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1
关键词：经济薪酬意义激励员工
中图分类号：C936文献标识码：a
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带来了人们对“工作意义”的反思：“工作究竟为了什么？”在短缺经济时代，多数从业劳动者处于温饱阶段，对金钱的追求成为了工作意义的代名词。但近年来，对金钱的占有所带来的幸福感日趋弱化，“唯钱至上”的工作意义正在逐步变迁，也使得通过发“钱”来预测和衡量员工激励效果的做法难以为继。比如：“一家致力于新兴产业的民营企业，由于经营良好，人员不断增多，但是员工工作积极性却越来越低。为了改变现状，公司决定涨薪，然而涨薪效果并不理想，员工的满意度也没有提高。”
上述案例说明单纯提高经济薪酬水平并不总能取得良好效果。我们认为需要站在员工的角度重新理解经济薪酬的激励作用。经济薪酬给员工带来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员工对于薪酬制度是否接受和认可，进而决定了经济薪酬激励是否有效。
一、从意义的角度看待经济薪酬
“经济薪酬”指企业付给员工的工资、奖金等能够用经济手段衡量的报酬。它可以满足物质需求，补偿员工的付出，同时作为自尊的源泉和成就的标志，因此经济薪酬具有不同的意义。经济薪酬意义可以分为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经济薪酬的功能意义在于其经济价值，即经济薪酬可以购买商品和服务。经济薪酬的象征意义指除了经济价值以外，经济薪酬带给人的意义，如成就、认可、地位、尊重和社会关系。
二、经济薪酬意义的作用
经济薪酬意义能够对员工的行为和态度产生重要影响。薪酬满意度是经济薪酬意义的最直接结果。经济薪酬的功能意义能够提高员工的购买力，从而提高员工的薪酬满意度，但是当员工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以满足后，会更加渴望自主性、成就感等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此时功能意义的激励效果已大打折扣。当经济薪酬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时，员工能够感受到较多的认可、尊重、地位以及成就感，进而增强员工的薪酬满意度。经济薪酬意义对员工的另一主要影响是绩效。丰富的薪酬意义代表了员工在组织内部的地位和层次，显示出员工的个人价值和能力。员工认为经济薪酬标志着对上层管理者对自己的认可与尊重，从而增强工作动机，对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经济薪酬意义的缺失
在管理实践中，企业较多关注经济薪酬的功能意义，而忽略了象征意义，很少能够从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两个方面来全面提升经济薪酬的激励效果。员工很少或者不能感受到经济薪酬所具有的象征价值。经济薪酬意义的缺失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济薪酬数额较小。经济薪酬数额较小会让员工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从而认为经济薪酬没有意义。二是绩效和经济薪酬之间联系较弱。如果不能通过提高绩效来改变自己的收入，员工也会觉得经济薪酬没有意义。三是薪酬知识的缺乏。员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薪酬以及能够得到多少薪酬，认为薪酬制度过于复杂，不清楚具体的应用标准。四是薪酬制度可能要求员工不断提高自己的绩效水平，这让员工感到压力很大，产生消极影响。怎样赋予经济薪酬更多的象征价值，尽可能发挥出经济薪酬的激励效果，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四、提升经济薪酬意义的建议
1.设计有效的薪酬激励机制。建立完善的薪酬激励机制，使其具有外部竞争性和内部公平性。企业通过内外调查，建立合理的薪酬体系，使员工获得具有竞争性的经济薪酬。较高的经济薪酬水平会对员工在组织中的自我价值感知产生积极影响，因此具有外部竞争性的薪酬能够产生丰富的意义。薪酬制度必须能够反映岗位责任和能力的大小，客观体现员工的实际贡献，这样才能提高员工对薪酬的公平感知，避免经济薪酬产生消极意义。此外，管理者应该加强薪酬沟通，提高员工的薪酬知识。薪酬知识是经济薪酬意义产生的前提。员工对薪酬体系了解越多，对于绩效和薪酬之间的联系越清楚，从而更能感受到经济薪酬所带来的功能意义和象征意义。
2.通过经济薪酬发放实践提升经济薪酬意义。薪酬发放实践中的四个因素会增强经济薪酬的象征意义：为什么发放，谁来发放，如何发放以及给谁发放。第一，当经济薪酬用来奖励员工的突出贡献时，这样的奖励更容易具有象征意义。第二，发放人如果是组织中的高层管理者，则奖励会具有更多的积极意义。第三，举行仪式能够增强经济薪酬的象征意义，而常规途径的发放则会削弱经济薪酬的意义；当经济薪酬公开发放时，接受者会得到更多他人的认可，私下发放由于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经济薪酬的意义也会被削弱。第四，经济薪酬的接受者也会影响经济薪酬的意义，如果奖励只发放给一个人或者少部分人，那么奖励会具有更丰富的意义，如果大部分都有，则很难显示出接受者所做贡献的独特性。企业在进行薪酬发放时，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运用适当的组织分配程序和形式，赋予经济性薪酬特定的象征价值，放大员工对经济性薪酬的整体感知价值。
3.设置清晰、合理的目标。管理者清晰明确的目标设置能让员工获得更多关于自己经济薪酬和绩效之间关系的信息。企业管理者可以通过将组织的总目标按阶段分解成若干子目标，以此达到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目的。管理者在设置目标时难度要适当，内容和要求具体明确，使员工感到工作的阶段性、可行性和合理性。合理可行的目标设定会让员工觉得经济薪酬与绩效密切相关，从而增强经济薪酬的意义。
4.注重员工差异。员工的个体差异会影响到经济薪酬意义的生成。自我效能高的员工能够感知到更丰富的象征意义，而能力不足的员工可能感受到较多的压力。员工的需要也会对经济薪酬意义产生影响。薪酬是满足需要的重要手段，因此薪酬对员工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满足了员工的需要。对于金钱比较看重的员工更为关注经济薪酬所具有的功能意义，而成就需要较高的员工则渴望从经济薪酬中获得认可、尊重等象征意义。此外，性别、年龄、性格、受教育状况也会对经济薪酬意义产生影响。经济薪酬对于不同的员工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管理者在运用经济薪酬对员工进行激励时一定要同员工的个体差异相结合，引导和激发经济薪酬意义的产生，才能提高经济薪酬激励的效率，达到激励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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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2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征
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一般有两层含义：人类不断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的进程；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的进程与趋势。国内有学者认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拓展了世界市场，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全球化进程应与资本主义进程“属于同一过程”，因为两者有着“时间上的契合性与历史的同步性”。(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经济全球化进程究竟在何时启动，争论不少。其实，这应依据客观的历史与经济全球化基本特征的出现而定。如果我们从世界文明史的进展及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一层定义出发，那么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与资本主义进程同步。因为在世界文明史的进程中，各民族打破地域、民族、制度、文化障碍，进行交往，并不是始自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不同民族之间就采取各种方式相互交往。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往，既包括和平方式，例如，不同民族间的产品贸易、外交和文化交往；也包括战争方式，如掠夺、侵略和征服。马克思曾指出，“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应“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
如果从以上经济全球化的第二层定义出发，以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启动标志，那么同样可以得出经济全球化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不同步的结论。因为各国经济形成不可分割的全球有机整体，只有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时才有可能。而统一的商品、劳动力、资本的世界市场，直到工业革命进入高潮之时的19世纪中叶才形成。既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直到19世纪中叶才形成，这时各国经济才初步形成全球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才有可能启动，那么，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揭开了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的论点，就难以自圆其说。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内容十分丰富，贯穿在众多的专著中。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代表性著作中有较集中的论述。如果我们完整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马克思主要是在论及大工业的历史作用时，提出其“世界历史”观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论及机器大工业的伟大历史作用时强调，是它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从而把一切民族与国家联成一体，是“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经济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段话的主语“它”，应是机器大工业!但是，国内有的学者却认为，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可得出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结论，因此，“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相同，也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等同。(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这种理解与以上《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引文的意思以及全文内容的原意并不相符，因为资本主义进程，并不能与机器大工业等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机器大工业发生前，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不是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而是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启动了“世界历史”。但是直到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进入高潮时，“世界历史”发展了，世界市场初步形成了，经济全球化进程才启动。可见，马克思关于由机器大工业启动的“世界历史”进程与资本主义进程以及全球化进程并不重合。总之，应依据世界文明史，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理顺资本主义进程、“世界历史”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夯实基础。
就全球经济的联系与制度安排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中期，工业化进入高潮，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全球化开始启动。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西方少数工业化国家完全依赖世界市场，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并不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不少国家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
第二阶段。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将工业化进程引向新高潮，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进入“黄金发展”时期，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提高，不但制度安排基本完成，包括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而且经济全球化的物质载体已具备，跨国公司大量涌现。但是东西方冷战与“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这一阶段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严重受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出现，充其量只出现了经济“半球化”现象。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的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资本的国际流动借助因特网而速度空前、规模巨大，经济全球化程度空前提高。由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及亚洲一些国家仍处在经济全球化的“边缘状态”，因此，至今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仍没有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仍然很漫长。
二、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与社会主义运动
经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全球化讨论中的一个热点。有的国内学者认为，“‘世界历史’或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是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与实践展开的条件”，“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其基本论据是：
(1)世界历史形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条件；
(2)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
(3)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其内在的矛盾与危机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经济全球化没有消解这些矛盾，也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命运，但是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化中转移自身矛盾，由此延缓它的存在。”而“社会主义则将以其历史逻辑的力量，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4)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将把各国无产阶级联在一起，使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全球性性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因此，由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可得出社会主义必胜的结论。
以上的观点与推论是否站得住脚，值得逐一推敲；同时有必要认真核对一下，其中引用的马克思的有关论述是否准确，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否准确无误。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固然离不开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但是，20世纪的世界历史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着世界体系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多数落后国家尽管深受资本主义剥削与压迫之苦，但在二战后还是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
历史昭示，落后国家要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中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往往需要某些相应的国际条件和一定的国内社会条件。当国际资本主义处于空前危机而国内社会处于历史转折时，例如，帝国主义陷入两次世界大战时，落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可能取得重大成功或突破的机会。一战中，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二战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通常状况下，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负面效应”与“世界历史的进步性”，并不可能将落后国家推向社会主义。在21世纪更是如此。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一些落后国家在一定的内外历史条件下，尽管跨越了“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普遍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利用，过度强调与资本主义制度及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排斥市场经济，完全否认了对现存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结果付出沉重的代价。剧变的惨痛教训令人深思。
其次，资本主义既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能转移内部矛盾，延缓生存期，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的结论?如何推导出全球化“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的论点?显然这一推论过于简单牵强。
第三，仅仅用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这一抽象的概念，得出社会主义“最终取得全球的胜利”的结论，尚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社会主义自身的“历史逻辑的力量”是什么?必须加以明确的阐述。国内有的学者，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的论点，以证明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结论，其实并不恰当。因为这两句话出自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而这段论述的基本论点，却是恩格斯晚年郑重声明放弃的过时论点。
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在回答单个国家能否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时，说：“不能”，“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有同样含义的话：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会扩大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马恩在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写的。当时他们设想，机器大工业与世界市场已将所有“文明国家”的经济联成一体，同时造就了相同的社会阶级状况：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世界市场已把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消灭了他们的地域性特征，一旦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就可能使所有工业国的无产阶级同时行动起来，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爆发世界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曾与此论点相关。但是，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以后的事实却与马恩的这一判断并不一样。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根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新情况，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郑重宣布，放弃半个世纪前的“所有‘文明国家’同时爆发革命”的论点。他认为，“历史清楚的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资本主义大工业”在1848年还是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因此“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22年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用事实证明了1848年前马恩关于发达工业国无产阶级“同时革命”的判断有误，恩格斯晚年的纠正是明智的。
今天，当人们在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研究经济全球化问题时，如果不能全面理解该理论的内涵，仅仅断章取义地引用其中的某些论据，甚至是被马恩晚年纠正的论点，由此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有失偏颇，并且可能有违马恩相关论述的基本立场。
三、全面客观地对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
对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作用，人们已达成共识。它既使全球经济的要素配置更合理、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也使南北差距日益扩大。应该承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历史造成的客观现实。但是，无法回避的经济全球化潮流是否仅眷顾发达国家，给它们带去的都是机遇，却将挑战都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国内有些学者对此似乎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借助经济全球化“维护本国的经济安全”(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而处于劣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不但遭到“一定的威胁”，而且“如果听任经济自由化的摆布，就会深受其害”。(注：夏兆龙《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载于2002年1月24日《社会科学报》。)事实究竟如何?如果我们全面客观地看待经济全球化的双重效应，那么就应承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遭到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也遭到跨国公司、资本和劳动力全球流通的“一定的威胁”。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处置不当，发展中国家会遭灾，发达国家也“会深受其害”。就具体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应理解为对任何参与者在带来挑战的同时给以机会，在给以机会的同时伴随风险。能否趋利避害，驾驭这种双重效应，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
其实，当全球南北差距扩大时，发达国家内的贫富差距也在扩大。据英国国家统计局2000年的统计数据，基尼系数从1995—1996年的0.33，扩大到1996—1997年的0.34，再到1998—1999年的0.35，贫富差距在拉大。
当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时，发达国家也面临巨大压力。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连续十余年疲软，国内失业情况加剧。欧盟同样面临两位数的失业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亨利·费伯预测，未来三年内，美国有近25%的失业者难以找到工作，近75%的人在找到新工作前被迫忍受没有任何收入的生活。其实，正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巨大压力，使其成为世界反全球化活动的策源地与中心，折射出发达国家在应对经济全球化时遇到的挑战与困惑。90年代以来的世界反全球化活动，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反全球化活动的主要参加者是那些受全球化冲击较大的产业部门和弱势群体组织，如工会与农会。美国的劳联和产联是大闹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部长会议的主角；法国的“农民联盟”则是2001年11月巴黎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主要参加者。此外，还有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掌控的新国家主义者、极左和极右势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等。这些反全球化的组织和活动，主要并不是为了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而是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墨西哥前总统塞迪略在2000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言时曾指出，“最近形成了一个奇特的联盟。极左派、极、环境保护组织、发达国家的工会和自封的文明社会代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聚集在一起，这个目标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发展。”(注：宋士昌、李荣海《全球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尽管不少第三世界领导人也批评全球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全盘抵制全球化，而是要求公平有序的全球化，参加者都能公平分享全球化的果实，参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制定与修改，避免发达国家独占全球化“红利”，而自己被边缘化。
东亚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正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才可能趁势发展起来，成为新兴国家。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发展与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更证明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虽有风险，但也是机遇。亚非一些日趋落后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也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因为怕冒风险而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如果不能积极应对与参与，也就意味着丧失与放弃发展机会，就有被边缘化和淘汰出局的危险。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排斥经济全球化，也可能重蹈苏联崩溃的覆辙。
对待经济自由化的态度与对待经济全球化一样，排斥经济自由化必然抵制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只有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适应经济自由化与市场经济机制，只有接受挑战，抓住机遇，才能求得发展。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实践，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对经济全球化双重作用的评价必须客观，避免情绪化而有失偏颇。
四、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是全球化问题研究中的另一个大课题。
国内有些学者在肯定全球化“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与历史根据”，“其发展趋势在根本上与社会主义的趋势完全一致”，“并包摄社会主义价值原则”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认为，“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势力颠覆、瓦解、演变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有利条件”，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遏制以至和平颠覆的目的与主张，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强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
毫无疑问，在一个半世纪多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绝对优势，并主导这一进程；社会主义形态作为只有不到一百年历史的新生事物，仍处在相对的劣势地位。必须指出，由于历史文化与政治理念的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一批死抱冷战思维不放的人士，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持敌视态度。冷战虽已结束十几年，但“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战略意图并没有改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3
道德是精神生产的一个重要内容，它也是社会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的重要因素，社会分工协作关系又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要素。因此，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它在物质生产过程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道德对于经济发展的这种“折光”，正是通过这一中介机制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只有从历史形式来考察社会分工与物质生产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把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进而正确分析道德与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联系。
物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唯物主义者是把它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因素来看待的。马克思曾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在这里所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便是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马克思不仅一般地肯定了生产中人们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还作了详尽的分析。
指出人们生产中的分工协作关系是影响生产力的一个新要素。因为分工协作“激发个人的自尊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并且认为“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生产的。”他还给这样特殊的生产力一个专门名称：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还说“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
以上分析表明，作为精神生产范畴的道德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但它对现实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那就必须看它所属的那种生产关系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其道德对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起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起阻碍作用。这一点，是我们理解道德的经济意义时特别应该注意和把握的。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已经建立起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道德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是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所不能比拟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德，它除了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之外，又能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情况，是由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和内容所决定的。就其本质来看，正如列宁所说，它“是为人类社会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劳动剥削制度服务的”。
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社会主义道德对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积极能动作用。我们对道德的经济意义的理解，也是以社会主义道德这一质的规定性为前提的。
道德的经济意义主要是通过道德教育工作去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人这一主体而发生作用的。道德，离不开一定的道德教育，尽管道德教育的方法、途径各异，但其对象都是特定社会个体的人这一主体。通过道德教育，把一定的道德规范、道德观念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这一过程就是德育过程。而社会个体的人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参与又是以其智力、体力、思想品德三种基本要素同时发生效能为其前提的。在时序上没有先后之分。社会个体究竟把自己的智力、体力发挥到什么程度，单靠智力、体力本身是无法解决的，必须依赖于社会个体头脑中的思想品德。假定社会个体参与经济活动时，其智力、体力是一个既定量，那么思想品德就可以比拟为这个既定量的调节器。它既可以促进这个既定量，也可以使其向负方向发展转化。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智力、体力的这种正负方向的调节作用，实实在在地表现出道德教育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着眼于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作用，那么，我们道德教育应使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那些观念，及时转化为社会个体的思想品德，从而使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调节作用向积极方向发展。在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决不应该放松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更不应该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来换取经济进步。从唯物主义关于道德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良好的道德风尚、道德规范，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政体上是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的领导又是由党的领导来体现的。
所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的那些道德，特别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道德教育中占首要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对道德及道德教育又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把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那些新道德观念及时纳入道德教育内容，不仅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且对社会经济及生产力的发展亦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那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提出了哪些新的课题呢？一般他说，我们应把下列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
1、进取与创新观念：社会个体的进取与创新观念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发展和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它的特点是事业心强，有强烈的成就和成功的愿望及历史使命感，表现出勇于开拓、勇于创新的精神。它对社会的贡献表现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带头作用。把进取和创新观念纳入道德教育范畴，就能使社会个体最大限度地开发自身的潜力，使思想品德在调节智力和体力两因素中具有必要的张力。
2、时间和效率观念：时间和效率观念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观念特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和生活的节奏都在加快，每一单位时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日益增大。为此，珍惜时间，节约时间，讲究效率是社会个体必须具有的新的价值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加强时间和效率观念的教育，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前提，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道德教育只有真正把时间、效率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才能使社会个体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具有商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品德特征，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
3、法制与纪律观念：法制与纪律观念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法制与纪律观念。我国以宪法为核心，制定了许多具体的法律，“有法可依”的局面已经形成。因此，要求社会个体要具有遵法、守法的道德风貌。同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纪律教育，不仅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而且是依法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重要一环。道德教育把法制与纪律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品德，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安定团结的局面。这一点，对于社会经济和生
产力发展是必要的社会条件。道德教育所形成的个体的思想品德对社会个体的这种能动性调节，是道德教育经济效能的表征。从我国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什么时候我们抓紧道德教育工作，什么时候社会风气就有明显好转，社会经济和生产率也健康发展；什么时候放松道德教育，就会产生社会风气不正的严重后果，这在种情况下，即使高速发展的经济势头也决不会持久。
在实践上回答道德教育的经济意义，需要我们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已有许多学者在这方面作过可喜的探索。据调查，由于道德教育不得力，社会个体思想品德差所造成的劳动态度差、劳动纪律松散而导致的经济损失是惊人的。
上海市企业每年因此损失劳动生产率23--25%，损失国民收入195亿元，损失工业总产值286亿元。在管理行列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更大。可以想象，前几年由于忽视道德教育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在全国将是十分巨大的数字，它相当于全国几十个大型企业全年收入之和，这一反证真实他说明了道德教育的经济价值。
道德教育所具有的经济功能，要求我们认真改进道德教育工作，以整体的、系统的观点组织学校教育活动，从根本上克服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脱节的现象。在教育内容上应当注意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不能只从抽象的内容上来局限道德教育，而应注重现实的历史的道德发展，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生产所需要的基本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既应进入到精神生活的更深层次，又要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更广阔的层面。在道德教育的途径上，要紧密地和个体社会化结合起来。不仅要注意在功能和目标上协调家庭和学校的预期社会化，而且也要与人的继续社会化（职业适应、终生学习等）结合起来；不仅要进行道德社会化，还要指导好政治社会化、两性角色社会化和职业社会化。学校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环节都要组织在道德教育的总目标下，使校园文化、风习传统、心理气氛、人际关系以及种种“潜在课程”，都充分发挥积极的教育作用。在教育方法上，要注意道德教育的社会性和开放性，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作用。闭门“修养”是培养不出优良的道德品质的，也不可能充分发挥道德教育的经济功能。应当认真组织社会实践和道德践履，倡导各种生动活泼的讨论、调查和陶冶教育，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
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4
关键词：《资本论》；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生产力内生演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维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经济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15-08
一、引论
生产力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①的重要范畴。生产力范畴，相对而言，前者讨论的较多，而后者较少，这或许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有关。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从不抽象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总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如具体的生产力条件下来研究，因此他在《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的笔墨研究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所以，生产力虽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却构成它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则是无疑的。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有颇多的失误之处：一是在固守政治经济学传统内容和方向的同时，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细化而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学科群。二是从总体上来说，重视生产关系研究忽视生产力研究。虽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研究该问题，但未受重视，且很快就被批判而偃旗息鼓。改革开放后，一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重开其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奠基人是于光远、熊映梧、薛永应等老一辈学者，后两人还被理论界美誉为“南薛北熊”。三是虽然我们创立了生产力经济学，但是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较为狭窄，主要限于对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要素组合方式的研究，即限于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在二维结构上才有助于研究和揭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或内在演进机制。四是受学科名称“生产力经济学”所累，而这限制了研究内容的扩展，例如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及其增长问题被排除在外或即使关注也很少研究。本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指称，即抽象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的纯粹的“经济学”指称。五是我们通常绝对地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本文认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更多的借鉴之处，后面对此有专文讨论。
二、人类生产活动的两个维度：要素与协作
对生产力两个维度的分析，应该从考察生产出发，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1]（p32），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2]（p22）。
（一）要素维度的生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马克思一开始考察的“劳动过程”即生产活动，就是从生产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的。他说：“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3]（p205），所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p202）。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概念展开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他还认为，如果从劳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看，这一劳动过程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从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可统称为生产资料[3]（p205）。所以，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也可简称为人和物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两个要素。马克思明确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4]（p44）
实际上，马克思这一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在理论界是有共识的，没有多大分歧，虽然在要素的种类上还有分歧和争论，例如除三要素外，生产中的管理、科学技术等是否也是独立的要素？但是，这些争论无关要素生产理论的根本和宏旨。所以，关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还有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而这在理论界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下文将用较多的笔墨于此。
（二）协作维度的生产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p25）所以，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社会性生产，即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是社会性的：男耕女织。其次，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既有劳动对象也有劳动资料，否则生产活动就变成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所以，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可以把生产资料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而仅从生产的社会性角度即人们的协作维度来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分工与合作。
例如：数人抬一重物这种最简单的生产活动，虽然从要素的角度看，它需要有劳动对象即重物，也需要劳动资料如抬的工具，但是我们可以把抬的重物和工具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单从“抬”的活动进行考察，立刻就会发现，人们之间必须进行适当的分工与合作，即需要人们以某种形式的协作生产才可实现，比如把几个人均匀地分配在重物的不同地方使力，并且选出一人喊号子即统一指挥，那么这一抬重物的生产活动才可实现，否则重物就不可能抬走。
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可以从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还可以从协作的维度进行分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即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从协作的维度分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三种形式，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三种方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和争论，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原文来证明马克思还从协作维度构建了他的生产理论。
马克思首先定义：“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3]（p362）但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只能是简单协作，因为它除了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而已。”[3]（p358）所以，简单协作并非资本主义的发明，古已有之，例如“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的作用”[3]（p370）。
在“第十一章协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简单协作的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连续的不同阶段或环节。他举例说：“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3]（p363）第二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同时劳动。“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于是，“产品的不同空间部分同时成长。”[3]（p363-364）上文列举的数人抬重物事例，就是第二种形式的简单协作。马克思把简单协作，即“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也称为“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3]（p364）
其次，马克思在第十二章中，进一步考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生产，并认为，“这种协作……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举例说：“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3]（p371）实际上初期工场手工业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逐渐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第二种形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作，即“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3]（p374）第二种形式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最初也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同样是由于“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因此，和第一种形式一样，它在本质上已不同于作坊中的简单协作。[3]（p374-375）由上述两种基本的协作方式，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3]（p379）
最后，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分析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生产。他说：“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3]（p416）为什么这里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分析协作生产？是因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技术上已完全不同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3]（p417）“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3]（p423）这就是说，工人的分工与合作现在不再是取决于人类器官即手工技艺的性质和要求，而是取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性质和要求，所以，这里协作的生产过程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单讲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就够了。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马克思思想的超前性，例如在现代“丰田生产方式”的自动化工厂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把过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体力上直接的协作，改变成了借助劳动资料的间接协作，即改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脑力协作。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性质时没有忘了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3]（p202脚注（2））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协作维度，即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十分详尽地考察了三种前后相继演化的生产活动类型：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协作、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从而构建了不同于要素维度的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这时可能会有人争辩地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生产力理论。也对，也不对！因为二者并不矛盾而具有同一性。这正是下文首先要讨论的。
三、生产力的两个维度：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
辨别生产和生产力，还涉及另一相关的重要概念：生产方式。由于前苏联教科书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在马克思文本中却找不到这一定义的出处，且马克思又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了生产方式概念，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前苏联定义的文章。
笔者认为，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生产本身，即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的关系。所以，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并没有什么错，例如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前述的三章中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当然，如果单方面考察生产或生产方式，即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生产方式，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力上来说的，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或生产方式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单方面地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的生产，一般不叫生产方式，而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这一命题。
（一）要素生产力即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由于不满意前苏联教科书对生产力的传统定义，即“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一些批评文章在否定该定义时，把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论也否定了。例如：段忠桥先生在否定生产力传统定义，并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时，先把“劳动的生产力”等同于“劳动力”，然后又从劳动力定义引申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结论[5]。笔者认为，这就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
首先，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没有错，但是，“劳动的生产力”，即使从字面看，也看不出是“劳动力”！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力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力量本身，如他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体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等；而劳动的生产力是指劳动者通过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创造劳动成果即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后者，直接与使用价值相关，而前者相反，与其直接相关的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我们知道，劳动力是可以成为商品的，而生产力是不可以的；能成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不是生产力本身，而恰恰是生产力的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力等，如果劳动者的智力能够独立出来，它也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如“点子”而成为商品出售。
其次，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笔者认为，是为了突出和强调生产力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是为了否定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也就是说，这是把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当作既定前提存而不论而已，因为劳动的生产力的“劳动”二字，无需明言，指的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把其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活动，进而才可以在其结果即创造的使用价值上体现出生产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就是所谓“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把生产力说成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难免让人联想到《皇帝的新衣》中两个骗子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虽然也不同意生产力的传统定义，但仍坚持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当然关于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以争论的。这里，顺便给出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定义中引申的生产力定义：生产力是人（们）“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力量和效率；或者是人（们）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的力量和效率。前者可称为劳动的生产力定义，用于分析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后者可称为要素的生产力定义，可用于分析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换个角度看，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虽然劳动过程不等于生产力，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在结果上则表现为生产，因而，这种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有用而具体的劳动的力量（或能力），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它自然就是由劳动者（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所以，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三要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p53）这里所说的多种情况，除开“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它们不都是构成生产力的多种因素吗！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否定从要素维度分析生产力，虽然在要素的理解、构成、分类、多寡等问题上，我们后人可以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是无法否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中存在要素生产力理论。
而且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尤其在两种意义上突出和强调生产力中生产资料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第一，考察早期历史尤其缺少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时，劳动资料如同“动物的遗骸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一样，“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p204）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这一自然段末，加注说：“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3]（p20脚注（5a））第二，劳动资料的革命，即劳动资料在性质、形态和效能上的根本性变革，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看重大工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但他认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3]（p43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有时直接用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的代名词，或者强调作为生产资料要素的生产力的重要性，例如他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原文为黑体字，下同——引者注）。”[1]（p362-363）这里顺便指出，有个别文章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性质”读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6]，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而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且不说这段话的逻辑关系明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而非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论的逻辑，即便孤立地看“生产资料”这一术语，也只能作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来理解，怎可理解成生产资料所有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下面我们仍用前述的数人抬一重物的劳动过程三要素的案例，来推导生产力的三要素。数人抬重物的劳动过程，应用的工具，可以是人手本身，也可以是扁担加绳子，显然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工具，其劳动生产力不同。即使在劳动工具既定条件下，这一劳动过程也会因两组不同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即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的不同，而导致两组劳动者抬的劳动生产力大小不同。单说劳动对象本身，即使在工具如人手既定下，也会由于它是方形还是圆形的不同（当然这可导致劳动方式由抬变成滚），而使其生产力不同。所以，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十分自然的，并无逻辑差错。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我们考察劳动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时，是撇开了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分析的，那么，这样分析的不就是生产力吗！当然，劳动过程的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要素中，就不能再命名为劳动，而应改称为劳动力或劳动者。换言之，要素维度的生产力，是从静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而协作维度的生产力是从动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
（二）协作生产力即协作维度的生产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批评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文章，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协作维度的生产力理论。但是，他们显然都没有把它视为与要素维度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力理论即协作生产力理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论述为据，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马克思的协作生产力理论。
1.协作生产力，是在既定的生产力诸要素质量不变条件下，也就是“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条件下[3]（p373），仅仅由于生产要素数量的某种形式的集合，即由于“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就可以“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3]（p362）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3]（p366）为此，马克思还以“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为例，说明这种总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或“新力量”[3]（p362）的生产力。
2.马克思归纳了协作本身导致生产力提高的九种原因或途径：“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3]（p366）
上述九种原因，笔者认为：前例数人抬重物的协作，就是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因为数个单个人的机械力的简单加总是抬不动这个重物的，只有他们协作才可克服地球对重物的引力，即提高其“劳动的机械力”；“一座建筑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就是扩大了这种力量的空间范围，因此马克思说：“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的总产品，比只能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的12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要快”[3]（p364）；由于协作而相对地缩小生产场所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这两种途径所取得的功效是一样的，即节约了生产资料，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对于在较短时期完成既定的大量作业，“例如……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就是通过协作在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而产生的协作生产力，否则，“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的粮食”[3]（p364-365）；至于在协作中因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而提高每个人劳动的生产力，无需解释；协作中由于同种作业的连续性和多面性而提高生产力；最后，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笔者理解，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具体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力，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而协作则可以把个人劳动社会平均化，于是协作创造的劳动生产力就比个人单干的劳动生产力在市场上更强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3.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于分工和专门化，必须构造某种协作劳动的组织形式，从而便创造了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p403）实际上，即使简单协作，只要有一定的规模，都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否则，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是建不起来的，更不用说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或大机器工厂，它们需要有复杂的生产组织形式，才可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4.由于大工业的协作变成了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因而在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所以，大工业的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p423，42）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看得更明显。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无误地论述了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实际上，协作生产力思想早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已形成，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p34，25）
四、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及其生产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并没有一面是要素在发生作用，一面是协作在发生作用；另外，马克思也没有明言把自己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划分为两个维度的理论。虽然如此，但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剖析这个统一整体时，明确地是从要素和协作两个方面展开对生产及其生产力论述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如此，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现在把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体系划分为这样两个维度的理论，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做，有进一步的理论价值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生产力自身如何内在的演化和发展的规律，即有助于分析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为便于认清问题，我们先仍以数人抬一重物为案例来剖析二维生产力如何互动演化，以推动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从人手抬重物的生产方式变革到用肩抬的生产方式，显然是由于要素生产力的变革，即人手工具变革到扁担和绳子（当然劳动工具的改变，本身就提高了要素生产力），才导致协作方式的变革，进而提高了协作生产力，例如由过去三人以上协作才能抬起重物的生产力，提高到二人便可抬起同一重物的协作生产力。而协作方式的变革，则会进一步引起生产工具即要素生产力的演进，例如由于抬的协作方式，引起人们对其工具的改进，如由木棍改进为扁担，则会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力。协作不仅会引起生产工具的变革，还会引起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即劳动力这一人的要素的生产力提高和改进，例如他将学会如何与其他人相配合的“抬”的技能，而不再是过去单干“举”或“背”的技能。不仅如此，协作还引起分工和专业化，比如专业化用肩抬的技能，从而退化了用手抬的技能。同时，由于协作本身的需要，还会分工和专门化出一个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管理职能，如前述的喊号子职能，以组织和协调他们的分工与合作，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协作生产力。
上述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协作的三章中，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论述。下面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归纳马克思关于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的互动演进思想。
1.简单协作导致生产资料的节约和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作为物的要素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简单协作，就是生产要素和劳动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仅仅由于较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人们共同劳动而产生的协作。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3]（p360-361）由于劳动生产力始终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因此生产资料的节约，即意味着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量，现在仅需要更少的生产资料，所以要素生产力提高了。生产资料的规模增大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即提高其生产力。
2.简单协作会刺激劳动者的竞争心和好胜心，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的生产力。马克思说：“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3]（p362-363）上述两点分析说明，即使简单协作，也会使要素生产力得到提高。
3.简单协作推进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使协作生产力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的起点虽然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会发生分工和专业化的本质转变。他说：“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专门从事某件产品生产的手工业者，“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于是，这种分工的优越性就会“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所以，工场手工业不仅引进了分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分工”。[3]（p375）而我们知道，分工的发展即等价于生产力的发展。
4.协作导致作为要素生产力的管理职能的产生，而管理有助于提高协作生产力。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即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3]（p367）有专职的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协调与没有专职管理的协作劳动相比，显然前者的协作生产力比后者更高。所以，马克思接着以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一个军队需要军官为例证，说明管理职能的分工对提高协作生产力的意义。
5.分工和专业化导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首先，分工和专业化会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说：“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因为“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3]（p367）这就是说，即使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改进了工作的方法和技艺，就可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其次，分工和专业化还导致劳动资料的改进和变革，从而提高作为物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即出现“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3]（p378）显然，这种分化出来的专门用于特殊项目操作的工具，其生产效能比通用工具的效能更高。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才为大工业机器生产力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3]（p379），因为，大工业的机器，“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3]（p410）。
6.自然力和自然科学要素生产力为协作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导致协作方式的改变，即由劳动力的协作转变为劳动资料的协作，这就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并入生产领域，从而使协作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手工工具一旦被机器代替，人力必然被自然力取代，生产过程中凭经验的协作也必然被自然科学的应用及其劳动资料的协作代替，即“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所以，大工业通过机器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3]（p423-424）
7.分工导致产业集聚和专业化扩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析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时，还专辟一节分析它与社会内部分工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即由于“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的产品交换而把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后者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而且，“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3]（p390-391）可见，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这种相互促进，将导致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及产业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互动过程，将导致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他说，“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这种分工不仅“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还“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奠定基础”。[3]（p392）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相互促进，共生演化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图景。所以，把生产力系统分为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生产力系统自身是如何内在地变革和演进的，而无需求助于外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②；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是持如此观点的。把生产及其生产力分为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还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这是下节将要展开讨论的。
五、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人所做工作一样，是包含了现在所谓的“经济科学”几乎所有的内容；即使单从理论经济学来说，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体理论是生产关系，即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但马克思也重笔研究了撇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对于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是否可以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以形成一个“纯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毋庸置疑，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用现代术语讲，可称为马克思创立的“经济科学”，需要发展。而根据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工细化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来说，它需要分立出不同的经济学科群，才能获得更大更广泛的发展，如同现代经济科学的分门别类一样。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其硬核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科学的硬核不同，它的硬核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把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因为生产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是第一性的因素或子系统。
第二，把撇开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形式的生产及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难免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们的理论特点就是抽掉了经济范畴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要把马克思批判的“庸俗”内容，与它们可借鉴的、具有科学成份的内容区别开来。由于这里不是专文评价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此我们只想说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们研究了生产一般，而在于把这种一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或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当作过去乃至永恒的范畴。
第三，在我国，通常把经济科学分为两大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我国是分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两个具有不同研究纲领和硬核的学科。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关系，这种状况应该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由政治经济学独领，但从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而西方经济学或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则流行开来，几为主流，这尤其体现在众多的中青年学者中。如此结局，虽有多种原因，但从经济科学的发展规律来讲，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足有显著关系。例如，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撇开了社会属性的经济问题，但1960年代以来以其为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因重视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研究而异军突起，这一发展显然弥补了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不足。相反，政治经济学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所有制范式内发展，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它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中的应用，这是其一。其二，从应用经济学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这或许与应用经济学较多的非生产关系特点有关，如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中体现极少，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中缺少了独立一支的以研究生产和生产力等内容为对象的纯经济学。所以，把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在当前发展的重大任务。
为此，我们在这里顺便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它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③；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马克思主义的纯经济学，下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
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这里不可能详尽而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只在本文主题的意义上，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简要地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和增长理论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K看成生产资料要素，那么，它就成了马克思要素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因为生产函数左边的产量Q，即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所说的，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将其活动传达到劳动对象上使其发生预定变化而创造的使用价值量。所以，从数量关系上来说，马克思的要素生产理论所论述的内容，即是生产函数理论。至于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a，与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同比关系的分析是相通的，而马克思所说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等因素，即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生产函数中的另外两个参数即α和β，我们知道，当二者之和等于1时，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大于1时，表示报酬递增。这种规模报酬不变和增加，实际上就是要素生产力的不变和提高。可见，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是可以借鉴和整合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中去的。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则把技术内生化了，并假定报酬递增。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如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的缺陷一样，缺少了技术演进即生产力演进的内在机制分析。而新增长理论，撇开其先进的数学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技术内在演进的思想。而这种演进思想，与上述二维生产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而且笔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二维生产力理论，对于技术内在演进关系可能会有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说，能为其提供一个更佳的微观机制分析框架④。下面我们对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与二维生产力理论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积极地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经济增长，首先与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关，即与劳动和资本或生产资料的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关。但是，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当技术进步后，增加的要素投入必将提高其生产力。我们知道，新古典增长理论因其外生性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而所谓新增长理论的“新”，就在于把技术进步处理成内生因素，从而揭示了众多影响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内在因素，如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干中学等因素，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下面我们试图用二维生产力理论重新解释上述新增长理论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关键词。
“人力资本”从要素生产力理论来看，实际就是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要素。把它改称为人力资本要素，只不过是强调和突出了要素生产力理论中人力要素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智力因素和健康因素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以及作为微观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把人力因素在资本的角度上来理解时，已含有生产关系即收入分配的因素了，即通过投资改进人力要素的质量而能够带来增值。因此撇开后者，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因素与要素生产力理论强调和突出人力要素的重要性是相通的。
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两个因素，显然与协作生产有关。因为新增长理论中的外溢“知识”和干中学的“知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也就是说，只能是在协作生产过程中通过干而学到的知识和在企业内及一定空间范围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外溢知识。无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通过知识外溢和干中学，既可以提高要素生产力如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也可以提高他们之间的协作生产力，从而使收益递增。
按二维生产力理论，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会促进要素生产力的完善、改进和变革，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而前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及干中学，都与“分工和专业化”有关。因为，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以及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家庭和学校对研究和开发的直接、间接影响；工厂内部的分工则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部门的贡献来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改进；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产业集聚，则导致产业之间相互的知识外溢；而资本存量即生产要素积累的提高又会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
“收益递增”和“外部效应”均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而这与协作生产及其生产力有关。马克思认为，协作首先源于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集聚，即使要素本身没有变，单是数量的集聚，就会导致生产力的本质变化，即不仅提高单个要素的生产力，还产生新的协作生产力。这种新的协作生产力，用现代术语表述，即是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而协作生产力与要素生产力之间的互动演进过程，从回报来讲，即是收益递增过程。因此，二维生产力的互动演进过程在收益递增理论看来，就是生产力系统不断自我增强的正反馈过程。
综上所述，研究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并独立为一门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分立出多种经济学科群的发展所急需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向现代经济科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术语，显然是人们不满足其传统政治经济学较窄的定位，而扩展其研究内容后，借鉴了经济学概念的含义。后文对此有专门的讨论，这里我们暂且将它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
②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自身的内在因素找原因。
③这是笔者在2007年以来就提出来的观点。
④如果把它与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互动演化综合在一起，则能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新增长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5
论文摘要：当前，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着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倾向。在教学安排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发生动摇；在教材建设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逐步削弱甚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教学实践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分析、批判的前提下，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有用的、合理的成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研究，还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指导。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
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不动摇，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这项工程启动一年多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工作者从各个方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建设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的设计者和建设者们除了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还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工作的指导。
一、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的思想体系
1．西方经济学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众所周知，在我国，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简称。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是指流行于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近年来，在中国高等学校的教学和课程安排中，一般都用西方经济学特指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历史上，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的古典经济学阶段，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众所周知，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几乎批判地研究了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所有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献。但是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了从古典经济学到庸俗经济学的转化。
2．西方经济学从古典到庸俗的转化。一旦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一旦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矛盾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形式，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就从科学的经济学蜕化为庸俗经济学。马克思是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的：“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他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他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庸俗经济学。
3．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思想体系。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既与它替资产阶级辩护的任务有关，也与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诞生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诬蔑和诽谤。现代西方经济学现存的许多理论、方法和命题，都曾经是作为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的理论、方法和命题而提出来的。例如，作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基础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就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取代劳动价值论而提出的庸俗理论。其理论错误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认识和批判。然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用现代数学方法把这种错误的理论加以包装以后，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就不能再以批判的态度去对待这一理论了。
再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的道路》，就是对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诅咒和批判，等等。因此，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在字面上明确写着的还是暗含于其理论命题之中的，它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辩护的本质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4．吸收和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大量地吸收、借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科学成就，实现了经济学领域的伟大的科学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吸收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以后对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并不等于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要盲目照抄照搬。
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在我国高等学校西方经济学教学、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十分突出。
1．在教学安排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已经动摇。全国各高等学校几乎无一所高等学校不受如下风潮的影响：一方面，不断减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课范围、开课层次和开课的课时数，一句话就是不断地削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强化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西方经济学在开课范围、开课层次和开课的课时数方面都得到了加强。目前各高校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授课时数已经大大地超过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所使用的课时数。西方经济学原版教材已经大量地引入了我国高校课堂教学。西方经济学课程不仅按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样的不同的内容来开课，而且还逐步按照初级教程、中级教程和高级教程来分别开设。在教学力量组织上，很多高校也争先恐后地不惜重金聘请洋专家来进行教学。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特别是对西方经济学内容原汁原味的传授和宣传不断地得到强化。相反，旨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是被排挤和削弱了。集中反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资本论》教学，仅仅是一些重点大学的本科“经济学专业”高年级和研究生“政治经济学专业”开设，且课时量得不到保证。最近，在全国各高等学校中，不仅在文、法、哲、理、工、农、医等专业取消作为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课程，甚至在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个专业也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
2．在教材建设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越来越弱，甚至已有逐步取消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老一辈经济学者编写了一批比较好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这些教材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吸收和借鉴。然而，近几年的情况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教材，根本就没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进行分析批判的内容。有的教材甚至公开否定和批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由教育部社科司主持，高鸿业教授担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这部教材，高鸿业教授呕尽心血，亲自动笔编写了对西方经济学各部分理论进行批判和评论的。尽管这些评论和批判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的地方，甚至有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商榷，但因为有对相关内容的批判和评论，而成为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好教材。只可惜这本教材的主导思想，没能在全国绝大多数的大学课堂上得到正确的运用和贯彻。
3．在教学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目前，在部分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堂不仅不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反而硬要加进一些名为“市场经济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并在批“左”的旗帜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横加指责和批判。
也有个别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课程时直接攻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有部分高校教师认为，西方经济学是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纯粹的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受意识形态影响严重的规范经济学，是缺少科学性的不能令人信服的经济学。在教育部社科司负责组织专家制定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纲里有分析批判部分，但在实际教学中却没有这个环节。如果是在少数个别高等学校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局部问题。但是，在全国范围内高等学校大面积出现这种情况，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西方经济学教学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的缺陷。
4．在科学研究和新闻出版中，不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甚至是宣扬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现象屡有发生。有的同志明确无误地对已经被实践检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否定。同时，有的同志大力宣扬已经被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并且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的庸俗理论。有的报刊不追求理论的严肃性，而是片面追求新闻宣传的轰动效应，公开支持这些错误的理论思潮。有的出版物，作为国家权威的科学研究阵地，不仅在理论形式上而且在理论内容上，都去追求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刊物接轨。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提出的严肃挑战。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工程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
1．分析、批判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合理成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发展就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吸收人类的一切科学成就，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和批判现代西方经济学，如何将学习分析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和巩固而不是从根本上动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和发展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2．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两种极端做法及其危害。盲目排斥和不加分析批判地崇拜这是对待西方经济学的这两种极端态度。改革开放之前，在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中，由于我们既脱离资本主义经济实际，又脱离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斗争的思想实际，使这部分内容成了远离经济实践和思想实践的干巴教条。而社会主义部分，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较短，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概括还缺乏实践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把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带有局部经验性质的做法，过快过急地上升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原理”，用主观主义的方法推导出了一些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了远离经济实践的的空洞无物的说教。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的状况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生机和活力。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主义、脱离实际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严重脱离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斗争的实际。部分学者为一时迎合某种需要，竟然搬出早已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批得体无完肤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创新，形成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名义来崇拜和贩卖西方经济学的局面。这种局面事实上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彻底否定。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设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不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和著作要研究，即使是最臭名昭著的庸俗经济学家的理论和著作，都一一地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吸收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其杰出代表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和著作，还在严厉地批判萨伊、马尔萨斯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肯定他们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建设，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注意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有力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和在实践中被实践所检验，科学的生命力还表现在同各种伪科学的斗争和论战的战斗力。一种科学如果在同伪科学的论战中和斗争中表现出软弱无力，不能最终有效地战胜伪科学，那么，这种科学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不能画地为牢，不能回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和斗争。如果我们任凭西方经济学在我们的思想文化领域自由泛滥，而我们却对其熟视无睹，这就意味着我们是在向资产阶级缴械投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刻都没有忘记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和斗争。在经济学领域，能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西方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能否有说服力地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建设效果的一个试金石。转贴于 4．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是一个涉及全社会各个层次的一个大的系统工程。中央决定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能够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就不能仅仅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的事情。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投入研究和宣传，其他从事涉及意识形态工作的研究者和教育者都应自觉地在各自的工作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开展工作。更重要的是，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都要在实际领导工作中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唯物史观强调广大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建设工程仅仅看作是一个很小范围的一部分理论工作者的事情，那么，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或“学派化”的后果就不可避免。
5．造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原因。造成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的原因有很多，除了政治、经济原因以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引进、研究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时没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吸收，而是不加分析的盲目照抄照搬。就经济学而言，国有的人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掌握了一些皮毛，就盲目乐观并自诩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并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另一方面这种人由于数学知识和其他有关知识的局限性，又没有能力识破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科学外衣所伪装下的庸俗理论，结果就形成了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盲目崇拜。
6．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和学科建设。这项工作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回避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理论的分析和批判，要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那样，正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之后，要有对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进行批判的内容；另一方面，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读史使人明智”，无论是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需要来看，还是从客观公正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需要来看，充实和加强经济思想史教学和学科建设都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门课程可以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也可以使学生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各个理论的来龙去脉，以便他们能够科学正确地对待现代西方经济学。
四、必须彻底改变西方经济学教学和学科建设的现行体制和格局
1．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以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现代精神文明成果、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宗旨的大学讲坛上，讲授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学，必须要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在西方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大学里所讲授政经济学，无论是其所采用的教学大纲、教材，还是就其所讲授的内容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部分大学还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他们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平行的两门课程供学生选修。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同派别之间在一些理论问题上也还有一些较大的分歧，无论是在理论观点上还是在分析方法上都存在着一定范围的论战和争鸣。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课堂上，全国统一使用按照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编写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最起码也说明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从全局的角度、从应有的理论高度对西方经济学进行驾驭。
2．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我们必须从总体上予以彻底否定。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体系，不可能作为指导思想引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只能在个别理论、个别结论和个别方法上对我们有学习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绝不是像武器弹药一样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超阶级产品，不能说无产阶级用它，它就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资产阶级用它，它就能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且都能服务得很好。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经济学不能不加改造地拿过来就为无产阶级服务。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低潮，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党没能有效地抵御资产阶级经济学思想和西方敌对势力对这些国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瓦解。因此，我们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和斗争。特别要注意在关系到培养什么人问题的大学课程里和大学讲台上。一定要有说服力地讲清楚，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在理论方法论和理论观点上为什么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事业可能带来哪些危害等等这样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
3．大学课程设置中应该科学合理地安排西方经济学教学。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开设资产阶级经济学课程，目的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就是通过比较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坚定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其二就是通过学习分析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科学和有用的成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们认为，前者在大学本科教学阶段的高年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能实现，而后者在大学本科教育阶段是难以实现的。也许在硕士研究生教育阶段都不能实现。因此，在大学本科教学阶段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不是讲得越多越好，不是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前沿跟得越紧越好。在本科阶段教学中应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要大大压缩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要增加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各部分内容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部分，这部分内容无论如何都要在教学课时数和教学过程上予以保证。在本科教学阶段，不宜向学生灌输更多的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内容，因为，学习西方经济学中高级教程的目的，在于借鉴其科学合理的成分用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绝非刚刚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初步知识的本科大学生所能完成的任务。要把这一任务交给研究生最好是交给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去完成。
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6
【关键词】高校德育工作；经济伦理教育；价值取向
高校德育工作是指高校根据被教育者的需要和特点进行操作演示以熏陶涵养被教育者，被教育者通过模仿仿效教育者和练习模仿仿效的内容而对自然与社会的客观规则有所理解和遵循的活动，它具有时代性、多样性、人文性等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赋予了高校德育工作以新的内涵与课题，要求高校德育工作开展适应构建设和谐社会的人生观教育、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教育等，以真正实现高校德育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高校德育工作中，针对市场经济要求及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要求开展的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高校德育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新形势下开展与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的德育工作其意义非常深远。
一、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与时代诉求
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问题是高校德育的核心问题，它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德育工作的成效与价值。科学的价值取向应与时展相契合，应与日益发展的时代背景保持一致，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发展、多元价值观念并存的时代背景下，赋予了高校德育工作以新的内涵与课题，明晰时代赋予高校德育工作的新课题将有利于德育工作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服务学生的成长成才。
（一）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
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指的是人们对高校德育之价值的期待、设定以及据此而展开的价值追求的总和。它表现为人们希翼什么、撷取什么、弘扬什么和规避什么、拒斥什么、限制什么等。它既是德育的预存立场、指导思想，又是具有明确价值指归的德育实践，是高校德育的核心问题。结合社会的现实需要与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规律和发展完善的要求为依据，从德育价值主体角度谈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德育价值主体即德育的服务对象，从德育价值主体角度出发，我国高校德育工作以社会与个人相统一为价值主体取向，即追求社会发展价值的同时，满足大学生个体个性发展的人格完善、心理健康等方面的需要。然而目前我国还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个人发展需要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反映在高校德价值追求方面即学生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价值之间的矛盾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这种矛盾冲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以社会发展进步为基础，才能实现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因此，认为应坚持社会发展价值至上的价值取向原则，兼顾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实现，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个人自由发展之目标逐步实现的必然要求。
（二）高校德育工作的时代诉求
经济全球化、科技国际化、文化多样化、信息多元化，对高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赋予高校德育工作新的内涵与课题。高校德育工作只有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出发，结合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开展工作才能拓宽思路、拓宽视野，取得实效。需要开展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生观教育。胡锦涛同志曾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和谐的。”高校德育工作能否培养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才将直接影响和谐社会进程。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应加强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与民族自豪感。
需要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教育。在社会转型阶段，高校德育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通过自身的改革去适应和引导目前的转轨，这是摆在高校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首要课题。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人才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必然高校德育工作加强对学生进行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制观念、效益观念、风险意识和质量意识等方面的教育，以使学生形成市场经济所需的各种意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道德行为不同于市场行为的特征在于它具有利他性，着重精神道德的高尚而不是经济利益，这要求德育工作注重培养学生的奉献、服务意识。如何开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观教育，培养学生的市场意识与奉献意识相结合的价值观，在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显得非常重要。
二、经济伦理教育的价值功能与高校德育的趋同性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其具体体现为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精神功能、经济功能及在个人发展中发挥的导向、服务功能。
（一）经济伦理教育的价值功能
1.精神功能：经济伦理教育工作的精神功能就在于经济伦理教育工作是一种精神生产的活动，它把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理想、信念、意识、道德等提供给人精神需要，并使这些产品，通过人内化为崇高的精神和健康的市场经济意识，成为人的精神源泉，从而在人的市场行为中产生强大的力量和精神支柱，推动物质财富的增长。一是它培养人们服务奉献、共同富裕的意识。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必然导致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唯利无义“的观念，通过经济伦理教育培养人们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经济效益的基础上奉献的意识，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二是它培养人们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平衡意识。经济伦理缺失的社会，人们往往只注重经济效益，以损害、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可培养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平衡意识，以做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培养健康的职业道德。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需要职业道德的支撑，需要敬业奉献的精神，需要诚实守信、公平公正的信念。
2.经济功能：是指通过人才素质的培养、人力资源的开发推动经济增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需要的人才不仅要有知识、技术，要有一种为国家经济发展不断努力的进取精神、敬业意识。经济伦理教育对进取心、敬业意识的促进和激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经济伦理的实质意义不再是将伦理道德与最大利益根本对立起来。作为一种功利伦理，经济伦理是充分肯定人们经济行为的物质利益动机，为人们的经济努力提供合理性辩护。从道德上肯定正当利益的追求，可以使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体因从事着既“光荣”又“有利”的工作而激发出一种不断进取的意识，尽职、尽责的工作热情，从而推动经济数量、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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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导向功能：是指经济伦理教育为市场主体（企业和个人——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价值观念定向导航。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足交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经济伦理教育通过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教育以及知识经济理论的教育，帮助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行为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自主性原则和竞争原则，跳出“金钱至上”、“个人至上”和“享乐主义”的思想误区，正确处理好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自我价值、奉献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而达到树立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4.服务功能：是指经济伦理教育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和个人）的发燕尾服和价值实现提供服务。一是理论服务。就是用科学的义利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导人们的市场经济行为，处理好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如果没有科学的义利观作为指导，人们就可能滋生“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舆论服务。经济伦理教育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发展和价值实现营造正确的舆论导向，形成奋发向上、敬业爱岗的舆论环境。三是信息决策服务。经济伦理教育以遵循等价、自愿、公平的原则进行兼顾他人、社会利益的教育，为市场经济主体在复杂、意识激烈的市场经济行为中保持清醒，做出科学决策。
（二）经济伦理教育与高校德育工作的趋同性
从以上高校德育工作的价值取向与经济伦理教育的价值功能论述可行，经济伦理教育与高校德育工作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有着一定的趋同性。具体体现为它们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高校德育工作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人们正确、健康的思想道德、政治、法律、心理素质，从而成为“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伦理教育旨在培养人们以正确的义利观、价值观为指导，以健康的经济行为实现自身的价值。其次它们都是为了服务于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高校德育工作寻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两者都不偏废。经济伦理教育倡导肯定正当利益基础上服务奉献的意识，以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
三、高校德育工作应加强经济伦理教育的现实性与原则途径
经济伦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精神功能、经济功能及在个人发展中发挥的导向、服务功能说明经济伦理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及个人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德育工作与经济伦理教育的趋向性表明经济伦理教育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部分，为市场经济培养健全市场主体。然而，目前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因此，高校德育工作中加强经济伦理教育有其现实性与必要性。
（一）高校德育工作应加强经济伦理教育的现实性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社会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这些严重影响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二）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原则途径
经济伦理教育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奉献伦理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并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递进”来实施。
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但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经济伦理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要使（下转第37页）（上接第47页）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的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结合经济伦理教育的实施原则，笔者认为可通过以下途径开展：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通过“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深入教育活动。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通过氛围熏陶影响教育。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充分发挥媒体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栓心教育。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德育工作中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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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7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水利水电;管理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而水资源按人口的平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因此,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更具有重要意义。
1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的现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取得了迅速发展。全国已建有水库约8.6万座,总库容4000多亿m3;万亩以上的灌溉区5200多km,总灌溉面积0.4489亿hm2;堤防16.8万多km,保护面积0.0336万hm2;水闸2.5万多座。目前。我国已是世界上水利、水电工程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工程基本上控制了普通水旱灾害,基本保证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城乡的安全需要。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长期以来,水电、水利工程都存在重建设、轻管理的问题,对水利、水电工程的管理维护缺乏必要的措施,没有
正常的管理秩序,再加上资金不足或人员配备不齐等原因,一些水利、水电工程“带病”、“带残”运行,不但经济效益不能充分发挥,同时隐藏着诸多安全隐患,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生产造成影响。加强对水利、水电工程的管理,是水利、水电工程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家必须要重视的问题之一。
2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动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科学发展观是在新的历史形式和历史条件下,提出的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实现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思想保障和理论基础。
2.1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一切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实践者。科学发展观更加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意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作用,充分意识到人是最具价值的社会资源,充分意识到社会发展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
2.2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化
我们社会主义发展要走的是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和要求,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列为发展的必要前提,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不是不顾后果的开采开发,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要使得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谐统一,既满足当代的发展需要,又不对后世发展造成制约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深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我们应摆脱经济至上的发展主义,而应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3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水利、水电工程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深入学习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将可持续发展指导思想贯彻到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的各个环节之中,是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实质性飞跃的重要保证和必备要求。
3.1加强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的立法
水利、水电工程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管理意义重大。现阶段,我国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不足,有诸多漏洞,加快和完善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的立法是实现管理的基础,依法管理才能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健康快速发展。水电、水利工程管理的内容设计到多个方面,立法也要包含各个方面的内容,从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维护等各个环节,都要做好立法工作,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的立法不足,都有可能使其没有可以遵循的法律准绳,在实施过程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必然导致相应的恶劣结果出现,从而对整个工程的建设使用造成影响,影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因此说,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水利、水电工程实施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础。
3.2加强水利水电工程的经营管理
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和使用既要实现社会利益,又要实现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效益的实现更为重要。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实现,可以更大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积累财富的同时,为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提供更坚实的物质保障,为管理单位的职工提供更优质的生活保障,实现水利、水电工程的良性开发循环。我们追求的效益,是以最小的社会投入得到最大的经济回报。因此,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过程中,要确立经济效果分析制度,对工程的建设管理成本进行科学合理的预算,逐步建立和完善经济指标体系,对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估,保证经济利益的顺利实现。
3.3加强水利水电工程管理队伍的建设
加强水利、水电工程管理队伍的建设,正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的集中体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也不例外。现阶段,我国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人员的配比还不足以满足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尤其是在一些偏远地区和条件艰苦的地区,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数量较少,技术水平也较低,缺乏管理工作实施的基本要求。在水利、水电工程管理中,管理人员一定要转变过去那种“重建设、轻管理”的思想,加强对管理意义的重新认识,良好的维护和管理可以有效延长工程的使用期限,为国家节省更多的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相反,落后的管理不但不利于工程的顺利投入使用、积累社会财富,还有可能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所以说,加强管理队伍的建设,提高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职业素养以及待遇保障,是提高水利、水电工程管理现状的重要措施。
3.4加强水利水电工程各部门的协作配合
一个高效团队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团队组织形式是增强团结精神的最佳形式,从而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水利、水电工程管理涉及到诸多产业部门,而不仅仅是管理部门的工作,也是设计部门和施工部门的工作,管理要深入到每一个环节之中,因为管理工作从设计、施工环节就已经开始,地形观测、水质勘察、施工步骤等等都需要严格的计算规划,所以这就需要各部门的协作配合。现代工作越来越讲究团队合作的力量,部门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工作,可以极大的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源,培养部门之间的合作精神,对于水利、水电工程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8
【关键词】医院内部成本核算管理分析
财务管理制度中，对于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有明确的要求规定指出，事业单位在进行内部财务管理中，可以根据单位所开展的业务活动以及其他活动的实际需求，在单位财务管理中进行内部成本核算方法的实施。对于医院来讲，在进行内部成本核算过程中，有相关要求明确指出，医院等医疗机构以及单位的内部成本核算，其核算内容主要包括医院成本费用中的医疗成本费用项目和药品费用成本项目。随着我国对于医院等医疗机构单位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加强，以及在进行医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对于医疗机构经济管理与成本核算的重视，通过有效的人力以及物力、财力应用，做好医疗机构财务管理与成本核算工作，提供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工作效率水平，促进医院财务管理与发展水平提升，其必要性与作用价值意义也更为突出。
一、医院内部成本核算的含义概念以及作用意义分析
（一）医院内部成本核算的含义概述
在医院的财务管理中，医院成本是医院在医疗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一个价值范畴，通常是指医院为进行病人救治或者是从事医疗卫生救治活动过程中的所消耗的物化劳动等一些必要劳动价值的一种货币表现形式，从通俗意义上讲，医院成本也就是指医院在进行医疗卫生以及治病救人过程中所花费的所有资金的总和。而在医院的财务管理活动中，内部成本核算是医院财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通常意义上的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主要是指对于医院成本中的医疗成本以及药品成本所进行的一个核算形式。
（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的背景意义分析
医院财务管理过程中，所实施的医院内部成本核算工作，是医院在社会注意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为适用发展进步需求所开展的一项财务管理工作内容。在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发展时代中，医院作为一个既具有福利性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机构，同时有具备独立经济实体特征的单位机构，在建设发展过程中，虽然不是盈利经济活动的开展为目的，但是独立经济实体的特征性质也决定了它需要进行经济核算与管理活动实施，而对于经济核算与管理来讲，其重要核心就是进行单位机构内部的成本核算与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在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医疗保险与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实现，也推动了医院作为医疗卫生机构在今后的生存以及发展中，需要通过自身的经营与管理加强提升，来促进单位机构自身的建设发展的特征，尤其今年医疗行业的深化改革，各地相继取消药品零加成，彻底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状况，因此，医院进行内部成本的核算与管理，其作用意义以及必要性就更为突出重要。同时，从另一方面讲，医院建设与发展过程中，进行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的开展实施，不仅有利于进行医院内部建设与发展潜力的深入挖掘发现，节省和降低医院医疗卫生经济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成本费用，而且对于调动医院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与主动性，增强医院职工的成本意识观念，建立完善的医院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促进医院体制改革与发展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具体方法措施分析
结合上述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具体内容以及作用、要求等，在进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实施中，应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
（一）建立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网络体系
在进行医院内部的成本核算与管理过程中，由于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的涉及范围以及涉及面比较广泛，并且成本核算与管理开展过程中的技术要求比较高、技术性比较强，核算与管理工作内容比较多，因此，进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中，应注意通过建立相关的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网络体系，以明确成本核算与管理的职责，加强成本核算与管理责任意识，实现对于医院内部成本科学以及合理的成本核算与管理开展。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网络体系构建中，多是以医院院长或者是财务成本核算管理的总会计师作为组长，再通过建立以财务科、改革办以及纪委、审计科、医政科、器械科、护理部、药剂科、后勤等部门领导为主的具体成本核算与管理小组，以实现在组长的带动领导下，以各部门、各组成员为主，展开的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其中，在上述建立的成本核算与管理各小组中，核算与管理工作开展实施中，注意以财务部门作为核心，同时以各参加小组部门作为管理中心，进行核算管理工作开展实施，形成一个全面的网络管理体系。
（二）抓好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基础
进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实施中，抓好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基础，就是要注意做好成本核算与管理工作中的各项基础工作，以促进成本核算与管理实施，提高核算与管理水平。做好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基础工作，首先需要进行成本核算与管理方案的制定落实，并进行广泛的成本核算与管理宣传和发动；其次，注意建立医院内部成本结算的相关制度与结算价格，促进成本核算的贯彻执行；再次，在进行成本核算与管理中，注意进行核算与管理的原始记录制度建立，并进行合理的核算与管理凭证传递流程制定，以促进成本核算与管理的规范性；最后，注意对于医院内部成本费用类型以及开支范围进行划分，在成本核算与管理过程中，严格按照范围类型以及相关标准实施，以提高核算管理效率，促进医院成本核算与管理的科学性、规范性、合理性。
通常情况下，在进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中，具体核算与管理除了医疗成本与药品成本核算内容外，还可以通过医院综合成本核算、科室成本核算、项目成本核算等其他核算类型上进行操作实施。最后，进行成本核算后，注意将核算成本与医院效益进行对比，以达到对于医院建设发展的推动促进目的，便于进行科学合理的管理发展方案制定。
三、结束语
总之，进行医院内部成本核算与管理的实施，是医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促进与加快医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动医院建设发展的必需措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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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9
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历史早已证明了同志的英明论断：“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巩固和加强；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更加奋发图强，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思想道德、政治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融入市场经济的新特点、新内容；适应市场的竞争性原则，求利性原则，自主性原则和开放性原则；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的观念的变迁，采取相应的对策，为改革、发展和稳定保驾护航。
一、适应市场竞争性原则，实现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市场竞争原则。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竞争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还不规范，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不健全等因素的存在，就很容易诱发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和个人主义膨胀。这些人一味强调以我为中心，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音符。为了适应这一变化的特点，思想政治工作既要保护在合法基础上的公平竞争；又要教育人们，遵循社会共同的思想标准和道德行为准则，努力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以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基本机制是竞争机制，竞争具有强制性、排他性，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这就会给人们一股强大的外在压力，从而激发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整个社会进步和发展。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观念向竞争观念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就业形式、分配形式和生活方式都比较单一，人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平均而且稳定。同时，由于个人缺乏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个人的能力得不到充分的发挥。这种“大锅饭”的体制，必然导致平均观念的存在。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成为具有独立自主性的主体，这必然促使人们凭其能力从事经济活动，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经济选择的自由并发展自己。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效益原则，促使人们竞争观念的加强。竞争是促进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同时竞争也有其负面影响，这是因为在一定范围内的利益，往往是一个比较确定的量，部分人获利更多，往往就意味着其他人利益的损失。因此，在竞争中损害他人、损害集体的情况时有发生。思想政治工作，要在保护竞争的激励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集团的系统功效。
二、适应市场求利性原则，实现利己观念向义利统一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求利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在缺乏必要的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有些人只图金钱，不讲仁义；只求索取，不讲奉献；只顾眼前利益，不讲理想情操；把人的价值、尊严、良心、道德全部商品化，货币化，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精神追求。“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腐蚀着人们的灵魂。因此，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要对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思想和先富起来的愿望给予充分的肯定，引导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以正当的手段追求物质利益，切实保障人们正当个人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另一方面，就是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大力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乐于奉献的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要引导人们以高尚的精神境界去指导其物质利益的行为取向，使物质利益的追求保持正确的方向。要教育人们，必须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决不能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去奋斗；要教育人们，决不能把经济生活所遵循的原则引入到政治生活之中，防止社会政治生活的商品化与市场化。求利原则的影响，使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种求利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就会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己观念向义利统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要培养责任感，义利要统一。要注重责任观念和利益观念的结合，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结合，避免社会文化传统的断裂，社会人格模式的错乱。马克思说，劳动产品只要通过交换表现为商品，就必然带有物化的性质，进而产生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尽管我们在宣传和教育中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鼓励无私奉献的精神，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无法不承认经济利益的重要。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就是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生产者
进行生产的基本动机。有市场就必然有竞争，有竞争也就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个人利己主义思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有效地防止个人利己主义的滋长蔓延，帮助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风尚，维护人们的物质观念和经济利益，把思想工作做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扎扎实实为群众做好事做实事，以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以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支持。
三、适应市场自主性原则，实现人治观念向法制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必须适应自主性原则。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充分体现生产经营者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自主性原则。这有助于人们摆脱以往经济隶属关系，等级关系和特权关系。反映到政治生活中则会导致人们的民主意识和自立自强意识的增强。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存在负面影响，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根本特点，就是根据市场信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以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属性势必造成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投机性，导致市场供求不平衡，市场秩序混乱。这就需要我们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强化人们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根本利益和大政方针的思想意识，从而自觉执行或积极配合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以保持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步发展。市场经济自主性原则的影响，要求市场主体有自主经营和发展所必需的各种权利，但这种自主原则一旦浸入人们的思想，就容易使一些人淡化组织纪律观念，强化个人意愿，甚至不执行国家的法令，严重影响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思想政治工作，应科学的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治观念向民主法制观念的转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经济活动主要操纵在政府手中，经济生活实际成为政府行政的一部分，没有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人们习惯于听从和贯彻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经济权利和义务很大程度上都集中于政府部门，经济个体只是被动地追随，这就是人治观念存在的社会土壤。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及经济自由，不仅有自主选择的能力，而且对其行为后果负责，从而使人不断提升自觉性和自律性；由于市场独立地位的形成，以及纳税人意识的增强，民主的要求也不断增长，权大于法的人治现象和家长制作风不能为人们所接受。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是国民素质提高的重要标志。思想政治工作，要教育人们适应经济地位及相应观念的变化，要理智地处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民主和法制是一个客观的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人们应该学会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要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又要强调团结互助、和睦相处、共同进步；既要讲求目的的正当性，又要讲求手段的合法性和道德性。
四、适应市场开放性原则，实现一元化观念向多元化观念转变
工程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篇10
abstract:Claimmanagementisthekeyofengineeringcontractmanagement.atpresent,moreandmoreattentionispaidtoclaimmanagement.Basedonthestatusquooftheconstructionclaimandprolemsintheconstructionprocess,thisarticlestudiesconstructionclaim.
关键词:工程;合同管理;索赔研究
Keywords:engineering;contractmanagement;claimresearch
中图分类号:tU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3-0098-01
1我国工程施工索赔的现状
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是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的关键又是索赔管理。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法律观念和合同意识的淡薄,使中国工程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工程索赔。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云南鲁布革引水发电工程首次采用国际工程管理模式,给中国工程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而冲击的核心内容是出现的索赔,索赔概念自此开始进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建设管理体制的改革,特别是随着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度等基本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政府、企业及研究机构对索赔有了一定的关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外资项目和世界银行等贷款项目的建设,对外工程承包业务的发展以及经济建设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工程索赔也逐渐被国内的建设单位(业主)、监理单位(工程师)和施工单位(承包商)所认识和重视。但总体而言,工程索赔及其管理还是我国工程建设管理中一个相对薄弱环节,承发包双方对索赔的认识都不够全面、正确。对索赔的方法、程序及计算等,也不够科学、规范。施工合同管理、企业内部管理与索赔工作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在不同地区和部门,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不敢索赔、不会索赔、不能索赔、不让索赔等现象,概括起来,我国工程企业对索赔管理的认识及其现状可以描述如下:①索赔意识薄弱,对索赔及索赔管理的重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②对索赔概念普遍存在模糊认识甚至错误认识。③索赔经验及索赔实例资料贫乏。企业在针对具体工程索赔时,不知如何进行和运作,存在不会索赔现象。④索赔专门人才缺乏。⑤索赔管理的理论研究还不能满足工程实践的需要。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国际业务的开拓和收益的获取。也使我们和国外的承包商打交道时,事事处于被动局面。
2我国工程施工索赔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经济制度也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工程建设领域,三法四制的推行,也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筑业的法律框架,特别是合同法的实施,为建设工程合同双方的经济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发包方与承包商在自愿、平等、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签订的,发包方和承包商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享受的权利受相关法律的保护,承担的义务受法律约束,双方都应完全履行合同的义务,实现合同双方各自应享受的权利。如果一方不按或不完全按合同履行承担其应尽的义务,就有可能给对方的权力造成损害,这时就必须按合同和法律的规定给予受损方以补偿,这就是建设工程施工中发生的索赔。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索赔工作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施工企业不想索赔,不敢索赔,也不会索赔的现象普遍存在。从另外一方面讲,施工索赔是双向的,依据合同,承包商可以向业主索赔,业主也可以向承包商索赔,在实际工作中承包商和业主对合同的管理水平和认识水平有差距,甚至有较大的差距,承包商往往利用这些差距,在索赔中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肆意夸大索赔数额,乃至于设置各种陷阱,故意制造索赔机会,使业主蒙受经济损失的事情也常有发生。鉴于此,有必要对施工索赔从性质、起因、责任、处理程序、索赔额的计算等方面进行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对指导合同双方当事人应用施工索赔这个正当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而提高合同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