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重商政策；关税；商品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这一时期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据《左传》记载，郑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郑桓公在西周末年，听从史伯建议，率领族属与商人东迁于虢、郐之间。并与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商人在郑国创业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郑国统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立了互信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双方“恃此质誓，故能相保”。后来，当晋国人韩宣子向郑国一位珠宝商人购买玉环时，这个商人就回答说：“必告君大夫”，即要报告给政府。可见，郑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传》记述的“弦高犒师”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紧紧地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就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二、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通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就下令“通商宽农，懋穑劝分”，使晋国很快摆脱了窘境，“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公元前658年，卫国被狄人侵劫迁往楚丘后，卫文公制定了“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等政策，使卫国很快富强起来，以致“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哟了维护列国之间的正常商业贸易，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上，也都把维护正常商业交往，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盟约。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即有“无忘宾旅”、“无遏籴”的内容，即要保护客商，不阻碍粮食流通。这表明各诸侯国都很重视商业活动。
“轻关易道”。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缴纳的税款。《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说明关税税率的轻重直接关乎商人的利润，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实行了“轻关易道”的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为加强国力，发展经济，下令“轻关易道”，“以厚民性”，重视发展商业。齐桓公即位后，采纳管仲的建议。“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些政策的实行，降低了关税税率，减轻了关税负担，保障了交通畅通，有利于吸引商人进入本国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实力，为其称霸诸侯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有司者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管理机构，“有司者治之”。“司市”作为市场总的管理机构，“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具体的职责是：“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值，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蔬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此外，设立了“廛人”、“胥师”、“司稽”，分掌收税、监督、保卫等职责，负责维护整个市场秩序。同时，制定规章制度，对商品种类、规格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如，为维护礼制和贵贱等级秩序，规定体现贵族身份的“礼”品，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等都不得“粥于市”。
三、商品经济的繁荣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地域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产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各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据说齐桓公的这种行为还遭到了国人的非议。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战国时期，“市”的建立更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2
一、春秋时期民主萌芽出现的背景
我们只需要认真分析一下春秋时期的具体情况，便不难发现这种民主萌芽的出现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
1.铁制农具出现，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
社会变革和进步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实现突破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
（1）铁制农具的使用。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出现。所以，较以往相比，铁器的使用，极大提高了农耕效率，人们开始有能力开发原本闲置的荒地和山林，扩大了生产作业面积。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
（2）牛耕的普遍运用。春秋时期，牛作为劳动工具，已开始被应用于犁耕并逐渐推广。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的穿有鼻环的牛尊就说明了这一点。耕犁的出现，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牛耕的运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
（3）水利灌溉也为各国所重视。当时中原地区已普遍用桔槔来灌溉农田。淮河流域著名的水利工程芍陂可以灌溉田地一万多顷。水利工程和农业灌溉工具的应用，大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4）手工业和商业在春秋时期也开始有所发展。比较有代表意义的诸如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煮盐业、酿酒业有较大发展，商业繁荣等。
2.井田制瓦解，土地关系发生根本变化。
春秋时期，由于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生产力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而生产技术的进步促使奴隶主贵族开辟私田的积极性日益高涨，私田的开垦越来越多，有些公田甚至也化为私田。与此同时，公田的耕种则消极怠工，公田荒芜的现象日趋严重。到后来，奴隶主贵族改变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奴隶主贵族就变成了封建地主，原来的奴隶转变为封建农民，农民向地主交纳地租。为顺应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变革，各诸侯国也采取了新的土地政策，最具意义的就是鲁国的“初税亩”——它从律法的角度肯定了土地私有制，是在新的生产力的要求下，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合理调整。初税亩制度的推广，使原本的井田制土地制度彻底瓦解，各诸侯国的实力增强、地位稳固，其话语权得以提升。
3.分封体制下，诸侯国具有较大的自主性。
西周时期，周天子是国家君王，其管理国家、治理江山主要采用分封制的方法。诸侯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有为周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缴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从这些来看，这种等级、君臣关系似乎十分明确，周天子的权威与至高无上的权力似乎无人可比。但实际上，各诸侯国有很大的自。他们有大量的物资与人口，可以设立自己的官职，拥有自己的军队与财富。从经济及军事上看，各诸侯国都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这种关系说明，当时君臣关系较为宽松，各诸侯国的自治权力比较大，中央集权与专制主义的程度并不很高，初级的民主体制萌芽已有所显现。到了春秋中后期，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原一些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国家，其国君也渐渐放松了对国家的绝对控制，权力逐步下移到了卿大夫与贵族手中。彼时比较著名的卿大夫有郑国的“七穆”罕氏、驷氏、良氏、国氏、游氏、丰氏和印氏，齐国的四大贵族高氏、栾氏、陈氏与鲍氏，鲁国的“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等。当时这几国诸侯国君的权力与卿大夫们分享，彼此相互牵制、相互依靠。国君处理国家大事时要同卿大夫与贵族们进行协商谈判，卿大夫们有权表达反对意见并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此一来，原本实行的分封制逐渐解体，形成了周天子作为名义上的天下君王、各诸侯国相对自治、各诸侯国国君权力在其国内又受制于卿大夫与贵族的政治体制。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新的生产关系得以确立；各诸侯国拥有了较以往更大的经济实力、自和话语权，周天子、诸侯国君、卿大夫（贵族）之间形成了相互牵制、协商治理、共管国事的早期民主萌芽的局面。
二、春秋时期民主萌芽的积极意义
春秋时期民主萌芽的出现和初级形态，虽然有着先天的不足，也没有广泛传承，但在那个时代仍有着其积极的意义。
1.它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新型土地关系产生，促使封建剥削方式出现，地主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使得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社会的土地分配制度走向消亡。同时，随着地主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为了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取得政治地位，用地主阶级代替奴隶主贵族统治。一些改革家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进行变法活动，确立封建制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更快发展。春秋时期的各国争霸尽管不可避免地对社会生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在争霸中没落下去的是旧的奴隶社会制度和奴隶主阶级，日益成长起来的是封建社会的新制度和新兴地主阶级，这体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2.多阶层的参政议政形式，有利于国家大事决策的相对正确。
国君与卿大夫们共同决策、共主政事、民众议政、监督的执政形式，有利于综合不同阶层的利益和观点，从不同角度寻求相对合理的方案，使得决策能在反复的权衡与斟酌中得以修改与完善，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君一个人决策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如子产在出任郑国相国后，作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对外反对晋、楚等国的霸权政治，捍卫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内则是将贵族兼并的土地归还于民，提拔才能出众、品行高尚的人，并且用高超的手段抑制豪强势力，维持了六大家族共同执政的传统，达成了六大家族相互制衡的局面。最能体现他民主特点的措施是保留郑国的“乡校”，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在他的坚持下，“乡校”不仅得以保留，而且发扬光大，成了体现民间声音和言论自由的场所，使得郑国的百姓有权集会并对当时的政事提出建议和监督。如此举措不仅使子产成为中国古代最开明的政治人物之一，也使得当时郑国的民主政治达到顶峰，成了诸侯国中政局最稳定的国家。这就是当时民主政治积极的一面——权力互相牵制，民众可以参政、监督，国家局面平稳，百姓生活较为祥和。
3.律法初步确立，民众利益得到重视。
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促进了新思想的萌发和成长，而各国为增加自身实力，在争霸中占有优势，在本国内进行了改革和变法。在早期，变法最为成功的是齐国。管仲进行了“四民分业”的政治改革，把商人提高到与士、农、工同等重要的社会地位，推行了一系列轻税、免税措施和为外地客商服务的措施，出现了“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商贾归齐如流水”的局面，使齐国成为当时国力最强的国家。随后楚国在楚文王时期，也制定了《仆区法》。此后晋国、宋国也相继制定了成文法。而到了春秋中后期，各国的变法就更加盛行和普遍了。
在春秋中期，以公元前546年的第二次“弭兵之会”为标志，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战火暂时得以平息，各国将重点转到各自国家的治理和改革上来。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各诸侯国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诸多法律。子产在郑国制定的律法，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在当时，卿大夫们为了巩固权力，寻求民众支持，纷纷推行改革。一些卿族采取了讨好百姓的手段，比如鲁国的季氏家族与齐国的陈氏家族，都通过制定惠及百姓的律法和措施，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甚至不惜与国君为敌。鲁国的季氏就驱逐了当时的君王。我们不妨去参考一下晋国的赵简子与史墨对此事的精彩论述：赵简子问道：“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史墨答道：“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二人的对话虽然简短，但发人深省：一个国家的国君不守礼节、贪图安逸、奢靡享乐，置江山社稷于不顾，而他手下的臣子贵族却才能出众、勤政爱民、谦恭下士，那么天下百姓自会拥戴臣子、反对君王。这表明当时的统治阶级已经意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证明世袭制度与专制统治并非天道的规律。而民众的利益，遂在这些变法和改革中得以重视。
4.有利于当时思想的繁荣和多元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春秋时期是阶级关系急剧变革的时期。封建地主阶级、平民、农民、手工业者，出于他们的阶级利益，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各种意识形态同时存在，加之民族迁徙和融合，使春秋时期出现了多种思想、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有利于思想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随着春秋时期经济的发展和各诸侯国的强盛，出现了“经济下移”和“政治下移”的趋势，“学术下移”的现象也开始显现，“学在官府”的传统被逐渐打破，这就为私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到春秋末期，私学进入了初步繁荣的阶段，孔子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的私学大师。私学的产生，使文化知识传播于民间，私学的自由讲学、自由传授也促进了各学派的形成，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
虽然当时的百姓无法拥有像古希腊城邦制国家那样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利，但在当时宏观气氛空前宽松、思想开放与相对自由的条件下，百姓畅所欲言、针砭时弊、彰显观点，促进了思想的解放和共鸣，使得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各种学术流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也正是由于有这一时期的良好基础，才有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后来秦朝“焚书坑儒”、“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表明统治者在极力禁锢百姓的思想，也就是到那时，春秋时期形成的文化思想高峰偃旗息鼓了。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型生产关系的产生，封建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士大夫、贵族阶层为了他们的利益进行变法和改革，为民众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并创造出较为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律制的完善和文化的繁荣。当然了，当时的所谓“民主”只限于士大夫、贵族阶层，只是为他们提供了决策、施政的权利，但在客观上这样的民主性政治萌芽毫无疑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众的呼声得以重视，民众的利益相对得以保障。而这些，在几千年前的农耕时代是极其宝贵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吕氏春秋》；《管子》；《重农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9文献标识码：a
农业是中国古代基础性的生产部门，先秦思想家从各自的角度对农业都有过各自的论述，并且还曾性形成过以许行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重农学派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甚至被奉为许多国家争霸图存的指导理论，而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对重农论述较为系统详尽的即是《管子》和《吕氏春秋》，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农业思想进行了阐述。
1主观目的不同
《吕氏春秋》由秦国宰相吕不韦主编，其编撰的目的在于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从而为即将统一天下的秦国提供制度即思想方面的支持，从而使得大一统之后的秦国可以千秋万世统治下去。因此，《吕氏春秋》脱离了春秋战国争霸图存的形势来讨论重农与治国，并非为富国强兵，兼并天下服务。《吕氏春秋》对于即将统一天下的秦国而言更具有可行性，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而服务。譬如《吕氏春秋.上农》载：“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吕氏春秋》的目的即是希望将国民约束在土地生产要素之上，从而便于政府的统治。
《管子》描述的是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子的言行事迹，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争霸成功的诸侯王，《管子》所记录的思想，绝大多数都与齐国的争霸目的有关。而其中的重农思想属法家学派的，强调将重农与富国强兵联系。
譬如《管子.四时》称：“五谷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强。”即一个国家粮食充足，牲畜繁衍不息，则这种国家的军事力量也一定强大。
《管子?权修》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即一个国家若不重视农业生产则粮食会不足，国民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国民就无力征战，也无力守城。长此以往则国家会非常危险。可以说是裸的体现了其争霸强军的目的。
2农业科学思想
《吕氏春秋》的农业科学思想带有很强的道家思维，强调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从事农业生产需尊重客观规律，土地肥力、天时即客观地理环境等。《有始》篇云：“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在作者看来，人的耳目口鼻，自然界的五谷生殖和寒暑变化，尽管表象“众异”，但都是万物齐备的“大同”条件。
《审时》篇指出：百姓从事农业生产，一方面需要“为之者人也”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必须服从“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的自然环境，关于气候，《吕氏春秋.贵信篇》解释道：“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
通过这种“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序意》）《吕氏春秋》倡导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农业发展观。
《管子》亦重视农业生产必须尊重规律，不过《管子》更强调人力的作用，且应针对规律兴修水利，引导农民进行农作物的耕种的种种思想。并且《管子》还十分注重农业生态的保护。
《管子》中记录了非常详细的土壤分类学思想，《地员》篇将《九州之土》分为三种：“上土”、“中土”、“下土”，此后再根据每种土地的特性又将每一种土地分为六种，上等土分为“五粟”、“五沃”、“五隐”、“五壤”、“五浮”，中等土分为五怷、五纑、五壏、五剽、五沙、五塥，下等土分为五犹、五壮，五殖，五觳、五舄、五桀，共有18类，每一类土壤又进一步细分为5种，计有90种，这就是所谓的“九州之土，为九十物”，形成了“等-类-种”的土壤分类体系，同时还根据土壤级别，列出了每种土壤适合种植的农作物。
而农业灌溉即水利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度地》篇中，其中详细介绍了建坝、引水、蓄水、防旱等等相关措施。
而农业生态思想则比较分散，见诸于《轻重甲》、《立政》、《八观》、《禁藏》等等篇章中，譬如《禁藏》篇即有称：“当春三月……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长也。”《管子?八观》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上述思想，客观上对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环境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3农业管理思想
《吕氏春秋》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行政色彩较为浓厚，体现出强烈的国家管制主义色彩，这与《吕氏春秋》中岁奉行的黄老哲学大异其趣。实则也是为了秦国的长治久安服务，目的是希望社会稳定，便于政府对民众的统治。
《上农》篇限制一切有可能影响农业生产的习俗活动，“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并且严令：“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若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有不力的情形，政府甚至可以没收其家产：“若民不力田，墨其家畜。”如此强而有力的农业督促措施其本质是为秦国统一天下之后的长治久安而服务的。
《管子》中体现的农业管理措施主要是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利于国家人口的增长，民众财富水平的增加。其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富国强兵。
《管子》认为财富的增长，一定是土地的人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两者若可良性互动，则“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小问》），因此政府对农业的管理其目的就是加强土地和人力二者的积极互动上，而土地和人力就是管理的重点，《管子》提出的措施有：1、均地分力，相地衰征，即根据劳动力的数量按户分配土地，国家对土地征收的赋税亦需根据土地的肥力征取。“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国语.齐语》）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农业劳动力。2、奖励勤农，抑制兼并。“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山权数》），即对善于农业生产的人给予高额奖励。而对于缺少农业生产资料的农民，政府予以一定的支持，“夷疏满之，无食者予之陈，无种者贷之新。”《揆度》
4农业经济思想
《吕氏春秋》崇尚黄老之学，内含无为而治的思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
《序意》篇云：“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俪共理，平其私。”《吕氏春秋》主张“法天地”、“无为而行”。依据该种思想，《吕氏春秋》设计的模式是：将小块的上等地分配给无地农民，但农民并不具有其产权，之后强追农民进行耕种，若农民耕种不力，则可以没收其牲畜和粮食。即政府拥有土地的产权，但是该土地分与农民，每年由政府按收成征收一定比例的粮食，其余部分归耕种农民所有，该种运作模式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并不需要国家特殊的宏观调控措施。
《管子》则非常强调宏观调控，重视粮食经营，调节流通，控制价格。如何管理宏观经济，《管子》的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衡、权、势。”“衡”即价格调节市场供求的功能；“权”指以权衡利弊取胜；“势”指依据不同的经济环境采取相应的对策。
所谓“衡”指的是“以轻重御天下之道”《管子.山至数篇》，他认为“君守其流”“物动则应之”，即政府控制市场流通领域，再根据供需即价格的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坚持“以利相守”的原则，比如政府尽量囤积粮食，等到价格涨到20倍时，抛售粮食换取百万黄金，则政府若干年不需要向老百姓收取赋税，这就叫做准衡之术。在管子的世界里面，“衡”的重要性可以与粮食、货币并列，是治理国家稳定天下的重要工具。《管子.山数篇》称：“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如上所述，《管子》主张国家应该利用市场价格权衡轻重、揆度优劣从中取胜。
“权”是指控制机制，“彼重则见射，轻则见泄，故与天下调。泄者，失权也；见射者，失策也。”“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管子.山权数》）。管子认为，一国物价贵，他国就会相其争相出售其货物；一国物价贱，则他的货物就会流出国外，所以国君应调节物价防止货物外流，而且国君可以通过对粮食以及货币的掌控，控制物价，吸纳具有战略意义的货物流入国内，从而达到富国及削弱他国的目的。他还向齐桓公提出了三条措施：第一、利用梁山和掖县一带的特产来换取粮食储存在国库，该政策实行五年则粮价可提高十倍；第二、从五年的粮食储备中拿出两年的储备雇人采铜铸造货币，以之调节物价；第三、根据各诸侯国物价涨落行情相应调节国内物价，防止货物外流，并且吸纳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外物资。
“势”是《管子》中另一重要概念，管子将五种不同的国家地理环境称为“五势”，根据“国之五势”提出国家控制粮食储备的对策：“山区之国要有三分之一的粮食储备，多水之国也要有三分之一的粮食储备，山区平原对半之国要有十分之三的粮食储备，地多积水之国要有十分之二的粮食储备，田地漏税之国要从诸侯国取得粮食储备，需以女工织物和百工制品换取粮食。”这被管子称为“准时五势之数”根据“准五势之数”以稳定国家政局。
5结语
综上所述：《管子》的农学思想，更多体现的是“进取”，而且其中的农学思想甚至被上升到“农战”的高度。直接是为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目的而服务的。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成功，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
《吕氏春秋》的农学特点是守成，其农学思想更多的是为服务于统一天下之后的秦帝国的长治久安。目的是为了增产、安民，使民众奉公守法，安于农耕。
二者的农学思想都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中的体系化及理论化都不够严密，尽管如此，此二者对于奠定各自时代的农学基础，指导后世的农事，为人类的农业文明都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也使得《管子》、《吕氏春秋》在中西方农学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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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春秋初期；郑国；地位；强盛；原因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特殊的时期，王室衰微，各国都投入到激烈的争霸格局中去。春秋初期，郑庄公俨然作为一霸主活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他挑战王权，出兵攻弱，在这一行为的背后自然要有雄厚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柱。因此，要想知悉春秋初期郑国的行为动机，是有必要对郑国国力强盛的原因进行深入探析的。
1郑国概况及其强盛之体现
郑国立国较晚，其始祖为厉王之子桓公友，初封郑地。西周末年，幽王昏庸，政局动荡，郑桓公深谋远虑，听从周太史伯之谏，“寄努于贿于虢、郐之间”，后三年，桓公与幽王一起死于骊山，其子武公与平王东迁洛邑，郑国东迁后以虢、郐十邑为基础，将新都建于“河、洛、济、颍”之间，并命名“新郑”以别于故郑。庄公时期，对内致力于壮大本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对外采取团结齐国，争取鲁国、打击宋国的外交策略，最终实现了“庄公小霸”。在春秋初期，郑国在各诸侯国之间享有较高的地位，下文进行具体说明。
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周平王欲削弱郑庄公势力想让虢公与武公一起为左右卿士同掌王事。郑庄公挑战周天子权威，不但厉声质问至尊天子，竟然还胁迫周平王用王子狐与郑太子忽交质，以此钳制周室。随后，他侵卫，伐宋，入许，打着王命东征西讨，俨然一副霸主的模样。郑庄公与周王的矛盾也终于愈演愈烈，最后兵戎相见，桓公五年，“战于]葛……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军”。通过分析郑国与周王室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其侧面反映郑国国力的强盛。周王室日渐衰微，但毕竟仍是天下的共主，但是郑庄公却取“温之麦”、“周之禾”，挑战天子权威。“君臣交质”郑庄公已经完全不把周王当天子看待，“射王中肩”则简直是犯上作乱了，但是郑庄公全然不顾及这些。那么他这种狂傲来自于何处？自然是郑国雄厚的国家实力作为支撑。郑国军队可以打败周王率领的诸侯国联军，这更需要雄厚的军事实力作为条件。正是由于国力的强盛，才使郑庄公在周王室面前有采取强硬态度的勇气。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春秋初期郑国国力强盛，并且在诸侯国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郑国强盛的原因何在呢？
2春秋初期郑国强盛的原因
春秋初期，郑国上述行为背后自然有强盛的国力作为支撑。以下从郑国地理环境之利及桓公、武公二世的奠基，周王室此时衰微以及郑庄公的个人才能进行详细分析。
1.地理环境之利及桓公、武公二世奠基
春秋初期郑国封国最晚，“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所以与周王室的血缘最近，地域亦紧紧相接。幽王命丧犬戎，西周政局一片混乱之时，是郑武公与晋文侯护送平王东迁，因此周王室对郑国十分信任故而郑国两君连任王朝卿士。这在当时王室威望犹存，各国在一定程度上尊王守礼的情况下，无疑壮大了郑国的声威，为庄公时期“挟王命以讨不庭”，争取各方的承认奠定了基石。郑国立国时间虽不算长，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实力迅速上升，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力量。上文提到郑桓公将新都建于“河、洛、济、颍”之间，该地处中原腹地，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水源充足，优越的地理环境为郑国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农业发达更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原腹地的郑国，交通便利，这更为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而商业的繁荣则对郑国的政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基于桓公、武公二君奠定的基础，春秋初期郑国在郑庄公的大力拓展下，疆域迅速扩大，东临齐鲁，西接周晋，南通荆楚，北连卫燕，地处天下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为郑国成为当时“小霸”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周王室之衰
西周政权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的一长段时间里并没有保持在平稳的状态。西周晚期西北方向的猃狁、犬戎、狄人等少数民族所带来的外部压力和周王室内部政治派系的斗争更促进着周王势力的衰颓和崩解。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势力开始衰退，地位也随之下降。有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土地赏赐和王室财产的缩减。也就是说，“西周政府的运作实际上是以恩惠换忠诚原则为基础的”，“只要土地继续流向贵族家庭，那么这种土地赏赐政策就会极大地缩减王室财产的规模，从而破坏西周国家的经济基础”，“当这种现象发生时，西周王朝就濒临崩溃了。”
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i来归惠公、仲子之R”，周天子的疏漏直接告诉我们春秋时期礼乐文化是如何被蚕食掉的。在王室衰微之际，“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乱世也随之到来。隐公十年为我们记录了几场并不是很大的军事行动：鲁隐公“败宋师于营”和“郑师入郜”、“郑师入防”都是以王命讨不庭。同年又有“蔡人、卫人、J师不会王命”，于是“冬，齐、郑人入J，讨违王命”。上述军事行动透露给我们的信息，不仅是鲁、齐、郑等国在认真维护周王的权威，而且说明宋国甚至营、郜、防、J这样极易被忽略的春秋小邑也敢违抗王命，可见周王之衰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正是周王室势力的衰微，才给了郑国“挟王命以讨不庭”的机会，不断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其影响。
3.有为之君――郑庄公
郑庄公是春秋早期被施以重彩的人物，内政井井有条，外交步步为营，军事上更是几乎战无不胜。正是在郑庄公的治理下，郑国才能够于春秋初期称霸诸侯。
隐公元年，共叔段依恃母宠，聚敛兼并，发展到企图袭郑夺位的地步，郑庄公欲擒故纵，诱使其陷入泥淖。在各种势力的挤压下，郑庄公没有坐以待毙，也没有养痈遗贵，可见其清醒的头脑和精明的政治策略。平定共叔段之乱，稳定国内形势，君主方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调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去进行对外战争。“攘外必先安内”，当郑庄公安定国内后，便开始对外扩张攻伐。郑庄公采取“远交齐鲁，近攻宋卫”的外交策略。宋卫郑三国唇齿相接，同处中原中心地区，国土资源有限，共同局限于方寸之地难以突破。要想扩张领土必须侵占他国资源，势力此消彼长，因此此三国长期互为敌国。郑庄公兴郑过程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宋卫集团。面对宋卫联盟，郑国利用与齐国有“旧好”的关系，与齐国结成盟友关系。对于鲁国，也是极力拉拢，使鲁国弃宋卫而结交于郑，由此可见郑庄公手段之高明。郑庄公深谙国家发展之道，不仅个人拥有杰出才能，还能够知人善任。郑国执政蔡仲在庄公称霸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春秋初期，郑庄公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以前两代君主的积累为基础，凭借庄公个人的杰出才能，运用出色的外交手段，把郑国发展为春秋初期中原地区的大国。所以，春秋初期郑国实力的上升与郑庄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所述，春秋初期郑国在中原诸侯国中享有有重要的地位，叱咤各诸侯国之间。但郑国称霸的时间有限，短暂强盛不足以支持其大肆扩展领土，开拓自己的领域。国家盛极而衰，伴随着郑庄公的陨落，留下了一个充满国内矛盾，卿大夫专权，统治者君位争夺激烈的混乱局面，使得国力大大耗损，国家也在短短二十年时间内迅速衰落。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春秋战国城市经济特征类型城乡分离运动
【正文】
城市，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成为工商业中心才算得上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文明社会之初并未出现，因之城乡分离运动迟迟不曾发生。三代的城市主要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经济职能十分微弱，所呈现的只是城乡无差别统一的自然经济面貌。然而，当历史时针指向春秋战国之时，工商业城市却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从而揭开了中国城市经济史上五彩缤纷的第一页。本文拟就此时城市经济特征、类型以及城乡分离运动发生的原因等问题略陈管见，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一般说来，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总是比乡村有更集中的人口，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要求，更高的文化水准等等。马克思指出：“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①]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来说，这种商品经济特征有了普遍而充分的体现，从而使城市与乡村经济分离开来，完成了城市自身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下面分几个方面来谈。
1．城市数量的增多与规模的扩大
春秋战国的城市，有的是在前代城址的基础上增修而成，有的则是重新建筑的。西周初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②]，其后还陆续建有封国。当时立国的一项根本大计就是营建城邑，所以西周先后有近百个城邑的营建应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战事频仍，各诸侯国莫不纷纷筑城自卫，致使城市数量空前增加。美国学者paHHwheatly主要根据《左传》的材料所绘春秋时代城邑分布图，有466个分布点，比西周城邑图多出375个点[③]，反映了春秋的城市在先前西周的基础上成四倍的增加。又据杨守敬《赢秦郡县图序》的估计，“秦县当八九百矣”。秦统一的时间不长，其县城应是在战国原有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战国的郡县国都合起来也不会少于此数。这样，战国较之春秋的城市又有成倍的增加。
当时的城市不仅数量空前增多，而且规模也相当巨大。按照周礼的规定，各级贵族所封城邑大小是有一定的等级限制的。《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此处讲的是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其面积为方9里即81平方里。又据《逸周书作雒》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艺文类聚》等引作六百为是）二十丈”。孔晁注“大邑成周”为“王城”是正确的。焦循以为“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计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与《考工记》九里正合，则谓天子之城九里者是也。”[④]若以1周尺折合0．1991米来计算[⑤]，天子之城“方九里”约为今10．4平方公里，与考古发掘洛阳王城遗址为10平方公里[⑥]大致相合。是知天子之都以方9里为建制规模应属可信。至于诸侯国都和卿大夫都邑则要小于方9里。《左传》隐公元年载：“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是说卿大夫的都邑不超过“百雉”，此“百雉”为诸侯国都的三分之一，是知诸侯国都当为三百雉，一雉长三丈，即方900丈，180丈为一里，则为方五里，约今3．2平方公里。而卿大夫的都邑大者方300丈，次为方180丈或100丈，都在方二里以下，总面积不足一平方公里。此所谓“先王之制”不管在西周实行情况如何，但到了东周以后却因“礼崩乐坏”的冲击，转眼也就成了历史的陈迹。是时诸侯各国“城郭不必中规矩”[⑦]，不少城市已大大超过王都之制的面积。据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看，超过10平方公里的东周故城有：秦都雍城、鲁都曲阜、秦都咸阳宫城、魏都安邑、齐都临菑、楚都郢、赵都邯郸、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其中最小的秦都雍城面积是10．5平方公里[⑧]，居中的齐都临菑为15平方公里[⑨]，最大的燕下都约为32平方公里[⑩]。这些东周列国的国都，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是当时头等的大城市。次如考古发现的宜阳城、京襄城、轵城古城、栎阳城、吴起城、宋国故城、薛城、侯马晋故城、中山灵寿城，面积即在3．2—8平方公里之间，属于当时的中等城市。至于3．2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小各类城市星罗棋布，遍及全国，且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已冲破礼制的束缚，其建筑规模空前地扩大了。这虽然不能说明城市发展变化的本质，却为城市发生本质变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
2．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
春秋时期有多少城市人口，还不好估计。战国中期的城市人口，或可作出推算。《战国策·齐策一》载：“临菑之中七万户”，这句话出自苏秦的游说之辞，是否可靠有不少人怀疑。其实，从薛城7平方公里尚有6万人家来看，15平方公里的临菑城住有7万户并不是没有可能。就是从当时城市人口的密度来分析，临菑所能容纳的城市人口也不会太少。反映先秦城市人口密度的材料有两条：
（1）“且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a）。……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B）相望也”。（《战国策·赵三》）
（2）“率万家而城方三里”（C）。（《墨子·杂守篇》）
根据这两条材料并以每家5口计，可算出3个城市人口密度的数据来：a42044人／km[2]；B12613人／km[2]；C43255人／km[2]。其中a与C相当接近，大概反映的是所谓“古者”即夏商时期的情况。而B所反映的则是赵奢所处战国时代中等城市的人口密度。以此推来，15平方公里的临菑城通常可居住189195人亦即37839户人家。但临菑是当时特别繁华的大城市，街市之途，“车毂击，人肩摩”[①①]，人口密度应比一般中等城市为大，所以至少有四万户人家是决无问题的。那种以为临菑只二三万户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
在战国时期，相当于临菑这种规模的城市并不少。《盐铁论·通有篇》追述战国时的大都市说：“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菑，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上述诸城多因位居交通中心而成为天下名都，其中只有小部分兼具政治中心的功能如临菑等。若加上后一类以及铸币城市，“全国的重要都会大约总数当在五六十个左右”[①②]。其中又以十个与齐临菑城市人口相当来计算，全国则有二百万人居住在头等大城市中，余则以“万家之邑”为标准，也当有二百多万人居住在中等城市中。即使不把众多小城市的人口计算在内，全国也当有四百多万的城市人口。按一般认为战国人口总数约两千余万来推算，当时城市人口则占全国总人口的20％左右。可见当时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城市人口增多的同时，城市居民的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士农工商纷纷移居城市，城市人口不再以统治集团纯消费人口为绝对多数了。以齐国为例，管仲“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①③]。韦昭注：“国，国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农不在也”。当然，齐都临菑城内不可能全无农民居住，但工商之民已成城市居民的主体似可肯定。具体说来，“商工之乡六”，以每乡二千家计，城内工商居民可达六万多人。这在春秋初期着实是个惊人的数目。这种情况表明，城市人口的集中，主要是工商居民的集中，它标志着生产范围和交换关系进一步扩大，有利于城市加速形成工商业中心。
3．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
第一，资本在城市的相对集中。我们这里所说的资本，与带来剩余价值的现代资本是不同的。对手工业者来说，“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体现为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是与所有者的完全固定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完全不可分割的”[①④]；对商人来说，是指前资本主义社会靠贱买贵卖以剥削小生产者剩余产品的商业资本。这两种资本在当时都比较发达，从而加速了城市货币财富的积累。城市个体手工业发展起来了，专业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出现了“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的盛况。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经营盐铁业的大手工业者。诸如：“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铁冶为业”；曹邴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而巴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①⑤]，等等。盐铁产品是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自己不能生产便只有仰给市场的供求，这样，城乡人民之间“以粟易械器”，“陶冶亦以械器易粟”[①⑥]，便产生了城乡间对等的商品流通关系。于是“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①⑦]如果说，春秋初期经商还不足以牟大利，有如管仲那样仅能养家活口的话，那么，从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经商就成为“用贫求富”的一条通衢大道了。在这个通衢大道上奔走着一个庞大的商人阶级队伍，其“家累千金”的佼佼者便成为商人资本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如绛之富商，“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而无寻尺之禄”[①⑧]；完全靠自己的经营打出了天下。郑商弦高在西市于周的途中，竟能以国君之礼，“以乘韦先，牛十二犒（秦）师”[①⑨]，其财力之富厚可见。子贡“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家累千金”，以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②⑩]。范蠡弃官从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范蠡）”[②①]。白圭经营丝漆谷物，生财有道，享有“天下言治生祖白圭”[②②]的盛誉。吕不韦“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②③]，以此从事政治交易，位极人臣。这些富商大贾以及大手工业者活跃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使城市积累起最初的资本，极大地增强了域市的经济实力。
第二，官府手工业商品经济色彩的日渐浓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对部分盐铁产品曾一度实行过专卖政策，粮食平籴政策也先后在齐、越、魏、秦、楚等国实行过[②④]，这种由官府自行经商的活动，自不待言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我们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城市手工业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官府手工业，也从过去与市场经济完全绝缘的狭小天地里走了出来，开始涉足流通领域，从而使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在当时官府所经营的冶铁、煮盐、铸币等三大新兴的骨干手工业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经济成份的渗入。在东周列国的城市考古发掘中，其官营冶铁作坊的出土文物除有统治者所需用具和武器外，还有一个现象曾多为学界所忽视，那就是为一般民众所需生产和生活制品的出土，如刀、削、斧、斨、凿、锥、锛、锄、铲、钁、镰、犁铧等。这些铁器或铁范，在燕下都、侯马、郑韩故城、中山灵寿故城、阳城、古薛城等官营冶铁或铜器作坊遗址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在河北兴隆大副将沟曾发现大量战国晚期铸造农具的铁范，有锄、镰、钁、斧，其次是凿和车具范。在镰、凿、钁、斧等范上，都有“左廪”二字铭文。廪为粮仓，“左廪”说明这批铁范是燕国地方官府粮仓下设的铁农具作坊为生产铁农具用的[②⑤]。据云梦秦简《厩苑律》规定：“假借器，销敝不胜而毁者，为用书，勿受责”。这里的铁器为官有铁农具，并对那些无力购买农具的农户实行借给制，只要在生产中逐渐损毁的，官方只需登记上帐并收下废器，而借器人并不须赔偿或受罚。这说明官营冶铁作坊生产的铁农具并非无偿送给农民，即使借给也是有条件的，所以其主要目的应是向农民销售，以发展生产，增强国力。这样做就不免使官营冶铁业部分地打上了商品经济的烙印。官营煮盐业也有这种情况。如齐景公时，晏子曾说到齐国，“薮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征敛无度，人民苦病。”[②⑥]杜预注：“言公专守山泽之利，不与民共”。这是说齐国一度把食盐产销之利都控制在政府手中。在秦并巴蜀之后，蜀守李冰“又识齐水脉，穿广都（今四川双流县）盐井陂池，蜀于是有养生之饶焉”[②⑦]。官府生产食盐满足民用，其商品经济性质是明显的。而铸币业更是当时官府手工业中一个特殊的商品生产部门。齐都临菑城内即有“齐法化”铸钱遗址一处[②⑧]，燕下都的铸钱作坊遗址面积约800平方米[②⑨]。从传世币上的文字来看，各国尚有不少的铸币城市。如见于魏国方足布、尖首布上的币文就有梁邑、安阳、安邑阳、安邑阴、戈邑、皮氏、蒲陂、晋阳、共邑、平邑、山阳、虞、垣、平周、高都、宅阳等。官府控制这种特种商品的生产，既是一种营利手段，也对城市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从上述官营冶铁业、煮盐业、铸币业等方面可以看出，官府手工业之商品经济色彩确是日渐浓厚起来，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实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市场交换活动的兴盛。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部分农产品的商品化，直接促进了市场贸易的繁荣。春秋战国时代，“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还依稀可以看到，如秦都雍城遗址，其城区中部偏南为宫殿宗庙区，秦市则位于城内北垣偏东300米处，其位置完全符合“前朝后市”的格局[③⑩]。“近三万平方米的市场面积，以及咸阳器物长途贩运到这里交易，说明当时雍城的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商品生产相当发达”[③①]。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大都市的市场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前朝后市”的建筑模式，如临菑的市置于非宫城所在的大城东北部[③②]；纪南城楚郢都的市在城东部；郑韩故城的市在郭城中段偏西处；燕下都的市在东城（内城）南部[③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多市制”已经产生。文献记载齐国存在“宫中七市”[③④]和“国之诸市”[③⑤]。齐国陶器还有“中市”、“右市”等印文，燕国亦有“左市”印文，“可知当时大都邑设有几个市”[③⑥]。郑国的都城内也有多处贸易市场，特别是“逵市”[③⑦]之称尤饶兴味，当是大道逐渐发展为商业区而得名。市场上“湫隘嚣尘”[③⑧]，从事商品交换的人相当多，“朝则满，夕则虚”[③⑨]。“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④⑩]。“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④①]。繁荣的市场贸易活动并不单纯以满足统治者的奢侈需求为限，而与人民大众经济生活紧密相连。齐景公时，以晏子之宅近市，每天脏乱嘈杂不堪，“欲更晏子之宅”，晏婴拒绝说：“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④②]这说明身为“小人”的平民大众无日不与市场发生密切关系，即使象晏婴这种自谓“小人”而实非的统治阶级成员也是依赖于市场而生活的。不只如此，市场所得的工商业税利即关市之征，还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之一。当王室和各诸侯国相继铸造金属货币以取代实物货币后，征取“关市之征”也就有了便利的物质手段。过去“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④③]，现在一变而为“*[亻+甾]价之关，暴征其私”[④④]。晋文公“轻关易道”[④⑤]，臧文仲“废六关”[④⑥]之征，都说明关市之征有日渐加重的趋势。齐桓公十九年，管仲“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④⑦]。这2％大概就是春秋时关市之征的常例税率。战国时，有“什一，去关市之征”[④⑧]的记载，表明税率指标从2％提高到10％了。这就反映出当时市场交换关系的发达，使统治者要从中分肥的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得多。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出现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工商业日益繁荣，城市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只有到这时，城市才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具备与乡村经济相分离的条件，真正发展为有大量8商品集散的经济中心。
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虽已成为工商业中心，但其经济模式和发展程度并不完全相同。依其主要经济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⒈交通与商业城市
一说到商业城市，人们便以为，在那些列国都城所在的政治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群，由于他们奢侈性消费生活的需要，使城市出现了畸形的商业繁荣。这样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还有些城市政治中心的作用并不突出，只因为处在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也就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商业都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莫过于“陶、卫”兴盛的事实。陶在西周春秋时是曹国的都城，但曹国一向渺无声誉，仅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国。由于鸿沟运河系统的开凿，陶便处在“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④⑨]，它南通吴越，北适燕赵，东接齐鲁，西连韩魏，成为列国瞩目的水陆交通枢纽。齐鲁的丝麻，郑魏的五谷都在这里集散。范蠡居陶，“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⑤⑩]，富甲天下。陶的兴盛既由经济因素所致，政治变迁对它的影响相应就小得多。春秋末年，曹为宋国所灭，战国时又被齐秦争来夺去，却并未削弱其经济中心的地位，仍是饮誉遐迩的经济都会。卫国这时也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卫都濮阳通过济水可与定陶联络，又是齐秦东西干道的必经之地，还是大梁与邯郸之间的交通中间站。如此有利的交通条件，使濮阳商业的发展与陶也不相上下，故时人有“富比陶、卫”[⑤①]之称。由于鸿沟运河系统水道纵横，新兴的经济都会尚有获水睢水之间的睢阳，获水泗水之间的彭城，以及与睢阳、彭城同在此一大水道网附近的陈与寿春。此外，“西贾上党，此贾赵中山”的温轵，“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洛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的栎阳[⑤②]，这种陆路交通线上的商业城市亦为数不少。拿栎阳来说，它作为秦国都城的时间只有三四十年，自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中心，却“亦多大贾”，有着繁荣的商业活动。“从调查所获的各类现象和实物标本来看，这个城市似乎是先起造各类建筑，以后才围做城郭的”[⑤③]。这些情况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商业城市都是在政治中心的卵翼下成长起来的，也有一些城市由于交通便利，工商业的发展和人口的聚集，而逐渐发展演变为经济都会的。
⒉大手工业城市
当时的大手工业主要集中在采矿、冶铸、煮盐、造币等生产部门。无论是官营或私营手工作坊，规模一般都比较大，手工工人动辄上千人，其中相当数量的是有一定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在私营手工作坊，“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⑤④]。这些“依倚大家”的手工工人主要应是雇工，奴隶劳动的数量不会太大。据统计，十一世纪英国西部一些铁矿业中心城市如格洛斯特有3065人，赫里福德有1200人，德罗威奇有1000人[⑤⑤]。象这样的工业中心城市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决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如赵都邯郸故城内，曾发现冶铁、制陶、石器、骨器等手工作坊遗址多处，其中三处比较大的炼铁作坊应是官营的，而那些有少量铁渣的地方，则应是私营冶铁作坊所在[⑤⑥]。郭纵就是当时邯郸经营冶铁业的大手工业者。传世币中有“甘单”（邯郸）字样的尖足布，说明邯郸不仅是一个冶铁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铸币城市。猗顿经营池盐的猗氏这个地方，可视为一个盐业城市。巴邑有寡妇清家族世代经营丹砂矿，应是一个矿业中心城市。楚国的宛更是一个重要的钢铁生产基地，“宛钜铁釶，惨如蜂虿”[⑤⑦]，其兵器之锋利使强秦深感不安。后有大私商孔氏在此冶铁为业，“家致富数千金”。而“韩卒之剑戟，皆出于冥山，棠溪、墨阳、谷阳膊、宛冯、龙渊、大河；皆陆断牛马，水击鹄雁，当敌即斩”[⑤⑧]。棠溪属韩，以它为中心铸造兵器的城市就有五六个，从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工业带。黄国故城仅2．1年平方公里，却有十二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范围大的占九处，以生产礼器、兵器为主，当属官营手工作坊；范围较小的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品为主，应属民营作坊[⑤⑨]。所以它也算得上一个大手工业城市。此外，当有数十个铸币城市亦属此类。
⒊中小工商城市
这类城市以郡县所在地为多。它们远离内河通商大道，也没有大型的矿冶手工业，于是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自然经济的色彩较为浓厚，属于当时城市发展中步伐比较缓慢的一类。如扶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现存墙基宽20米，高2—8米不等。城内总面积40万平方米，建筑有序，街道规整。城墙外仍保留着城濠遗址，宽20—40米，低于地平面2—10米，濠内至今绿水清澈，环城而流。在这城墙和城濠的后面，也有各种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从城内清理出的一座东汉时期的冶铁炉看来，估计冶铁、冶铜及其他自产自销的民间手工业在东周时期就一直比较兴盛。加之城内出土有大量的战国货币，可知此地亦有较为兴盛的商品交换活动[⑥⑩]。这种城市就是比较典型的中小工商城市了，并且在当时整个城市数量上居压倒优势。
⒋文化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被打破，民间私学迅速兴盛起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也就骤然增多。这些用文化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便成为城市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孔门高足子贡除为官从政外，还“与时转货赀”，“亿（臆）则屡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孔子在曲阜办私学，有教无类，规模甚大，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邹之孟子游学论道，“后车数十乘，从者（弟子）数百人”[⑥①]，其盛况空前。韩宣子曾出使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叹曰：“周礼尽在鲁矣”[⑥②]！可见鲁国文化之盛。象邹鲁这种城市可谓典型的文化城市：“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只是到了战国后期，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风气才渐有改变，“多去文学而趋利者”[⑥③]，淡化了邹鲁文化城市的特色。当然，这类城市在当时还不多见。尽管列国都城已成文化中心，但由于其他经济特征更突出，故不以文化城市名之。如齐之稷下先生有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⑥④]，文化气氛相当浓厚，但临菑主要还是一个“甚富而实”[⑥⑤]的商业城市。又如吕不韦入秦执政，“亦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⑥⑥]咸阳城有不少文化人士风流云会，著书立说，盛极一时。但其商业都会的特点却相当明显：“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玩巧而事末也”[⑥⑦]。马克思主义认为城乡分离是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这种分工在春秋战国时确是前所未有地扩大了。
以上各类城市的个性经济特征是鲜明的，但作为工商业中心这一本质特征却是共同的。只不过我们还不能把当时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准估计过高。一方面，这种发展在春秋初期才刚刚起步，从春秋中晚期直到战国始得有较大突破而趋于繁荣。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还有它极不成熟的地方。其主要表现是：（1）依附性。当时的城市基本上是各级政府机关的所在地，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统治者权力的支配，甚至决定着城市发展的方向。如尹铎被委任治晋阳时，他向赵简子请示究竟视晋阳“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⑥⑧]为前者，城市可发展为经济都会；为后者，则发展成军事基地。统治者既可“通商惠工”，也可强本抑末。这说明这时城市还不能不受统治阶级利益的制约，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2）消费性。当时较大的经济都会多为列国的政治中心，居住着庞大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致使各种工商业都在不同程度上被纳入其奢侈性消费轨道。大量纯消费人口涌入城市，是不利于城市发展为生产型的经济都会的。如“孟尝君相齐，封万户于薛”，这时薛的人口还不多。后来，“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寄生人口，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教化，“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⑥⑨]。（3）原始性。当时大多数中小工商城市商品经济不太发达，工商业与农业尚未完全分离开来。就是一些大的经济都会，居民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到处弥漫着古代城市乡村化的情调。考古发现表明，临菑故城内还有大片空地存在，当为园囿农田之域。洛阳“绝大部分仍然是空旷荒凉之地，其居民大半为农业人口”[⑦⑩]，经济上的原始性相当突出。这些情况表明，如果我们把当时的城市发展水平估计过高，乃至认为具备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那就与历史实际不大相合了。
三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城市经济中心的形成，原来城乡无差别统一的生产范围分裂为两个不同的依靠交换而联系的生产范围——城市和乡村。“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⑦①]那么，这时出现城乡分离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马克思说：“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⑦②]从春秋时期开始，黄河流域由使用木石工具的锄耕农业发展为使用铁木工具的犁耕农业，土地私有制也逐渐代替作为农村公社份地的井田制，村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这就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据学者研究，战国中晚期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生产成品粮2027市斤，接近西汉2151市斤的水平；每人占有成品粮563斤，接近西汉593市斤和宋代605市斤的水平[⑦③]，可见农业劳动生产率确有大幅度的提高。这样，粮食生产除能维持村社农民本身的生存外，还能养活大量的统治阶级寄生人口以及依靠商品粮为生的工商业者。没有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保证城市商品粮的供应，城市人口的大量集中便失去了物质保障。一个宜阳城“材士十万，粟支数年”[⑦④]，可见城市储粮之多。田单等人坚守莒和即墨两城，“距燕军，数年不下”[⑦⑤]，城内若无足够的粮食储备也是不可想象的。总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为工商业城市的形成创造了根本的经济前提。
⒉政治分立局面的形成
从春秋开始，周天子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形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各大诸侯国再也不受周天子的控制和约束，为争夺财富和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霸和兼并战争。战争之连绵不绝，使筑城成了立国的根本。“凡欲安君治民，兴霸称王，从近制远，必先立城郭设守备”[⑦⑥]。统治者要真正使城市坚不可摧，还必须“通商惠工”，大力发展工商业，以增强城市的经济实力。又由于各国会盟和战争的需要，无不重视交通道路的整治。如鲁襄公时，郑国子产至晋国，就曾责备晋国不能续文公之业，“以时平易道路”[⑦⑦]。“吴城邗，沟通江淮”[⑦⑧]，更是运河开凿的巨大成就。西周的主要交通线仅限于宗周与成周之间，所谓“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⑦⑨]。到春秋战国时，则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如“从郑至梁，不过百里；从陈至梁，二百余里，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⑧⑩]。列国注重对交通的开发，便利了商旅往来，适应了城市相互之间和城市与外界之间商业往来的需要，加速了城市向经济中心迈进的步伐。
⒊科学技术的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逐步深入，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单从矿冶方面来说，不仅采矿知识有了增进，冶炼技术也有了划时代的突破。《管子·地数》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山”，反映了人们在探矿方面取得的成就。在大量的找矿实践中，人们发现了矿苗与矿物的共生关系，即“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鈆（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矿者，其下有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此山之见荣者也。”[⑧①]所谓“山之见荣”就是矿苗的露头。铁矿表面高价氧化物呈赭色，铅与银共生，这是为现代矿床学所证实了的。尤其是在冶铁技术方面，这时已取得三项重大进展：一是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使生铁可以作为原料直接铸造器具以用于各个生产领域，二是锻钢技术的出现，给社会生产提供了锐利坚韧的铁制原料；三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出现，增加了铁制品的强度和韧性[⑧②]。这就极大地推动了冶铁手工业的进步，使不少工矿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如战国时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西北部的“少室之山”，人们发现“其下多铁”[⑧③]，确为建国后的地质勘探所证实。有此丰富的铁矿资源，阳城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冶铁手工业城市。
⒋城市本身的向心力作用
城市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自身就会产生一种推与拉的力量，导致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去从事工商业活动。由于城市商品经济对乡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便产生一种推的力量，使部分债台高筑的破产农民涌入城市，去谋求生存之路。齐国刁闲使用“贱奴虏”以“逐渔盐商贾之利”，其中或有这种破产农民得以“自饶而尽其力”[⑧④]。同时，城市的富有生活和从业门路的广泛，也产生一种拉的力量，诱使一些乡村青年男女去城里寻求富裕的生活道路。如吕不韦就曾对他的父亲说：“今力田疾作，不得暖衣余食；今建国立君，泽可遗后世。愿往事之。”[⑧⑤]看来，吕不韦早年或许是一个务农的青年，他从“力耕疾作”到“往来贩贱卖贵”，再到“建国立君”，不仅摆脱了农耕不得“暖衣余食”的困境，而且使他由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还有一些不安于贫穷的农村女子也有流入城市的，甚至不以出卖色相为耻。如有名的“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⑧⑥]城里还招来了任侠奸人，也集中了高谈阔论的学者名流。社会阶级构成愈益复杂起来。可见城市商品经济产生的这种推与拉的力量，反过来又促进了城市本身的进一步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起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我们只把它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的附产物来看待，就不免失之偏颇了。
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城市和乡村一经分离，就显现出尖锐的对立形式。这种城乡利益的对立具体表现为城市中的各级统治者在政治上控制乡村，在经济上剥削乡村，并使“农村人口陷于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和城市居民体力发展的基础。”[⑧⑦]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便成了需要消灭的社会差别之一。但我们如果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程看，城乡分离运动的进步作用还是不能完全抹杀的。有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始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我以为这是误解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原意。马克思说：“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成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⑧⑧]十分清楚，只有城市与乡村不曾分离而处于“无差别的统一”状态，才能看作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三代的城市或可作如是观，但春秋战国时代的城市却是需要我们正确估价的。是时，城市已发展为多功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城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活跃，不仅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推动了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了城乡经济双向交流的力度，进一步改善和丰富了城乡人民的经济生活。尽管当时城市经济的发展还不可能改变全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但它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毕竟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把这时的城市视为社会经济经结构的赘疣了。
注释：
[①]《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
[②]《荀子·儒效》。
[③][①②]参见许倬云《周代都市的发展和商业的发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八本第二分。
[④]焦循《群经宫室图》卷一。
[⑤]吴承洛著、程理浚修定《中国度量衡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4页。
[⑥][⑦⑩]《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页。
[⑦]《管子·乘马》。
[⑧]《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⑨][②⑧]群力《临菑齐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⑩][②⑨]《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①①][⑥⑤]《战国策·齐一》。
[①③]《国语·齐语》。
[①④][①⑦]《马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59页。
[①⑤][②⑩][②①][②②][④⑨][⑤②][⑥①][⑥③][⑥⑦][⑧④][⑧⑥]《史记·货殖列传》。
[①⑥]《孟子·滕文公上》。
[①⑧]《国语·晋语四》。
[①⑨]《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②③][⑥⑥]《史记·吕不韦列传》。
[②④]详见拙作《工商食官解体说献疑》，载《四川师院学报》1993年第4期。
[②⑤]郑绍宗《热河发现的战国铁工具铸范》，《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②⑥][④④]《左传》昭公二十年。
[②⑦]《华阳国志·蜀志》。
[③⑩]宋镇豪《中国古代“集中市制”及有关方面的考察》，《文物》1990年第1期。
[③①]《秦古雍城发现市场和街道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5月21日。
[③②]刘敦愿《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历史地理》1980年创刊号。
[③③]贺业钜《春秋战国之际城市规划初探》，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
[③④][⑦④]《战国策·东周》。
[③⑤][③⑧][④②]《左传》昭公三年。
[③⑥]裘锡圭《战国文字中的市》，《考古学报》1980年第3期。
[③⑦]《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③⑨]《战国策·齐四》。
[④⑩][⑥⑨]《史记·孟尝君列传》。
[④①]《太平御览》卷776引《新论》。
[④③]《礼记·王制》。
[④⑤]《国语·晋语九》。
[④⑥]《左传》文公二年。
[④⑦]《管子·小匡》。
[④⑧]《孟子·滕文公下》。
[⑤⑩]《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⑤①]《战国策·齐六》。
[⑤③]《秦都栎阳遗址初步勘探记》，《文物》1966年第1期。
[⑤④]《盐铁论·复古》。
[⑤⑤]参见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2页。
[⑤⑥]《河北邯郸市区古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80年第2期。
[⑤⑦]《荀子·议兵》。
[⑤⑧]《战国策·韩一》。
[⑤⑨]杨履选《春秋黄国故城》，《中原文物》1980年第1期。
[⑥⑩]《扶沟古城初步勘察》，《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
[⑥②]《左传》昭公二年。
[⑥④]《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⑥⑧]《国语·晋语九》。
[⑦①]《马恩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0页。
[⑦②]《马恩全集》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85页。
[⑦③]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⑦⑤]《史记·田单列传》。
[⑦⑥]《吴越春秋·阖闾内外》。
[⑦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⑦⑧]《左传》襄公九年。
[⑦⑨]《诗·小雅·谷风之什》。
[⑧⑩]《战国策·魏一》。
[⑧①]《管子·地数》。
[⑧②]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333页。
[⑧③]《山海经·中次七经》。
[⑧⑤]《战国策·秦五》。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关中地区；秦墓；铁器
中图分类号：K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6-0146-05
公元前8世纪到前3世纪（约相当于春秋至秦统一时期），是中国早期铁器发展的重要阶段。秦是东周时期重要的诸侯国之一，春秋战国的大分裂正是以秦人为主体完成了统一。关中地区是秦国的腹地，其统治范围大致位于淠陇以东、黄河以西、秦岭以北、北山山地以南的泾渭水流域，处于中原与西北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秦又是东周时期较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之一，发现的铁器多出于墓葬。秦墓中铁器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为研究秦的手工业生产及秦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对于研究中国铁器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亦尤为重要。由于铁器易锈蚀、保存状况较差，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常对其不够重视，使得资料较为零散，为深入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本文拟通过秦墓出土铁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尝试在文化和历史层面上探索秦人铁器的发展状况。本文的研究范围，地域上限制在关中地区，时间上则自春秋早期至秦统一时期。
一、关中地区秦墓中铁器发现的基本情况
到目前为止，关中地区已经发掘的大中小型秦墓达3000余座，秦墓的分期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可分为七期，分别对应春秋早、中、晚及战国早、中、晚至秦统一时期。据初步统计，出土铁器的墓葬有240余座，铁器总数约580余件。现将各个时期的主要发现和铁器特征简介如下：
1.春秋时期
陇县边家庄春秋早期秦墓中曾出土铜柄铁剑1柄，这是目前秦墓中发现的最早铁器。
咸阳任家咀墓地m56中出土残铁带饰1件，年代为春秋中期。
凤翔秦公一号大墓中曾出土铲、锸、环、削刀等多件铁器，但发表资料有限，具体形制不详。该墓规模宏大，规格较高，墓主人被确定为春秋晚期的国君秦景公。
宝鸡益门村2号墓共出土铁器20件，均为金铁复合器，其中金柄铁剑3柄、金首铁刀17件。剑均为通长40厘米以下的柳叶形短剑，削刀则为弯体、拱背、弧刃。墓中随葬品丰富，质地多是金器、玉器，显示出墓主人身份较高，其年代为春秋晚期。
由于考古工作的不完全，本期秦墓出土的铁器数量极少，出土者均为大中型墓；铁器种类包括了兵器、农具、工具和装饰品，数量少，器形简单，质地上金铁、铜铁复合器占了半数以上，而纯铁器较少。
2.战国时期
凤翔高庄墓地共发掘战国秦墓34座，出土铁器22件。其中战国早期墓16座，仅m26出土有铁带钩；战国中期墓15座，出土铁器者3座，种类有铁带钩和铁环；战国晚期墓3座，均有铁器出土，器类有铁带钩、镊和削刀等。
咸阳塔尔坡墓地发掘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小型墓葬381座（其中188座墓年代未确定，未参与分期），其中战国晚期墓葬160座，出土铁器者52座，器类有锸（出于填土）、镰、削、带钩和长剑共63件。
西安北郊和南郊秦墓中也有铁器出土。北郊共发掘秦墓123座，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25座墓年代不详，未参与分期）。战国晚期的39座墓葬中有7座出土铁器，共计11件，器类有锸（出于填土）、灯、铗、铁铺首、剑和削刀。南郊墓地可分为三处，共发掘秦墓317座。其中光华鞋厂墓地91座，出土铁器者10座，出土铁削刀、带钩共13件，年代集中于战国中期至晚期；邮电学院墓地发掘秦墓162座，均为战国晚期，出土铁器者27座，计有铁鼎、璜、带钩、削、锥、铲、锸（出于填土）共47件；世家星城共发掘战国晚期秦墓41座，出土铁器者9座，计有铁锸（出于填土）、锄、削刀、灯、斧共11件。
此外，咸阳的任家咀、黄家沟、西北林学院和农林科大及凤翔的西沟道、西村和西安半坡、尤家庄等地发掘的战国秦墓中也有少量铁器出土，器类与上述发现基本一致。虽然本阶段发掘的墓葬均为小型平民墓，但出土铁器的墓葬数量和铁器数量均明显增加。其中战国早中期的器类仅为长牌型带钩、环等装饰品和削刀等小件工具，而晚期铁器种类增多，涵盖了农具、工具、兵器、礼器和日用器具。农具中有镰、长条形锸、短銎锄和铲，多出于填土中；工具除削刀外，新增了空首斧、锯和锥；出现了鼎和璜等铁制礼器；兵器均为通长70厘米以上的长剑；日用器具中则有釜、鍪、灯、铗等；以带钩为代表的装饰品不仅数量最多，且形式变化多样。
3.秦统一时期
临潼上焦村秦墓位于始皇陵东侧上焦村，现共发掘了8座秦墓。墓葬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型墓，规格较高，墓主为始皇帝的宗室或大臣，年代为秦统一时期的墓地。该墓地出土铁器中残破者较多，较完整的有铁灯、方策、棺钉、锛、锸、斧、小刀、马衔等共9件。
赵背户村秦刑徒墓地位于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现共发掘32座刑徒墓，均为浅竖穴土圹墓，共出土铁器61件，多为工具，有锸、锛、錾、凿、镰、锄和剑等数种，为秦统一时期的墓地。
除了大型的上焦村秦墓和简陋的赵背户村刑徒墓外，在凤翔高庄、陇县店子、咸阳塔尔坡等本期小型墓葬中也有大量铁器出土，总体器类与战国晚期者基本相同，但新增加了锛、錾、钻、凿等木作工具，其中在赵背户村出土的农具和工具中还出现了“凹”字型锸、锄和板状斧等新型式铁器。
二、关中秦墓铁器相关问题的研究
1.秦墓中出土的铁器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春秋时期是中国铁器的初步发展时期，就目前考古发现所见，山东、湖北、湖南和江苏等地均有少量的发现，各国均开始了铁器化的历程。这一时期的秦人刚刚自陇西逐步占据关中并初步完善政权。周平王东迁后，关中为戎人占据，秦人为了在此立足，被迫与散居于周邻的诸戎进行了多次战争。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宪公、武公、穆公讨伐过的戎人就有丰、毫、彭戏、邦、冀等。而秦国早期的都城也屡次迁徙，从春秋中期德公定都雍城开始，秦人才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社会经济开始发展，由原先的农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型。到了春秋晚期的穆公和康公时，又围绕关中东北的“河西之地”与晋国展开多次争夺战争。战争的结果虽然使秦人由偏居西北一隅实现了“北却戎狄，东通三晋”，但长期的战乱迫使秦人无法在生产部门投入较多的社会力量，极大地限制了刚起步的手工业的发展。考古发现揭示，关中地区秦墓从春秋早期开始出现铁器，至秦统一，铁器的种类和数量均不断增加。春秋时期关中地区秦墓的铁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铁器的数量和种类少。从器类观察，兵器最早登上历史舞台，但仅为铜铁或金铁复合的短剑，而不见纯铁制品；铁铲、锸等农具仅在秦公一号大墓中有少量发现，其余皆为环和带饰等铁质装饰品。二是出土铁器者多为大型墓，等级较高，墓主为高级贵族。虽然任家咀m56属中型墓葬，却是墓地中唯一出土铜礼器的墓，而同期的中小型墓葬中则基本不见铁器。此期秦墓中出土的铁器数量和种类较少，出土的墓葬规格高，并用黄金制作复合工具等都证明了铁在当时属稀有金属，使用的范围仅限于少数社会上层，仅作为一种财富和社会身份的象征，并未在社会生产领域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战国初年，秦国一度衰落，周邻的大荔戎、义渠戎等戎狄部落逐渐强大，曾一度威胁到秦国的统治。而更直接的威胁则来自三家分晋后经过变法而迅速强大的魏国。秦灵公、简公、惠公等几代国君在位时，魏曾多次大举伐秦，秦在军事上处于劣势，使得河西之地尽失，被迫退守洛水一线。随后的秦孝公为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境地，励精图治，启用商鞅进行变法改革。原有的世卿世禄制被废除，军功爵制等政策得以实施，使得旧的礼制和上层文化受到冲击。这一历史变革在秦墓中的铁器方面也有反映。根据战国秦墓铁器的发现情况，这一时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段为战国早中期，这一时期出土铁器的墓葬较春秋时期虽有一定增加，但总数仍较少。凤翔西沟道的17座同期墓葬中出土铁器者仅2座，高庄的31座墓葬中出土铁器者仅4座，比例大致维持在10％左右。这一时期金铁和铜铁复合器已消失，但发现的铁器种类亦十分有限，多是带钩、带饰、环等装饰品和削刀等工具，不见农耕工具和其他日用器具，表明铁器发展仍十分缓慢，尚未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铁器开始在小型平民墓中出现，出土铁器的墓葬等级正逐渐降低，且年代越晚这一趋势越明显。以西沟道墓地为例，战国早期秦墓出土铁器者仅1座，属同期中规模较大者，随葬有铜礼器和兵器；中期秦墓出土铁器者仅随葬有仿铜陶礼器，而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已与其他墓葬无异。秦墓铁器的出土状况表明，虽然在社会生活中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但出土铁器的墓葬级别的变化却从一定的层面反映出变法的推行打破了过去严格的等级界限，使得民众的身份变化加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战国晚期，出土铁器的墓葬数量及铁器数量和种类均明显增加。西北林学院17座战国晚期墓葬中5座出有铁器，出土铁器比例已升至30％左右。器类方面，农具开始大量出现，并新出现了礼器和日用器具，表明这一时期铁器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均已开始普及。而用铁来制作标志身份的礼器，更说明了铁器已和铜器一样在精神层面为民众所接受。战国晚期，经过商鞅变法，“耕战”成为了秦的基本国策。战争的基础是耕作，只有生产得以发展，才能为统一战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云梦秦简的《秦律杂抄》记载，这一时期秦国对冶铁业极为重视，政府中设立有“右采铁”“左采铁”的官职，而同期的冶铁作坊遗址在秦咸阳城的聂家沟也已发现。冶铁业的发展促使铁器开始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铁制农具中的锸、锄、铲、镰，均为旱作农业区使用的基本农具，与这一时期关中地区以耐寒性的黍稷为主的农作物类型基本吻合。其中长条型锸、短方銎的铲、锄等用铁量少、铸造较简单却有着广泛的用途，利于中耕、松土和整地保墒，使得大面积的开辟荒地和精耕细作成为可能，从而保证了商鞅变法提出的“为田开阡陌封疆”得以贯彻实施。秦国的国力因此迅速增强，并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如秦惠文王时从魏国手中收复河西、吞并巴蜀，武王、昭襄王时又东出函谷、蚕食三晋和荆楚。战国末年秦国又在关中地区修筑了大型水利工程——郑国渠，也是与铁制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密不可分的。此后正如司马迁所说“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秦统一后，墓葬中随葬铁器的情形更加普及，无论墓葬等级高低，均有大量铁器出土，铁器种类涵盖了生产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随着秦王朝的建立，政府继续加强对冶铁业的管理。根据《秦会要·职官（上）》记载，秦设置铁官直接管理铁器的生产和经营，通过政府行为加快铁器化的进程。秦始皇和二世时期各项大型土木工程建设方兴未艾，一是对都城咸阳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在城郊及周邻修筑了大量的离官别馆。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有名可考的宫室就有六国宫室、信宫、望夷宫、兰池宫、梁山宫和阿房宫，其中阿房宫的宏大规模更是令人惊诧。二是以咸阳为中心修建了由阁道、复道组成的城市交通网和由驰道和直道组成的全国交通网。三是向全国征发70余万“骊山徒”，进行规模浩大的始皇陵的修建。同期墓葬中新增加的木作工具，表明铁器在手工业生产中得到广泛运用，在各项大型工程的建设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笔者曾对秦墓出土铁器做过初步统计，所有铁器中，生产工具占36％（其中农耕工具占1l％、木作加工工具占25％），日用器具占34％（其中装饰品占28％），兵器仅占4％，其余者因锈蚀严重难辨器形。其中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兵器少，种类简单，仅见有剑；二是以带钩为代表的装饰品铁器化程度最高，型式多样。笔者分析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主要与关中地区铁矿的匮乏有关。《禹贡》《山海经》等文献曾记载秦地铁矿丰富，但据现代地质调查，秦地矿床贫，多呈鸡窝状分布，而目前发现的冶铁遗址也仅有咸阳城一处。从西汉设立的铁官反观，全国共49处，京畿之地设3处，多是管理机构，而设立大铁官与特大铁官的河东、南阳等郡皆位于关东。战国晚期的关东列国均普遍装备了铁制武器，在韩则有铁幕，在赵则有铁甲、铁杖，在魏则有铁锥，秦昭王也曾感叹楚之铁剑制作精良（《史记·范雎列传》）。燕下都的m44中曾出土铁矛、戟、剑、胄等铁制武备达51件及一定量的铁镞。镞是一种战争中消耗量很大的武器，能够使用铁生产制作，足以看出当时相对弱小的燕国的铁制兵器的普及情况。而秦却因为铁资源的短缺严重制约了冶铁业的发展，只能将有限的资源用于生产工具的制造，保证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兵器则立足于青铜冶炼的技术革新，将制造水平推向高峰。铁带钩在战国早期已经出现，至战国晚期不但数量最多，而且形式多样，这应与秦人喜用带钩的文化传统有关。其原因有二，一是秦地冬令严寒，秦人多着长袍，带钩的使用方便御寒；二是秦人早期与戎狄杂居，戎狄用带钩比秦人早，秦人极可能因此受到了戎狄的影响。受到文化传统的影响，加之用料少，故秦人多用宝贵的铁资源制作并用于随葬。在西村、塔尔坡、西安北、南郊等战国晚期的墓葬中，锸、锄等农耕工具多出于填土中，而非随葬于墓室，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对生产工具的珍视，直到统一后的赵背户村墓地才大量以铁工具随葬。
2.关于泰国铁器的来源问题
关于中国冶铁起源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学术界在时间上有西周和春秋起源两说，地点上则有中原北方起源说、楚地起源说和新疆起源说三种。白云翔先生在系统研究后认为，我国古代冶铁分别独立起源于公元前1000年的新疆地区和公元前800年的中原地区，都经历了独立的发展系统，形成了各自的传统。秦国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其铁器的来源问题也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张天恩先生以益门村2号墓铁剑为据，认为其来源于周人。王学理和梁云先生则认为秦人的冶铁技术并非来源于周人，而是学自西北戎狄。
笔者认为，秦人的铁器，不同时期来源有所不同。就目前的发现看，秦人用铁始自春秋早期，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国家之一。其早期铁器则是外来传人的结果，可以归入新疆系统。首先，秦早期的铁器除短剑外，多为环、带饰和削刀，与新疆哈密焉不拉克墓地、塔什库尔干香宝宝墓地、和静县发现的察吾乎文化墓葬中多以装饰品和小刀等小件工具构成的铁器组合较为相近。其次，春秋时期秦墓发现的兵器均为短剑，边家庄和益门村2号墓出土的铁剑均为柳叶形剑身、柱状脊，风格接近北方草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系统，而与长沙杨家山出土的中长剑形态迥异，可能是对西北戎狄兵器的模仿。再次，秦早期铁器中有一定数量的金铁复合器。就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墓葬中黄金十分罕见，而北方游牧民族却多使用黄金随葬，如内蒙古伊盟阿鲁柴登、西沟畔的匈奴及北京延庆玉皇庙的狄人墓葬中均有大量金器出土。秦墓中金铁复合器的出现，也显示出与游牧文化有一定的联系。故秦人的早期铁器应归属于新疆系统，而西北戎狄则充当了交流的中间环节。文献记载，春秋时期秦人与戎狄战争不断，至春秋晚期，“秦（穆公）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直到孝公改革时仍感叹：“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人很有可能是在与戎狄的战争中获得少量铁器。由于目前尚未在关中地区发现同期的冶铁遗址，因此推测春秋时期关中秦墓中的铁器主要是输入成品，但不排除秦人对冶铁术已有了一定认识的可能。
战国早中期，动荡的政局和资源匮乏使秦人的冶铁技术发展十分缓慢，造成了冶铁业的落后。直到战国晚期，经过商鞅变法，秦国的局面逐渐稳定，一方面将铁器的生产和经营纳入政府的管理之下，另一方面通过战争向关东猛烈扩张、夺取资源。战争也带来了文化和技术的交流，使秦的冶铁业发展迅速。在扩张的初期，秦首选的目标是魏国的河东（晋南）和巴蜀。晋南铁矿资源丰富，夏县禹王城就曾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秦孝公与惠文王时与魏在此进行过多次争夺。而蜀地更是物产丰富，《华阳国志·蜀志》载，“其宝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秦惠文王灭巴蜀后，“置盐、铁市官并长承”。可见秦在攻城略地之时，兼有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考虑。秦在扩张的同时，还广泛网罗六国移民，为生产的发展提供技术和劳动力。《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因善于冶铁而被迁往内地的大工商业者就有赵国的卓氏、魏国的孔氏和山东的程郑。资源紧缺的状况得到一定缓解后，中原地区先进的冶铁技术和器类也开始传入关中地区，使得本期铁器的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在秦成阳城中发现有战国时期的冶铁遗址，证明当时铁器已立足于本国生产，但在面貌上开始较多受到中原系统的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出现了属于中原系统的长剑和铸铁铸造的鼎、釜、鍪等容器。而秦统一后的工具中出现了“凹”字型锸、锄、板状斧等过去关中地区不曾有过的新型式，但数量极少，这类器物最早见于楚地，可能是原关东六国人员直接带入或贸易交流的结果。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秦人的铁器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初创、缓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分别与整个春秋时期、战国早中期和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三个历史时期相对应。春秋时期铁器尚局限于少数社会上层阶层中使用；战国时期开始缓慢向社会下层扩展，早中期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仍十分微弱，直到战国晚期才得以大量运用。铁器在秦国社会生产中发挥的作用，首先是从应用于农耕开始的，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随后又扩展到手工业领域，各种木作工具在工程建设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有力地促进了这一时期大型建筑、墓葬以及道路、水利等大型土木工程的集中建造，当然也不排除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高效率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无疑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铁器化的进程中，国家政局的稳定、经济制度的变革和民众的文化生活都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秦墓出土的铁器中，装饰品的铁器化程度最高，次为生产工具，而兵器的铁器化程度最低。当战国晚期关东诸国普遍将铁器用于军事领域时，秦人却将铁器主要用于生活和生产领域，耕战政策、资源匮乏和文化传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7
一、春秋之前的执事之士
《诗经・大雅・文王》“皇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意思是说，文王身边有众多英武之士，文王和国民才得以安享太平。这里的“士”指的是有一定社会地位，但是地位不高，为君主效力的执事之士。可见，从春秋战国之前，士就成为社会阶层的重要构成部分，但是这一时期的士，所属的社会阶层并不高，虽然西周开始实行分封制，士成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贵族链条当中的一环，但是在宗法制的严密的等级制度内，士大部分为君主和宗主的附庸，隶属于上一阶层，特别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之下，士阶层就成为宗主和君王的私有财产。因此，人身自由受到了较多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士的分工已经颇为完善，但是不甚精细。虽然这一时期的士阶层不同于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士，并不具备奋发激进之风，但是他们作为具体的执事之士，在王国中的各个重要岗位上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保证庞大的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可靠保证。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奋进之士
《礼记・曲礼》中有“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这里不难看出，“士”的概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社会阶层一跃而上，成为贵族阶层的一部分，而且直接为君主所用。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诸侯争霸，各国对于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这些早就脱离劳动生产，能够专心接受教育，甚至在学成之后有一技之长的读书人，成为各国君主追捧的对象，他们大多对国家建言献策，亦或是成为君主背后的谋士。《论语・子路篇》记载孔子对于士的理解“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春秋以来，由于礼崩乐坏，诸侯并起，贵族垄断的教育也为之打破，有一部分受过一定教育的上层贵族，迫于生计，沦落到下层，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传承和弘扬的有力战将。而春秋时期的社会环境，使得广大的士阶层得以从宗法分封制中解放出来，重新拥有独立的人身和人格自由，因此，人身自由成为士阶层能够独立思考和成功游历四方的重要前提与保证。特别是这一时期私学的兴起，使得受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孔子开始，私学的兴起，为士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到了战国时期，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明确，职业也繁多起来，同样，这一时期的士主要游走于各个国家之间，从事智力游说活动，正如《墨子・尚贤上》“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而这一时期，士的种类繁多，有为君主细心谋划的谋士，有不辱君命的勇士，还有游说四方的游说之士。这一时期的士阶层，普遍怀有展现自己抱负和理想的希冀，因此，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中，这些士人大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践行自己设计的国家蓝图，他们注重实际，不尚空谈，甚至为了自己的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成为后代文人竞相效仿的对象。
三、秦王朝一统天下后的落寞之士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8
【论文摘要】古都安邑作为战国时期魏国早期都城，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文章对中条山铜矿资源对安邑发展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折和探讨
魏国是战国初期的强国，魏国迁都大梁之前，安邑作为都城大约经历了220余年。在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安邑的发展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像两个车轮，一同推动着这个古老的都邑发展直至魏惠王迁都大梁。这两个条件，一是主观的，即李愧变法，这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它是魏国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各个方面的改革的基础和源头；而另一个是客观的，但是却为人鲜知，即中条山的铜矿资源，它给货币的铸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进而促进了货币的流通，而货币的流通又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和李愧变法相得益彰，使变法有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安邑：古老的都邑
安邑是一个古老的都邑，它的历史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经考古发掘，安邑遗址称“禹王城”，位于近山西夏县西北7.5公里处。传说中的“禹都安邑”即指这方土地。
大禹治水的故事历来为人们称颂。“安邑”一名的来历含义乃是“洪水既平，民始安居。”这里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城邑。《安邑县志》中曾这样自豪地说：“安邑古称禹都，殆因洪水既平，民始安居，因以为名，纪禹之功，实乃奠定山河之嘉称也。”
古都安邑更重要的是作为战国时期魏国早期都城。（前562年～前339年共计223年，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后魏始成战国七雄之一，魏惠王31年时都城迁往大梁）“禹王城”城内满布东周至汉代、两晋时期文化层，其堆积厚度2～3米遗存极为丰富。城址有年代不同的大、中、小三个城圈。大城属战国前期，地跨鸣条岗黄土丘陵和岗下平原，周长15.5公里，作北窄南宽的梯形，墙基的宽度除西北城角有1公里的地段为22米外，其余部分都是10～12米。
魏国的先祖叫毕公高，是周文王第十五个儿子。武王灭商建立西周后，封高于毕（今陕西长安县西北），遂以毕为姓。毕公高的后裔毕万，春秋时为晋国大夫。晋县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灭魏，此魏非彼魏，这里被灭亡的魏国是西周时分封的诸侯国，在今山西芮城东北。献公将魏地封给毕万。毕万从其国名，以魏为姓，成为魏国的始祖；魏悼子徙居于霍（今霍州市境内），前562年，魏昭子始居安邑，即今禹王城。
二、战国初期“安邑”形势分析
战国时期，魏国占有今晋南及豫北和豫中偏东一带。战国中期七国争雄的格局逐渐形成，首先是魏国独占中原，魏国在各大国中实力最强。
魏文候袭位之时，赵氏占据晋国北部地区，以晋阳（今山西太原）为都城；韩氏占据晋国中部地区，以平阳（今山西临汾）为都城；魏氏占据晋国南部地区，以安邑为都城；而晋公室仅有绛（晋都，今山西曲沃西北）与曲沃（晋别都，今山西闻喜东北）之地。
在三家分晋时，赵氏获利最多，得到了晋国北部的大片土地，并向东越过太行山，占有邯郸、中牟。魏氏与韩氏笼罩在赵氏的南边，魏氏偏西，韩氏偏东。魏国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强大的赵国，东边是新兴的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拉锯争夺的陕地（今河南三门峡渑池、陕县和灵宝地区）。魏国被紧紧地裹在晋东南一隅。魏氏集中在晋东南，虽然在东面还有几块飞地，但都很不巩固，难以建成战略基地。魏国的核心地区是运城谷地，北部是吕梁山，南部是中条山，东部是王屋山，黄河的大拐角包住了魏国的西部和南部。这样的地势，易守难攻，但也容易被压迫封锁。
魏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很复杂，魏文侯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围攻，面临亡国的危险。赵、魏、韩只有联合起来向外扩张才有出路。魏文侯的遂提出联合发展策略，赵献侯与韩武子都表示同意，三家出现了难得的和平局面。赵、魏、韩暂时放弃了内斗，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
三、变法带来的活力
著名的李愧变法，在政治、经济、农业、法律等方面均进行了行之有效的改革；另外，魏文候还任用吴起改革了军事制度，创立了“武卒制”。三家分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魏国把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修炼内力上。
变法和改革的结果，使魏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地主政权逐渐巩固，国力逐渐强大，成为战国初年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
后来的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变法都是以魏国为蓝本的。魏文侯拜子夏为师，把儒的地位提到了从来未有的高度，达到了收取士人心的政治目的，是后世帝王尊儒笼络知识阶级的始作俑者。魏文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策略，为后世的帝王所推崇，魏文侯的施政经验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经典样本。
四、中条山铜币“银行”
中条山地处晋南豫北，考古发掘已在此地区及其附近发现不少与早期炼铜技术有关的遗址遗物。距中条山不远的洛阳北郊也发现了西周铸铜遗址，出土陶范上万块，并有大量炉壁、炼渣及青铜工具等遗物。属于二里头文化的早期铜器，也分布在这一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条山地区铜矿的开发，绝非仅仅始于战国晚期。从地质资源上看，中条山地区也是夏商时期中原最近的铜矿产地。
中条山铜矿的地质条件、有利成矿条件、开采条件、技术的条件，使得铜矿业的发展对货币的铸造产生了积极影响。可以说，中条山就是铜币“银行”，因为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是铸造货币的基础。
春秋时期的货币铸造地点，主要集中在中条山西北、东南两侧的今山西省汾浍涑流域和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伊洛河流域。此处古称“三河”之地，是春秋的晋国和王畿的所在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货币铸造的原生区域。中条山西北的晋南汾浍涑流域先秦时期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可资铸币之用。
魏国政治上的改革成功，必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现在商业上，大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的出现，水陆交通的发达，交换范围的扩大以及货币经济的繁荣。一般士大夫多有弃政从商的。甚至有些领有封邑，持有政权的封君卿士们也涉足商业，他们对铸钱事业特别有兴趣，各自在其管辖范围内起炉铸造，为了促进其流通，并准予以法律作为保障。
春秋战国至秦始皇统一之前，由于各大区域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民族和宗教因素各不相同，在中国大地上主要有四大币种，齐鲁文化圈是刀币流通区、秦文化圈是圜钱流通区、楚文化圈是铜贝金币流通区，而中原文化圈是布币流通区，其中安邑”布是魏国迁都大梁之前的铸币，迁都大梁之后铸“梁”字布。
魏国的布币，主要为“釿布”。“釿”是一种货币标度。在金属称量货币时期，货币单位的重量，用“釿”来代表，重量单位加上系金属铸币，故书写作“釿”。
魏国在战国初期实行政治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商业的兴隆，货币经济也相应地受到积极影响而空前繁荣。魏国的布币，绝大部分都是以铸币的地名来命名。同一个地点又有其币值的区别，以及其形态上的差异，充分显现出其货币文化的特征。
通过对各遗址和墓葬出土魏国货币的研究，魏国的货币名称布币的种类最多：虞半釿、虞一釿；梁半币、梁一釿、梁二釿；共半釿；晋阳半釿、晋阳一釿、晋阳二釿；山阳；梁邑；皮氏；高都；平周；安阳等。其中安邑布产于魏都安邑，是安邑半釿，安邑一釿，安邑二釿三等制货币。而安邑二釿是安邑布中最大的币种。
“安邑二釿”：一般通高6-6.5，肩宽3.3-3.5，足宽4cm。币形与“安邑一釿”同。最重者31.1克，最轻者20克，平均26.6克。铸行时间约在魏武侯与魏惠王之际。魏国货币的声望和信誉，增强了国内的凝聚力，同时也开拓了魏国货币的流通范围和沟通了各诸侯国之间的货币联系，对当时社会的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货币经济和李愧变法
货币政策对于人民经济生活、国家财政收入、社会安定等有着极为重大影响。货币与产出交互影响的因果关系。“食货相通”是指粮食的问题可以影响货币，货币问题也可以影响粮食。
赵国起初定都于晋阳，后来迁至邯郸，以其地域关系，工商业异常发达。赵国的货币政策分成两个阶段。政府在晋阳时，曾经仿照魏国实行管制经济，发行釿布调节市场。当时以“釿布”为主币，“尖足布”为辅币。釿布由官府铸造，“尖足布”则由民间铸造。
由此可以看出，魏国当初实行的是管制经济，这应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雏形和萌芽。
李愧变法中实行“平籴法”，年成好时，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再以平价出售，用“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粮食价格。平籴法是一种运用货币政策来调控魏国的农业宏观经济的法令，货币政策与农业有效结合，保障农业有效供给以及粮食安全。它防止了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以稳定小农经济，巩固封建的经济基础，使得农民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流散。这样既缓和了阶级矛盾，又保证封建国家不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
东周主要列国都城人口分别为:秦都雍城约18.2～21.8万人，栋阳约6.9～8.3万人，楚都纪南城约27.6～33.1万人，寿春约44.8～53.8万人，中山灵寿约24.1～28.9万人，邯郸赵故城约32.8～39.3万人，临淄齐故城约34.3～41.4万人，都安邑约22.4～26.9万人，曲阜鲁故城约17.2～20.7万人，新郑郑韩故城约23.7～28.5万人，东周王城约15.8～19.1万人。
魏都安邑虽然不是众都城中人口最多的，但是却超过了东周王城，曲阜故城，秦都雍城，栋阳，与中山灵寿，郑韩故城相当。
六、小结
综上所述，中条山丰富的铜矿资源是安邑货币流通发展的客观条件，是不能忽略的，李愧变法在农业上的改革促进了安邑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兴隆，从而给货币流通提供了切实可靠的经济实力。
自然地理环境是安邑这个魏国早期的都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魏国率先称雄可以说是依靠变法改革与丰富的铜矿资源这两个车轮共同前进的结果。
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军事方面以及文化方面的改革，事实上都是李愧变法的产物，这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的具体反映。有而自然地理因素——中条山丰富的铜矿资源却早在变法之前就已经存在，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经常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之时继承的家业是魏桓子在三家分晋时建立的魏国。在魏国称雄之时，安邑钅斤布的在安邑的流通离不开中条山便利的铸币条件，而货币的流通又是经济繁荣的折射，经济繁荣又反映了整个社会中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在内的各个方面的稳定、强大、先进。
参考文献
[1]李延祥．中条山古铜矿冶遗址初步考察研究[J]．文物，1993，（2）．
[2]陈隆文．中国早期货币铸造的空间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9
——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
北京市教育局教研部高级教师张桂芳
（一）教学目的
1．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仁”的学说的内容；孔子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主要贡献。“百家争鸣”的概念；战国时期墨、儒、法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政治主张；《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
2．引导学生理解并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促进文化的空前繁荣，以老子、孔子为代表的许多大思想家及其著作，对后世以至世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
3．训练和培养学生的能力：
引导学生思考“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许多大思想家和百家争鸣？”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政治与思想文化相互作用的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4．要求认知的图画和文字史料：
孔子画像。课本大字中和竖排的孔子论教育的原话。孙武的原话：“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二）教学过程
1．复习提问
①春秋五霸是指哪些人？请按课本大字的顺序将他们排列出来。
②战国七雄指当时的哪七个诸侯国？请按“东、西、南、北、中”的顺序回答。
③东周分为哪两个时期？分别说出各自的起止年代。
④请用简洁的语言，概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特点。
2．导入新课
请同学们回忆一下第7、8、9三课的课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大变革时期的社会经济）。在这三课中，我们从政治和经济方面学习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同学们已经知道，这500多年是我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形成并逐步确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这一时期，诸侯争霸，七雄并立，社会动荡，战乱频仍。而贯穿整个时代的是奴隶制度的没落和消亡，各国纷纷“变法”，新兴的地主阶级异军突起，封建经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日趋繁荣。大的社会变革促使那些有识之士去深入思考当时的种种社会问题，提出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学说和主张。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并且会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车轮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滚滚前进的时候，科学文化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思想、军事、科技、文字各个领域英才辈出，他们中许多人至今还为中国嬴得世界的瞩目与尊敬。下面，让我们的思绪回到两千多年前的历史舞台上，先结识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和军事家。
3．讲授新课
（板书课题）
同学们可能读过有关老子、孔子的故事吧？“子”在古时在姓氏后边，是作为对有学问的人的尊称。你们小学六年级时学过一节关于孔子的历史课，叫做——（《大教育家孔子》）孔子不光是大教育家，还是大思想家。“诸子百家”指的是许多有学问的人提出的学说、主张，“百”在这里不是固定的数，是多的意思。同学们打开课本，先看看第58页上的那个老者，他就是老子。
一、思想家老子与《道德经》（板书）
从画像观察，老子确实很老，背驼顶秃，眉毛都长得很长。不过他不一定姓“老”，史书上对他的记载不详细，大约是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司马迁的《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又称老聃（d1n），做过周朝的史官，管理王室的藏书。还记载老子晚年看到周朝日渐衰落，就西出函谷关隐居去了。函谷关的守官尹喜对他说：“您要隐去了，请把您的见解学说写下来吧。”于是，就有了《道德经》（又称《老子》）。这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著作，分“道”与“德”上下篇，5000字。流传下来的《道德经》实际上是经过战国时道家学派补充整理而成的。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将《德经》放在《道经》之前，因此又称《道德经》。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子思想中最可贵的地方就是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对立面，对立的双方互相依存，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他还认为对立的双方会互相转化，说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什么意思呢，请看课本的小注。
老子是个学问很渊博的人，推想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不然一个守函谷关的官怎么会知道他呢？相传，在老子做史官的时候，孔子曾亲往求救。课本上的图画《孔子见老子》，就是由这段故事而来的。拄杖的老子大概正在对孔子阐说做人行事的道理吧。这位不辞劳苦拜访名师的孔子，后来果真学有所成，他的学问和对中国文化的贡献，都远远超出了老子。
二、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板书）
请同学们先看课本上的孔子画像，注意《老子》与《孔子》两幅画像的区别，从画像上看，孔子好像有向人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又像是在给学生上课。关于孔子，同学们知道些什么？（由学生的回答导入新课）
1．创立儒家学派（板书）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的鲁国，幼时家里很穷，但他非常爱读书学习。孔子曾做过管理牛羊和管理仓库的小吏，课本小字写了他是怎样对待工作的，请大家课下去读。孔子30岁左右开始收徒讲学。后来他到了齐国，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未成，又回到鲁国，官至大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行摄相事。后因与鲁国掌政者意见不合，率弟子辞职出走，到诸侯国奔走游说达14年之久，但始终不得志。68岁时，孔子回到故乡鲁国，潜心编订文化典籍，教授弟子。在长期研究学问和参预政治的生涯中，孔子的思想逐渐系统完善，形成学派。在古代，把为贵族人家相礼、作乐的知识分子叫做“儒”，孔子曾做过儒，因而后世把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对这个字，孔子有过许多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人”，爱做动词，即爱别人，爱众人。孔子这样提与他的经历有关，课本小字讲了一个故事（请同学读孔子路见妇人哭墓、叹苛政一段）。孔子从维护统治秩序的角度出发，希望统治者体察民情，爱惜民力，让百姓有安定的生产环境，反对严刑酷法繁役，这在不把奴隶当作人看的奴隶社会，是有进步意义的。孔子经常对弟子讲“仁”，有的话传至今日，被赋予新的意义，对我们做人行事仍有警醒作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不要强加给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生活得好，也必须使别人生活得好。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将他的言论整理成一部语录体的书，叫作《论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和改造，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影响既深且远。
孔子不但有学问，创立了一个学派，而且是一位善于育人的好老师。他虽然没能成为有大作为的政治家，但作为大教育家却成为后世为人师者的楷模。
2．兴办私学，致力教育（板书）
下面，请默读“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这段课文，包括大字、小字、竖排引言，结合小学学过的知识，思考一个问题：“孔子在教育方面有什么建树，哪些值得我们继承？”（教师根据学生回答逐条整理）
孔子兴办私学，广收门徒。这是很了不起的，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这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个突破。（指导同学看彩图《杏坛》。）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方法。如“因材施教”、“温故而知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编订古代典籍（板书）
为了教学需要，孔子悉心搜集、整理、编订古代文化典籍。相传，《诗经》、《》、都是孔子编订的。他还根据鲁国历史材料编成《春秋》一书。
二、百家争鸣（板书）
战国时期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封建制度刚刚确立，旧的阶级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强国并存、各自为政，新兴的地主阶级对如何治理国家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许多思想家从各自阶级立场出发，提出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这些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互相之间展开争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最为著名的学派和思想家有墨家的墨子，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庄子和法家的韩非等。
1．墨子与墨家：“非政”、“兼爱”（板书）
孔子死后大约11年，墨子出世。墨子名翟，做过较长时间的手工工匠，其技术与当时的鲁班齐名。墨子很爱读书思考，逐渐参预政治活动。当时孔子的儒学在许多国家流行，影响很大。墨子一开始也学儒家，渐渐发现一些问题。后来便自立新说，聚众讲学，（请看课本图《墨子和弟子在一起》）还常与儒家学派辩论，成为当时一大学派，与儒家学派并称“孔墨显学”。
墨子出身于劳动者，自称“”，他的思想代表手工业者和小私有者利益。墨子看到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百姓被迫当兵打仗，人民颠沛流离，困苦不堪，因而提出“非攻”、“兼爱”的主张。“非”在这是责怪、反对的意思，就是反对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兼并战争。“兼爱”即互爱互利，有力的要以力助人，有财的要以财助人。墨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了当时人民的愿望，有积极意义，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怎么可能互助互爱呢？因此，这种主张在当时不可能实现。
墨子还主张节俭，和弟子一起过简朴的生活，从图上也可看出，他们不脱离劳动。这与孔子鄙视生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墨子还主张“尚贤”，官吏及至天子都要选拔贤能的人担任。这在那个时代确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民主思想。
2．孟子：“民贵君轻”和“仁政”（板书）
大约墨子谢世四年，儒家与孔子齐名的另一著名代表人物孟子降生在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邹。孟子名轲，曾就学于孔子之孙子思，继承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所处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地主阶级基本上巩固了统治地位。孟子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要达到长治久安，必须“行仁政”，让农民有田种，有衣穿，有饭吃；给农民充足的生产时间，减轻赋税，省减刑罚。孟子还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轻视，提出“民贵君轻”的观点。（请看课本上竖排原话）他告诉统治者不能小看老百姓的力量，只有争取人民拥护，才能保住统治地位。他说：“桀纣之失效天下也，失其民也”。夏桀、商纣之所以败亡，就是因为他们太残暴，失去民心。
孟子的上述主张虽然是要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但是，起了劝诫统治者不要过分欺压人民的作用，还是有进步意义的。
孟子之后，荀况成为战国时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他与孔孟不同，注意吸收总结各派学说的成就，从中汲取积极因素，形成自己的学说，成为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子提出了著名的“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在2000多年前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的时代，无疑是大胆而可贵的。他并不是妄言，而是说自然现象有规律可循，人们掌握了自然规律，就可以“天地官（管）而万物役”，荀子的名言，现在已经成为现实。
荀子有个学生，叫韩非，不过他没有师承儒学，而是继承和发展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形成一套完整的法家政治学说体系。
3．韩非子和法家（板书）
韩非子生活在战国晚期，出身韩国贵族。看到韩国日渐衰败，他很着急，屡次上书韩王，提出种种使国家富强的方略计策，但未被采纳。韩非主张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制订国家政策。认为国家应实行“法治”，以法令为准绳，不论官吏百姓，人人都当知法守法、受法度制约。韩非还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君主将大权独揽。
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写作，他的许多散文都成为传世名篇。为说明抽象的道理，他写了不少著名的寓言故事，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滥竽充数》等，已为后世熟知常用。
韩非的著述有10多万字，后来传到秦国，秦王嬴政看后赞叹不已，说：“我得见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并逼着韩王派韩非入秦。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没有受到重用，反而遭到同学李斯及他人的陷害，被迫自杀于狱中。韩非虽死，但他的政治主张却被秦王嬴政采用。
上面，我们介绍了战国“百家”中主要几家的代表人物。同学们已经知道，战国时期封建制度初步确立，各国的封建统治者都力求图强革新，以巩固其统治，进而称霸天下。请大家从这个时代特点出发，想想哪家的学说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最为有用？（引导同学回答问题，并加以归纳）当然是韩非子的学说。一方面他从历史进步的观点出发，赞赏改革，为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另方面，他提出的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实行法治的主张，适应强国之君结束分裂割据局面、一统天下的政治需要。正因为如此，嬴政才赞赏并推行了韩非子的政治主张，并由此成就帝王之业。
“百家争鸣”，我们主要介绍了政治学派。春秋战国时，由于大小战争连年不断，许多有志报国的人都研究战争，探讨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因而有所谓“兵家”，有人将他也放在“百家”之列。下面介绍两部著名的兵书。
四、《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板书）
《孙子兵法》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是最早的兵书，在世界军事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被称为《兵经》，译成英、日、俄、德、法等多国文字出版。这部书是春秋晚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写的，书中叙述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一直为历代兵家所遵循。如“我专而敌分”、“以十攻一”、“以众击寡”，讲的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指导同学看课本竖排原文，并作文字解释）讲的是充分了解和掌握敌我双方的情况；还有，“攻其不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等更为我们所熟知。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战略战术原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据说现在连日本的企业家也研究《孙子兵法》，以求在商业竞争中削弱对手，发展自己。
《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孙武后代孙膑所著，就是那位创造著名的“围魏救赵”战法的孙膑。这部兵书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可惜传诸后世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
4．巩固小结
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春秋战国时期几位著名的思想家、军事家，了解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希望同学们能够准确地记住老子、孔子、墨子、孟子、韩非子、孙武、孙膑这几位重要人物生活的时代（春秋还是战国），以及他们的主要建树或主张、精辟名言。这些大思想家为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关心天下兴亡，对学问孜孜以求，值得我们学习。
5．作业
简述孔子的主要建树。
将春秋战国时期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归纳列表。
（三）教学建议及教学设备
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儒法国家戊戌变法资本主义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质疑。那个曾经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荣誉与无限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捉襟见肘。但是没有人否定资本主义曾经给资本主义国家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在工业革命推动下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各方面。如此的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走进中国，甚至在历史上包括戊戌变法在内的多次试图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变革运动，最终都没有把中国拉进资本主义阵营，是巧合，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赵教授通过薄薄的一本书，纵观我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介绍影响我国几千年帝制政体，并使得帝制国家得以延续的儒法思想的形成过程。重点通过东周战争时期的历史介绍，来推断儒法国家的产生渊源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按照作者的思路本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一些缘故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下面我们通过对原文的解读来分析，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原因。
一、战争驱动社会发展
该书在引论中提出中心论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类型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进而，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或者说，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在春秋战国时期，传统的经济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弱，战争是推动国家追求效率的唯一重要动力，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经受住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为了赢得战争，一个国家不得不扩充军队，改良武器和军事后勤能力，增加社会财富。
战争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并非所有的类型的战争都会促使一个国家寻求变化,举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某个国家在战争中被一次性彻底毁灭,这个国家就不会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以调整自身。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是频繁且不具有摧毁性,那么战争就越能有效地激发参战国家寻求变化以便在军事竞争中取胜。我国封建制度下,国家众多,战争频繁,各国军事能力相对微弱.所以战争极大的推动中国社会的变迁。
但是处于同样战争背景下的欧洲，也经历了频繁而激励的战争，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没有像欧洲一样走向了资本主义道路呢。
在这里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书中作者提到的，战争的推动化进程将会以何种方式固定下来，取决于社会中其他各种机构性与文化性条件的相互影响，战争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动态的，而不是单向的和静态的。因此,由战争驱动的效率导向型发展在欧洲最终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而相似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却以秦帝国的大一统和国家力量的一元独大而告终。
正是作者所说的社会中其他各种机构性与文化性条件的相互影响就决定了中国最终没有走向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分两个历史时期来解释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形成的原因。
二、儒法国家形成前
春秋——战国时期，大多数国家脱胎于早期的军事移民据点,因此,中国的城市所担当的功能不是经济中心而是政治中心，商人也没有像欧洲一样，形成一股与国家抗衡的力量，与西欧的国家相比，中国缺少一个统治者依赖商人的雇佣军阶段。而正是这个雇佣军阶段，加强了商人和城市有产阶级的地位。力量薄弱的欧洲封建主，在重大战争时期不得不去依赖商人的武装帮助。这在无形中变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在同样时期的中国，在封建主面临同样问题同时，中国的商人阶级还没有完全发育，商人群体至多只是以个体的身份试图在国家体制内部谋求权力，而群体本身则始终未能形成一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没办法为封建主提供军事帮助，于是封建主只能依靠法家，建立国家政权，通过发展农业，加大对商业的剥削。正是由于中国商人与国家的这种关系，使得国家政策不但不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而且阻碍了商业在正常市场状态下的自然发展。
西周后期，封建体制国家权力的衰落，使官方的受教育人才减少，而科层制的出现又大量需要人才。我们虽说是诸子百家，但是追寻诸子百家的思想来源，其实都是周代的历史和实践。这也导致了周代的宗法观念相传至今。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儒家，道家，墨家，都不能适应当时的动荡和冲突，而唯有法家战争机器式政府，适应当时的战争局面，能够更好的实现中央集权，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治国思想。而法家改革导致的国家权力空前强化，也反过来压缩了中国哲学和商业力量的发展空间，使得之后两千年的中国没有发展质的改变。
三、儒法国家形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