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1
经济特区①作为渐进式体制转轨的活性载体，或者说中央政府改革政策选择的“试验田”，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导引作用。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在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探讨中，经济学学科占据主导地位，并以经济危机、产业结构、资源约束等为主线，取得一些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单纯聚集微观经济问题，缺乏整体性思维支撑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会因具体环境的复杂结构与动态变化而丧失理论解释力。实践证明，地方政府功能的形成和发挥是我国经济特区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地方政府功能的形成和发挥又依赖于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核心行动者的行为选择和行动绩效。所谓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②，是经济特区治理结构或组织中那些掌控丰富公共资源，拥有显著公共事务信息优势，其行政策略与行动结果直接决定经济特区治理走向与绩效的政府官员。根据纵横向权力配置结构和现实政府治理情境，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指经济特区所属行政区中的主政官员[注：按沈荣华教授的观点，地方政府也是一个由众多的相互关联的微观主体如党委、政府各个部门和每个工作人员共同构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运行系统。可以把地方政府的行为主体抽象为地方公共事务的主要决策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他们一般是地方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他们的效用偏好和行政意图贯穿在地方行政体系的整个运作过程之中。参见沈荣华、王扩建《制度变迁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拓展与行为异化》，《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以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为研究主体，探讨经济特区治理相关问题成为因应之道。
一、改革路径、经济特区及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领域的高度计划性、政治领域的纵向权力控制和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公社制形成了社会个体间整体性或者说同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体在自身利益无法通过主观能动加以维持与增量，只能被动接受利益分配方案时，往往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自我实现动力严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发展活力缺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上述合法性与制度空间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些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似乎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究竟有没有明晰的路线图指引着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呢？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讨论，大致形成以下基本共识，即改革目标不是事先设定而是意识模糊下的摸索。具体来说：黄亚生认为，相比苏联改革，中国改革计划性较弱，目标性不强[注：yashenghuang，“information，bureaucracy，andeconomicreformsinchinaandthesoviertunion”，worldpolicics，vol．47，no．1，oct.1994，pp．102-134．]；王绍光指出，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的应急性反应[注：王绍光也坦言：“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参见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均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即“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注：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当然，政策试验有基本规则约束，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前提，即中央政府既希望地方政府努力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元素；又希望能迅速纠正可能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不当“创新”行为。而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创新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又希望有效规避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此，以局域性的经济特区为载体进行创新试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利益视角的共同策略选择。
中央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借鉴“财政包干制”，在经济特区治理上也开始实行“政治承包制”，即“国家放弃了对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国家首先设定了各种硬性指标和禁止性规范，只要部门、地方和基层达到了国家各项硬性指标的规定，不违背各项禁止性规范，它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注：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这种“行动自由”在经济特区治理中得到集中体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放大”[注：由于内部信息控制与纵向权力监督乏力，地方政府往往能变通政策执行，因而可以说行动自由被“放大”。]。正如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基本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允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制度变化”[注：［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经济特区治理生态中的这种自由逐步演化为“条块”双重分散性[注：“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这种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这种特性构成了经济特区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生成和成长的环境条件。另外，经济特区治理既是地方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地方gdp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彰显行动能力和效能的关键行动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和行动绩效会直接反映在经济特区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上。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与内生性成因
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衍生具有复杂的成因系统，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动力衰竭及相应行为偏差却是成因系统中的唯一“活体”因素：既扮演着其他因素的作用媒介，又直接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
（一）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政策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的“政策洼地”或者说“特区不特”现象；体制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治理体制违背生命周期规律而出现的超前回归与滞后演进问题；功能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功能的结构偏差，即经济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不足。
1.在政策层面。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衰减，在面对其他地区新政策优势产生的虹吸效应[注：所谓虹吸效应，是指某一区域基于特殊政策优势或通过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效用，将周边甚至更远地域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时，“政策洼地”效应凸现，环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与诸多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经济特区原有意义上的“特”逐步淡化，甚至有一种“特区不特”的感觉。例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传统经济特区不再是优惠政策的集中地”
③
罗清河、蔡腾飞：《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特区不特”主要指的是“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变为普惠政策，而不是说特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③。另外，已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废除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意味着特区最重要优惠政策的取消。
2.在体制层面。经济特区的治理体制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或滞后回归，使经济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经济特区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与回归期[注：经济特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生物体生命周期成长的特征。经济特区自创建到衰亡可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特征。参见闫国庆等《开发区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不可否认，依据经济特区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特区向传统行政区的体制回归是必然趋势，但这种回归如果超越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呈现加速或者滞后局面，则必然使经济特区各生命周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发挥，进而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发展结构的失衡。从现实情况看，国内相当多的经济特区并未完全成熟便迅即进入低位回归期，被传统行政体制同化，“先行先试”效应持续弱化，差异性日渐式微。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认识：2003年春，胡锦涛在寄语深圳时就指出，深圳应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2010年1月4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3.在功能层面。经济特区功能系统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严重缺失。这种功能偏差既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与母城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独特的特区二元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源性因素。二元经济形态在经济特区中比较普遍，特别是后发的经济特区（如海南）。这些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反差较大。从现实结果看，经济特区的二元经济形态既拖了经济特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后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区经济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另外，面对人口的聚集与流动，特别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经济特区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管理功能，并配置以相应公共财政资源，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心理、治安等问题上有所作为。否则，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在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就是力证。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成因
从学理和现实的双重逻辑看，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成因结构较为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彼此交织：既有经济因素，譬如，金融危机扩散、产业结构滞后和资本技术缺乏等；又有政府治理的常见问题，如治理体制僵化、体制效能衰退、变革路径偏差和治理操作失当等。然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演进及结果均与作为经济特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与行动结果密切相关。可以说，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于经济特区的基本中介，并可通过自身治理行为的输出影响上述因素的作用结果，进而决定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与否、走向如何。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注：［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另外，制度结构虽然塑造着改革，但“结构最终离不开行动者的诠释，诠释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不同结果”[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组织与组织成员两个部分，与本文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有一定差异。参见zhichangzhu，“reformwithoutatheory：whydoesitworkinchina?”。转引自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者也观察到“核心人物”对制度变化与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本与收益核算的结果往往决定制度变迁走向”[注：［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页。]。因此，可以说制度的实施过程、方向与运行绩效均是核心行动者“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注：［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从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结构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往往侧重于对经济特区共性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梳理和模式选取，并通过纵向权力运作加以推广。而各经济特区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侧重于对经济特区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认知及相应政策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实际上组成了经济特区的治理过程，或者说经济特区治理可直接从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中找寻路线图。当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空间，也受到现存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但内部信息控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容易实施对上级政府的有效风险控制[注：纵向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上层政府的核查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窘境，不足以实现“一核查就发现问题”的理想预期。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如果发现目前的治理绩效低于预期，必然会变革现行政策，引发下级政府的“反抗”，即在政策执行上“阳奉阴违”，进行“伪执行”。]，减弱制度体系及外部环境对自身的约束，其行为选择更多取决于自身知识结构与利益结构。具体来说：
利益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内驱，对利益结构的解构分析是研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基本路径。从利益结构看，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具有三种利益指向：公共人视角下的公共利益、系统维持视角下的政治升迁收益和经济人视角下的个体经济收益。具体来说：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2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现代服务业”概念，十五届五中全会和十六大报告明确地要求“要发展现代服务业，改组和改造传统服务业”，“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现代服务业的研究热，截至2012年9月底，中国期刊网中以“现代服务业”命名的学术论文多达1900余篇。国内外学者主要从服务经济理论、现代服务业的区位优势、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知识型服务业与创新[1]、构建全国以及区域现代服务业的优势策略等方面进行论述，很少有涉及基于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学术成果。国内学者对河南省的现代服务业也进行了初步研究，其中发表于期刊的论文有20余篇，主要涉及对河南现代服务业的一般问题与对策分析，如侯红昌[2]等；还有从某一方面提升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研究的，如马卫寰[3]对以旅游业促进河南现代服务业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白小明、申向东等[4-5]分别从产业聚集和人才的角度分析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策，目前尚找不到有关立足提升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研究成果。河南省处于中部地区，人口众多，经济还不很发达，现代服务业比较落后，目前中原经济区建设已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迫切需要抓住机遇构建区域核心竞争能力，以求跨越式发展，河南省的现代服务业必须围绕着这一目标来发展。本文拟对构建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区域核心能力相关理论
区域竞争力是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力，它可以表现在财富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经济实力、资源配置、综合能力和关键因素等方面。[6]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热点之一，是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区域核心竞争力是prahalad&Hamel企业核心能力理论在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派生的一个概念，是指区域所特有的，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中，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和学习的综合能力与素质[7]，是区域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能使整个区域保持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获得长期持续发展的区域经济竞争力中最基本的竞争力，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和自组织能力[8]，是能将区域的独特资源转化为竞争优势的一组政策、知识、技术或技能的有机综合体[9]，是由区域内各种资源整合而成的区域创新发展的能力平台[10]。由此可见，区域核心能力实质是区域内一种能保持竞争优势的独特素质和能力，或者是一种能激发区域内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平台以及综合配套支撑系统。
现代服务业是指依靠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知识、技术、信息的密集型服务部门，其核心是为现代生产者服务，特别是为高级生产者服务的组织，包括新兴的服务部门以及被新技术改造过的传统服务部门，它在构建能激发区域内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平台以及综合配套支撑系统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区域内企业保持独特的竞争优势和能力。从理论上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有利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提升。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服务业中虽然不乏现代成分，然其最终目标体现在经济效益、为民众服务和扩大区域就业方面，导致现代服务业发展处于较低层次，重复建设、服务低下的现象十分突出，难以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因此，必须构建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才能强化现代服务业功能，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
二、构建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政策的必要性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政策就是将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目标和措施纳入服务业发展政策中，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激发区域经济和科技的长期增长，以取得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促进该区域的快速持续发展。构建这一政策是由河南服务业的发展现状、政策措施以及未来发展目标所决定的。
1.目前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不能很好地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提高
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至今仍处于较低的层次。2011年底，河南省服务业增加值总量是799172亿元，其中商贸、住宿、餐饮、仓储、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41.86%，而现代服务业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金融业、房地产业2321%，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8.41%，其他类2652%。显然，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地质勘查、现代物流、计算机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广告宣传、电影音像等非暴利或非垄断行业的企业规模小、实力弱、发展不充分，普遍存在“小、散、弱”问题[11]，整体发展缓慢，难以对中原经济区核心能力的形成起到支撑作用。
河南省已有的现代服务业单位经营管理体制落后，尤其是从事非营利性业务的现代服务业，如科研机构、高校、技术服务、人才服务等国有事业单位。这些单位基本上属于体制内组织，内部激励机制欠缺，人才难以发挥其才智，活力不足，制约着其长期发展，其在促进区域核心竞争能力上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出台基于区域核心竟争能力的现代服务业政策，促进本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形成。
2.建设中原经济区需要与之配套的发达现代服务业
2011年3月17日国务院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推进中原经济区等区域发展。中原经济区的范围包括河南全省、安徽西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北南部和山西东南部。该区域共29个省辖市，土地面积28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近1.58亿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183%；全区1.9亿亩耕地，占全国的1/10以上。[12]该经济区是以河南省为主体向晋、冀、鲁、皖四省周边地区辐射的区域经济带。建好该经济区需要国家予以支持，更需要作为中坚力量的河南省围绕着地区核心能力的培育持续不懈努力和各兄弟省的大力支持；既需要在加大基础设施、科技投入、项目引进、培育核心技术产业和特色产业等硬件上做大量的工作，还需要从政策建设、人才开发、智力引进、强化咨询服务等软件方面加大投入力度。河南省的现代服务业没有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很难支撑起构建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艰巨任务。因此，构建相应的政策体系，不仅有助于提升河南省已有的现代服务业服务水准，也有助于促进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3.河南省现有服务业政策在促进区域核心能力作用上不显著
河南省人民政府于2008年9月5日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政策》，从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财政支持、土地政策支持、发展环境、规费减免6大方面，出台37项具体措施，以扶持壮大河南省服务业。2011年4月20日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河南省服务业产业发展及鼓励投资指导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河南省政府重点支持的现代服务业领域。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河南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但从总体看，河南省目前的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还相对滞后，相关政策措施不到位。其主要表现在：（1）目前河南省的服务业政策主要针对一般的经营性服务业项目，并没有重点扶持支撑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公益性现代服务业项目，导致河南省公共平台类的非营利性服务业发展迟缓。（2）政策中并不涉及现有现代服务业的功能转型和质量档次提升问题，比如高校、科研机构处于双轨制，仍然采用老一套的管理体制，缺乏竞争优势和发展的动力，无法发挥其在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创新支撑功能。（3）相关配套政策不到位，不利于人才的聚集和创新团队的形成。如河南省人事厅在专业技术职务评定方面规定，个人发表学术论文需独著，对由原人事部与国家科委等部门联合下文规定由其他部门评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不认可等，既不公平合理，也不利于引进人才，难于形成科研团队。[12]因此，河南省需要进一步从增强区域核心能力出发来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服务业促进政策。
三、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框架建议1.政策框架的内容
这一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主体政策（现代服务业聚集政策和现代服务业升级政策）和配套政策（智力资源流动政策和项目运营管理政策），其具体内容见图1。
一是现代服务业聚集政策。该类政策属于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借助于一些优惠和扶持政策来提升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速度，提高其发展水平。这类政策具体应包括经营项目优惠政策、公益项目扶持政策和人才利益保障政策三种。其中，经营项目优惠政策是指对以营利为目的、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经营项目实施优惠政策，并保持政策长期不变，激发其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公益项目扶持政策是指对于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经营亏损或微利，企业无法持续经营的服务项目，如公交、公立医院、学校等，政府应当提供财政补贴，确保其长期经营；人才利益保障政策是指政府给予服务业中的关键人才在工资待遇、住房、福利、实现价值平台等方面的专门政策支持，确保人才稳定，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二是现代服务业升级政策。针对一些现代服务业单位中存在的“体制内”弊端（如用人腐败、“大锅饭”、发展动力不足、服务质量差等问题），通过改制、改革和改组，促进其向高层次的现代服务业转变，使这些单位做大做强，为区域核心能力的提升提供更大的支持。该类政策包括单位转机建制政策、业务项目重组政策和服务质量升级政策等。其中单位转机建制政策是指促使单位由政府部门的附属物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向市场竞争者和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促使其实现科学管理，增强发展动力；业务项目重组政策是指鼓励经营或服务单位依照市场要求和区域核心能力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业务重组，减少重复建设，增加新型服务项目，有效满足区域核心能力提升的需要；服务质量升级政策是指从行业规范、扶优限劣、创立名牌等方面制定相应政策，确保河南省现有现代服务业质量的提升。
三是智力资源流动政策与项目运营管理政策。这是促进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的配套政策，智力资源流动政策是指为满足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的技术、知识和人才等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措施，既
图1基于区域核心能力的河南省现代服务业促进政策体系包括加速本区域内智力资源流动的政策，又包括高级智力资源引进的政策；项目运营管理政策是指为确保现代服务业项目运营效果而制定的各类政策，如项目管理达标、人才业绩评价、服务标准、奖惩制度等，旨在促使项目既要高效运作又要满足区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促进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1）转变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观念。各级政府主管部门与学者在地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思路上往往倾向于上规模，忽视现代服务业的主要功能定位，难以对区域核心竞争能力的提升发挥有力推动作用。这里有政府部门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的错误观念问题。因此，要使河南省现代服务业取得持续发展，首要任务就是转变发展观念。首先，要正确地认识现代服务业的含义及其重要作用。要真正领会现代服务业在推动第一、二产业核心竞争能力形成方面的作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排除思想障碍。其次，要努力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要转变现代服务业发展就是为增加产值的观念，要努力把发展重点转变到调整结构、提升服务质量和档次上来，切实使其成为经济和科技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再次，要克服急功近利的发展思路。应立足于未来发展需要，舍弃一些近期利益，注重长期目标，花大力气发展一些对区域核心能力提升具有关键作用的项目，如决策咨询业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科技咨询、企业托管、创业辅导、应用型研发、人才评价等，切实提升河南省现代服务业项目的档次和水平，为区域经济发展助力。
（2）大力推动以人才为中心的智力资源政策改革。智力资源包括信息、科技、知识、管理、创意以及人力资源等要素。其中人才是最关键的智力资源，它是形成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为此，应当通过如下途径推动河南省的人才政策改革。一是借助政策支持强化外部人才引进力度。通过提供优厚的待遇和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创新型科技和管理人才，使其成为振兴河南现代服务业的中坚力量。二是从制度上为创新型人才搭建良好的工作平台。可在省、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成立若干由兼职人员参加的决策咨询、监督机构、研究型的学术交流协会，广泛吸纳创新型人才加入，参与政府管理，为其发挥才能提供广阔的空间；大面积推动公有企事业单位的人事任用制度改革，通过竞聘等方式将优秀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使其有更多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三是积极推动全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改革。要改变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中任职年限的刚性规定，注重参评人员的业绩和能力，不拘一格地发掘优秀人才；在业绩评价上，要从注重成果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倡导合作研究，改变要求独著等不合理的要求；还应当及时纠正以往专业技术职务评定中由于政府部门间政策冲突给参评者造成伤害的问题，激发人才工作的热情。
（3）加大对公益服务项目的扶持力度。对于一些非营利或者很难获利的现代服务组织，如管理托管、科技咨询、技术转移中介、科研组织、信息服务、人才评价、技能培训等智力服务项目，是培育区域核心竞争能力非常重要的部门，但由于经济效益问题，很难由民营或一般性的公有单位依照市场机制来运行。目前河南省内也不乏此类机构，但由于过分注重经济效益或管理僵化，办此类项目的机构几乎是长不大的“小土豆”。因此，政府应直接组建或组织多种社会资源承建以实现长足发展、跨越式发展。其主要措施包括：一是政府出资组建，依照现代化管理模式去运营。如省级的科技信息服务网络、大型科技与经济决策咨询单位、管理项目托管机构等，需要前期投入较大而营利性较小的项目应当由政府主导去办，并给予免税、经费支持等方式扶持，依照市场规则运营。二是社会力量承建，政府在资金、税收、用地、项目指导等方面予以扶持。如技术转移中介、科研组织、人才评价等项目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但经济效益不高，需要政府予以扶持。三是政府和单位鼓励公益服务项目发展，不干预、不收费。对于科技咨询、项目产业化服务等，可鼓励高校等科研部门教师公开创办此类服务项目为本省生产经营业服务，政府部门不予干预，更不从中牟取经济利益。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3
【关键词】核心领导权威意义【中图分类号】D602【文献标识码】a
过去30多年，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民主和法治建设程度、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在加速拉大、腐败问题凸显、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受损、中国周边冲突和国际矛盾增多。十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构想。中国梦把全国各族人民甚至海外华侨的心气凝聚到了一起。
可是，面临发展与问题、进步与退步的两种力量和两大趋势，我们如何才能实现中国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规则，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国民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提升执政党和政府的民主和效能水平，推进法治建设特别是提高执法水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增强意识形态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强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中国的对外影响力等，都是实现中国梦的有效手段和途径。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一个政治前提，即必须建构中国的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领导层中有核心领导，他处于领导层的领头人地位，具有很高的领导权威，受到领导层和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尊敬。在这样的核心领导带领下，中国政治和社会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当今中国，虽然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际等领域的问题，本身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解决这些问题也需要从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国际等规律本身去思考、去解决；可是，如果没有一个领导核心及其权威，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总的前提和基础。
解决经济转型的发展战略与理念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总体上走出了传统农业经济为主体的传统经济形态阶段，开始向现代工业经济和后现代经济、后工业经济或曰信息化、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型。可是，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到底应该以工业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信息化）为主，还是以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为主这一问题上，政界和学界是有争议的。这个时候需要由中央（执政党中央和中央政府）来最后确定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
地方性、部门性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由地方、部门党委（党组）和政府的领导，特别是地方核心领导定，全国性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由中央领导定，其中中央核心领导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尤为关键。在前期广泛听取国内外学者、百姓、企业家、官员的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中央核心领导作出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性选择，他的选择就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特别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最后选择，体现了从民主到集中的过程。地方、部门领导虽然可以根据本地方、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确定地方性、部门性的发展战略理念和思路，但一定是在总体贯彻落实中央决定的前提和基础上，才可以有自己的独特定位。如果中央没有核心权威，各个地方、各个部门不顾中央的权威，国策很难得到贯彻执行。十以来，中央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其中，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给中央和地方今后发展的方向和战略、方式和方法、途径和手段提供了重要的宏观指导，以确保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不会走偏。
解决社会效率与公平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10多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从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中积累起巨大的社会财富，光外汇就有4万多亿美元。但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每月只有几十元收入的人群与每月有几万元、几十万元收入的人并存，收入相差悬殊。而且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需要脱贫。这样的贫富差距，会影响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如何制定一系列效率与公平兼顾、更加公平合理和更有效率分配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的政策，成为上至中央领导，下到平民百姓，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而各方的利益冲突和意见争议又是比较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核心领导权威极为重要。他在合理听取和吸收各方主张的基础上，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出发，勾勒出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分配的基本方针和政策原则，以指导具体工作部门将之转化为具体政策和方案。否则，一个没有自己独立和权威主张的领导，是无法真正公正合理地重新分配失衡的中国社会财富或国民收入的。
解决政治民主和政府效能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进入现代化进程的任何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以效能尤其是政府效能为中心推动一切工作，这是符合现代化规律和要求的。在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央领导人十分重视提升政府效能，尤其以GDp为主要指标衡量一个官员政绩大小、一个政府效能高低和一个地区发展水平如何。但这也造成一系列政策和工作失误，为了提升GDp，有的领导拍脑袋进行决策，不管政策是否科学合理。这种发展思路和方式，导致中国在过去30多年时间里消耗了过多资源，造成环境污染，发展难以持续。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在重视政府效能的同时大力推进政治民主，让更多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和新闻媒体参与和监督政党和政府过程。
可是，政府效能和政治民主之间有时候是有矛盾冲突的。因为，政府效能侧重政府权力及其行使效果，为了确保政府效能，必须让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服从政府的权力和行为，遵守政府政策和制度规范。而政治民主要求政府尊重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政府的利益和意志是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利益和意志的延伸。但在实践中，当政府效能或政府权力与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利益和意志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府常常以维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和意志为借口，要求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做出让步。当自身利益和意志受到严重损害或忽视时，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就会起来与政府斗争。这时，就需要最高领导人充当调解人的角色。所以，很多国家的宪法上都明确写着国家元首的这一角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复杂，频繁爆发。强化核心领导的权力地位和权威作用，有效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已经刻不容缓。
解决文化核心价值重建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文化价值，尤其是核心价值，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价值好恶和局部选择，而是一个国家的整体人格和一个社会的集体审美。这种核心价值观，既是本国、本地区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现代、后现代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结果，也是现代、后现代生产生活与外国文化价值观相结合的产物。问题不在于结合本身，而是如何结合及结合的度的问题。个人价值观可以由个人做出选择，即使选择错了，也只对自己的选择行为负责就是了；而国家的价值观则必须由国家或政府来做出选择，在形式上（公布或宣读）至少由国家元首来代表国家和政府进行并负最终责任。
急剧转型时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价值选择最为痛苦的时期。中国社会目前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激烈碰撞和冲突的时期，国家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的选择是较为艰难的。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站得高、看得远的国家元首作为领导层的核心，在广泛征求国内外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对文化价值做出明智、明确和权威的选择。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四个自信”。这充分说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价值观选择上，已经转向以中华文化自己的价值核心为中心，兼容并蓄域外文化，坚决摒弃那种对西方文化一味崇拜、丧失自己文化价值之根的做法。这也是吸取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以及中国自身在现代化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刻教训而得出的结论。这对于今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性原则。
解决世界和平与中国对外关系问题，需要核心领导及其权威
冷战结束以来，大规模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太可能，可是局部性的战争和动荡却不断爆发，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国家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国际关系格局在全球层面、区域层面重新组合，中国从二线国家一跃进入一线国家的行列，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契机。可是，这种转折从可能性到现实性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尤其是中国对外关系战略和政策上的调整，会极大地影响世界秩序的走向，需要有一个自信和有魄力的领导人，对世界的走向与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作出理性的全局性判断，然后采取新的有力举措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变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新形势、新要求，及时、果断地采取一系列新的战略和政策，有力地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的转型：一是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的基调。“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工作理念、“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等战略和政策，使中国自信地进入一线大国的行列；二是采取一系列配套举措，落实这些战略和政策。如，适当减持美国国债，建立金砖国家组织及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展亚非欧、拉美互联互通工程建设，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提高中国在联合国会员费缴纳中的份额，扩大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中的功能和作用等。
从趋势上看，欧美、俄罗斯等国家在未来几年里很难马上走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阴影，只要中国内部不乱，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在GDp年增长6.5%到7%左右，中国的综合国力一定会大大提升，在世界体系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更加需要中国在全球、国际和区域新秩序的重构中有一位更加睿智理性，有长远目光和精妙预见，有超高的危机处理能力，能实现双赢多赢，让全世界或至少多数国家敬佩的，具有超强国际战略设计和实施能力的权威核心领导人。这是在不远的将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全球、国际和区域事务中起“领头羊”作用的关键。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4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政策;政策链范式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10-0019-04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0.004
发展低碳经济是我国继循环经济之后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的又一重大决策。从1992年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到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总理向全世界承诺中国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我国正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挑战,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第一号、第二号提案同时聚焦低碳话题[1],寻找中国低碳道路的政策支撑已成为政策制定者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1政策链的理论界定
政策链概念我们定义为:政策链是由各项政策基于彼此相关性,依据特定的层次结构和政策作用机制,客观形成的政策影响链。它是一个以纵向政策链和横向政策链为结构框架形成的网链结构系统,涉及到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多个行为主体,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纵向政策链由上到下依次为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具体政策,横向政策链则由各项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并体现政策间的关系。政策链应随着作用对象发展变化的实际,不断进行优化和升级[2]。
政策链的概念是基于“链”理论、系统学理论、政策科学理论提出的[3]。
“链”理论是从自然界食物链理论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理论。“供应链”是指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网链中的各个环节具有相互依赖的连接关系。“价值链”的概念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他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产业链”是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性,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关系形态,它包括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四个维度在相互对接中形成均衡链状结构。
政策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政策体系,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局部决策与总体决策目标一致,技术经济分析标准一致,逻辑推理过程前后一致。事实上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导致政策实践很难达到上述要求,但是并不妨碍相关部门追求更加科学和完善的政策制定方案。
虽然目前政策链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但政策的构成渐有系统化趋势,我国的政策制定逐步向链状结构靠拢,部分已初具了政策体系功能[3]。如政策体系、政策规划、政策系统、政策蓝图等虽然没有以政策链形式出台,却冠以功能上类似的名称,具备链状结构的基本功能。政策体系与政策系统强调各项政策的整体性与协调性,政策规划与政策蓝图则强调政策的连贯性与统一性。它们的共同点是打破相互隔离、各自为政的传统政策制定方式,将各项政策按照彼此逻辑关系,构成相互促进、协调统一的有机整体。另外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各项政策之间的配套措施与执行效果,实践表明这样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形式更有利于政策功能的实现。政策链正是基于对政策整体功能的激发而提出的新型政策范式,具有方法论意义。
区别于传统政策制定,政策链是以政策的整体性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在政策制定之时就综合权衡各项政策的纵向与横向关系,纵向结构上使各子系统的政策相互衔接,在横向结构上使各分系统的政策相互协调,有效克服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形成各项政策在时序上相互衔接、层次上相互配套、内容上相互补充的政策链系统。政策由传统形式向政策链范式的结构转变有望发挥政策间的协同作用,增强政策体系的整体功能,形成功能上完整,操作上可行的政策链体系[2]。
2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的链状设计
低碳经济是人类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新经济模式,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经济形态的总和[4],实质是新能源开发、能源高效利用和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念的转变。生产的低碳化、流通的低碳化、分配的低碳化和消费的低碳化构成低碳经济的四个要素体系[5]。
李武军等:中国低碳经济政策链范式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10期将政策链理论应用到低碳经济领域,可以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基于政策链范式并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实施经验,可以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加以链状设计。
总体上,低碳经济政策链由纵向政策链与横向政策链两层结构构成,总体战略、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纵向政策链,各项基本政策的关联形成第一条横向政策链,各项具体政策的关联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第二条横向政策链。总体战略是从宏观层次出发制定的低碳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与蓝图,是低碳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政策,代表低碳经济发展方向。基本政策是某一领域内的总政策,在其功能领域内起着基本指导作用,支撑着具体政策的实施,例如能源政策包括了所有能源领域的低碳经济政策。具体政策是在基本政策的功能领域内服务于基本政策的政策措施,例如能源政策之下的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节能减排政策等,都是在能源领域内将能源政策付诸实践政策措施。在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的层级结构中,还有一类要素处于核心位置,这类要素渗透到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当中,对各项政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将低碳制度、低碳文化归为政策核心要素。
3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近年来,我国低碳经济政策纷纷出台,形成了功能众多的一揽子政策,广泛促进了各个不同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今后的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奠定了基础。但目前的低碳经济政策总体上仍然处于相互分割、各自为政的状态,低碳政策缺乏系统性、协调性及配套性。究其原因:
3.1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
低碳经济总体战略是低碳经济发展总的行动纲领,把握着低碳经济发展方向。虽然我国早已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应有之意。但仅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应有之意是不够的,而应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方向明确下来。这种方向的不明确,导致我国截至目前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整体战略思路,更没有关于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纲领性文件,使得低碳经济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只能是相互分割,缺乏系统性、统一性。
3.2政策核心要素没有形成
低碳经济文化、低碳经济制度对于低碳经济发展具有核心支撑作用。低碳经济文化通过其渗透力、感染力和影响力,促进人们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生产关系的重大转变,形成自觉发展低碳经济的环境氛围。低碳经济发展制度则通过法律法规等约束性框架,规范人们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文化价值观念,更没有规范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低碳经济文化和法制建设,成为我国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
3.3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不完善
正是由于缺乏总体战略的有效指导,政策核心没有形成,加上受粗放式发展方式、工业化阶段和发展路径锁定等制约因素的影响[7],我国目前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在横向政策链方面不完善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能力差,没有形成完善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链状政策体系,难以实现“1+1>2”的效果。
4我国低碳经济政策链构建措施
优化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要从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调整,除了实现单项政策固有功能,还应发挥政策间的衔接与协同作用,以实现政策整体功能的最大化。因此,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链范式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
4.1制定低碳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
中长期发展战略是立足当前,谋划发展,以长远的眼光制定衔接有序的政策规划。制定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战略可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稳步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建设。尽快制定我国低碳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和保障措施。将低碳经济纳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统计和考核指标体系,对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强制性约束。将低碳技术研发纳入国家科技规划和相关科技计划,进行重点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制定重点行业和部门的低碳发展规划,促进能源、交通、信息、电力、建筑和金融服务等低碳领域战略产业的低碳化转型。
4.2加快培育政策核心要素
4.2.1发展低碳经济文化
加快制定低碳文化政策,通过政策的作用力,促进低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将中华传统之文明承载于现代的低碳文化之中,构建低碳视域下的文化价值观,倡导“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低碳文化政策的优化要“与时俱进”,不断弘扬符合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的先进文化,摒弃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鼓励、引导和支持低碳文化产业的发展,加强产业发展对低碳文化的传播。
4.2.2完善低碳经济制度
将发展低碳经济上升到国家法制层面,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结合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出台《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引导政府、企业、居民的行动方向和行为方式。完善产权制度,确保低碳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激励并扶持低碳技术开发[6]。发挥市场机制效率,建立基于产权制度的排污权交易。完善相关制度的执行机制,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执行力,保障低碳政策落实到位。
4.3增加低碳区域政策为基本政策
中国地域广阔,地区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基础差异性较大。因此,应针对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低碳经济区域政策,培育和布局具有比较优势的低碳产业,注重不同区域低碳领域的分工与合作,并给予倾向性政策。例如东部地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基础雄厚,创新能力较强,但矿产资源贫乏,应重点制定扶持东部地区加快发展低碳产业的优惠政策,加速其向低碳经济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产业对石化类能源依赖性较强,应突出制定促进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鼓励中西部地区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寻找低碳经济增长点。
4.4健全基本政策目标和具体政策内容
4.4.1低碳能源政策
低碳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动能源结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政策、能源结构政策、能源高效利用、节能减排政策、能源低碳化政策等。政策重点是促进核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提高现有能源利用率;降低石化能源比重,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优化能源结构,把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支撑产业,为低碳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能源保障[8]。
4.4.2低碳产业政策
低碳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快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淘汰落后产能政策、新兴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低碳农业政策、低碳工业政策、低碳服务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推动高碳产业低碳化转型,加快能效高、排放少的低碳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农业生态化[7]。
4.4.3低碳市场政策
低碳市场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保障低碳经济领域的公平准入,培育低碳消费市场并维护低碳市场秩序进,而引导市场的低碳化转型。具体政策内容包括:市场准入政策、低碳财政政策、生态补偿政策、低碳金融政策、低碳价格政策、碳交易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建立低碳经济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财政、税收、信贷和转移支付等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扶持力度[9]。
4.4.4低碳消费政策
低碳消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使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意识,优化低碳消费结构。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消费引导政策、消费环境政策、消费需求政策、绿色消费政策、低碳生活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引导低碳消费,培养公民的良好低碳消费行为,厉行节约,鼓励消费的同时反对浪费。
4.4.5低碳技术政策
低碳技术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低碳技术开发,为国民经济低碳化提供技术支撑。具体政策内容包括:新能源技术政策、节能减排技术政策、碳吸收技术政策、技术合作政策、标准与指标制定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发展新型、高效的低碳技术,加快高能效、低排放高新技术对传统高碳产业的技术改造,开发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并开发碳汇潜力,制定碳排放考核标准、碳交易过程中的碳预算和碳分配标准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评价指标体系。
4.4.6低碳管理政策
低碳管理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管理手段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具体政策内容包括:能源合同政策、低碳考核政策、低碳激励政策、低碳约束政策、低碳试点政策等。政策重点是制定低碳激励、约束、评价和考核政策,推行能源合同管理,开展低碳试点。
4.5强化政策链各环节的相互配套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具有经济形态的网络性和发展的互动性。因此,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必须适应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不仅在纵向政策方面上下衔接、相对完整,而且要在横向政策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例如,我们在低碳能源政策中鼓励新能源开发和能源高效利用,那么在产业政策、市场政策、消费政策、技术政策、管理政策和区域政策中就应该有相适应的政策与之协调配套,这样才能使能源政策发挥最大的效力。如果能源政策制定出来,而其他政策没有与之配合,则会出现政策体系的“短板效应”,使这项能源政策难以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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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5
关键词：创新政策；政策体系；十三五
中图文献号：G322.0文献编码：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1.001
1创新驱动的政策体系：理论框架
创新政策是经济、科技、教育等政策的综合体。从技术创新的过程看，十三五创新政策将着重技术创新的两头，即基础研究和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综合分析我国创新驱动的主要困境，关键在于以创业为基础的需求政策、以核心科技为重点的供给政策、以协同创新为核心的连接面政策。
Rothwell与Zegveld将一般性的创新政策进行了归纳，如图1示，创新政策可以被分为三类，而这种分类方法被广泛引用，成为一种经典的理论研究思路。
图1创新政策工具
从创新过程看，供给面政策、需求面政策和环境面政策都会对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产生影响。
1.1需求方导向的政策工具
需求面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采购与贸易管制等做法减少市场的不确定性，积极开拓并稳定新技术应用的市场，从而拉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十三五我国在此方面的重点是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优势，特别是企业家对创新的独立判断，由企业决定技术创新的成果采纳，进一步减少政府的不当干预。随着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加强，技术创新成果只有当其实现产业化甚至规模经济时，才表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源泉。因此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及规模生产与经营阶段也必须进一步加以重视。因此，需求面的政策应是十三五驱动创新的政策关键：着重培育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创业促进创新资源的整合，应予以重点关注。
1.2供给方导向的政策工具
供给面政策工具是指政府通过人才、信息、技术、资金等的支援直接扩大技术的供给，改善技术创新相关要素的供给状况，从而推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十三五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进一步推进原始创新、积累核心技术。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也是培养和造就科技人才的摇篮。经济和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对基础研究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许多科学问题都迫切需要通过基础研究从深层次上探求解决办法。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会引发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其中，自主引领是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积极推动源自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的原始性的自主创新，是十三五的供给面政策的核心。
1.3环境方导向的政策工具
环境面亦可称连接面，其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财务金融、租税制度、法规管制等政策影响技术发展的环境因素，为产业界进行技术创新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间接推动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十三五我国创新发展的关键是营造创新成果整合的大平台。
继续加强产学研的开放与协同创新，有利于提升创新能力、打破创新资源孤立配置，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国家创新系统中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破解我国当前遇到的创新困境，成为创新驱动的连接面政策的重点。
2驱动创新的核心的需求政策：持续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弘扬创业环境，是十三五科技创新的工作重心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新时期科技创新的新范式。微创新主要是一些技术和商业化的小改进，它可能带来巨大的变化。自组织创新一般需要自组织的管理模式，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更多地开放，特别是产业的一些空间要向微创新开放。即过去我们主要是突出了国有大型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的创新，现在要逐步转向关注民间、个人等草根组织的创新，包括鼓励来自非研发的创新。特别需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创新过程，这既包括用户创新，也包括劳动者的创新。创新从专家学者向劳动者转型非常重要，因此劳动人民参与创新，是实现创新型国家的基础。实现这个转变，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应纳入个人或民间创新体系，积极鼓励全社会所有人为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添砖加瓦。
市场是创新的主导核心机制。建立健全鼓励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型企业创新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要发展技术市场，健全技术转移机制，创新商业模式，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让市场真正成为科技创新要素流动的决定力量。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进一步发挥大企业的创新骨干作用。大企业是技术创新的骨干力量，具有更强的对技术、人才、资本、商业模式等创新资源的整合能力。大企业不仅要成为本行业的创新骨干，更要能牵头带领中小企业一起干，做好领头羊，以此带动形成创新集群。央企和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要关注新技术的发展，更要为国家工业安全、信息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做出更大的贡献。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控制力是企业自主创新发展的重点。为此，围绕创新能力建设，一方面要抓创新资源整合，更要关注企业的核心能力建设。突出技术性、前沿性的研究。推动技术创新由跟踪式向自主式转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大投入力度，按主题，成体系梳理关键技术，重点布局基础性、前沿性以及边缘性、渗透性比较强的技术，保持较高的科技投入力度，不断优化科技投入的方向。
第二，以创业促进创新，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活力。创业是打造市场主体的行动，创新创业更是打造能够响应和引领变革的主体的行动。从历史经验看，微软、谷歌、华为、阿里巴巴等今日创新巨头都是从初创企业成长起来的。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关键在于通过创业促进市场主体的繁荣。
美国、以色列等十分重视发挥中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创新支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力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构建公共创新服务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要积极落实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强化企业研发费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落实，提高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回报，引导形成公平、普惠的政策环境。
第三，积极探索激励利于创新的技术交易市场。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环境的背景下，要积极探索在科技成果的展示对接、技术评估、技术交易、要素配置等各环节释放市场潜能，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商业模式的形成。促进科技成果资本化产业化。加快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构建有利于创新资源流动、高端人才聚集、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为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保障。
3驱动创新的供给核心政策：强化核心技术、重投基础研究，实现全面创新是十三五科技创新的战略重点
重新认识和提升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是我国未来科技创新的关键。过去三十多年，模仿创新是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要途径，通过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制造经验以及合作进行产品开发，我国创新能力有了明显提升，然而产业核心技术的引进与合作已然越来越困难，必须对创新的体制机制进行调整与重构。随着美国政府实施“制造回归”战略以及国外发达国家对我国先进技术的封锁限制，对实现全面技术追赶战略和推动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和危机。尽管中国处于全球科技资源获取和技术引进的优良机遇，但核心技术不能自动获得，产业核心技术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产生。因此，鼓励大学、科研院所、骨干企业从事前瞻、核心、关键技术的开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唯一没有实现的目标是产业核心技术的开发与产业化，将技术对外依存度控制在20%-30%以下，是十三五科技创新的重要指标。中共中央、国务院2012年9月印发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创性重大突破，战略性高技术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成果进入世界前列。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实施全面技术追赶和局部技术赶超的创新战略，保护和放大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创新成果，并在局部相对优势区域取得重大突破，这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和关键路径。
加强科技前沿和基础研究是实现自主原始创新的根本。其中，科学作为技术的前端基础，要进一步获得重视，进一步提高基础研究在研发投入中的比例，是科技投入结构优化的关键。围绕加强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基础研究以发展原始创新能力，迎接“以科学为基础的创新”的挑战，也必须继续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数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和融合，更好地实现原始创新。工程技术是中国独有的优势，我国在工程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需要进一步持续投入，不断发挥其优势。要进一步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特别是世界级科学家、工程技术人才的培养，以稳定经费投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和宽松的研究环境，形成一支高素质的从事基础研究、前沿科技的队伍。
走中国特色科技创新道路是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科技发展的结构布局、战略重点和政策举措等方面，既要顺应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遵循科技规律，又要紧密结合国情和国家战略需求，选择顺应时代要求、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即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核心是要坚持全面创新为基础的自主创新，不仅强调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而且也强调需与科学发现和技术发展相匹配的服务创新、组织创新和机制创新，增强全员创新、全时空的发展力度。加强战略研究、深化科技创新、提升商业创新力度，是加速创新与发展的关键。
4创新驱动的连接面政策的核心是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聚合发展也是新时期科技创新的重要范式。新形势下促进协同创新，设计协同创新体系，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要强化国家科研能力，面向科技前沿。国家科研能力是指以学科前沿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心，具有公共科技特性的基础研究能力、产业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中国现有的研究机构存在规模小、重复建设、与企业功能趋同等弱点，不能很好地为企业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有的反而无谓地耗费了珍贵的科技资源。在进行未来的科技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创建能够支撑各个产业发展的产业研究院所，为产业技术的重大攻关提供稳定的保障。在此基础上，应集中资源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中着力打造一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大规模的国家实验室，从事基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公益性的基础研究和科技前沿工作。
第二，要促进产学研组织研发与创新资源优化协调。相对于开放式创新，协同创新是一项更为复杂的创新组织方式，其关键是形成以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为核心要素，以政府、金融机构、中介组织、创新平台、非营利性组织等为辅助要素的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网络创新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间的深入合作和资源整合，产生1+1+1>3的非线性效用。美国的“硅谷”把创新型企业、研究型大学、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服务型企业等紧密连在一起，演化出扁平化和自治型的“联合创新网络”。我国的tD-SCDma产业化专项的成功，也是源于官、产、学、研之间的高度协同创新。在科技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实现以开放、合作、共享的创新模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提高创新效率的重要途径。充分调动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跨学科、跨部门、跨行业组织实施深度合作和开放创新，对于加快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以及创新链各环节之间的技术融合与扩散，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协同创新是企业、政府、知识生产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中介机构和用户等为了实现重大科技创新而开展的大跨度整合的创新组织模式。
实施协同创新要注重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构建。结合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未来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要建立与发展具有公共科技性质的研发机构、协同创新的开放式合作创新组织体系，而这些新型的研发与创新组织体系，包括国家公共科研机构和面向协同创新的产学研合作组织，建立由各大部委领导、科技专家、企业家、投资家、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等参与的决策委员会制度、强化实现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科技与社会进步等的更有效的结合。
参考文献：
[1]Rothwell，R&Zegveld，w.Reindustrializationandtechnology[m]..LongmanGroupLimited，1985.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6
编者按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是针对我国环境问题而形成的环境保护理念、措施和行动的总和，是一个综合和庞大的体系。深化对中国环保新道路的认识，需要搞清楚其核心思想是什么？在本文中，作者提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应该是核心思想。希望作者的有关论述及见解有利于读者对中国环保新道路的理解。30多年来，我国一直在根据具体国情，努力开拓和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保护道路，既有成功经验，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是针对我国环境问题而形成的所有环境保护理念、措施和行动的总和，包含了从认识到实践、从中央到基层、从历史到现在等各层面、各种主体和各时期的大量相关因素。当今世界，国内外经济、政治和环境等因素变化很快，所以探索中国环境保护新道路是一个快速应变的过程，这就需要不断深化对中国环保新道路的认识，其中，重要的是搞清楚其核心思想是什么？核心思想是灵魂，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字面上看，“中国环保新道路”是一个中性表述，不能直接看出新道路的核心思想。我们认为，这个思想应该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如果说中国环保新道路是一面旗帜，那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就是写在这面旗帜上的文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的含义■阅读提示把环保要求全面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使经济发展的各环节和过程，都有利于保护环境；同时，环境保护也要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其主要含义就是把环境保护的要求全面地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之中，使经济发展的各环节和过程，都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同时，环境保护也要积极发挥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总之，高度融合的含义就是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分彼此、相得益彰、互惠共赢。正如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就是正确的环境政策，正确的环境政策就是正确的经济政策”。具体而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高度融合包含3个要点: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保护政策；对重要的生态系统实行休养生息的战略部署；在特殊区域实行环境优先的战略方针。实行从严从紧的环境保护政策■阅读提示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环境形势决定了我国必须实施从紧和严厉的环境政策，要调整经济结构，强化环境法治，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环境。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高度融合，主要要求之一是实行从紧的和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所谓实施从紧和严厉的环境政策，是指国家在环境保护的深度和力度上有极大增强，使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包括环境标准、法律责任等)具备比过去大得多的约束力和实际执行率，比发达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上采取的环境政策更为严格，部分环境政策要达到发达国家当前的程度。具体而言，从严从紧的环境政策主要是指:采取严格的环境监管措施，提高各种环境准入门槛；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对排污企业实行严格的达标治理。强化环境法治，对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生态化改造，在民法、刑法、物权法、经济法、资源法中，全面强化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跳出环保范围内的法制建设，不能仅局限于修改环境保护法、水法、大气法，要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把环保的内容充实进去。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环境，使国家整个经济政策全面“绿化”，通过绿色信贷、绿色税收、绿色保险、绿色价格体系、绿色证券等，促使国家整个税收、信贷、财政、价格体系朝着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变。把加强环境保护能力建设作为探索中国环保新道路的重要措施，国家和地方都拿出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来修复受到损害的环境，大幅度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形成“经济反哺环境，环境优化发展”的良性关系。为什么要在我国实行从紧的和严厉的环境政策？主要是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和环境形势。一是我国环境形势仍然十分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7
一、党委核心智库的文化渊源
智库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产物。随着政研工作的发展，根据省委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的要求，我们率先提出打造党委核心智库。这是近几年来浙江政研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是政研工作转型的全新探索。党委核心智库的提出，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顺应世界的发展潮流，体现智库的本质属性，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政研特点。
中国古代有幕府文化。我国幕府文化源远流长，自古名士半从幕府出。早在春秋时期，幕府就已盛行。数千年以来，从战国的“四君子”、刘邦的“初汉三杰”、曹操的“五大谋士”，到李世民的“房谋杜断”、朱元璋的“明初三杰”、明朝后期的东林党人，再到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著名幕府，幕宾、幕友、门客、谋士、策士、师爷等幕僚群体，几乎伴随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对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军事，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国古代幕府文化主要体现在：“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养士之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经世之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治国之用，“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兴邦之志。
现代西方有智库模式。西方智库兴起于二战之后，是由专家组成的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重大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的公共研究机构。目前，全球大约有5000多家智库，主要分布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西方智库有三大特点：一是相对独立性。这些智库多数是民间的非营利性组织，独立于政府和财团权力控制之外。二是较强专业化。集聚大量不同知识背景、政治立场的专家，以专业的学术研究为基础，针对现实提出自己的立法设想与政策方案。三是“旋转门”机制。既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也为在政府换届中退下来的官员提供容身之所，实现“研究员”与“官员”的双向旋转。
我党工作有政策研究。调查研究和政策研究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41年7月，中共中央就设立了调查研究局，由同志亲自担任主任，任弼时同志任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同志兼政治研究室主任。1948年，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强调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我党的历史上，政研事业一直伴随着我党的成长和发展，政研机构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参谋作用。在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早在建国之前就已设立。60多年来，虽经多次调整，但作为省委的调查研究机构，服务省委决策的职能不断强化。近几年来，在全省各级党委的重视和领导下，我省政研事业又有新的发展，以党委政研部门为核心、各方面研究机构紧密协作的智库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提出建设党委核心智库，这是时代进步的要求，是事业发展的需要。党委核心智库建设的实践，充分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对现代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借鉴、对政研事业的发展，对于党委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党委核心智库的本质属性
建设党委核心智库，首先必须搞清楚党委核心智库的本质属性，深刻认识党委核心智库的地位、职能、特征和性质，深入研究党委核心智库与其他智库机构的联系和区别，更好地把握方向性、体现原则性、富于创造性。
党委核心智库最根本的属性是政党性。党委核心智库，顾名思义，就是要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调查研究和政策咨询工作。其根本职能就是聚智辅政、为党委服务；其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促进党委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党委核心智库“姓党”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智库的根本属性。作为党委核心智库，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指导研究工作、推动发展实践；必须坚持党的政治立场，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并细化为各级党委的决策部署，转化成推动科学发展的工作举措，确保党确定的目标任务顺利实现。
党委核心智库最突出的标志是核心性。党委核心智库的核心性，就是在服务党委决策中发挥辅政参谋的核心作用，在整个智库体系中处于总揽协调的核心地位。这是党委赋予政研部门的工作职能，也是党委核心智库的努力方向。作为党委核心智库，必须充分发挥政研部门的核心作用，使更多的研究成果进入决策层视野，及时提出对党委决策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建议；必须充分发挥总揽协调的作用，把政研部门紧贴党委中心、熟悉全局工作的优势与社会各方面的专业研究优势紧密结合起来，集聚和转化各方面重要研究成果，努力形成为党委决策服务的强大合力。
党委核心智库最鲜明的特征是实践性。党委核心智库的研究性质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主要任务是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谋划新思路、提出新对策。这是政研部门服务党委决策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委核心智库区别于社会研究机构的功能定位。作为党委核心智库，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紧紧围绕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问题和不同阶段的紧迫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具有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决策建议，努力使研究成果转化为党委的决策部署和政策举措。
三、党委核心智库的思维科学
思维科学决定行为科学。作为党委的核心智库，必须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用唯物辩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指导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辩证思维能力。
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关键在于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全局与局部、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既把握全局又注重细节，既抓住重点又统筹兼顾，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必须把握好“四个度”：要有高度，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重大现实问题，提出具有战略意义、满足全局发展意图的策略和方案。要有深度，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找出影响全局发展的主要矛盾和薄弱环节，确定战略布局、主攻方向和工作的着力点。要有广度，用宽广的世界眼光认识和判断形势，把握国内外发展的趋势和本地区本部门在宏观环境中所处的方位，做到视野开阔、胸襟博大。要有跨度，既总结经验又面向未来，善于抓住事物运动过程特定的关键点和转折点，筹划好各个阶段的发展重点，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预见性。
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突破陈规，善于因时制宜、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能力。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从思维创新起步的。面对日新月异的新形势、新情况，面对错综复杂的新矛盾、新问题，面对前所未有的新任务、新挑战，迫切需要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在思维领域追求“独到”和“更高”的境界，在常人和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见解、新的发现、新的突破。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必须突破“三个思维定势”：要突破“从众思维”定势，敢想他人所未想，敢谋他人所未谋，从已知推断未知，从现实把握未来。要突破“经验思维”定势，不囿于前人，不拘泥于现有，努力使自己的思维处于扩散状态、放射状态甚至逆向思维状态，求得多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要突破“自我思维”定势，跳出自我、换位思考，善于从决策者的高度和视角开展研究工作，想领导之所想，供领导之所需，补领导之所缺。
提高辩证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是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辩证思维能力，最核心的就在于运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既看到矛盾的各个方面，又注意理清主流和支流，把握好基本面；必须发展地看问题，不能静止地看问题，既看到眼前的矛盾，又注意分析矛盾的发展趋势；必须联系地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既看到矛盾的特殊性，又注意把握矛盾的普遍联系，及时发现并研究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案例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四、党委核心智库的浙江实践
近几年来，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我省各级政研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以创新的精神推进政研工作，不断提高政研工作水平，为党委科学决策发挥了参谋助手作用，在党委核心智库建设上作了有益的探索，开创了政研事业发展新局面。
倡导了“求紧、求真、求新、求前、求精”的政研工作新理念。求紧，就是要紧贴大局，紧贴中心，紧贴领导。求真，就是要善摸真情，敢讲真话，追求真理。求新，就是要善于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提出新举措。求前，就是要超前思考，超前研究，超前谋划。求精，就是要精耕细作，精益求精，多出精品。这五大工作理念，是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和倡导的，是政研工作内在规律的充分体现，是提升政研工作水平的客观要求，对于推进政研工作创新、推动政研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先导性作用。
确立了“当高参、献良策，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政研工作新目标。去年4月，全省政研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政研工作的目标。这就是：建设服务党委决策的核心智库，充分发挥聚智功能和辅政作用，力求多出思想、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为党委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作出更大贡献。围绕这一目标，我们对“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工作要求、研究任务、平台构建以及研究团队建设等作了全面部署，为我省提升政研工作水平、推动政研事业发展明确了努力方向。
形成了“研究大课题、起草大报告、拟订大政策、提供大信息、开展大活动”的政研工作新格局。研究大课题，就是研究涉及全局的战略性问题和不同阶段的紧迫性问题，突出研究与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大现实课题。起草大报告，就是起草党委主要领导在全会和重要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代表党委所作的重大决策部署。拟订大政策，就是拟订以党委、政府名义出台的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或某项重大工作部署的重要政策文件。提供大信息，就是提供为党委领导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服务的综合性信息，有情况分析、有问题研究、有对策举措的政研精品信息。开展大活动，就是开展“创新典范・浙江最具影响力党政工作创新典型”推介和“全省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浙江发展研究奖”评选活动。研究大课题、起草大报告、拟订大政策、提供大信息和开展大活动，相互联系，相辅相成，逐步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政研工作新格局。
实施了“研究平台、展示平台、转化平台和评价平台同步构建”的政研工作新载体。构建研究平台，就是深化省市县政研工作互动和省直部门研究工作协作，采取共建方式，布点组建具有区域特色、专业特征、行业特点的研究中心，逐步形成全省区域发展、产业升级的动态研究网络体系。目前已建立了浙江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旅游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县域城市化研究中心、浙江区域现代服务业研究中心、浙江区域特色产业研究中心、浙江生态富民研究中心、浙江和谐劳动关系研究中心、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构建展示平台，就是发挥“一个内刊（《浙江政研》）、一个外刊（《政策望》）”的主渠道作用，把政研室以及各地各部门的研究成果充分展示出来，使《浙江政研》成为省委领导了解情况的重要窗口、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指导工作的重要载体；使《政策望》成为我省广大党政干部的重要读物，省外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研究浙江、解读浙江的重要期刊。构建转化平台，就是注重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性成果、政策性成果和理论性成果，及时体现到党委重要会议报告中去、上升到重要政策层面、扩大研究成果的共享度，延伸政研工作“产业链”，提升政研工作“价值链”，增强政研工作的综合效应。构建评价平台，就是开展对各方面研究成果的评价，加强研究成果的交流，发挥优秀研究成果的示范和激励作用，促进各地各部门以调查研究推动工作。
弘扬了“勤学、多思、深察、善谋”的政研工作新精神。勤学，就是要勤于读书、乐于读书、精于读书，不断更新知识，夯实理论功底，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多思，就是要经常思考、超前思考、换位思考，主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深察，就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做到身入心入，了解真情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善谋，就是要运筹帷幄、多出主意、出好主意，善于出谋划策，当好参谋助手。“勤学、多思、深察、善谋”这八个字，既体现在思想上，又落实在工作中，既集中反映政研干部的内在气质，又充分展现政研干部的精神风貌，既是政研干部提高能力素质的努力方向，更是政研干部辅政献策、当好参谋的必然要求。
实践表明，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目标和方向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党委科学决策的客观要求，遵循政研工作的内在规律，体现政研事业的更高追求。我们一定要心无旁骛抓落实、坚持不懈抓下去、全力以赴抓出彩。
五、党委核心智库的总体要求
“十二五”时期是我省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构建党委核心智库的重要时期。根据国内外发展的新趋势、省委省政府的新部署和政研工作的新目标，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两创”总战略，按照我省“十二五”发展的目标任务，牢牢把握“五个围绕”的新要求，提高研究能力，整合研究资源，创新研究体制机制，加快推进政研工作转型，努力为党委提高决策科学化水平服务，为我省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新贡献。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在实际工作中，要牢牢把握好“五个围绕”：
围绕“主题主线”的时代要求来谋划。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中央的新要求，是时展的新特征。要自觉把“主题主线”贯穿党委核心智库建设全过程、落实到政研工作各方面，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深入研究推进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问题，努力提出新的思路和对策建议，为促进我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围绕“五个转变”的主攻方向来展开。建设党委核心智库，是推进政研工作转型升级的要求，涉及政研工作理念思路、体制机制和方法途径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围绕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目标，必须着力推进政研工作由偏重于被动服务向更加注重主动服务转变、由偏重于文稿起草向更加注重出谋划策转变、由偏重于研究具体问题向更加注重战略研究转变、由偏重于决策前服务向更加注重决策全程服务转变、由偏重于自主研究向更加注重整合社会研究资源转变，加快推进政研工作转型升级，提升参谋服务水平。
围绕“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来统筹。研究大课题、起草大报告、拟订大政策、提供大信息、开展大活动“五位一体”政研格局，是近几年来我省政研工作的生动实践，是今后一个时期政研工作的主要任务。要继续按照“五位一体”政研格局来统筹推进，把研究大课题作为政研工作的中心环节，把起草大报告作为服务党委领导决策的基本途径，把拟订大政策作为转化研究成果的有效载体，把提供大信息作为展示研究成果的重要渠道，把开展大活动作为推动党委决策落实和扩大政研影响力的工作抓手，努力实现政研工作各个环节相协调、各个方面相促进。
围绕“聚智辅政”的主体功能来提升。聚智献策、以文辅政是党委核心智库的主体功能。必须善于处理和协调体制内与体制外、系统内与系统外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政研室自身作用，加强研究型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聚智辅政能力，又要充分利用社会研究资源，推进省市县政研工作互动与省直部门研究工作协作，深化研究、展示、转化、评价“四大平台”建设，加快构建联系紧密、分工协作、互利共赢的智库体系，切实增强为党委决策服务的合力。
围绕“决策落实”的重要任务来推进。抓落实是领导工作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也是党委核心智库服务领导决策的一项根本要求。浙江“十二五”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各级党委政府推进“十二五”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也已相继出台，现在关键是要推动落实、取得实效。要高度重视重大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调研，及时了解掌握落实过程中的新进展、新情况、新问题，善于发现总结各地各部门涌现出来的新典型、新经验，客观评价党委政府重大决策落实的实际成果，及时提出推动落实的对策建议，为党委政府重大决策落实发挥应有作用。
六、党委核心智库的研究重点
研究工作是建设党委核心智库的中心环节，是服务党委决策的重要基础。衡量党委核心智库建设成效如何，关键要看我们有多少研究成果进入了领导视野，转化为党委决策。我们要立足“十二五”时期，着力研究事关全局和长远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针对性的思路和对策建议，深化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时代特征的科学发展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事关浙江发展的十大方面的战略重点问题值得我们去认识、去研究：
一是如何正确认识“危”与“机”的关系，统筹研究应对美债危机和抢抓发展机遇问题，密切跟踪分析美债危机的发展趋势及对我省的影响，深入研究化“危”为“机”的对策建议，充分利用国际经济形势波动所形成的倒逼机制，牢牢把握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好机遇，确保浙江科学发展的好势头。
二是如何正确认识“山”与“海”的关系，统筹研究提升海洋经济和振兴山区经济问题，积极谋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舟山群岛新区建设，还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研究山区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跃的思路和举措，超前思考和研究提出设立山区科学发展试验区的对策建议，进一步念好“山海经”，努力实现陆海联动、山海并利、全域发展。
三是如何正确认识“新”与“旧”的关系，统筹研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问题，深入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律和路径以及集群式发展有效举措，重视研究提升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和主体作用的对策思路，加快培育形成一批年产值上千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一批年产值超万亿元的传统优势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迈进。
四是如何正确认识“实”与“虚”的关系，统筹研究实体专业市场与网络虚拟市场问题，积极研究传统实体专业市场的转型升级，还要重视研究现代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提出推动实体专业市场与虚拟专业市场互动发展、融合提升的对策建议，不断巩固传统实体专业市场的竞争优势，努力把我省建设成为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促进服务经济发展取得战略性突破。
五是如何正确认识“大”与“小”的关系，统筹研究培育大企业大集团与发展民营中小企业问题，谋划调整优化企业结构的思路和举措，加快形成一批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充分发挥大企业引领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努力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形成大中小企业互促共进、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六是如何正确认识“城”与“乡”的关系，统筹研究新型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问题，积极探索“中心集聚、辐射周边”的发展路子，研究提出加快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省域中心城市、中心镇和中心村“四个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不断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特别是要重视研究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突破性举措，加快形成集聚高端生产要素高地，增强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辐射和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为城市经济，加快提高城乡统筹发展水平。
七是如何正确认识“破”与“立”的关系，统筹研究破除发展障碍与推进改革创新问题，深入分析制约和影响浙江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推进理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的对策建议，继续推进“11+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配套改革新举措的研究，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八是如何正确认识“内”与“外”的关系，统筹研究国内区域合作交流与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重视研究有序参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和政府开发“飞地”新模式，积极谋划有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途径，研究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对策建议，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互动发展，构筑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
九是如何正确认识“建”与“管”的关系，统筹研究加快社会建设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提出加快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思路和对策建议，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十是如何正确认识“加”与“减”的关系，统筹研究拓展发展空间与资源集约节约利用问题，积极谋划区域空间和资源科学开发利用的思路和举措，推动集群发展，节约利用资源，强化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推进浙江经济可持续的平稳较快发展。
七、党委核心智库的支撑平台
构建研究、展示、转化、评价“四大平台”，是政研部门发挥总揽协调作用、整合各方研究资源、提高研究工作实效的重要途径，是党委核心智库的重要支撑。我们要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深化“四大平台”建设。
研究平台建设要在“合理布局、探索路子”上下功夫。研究平台是党委核心智库建设最主要的支柱、最核心的环节。要把研究平台作为扩大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的重要载体，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进一步加强与省直有关部门协作和市县联动，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领域，继续选择若干省直部门和若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市、县，布点组建具有特色的研究中心。下一步，拟再建海洋经济研究、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研究、经济形势监测、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世界浙商研究、县域科学发展研究等若干个特色研究平台，形成以省委政研室为核心、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县政研机构为节点的研究网络体系。创新研究平台运行模式，探索建立研究成果交流、点评、展示、转化以及专家柔性流动、专业化网站建设等一整套机制，努力形成以点带面的工作格局，争取使每个研究平台成为全省乃至更大范围的实证研究基地。各研究平台要根据自身的区域特色、行业特点、专业特长，定期或不定期举行论坛，邀请有关地区、部门研究机构交流研究成果，邀请有关专家学者担任特约顾问对研究成果进行点评，通过网站及时把研究成果展示出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编著成书，形成各领域的年度报告，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和各级党委政府推动实际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展示平台建设要在“网刊互动、共享成果”上求突破。研究成果展示平台是党委核心智库的窗口。要继续发挥“一个内刊、一个外刊”的主渠道作用，及时刊用各级领导干部、研究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浙江政研》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政策望》在广大党政干部、研究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中的美誉度，更好地发挥这两个刊物的品牌效应。要建立健全政研信息网络，恢复“内网”、创建“外网”，建立与各研究平台网站的链接，把《浙江政研》电子版及时上传到内网，发送到各市、县委政研室；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来历次省委全会文件、《政策望》、《浙江年鉴》、《浙江政策年鉴》以及能够公开的各方面研究成果及时上传到外网，让全社会共享研究资源，真正形成以“两刊两网”为主要内容的展示平台。此外，要进一步办好《浙江年鉴》和《浙江政策年鉴》，使其成为记录浙江、解读浙江、宣传浙江的重要载体。
转化平台建设要在“一石三鸟、多路开发”上创新绩。党委核心智库生产的是特殊的智力产品，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和社会效益。我们要像做产业链一样做好智力产品链，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个研究平台的潜在价值，最大限度地拉长每一个研究项目的价值链，使研究成果有效的转化为工作性成果、政策性成果和理论性成果，力争形成“构建一批平台、研究一批课题、起草一批报告、促成一批决策、编著一批专著、推动若干领域的发展”的开发格局。今年要重点做好七方面成果的深度开发：一是“十二五”研究成果。充分运用好省委“十二五”规划《建议》相关的研究成果，与省委组织部联合出版发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理论书籍，使其成为全省党政领导干部的理论读物、宣传省委《建议》精神的重要载体。二是浙商经济研究成果。深度开发《省外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研究》和《海外浙江人经济与浙江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编著出版专著――《天下浙商》。三是经济转型升级研究成果。深入挖掘各地在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方面的典型案例，采取市县推荐、媒体视角、专家点评、受益者谈体会的方式，评选出100个经济转型升级典范，编辑出版《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典范》，把基层创造的实践成果转化成为对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实证研究的理论成果，以典型引路推动工作落实。四是质量强省研究成果。深入推进质量强省建设研究成果的开发运用，在转化为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专著――《质量强省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五是和谐劳动关系研究成果。深入推进萧山区的和谐劳动关系标准认证试点工作，总结试点经验，提升研究成果，积极争取在全省推行企业和谐劳动关系标准认证。六是生态文明建设研究成果。与省有关部门联合研究出台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价全省各地生态文明现状和工作进展提供依据。七是《浙江政研》历年研究成果。把近年来《浙江政研》刊出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公开出版发行，供各级党政领导决策参考，为研究工作者开展研究提供依据。
评价平台建设要在“创新方式、扩大影响”上见成效。加强对研究成果的评价，对于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具有示范和激励作用，对于提高政研工作水平、扩大政研工作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要全面开展“一推介三评选”活动。“一推介”，就是党政工作创新典范推介。要加强与省新闻媒体合作，组织开展第二届全省党政工作创新典范推介活动，总结、宣传和推广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的党政工作创新典型，带动和引导各行各业的创业创新。“三评选”：一是继续抓好全省党政系统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推动各地各部门以调查研究推动工作；二是继续开展“浙江发展研究奖”评选活动，扩大评选范围，把省直部门研究机构的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成果纳入评选对象，使“浙江发展研究奖”成为激励广大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工作者围绕党委决策开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三是开展研究平台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每个研究平台都要定期或不定期评选各自领域的优秀调研成果，给予优秀调研成果一定的奖励，并以省委政研室的名义进行表彰。
八、党委核心智库的研究团队
建设党委核心智库，关键在人，关键在研究团队。要根据省委的要求，深入开展“作风建设年”和“创先争优”活动，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培养研究型干部，努力造就一支重学习、善谋略、集大成、讲奉献的研究团队，使各级政研部门真正成为党委“信得过、靠得住、用得上”的核心智库。
要成为重学习的研究团队。学习是从业的资本，是兴业的前提，是干部成长永恒不变的主题。对于党委核心智库的研究人员来说，学习尤为重要。要肯学，这是态度问题。要始终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要求、工作需求和精神追求，活到老、学到老，干一天学一天。要勤学，这是行动问题。要坚持刻苦学习从事政研工作所需要的一切知识，注意积累、注重思考，真正做到孜孜不倦地学、持之以恒地学，以日积月累之功，收水到渠成之效。要善学，这是方法问题。要正确对待和处理好重视学历与终身学习、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的关系，大力倡导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同志们学、向基层干部群众学，做到学研结合、学以致用、学有所获。要通过深入系统地学习，夯实理论基础，牢固树立世界眼光，不断强化战略思维，增强党性修养。
要成为善谋略的研究团队。出谋划策是智库的核心要义。要当好党委的智囊，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具备谋略思维和谋略能力。要善于胸怀全局，从发展大局的高度观察事物，科学研判宏观形势，全面把握总体布局，及时捕捉具有全局意义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了然于胸、运筹帷幄。要善于献计献策，从推动科学决策的立意进行谋划，既研究提出事关全局和长远的战略性思路，又研究提出一个时期的阶段性重点，努力使各项决策建议既体现中央精神、切合各地各部门实际，又可以操作、便于落实，能够有效转化为党委的决策部署，在推动科学发展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8
此外，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我国的对外贸易也呈现出稳步快速增长的发展势头，出口金额和贸易顺差都已经恢复至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在此情况下，继续维持金融危机时期的鼓励出口的临时性出口退税政策实无必要。
“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工业化加速发展期，也是经济发展方式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低碳经济背景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与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实施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的绿色发展战略。
政策扶持战略地位显现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绿色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我们从自身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把建设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大任务，把节能减排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并且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且公布了中国政府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近年来，我们加快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关闭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生产力，努力从源头上减少消耗，推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工程和重点企业的节能，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发展循环经济，节能环保产业，采取多种方式推动节能增效，同时加大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对火电厂进行大规模地脱硫改造，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重点生态工程，增加了大量森林碳汇。过去四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14.38％，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了9.66％和13.14％。这都是把国家节能减排行动落到实处的具体效果，可以说中国节能减排和发展绿色经济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从近期的政策走向看，低碳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政策扶持对象中的重中之重。低碳经济体系将定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整与信贷投入都将向低碳产业倾斜。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十二五规划”有望将单位产品能耗值纳入经济变量，成为外部减排压力和向集约型经济转型的溢出成本与考核指标，，低碳社会的系统化构建需求将促使2010年成为“低碳政策年”。
今年中央推进节能减排的决心和政策力度更是空前。我们认为，中央政府如此密集地出台节能减排、支持循环经济的政策，其影响极为深远。中央如此重拳出击淘汰落后产能、坚决推进节能减排，充分展示了中央政府节能减排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也向国内外释放了一系列重要信号：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是坚定不移的。
绿色产业将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今世界，发展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趋势，人类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发展的步伐可以说是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当人们在享受经济增长的成就的时候，或者说好处的时候，也不得不面对日益突出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几十年来，国际社会为化解这个矛盾，探索可持续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年来，许多国家把发展绿色产业作为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在这次应对金融危机中，不少国家在应对政策上，都更加突出绿色的理念和内涵，甚至实施所谓绿色新政，以此来谋划后危机时代的发展，各方都普遍认识到，发展绿色经济不仅可以节能减排，而且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扩大市场需求，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绿色产业包括新能源产业、节能低碳环保产业。我国自“十一五”以来节能低碳取得了重大发展，同时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从长期来看，发展环保产业有利于增加竞争力，节能低碳环保产业也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绿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2006至2009年，中国单位GDp能耗累计下降了14.38％。与此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加快，2009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42.6％，为改革开放以来比重最高的一年。目前，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二位，人工造林面积达到了世界第一位。
从目前发展情况看，我国绿色产业已初具规模，新能源的研发和制造等领域已有较好的产业基础，甚至在一些新兴领域扮演着“领导者”角色，并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如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出口国，中国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高达156亿美元，位居亚太地区首位。事实表明，在全球各国发展绿色经济、抢占新一轮竞争高点的竞赛中，中国已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保增长、调结构”的基调下，节能环保将是重要的技术保障和低碳经济走向产业化的根本。有望产生持续的趋势性投资机会。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期，核心在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调结构”转变。纵览全局，未来哪个行业板块能率先脱颖而出，成为带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先锋非常值得关注。目前来看，低碳经济有望肩负起这个历史使命。
我们预期，以新能源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将引领世界迈入低碳时代、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国扶持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产业政策将在今后持续涌现，新能源、低碳产业、环保产业将出现研发创新高潮。这也预示着持续的政策推动将促使节能、环保、低碳主题反复被热捧。
转型下，关注“绿色”商机
我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多的国家，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前提下，发展低碳经济是必然。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大会上，我国领导人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GDp的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且将此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据有关专家预测，我国潜在的节能市场规模将达8000亿元。而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如新能源、节能环保、智能电网等行业将分食这块巨大的蛋糕。
新能源引领低碳经济
传统能源日益枯竭、使用化石能源造成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使得新能源及节能技术不断发展、应用。目前新能源技术已经日渐成熟，部分技术的产业化、商业化已成为现实。
太阳能并不是新能源中发展最为成熟的一个，但它是发展潜力最为巨大的一个，未来人类的发展所需的大量能源是无法单独依靠任何其它现有能源的。正因为如此，尽管光伏发电成本还很高，尽管需要大量资金和政策支持，各国政府在经济危机面前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持
光伏产业。
紧随国际市场的脚步，我国也在2009年推出一些列光伏补贴政策，而在此之前，国内光伏产业基本上处于自发生长的状态，大多数企业的光伏产品几乎全部用来出口。以2008至2009年之交的经济危机为契机，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光伏产业，这些政策对于打开国内市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得到政策支持之前，我国的光伏产业已经连年增长率超过100％。2008年，我国光伏电池产量达到2634Gw，同比增长142.1％。我们预测2009年将是转折后突破的一年，虽然上半年受产业寒冬的影响，但全年产量仍将保持50％以上的增速。
凤电作为成熟的新能源产业，全球风电发展态势良好，风电成本已经接近并低于部分火电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测未来十年，全球风电产业仍将保持高速的发展，我们分保守、中性和乐观三种情况对全球风机累计装机容量进行了预测，其中保守情况未来十年年均增长率为10％，中性情况年均增长率为15％，乐观情况年均增长率为20％。我们预测我国至2012年，风机累计装机容量年均复合增长率仍将保持在50％以上。
与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相比，核电具有容量大、运行小时数高、发电波动性小及经济成本低的优点，能满足工业化大规模使用，可有效取代煤电，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条件，有望最优先发展。根据我国在建和拟建的核电项目，世纪证券分析师预计，2016年将有4256万千瓦核电机组投产，核电装机容量将达5163万千瓦，已超出《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中2020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目标。光大证券分析师则预测国家很可能于近期上调2020年核电装机目标至8000万千瓦。根据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8000万千瓦的规划，分析师测算未来十年核电市场总投资额将达到9800亿元，年平均投资额接近1000亿元。根据在建项目测算，未来三年有望迎来核电投资高峰，预计未来三年核电总投资将达到3600亿元，年复合增长达70％。
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的舞台前沿
在我国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下，除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等措施外，提高传统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以及废弃资源的回收再利用也将是构建低碳社会的重要手段，即为节能减排及环保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对节能环保重视程度的提高，对环保的资金投入也在快速增加，按照“十一五”规划。环保总投资将达14000亿元，同比增长100％，占GDp比重达到1.60％。而根据环保部有关负责人预计，“十二五”规划的环保投资将达31000亿元，同比增速超过121％。
从实际投资额来看，2008年我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额达到4490.3亿元，同比增长32.56％，占GDp比重达到1.49％，但是发达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环保投资占GDp比重均在2％以上。根据国际经验，当该比例达到2―3％时，才能够改善环境质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国的环保投资未来仍将持续高速的增加。
根据对政策面和行业发展阶段的判断，我们在节能减排领域重点关注的子行业包括节能设备制造、废气回收与处理及固体废弃物的减量与再利用。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9
关键词：工业园区产业组织外部规模经济
工业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热点和各级政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本文拟从理论上对区域经济发展背景下工业园区开发这一经济现象进行剖析。
产业组织和集聚的混合外部经济
大量中小企业不能通过内部生产规模扩张来提高产出效率，而是通过一种不同于大企业纵向一体化的产业组织形式，从外部共享的资源中获得降低成本的途径，这就是外部规模经济。现代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经济理论，分析特定空间的外部规模经济及其组织形式，对工业园区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外部规模经济(externaleconomicsofscale)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达到。第一种方式是工业专门化经济(1ndustrial—specificeconomics)，其经济效益得自于生产类似产品的不同工厂在同一区位上的空间集中。第二种方式不同类型的工业在一特定地方例如城市的空间集中，由于该地方或城市的各种服务和基础设施为生产的运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良好条件，生产的花费可以降低，经济效益因之提高。这种外部规模经济，也称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economics）。本文以经济学的概念，将不同类企业的集聚形成的空间经济视为区位优势，而将分工合作关系的企业集聚视为产业组织的外部规模经济，这些因素往往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
产业组织形式是一定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数量等条件下，企业之间在生产和销售中相互关系的总和。在“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的浙江模式中，大量的中小企业为专业市场提供商品，这是一种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外部经济的产业组织形式。专业市场是一个众多企业共享的销售渠道。通过专业市场推销产品的企业，可以共同分享专业市场商品流、信息流和物流巨大和辐射面广所形成的营销规模经济。专业市场带动农村工业发展的产业组织形式，不简简单单是教科书上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生产的合作共同体。产业组织上的变化引起了企业追求外部经济方式的变化，最终将导致企业区位布局从分散状态到集聚状态。
综上，在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中，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的成本不仅取决于单个企业的投入和产出决策，还取决于整个行业的发展水平、市场的规模、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就是由产业组织在空间集聚所谓的区位经济和产业组织的协调分工而形成的专业化经济，我们统称为外部规模经济。
企业集群是工业园区的雏形
当企业的内部生产规模扩大、产品差异化加强，企业需要并且有能力建立独享的销售渠道，产业组织形式开始由专业市场主导转变为核心企业主导型。产业组织的核心依旧是销售渠道，无非是由共享的渠道转变为独享的渠道，这一变化打破了空间对产业组织的约束，企业跳出“村落式”专业化生产空间的束缚，核心企业从土地、资金、技术、设施等方面享受外部规模经济，而大量的小企业围绕独享的销售渠道选择交通条件较好、运输成本较低的区位。
区位优势是特定空间由于其特定的位置和特定空间里的资源状况而对企业生产和销售能带来成本优势。核心企业在多年的生产经营中积累了相当的资本，资本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土地的流动性。当核心企业要跳出“村落式”专业化生产空间，首选的就是区位因素，即某一个空间的劳动力、土地、交通、环境和资金等要素集聚的比较优势。因此，只有当形成一定区位优势条件下，企业才能向该空间流动，从而形成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组织。
从专业市场主导的外部经济转变为核心企业主导的外部经济，外部经济的来源有所扩大，相应的应该有一种新的形式能兼顾产业组织和区位优势这两种外部经济。下面，就从企业集群和工业园区这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两种外部经济的有效结合。
企业集群这一种产业组织是一群专业化分工基础上相互协作的企业在一定区域内的聚集形成的，这种聚集给企业带来积极的外部经济性效果。该区域内的企业从事相同（竞争性）、相似和辅助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由于上下游企业间的转包合同（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横向合作），该区域内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紧密联系。企业之间在生产和经营上有相互联合的历史和背景。该区域内生产商与供应商，经销商和其他生产商之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并完善成为企业网络。企业彼此在空间上的接近。由于许多相同或相近行业的企业在该区域内的相对集中，经济活动因而高度密集。
以上特点反映了企业集群在产业组织方面的性质。如果企业集群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也不至于影响众多小企业生产和销售的成本。所以，专业市场主导下的“村落式”专业化生产，事实上也是一种较为原始的企业群落。本文在前一部分没有用企业群落的概念，是因为企业群落有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分界的标志是企业的产业组织形态。在这一部分，我们特指企业群落是以核心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组织，也有的研究称之为“中心卫星式”企业群，企业群的核心是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管理水平和研究开发实力的中心厂商，中心厂商从卫星企业得到稳定供应的零部件和其它配套服务，由中心厂商提升卫星企业产品的品质、降低其成本。该组织内部的小企业的分工与合作已经超出了空间的限制，因此既然核心企业的流动并不影响产业组织关系，核心企业可以选择区位的外部经济。大量核心企业向优势区位的流动，在空间运动上形成了“集聚”，核心企业通过集聚，使得企业群落的空间由一个村落、一个乡镇扩张到了一个县市、地区。
由于集群企业空间上接近，由企业在某一空间的集聚造成的经济活动的密度增加从而提高了所在区域外部设施的利用效率、降低了成本。由于核心企业的流动和集聚能提高企业集群的联系度，相应的区位优势有效的结合了产业组织的外部规模经济。
工业区概念是企业群概念的自然延伸。广义的工业区可以被定义为：一群相互联系的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所在的特定地理区域，在此区域内，由于工业化已趋成熟，企业间紧密联系，不断创新，整体经济效率很高。工业区内的企业有如下几点特征：企业间紧密联系，劳动力分工成熟，拥有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竞争与合作并存。根据此定义和特征，工业区是由多个企业群落在特定空间自发集聚而形成的，因此，在这种工业区内，产业组织内的外部性和空间、区位的外部性是在企业群落自发扩展中得到了结合。
工业园区的政策思路
打破市场机制失灵条件下自发的企业集群低水平演进，政府在建设和开发工业区、提高企业集群产业联系度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
公共产品与外部经济
在产权制度和相应的市场体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提供公共产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公共产品的外部性很强，公共产品投资收益回收的长期性，时间越长，风险越大，所以超出了企业等市场主体投资意愿和能力。政府在某一个区位投资公共物品，尽管有外部性，但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操作回收一部分投资。园区的公共产品对进入园区的企业是免费或低价格享受的，这种做法在金融体制不够发达的区域是对金融市场的有效替代，相当于通过政府向企业集资在特定区位集聚的兴建公共产品。而且这种市场化的方式真正体现了工业园区内公共产品的价值，避免低效率的公共投资。
政府集中在特定区域的公共产品投资，最直接的效应就是形成区位优势，降低该区位的经济活动的成本。政府主导开发的工业园区是跳跃式企业集群的空间形式，弥补了企业集群在提供供给物品上的先天缺陷，因此，产业组织的范围找到了一个新的开放式的产业分布范围，工业园区结合了产业组织和区位这两种外部经济。
区位与产业组织有机结合的外部经济
一个区位能否形成企业的集聚，是企业效益最大化选择的结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各地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市场主体、金融市场的投资行为，利用优惠地价和优惠的基础设施来降低企业运行成本，还通过税收优惠来间接增加企业利润。各地政府推出的优惠政策是决定工业园区的招商引资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但是，政府的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如果要作为一种对任何企业普惠的政策，很有可能造成企业集聚行为与产业组织的割裂，也就是任何招商引资的优惠的效应仅仅反映到了进入工业园区的单个企业，而不是与企业相关的产业组织。招商引资政策提供的是直接的要素的优惠价格，如土地、税收、配套资金等的优惠，优势区位的企业在园区内部和外部并没有产品生产和销售在纵向和横向的分工与合作的联系，由此产生了工业园区的外部经济区位与产业组织割裂。
工业园区的产业组织基础是在长期演变的过程中形成的，而推出优惠政策的预期是要在短期内形成企业在工业园区的集聚，长期的产业组织演变与短期的政策效应，本身有着不可调和之处，这一对悖论是工业园区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之间的矛盾，无论用什么样的政策、何种开发手段，这两者的矛盾是永恒的，差别在于两者之间的权衡。
作为一个有限职能的地方政府，在我国现阶段地方政府除了供应土地和财政投入基础建设，其它任何要素的供给都是和企业、个人的经济行为相冲突。政府替代企业，在某些领域是有效的，但是工业园区完全由政府包干不一定就比企业行为更有效率。政府开发工业园区和招商引资的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并不是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是有效的。既然政府干预无法影响要素的供求价格，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低成本的另一个原因——要素的流动性，政府的优惠政策的最终目的只能是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
优惠政策旨在有助于降低要素流动的成本，事实上等于促进了要素在该地区的集聚，这是一个长期和短期效果都一致的政策。成功的工业园区开发，有许多这方面的例子。有些地方政府成立了工业园区开发委员会，在硬件建设方面投资改善工业园区的内外部交通、通信等公共设施，进行土地整治和基础设施建设，在管理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工业园区规划认证，制定工业园生产设施的建筑标准。有些地方政府对区域内的工业园区根据产业组织的特点进行产业功能的总体规划和分类，对于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给予产业政策的引导。这些政策同样给予了优惠，同时维持了区位与产业组织的联系，工业园区与外部联系的改善降低了要素流入工业园区的成本，工业园区企业与产业组织内企业的联系降低了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成本。
参考资料：
1.吴传均，刘建一，甘国辉.现代经济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新经济政策的核心篇10
1984年8月，核工业部党组为了适应和推进民的全面展开，并逐步建立科学决策咨询体系，决定建立一个政策研究的冷班子，当时定名为“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要任务是：遵循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规，对核工业调整转民、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系统分析，提供核工业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建议；参与核工业方针、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政策性报告、文件的起草，既是日常政务的参谋机构，政策法规的管理机构，又是政策决策的研究机构。1988年，国家机关机构改革，核工业部组建为核工业总公司，总部机构中设立政策研究室，要求比“发展研究中心”更贴近经营实务，同时建立核工业经济研究所，使决策咨询研究有更深厚的实体基础。
部、总公司领导决定建立决策研究机构和强化政策研究系统，作为总部进行科学决策前的酝酿和预研，是改进领导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成立“研究中心”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新型（不同于传统的秘书班子）的智力机构的一次尝试。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尝试是必要的，基本上是成功的。
改革发展实践中体现政研作用
1984年，正是核工业全面推进调整转民之时，用当时领导的话来说，就是“每年要动几次大手术”。对这样一次历史性的、全局性的战略转移，全行业性的产业结构调整，难度是很大的。各级领导和职工的思想准备也是不充分的。恋旧、怀旧、复旧的思想感情渗透于方方面面。当时，最需要的是思想、方针上的引导和政策、措施上的支持。政研人员和综合部门一起，围绕新情况、新任务，努力进行发展战略、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政策措施的研究与探索，一些建议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1989年3月13日中国核工业总公司正式注册登记，向经济实体过渡。在当年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把发展“核电、民品、内外经贸”作为发展实业的三个主攻方向，后来发展为“三二一”方针，即三个主攻方向，科研教育和经营管理两个战略环节，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根本保证。这些都有效地推动了总公司民和走向经济实体，将30万职工的力量凝聚在各主战场上奋力开发。1991年12日15日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实现了我国核电零的突破；1991年12月30日，中国和巴基斯坦签订核电站合作合同；一批利用外资的民品大项目立项兴建；内外经贸三年内上了新台阶，销售额和利润额均有新的突破。1993年国务院机构进行新一轮改革，根据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总公司工作会议又提出了核工业90年展与改革的目标和思路。
再从政策措施上看，核工业调整实际上是全行业结构性的停产、限产，对局部生产线来说就是一次政策性的破产。对此，党和国家十分关怀，急需我们提出政府部门可操作、可承受、可支持的政策措施。啄昀矗在部、总公司的领导下，政研人员和各有关部门一起，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得到了落实。诸如两个堆化厂停产，不减收购资金支持产品开发政策；两个扩散厂保持优惠电价政策；允许铀和核技术出口收汇留成政策以及建立核能配套资金、“三废”专项资金等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地支持了核工业民的结构调整，并保持了全局的稳定。
在这十年中，政研人员还开展了发展战略、技术经济可行性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如核燃料工业规划及各段综合成本的研究；核能高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核工业产业政策的研究等。还参与了国家综合部门和总公司职能部门组织的核工业、核电发展规划和技术路线的研究；核和非核重大项目可行性论证、技术经济分析以及建设项目的总结和后评估工作等。
十年中，政研人员紧紧围绕部和公司工作的重点、热点和难点，进行调查研究和对策研究。无论是秦山，还是大亚湾；无论是四。四厂、八二一厂，还是10个首批停产的矿山（水冶厂）；无论是沿海开发，还是对外工程（包括核不扩散政策的研究），都跟踪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争取支持。有的是随同部、总公司领导参加调研，或在现场解决问题，或将点上的经验在面上推广；有的是深入基层、深入现场，了解各类人员的意见和反映，提倡“讲真话，谈实情”，以掌握第一手材料，多向领导提供真情实况，以利科学决策。
在这十年中，核工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机构体制的改革，政研人员配合有关部门对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为新体制的确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经几年实践，逐渐认定核工业体制要走经济实体之路的大方向、总趋势，并研究与此相适应的观念转变、方针调整以及工作方法和机构设置的改变。始终注意既把握住改革的总方向，又必须从总公司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既要加大改革的力度，又要注意平稳过渡。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既注意克服“官本位”的统管一切的思想，又从我国国情出发，争取有利于实际工作的行业分工，并在对外关系上争取允许使用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的称谓，在阿尔及利亚重水反应堆最终验收时，首次正式使用。
总之，在核工业民的实践中，在实践一理论（包括思路、方针、政策）一再实践的循环中，政研人员，这支核工业软科学的小分队得到了锻炼，逐渐摆脱“书生气”而走向成熟，继续向“成为有效、有用的谋士”而努力。
对政研工作的体会
实践出真知，十年出实践，我们逐步悟出了政研工作的一些体会。
要努力贴近决策者的需要。既然政研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决策者，那么各项研究工作就要“瞄准”决策者的需要。为此，必须做到：
超脱。政研人员的意见，不应是部门之见，而应该立足于全局。要把领导听不到、看不到、尚未想到的信息和思路，通过政研这个“外存”（外脑）输入给“主机”（决策者）；要把圈外友邻怎样“看核工业”引到圈内来思考；要进行必要的“危机研究”，给领导打几个警叹号、问号。只有研究危机、预防危机，才能避免危机。
独立。要解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必须要建立两个独立方程。如若一个方程是另一个方程的线性放大，则方程就解不出来。假如我们向领导提供的信息，仅仅是领导掌握情况的局部和枝节的增减，或者“顺着领导意图”小心求证、随声附和，这就从根本上失去科学决策的参谋作用。所以，政研工作一定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广开信息渠道，在研究的深度、新度和超前度上下功夫。
适时。杜甫诗曰：“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我们给领导参谋，好象公鸡给主人打鸣一样（内称“鸡鸣理论”），鸣早了讨嫌，鸣晚了误事。我们认为，掌握参谋的适时性，既是参谋的水平，又是参谋的艺术。
适度。参谋与将帅的关系不应混淆，更不能颠倒。颠倒了就成了“秘书”，就会出乱子、误大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注意参与而不干预，一般不应多次重复参谋，强加于领导。
要善于做到“冷热”结合。文字工作能力是政研人员的基本功，没有被公众认可的文字综合能力和表达能力，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政研班子。但只擅长文字工作，缺乏实际工作知识能力的冷班子，最多是群好“秀才”，不可能成为好参谋。例如，这几年我们工作还有一点起色，重要的一条在于“出思路”重于“写文章”。但有了思路没有载体也不行，而且撰写过程本身就是思路的提炼和升华的过程。
为了多出思路，我们必须投身到实际工作中去，了解热线，关心热线工作，要有一股像记者捕捉新闻的热情，去主动参与业务工作的各项活动。还要注意与热线工作部门结合，进行冷热“换位思考”。常言道，看戏容易演戏难，切忌在圈外指指点点，而要同舟共济献计献策。搞好冷热结合也是减少政研工作“书生气”，使软科学走向实用化的重要途径。我们深感“不好操作的主意，等于没有主意。”
冷热结合再一层的含义在于，不仅研究过程要冷热结合，实施过程也要冷热结合，这样既可在实践中检验决策是否正确，又可防止在执行中走样。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提出抓启动、抓跟踪的工作方法。
下大力抓信息的采集与筛选。政研工作从本质上讲像信息加工业。所以，信息是政研工作的生命线，为此，就要：搞好信息大联合。首先是搞好总公司内部软科学队伍的联合，包括情报研究、经济研究、信息网络、内部报以及学会、协会的信息交流和信息资源的共有共享。我们始终把自己看作是整个软科学队伍的一个小分队，但又处在领头雁的位置上，出于对事业的责任心，促使我们主动地去做好交流和联合工作。
其次是要与兄弟部门、各大公司搞好信息联网。这几年，我们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扩大与友邻单位的联系，特别是与原军工部改组为公司的政研、体改部门的交流和交往，深感受益匪浅。
善于开“贫矿”。更多的信息和思路火花来自大量的日常工作面，往往是量大而品位低。我们十分注意以此来丰满自己，提出善于开贫矿的思想方法。这使我们网开一大片，抓住星星点点的思想火花，举一反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形成新思路。另外，还有这种情况，往往不是人家品位低，而是自己缺乏储备，平时积累少、思考少，也就无法“共振吸收”了。
善于自我积累，自我修正。鉴于政研工作的特点，接触信息面广、渠道多、层次高。如何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累信息，建立数据库、资料库、政策性语录、汇编、剪报是有效的办法。
在信息积累和筛选中，还要解决好一个“自我修正”问题（内称“导弹机制”，即不断反馈校正自己）。因为对外来信息的吸收，也象器官移植一样，存在排他性。如不能抛弃自己固有成见，及时修正过了时的一些观念，就会影响新思路的吸收。最近，我们联合有关部门，召开了一次中青年改革与发展研讨会，大开思路，大开眼界，得到总公司领导的好评。这使我们体会到，不克服论资排辈、固步自封的弱点，就难以发现青年人的思想火花。
时任总书记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国政研室主任会议上指出，政研室的同志要善于从全局观察问题，想大事，议大事，努力研究新情况，分析新问题，积极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对策建议。为此，应该做好三件工佑
进一步贴近市场，向实用化迈进。随着核工业总公司体制向经济实体转化，软课题研究、政策研究应更注重经济、贴近市场、进入企业、深入到项目，向实用化迈进，向具有更强的应用性、针对性的咨询产业靠拢。要使研究工作通过对全局情况、宏观环境的观察与分析，直接服务于总公司开发经营的硬任务，使研究成果进一步“硬化”，提高实际应用的效果，即“软起步，硬着陆”。进一步向着研究目标具体化、思路方案化、建议实用化、政策措施化的方向努力。为此，要加强对企事业单位、重点工程项目的调查研究。要强调“调查研究”是政研工作的基本方法，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没有决策的参与权。
建设好一支具有谋士素质的小班子。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研究中心”组建十年来，先后有29位同志为此作出了贡献，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而多数没有领到自己独立的“工分”，因为我们多半在后台工作，重在参与，义在奉献，志在有效，唯一算得上的是树了一块牌子，“研究中心”也好，“研究室”也好，现在上上下下都知道有这个“店”，喜欢找我们谈谈，反映点情况，提供点信息，这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奖偿。但要保持住这牌子，或争取搞得更好一些，没有队伍素质的支持是不行的。要培养几个、十几个真正具有幕僚的素质与眼光的人才，非一日之寒，为此：
努力提高理论水平。要知晓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理论和发展动态，当前特别要努力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要努力提高政策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理论功底，熟悉并掌握好我国F行的政策、法规体系。
扩大掌握实际案例的容量。要多积累国内外有关本行业的实际案例，对国情、地情、人情、行情有更深的了解和研究，包括现实和历史，特别是对中国核工业史要有较深的了解。
培养八种能力。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必须具备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判断能力、阅读能力、综合能力、表达能力、公关能力、修正并战胜自己的能力。当然不同类型的研究人员应具备的深浅有所不同，但在范围上应包含这八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