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教育制度篇1
第一条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级各类教育，适用本法。
第三条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第四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
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第五条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六条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
第七条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八条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国家实行教育与宗教相分离。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第十条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
国家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
第十一条国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
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推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质量提高。
第十二条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可以使用本民族或者当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进行教学。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第十三条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
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
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
第十五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
第十六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报告教育工作和教育经费预算、决算情况，接受监督。
第二章教育基本制度
第十七条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教育制度。
国家建立科学的学制系统。学制系统内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置、教育形式、修业年限、招生对象、培养目标等，由国务院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教育行政部门规定。
第十八条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
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第十九条国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和成人教育制度。
各级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以及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措施，发展并保障公民接受职业学校教育或者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
国家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使公民接受适当形式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业务教育和终身教育。
第二十条国家实行国家教育考试制度。
国家教育考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确定种类，并由国家批准的实施教育考试的机构承办。
第二十一条国家实行学业证书制度
经国家批准设立或者认可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
学位授予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第二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采取各种措施，开展扫除文盲的教育工作。
按照国家规定具有接受扫除文盲教育能力的公民，应当接受扫除文盲的教育。
第二十四条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
第三章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第二十五条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并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第二十六条设立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有组织机构和章程；
(二)有合格的教师；
(三)有符合规定标准的教学场所及设施、设备等；
(四)有必备的办学资金和稳定的经费来源。
第二十七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注册或者备案手续。
第二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
(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
(二)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
(三)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
(四)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
(六)聘任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七)管理、使用本单位的设施和经费；
(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国家保护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第二十九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执行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
(五)遵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公开收费项目；
(六)依法接受监督。
第三十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举办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必须由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在中国境内定居、并具备国家规定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其任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学校的教学及其他行政管理，由校长负责。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所有。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兴办的校办产业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章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第三十二条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第三十三条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
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四条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第三十五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学辅助人员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第五章受教育者
第三十六条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就业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
学校和有关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子在入学、升学、就业、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十七条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第三十八条国家、社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根据残疾人身心特性和需要实施教育，并为其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三十九条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为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接受教育创造条件。
第四十条从业人员有依法接受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本单位职工的学习和培训提供条件和便利。
第四十一条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采取措施，为公民接受终身教育创造条件。
第四十二条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
(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
(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
(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
(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十三条受教育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
(二)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三)努力学习，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四)遵守所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
第四十四条教育、体育、卫生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完善体育、卫生保健设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
第六章教育与社会
第四十五条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依法为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十六条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同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科研、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可以通过适当形式，支持学校的建设，参与学校管理。
第四十七条国家机关、军队、企业事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为学校组织的学生实习、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
第四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活动的前提下，应当积极参加当地的社会公益活动。
第四十九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受教育提供必有条件。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配合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其未成年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进行教育。
学校、教师可以对学生家长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第五十条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文化馆、美术馆、体育馆(场)等社会公共文化体育设施，以及历史文化古迹和革命纪念馆(地)，应当对教师、学生实行优待，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提供便利。
广播、电视台(站)应当开设教育节目，促进受教育者思想品德、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的提高。
第五十一条国家、社会建立和发展对未成人进行校外教育的设施。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相互配合，加强对未成人的校外教育工作。
第五十二条国家鼓励社会团体、社会文化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有益于受教育者身心健康的社会文化教育活动。
第七章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
第五十三条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
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办学经费由举办者负责筹措，各级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支持。
第五十四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第五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第五十六条国务院及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教育专项资金，重点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
第五十七条税务机关依法足额征收教育费附加，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管理，主要用于实施义务教育。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可以决定开征用于教育的地方附加费，专款专用。
农村乡统筹中的教育费附加，由乡人民政府组织收取，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代为管理或者由乡人民政府管理，用于本乡范围内乡、村两级教育事业。农村教育费附加在乡统筹中所占具体比例和具体管理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第五十八条国家采取优惠措施，鼓励和扶持学校在不影响正常教育教学的前提下开展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兴办校办产业。
第五十九条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根据自愿、量力的原则，可以在本行政区域内集资办学，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危房改造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
第六十条国家鼓励境内、境外社会组织和个人捐资助学。
第六十一条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教育的捐赠，必须用于教育，不得挪用、克扣。
第六十二条国家鼓励运用金融、信货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六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经费的监督管理，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第六十四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必须把学校的基本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统筹安排学校的基本建设用地及所需物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优先、优惠政策。
第六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对教科书及教学用图书资料的出版发行，对教学仪器、设备的生产和供应，对用于学校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图书资料、教学仪器、设备的进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实行优先、优惠政策。
第六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展卫星电视教育和其他现代化教学手段，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优先安排，给予扶持。
国家鼓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
第八章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六十七条国家鼓励开展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
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坚持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得违反中国法律，不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六十八条中国境内公民出国留学、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或者任教，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十九条中国境外个人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并办理有关手续后，可以进入中国境内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或者任教，其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
第七十条中国对境外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的承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办理，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章法律责任
第七十一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限期核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国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挪用、克扣教育经费的，由上级机关责令限期归还被挪用、克扣的经费，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二条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教学秩序或者破坏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侵占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校舍、场地及其他财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十三条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四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收取费用的，由政府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五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撤销；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六条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学员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学员，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七条在招收学生工作中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回招收的人员；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十八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十九条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效，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非法举办国家教育考试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考试无效；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十条违反本法规定，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或者予以没收；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取消其颁发证书的资格。
第八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章附则
第八十二条军事学校教育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法的原则规定。
宗教学校教育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法制教育制度篇2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联系新形势下不断变化的保密工作实际，进一步增强保密法制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努力提高广大干部职工遵守保密法律法规的自觉性，为保密法制建设和我局的发展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二、工作目标
通过“五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进一步巩固“四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成果，为保密法律、法规的实施和保密工作的开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群众基础、舆论环境和工作条件，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人员、公务员的保密法律意识和保密防范意识，提高保密工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形成我局上下自觉保守国家秘密的良好风尚。
三、主要任务
1、开展保密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和保密常识的宣传。要深入学习《保密法》、《保密法实施办法》及配套法规，开展“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为主要内容的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宣传计算机、手机及移动存储介质等信息技术新产品使用保密常识，使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重点人员自觉遵守相关保密要求，履行保守国家秘密义务。
2、开展新形势下保密形势和保密责任意识的宣传。要加强对国内外安全保密形势教育，深入学习领导干部保密工作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和保密守则，加强警示教育和法律责任教育，增强广大领导、人员做好保密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自觉遵守保密法律、法规，主动履行保密工作职责。
3、开展保密技术防范知识的宣传。大力宣传网络化、自动化、信息化安全保密知识，加强针对常用保密技术防范产品的性能、使用方法及产品应用环境、应用系统的保密要求等方面技术知识宣传和教育，增强技术防范意识，提高保密技术防范效果和能力。
四、工作重点
1、认真抓好领导干部的保密教育。利用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的时机，将保密法律、法规及重要的保密文件纳入学习内容，有计划地组织收看音像教育片等形式，促进领导干部保密法制教育的制度化、经常化。
2、继续抓好重点人员的保密教育。要结合保密要害部门和重要岗位工作人员的实际情况，按照保密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制定保密教育计划，增强保密法制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使保密教育做到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逐步建立严格的上岗、在岗、离岗保密教育和考核制度，使人员队伍做到新老衔接、进出有序、工作高效。
3、切实加强对公务员的保密法制宣传教育。结合工作实际，积极开展学法、用法活动，利用机关每周三政治学习机会组织学习，增强公务员的保密意识和保密观念，提高他们在具体业务工作中遵守、履行保密法律、法规的自觉性。
五、方法步骤
“五五”保密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从2006年开始，到2010年底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1、准备阶段（从现在开始到2006年底）。按照即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结合实际情况，切实做好“五五”保密宣传教育的组织、宣传、发动等项工作。
法制教育制度篇3
我国专门的法学教育机构和教育制度最早出现于晚清时期。在社会深刻变革之际，法学教育既显得有些仓促和被动，同时又带有某种速成的意味。因为“作为把旧人过渡到法政新人的一座桥梁，法政学堂承担了新旧法制转型时期的过渡任务”。〔1〕民国时期，随着政府逐步意识到法学教育对于国家治理的深远意义，以及法学教育自身的积累与对外交流的增加，参照大陆法系模式的法学教育机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北京政府期间（1911—1928），法政学校数量不断增加，法学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但此时的法学教育明显带有一种盲目性。南京政府时期（1928—1949），在一些自觉的法学教育家的批评和呼吁下，政府对法学教育机构进行了精简，对招生人数进行了限制，并建立了与法学教育相衔接的全国司法考试制度。〔2〕由于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结合起来，因而促使法学教育步入了相对合理的发展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废除旧法的基础上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法学教育模式，在强调“政法教育”的同时，分离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一方面，法学教育（政法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变成了专门培养充实国家工具的人才；〔3〕另一方面，从事法律职业并不须以拥有法学教育背景为前提（此举既使中国司法回复到了古代非职业化的轨道，又开启了新中国司法非职业化的先河）。1957年以后，过于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原本就缺乏法学水准的“政法教育”更加萎靡不振，与法律有关的课程微不足道。〔4〕在法学唯意识形态论和工具论的作用下，〔5〕1969-1976年间，政法院校几乎全部被撤除，法学教育因此也就成为一片荒芜之地。
结束后，法学教育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规模不断扩大，水平逐步提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法学教育基本上形成了大学本科教育、成人专科教育和司法人员在职培训三分天下的局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状况仍然延续着。直到2002年3月，以全国统一司法考试为标志，新中国的法学教育才开始走上与法律职业相结合的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对法律规则需求的日益增长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法学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了一门显学。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6〕无疑，法学教育的繁荣有利于法治理念的传播，有利于满足变革中的社会对规则的大量需求，从而有利于促进现代法治国家的形成；但如果“泡沫成分”过多，造成一种一哄而上的虚假繁荣，那就有可能导致法治建设的南辕北辙。事实上，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虚假繁荣的景象。
首先，法学教育行业缺乏严格的准入标准。自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之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渐有了区别于计划经济的根本性转换；在遗弃旧有规则的同时，新兴的市场经济存在着对新规则的大量需求。“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便是这种需求在法学界的集中反映。但是，面对市场经济诱人的需求，相关部门显然在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思考的情况下，就开始在法学教育行业“大干快上”了。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机构除了普通高等学校中的政法院校和综合大学的法学院（系）之外，还包括中专、高职以及分别隶属于公、检、法系统的培训机构。由此导致了法学教育层次的随意扩张，在普通高等学校法学本科、硕士（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博士三个基本层次的教育之外，还存在着大专、中专甚至高职以及五花八门的成人教育，如夜大、函授、业大、专升本等。经济利益的驱动以及相关部门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加快培养各个层次的法律人才就能加速法治建设的进程”是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然而缺乏严格的行业准入标准致使法学教育在“遍地开花”的同时并未能如预期的那样迅速改变中国的法治环境；相反，由于各种形式的成人法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蜕变成为心照不宣的“文凭买卖关系”，这非但无法培养学员内在的法治意识，反而促成了其投机取巧的观念；而大专、中专、高职等教育形式根本就无法胜任传授博大精深的法学知识，又何谈培养法律人才！由此也就造成了法学教育的“繁荣”与法学资源浪费、法律职业精英匮乏之间的深刻悖论。
其次，法学教育过程缺乏人文关怀且严重脱离实践。严格来说，法学教育应当是人文教育与职业训练的统一。人文教育着重于法科学生的通识培养，意在拓展其眼界，启迪其思维；职业训练则着重于法科学生的技能培训，意在以动手的方式通过不断的训练而长久地获得法律实务中的经验。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注释法条的形式展开的，这与古代“寻章摘句老雕虫”式的律学并无二致；即使是在传授法学理论时，也总是从先验抽象的概念和原则出发，照本宣科，缺乏对现实的关注，缺乏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吸收和借鉴；此外，我国的法学教育还缺乏职业训练阶段，因而也就造就了大批只会死记硬背且眼高手低的“法律人”。
再次，法学教育产品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恶性竞争。有市场就必定会刺激生产，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对法律规则的大量需求极大地刺激着法学教育的发展。然而由于法学教育行业缺乏严格的准入标准，各类法学教育机构的师资力量参差不齐，各种法学教育毕（结）业证书、学位证书颁发的标准也差距甚远，从而导致了法学教育伪劣产品的泛滥。〔7〕在呼唤提高司法官素质的今天，大量曾经的“三无”人员（无学、无证、无能）转眼间已通过各种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相应的证书，不但以此掩饰了自己的无知，而且在“岗位竞争”中成功地站稳了脚跟。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实际上已带来了“劣币驱除良币”的恶果-一方面是科班出身的法学院毕业生难以进入司法机关和政府机关，另一方面这些机关的官员早已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了与法科毕业生等值的学历或学位证书，这不但降低了法学教育产品的质量和信誉，扰乱了法学教育产品之间的正常竞争秩序，而且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法治化进程。
二、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及其对法学教育的影响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颁布《法官考试条例》，从此开了我国司法考试的先河。随后的南京国民政府在1930年、1932年、1933年和1935年分别颁布了《法官初试暂行条例》、《司法官任用标准》、《考试法》和《法院组织法》，从此使司法官考试成为一项全国性制度。〔8〕
当时的司法考试分为初试和再试。初试合格者在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接受一年培训之后才可以参加再试。〔9〕司法考试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开始了我国司法官专业化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之后，原有的司法考试制度连同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被当作“毒草”清除掉了。按照当时的理解，司法不过是一种工具，司法人员最关键的是要具备“一颗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红心”，政治素质高于一切，至于是否具备专门的法律知识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司法考试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改革开放之后，体制的转换以及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使得社会对法律规则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社会对法律职业者专业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1986年，新中国举行了第一次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后每两年举行一次，1993年以后改为每年举行一次。应试者无须以拥有法学教育背景为报考条件，仅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便可。全国律师资格考试侧重于考察应试者对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的熟练程度而较少涉及理论分析，着重于考察应试者的记忆能力而对其分析能力关注不够。
在全国律师资格考试进行的同时，法院和检察院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这类考试试题的难度要逊于律师资格考试，而且并不彻底，是有针对性的。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而那些法学专业毕业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在进入法院或检察院后则须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才能当上法官或检察官。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状况依旧维持着，司法官素质的低下也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
在多方强烈呼吁提高司法官素质的情况下，200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之后，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告，决定不再单独组织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律师资格考试，从2002年起开始实行统一的国家司法考试。不久，“两院一部”又联合了《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实施办法（试行）》。2001年12月，司法部关于举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公告，将应试者的学历要求提高到本科以上，〔10〕但仍然不要求应试者须拥有法学教育背景。2002年3月，全国首次统一司法考试如期举行。较之以往的律师资格考试，首次统一司法考试试题的难度有所加大（及格率仅为7%），但仍体现着出题者一贯的注重法条记忆的思路。统一司法考试虽然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但对此我们也不应盲目乐观，毕竟过于侧重书面记忆能力的笔头测试并不能解决太多的问题。
作为法律职业准入资格的基本测评方式，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确立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如何才能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和法学教育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所要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既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面，又存在着紧张冲突相互矛盾的一面，两者之间的契合需要通过日后政府、法学界、法律职业人等多方反复的博弈才有可能达致。
一方面，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起着方向引领的作用。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的。总的来说，法学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备一定法学理论素养以及法律实务技能的人才，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法律学术教育（academiclegaleducation）与法律职业培训（vocationallegaltraining）。在处理两者关系的问题上，国外的普遍做法是将学术教育交由法学院负责，而将职业培训交由法律实践部门负责。在我国，由于没有独立的职业培训阶段，不同的法学教育机构对此有不同的做法。传统深厚的院校在法学理论方面会强调得更多一些，而新兴的院校则多强调学生对法律实务技能的掌握（此处所提的“法律实务技能”与英美或大陆法系国家所指的法律实务技能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是指经过实践性非常强的职业培训或司法研修（legaltraining）阶段后而获得的技能，而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还没有这一阶段。因此，现阶段我们所称的“法律实务技能”更多的是指对法律条文的熟练程度。这一点也可以从历年的律考和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命题内容看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出台后，各法律院校必定都会将目光集中于此，并在教学上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是因为，近年法学教育规模的过度膨胀以及法学教育产品的无序竞争已导致了“法律人”（特别是本科层次以下的）供大于求的状况，而对于需要“创牌子”或“保江山”的众多法律院校来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则直接关系到其名声及前途。在“销路”不畅的情况下，统一司法考试这一“质量认证体系”无疑能够创造出一种“品牌效应”：哪一所法律院校的学生通过司法考试的比例大，其就大有可能在法学教育行业竞争中抢得先机。因此可以肯定，针对司法考试而调整课程安排是当前许多法律院校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以司法考试为导向而进行的法学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更加切合实际，关注现实，而这也正是当前法学教育所普遍欠缺的。
另一方面，司法考试又会冲击和束缚法学教育。“教育围着考试转”向来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由于人口众多竞争压力大，许多考试的重要性往往都被强调得无以复加。统一司法考试对于时下竞争日趋激烈的法律院校来说也是如此，一些法律院校甚至认为司法考试通过率已是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删减公共课程而局限于司法考试科目授课甚至将课堂作为演练司法考试的场所就会越来越成为许多法律院校的实际做法。因而，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冲击和束缚也是非常明显的。诚然，在很大程度上，司法考试是国家对各法律院校教育产品进行综合检测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质量认证体系”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但如果片面地认为通过司法考试就是法学教育的根本目的，这给法学教育所带来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且不说法科学生并非只有通过司法考试才能有所作为，单就内容和形式而言，目前的司法考试就有很多值得反思之处。“博士不如硕士，硕士不如本科，法学本科不如非法学本科”是人们从多年律考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客观规律”〔11〕，今年的统一司法考试也仍然无法摆脱这一“客观规律”的作用。许多非法律科班出身的应试者在言及成功经验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对指定用书和备考法条的熟练程度，言下之意记忆力是最为关键的。长此以往，法学教育又怎能走出痛苦地磨练学生记忆力的泥潭！
概而言之，法学教育是培养法律家的根本途径，司法考试是筛选法律家的基本方式；如果说前者是生产流程，那么后者则是质检体系。质检体系所认定的标准必定左右着生产流程中的各个管理环节，因而质检体系的科学与否对产品质量的优劣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但我们认为，司法考试并非法学教育产品的唯一质量认证体系，毕竟并不是所有的法科学生都必须从事法律职业。因此，对于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施加的影响，法学教育界要有充分的准备，但也不能作茧自缚，而应当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三、司法考试条件下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重塑
长久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不但导致了法学教育脱离实际以及法律职业缺乏理论指导的状况，而且致使法学教育没有相对成熟稳定的运作模式。统一司法考试的确立，一方面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塑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为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作出了某种昭示。所以，法学教育应当以此为契机，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关注我国已加入wto这一历史大背景，努力进行自身的改革和重塑，确立一个相对科学和稳定的教育模式，以进一步适应时代的要求。
第一，更新教育理念。世界各国（地区）的法学教育中普遍都有职业教育这一阶段（如英、德、法、日、台湾、香港），或者干脆就把法学教育当作一种纯粹的职业教育（如美国）。当今法学教育主要有四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法律博士（JurisDoctor）教育模式（4年本科非法律教育+3年法学院法律职业教育）；以英国和香港为代表的法律深造文凭（thepostgraduateCertificateinLaws）教育模式（3年法律本科教育+1年法律职业深造教育+1年或2年学徒式实习）；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法律训练（Legaltraining）教育模式（4年法律本科教育+淘汰式的司法资格考试+2年司法训练所教育）；〔12〕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双学位复合法学课程（theCombinedLawprogram）教育模式（5年双学士学位教育+6个月至2年不等的法律实践培训）〔13〕。实践证明，将法学教育区分为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有利于合理分流即将从事法律职业和不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法科学生，有利于法律人形成共同的法律思维和行为方式，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法律人在具体情境中分析案件和操作法律技术的能力。当前我国的法学教育还没有职业教育这一阶段，而更多的是注重法学理论的阐释、演绎以及法律条文的注释。然而法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并逐渐形成一套普遍性的规则是其第一要义。对于一个正在大力进行法治建设的国家而言，重要的是要有大批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法律人。由于我国的法科学生主要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其各方面的知识都有待完善，而且并非所有的法科学生都能够或者愿意从事法律职业，〔14〕过早地进行职业教育将容易导致限制其思维和视野；而对于法律人来说，其不但要掌握精密的法律技术，更要有开阔的视野和敏捷的思维。可见，对于法学教育而言，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都不可偏废。因而，在观念上，我们应当明确法学教育是由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不同阶段组成的：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分别由法律院校和法律实践部门负责；对于那些不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法科学生而言，其在接受通识教育之后便可自谋出路；而对于那些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的法科学生而言，其必须在通过司法考试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并再次接受考核后才有资格从事法律职业。这样的理念既尊重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又为法学教育改革指明了一个稳妥的出路。
第二，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在欧洲，大学法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掌握系统法律知识的人才，因而法科学生学习的主要是有关法律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历史背景、法律渊源以及法律所调整的关系等知识，法学被当作为一种系统的学科知识经教师演绎而传授给学生，这种模式的法学教育带有“学术性”。在美国，法学教育被安排在研究生阶段，作一种“职业性”而非“学术性”的教育，其强调的是具体的法律技术而非抽象的法学理论，教师更多的是在用归纳的方法引导学生，重在培养学生“如何像律师那样思考和工作”。我国的法学教育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注重法学知识的理论性和系统性。这种教育方式对于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和夯实很有好处，但其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容易导致教师对知识的专断，压抑学生的创新思维。澳大利亚教授CrahamBroan在谈到对中国法学院学生的印象时说：他们的记忆力是超强的，但缺乏分析问题的能力。〔15〕这其实是中国学生所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痛苦地磨练记忆力似乎就是学习的全部，文科学生要想得高分就必须将任课教师所言的“金科玉律”烂熟于心。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更多的只会人云亦云，死板僵化，而缺乏主见和创新能力。
新出台的统一司法考试虽然仍明显体现着磨练考生记忆力的倾向，但其分析性和灵活性较之以往的律考已大大增强，这也应当是司法考试的发展趋向。此外，鉴于我国已经加入wto，而wto的大多数规则都是从英美法系国家借鉴而来的，十分注重程序和个案的情境分析，因而如果我们仍然忽略培养法科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话，这肯定会导致其无法在国际同行的竞争中取胜，无法真正融入wto这一国际大家庭，最终必将损害到我们民族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因此，我国的法学教育应当更多地关注如何切实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实践能力靠磨练文字记忆力是无法获得的，而只能在做事情的过程中通过思维磨砺和亲身实践逐渐养成。虽然我们呼吁将法学教育区分为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阶段，但这并不表明法律院校在通识教育阶段就可以不必注重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反，法律院校应当多方创造条件以实现这一目的：一方面要增加涉及具体情境的科目作为法学教育的内容（如将参加一定次数的模拟审判以及提供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服务作为必修内容，并由专门的教师指导）；另一方面还要大力提倡一种启发诱导式的教学方法，反对教师以“唯一正确”的答案束缚学生的思维。就此而言，“临床式法学教育”不失为一种很有意义的探索。〔16〕
第三，优化教育资源。鉴于法律职业在现代国家中对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的重要作用及其自身所具备的神圣性，法学教育应当是一种精英化的教育，因此宁缺勿滥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一以贯之。近十年是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高峰期，法律院校（系）从1993年的135个〔17〕猛增到2001年的241个〔18〕，其规模可谓空前。法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19〕，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相关机构好大喜功、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等诸多人为的非理性因素。相对于文史哲等学科，我国的法学教育起步较晚，且缺乏深厚的传统，甚至一度被讥笑为“幼稚的法学”。然而就是这样一门学科，其近年的发展速度是其它学科根本无法比拟的。过快的发展速度以及有限的资源使得法学教育在总体上一直停留在比较粗放的经营水平上。一些法律院系虽然师资匮乏、图书短缺、校舍不全，却仍然在努力“培养法律人才”；一些法律院校虽名气在外，却面向社会“广罗各个层次的法律人才”，搞文凭买卖。凡此种种，既浪费了本来就有限的法学教育资源，又制造了大批假冒伪劣的法学教育产品，严重恶化了法学教育的信誉。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出台，较大程度地提高了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同时也向目前乱铺摊子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挑战。〔20〕有鉴于此，为优化法学教育资源的配置，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法学教育行业的准入标准，并对各个法学教育机构进行严格的审查和评估，淘汰那些根本就没有能力办好法学教育的机构；其次，应当压缩法学教育“战线”，撤除中专和大专层次的学制，而以本科通识教育和实践部门职业教育为主，辅之以研究生层次以上的学术教育；再次，还应当禁止那些面向社会搞“文凭买卖”的在职教育，逐步废除那些学历与学位相分离的法学教育。
四、兼顾法学教育发展前提下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为我国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极大地推动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司法考试制度的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最大限度地选拔出优秀的法律人才，关系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素质的优劣。因此，成熟的司法考试制度应当是能够很好地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联系起来的。考虑到我国法学教育的整体状况，我们认为，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与完善。
一是改革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当前，我国法律院校对学生进行的是通识教育，学生少有机会接触活生生的法律实践，而法律实践却要求法律职业人首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因此导致了法律院校的通识教育与法律实践的职业素质要求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出台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契机，但如果仅仅认为在一次性的司法考试中加大法律实务试题的比重就能解决这一问题，那就有些想当然了。因为，我国的法科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其人生阅历还很浅薄且知识结构有待改善，这就决定了法律院校在本科阶段只能对其进行通识教育而非职业教育（这也是国外的普遍做法，美国法律院校所进行的职业教育实际上是在研究生阶段进行的）。这样一来，司法考试如果尊重法律院校的通识教育，就必定会忽视法律实践的客观要求，而如果切合法律实践，又势必会导致对法律院校通识教育的否定；即使采取折中的方式，司法考试也必定是两边都吃力不讨好。可见，在法律职业人选拔这个问题上，司法考试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出于尊重我国法律院校通识教育和法律实践客观要求的考虑，我们认为，在增加由法律实践部门负责的职业教育的基础上，司法考试分两次举行为宜。第一次司法考试是针对通识教育而举行的，重在考察应试者对基本法律知识和原理的掌握，试卷以客观题为主，辅之以适当的简答和论述题，且通过率应当在20-30%之间。第二次司法考试则安排在第一次考试通过者接受两年职业培训后进行，针对的是职业教育，分为笔试和口试两部分：笔试重在考察应试者分析解决实务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写作能力以及法律职业道德，题型应以主观题为主，特别是要加大情境材料题的比重；口试的目的则在于考察应试者的临场反应能力、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仪表和风度。第二次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也应当保持在20-30%之间。
二是修改考试的报考条件。在教育背景方面，我国相关的司法考试规范仅要求应试者具备本科以上学历即可，至于应试者是否接受过法学教育则在所不问。诚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规定给许多拥有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提供了一个转换职业或谋求职位的机会，体现了选拔法律人才的“广泛性和公平性”。但我们认为，这样的“广泛性和公平性”是建立在极大的代价基础之上的。首先，允许非法律专业人士参加司法考试势必导致社会上各种“司考辅导班”大行其道，这种专门讲授“考试秘诀”的“法学教育”会使本来就浮躁的法学界更加浮躁，不利于法学教育的稳步发展。其次，一个人的法律思维和法律品性需要在长期而浓厚的学习氛围中才能逐渐养成，而且这种思维和品性更主要的是体现在行动当中，仅凭书面考试很难了解清楚，特别是在注重考察记忆力的考试制度下，情况更是如此；我们不能一方面呼吁塑造同质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另一方面却又给其他异质因素进入法律职业界打开方便之门。尽管这样的主张有“攫取垄断利益”之嫌，但如果不彻底一些，又如何能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同质化！再次，允许非法律专业人士参加司法考试必定会鼓励更多的人采取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东挖一锄西打一耙”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既浪费教育资源，又扰乱正常的竞争秩序。新晨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司法考试应试者的学历要求修改为：（1）高等院校法学本科毕业以上，包括本科毕业生、硕士毕业生和博士毕业生；（2）高等院校非法学本科毕业的在读法学硕士生、法律硕士生和法学博士生。这样，既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职业人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法学教育背景，从而为塑造同质化和精英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又充分尊重了高等法律院校的教育职能。
此外，参考国外的相关做法，结合我国法律职业人才的选拔标准，司法考试还应当对法律院校的教师作出特别规定：对于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若其打算从事法律职业，可以不必参加第一次司法考试而直接进入职业培训阶段学习以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对于不参加执业培训的，其可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后直接申请律师资格和执业证书；对于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并具备两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的教师，有关部门可将其直接作为司法官的候选人。三是公布考试的评定标准。如前所述，我们认为司法考试以分两次进行为宜，第一次重在考察应试者的法学理论知识，第二次则主要考察应试者的法律实践技能。应试者只有通过这两次考试，我们才能说其具备了一名法律职业人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在确定了考试形式和内容之后，考试的评定标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诚然，许多考试的试题并非只有唯一的“正确答案”，对社会科学而言更是如此。但既然是一种面向社会的资格考试，为了公平起见，组织者就有义务公开试卷评定标准，哪怕这种评定标准是值得商榷的。〔21〕
以往的律考以及今年的司法考试，组织者都没有公布相应的参考答案，对于评分标准，公众不得而知。这种类似于“黑箱操作”的评定方式具有许多负面效应：对于考生而言，一方面难以把握出题者的意图所在，无法认清考试的职业导向，另一方面对考试评定的知情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限制；〔22〕对于组织者而言，评定标准的隐秘性和封闭性必然会致使考试缺乏应有的科学性；而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连选拔“正义守护者”的考试都不具备应有的透明性，又何谈其他制度的公正性！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每次司法考试，组织者都必须在适当的时间公布评定标准，以供各方参考和评析。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司法考试内容和评价标准的不断完善。
五、政府在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改革中的作用
对于任何改革而言，若想取得成功，民间力量与官方力量必须达成共识并在行动中团结一致。新中国的制度改革具有自上而下的传统，执政党和政府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具有其他利益团体无法比拟的力量。当前，在学界的呼吁下，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制度的改革已开始进行，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必然会导致一些既得利益团体的抵触和反抗，对此，政府应当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协调各方利益，保障改革稳步进行。
1、确立一个统一的法学教育模式。我国法学教育混乱的原因主要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而允许多层次多渠道办学的原因又在于政府对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认识不足。法律知识的复杂性及其意义的重要性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走专业化和精英化的道路，而这必然要求法学教育有一个能促使法律人同质化的统一培养模式。当前，政府应当以统一司法考试为契机，统一法学教育的模式。鉴于我国与大陆法系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我国实际，我们认为应当借鉴德日等国的法学教育模式，即以本科通识教育为法学教育的基本形式（同时也是最低标准），法科学生在本科毕业后依个人志向自然分流，欲从事法律职业的毕业生在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后随即进入职业培训阶段，只有通过第二次司法考试才能从事法律职业。
2、建立法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我国法学教育当前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一个经常性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而导致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的欠缺使得我国法学教育行业长期以来一直无法形成一种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而在法学教育模式成熟稳定的发达国家中，都建立了比较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例如英国，为检查法律院校的教育质量，其教育与就业部成立了由大学教授、职业律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组成的质量评估委员会，每年派出小组到学校检查办学情况，评定出等级，写出报告并公之于众。这种经常性的评估不但对各个法律院校的教学活动起到了很好的督促作用，而且能够及时取消那些不合格机构的办学资格。有鉴于此，我国政府应当尽快建立起一个经常性的法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对现有法学教育机构的师资力量、校舍场所、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和招生规模等项目进行评估，坚决取消不符合条件机构的办学资格，以保障法学教育的稳步和健康发展。超级秘书网
3、推动法学教育的对外合作与交流。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法律职业人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对于我国的法科学生而言，囿于现有的教学条件，其普遍缺乏一种“世界意识”，对国际交往的各项规则和惯例都相当陌生。如果不尽早解决这一问题，必定会导致我国日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正在筹建的法学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应当在强调法科学生基本法律素养的同时，侧重于对其“世界眼界”和“世界意识”的引导。鉴于法律职业是对外交往的一个窗口，我们认为政府在分配教育经费时应当优先考虑法学教育的特殊性和紧迫性。只有在经费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法学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才可能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法科学生也才有可能在对外交往活动当中养成一种“世界意识”。
4、促进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合理化引导。统一司法考试的出台已经引起法学教育行业的广泛关注，鉴于司法考试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键纽带，法学教育行业对司法考试的关注必定是深入而持久的。由此，司法考试的任何动向都势必影响到法学教育的开展。如前所述，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是“双刃”的，既可能促进法学教育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进行改革，也可能将法学教育变成“高等的应试教育”，所以，政府的有关部门对此应当给予充分的关注。为使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最大限度地积极化，政府部门在组织有关人员设计司法考试试题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学教育（包括通识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进行，将广大考生从磨练记忆力的“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引导其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养成善于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习惯。
注释：
〔1〕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2〕参见汤能松等：《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80、292页。
（3）董必武：“政法工作就是直接的、明显的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第239页。
（4）参见汤能松等：《探索的轨迹-中国法学教育发展史略》，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02、508页。
（5）曾言：“我没有说文科不要办，但要改变方法……至于法律恐怕是不学为好。”转引自赵聪：《运动历程述略》第四卷，友联研究所，第689页。
（6）到2001年为止，全国普通高等法学院（系）已达241个，在校本科学生8.5万人，年招生2.9万人，毕业生约1.78万人；法学硕士点共201个，授予法学硕士学位6572人；法学博士点共38个，授予法学博士学位330人。转引自赵相林：《对我国加入wto后法学教育改革的思考》，载于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法治与法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文集，第14页，2002年。此外，在籍的法学成教生有9万多人，法学中职生2万多人。法学教育囊括了从中专到博士后的所有教育层次。
法制教育制度篇4
关键词：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环境；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81(2012)04-0038-05
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评估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包括教学水平评估、学科评估、专业认证、大学排名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的高等教育评估体系。从评估主体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府部门（包括教育行政部门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组织实施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本科教学评估；一类是社会机构组织实施的，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大学排名；还有一类是行业组织实施的（此类评估较少，社会关注度不高），如中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评估委员会开展的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其中第一类评估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受关注，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主体，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在这类评估活动中，影响最大、最深，也最受社会关注的是教育部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在经过多年试点探索，完成首轮全面评估后本科教学评估却遭受了来自社会、高校等多个方面的广泛批评和质疑，甚至“取消评估”之声也不断涌起，本科教学评估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综观这些批评和质疑的内容，涉及面很广，既有评估工作本身的技术性问题，如指标体系、工作程序、评估方法等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也有评估制度本身的社会认可度问题，也就是制度的合法性问题。本文拟运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主要以政府组织的本科教学评估为主要对象，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思路。
一、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是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核心概念，其内涵不是指与法律法规相一致的“合法律性”，而是指得到社会大众或各利益相关者的普遍认同与自愿遵从。马克斯·韦伯(maxweber)第一次对合法性问题作了系统的探讨，将合法性定义为人民“自愿服从”的一种政治统治或国家状态,存在合法性的政权就不需要大规模地使用强制力而使人们服从。他还以合法性为标准将政治统治划分为三种类型，即人格魅力型统治如革命领袖的政权、传统型统治如君权神授的政权、法理型统治如主义政权\[1\]。尤尔根·哈贝马斯(J·rgenHabermas)是合法性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在对韦伯等人把合法性作为人们对政治秩序认同和信任的事实判断这一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的著名论断，突出强调了政治合法性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
借用合法性概念，当代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在解释组织或制度变迁的趋同化现象时，提出了合法性机制这一概念，认为当社会的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文化观念或某种特定的组织形式成为“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之后，就成为规范人的行为的观念力量,能够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与这种共享观念相符的组织结构和制度\[3\]。按照斯格特的理论，组织不仅受其所处环境的技术因素（即技术环境）的影响，更受环境的制度因素（即制度环境）的制约。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则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而这才是组织合法性的真正根源。“组织之所以获得支持和合法性，是因为组织符合了‘恰当’的、建立组织的当代规范”，“符合这些信念的组织即便在没有特殊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和信任”\[4\]。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是不同的，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如果组织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那么必然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进而要求制度创新。
这就是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解释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合法性机制，它强调的是制度环境对新制度产生或旧制度变迁的重要作用。这一机制不同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创新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效率机制的主张，即如果制度创新的预期收入大于预期成本,制度创新就会发生；反之，则制度就会处于平衡状态。
二、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从合法性角度进行审视，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适应国家推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应运而生的，在建立之初具有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在之后的不断探索和演变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并没有顺应社会制度环境变化需求而及时进行变革，逐渐丧失了合法性根源。
（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历史变迁
无论是从政策依据还是从评估实践角度，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始于1985年，此后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
1评估制度初建与试点阶段（1985—1989年）。为适应国家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在扩大高校办学自的同时，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宏观指导与管理，国家决定开展高等教育评估。1985年5月，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教育管理部门“要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进行评估”；同年12月，国家教委《关于开展高等工程教育评估研究和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评估的试点工作”，并对试点工作作了具体部署。这两个事件一般被认为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立的标志。此后，政府教育部门和高教界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一方面通过组织研讨会、课题组等形式，大力加强评估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评估试点，据统计，从1986年至1989年，共对87所高等工科院校进行了试点评估。这些理论研究和评估试点，为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规范化建设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评估制度规范化稳步发展阶段（1990—2002年）。经过几年的理论研究和试点经验积累，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对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的目的、任务、指导思想、基本形式、组织机构、评估程序等作了明确规定，确立了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我国关于高等教育评估的第一个立法，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开始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发展道路。此后，国家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也都对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进行了表述，教育部也于1998年针对本科教学评估中出现的问题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价的若干意见》。另一方面，评估实践也在稳步发展。从1994年开始至2002年，教育部以合格评估、选优评估、随机评估、水平评估4种形式，共对252所普通本科院校进行了教学评估。可以说，这一阶段是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大面积试点、探索，日趋规范化和稳步发展的时期。
3评估制度全面发展及反思重构阶段（2003年至今）。2003年8月，教育部原部长周济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宣布，从2003年开始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形成5年一轮的教学评估制度。2004年3月，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建立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和咨询机构，实行以五年为一周期的全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评估制度”。同年8月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就是负责组织实施高等学校本专科教育的评估工作。从2003年开始至2008年，教育部共对589所高校进行了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完成了政府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次全面审视。应该说，这一轮评估对促进高校教学改革、提升教育质量的正面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但同时遭受的批评和质疑也是非常强烈而普遍的，这也引起了政府、高校及学术界的深刻反思，目前新一轮评估工作仍未启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正在重构之中。
（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分析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可以看出，它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色彩，在之后的变迁中，经由路径依赖的不断强化，这一特征更趋明显。在刚刚实行改革开放，国家刚开始对政府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之时，由政府主导实行的高等教育评估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是具有合法性的；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高校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的新的时代，仍实行完全由政府主导的集权化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一制度已经与其所处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自然也就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同，这正是其合法性危机产生的根源所在。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初步分析。
一是评估主体单一性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是一种一元化的办学体制，高校是政府的附属机构，高校成员作为“单位人”对学校全面依附，政府代表国家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产生之时正处于国家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的初期阶段，并未出现明显的利益分化。因此，国家建立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一元化评估制度，是与当时高等教育系统利益关系和社会的普遍认识相适应的，自然也就能够得到高校及社会的认可与接受。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利益格局逐渐出现了分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公立高校政府‘一言堂’的利益垄断格局，被以教师为代表的教职工群体、以书记和校（院）长为代表的校（院）级管理者群体、学生群体及合作办学者等多元利益主体并存的格局所取代”\[5\]。虽然关于利益主体的划分，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高等教育多元利益主体生成的事实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在这一背景下，仍然坚持政府主导的一元化评估制度，忽视其他利益主体的参与意愿、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既与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不相适应，也背离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知，自然就再难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与认同。
二是政府行政控制与高校自主办学的矛盾。如前所述，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最初是作为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宏观管理的手段而建立的，体现的是政府对高校进行管控的思想。在之后的变迁演化过程中，由于路径依赖的不断强化，政府行政控制的色彩日益浓厚，无论是被评对象（高校）的被动接受，还是评估活动的组织、评估专家的选择、评估结果的确定等，都体现了明显的行政干预性质。这种特征与被国家法律和社会普遍认同的高校自主办学理念是相矛盾的。大学自治一直是高教界普遍认可的办学理念，高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也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走向。虽然国家在多个重要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都强调要扩大高校办学自，使高校能够“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而且在实践中高校的办学自也确实不断得到增强，但政府对高校的控制和直接管理色彩依然很浓。正如有学者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推动高校办学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手段仍比较直接，管得还比较细，转变政府职能的工作还有待深化”\[6\]。在这种情况下，行政色彩过于浓厚的高等教育评估很容易被认为是政府对高校进行管制的工具而遭到质疑和批评。“评估功能体现出局限于监督与管理的单一化和狭隘化,高等教育评估也就演变成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一定的评估指标体系对高等学校进行检查、评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明显的行政行为化倾向使得高等教育评估被批评是政府强化规制的一种手段。”\[7\]这与高校追求自主办学的理念和改革趋势是背道而驰的，自然也就难以得到人们的信任与认同。
三是政府职能定位与社会角色认同的矛盾。在高度集中和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处于统治地位，是一个全能者的角色，人们对政府是高度依赖、信任甚至是“盲目崇拜”的，政府行为很容易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和支持。但是在开放多元的市场经济时期，人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政府的认识和角色定位也在不断变化，对政府已不再是完全的信任，对不合理、不正当的政府行为也会提出质疑和批评，近些年出现的政府“信任危机”甚至“民告官”等现象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变化。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治理政府等理念成为公众对政府角色定位的新要求。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仍然在高等教育评估中扮演“‘总指挥式’的集权领导的角色”\[8\]，处于“统治”地位，已经不再符合人们在心理上对政府角色的普遍认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从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建立之初到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仍然依循政府主导模式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已经与外在的制度环境不相适应，从而逐渐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这正是其面临合法性危机的根源所在。
三、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变革的基本走向
根据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理论，我国高等教育评估制度要想走出当前的合法性危机，就必须适应外在制度环境的变化，积极进行变革，从中获得新的合法性基础。当然，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在此也无法给出详细的论述，仅提出以下几项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多元参与的理念。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现实。高等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高校是一个典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各利益主体均有权利参与对高等教育的评估活动，这也是从根本上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因为任何片面适应单一利益主体需求的高等教育都不能称得上是真正高质量的教育，只有充分反映各利益主体需求的教育才是全面的，才可能是高质量的。因此，高等教育评估活动理应有各利益主体广泛而充分的参与。当然，由于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很多，如何让这些群体参与并发挥好作用，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好：（1）在制度设计上，要把各利益相关者作为高等教育评估的合法主体，即要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中明确各利益主体有权参与评估活动，评估机构开展评估活动应充分考虑和听取各利益主体的价值意愿和利益诉求。（2）在程序规范上，要明确各利益主体参与评估活动的途径和方式，包括评估方案制定、评估人员组成、评估结论形成等各个环节和方面，这是多元利益主体能否真正参与评估的重要保证。（3）在文化氛围上，要塑造一种良好的评估文化，让各利益相关者群体能够充分认识到参与评估活动的重要意义和责任，引导和鼓励他们积极主动认真地参与到评估工作之中。
二是正确定位政府的角色。在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比较特殊，一方面，它仅是众多主体中的一员，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不再处于领导者和控制者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特殊性，特别是在我国政府仍在高等教育管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政府在高等教育评估制度中还应担负起不同于一般主体的特殊职责。具体来说，除作为利益主体之一平等参与评估活动外，还应担负以下几种角色：（1）评估规则制定者。政府应积极组织制定和完善评估工作所涉及的各种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制度规范等，为评估工作开展提供基本的依据。强调政府是评估规则的制定者，并不是说这些规则应由政府独自研究制定，而是指政府应充分发挥领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动员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这一方面的工作。（2）评估活动服务者。政府应强化在评估活动中的服务职能，积极为评估机构开展评估工作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包括建立信息库，提供评估信息数据，开展人员培训，提高评估人员队伍的素质等。这里主要是要求政府充分发挥公共资源丰富的优势，担负起评估活动的公共服务者的角色。（3）评估工作监督者。也就是要求政府要充当“元评估”的角色，对评估机构开展的评估活动进行监督和评价，一方面确保评估工作的公正性、科学性，另一方面从更高层面上把握评估工作的发展方向，引导评估工作科学发展。总之，政府应从原来的组织者、控制者定位，转向参与者、引导者、服务者、监督者的角色。
三是合理界定评估的功能。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估一直是作为政府加强和改善对高等学校宏观指导和管理的重要手段来定位的，这一点无论是在相关政策法规，还是在评估的具体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在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公共治理、服务行政等成为政府职能定位新理念，政府与高校之间从原来的行政隶属关系，正在逐步走向平等伙伴关系的今天，高等教育评估原来的行政管理功能就需要进行调整了，应转向于服务高校发展的功能，成为一种“发展性评估”，即以增强学校自主发展能力、促进学校科学发展为目的的评估。在这一功能定位下，评估主体（各利益相关者）、评估机构（具体承担评估任务的组织机构）与被评对象（高等学校）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管理指导关系，它们通过一系列的协商与互动，共同发现问题，提出改进的方向和策略，促进学校发展。在这里，高校已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而主动参与其中；高校也不再是单纯的评估客体，也是评估的主体之一，它们的价值期望和利益诉求能够在评估活动中得到尊重和体现；即使是作为评估客体，高校的意见和诉求也能够在互动交流中得到尊重和回应。这样，高校的主动性、积极性就能够被充分发挥调动起来，评估的发展也就能够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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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陆亭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30年——历程、经验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8（11）：12-17
法制教育制度篇5
关键词:新时代;教育培训;法律制度
一、引言
教育培训行业自在市场上出现以来，一直保持着蓬勃发展的趋势。当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反应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就在于人们对高质量高水平教育的需求增加。学历教育通过学校所提供的是一套基础性的、适应能力不强的教育，而教育培训则以其灵活性、高效性的教学吸引了广大群众。教育培训作为学历教育的一种补充性教育，对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教育培训繁荣市场的背后，受逐利心理的影响，一些关于教育培训行业的“负面”新闻报道频繁出现，大量的“无证无照类”的培训机构被查处、受培训者与机构之间频繁爆发“服务纠纷”问题，如培训教师资质不合格，这些问题大大损害了受培训者的合法权益。一方面，受培训者寻求不到合适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关于教育培训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很多缺漏，司法、执法部门就没有一部可执行的法律规定，再加上行政管理部门责任不明确而相互推诿，使得教育培训行业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加剧了教育培训市场内部不正当竞争现象，整个教育培训市场一片混乱，急需治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必要对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法律制度的缺失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教育培训市场，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培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继续发挥其好的作用。目前我国关于教育培训法律制度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大多数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对于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如胡天佑的《我国教育培训机构的规范与治理》，李一凡的《教育培训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有些期刊和论文则是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进行研究，例如:杨清的《教育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初探》，张静的《教育培训机构“虚假承诺”的法律规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等。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深入涉及到法律制度层面，笔者主要从教育培训行业法律制度层面来分析教育培训行业问题出现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从而希望能够为当下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出现的问题提供一些有效的解决措施。
二、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培训出现的原因
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教育方面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即当下传统的教育—学历教育提供的教育存在科目众多、课时繁杂、时间地点的安排不能照顾到一些的特殊群体，不能够满足社会群众追求高质量教育的需求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矛盾下，教育培训行业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为我国的朝阳产业。作为学历教育的一种补充教育方式，教育培训以其灵活性、服务范围广泛等特点受到了社会群众的欢迎。［1］不同于传统的学历教育，它的服务对象不只局限于学生的课外辅导，而且对于社会各个行业，如司法、经济、艺术等方面都有涉及。抓住了当下社会群体对知识、技能的渴望，同时又创新教学模式，利用网络教学等多种教学方式进行知识的灌输，同时改善了传统教育科目繁琐，耗时大等缺点，关注“针对性”的教学，设立“专门技能”课程的培训，这样的专门培训更加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高。这里我们所说的教育培训与学校教育不同，学校教育即学历教育，是指由教育部门认可的教育机构(即学校)所提供的有目的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由专职人员承担的，以影响受教育者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全面系统的训练和培养活动。而教育培训指的是非学历教育，它以满足公众的兴趣、技能、文化等某个专项的需要为目的，主要存在于教育培训机构、国际夏令营、留学中介、学生课外辅导、考研以及公务员培训、幼儿早教机构、教育机构等。它的形式灵活，培训的周期短，上课的时间地点安排上的优势更能满足当下社会公众的需求。［2］
三、教育培训面临的现状与问题
(一)现状
教育培训行业近些年在市场发展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他们以满足大众追求完美生活需要为目标，制定了一系列为大众服务的形式灵活的课程。同时，高效利用互联网进行课程开发，吸引了一大批消费者，整个市场的营业份额逐渐扩大，获取了高额的利润。教育培训行业遍地开花，并且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二)问题
随着教育培训行业在市场上的快速发展，市场份额的逐步扩大，整个教育培训行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是，在繁荣景象的背后也滋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近些年来，我们可以从很多新闻报道中看到，多地教育培训机构老板卷款逃跑、受培训者学费退还困难、培训机构与受培训者之间的“服务纠纷”增加等现象。这些现象使得受培训者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国家也开始重视教育培训行业方面的治理，如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等。这就对我们研究教育培训行业相关问题提供了规范性文件的基础。1．教育培训机构数量众多，品质良莠不齐，大多数资质不合格由于教育培训特殊的行业特点，准入门槛低，市场监管较为宽松，这就让很多小型的实际上不具备创办条件的教育培训机构趁机而入。这些培训机构的加入使得教育培训机构数量猛增，机构之间的利益受到侵犯，一些不合理的竞争行为开始出现。从而导致整个教育培训行业提供的教育服务质量下降，使参加培训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同时也引发了参加培训者因合法利益遭受侵犯而“诉求无门”的难题。［3］2．乱收费”现象和“虚假承诺”现象增加教育行业是一种长期投资行业，因此，在整个教育培训行业中，采取的是一种“先交钱，后服务”的模式。许多培训机构往往利用这种经营方式，在培训的过程中收取一些不合理的费用，例如“咨询费”、“服务费”等。同时，因为是“先交钱，后服务”的经营方式，也滋生了一些“培训机构卷款逃跑”、“学员退款难”的问题。教育培训市场竞争激烈，许多教育培训机构通过虚假宣传培训成效、师资力量强大、承诺“包教包过，不过退款”的方式来增加生源，同时利用一些不合理的合同条款来获取收益，这些都是“虚假承诺”的具体表现。［5］3．“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培训成效高低不平从而影响行业公平竞争由于教育培训市场的准入门槛低，在培训教师资格要求层面不像学校教育一样严格，要通过专门的国家资格考试，取得一定的资格条件才能上岗。教育培训行业是“针对性”的教学，它的目的就在于在最少的时间内利用最低的成本提升培训成效。在这样的市场背景和需求下，教育培训行业对培训老师的关注点就在于“是否有能力”、“是否能够节约成本取得高效培训效果”。所以，大的教育培训机构就会通过高额薪酬聘请能力强的培训教师以及一些学历教育中的教师，吸引了大量的顾客和带来了高效的培训效果，造成“教师资源垄断”问题;［6］而一些小型的培训机构因为能力有限，于是通过多种手段，例如虚假包装师资，虚假宣传来增加生源，欺骗消费者。这些行为会影响行业间的公平竞争、加剧不正当竞争、影响学历教育中学校教学效果。
四、教育培训行业问题出现的原因
当前教育培训行业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外观层面来看，是整个教育培训市场内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导致的。但是不应局限于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应当从深层次的方面进行分析，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缺失、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受培训者的法律维权意识低等因素是诱发教育培训行业问题出现的原因。其中最值得探究的应该是相关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
(一)教育培训行业机构设置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针对教育培训市场中培训机构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根源就在于我国目前针对教育培训机构设立登记法律制度规定的流程和申报程序复杂。教育培训机构实质上是“姓商不姓教”，在我国基本上都是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民办学校。［7］所以它的设立登记一般是依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要到教育行政部门领取审批登记表，写明情况，经过审批机构审批，再申请正式设立报告等一系列复杂流程，审查合格后才有权依法从事教育培训工作。这就导致机构设立登记这块由于程序复杂，而许多教育培训机构又不愿意在这方面花费众多时间和成本，因不具备相关创办条件，未取得许可证明，而无证经营。
(二)教育培训行业“服务纠纷”解决方面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教育培训行业“服务纠纷”越来越多，主要体现在一些“胡乱收费”、“虚假承诺”的行为所引发的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解决方面。针对这些“服务纠纷”，目前只能够依照我国相关的《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寻求解决途径，但是仅依照这些法律规定，不足以对培训机构的各种失信行为产生有效的法律约束;而且考虑到诉讼程序复杂和成本高、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监管责任的相互推诿，使得受培训者难以寻求到有效途径维权，另一方面也会使这些教育培训机构继续“为所欲为”，最终导致整个教育培训市场的混乱。
(三)教师资格条件方面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
对于教育培训行业的“师资质量问题”影响培训成效高低不平所引发的内部不正当竞争加剧，学历教育学校内部教学混乱的现象，主要存在以下两大原因:首先，针对“师资质量问题”引起培训效果高低差异，进而加剧行业内部不正当竞争、损害受培训者合法利益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教育培训行业教师资格认定没有一个合格的准则。我国现行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只规定了学历教育中教师任职条件，需要通过专门的国家资格考试以及一些严格的程序审查，而对于非学历教育层面的教师任职资格上并没有任何规定。于是整个教育培训行业的教师数量急剧增加，培训教师的水平差异明显，这就致使教育培训行业“教师资源垄断”现象的产生，加剧了行业之间的不正当竞争。另外，针对大规模的公立学校教师受高薪酬诱惑去培训机构兼职，影响公立学校教学效果的问题，也在于当前《教师法》中对教师工资和待遇的规定不能满足教师需求所致。［8］
五、教育培训行业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通过上述相关方面法律制度问题和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在增强受培训者法律意识的基础上，建立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同时配合行政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管，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因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建立健全教育培训机构设置方面的法律制度
面对教育培训市场门槛准入低、设立登记渠道漏洞多，致使机构众多、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以保障教育质量为中心，简化《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关于教育培训机构设立登记流程，严格审查机构创办的资格，控制培训机构的数量，让机构设立登记上能够有法可依。［9］
(二)建立健全教育培训行业纠纷有效解决的相关法律制度
针对教育培训行业出现的“胡乱收费”，“虚假承诺”现象，我国目前只能依据相关的《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法》进行调整，但是这些法律的调整不能给受培训者带来满意的结果。由于法律对此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制，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就没有统一的法律适用依据，受培训者因权益遭受损害提出诉讼赔偿几乎无法可依。面对这种现状，有必要加强教育培训服务方面的立法，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规范行业收费标准，严惩“虚假承诺”的行为。另外，对于受培训者因法律程序复杂，维权通道难行等问题而无法诉求的状况，可以针对这类消费者设立快捷简便的法律维权通道，简化法律程序，使得受培训者简便快捷的获得赔偿。
(三)建立健全教师资格方面的法律制度
法制教育制度篇6
按照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完善在校学生知识结构，使法律知识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内容，努力形成渐进、科学、合理的法制教育体系，建立和健全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的全方位青少年法制教育网络，以加强在校学生法制教育为重点，努力使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在工作理念上与时俱进，在工作方式手段上实现创新，在规范化、制度化方面有新进展，切实保障学生身心健康，培养学生的法制观念和良好品行，有效地预障和减少小学生的违法和犯罪，实现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
具体要求：
一、进一步明确法制教育的必要性和其作用。
随着社会上违法犯罪惊人的低龄化，法制教育在德育领域中的必要性显得尤为突出，而学生的违法犯罪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发生的原因涉及学生本人、家庭、学校、社会等方方面面。学校教育中是否实施科学的法制教育，家庭各成员是否能对其进行积极的正面领导，社会特别是学生所处社区是否能为学生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都决定着学生对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公德的遵守状况，而在这些诸多影响学生的法律意识的因素中，法制教育所能带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通过法制教育，我们可以使学生了解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形成初步的法制观念和遵守法律的习惯。通过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必要的指导，使家庭成员与学校同时进行该方面的教育。通过学生，指导他们进行普法宣传，从而为学生营造一种文明的社会氛围，进行环境教育，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法制教育来实现。
因此，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每一位老师、每一位班主任、辅导员必须充分认识法制教育在学生德育中的重要作用，并扎实有效地展开法制教育，从而有效地限制学生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
二、法制教育对象及教育内容。
学校法制教育的主要对象为在校学生，以及学生家长、教育内容为：小学各学科教材中的法制教育素材；《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小学生守则》的内容中也容纳了很多的教育材料。《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各种法律法规的学习以及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如《交通法》、《教师法》。
三、教育步骤及方法。
法制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必须有精细的计划和严密的实施以及规范的过程管理，并配套齐全的制度予以保障。
1、行为规范教育。
本学期我校法制教育可先从《守则》和《规范》为切入口，通过《守则》和《规范》的学习，养成良好的守纪习惯，要求各个学生能记、会背、能对照、会执行，同时利用电视台、广播站、黑板报等宣传阵地进行有关学校课间、午间纪律、就餐纪律、放学纪律等各项规定的宣传,让学生懂得守纪是守法的最基础的环节并自觉遵纪守法。
2、法律常识教育。
对学生进行于之密切相关的有关法律常识的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交通法》、《教师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等。要让学生清楚地知道秘书应该履行的法律义务和责任，自己所拥有的权利。
3、遵守法律、法规及社会公德的养成教育。
通过法律常识的教育，接下来就可以明确地向学生指出，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知道法律、法规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要学会对自己行为的控制。
4、树立自尊、自律、自强意识。
要让学生知道各自的含义。自尊是指自己要尊重自己，不许别人侮辱自己，自己也不必向别人卑躬屈膝；自律是指自己要管好自己；自强是指自己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态度。
法制教育制度篇7
外语教育是一种语言教育。语言教育不同于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其他课目教育，语言教育有其特殊性：语言和民族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的重要特征。由于语言具有民族性特征，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应的法制进行规范。同样，我国也制定了一系列调整语言关系方面的法律法规。所以，作为语言教育的我国外语教育，其制度设计必须考虑语言的民族性特征，遵守有关法律法规，防止把外语教育和数学、物理、化学等普通课目教育相提并论。
一、外语必修制度的法律分析
我国现在有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幼儿园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语言文字进行法律规范，但现行外语教育制度在多方面违反以上法律法规。
1.外语必修制度使中国公民因为不懂英语等外语而被剥夺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马克思主义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律平等，反对强迫一个民族学习、使用另外一个民族的语言。我国宪法第4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法》也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种法定的自由应该包括这样一种涵义：中华民族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仅仅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就可以获得受教育和职称晋升等权利，并不以掌握其他民族语言为条件。但是，在外语必修制度的要求下，许多人却会因为不懂规定的外语而被剥夺读中学、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受教育权，被剥夺职称晋升的权利。中国公民因为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而被剥夺在中国的受教育权和职称晋升权，这显然违背宪法和法律精神。
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教育法、义务教育法、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法规也对普通话的推广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外语必修制度的作用下产生的现实却是：一个中国公民普通话水平不高影响不大，可以考硕士、博士；但一个中国公民外语水平不高则直接影响一生的教育和发展，就是读函授、自考本科，也有学位外语考试在卡住你，更不用说读硕士、博士了。由此可见，外语必修制度把外语的地位置于中国人的母语之上。
笔者认为，对于外语学习而言，我们都应该和越南、泰国、韩国、埃及等其他国家的民族一样，不应该在不自愿的情况下被迫学习。更何况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而且并不是一个所有文化都需要向其他民族学习的。中华民族当然应该向其他民族学习，但这并不等于要求全体中华民族儿女都学其他民族的语言，而应该让国民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2.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涉嫌违法。对高校的学位授予行为，中国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0年2月制定、1981年1月实施并于2004年8月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进行规范。该条例对学位授予条件作了明确规定，学位授予条件分“课程考试成绩”、“论文答辩”(学士学位没有要求“论文答辩”)、“学术水平”三方面。只要符合以上三个条件，学位申请人就有获得学位的法定权利，因为这是条例明确规定的，任何高校都无权剥夺。以上三方面显然不包括外语四六级。
有人认为，外语四六级可以纳入“课程考试成绩”的内容进行要求。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的误解。因为大学开设的外语课，各高校在课程结束时都有一个课程考试，其成绩就是“课程考试成绩”，该成绩还记录在学生的档案内，具有“课程考试成绩”的法律效力。
有人认为，高校是不是可以用办学自来设定学位与外语四六级挂钩呢？这是不可以的。因为法律已经对学位授予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人不可以违反。高校的办学自体现在课程设置种类、课程考试的难易程度、论文答辩的难易程度、学术水平要求等方面。某高校认为外语重要，可以增加外语课程考试的难度，但不能在条例规定的三大条件之外增加其他条件。
3.外语必修制度，不符合国际通行惯例。据笔者了解，现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实行外语必修制度。实际上，不但现在没有，就是纵观人类历史，实行外语必修的现象也是很少的。世界各国人民当然也有很多学习外语的，但一般只是鼓励、引导等，而不是像中国这样实行外语与受教育权、职称晋升权挂钩的外语必修制度。
二、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弊端已经很严重
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是在中国英语人才奇缺、以致于影响到中国当时外交工作正常开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产生的，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任务，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在执行该制度2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人才市场的英语人才已经大量过剩、而周边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又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该制度的弊端就显而易见。
1.消耗了国民太多的时间、精力。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底花了多少时间精力学外语？这虽然难以精确统计，但我们不能否认，外语学习确实花了国民很多时间精力。
据有关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到外语学习上了。但是这些大学毕业生实际达到的外语水平确实十分有限。就是在已经取得了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证书的学生中，能够比较流畅地阅读英语原文现代报刊，或能够比较流利地进行英语对话的人还是极少数。大多数学生实际掌握的英语除了应付毕业考试、入学考试、证书考试以外，几乎派不上其它用场。
2.严重阻碍、扭曲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人才生态系统。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元的，而人才的形成由于受天赋、兴趣、环境、经历等方面的影响，也是多元的，是各有特点的。这种多元人才之间的相互补充，适应着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构成生气勃勃的人才生态系统。要保护人才生态系统，必须保护人才发展方向的多元性。中国的外语必修制度，抑制了人才的多元化发展，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破坏了人才生态系统。
一是外语学习占用了大量专业学习时间，影响了专业学习效果，也降低了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造成学生综合能力的欠缺，甚至拉大了中国专业人才与国外的差距。
二是外语考试使一些专业人才失去了专业发展的机会。比如一个报考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考生，由于外语差，即便专业再优异也是白搭。
三是阻碍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活在中国广阔边疆地区的居民，由于他们和邻国居民长期友好往来，有不少还和邻国同属于一个民族，所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外语所必须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掌握邻国语言也就轻而易举。但是，在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要求下，他们却不得不学习对他们来说用途不大的英语，而实际上学英语恰恰是他们的弱项。所以，许多少数民族学生或者因为学英语困难而荒废学业，或者因花费大量时间学英语而荒废其他专业，后果是阻碍了边疆民族地区专业人才的培养。
3.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学会一门外语，应该学会用外语来听、说、读、写，而不是通过死记单词、琢磨语法、研究考试技巧来对付考试，使学生从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再次陷入“听讲—死记—应考”的怪圈，大学、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外语教学也被迫再次循着“单词—语法—考试技巧”的老路走，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
4.影响汉语学习，有损中华文化传承。2005年2月底，国家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呼吁：不能重外语而轻母语；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及组成部分，其应用水平体现和直接影响着民族的教育、文化和素质。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重外语轻母语的现象已经很严重，已经影响了汉语的学习，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本来，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工作语言之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而且全球“汉语热”正持续升温，包括美英日韩等100多个国家的2300余所大学开设了汉语课程，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达3000万。可是在我国，国民对汉语却表现出一种严峻的冷漠。甚至在一些大学里，中文专业学生过不了英语四级考试就拿不到学位，可写不出锦绣文章却没人计较。
语言本身是一种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是一种文化的承载体，对于培育民族精神、孕育民族情结、弘扬民族文化都有极强的凝聚、教化作用。母语的衰落必将深刻地影响到民族文化的纯洁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5.阻碍了中国外语教育的区域多元化发展。中国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在语种上限于英语、法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少数几种。可是，中国国民对外语的需求远远不止这几种外语，而是几乎涵盖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语言。特别是在边疆地区，对邻国外语需求一般要多一些。如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广西、云南等西南边疆地区对包括越南语、老挝语、柬埔寨语、泰国语、缅甸语等在内的东盟国家语种人才需求将越来越普遍。但是，由于广西、云南等地目前都是执行全国统一的外语教育制度，高考、硕士博士入学考试以及职称考试等语种仅限于英语、日语、俄语等少数几种，这样就必然不利于西南地区培养东盟国家语种的外语人才。
三、依法理性重构中国外语教育制度
外语教育作为语言教育，有不同于数学、物理等一般课目的特殊性，它涉及到民族特性。不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此有专门的论述，而且我国也有多部法律法规对语言有所规范。另外，中国现行外语教育制度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已经不符合目前的时代要求，而且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急需改革。笔者在此提出自愿化、专业化、基础化、区域化和激励化的改革思路。
1.自愿化。一个人学不学外语，完全由个人自由选择。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将高考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第二外语考试科目取消，或者由高校自己决定是否开考；将大学和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公共外语科目以及外语专业的第二外语科目取消，或仅作为任意选修课；取消职称外语考试。特别是应依法禁止英语四六级考试与大学学位证挂钩的做法。
有人担心，外语学习自愿化以后，谁还会学外语呢？这个问题不用担心。如果学外语有用，会给学习者带来利益，那么，自然会有人学。其实，我们目前的外语必修制度，主要是指英语，而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是没有纳入必修的，但越南语、泰国语等其他语种人才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完全实现了自我动态平衡。
2.专业化。如果说中国目前在人才市场上出现外语人才缺乏的问题，那一定是外语专业人才缺乏，而不是全民外语水平的问题。有资料也显示，中国是翻译大国但不是翻译强国，因为翻译的总体水平不高，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很多。造成中国翻译“大而不强”的首要原因是外语专业人才少。所以，中国有必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在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而不是把资源分散在全民外语普及方面。
3.基础化。笔者认为可以在小学、初中阶段开设外语课，但不要纳入升学考试当中去。这种基础化的外语教育，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幼年学语言的优势，为以后在必要时的进一步学习打下基础，一方面学习压力不大，不会浪费大量时间，也不会扭曲专业人才发展。
法制教育制度篇8
第一条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
第三条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四条民办学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证教育质量，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类人才。
民办学校应当贯彻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第五条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
国家保障民办学校举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国家鼓励捐资办学。
国家对为发展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和表彰。
第七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全国民办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
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民办教育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
第二章设立
第九条举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举办民办学校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民办学校应当具备法人条件。
第十条设立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当地教育发展的需求，具备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民办学校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
第十一条举办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举办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十二条申请筹设民办学校，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报告，内容应当主要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条件、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
（二）举办者的姓名、住址或者名称、地址；
（三）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
（四）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载明捐赠人的姓名、所捐资产的数额、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
第十三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筹设民办学校的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同意筹设的，发给筹设批准书。不同意筹设的，应当说明理由。
筹设期不得超过三年。超过三年的，举办者应当重新申报。
第十四条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筹设批准书；
（二）筹设情况报告；
（三）学校章程、首届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四）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五）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第十五条具备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的，可以直接申请正式设立，并应当提交本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三）、（四）、（五）项规定的材料。
第十六条申请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其中申请正式设立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送达申请人。
第十七条审批机关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发给办学许可证。审批机关对不批准正式设立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并依照有关的法律、行政法规进行登记，登记机关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即时予以办理。
第三章学校的组织与活动
第十九条民办学校应当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
第二十条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举办者或者其代表、校长、教职工代表等人员组成。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理事或者董事应当具有五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由五人以上组成，设理事长或者董事长一人。理事长、理事或者董事长、董事名单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二十一条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聘任和解聘校长；
（二）修改学校章程和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
（三）制定发展规划，批准年度工作计划；
（四）筹集办学经费，审核预算、决算；
（五）决定教职工的编制定额和工资标准；
（六）决定学校的分立、合并、终止；
（七）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职权参照本条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
第二十三条民办学校参照同级同类公办学校校长任职的条件聘任校长，年龄可以适当放宽，并报审批机关核准。
第二十四条民办学校校长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执行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决定；
（二）实施发展规划，拟订年度工作计划、财务预算和学校规章制度；
（三）聘任和解聘学校工作人员，实施奖惩；
（四）组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活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五）负责学校日常管理工作；
（六）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决策机构的其他授权。
第二十五条民办学校对招收的学生，根据其类别、修业年限、学业成绩，可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发给学历证书、结业证书或者培训合格证书。
对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学生，经政府批准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鉴定合格的，可以发给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第二十六条民办学校依法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
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有权依照工会法，建立工会组织，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四章教师与受教育者
第二十七条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
第二十八条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应当具有国家规定的任教资格。
第二十九条民办学校应当对教师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第三十条民办学校应当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并为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三十一条民办学校教职工在业务培训、职务聘任、教龄和工龄计算、表彰奖励、社会活动等方面依法享有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同等权利。
第三十二条民办学校依法保障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民办学校按照国家规定建立学籍管理制度，对受教育者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第三十三条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在升学、就业、社会优待以及参加先进评选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权利。
第五章学校资产与财务管理
第三十四条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会计帐簿。
第三十五条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
第三十六条民办学校存续期间，所有资产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办教育机构收取任何费用。
第三十七条民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批准并公示；对其他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学校制定，报有关部门备案并公示。
民办学校收取的费用应当主要用于教育教学活动和改善办学条件。
第三十八条民办学校资产的使用和财务管理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依法进行审计，并公布审计结果。
第六章管理与监督
第三十九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对民办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教师培训工作进行指导。
第四十条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依法对民办学校实行督导，促进提高办学质量；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组织评估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一条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报审批机关备案。
第四十二条民办学校侵犯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受教育者及其亲属有权向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申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第四十三条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中介组织为民办学校提供服务。
第七章扶持与奖励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第四十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
第四十六条民办学校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四十七条民办学校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可以接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国家对向民办学校捐赠财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并予以表彰。
第四十八条国家鼓励金融机构运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四十九条人民政府委托民办学校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应当按照委托协议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
第五十条新建、扩建民办学校，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公益事业用地及建设的有关规定给予优惠。教育用地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第五十一条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合理回报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五十二条国家采取措施，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到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举办民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
第八章变更与终止
第五十三条民办学校的分立、合并，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申请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申请分立、合并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第五十四条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审批机关核准。
第五十五条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的变更，由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报审批机关批准。
申请变更为其他民办学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其中申请变更为民办高等学校的，审批机关也可以自受理之日起六个月内以书面形式答复。
第五十六条民办学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终止：
（一）根据学校章程规定要求终止，并经审批机关批准的；
（二）被吊销办学许可证的；
（三）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
第五十七条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终止时，审批机关应当协助学校安排学生继续就学。
第五十八条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依法进行财务清算。
民办学校自己要求终止的，由民办学校组织清算；被审批机关依法撤销的，由审批机关组织清算；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由人民法院组织清算。
第五十九条对民办学校的财产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应退受教育者学费、杂费和其他费用；
（二）应发教职工的工资及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
（三）偿还其他债务。
民办学校清偿上述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六十条终止的民办学校，由审批机关收回办学许可证和销毁印章，并注销登记。
第九章法律责任
第六十一条民办学校在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教师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教师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十二条民办学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审批机关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退还所收费用后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招生、吊销办学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擅自分立、合并民办学校的；
（二）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层次、类别和举办者的；
（三）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骗取钱财的；
（四）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结业证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的；
（五）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
（六）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
（七）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办学许可证的；
（八）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第六十三条审批机关和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已受理设立申请，逾期不予答复的；
（二）批准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申请的；
（三）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的；
（五）侵犯民办学校合法权益的；
（六）其他、的。
第六十四条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符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可以补办审批手续；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责令停止办学，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章附则
第六十五条本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
本法所称的校长包括其他民办教育机构的主要行政负责人。
第六十六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性的民办培训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法制教育制度篇9
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任务，是实施“十二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普法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以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为重点，主要任务包括深入学习宣传宪法、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普法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大力开展依法治理，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中国的普法教育主要目的是实现法治，通过唤醒民众的权利意识来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为建立法治国家贡献力量。而西方国家法治进程的由法治社会发展至法治国家，两者截然不同。正是由于中国的法治实践是政府主导型，国家在立法、司法等方面占据绝对强势地位，国家利用行政渠道传播法律是该法制模式的必然选择。可以说，普法教育可以达到抽调法治社会的生成力量以构建法治国家的效果。今年是“六五”普法的开局之年，中国的普法活动已持续了25年，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五五”普法期间,持续开展法制宣传活动、举办巡回报告、重点对领导干部、在校青少年学生、企业经营管理者、农民工普法，使全民法制宣传教育深入推进，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
二、普法与中小学法制教育
普法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仍然存在形式主义、价值目标太凌乱、功能定位、实施方式、缺乏效果评价措施等方面的问题，普法教育存在的问题使得难以实现全面提高全面法律素质，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很大部分可以归结于普法教育在选择对象上存在功利性，早期普法对象是全体有接受和学习能力的公民，后期普法的重点是领导干部。这两者都是有较强的学习法律知识能力，也会在生活和工作中因需要而主动学习。普法应将紧缺的法制教育给最需要的对象，才不至于资源分配不均甚至浪费。而中小学学生就是这一对象。
目前，我国的法律教育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的法学专业，并且实施的是精英教育、职业教育，毕业后将进入法律行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因此光靠高等院校实现全民法律素质目标是不可能的。从教育的基本规律来看，中小学生是法制教育的最佳受众。中小学法制教育，是以中小学生为主体，以普及法律知识、提高法律素质，树立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的理念，引导他们做知法守法的合格公民为目的，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社会实践等途径进行的一种教育教学活动。首先，从年龄阶段上，青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接受教育的黄金时期，处在一种积极准备和接受状态，更易于形成某种技能和特征[1]；其次，由于中小学学生的活动场所在学校，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只有接受各方面的知识才能为将来踏入社会做好准备；再次，中小学的人数占总人的六分之一左右，假如我们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投入在中小学法制教育上，截至今日，我国已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了12年的法制教育（按小学入学至高中毕业需12年算），即使按照应试教育的方式进行教育，我国国民的法律素质也接近文化素质。坚持5个教育循环，我国国民中的大多数都将具备法律常识，在中小学推行法制教育就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综上，中小学法制教育是投入少、效益高的普法运动，推行和落实中小学法制教育是唯一切实有效的办法，必须着力改善中小学法制教育。
三、中小学法制教育实施建议
1.实现模式创新
我们在开展法制教育工作过程中要从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入手，坚持正面教育、积极引导，要坚信所有学生都有积极因素可以调动。学生总是向往美好的未来，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伴的尊重，因此，启发学生自身教育的积极性，可以抑制消极因素，发挥特长。而在行政主导的法制宣传教育体制下，中小学的法制教育是以青少年犯罪为主要内容，因为中小学不知不觉将法制教育课当成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课。但是从近几年的青少年犯罪数据可以看出，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中小学法制教育呈明显的反向现象，目前的中小学法制教育已成为了单纯的预防青少年的违法犯罪。但是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七条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的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可以看出，“预防犯罪的教育”只是法制教育的一部分，过分强调极端的犯罪案例只能异化中小学生的人生观，使其对社会产生恐惧心理。传统的预防犯罪模式已不适应现阶段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形式，需要培养中小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2]，启发学生自身教育的积极性，应该成为中小学法制教育的重中之重。为充分培养中小学生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必须建立多种多样的法制教育形式，将理论结合实践。第一，丰富教学课堂，运用启发式教学方式，案例教学法等激发学生学法的兴趣。第二，加强校园法制文化建设，建立法制教育的校内实践基地。例如成立模拟审判庭，除了由法制副校长、教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参与外，主要有学生担任职位，让学生在现实说法中增强法制观念，强化自我教育。第三，建立法制教育校外实践基地。要克服之前普法教育存在的干巴巴讲条文或是渲染犯罪情节的倾向，要深入实践才能有深入体会，例如利用节假日上街进行环保宣传、维护交通秩序，参加庭审观摩等，使学生加深对头脑中的法律法规的理解，开始积极学法、守法，甚至用法、护法。
2.改革课程设置
2002年，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就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要完善在校学生知识结构，使法律知识成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必修课内容，努力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渐进、科学、合理的法制教育体系，确保青少年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完成基本法律知识的普及任务。这就要求了中小学法制教育应形成一个教育体系，设置多方位、多层次、多样的课程。但是十年过去了，中小学开设法制课的学校寥寥无几。这是由于《义务教育课程计划》规定中小学开设的教学科目目前已经过多，课时总量已经使学生超负荷，远超其他国家的课程计划规定，一味谈增加课时和单独增设学科课程不切实际[3]。由于中小学年龄结构与知识层次的差异，中小学法制教育应保证原有课时不被挤占，精心组织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合理配置课程。在小学三年级以下阶段以活动课程和课外游戏教育为主，旨在强化学生行为规范，教会他们辨别真善美与假丑恶，学会团结互助，以礼待人；小学四年级以上阶段以综合课和活动课并重，旨在强化权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在初中阶段以综合课为主，活动课程为辅，开设专题讲座，着力进行增强宪法意识、平等关系、权力与义务、违法和犯罪关系等方面的教育，教会他们抵制不良诱惑，养成遵纪守法的习惯，掌握自我保护和维权的方法，学会维护合法权益。高中部分以综合课为主，辅之以专题选修课，要将宪法结合时事政治教育，传授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引导学生树立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3.师资配备
在我国范围内，大部分的中小学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门法学教育，自身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水平并不乐观，上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无法培养出有正确法制意识、法制观念的学生。有许多学校并没有法制教育教师，但配备了校外法制副校长，这种做法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是，法制副校长本身事务繁忙，只能依靠一个学期一两次的法制教育讲座进行教育，很难开展高质量的教育辅导工作[4]。而另一方面，我国近来年高校扩招，许多高校都开办了法学专业，而如今就业形势严峻，导致法科毕业生就业压力大，假如将一些法科毕业生输送至中小学校从事法制教育工作，既缓解大学生毕业生就业压力，又解决填补了中小学生缺乏合格法制教师的矛盾，一举两得。
4.制定考评机制
教育评估是衡量教育水平的重要依据，将法制教育作为学校的常规工作纳入检查考核范围，制定评估细则，组织专项检查。评估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第一，评估学校法制教育管理水平，即总体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第二，全面评估法制教育课教师的并评估其他任课老师的法制教育情况在思想、业务水平、教学方法等方面；第三，对评估学生素质，从日常行为、遵纪守法情况、考试成绩等发面综合评价；第四，对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合作进行评价。通过评估，认识学校法制教育的效果，保持优势，改进不足，促使中小学法制教育持续发展。
法制教育制度篇10
摘要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必须在法律上寻求保障，我国现存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当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态势，本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重要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法制
作者简介：刘婷婷、董卫国，银川大学（银川能源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037-02
虽然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在推动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输送了大批具有高素质、高技能的应用型人才，但高等职业教育在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现存《职业教育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有限的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能够很好的受到法律的保护，经过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详细分析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没有系统的法律体系
从形式上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看已初具规模，但目前为止还没有颁布一部专门的《高等职业教育法》，所以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多数都依附于现存的法律和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等颁布的政策性文件，并且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所以高等职业教育缺乏相对独立、完整的法律体系。
（一）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依附性太强
1.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过度依附于现行法律。《高等教育法》中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但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在这部法律中的规定甚少，从总体上看《高等教育法》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规范普通高等教育的；《职业教育法》确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中的最高层次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地位，但不管是在《职业教育法》中还是在《职业教育法》的相关规定当中，其主要内容大多数是规范初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教师法》中规定了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高等职业学校只能依据此规定对高等职业学校教师进行规范，没有在法律上体现出做为高等职业院校与普通高校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上的根本区别；《劳动法》第八章职业培训部分规定了关于用人单位应当建立职业培训制度，目前高等职业学校是依据此规定与企业达成协议将一部分实践教学在企业中实现，但对于这类关系产生的法律问题并无法律保障。虽然这些法律都能调整高等职业教育活动，但由于各部法律的侧重点不同，加之高等职业教育处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交叉状态，所以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在法律上得到很好的保障。
2.当前我国关于积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更多规定体现相关政策中。自1985年以来从中央、国务院到省、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等部门办法的政策性文件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教育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作用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其中提出了规范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目标、战略、方针、政策及措施。
（二）现有法律对办学主体责任界定不明
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办学主体包括了政府、企业、普通高校、行业组织、事业组织、公民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对他们权利、义务、责任以及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随着教育制度的变革，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的关系，主要存在举办者、办学者和管理者三大主体之间的关系。举办者是投资办学者，它的主要职责是为办学提供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办学者是指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学校，它是依据国家法律相关规定行使办学权利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组织；管理者是对高等职业教育活动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政府，包括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及行业内部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公立和民办学校都要受到这两种管理者的管理。这三种主体的责任不同，在法律上应当明确，这样才能够保证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纠纷有据可依。
（三）高等职业法律制度缺乏权威性
1.《职业教育法》是所有职业教育的基本法，但用它来规范高等职业教育显然不具有针对性。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是有区别的，其高等性决定了应配置不同的办学条件和保障体系，而在《职业教育法》中将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是一概而论的，所以其缺乏权威性。
2.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中应当以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的内容，却更多的以政策性条文加以规定，出现了权威性的法律条文少，而容易改变的政策规定多，高层级的法律规定少，低层级的行政规定多的现象，在法律效力上权威性明显不足。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以政策规定的内容，由于主客观的因素，在具体执行上存在差异，在实施中难免存在落实不到位，甚至是不实施、不兑现的现象。
3.高等职业教育法条刚性不足。由于《高等教育法》和《职业教育法》本身在法律责任方面存在着缺陷，所以涉及高等职业教育的法条大部分是原则性的柔性法，涉及到程序性的法律规定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有些规定在表述上模棱两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根本不能达到法律本身追求的目地。加之与高等职业教育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较少，所以只能借助类推其他法律条款和依靠政策进行调节。对于违反相关法律行为，有时不仅无据可依，更找不到制裁的办法。
（四）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滞后性
从1998年到2005年底，高职高专的招生数增加了4倍，从54万人增长到268万人；在校生数增加了5倍，从117万人增长到713万人。2005年底，全国独立设置的高职高专学校数为1091所，其中高职院校921所。此外，还有600余所普通本科学校举办高职高专教育。到2010年底全国共有高职高专院校1239所，占据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近63%，从在校学生数和院校数来看，己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法》1995年3月18日通过，1995年9月1起施行的；《职业教育法》1996年5月15日通过，1996年9月1日起施行；《高等教育法》1998年8月29日通过，1999年1月1日起施行。高等职业教育法主要依附的三部法律都已实施十二年以上，但从未修订过，十二年间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职业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显然现有法律制度已经不能适应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高等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缺乏协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