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1
1问题的提出
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论题，其辐射范围可及于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领域。而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重要学科，法学学科也需要相应的研究范式。我们在研究中也应该看到：法学方法论的出现，自始就涉及整个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乃至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寻找有益的借鉴，这在当代尤其如是。
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在方法论上的相同之处。确实，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也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借鉴。法律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也应该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之一，这样就可以在社会学视野下研究法律的更多面向。然而，主流的法学理论研究方法常常是以规范实证研究为主导，侧重对文本概念的分析，而轻视法的内在价值和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下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的缺陷。
2实证法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以研究实证法律规范为前提的“法学方法”(法律方法)的缺陷：从哲学意义上说，在于习惯以构成思想之内容的概念语词为标准作为评判客观世界的依据，而忽视了法学作为一门批判性学科所应有的以思想之本身为对象的前提批判的重要性，亦即反思的重要性;从方法论意义上讲，在于实证法学过于强调技术操作层面上的重要性，而忽视价值分析所体现的理论关怀。
思维依据不同层次，可以划分为表象思维、形式思维以及思辨思维。反思即是对表象思维所指向的客观生活世界及形式思维所指向的概念语词世界之再思考。法学意义上的思想同样包括两个思想维度，如果以实证法律规范作为法学研究之构成思想，那么，实证法律规范之基本范式以及基本逻辑应该成为法学研究之批判的前提，并以此塑造法学学科的品位和价值。
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学研究背离了这一研究范式，不注重反思性研究而注重从实证角度出发，追求形式逻辑的同一性。尽管这只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思维方式，但是毋庸讳言，传统法学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曾一度由分析实证法学所主导。而更为极端的是所谓的概念法学。从法理学角度讲，作为法律体系的一切规则所具有的确定性之属性，要求受法律约束的人能够可靠地预测什么法律规则将被发现或者创制来管制他们的行为，这些规则将如何解释和适用。这种观念给概念法学的产生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其基本要旨就是在于强调对法律概念的分析和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从而追求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精密性。例如，三段论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降至今在对法律规范的注释与运用中屡试不爽的演绎方式。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单纯的感知或经验判断，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得出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果。但是，随着法律不确定性命题以及法律现实主义的浪潮出现后，对形式逻辑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不可否认，形式逻辑基于其实践理性的价值固然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这是否能作为我们法学研究的唯一前提呢?以一例分析之。
在“洞穴奇案”中，依据法律规范，无疑地，该四名探险者确实杀了人，按照三段论的模式，应当作有罪判决，判处死刑。但是，在我们看到的法官的各种陈词中，尽管结论持平，但是无论是绝大多数民众，还是那些坚持有罪判决的法官，其内心的良知并不倾向于有罪判决。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实证法律规范的机械适用遮蔽了立法的价值取向，否定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剩下的只是一堆僵死的条文。因此，从实证法律规范的角度出发，未必能得出合理的法律结果。要实现该案正义，有必要对其进行价值分析，从而证立无罪判决的正当性。事实上，无论从紧急避险的法理论，抑或是期待可能性降低等角度，也许都可以成为证成无罪的理由。当然，举这一案例的意义并非要证立无罪或是有罪判决，而在于通过剖析这一案例所体现的法理，揭示出法律的“社会维度”，以及价值分析对于实现个案正义的重要性，甚至是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有无客观化标准等面向。
3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法学方法”而言，除了以构成意义上的概念语词为研究对象，更应该关注概念范畴背后的价值理念，思考法律规范本身的正当性，以及法治社会中在特定情况下如何理性地行动，并通过对思想本身的反思达至整体的自由性与环节的必然性的统一。
总之，在社会科学研究之中，我们要认真对待价值判断，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认识到追求价值判断的绝对客观性是行不通的，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价值判断的主观恣意性，而要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化;但追求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又需要一定可靠的方法和技术。
最后，参照社会科学方法，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方法应当以规范注释为理论基础，以社会实证为理论视野，以价值分析为理论追求。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2
人们往往将理论等同于科学，常常用一套几乎完全相同的标准来解释“理论”和“科学”。在我们的印象里，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是属于科学的知识。我们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判断一门学科是否属于科学的主要标尺：拒绝主观性，不含价值判断，与客观相符。如果单从概念、原理出发，还看不出会计理论可能并不算是科学。但如果要用数学、物理、化学等科学的准则来衡量，会计理论确实和科学存在很大距离。
究竟应以何种标准来界定会计理论的科学性呢？回答这个需要借助科学的力量。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霍里斯和内尔曾简要归纳过有关科学的准则，其核心有：“只有通过检验才能证明知识的正确性；性论述没有事实依据；检验一种理论，就是看这种理论的预测是否成功；科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等。”伟大的哲学家波普创立了“证伪主义”。他在否认经验“证实”的前提下，提出了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命题只要它是可检验的，可证伪的，就是科学的；反之，不可检验的，不能被证伪的，就属于非科学的。”拉卡托斯认为，任何理论，凡能预计新事物就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不科学的。以上几种观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理论的科学性都要通过检验来下结论。一般认为，一种理论的基本检验是它的解释和预测能力。
美国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也曾明确指出：“会计理论真要在开拓会计的理解上或对会计实务的上有说服力，它们就必须接受检验或证实。这种检验包括：①关于现实世界的前提，应该以报表和可观察的现象一致为依据；②各种理论说明的相互关系，应该就其合理的一贯性予以检验；③如果任何一个前提是以价值判断或无说服力的经验检验为依据的，其理论结论或经过检验的假设应受独立的经验检验。”按照亨德里克森的论述，一种会计理论若能经受住这三方面的检验，其科学性就相对可靠。
二、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科学性的比较
科学的是形成科学理论的前提，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又是衡量研究方法科学性的极为重要的标准，研究方法和利用这种研究方法形成的理论在科学性上是统一的。主流会计理论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可分为规范会计理论和实证会计理论。
规范会计理论是一套关于会计“应该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旨在通过一系列基本会计原则，会计准则的规范性要求，从逻辑高度上概括或指明最优化会计实务是什么．进而指导会计实务，实现会计实务的规范化。它采用“前提——推论”的研究路径。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研究的过程主要借助于抽象推理。它的缺陷在于研究结果难以验证，不能为自身提供科学性的依据，它的科学性需要利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
实证会计理论则是一套关于会计“是什么”的系统知识体系，为解释现行会计实务和预测未来会计实务提供理论依据。它采用“假设——推论”的研究路径，主要方法是实证方法，主要内容是证伪。它不是以个人的知识和价值观来判断，而是建立在实际观察和实验结果的基础上，尽可能排除研究对象作为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这就使研究具备了可验证的特点，从而突出了它的科学性。
就科学性而言，实证会计理论优于规范会计理论。这种优越性来自于实证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实证方法引入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注重经验检验，所获取的证据是客观的、可直接或间接观察的事实，因而有助于消除会计理论研究过程中的不切实际的假设以及价值判断；实证研究中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能以数量化的形式，较精确地描述会计现象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使理论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精确性。这符合当代科学的趋势。方法论上的特点，使实证会计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可以评价现有会计原则的合理性，这是规范会计理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有人甚至认为，只有实证方法于会计领域之后，会计理论的研究才具备了科学的性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①实证研究方法并不排斥规范研究方法，只是强调“假设——推论”范式，因其特有的科学性，已成为主流的研究范式。一方面，在这一范式中充分运用了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例如：形成合理的会计假设时运用归纳法，指导会计理论时运用演绎的方法；另一方面，规范研究如果仅借助于抽象思维，它的可靠性就可能受到质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很多研究缺乏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实际验证。实证研究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所以说，实证分析亦是得出规范理论的必由之路。②实证会计理论并不排斥规范会计理论。规范会计理论在对会计实务的规范和指导上有其存在的价值，而且规范研究有利于诞生新思想、创造新知识、提出新的假设命题。但规范会计理论只有建立在实证会计理论的基础上才更具有科学合理性。
三、的化潮流
正因为实证会计理论的科学性，从本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在科学思潮的感召下，伴随把学和管变为科学的呼声，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掀起了一场范式革命，拉开了会计学科学化的序幕。经过30年的努力，科学主义的会计学术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在为“决策有用”这一会计目标寻求可验证命题的过程中．形成了信息观、计量观、契约观三大理论架构，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和基本范式。会计学在数千年的进程中，从手艺为技术。再从技术发展成，30年前终于踏上了科学化的不归路。
体现会计理论研究科学化趋势的实证研究，到80年代已成为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一些有的学术刊物．如美国《会计理论》（accountingReview）、《会计经济学》（Journalofaccountingeconomics）、《会计研究杂志》（JournalofaccountingResearch），除一些评论性文章外．几乎找不到非实证研究的论文。英国的代表性杂志《会计组织与行为》（accountingorganizationandBehavior）从80年代起，也大量刊登实证研究的论文。可以说，当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会计理论研究，都可以归入实证研究的范围。会计理论及其研究的科学化，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实证研究的完善与发展，以及更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创立与。据《会计研究月刊》第107期介绍，台湾五所大学94届毕业生的85篇硕士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实证研究的方法。总之，会计理论研究的科学化潮流已席卷全球，除了顺应这股潮流之外别无选择。
四、会计理论研究科学化对我国的启示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3
关键词：《科学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比较书评
中图分类号：B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9（a）-0202-01
近年来，国内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困境，依然和七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刘啸霆教授所指出的情况相似。20世纪80年代国内的方法论热，主要是讨论科学认识方法论；当时的科学认识方法论著作，也不是从科学活动的实际出发，而是按哲学方法来划分。因为当时的科学观把科学认识论化，忽视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科学所包含的丰富内容，而认为科学只是一种知识；当时的哲学观（知识观）则往往把科学知识与哲学知识混为一谈，认为科学是分门别类的知识，而哲学则是知识的总括，进而混淆了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界限；当时的方法论也仅限于思维方法，而不认为是实践方法或活动方法。进入90年代，哲学认识论让位于价值论，“真理与方法”向“真理”倾斜，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实际问题而从分析转向“面对实事本身”，那些本来似乎有一定操作性的方法论，因与实际并无多大关系而遭废弃；同时，科学认识论也让位于科学价值论，学术支点开始下移，一些具有方法论特点、富有方法论探索潜力的交叉学科纷纷兴起。[1]20世纪后期，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从哲学到社会学的转向，崛起社会学也引发了方法的革命。但是，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却缺乏对新出现的各种方法的系统整理，新世纪就科学的人文社会性研究则强烈表现出整合的趋势，需要从新的层次和视角出发，重建新的、具有复杂性的科学方法论范式。“这是目前方法论研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真实。”
《科学基础方法论》就是循着这样的学术惯性，在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1996年10月主持申报并获批准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课题的基础上，由厦门大学曹志平教授主笔而成。
科学基础方法论，揭示的是隐藏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大基本科学类型的活动中，共同表征人类科学最基本特性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实现机制。它既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但又构成它们最基本的部分，并使科学成其为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无疑属于科学基础方法论研究，既填补科学方法论理论研究的空白，在对比分析中，把握人类科学方法的基本特质，揭示人类科学认识的基础或者基本方法论，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上克服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提供方法论依据；又通过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促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实现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出于这种建设性的目的，作者提出并探索科学的基础方法论，力图在把握人类科学的基本认识特征的基础上，揭示科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法论属性（即书中所说的基础方法论），阐述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内容，说明包含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发生、发展的基本的方法论机制，而不是全面地展开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性的一切方面。[2]
难能可贵的是，该书不是空谈，而是具有示范意义地，在科学基础方法论的探索中，坚持了作者认为是“以往的研究表现出这样或那样不足的根源”的两个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1）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属于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范畴，面临选择论证的立足点的问题：要求超越各自的领域和方法论，既不应该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精密科学）方法论出发，像实证主义那样论证它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统摄；也不应该从传统的人文主义或“人文学科”方法论出发，像浪漫主义那样为自己辩护，而排斥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法的渗透和运用。但实质上，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是非常困难的。作者认识到，“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存在一个（该书提出的）认识主导观念的‘非中心化’问题，研究者不应该从这种或那种主导观念出发，而是要面对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践，像科学的历史主义那样，强调对科学的历史分析与哲学的方法论研究的有机结合。”
（2）方法论的矛盾要在认识论层次展开，上升到本体论层次才能得到解决；同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比较研究，也不仅仅是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的课题，它本质地需要一个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平台。但过去的一些研究，实质上只以实证主义认识论为平台，在科学上，完全没有看到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对经典认识图景的革命性变革，没有看到现代生命科学的崛起和系统论思维方式对自然科学认识论的意义；在哲学上，没有看到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解释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和发展。因此，作者提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比较研究，需要分析、把握人类科学的最新发展及时代精神，吸收现代哲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脱离了现代科学的发展，就不能恰当地把握科学思维方式的发展脉络，不能正确地抽象人类科学的基础方法论，也不能正确地讨论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的连续性和间断性。
参考文献
[1]李醒民.科学方法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2]艾志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a].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1-45.
[3]孙小礼.科学方法中的十大关系[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4]刘啸霆.方法研究的转型与新方法范式的探究——从近期出版的几部方法论著作看方法研究的新理念[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12）：1-4.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4
1.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理论研究进展
学术界一直在为科学方法教育与知识教育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争论,其争论的焦点就是科学方法教育所处的地位。长久以来,科学教育领域对此问题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研究,现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观念体系,即知识中心教育观。国外某学者认为物理学中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内容,通过分解之后,都与3个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这3个要素分别为事实、逻辑或者方法论、表述形式等。其中事实需要实验来进行验证,而逻辑与方法论实际上就是物理思想,而表述形式实际上就是指数学。这一结构模式不仅促进了物理学科整体的发展,同时也会与物理相关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也会物理教学提供了途径。前苏联某学者通过研究将物理学科结构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更为真实的反映出物理知识与物理方法直接的关系。其物理知识与方法结构如图1所示。
通过图1,可以知道该学者将物理学科划分为五个部分,并且对科学方法、科学知识、数学等3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界定。这一结构模型还有很多不完善之处,有待进一步研究。一些学者在上述结构模型的启发下,提出了更为合理的知识―方法结构图,如图2。
图2中,学者也将物理知识与方法分为5个部分,而科学方法处于中心位置,与其他4项内容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部分之间要想有效联系,都需要通过科学方法,因此科学方法在其中起到的是纽带作用,沟通者其余四个部分。科学发现认识论学者,科学根源就是现象,学者在科学研究期间,现象与理论之间并没有产生直接联系,科学现象只有经过科学方法的论证之后,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理论。同理,科学理论也不能直接应用,只有通过科学方法,才能够应用到现实中,并且在现实中进一步延伸。此原理同样适用于科学教育。两个将结构图相比,笔者认为图2更加的合理。
2.物理科学方法显化教育的内容研究进展
现阶段科学方法分类还未有统一的定论,因此其也是学科界研究的重点内容。只有对科学方法进行正确的分类,科学方法中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很多学者通过长时间的研究实验,已经形成了系统理论,即智力―技能―认知结构理论。
站在能力因素的角度来考量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硬能力,智力与技能都属于硬能力,因为这需要他通过人类的大脑才能实现;另一类是软能力,也就是认知结构理论,因为知识结构理论是通过人类的后天学习而形成,其就类似于人类的软件。
在能力结构中区分“硬能力”与“软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根据这种区分,我们不仅清楚了能力因素中的智力、技能、知识和科学方法的不同属性,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在能力因素中,智力的提高和技能的形成主要是靠训练而达成的,而能力因素中的知识和科学方法则可以通过传授、探究或发现使学生掌握。从这种基本思想出发,我们把科学方法分为了思维方法和学科方法。前者是主观的,是大脑的功能,需要训练才能使学生形成与掌握,后者是客观的,不是大脑的功能,需要传授才能使学生习得与掌握。这样一种分类方式,不仅来源清晰,而且与教育方式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3.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的实践进展
在物理科学方法教育显化研究中,我们认为,科学方法与知识不同,它所涉及的不是物质世界本身,而是人们认识物质世界的途径与方式,是高度抽象的。如果只从隐性教育角度进行教学,学生也可能从中学到一些科学方法,但只能是零星的、不连贯的,收效甚微。但若脱离具体物理知识去传授科学方法,则更不可取。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科学方法教育途径的两难处境。因此,我们尝试寻找一种恰当的教育方式,在显化科学方法的同时,进行科学方法教育途径的创新,使学生对科学方法的了解切中要害。我们认为,这就是结合科学方法的物理概念与规律教学。
概念与规律既是物理教学的核心,又是学生物理学习的起点。从核心着手贴近教学本质,从起点出发符合认知顺序。事实上,物理知识与科学方法本来就是一种水融的关系,每一个概念与规律的得出,都自始至终贯穿着科学方法。如果把物理学喻为珍珠项链,那么物理知识是珍珠,而科学方法就是串起珍珠的那根“线”。因此,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结合科学方法的物理概念、规律教学,只有使学生在每一个物理概念、规律得出过程中真切体会科学方法的作用,学生头脑中的科学方法才能显示出其内涵、色彩和格调,才能显示出其内在的理由、作用和功能,学生学习过的科学方法才能真正活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结合科学方法的物理概念、规律教学,是科学方法显化教育途径的创新。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5
[关键字]系统科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人类长期进行科学实践的结晶，它是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实践的不断深化而充实、丰富、提高的，每当科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总会伴随着产生新的方法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科学技术革命的飞速发展。”系统科学于20世纪40年代末崛起，以迅猛的速度发展，在60～70年代基本形成了由许多学科分支构成了学科群体。不仅如此，“系统及系统科学已经成为当代最具有综合行的、最有价值的、最重要的基础概念和科学。”讨论系统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方法论价值问题，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要求的必然结果，很少涉及到方法论的范畴。本文就尝试以叶澜教授的《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一书关于“系统科学在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一部分为基础，进一步探讨系统科学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方法论价值问题。
1 提供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观的新视角
系统科学的首要贡献在于它以复杂的开放系统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揭示复杂系统的结构、特征。
内部运作机制，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原理及其在不同状态下的特征，系统的演变与发展等一系列以往未被重视和深入研究过的重要问题，为人类的认识开辟了新的领域。对于复杂事物，系统科学在方法论上对“原子论”和“还原论”突破，使其冲出传统思维方式的框架，形成了以“整体”为研究对象与广阔的研究领域。这一突破对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方法论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进行系统的影响，通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实践活动中的互动，把一定社会的政治准则、思想观念、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和心理要求，内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素质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作为整个教育工作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并行系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既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又服从和服务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功能，而且贯穿在其他系统之中，从而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关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不同层次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广泛的系统。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知道系统是一个整体功能和属性大于局部功能和属性之和的有机动作集合体，因此，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它本身的研究，而是要把它看作是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子系统的母系统，全面的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和相关性，最终把研究对象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就如同系统科学的新思路一样，使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面临着重新确定和拓展研究域的新问题，对于新的问题域，我们应该在整体的关联中重新认识它。
2 提供从整体上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结构的新思维原则
系统科学没有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提供现成的新结论，但确实提供了从整体角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新思维原则。“整体性是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出发点，它为人们从整体上研究客观事物提供了有效方法。他们始终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过程不是孤立的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整体的性质与规律只存在于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且各组成部分的总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因此，以“三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方法论所提供的方法突破了以前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它要求人们如实地把对象作为有机整体来考察，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系统内部动态相互作用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传统科学思维的局限性。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还存在不足。尤其是在对整体性原则的把握上。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曾经过于强调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而把大学生置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没有足够重视其主体地位，以致出现过分强调灌输的片面倾向。我们在道理上是能够接受整体性原则的，但是已成为潜意识的习惯思维方法，依然会不自然的遵循“还原论”的方法。
3 提供分析思想政治教育与环境关系的“结构与功能”新思维模式
复杂开放系统处于稳定状态时，必须与环境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交流，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并发挥功能。系统科学中“结构――功能”的关系就成为一组新的范畴进入到人类的思维空间，成为人们研究、认识事物的一种工具。有关“黑箱”与“白箱”研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新的间接研究教育影响在学生内部发生变化过程和机制的手段，也提供了同一教育影响可能产生不同效果的模拟研究手段，这对在微观层次上研究教育活动承担者双方的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人为系统的发展中，新的目的和功能要求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和推动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思想和行动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这样一个人为的系统，从社会和学生的角度看，都以未来作为时间维度，以发展作为目标，任何一个既成的教育事实都不可避免地与价值追求和选择相关。我们都知道，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四有新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面临经济主体多元化、主体利益多元化和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环境，能够坚持自己应有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据系统科学的观点，我们应该根据目标的实现状况对于施教方法进行修正，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同时更关注整体的协调性，以保证系统整体功能的发展。此外，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通过系统对社会提供的物质、能量、信息做出合目的的选择，再内化为自身的结构，及通过结构的改变，进而实现。
4 提供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变革过程的新思维
系统科学把系统存在状态分为“平衡态”――“非平衡态”――“远离平衡态”三大类。分类的标准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现有结构的稳定性。普里戈金关于远离平衡态系统发生、演变的耗散理论具有突出的方法论价值。像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复杂系统，非平衡态是常态，演化是绝对的，稳定却是相对的，要全面认识教育系统及其发展，就一定要研究它的非平衡态与远离平衡态。
平衡状态打破、熵的持续增加，使原有系统的一体化能力逐渐削弱，个体呈现越来越大的自由态，进入非平衡态，再向前发
展，就达到远离平衡态。对于原系统而言，系统不再存在回复到原有状态的可能，那么这一阶段研究的要点就是新系统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作为教育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演化是绝对的，稳定是相对的，非平衡态成为一种常态。因此，在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的时候，可以充分利用这样一种方法论，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一种无序的，把这样一种无序当作一种常态，在动态中把握对它的研究，从有序到无序然后再到更高一级的有序，呈现螺旋上升这样一种形式，在大系统中使它能够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新时期的，充斥着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观等等各种纷繁复杂的因素，在这样一个时期，更要坚决避免使思想政治教育僵化，灵活应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外部因素的变化，及时控制干扰因素，促进新的、积极的因素的发展，最终使得新系统形成。5提供多学科综合研究复杂对象的方法范式
系统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不仅决定了要有思维方式、理论工具的变化，而且创造了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工具，此外，还决定了要采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使这些研究方法在服从于对象特征和研究任务的需要中实现综合。
哲学与科学的统一是系统科学研究体系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系统科学方法论处于哲学与具体科学之间，应该属于第二层次的地位、具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功能。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整个科学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是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系统科学的桥梁，它与其他许多学科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可以从具体科学中提炼出一般科学方法，又可以为丰富、发展哲学方法提供素材，但它本身并不是哲学方法。我们既不能用系统科学方法论代替哲学方法论，也不能用哲学方法论代替系统科学方法论，从而抹杀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中应有地位。恩格斯曾经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系统理论的出现为实现这种转变创造了条件，同时为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精确化创造了条件。系统概念与一切哲学范畴一样具有最广泛、最深刻、最高度的概括性。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阶级性，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一定要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指导之下进行，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是系统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系统科学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范例。此外，系统科学还提供了用系统的观点认识教育的一系列新观念。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6
[摘要]：“价值无涉”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但是对此学术界却存在严重误读。本文从韦伯构建学术公共领域的角度，认为韦伯“价值无涉”的“客观性”原则具有双重含义，既是为了破除普世性的理论神话，也论证了价值判断需要“科学”的论证，而经验事实需要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获得意义，这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韦伯阐明了他的“理想类型”是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而不是“客观”反映，这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本文还讨论了韦伯的新闻思想及其实践与学术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提出今天重读韦伯的意义在于构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和学术公共领域。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一，“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hardt：socialtheoriesofthepress:earlygerman&americanperspectives，pp174-182,london：sagepublications,1979.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
[43]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见《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7-81页。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7
关键词：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研究生；研究方法；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7)02-0127-04
科学方法的进步必然带来体育科学的突破，正确地运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更能有效地提高科研质量，更有效地解决体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1]。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包括了几十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和数十门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2]。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应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少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且总体水平不高。20世纪90年代以后，问卷调查和数量统计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问卷调查在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应用更多[3]。然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量与日俱增的21世纪，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过去5年中全国招收了近千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研究生和近百名博士研究生[2]。截至2006年，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有8个，占总数的32．0％，硕士学位授予点有65个，占总数的27．3％。因此，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视和加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创新，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本研究随机抽取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15所高等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157篇为研究对象，其中硕士论文114篇，博士论文43篇，对论文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了解新时期研究生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方法运用的情况，归纳和总结其特征。
1研究方法总体运用状况
体育科学中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指针对某一领域运用的手段和技术。根据其运用的范围又可分为基本研究方法与特殊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有用于收集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和分析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理论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等)[4]。根据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频数统计(表1)，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数最高的前5种相同，依次为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其他还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等。
根据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可知，文献法被运用频数最多，排在研究方法的首位，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频数为109次，95．6％的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所有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文献法，这与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性质是分不开的。文献资料法是通过查阅与研究课题有关的期刊、图书、图片等资料，把所收集的各种资料来源进行鉴别、分析整理，运用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进行逻辑推理，阐明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弄清事实的真相，把握事物的相互关系，概括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或基本思路。文献资料法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相吻合的，所以在各类研究方法中运用频数也是最高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往往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系统严密的调查，一般可通过座谈、询问、填表、观察统计等方法。在114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调查法的频数为95篇，占硕士学位论文总数的83．3％。从表2可见，问卷调查法是学位论文最常用的调查法，有59．6％的硕士学位论文和72．1％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这一方法，说明问卷调查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有42．2％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5．8％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访问调查法，访问调查法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个别访谈、座谈、函询等，其主要特点是通过直接与调查对象的访问谈话来收集其课题所需要的研究材料，并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有36．0％的硕士学位论文和50％以上的博士论文运用专家调查法。在专家调查法中，大部分研究生运用了特尔菲法，专家相互隔离和匿名填答问卷，使专家能充分独立地发表意见，在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管理决策的学位论文中较多运用这一方法。同时，部分研究生论文还运用了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等调查法。近年来，个案研究受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重视，通过某种行为或事物单一案例的深入调查，可以探索行为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在研究优秀体育教师、奥运冠军等个体成长过程，可以体现这一方法的价值。可见，调查法受到研究生的青睐，他们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课题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调查方法，以保证学位论文的有效完成。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到数理统计方法，尤其在调查问卷法中，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调查中发现有67．4％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6．1％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特别是推断统计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法也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逻辑思维能力是研究工作者科学素养的标志之一，研究生运用逻辑法进行科学研究，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有41．7％的博士学位论文和53．5％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调查中发现，研究生主要运用了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的逻辑方法。特别是分类法在学位论文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把一些杂乱的技术资料加以整理成各自的系统，从而发现之间的联系，以探索其内部的规律性。
在现代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多样化的趋势下，系统法、实验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也有出现，为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证。还有部分研究生从课题实际出发，运用了软件工程法、预测法、生命周期法、行动研究法、社会测量法和教育人种志方法等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为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支持。
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综合化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体现多样性，表现为3种、4种或5种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据统计，有97篇硕士学位论文运用3～5种方法，占被调查硕士论文总数的85．09％，最多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但也有12篇硕士学位论文只运用了2种研究方法；有36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4～6种研究方法，占被调查博士论文总数的83．72％，其中还有2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7种研究方法，由于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创新性，因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明显比硕士学位论文更多样。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多种方法的组合分
析，发现2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合为主，3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四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5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为主。总之，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可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灵活运用，以期达到研究目的。
2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
(1)根据论文需要综合多种方法。
研究方法的运用必须与研究课题的内容一致，才能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从157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分析，大部分论文能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研究课题的方法，例如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以调查法为主，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专家调查等具体调查法，收集了大量论文需要的实证资料；而体育史、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论文主要以逻辑分析法为主，通过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逻辑方法，探索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近年来，部分研究生的跨专业、跨学科选题，在学位论文中运用了自然科学常用的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科研方法、手段也在不断更新，使研究生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去分析问题，寻求多视角去解决问题。特别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大部分论文采用了4．6种的研究方法，改变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博士学位论文运用较单一的逻辑思辨研究方法对课题进行理论层面探讨的状况，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3～5种研究方法为主，也体现了方法运用的综合化和多样化趋势。总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从运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解释复杂现象，揭示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了在研究方法运用上的进步。
(2)以主体研究方法为基础，体现方法学的创新。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主要以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为主体，其中文献资料法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从论文选题、提出假说到验证假说都离不开一定的文献资料，通常贯穿于科研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过程，就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和再创造的过程，研究生学位论文要在情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创新。另外，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也是研究生选择的主要研究方法，成为学位论文完成的方法学基础。在当今科学研究不断交叉和综合的趋势中，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不断吸收跨学科的知识，把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学位论文中，从方法学上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还有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运用了在以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较少使用的软件工程、预测、生命周期、社会测量、教育人种志、层次分析法、内容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体现了体育科学研究的新思维，使得学位论文显示出独特的个性。总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提升学位论文的质量，对于完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3)注重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提高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出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呈现出兼容与统合的趋势[5]。由于体育现象既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又涉及到人文的各个方面，因而体育现象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给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当代体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研究方法提出的更高要求，重视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定量研究，能较准确用数量来揭示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精确地描述研究成果与规律。在统计中发现，大部分学位论文运用了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从简单的数据描述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推断i生统计方法的运用，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提高了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基于不同的认识论，因而具有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范式，它们之间虽有歧异却并不排斥和矛盾，事实上，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的问题，定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向度和贡献，两者相结合是提高学位论文科学化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有些研究生忽略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有时为了定量而定量，过分依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得出了相对肤浅的分析和解释。
(4)重视问卷调查方法，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问卷调查法是具有实证性质，采取定量手段、依据客观验证来认识和说明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方式，受到社会科学界学者的青睐，特别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们也比较普遍使用这一方法。根据统计可知，问卷调查方法是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主要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在对硕士学位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的统计分析发现具有以下特征：运用问卷调查法的涉及学科有学校体育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等，体现问卷调查法运用的广泛性；在运用问卷调查法论文中，有73．5％的论文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可见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的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就抽样方式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概率抽样以分层抽样为主，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样本规模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样本量一半在300个样本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500。1000个样本之间，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对样本规模的要求；在问卷数据的统计方面，描述性统计运用最多，还运用了多种推断性统计，体现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总之，研究生已经认识到问卷调查法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运用问卷调查法时，必须深入了解其基本性质，遵循严谨的调查程序，从而有效地利用问卷调查法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8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等方面现象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具体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科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越详细，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有着很广泛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科学研究，恰恰就是发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人们通过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为人类社会发展掌握规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们不断认识和创新自己、不断进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根基，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整套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认识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三大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1]。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理论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其又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从到，经历了四位党的领导人继承与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又是新阶段发展的起点。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认识的强化和理论的升华。
二、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
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2]，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3]的。
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性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个人在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没有必要或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升到国家那样的高度。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提供宏观的方法、提供大的方向和确立个人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些，从而让社会研究工作更具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成果与强大的动力。个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关系必须就从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开始。首先，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物质决定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先决问题。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决定着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深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不能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就谈不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谈不上其指导意义了。最后，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即理论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变化的，对于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9
[关键词]系统科学；系统科学哲学；论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四、结语：研究纲领的一致性
正像哲学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一样，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也具有明显的内在统一性。本体论的研究提供“是什么”的问题，即系统、系统科学以及系统科学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认识论回答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为获取系统、系统科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方法论的研究提供知识“如何获取”的问题，即获取知识方法的研究。这种内在统一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系统科学哲学乃至具有跨学科统一性的系统科学的发展。系统科学哲学除了以上三方面主要内容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哲学问题的探讨，如系统科学价值论、系统科学引起的观念变革、系统科学及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所有相关哲学问题的探讨必将加深对系统科学理论、方法及其技术成果的认识，同时推进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进程，为哲学知识论的探讨提供重要的基础原料。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最终推动系统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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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篇10
摘要:以我国1999~2009年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为研究样本,从论文选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文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我国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结果显示: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用基础性研究较多,纯基础研究和开发性研究相对较少,选题创新性不够,出现选题重复和与运动实践脱节的现象;论文的研究对象,大多以动物为主,而以人体的相对较少;论文研究方法以实验法和定量分析法为主;论文研究成果应用于竞技体育领域相对较多,应用于大众运动健身及学校体育的相对较少。
关键词:体育文献计量;运动人体科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0)11-0111-04
analysisoftheseswrittenforamasterofSciencedegreeinthehumanmovementsciencespecialtybetween1999and2009inChina
LinHua,XiaXue
(Schoolofphysicaleducation,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abstract:BybasingtheirresearchspecimensontheseswrittenforamasterofSciencedegreeinthehumanmovementsciencespecialtybetween1999and2009inChina,theauthorsanalyzedthesethesesintermsofthesistopicselection,thesisresearchsubjects,thesisresearchmethods,andapplicationvalueofthesisresearchachievements,summedupthecharacteristicsandchangingtrendofthesetheses,andrevealedthefollowingfindings:withtheexpansionofthescaleofrecruitmentofgraduatestudentsstudyingforamasterofSciencedegree,intheselectionofthesistopicswrittenforamasterofSciencedegreeinthehumanmovementsciencespecialty,thereweremorefundamentalapplicationresearchesthanpurefundamentalresearchesanddevelopingresearches,andthereweresignsofinadequatenoveltyoftopicselection,repeatedtopicselection,anddeviationoftopicselectionfromsportspractice;thethesisresearchsubjectsaremainlyanimals,seldomthehumanbody;thethesisresearchmethodsweremainlyexperimentalmethodsandquantitativemethods;morethesisresearchachievementswereappliedtothecompetitivesportareathantomasssportsfitnessandscholasticphysicaleducation.
Keywords:sportsbibliometrics;humanmovementscience;thesiswrittenforamasterofSciencedegree;China
学位论文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集中反映某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研究现状,是衡量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数据源,检索项为学科专业名称,检索词为运动人体科学,检索范围从1999~2010年,匹配条件为精确,截止2010年5月12日,由此获得963个检索结果,其中通过筛选剔除与本研究不相关的学位论文35篇,最后将928篇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全日制硕士毕业学位论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科学研究内容的一部分,是研究人体从事体育活动过程中人体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运动生理学、运动医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心理学等,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范畴[1]。根据体育科研成果的性质可将体育科学研究分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3类[2]。其中基础性研究又可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两类,而应用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又常被归为一类,以“应用研究”统称[3]。
1硕士学位论文选题
选题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4]曾指出:“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外部的经济技术要求,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来说,提出课题比解决问题更困难。”因此,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2年以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大多是以生物学传统的动物实验、生理生化指标测定、技术动作分析等微观实验研究为主,而近些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逐渐采用一些新技术手段,如蛋白质组技术、基因芯片技术、激光共聚焦技术等,在运动性心脏、骨骼肌以及运动性疲劳方面的研究也有所突破,从传统的生物学研究向多层次、全方位开展跨学科研究,以系统整体观点来综合宏观和微观研究,依托基础性研究突出应用研究。
由表1可以看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应用基础性研究论文有509篇,占54.85%,应用性研究论文次之,有327篇,占总数的35.24%,而开发性研究和纯基础性研究论文数仅占8.19%和1.72%。
结果显示,纯基础性研究和开发性研究选题较少,虽说运动人体科学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具有应用基础性研究课题的属性,但其本身还是存在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内在结构,只有各研究类型均衡发展,才能够有效促进整个学科研究的进步。因此,在研究生学位论文这个特殊科研群体中,应特别注重科学研究的均衡发展。
从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分析来看,研究内容丰富,选题方向多样,能够体现当前运动人体科学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新问题。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体育保健学等传统研究方向的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同时,一些新型的研究方向也逐渐呈现在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如低氧训练的生物学基础、高原训练和运动员机能监控、人体功效学、生物力学研究及运动器材研发、体育工程学等。
2002年以前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集中,在骨骼肌生理、心血管机能、疲劳与恢复、营养、激素及内分泌、机能评定、免疫等方面,研究高原训练、代谢方面的论文分别有7篇和6篇[5],而现在硕士学位论文研究高原训练和代谢的增加到37篇和96篇。如今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在传统研究领域更加深入,同时还有些新的研究内容不断增加,如基因多态性与运动能力的关联性研究、纳米技术、蛋白质组学技术、中医保健以及运动人体科学网络教学平台的建立等。不过,近年一些研究如基于核磁共振的代谢组学方法、自由基生物学等生物工程技术已应用于运动人体中,但硕士学位论文中还甚少涉及。
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教育训练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的基础[6]。交叉和综合选题成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的普遍现象,不仅涉及到同级学科不同方向之间的交叉选题,还涉及到同级学科之间和跨学科之间的交叉选题,使研究课题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生在进行论文选题时要拓宽研究视野,突破思维局限,敢于创新呈现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2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科研论文根据研究目的所选择和组成的客体,本文通过对928篇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梳理,发现以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的有409篇,占44.07%;以运动员为研究对象208篇,占22.41%;以军人、老年人、患病者等为研究对象的有104篇,占总数11.21%;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有93篇,占10.02%;以少年儿童为研究对象有67篇,仅占总数的7.22%。
由此可见,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动物模型为研究对象最多,而以人体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选择的群体相对广泛,选择研究对象最多的是运动员,其次是大学生,少年儿童相对较少。
3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
一门科学的发展依赖于研究方法手段,而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利于该科学的发展,运动人体科学是体育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体育科学研究的进程,作为体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的发展同研究方法手段发展也是分不开的[7]。从本文分析的硕士学位论文看,大部分论文能够从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的范围研究问题,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实验法、访谈法、测量法等,采用最多的是实验法,这也符合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的研究特点。而与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学位论文多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法等[8]不同的是运动人体科学论文的研究习惯以实验为基础,以客观量化的数理统计为依据,以观察法、访谈法、文献资料法为辅助研究手段进行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研究。
从质与量的角度可将研究方法分为比较、归纳、分类等的定性分析法,数理统计的定量分析法及运用数理统计而仍以定性方法研究的半定量分析法。在本研究中发现,运用定量分析法研究的学位论文占总数的63.79%,定性分析法研究占13.69%,半定量分析法研究占22.52%。其中运动生物力学、运动生物化学、体育测量与评价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法的分别占82.27%、80.53%、70.15%。结果充分体现研究论文多以定量数据分析为主。
4硕士学位论文的应用价值
动物实验在生命科学、医学等研究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巨大作用,也成为生物学、医学的一门主要研究方法,是探讨生命奥秘、人类疾病机制及治疗等不可缺少的手段。运动人体科学与生物学、医学一样,同属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单从研究对象选择可以看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多以动物实验为主,大多数运动机制是在动物实验中实现的。近年来,随着基因技术的日益发展,各种基因表达形式也逐渐成为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热点。
研究动物的优点在于动物具有广泛的遗传基础,个体差异较大,在模拟人体运动的某些研究中是比较有用的,其实验结果也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尤其在选择一些诱发性动物模型时,能够在短期内复制出大量模型,并能严格控制各种条件,使复制出的模型运用于不同研究目的要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能正确的掌握和运用动物实验方法,可使实验者节省人力、物力和时间,同时还能获得可靠的实验结果,减少研究的盲目性。但动物实验同时存在着很多缺陷。运动人体科学毕竟是要研究人运动的一些机能机制,动物的发生发展过程、运动特征及环境与所效仿的人类运动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在体育领域中,从实用价值角度看,人体实验的研究更能直接说明问题。
纵观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发展,根据科学研究的目的、任务和需要,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应多从研究人类运动的角度出发,将基础理论研究合理运用到运动实践中。
除了以动物模型为实验对象外的519篇论文中,研究成果与竞技体育有关的论文230篇,其中基础性研究63篇,应用性研究119篇,开发性研究48篇,主要研究运动员身体机能评定与训练监控,运动员身体恢复的手段和方法、新技术、特殊仪器应用于运动员训练等。如低氧训练是当前运动训练研究的热点之一,在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中有40篇论文与低氧训练的机制及应用有关。
从多维角度思考,研究成果的“社会化”既是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也是衡量体育科学研究社会价值的最好尺度[9],在运动人体科学领域,除服务于竞技体育研究范围外,在全民健身范围内,人类健康与健身运动领域也应得到重视,大众体育的发展,必将接受运动人体科学理论的指导,并将体育纳入“一级预防”的“预防医学”框架之中。在我国推出《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10]。在运动人体科学硕士学位论文中与群众体育有关的研究有115篇,占总数的22.16%,主要研究包括不同运动方式对人体身体形态、机能及身体素质的研究,各种力学负荷对人体运动功能的影响,慢性病患者的运动健身指导方案,“现代文明病”的根治及抗衰老与体育运动保健的研究,人体体质健康状况及因素分析,不同人群运动健身的特点与方法,运动与营养膳食处方的指导等。
近年来我国的肥胖症患病率呈上升趋势,肥胖少年的增长比例更大,成为儿童时期一个重要的健康问题,儿童单纯性肥胖可作为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诱发因素之一。学校体育也成为现在体育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一。学位论文的研究涉及到学校体育的有174篇,其中包括对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状况、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不同运动对学生生理机能评定、体育院校学生专项教学训练素质等。
5小结
运动人体科学是一门综合应用性很强的学科,通过对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分析,发现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研究生论文选题多以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纯基础研究及开发性研究比例相对较少,选题方向不均衡,但随着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研究内容日益发展,创新性研究课题也将成为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的必然趋势。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大多以动物模型为主导,继承自然科学研究传统的研究模式,但为了能更好在体育运动领域发挥运动人体科学研究的作用,直接采用人体实验将是运动人体科学应用于运动实践的突破点。在设计实验,采取合适的研究对象是科研论文成败的关键,在硕士论文研究中应重点考虑如何将人体实验与动物实验的优势相结合。
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还是以传统的实验研究与定量分析法为主流验证结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多元综合方法应用将在今后运动人体领域科学研究稳步发展,移植更新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必将成为体育领域科学研究的重点。
从运动人体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体分析来看,其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应用价值更多的还是局限在竞技体育范围内,应用于大众运动健身以及学校体育领域相对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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