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1
2010年7月22日，陕西省西安市某县粮食局粮食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全县粮食收购市场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时，发现强泰粮食收购点收购场所存在霉变小麦与正常小麦同仓存放的情况。经组织罐包清点，霉变小麦60袋，数量约3300公斤。执法人员随即对这批霉变小麦进行了现场抽样取证、拍照，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为防止证据灭失，对这批霉变小麦依法实施了就地先行登记保存。所抽取样品后委托具有资质的市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结果显示，样品中霉变粒为75%，超过了《粮食卫生标准》所规定的霉变粒2.0%的要求。据此，县粮食局决定对强泰粮食收购点进行立案调查。7月26日，向强泰粮食收购点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其将霉变小麦与正常小麦储存在同一粮仓内的行为违反了《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拟对其作出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霉变小麦并集中销毁的行政处罚。7月27日，县粮食局发现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被转移。7月28日，县粮食局会同县食安委、公安局、工商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强泰粮食收购点进行执法检查，但该收购点不予配合，态度恶劣，阻挠执法。8月9-19日，县粮食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多次到强泰粮食收购点进行案件调查，通过耐心细致地法制宣传、说服教育和走访调查后查明，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于7月26日下午被强泰粮食收购点转移，7月29日被销售给临县某个体收购者，后又被转售给某养殖户，至执法人员调查之日(8月19日)已全部被使用。9月19日，县粮食局以强泰粮食收购点实施了非法收购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违反粮食质量管理规定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在执法部门对霉变小麦进行登记保存后违反规定擅自转移物证并非法销售的违法事实为由，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作出了罚款1万元、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此后，强泰粮食收购点既未履行粮食行政处罚决定，也未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12月24日县粮食局随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前，县粮食局已暂扣了强泰粮食收购点的《粮食收购许可证》。2011年10月18日，县人民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粮食行政处罚决定。2012年11月28日，县人民法院将1万元罚款执行到位。11月30日，县粮食局将罚款上缴县财政罚没专户，正式结案。
二、对本案违法行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分析
本案是作为粮食流通违法行政
处罚一般程序案件进行的处理。县粮食局对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实质是对什么是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一)对违法行为事实认定的分析
本案中，县粮食局认定强泰粮食收购点实施了3项违法行为。
1.非法收购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强泰粮食收购点在案发前持有县粮食局颁发的《粮食收购许可证》和县工商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因此不存在非法收购的问题。至于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能否收购的问题，《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标准《小麦》、国家《粮食卫生标准》没有禁止性规定。《关于执行粮油质量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中有收购中，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粮油，要动员农民整理到符合标准后才能收购。经整理仍达不到质量标准的，收购时要根据质量情况作扣价、扣量处理或拒绝收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粮油，禁止收购、生霉粒超过5.0%的，不得收购等规定，但执行该文件是否就是属于《条例》所规定的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并无权威解释。本案证据之一的《检验报告》并无对小麦国家标准中生霉粒指标的检验项目和结论，而对霉变粒的检验项目和结论属于执行国家粮食卫生标准的问题。生霉粒和霉变粒一字之差，但意思含义不同，分属粮食质量指标和粮食卫生指标。依据国家标准《小麦》的规定，霉变小麦在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中按杂质归属。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收购场所存放的小麦抽样检验结果为霉变粒75%，并不能证明生霉粒超过5.0%。因此，本案认定的非法收购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的违法行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2.违反粮食质量管理规定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条例》中并没有不得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的条文规定，只是在第44条第一项将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作为违法行为，并设定了给予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暂停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格的行政处罚。但对于什么是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条例》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最有可能视为相应的解释或者答复的规范性文件是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制定的《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以及2001年国家计委等三部门制定的《关于执行粮油质量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第22条通过列举方式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作出了六项具体规定，通过引用《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对这种违法行为明确了应给予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第22条第三项所列行为中，包括将霉变及病虫害超过标准规定的粮食与正常粮食混存的情形。据此，可以认为强泰粮食收购点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违反了《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有关粮食质量管理的规定，亦推定为属于《条例》第44条第一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的情形。虽然《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文字表述上存在瑕疵，但该项认定总体证据确凿，违法事实比较清楚。
3.在执法部门对霉变小麦进行登记保存后违反规定擅自转移物证并非法销售。这种对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转移和销售的行为，属于违反《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还是违反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条例》第18条、19条、47条分别规定，销售粮食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粮食质量、卫生标准，凡已陈化变质、不符合食用卫生标准的粮食严禁流入口粮市场，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加工。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将先行登记保存、不符合粮食卫生标准的小麦擅自销售给个体收购者的行为，属于违反《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不属于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违法行为。此外，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食品卫生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销售。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在先行登记保存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隐匿、毁灭证据，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可见，强泰粮食收购点擅自转移并销售先行登记保存霉变小麦的行为，同时违反了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该项认定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二)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法律适用分析
1.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实际上先后实施了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毁灭证据、非法销售不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小麦3项违法行为，但就县粮食局有权处罚来说，只能对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县粮食局作出的给予罚款1万元、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共计2项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依据为《条例》第44条第一项和《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第三项。但是，《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存在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情形。《条例》第44条设定了3种处罚。情节不严重的，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里，警告处罚是必须的，但罚款是可自由裁量选择的。情节严重的，暂停粮食收购资格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格。《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对罚款处罚作了自由裁量细化规定，警告后仍不改正,并造成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规数量较大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但对情节严重的，只规定为取消粮食收购资格，并无暂停粮食收购资格的规定，缩减了处罚的幅度范围。
2.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收购小麦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主要是将约3300公斤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后强泰粮食收购点为避免损失，在先行登记保存期间对不符合粮食卫生标准的小麦进行了转移、销售。经查，这批小麦最终未能流入口粮市场，未造成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损害，也未对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因此，对这一违法行为只需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即可。事实上，县粮食局一开始也是拟给予警告处罚的。但此后由于强泰粮食收购点非但没有听取预先警告，反而将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擅自转移和销售，且在执法人员调查这批霉变小麦流向的初期不予配合、态度恶劣、阻挠执法，使得县粮食局将此作为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表现，最终作出罚款1万元、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处罚决定。就罚款1万元数额来说，虽与《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自由裁量规定不一致，但仍在《条例》第44条所规定的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幅度范围内，属于合法决定。就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来说，相关法律法规均无此项处罚规定，严格来说属于县粮食局创设的行政处罚种类。如若处罚决定表述为暂停粮食收购资格，则属于合法决定。
3.之所以强泰粮食收购点在县粮食局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要转移、销售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作出的拟对霉变小麦3300公斤没收并集中销毁的决定。若没有没收并集中销毁的决定，强泰粮食收购点也不一定会转移、销售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
三、到底什么是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
探究《条例》第44条第一项所说的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笔者以为要根据《条例》第11条、第12条的立法意图，并结合《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2014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在东北地区部署的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中生霉粒超标玉米收购政策的规定来理解。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应当主要是看在粮食收购过程中，粮食收购者是否执行按质论价原则，是否存在损害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利益的情形。按质论价，应当主要是指按等级定价，等级高的价格高，等级低的价格低;同一等级情况下，水分、杂质、不完善粒等指标实行增扣量、增减价制度。这也就是指粮食收购者是否执行了《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但文件在适用范围上，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政策性粮油的收购、储存、销售、调运，其他贸易粮油可参照执行。因此，对于政策性粮油的收购，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应当主要看是否执行了《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以及相关的政策性文件的规定，如《关于2014年东北地区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做好2014年东北3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生霉粒超标玉米收购工作等问题的补充通知》等;而对商品粮收购者来说，则是不违反所收购的品种相应的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所规定的定等收购、仪器定等、按国家标准检验的规定以及售粮者对粮油检验验质结果有异议时，粮油收购者必须使用符合规定的检验仪器进行复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粮油，不得作为食用粮油及饲料用粮油收购，玉米生霉粒含量超过5.0%的，不得收购等规定。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2
-[案例1]九阳通医疗技术开发部制售假冒消毒液案
去年4月23日，丰台工商分局在丰台镇阳光四季小区2号楼1207室查获九阳通医疗技术开发部销售冒牌“海蓝化工”消毒液。经过调查，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在当日从天津市天大化学试剂厂以每斤14元的价格购进了过氧乙酸溶液3.3吨，运至北京后粘贴上冒用的“海蓝化工”标识后，以每斤22元至31元的价格出售，妄图借“非典”时期牟取暴利。工商部门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对当事人处以了10万元罚款，并没收了全部3.3吨冒牌消毒液。
-[案例2]京日日用化工厂制售假消毒液案
去年4月30日，房山工商分局查获北京京日日用化工厂利用伪造的卫准批号，制售“强力新84消毒液”。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对当事人予以处罚：没收伪造消毒液136箱，共计2720瓶，全部予以销毁。同时没收当事人违法所得2560元，罚款12000元，并吊销其营业执照。
-[案例3]世尊制衣厂制售劣质防护服案
去年5月29日，北京市工商局执法大队经调查发现，北京市世尊制衣厂在去年5月1日至7日期间，在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生产医用一次性隔离防护服和医用鞋套。市工商局执法大队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对当事人处以罚款13490.54元，没收一次性隔离防护服6878件，鞋套13双，没收销货款21187元。
-[案例4]盛东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劣质口罩案
去年4月25日，密云工商分局查获盛东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将非医用口罩冒充医用口罩销售案。执法人员现场查扣纱布口罩4230个。同时该公司还销售未经卫生部门批准生产、未取得卫生许可批件，且没有标明生产单位、生产地址、生产日期等应有的说明的0.3%过氧乙酸消毒液。执法人员当场查扣1.5公斤装的0.3%过氧乙酸97桶。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没收口罩4230个、0.3%过氧乙酸消毒液97桶，并处罚款12900元。
-[案例5]苑焕荣制售假酱油、醋案
苑焕荣自去年2月18日起，通过对购进的散装酱油、醋加入白开水、盐、味精等，勾兑加工成假冒“金狮”酱油、“龙门”米醋。截至去年3月11日被查封时止，其共加工假冒“金狮”酱油、“龙门”米醋1950桶。房山工商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没收假冒成品酱油、醋1950桶及未加工的散装酱油、醋2吨、塑料空桶1800个，罚款人民币16000元。
-[案例6]亨益冷饮厂制售假冒“伊利”牌小布丁雪糕案
北京市亨益冷饮厂在去年6月18日至8月11日期间，在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地区，生产假冒“伊利”小布丁雪糕。截至被查获时，该厂共生产假冒“伊利”牌小布丁雪糕2500箱，共计15万支，全部销往了天津，获利5000元。工商部门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对当事人作出处罚：没收非法所得5000元；没收假冒包装箱2300个，罚款5000元。
-[案例7]东莞佐丹诗木器北京分公司以古夷苏木冒充条纹乌木案
2002年5月16日，东莞佐丹诗木器制品有限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卖给消费者孙玉桥8套家具，其中一套8件套战国沙发和一套218西式酒吧门电视柜都在合同中注明了材质为条纹乌木，总价格152800元。消费者对这两套家具材质有所怀疑，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鉴定，其实际材质为古夷苏木，而非条纹乌木。此后，西城工商分局又会同经营者、消费者将家具再次送检，检验结果也非条纹乌木。经调解，经营者赔偿消费者55000元。同时，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销售以假充真的家具，并处罚款10万元。
-[案例8]庄胜崇光百货商场销售手机以旧充新案
去年12月23日，北京庄胜崇光百货商场卖给赵某一部西门子SL55手机，价格为3880元。这位消费者随后发现该手机内存有三条在购买时间以前不同时间、不同手机号码的短信息，怀疑该手机为被人使用过的旧手机，购买当天即找到经营者要求退机，并要求赔偿7760元。但经营者只同意退货，不同意赔偿。经宣武工商分局调查后发现，庄胜崇光百货商场销售给赵某的手机确属使用过的商品。经过调解，商场经营者最终同意为消费者退货，并赔偿购机价款的一倍，共计7760元。同时，工商部门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罚款1000元。
-[案例9]李纪光销售假冒“南孚”电池案
李纪光于今年1月5日从上门推销人手中购进了840节标有“南孚”字样的电池，在自己经营的店内销售。截至1月8日接受检查时，他共销售出这种电池816节，经营额1254元。经过南孚电池生产厂家鉴定，他所销售的电池均系假冒产品。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管理条例》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没收、销毁销售剩余的24节电池，罚款1500元。
-[案例10]奥顺乳业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北京市奥顺乳业有限公司在未经瑞士雀巢产品有限公司许可的情况下，从去年1月开始擅自将与雀巢“力多精”近似的“力多健”商标用在其奶产品上，且包装装潢也与雀巢“力多精”近似。截至去年7月5日被查获时，该公司共生产这种奶粉555箱，已经售出515箱。工商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实施管理条例》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销毁印有“力多健”等字样的剩余产品40箱，及剩余包装箱50个，包装袋6125个，罚款26000元。
-[案例11]梁玉发销售粮食缺斤短两案
去年9月20日，密云工商分局在检查中发现个体户梁玉发销售的商品缺斤短两，欺骗消费者。经调查，梁玉发在去年9月16日向河南省台前县天福食品有限公司订购每袋重量为24公斤的面粉1250袋，每袋价格31.68元，但这种面粉外包装标重为25公斤。同时，执法人员还发现，其使用的台秤的20公斤秤砣比标准值轻，系被打磨过。对于其这种在经营中故意缺斤短两、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工商部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收缴不合格计量器具并罚款1万元。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3
第二条本细则适用于建设工程完成招标工作并确定施工单位后，以工程质量为核心，对工程开工、质量、进度及工程变更进行监督管理。
第三条建设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质量负责，其他相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本细则主要执行对象是建设主管部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第四条本细则的监控时序是签订施工合同后施工单位进场直至工程竣工移交给业主单位。
第五条方案论证及图纸会审。
设计院施工蓝图完成并交付业主后，应当由县建设局组织召开由设计院、监理单位及施工单位共同参加的图纸会审。
图纸会审对图纸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集中讨论、分析，最终由设计院提出修改意见或修改方案，并做图纸会审记录。
对设计图纸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应当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并对方案的合理性（包括方案的适用性、工程造价和建成后的维护管理费用等方面）进行综合论证。
第六条工程开工管理。
在新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首先要向监理工程师报送《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包括工程概况、主要施工工艺、工程施工的难点环节及解决方案、工程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证措施、施工进度计划网络图及进度保证措施、冬雨季施工措施、施工机具配置及人员职责等内容，同时在图纸会审的相关问题已经由设计院给出确定答案的前提下，《施工方案》应根据《图纸会审相关问题答复》做出相关论述。
《施工方案》经监理工程师审核后报送县建设局，县建设局批准后，由施工单位报送《开工报告》，《开工报告》由监理工程师签字并被建设局批准后，施工单位方可开工。
第七条分部分项工程管理。
施工单位进行下个分部分项工程前，应当向监理工程师和县建设局报送已完分部分项工程的自检报告资料。
在接到施工单位的自检报告资料后，监理工程师会同县建设局相关人员共同进行现场核查，经确认符合施工质量规范要求后方可进行下一分部分项工程施工。
须经过专业检测机构检测的工序（如灰土密实度、混凝土强度等），应当由施工单位、监理工程师、县建设局相关人员共同现场取样（制作），样品封存后送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施工单位必须保证施工资料与工程进度的同步性，不得“先施工，后补资料”。
第八条施工变更管理。
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的一般设计变更，首先由施工单位会同现场监理工程师提出变更方案，经设计院和建设单位同意并被县建设局批准后方可实施。
未经县建设局批准的设计变更，不得作为工程竣工结算的依据。
因招标公司提供的工程量清单漏项引起的工程量增加，必须根据工程（图纸）实际情况核准后增加工程量，在工程开工前报建设单位、审计部门审核、批准。
对政府财政性投资的建设项目，如果出现重大设计变更或对工程造价、进度造成重大影响的清单漏项，除经过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和建设主管部门批准外，还须经过县发改、审计、财政部门根据有关规定批准，按照相关规定重新招标、单独询价或者直接发包。
第九条工程进度管理。
工程项目的总体施工进度计划应体现在施工单位报送的《施工方案》中，《月度施工进度计划》由施工单位于月底前将下月施工进度计划报送县建设局。
县建设局相关股室应根据进度计划进行实时跟踪，对影响工程进度的原因进行及时排查，重大问题应形成书面报告，报送上级领导。
第十条工程竣工及验收。
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提出竣工验收申请，由业主单位会同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对已完工程进行验收。
验收主要包括现场勘测、观感评定、施工资料检查等。
对已经完成工程施工工作，但是相关资料缺失的，业主单位不得在项目竣工验收报告上签字，同时要查明施工资料缺失的原因。
严格杜绝在施工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进行工程移交。
第十一条违反本细则的处罚规定。
违反本细则关于工程开工管理规定，擅自施工，由县建设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处合同价款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二以下罚款。
违反本细则关于分部分项工程质量管理规定，由县建设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细则关于工程竣工验收规定，由县建设部门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惠南镇共有持证足浴场所28家，调查时6家处于停业状态，22家处于营业状态；另外1家有证公共场所超范围经营足浴，此次也一并列入调查。
1.2方法
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上海市标准《足浴服务卫生要求》制定统一的调查表，并在调查前进行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要求，以保证调查结果可信、可靠。
2 结果
2.1亮证经营情况
调查的22家(超范围经营1家除外)场所中，能做到亮证经营的共有17家，亮证率为77％。
2.2卫生管理制度建立情况
调查的23家场所中，能建立(制定)卫生管理制度的仅有11家，比例尚不足50％。
2.3健康合格证持有情况
23家场所的145名从业人员中，持有健康证的有93人，持证率为64％。
2.4席位数
根据上海市标准《足浴服务卫生要求》，足浴服务场所席位数不低于10席，调查的23家场所平均席位数达18.7个，席位数大于等于10的有16家，合格率为70％。
2.5每席位占用面积
根据上海市标准，足浴场所每席位占用面积不得低于5m2，采用某一包间(封闭空间)的面积除以该包间内的足浴席位数所得数值为每席位的占用面积。随机抽查1-2问包间计算每席位占用面积，23家场所中，4家场所的每席位面积大于等于5m2，5家场所的每席位面积不足3m2，14家场所的每席位面积值处于中间，该项指标合格率为17％。
2.6硬件配置情况
2.6.1消毒间有4家场所未配备消毒间或消毒间改作他用，有消毒间的比例为83％。
2.6.2 贮藏室 贮藏室对提高足浴场所卫生质量具有重要的作用。23家场所中，有贮藏室的为15家，占65％。
2.6.3卫生间23家场所中全部配备有卫生间，其中18家使用蹲式便器，5家使用坐式便器，使用坐式便器的场所中只有1家能提供一次性坐垫，该项指标合格率为83％(19／23)。
2.6.4工作准备间设置工作准备间的有10家，合格率为43％。
2.6.5员工休息室有17家设置有员工休息室，合格率为74％。
2.7卫生用品
2.7.1扦脚工具配备有4家承诺不开展扦脚服务，开展服务的19家场所中，有8家工具配备能达到要求，合格率为42％。
2.7.2扦脚工具消毒开展扦脚服务的19家场所中皆承诺能做到一客一换一消毒，但只有1家能出示一客一换一消毒的记录。
2.7.3拖鞋有5家不提供拖鞋供顾客使用，3家提供一次性拖鞋，提供非一次性拖鞋的15家场所中只有2家承诺能做到一客一换一清洗一消毒。
2.8工作人员手部消毒
23家场所中，5家配备硫磺皂，13家配备属于消毒产品的洗手液，5家未配备。根据《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使用硫磺皂对手部消毒符合上海市地方标准的要求，故该项指标合格率为78％(18／23)。
3 讨论
本次调查以《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上海市《足浴服务卫生要求》为主要依据。调查发现，足浴场所的相关卫生指标合格率较低，卫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3.1足浴场所本身的特点
调查的23家场所中，经营面积42～613m2不等，规模存在很大差异。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部分场所(特别是规模较小的场所)经营效益存在一定程度的下滑，压缩了用于提高服务质量的卫生管理的投入。加上对卫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相关场所不愿对顾客的健康和卫生采取实质性的预防保障措施。
相关场所在申请卫生行政许可时能达到我市地方标准相关指标的要求，但在取得卫生许可证后由于种种原因，会更改原先的布局和设置，从而导致相关指标合格率降低。
部分足浴场所虽然持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但只是借用足浴的招牌，进行其他与足浴无关的活动，这类场所的相关卫生指标合格率往往更低。
3.2行政许可、监管及处罚的原因
调查时(2009年3--4月)足浴许可申请被卫生行政部门受理前，需要通过多个部门的审批，给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申请和发放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降低了从业人员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的积极性。另外，对无证足浴场所处罚的效果不佳，无证经营现象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降低了部分有证场所改善卫生质量的积极性。
卫生行政部门常对公共用具的卫生情况、席位占用面积等指标开展日常监管，然而即使花费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对相关顾客用具进行采样检测或对相关指标进行鉴定并证实相关指标不符合我市卫生标准要求，也难以给予有效处置措施。因为相关要求只有在上海市地方标准中提及，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并无对违反国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而进行处罚的条款。
对无证经营和使用未取得健康合格证人员上岗为顾客服务两种行为的处罚，调查难、力度轻。日常监督时常难以准确获得场所开办人员／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即便能获得并进行处罚，罚款金额也仅为200―800元(无证经营，初次)或20―200元(无健康证，初次)，而办理卫生许可证所需的费用(包括交通费用、场所检测费用、环境评价费用等)或者办理健康合格证的费用(尤其人员较多时)有时会高于罚款金额，从而降低了经营者办证的积极性。
足浴场所作为新兴的经营场所，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及时性，未能被纳入有效监管。我市2006年开始对足浴实行许可审批制度，许可及监管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转市整规办关于整顿和规范与治安相关的娱乐、服务行业意见的通知》为依据，但该文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也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设定行政处罚的权力。
3.3解决方案
针对调查发现的上述问题及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方面探讨解决方法，提高足浴场所卫生质量。
此次调查范围小，数量少，缺乏采样检测环节，所反映出的问题不足以代表足浴行业存在的全部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单位能组织开展更大规模的调查，并将结果提交政府机构，引起政府的重视，尽早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的修改纳入日程安排，达到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有效、有力、合理、合法，切实保障足浴场所顾客和从业人员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5
美国关于食品犯罪的这种处罚实际上是着眼于预防犯罪,体现风险社会下由传统刑法走向风险刑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在食品犯罪处罚条款中设置抽象危险犯,这样体现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性,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调控力。其次,美国关于食品公害犯罪的刑事处罚中,处罚过失犯罪,由于食品安全关系到不特定的多数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所以这种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侵犯公共安全的犯罪,对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设置过失犯的处罚也是其特点之一,设置过失犯目的是为了保护更为重要的社会利益。再次,美国关于食品公害犯罪的行为处罚非常广泛,几乎囊括了食品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销售、监管等各个环节,在这些环节中都设置了相关的刑罚,因此,可以说,美国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处罚范围非常的广泛,法网编织的非常严密;最后,美国食品安全体系的监管严密,制度先进,虽然刑法是惩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最后手段,但是在此之前的延伸阶段,确立了严格的监控预防体系和先进的一些具体制度。
日本立法日本的食品法以《日本国宪法》为指导,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统领,以《食品卫生法》为基本框架,辅之以《糕点卫生师法》、《屠宰场法》、《关于家禽处理业规制和家禽检查的法律》、《关于食品制造过程高度化管理的临时措施法》、《对应疯牛病特别措施法》、《健康促进法》、《关于化制场等的法律》等法律,以及《食品卫生法施行令》、《食品卫生法实施细则》、《食品、添加剂等的规格标准》、《关于乳及乳制品的成分规格等的省令》等大量的法令、规格标准组成[4]。日本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依据是《食品卫生法》,该法于1947年制定,2006年6月进行了最新一次的修改,修改后的法案共分为11章总计79条。其中第11章规定了违反相关规定的刑事处罚。
日本对食品公害犯罪规制方面具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日本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对涉及食品安全的各个领域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例如,日本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规定,食品和调料的加工、制造、使用、储藏、搬运、陈列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保证清洁、卫生;禁止贩卖变质、含有害物质、被病原微生物污染或者混入不卫生异物的食品;对有疾病或者因疾病死亡的畜禽的肉、骨、奶、内脏、血液等不能加工上市。另外,日本法律对于各种食品加热、杀菌时的温度、时间都有详细的规定,对不同食品的保存方式、储存温度、储存和保质期限等也有相应的规定。这些规定和程序几乎囊括了食品涉及的各个方面,违反这些规定和程序,就会构成相关食品安全犯罪,进而受到刑事处罚。第二,在食品公害犯罪刑法条款的具体设置上,日本相关的法律设置也比较规范,能够更好的预防和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例如,在具体条文设置上,处罚行为犯,即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不管有没有造成一定的结果都加以处罚;在具体处罚上设置了对食品卫生管理员、登记检查机关等公职人员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法的处罚;同时,食品安全法,从公共健康的角度出发,对企业法人规定了众多的义务条款。该法授权各地方政府在其管辖的范围之内对当地的企业采取必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为企业设立必要的标准、发放和吊销营业执照、对企业给予指导以及终止企业相关活动等,对企业法人的违反相关食品安全法律的行为规定了一定数额的罚金,罚金数额最高可达1亿日元,对法人代表人、人等自然人造成的食品安全犯罪,除了处罚法人外,还要处罚该自然人,即法定代表人责任一般由该法人承担的情况下对该自然人还要处罚。
相关的立法由议会和部长负责,法律规定的实施由地方当局负责,唯一的例外是对牛奶的管理,由中央部门直接负责,但是在苏格兰仍然由区议会负责。英国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部的职责包括,对食品的化学安全,食品与动物饲料的质量、成分、卷标和广告等制定法律。卫生部的职责包括,对食品的生物安全、食品卫生等制定法律[5]。英国从1984年开始分别制定了《食品法》、《食品安全法》、《食品标准法》、《食品卫生法》、《动物防疫法》等,同时还出台了许多专门的规定,如《甜品规定》、《食物标签规定》、《肉类制品规定》、《饲料卫生规定》和《食品添加剂规定》等,这些法律法规涵盖所有食品类别,涉及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物链的各个环节。目前英国关于规制食品安全方面的最重要的法律是1990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与其他现代法律规则一样,《食品安全法》赋予相关机构和大臣对其适用加以细化的权力,同时1990年《食品安全法》与欧盟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则是共存的,欧盟食品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直接在英国国内适用,除了其法律做出保留的除外[6]。一系列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加上长期对已有的相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重新审视,催生了1990年英国《食品安全法》,这部法律制定以来称为英国食品安全方面最为重要的法律。这部法律与以往的相关法律相比,主要的变化体现在:赋予更多的权力给相关的食品安全执法的机构;增加了有关新型食品、食品登记、食品许可证、健康培训等相关的法条;重新规定了关于食品安全的犯罪以及增大了刑事处罚的力度[7]。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6
论文关键词环境保护依法行政执法效能
环境保护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我国也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早在2006年,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以推进历史性转变为主要任务,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
一、新疆环境保护依法行政工作现状分析
“六五”普法规划启动3年多来,新疆环保部门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推进,各项环保事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在环境监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一)新形势下新疆环境保护立法工作进展顺利近些年,结合新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环境保护工作特点,自治区先后出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保护区条例》等地方性法规,颁布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政府规章,为自治区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法律支持。为适应形势的变化,目前正在抓紧制定《危险废物防治管理办法》、《电磁辐射保护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办法》也已纳入立法规划中。
(二)我区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开展成效卓着1.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严肃查处了一批环境违法案件。进一步维护群众环境权益,有力地推动污染减排工作,解决了一批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以2012年为例,全年环境监察行政处罚案件共下达行政处罚决定1498起,已执行1498起,强制执行案件12起,听证案件6起,罚款金额1782.34万元。
2.依法行政,完善行政处罚各项程序。制定了《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行政处罚案件工作程序》,设立行政处罚评审小组,设置环境监察法规岗,安排环境执法专业人员对各支队行政处罚案件进行全过程跟踪审查,尤其对违法事实认定、法律条款适用、自由裁量权范围、合法收集证据等环节进行了严格审查,做到依法行政,最大程度避免了自由裁量权运用不当的行为,提高了执法效能。
二、新疆环境保护依法行政面临的困境及问题
新疆作为国家重要能源战略区域和环境生态极为脆弱的区域,随着资源开发力度加大,伴随而来的是高能耗、高污染等新的环境问题异常突出,开发区域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环境执法工作面临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环境保护立法需进一步完善从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到1989年进行修订,先后又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近30部环境保护相关法律。国务院制定或修改了《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60余项行政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都需要地方结合自身实际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去量化和细化,以利于基层环境执法部门理解和执行。但目前自治区尚未充分发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优势,出台符合环境执法实践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主要表现在:
1.对某些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有待于进一步进行细化。对某些生态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法律中仅对违法行为进行了定性,却没有相应法律责任或虽有法律责任但法律责任缺乏可操作性。
2.对环境执法自由裁量权尚需进一步细化。为规范行使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国家环保部先后下发了《关于印发有关规范行使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文件的通知》、《主要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参考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其中对于行政罚款幅度的规定仍较为宽泛,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过大。
(二)现有环境执法各项制度有待于进一步贯彻落实1.“查处分离”原则在全区范围内尚未全面开展。《行政处罚法》和《环境行政处罚办法》里对于“查处分离”原则都有明确规定。当前全区环境行政处罚中大部分地州现场调查取证和行政处罚尚未实现全面分离,这不仅易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加大了现场调查人员的工作量,造成案件积压,执法周期过长。
2.重大案件审议制度落实不到位。为落实重大案件审议制度,有效监督执法人员的裁量权,自治区先后出台《行政复议和处罚案件审议规则》、《依法行政、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管理暂行规定》,但各级环境执法机构施行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强化。
(三)基层环境执法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强1.亟需解决环境执法专业人才缺失的问题。新疆地域辽阔,166万平方公里中约20000余个污染源分布于15个地、州(市)、99个县(市、区),人均监管污染源约230户,基层环境监察任务重、难度大,而自治区基层环保执法力量相对薄弱,特别是缺乏环保专业人才。
2.亟需解决环境执法基层机构设置的问题。目前县级环保部门的执法机构相对单薄,一个科室、大队要同时应对自治区、地区的几个口径的工作,一个执法人员要兼任几项环境执法工作,工作任务重、工作质量难以保证,基层现场执法力度、执法质量、快速反应能力受到制约和影响。
(四)环境执法培训模式有待丰富,培训缺乏严格有效的考核标准近几年,自治区通过科学、严格的培训,造就了一支素质较高环境监察执法队伍。但值得反思的是,环境执法培训效果缺乏有效的考核认定标准。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即培训成本和环境执法效益之间没有有效衡量标准。培训内容、方式还需“少些原则理论,多些实践技能”。
三、新疆环境执法完善与困境破解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完善我区环境保护依法行政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充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加大力度完善地方环境立法1.充分利用《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我区环境法律体系进行全面梳理清查,将那些已不适应形势需要的法规、规章尽快修改、废除,制定符合自治区环境执法实践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必要时制定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2010年3月1日,《环境行政处罚办法》正式施行,应尽快修订我区环境行政处罚相关规定,以适应形势需要。
2.结合我区环境执法实践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进一步细化。一是要通过制定政府规章对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进一步细化,如细化《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明确处罚额度。使得法律责任追究明确、具体,避免环境执法人员遭遇执法尴尬;二是对于同一违法类型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排除经济发展差异),处罚不相同的现象施行统一标准,做到同类违法行为的情节相同或者相似、社会危害程度相当的,行政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相当;三是结合我区实际针对《标准》中行政处罚额度进行再细化,针对我区不同经济发展区域采用不同的细化标准。
(二)加大力度完善环境执法各项制度1.在全区范围内对落实“查处分离”制度和重大案件评议制度情况进行检查,强化对“环境执法权”的监管。严格执行“查处分离”制度,建立健全环境执法目标责任体系,加大对环境执法权力运用的监督检查工作力度,纠正和查处不当执法和违法行为,保证环境执法依法、公正、透明。
2.全面落实重大案件的评议制度。对符合重大案件标准的案卷从案件的立案、调查人员的陈述、认定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适用法律条款是否准确、自由裁量权运用是否合适、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否适当、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对重大案件进行集中审议、评价,经集体审议讨论决定行政处罚。
(三)完善基层环境监察执法体系学习兄弟省区好的经验办法,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的支持,对基层环境执法情况开展调研以了解基层环境执法机构建设情况,一是通过向社会公开招考的形式吸纳一批能够胜任环境执法工作的人才,对环境执法队伍予以有力补充。二是结合自治区级环境执法机构设置,对基层环境执法机构进行整合,增加专业机构设置,明确各个科室机构的职责权限,使环境执法工作逐渐步入规范化、合理化,减少基层环境执法人员的工作量。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7
“有牙还需真咬”，史上最严新环保法实施大半年，这部被誉为“长牙齿”的法律推行以来讨论的声音一直不断。如何进一步规范明确自由裁量权的使用、理顺新法实施中与司法部门的配合、弥补新法与现行环保条文衔接中的漏洞，将成为新环保法对污染行为实施“真咬”的关键。
湖北经济学院院长吕忠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新环保法被定位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综合性法律，具有基础性地位，主要是建立全局性、原则性的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有制度将新环保法的原则性规定，根据各类环境违法问题和各地情况进行具体化。
“长了‘牙齿’的新环保法，如果不配套‘手脚’，其可行性就会变差。”吕忠梅说。
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存风险
“罚太少，没有震慑力。罚太多了，又可能被企业投诉滥罚，甚至引讼。”某地方环保局执法人员诉苦，在新环保法中同时也加大了对环保部门的问责力度，执法过程中也会更谨慎。但新环保法一些条款自由裁量权过大、过宽，也在执行中带来困惑。
如珠海市环保局一名环保执法人员指出，新环保法的配套办法对于某些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可以交叉适用。例如，对于超标排放含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违法行为、私设暗管或者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可以同时适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措施，而面对这类违法行为是否要穷尽新环保法的配套办法规定的所有措施？作为执法部门如何判断应采取哪一种措施才能达到实际的查处效果，做到尽职免责，建议国家考虑出具相应的指导意见予以明确。
环境保护部出台的《实施环境保护查封、扣押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对可实施查封、扣押和应当立即实施查封、扣押的6种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定了实施程序，细化了原条文，但严重污染和一般污染未相对严格区分，可以用与应当用也未明确。“查封、扣押权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赋予环保部门强制执法权，另一方面也对失职明确予以规定，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但关键是条文中的使用条件也模糊，尽职失职界限不明确，执法风险大。”
有基层执法人员指出，原条文的本意是希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赋予环保部门自由裁量权，加大基层执法的灵活性，但作为基层执法，自由裁量权模糊就等于可能面临追责的风险，宁可从上到下的统一执行标准，便于操作，避免追责，因此对于此条款的适用条件还需进一步细化明确。
而今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广东省环保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虽然结合我省实际，对新环保法的若干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细化。但新条例中涉及的自由裁量权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拿捏，已引起了环保部门关注。如按日计罚中包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为”。这里面的其他行为是指哪些行为，就存在环保部门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或者需要人大出台细则解释。又如“重点排污单位不公开或者不如实公开环境信息的”也可以实施按日计罚，这里面多长时间不公开才属于按日计罚范畴，整改时间是否纳入等等，都需要进一步解释。
据省环境保护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新《条例》实施过程中，将修订完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同时加强新环保法和新条例的配套立法，积极推进饮用水源保护、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等地方性法规的修订工作，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的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今年7月已公开征求意见，该《标准》对多种违法行为的具体违法事实与情节相对应的处罚标准都进行了细化。
司法衔接有待进一步理顺
“我们查封了企业的违法排污设备，后来发现封条被撕毁，报警想让警察介入，但警方认为由于没有拍到撕封条的录像而无法办理。”东莞市环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笔者这一令人无奈的经历。中山市环保局也建议，环保部或省环保厅与公安机关专门就查封后擅自撕毁封条、变更查封状态等问题出台规范性文件，督促公安机关及时跟进处理。
珠海等地方环监局人士则反映，在“两法衔接”的实施过程中，监测报告的认可以及涉及固体废物的认定工作耗时较长，较难满足公安部门的时限要求，也难以及时控制环境违法责任人。建议简化、优化相关流程。“危废鉴定机构全省只有3家，一来一回就耗费很长时间，而法律规定拘留一个月就要放人。如果超标3倍以上还要送省里具备相关资质的机构认可后，才能通知公安去抓人，企业往往都已经跑了。”
新环保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查封扣押，移送公安进行行政拘留等权利。但当遭遇暴力抗法、或者移送环境污染犯罪时，与公安等司法部门如何更紧密的联动执法，仍是环保执法人员的普遍期盼。
深圳市环保部门反映，其作出的环境处罚决定通常都要求违法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或者拆除违法生产工序等，但个别企业往往缴纳罚款后并不停止违法行为，导致污染继续发生。针对这种情况，环保部门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法院对“停止违法行为”或“停止违法项目的运行使用”的强制执行不予支持，抑制了环保部门执法的积极性，同时也降低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环保部门的公信力。
去年以来，佛山设立的“环保警察”成为环保与公安机关执法联动机制的创新亮点，引起广泛关注。但佛山市环保部门人员坦言，从长远来看，目前的“环保警察”还是要打上引号，这是因为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独立警种，“人员是在原有公安经侦支队的人力配置中，抽调组成。可以说，领导重视是目前‘环保警察’能够运行的最重要的组织保障。”
“但是，如果在行政的推动恢复常态之后，人力是否还调动得起来，机制是否还一如既往的顺畅，还有待长远观察，应考虑建设长效机制”，该人士指出。据悉，河北“环保警察”就是专门从事环境侦查案件工作，人员常驻环保局，随时接受环保部门调遣。
广东省环保社会监督员、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程跃华表示，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环保警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磨合，“宁可放慢一点，也要做好一点，贵在坚持不懈，防止半途而废”。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都要加强沟通和培训。
程跃华说，例如执法全程录像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链要求，以往只习惯于拍照取证的环保监察人员就要学习，可以邀请公检法系统的专家对一些典型案件进行详细解读，提升环保监察人员的业务及法律水平。而在污染程度的取证方面，“环保警察”则需要向环保部门“取经”。
近日，肇庆市也在环境执法联动上制定了相关的实施意见。如在市各级环委会的框架下，建立由政府牵头、富有环保监管责任的20个部门为成员参与的环境执法联动工作会议制度。日常建立联络员制度，负有环保监管职责部门确立1到2名联络员，负责环保执法日常事务联络工作，原则上每季度召开1次联络员会议。在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成立“环保警察”的基础上，各县（市、区）公安部门各指定2名骨干力量协助环保工作联络室工作，负责与环境部门联系、沟通与移交案件工作。
事实上，法律机制与政策条文并不缺乏，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例如，为了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打击环境污染过程中职责不明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环境保护厅、省公安厅今年初联合制定并印发《关于查处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规定，当环保部门在执法检查，依法实施排污设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时，如遇暴力阻挠或者对执法人员进行恐吓等情况，公安与环保部门应互相配合开展联合执法。而当公安部门在侦查时需要环保部门配合取证、监测、评估污染损失的情况时，环保部门也应积极配合。
对无牌无证、个体工商户
存执法尴尬
广东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众多，一些无牌无证，个体经营户没有排污证、没有办环保手续，却是超标排放、偷排污染的“常客”。新环保法实施后，如何对其监管处罚，在各地的执法实践中，也有不少有待明晰的地方。
“无牌无证没有法定代表人，在当事人不配合的情况下，难以确定违法主体；或今天是张三承认了是违法主体，第二天张三反口了，说是李四才是违法主体。”东莞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环保执法人员只能找到房东来作见证，查封污染设备。该局透露，在采用查封扣押的执法手段中，一半以上都是无牌无证的电镀企业。
此外，执法过程中，小型作坊经营者频繁更换。当小型作坊遇到环保部门立案调查，事后会马上去办理营业执照经营者的变更手续。当查封时，该作坊经营者与调查时不相符，故未能进行查封处理。由此导致这些小型作坊又再次死灰复燃，继续违法生产。
有地方环保部门则建议，对于现场负责人“躲猫猫”的情况，如由于现场负责人不出现导致难以制作执法笔录和查封决定书等文书，导致查封难的，一是建议环保部门可先行查封，研究新增“接受调查通知书”等文书要求经营者到环保部门接受调查等后续跟办措施，以及时停止现场违法排污行为；二是建议与公安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对经营者不出现的情况由公安部门通过询问工作人员等手段调出经营者户籍人口信息，由环保部门制作执法笔录，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新环保法还规定，企、事业单位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的，可以拘留。而同样没有排污许可证的个体工商户，从事相近或相同的生产，却不受排污许可证约束，可能无须承担同等的法律责任。”江门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表示道。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8
有一案例：某个体户从正常渠道，以正常的价格购进附带有《合格证明》的、酒精度为__%(v/v)的白酒进行销售，并按规定索证索票检查验收，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计划对该产品进行监测抽样检测，经法定检验机构监测其实际酒精度为__%(v/v)，其他检验项目均合格，依据其明示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该工商机关考虑到该酒不是卫生指标不合格，且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行业标准，最终裁量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定性为销售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依据第五十条进行了处罚。相信这是绝大部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案件的查处思路，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产品质量法》对该种违法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并不明确。第三十九条是对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与义务的具体规定之一，法律条文是“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对应的罚则应是该法第五十条。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该案件在定性和处罚上的不妥贴之处。
一、从条文字面上理解
按照笔者的理解，第三十九条是销售者在销售产品时不得在主观上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限制性规定。通俗地讲，是指销售者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不得故意做“手脚”，通过掺假、调换、涂改等非法手段，以具体行动致使所经营的产品质量低劣、等次降低或不合格，以及不得将明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欺诈消费者。而回过头来再看看上述案例中的当事人，他以正常的价格从正常渠道购销产品，主观上以“合格”产品购进，又以“合格”产品销售，并没有对该白酒实施任何“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等行为，从他现有的能力和条件不可能发现该白酒是否合格，他对该白酒酒精度低于明示含量的情况并不知情。他同样也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行为的受害者，因为销售该白酒同样也损害了销售者的商业信誉和经济利益。这一违法行为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应该是生产者(目前暂时这么推测)在“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若定性该销售者实施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就该违法行为的本质来看，是该个体户销售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
也许有人会说，除非法律规范有规定，行政处罚案件不以当事人有无主观故意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看具体行为的客观状态及其危害后果。认为实施行政处罚一般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进而对笔者上述分析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那么笔者就从下面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
二、从相关条款间推理
笔者为什么狭隘地推断《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和处罚之间衔接有问题呢?再让我们看看第五章罚则，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的处罚;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对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以及销售明令淘汰停止销售产品的处罚;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处罚;第五十四条也有对销售相应产品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发〔____〕第__号)同样也规定了生产、销售的商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等违法行为的追诉标准。
当回过头来看第三十九条对应的罚则——第五十条却只规定了对“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行为的处罚，而单单没有像第四十九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以及五十四条那样，把销售相应违禁产品的行为也明确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没有在第五十条中加上“销售”二字(对销售该种违禁产品明确罚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疏忽。若只停留在现有的层面上，笔者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和处罚规定不明确。
那么，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是否要予以禁止呢?答案是肯定的。《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也不是只字不提。第五十五条规定“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条款有两层意思，一、哪些情形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二、《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产品是禁止销售的。其中包括冒充合格的产品亦是禁止销售的。既然是禁止的，为何不在第五十条明确加上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的对应罚则呢?故此，至少可以这么理解：《产品质量法》对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处罚有规定，但不够明确。因此，若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的常理来判断，现行的《产品质量法》就存在漏洞。
与上述相同，《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对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以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产品的行为的定性，也与上述情形相同，规定亦不明确，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该法侧重于规范生产者的产品质量，故适用与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管理即有不便。
解决目前这种状况的方法有两种：
一、对第三十九条、第五十条进行修改，对销售相应禁止销售商品的行为制定相应罚则。第三十七条可修改为“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也不得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第五十条可修改为“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9
有一案例：某个体户从正常渠道，以正常的价格购进附带有《合格证明》的、酒精度为45%(v／v)的白酒进行销售，并按规定索证索票检查验收，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计划对该产品进行监测抽样检测，经法定检验机构监测其实际酒精度为35%(v／v)，其他检验项目均合格，依据其明示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该工商机关考虑到该酒不是卫生指标不合格，且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行业标准，最终裁量适用《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九条定性为销售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依据第五十条进行了处罚。相信这是绝大部分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案件的查处思路，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产品质量法》对该种违法行为的定性和处罚并不明确。第三十九条是对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与义务的具体规定之一，法律条文是“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不得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其对应的罚则应是该法第五十条。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该案件在定性和处罚上的不妥贴之处。
一、从条文字面上理解
按照笔者的理解，第三十九条是销售者在销售产品时不得在主观上故意实施的违法行为的限制性规定。通俗地讲，是指销售者在销售产品的过程中，不得故意做“手脚”，通过掺假、调换、涂改等非法手段，以具体行动致使所经营的产品质量低劣、等次降低或不合格，以及不得将明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欺诈消费者。而回过头来再看看上述案例中的当事人，他以正常的价格从正常渠道购销产品，主观上以“合格”产品购进，又以“合格”产品销售，并没有对该白酒实施任何“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等行为，从他现有的能力和条件不可能发现该白酒是否合格，他对该白酒酒精度低于明示含量的情况并不知情。他同样也是“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行为的受害者，因为销售该白酒同样也损害了销售者的商业信誉和经济利益。这一违法行为的始作俑者是谁呢？应该是生产者（目前暂时这么推测）在“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若定性该销售者实施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确有不妥之处。就该违法行为的本质来看，是该个体户销售了“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
也许有人会说，除非法律规范有规定，行政处罚案件不以当事人有无主观故意作为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看具体行为的客观状态及其危害后果。认为实施行政处罚一般不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进而对笔者上述分析问题的方式提出质疑，那么笔者就从下面一个角度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
二、从相关条款间推理
笔者为什么狭隘地推断《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和处罚之间衔接有问题呢？再让我们看看第五章罚则，第四十九条规定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行业标准的产品的处罚；第五十一条规定了对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以及销售明令淘汰停止销售产品的处罚；第五十二条规定了对销售失效、变质产品的处罚；第五十四条也有对销售相应产品行为的禁止性规定。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公发〔2001〕第11号）同样也规定了生产、销售的商品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等违法行为的追诉标准。
当回过头来看第三十九条对应的罚则——第五十条却只规定了对“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行为的处罚，而单单没有像第四十九条、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以及五十四条那样，把销售相应违禁产品的行为也明确相应的罚则。笔者认为，没有在第五十条中加上“销售”二字（对销售该种违禁产品明确罚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疏忽。若只停留在现有的层面上，笔者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断：《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和处罚规定不明确。
那么，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是否要予以禁止呢？答案是肯定的。《产品质量法》对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也不是只字不提。第五十五条规定“销售者销售本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其进货来源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条款有两层意思，一、哪些情形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二、《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的产品是禁止销售的。其中包括冒充合格的产品亦是禁止销售的。既然是禁止的，为何不在第五十条明确加上销售冒充合格产品的行为的对应罚则呢？故此，至少可以这么理解：《产品质量法》对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行为的定性处罚有规定，但不够明确。因此，若按照“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的常理来判断，现行的《产品质量法》就存在漏洞。
与上述相同，《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对销售“伪造产地、伪造或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以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产品的行为的定性，也与上述情形相同，规定亦不明确，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也许是该法侧重于规范生产者的产品质量，故适用与流通领域的商品质量管理即有不便。
解决目前这种状况的方法有两种：
一、对第三十九条、第五十条进行修改，对销售相应禁止销售商品的行为制定相应罚则。第三十七条可修改为“销售者销售产品，不得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也不得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第五十条可修改为“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生产、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施工现场质量处罚条例细则篇10
【关键词】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法律程序调控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概念最早出现在英美法系，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的行政法学界，王珉灿主编的《行政法概要》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定义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当的方法的，是裁量的行政措施。”①此后，又有一些学者对其进行界定，如王名扬、罗豪才等。在此，我们要注意几点：一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而不是司法机关与税务机关，属于行政执法的范畴；二是行政机关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属于行政权力，也属于现代行政法所规范的内容，但立法没有给予明确规定，所以就赋予了行政人员一定的裁量权，来辅助立法的进一步执行。可见，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是针对立法的不足以及实现进一步正义而设定的权利，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样神圣的权利却遭到了许多行政执行人员的误解，他们认为自由裁量权是可以任意为之的，是可以忽视法律的程序与合理性原则的，所以造成了一些行政决策法律程序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将直接对结果的实质正义产生影响。文章立足于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的意义与其法律程序调控方面出现的问题，来详细阐述具体的程序调控对策，以供相关人士探讨与借鉴。
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重要意义
弥补立法的不足。《行政处罚法》是行政机关在处理行政处罚相关事务时所依据的重要法条。其中第三条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这是立法者规定了行政的处罚法定原则。第四条更是更定了处罚公正、公开原则，但也有一些法律没有详细规定的具体细节问题，比如，《行政处罚法》第二章第九条至第十三条就给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设定了一些权限，排除了一些硬性立法标准，并没有对处罚的细节进行进一步规定。这些细节内容，法律并没有过多限制，而是把这些权利都赋予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即自由裁量权，也就是为了弥补立法方面的不足。
有利于实现个案正义。国家行政部门既包括中央行政机关、国务院直属机构，也包括地方行政机关，其下设的部门分管各种不同的事务，而法律规范实则有限，也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是法律不能顾及的。而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正好是针对实现个案正义而设立的权利。如《河北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中规定了63种具体的违法行为，列出了相应的处罚依据和法律责任，并根据每种具体行为中的轻重等级，又规定了其执行标准。这就是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运用成功的案例。个案正义的实现需要法律条文与行政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双重结合。
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法律程序调控方面的问题
上文分析了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对于立法工作以及行政执行工作的重要意义，引起了我们的足够重视，而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有失公正不仅仅使实质正义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缺失了程序正义，即法律程序调控方面的严重缺失，导致了行政决策的失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点：
行政人员缺乏程序正义观念。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在自由裁量权的概念被传入我国之前，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实体法的国家，行政程序一直不受人们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学界开始注重法律程序的重要意义，并在立法中有所体现。但在执法过程中，行政人员还是普遍缺乏程序正义的观念，而且我国目前也尚未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对于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的规定非常少，《宪法》中也没有规定关于自由裁量权的内容”。②但许多法学研究者已经开始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近年来非常热门的话题“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哪一个更重要”，社会上也在讨论“过程与结果哪一个更重要”③，对比英美法系的理念，可以看出我国传统意义上存在根深蒂固的实质正义观，这也是行政人员缺乏程序正义观念的最根本原因。
自由裁量权的“度”很难把握。法律的执行讲究的是公平、公正原则，在合法性原则的基础上，行政决策还需要进行合理性原则的考量。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既出现了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现象，也出现了按照程序死板进行，造成过多浪费的现象。“前者是由于没有出台量化标准的程序法规，导致行政人员有法律漏洞可以钻，权利被滥用，公平原则被践踏”；④后者是由于立法上的不足，加上行政部门众多，决策也纷繁复杂，一件行政事务的处理有可能要经过诸多部门程序，有些程序甚至是重复或者是冗杂的，造成了不必要的成本浪费，然而不仅是浪费时间与金钱，可能导致公众对行政决策的信心大量锐减。
行政决策与执行部门沟通不到位。在我国，行政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从来都是分开进行的，导致了行政决策过程中普遍对于执行的情况以及评价制度重视不够，决策部门认为这些是执行部门的事情，不归决策人员管，而执行部门按照规定的行政决策执行，实际上又会面临许多突发问题，造成执行上的困难，也不利于责任的追究，从而导致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发挥。行政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的沟通不到位，执行部门也就不会很好地把结果反馈给决策部门，决策部门在讨论决定下一个案例时，依然会犯同样的错误，使困难始终得不到解决。
形式正义的盲目遵守。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有这样一种情况：行政人员打着形式正义的幌子，滥用自由裁量权，不顾及结果正义，仅仅关注是否遵守了程序合法性，这一种情况也是违背了法律规定的。法律对于公平正义是有明文规定的，程序正义虽然遵守了，但是对于实体的不重视，也是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原则，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有些案子就是不能够兼顾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元杂剧《窦娥冤》中，太守桃杌遵循了形式正义，忽视了实质正义，判处窦娥有罪，因而遭到了公众的痛骂（在元代刑讯逼供是合法的）；而窦天章（窦娥的父亲）在审理案件时存在着太多的程序错误，也违反了回避制度，但却被普通民众称赞。这个故事一方面揭露了中国古代民间法律重实体轻形式的事实，另一方面更加体现了盲目遵守形式正义也同样会失去公平与正义，也是完全行不通的。
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法律程序调控具体对策
权力行使透明化。第一，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是制约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重要方法，也是保障公众各项权利的有效措施。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第一条中明确指明了信息公开的意义：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自由裁量权是针对实现个案正义而规定的，与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条例第九条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应当主动公开。从现阶段来看，“政府信息公开已经初见了成效，与之前的权利滥用现象相比，收敛了不少”。⑤调控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程序，首先应当对于法律程序进行监督，让公众对于个案的程序执行情况进行了解，对于不满意的环节，允许进行申诉，政府信息透明化了，使行政人员在决策时不敢对决策程序问题掉以轻心，更加不敢偏离公正公平原则进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对于廉洁执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一些政府已经承诺进行信息公开，但就是迟迟不见行动，信息公开也就成了欺骗公众的幌子，而条例第四章规定的监督与保障中，也没有看见确切的监督保障措施，只是大范围地规定了违反公开制度的处罚后果，这对于政府不履行行为没有一点的制约。从这一点来看，政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现信息公开，仍需要大力完善并落实具体的监督方式与处罚力度。
第二，听证制度的完善。《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规对于听证制度早就做出了一些基本规定，而价格听证会、行政处罚听证会等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一，听证制度只在《行政处罚法》中有规定，其他的行政法规中并未有听证制度的规定，导致听证制度一直都并未真正在正常轨道上进行，行政人员也对这个制度比较轻视；其二，听证制度只是掩人耳目的形式，最终决定权仍在于行政首长。听证会后的笔录只能作为裁决形式之一，并不是主要的裁决标准，而且公民法律意识不强，不懂得如何依靠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法律权益，所以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听证制度。基于这样的现状，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很好地调控法律程序，需要完善听证制度，杜绝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关于听证制度，可以首先向公民宣传一些关于听证制度的法律知识，积极与群众沟通交流，让公民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再来邀请他们参加听证会，这样行政人员才会有压力进行认真裁决；取消行政首长制，实行合议制，并且需要把听证笔录作为裁决的第二依据（法律法规为第一依据）。只有充分遵守了法律程序，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否则，只能是侵害公民权益的一把刀。
第三，重视回避制度。回避制度也是实现法律程序调控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之前所举的《窦娥冤》例子中，窦娥的父亲窦天章对女儿的冤案进行判决，这本身就是严重违反程序正义的，极易造成行政裁决的不公。目前在国内发现的行政决策或听证会中，一些人故意隐瞒亲属关系参与行政决策和讨论，对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破坏了实质正义，这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规定，回避制度是具有强制性的，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否则决策无效，而且本人也要接受惩罚。然而，惩罚力度不够也是回避制度存在的问题。所以，加强回避制度的处罚力度是现阶段杜绝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重要措施之一，应当给予足够重视。
制定完整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目前来看，我国尚未制定完整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这是立法尚不完善的标志，也是我国对于程序正义不够重视的结果。就拿听证制度来说，仅仅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了听证制度的相关内容，而且篇幅很小，规定不够详尽，惩罚力度也没有明确说明，而听证制度是需要在我国广泛推行的，不仅应当表现在行政处罚中。由于关于程序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导致行政人员程序正义观念不强，再加上我国重实质轻程序的传统，程序问题一直是影响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重要问题，中间的环节被大量省去或是大量增加，造成一些权利滥用或是不必要的浪费，影响工作效率与裁决的公平公正。因此，立法机关应该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步伐，号召我国行政机关重视程序问题，把程序正义放在与实质正义同等重要的地位。
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程序调控机制。除了在上文提到的听证会需要进行合议制以外，对于一些复杂、重大、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较大的行政决策，都需要采取合议制，不可由一人说了算。首先针对“复杂、重大、涉及当事人合法权益较大”的界定，就存在很多种可能，这就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畴，需要行政人员进一步确定。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行政决策程序调控机制，专门对于这些影响自由裁量权的程序问题进行规范，不能任由行政人员自由为之，导致权力滥用。调控机制既包括上文所说的信息公开、回避、听证制度，也包括一些具体的维护公平公正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一个体系，在各个环节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其中每个环节都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机制，才能保证一个环节出现错误，得到的裁决仍然是符合合理性原则的。
遵循合理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在合法性原则基础上展开的，并尤其适用行政决策自由裁量权的实施，也是为了确保实质正义，属于实质行政法法治的范畴。以行政处罚为例，合理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进行自由裁量权过程中要保证处罚的种类、幅度、程度都符合理性标准与立法的目的，绝对不能超出法律的界限，更不能超出理性的标准。理性的标准具体指什么呢？在这里是指裁决的结果要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同时也要考虑相关因素，不能把所有案件都一概而论。在许多个案中，被裁决人是符合合法性原则的，但却不符合合理性原则。在立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行政人员需要实现个案正义，认真负责地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利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裁决。
加强行政人员程序正义观念培养。这一点是针对行政机关内部而言的。加强行政人员程序正义观念，这要从多种方式上入手。首先，单位内部应该多组织与程序正义、形式正义内容相关的主题讲座，可以邀请本地区著名大学的法学教授来演讲，并且举行小型互动座谈会，与专家教授交流有关程序与实质问题相关的行政个案，进而改善行政人员的观念，使其更加重视程序所带来的重大法律意义；其次，定期组织行政人员法律素养考核，考核方式为书面与现场两种，书面主要是相关法律专业知识。现场考核主要是一些模拟行政决策现场的考查，通过角色的担任来诠释自己在面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时所表现出的素养与态度，考核成绩定期公布，对不合格者进行一些惩罚，惩罚力度视成绩而定，对于表现优秀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包括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考核的奖惩一定要落实，如果不能保证落实与否，那么考核也就失去了意义。
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核心，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工具，一是为了弥补立法上的不足，二是为了实现公众的个案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在现阶段，我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程序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些、程序冗杂、素质低下、职能部门脱节种种现象，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行政裁决的公信力也遭到了破坏。笔者在研究这类现象的过程中，立足于相关行政法规，提出了对策建议，包括权力行使透明化、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程序调控机制、遵循合理性原则、加强行政人员程序正义观念培养等，旨在通过调控法律程序问题，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使公众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也使政府等行政部门的形象得到改善。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本文系山西省法学会2013年法学研究重点课题“行政决策的法律程序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sxls（2013）a05）
【注释】
①万小龙：《论行政程序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南昌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6页。
②徐晨，曾宪义：《权力竞争：控制行政裁量权的制度选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6页。
③祁凤娟：《权力竞争理念下行政裁量权的程序控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第19页。
④张婧：“论行政决策自由裁量的法律程序调控”，《法制与社会》，2010年第46～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