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1
关键词：税收征管；信息不对称；税收流失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控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征税构成了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税款是纳税人本质的、天然的心理动机。据资料显示，2004年度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4000亿元左右，2005年我国总体流失在3200亿元至4300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信息不对称对我国税收征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完美的税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税收流失的发生，一些对治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各项举措的研究和探索也仅仅是立足于把税收流失的规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合理的税收流失规模范围究竟应为多少，目前在理论界尚无定论，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一合理范围。
一、对资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危害。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向偷逃税的纳税人所支付的“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的存在，使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从而引起市场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同时，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那些守法纳税的经营看要么转而改行，要么被挤出市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市场效应。从税收与商品的价格关系看，由于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流失，就会使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与依法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或者在同样价格条件下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对该商品的需求扩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资源投人到该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来。
另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虚耗。纳税人为了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漏洞，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各种偷逃避税方案，有的还花费大量钱财聘请专业顾问，或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而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发生，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增加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更多的税收征管人员和稽核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的扭曲，从而危害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而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资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误。 二、对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危害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一方面，由于地下经济能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积聚更多的财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经济活动之中，通过本身的繁殖增长起来，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的高收益、高回报会吸引公开经济中一些资源的流入。而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危害。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
其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重要依据的有关货币供求的各项指标，也可能会由于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产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严重、利润比较丰厚的经济活动，要维持这些活动相应地需要吸纳相当一部分货币，如果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只考虑到公开经济的货币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从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是多发了货币，但如果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则这种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的需要相适应的。再如，现金被誉为地下经济的天使，为了偷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管，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这样，随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日益严重、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流通中现金的需要也会增加。以上这些都会危害到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现金需求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三、对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守法纳税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随效仿，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恶性循环。首先，部分纳税人通过偷税或避税等手法使实税负水平大大低于同行业的其它纳税人，本来纳税人作为税收的负担者，其实际税收负担应该是与其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而国家总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却并未因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而有所减少，因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就势必转嫁到那些依法纳税的纳税人身上，从而加重了守法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使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为了获得既定的税收数额，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税率水平．或扩大征税范围，开征新税等，以保证财政支出的需要。从而使依法纳税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如果依法纳税者看到各种税收违法行为未得到应有惩罚的话，必将严重挫伤其纳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税的行列中来。在税负不公和过重时，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逃税是值得的，由此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收入减少(分配不公)——税率提高或开征新税——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了公众对税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剧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谭庆关，赵黎明.信息不对称下税收征管的多重博弈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5，4：13-15.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2
关键词：税收征管；信息不对称；税收流失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调控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征税构成了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侵犯，因此偷逃税款是纳税人本质的、天然的心理动机。据资料显示，2004年度我国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在4000亿元左右，2005年我国总体流失在3200亿元至4300亿元之间，约占应纳税款的30％以上。信息不对称对我国税收征管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完美的税制都无法绝对避免税收流失的发生，一些对治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各项举措的研究和探索也仅仅是立足于把税收流失的规模控制在某一合理的范围之内，尽管合理的税收流失规模范围究竟应为多少，目前在理论界尚无定论，但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的税收流失规模无疑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一合理范围。
一、对资源配置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是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现象对经济体系中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各种资源流动和组合的危害。从微观的角度来看，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于纳税人而言，更确切地说是国家向偷逃税的纳税人所支付的“财政补贴”。这种“财政补贴”的存在，使同类企业或同类产品的税收成本不同，从而引起市场失真，错误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同时，还会破坏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迫使那些守法纳税的经营看要么转而改行，要么被挤出市场，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市场效应。从税收与商品的价格关系看，由于税收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因此，如果某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税收流失，就会使这些商品在市场竞争中与依法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具有价格优势，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进行销售或者在同样价格条件下赚取更多利润，从而使得对该商品的需求扩大，或者吸引更多的资源投人到该商品的生产经营中来。
另外，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对资源配置的危害还表现在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虚耗。纳税人为了利用各种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漏洞，花费大量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各种偷逃避税方案，有的还花费大量钱财聘请专业顾问，或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方式进行无谓的调整。而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为了防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发生，减少偷逃税，不得不额外增加各种软硬件设施，增加更多的税收征管人员和稽核人员，导致税收征管成本增加。最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会造成各种财务、会计信息的扭曲，从而危害人们的经济决策和投资决策，而决策的失误往往是资源配置中最大的失误。二、对国家宏观调控功能的危害
首先，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可能会危害到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使得能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中获得更多利润的地下经济活动“繁荣”起来。一方面，由于地下经济能通过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活动获得更多的利润，不断积聚更多的财力物力再投入到地下经济活动之中，通过本身的繁殖增长起来，另一方面，地下经济活动的高收益、高回报会吸引公开经济中一些资源的流入。而地下经济逃避了政府的管理和监控，其增长率、就业人数等指标都没有纳入到政府的经济统计数据之中，这样容易使宏观调控部门对现实经济的真实情况产生误解，对包含公开经济与地下经济两部分的真实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把握不定，容易只注意可观察到的公开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地下经济的危害。除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规模外，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会对其他各项经济统计指标造成扭曲。
其次，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决策的重要依据的有关货币供求的各项指标，也可能会由于地下经济和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存在而受到危害，产生扭曲。例如，由于地下经济活动往往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严重、利润比较丰厚的经济活动，要维持这些活动相应地需要吸纳相当一部分货币，如果中央银行在决定货币供应量时只考虑到公开经济的货币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就会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中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中央银行增加货币发行。从表面上看，中央银行是多发了货币，但如果考虑到地下经济的货币需求，则这种过大的货币供应量实际上是与整个经济活动的需要相适应的。再如，现金被誉为地下经济的天使，为了偷逃税和逃避其他监管，地下经济活动大多以现金交易方式进行。这样，随着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日益严重、地下经济规模的扩大，全社会，对流通中现金的需要也会增加。以上这些都会危害到货币需求量、货币供给量。现金需求量、货币流通速度等指标的统计和分析。
三、对收入分配的危害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一方面导致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的不公平分配，另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还产生了极坏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守法纳税者的心理失衡和追随效仿，从而造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的恶性循环。首先，部分纳税人通过偷税或避税等手法使实税负水平大大低于同行业的其它纳税人，本来纳税人作为税收的负担者，其实际税收负担应该是与其生产、经营、收入情况用一致的。但由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逃避了纳税的义务和负担，而国家总的税收计划和任务却并未因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而有所减少，因此，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者所逃避掉的税收任务就势必转嫁到那些依法纳税的纳税人身上，从而加重了守法纳税者的税收负担。其次，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使实际税收收入低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为了获得既定的税收数额，政府不得不提高法定税率水平．或扩大征税范围，开征新税等，以保证财政支出的需要。从而使依法纳税者反而要承受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加不公，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另外，如果依法纳税者看到各种税收违法行为未得到应有惩罚的话，必将严重挫伤其纳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甚至使其也加入到偷逃税的行列中来。在税负不公和过重时，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逃税是值得的，由此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收入减少(分配不公)——税率提高或开征新税——分配更加不公——更多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税收流失。其结果必然是激化了公众对税收制度的抵抗心理，加剧了纳税人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冲突和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谭庆关，赵黎明.信息不对称下税收征管的多重博弈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05，4：13-15.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3
1、合理选择企业组织形式
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的是法人所得税制，企业有不同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是否构成纳税人，有着不同的结果。公司在设立下属公司时，选择设立子公司还是分公司会对企业所得税负产生影响。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应当作为独立的纳税义务人单独交纳企业所得税，如果子公司盈利，母公司亏损，其利润不能并入母公司利润，造成盈亏不能相抵多交企业所得税的结果，若子公司亏损，母公司盈利，也不能盈亏相抵。而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只能将其利润并入母公司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具有盈亏相抵的作用，能降低总公司整体的税负。
因此，公司在设立下属公司时，要考虑好各种组织形式的利弊，做好所得税的纳税筹划，合理选择企业组织形式，决定是设立子公司还是设立分公司。创业初期有限的收入不足抵减大量的支出的企业一般应设为分公司，而能够迅速实现盈利的企业一般应设为法人，另外，具有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在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下，还可以减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2、新办企业优惠的筹划空间。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新办的从事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的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一免一减半”，以及新办的从事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两免”等优惠政策，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不停地新办、关停、再新办企业的方法规避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上述优惠政策，因而这一筹划途径已经封堵。
3、利用折旧方法开展税务筹划
折旧是固定资产由于损耗而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的那一部分价值。正确计算和提取折旧，不但有利于计算产品成本，而且保证了固定资产再生产的资金来源。折旧是成本的组成部分，而按现行制度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和加速折旧法，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也存在差异。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然关系到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当然，由于企业折旧方法上存在差异，也就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
4、地域性优惠政策的筹划空间.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规定，且生产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而新企业所得税法已经取消上述优惠.
5、利用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旧企业所得税法仅对部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放宽了地域限制，扩大到全国范围，同时严格了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
对于现有将高新技术仅作为部门核算的公司，可以将高新技术业务剥离出来，成立独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以适用15%的税率。当然，高新技术企业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并且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认定。
6、利用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4
关键词:经济发展；商品劳务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
经济发展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个主题，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更为艰巨，要求也更为迫切。规范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的力量来自于市场的价格机制作用，它能够自动地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政府有责任干预市场运行，而对于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适当干预经济发展的意义则更为重要。
税收是国家对部分产品或国民收入进行的法定分配，它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政府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要工具和为其他财政政策筹资的主要手段。一般说来，现代税收除筹财政资金的基本职能之外，还具有三大经济调节功能，即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调节收入合理分配以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在发达国家，所得税是主体税种，税收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都是所得税，而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税源构成和征管能力等因素，商品劳务税往往成为主体税种，因而其在税收政策实施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品劳务税是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课税对象的课税体系。它主要包括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和关税。本文拟对经济发展中的商品劳务税作一理论上的探讨。
一、发展资本积累与商品劳务税
在发展中国家，实际经济增长和在增长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有着压倒一切的意义，但经济增长要受资本积累规模的约束。因而，如何形成足够的发展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般而论，一国的资本积累有两种来源，一是利用外资，二是动员国内资金，尤其是国内储蓄。国内储蓄包括居民个人储蓄、企业储蓄（税后利润）和政府公共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在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储蓄、投资方面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增加公共储蓄或政府用于公共投资的集中性财力；二是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刺激企业和居民个人把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扩大私人投资。
在发展经济学的税收政策思路中，一国资本积累水平同税收收入水平相关，也和税制结构选择相关。发展中国家采取什么样的税制结构，选择什么税作为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种，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首先应服从于扩大和刺激储蓄、促进资本积累的需要。他们的基本主张是，商品劳务税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税种，对发展资本的筹集发挥主要作用。为此，他们作了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商品劳务税的范围主要是指一般销售税、消费税、以及营业税和关税等间接税。从总体上看，这些税收的在发展中国家的比重较高。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愈低，商品劳务税的比重愈高。据资料显示，在低收入国家，商品劳务税占全部税收总项的比重为41%，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为30.9%，如果将进出口关税并入商品劳务税计算，高收入国家的比重为32.4%，而低收入国家高达71.1%.这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较高的商品劳务税比重相联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商品劳务税作为主体税种具有稳定的筹资功能和较低的征管成本，但根据税收效率的分析，它会对经济增长和市场机制产生较大的扭曲效应，这就需要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推行商品劳务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
二、优化产业结构与商品劳务税
根据发展经济学家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的理解，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经营更多的产业，还意味着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在一国资源量为一定的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力量。
考察西方国家10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是：初级产业主导制造业主导服务业主导。而引起或影响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如同经济发展的动因一样复杂，从外因分析，政府的产业政策及其配套的财政、税收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动一国产业结构形成、发展和优化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对于商品劳务税来说，它作用的大小是一个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论颇多的问题，下面我们来作简单探讨。
首先，在讲座经济体制下，商品作价主要采用国家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价格，商品劳务税在配合价格调节生产和消费，以促进产业结构化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低税和高税不能直接形成低价和高价，因而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功能必将削弱。其次，商品劳务税作为间接税，具有易于转嫁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税的税负转嫁机制将充分发挥其作用，这决定了运用商品劳务税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确定性，甚至使政策目标落空。第三，商品劳务税与价格直接关联，其本身会扭曲商品的相对价格，导致消费者剩余损失；扭曲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而导致生产者剩余损失。因而最终不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第四，商品劳务税还会对产业政策发生扭曲，这突出表现在增值税选型上。以我国为例，在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统一税率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进税抵扣比重大，税负轻；基础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进项税抵扣比重轻，税负重。显然，生产型增值税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产业政策相背离的。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过分强调商品劳务税对于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而应适当弱化。税收对于产业结构的调节应主要依靠所得税优惠来发挥作用，同时适当发挥商品劳务税的辅作用。
三、实现地区协调发展与商品劳务税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以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总和。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间劳动素质、资本投入、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地理和交通条件，以及其他社会性、国民性因素的差异，往往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既有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甚至经济落后地区。税收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如何采取有效的税收政策以及商品劳务税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则值得探讨。这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应该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般来说，税收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地区总税负水平的轻重，影响本地企业的积累能力；地区税收优惠政策的广度和深度，影响本地区的投资环境和投资吸引力；税制结构对地区财政经济发展的影响。这里，我们重点从第三方面分析商品劳务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地方财力的强弱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来说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发展中国政府大多选择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税种，这对地方财力有两大好处：第一，这些地区的税源比较充实，税收收入不受企业成本费用高低影响，有利于保证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增加当地公共积累，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当地各项事业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有利于减轻落后地区企业的负担。因为商品劳务税属于间接税，可转嫁税，这样地方政府可以从中取得稳定、可行的收入，同时又将税款转嫁给购买方，经济落后地区将从中受益。
四、收入合理分配与商品劳务税
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一国Gnp获得增长，但社会分配状况恶化了，低收入阶层较之过去相对乃至绝对贫困，就可能出现有增长、无发展或高增长、低发展的情况。对我国而言，这还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根据库兹沓茨的“倒U假说”，收入分配不均是一国在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出现的经济现象，要从根本上消除，只能以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为动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变革，但同时政府并非对之无能为力。在政府的各项政策中，以实现收入均等化为目标的税收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税收以收入分配的调节机制主要包括所得税、商品劳务税、财产税以及社会保险税对转移支付制度的筹资作用。对商品劳务税的调节机制而言，主要是消费税对高收入阶层支付能力的调节。国际通行的商品劳务税主要是增值税和消费税。一般说来，增值税对各类商品和劳务普遍课征，是中性的，因而增值税不论是由企业负担，还是消费者负担，通常都不具备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消费税则不同，只是对某些特殊消费品课征，是非中性的，收入阶层一部分收入在流通领域里就转化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来源。
从理论上讲，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不象个人所得税那样直接、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消费税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标或许更切合实际。这是因为：（1）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商品劳务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而消费税又占相当大比例，往往高于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2）征税消费品的选择，一般都是对奢侈品征税或重税、对必需品免税或轻税，这样就把绝大部分税加在高收入阶层身上，因而也具有与所有税相似的累进课税效应。（3）与所得税和财产税相比，消费税税源易控管，逃税难度较大，能够保证政府的分配政策得以有效实施。同时，由于消费税的非中性特性，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也有负面影响，容易产生“超额负担”。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对此进行效率与公平、增长与效率的权衡。
五、通货膨胀与商品劳务税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巨大的财政赤字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它困扰着这些国家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如何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重要政策目标。在20世纪末，从1997年起，“有7个经济本（指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泰国、马来西亚、韩国、香港-引者注）经历了与大萧条极为相似的严重经济衰退”，中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通货紧缩，因此，治理通货紧缩又成了很多国家当前的经济任务。
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同样都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上升，通货紧缩的主要特征是物价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尽管通货紧缩与经济衰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或是造成经济衰退的重要因素。治理通货紧缩的主要措施是实施和推行扩张性的财政对策、货币政策、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税收政策方面，目标是刺激消费者需求，除开征利息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税之外，还要进一步降低商品劳务税中有关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提高投资倾向和消费倾向，以推动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
税收政策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相关性有三个方面，即税收收入水平、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对商品劳务税来讲，我们重点分析税收收入水平中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增税对消费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消费税实现的。虽然消费税由于转嫁性，在短期内可能会推动商品价格上涨，但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也会抑制需求，从而在较长时期内降低通货膨胀压力。消费税的这种反通货膨胀效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具有一定需求弹性的生活必需品征收一般消费税，二是对部分高消费品征收特别消费税。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5
【关键词】遗产税财富分配税收制度
一、前言
遗产税产生的原因是通过对死者的遗产进行社会再分配，以防止社会贫富差距多大。遗产税的历史非常悠久，范围广泛，包括不动产、动产以及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等。我国最早在1950年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规定开征遗产税，但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仅试行6个月就停征此税种。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财富的积累，社会财富不均现象更加凸显，征收遗产税又被提上我国税收日程。目前，世界大部分国家会对财产所有者死亡后征收遗产税，遗产税在我国开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又是怎样的呢？
二、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分析
（一）完善我国税收制度
我国的税收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财产税是国家的重要税种，一个完整的财产税体系包括动态税和静态税，静态税是指对纳税人的财产在固定时点征收的税，动态税是指对纳税人的财产转移征收的税，如遗产税和赠与税等。我国税收制度存在很多不合理和漏洞，如税收收入调节作用不明显、个人所得税设计不合理等，使得税收制度设置的目的不能达到。缺乏对动态财产税的征收，因此，征收遗产税可以对我国的财产税制度进行完善。
（二）社会财富再分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同时，社会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因此，税收制度承担的社会财富再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责任也越来越多。近年来，我国针对税收制度作出了很多改善，如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遗产的继承是不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公平的，财富的继承使得财富越来越多地积累到少数阶层中，社会贫富差距加剧。征收遗产税可以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有利于社会公平。
（三）增加我国财政收入
税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收入手段职能，因此税收有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作用。遗产税是一个税源较为稳定的税种，在历史上遗产税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税收制度的发展，遗产税只是多个税种的一种，且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但是由于遗产税的特殊性，其可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世界上各国遗产税大约占税收总额的0.3%到0.5%，参考此对我国进行预测，2015年我国税收总额是110604亿元（已扣减出口退税），那遗产税税收收入约332亿元到553亿元，可以为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一笔可观的收入。
（四）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
在征收遗产税的西方国家，很多财产所有者会在死前签署医嘱将自己的财富捐献给公益组织进行公益事业。死者捐赠财产属于社会公益活动，因此可以免征遗产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是需要社会财富的支持的，开征遗产税可以增加财产所有者捐献自己财产的可能性，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促进社会公益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国开征遗产税可以完善我国税收制度、有利于社会财富再分配、增加我国财政收入，有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因此，我国具有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三、中国开征遗产税可行性分析
本文将从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两个方面对可行性进行分析。
（一）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
我国开征遗产税具有有利条件，我国开征遗产税具有经济基础、法律保障和社会环境。
1.具有开征遗产税的经济基础
我国的经济基础是遗产税稳定税源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收入不断提升。虽然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是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收入差距较大等问题越来越威胁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平稳发展，因此，需要作出改革，稳定经济增长，消除不安定因素。
我国居民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直将储蓄作为主要的理财方式。同时，父母为改善子女的生活条件或者为子女良好的生活提供保障，会有为子女留下财产的想法和做法。这种以储蓄作为主要理财方式并不断积累财富的习惯使得我国居民消费不足，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采用一定方式促进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开征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消费，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
2.具有开征遗产税的法律环境
税收政策的开展是以国家保护民众私有财产安全为前提的，因此，开征税费需要国家法律保障。首先，确定了合法私有财产受到保护，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都规定了我国居民合法私有财产收到保护；其次，有法律保障继承的合法性，我国的《宪法》肯定了公民具有合法继承遗产的权利，《民法通则》也对公民的继承权作出了肯定解释。同时，我国还有《继承法》对继承遗产的合理性做出了明确规定。最后，明确了遗产范围和遗产继承分割方法等。虽然我国的现有遗产继承法律和制度尚不健全，但是为遗产的有序继承提供了法律保障，因此，我国具有开证遗产税的法律环境。
3.具有开征遗产税的社会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肩部较大，居民的受教育的程度不断增加使得我国居民总体素质较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开征遗产税会得到居民的理解。开征遗产税前要加强对居民的宣传，提高居民对遗产税的认识。我国经济发展导致社会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因此，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公平，阻止贫富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恶化。税收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手段，征收遗产税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开征遗产税可以对父母为子女积累财富的观念进行一定改观，促进我国教育方式的转变，促进民众独立自主观念的确立和实践。
（二）开征遗产税的不利条件
我国开征遗产税主要存在的问题是难以保证稳定税源、传统观念的障碍以及资本外流问题。因此，要在中国开证遗产税需要保证税源的稳定，改变民众对遗产税的偏见，同时做好资本外流的防备。
1、难以掌控财产所有者财产实际情况
在开征遗产税的国家对财产所有人的财产实际情况能够清楚掌握，因为其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个人资产档案管理和价值评估制度。我国尚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且受各种条件限制，我国不能掌控财产所有者的财产实际情况，财产所有者隐藏财产难以发现。这就难以为开征遗产税提供稳定的税源。
2.我国居民缺乏缴纳遗产税的意识
我国传统的家庭财产观念对继承的观念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父母积累财富从一定程度上就是留给子女继承的，因此，遗产税的开征并不为民众所理解，会受到很大的阻力。民众在进行经济活动进行资本的积累过程中获得财富的增加，对于劳动致富的人来说，遗产税容易打击民众劳动的积极性，更有可能使得一些人为逃避遗产税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导致国家资本的流失。
3.缺乏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
前面提到，我国居民缺乏缴纳遗产税的意识，因此，如果征收遗产税会增加资本外流的风险。我国开征遗产税目前尚未出现科学有效的方法能够避免因为征收遗产税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没有科学有效的方法将财产所有者的财产进行有效的评估等。此外，一个新的税种的征收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工作量大，工作繁琐，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导致的工作误区在所难免，会打击税收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同时，缺乏工作经验造成的失误会使纳税人失去对政府工作的信心，从而产生抵触心理。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制度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居民收入贫富差距加大，收入分配情况恶化，社会分配不公引起的社会问题频现。综上所述，我国具有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因为开征遗产税可以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增加我国的财政收入，有利于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已经具有了开征遗产税的经济基础、法律环境和社会环境。我国开征遗产税的不利条件是难以保证税源、居民缺乏缴纳遗产税的意识及缺乏科学有效的技术方法等。我国要开征遗产税要做的准备工作还有很多，一个税种的开征要有民众、法律以及征收方案的确定等。本文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对中国开征遗产税提出相应的建议。我国开征遗产税，首先要加强宣传，增强居民缴纳遗产税认识。遗产税是一个新的税种，前面提到，我国传统思想认为继承财产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要加强宣传，改变居民对缴纳遗产税的偏见。法律是保证税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基础，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我国遗产税法律体系，为遗产税的征收提供法律保障。第三，需要制定并完善遗产税征收管理办法，在吸收西方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改动，保证遗产税征收管理办法切实可行。
【参考文献】
[1]崔雅琴，开征遗产税相关问题的思考[J]，经济师，2004（4）.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6
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的浪潮将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必然对包括各国税收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探索知识经济与税制优化的内在联系，是目前税收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拟以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为背景，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一国优化税制可能显现的新特征；讨论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应如何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加快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优化进程。
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六、知识经济发展与我国税制优化
知识经济发展对我国税制改革可能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三：（1）应逐步适当地提高我国的平均税负水平，特别是实际税负水平。目前，我国的税负水平是相对偏低的，如果再考虑知识经济发展趋势下税负水平提高的必然性与可能性，则应该逐步提高目前的税负水平，使其既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又能满足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的要求。（2）根据知识经济下税制理想优化与现实优化思想的要求，抓紧对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条件下税收领域出现的新间题的研究。目前要着重研究网络贸易、电子交易是否应征税及开征何种税、如何征税等问题，鉴于这一交易行为在我国总体规模偏小、征收技术要求高、征收成本大等现实条件约束，同时考虑到运用税收工具保护新兴产业的目的，暂时不对网上交易行为开征税收为宜，日后这一税种是否开征，如何征收都应视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而定。（3）加强涉外税收协调与合作，制定独立的税收政策，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协调，以适应经济区域一体化对区域税收一体化所提出的新要求。特别要重视从税收协调上减少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力流动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影响，探寻利用税收政策减轻这些不确定风险的对策与措施。
主要参考书目：
（1）邓力平《优化税制理论与西方税制改革新动向》（《税务研究》1998年第2期）。
（2）邓力平、郭庆旺《知识经济、内生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涉外税务》1998年第9期）。
（3）J.a.米尔利斯《最优税收与信息》（《财政研究》1998年第二期）。
（4）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课题组《优化税制结构的理论思考》（《税务研究》1998年第5、6期）。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7
[关键词]税前扣除税收公平公平竞争
“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们纷纷提出了要求两税合一改革的提案。提案一致认为，当前我国已进入wto过渡期的收尾阶段，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迫在眉睫，任何原因都不足以构成不统一企业所得税的充足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企业所得税法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
一、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的现状目前，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由内资企业所得税制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两部分构成。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比如，二者的计税依据都是应纳税所得额，即企业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成本、费用和损失等）后的余额。又如，在应纳税所得额的确定中，二者都采用权责发生制、收入与费用配比等原则。再如，二者的基本税率都是33%的比例税率；关于国外税收抵免等方面的规定，二者也是相同的。两法的实质差别主要是税前扣除标准和优惠条件的规定不同。内外资企业在计税工资、资产折旧、广告费、业务招待费、业务宣传费等税前扣除方面，均有着很大的不同。后者包括四方面：一是纳税义务的起始日不一样，内资企业是从企业登记之日起纳税，外资企业是从盈利之日起纳税，而工资据实扣除的规定也在客观上给外资延后盈利提供了一个机会；二是税率差异，内资企业在任何地方的税率都是33%，而外资企业在特区税率是15%，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是24%；三是特殊行业优惠差异，生产型外商企业如果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经营期10年以上，经审批可享受在“二免三减半”的基础上再延长5年减半征收的特殊优惠，而内资企业不具有；四是再投资退税待遇不同，外商如果将利润就地转为投资，可享受退税，而内资则基本不享受这项优惠政策。再结合其他产业性政策等因素，外资企业实际税负在11%左右，而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在22%~24%之间。由此导致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负担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双轨制”的存在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长远之计，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在于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吸引外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特别是从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来看，“双轨制”不应当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两个企业所得税的合并是wto的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是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也是消除恶性国际税收竞争的要求。
二、什么是税收公平原则现代税收原则是指适应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国家政策需要，税收所应遵循的原则。一般认为，现代税收原则主要有税收公平原则、效率原则和财政经济原则。税收公平原则是指国家征税要使各个纳税人承受的负担与其经济状况相适应，并使各个纳税人之间的负担水平保持均衡。这里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横向公平；二是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指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相同的税收，也就是说要以同等的方式对待条件相同的人，税收不应该有所区别。纵向公平又称垂直公平，是对经济条件不同的人征不同的税。一般来说，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强的人多缴税，反之少缴税，即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条件不同的人。可见，不管是横向公平还是纵向公平，税收公平原则强调的就是一个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测度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或纳税能力呢？通常有三种标准：收入、财产和支出。收入通常被认为是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最好尺度，这是因为收入最能决定一个人在特定时期内的消费或增添其财富的能力。财产也是被认为衡量纳税人能力的合适尺度。财产代表着纳税人一种独立的支付能力。消费支出是作为测度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的又一尺度，这是因为消费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支付能力大小。税收公平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税收的公平性对于维持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转是必不可少的。要使纳税人依照法律如实申报纳税，必须使其相信税收是公平，对每一个纳税人都是公平征收的。如果人们认为税收不公平，如人们看到与他们富裕程度相同，甚至较他们富裕的邻人比他们少缴很多税或享受税待遇；如果人们认为现实税制不完善，存在着偷税漏税或避税的现象，纳税人的纳税信心就要下降，甚至会千方百计地去偷税、避税，这必然会有碍税收制度的正常运转，同时，又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贯彻税收公平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发展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每个经济实体作为市场主体的一方，能够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自主地开展业务经营，因此要求社会要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外部环境。税收作为市场要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必须为企业参与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税收环境。现代经济学认为，公平原则是市场经济赖以发展的条件。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没有公平的条件，竞争就会失去活力。为促进企业竞争，国家的税制改革和建设就应该向着公平、中性、规范、普遍的税收目标迈进；就是要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的基础上，使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处于平等地位和拥有平等条件。因此，只有坚持公平这样一个税收原则，才能为市场的所有主体提供尽可能同等的条件，最大限度地避免税收歧视与不公，做到税收负担合理，以利于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展竞争。同时，还要注意税基的多样性和税收负担的普遍性，以便更好地实现公平的原则，促进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合理增长。而内外两套税制显然是与这一原则背道而驰的，它不仅损害了税法的公正性，而且也大大影响了税法在现实中的实效。很多内资企业拖欠税款、偷逃税款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缺乏对税法的尊重与信仰，凭什么让我比别人（外资企业）多纳税？对外资的优惠，就是对内资的歧视，一个遭受歧视的孩子是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赡养”父母的。本文拟从内外资企业税前扣除的巨大差别来分析税收公平原则的缺失。
三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不同
1内外资企业对坏帐准备税前扣除的不同（1）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四十六条规定，除另有规定者外，坏账准备金提取比例一律不得超过年末应收账款余额的5‰。计提坏账准备的年末应收账款是纳税人因销售商品、产品或提供劳务等原因，应向购货客户或接受劳务的客户收取的款项，包括代垫的运杂费。国税发[2003]45号文件规定，坏账准备的计提范围允许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执行。（2）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条规定，从事信贷、租赁等业务的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报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逐年按年末放贷余额（不包括银行间拆借）或者年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应收款项的余额，计提不超过3%的坏账准备，从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国税发[1991]165号文件规定，除从事信贷、租赁业务外的其他企业，如确有需要，经当地税务机关批准后，按年末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等应收款项的余额，计提坏账准备。应收账款有约定期限的，应以到期的为限。未到期的债权或代销商品的应收款，不得计提坏账准备。（国税发）[1997]123号文件规定，对以各种财产（包括各种商品、有价证券）作抵押的外资金额机构贷款不得不计提坏账准备金。会计处理时，计提的坏账准备与税法规定计提的标准不同，在申报所得税时应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纳税调整。由于在进行会计核算时，对坏账准备的提取是采用“差额提取”的方法，因此，在年终申报缴纳所得税时，只能在当年实际提取的坏账准备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即：（1）如果企业当年度时间提取的坏账准备小于或等于税法规定的允许提取的坏账准备，则按实际提取数在税前扣除，不作纳税调整。其差额部分，在以后年度不得补扣。2）如果企业当年度实际提取的坏账准备大于按税法规定允许提取的坏账准备，或者企业应减提的坏账准备小于按税法规定应减提的坏账准备，均应调整增加应纳所得。
2内外资企业职工福利费的税前扣除标准不同（1）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六条规定：“纳税人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2%、14%、1.5%计算扣除。”因此，对职工福利费，如果本期贷方累计发生额（累计计提额）超过了计税工资（本期允许税前扣除的工资总额）的14%，应当作纳税调整。（2）外资企业：《关于外资企业为雇员提存医疗保险等三项基金以外的职工集体福利类费用税务处理问题通知》（国税函[1999]709号）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按照国务院及各地政府规定，为其雇员提存三项基金（住房公积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外，可根据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标准，计提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除此之外，企业不得在税前预提其他职工福利类费用。企业实际发生的不属于上述五项预提基金或经费开支范围内的其他职工福利类支出，可按实际发生数在当年度税前扣除。但当年度税前扣除的此类费用，不得超过企业全年职工税前列支工资总额的14%，其超过部分也不得在以后年度扣除。
3内外资企业业务招待费扣除标准不同（1）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允许扣除的业务招待费不得超过下列标准：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在1500万元以内的部分，不超过该部分的5‰；年销售（营业）收入净额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不超过该部分的3‰。销售（营业）收入净额为扣除销售退回、折扣和折让之后的金额，金融保险业的营业收入不包括金融往来利息收入。此条规定仅适用于内资企业，无论是销售收入（工业、商业等）还是营业收入（金融保险、邮电通讯、交通运输、文化体育、建筑安装等），均适用上述统一的扣除标准。无主营业务收入的企业，可以按其所取得的各类收益不超过2%的比例扣除。企业所取得的各类收益，包括投资收益、期货收益、代购代销收入、其他业务收入等，也包括经批准提取或分摊的管理费。（2）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规定，企业用于同生产、经营业务有关的、合理的实际应酬费（业务招待费），应当提供确实的记录或者单据凭证，分别在下列限度内，准予作为费用列支：①全年销货净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不得超过销货净额的5‰；全年销货净额超过1500万元的，不得超过该部分销货净额3‰。②全年业务收入总额在500万元以下的，不得超过业务收入总额的10‰；全年业务收入总额超过500万元的部分，不得超过该部分业务收入总额的5‰。以上规定仅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需区分销售或经营收入。对于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商品房的收入属于销售收入。
4内外资企业允许税前扣除佣金的比例不同（1）对内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第五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发生的佣金，必须同时符合下列三个条件方可计入销售费用：第一，支付的对象必须是有权独立从事中介服务的单位或个人（不包括本单位的雇员）；第二，必须支付了价款，并取得合法真实的凭据；第三，向个人支付的佣金，不得超过服务金额的5%。（2）对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除外）允许扣除的佣金不受比例限制，只要支付了价款并取得合法的凭据即可入账。对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第242号）规定，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与境外企业签订房地产代销、包销合同或协议，委托境外企业在境外销售其位于我国境内房地产的，应按境外企业向购房人销售的价格作为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销售收入，计算缴纳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向境外代销、包销企业支付的各项佣金、差价、手续费、提成费等劳务费用，应提供完整、有效的凭证资料，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方可作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费用列支。但实际列支的数额不得超过房地产销售收入的10%。
5内外资企业允许税前扣除的广告费比例不同（1）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发生的广告费支出，除特殊行业另有规定外，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2%的，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粮食类白酒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纳税人因行业特点等特殊原因确实需要提高广告费扣除比例的，须报国家税务总局批准。自2001年1月1日起，对制药、食品（包括保健品、饮料）、日化、家电、通信、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文化和家具建材商城等特殊行业的企业，每一纳税年度可在销售（营业）收入8%的比例内据实扣除广告支出，超过比例部分的广告支出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度结转。对从事软件开发、集成电路制造及其他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站，从事高新技术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自登记成立之日起5个纳税年度内，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广告支出可据实扣除。超过5年以上的，按上述8%的比例规定扣除。（2）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处理中，广告费是可以全额据实扣除。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广告费用的扣除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际征管中，只要是真实的广告费用，取得的凭据是合法的，一般都全额扣除。
6工资、薪金支出的形式（1）对内资企业三种形式：计税工资、薪金制。从2000年1月1日起，计税工资的人均月扣除最高限额为800元。计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范围内确定，个别经济发达地区确需提高限额标准的，应在不高于20%的幅度内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情况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自主确定。工资和福利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费，应将其支付标准和所依据的文件及资料，报当地税务机关备案。企业不得列支其在中国境内工作职工的境外社会保险费。效益工资、薪金制。经有关部门批准实行工资、薪金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办法的企业，其实际发放的工资、薪金在工资、薪金总额增长幅度低于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职工平均工资、薪金增长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以内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准予扣除。提成工资、薪金制。对饮食服务企业按国家规定提取的提成工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2）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和福利费，应将其支付标准和所依据的文件及资料，报当地税务机关备案即可。企业不得列支其在中国境内工作职工的境外社会保险费。
7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的不同。（1）内资企业纳税人（金融保险企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有几种扣除标准，其中以在年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扣除为主。（2）外资企业：企业通过中国境内国家指定的非营利的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贫困地区的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可以作为当期成本费用列支；企业直接向受益人的捐赠不得列支。企业资助非关联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研究开发经费，可以在资助企业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
8、借款利息的不同（1）内资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的有关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费用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费用支出，在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2）外资企业对企业借款利息的处理，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细则规定采取限定条件准予列支的办法。属于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合理的借款利息，准许在税前扣除。所谓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借款，是指企业因生产、经营资金不足或自有资金不能满足某项投资，以及因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等实际需要而发生的经营性借款。所谓合理的借款利息，是指不高于按照一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扣除利息费用的企业应当提供需要支付利息的借款证明文件，并经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是否准许列支。
9支付给总机构的管理费的不同（1）内资企业纳税人按规定支付个总机构的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管理费，须提供总机构出具的管理费汇集范围、定额、分配依据和方法等证明文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准予扣除。总机构结余的管理费可结转下一年度使用，但须相应核减下年度的提取比例。管理费提取采取比例和定额控制。提取比例一般不得超过总收入的2%。（2）外资企业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向其总机构支付的同本机构、场所的生产、经营有关的合理的管理费，应当提供总机构出具的管理费汇集范围、总额、分摊依据和方法的证明文件，并附有注册会计师的查证报告，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同意后，准予列支。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8
关键词:纳税筹划;内涵;应用;误区;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7-0086-02
纳税筹划常常被称为“合理避税”或“节税”,纳税筹划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合法性。表示纳税筹划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违反法律规定,逃避税收业务,属逃税行为。征纳关系是税收的基本关系,税收法律是处理征纳关系的共同准绳,纳税义务人要依法缴税,税务机关也要依法征税,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现实中,企业在遵守法律的情况下,常常有多种税收负担高低不一的纳税方案可以选择,企业可以通过决策选择来降低税收负担、增加利润,纳税筹划便成为可能。
二是筹划性。表示事先的规划、设计和安排。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义务通常具有滞后性,即企业交易行为发生后,才缴纳流转税;收益实现后,才缴纳所得税;财产取得之后,才交纳财产税。这就在客观上为纳税前做出筹划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经营活动已经发生,应纳税额已经确定,再去图谋少缴税,就不是纳税筹划,而是偷逃税收了。
三是目的性。表示要取得“节税”的税收利益。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选择低税负,低税负意味着低税收成本,意味着高资本回收率;另一层意思是滞延纳税时间(有别于违反税法规定的欠税行为),纳税期限的推后,也许可以减轻税收负担(如避免高边际税率),也许可以降低资本成本(如减少利息支出)。不管采用哪一种,其结果都是税收支付的节约,即节税。
从纳税筹划的起源和定义可以看出,纳税筹划不仅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一种方式,更是企业领导决策的重要内容。这也正是纳税筹划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发展、普及的根本原因所在。
一、我国企业开展纳税筹划的必然性及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筹划是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竞争。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运筹,其中纳税筹划也应是企业筹划的一个重要方面。其原因在于:(1)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企业自的日益扩大,企业在逐渐成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主体利益观念日益强烈。经营实体如何在不违反税法而又充分利用税收的各种优惠政策条件下,预先调整企业的经营行为,以达到合法地节约税负支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影响举足轻重,亦成为现代财务管理面临的紧迫课题。(2)随着改革开放的加深,大量外资涌入。涉外企业的增加不仅引发一系列国际税收管辖权的冲突与协调,需要国家宏观调控,而且由于外资企业大都有着强烈的纳税筹划意识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我国企业为维护自身权益、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纳税筹划的需求。(3)税收强制性特点使纳税活动受到法律约束,企业必须依法纳税。随着税收征管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对偷漏税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增强。如果采用偷、骗、欠等违法手段来减少应纳税款,纳税人不但要承担税法制裁的风险,而且还将影响企业的声誉,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负面影响。企业不得不转而用合法又合理的手段来追求其财务目的,即只有在不触犯税法又不违背税法立法意图前提下实现的税负最小化才是有效的。所以,纳税筹划成为纳税人的必然选择。
(二)现行税制为企业纳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纳税筹划作为企业经济利益保护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但筹划的实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环境和配套措施作为前提。从理论上讲,只有一部完善而又全面的税法细则并认真地加以实施,才有可能避免或消除纳税人的避税行为。然而,事实上,现代经济条件下,由于税法除了组织稳定的财政收入职能外,还拥有宏观调控等效应,各国政府为了鼓励纳税者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无不把实施税收差别政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利用,制定了不同类型的税收政策,使得无论多么健全严密的税制,税负在不同纳税人、不同纳税期、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之间总是存在差别。对某一应税活动往往有多个纳税方案,这就给纳税人寻找降低税收成本、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和众多的机会。
(三)开展纳税筹划是市场经济下企业的一项合法权益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自主化、利益独立化,权利意识得到空前强化。企业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和为己的特征,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是十分正常的。对企业来说,在税款缴纳过程中,依法纳税是其应尽的义务,而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纳税筹划以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维护自身的资产、收益,亦是其应当享有的最重要、最正当的权利。
二、纳税筹划在企业中的具体应用
虽然国家千方百计营造公平竞争的纳税环境,但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条件不同、发展不平衡,各地政府往往把税收作为调节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的手段。因此,税法中各种特殊条款、优惠措施及相关差别规定大量存在,从而在客观上造成相同性质征税对象的纳税人的税负存在高低差异。因而,纳税人也就可以采取各种合法手段避重就轻,经过运作,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税收规定纳税,从而使自己得以节约税收成本。下面具体分析国内企业纳税筹划的新思路。
(一)利用本国税法规定的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利用本国税法规定的差异实施纳税筹划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利用不同经济性质企业税负的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负差异,对计算机软件和硬件生产企业实行“先征后退”增值税的规定等,这些以企业性质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也为纳税筹划提供了机会。其典型的例子是,许多内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将自己的资金投入国外办企业,然后将国外企业资金以外资的名义转手投入自己在国内的企业,通过这种曲线的形式来获得“合资”企业的资格,从而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随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二为一,这种思路将会被放弃。
2.利用行业税负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从事不同经营行业的纳税人的税负存在一定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缴纳营业税的不同劳务行业税率不同;(2)从事货物销售与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企业缴纳增值税,而提供其他劳务的企业则缴纳营业税,税负存在差异;(3)不同行业企业所得税税负不同,企业所得税税基的确定没有完全脱离企业财务制度造成企业间税基确定标准不一致,从而导致税负不同;(4)行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带来的税负差异。由于存在行业部门间税收待遇上的差别,利润转移、转让定价已成为一种常规性的避税手段。而且纳税人还可以利用从事行业的交义、重叠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行业申报缴税。
3.利用地区税负差异实施纳税筹划
我国对设在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等区域内的纳税人规定较多的税收优惠。众多的地方优惠区内企业也较优惠区外企业的税负轻。但是并非只有完全是在“优惠区”内经营的企业才享有优惠税率,对于在特定地区内注册的企业,只要投资方向和经营项目符合一定要求也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一些企业通过在特区虚设机构,利用“避税地”方式来进行避税。
4.利用纳税环节的不同规定来进行纳税筹划
由于消费税仅在生产环节征收,商业企业销售应税消费品不用纳税。所以一些消费税的纳税人就利用消费税实行单环节征税的法律规定,通过设立关联销售机构,利用转让定价尽可能多地减少生产企业的销售收入,从而达到少缴消费税的目的。
(二)利用税法缺陷实施纳税筹划
即利用税法条文过于具体实施纳税筹划。因为任何具体的东西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很可能是越具体的法律规定越隐含着缺陷。比如,个人所得税采用列举法列举了应税所得的各个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不可能把所有形式都概括进去,而且各个项目有时难以区分得特别清楚,所以纳税人就可利用不同项目、不同的税率的规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纳税项目,降低实际税负。
1.利用税法中存在的选择性条文实施筹划
税法对同一征税对象同时作了几项单列而又不同的规定,纳税人选择任一项规定都不违法。企业利用其选择性,通过分析测算选择低税率的方式,就可达到避税的目的。例如,现行税法中规定,房产税的纳税方法有两种:一是按房屋的折余价值以1.2%的税率计征房产税,另一种是按房屋的租金收入依12%计征房产税,但因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限定条件,再加上审批和管理制度中的漏洞,遂使纳税人通过选择性方案实现纳税筹划成为可能.
2.利用税法条文的不严密进行纳税筹划
许多优惠条款对给予优惠的课税对象在时间、数量、用途及性质方面限定的定性不严,也产生了利用这些限定条件进行避税的方法。例如,现行税法规定对部分新办企业实行减税或免税,但对“新办企业”这一概念没有明确规定其性质,致使许多企业通过开关的循环方法,达到长期享受减免税的待遇。
3.利用税法条文的不确定实施纳税筹划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9
论文摘要：遗产税从产生至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征此税收，已目趋成为一种相当普及且政策性很强的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税种，其开征对于完善中国的税收制度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水平飞速提升，世界经济政治地位已经步入大国之列，遗产税的开征势在必行。
一、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经济一片萧条，所以遗产税仅仅是作为一个税种而存在，并没有开征。在后来的三次重大税制改革中，遗产税都没有被列入计划，时至今日，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是我国社会各界争辩的焦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家庭资产的增加，中国在是否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首先是主流派认为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持快速增长，个人拥有的资产也随之大量增加；有比较丰富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供借鉴；公民的税法观念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依法纳税的人群也在不断地壮大；中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不断的提高；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国家对于开征遗产税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
也有人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有着很多不利的条件：中国经济不很发达，可以征收的财产和纳税人十分有限；中国拥有财产的人和他们的财产都很分散，谈及遗产税为时尚早；许多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不强；中国目前没有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和个人收入财产监控体系；税务机关对税源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由此会导致收入很低成本很高；担心开征遗产税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居民的投资积极性下降、畸形消费和资本外流；中国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有限；担心开征遗产税的税收成本高，税收收入少；担心财产税制的不健全会影响遗产税的开征。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目前开征遗产税是有很大阻力的，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将不利的条件逐个突破，遗产税的开征还是指日可待的。
二、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对于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遗产税的性质上分析可行陛和必要性，而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税制建设的需要和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才能确定我国是否有开征遗产税的基础和必要性。
i．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1)开征遗产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大大提高，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大幅增长及个^财产的增加是开征遗产税的前提条件。只有个人的资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才会有遗产税存在的基础。
(2)开征遗产税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遗产税是调节个人收入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开征遗产税，不但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而且可以和其他调节收入的税种相互配合，互为补充。
(3)开征遗产税是完善中国税制的客观要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遗产税作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税种，用实践证明了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贫富悬殊的矛盾，平衡社会公众心理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税制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国际税收惯例接轨，其中包括建立健全遗产税制。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可行的。
(1)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一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按照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首先，人均GDp的水平；其次，居民储蓄水平的发展程度，若储蓄发展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第三，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其衡量之一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态势，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方面来看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储蓄水平稳定增长，高收入阶层迅速形成，收入分化加大。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2，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调节收入是迫切问题。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积极意义。一是开征遗产税将一部分富人的财产转为国家所有，用于社会需要，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社会贫富的悬殊矛盾。我国至今仍有28oo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应当采取各种手段措施为他们筹集资金解决困难，征收遗产税就是有效手段之一。二是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将是—个税源稳定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三是开证遗产税有利于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四是开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税制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并且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三、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税制建构
结合中外遗产税制的各方面经验，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现在从以下方面简要建议我国遗产税制。
1．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相互配合使用
从国外遗产税的实践来看，通常采取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使用的方式，以弥补遗产税征收过程中的漏洞。从我国的情况看，出于征收管理上的需要，在考虑到还有很多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也有必要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只有同时设立遗产税与赠与税，才能保持税收制度的完整性和管理的严格性。
2．税制模式的选择
借鉴各国(地区)实行的遗产税制度，可以选择的遗产税制模式有三种：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为了便于征收管理，并考虑到我国家庭财产共有性比较强，遗产分配多在家庭内部进行，税源稳定，但是隐蔽，税务机关控管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遗产税制应当从简，这样有利于加强税源控制，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因此，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等地的作法实行总遗产税制，以财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为纳税人，以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或者管理人，则由遗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直接缴纳遗产税。
3．遗产税税制要素的设计
(1)政策目标。开征遗产税的政策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目标，即取得政府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目标，即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是二者兼顾还是有所侧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征初期不可能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即使在遗产税比较健全以后也只能作为辅助税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策目标应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方面，通过强化税收的功能去对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遗产税正好可以发挥—定的作用。
(2)税基和税率的设置。在税基和税率方面为体现合理负担税收原则和达到必要的调节力度，中国遗产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表应当合理设计，就税基方面来说，应纳遗产税应当尽可能的包括被继承人的各项可以征收并且值得征收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被继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可以不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考虑到纳税人的不同情况，为了使遗产税的税负更加合理，可以不设统一的起征点或者免征额，而采取规定扣除项目和对某些规定扣除限额的方法。介于无形资产的价值和一些实物财产的特殊性，要求继承人、受赠人在继承、接受捐赠时，纳税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也应当规定妥善的处理方法，必要的时候可以实物纳税。在税率方面，为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达到调节巨额财富的目的，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实行多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5o。
(3)应纳税额的计算。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但对遗产税应纳税额计算说法众多，归纳起来主要的计算涉及三个方面：应纳税遗产总额、扣除项目金额、免税额。应纳税遗产总额包括不动产、动产和其他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其价值原则上应根据当时的市场价值确定。在计算过程中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扣除的，如被继承人、遗赠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捐赠给各级政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事业的财产，被继承人、遗赠人、受遗赠人给被继承人去世时已经依法登记设立为财团法人组织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和宗教团体的财产，国家支付的抚恤金、赔偿金等。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馆员和其他人员的财产，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的免税财产等。扣除项目金额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用、医疗费用、合法债务、执行遗嘱和管理遗产的必要费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依法应纳的各项税收罚款、罚金等。免税额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从应纳税额中扣除的部分，通常规定一个固定的数额。根据这三个金额即可计算出应纳税额：
应纳税遗产总额=遗产总额一免税项目
应纳税遗产净额=应纳税遗产总额一法定扣除项目一法定免税额
应纳遗产税额=应纳税遗产净额*适用税率一速算扣除数
4．遗产税的管理征收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篇10
关键词：遗产税 税制 税收管理
一、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民经济一片萧条，所以遗产税仅仅是作为一个税种而存在，并没有开征。在后来的三次重大税制改革中，遗产税都没有被列入计划，时至今日，是否开征遗产税仍是我国社会各界争辩的焦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相应家庭资产的增加，中国在是否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首先是主流派认为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有利条件是：由于国民经济的持快速增长，个人拥有的资产也随之大量增加；有比较丰富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供借鉴；公民的税法观念意识在不断的增强，依法纳税的人群也在不断地壮大；中国税务机关的征收管理能力不断的提高；中国法制的逐步完善有助于遗产税的开征；国家对于开征遗产税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和支持。
也有人认为我国开征遗产税有着很多不利的条件：中国经济不很发达，可以征收的财产和纳税人十分有限；中国拥有；k!il财产的人和他们的财产都很分散，谈及遗产税为时尚早；许多公民的依法纳税意识不强；中国目前没有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评估制度和个人收入财产监控体系；税务机关对税源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由此会导致收入很低成本很高；担心开征遗产税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导致居民的投资积极性下降、畸形消费和资本外流；中国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有限；担心开征遗产税的税收成本高，税收收入少；担心财产税制的不健全会影响遗产税的开征。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目前开征遗产税是有很大阻力的，但是我们目前正在将不利的条件逐个突破，遗产税的开征还是指日可待的。
二、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对于开征遗产税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遗产税的性质上分析可行陛和必要性，而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税制建设的需要和税收征管水平等因素，才能确定我国是否有开征遗产税的基础和必要性。
i．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必要性
(1)开征遗产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居民的个人收入水平大大提高，而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大幅增长及个^财产的增加是开征遗产税的前提条件。只有个人的资产达到一定的规模以后才会有遗产税存在的基础。
(2)开征遗产税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遗产税是调节个人收入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开征遗产税，不但可以对个人收入再分配起到调节作用，而且可以和其他调节收入的税种相互配合，互为补充。
(3)开征遗产税是完善中国税制的客观要求，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遗产税作为国际上一种通行的税种，用实践证明了遗产税在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贫富悬殊的矛盾，平衡社会公众心理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税制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与国际税收惯例接轨，其中包括建立健全遗产税制。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在我国开征遗产税是可行的。
(1)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已经具备。一般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按照世界各国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标准，应有三个条件：首先，人均gdp的水平；其次，居民储蓄水平的发展程度，若储蓄发展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开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第三，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的比重是多少，其衡量之一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对照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态势，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方面来看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储蓄水平稳定增长，高收入阶层迅速形成，收入分化加大。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32，已经超越了国际警戒线，调节收入是迫切问题。
(2)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积极意义。一是开征遗产税将一部分富人的财产转为国家所有，用于社会需要，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减社会贫富的悬殊矛盾。我国至今仍有28oo多万贫困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应当采取各种手段措施为他们筹集资金解决困难，征收遗产税就是有效手段之一。二是通过征收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的财政收入。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将是—个税源稳定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三是开证遗产税有利于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四是开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税制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并且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三、中国开征遗产税的税制建构
结合中外遗产税制的各方面经验，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现在从以下方面简要建议我国遗产税制。
1．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相互配合使用
从国外遗产税的实践来看，通常采取遗产税与赠与税配合使用的方式，以弥补遗产税征收过程中的漏洞。从我国的情况看，出于征收管理上的需要，在考虑到还有很多公民的纳税意识不强，也有必要在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只有同时设立遗产税与赠与税，才能保持税收制度的完整性和管理的严格性。
2．税制模式的选择
借鉴各国(地区)实行的遗产税制度，可以选择的遗产税制模式有三种：总遗产税制、分遗产税制和混合遗产税制。
从中国的实际来看，为了便于征收管理，并考虑到我国家庭财产共有性比较强，遗产分配多在家庭内部进行，税源稳定，但是隐蔽，税务机关控管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中国的遗产税制应当从简，这样有利于加强税源控制，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因此，可以考虑参照美国、英国等地的作法实行总遗产税制，以财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为纳税人，以遗嘱执行人或者遗产管理人为扣缴义务人，如果没有遗嘱执行人或者管理人，则由遗产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直接缴纳遗产税。
3．遗产税税制要素的设计
(1)政策目标。开征遗产税的政策目标有两个方面。一是财政目标，即取得政府财政收入；二是调节目标，即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是二者兼顾还是有所侧重。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征初期不可能取得大量的财政收入，即使在遗产税比较健全以后也只能作为辅助税种。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策目标应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方面，通过强化税收的功能去对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遗产税正好可以发挥—定的作用。
(2)税基和税率的设置。在税基和税率方面为体现合理负担税收原则和达到必要的调节力度，中国遗产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表应当合理设计，就税基方面来说，应纳遗产税应当尽可能的包括被继承人的各项可以征收并且值得征收的动产或者不动产，被继承人的日常生活用品可以不计入应纳税遗产总额。考虑到纳税人的不同情况，为了使遗产税的税负更加合理，可以不设统一的起征点或者免征额，而采取规定扣除项目和对某些规定扣除限额的方法。介于无形资产
的价值和一些实物财产的特殊性，要求继承人、受赠人在继承、接受捐赠时，纳税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也应当规定妥善的处理方法，必要的时候可以实物纳税。在税率方面，为了体现量能负担原则，达到调节巨额财富的目的，可以考虑实际情况实行多级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边际税率不超过5o。
(3)应纳税额的计算。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但对遗产税应纳税额计算说法众多，归纳起来主要的计算涉及三个方面：应纳税遗产总额、扣除项目金额、免税额。应纳税遗产总额包括不动产、动产和其他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其价值原则上应根据当时的市场价值确定。在计算过程中有一些项目是可以扣除的，如被继承人、遗赠人、继承人、受遗赠人捐赠给各级政府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社会福利、慈善机构和其他公益事业的财产，被继承人、遗赠人、受遗赠人给被继承人去世时已经依法登记设立为财团法人组织的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和宗教团体的财产，国家支付的抚恤金、赔偿金等。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事馆员和其他人员的财产，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的免税财产等。扣除项目金额主要包括被继承人的丧葬费用、医疗费用、合法债务、执行遗嘱和管理遗产的必要费用、被继承人去世之前依法应纳的各项税收罚款、罚金等。免税额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从应纳税额中扣除的部分，通常规定一个固定的数额。根据这三个金额即可计算出应纳税额：
应纳税遗产总额=遗产总额一免税项目
应纳税遗产净额=应纳税遗产总额一法定扣除项目一法定免税额
应纳遗产税额=应纳税遗产净额*适用税率一速算扣除数
4．遗产税的管理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