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1
从特点来看，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创新传媒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在自身运行制度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创新传媒拥有一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存储能力、立体的传播手段和个性的服务方式等。但二者根本性的区别不在这些表象特征，而是基于传播方式和内容形态方面的根本性差异。传统意义的媒体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单向的、一对多的，受众被动接收信息，是绝对意义上的传媒消费者。受众在现代信息传播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会，与媒体传播者之间的关系转为互动，创新媒体的受众不仅有听的机会，而且由于进入门槛低，每个人都有说的条件，都可以表达自己的传媒意图。也就是说，受众不单单是传媒消费者，还是传媒生产者。传媒权力由传统大众媒介扩展到受众群体，传播从单向变成双向，从一对多变成多对多，从精英制造变成大众制造。
传媒创新对传媒监管的影响。新传媒时期传媒创新技术不断涌现，传媒技术创新促使传媒业务发生了变化，也极大地改变了传媒市场结构和传媒组织结构，突出的一点就是传媒创新导致传媒市场融合。和传统传媒相比，当前传媒机构提供着日益多样化的传播工具、传播渠道以及传播内容。新型传媒工具的发展，传媒业务的创新极大地改变了传媒市场的内容与结构，信息互联网络技术的应用，导致传媒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结构变化，打破了传播媒介的行业界限，使文字、电视、广播等传统传媒市场直接融汇在一起，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现代传媒市场。当前，世界许多国家传媒业务构成中，传统传媒业务在传媒资产总额中的比例不断下降，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传媒市场的进一步细分而产生的新兴传媒业务的比例则在不断上升，创新业务在传媒业务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加，衍生产品业务和增值服务等业务已成为综合性传媒机构日益重要的收入来源。
与当前传媒市场结构和传媒机构自身资产结构的变化相适应，传媒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一般意义上所认知的传媒机构的经营方式和内容，传媒业务交叉使得传媒机构出现集团化、综合化趋势，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增强，同时也使得传媒机构的市场化运行趋势不断增强。为了不断提高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下去，现代传媒机构往往会通过不断拓宽市场途径来拓展自己的规模和业务范围，这促进了传媒机构之间跨行业、跨地域的合作，也促进了集团化全能传媒机构的兴起。典型的模式之一就是成立综合化的传媒控股公司，以打破传媒行业界限和地域限制，将各种传媒业务融合起来，打破传统传媒业务的界限，突破传统业务界限的限制，使得各种传媒机构和业务以及传媒市场之间的差别日益模糊，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可以提供各种传媒业务的综合传媒集团。
整体上来看，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传媒呈现出媒介融合的趋势，而技术、运营、产品、服务等模式上的创新又不断完善传媒机构的市场运行机制，使得新媒体发展突出强调市场机制的主导运行。正是由于客观上传媒发展的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不断对我国传媒监管体制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逐渐暴露出传统监管模式在把握创新与发展的关系上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全新的发展环境下，传媒产业出现若干新的问题，新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旧有监管的能力和范围，使传媒发展受到影响。
当前传媒监管发展中的问题
传媒监管制度建设滞后。从制度发展角度看，法律是监管体系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方式。在当前媒体创新快速发展时期，传媒监管滞后直观表现为我国传媒领域相关立法较少，规范作用较弱。纵观我国传媒监管发展过程，各种行政手段始终处于主体地位，而相应的传媒法规发展进程相对缓慢。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关传媒管理的法律文件中，大多是以部门规章的形式颁布实施，一小部分是以国家法律、法规的形式颁布实施。同时，每年颁布的有关传媒管理法规文件中，一半以上是以“通知”“意见”或“办法”等行政文件的形式表现的。从实际执行效果来看，行政手段有自己独到的优点，如权威、严肃，但是灵活性和实用性不强，而且体系不完善、前瞻性较弱，长久来看不利于政府传媒管理职能的有效实施。常见的一种现象是面对传媒发展中的问题，不断用禁令、叫停的形式来禁止，这样的监管手段不仅单一、简单化，而且往往导致规范措施流于空泛。尽管监管禁令不断，但往往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更为关键的是，行政手段的本质在于保证传媒发展的稳定，但在实际执行中，行政手段的过多运用却在客观上忽视了促进传媒业务创新发展的可能，尤其是当二者之间产生目标冲突时更是如此。传媒创新发展强调市场机制，核心是按照各种法律规章、规范办事，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完整而有效的制度规范体系来达到发展的目标，而传媒监管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相关法律规章的缺失，从根本上阻碍了传媒产业的良性发展。
传媒社会公信力降低。公信力是传媒导向作用的保证，拥有良好公信力的传媒往往能使舆论导向发挥积极的社会促进作用曰反过来，良好的舆论效果又能有效促进传媒的发展。在当前传媒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中，由于传媒机构自身受利益驱动和过度竞争的影响，加上社会性监管的缺失，出现了某些传媒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一些传媒机构为追逐收视率和商业效益不顾社会影响，导致传媒公信力降低。传媒创新强调市场化机制，有效地促进了传媒产品的资源配置，但是市场并不能完全有效、合理地配置资源以满足社会需要。积极、健康、向上的内容因无利可图或者收益偏低而被某些媒体忽视甚至抛弃，而那些无聊、乏味甚至不良的内容由于能够吸引受众，带来较高的收益，则受到很多媒体的追捧，并大肆传播。可以说，由于外部监管措施对传媒机构内部建设不力，传媒机构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降低了传媒的品质，也降低了传媒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传媒创新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传媒机构自身建设需要加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前我国传媒产业市场化过程中社会性管制职能的缺失，亟须强化与传媒市场化发展相适应的、以标准和规则为基准的各种社会性管制措施。严格限定传媒产品、传媒服务的质量以及伴随着的各种传媒活动，可能危害公共利益、社会道德或者社会秩序的传媒行为，通过这些具体措施以实现标本兼治、有的放矢的监管目的。
传媒监管条块分割。历史上世界各国传媒监管制度实行的均是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各种传媒立法对传媒机构的业务范围乃至经营地域均作出了明确的限制。但是随着新传媒摆脱传统的单一媒介形态，逐渐发展成全能化和集团化的媒介融合体系，传统的传媒监管体制已经无法针对传媒的融合现象来进行有效的规范。尤其是2000年以来，传媒创新进入高峰期，众多传媒创新打破了传统传媒行业界限，分业经营的限制被突破，混业经营成为传媒业的发展趋势。这种混业经营模式以及传媒集团的崛起，对传统的单一型的分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挑战。一直以来，我国传媒产业都是按照技术特性划分的，各个传媒产业都以自身的传输平台向各自的媒介终端提供不同的业务形态。相对应的是我国以传媒介质为标准成立监管行政主体进行分类监管，各个传媒行政主管单位各自管理着不同种类的传媒，和传媒业务有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在其职权范围内都有权进行各自业务监管，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条块分割、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监管结构。这种分业监管模式在传媒业务分立时符合整体经营格局，各监管机构可以进行差异化监管。但是，随着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增强，分业监管模式分类较细，层次过多，监管机构之间缺乏有效协调的缺点就暴露出来，同时容易出现监管缺位或监管重叠的现象。
我国传媒发展过程中传媒监管对策分析
首先，传媒监管制度的制定要具有前瞻性，完善传媒法律法规。从世界传媒发展趋势及各国监管制度效用发挥来看，传媒监管制度政策要有相应的提前性和前瞻性，监管效果才能充分发挥出来。结合我国传媒行业今后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为有效防止传媒风险，传媒监管相关部门在制定传媒制度，特别是制定有关稳定性的政策和措施时，要充分考虑到今后一段时间里传媒创新的变化趋势。同时，要切实加强对传媒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制定。长期以来，我国传媒政策的制定以保障稳定、化解风险为主，然而，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目标及今后传媒市场发展的要求，我国传媒政策的制定应以促进传媒发展为主，相应的传媒立法应当注重构建公平环境及平等竞争平台为目标，突出市场约束机制在传媒监管中的作用。另外，传媒政策制定的视角也应更广泛，要从先前的局限于国内监管转向为着眼于国际范围的监管。从本质上来看，在世界传媒业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制定具有前瞻性、能促进传媒市场高效发展的制度是促进传媒行业快速发展的基本和前提。
其次，加强传媒机构自身建设和内部管理，强化传媒社会性管制。我国传统上相对更加注重传媒的安全性及稳定性，因而反映在控制手段上，就是更加注重外向控制，强调从外向内的控制手段。但是，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及创新，世界各国传媒监管的防线不断提前。当前，各国传媒监管机构对传媒机构的自我内部管理给予越来越多的重视，传媒机构自身健全的管理结构、完善透明的运行制度是监控传媒机构风险的有效保障。尤其是对于尚未建立健全良好社会环境的国家而言，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并不完备，传媒机构要想在强大的市场化竞争下快速地发展壮大，内部管理和建设显得尤其重要。另外，在重视传媒机构自身建设的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传媒社会性监管，强有力的、全面的社会性监管是保障传媒机构有效、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经济性管制依靠行政手段，社会性管制更多的是依靠各种标准进行，实现由行政手段向法律、标准的转变，存在一个传媒机构信息披露、自身监管和程序规则公开的问题。通过社会性监管加强内部管理，完善自身管理制度，也是配合传媒监管手段转型的有效约束和保障。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2
一、传媒产业的现状与难题
当前，在中国社会、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传媒产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2004年全年广告经营额突破1200亿元；传媒体制改革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试点单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大批新闻报道促进了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传媒产业的突出表现得到了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可。
应该看到，尽管我们已经在原则上制定了发展传媒产业的大政方针，并在实践上取得了阶段性的可喜成绩，但是对于如何进一步发展传媒产业，还存在很多具体问题。目前的传媒体制和政策中存在许多限制传媒产业发展的因素，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媒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
我国传媒企业主要是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事业单位脱胎而来的，虽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已经实行了二十多年，但是传媒企业（单位）并没有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传媒企业（单位）的“事业单位”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这种“事业性质”成为当前传媒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首先是产权问题。传媒企业要想成为完全独立的市场主体，要想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做到“产权明晰”。我国具有“事业性质”的传媒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国家作为出资者委托某个部门来经营管理，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包括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在内的传媒业管理部门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经营者。所以，名义上归国家所有，实际上很难找到一个具体的所有者。由此就带来了第二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企业经营者管理和发展企业中的决策权归属问题。如果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讲，决策权应该属于企业，但现实的情况是，在传媒业集团化建设、合并重组、上市融资等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政府作出的。传媒企业在关系到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没有决策权，导致传媒业内在的发展动力不足。
2.行政干预过多
我国传媒业许多机制创新有赖于行政手段，促进了传媒业发展。但从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正常的媒体市场竞争。尽管某些地区传媒企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比如北京、上海、广东、西安、南京、成都等地，但是在其他地区，尤其是中小城市，传媒企业很少存有竞争或竞争强度较小。同时，我国的传媒单位还存在着中央和地方的差别，不同级别的传媒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不平等竞争。
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我国至今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充分竞争的传媒市场，很难使传媒资源和生产要素得到优化配置。
与其他产业相比，在我国传媒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比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大得多，这是由我国传媒业已有的投资体制决定的。在我国的传媒投资结构中，私人资本、外资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所占投资比重很小，而国家投资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且由政府部门进行经营管理。对这些国有传媒单位的改革只能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实现，从传媒集团化建设到报刊业的治理整顿，我们都能看到政府有形之手的存在。
3.传媒业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传媒业的法律法规还很不健全，这是限制传媒业发展的又一关键因素。在管理上，多头管理，政出多门，这种局面不利于形成全面系统的传媒业政策体系。多头管理的格局与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相结合，造成了传媒业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现象严重，传媒市场零散分割，流通渠道不畅，难以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这说明国家传媒业宏观调控体系还不够完善。
二、媒体产业改革发展的思路
1.进行文化体制改革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和传媒产业改革，离不开国家相关部门的政策推动和产业规范。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颁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和《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两个重要文件，以及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两个规定的通知》(［2003］105号)，为改革试点地区和试点单位提供了扶持政策，涉及财政、税收、信贷、投融资、价格等经济政策，以及社会保障政策、市场准入政策等方面。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2005年8月8日，国务院颁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为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0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2.深化传媒事业单位改革
当前，传媒事业单位的改革大体分两类进行：一类是推动经营性传媒事业单位转企改制。目前要转制为企业的传媒事业单位主要包括：除人民、民族语言、盲文等社会公益性较强的出版社以外的出版单位，科学技术、竞技体育、音乐美术、生活休闲等报刊社。对这一类传媒事业单位，重点是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有条件的要进一步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
另一类是党报、党刊，由国家主办，实行新的事业体制。要加大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其喉舌功能和宣传作用。对这一类传媒事业单位，改革的重点是在科学划分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的前提下，实行宣传与经营两分开；实行企业事业分开后，把从事业体制中剥离出来的广告、印刷、发行、传输部分和其他产业，转制为企业，面向市场，搞好经营，为壮大主业服务；继续深化内部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新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增强活力，提高服务质量。
在公益性事业方面，政府今后也将逐步改变投入方式，养事不养人，通过政府招标、政府采购等多种方法来进一步控制投入成本，提高投入效益，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3.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
可以说，政府要素缺乏竞争力已经成为限制我国传媒产业发展壮大的首要因素，不仅限制了其他要素竞争力的提高和发挥，也影响了这些关键要素的组合搭配的效率。因此，提升政府行为的竞争力，是提升我国传媒产业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提升政府行为的竞争力，关键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对传媒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政府的作用在于利用政府和法律手段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而不是参与市场，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政府应逐步从传媒企业的经营管理中退出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传媒产业的宏观调控上，将传媒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配置交由市场来完成，这是提升我国政府要素竞争力的根本之道。具体地讲，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为传媒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首先，在政策上应逐步推进传媒业的产业化进程。第二，明确传媒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主创新的市场竞争主体，允许传媒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经营，鼓励传媒企业的兼并重组。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传媒市场，消除部门、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促进传媒企业的竞争和传媒产业资源的整合,为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传媒企业创造条件。第四,培育传媒资本市场,降低产业壁垒,逐步减少对民营资本、国外资本的投资限制，形成合理的多元化投资结构。第五，培育激励创新机制，进一步推进传媒业的市场化步伐，推动传媒产业与高新技术的结合，促进传媒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第六，加快制定和完善传媒业的法律法规，将传媒业的管理纳入法制轨道。第七，鼓励发展外向型传媒企业，鼓励传媒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4.引进非公有资本，深化传媒业产权改革
总书记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要解决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矛盾，使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制度化、稳定化，具有可持续性，并特别指出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为此，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和举措以促进产业发展。随着传媒业体制改革全面提速，如何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来促进我国传媒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根据中央改革精神，传媒业要实行公益性与经营性分类经营，可以把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广电集团（总台）的除新闻采编宣传以外的广告经营及节目制作业务分离出来，改组为公司经营，并允许对出版发行、广告以及体育、交通、影视、综艺、音乐、生活、财经、科教等频道、频率有条件地进行公司化改组与经营。这些着力培育市场主体的改革思路和具体措施为传媒业改制企业未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传媒产业国有产权关系确立后，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产业领域，将对传媒产权制度改革起到积极作用。其理由有三：
第一，就目前情况而言，传媒产业领域发展资金严重短缺，多数传媒企业的财务状况都不尽如人意，传媒企业自有资金数量十分有限，很难为产业扩大再生产或开发新的传媒产品提供所需资本。民营资本进入传媒产业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决传媒产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
第二，民营资本以股权形式对传媒产业资本增资，融资成本低，并不增加传媒企业因融资而产生新的财务负担。同时，民营资本家将资本投于传媒产业，为的是传媒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和这一产业的获利预期。因此，民营资本一旦进入传媒产业领域，民营资本家一定会关心自己的资本在传媒企业中的运作情况和获利情况。这对于重塑传媒市场主体，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推进国有传媒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3
关键词 网络媒体 商业化 道德规范
作为企业的网络媒体和介入网络媒体的资本，必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资本运作的根本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媒体社会观察者的角色显而易见不是其追求的目标，社会责任感也不是其最高的价值取向。随着商业化的深入，网络媒体越来越依赖于广告商，有些网络媒体甚至要看广告商的眼色行事。广告销售成了商业化媒体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为了吸引更多的广告商，网络媒体除了尽其所能地抓住受众的眼球之外。在选择新闻方面还要投广告商所好，一些时候，广告商的意见甚至能够主宰网络媒体的报道方向。而广告商不仅在努力迎合大多数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审美价值。而且还在不遗余力地引导和刺激受众的消费行为，媚俗进而成为相当一部分网络媒体在商业化浪潮中的主流倾向。由此，网络信息的粗制滥造，信息的随意性，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海量内容，使得网络信息质量良莠难分参差不齐，色情信息和暴力性内容充斥混杂于互联网上。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课题：在商业化的语境下网络媒体道德规范应该怎样构建和坚守?
一、提升职业道德，强化公德意识
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特定的工作或劳动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与特定职业活动相适应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涵盖了从业人员与服务对象、职工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的关系，同时反映社会对某一职业活动的道德要求，是社会道德在职业活动中的延伸和具体化。对于我国的新闻组织和从业人员来说，其“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推动人类文明的崇高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真实报道新闻，正确引导舆论，努力传播知识。热情提供服务，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和文化需要”。网络媒体的从业人员，同样属于新闻工作者，要受到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而且网络媒体从业人员比起传统媒体又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其使新闻商业化的个体可能性也就更大。所以在面对经济利益的诱惑时。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还受众以客观真实的事实本源，就显得犹为可贵了。
二、确立业界规范，提高媒体公信力
调查显示：82.2％的群众认为记者的职业使命是为公众提供资讯、传播信息，70.4％的群众认为“话语权”是记者行业最突出的职业特征，64.1％的群众当看到社会上的不平等事时会想到找记者、媒体。记者工作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社会公信力基础上的职业。同理，我们也可以说公信力也是传媒的生命线。公信力不仅仅是受众对媒体新闻报道的信任与否，更是对媒体记者和编辑责任感、正义感、是非观的认可程度。一个没有公信力的媒体是不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有报道指出，《纽约时报》的造假丑闻不仅使自身蒙受巨大影响。整个美国媒体的公信力也受到严重冲击。美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新闻媒体的信任度已从1989年的54％下降至当下的86％。(《羊城晚报》2003年6月6日)。网络媒体的公信力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先天地处于劣势地位，人们在网络上看到重大新闻后，总会想到要找相关的传统媒体核实。所以，我们可以说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尤为迫切。只有以真实、客观反映事实为基础，才能长久地保持媒体的公信力网络媒体同样也是媒体，也是为公众利益而服务的社会公器，社会公信力才是网络媒体所要追求的根本。才是网络媒体保持长盛不衰的法宝。
正因为对此有了深刻的认识，20世纪，很多国家陆陆续续制订出了明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如美国的《记者守则》、日本的‘新闻伦理纲领》、英国的《英国报人道德规则》等等。还有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加拿大、土耳其、南非、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都有明文规定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不仅许多国家有自己的新闻道德规范，而且，联合国还制订了《国际新闻道德信条》、《记者行为原则宣盲》等全球性的业界规范。1991年以来，我国先后制订出《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广播影视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实施方案(试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职业道德做出规范。2005年初。及全国广电总局下文，要求全国各级广电部门广泛开展整顿广播电视行业不正之风活动，称为“广播电视行风评议活动”。当前在网络媒体迅速发展，网络媒体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的同时，网络媒体在从传统新闻道德向网络新闻道德演进的过程中，却遭遇了道德关系调整的困境。一方面。网络媒体还不能迅速适应网络新闻传播的新型模式和方法，只得将传统的宣传报道方式照搬上网，另一方面，又要面对道德需要千差万别的网络用户，结果造成旧的新闻宣传套路难以发挥原有的功能，从而降低了网络新闻传播的效果和信度，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甚至扭曲的现象。所以确立网络媒体的行业规范、制定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了。
三、顺应经济规律，实现商业化的良性运作
首先，从经营模式上看，放眼国际国内的网络媒体市场，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易趣和雅宝合并，联想购并赢时通，搜狐吞了“Chianron”……风起云涌的收购与被收购浪潮，表面上看似乎热闹非凡。而实际上却是朝着适者生存的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当媒体发展面临资源短缺，在既无资本又无经验的情况下，收购与被收购并不是实现网络媒体商业化良性运作的唯一途径。事实上，企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盈利，要达到扩大规模的目的，兼并、租赁、联合、重组等等都是可推行的策略，而他们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网络媒体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都是网络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为赢得更高利润更有效的管理模式更强劲的竞争实力而采取的有效经营模式。
其次，从受众市场看，媒体产业化最根本的市场资源，既不是信息生产与传播本身，也不局限于生产与传播的信息本身，而在于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所创造的巨大的受众市场。网络媒体的品牌资源、频道资源、形式和内容资源本身并不具有商业价值，但其所拥有的受众市场却是潜力无限的。因此，网络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有赖于合理的受众定位，充分满足受众的需求，追求受众市场的最大饱和度。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同时也告诫我们的媒体，在赢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注意实现其社会效益，受众的需求有时是盲目的。是需要引导和提升的。这就要求我们的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在遵守职业道德的情况下，符合行业法规的运作中，实现商业价值的最大化。
再次，从媒介竞争上看，媒介生态研究者认为，如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作为社会体系一部分的传媒也可视为一种生命体，他与社会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产生互动，媒介的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从营养生态位的角度分析，受众资源与广告资源是当代新闻媒介的基础营养生态位。也就是说。对营养资源的获取是媒介与生俱来的生物本性。这里的营养资源也就是受众市场、广告市场、新闻来源市场。网络媒体除了要应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外。还要面对网络媒体内部的竞争。如果网络媒体盲目跟随传统媒体的脚步，去追逐大家都想获得的“多数利润”，去角逐最大的细分市场。必然使这个市场高度开发。竞争异常激烈。商业回报微利化。而营造健康的网络媒体生态系统，实现商业化的良性运作，就需要我们树立整体观，“把媒介看作是众多同类或异类的生命互动，从而把媒介放在系统中考察，认识媒介与媒介的互生互利和互扰互害关系，提高媒介规避风险的博弈能力。”网络媒体要在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内部的综合平衡中谋求协调发展。
四、完善监管体系，提升网络受众道德修养
首先，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之更具可操作性。从1994年起，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之后，国家有颁布了十多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仅就互联网管理内容方面，我国目前出台的法规就包括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站从事新闻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等。然而，互联网相关管理的某些法规不够细致完善，有些新情况新问题难以找到可以依据的法规。同时要加强立法过程的协调，使法与法之间能够兼容，减少法规间的冲突，并且法律法规的制定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4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i(2012)编制方法与2011年相同，15个指标计算出5个分指数，再合成一个总指数。
根据中国传媒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我们使用《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2011)、《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1)、央视市场研究(Ctp)、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慧聪邓白氏研究、《中国统计年鉴》(2011)及相关数据，对2010年我国31个省市行政区的发展总指数和5个单项指数进行得分测算和排序(结果见表1)。
利用描述统计四分位数的方法，对CmDi(2012)全国总测评表与增速表进行结构性分析。根据这个方法，全国31个省区的三个四分位数分别是：Q1新疆(51.68)、Q2吉林(54.45)、Q3辽宁(59.99)。由这三个四分位数，可以把31个省区分成如下四个等份。
前25％省区：北京(81.09)、上海(77.53)、广东(73.99)、浙江(70.51)、江苏(68.54)、山东(64.45)、天津(62.90)；
中前25％省区：辽宁(59.99)、四川(59.29)、福建(57.83)、湖南(57.36)、河南(57.26)、湖北(57.09)、黑龙江(55.95)、陕西(55.15)；
中后25％省区：吉林(54.45)、安徽(54.44)、内蒙古(54.23)、山西(53.90)、江西(53.53)、河北(53.22)、重庆(52.69)、云南(52.05)；
后25％省区：新疆(51.68)、广西(49.74)、宁夏(47.91)、甘肃(47.60)、贵州(47.06)、青海(46.83)、海南(46.40)、(46.20)。
1.从四大类别总指数得分看，前25％省区处在60～80区间，中前25％省区处在55～60区间，中后25％省区处在55～50区间，后25％省区处在45～50区间。由间距来看，前25％省区为20，差异较大，各省区发展较不均衡，整体实力悬殊。其他三个等份的间距都是5左右，可以看出，这三个等份中，每个等份所涵省区的传媒实力相当，相对集中，较为平衡。
2.从四大类别总指数的平均得分看，前25％省区的平均分为71.29，比全国总指数平均分57.12高出14个单位强。中前25％省区的平均分为65.70，比全国总指数平均分高出约9个单位。中后25％省区的平均分为53.56，比全国总指数平均分低约4个单位。后25％省区的平均分为47.93，比全国总指数平均分低9个多单位。
3.从四大类别总指数得分纵向看，2009年度前25％省区的平均分为69.33，2010年比2009年高出近两个单位。2009年度中前25％省区的平均分为56.31，2010年比2009年高出9个多单位。2009年度中后25％省区的平均分为52.73，2010年比2009年高出不到1个单位。2009年度后25％省区的平均分为48.59，2010年比2009年低约1个单位。由此可知，2010年，整体实力发展最快的是中前25％的省区，前25％与中后25％的省区保持稳健发展态势，后25％省区发展呈下行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关注，相关部门必须对这后25％省区的传媒加大扶持力度。
4.从四大类别各成员的变化来看，2010年，前25％的省区与2009年相比，名单一致，没有变化。中前25％的省区，2010年包括辽宁、四川、福建、湖南、河南、湖北、黑龙江、陕西等，2009年是辽宁、福建、山西、湖北、河南、四川、河北、内蒙古，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区被挤出中前25％，均跌到中后等份，湖南、黑龙江、陕西三省区跻身中前等份。后25％省区名单基本不变，唯有江西与新疆调了个位，江西进入中后25％等份，新疆跌入后25％等份。由此可知，中国传媒业省区变化较激烈的部分主要是中间50％的省区，前25％与后25％名单基本没有变化。对于传媒主管部门来说，当下的着力点应该是“大小并抓，中间放之”。
5.从四大类别总指数得分区间纵向看，2009年前25％、中前25％、中后25％、后25％的区间分别是60～80、55～60、50～55、45～50。由此可知，一方面，各类省区传媒之间跟得较紧，竞争较为激烈；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传媒业格局几乎没有变化，“透明的天花板”制约中国传媒整体发展，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以某类或某些省区传媒的突破性发展，带动传媒整体发展。
6.从四大类传媒业三个四分位数看，2009年分别是Q1江西(50.12)、Q2湖南(54.44)、Q3辽宁(58.92)。2010年分别是Q1新疆(51.68)、Q2吉林(54.45)、Q3：辽宁(59.99)。两年的三个四分位数名单发生了变化，但得分却惊人的一致。2010年，除了第三四分位数辽宁不变外，第一四分位数由江西变成新疆，第二四分位数由湖南变成吉林。从四分位数的变化来看，中国省区传媒业的竞争基本是零和博弈，此消彼长。理想的发展态势应该是均衡发展，实现多赢。这再一次证明，中国传媒业整体发展停滞不前，呈胶着状态。
7.从四大类传媒业的生产指数看，前25％省区的生.产指数平均得分是71.25，比全国生产指数平均分63.59高近8个单位。中前25％省区的生产指数平均得分是69.62，比全国生产指数平均分63.59高近6个单位。中后25％省区的生产指数平均得分是63.63，比全国生产指数平均分高约0.06个单位。后25％省区的生产指数平均得分是50.82，比全国生产指数平均分低近13个单位。由此可知，前三类省区传媒生产指数平均得分都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最后一类省区生产指数平均得分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组数据说明，在一定程度上，各省区传媒业整体实力要想得以提升，生产规模应该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有了一定的规模，才有能力发展并竞争。
8.从四大类传媒业的盈利指数看，前25％省区的盈利指数平均得分是67.98，比全国盈利指数平均分51.56高16个单位强。中前25％省区的盈利指数平均得分是51.44，比全国盈利指数平均分低0.12个单位。中后25％省区的盈利指数平均得分是46.58，比全国盈利指数平均分低近5个单位。后25％省区的盈利指数平均得分是42.23，比全国盈利指数平均分低9个多单位。由上可知，除了前25％的省区盈利能力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余所有省区盈利能力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当前与将来，中国传媒业必须下大工夫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这是自我生存并与全球传媒大鳄进行竞争的核心所在。
9.从四大类传媒业的受众消费指数看，前25％省区的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得分是70.95，比全国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分56.52高14个单位强。中前25％省区的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得分是56.50，比全国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分低0.02个单位。中后25％省区的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得分是51.06，比全国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分低5个多单位。后25％省区的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得分是49.36，比全国受众消费指数平均分低7个单位。由此可知，四大类传媒受众消费指数的情况与盈利指数相似，除了前25％省区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余省区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省区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不足，需要进一步努力。同时也证明，本土市场是传媒业发展的根本所在。
10.从四大类传媒业的广告竞争指数看，前25％省区的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得分是67.22，比全国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分5599高11个单位强。中前25％省区的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得分是55.11，基本与全国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分持平。中后25％省区的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得分是53.33，比全国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分低近3个单位。后25％省区的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得分是49.73，比全国广告竞争指数平均分低6个单位。相比前面几个分指数，在广告竞争能力方面，除了前25％省区大大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区或接近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来说，这三类省区传媒广告竞争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是太大，说明各省区传媒业广告竞争指数都呈增长的发展态势。
11.从四大类传媒业的媒介环境指数来看，前25％省区的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得分是79.04，比全国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分57.96高21个单位。中前25％省区的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得分是54.80，比全国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分低3个单位。中后25％省区的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得分是53.13，比全国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分低近5个单位。后25％省区的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得分是47.50，比全国媒介环境指数平均分低10个多单位。由上可知，前25％省区的媒介环境远远超过全国水平，几乎是后25％省区平均水平的2倍。中间50％省区也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不是太大，并且中间这两类省区媒介环境实力相当。这说明，媒介环境对一个省区传媒业的发展极为重要，是其实力提升的基础所在。
12.从四大类省区传媒业总指数与分指数的增速看(见表2)，总指数增速：前25％省区中，除广东(－0.53)外，都为正增长，最高的浙江(4.55)排在全国第一；中前25％省区都为正增长，最高的四川(3.48)排在全国第二，最低的湖北(0.91)排在全国第18名；中后25％省区正增长与负增长各占一半，其中，最高的江西(341)排在全国第三，河北、山西增速在全国排名末位；后25％省区除新疆(0.15)外，其余皆为负增长。
生产指数增速：前25％省区中除排名全国第一的山东(1.49)外，其余均为负增长；中前25％省区除四川(全国排名第二)、福建(全国排名第五)，其余均为负增长；中后25％省区除吉林、江西(第四、第六)外，其余均为负增长；后25％省区有6个为正增长，两个为负增长。
盈利指数增速：前25％省区有两个(浙江、北京)为正增长，中前25％省区有1个(湖南)为正增长，中后25％省区有2个(吉林、云南)为正增长。其他26个省区皆为负增长。
受众消费指数增速：除了后25％省区中的甘肃、新疆，中后25％省区中的吉林、云南、山西(全国排名末位)这5个省区为负增长外，其余26个省区均为正增长。
广告竞争指数增速：后25％省区除全国排名第二的新疆(12.62)外，其余均为负增长；中后与中前25％省区各有两个为负增长，其他均为正增长；前25％省区均为正增长。
媒介环境指数增速：前25％省区有两个为负增长，其中北京(0.58)在全国排名末位；中前25％省区有两个为负增长；中后25％省区有3个为负增长；后25％有两个为负增长。其余22个省区均为正增长。
根据以上分析，四分位法划分的四大类省区传媒业的发展特点概括如下：
前25％省区传媒业发展特点：均衡发展稳健增长强势领导型。横向来看，五项分指数都大大高出全国水平，说明该类传媒业的生产能力、盈利能力、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广告竞争能力、媒介环境状况都强势领先其他类型传媒业。纵向来看，该类传媒业总体实力增长，生产能力下降，盈利能力下降，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上升，广告竞争能力上升，媒介环境状况呈下行之势。
中前25％省区传媒业发展特点：非均衡发展快速增长跟进型。横向来看，此类传媒业生产能力较高，广告竞争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盈利能力、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媒介环境状况均稍低于全国水平。纵向来看，该类传媒业总体实力快速上升，生产能力有所下降，盈利能力下降，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上升，广告竞争能力有所上升，媒介环境状况呈上行之势。
中后25％省区传媒业发展特点：非均衡发展缓慢增长追随型。此类传媒业除了生产能力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外，盈利能力、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广告竞争能力、媒介环境状况均较低。纵向来看，该类传媒业总体实力不见增长，生产能力有所下降，盈利能力下降，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有所下降，广告竞争能力有所上升，媒介环境状况呈下行之势。
后25％省区发展特点：全面落后的低水平平衡式发展型。横向来看，此类传媒业五项指数均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其生产能力、盈利能力、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广告竞争能力与媒介环境状况都相当落后。纵向来看，该类传媒业总体实力下降，生产能力有所上升，盈利能力大大下降，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有所上升，广告竞争能力下降，媒介环境状况呈上行之势。
总之，不论从全国平均总指数得分，还是从各省区总指数得分来看，2010年传媒业虽然没有像2009年经济复苏刺激带来跳跃式的发展，没有出现异常增长的数据，但却再次证明，2010年中国经济确保平稳发展的努力得以实现，经济危机的探底已经过去，将来的经济发展趋于稳健回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利好的信心。
二、CmDi(2012)指数的聚类分析
根据31个省区CmDi(2012)(见表3)指数得分，按照15个最小指标进行K－mean聚类，将31个省区划分为三类地区，按总指数得分大小排序，分别为：第一类(2个)：北京、上海；第二类(5个)：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天津；第三类(24个)：辽宁、四川、福建、湖南、河南、湖北、黑龙江、陕西、吉林、安徽、内蒙古、山西、江西、河北、重庆、云南、新疆、广西、宁夏、甘肃、贵州、青海、海南、。
以上传媒业分类结果，与四分位法分类相比，它的第一类与第二类省区名单恰好是四分位法的前25％省区，第三类包括了四分位法的其他三个等份，对于强势省区传媒业的认定基本一致，大体反映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这两个直辖市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的现状，表征着中国当下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因此，两个区域的信息流动也最为活跃，作为传播信息工具的大众传媒，北京与上海理所当然归为一类地区，它们有着极为相似的传媒发展环境与传媒发展规律。
同理，作为二类地区的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与天津五个省市，也有着相似的传媒发展环境与传媒发展规律。首先，它们都有较好的有利于传媒发展的经济基础。五省市的经济总量较为接近，对本省市区传媒发展都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其次，它们都处在东部沿海地区，是与发达国家交流最为密切的省市。因此，信息流动也极为频繁，有利于传媒业的发展。最后，作为经济领先的沿海省市，因各种条件的优越，汇聚了全国乃至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这是作为创意文化产业传媒最为核心的资源。当然，五省市区之所以不属于一类地区，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本身经济发展依然不平衡，本省内部各区域发展并不均衡，影响了传媒各项分指数的得分。这也说明，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态势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同时也力证了中国传媒增长极培育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相对而言，第三类的传媒省区数量最大，占总数的近80％，说明中国传媒业整体还很落后。并且，第三类24个省区传媒业态势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差别很大。但出于总体考量，归为一类。这是因为，即使某个省区传媒业发展不错，但依然很难成为该省区的经济增长极，或者说是支柱产业。这也说明这些省区传媒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譬如湖南传媒业，不论是知名度、影响力，还是盈利能力，在全国都较为靠前，湖南卫视甚至在某些方面有实力叫板央视。但从五项分指数得分来看，湖南传媒业与北京传媒业相比还有很大距离。生产指数得分，湖南第11名，北京第27名；盈利指数得分，湖南第9名，北京第2名；受众消费指数得分，湖南第26名，北京第1名；广告竞争指数得分，湖南第4名，北京第1名；媒介环境指数得分，湖南第14名，北京第2名。
从这些数据看，湖南在全国来说应该很不错了，但与北京相比，差距还很大。同为第三类的，五项分指数的得分不要说与第一类的北京比较，与同为第三类的湖南相比，也是天上人间。由此可见，第三类中24个省区传媒业发展态势差异较大，情况也非常复杂。但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24个省区都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各种经济指标都较为落后。即使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与重庆，也是如此。这也再次证明.对这些省区传媒业进行增长极培育.对于推动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就显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三、CmDi(2012)的均衡分析
中国发展指数(RCDi)课题组认为，地区发展最理想的情况是既先进又均衡。也就是说，一个省区发展情况好的标志，不仅是其总指数得分要高，而且其四个分指数得分要尽量接近。如果一个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环境滞后，这并不可取。
对于中国传媒业而言，也是如此。我们希望一个区域传媒发展既先进又均衡。在总指数得分方面较高，同时在生产指数、盈利指数、受众消费指数、广告竞争指数、媒介环境指数五个分指数得分方面，要尽量接近。如此，一个区域传媒业的发展才会又快又好，才能均衡发力，才有后劲，才能成为持续推动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箱线图可以很好展示各区域CmDl分指数发展的均衡情况(见图1)。在箱线图中，如果下影线较长，说明该区域其他分指数得分相对较高，一个分指数得分相对较低，表明该区域传媒业总体发展水平较高，但综合发展水平还不够协调。如果上影线较长，则情况刚好相反。即该区域一个分指数得分相对较高，其他分指数得分相对较低，表明该区域传媒业总体上还较为落后，但某一个方面的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箱线较短的省区，说明其传媒业各项分指数的发展相对协调，而箱线较长的省区，其传媒业各项分指数的发展则不够协调。
从图1中可以看到，我国31个省区的传媒业，北京、广东都有较长的下影线，并且箱线较长，说明某一个分指数得分较低，在区域的综合协调发展方面还有待提高。这也解释了中国传媒业整体上较为弱小的原因，即传媒业自身的非科学、不均衡发展，传媒管理者、从业者与研究者还是囿于个别经济数据的增长，没有注意甚至有意忽视传媒业的协调均衡发展。譬如只顾传媒盈利的增长，却不营造良好的传媒社会环境；只顾争得更多的广告额，事实上却不盈利等。因此，要培育传媒增长极，一定要坚持又好又快，既先进又均衡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如此，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中国各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更有希望。
对于湖南、安徽与云南等省区来说，图1中显示其上影线较长，表明这些省区传媒业在某一个分指数的发展方面较有优势。如云南，总指数得分排23，然而其生产指数得分较高，排名14；安徽，总指数得分排名17，而生产指数得分排名13；湖南，总指数得分排名11，而广告竞争指数得分排名第4。对于这些省区而言，尽管都属于三类地区，但有一项分指数得分较高，其总指数得分也不会太过落后，说明这个得分较高的指数实际上起着类似增长极的作用。这对各省区传媒业的发展有较好的启示，如果各省区传媒业致力于5个分指数的发展，则传媒业总体实力的迅速提高应该就在不远的将来。
山东、江苏、浙江、福建、黑龙江、吉林、贵州、甘肃等省区传媒业总体发展水平不一，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箱线相对较短，说明其在各个分指数得分方面比较综合协调。这种态势是中国传媒业理想的发展方向。如山东、江苏、浙江等，尽管不属于一类地区，但占据二类地区的绝大部分，它们有着强大的后劲，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中坚力量。发展水平最高的北京、上海，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北京箱线较长，表明其5个分指数的协调发展并不均衡。上海箱线较短，且没有上影线与下影线，反映其5个分指数得分较为集中，均衡发展度较高。当然，甘肃、宁夏、贵州、等省区的箱线图较短，各项分指数得分相近，但并不能说它们就是协调均衡发展，只能说这些省区传媒业各项分指数都非常落后。
四、CmDi(2012)类型比较
本小节从聚类图中取样，在三类地区传媒中各选择一个代表性的省区进行个案分析，展示区域不平衡发展的具象，力图归纳不同类型地区传媒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相互借鉴，以促进中国传媒业整体协调快速发展。一类地区选择上海，这是因为北京作为首都，有其特殊性，上海相对更具代表性与示范性。二类地区选择总指数得分在本类排名第一的省区，因为发展得最好的省区传媒业，是本类及三类其他省区传媒业发展的标杆与方向，起着带动全国传媒业发展的增长极作用。缘于此，二类地区选择广东。三类地区传媒相对复杂些，各省区传媒发展水平不一，有相对知名的湖南传媒、四川传媒，也有较为落后的、甘肃、宁夏传媒业。本文选择位于中上但又在全国较为知名的省区湖南进行比较分析。湖南传媒总指数得分排名11，处在中上位，它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传媒业代表，该省区的发展症结、解决之道与成功经验对其他欠发达省区传媒业来说，具有较强的范例作用。考虑到三类地区传媒的复杂性，各省区发展很不平衡且差异较大，特别选择西部地区的云南，一并进行比较分析。
1.三类型四省区传媒的总指数与指数比较
表4显示，从总指数得分及排名来看，一类的上海与二类的广东差距不大，得分仅相差4个单位，广东紧随上海，排名第三。但三类的湖南、云南与前两者相比，相差甚远，总指数得分至少相差16个单位强(湖南与广东)，最大的相差25个单位强(云南与上海)。这说明三类地区的传媒与一类、二类相比，不在一个档次。相对而言，一类地区与二类地区的传媒差距不是很大。
从5项分指数来看，一类的上海与二类的广东相比，上海的受众消费指数、广告竞争指数、媒介环境指数要好于广东，在这几项分指数上的全国排名处于前3位，而广东在5名之后，广告竞争指数排名第10，可见广东传媒业广告竞争能力与上海相比还有较大距离。当然，广东的生产指数、盈利指数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2、第1，而上海排在第23、第3，尤其在生产能力上远落后于广东。由此可见，广东不仅是传媒大省，而且也是传媒强省，这得益于其生产能力与盈利能力。上海要想成为全国传媒发展的典型增长极，尚需在生产能力上努力。
与上海、广东相比，三类的湖南传媒在广告竞争指数方面尚可与前两者匹敌。这说明以娱乐为主的湖南广电传媒业在全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不可小觑，从这个方面来看，湖南传媒在全国处于绝对知名地位。此外，湖南传媒的盈利能力也较强，盈利指数得分全国排名第9，俨然已进入强势传媒第一梯队。当然，湖南在受众消费指数方面排名26，已近末尾，说明湖南本土受众在传媒消费的支出方面还较少，湖南本土受众的传媒消费需求还有待激发。同为三类传媒的云南，盈利指数、受众消费指数、媒介环境指数排名都在20以后，说明该省除了与湖南一样，本土受众的消费需求有待开发外，传媒业的经营管理方面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要引进先进经营管理经验，转换盈利模式，集中力量打造云南传媒品牌。
2.三类型四省区传媒的15个基础指标比较
我们选择构成分指数的15个基础指标的标准值得分，来比较上海、广东、湖南、云南4省市CmDi(2012)的不同分指数和总指数得分的影响因素，如图2所不：
从图3可以看出，三类型3个省市传媒业15个基础指标构成的圆圈，类似三个同心圆，一类省市上海的圆最大，二类省市广东次之，嵌套其中，三类省市湖南、云南更次之，都嵌套于二类省市圆圈中。各省市15个基础指标的优劣，一目了然。
由上比较，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三类传媒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
一类地区传媒业：准“又快又好”发展模式。该类传媒业主要特征：一是15个基础指标80％以上居绝对领先地位；二是经营收入的支柱主要是广告收入，传媒经营者的聚焦点在于二次售卖；三是奉行先予后取的战略，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通过各种营销策略尽最大可能扩大第一次售卖，以放长线钓大鱼的方式获得广告收入；四是本土经济、文化社会基础条件处全国领先地位，相对最大化地激发了本土市场的消费需求；五是生产能力较为落后，对于该类传媒的长期持续发展而言是一个软肋。
二类地区传媒业：传媒“大省”模式。该类传媒业主要特征在于以大显强，在规模上形成知名度与影响力，以达到领先三类地区传媒业的目的。此类传媒业发展既没有出类拔萃的指标，也没有垫底的指标。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环境都处于中偏上。这些相对良好的社会环境与资源有利于该类传媒及时抓住时代机遇，通过做大传媒产业，显示其强势地位。该类传媒的努力方向就是所有基础指标需要齐头并进，快速发展壮大，获得领先地位，从而促进该类传媒成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
三类地区传媒业：传媒“袖珍国”模式。该类传媒业的主要特征就是甘居人后，自我心理挫败。首先，该类传媒发展先天不足，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均大大落后于经济发达地区，不利于作为依附性产业的传媒业发展；其次，该类地区在体制上也是以条块模式发展传媒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论是哪个省区，印刷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等媒体必办无疑，级级办电视台，处处有机关报、出版社，如此便分散了有限的传媒资源，使得所有媒体都做不大；最后是观念落后，进取精神不强，自甘人后，在先天客观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主观上又不努力，经营管理方式陈旧，自主创新能力欠缺。该类地区传媒业发展的方向是在经营方式与自主创新上加大努力，力争使某一个或几个指标快速发展，成为推动该地区传媒业发展的增长极，最终促进传媒业整体协调发展。
结论
中国传媒发展指数CmDi(2012)课题组通过以上数据比较分析，做出如下结论：
1.2010年中国传媒业整体呈稳健发展态势，在2009年各项指标的大幅度回升后，2010年中国传媒业重入金融危机前习惯的发展轨道，五项分指数基本协调健康发展，标志着中国传媒业新一轮发展的开始。
2.中国传媒业必须下大工夫提升自己的盈利能力，这是自我生存并与全球传媒大鳄进行竞争的核心所在。需要着力于本土受众市场开拓能力的提升，本土市场是传媒业发展的根本所在。媒介环境对一个省区传媒的发展极为重要，这是其实力提升的基础所在。
3.中国各省区传媒竞争程度相对较低，各省区似乎安于固有的本土市场，对外开拓的竞争意识不强。此种市场主体很难担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任。在连续几年的总指数得分排序中，前8与后8的名单惊人地连年一致，一方面颇令后进者沮丧，似乎做再大的努力也不能排名靠前；另一方面又有各省区传媒业竞争意识不强之嫌。
4.中国传媒业省区变化较激烈的部分主要是中间50％的省区，前25％与后25％名单基本没有变化。对于传媒主管部门来说，当下的着力点应该是“大小并抓，中间放之”。
5.中国各省区传媒业还处于各自为政、偏安一隅的格局，需要尽快整合归并，形成特点鲜明、规律纯粹的发展类型。从而利于政府引导管理、业者互为借鉴、学者直入症结进行研究。聚类分析结果显示，同为三类传媒的24个省区，其传媒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情况极为复杂，很难总结其共同的特征与规律，不利于全国传媒业协调均衡发展。
6.以培育传媒增长极的理念来发展各省区、各类型传媒业，最终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论是从四大区域还是从31个省区来看，都处于发展极不平衡的态势，几乎所有弱势指数都落在西部地区，所有强势指数都被东部地区囊括。面对此种局面，我们应当以相对优势理论作为理论武器，培育某个或几个区域、某个或几个省区、某类或几类传媒、某个或几个指标，使其成为增长极，以推动本类传媒、本省区传媒、本地经济社会协调快速发展。
7.对于传媒欠发达省区而言，全部传媒指标落后的平衡发展，还不如其中一个或两个分指数相对先进的非均衡发展。因此，不同省区传媒业的发展方式不能雷同，先进地区要注重均衡发展，使传媒业整体成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增长极。落后地区可以考虑把某一项指标作为增长极来培育，率先发展，以此来带动其他指标的均衡发展。
8.四分位法划分的四类传媒发展特点分别是：均衡发展稳健增长强势领导型、非均衡发展快速增长跟进型、非均衡发展缓慢增长追随型、全面落后的低水平平衡式发展型。东中本部划分的四类传媒发展特点分别是：准均衡发展稳健增长绝对领导型、非均衡发展单个增长极拉动乏力追随型、低水平平衡发展中庸追随型、全面落后型。聚类分析法划分的三类传媒发展特点分别是：准“又好又快”模式、传媒“大省”模式、传媒“袖珍国”模式。各省区传媒业要反复比较这些发展模式，适当地对号入座，遵循既有的好的方式，扬弃袭用的不足的方式，借鉴对方优点，培育各自不同的增长极，最终达到全国传媒业整体协调均衡发展。
说明：四分位数在统计学中是把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并分成四等份，处于三个分割点位置的得分就是四分位数。第一四分位数(Q1)，又称“较小四分位数”，等于该样本中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后第25％的数字；第二四分位数(Q2)，又称“中位数”，等于该样本中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后第50％的数字；第三四分位数(Q3)，又称“较大四分位数”，等于该样本中所有数值由小到大排列后第75％的数字。
三个四分位数位置的计算方法是：Q1的位置＝(n＋1)／4，Q2的位置＝(n＋1)／2，Q3的位置＝3(n＋1)／4，n表示项数。
出于习惯上的分析，我们把31个省区按总指数得分由大到小分成四个等份，从总指数得分上看，排名前7的省区都在60分以上，出于分析上的方便，把排名第8的第三分位数辽宁归到中前等份，第二分位数与第一分位数依次下移归到中后与后等份。
2009年31省区总指数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北京78.56、上海75.82、广东74.52、江苏67.34、浙江65.96、山东62.08、天津61.01、辽宁58.92、福建56.79、山西56.52、湖北56.18、河南55.92、四川55.82、河北55.33、内蒙古55、湖南54.44、黑龙江53.39、安徽53.27、吉林53.21、陕西53.03、云南52.09、新疆51.53、重庆50.89、江西50.12、广西49.93、宁夏48.97、甘肃48.82、青海48.29、海南47.96、贵州47.56、47.09。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品牌资助项目、中国人民大学“9855工程”新闻传播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支持项目成果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5
搜狐与媒体的合作是全方位的，传统媒体(主要指平面媒体)提供内容给门户网站只是一个方面。任何企业都具有推广自身品牌的需求，从传统媒体作为传媒企业的视角来看，通过与网络媒体的合作可以获得一种物美价廉的推广渠道。这体现在网络可以在传统媒体所面向的三个市场即读者市场、观点“市场”和广告市场上发挥巨大作用。
首先看读者市场。网络受众的年轻化程度整体上远远高于报刊等传统媒体。网络的年轻受众正是传统媒体所追求的潜在读者群体，这些人群对传统媒体有极大的开发价值。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天生的传统媒体读者，他们普遍在读报年龄到来之前就接触网络，而且“触网”的年龄将越来越低。从用户的生命周期来看，很多年轻人先接触的主要媒介是互联网，然后才是报纸等传统媒体。因此，传统媒体利用网络来推广自身品牌和产品，培养年轻人对自己品牌的偏好，是争取这些潜在读者的最好机会。如果因为把网络视为竞争对手而进行抵制和排斥，等于关上了与潜在读者沟通的大门，只会使传统媒体愈加被动。
再看观点“市场”。观点“市场”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代表的是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一方面，通过网络的推广，可以使传统媒体的影响范围最大化，网络受众数量之多，分布地域之广，是任何传统媒体无法企及的；另一方面，网络受众也涵盖了掌握社会主流话语权和决策权的部分人群，传统媒体的报道最终能否推动社会的进步，与这些人的认识和了解息息相关。借助网络的放大和二次传播，传统媒体报道的新闻事件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只有借助网络，传统媒体才能让好的观点和声音得到最大化的传播，真正发挥传统媒体引导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如果一个传统媒体在网络上销声匿迹，就可能面临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的危险。
最后看广告市场。曾经有一位都市报的总编辑一家给他们投放了巨额广告费的企业为什么选择自己，对方的回答竟然是：“在网上经常看到你们。”虽然这还仅是个案，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网络推广可能为传统媒体企业广告经营带来的价值。不能否认，在我国仍然缺少权威的报刊发行量统计的情况下，企业的平面广告投放选择还有相当大的主观性。简单地说，广告主特别是企业市场人员的直觉将对广告投放决策起到重大影响，而不论是市场人员、企业管理者还是广告从业人员，恰恰都是网络接触程度比较高的人群，可见网络推广的重要。这一点在区域性广告主身上体现得并不明显，但是对于全国性广告客户来说，网络可能是他们了解外地媒体并获得感性认识的最便捷途径。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6
一“信”激起千层浪
春节之前，正当数以亿计的国人，都奔着回家过年的时候，浙报集团社长高海浩在内网工作平台上给全集团5000多位员工写了封4000多字的长信，细数集团近年来的战略布局和集团未来三年全媒体转型的发展规划，并详细解答了集团上市公司斥资32亿元收购边锋浩方平台的初衷。这封信被集团员工转发到新浪微博之后，引发了传媒圈和学界的集体“围观”，一场关于传统媒体产业转型的大讨论就此展开。
“我们赶上了一个媒体变革的时代。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使得传播业的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表象上来看，我们的读者发生了转移，我们的话语方式受到了挑战，我们的广告等收入来源受到了冲击。但是从本质上看，是游戏规则和要素配置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播渠道、话语体系、商业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渐渐失灵。报业何去何从？全球报人忧心忡忡……”
这封长信在集团内部引发了一场“攸关传媒未来”的大讨论，在大多数单位员工都匆匆赶在回家过年路上的档口，这封长信在年前四天“盖楼”（跟帖）过百。
“众所周知，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基因非常不同，传统媒体是单向的我写你看、我说你听，互联网强调的是开放分享、以用户为中心。当下，我们不能只是纠缠于内容为王、渠道为王、终端为王、体验为王的狭隘视角，所有的服务必须紧紧围绕网络用户来展开，这才是王道。我的理解，所谓传统媒体转型升级，核心就是把流失的用户找回来、聚拢来，服务好、吸引住。”“什么是文化产业？文化产业的定义很多。我说，最简单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花钱买开心。用户出钱来购买高兴的体验、快乐的体验。”高海浩与集团员工在信中就传媒形势的坦然面对，被集团内部员工转发到新浪微博之后，引发了国内传媒业专业人士的广泛参与，该条微博24小时被主动转发了600多次，微博曝光量527万多人次，转发深度超过6次。一些同行反馈，这封长信在深圳报业、南方报业，以及北京、山东等地的部分媒体集团，也具有极高的阅读率；开年以后，浙江本地的一些媒体集团，把学习高海浩“长信”作为开年的第一项工作安排。从这一点来看，传统媒体转型在各大媒体集团内部具有强大的内驱力，传媒人自身也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从用户出发”的愿望，关键是理念、体制和机制的创新与突破。
细析此次高海浩长信在传媒界掀起的思考和讨论，究其根本是一个地方媒体当家人的思考已经触及了一个正在面临危局的行业的命运。用户流失导致广告流失，收入减少了媒体本身的生存势必受到威胁。传播业将会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升级，如果传媒产业崩塌，将最终影响未来的舆论阵地建设。南都全媒体、南都嘉华首席内容官栾春晖通过网络看到这封内部信之后的观点多少可以代表大多数传媒人：“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在原有商业模式基础上修修补补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基本的价值观，不拿互联网的游戏规则和互联网新媒体竞争，永远是拿着刀枪对坚船利炮的局面。这个技术平台是传统媒体在技术驱动的互联网环境中树立核心竞争力，弥补传媒技术短板的最快捷径，此次整合边锋浩方在业务层面上收获了介入和掌握互联网世界一个成熟商业模式的可能，也收获了弥补自己全媒体战略技术短板的强援，值得。”
浙报集团的全媒体转型思考与实践
在本轮互联网技术浪潮的推动下，全球传播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全媒体产业，相比较传统媒体产业，有基因上的本质不同，传播技术变革导致商业模式变革，商业模式变革导致公司治理变革。而这一切，都是围绕用户发生的。新媒体公司的决策，就是让“听得见炮火的一线”来做决策，用数据说话，听用户的。传统媒体公司决策链条与之相比，显得冗长繁琐，不够灵动。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新媒体战场，变成了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但换个角度看，传播格局的快速变迁，媒体边界的加速模糊，也给传媒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基于这样的理解，浙报集团认为，信息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长远来看，就像活字印刷最后引起文艺复兴一样，随着技术的工具化和平台化，信息浪潮将推动文化产业特别是传媒业的大发展大繁荣。面对这样的传播变革，传统媒体集团不应被动跟随，而应主动出击。实践也证明，仅仅通过内部存量的调整和形式上的互联网化，仅仅通过原有内容的物理位移，无法真正催生新媒体。唯有通过积聚资本、技术、人才，通过体制机制转换，通过植入互联网基因，通过直接投身互联网，寻找并积累新用户，才能真正提升自己在新媒体时代的竞争力。
在意识到上述问题的核心所在之后，浙报集团选择了自我升级的道路――“以用户为核心”升级。趁自身还拥有政策、品牌、公信力、资源等优势的情况下，迈出坚实的一步――收购用户平台，并在用户基础上规划符合用户需求、满足用户需要的新产品，用产品服务用户。在产品的基础上整合用户，在用户的基础上进行大数据挖掘，再在数据挖掘的基础上提升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有了上述思考，浙报集团在过去的三年里，开始了按计划的布局和探索。
第一，力促浙报传媒上市，完成了传媒资本化布局。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同时也拉开了集团转型升级的序幕。
第二，全媒体战略行动计划和传媒梦工场的运作。从2009年开始，浙报集团就开始有针对性地研究新媒体的运作模式和产品体验。研究发现，新媒体的核心是技术推动的媒体变革，这个变革包括理念、体制、技术的变革，也包括媒体生态的变革。“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对新媒体的技术演变、趋势变化有深入的分析，有独立的判断，还能为集团的转型提供技术支撑。于是有了全媒体战略行动计划，明确了‘内部转型、外部扩张、孵化未来’的路径选择，也催生了传媒梦工场――国内第一家传媒孵化器――和她孵化的一个个新媒体团队。”
第三，在互联网行业找到一个用户集聚的平台。“这几年，互联网对传统媒体的最大挑战是读者和用户的转移。我们回头去看，第一轮的用户切割已经完毕，作为即时通讯的腾讯、搜索的百度、电商的阿里巴巴已经圈定了大量用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用户，传统媒体就没有自主性，是用内容给别人打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下定决心，无论花再大的代价，都要有一个用户集聚的平台。”在经过对各用户平台基因、气质和文化的深入分析之后，浙报传媒将目光锁定在从纳斯达克私有化归来的盛大，并斥资32亿元展开了对边锋浩方平台的收购。此一役，收购活跃用户2000多万。3月底，这2000多万用户将完成最终的数据库交割。
“下一步，我们整个浙报的全媒体战略，就是要以浙报集团原有500万读者和边锋2000万活跃用户资源为起步，我们要分析这些用户的行为、习惯、偏好，挖掘数据库，从休闲游戏出发，开发健康向上的竞技体育，提供用户需要的资讯、视频、娱乐、体育等内容。有了用户，优秀的内容才能发挥价值；而有了优秀的内容，就能不断吸引用户。让我们牢记，互联网时代，用户就是阵地，服务就是核心竞争力。我们要全力建造传媒文化‘金字塔’，基础和主干是面向大众的文化服务，塔尖则是主流媒体的价值传播。如果我们把文化服务做得越大，集聚的用户越多，塔尖就会立得越高，我们就能越好地履行责任和使命，居高声自远。”立春之际，高海浩向全集团5000多员工吹响了全媒体转型的集结号，并确立2013年为浙报集团的“全媒体元年”。
全媒体元年：转型集结号
2月17日，蛇年开年的第二个工作日，浙报集团召开了由各媒体、各业务部门一把手参加的全媒体战略领导小组工作会议，会议不仅明确了集团全媒体战略新一年的工作目标、领导小组机制和原则，还讨论了《集团全员全媒体培训计划》，并同时讨论出台了《集团新媒体项目立项管理办法》。
“全年10场面向采编和经营口的专题培训，20场以上的新媒体业务分享会，让在原岗位工作的员工，多了了解互联网发展和探讨传媒业务的契机和窗口；而新媒体项目立项管理办法的出台，则是浙报集团开始从顶层设计和管理新媒体项目的主要抓手。”
一位参与制定管理办法的员工表示，集团各媒体部门先前都有在新媒体领域的大量实践和探索，但多是自主的、相互独立的，在积累了经验的同时，也势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管理办法的出台，可以通过归口管理，从集团层面合理地配置既有资源，避免重复开发、重复谈判，同时也避免了重复试错，传媒梦工场（集团新媒体中心）对外继续新媒体生态圈的投资布局，发现新技术、发现新团队，同时对内开始新媒体项目的规划和评估论证。这次全媒体战略领导小组会议还从集团层面确立了“专业媒体打造优质内容，都市媒体拼生活服务，县域媒体落地抓用户”的全媒体转型原则――这是浙报集团给旗下媒体指引的全媒体转型路径，核心就是用户。
数据库建设是2013年浙报集团全媒体转型的核心，随着3月底边锋浩方平台3亿注册用户、2000万活跃用户的交割，加上既有500万读者数据库的归集，浙报集团将成为国内第一家拥有自主用户平台的传媒集团。2015年，浙报集团希望这个用户数据库容量再翻一番。
从2010年部分媒体集团开始基于移动端的新媒体或全媒体尝试，到2012年浙报集团的传媒梦工场投资孵化模式得到业界的关注，国内传统媒体集团基于新媒体的探索也在逐步走向深入。从早期的试图以卖硬件+内容的探索，到app一拥而上迁移平媒内容，再到各媒体集团根据自身内容及运营特点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国内各传媒集团基于新媒体的探索，逐步从混沌走向清晰。
无论新媒体格局如何变迁，传播都离不开内容与受众。对转型中的浙报集团来说，在做好内容生产转型的前提下，一切都是为了用户：内部转型为了用户，对外扩张为了用户，孵化未来也是为了用户。
作为国内首家经营性资产整体上市的传媒集团，浙报集团在做好自身转型探索的同时，还肩负着另外一个梦想――希望凭借自身的转型探索为传媒同行提供借鉴的同时，也能提供相应的用户平台和解决方案。
环顾国内，大型的用户平台均为互联网公司把持，传统媒体只能依附在互联网公司的平台上求生，但这样的依附无助收益提升，更不可能完成自身转型，传媒集团转型必须建立在自己的用户基础之上。基于此，浙报集团致力于打造属于传媒业自身的用户平台，并在未来数据挖掘的基础上，根据用户区域属性有针对性地向地方区域媒体开放用户数据库，协助地方区域媒体开发更好的适合本地区用户的应用，更好地满足本地用户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帮助区域媒体逐步建立自身的用户平台。
从传统报业集团向科学发展的现代传媒集团转型，这条路一定很艰难很漫长。但我们相信，一百次理论的探讨不如一次勇敢的行动。自我颠覆、靠近炮火、用户至上，这可能是目前浙报集团能与同行分享的最有价值的经验。相信随着浙报集团的探索成功，会给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有效途径。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7
黄煜，男，现任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新闻系教授。本科、硕士研究生均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博士毕业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1994年加入浸大新闻系担任讲师，其后提升至教授。2006年至2011年出任新闻系系主任，2013年4月起任传理学院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传媒转型、新闻媒介、大中华区政治传播等，发表研究论文及著作篇章50多篇（部）。2011年获香港浸会大学颁发的“教学人员杰出服务表现奖”。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黄煜教授，您好！我们知道，在2015年最新公布的QS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香港浸会大学传媒专业位列世界前100名，浸大传理学院更被誉为“亚洲第一”，那么就请您以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为例谈谈香港与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在理念及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差异？您认为形成此差异的原因有哪些？
黄煜：您好，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有幸和读者进行交流！大陆及香港高校的传媒教育的理念及方式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香港高校的传媒教育主要还是用英美大学传媒教育的理念和课程安排，主要侧重实务的训练及方法的教育，对学生职业道德的引导也比较重视，4年学制中有一年到一年半时间是进行博雅通识教育，博雅教育是一种基于社会公民所需的通才素质教育。它不同于专业教育。在这之后才进行专才学习。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更全面，也因为有早期的博雅教育，之后才能把专业的东西做得更好。
产生这个差异的原因主要还是香港实行的是英美传媒教育的一种体制，不论从师资、设备、资源配给及考核评估等都和英美的教育模式基本相同。
香港传理学院共分为三个学系，即有：传播系提供组织传播和公关及广告专业；电影学院提供电影与媒体艺术专业；新闻系提供中文新闻、国际新闻及财经新闻专业。教学实行理论与实践并重，在人才培养上注重实践方法的传授和实验。学院备有完善的器材及设施，以配合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大多都从事传媒或与传媒相关的工作。
记者：近年来，贵院与内地传媒院校学术交流日益密切，开展学术交流对贵学院的学科发展和体制建设具有什么意义？这些交流活动对大陆和香港的新闻教育相互都产生了哪些积极的影响？
黄煜：最近五年，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同内地很多高校的传媒学院展开了密切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学习考察、交流访问等方式，比如我院通过“”，每年学院会有近百学生去内地如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广东、云南、湖南、江苏等省市展开大规模的交流和学习，取得了很好的交流和互动效果，使香港和大陆的传媒教育在办学理念、教学方法、人才培养等方面有了很好的交流和经验借鉴。同时我们学院的学生还参加了“新西行漫记”及“范长江行动”等有意义的学习之旅。与此同时，也有很多内地高校的老师及学生到我们传理学院进行考察和学习，时间从数天至一周以上不等。这种交流，也使得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更加广泛与常态化，同时也对两地学生及老师产生了积极作用。未来我院还会派更多的学生去内地交流学习，也愿意接受更多的内地学生及老师到我们这里来，互相学习和交流。
记者：作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院长，请您谈一下您对传理学院未来的发展建设有怎样的规划及目标？
黄煜：传理学院未来的发展规划主要按照浸会大学培养博雅型人才的要求，在教学、研究、服务社会、面向世界等几个方面尽力做到最好，研究上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鼓励学院的老师在新媒体、大数据、公共关系、广告、电影、文化产业等方面做世界一流的研究。教学上我们正在根据传媒行业的变化重新调整课程的安排，目前正在和计算机系联合设计新的课程，主要方向是大数据、人工智能、媒体传播的结合，希望可推出一个本科4年的学士课程，使学生可以全方位地学数据、人工智能及新闻传媒等，学习信息采集的新方法、新技术，使学生可以成为全媒体的复合型人才。
关于服务社会面向世界，这是我们作为传理学院的使命。服务社会主要是参与社会的讨论、提供专业意见，在社区和新闻界，建立更好的学术和专业标准。同时我们也同世界各地进行广泛的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香港，让香港更好地了解世界。
记者：在未来，新媒体将会是人们接收并信息的主要渠道，那么您认为，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未来媒体环境及格局会有怎样的影响？
黄煜：新媒体的崛起和广泛使用，尤其是社交媒体，正在形成一种主流化的传播方式，它对未来的传播格局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决定性影响已经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大众媒体和小众媒体、个人媒体和社交媒体等的界限全部打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广泛的、高度渗透的，同时又是分化的、局域性的、线上线下全方位的媒体环境。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变革。对今后的传播渠道、生产内容、发送方式以及我们的社会交往都有巨大的影响。
从培养未来的全媒体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主张把媒体分为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而是把它看成一种以社交媒体网络媒体为主导的新型的社会传播方式。在这样一种传播方式下，各种已经存的媒体形态，都将在媒体的大环境里有其存在价值与功能。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传统的大众媒体，比如说报纸、电台、电视台等，他们逐渐会改变形态尤其是报纸和杂志这样一种纸质媒体，它们逐渐会成为小众媒体。而广播电视则随着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会变形成为一种社交媒体表现方式，因为广播电视有声音和图像并可配上文字。
现在预测未来还不太好说，但是我们认识到传统意义的个体和社会、局部和总体、小众和大众，这些界限需要一套新的游戏规则来重新界定。
记者：当前，出现有关传统媒体，如纸媒及电视媒体等消亡论的说法，那么请问黄教授，您是如何看待传统媒体消亡论的？依您看，传统媒体如何转型才能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变化？
黄煜：传统的媒体，尤其是以纸质为载体的媒体正在逐步成为小众媒体，像广播电视则是转型成为某种程度的社交媒体载体而已。所以他们形态的消亡目前不太好讲。
那么比如说最近五六年，我们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手机、ipad等阅读器来进行的这种代替以往的纸张性的书籍阅读，从这方面讲，并没有说书籍消亡，而是转换了形态。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8
何冰：一是传媒发展规律使然。从传播技术看，随着网络和手机媒体的诞生和影响力与日俱增，无论是传播手段还是传播介质，媒体融合势在必行。不同种类的媒体之间打破原有的界限，信息资源在新旧媒体之间已经实现了无障碍的流转。从国际传媒发展来看，不论是新闻集团，还是维亚康姆集团，无一不是突破单一媒体形态的综合性媒体机构。一个地区的报业和广电如果现在不走向融合，将来也会走向融合。
二是传媒谋求发展的内在冲动使然。报业集团时代，成都报业的发展面临两大瓶颈：资源瓶颈(报纸刊号、版禁等)和市场瓶颈(市场有限性、区域的限制性等)。于是开始谋求异地扩张，采取与四川广播电视台合作、发展新媒体等举措。也就是说，在成立成都传媒集团之前，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就已经开始了跨媒体领域的业务拓展和资本扩张，力图同优质的广电媒体资源进行深度合作，但两者之间始终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界线和行业壁垒。但是成都一直在努力。传媒集团的成立，就是这种内在冲动得以坚持的结果。
三是成都市高瞻远瞩的行政推动使然。在上述情况下，成都市委市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整合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与成都广播电视台，组建成都传媒集团，并要求传媒集团最大限度地激活传媒生产力，尽快走在全省前头、全国前列，甚至在国际上赢得一席之地。从理论上讲，报业和广电都是，都是国有资产，不同的只是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在全国上下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媒体形态都应该可以在党的领导下，在不改变喉舌功能的前提下，以资本为纽带进行强强联合，深度整合，达到1+1>2的效果。
记者：成都传媒集团组建如此大而全的媒体集团，从全国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第一个吃螃蟹者，成立之时自然会有看客，有非议，有阻力，对此，你们怎样处理?
何冰：传媒集团的成立，毫无疑问是打破了媒体行业“条块分割”的固有行政管理体制，甚至当年报批部门都无从找到。“蜂窝煤”似的管理系统“错位”之后，引发管理层对集团的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们也面临超乎寻常的压力。当然，从强化媒体管理的角度看，我们也完全理解上级管理部门的良苦用心。
从内容看，在集团化运作背景下，每一个媒体都是一个利益主体，其媒体属性、表达方式、运作机制、利益诉求、考核体系等大相径庭，这也必然导致融合初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一是集团成立之后，广电和报业一夜之间成为一家人，但彼此的认同还比较生疏，很难将人心快速融合为一体，从感情到工作都需要一个较长的磨合适应期。二是集团将《成都商报》先进的市场理念和机制，创造性地移植到事业单位性质浓厚的广播电视台，进行内部体制机制的再造重构，这必然引发利益调整的连锁反应，有些员工从眼前利益或者从个人角度看，难免产生一些抵触情绪。再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小道消息横飞，为推动改革带来人为的阻力。三是集团成立之后为充分发挥资源的效力，必然进行内部资源的整合，单位和单位之间在资源的配置方面也必然打破平衡，再加上不同形态媒体的融合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阻力再大，压力再重，我们都鼓足勇气、坚定信心往前闯，因为任何改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主要的做法有：
在接受行业管理方面，集团一方面坚决服从监管，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争取对我们“先行先试”的理解和支持。
在对内部媒体的管理方面，集团致力于推动从行政捏合到深度融合的转变。一是确立“新闻宣传集中指挥，不同媒体分类指导”的原则和“围绕中心、同题竞技、分类表达、形成合力”的指挥理念，充分利用多媒体形态的最大优势，实施集团化、规模化作战，在党代会、“两会”、推进城乡统筹和深化“试验区”建设等重大宣传中，集中组织所有形态的媒体采编队伍，同策划、同采访、同创作，交流理念，融合表达，互相配合，统一刊播，新闻宣传的方式更新，正面报道的规模更大，舆论引导的力度更强。二是打破不同形态媒体的介质壁垒，深入探索媒体融合。这也是成都传媒集团的标志性特征之一。我们设立了以《成都商报》为核心的媒体融合试验田，将7种不同形态的媒体融合在一起，由融媒指挥中心统一调配，形成新闻资源的集约开发和使用。媒体融合的力量，推动了持续低迷的经济资讯服务频道收视率进入地区前四，融合体的子报快速成长为全国有影响力的财经类日报，网站和其他时尚类期刊实现了提档升级，核心母体《成都商报》，在广告收入排名全国都市报第一、基数很大的前提下，连续三年实现10％以上的收入增长，融合的“化学反应”得以有力印证。三是全面铺开“媒体联动”，形成宣传共振效应。集团按照“报纸+电台频率+电视频道+网站”的基本构架，将12家媒体结成3个联动对子，以市委中心工作和突发重大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网络、电台突出快捷，电视突出场面，报纸突出深度和背景，多媒体整合传播，互动互补，错位影响。一年运行，完成联动项目360项，取得了靠单一媒体形态和单一传播渠道难以实现的宣传效果。与此同时，强化新闻宣传管理的制度建设并强化执行。以2009年为例，修订和新制订的新闻宣传管理制度就达13项。同时不定期开展以“三审制”为抓手的突击检查。
在资源的整合方面，集团按“资源配置市场化，资源整合集团化”的原则，大力推行报业的发行、印务、广告资源整合；彻底整合所有的行政后勤、物业管理资源；全面整合所属期刊资源，打捆出击，公司化运营，并融合广播、电视的地产广告资源，按分类广告的产品链型设计，打造地产系全媒体；并完成有线电视网络资源的整合等等。
与此同时，集团高度重视，积极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比如举行集团职工运动会，开展集团核心价值观表述语、集团形象标识征集活动、传媒同心卡等，推动不同单位、不同业态成都传媒人“心的融合”，形成共同认可的团队文化。
记者：为什么成都传媒集团的全媒体模式建起来了，而且至今来看成功了，能否介绍一下成功经验，你们的模式在全国是否有可复制性?您觉得在我国组建跨媒体集团的阻力在哪里?有哪些建议?
何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一把尺子无法量出所有的短长。成都传媒集团的发展，目前看来是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只不过我们在传媒改革与发展的历程中，以自己的独特实践丰富了传媒发展的内涵和模式。不同区域的媒体集团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受众心理、文化消费习惯，以及媒体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甚至媒体领军人所掌握的资源、所具有的威信和决心，包括地方党委政府的态度等等，都将影响着不同地区媒体融合探索的进程。
至于媒体集团组建的阻力，我感觉最大的还在于体制壁垒与条块分割所导致的各自利益诉求的冲突，所以跨媒体集团的组建与发展要取得地方党委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这是媒体集团跨区域、跨业态参与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
记者：请您谈谈集团体制改革情况。
何冰：三年来，集团以重塑市场主体为目标，坚决摈弃事业体制弊端，打破行政级别，实行职位聘任；打破身份界限，实行全员聘用；打破平均主义，实行绩效薪酬，全力推进传媒体制改革。
一是全力整合媒体经营性资源，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博瑞投资集团”；切实推进广播电视“制播分离”取得突破。以资本为纽带，按市场化运作，将报媒的经营性资源和部分广电经营资源整合到博瑞投资集团，打造龙头企业集团。博瑞投资集团控股参股的梦工厂网游企业、《每日经济新闻》、手机游戏企业、户外广告公司等新媒体资源实现了快速扩张。截至今年5月31日，其旗下上市公司博瑞传播市值三年内增幅达到280％，显示了资源整合的强大力量。同时，对所有媒体的行政后勤、物业管理实施彻底整合，提高整体运行效率和质量。在广播电视板块，实施台台合并，切实推进制播分离试点。将影视剧部剥离，实行国有控股、民营参与，组建影视剧制作公司，参与投拍电影《赤壁》等系列影视剧。以集团媒体参股的方式，组建蓝海公司运营广播电视台经济资讯服务频道非时政类节目的制作和广告资源，快速拉升其经营业绩。
二是对经营性单位推进公司化运营，按中央要求大力推进期刊、图书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期刊运营、会展、酒店等经营业务，脱离事业母体，以国有和民营资本股份合作的形式，组建了期刊公司、会展公司、酒店管理公司。新拓展的数字音乐、地铁媒体等新媒体业务和面向全国发行的《每日经济新闻》报，全部注册为公司。集团两家出版社一家已成功实现转企改制，一家已经进入企业法人的工商注册程序，所属4家期刊社今年正式启动转企改制工作。集团事业单位比例从成立初期的40％下降到14％，大大降低了事业体制弊端的影响。
三是坚持全方位对接市场，对所有单位全面实行企业化管理。严格将各下属单位视为企业法人管理，全面推行企业会计制度，实行刚性的预决算管理和目标考核，有效地促进了各单位降本增效。整体推行市场化用人，从领导层开始率先打破行政的事业级别，万名新老人员破除身份管理，以岗定酬，同工同酬，解决了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人员能进能出的问题。坚持推行市场化分配，实行严格的绩效管理，按绩考核、拉开差距，集团上下保持了旺盛的活力和创新的动力。
目前，集团的资产关系得以逐步清晰，体制改革深推到位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我们拟以坚定的决心，在全面完成广播电视“制播分离”基础上，培育和打造具有市场主体地位的集团公司，最终从整体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记者：您原来是地方行政领导出身，现在是一个集团的掌门人，您能否谈谈扮演这两种角色的不同感受?您是如何完成由官员到企业家的身份转换的?您觉得与纯粹的企业家相比，您的优势在哪里?
何冰：至于官员到企业家，个人觉得企业家的定位不准确，应该还是媒体的负责人。中央一直强调政治家办报。这是所谓“官员”的有利条件，在此基础上努力学习新闻理论与业务，还是很下了些功夫的。比起纯粹的媒体负责人来讲，多了一些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多了一些经济工作实践，能更快地适应市场。我一直强调传媒集团永远要把媒体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可能是跟您所说的纯粹的企业家不一样的地方。作为媒体负责人，宣传工作的前提是深入地领会和把握好政策。这可能是比其他企业家多做的一点儿功课。
记者：对于一个企业掌门人来说，如何将手下精兵强将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是一门艺术。据了解，贵集团的陈舒平、夏旗舰、孙旭军在传媒行业都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您能否与大家分享一下与这些人物共事的“心得”?
何冰：这主要涉及班子管理和建设的问题。我个人的方法比较简单，就两条。一是以诚待人。诚恳、诚心、真诚地对待集团班子的每个成员，尊重他们的思想方法，尊重传媒单位的特有文化。二是以理管人。尊重不是无原则地迁就，而是需要坚持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集思广益，把正确的道理凝结成大家的共同意志。
记者：传媒行业是个人才要求非常高的行业。而对于当前许多传媒企业来说，如何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是个头疼的问题。现今由于转企改制，企业编制的身份、普遍较低的工资待遇等等，传媒行业对一些高端人才的吸引优势在不断下降。请问你们是如何来吸引人才的?
何冰：吸引人才最关键的是机制，让人才有发挥才能的平台，有发展的空间，使其价值在物质和精神上有所体现。首先是引得进。集团一直是全员聘用，社会化用人，市场化定酬。坚持唯才是举原则，用人不讲身份不论资历，凭德才业绩录取，按市场水平商酬。其次是留得住。集团建立有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岗位聘用体系和薪酬制度，在集团工作期间对新老身份员工一视同仁，完全按岗位聘用，按绩效取酬。老身份员工的事业单位身份、职务和工资均封存在档案里，按国家政策空转。第三是有发展。集团通过出台首席编辑和记者、金牌主持人和播音员等的评选管理制度，建立专业技术上升通道；通过专栏、专题和活动策划，包装打造骨干队伍，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提供专业平台和优先培训机会，保证人才发展。
记者：据了解，传统媒体、新媒体、媒体融合和文化产业构成了贵集团的四大板块业务，在这四大板块业务中，你们的主业是哪个?与其它同类媒体相比，你们的特色板块在哪里?现在哪个板块业务表现最好，哪个是“短板”?对于“短板”，你们将怎样将其补高?
何冰：我们的传统主业是媒体经营，这点毋庸置疑。集团成立之初，集团党委提出了“做精做强传统产品，坚决挺进战略蓝海，抓好传媒资本运作，快速推进产业扩张”的发展战略。三年多来，集团以传统媒体为基础，以新媒体为核心，以资本融合为手段，以文化产业项目的园区化、楼宇化为载体，全力推进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传统媒体板块，集团旗下《成都商报》广告收入突破8亿元，成为集团阵地扩张的龙头媒体，成为全国都市类报纸广告收入排名第一的报纸；成都广播电视台的营业收入从3.31亿元增长至4.07亿元，跨进全国城市台前列；期刊经营从整合前的3600万元增长到1亿元。在新媒体发展方面，集团通过并实施《大力发展新媒体的决议》，确保每年投入新媒体的资金不低于营业总收入的3％。集团上市公司博瑞传播出资4.41亿元收购效益良好的“梦工厂”网络游戏企业，继创造中国报业第一股之后，再次打造中国网络游戏第一股，被列为中国广告传媒业2009年十大并购事件之一。同时快速进军数字音乐、地铁传媒、手机传媒、户外媒体等新兴媒体领域。在资本运作方面，除前面谈到的收购梦工厂外，2007年博瑞传播实现增资扩股2.7亿，近两年还进行了手机网游企业股份收购及其他境外资源的收购行为等。
如果要说短板的话，我觉得我们在新媒体发展方面有影响的实质性项目还难有大突破，还需要在“三网融合”、电子地图(搜索)、电子商务、数字出版等领域大力发展，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新媒体收入达到传统媒体的30％以上。
记者：从相关资料来看，很显然，贵集团的成都商报社和博瑞传播是在外名声最大的两个品牌，两者最为外界所称道的，前者为高度市场化的体制机制，后者为高超的资本运作手段。业内一些人认为，成都传媒集团试图通过《成都商报》的先进市场化制度把集团每个成员都打造成真正能适应市场经济作战的战士，以博瑞传播的资本为集团和集团其它单位的开疆拓土提供弹药，来建立自己的“媒体帝国”。对此。您如何看?
何冰：的确如此。《成都商报》用它15年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其机制是行之有效的。当初成都市组建传媒集团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成都商报社的先进机制移植到其他的媒体板块。集团成立后，通过设立以商报为核心的媒体融合试验田，依托商报强大的孵化能力和先进的理念与运行机制，不仅提升了成都电视台2频道、每日经济新闻、快一周、全搜索网站等的市场份额和影响力，同时也壮大了商报这一母体本身的实力，可以说是多赢。
至于博瑞投资集团，前面谈到不仅是传媒集团整合媒体经营性资源的龙头平台，也是集团实施资本运作、实现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撑平台。
记者：种种迹象表明，你们似乎对文化产业领域非常热衷，在你们的战略蓝图中，你们似乎不仅要打造“大传媒”，而且也在试图打造“大文化产业”。对于这样的战略蓝图，你们不担心战线拉得过长，有损主业吗?
何冰：我们是这样看的，集团发展多元文化产业是在传统媒体增长乏力、新媒体投入又一时半会儿无法“吹糠见米”的大背景下，实现资金的快速回笼，进而反哺媒体主业。同时，在集团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内容产业、创意产业的过程中，要搭建现实的物理平台，才能形成相关产业的集聚。因此，我们积极主动地锁定优质文化和产业园区的土地资源，引进中移动、中国电信等渠道运营商，与美国新闻集团、香港无线电视、中影集团、成都地铁公司等实力企业开展资本与业务合作，打造国内独树一帜的数字音乐公园和文化创意产业园以及大型的演艺场馆等。可以说，我们实施的项目都是特色鲜明的文化产业项目，都与传媒产业紧密关联。我们的项目都经过了科学的论证，并在实施过程中严控资产负债率，我们目前的项目总量还是适度的、可控的。
记者：组建集团的最主要目的，就在于实现1+1>2的效应，您觉得你们实现这样的目的了吗?在集团的整合方面还存在哪些不足?
何冰：这方面就用数据来说话吧。截至2009年底，集团的资产总值从整合前的37亿元增长至71.2亿元，增幅92.66％，有望在今年突破百亿；营业收入从19.96亿元增长至26.1亿元，增幅30.8％；三年来集团总计缴纳税收近10亿元。今年7月底，新闻出版总署首次在全国开展新闻出版产业调查并《2009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报告显示，在“全国报业集团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中，集团所属报业板块(成都日报报业集团)排名位居第四，是中西部唯一一家进入前五名的报业集团。仅次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新联合报业集团。广电板块的情况我前面介绍过。总体看，我们认为逐步实现了1+1>2的效应，但也还存在很多不足。在业务整合方面，还需进一步地深入探索和推广媒体融合的模式，包括全业务链的整合等。此外，在融合的过程中，在一个个全新文化产业形成的同时，集团怎样为各子媒体持续提供更丰富的内容资源，为各单位提供更多参与文化产业合作、投资、获利的重要渠道，提供一个个广播电视、报纸和集团其它实体公司都能够投资参与的全新舞台，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课题。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做十二五规划，何总能否透露一下你们的十二五规划?
何冰：十二五时期，对文化产业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充满了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千方百计抓住这个机遇。我们的发展目标是：到2012年，成都传媒集团的合并总收入达35亿元，资产规模达到120亿元，成为国内知名的以全媒体深度融合为特色的综合传媒集团。到2020年，成都传媒集团在社会影响力、舆论引导力、产业规模和经济实力等各方面跻身全国媒体集团前列。具体而言，我们根据成都“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鼎立之城”的总体目标和《成都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2009-2012)》的相关要求，在稳固传统媒体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将文化创意产业和数字新媒体产业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领域，并制定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重大项目推进措施，加快对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布局。一是新兴媒体渠道拓展――全面推进现有传统媒体数字化、网络化发展，通过兼并重组、整合资源，建立将传统媒体优势资源向新媒体用户和市场拓展的各种新兴媒体渠道，扩大传播影响力和舆论控制力，确保成都传媒集团处于领先地位。二是新媒体内容产业――紧密围绕文化创意产业市场需求，以资源拓展、资本运作为手段，积极与国际国内领先企业合作，培育和打造在全国具有知名影响力的新媒体内容产业。三是文化产业园区化、楼宇化发展――以系列新文化产业项目(园区)为载体，打造成都文化名片和文化地标，构建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强大聚集平台，促进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和城市影响力快速增长。总的来说，十二五时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关键时期，规划有了目标和措施，接下来就需要我们踏踏实实地去实现，集团全体员工都充满了信心。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9
内容提要：信息产业分为信息商品和信息技术两大部分。传媒业是信息产业的龙头和核心。信息产业对信息的筛选是低强度的。仅以喉舌和宣传为己任的传媒，对信息的筛选是高强度的，传播的信息是不完整的。信息的完整性与信息量的大小，以及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成正比。信息越完整，信息量就越大，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强。我国的传媒业只有作为信息产业发挥作用，才能形成信息丰富、灵通，决策及时、有效的经济建设环境，才能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新闻实行法治是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从按宣传口径办传媒逐步过渡到依法从事传媒业和信息产业势在必行。只要坚持依法办传媒，逐步减少对宣传纪律和宣传口径的依赖，我国传媒业可以担负起信息产业所应担负的重任。关键词：新闻学传媒业信息产业信息筛选传媒管理传媒业历来被称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传媒业不仅仅是喉舌，还是信息产业的龙头和核心部分。怎样认识作为信息产业的传媒业，怎样赋予发展传媒业的广阔空间，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把传媒业放在信息产业下面来研究、来建设，以谋求更大一点的自由度来发展传媒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传媒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市场经济对信息的大量需求市场经济与信息有着天然的联系，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一样。“信息是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基本手段。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竞争，市场竞争要求供需双方得到的信息都是比较完整的，假如供给方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而消费方是不完整的，就容易造成供方垄断，引起抬价；反之，若消费方得到的信息是完整的，而供方不完整，就易造成产品不能适销对路。”（1）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的完整性至关重要。“从宏观方面看，信息既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依据，又是重要的调控手段之一。政府必须获取信息、掌握信息、分析信息，并通过信息来引导经济活动走向良性发展，以避免经济发展的盲目性。”（2）“从微观活动来看，企业只有根据国内外的市场需求信息来组织生产和经营，才能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3）从参与经济活动的每一个公民来说，缺少足够的信息，他什么决策也不敢做。我国现在大力鼓励发展民营企业，尤其鼓励民营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但“资本是胆小鬼”，一个地区的情况不为外界所熟悉，有利情况有哪些，不利情况有哪些，让人心中无数，就没有人敢下投资的决心。现在，传媒界为配合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搞了许多关于西部的专题报道，包括由中央电视台开设的西部频道，其目的之一，是为企业家们送去更多的信息。我国居民银行存款已经超过八亿元以上，国家很希望老百姓把存款用于购买股票，加速发展经济。但是，如果没有非常优越的信息环境，股民数量很难增长。一个手持很多股票的股民，非常关注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一个买有纺织股票的股民，某棉区的丰收，某化纤厂的投产，某纺织厂的着火，某国限制我国纺织品的进口，都会牵动他的喜忧，他还随时可能购买别的股票，就要关心和比较其他各行业的情况。而且不但关心经济新闻，还关注政治新闻。邓小平南巡讲话使香港股市猛涨就是一个见证。（4）可以说，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越高，它的信息流通量就越大。“日本是世界上每千人拥有日报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信息量的增长仍然很快。据日本官方资料，以1979年为100，到1989年，日本电子媒介的信息量为3233，增长31倍多，印刷媒介信息量为231，增长1倍多。”（5）在大中华经济圈中，有人将大陆、台湾、香港的各自的优势作了对比，其中谈到香港有信息和资金的优势。香港弹丸之地，有报纸60多家，且各报多达几十个版。因此仅就新闻媒介提供的信息就浩如烟海。还有其他各种媒介和渠道提供的信息。可见，市场经济越发展，信息产业就要越发达。发达的标志是信息量不断增长。信息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大幅度增加信息传播。人们只有充分了解国内外各种信息，才能及时调整和规范自己的行为，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一句话，为了支持庞大的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建设一个强大的信息产业。到底何谓信息产业呢？它包含那些内容呢？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信息产业的内涵不断地充实，其外延也在不断地扩展。对信息产业存在着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广义信息产业的观点，以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和波拉特的分类体系为代表，但其范围大到几乎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按照广义的信息产业的概念，世界上会有一半的人从事与信息有关的工作。目前我们大多是用狭义的信息产业的概念，以便于对实际的问题进行讨论。“信息科学家p.G.Zurkowki认为：信息产业不是简单的服务业。它是既包括信息内容，又包括信息的传输过程和传输手段的信息服务业。它拥有支持信息生产、传播、发行的设施、技术、市场以及某些属于非市场活动性质的流通环节。”“美国信息产业协会（aiLa）认为：信息产业是依靠新的信息技术和信息处理的创新手段，制造和提供信息产品、信息服务的生产活动组合。”“我国数量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家乌家培教授认为：信息产业是为产业服务的产业，是从事信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信息系统的建设、信息技术装备的制造等活动的企事业单位和有关内部机构的总体。”（6）以上不管哪种定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明确地把传播信息产品的传媒业当作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可见，那种把信息产业只理解为制造信息技术、设备，而不包括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上述两项中，信息设备和器件只是技术、手段，信息产品和内容才是目的。《日本产业标准分类》对于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确。周鸿铎在《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一书中说：“狭义信息产业的观点，以日本对信息产业结构的划分为代表。根据《日本产业标准分类》的提法，将信息产业划分为以下两类。第一，信息技术产业。它是生产信息技术产品、提供信息劳动资料的产业。第二，信息商品化产业。具体包括：报道业、出版业、数据库业、咨询业、人业、教育业、教养业等。”（7）《日本产业标准分类》提到的信息产业，有名称的共有八种，其中以报道业为首。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报道业给社会提供的信息无疑是最多的，其他各业固然也会提供一些信息，但它无不以报道业提供的信息为运作的基础。以数据库业为例，无在我国还是在国外，凡面向全社会、用途最广泛的大型数据库都是媒体建立的。“所谓大型数据库，即是载体内所有信息的全面储备。”（8）例如英国路透社、日本经济新闻的大型数据库，都是向全世界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的。传媒自身或跨传媒间建立起大型数据库，进一步提高新闻信息量，借助网络特有的搜索系统，为读者即时提供有用信息，是实现传媒业的产业功能的重要环节。2001年7月，新华社效法路透社建起了大型数据库。“新华社目前在信息服务方面主要有新华财经、中国经济信息社等，但是基本是处于低端的信息服务，像高端的信息服务如财经资讯、金融交易服务、企业解决方案等增值服务基本没有，而在世界著名的路透集团，95%的收入都来自这一方面。”（9）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信息产品传媒化是传媒产业的根本，是实现信息为社会服务的最重要途径。大力发展信息产业，为全社会提供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质量的信息服务，是政府与企业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保证，更是加速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手段。将传媒业作为信息产业来建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们不只是要研究传媒业与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喉舌性质，还要重视研究传媒业的信息产业特性。传媒业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是第三产业的一种。在世界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早在1993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正式将报刊经营列入第三产业，这是报业产业化改革的一个转折标志。新闻业作为信息产业的极其重要的成组成部分，它属于第三产业。那么至少在行业发展上，我们是可以，并且应该把新闻传播业作为一种信息产业来研究、来建设。不这样认识，我国的信息业就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而没有与发达国家相媲美的信息业、新闻传播业，我们就无法形成信息丰富、灵通，决策及时、有效的经济建设环境。我国有着庞大的传媒队伍，传媒业从规模上来讲，简直是世所罕见。报纸有2000多种，杂志有8000多种，广播电台有1400多座，电视台的数目堪称大得惊人，1994年我国就已经有了“官方”批准建立的电视台3125家（还不包括各地未经批准而私自建立的数以万计的有线电视台、站），它是美国的2倍，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超过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和巴基斯坦这11国的电视台的总和（2606家）。”（10）但是，它们提供的信息量并不大，因为其中大量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或者是重复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谈谈何谓信息和信息量的问题。美国科学家申农最早提出“信息量”这一概念，他认为：“信息量指的是对信息确定程度的量度。”（11）申农还提出“信息就是用来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的东西”(12)，那么信息对消除人们在认识某一事物上的不确定性的程度，则是衡量某一信息的信息量大小的主要指标，如果能够消除人们对同类或相关事物的不确定性程度高的信息，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就大，反之就小。可见信息量的大小，并不是单纯地统计媒体发表的消息的数量。作为信息产业，它所提供的信息囊括各种事物，包括国内、国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领域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它所提供的是尽可能反映事物原貌的完整的信息。如果说它对信息也需要有所筛选，那就是筛选掉反对和违犯宪法和法律的信息。除此以外，不能根据任何其他理由再加以筛选。因此它对信息的筛选是低强度的。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以及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求，因此仅仅从某一个角度来考虑该不该向社会提供某一信息是不够的，可能一条信息对甲无所谓，而对乙特别重要。比如说，我国媒介的受众只知道古巴顶住美国的经济封锁，坚持自力更生取得辉煌成就，却不知道这个以产糖闻名的国家，现在连居民食用糖都实行配给制度。这个消息对于主张“对友好国家报好消息，对不友好国家报坏消息”的人是绝不赞成报道的，但对企业家和商家来说，可能是一条重要信息。又如，一场重大的煤矿事故的信息，对于只醉心于宣传大好形势的人来说，是不愿意报道的，但关注反腐败斗争的人，会希望将它公之于众，因为过去的经验证明，这样的事故大多与腐败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重大事故的公开报道，可能会给经济技术工作者以某种启示，最终导致一项新的发明或新的防范措施的诞生。因此，只有提供各方面的大量信息，才能尽量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才能满足社会的多元需要。这也是当今世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报纸多达几十版，甚至上百版的原因之一。当然，提供的信息量大了，就要求，也必然促成新闻自由度的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但是经济信息，而且包括政治信息，只要善于利用，都可能转化为财富。报载江苏一位企业家，看到南朝鲜领导人访问北京受到高规格的接待的新闻后，意识到中韩建交在即，进而意识到与南朝鲜隔海相望的山东省烟台市，很可能将是韩国投资较多的城市，于是第二天，他就直奔该市，购置了几百亩地皮，果然，一段时间以后，该市房地产价格猛涨，他的企业获利很大。1992年6月某日，深圳只是有传言，陈云要来深圳视察，就使深圳股市上涨15点。（13）因为人们知道，这为老政治家能支持特区建设是多么不容易和多么重要。这些足以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众特别需要提高信息量。然而，信息量的大小与信息的完整性，以及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成正比。信息越完整，信息量就越大，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强；反过来，信息越不完整，信息量就越小，信息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功能就越弱。仅以喉舌和宣传为己任的传媒，对信息的筛选是高强度的。在报道一个事物时，有些信息即使很有价值，只要不符合宣传的需要或者不符合宣传的口径，就被筛选掉了。国外有位传播学者说：说两面话的是报道，说一面话的是宣传。这个说法虽然有点绝对化，但也不无道理。我国的传媒业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所提供的信息比过去增长了很多，但用来“消除事物不确定性的东西”却不是很多，其信息量的增长也就没有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多。这是因为我们的媒介传播的信息中大量是不完整的信息。对于某些事物，媒介热衷于传播鼓舞人心的利好的一面，其负面则不报或尽量少报；对于另一类事物，则正好相反。而这样不完整的信息，无法导致对该事物的全面、准确的认识，因此即使篇幅再大，也不能在受众心中消除事物的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经济活动者都是经济行为的主体，都要求掌握大千世界的各种信息，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来决定自己是继续还是改变自己的某种经济行为。所以它最需要的是尽可能客观的信息，而不是那些出于宣传的考虑，或者故意宣扬，或者故意隐匿某些内容的信息。笔者曾问过一些既有钱又有知识的朋友为什么不买股票，尽管回答的原因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原因是共同的，就是我们的股票市场不透明，我们的传媒不能全面地报真情，讲真话。明知有某上市公司弄虚作假，业绩很差，传媒也常常以“正面宣传为主”、“不能影响社会安定”为由，不去揭露。然而，放眼世界来看，只要我国的企业家和股民不能像发达国家的企业家和股民那样有着十分丰富、灵通的信息环境，他们就很难登上全球的经济舞台，就只能让外国人以中国为市场，来中国淘金、赚钱，我国的企业家和股民就很难到国外的市场上淘金、赚钱。所以说，我国的传媒业只有担当起信息产业所赋予的重任，给社会提供大量的、尽可能完整的信息，我国的改革开放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我国的市场经济才能迅速地迈入与发达国家竞争的轨道。对传媒业管理法制化综上所述，为了尽可能多地给社会公众提供各类信息，传媒业从总体上来说，必须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传媒业应该比较全面、客观地报道新闻，提供足够的信息量，尽量减少事物的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传媒不但要报道利好新闻，也要报道负面信息。不但要有大量的经济信息，还要尽可能多的政治信息，不但要有执行政策的信息，更要增加很多的决策报道。不但要有趣味性、娱乐性强的软新闻，更要增加很多反映政治、经济等严肃题材的硬新闻。当然，将传媒业作为信息产业来建设的同时，确保党的机关报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发挥作用，这一点也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党的机关报也有增加信息量的任务，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毕竟是其主要的和最重要的功能。为了对作为信息产业的传媒业进行管理，国家要制订法律和法规制度来约束传媒的行为，逐步减少对传媒的行政干预。我国传媒业长期以来受宣传口径、宣传纪律约束，依法管理的色彩不浓。而那些宣传纪律，主要是传媒管理者依据过去的经验和自己对社会效益的认识，做出的书面或口头的规定，通常不是以条文形式出现的，更不可能在法律条文中找到。比如规定报纸不能批评同级组织，重大恶性事故的新闻不能抢，等等。而宣传口径，往往是临时性的指令，比正式的法规文件规定的要严得多，比如规定某某国领导人的丑闻不能报，台湾最高领导人的姓名不要提，等等。实际上，如果哪个媒介没有遵守这些宣传纪律、宣传口径，很难说它违背了哪一部法律、法规。（14）一句话，我国传媒业实际上是在比法律、法规的规定要严格得多的环境下运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然依法治国是我们的目标，对新闻实行法治，自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从宣传口径逐步过渡到依法从事传媒业和信息产业也就势在必行。事实上，我国已经制定了《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法规，现以国务院1997年8月11日的《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为例。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禁止制作、播放有下列内容的节目：（1）危害国家的统
一、和领土完整的；（2）危害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3）煽动民族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4）泄露国家秘密的；（5）诽谤、侮辱他人的；（6）宣扬、迷信或者渲染暴力；（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我国其他涉及新闻与信息管理的法规性文件，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国务院的《出版管理条例》（1997）、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1990），其中关于禁载的规定，都与此基本相同。如果按照“除了禁止的，都是准许的”世界通行惯例，我国传媒业在以上八项禁载规定以外，还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几可担负作为信息产业的传媒业所应担负的传播信息的任务。又如，我国新闻法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来，舆论监督还没有作为新闻媒介的一种普遍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但它已经在某些具体领域得到法律保障。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这条规定等于给了传媒揭露、批评一切对消费者有欺诈和其他损害行为的企业和个人的权利。将于2002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等单位有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的义务，有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这条规定等于给了传媒揭露、批评一切因违反安全生产而发生事故的企业和个人的权利。舆论监督既然可以在这两个领域进行，也就逐渐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所以，只要传媒工作者敢于和善于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在舆论监督方面还是能有所作为的。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本文并不是主张完全取消所有宣传纪律、宣传口径，减少对宣传纪律和宣传口径的依赖，必须有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更不是主张所有传媒都一刀切。党的机关报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宣传口径，过去是如此，将来也应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因为党的各级机关报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点，才使得我国的新闻改革初步出现既有大方向又生动活泼的局面。注释：（1）（2）（3）周鸿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第282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4）孙旭培《新闻学新论》第4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5）（13）孙旭培《新闻学新论》第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6）以上引文均见周鸿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第27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7）同上书第278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8）刘戈理、王永福《信息化进程中新闻传媒的走向》，载于《南方日报》（9）《新华社欲做国内信息服务业盟主》，《北京青年报》2001年7月24日（10）王建宏《我国究竟应该建立多少家电视台》，载《中国记者》1996年第5期（11）转引自周鸿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策略》第282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12）转引自孙小礼冯国瑞主编《信息科学技术与当代社会》第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4）孙旭培《加入世贸与中国数字传媒的发展》，《新闻与传播论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对传媒行业的看法篇10
事实上，新闻媒体结构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新闻媒体结构的现实类型如何，将决定着新闻媒体传播活动的可能传播范围；而新闻媒体传播活动的现实效应如何，则将规定着新闻媒体结构的可能演变趋向。在新闻媒体结构的类型演变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的效应范围之间，随着基于不同新闻体制之上新闻控制的进行，也就相应地形成了新闻控制的不同类型。
从新闻体制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新闻媒体结构，还是新闻媒体传播活动，新闻控制类型与新闻媒体结构类型直接想相关，而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间接相关。这是因为，新闻控制往往是通过对新闻媒体结构进行行业性的新闻调控，来达到对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进行规范性的制约。这就是说，离开了行业性的新闻调控，是无法实现规范性的新闻制约的。
当然，这也并不是说，规范性的新闻制约没有行业性的新闻调控重要。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规范性的新闻制约，行业性的新闻调控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这无疑证明了，在新闻媒体结构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之间，虽然可以在理论上进行有所侧重的讨论与分析，而在现实的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实际上是无法真正剥离开来的。这首先就意味着在新闻控制中，对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所进行的新闻制约，在一般情况下，是通过对于新闻媒体结构的新闻调控来实现的，因而新闻媒体结构具有着某种中介性质。与此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新闻调控与新闻制约将会是一个共时性的新闻控制过程，尽管两者之间在新闻控制类型上的表现具有着直接与间接之分。
在所有新闻媒体及其新闻传播活动之中，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如果说对报纸曾经进行过有效的新闻控制，那么，对网络如何进行新闻控制，如今乃是令人头疼之事，因其难度最大而只能诉诸新闻传播活动的未来发展。因此，对广播电视进行新闻控制，无疑成为现实可行的研究重点。这就在于，广播电视居于从报纸向网络的媒介发展之间，对广播电视进行新闻控制，不仅可以承袭曾经有效的经验，而且更能够为指向未来而提供现实的种种教益。
由此可见，面对广播电视如何进行新闻控制，必须回到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所有权这一根本上，并且以新闻媒体结构的演变为主，来对新闻控制进行当下讨论。这是因为广播电视这一电子媒介所需要投入的资金量比较大，因而在所有权的判别上就更为明晰，实际上也形成了私有、公有、国有三种广播电视业所有制，而与之相对应则是新闻媒体结构从单一所有制的广播电视业结构，向着混合所有制的广播电视业结构发展。
从私有广播电视业结构的国家代表美国来看，其最大特点就是市场竞争激烈。到20世纪末，“美国私营商业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视的总数的93%。私营商业电视台占全国电视台总数的76%”。这就表明，市场竞争促进了广播电视新闻传播，特别是电视新闻直播的重大改变。不过，在美国除了私有广播电视业之外，还有公有广播电视业，而公有广播电视业的宗旨是为公众提供教育或服务，因而被称为公共广播电台与公共电视台，而其主办者可分为四类：州政府、地方教育部门、高等学校、非营利性公共团体。经费来源根据美国国会在1967年通过的公共广播电视法案，主要依靠政府和经办部门的拨款或基金会的捐款、大企业的赞助、观众的自愿捐款和出售节目的收入。所以，1968年就成立了公共广播公司，旨在统筹联邦政府拨款的分配和使用，协调公共广播电台，公共电视台之间的关系，促进公共广播电视的发展。①
在美国，不仅公有广播电视业受到根据国会立法建立的管理机构的管理控制，而且私有广播电视业也同样受到根据国会立法建立的管理机构的管理控制。不过，由国家立法设立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虽然是新闻传播的最高管理机构，但发挥作用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它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五、六修正案（即保障宪法条文的实施）的限制，使它在进行新闻控制时往往举步维艰。
这就表明，无论是政府，还是行业所设立的管理机构，在进行新闻控制之中必须依法实施，与此同时，管理机构所进行的新闻管理控制，不仅应该体现出对于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法律保障，也更应该有利于推动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展开行业道德的自我约束，只有这样，新闻控制才是真正有效的。
除了依法建立的管理机构所进行新闻管理控制之外，还由美国政府实施新闻行政控制，表现为刚性的新闻制约与柔性的新闻调控两种方式，政府在以司法行政权强制实行刚性新闻制约的同时，更是通过其他渠道来非强制地实行柔性新闻调控。所以，实行软性的新闻调控是政府主要采用的新闻控制方式，这就是说，美国政府实施的新闻行政控制是以新闻调控为主的。
最主要的柔性新闻调控形式，就是政府通过各级公关网络来有效地利用公务信息，使新闻传播活动在无形中受到新闻调控。在美国，从联邦政府到州政府，都设立公共关系机构，试图通过这样的机构来树立政府形象。据统计，联邦政府有6000人从事公关工作，每年耗资1.64亿美元。白宫还有单独的公关机构，尼克松当政时就拥有一支60多人的公关队伍。在1985年财政年度，政府的公关开支达4.36亿美元。
美国新闻媒体面对政府公关人员所提供的政府消息，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中受到其无形的调控——正如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他们想当政府的批评者。他们竭尽全力避免成为政府的工具，但他们明白，白宫、国会议员和行政官员在利用他们，而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官员是他们的消息来源，反过来官员们又利用他们的语言把这消息公之于众。”②无庸讳言，这只是从柔性新闻调控的负面影响来看问题。事实上，通过公关渠道进行政府公务信息的或透露，不仅可以使公务信息迅速成为新闻，而且还可以揭示或暴露政府内部的阴暗面。“水门事件”的揭露，对于美国社会产生的新闻冲击所形成传播效应，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性的。
相对于美国以私有广播电视业结构为主，英国则以公有广播电视业结构为主，并且成为公有广播电视业结构的国家代表。英国广播公司作为公营广播公司独霸英国的广播电视业，一方面推动了英国新闻事业从广播业阶段向着电视业阶段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广播公司垄断电视的一统天下格局，已经极大地阻碍了英国电视业的正常发展。由此，在英国兴起了“压力运动”，成立了“大众电视委员会”，强烈要求建立私营商业广播电视台以促进新闻传播活动的全面发展。可以说，通过公众舆论施加压力以推动新闻媒体结构的及时调控，也就成为英国实施新闻控制的公共方式之一。
1973年，第一家私营商业广播电台伦敦广播公司开播。至此，英国公有广播电视业结构的单一垄断局面被打破。到了1992年，英国政府发表绿皮书，提出对新闻体制进行改革的设想。所有这些依法对新闻媒体结构实施的具体改革，都是为了彻底打破英国广播电视业的垄断现状而进行的行政新闻控制。尽管英国政府对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结构进行改革的决心很大，但是，整个改革过程表现为一个渐进性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到来。③
相对美国与英国，苏联广播电视业成为国有广播电视业结构的国家代表。苏联进行国家统一管理和经营的广播电视业结构，是由中央、加盟共和国、地方（边疆区、州）三级的广播电视媒体所组成的。因此，广播电视的经费靠国家拨给，中央台一贯不播广告，地方台也只有少量广告收入。单一的国有广播电视业结构，产生了以下的三大不足：第一大不足表现为缺少媒体与媒体之间竞争的动力，新闻传播活动质量无法得到改善；第二大不足表现为广播电视媒体偏重于向上级负责，新闻传播活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三大不足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宣传居多，自下而上的表达公意甚少。
苏联解体之后，作为苏联领土上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不仅成为其广播电视媒体的最大继承者，而且其中央新闻媒体全都被俄罗斯新闻出版部统管起来，负责进行新闻控制。到了1992年6月底，在俄罗斯新闻出版部登记注册的新闻媒体，出版物有4000种，各级广播电视机构300余家。此时的俄罗斯，只有两个全国性的政府广播电视机构，除了成立不久的全俄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之外，就是由苏联中央广播电视机构一再改组而成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公司，专门从事电视传播活动，51%的股份为国家所有，其余股份出售给12家民间企业或公司。此外，俄罗斯还有将近300家私营广播电视台，一般都租用国有媒体的设备播放节目。
这样，随着从苏联的单一国有广播电视业结构，进而转变为俄罗斯的国有、公有、私有三者并存的广播电视业结构，政府进行新闻控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1992年，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颁布的《关于俄罗斯联邦新闻中心的命令》，设立了俄罗斯联邦新闻中心，其主要任务就是协调国家定期出版物，包括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活动；保证新闻媒体及时、准确地报道有关国内改革进程的消息和对国家政策做出解释；帮助沟通总统、政府同各社会组织、党派的联系；帮助国际新闻界扩大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报道，与国外建立信息和文化联系等等。④
这样，在俄罗斯，除了通过建立行政机构来进行新闻控制之外，还注重运用经济上有区别地对待的行政手段，来促使新闻媒体走向市场化。一方面，对政府所属的新闻媒体，除了负责人事组织安排，保证公务信息来源之外，通过直接拨款，来进行大力扶持；另一方面，将其余的新闻媒体推向市场，使其通过市场运作来获得必不可少的资金。于是，在促成了新闻媒体传播活动多样化的同时，也推动新闻媒体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从新闻媒体结构在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中所发生的现实演变来看，首先看到的就是新闻媒体结构，基本上是从单一的结构类型向混合的结构类型进行着转换，推进了新闻传播活动水平的迅速提高；其次是对于新闻媒体结构与新闻媒体传播活动进行的新闻控制，在手段从单调到多样进行变化的同时，更注重在法律之内实施以新闻调控为主的新闻控制，尤其是注重新闻调控的有效性，使之与新闻制约的合法性，能够在新闻控制的实施过程中达成一致。
注释
1陶涵主编：《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62页。
2童兵主编：《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3陶涵主编：《比较新闻学》，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页。]
4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266、2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