想相悖。所以建立合适的虚拟货币自律机制或许是一套可行方案。虚拟货币的自律核心，是需要虚拟货币的管理者和交易者能够开发出交易信息集中和分析系统，能够检测大额不合规交易，以此增加虚拟货币的合法性和信赖度，防止用户利用虚拟货币通过交易平台实施洗钱等违法犯罪行为。
最后，任何事物都需要为大众所接受并运用才能称为成功的开发。长期以来，公众已经认定货币必须由某个最初的创造者创造并统一发行，货币价值或由国家公信力，或由国家经济实力等其他因素确定，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使得大多数民众很难理解和接受诸如比特币等新事物的产生。所以应该通过对金融知识的普及，让民众正确认识货币本质、理性看待虚拟货币、合理防范投资风险，正确引导和警告民众对待虚拟货币的态度。
比特币本身的颠覆性，势必会让它面临巨大的舆论及政治压力，但作为新事物无可厚非。只是盲目的打压和追捧一定会让新事物在还没发出本身的闪光点时就夭折，只有积极的看到本身的创新借鉴价值，才能在让我们在未来面对问题的时候产生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9
关键词：通胀目标制政策框架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7-203-02
金融体制改革需要有预期的目标。20世纪70年代后，物价稳定应该是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观点逐渐成为理论界和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共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发达国家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并取得巨大成功。那么，我国是否可以将“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预期目标呢？本文试图通过中美货币政策框架的比较阐明三方面问题：第一，“通胀目标制”的优点和局限；第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与“通胀目标制”的差异及其优点和局限；第三，我国经济特征对下一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约束。希望能够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货币政策框架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特征、优点和局限
1.“通胀目标制”的内容和特征。Goodfriend（2007）总结了“通胀目标制”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央银行公布明确的通胀目标；第二，致力于对冲通胀冲击，并以此使该冲击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第三，央行关于经济和利率政策的想法和计划对公众是透明的；第四，利用正式的监管机制明确中央银行对通胀的责任。
具体就美国来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公开市场业务―联邦基金利率目标―物价缺口（主要地位）和产出缺口（从属地位）。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两个主要目标是物价稳定和产出稳定，其中，物价稳定是重点，在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基础上，才可以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以缩小产出缺口。充分就业目标与产出稳定目标基本是一致的。汇率稳定是美联储政策目标之一，但不作为主要目标而存在。美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对其它货币的比率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总的来说，美联储的最终目标是单一目标（物价稳定），这避免了多目标间的严重冲突。
联邦基金利率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随着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和金融工具创新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货币量的精确衡量日益困难，各国央行纷纷放弃调控货币量的做法，代之以调控利率水平，实证研究表明这使得货币政策的操作更加精确。美联储三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之中，公开市场业务是最主要的，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实现公布的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再贷款由于金融机构担心影响自身信誉不愿申请作用有限；存款准备金率效力太强，对银行影响也难以预测，更重要的是，这一工具很难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密切结合，因此，美联储几乎不使用（Cecchetti，2008）。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基本遵循泰勒规则。美联储在决定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保证其能够遵守单一规则。单一规则和美联储定期向公众公布政策目标的制度设计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从而有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2.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优点。90年代以来，“通胀目标制”在实现以核心Cpi为标志的物价稳定方面是成功的。实行“通胀目标制”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基本消灭了两位数以上的通货膨胀，经济发展也保持了较为平稳的增长。事实证明“通胀目标制”具有某些优点。第一，单一目标（物价稳定）和单一中间目标（联邦基金利率）可以避免由于多个目标间的逻辑冲突而引起的政策效率降低。以最终目标为例，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修正的菲利普斯曲线则表明二者可能同时上涨。如果央行意图兼顾二者则可能顾此失彼。第二，单一工具（公开市场业务）使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容易衡量，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精度，同时可以避免多工具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不确定性。第三，预期在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一阶段，我国人民银行就非常重视对通胀预期的调控。单一规则和美联储定期向公众公布政策目标的制度设计有助于稳定公众预期，从而有助于货币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
3.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局限。次贷危机暴露出美联储“通胀目标制”的若干局限，主要是对资产价格波动没有有效的应对手段。近30年来，在一般消费品，尤其是核心Cpi商品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资产价格的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并且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对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甚至屡次以经济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极端形式表现出来，给宏观经济造成巨大破坏。
从历史情况看，在原有“通胀目标制”框架下，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问题似乎难以找到合适的办法。目前，理论研究方面存在巨大的分歧，以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enke为首的学者认为“弹性的通胀目标制”足以应对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问题，坚持Greenspan“事后援助”的观点，反对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以Cecchetti为代表的学者则坚持事先防范的观点，认为应将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两种观点的争论基本是在“通胀目标制”框架下展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走入了困境，亟需理论上的突破。
二、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及其优点和局限
1.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与工具。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近年来，央行货币政策目标逐渐向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主转变。《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首要任务是依法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理论上，币值稳定包含内外两方面内容，对内指物价稳定，对外指汇率稳定。因此，《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多重目标。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汇率稳定等。经济增长往往较物价稳定更受管理部门重视，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往往以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为前提。近期，管理部门将通货膨胀目标调高至4%而经济增长目标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可以为此提供部分佐证。
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救济等也包括在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之内。2009年第四季度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写道：“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央投资项目的配套贷款投放，做好‘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金融配套服务；按照‘有保有控’的原则，加大对‘三农’、中小企业、西部大开发、节能减排、就业、助学、灾后重建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发放的贷款。改进和完善再贴现管理方式，优先为涉农票据、县域企业及中小金融机构签发、承兑、持有的票据办理再贴现。”这表明在传统四大最终目标之外，我国货币政策还承担了其它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同时兼顾货币量、利率水平和信贷额。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几乎每年都设定以m2增长目标，这一做法直到2008年才停止。信贷额度也始终是人民银行重点关注的，“控制信贷额度适度增长”的说法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屡屡可见。随着金融市场规模的扩大，货币量的衡量和控制越发困难，许多学者建议以银行间利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认为可以改善政策实施效果。近些年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也有此趋向，在央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过程中，央行票据发行利率的变化逐渐承担起了引导市场利率水平的部分任务。
政策工具至少与政策目标数量相等，政策才会有效率。对应于货币政策的多个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不限于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人民银行综合调整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再贷款（再贴现）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在内的工具篮，公开市场业务则作为日常流动性管理的重要工具发挥作用。值得重点强调的是，窗口指导在我国的作用不容忽视，人民银行不定期召开窗口指导会议。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仍保持一定程度的行政色彩，窗口指导在某些情况下无疑发挥了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可以概括如下图：
2.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优点和缺陷。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有自身的优点，最主要就是基本上适合我国国情。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宏观经济基本制度的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要求不能照搬照抄西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其政策实施越发成熟，效果也有明显改善。这说明，我国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有是合理的。
而且，我国货币政策见效快，效果显著。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货币政策从偏紧转向宽松，较短时间内，我国银行信贷额大幅增长，流动性供给迅速增加，极大缓解了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此外，我国货币政策还在支持落后地区和重点支持产业发展以及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我国货币政策框架存在明显缺陷。第一，多个最终目标间存在冲突，影响了政策总体效果；第二，多个货币政策工具综合运用不仅难以衡量单一工具的效果，影响政策操作精度，更可能由于工具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不确定性；第三，同时以货币量、利率水平和信贷额作为中间目标虽然比较稳健，但三个目标包含重复信息，影响政策操作准确度。第四，货币的高流动性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作为一项总量政策，用来解决结构问题往往事倍功半。
三、我国经济特征对金融体制改革的约束
假设我国计划实行“通胀目标制”，笔者以为至少需要完成几方面的准备工作。第一，从法律上明确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物价稳定；第二，赋予人民银行高度的政策独立性，避免其由于外力偏离目标；第三，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真正反映市场资金供求的变化；第四，完成汇率制度改革，减轻货币政策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
我国的经济特征决定，上述工作在较短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一方面，我国经济管理部门仍未找到有效的替代工具，运用货币政策解决区域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尽管成本较高，却是现实条件下的次优选择。另一方面，我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赋予其政策独立性属于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涉及方方面面的权力调整，绝非易事。
利率市场化改革和汇率改革也面临巨大困难。第一，我国金融市场存在典型的二元特征，信贷市场尤为明显。在我国东北农村，村民之间“抬钱”的现象非常普遍。2006年前后，笔者通过若干黑龙江农村居民了解到，每当农耕季节，村民之间“抬钱”的利息可以达到“一分利”，也就是年息10%，远超当时贷款基准利率水平。而在东南沿海，地下钱庄的兴起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许多民营企业由于从银行贷不到款项往往求助于地下钱庄。广大农村地区和民营经济部门只能得到有限的信贷支持。少数规模较大、经营相对规范的民营企业和具有潜在国家担保的国有企业自然成为受欢迎的贷款对象。可以说，银行放贷难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统一规范的信贷市场是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先决条件。二元市场问题的解决涉及有效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农村相关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并非一朝一夕能够见效的。第二，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仍然较小。自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启动以来，我国债券市场的规模迅速增长，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债券市场，尤其是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市场利率水平的决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尽管仍然对资本项目实施管制，但在一定程度上国际资本已经可以通过若干渠道进出我国。利率市场化要求扩大债券市场交易主体，将利率水平交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我国债券市场规模仍然比较小，全面放开可能招致国际资本冲击，导致利率决定权旁落，这很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第三，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对外贸部门造成巨大压力并引起连锁反应。因此，我国汇率制度改革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稳步推进。第四，我国银行的收入来源狭小。许多学者将我国金融体制中存在的很多问题归结于官方制定的低利率，笔者以为有一定道理。但是息差在我国银行业务收入中占有相当比重，贸然放开利率管制将给我国商业银行造成巨大压力，甚至可能影响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本文对中美货币政策框架进行了简单对比。虽然中美国情不同，适合的货币政策框架也不同。但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仍然可以从这种对比中获得很多启示。
[本文为黑龙江科技学院引进人才基金课题“东北经济振兴与东北亚金融合作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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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430000；黑龙江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27）
一般性货币政策的优缺点篇10
记得1978年秋我跨入大学校门攻读金融专业时，在《货币银行学》课本里还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所以，直到大学毕业，我对“货币政策”这个概念都十分陌生。也难怪，当时我国实行严厉的金融计划管制，也没有形成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分设的二级银行制度，货币政策根本没有发挥作用的体制土壤。课本里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内容似乎也无可厚非。
今天，货币政策已经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货币政策的走向、工具的运用以及政策调控力度的改变，都受到经济界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步的表现，自然值得人们欣喜。
然而，欣喜之余我们注意到，我国始终没有一个成形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长期缺失与货币政策的活跃形成了强大的反差。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把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所谓金融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金融业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有关金融产业发展方向、产业结构安排、产业技术手段提高的政策。金融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都属于政府的宏观政策范畴，但其作用范围、功能以及调节手段存在明显的差别：
货币政策：只对形成货币需求的那部分金融活动发挥作用。其调节手段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数量调节，另一类是运用利率、汇率等政策工具的变动去影响市场主体行为的价格调节。
金融政策：影响所有金融行业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同时也影响一国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业的整体发展进程。除了间接调控以外，金融政策还包括行政调节和法律规制。
为什么要制定金融政策？
制定金融政策的意义，择其要者主要有三：
第一，制定金融政策可以使金融发展具有明确的目标约束。
社会公众是直接的金融消费者，在金融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愈来愈广泛的情况下，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供给程度，直接关系到公众的福利水平。特别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公众手中的证券资产已达到相当规模后，金融发展水平制约下的资本市场结构的深化程度和市场稳定程度，更是与公众切身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
但是金融政策的长期缺失，使金融发展没有一个明晰的总体发展目标，处于一种懵里懵懂和放任自流的状态，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即使对某些改革和发展路径已经十分明确的重大金融问题，推进步伐也很缓慢甚至迟迟不能破题。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就是一例。年复一年，这一事关金融发展全局的改革至今仍停留在无休止的讨论和各种实施方案的比较上，在实际操作层面却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如果有了金融政策，金融发展就有了明确的政策目标约束。尽管这种约束不具有指令性作用，但其无疑会使金融发展具有明晰的方向感和目标感，从而增强金融发展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实效性，有利于加快金融发展的进程。
第二，制定金融政策可以降低金融发展的成本，增加金融发展的收益。
成本-收益关系是经济生活中一对基本的比例关系，而金融发展也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对比问题。由于没有明确的金融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金融发展缺乏整体感和层次感：
一些曾被推崇并且付诸实施的金融发展措施，一段时间后又成了“改革”的对象；
一些金融机构在设立时由于市场定位模糊，发展方向不明，业务开展起来后多有“违规”之嫌，政府还要支付整顿监管成本；
对某些势在必行、迫在眉睫的带有攻坚性质的改革与发展举措，或是由于相关利益部门的干扰和博弈，或是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考虑，政府举棋难定，踌躇不决，无法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凡此种种，都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发展的时间成本。
第三，制定金融政策可以给社会公众相对稳定的政策预期。
政策信息对金融稳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在股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政策信息是通过影响公众的心理预期和交易行为来影响股市的，而这种影响的程度大小，又与政策信息的确定性直接相关。
模糊的政策信息使公众难以形成稳定的心理预期。例如，在国有股减持问题上，一直没有一个明晰的市场发展政策，以至于政策上左右摇摆：忽而决定公司新股发行时按市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保基金缺口，忽而又决定停止减持。可以说，国有股减持已经成为引致股市动荡的最大利空因素，是悬在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政府对此事久拖不决，严重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热情，也影响了股市的稳定。
事实证明，市场最怕的是不确定性，它比单纯的利空因素对市场的杀伤力更大。
对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厚此薄彼”，与其说是政府在政策生成机制上的一种“政策歧视”，倒不如说是政府在政策设计和政策安排方面的一种缺陷更为准确。
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金融业虽然有别于一般的公共产业，但就其与社会公共利益联系的紧密程度及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影响程度看，丝毫不比其它社会公共问题逊色。尽快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政策，引领金融发展步入快车道，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金融政策的基本点
金融政策的内容如下：
金融产业政策目标
金融各行业与金融市场各子市场的发展规划
金融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金融产业技术进步
金融产业对外开放
金融产业监管
金融产业政策手段等
其中，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是金融政策的核心内容，其它内容都是为实现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服务的。
金融政策的构成要素包括：
金融产业组织政策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金融产业布局政策
其中，产业组织政策和结构政策是金融政策的基本点。由于我国金融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而非竞争过度，因此，产业组织政策的重心应放在鼓励竞争、限制垄断方面。通过各种制度规则的建立与实施，改革金融行政审批制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着力为金融主体造就公正、公平、透明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保障公平竞争，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金融产业结构政策的实质，在于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进而推进金融发展。
产业结构政策在中国金融政策中占有核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