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市经济政策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55:00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欧洲海港组织;协调;长江干线;港口群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03

长江干线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而且有着天然的“黄金水道”美称,在长江干线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港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江干线各港口有着广阔的经济腹地,通过其所在的港口城市推动着地区经济的发展。但目前长江干线各港口都以自身当前利益来发展,不但损害了长江干线各港口的长远利益,同时也损害了整个长江干线的总体利益。本文在借鉴欧洲海港组织(europeanSeaportsorganization简称eSpo)协调欧洲海港共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再结合长江干线港口自身条件和特点,提出促进长江干线各港口一体化发展的建议措施。

一、欧洲海港组织成立的背景

随着9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和离岸外包的快速发展,欧洲与世界各国的贸易量逐年增加,加速了整个欧洲海港的发展。欧洲海港的快速发展,港口在各经济体内的作用越来越大,欧盟内部各海港为了争夺成为集装箱枢纽港发生了剧烈的无序竞争,区域内的无序竞争导致欧盟各国的利益都受到了严重损害。欧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欧盟海港的服务对象由原来各自海港的经济腹地扩大到了整个欧盟区域,这也就要求欧洲各海港加强一体化建设和管理,推行更有效率的多式联运和更高的安全标准。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使得欧洲各海港认识到对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尽量做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能把污染环境的程度降到最低。而原先欧盟制定的运输政策已经不能完全反映各个港口和欧盟所有港口的利益,欧洲海港需要一套严格的区域规则和章程来维护和保证整个欧洲海港的整体利益,因此欧盟于1993年成立了欧洲海港组织(eSpo)来协调管理整个欧洲地区的海港[1]。

欧洲海港组织代表了欧盟(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各海港的港务局、港口行政部门以及港口管理协会还有挪威。同时也对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冰岛和以色列这4个国家开放,让他们成为观察国。根据欧洲海港组织的数据显示,90%的欧洲货物贸易需要经过欧洲海港组织里的1200多个港口,并且每年有4亿多名乘客通过欧洲港口使用渡船和邮轮服务,在2010年里,欧洲海港组织所有的港口总货物吞吐量超过了20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也接近6000万teU。

二、欧洲海港组织的协调机制

1.欧洲海港组织的组织和管理

欧洲海港组织的任务是影响欧盟在公开政策方面的制定,把欧洲港口体系建设为安全、有效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欧洲海港组织的主要宗旨是让欧盟及其成员国认识到港口的经济重要性,促进港口部门间自由公平的竞争,充分发挥出港口传递经济效率的作用,鼓励港口主动保护环境并推行最高可能性的安全标准,尊重旅客的权利,保证安全和边界控制符合欧盟法律。

图1欧洲海港组织的组织架构

资料来源:espo.b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itemid=53

欧洲海港组织设有秘书处,执行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并举办会员大会。秘书处作为欧洲海港组织的总协调处,主要为执行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会员大会提供协调服务,帮助成员代表能更好的沟通,并代表欧洲海港组织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运输政策方面的交涉,防止欧盟委员会颁布不合理的法令。秘书处也管理着欧洲海港组织的财务,保证欧洲海港组织的良好运行,同时也有权向会员大会提出政策建议,以供会员们进行协商和讨论。

欧洲海港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成员来自每个成员国三个代表和每个观察国一个代表,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两次,在会员大会上,会员们可以提出相关的议案,通过共同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形成欧洲海港组织的总体政策,这些政策也就是所有海港必须遵守的法则。在会员大会上还要选举出一名会员大会的的主席和两名副主席来主持整个会员大会,同时选出一名秘书长来管理秘书处的工作。

欧洲海港组织的执行机构是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来自每个成员国一个代表还有观察员,执行委员会每年举行五次会议,在会议中制定欧洲海港组织的日常决策,保证欧洲海港组织的日常顺畅运行。

欧洲海港组织的技术支持机构是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可以为某些特定的主题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并为执行委员会的最后决策提供建议。并且技术委员会设有八个永久性的委员会,包括港口管理委员会,多式物流联运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海事安全委员会,经济分析和统计委员会,乘客委员会,劳动力和业务操作委员会,还有法律咨询委员会。这八个永久委员会为欧洲海港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专业技术咨询,以便帮助欧洲各海港更好的发展和进步。

2.欧洲海港组织的优缺点分析

(1)欧洲海港组织的优点

组织结构分工明确。欧洲海港组织的组织结构分工明确合理,通过秘书处来协调欧洲海港组织的日常运行和维持会议的正常举行,又能通过举办每年两次的会员大会来进行总体协商和制定组织的总体政策,每年还能通过五次的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制定日常政策,保证政策的可协调性,并且还设有八个永久性的专业委员会来帮助各个海港的技术咨询需要,保证整个组织的宏观和微观需求都能兼顾到。

保持各港口的独立性。欧洲海港组织强调港口的自主经营的独立性,基本不直接参与欧洲各个海港的发展、建设,以及日常运营业务,支持港口自主经营和定价,并禁止本国或欧盟以公共基金计划援助个别港口建设,防止出现扭曲港口间的自由公平竞争,以此来保持港口之间的自由竞争力[2]。

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一致。欧洲海港组织通过每个成员国委派三个代表和每个观察国委派一个代表在会员大会上提出政策议案,经过共同协商的方式来协调各个港口之间的利益,并最终形成组织的总体政策,保证成员国和观察国都有参与权和决定权。

组织政策具有法律约束性。在会员大会上达成并制定的政策具有法律约束性,各成员国和观察国都必须严格遵守,违反政策者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

(2)欧洲海港组织的缺点:

港口多,代表人数少。在会员大会上,每个成员国只有三个代表,每个观察国只有一个代表,但是在每个成员国和观察国里,都有着好几个港口,并且港口之间的竞争力水平差异较大,会员大会成为少数人参加的协商大会,缺少更多利益方的参与,参加会员大会的代表很难完全代表各个港口的合理利益。

注重整体,损害小港口利益。欧洲海港组织过于注重整体的利益,在协商中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整个组织的全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些政策就容易变成对大港口有利的政策,同时也就会损害到小港口的合理利益,但是并且没有制定对受损港口相应的弥补政策。

缺少分工合作,没有形成优势互补。欧洲海港组织一直强调港口经营的独立性,但是缺乏从港口自身天然条件和临港工业带的布局来承担不同的职能,从而达到港口间的错位发展,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三、长江干线港口协作的历史背景和条件

表一长江干线主要港口流经所属行政区域

根据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数据统计表明,在2011年里,长江干线货物通过量超过16亿吨。

国家和地方行政部门对长江干线港口的协作管理很早就开始了,在1984年,就在原长江航运管理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在交通部委托或法规授权下对长江干线行使航运行政主管部门职责。长江航务管理局主要负责对长江干线航运的行政管理,制定长江干线航运的规章制度和总体规划并监督实行,协调长江干线的港行管理业务等工作。在1985年底,由武汉市、重庆市、南京市和上海市四个城市组织成立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经过发展,协调会的成员扩大到沿江29个城市(上海市、南京市、武汉市、重庆市、攀枝花市、宜宾市、泸州市、宜昌市、荆州市、石首市、岳阳市、咸宁市、鄂州市、黄石市、黄冈市、九江市、安庆市、池州市、铜陵市、芜湖市、巢湖市、合肥市、马鞍山市、泰州市、扬州市、镇江市、南通市、宁波市、舟山市)。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的主要任务是主要对区域内的经济合作、产业布局、结构调整、信息和资金交流的进行联合协作。2006年,中国交通运输部、财政部和长江沿线七省二市(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上海市、重庆市)在南京成立了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长江水运发展协调小组主要是促进交通运输部与沿江省市能充分发挥协调机制作用,从而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长江水运市场体系,把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和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的成立也说明了我们国家对长江干线发展的重视,并且长江沿岸的七省二市都有参与的积极性,也就为长江干线港口群协作建立了合作基础。

四、欧洲海港组织对我国长江干线港口群发展的启示和借鉴

目前,国外港口群一体化比较成功的模式中,王列辉和茅伯科按照制度合作模式分为了三种典型模式:第一,国家主导型,以东京湾港口群为典型代表。第二,地方主导型,以纽约-新泽西港口群为典型代表。第三,协会主导型,以欧洲海港组织(eSpo)为典型代表。国家主导型模式的特点是港口间的联合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地方主导型模式的特点是港口间建立共同的管理机构,实现统一规划、开发和管理。协会主导型模式的特点是港口间保持经营的独立性,并通过协商的方式使港口间的利益达成一致[3]。张旭和刘伟认为国家主导型的模式中政府要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推动高程度的港口资源整合存在难度[4]。吕荣胜和张志远认为我国环渤海港口群的合作可以借鉴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的合作模式[5]。地方主导型模式比较适合于在较小的区域空间里,港口数量也比较少,或者是港口间的位置比较接近。臧淑兰认为宁波-舟山港的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纽约-新泽西港的“地主港”模式[6]。但是肖钟熙又认为以国内目前的港口市场和港口管理体制,“地主港”模式并不适合我国的港口发展[7]。王任祥,赵亚鹏,傅海威三人认为港口战略联盟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港口竞争力,形成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途径[8]。

长江干线港口众多,流经的区域范围较大,并且各港口隶属于不同行政区域,港口自主经营独立性强,很难用国家主导模式或者地方主导模式来发展港口群一体化,但是却和欧洲海港组织中有1200多个港口,隶属于20几个国家的背景还有港口间独立性的要求很相似,因此选用协会主导型的模式来协调和构建长江干线港口群一体化是最为适合的。当然,我们也要发现长江干线港口协作的历史背景和条件还是有别于欧洲海港组织的。

首先,长江干线港口基础条件和欧洲海港相比还一定差距。欧洲海港组织模式的成功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的基础上。目前长江干线港口的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没达到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程度,法律制度方面也还不够完善,完全的照搬欧洲海港组织模式也发挥不出相同的作用。

其次,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和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缺乏政策的有效性。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和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只是开会和讨论平台,所达成的共识没有形成法律保障,很难约束和保证各个港口按照达成的共识来建设和管理。

最后,长江干线各港口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对港口协作缺乏足够的认识。各港口看到的只是眼前的自己利益,基本不考虑整体利益或者是长远利益,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很难做到港口间自由公平的竞争。

从以上分析可知,长江干线港口合作在充分借鉴欧洲海港组织经验的基础上,还要根据长江干线港口自身的条件,组建一个更适合长江干线港口群一体化发展的模式。

1.组建一个结构明确的长江干线港口组织

欧洲海港组织的成功在于有一个运行合理的组织结构,因此长江干线港口也必须组建相应的组织机构,统称为长江干线港口组织。在长江干线港口组织里,首先,成立一个类似于欧洲海港组织秘书处的长江干线港口协调处来作为长江干线港口组织的总协调,管理整个组织的日常运行,并负责召集组织成员。每年举办一次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成员共同协商制定长江干线港口组织的总体章程和政策。其次,成立一个监督部门,对所有港口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监督,保证各港口都按照组织的章程和政策进行,对于违反的港口和企业给予相应的处罚。最后,在原有长江航务管理局的基础上,加大对整个长江干线港口协作的支持力度,如航运信息交流,航运标准化,航运安全的管理与应急,航道的维护和管理。

2.由政府,港口和企业多主体构成长江干线港口组织

长江干线港口组织会员大会的代表,包含长江水运发展协调领导小组中交通部和财政部的部级代表,七省二市的省级代表,再加上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中市长联席会议的市级代表,长江干线每个港口的港口管理部门代表,还有每个港口的港务部门代表。长江干线港口组织就是由政府,港口和企业多主体构成,避免出现只有政府的行政行为,脱离市场体系,加入港务企业的代表,可以增加市场主体的发言权和参与权,维护港务企业的合法权益。长江干线港口组织也就给了政府部门,港口管理者和港务企业一个共同协商的平台,大家在这个协商平台上提出议案,共同协商各方利益,并最终达成共识,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章程和条约。

3.以资本为纽带,港口间相互参股,形成利益共享集团

长江作为世界少有的“黄金水道”,流经的行政区域众多,并且在长江干线内的港口规模各不一样,如果单纯的按照整体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发展,势必会损害中小港口的自身利益,那么作为独立自主经营的港口将不会执行港口组织达成的协议,这也就将导致长江干线港口组织又变成了一个空泛的协会组织。因此要保证参加长江干线港口组织的各个港口的利益,可以通过港口间相互参股,形成利益共享集团,这样就能避免小港口在服从大局时受到损失,保证整个长江干线港口群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参与的港口和企业都能互惠互利。

4.长江干线港口组织制定的政策必须具有行政约束力

长江干线港口组织需要政府的加入,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港口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大工程,建设周期较长,由于市场存在着滞后性,因此在港口建设上,还是要以政府为主导。在由政府部门,港口管理者和港务企业参加的会议中,大家共同协商达成的政策必须具有行政约束力,保证长江干线各港口和企业都能严格遵守组织的政策,对违反政策者由监督部门给予相应的惩罚。长江干线港口组织的监督部门成员由交通部和财政部的部级代表和沿江的省级代表还有各个港口的行政区域的市级代表组成,这样才能监督和维护整个长江干线港口组织的政策执行,保证政策的实施和有效。

5.长江干线港口能够依托临港产业布局,形成三大航运中心

长江干线港口应该依托现有的临港产业布局和自身腹地的经济条件,打造出以基础原材料为主的上游港口基地,以重化工为主的中游港口基地和以制造加工贸易为主的下游港口基地,最终形成以重庆为牵头的长江上游航运中心,以武汉为牵头的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和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下游国际航运中心。

五、结语

欧洲海港组织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港口群一体化模式,它的成功是建立在高度的市场自由和发达的经济还有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并且各个港口都有一体化的强烈意愿。长江作为世界少有的黄金水道,长江干线上的港口也有着强烈的一体化意愿,但是由于长江干线港口协作的历史背景和自身条件,长江干线港口一体化并不能完全照搬欧洲海港组织模式。

长江干线港口群一体化需要政府的行政指导和港务企业参与相结合,这样既能避免由于各地方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只注重眼前利益而损害整个长江干线整体利益,又能避免市场的过度自由,导致市场盲目发展。长江干线港口组织的目的在于让政府部门和港口管理者还有港务企业三个利益主体在一个协商平台上共同协商,最终达成发展共识,由此形成具有行政强制力的组织政策,保障各方在平等的框架下自由竞争发展。

参考文献:

[1]戴梓岍.借鉴欧洲海港组织经验促进长江港口共同发展[J].港口经济,2005(03):24-25.

[2]高林.国外港口群的合作启示[J].中国水运,2007(09):26-27.

[3]王列辉,茅伯科.港口群制度合作模式的比选及对长三角的启示[J].社会科学,2010(06):37-44.

[4]张旭,刘伟.长三角港口资源整合模式[J].水运管理,2008(02):14-16.

[5]吕荣胜,张志远.日本港口经营策略对我国环渤海港口发展的启示[J].现代日本经济,2006(05):61-64.

[6]臧淑兰.宁波-舟山港管理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J].中国水运,2007(12):6-7.

[7]肖钟熙.“地主港”模式不适合我国国情[J].水运管理,2010(05):4-5.

[8]王任祥,赵亚鹏,傅海威.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港口联盟建设的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0(03):420-425.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2

2011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473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44万人,出生率为11.93‰,死亡率为7.14‰,自然增长率为4.79‰。2011年末,中国沿海地区总人口为58072万人,比上年增加384万人,沿海地区人口总量占全国人口的43.1%,比上年增长0.8个百分点。沿海地区人口出生率最高的地区为海南省,出生率达14.72‰;除海南省外,沿海地区中高于全国人口出生率的地区有广西和河北。沿海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仍是海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达8.97‰,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的有海南、广西、广东、河北、福建、山东。沿海地区城镇人口占沿海地区总人口的58.6%,高出全国近8个百分点。据2006至2011年间统计数据显示,沿海地区人口逐年增加,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逐年增长,反映出人口趋海移动的趋势。2006至2011年沿海地区人口年均增速达0.93%,比全国人口增速高出0.43个百分点,其中人口增速最快的是上海,增速达3.6%.

2人口趋海性移动原因分析

2.1政策性因素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迁移主要是政府行为,特别是大规模的迁移都是国家决策的。一般的工作调动、分配录用、学习培训等具体迁移都要得到所在地方政府的劳动人事部门批准同意,数量相对较少。封闭的迁移政策和严密的户籍制度造成了人口的相对固定,农民离不开土地,市民离不开岗位。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飞速发展壮大,对人才和劳动力需求日益增多,国家开始调整人口迁移政策,地方政府对迁移人口可根据需要选择接收。另一方面,政策放宽后,允许下放干部和知青返城,以及后来的“买房落户”、“家庭团聚落户”等政策,又促使大批人口迁入沿海城市。这时,国家对流动人口的政策也由限制到放开,流动人口规模的逐年扩大,曾形成声势浩大的民工潮。在经历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十几年的增长之后,由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地方对人才质量选择要求的提高,人口迁移开始从高峰回落。但由于流动人口素质低,敏感性差,其发展惯性滞后于国家政策,直到90年代后期,流动人口增幅才有所下降。另一个原因则是,流动人口一方面在沿海发达地区求职时学会了许多技能和经营管理方法,同时也积累了相对可观的资金,回乡办企业,并吸纳本地贫困人口,而不再远行千里之外谋职择业。然而,中国人口向沿海聚集的总趋势在一定时期内是不变的。

2.2经济差距经济原因永远是驱动人口迁移的动力。在宽松的流动人口政策下,经济差距是人口移动的主要动因,没有经济上的较大差异,人口既不可能大规模迁移,也不会大规模流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差异的大小,控制着人口移动的流量。区域经济差异越大,形成的拉力和推力也越大,人口移动的规模也就越大。而且从当前移动的特点来看,主要是农村流向城市的上行移动。由于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率先发展,经济迅速崛起,促使沿海与内地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上的差异吸引着中西部人口向沿海省区迁移流动;同时沿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也需要企业管理、经济金融、政法监察、商贸服务、城市建筑、交通运输、信息通讯、环保监测、工程设计、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种类型、各个专业和各项技能的人才和劳动者。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三资企业的高额收入、优惠政策、优厚待遇、医疗卫生和子女就业等一系列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与那些中西部贫困地区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这种强烈的无形的吸引力牵动着有文化有技能的内地人口,逐步形成了人口迁移流。

2.3社会和环境差距自然和地域形成的差异是人类无法改变的,内陆地区不可能人为创造出沿海的自然环境。科技进步的差异也促使社会进步的不平衡。沿海地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塑造了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科技进步带来了居住、信息、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娱乐等良好的生活环境。据2006年统计,沿海地区在许多方面都优于内地。例如,人均住房面积、城市煤气普及率、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所属研究与开发机构及情报文献机构、高等学校、卫生机构,剧场、公园、图书馆等文化娱乐设施建设等。特别是沿海大城市,自然和生活环境更好,科技和社会进步程度更高,使人们感受到了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沿海地区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将优于内地,这必然吸引内地人口继续向沿海地区移动。

2.4城市化水平沿海城市以其较高的经济社会文化水平和环境质量吸引着大量人口迁入。但实际上这种接纳能力与区域面积和人口密度关系不大。因为沿海土地面积并未增减,而只是行政区划和利用方式发生了较大改变。按照国家县改市的规定,需具备一定的工业规模和城市功能才可以改制,而不决定于人口多少。天津的滨海新区、大连的金州区、青岛的崂山区和黄岛区、上海的宝山区和浦东新区、舟山的定海区和普陀山、广州的天河区以及新崛起城市深圳和珠海的市区等均由原来的县或郊区改制而来。使原来以农业为主,承载少量农业人口面积相同的土地,迅速扩展为城市用地,人口容量也随之迅速扩大,因而能够承载大量增加并持续不衰的流动人口。

3中国沿海地区人口发展趋势预测

3.1资料选取中国是人口大国,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一系列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由于基数太大,人口的增加速度仍然很快。直至近几年,人口的增速才有所减缓。然而在沿海地区,影响人口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往往并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是其他地区人口向沿海地区的迁移。因此,不同于一般的人口预测,沿海地区人口的预测不仅要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同时还要考虑当地的各种社会及经济因素,以确保尽可能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中国沿海地区未来人口的发展情况。人口变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人类繁殖问题,它也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其变化规律往往与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人类受教育水平、医学发达程度、以及国家政策有着密切关系。沿海地区的人口变化,则更为复杂。一方面,由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生活水平较高,受教育程度高,因此国家人口控制政策执行情况较好;但另一方面,也因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就业机会多,投资收益高等原因,是内陆人口纷纷向沿海地区迁移,导致沿海人口实际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因此,在采集预测所用资料时,除了搜集历史人口统计数据外,还需采集各地区历年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适龄妇女数、分年龄段人口以及相关经济数据等。

3.2模型选取由于人口分布和发展的特殊性,既要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又要考虑到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的迁移等各种情况,因此在进行未来人口与测试,不能简单地采用一般数学公式,而要结合诸多因素而采取特殊的人口预测模型。近年来,中国人口学家对此作了许多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预测模型。在对数据资料和参考文献进行比较分析后,本研究采用以下三种方法来进行预测。

3.2.1人口年龄推移法人口年龄推移法是分年龄人口预测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首先假定要预测地区未来各性别年龄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不变,且不考虑人口迁移问题,及人口处于封闭状态。其基本思路是某年x岁的人数乘以从x岁活到x+1岁的存活率就等于下一年x+1岁的人数,以此类推可得到再下一年x+2岁的人数。预测所需数据包括基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口数,基年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或者一般生育率),基年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口的死亡概率(或死亡率)。

3.2.2罗杰斯蒂曲线法由于第一个模型比较理想化,所以本文又建立一个罗吉斯蒂曲线法模型。因为不管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从人民的生活保障角度出发,政府都会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来控制人口的增长,所以这种状态下,一个城市的人口容量必定有个最大值,这正好符合罗吉斯蒂曲线法。3.2.3平均增速法平均增速法是利用历史一定时期内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对未来时期人口规模和数量进行预测的方法。

3.3沿海人口发展预测结果由于人口平均增长速度在描述人口变化过程中,只能作为一个短期指标来使用,如果用于长期预测则必须假定一切人口变化因素都是固定不变的,而这恰恰是人口变化所不能达到的。因此,平均增速预测结果只能作为一个短期预测的比较参考,而不能用作长期预测,尤其是2050年以后的预测结果。从罗杰斯蒂曲线法预测结果来看,自2020年后,大部分地区人口都已接近极限人口容量。尤其是河北省、天津市、辽宁省、山东省及江苏省,人口几乎保持不变,这种情况是符合中国政府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政策的。只有上海市增长比较快,然而实际上上海市的人口自90年代后期开始就已经进入自然负增长了,其总人口的增加表明了大量流动人口向上海市的涌入。在对所有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用各种方法预测出来的未来人口发展规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在2020年前后达到零增长或负增长,但在具体人数上却有所区别。总的来说,平均增速法数值最高,罗杰斯蒂法最低。根据以上预测结果,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未来50年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基本格局不会有变化,这种格局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化的区域特征及差异密切相关。2)年龄结构变化趋势。由于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和长期处于低生育水平,中国未来年龄结构变化主要呈现两大特征:显著的“人口红利”和迅猛的人口老龄化。这两个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各区域人口的变化趋势之中。在未来十几年里,各区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将不同程度地增长,而且都高达70%以上。2020年之后,随着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各区域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都将趋于下降。与此相对应,各区域人口老龄化速度在2020年之后都将显著加快。到2050年,东部沿海地区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30%或更高。中西部地区也将超过20%。所以在存在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城市大量的不充分就业和事业的情况下,在未来十几年持续的“人口红利”时期,要为不断增长的如此高比例的劳动力人口提供就业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挑战。同时在2020年后老龄化高潮的到来,又将给中国的老年保障和养老体系带来更大的挑战。

4沿海地区人口发展的主要问题

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的土地面积扩张相对增长缓慢,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人口继续由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迁移,形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给大城市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压力。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些特大城市就出现了城区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房价高速上涨、就业竞争激烈、公共交通设施略显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沿海地区的三个城市群,即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与京津冀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经济与技术密集区,但许多重要城市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膨胀问题。具体而言,东部发达地区城市的膨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4.1人口密度过大,空间处于高负荷状态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扣13.7亿,人口密度平均为142.7人/平方千米,沿海11省市人口密度均大大高于全国平均值。其中,上海市人口密度最高,为3654人/平方千米(表4)。由于近些年来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并且大部分跨省流动人口都流向了沿海地区,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的人口密度也越来越大,进一步加剧了东部地区的人地矛盾,人地关系紧张。在三大城市群中,目前上海浦西的人口密度达到了3.7万人/平方千米,北京和广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分别为1.4万人/平方千米和1.3万人/平方千米。而目前世界主要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的人口密度最多也只有0.85万人/平方千米。

4.2住房价格节节攀升,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不足人口总量与人口密度的迅速上升,必然产生对住房的迫切需求。在短期内就会形成巨大的住房供给缺口,房价不断上升。如今,房价急剧攀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沿海发达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房价持续过高大大超出了普通群众的承受能力,任其长期发展下去,将给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隐患。同时,沿海地区城市相对密集,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城市基础设施落后、无法满足生产和生活需求的状况,特别是大城市交通拥堵一直为群众所诟病。另外,教育、医疗、文化娱乐、休闲等公共场所不足也给群众生活带来了不便。

4.3环境污染问题加重,居民生存质量下降在沿海地区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人口和经济的急剧膨胀,城市生态系统的承受塔里不断加剧,环境污染为题日益严重。一是大气污染,城市工业企业的发展排放了大量的烟尘、粉尘和有毒气体,另外随着汽车越来越普及,汽车尾气排放也成为重要污染源。二是水污染,大量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不仅污染了流经城市的河流、湖泊和海洋,也污染了地下水,为城市持续的水供给和城市环境带来了隐忧。三是固体废弃物,包括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污染。根据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57%左右,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60%左右。大量的固体废弃物热和更好地处置,也是城市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四是噪声污染和光污染。特别是随着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光污染也越来越严重。

4.4城镇化速度加快,质量有待提升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尽管已经处在全国领先水平,但是进一步加快速度、提升质量还有需要突破的瓶颈。尤其是三大城市群,尽管已经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5制定沿海地区人口政策的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人口趋海移动的趋势不会改变,沿海地区仍将面临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沿海地区在制定人口政策时,除了要稳定低生育水平,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5.1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增强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城市是人口聚集和产业聚集的载体。尽管东部地区已经聚集了众多的人口,人地关系比较紧张,但从整体上看,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并要注重提升城镇化内涵,特别是增强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使城市群成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动力。

5.2改革城市管理服务体制和机制,使流动人口享受市民待遇东部沿海地区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为流入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城市管理服务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使得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和常住人口同等的权利,既不利于流入地城市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流动人口自身的发展。改革城市管理服务体制和机制势在必行。

5.3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对人的身心健康不利。再加上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使很多城市人口处于亚健康或疾病状态。改善人居环境,舒缓城市人口的生活压力,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在现代城市越来越重要。人居环境已经成为城市是否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5.4建立区域创新体系,提升区域竞争力沿海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要实现率先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必须努力建立区域创新体系,不断提升区域竞争力。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东部沿海地区要抓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历史机遇,努力突破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科技水平还比较低,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存在着较大的对外技术依赖,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依赖进口;科学研究实力不强,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匮乏;科技投入不足,体制机制还存在不少弊端”等瓶颈,通过建立区域创新体系,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动其他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形成国家创新体系,以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服务。

6结语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港口经济,国际贸易,上海自由贸易区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港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国长期以来依靠出口拉动GDp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保障。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式纳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轨道。在新时期,新一届领导人持续表达推进新型改革开放的决心,不断推进制度体系改革红利的释放。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成功建立,必将从实践去验证制度改革带来的利好,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

一、港口经济

港口经济(porteconomy)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由港航、临港工业、商贸、旅游等相关产业有机组合而成的一种区域经济。作为本地区与外界物资和信息交换的重要载体,港口经济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我国,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沿海地区港口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带动力量。在新时期,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并建立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二、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原因

我国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战略规划,实际上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内外双重挑战的必然产物。所谓内因,是指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严重受阻,与此同时,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两个“引擎”,即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也面临考验,产能严重过剩和消费严重不足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而今年则下调至7.5%,我国经济增长下行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一届政府面临采取怎样的措施避免我国掉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改革显得紧迫和必要。围绕“经济学”的政策框架三个关键点——无刺激、去杠杆和结构改革,新一届政府进行了多项重要领域的改革部署,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立也就应运而生。

所谓外因,是指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主导趋势,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需要不断开放自身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服务业。而且金融危机影响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设置了各种贸易壁垒,不利于我国的进出口。美国正在大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印尼为首的东盟国家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议,这些都不断冲击着我国现有的贸易体制,这就需要我国政府给予政策倾斜来支持外贸企业的发展,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也就成了必然。

三、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是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上海自贸区建设意义重大:1.撬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自由贸易试验区或将成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尤其是开放服务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先行者。国务院总理在上海考察期间表示鼓励支持上海积极大胆探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2.上海自贸区建设有助于把上海打造成全球经济中心,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对于上海而言,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推行,使得上海获得更多的制度红利,有利于上海发展成为全球经济中心。3.上海自贸区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有利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不管是资本项目开放、汇率自由化,还是离岸金融业务、利率市场化必将产生显著的外溢效应和带动效应,并对全国性的体制改革形成强烈的倒逼机制。4.上海自贸区政策具有持续性、创新性和独立性。作为试验区,既要有政策的长期支持,又要敢于创新,加速制度改革,使得其示范效应的利好可以最大限度的体现,能更好的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健康稳健发展提供动力。

四、上海自贸区建设的具体措施和规划

目前世界上有600多个自由贸易港,我们可以以上海的自身特色为基础,借鉴世界上先进、成功的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发展的经验,来更好的建设上海自贸区。下面以香港等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和发展经验为例,为上海自贸区的发展建设提几点规划。第一,重视经济立法,探索金融政策创新,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自由经济政策,不断完善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努力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科学发展营造一个自由贸易、自由通航、自由投资、自由经营、自由外汇、自由进出、自由竞争的环境。第二,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服务中心的建设进程,立足于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就要求上海自贸区找准国际定位,积极推进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融资租赁、期货保税交割功能、扩大保税船舶登记试点规模、研究建立具有离岸特点的国际账户等十项功能先行先试。第三,进一步加快港口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建设。“硬件”包括码头、机场、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港口设施服务;“软件”包括普及教育、技能培训、提供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等服务的完善。第四,以信息化和网络化为中心,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构建综合立体、多式联运机制的国际物流网络;建立和完善综合信息平台,实现航运相关信息的全面共享和高效应用。以此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带动经济转型升级。第五,政府要进行适当干预和积极引导,在给予资金的支持的同时,给予税收政策、海关监管政策、外汇管理政策等政策上的支持。但是要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干预政策。

通过对港口经济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的简单分析,希望我们对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有更深的了解和坚定的支持,也希望上海自贸区能够建设发展的更加优秀,实现真真正正的改革红利,真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参考文献: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4

(一)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不明显

近年来,国务院以改革试点的方式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示范区,各试点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获得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加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南海开发的特殊条件下,缺少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二是离岛免税政策实行3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减少限制条件,扩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发挥海南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税收与南海脱离的局面。

(二)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较少,针对性不够强。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应纳税额扣除、适用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直接减免。虽然直接的税收优惠对经营期限不长、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支持效果明显,但是对经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支持助推作用就大为下降。因为直接的税收优惠重点在于企业经营后的事后优惠,而事先对企业的鼓励支持不明显。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一投产就盈利的企业能够立刻享受到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非盈利企业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展海洋经济,港口建设、大型造船业、海洋油气业都是重大的设施项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特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难以发挥政策效果。相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稳定性。

(三)尚未构建出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产业是指对海洋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利用活动的总和,目前海南重点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但海南当前并未构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体系,企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税种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海南亟需进一步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跨海大桥修建、滨海港口扩围、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产业项目,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作支撑。(四)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较窄、税率不高海南省拥有广袤的蓝色国土,又具有低纬度的独特海域优势,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在我国未来的资源消费中将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围较窄,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着以费代税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没有让海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五)税收政策难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后来居上,海南需要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税收政策上海南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一是没有针对海洋经济研究人员费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励海洋科技的创新、专利转让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务海洋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方面没有政策红利。

二、国外可供借鉴的海洋经济税收政策

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较为繁荣,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岛屿发展等方面有力支撑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根据本国海洋经济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海洋经济采取侧重点不同的税收政策。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希望尽快占领海洋经济的科技制高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是海洋高新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业,如海洋生物制造业。韩国、日本等国的重点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设和造船业这些方面。

(二)完善税收政策来助推国家的海洋战略

海洋方面的基础设施具有融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再加上港口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战略性,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从国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既避免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培养出更强的企业。二是市场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较为灵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市场主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出台有很强的敏锐性,企业会依据税收政策的有利导向进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岛发展等行业,促进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税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协调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将税收政策与产业规划政策、土地规划使用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海洋保险政策相结合,共同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外的政策实践中,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在港口建设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对相关海洋企业进行支持。(四)实行税收政策要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国外税收政策对于海洋经济的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了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海洋国民经济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灵活,具体方式上既有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减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减免。稳定性强的税收政策能让投资者有更强的投资意愿。例如,北欧国家挪威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在2008年之前,其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差不多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动,企业对未来的税收政策难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扶持海洋企业,一方面强调税收政策10年内将基本稳定,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1.积极争取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形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税收政策优惠大的企业所得税、海洋特产税、关税等领域,由中央出台统一的规定,各级政府按规定执行。在不违背中央统一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应该根据海南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针对琼海万宁等地的远洋捕捞业;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发展的高端滨海旅游业,都需要适合海南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以来,海南机场免税店的累计销售金额已达8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税购物已经和自然景观、气候环境成为了吸引岛外游客来国际旅游岛体验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应在海棠湾免税中心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提升免税额度,增加免税中心内部的竞争,更好的发挥离岛免税政策的效应。

3.争取资源税改革的试点,扩大征收范围,改革税率。为了在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绿色崛起”,应争取在海南试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培育海洋资源的新税源,既增加税收收入,又强化海南省政府对海洋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使用数量转变为开采数量,避免企业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保南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将南海的油气资源转化为优质税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税务局后,要尽快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特别是落实南海海域企业的税款属地征收。在资源税具体分配方面,可以参照新疆模式,将南海石油资源产生的资源税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进南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一方面建立环保及突发事故处理基金,为处理可能发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先产业目录,对优先产业给予税收支持。结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规划,对涉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防治、高端滨海旅游项目等列入优先产业项目,减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尽快出台涉及三沙市发展的海水淡化等战略性高新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在上述领域的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行海洋风险投资盈利后,将盈利用于海洋经济扩大再投资的,可退还其先前投资利润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降低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税负。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投入到海洋科技创新的经费比重提至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5%以上。将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以下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允许海洋高新科技企业生产盈利的前三年,按规定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的3%至5%)能够进行税前扣除。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购置设备,应参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优惠政策,按照投资额度的10%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允许企业将税款流转至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

3.对于海南水产品加工业实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于以初级水产品为原材料,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来体现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水产品的支持力度,初级加工、零售和批发环节免征增值税。4.争取更多海洋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将海南的海洋航运公司纳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的免税范围。对大型邮轮等新兴旅游业取得的收入减征或免征营业税,鼓励发展滨海游乐园、产权式度假酒店,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进一步完善发展海洋经济要素保障的税收政策

1.用税收政策鼓励涉海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好海洋经济的基础。建议对跨海大桥、港口码头等基建项目和潮汐发电、海岛通讯、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经济的项目,自其投资运营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用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适当扩大海洋科技研发经费的列支范围,科研人员的日常费用可以统筹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针对海洋科研机构的专利租赁收入免征营业税,技术专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专利所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用税收政策积极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对有金融业务服务海南的港口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对于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海南符合上市条件的港航企业,要主动帮助做好相关的纳税服务工作,使企业早日上市做大做强。

4.用税收政策吸引海洋经济的高端人才。建议针对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可以将3500元的免征额度适当提高,对海洋方面的研发成果免征所得税。用专项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在海洋领域有杰出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鼓励个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投资,对个人教育的费用准予抵扣。

四、在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政策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做好税收优惠政策产生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项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尽量减少政策推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避免各地区在税收优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滥用

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运用税收政策,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推出过度优惠的政策。如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会扰乱税收的秩序,长远来看对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三)推行税收优惠政策要注意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新发展;新评价

二战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间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大幅增加;美国经济地位下降;产业组织理论兴起。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产业组织理论来研究国际贸易问题,从而形成了“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其核心内容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包括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一)利润转移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主要包括关税抽租论、战略性出口补贴与R&D补贴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关税抽租论

布兰德(J.a.Brander)和斯潘塞(B.J.Spencer)在其1981年的论文《tariffsandtheextractionofforeignmonopolyrentsunderpotentialentry》中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在存在潜在进入时,一国主导企业便会做出令对手信服的行动(如过度投资)来迫使其退出市场。而政府可以配合主导企业设定关税以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最终将迫使外国企业减少产量或退出市场,从而将外国利润转移到本国。

2.战略性出口补贴与R&D补贴

(1)Cournot竞争方式下的出口补贴

Brander和Spencer(1985)在研究战略性出口补贴与R&D补贴的Cournot双寡头模型时指出:两个企业将形成nash均衡,本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增加,外国企业产出和利润减少。政府的最优政策是出口补贴。

(2)Bertrand竞争下的市场均衡与政府最优政策分析

eaton和Grossman在《optimaltradeandindustrialpolicyunderoligopoly》一文中研究指出:在Bertrand竞争中,如果本国政府征收出口税,将使本国企业获得更多利益。

3.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

1984年,克鲁格曼在《importprotecti

onasexportpromotion:internationalCom

petitioninthepresenceofoligopolyandeconomicsofScale》一文中证明:当存在“规模经济”时,对国内进口竞争产业进行保护,可帮助其扩大市场规模,促进出口,转移国外利润。

维纳鲍斯(Venables,1984)的研究表明:关税和补贴既可增加本国政府收入,还能使外国企业在本国市场上更为不利。

(二)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理论包含技术外部经济与货币外部经济两方面。技术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本行业或关联行业的技术溢出(Spillover)和干中学(Learningbydoing)中获得免费的技术和知识;货币外部经济指的是公司从产业集聚中获得成本的下降。

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政府对存在巨大“外部经济”的产业进行保护,既可提升其竞争力,还能促进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益于整个国民经济。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极大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该理论非常复杂,约束条件极其苛刻,实践中也遇到诸多问题。其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信息不对称”。为此,一些学者对模型进行了适当修正。

(一)信息不对称与企业竞争方式

1996年,maggi在论文《StrategictradepolicieswithendogenousmodeofCompetition》中指出,生产规模上的竞争实质是企业先在生产能力上做出承诺,然后再来决定成本和竞争的条件,即maggi将产出视为一种不完全的承诺,从而寻找到一种独立于企业竞争行为的政府政策――即使政府无法掌握企业参与竞争的完全信息,仅通过对企业的生产规模给予对应的补贴,就能获得本国福利的增加。

(二)战略性R&D补贴

在1992年和1994年,Bagwell与Staige在战略性R&D补贴模型中加入“不确定性”因素进行研究得出:企业进行R&D投入实质是一种战略替代,由于产品市场中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企业面临的是寡头竞争,而且市场规模经济较小,那么在可控的风险内进行R&D补贴是可取的。如果该行业中本国的企业超过一家时,那么本国的福利将因企业过度投资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而降低。因此,为了让社会福利达到最优,政府就必须遏止企业的过度投资,此时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向企业征收校正性的税收。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信息不对称

Brainard和martimort的研究表明:由于在处理信息不对称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成本高昂,政府没有足够的动机和能力来对本国的高水平产出做出承诺。那么,如何做到既能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和战略地位又能减少企业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寻租行为,政府必须在这两个目标上进行决策以形成均衡。而当引入双边干预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事前承诺便重新得到了强化,企业虚报成本的动机减弱。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委托-

2000~2005年,美国学者miller和pazgal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来研究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企业中存在的委托-关系:首先是政府制订补贴企业的方案,然后企业所有者根据政府的补贴方案来制定企业的激励机制,最后由企业经理人根据前两个目标来制定相应的市场战略并在第三国与竞争对手进行竞争。miller和pazgal认为,均衡取决于经理人的行为,而不受市场竞争方式的影响;只要企业的所有者给予经理人一定的激励,便能实现最优贸易政策只取决于产品的性质而不受制于企业的竞争方式。此时,政府的最优决策是对互补性产品征收进口关税,而给予替代性产品补贴。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新评价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

1.战略性贸易政策适应战后美国经济形式变化的需要

二战后,美国相继实施了“自由贸易政策”、“公平贸易政策”和“战略性贸易政策”。本文仅对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进行分析。

(1)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林顿时期美国实施以“国家出口战略”和“公平贸易政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质是强化政府干预,大力扶持主导产业,积极扩大出口。

一是国家出口战略。减少对出口的管制;完善政府协助企业出口的机制;实现产业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拓展对外贸易空间,推动双边、区域、多边贸易协定。

二是公平贸易政策。强调贸易政策的规范化、法律化:以“1988年综合贸易法”和“301条款”来管理进出口贸易,并以此为法律依据来打开他国市场。

(2)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小布什时期,美国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是以“竞争性自由化”为核心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国内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以期通过战略性产业的扩大出口来增加本国的就业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增长。这些受惠产业包括高科技服务、电脑、半导体、环境保护、通信等。

因此,从实践上看,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一种产业政策,又是一种新型保护贸易政策

2.战略性贸易政策与重商主义、幼稚产业保护学说一脉相承

(1)都是针对贸易困境而提出的

重商主义是通过分析西班牙的贸易困境而提出的,目的是扩大贸易顺差来增加生产。幼稚产业保护学说是基于美、德无力面对英国工业制成品强大竞争背景下而提出的,目的是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是在美国受到西欧和日本的产业冲击时提出来的,其目的是政府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

(2)都以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为目标来选择保护对象

在“规模经济”方面,李斯特曾指出,对国内幼稚产业进行保护,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利规模经济,最终提升国际竞争力。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假设提前,通过保护本国企业,帮助其扩大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实现利润的转移。

在“外部效应”方面,由于幼稚产业初期通常得不到完全的补偿,政府只有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其发展。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也强调对存在巨大外部效应企业的保护,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3)在政策上更具有战略性

从政策目标看,保护幼稚产业是通过暂时保护本国幼稚产业以实现进口替代。但由于受保护的幼稚产业还缺乏国际竞争力,成本高,而又不能从国外进口同类商品。因此,但在实施幼稚产业保护措施的初期,本国的福利将会减少。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目标是出口促进,以实现外国垄断利润的转移。因此,不存在利润的丧失期。

从政策措施看,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选择主要是关税。而战略性贸易政策则以关税保护与产业支持相结合一,以产业支持为主。

可见,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思想来源于重商主义和保护幼稚产业论,且具有更大的隐蔽性、进攻性与掠夺性。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后,人类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为了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把国家权力运用到国际市场。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扩张。由此,世界市场的争夺方式日益变成了跨国公司间的寡头竞争。战略性贸易理论正是以跨国垄断公司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拥有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就能在国际市场中猎取更多的利益。

同时,政府还积极对这些所谓的战略性企业进行各种保护,以增加其国际竞争力,帮助其积极进行海外扩张,从世界范畴内获取垄断利润。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的跨国移动,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一国传统的比较优势再也不可能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同时,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可能脱离世界市场而独立存在。因此,一个国家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就必须把静态的比较优势转变成国际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体现的是国家间要素禀赋结构和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效率的相对差异,因此比较优势是一种潜在的优势;而竞争优势则体现了国家间同一经济部门的生产效率上的绝对优势,因此竞争是一种现实的优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一项全球竞争政策,通过保护本国战略性产业,促进本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以此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

四、结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强调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和对别国利润的“转移”。在实践上,是美国政府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保护性干预。从贸易理论的历史沿革来看,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仅延承了重商主义和幼稚工业保护论,且更具隐蔽性、攻击性和掠夺性,是一种新贸易保护政策,是一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政策,是一项国际竞争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虽对我国经济贸易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但因其苛刻的约束条件、“以邻为壑”的掠夺本质,且与wto主导的公平自由贸易原则相悖,所以在参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时还需慎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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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伟丽.战略性贸易理论理论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05.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出口加工区;加工贸易;peSt分析;淮安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8-0087-04

作者简介:吴钧(1980-),女,江苏淮安人,淮阴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苏州大学经济学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学。

出口加工区是我国出口贸易尤其是加工贸易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在吸引外资、加快产业集聚和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2008年3月22日,淮安出口加工区获得国务院单独行文批准设立,为淮安开放型经济发展增添了强势平台。淮安出口加工区自获批以来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严峻考验,如何继续推进其跨越式发展是一项紧迫而又有实践价值的课题。本文旨在研究淮安出口加工区目前的运行状况及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借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区的成功经验,以促进淮安出口加工区持续、快速、稳定发展。

一、淮安出口加工区发展概况

淮安出口加工区位于江苏省淮安市经济开发区内,于2006年开始启动建设,是2008年获得国务院单独行文批准设立的部级出口加工区。淮安出口加工区按照“规划高起点、建设高标准、运作高水平”的要求,采取边申报边建设的创新方式,共投入10多亿元资金,全力建设加工区隔离、卡口等各项配套设施。淮安出口加工区于2008年6月27日顺利通过南京海关组织的预验收,7月11日顺利通过国家九部委的联合验收,10月1日正式封关运行,是全国首个当年获批、当年通过验收、当年封关运行的出口加工区,且当年实现加工贸易额超亿美元的出口加工区。淮安出口加工区在资本运作、招商引资、验收封关和运行速度等方面均位于全国前列,被国家海关总署赞誉为“淮安模式”。

淮安出口加工区总体规划面积230平方公里,首期开发136平方公里,东至四大沟、西至徐扬中心路、南至海口路、北接二分支渠。淮安出口加工区已吸引了台湾鸿海集团总投资近18亿美元的富士康科技城项目,包括富密模准精具、富裕电子科技和宏恒胜电子科技等,初步形成了以精密模具、电脑接插件和pCB等产品为主的高科技出口加工基地。目前,淮安出口加工区综合排名居苏中、苏北第1位,全省第4位,全国第18位。截至2011年底,已累计吸引企业12家,电子科技企业8家,注册外资52亿美元,实际到账外资46亿美元,进出区总额48亿美元,办理保税物流业务34万票,创造直接就业岗位近8万个。此外,以上经济指标每年均以40%的增长率逐年递增。

淮安出口加工区已叠加保税物流功能,可开展业务已从单一的出口加工延伸到国外采购保税仓储、国内仓储出口集运、国际分拨配送、中转及转口贸易、出口复进口“一日游”以及研发、检测、维修等。区内设有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陆路口岸直通式进出口货物分流中心和物流保税仓库。同时启动了区港联动、区域通关、分送集报等创新高效的通关政策,积极推行“一次申报、一次审单、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区内已建成高标准保税仓库10000平方米,标准厂房26000平方米,保税集装箱堆场、保税集装箱套装箱作业区通用保税仓库等,为区内外企业开展保税物流业务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淮安出口加工区peSt分析

(一)政治因素(p-politicalFactors)

1振兴苏北政策

为了改变苏北欠发达面貌,历届江苏省委省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为苏北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十五”时期以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采取了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促进苏北发展,相继出台“四项转移”、“五方挂钩”和加快基础设施投资等政策。特别是2005年,先后召开了加快苏北振兴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工作会议和沿东陇海线开发工作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苏北振兴的意见》《江苏省沿东陇海线产业带建设总体规划》,对苏北振兴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1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提出要加快把淮安建设成为苏北重要中心城市。这些举措都为淮安出口加工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优惠扶持政策

淮安出口加工区是经国家批准设立,由海关按照境内关外的模式,实行24小时监管的特殊封闭区域。进入区内的企业除享受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各项优惠政策外,还享受税务、海关、检验检疫部门支持的“四不”、“四免”、“一保”、“一退”等与税收直接相关的优惠政策。“四免”指加工区内企业加工的制成品及其加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余料等销往境外,免征出口关税等四项免税政策;“一保”指为加工出口产品所需进境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全额保税;“一退”指从加工区外进入加工区的货物视同出口,可办理出口退税。此外,各级政府对淮安出口加工区大力支持,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极大方便。尤其淮安市政府高度重视出口加工区的发展,不论是在政策上还是经济上都给予充分肯定与扶持。

(二)经济因素(e-economicFactors)

1市场前景广阔

江苏是开放型经济大省,外向程度很高,已获批设立了14个出口加工区,约占全国总数的1/5,出口加工区的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之首。淮安出口加工区的再度获批,是国家促进江苏省苏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淮安是长三角城市群22个城市之一,位于江淮平原东部和苏北腹地,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链接地带。淮安市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日益凸显,市场前景十分广阔,可直接受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南京和环渤海经济区的北京、天津、青岛等城市的辐射。淮安市已发展成为幅射周边千万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并正在加速发展成为江苏省新的都市圈。淮安出口加工区将成为淮安乃至苏北、苏中外向型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板块,成为江苏省新一轮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

2交通设施便利

吴钧雷婷婷:淮安出口加工区peSt分析及对策探讨

吴钧雷婷婷:淮安出口加工区peSt分析及对策探讨

淮安的交通优势明显,是苏北的交通枢纽城市。淮安市东邻盐城,西倚徐州,南与南京接壤,北与连云港毗邻,公路、铁路、空运和水运都四通八达,且正在加速建设。京沪、宁宿徐、宁淮、淮盐和宿淮五条高速公路在境内交汇,已形成“六纵九横两环四联”为主骨架的干路公路网。新长铁路贯穿境内,宿淮、淮扬镇、淮连等铁路建设顺利推进,目前可直抵北京、哈尔滨、太原、成都、青岛和南通等城市。淮安涟水机场已开通北京、上海(虹桥、浦东)、厦门、宁波、广州、西安、武汉和重庆等航线,即将开通台北、香港航线;大运河、古黄河、苏北灌溉总渠横贯淮安东西,淮河洪泽湖南线全线贯通,二类水路口岸的设立,直接对接上海、扬州、连云港、太仓、南京等江海港口。

由表1可以看出,淮安出口加工区与周边各个交通入口的距离和行程耗时。淮安出口加工区距市内汽车站为05公里,只需1分钟即可到达;距京沪高速公路入口为17公里,3分钟内便可抵达;距火车站为15公里,仅需15分钟;距淮安涟水机场为15公里,仅需20分钟;另外,淮安距黄海海岸线仅100多公里,1小时内就可抵达连云港国际港口。显然,这些便捷的交通为淮安出口加工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1淮安出口加工区与周边交通入口的距离及行程耗时

交通入口

距离

时间

汽车站05公里(km)1分钟

京沪高速公路入口17公里(km)3分钟

火车站15公里(km)15分钟

淮安涟水机场20公里(km)20分钟

连云港国际港口110公里(km)1小时

3配套功能完备

淮安出口加工区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106亿元,名列江苏省出口加工区首位,全国第7位,已实现“九通一平”,即通市政道路、电力、电讯、热力(蒸汽)、自来水、雨水、污水分流、电视、宽带网、土地平整,让外商投资设厂无任何后顾之忧。同时,淮安出口加工区位于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与部级留学生创业园、高等教育园区、淮安软件园、空港产业园、物流园、海关通关点等一批各具特色的功能区相映成辉、相得益彰。

此外,淮安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人力资源、农业资源、地下岩盐资源等都比较丰富,能够为外来客商提供较为充足的生产要素。

(三)社会文化因素(S-SocialCulturalFactors)

淮安有着2200多年的历史,曾是南船北马交汇之地,与运河沿线的扬州、苏州、杭州并称为“四大都市”,享有“壮丽东南第一州”之誉。自古以来,英才辈出,、韩信、梁红玉、吴承恩和关天培等都是淮安名人。名人故居、纪念馆随处可见,有了它们的存在淮安的文化韵味浓郁。淮安不仅人杰地灵,而且风景优美。沿大运河,环洪泽湖,山水相连,田园如画。淮安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高。目前,全市高中入学率达78%以上,超过了全省平均水平;拥有5所高校和26所中专学校,在校生总数在全省名列前茅,培养了大批的专业人才。同时,伴随着淮安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进而推动了制度的深化改革。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百姓是天、客商为重、企业至上”的服务理念,树立101%创新服务品牌,力求使政策环境开明开放、法治环境严明规范、市场环境诚实守信、治安环境良好稳定、服务环境优质高效,形成了“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

(四)技术因素(t-technologicalFactors)

淮安市正进入一个加快发展的黄金期,由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迈进,产业集聚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加速提升。淮安具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已形成了电子、冶金、机械、纺织、化工、烟草等支柱产业,销售超亿元的龙头企业已有上百家,拥有“爱特福”、“康乃馨”、“金康达”等全国驰名商标。良好的工业基础和产业配套能力为外商来淮投资提供了最佳的进入契机。同时,淮安抓住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承接产业转移,全力推进三大专业园区建设,高水平规划园区产业布局和公共设施,合理配置运输、供电、供热、污水处理等公共资源,加大各项基础设施和公用配套工程的投入力度,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努力打造三大千亿产业的重要增长极。

三、淮安出口加工区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财政支出压力

首先,在淮安出口加工区发展过程中,标准厂房、道路、卡口、监管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其次,在空间上淮安处于长江三角洲边缘地带,与其相距较近的城市经济实力弱,缺乏强劲的经济区位带动作用。这就要求必须增强推动淮安出口加工区发展的投资力度,在没有形成产业集聚的现阶段亟须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这会影响政府的财政预算。第三,区外配套供货企业实行出口退税,财政要贴付一定的资金。据测算,市域范围内的企业为出口加工区企业提供1亿元的配套材料,财政需负担退税约46万元。第四,区内企业生产消耗的水电气,每年也要办理退税,需要财政提供补贴。

(二)外部环境压力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和美国债务危机接踵而来,国际市场压力倍增。我国加工贸易政策从紧、出口退税税率降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区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长期以来淮安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加工贸易基础薄弱,需要在产品、制度和服务等领域创新,增添新的发展活力。此外,《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实施,出口加工区的原有依照旧《劳动法》制定的制度与规章失去了法律依据。这些外在因素的变化都使得加工贸易面临较大的考验,淮安出口加工区应适时调整原有的战略部署,以应对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三)招商引资压力

目前,我国经济特殊区域的政策优惠程度是外资进入的主要考量因素。出口加工区在设立之初政策优惠度较高,但随着更多出口加工区的建立与发展,这种优势已经有所弱化,甚至无优势可言。从发展较好的一些出口加工区来看,更多的是得益于区位优势而不是政策优势。淮安出口加工区位于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出口加工区相比存在着一定的区位劣势,同时淮安还属于欠发达城市,这些都是外商投资时考虑的必要因素。从产业结构上看,全国的出口加工区之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产业同构现象,导致相互间的资源、人才竞争非常激烈。与其他出口加工区的发展水平相比,淮安出口加工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也给招商引资带来了不小的考验。

(四)环境保护压力

在世界自然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环境保护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国家对节约用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等提出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先后颁布了各类环境保护条例。淮安出口加工区在引进企业的同时要确保其生产过程和产成品对土壤、水资源和空气等无危害,对已进区的不合格企业要整改,做到达标排放。“重商、亲商、安商”的理念与环境保护之间也存在矛盾,淮安出口加工区要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同步提升,才能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

四、加快淮安出口加工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以科学规划为先导,精心布局,完善配套措施

目前淮安出口加工区虽已封关运作,但仍处于起步阶段,还需做好科学管理。首先,坚持“科学规划、远近结合、分期封关、集约开发”的原则,推行分区发展模式。当前重点是开发好136平方公里的一期工程,展现区位优势特点,发挥出口加工区的示范效应。可将周边一定面积的土地纳入长期规划范围,为后续发展提供空间,或者用于建设配套设施、发展商业地产等,同时要严格控制后期用地。其次,由于出口加工区具有空间狭小、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快进快出的特点,因此规划时既要考虑区内产业分布、环境建设、通关服务等方面问题,又要考虑区外环境、交通、物流、商贸服务等方面问题,包括生活配套区、物流仓储区和配套加工产业区等,必须充分考虑,科学论证。第三,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淮安出口加工区起步较晚,又处于苏北欠发达地区,财政支出压力较大,因此亟须政府的大力扶持。建议在优先预留一部分当地财政资金用于出口加工区的投资和出口退税,同时加大外部融资力度,寻求多元化的资金运作方式,确保淮安出口加工区的发展。进一步简化出口退税的程序和手续,鼓励区内外企业间的协作,平衡产品内销、外发加工等问题上的区内外政策,尽可能地延长产业链,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二)以功能拓展为方向,增强出口加工区的综合竞争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国内区域经济政策趋同,出口加工区政策优势开始弱化,出口加工区的建设逐步从政策优势转向功能优势。按照出口加工区功能拓展的要求,除了应具备传统的加工制造功能以外,还应具备设计、采购、配送、仓储等物流功能、售后服务功能和国际贸易功能。企业经营范围也应相应扩大,允许产品和零配件的国内采购及销售,同时应准予设计研发机构、国际采购、专业销售、综合物流、国际贸易和售后服务等领域企业在出口加工区注册经营。苏州、昆山、无锡等出口加工区都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功能整合和政策叠加,设立了综合保税区。淮安出口加工区虽然已经具备了保税物流的功能,但仍需要加快推进转型升级,设立部级综合保税区。应对全市现代物流业进行系统调研,对出口加工区功能拓展进行理性分析和研讨,加快拓展功能的软硬件建设,完善信息管理系统平台,积极申报并争取早日创建综合保税区。

(三)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近几年,在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转型升级成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的中心任务。在淮安出口加工区建设过程中,应坚持“科技强区”战略,大力推进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民族品牌产品,产品从“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1搭建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模式,建立区域性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建立一批技术研发中心,为产业研发提供科技支撑;依托部级淮安留学人员创业园、淮安软件园,吸引外地高校来淮设立院校和科研机构。2加大技术创新人才的引进力度。依托淮阴师范学院、淮阴工学院等大中专院校和富士康等集团企业,出台优惠政策,吸引拥有高科技成果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才来淮工作,提高研发能力。3鼓励相关科技型企业进区创业。将出口加工区纳入淮安技术创新体系之中,制定技术创新鼓励政策,支持发展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显著的高新技术攻关项目,引进和培育一批科技型创业企业。

(四)以招商引资为抓手,打造“台资集聚高地、it产业领地”

出口加工区主导产业的形成具有植入式特点,淮安要把握好国际产业转移加速和跨国公司“南下北上”的历史机遇,以招商引资为抓手,针对出口加工区招商特点,选拔一批招商经验丰富的人员开展重点项目招商。首先,继续实施大项目招商。目前,淮安出口加工区仅有12家企业,必须大力引进大型生产企业和投资项目。应按照加工贸易升级的要求,坚持宁缺勿滥原则,制定相应的招商引资政策,通过项目评分制等调控方式,设定项目准入门槛,保证项目质量,提高产业层次。建议出口加工区每亩资金密度达到50万美元以上,才可允许项目进区,切实提高土地投资密度。其次,重点突出产业链招商,围绕富士康、达方电子、大同电子等已进区的企业和项目,抓配套招商和产业链招商,打造“台资集聚高地,it产业领地”。继续加强与昆山、苏州、上海的联系,采取合作共建的办法。第三,加强服务业招商。针对淮安出口加工区功能拓展的发展态势,必须努力研究向“产业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的策略,积极争取国内外知名物流企业、研发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到淮安出口加工区,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五)以高效服务为保障,营造良好的投资发展软环境

优质服务始终是提升出口加工区竞争力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借鉴昆山、苏州和上海等地的创新服务经验,坚持“快捷、通畅、便利”的服务原则,打造101%服务品牌,努力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发展环境。首先,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建立外经贸政策和咨询制度,实行单一窗口的政府作业,为区内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加强电子口岸信息平台的建设和升级,努力实现海关、检验检疫局、保税仓库、企业监管仓库和卡口间的电子联网,提升出口加工区的智能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行“一次申报、一次审单、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提高通关速度,降低贸易成本,真正实现通关管理的规范化和网络化。其次,适应国际物流综合发展的需要,集成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和物流运输的功能,集保税仓储、国际物流配送、进出口贸易等功能为一体,从根本上解决“境外一日游”现象,从而适应“全球采购、全球分拨、本地配送”的要求。另外,要坚持以企业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办企业之所需,切实地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同时注意规范管理工作,尽量避免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

[参考文献]

[1]中国淮安出口加工区[J]群众,2008(5)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7

一是外贸出口高速增长。据海关统计,上半年全市累计出口3844.1万美元,同比增长95.1,高于全省平均增幅41.6个百分点,增幅居全省第二位,完成省政府下达目标任务5200万美元的73.9,完成进度居全省第二位。按照当前进度,预计全年将实现出口5500万美元,可望超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目标

任务。[文秘站-www,,找范文请到文秘站网]

二是利用外资形势严峻。上半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4家,同比减少7家,下降幅度63.6;新增投资总额1557万美元,同比下降70.2;注册资本916万美元,同比下降74.1;合同外资493万美元,同比下降83.2;实际利用外资850万美元,虽然同比增长69%,但只完成省政府下达目标任务3400万美元的25%。保守估计,下半年可到资230万美元,缺口2320万美元,乐观估计,下半年可到资1372万美元,缺口仍达1168万美元,形势十分严峻。

三是国内贸易持续看好。上半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52.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3.7。按照当前进度,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望突破120亿元,将完成116亿元的年度计划任务。

四是外经合作逐步拓展。上半年,全市外派劳务实现56人,另有93人正在接受海员培训。市外派劳务培训基地初步建立,劳务外派渠道进一步拓宽,劳务外派数量逐步增加,外派海员工作进展顺利。

二、当前商务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外贸出口结构比较单一。主要表现在出口产品单一。当前全市外贸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为主的机电产品、铝锭为主的有色金属、耳菇为主的农产品。其中,机电产品出口1851万美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48,其他类产品出口所占份额较小。再方面还表现为,出口企业单一。目前全市具有自营进出

口权的企业有105家,上半年实际有出口业绩的企业只27家,年出口过千万美元的企业仅两家,其中,湖北东风汽车工业进出口公司上半年出口1648.6万美元,湖北丹江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口1069.2万美元.两家企业出口额占全市出口总额的70.7,如果这两家企业的出口出现波动,将影响全市年度出口任务的完成。

二是利用外资出现滑坡、减退的势头。上半年全市新批外资企业数、投资总额、注册资本、合同外资四项指标均较去年同期相比大幅下滑。一方面东风公司总部外迁,使外资注入和外商再投资打了很大折扣,影响了外商投资我市汽车产业的信心。同时我市投资环境特别是投资软环境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了外资进入。

三是外经工作新局面亟待打开。从工作内涵看,外经工作包括经济、人员、技术、产品等领域的合作,涵盖的范围很广。我市外经工作仅在外派劳务、对口支援、境外办厂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工作面较窄。从工作惯例看,具体业务以对外劳务合作为主。今后需要我们树立“大外经”的观念,把外经工作与内经工作结合起来,打开经济技术合作的新局面。

四是内贸流通面临巨大的挑战。现阶段,我市内贸流通企业面临着国内外同行的激烈竞争。中商、中百等外地大型商贸企业已进驻我市,竞争市场份额。随着我国入世承诺的兑现,我市商贸企业面临着国际商业巨头新的竞争。网上购物、仓储式超市、物流配送中心等新型流通业态的不断涌现,已成为现代流通业态

发展的新趋势,而我市的新兴业态还处在初级阶段,不能够满足广大消费者不同层次的需要。

三、下半年的工作重点

针对目前商务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下半年重点主要是推进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

1、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确立适应商务经济发展要求的工作思路。商务经济工作的基本目标,就是研究制定政策,推动行业管理,促进企业自律,建立公开、公正、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运行体制;最高目标就是加快内外贸一体化的进程,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努力开拓国内外两大市场,从而提高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力。为了逐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求商务系统的全体干部必须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加强调查研究,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努力从过去单一的外经贸、单一的国内贸易转变到全面研究包括国内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内的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内外资一并利用的指导思想上来。

2、抓住重点不放松,努力超额完成全年外贸出口目标。一是继续支持以东风进出口公司为重点的机电产品扩大出口规模,促成对苏丹的整车出口;二是继续支持丹江、房县出口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三是争取省商务厅以及海关等方面支持,促进双星东风轮胎公司以进料加工贸易的方式,迅速恢复、扩大轮胎的出口市场。四是积极为明年乃至今后外贸出口做好工作。

3、加强对已签约外资项目的跟踪服务,尽最大努力争取完成全年利用外资的任务。一是面对严峻的外资形势,要振奋精神,

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信心。二是要与招商局共同组织力量,组成工作专班,对目前已经签约的外资项目,进行逐个的跟踪督办,及时协调项目进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促成签约项目尽快转化为到资项目。与此同时,我们将加大对已有意向在我市投资的外资项目的服务跟踪,努力促成一至两个大额外资项目年内到位。

4、广泛宣传、正确引导,拓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渠道。一是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外派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二是加大外派海员招收工作的组织、宣传力度,确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海员招生指标,扩大海外打工经济的规模。三是积极提供信息,加强引导,支持我市具有优势的汽配生产、汽车改装、建筑企业、农产品科技加工企业走出国门到周边地区和国家办厂设点,承接工程,带动我市人员、机械设备和原材料的输出。

5、大力推进流通现代化建设,促进新型业态发展。一是深入调查研究,提出推进我市流通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商业网点建设的整体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8

海南位于泛珠三角合作区最南部,加之琼州海峡阻隔,在区域合作中处于不利的地理位置。因此,我认为海口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应采取以下策略:

一、建立松紧结合的区域合作关系

(一)区域内沿海发达地区建立紧密型合作关系

在泛珠三角合作区中,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划分,香港、澳门为第一梯级,广东、福建为第二梯级,其它省区为第三梯级。由于香港、澳门、广东地理位置相连,珠三角发达地区可视为泛珠区域的大龙头。粤、港、澳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阶段,与海南资源、产业互补性强,也有较好的合作基础,应以开展纵向产业合作为主,形成技术与资源、资本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福建经济较发达,已步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与海南都是著名侨乡,在国家对台政策中具有重要作用。海口借鉴福建建设“飞地工业”的做法就很成功。海口还可以借鉴厦门建设海湾型城市和温馨城市的做法,建设热带滨海城市和绿色温馨城市。

(二)与周边地区共同打造次区域经济合作区

泛珠三角区域跨度大,海口又处于边缘地带,远离经济发达核心区,因此,有必要联合周边地区打造次区域合作区。首先,打造北部湾增长三角。北部湾区域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区域内部合作一直处于松散状态,“中心”扎堆。为此,有必要联合广西、广东、海南处于北部湾地区的市、县,协调各方利益,努力谋求区域利益最大化,共同打造北部湾增长三角。二是打造琼北经济区。发挥海口省会城市的龙头作用,带动海南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广领域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海口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海南的发展格局中,应该形成以海口和三亚为双中心同心圆环状扩展和以主要交通干道为轴向发展的点轴结合的发展态势。为此,海口应联合文昌、澄迈、临高、儋州、洋浦经济开发区、定安、琼海等琼北地区,推动产业发展一体化、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区域城市发展一体化,建设琼北经济区。通过打造北部湾增长三角和琼北经济区,将形成以海口为中心,向北辐射北部湾地区和向南辐射琼北地区的两个扇面,极大地拓展海口的发展空间。

(三)与区域内中西部地区建立半紧密型合作关系

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与海南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应以开展横向资源和产业合作为主。其中,要通过与四川的合作开拓西部市场,与云南和广西的合作开拓东南亚市场,与湖南和江西的合作开拓中部市场,最终实现“接轨东部、挺进中西部、拓展东南亚”的战略构想。

(四)与区域内中心城市打造城市联盟

区域与区域的合作首先通过中心城市的合作得以实现。香港、澳门、广州、深圳是泛珠三角合作区的中心城市。其他省会城市是泛珠三角合作区的副中心城市,担负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海口作为泛珠三角合作区的副中心城市,应认真落实《泛珠三角区域省会城市合作协议》。重点在信息,交通,经贸与物流,产业与投资,科、教、文、卫,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领域与香港、澳门和其他省会城市密切合作,在合作中提高自身经济能级,增强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

二、加强重点领域合作

(一)基础设施

海口是连接岛内外的重要交通通信枢纽。把海口建设成区域通通讯中心,是海南和海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要积极争取区域性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运输等基础设施规划覆盖海南和海口,并争取相关项目列入国家“十一五”规划,获得国家资金和政策支持。

(二)工业

广东是先进制造业基地,香港是国际经济中心,是许多跨国公司亚洲总部基地。福建工业化已进入中期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海南和海口。海口应在汽车制造、制药、化纤纺织、食品饮料、农副产品加工五大支柱工业以及电子信息、精细化工业、橡胶化工业、旅游工业、生态环保五大潜在优势工业方面加强与香港、广东、福建合作,发挥资源独特、投资成本低优势积极吸引先进技术、资本、人力资源。同时在“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低水平重复建设”原则下,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借助香港和澳门吸引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以及研发、设计、采购、销售和销后服务环节转移到海口,形成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的有序衔接机制。

(二)农业

根据海口在区域发展中的比较优势,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畜禽养殖、水产、冬季瓜菜、热带水果、热带花卉业方面加强与区域内省区合作,建设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反季节瓜菜基地和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推动建立区域农产品“绿色通道”,扩大热带农产品、畜禽产品市场,努力把海口建成区域内各省区“菜篮子”和“果盆子”。扶持罗牛山、椰树等龙头企业“走出去,引进来”,与区域内龙头企业高度合作,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加强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围绕特色资源和共性技术开展联合攻关,共同打造特色、优质、高效农产品品牌。与沿海地区加强海洋渔业产业发展合作,深度开发海洋资源。

(四)旅游业

海口旅游资源独特,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要联合区域内各省区推动无障碍旅游区、区域旅游营销网络和旅游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区域旅游资源整合,精心策划推广区域精品旅游路线,积极打造区域旅游品牌,联手整治区域旅游市场秩序,努力在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宣传促销、旅游管理等方面实现一体化。海口石山火山群与湛江湖光岩整合一起,以雷琼地质公园名义申报世界地质公园就是非常成功的旅游品牌打造。香港和澳门是海口吸引境内外游客的重要门户,要强化对该地区的旅游促销,将到香港和澳门的游客吸引到海口,同时借鉴澳门发展旅游娱乐业的经验,打造南国“娱乐之都”。

(五)金融业

泛珠三角区域是一个地跨中国东、中、西三大金融地带,有着三个货币区域、三种金融制度的合作区,是中国金融总量最大的经济区,11个成员方的各项存款余额折合人民币超过10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折合人民币超过6.5万亿元,金融合作潜力具大。要联合区域各方,搭建区域金融合作平台,完善金融服务,发挥金融在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和市场调控作用。要推动企业进入香港资本市场和深圳资本市场进行低成本融资,重点加强与香港的金融合作,借助香港资本市场走向海外资本市场。引进香港的银行在海口设立分行,推行跨境港元与美元支票结算机制,开展人民币支票业务,建设支付、结算及托管系统等金融基础设施。

(六)房地产业

海南具有世界一流的空气质量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是理想的第二居住地,也是中华民族后花园。海口的房产以外销为主,房地产合作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根据房地产的发展趋势,调整地方土地储备政策、土地金融政策、耕地保护政策、集体土地流转政策等各项房地产政策,利用“泛珠房博会”这个合作与发展平台努力吸引区域的房地产开发资金、技术、人才,共同打造整合规划、设计、建筑、监理、景观、园林、建材、装饰、环保、节能、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大链条,形成优势互补、互惠共赢的区域房地产合作机制。

(七)商务与贸易

加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合作,推行工业制品和农产品质量标准、检验检测标准和认证标准互认,加强地方和企业标准制订合作,消除贸易壁垒,推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区域市场体系,促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加强与香港和澳门的经贸往来,推动海口商品通过香港和澳门走向国际市场。加强与北部湾区域内城市经贸合作,发展跨地区连锁经营网点、区域性批发市场、区域性专业配送中心,努力把海口建设成北部湾区域性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东南亚国家产品、产业结构与海南和海口同构性强,可以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加之东南亚有众多的海南侨胞,要鼓励企业到云南和广西开展边境贸易,借助云南和广西这两个通道拓展东南亚市场。

二、建立多层次区域合作协调机制

(一)建立政府合作机制

泛珠三角合作区正处于合作的初期阶段,合作组织形式、合作方式还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迫切需要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推动作用。政府重点在优化投资环境上有所作为。各级政府要站在区域合作一盘棋的战略高度总揽全局,制定地区发展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要与区域总体规划和区域专项规划相衔接;根据区域合作达成的协议调整地方性政策、法规,共同打造区域合作“绿色通道”,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高度重视参加“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和“泛珠三角区域经贸合作洽谈会”两大论坛,为区域发展出谋献策,共同推动区域合作上水平;共同完善区域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政府秘书长制度、部门衔接落实制度,建立健全地方性区域合作组织协调机构和各项制度,加强区域合作的组织协调能力,推动区域合作有序开展;采取各项措施,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参与区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发挥海南、海口体制改革先行一步的优势,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

(二)建立社会组织机构合作机制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中介组织要充分发挥行业的自组织和自律作用,向上要积极和政府部门沟通,了解政府意图、区域合作动态以及反映企业诉求;横向要加强与区域内各省区同行合作,组建区域性联合商会或协会,共商行业发展大计,制定行业合作计划;向下要宣传区域内行业合作各项政策、法规以及行业合作信息,协调行业内部关系,开展并组织企业积极参加各类经贸洽谈会、交流会。

(三)建立企业合作机制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9

一、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基础与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中国及其港澳台地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之间,在共同的区域经济基础之上,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一种符合国际潮流要求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体系。

从系统理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环海洋与区域产业协作开发理论、区域联系理论、区域空间发展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角度分析,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从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趋势,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区域化、中华经济协作系统区域化趋势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国际区际环境良好;从目前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的态势,两大板块联合的新进展,以及在21世纪初发展的新趋势等方面看,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现实条件日趋成熟。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1.中国与东盟处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东端的桥头堡地位,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对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加强东西方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国际性意义。除传统的印支半岛陆路通道外,更有价值的南海是联系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天然纽带,南海在全球、亚太、东南亚及华南西南结合部等不同区域层面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与作用,是区内各国和区外大国或国家集团致力争夺的宝域。南海南北纵跨17个纬度,东西横跨11个经度,面积3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渤海、黄海、东海的2.9倍,各类资源丰富。南海国家及地区的区域国土面积为14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8亿。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发展,谋求对该区域领导权的竞争日趋激烈。从目前国际经济全球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形势看,亚太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正在增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分工协作日趋明显,作为洲际桥梁与纽带的南海区域将成为21世纪亚太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域。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中国应积极探索应付区域化集团化的对策,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及资源禀赋等存在差异,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不同的产业协作层面,推动各国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地缘、人缘、亲缘、血缘关系,该区域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十分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东盟,不断加强内部协作,积极发展多层面经济合作,到上世纪末终于形成了大东盟格局。其中以泰国曼谷为中心,与印度支那及缅甸构成“黄金发展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及泰国南部,马来西亚的柔佛洲、新加坡及印尼的巴淡岛,构成两个扇面的“成长三角区”。随着21世纪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化,世界范围内区域化、集团化经济发展加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近年不断扩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产业合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泰国、文莱、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致力于亚太经济合作体系框架的构建,近几年与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频繁举行高层互访和高层次经济合作论坛会。各国政府、企业界、民间团体等不断增进交流,加强合作,取得了不少新成果。

3.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南海的领海领土、市场竞争以及区域内部政治经济关系多元现象等问题上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只有通过区域产业协作和经济一体化途径,才能最终解决这些难点,实现地区稳定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由于中国与东盟各方的政治体制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该区域的产业协作。该区域21世纪联合的主要空间在海洋,联合的主要产业是海洋产业。南海海域浩瀚,资源充足,海洋产业开发潜力巨大。共同开发南海的发展策略,并不意味中国放弃和国家利益,而是适应21世纪经济全球化区域化的国际形势及地区政治经济形势作出的明智选择,它意味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允许周边各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南海的开发与建设,允许各国在一定时期内拥有各自的经济利益。这一策略可以缓解南海区域的紧张局势,促进南海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南海区域经济的进一步融合和共同繁荣。各方在产业协作系统内扬长避短,实现生产要素互补和利益最大化,在经济利益双赢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综合效益的和谐统一,这符合周边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时代主题要求。

4.中国与东盟各方在国际经济科技全球化与区域化集团化同时并存的新形势下,必须以新的理念和姿态迎接机遇与挑战,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明显。进入90年代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伴随着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同时,国际经济全球化趋势也在迅速增强,“一超多强”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如何在进一步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圈、中华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与西南经济圈等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关系,使之形成互补与互动关系,产生共振和共进效应,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是该区域产业协作各方必须考虑解决的问题。只有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不附加给对方难以接受的政治条件,才能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双赢”目标,获得更大利益,实现长期合作与稳定。因此,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推动该产业协作系统从理论研究向现实操作过渡,对于促进该区域各国各地区经济、科技、文化的共同发展与繁荣,逐步提高该区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都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5.回避棘手的现实与历史问题是不行的,必须从各方容易接受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协作系统构建入手,努力寻求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切入点,既回答历史、难点问题与现实矛盾,也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抛砖引玉。2001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倡导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张是高屋建瓴的,但在具体操作上还需要学术界和实际部门深入调研,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办法来。深入对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切入点的研究,无论对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还是对21世纪东南亚国家经济政治新格局的建立,还是对整个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都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就中国大陆尤其是港澳台琼等华南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而言,将起到加强与东南亚多层面合作关系的积极作用。

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战略设想

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和南海地区出现若干“次区域”集团化趋势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按以下4个层次来推进这种合作:第1个层次是建立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经济协作的“中华经济圈”,即“中华经济协作系统”。目前除台湾外,“中华经济圈”已完成第一步,即确立了协调性投资、贸易和技术合作政策,下一步的核心是确立产业协作政策,实现产业互补,在此基础上完全消除市场壁垒,建立统一的区域市场。第2个层次是建立南海经济圈,范围主要包括华南与西南沿海省区及港澳台地区,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等国,这一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充足,自然资源丰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经济增长势头看好,“梯形”经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如在这一地区加强产业协作,整体发展功能会大大增强,仅仅是联合开发南海海洋资源这项大的合作就可使本地区繁荣兴旺。因此,构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系统不仅应该而且有可能加快步伐,并且是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核心内容。第3个层次是建立中国——东盟经济圈,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它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及地区产业协作为核心,进一步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和整个东南亚国家。第4个层次是建立亚太经济圈,范围包括日、韩、美、加、澳、新等亚太国家及地区,这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国际经济合作圈。这4个层次的经济合作圈,以南海为核心,将全球与地区性经济协作紧密结合起来。因而,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将成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枢纽和中介。这是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战略选择。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大致思路是:重点选择海洋产业中的海滨旅游、海洋运输、海洋生物、海洋环境保护为区域协作的先导产业,以海滨旅游业先行,海洋生物、海洋环保、海洋运输业紧随其后,通过贸易获取发展资金,以区域性产业协作带动区内的商品贸易、物资流通、投资建设、结构调整,在加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快中国和东盟各国及地区内部的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各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国与东盟两大板块在第

一、二产业的协作,在更大范围优化两大板块之间的生产要素及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两大板块的产业与经济融合;充分发挥沿海中心城市的增长极核与产业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区域性高新科技、教育文化产业,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科学园区的产业层次,增强经济中心的极化与聚集作用;建设区域性基础设施,发挥轴线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扩散作用;完善区域性市场体系,建立双向多向循环的经济与产业开放系统;大力发展信息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发挥劳动力密集优势,大力引进资金与先进适用技术,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必须从该区域的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如制定联合发展资源技术型及外向型海洋产业的基本政策;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综合开发与一体化开放的基本政策;区域内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基本政策;以及联合发展区域性基础设施的基本政策等。实施“非均衡、逐级递进、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开发政策,引导投资者向目标区域重点产业进行重点投资开发。通过政策引导,处理好区域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建设与一般建设关系。在区域内资金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重点发展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产业,以适应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需要。在区域内部,选择那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科技发达及劳动者素质较高的地段;选择那些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并对其它产业开发起较强联带影响作用的一组产业,进行适度倾斜,重点突破,优先发展,尽快形成聚集效应和辐射带动能力。突出各方沿海港口城市的功能特点,构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扇面。充分利用该区域各沿海港口城市的现有优势,进一步发挥各类经济自由区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试验区功能,尽快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自由港、出口加工区方向发展。

为了减少各方面阻力,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非政治化方式来促进该区域产业协作系统由小到大、由浅到深、从分散到集中的全面升级。区域产业协作实行互补性和结构性合作并存,以结构性合作为主,坚持以民间合作为主、官方合作为辅,形成高层次的结构优化、多元化、整体化、互惠互利的产业协作关系,努力提高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性国际竞争能力。建立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协调机制,加强文化教育科技合作等方面交流,建立区域产业协作的对话机制。由区域各方政府代表组成南海开发协调组织——南海区域开发协调委员会,赋予其协调区域产业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以协统区域各方海洋资源开发与公共海域对外开放事宜,形成以产业管理为基础,行业管理、综合管理和跨国协调有机结合的南海海洋产业管理机制。重点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港和出口加工区,以改善基础设施为重点搞好南海区域生产力的总体布局,制定培植生长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开发战略,重点建设能源、交通、通讯、港口及市政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在公共物品投资中的整体效益。政府根据主要港口城市各自的特点,进行科学布局和合理分工,而具体项目与产业协作内容则主要依靠企业、民间组织推动,以市场经济手段协调关系。南海区域各方的产业部门之间,进一步推动跨国、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之间的产业联合,在资金、技术、商品、信息,资源等方面形成互补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组建跨国、跨地区、跨部门的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从事分工协作生产、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采取承包、租赁、拍卖、委托、股份制、合作制等更为灵活的经营方式,形成跨国跨地区跨行业的生产联合体。通过联合集成高新技术、应用技术、基础技术、技术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系列科技经济系统,培育一批以技术关联度高、市场取向和功能接近的产业技术项目。建立一批区域性产业技术中心,提高产业技术开发的组织能力和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能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部门的区域性联合,无论从国际经济全球化,还是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看,都将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各方必须在处理好南海海域和岛屿问题的基础上,协调好区域内部不同层次的产业协作,实现资源、资金、技术、劳动等要素整合,达到互利互惠、发挥各自优势,获得更大利益,促进共同繁荣与发展的目的。通过各方企业界的区域性联合,建立区域性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共性技术与信息平台,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企业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过程中,加强区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具有先进性、适用性和经济性的产业技术,在引进联合开发中创新。按照国际惯例和世贸组织的要求,各方企业要成为区域产业协作的主体,市场竞争的主体。建立企业间合作开发的动力机制,实施企业间合作开发产业技术的政策措施,尤其是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组织的运行机制必须有更灵活的政策保障。努力创新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及企业家市场,建立起产业技术、信息平台体系与需求终端的联动机制。企业界联合建立区域性资金、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体系,有条件的沿海中心城市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实施企业产业技术开发与信息平台建设工程,重点培育和发展科技型企业,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框架和运行机制。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协作模式

在坚持以制度技术创新和大力引进外资的基础上,形成开发主导型的产业协作模式,高新科技、教育文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市场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信息化导向型的产业协作模式,多极复合产业协作模式和资本主导型产业协作模式。

随着海洋经济的不断拓展,21世纪该区域产业结构必须调整升级,迅速向一体化市场和跨国区域经济发展目标迈进。从现在起,各方要根据区域内的产业发展现状和区域产业合理布局原则,对该区域的主要港口城市发展规划进行科学论证,突出各自的功能特点,形成不同重点但有紧密联系的产业开发格局。改变产业组织规模小,数量少,产业关联效应低,组群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发展先导型和成长型制造业,在继续发展水产品、矿产、热带亚热带农林产品等资源加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技术先进、加工程度较高、产业关联度强且对其它行业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如海洋生物、海洋化工、海洋制药、海水增养、海水淡化、光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办公自动化设备等产业,新型材料、新型能源、高效农业及农产品加工业等。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的成长需要大规模的投资铸就,该区域大多数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这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引内联的方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为了避免产业结构趋同,构造合理的产业结构,各方应不断优化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和流通结构,形成区域内协调有序的产业组群结构。该区域产业成长需要大量资金投资,除通过外引内联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外,近期应重点发展资金积累率高的海洋运输、仓储、对外贸易,滨海旅游等行业。第三产业在促进区域一体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大力拓宽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为区域产业经济成长提供资金积累,促进第

一、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该区域有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条件,具有分布合理,功能齐全、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源结构,应按信息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潮流发展第三产业,充分调动区域内各方面的积极性,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逐步形成海洋产业突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建立较完善的现代化海洋开发管理服务体系、较为合理的海洋产业结构和海洋高新技术产业体系。通过实施有利于产业技术进步的科技政策,较大幅度地提高海洋开发的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努力将该区域的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具有较强综合经济实力、社会环境状况良好的海滨产业经济中心城市,使之成为南海区域产业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增长极。

通过协作,发展区域通、通讯、能源、港口码头、远洋运输等基础设施,完善基础设施结构,形成一批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区域性市场,发展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工业区和自由经济区,尽快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放模式接轨。采取更加灵活多样的联合开发形式,运用Bot、8Lt、tot等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方式,吸引各国资金技术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全面实施开发战略,鼓励各国投向海洋综合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区域一体化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按照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交通流向与网络及港口城市辐射能力,科学规划与布局港口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商业区、旅游区、金融区等。集团力量建设海洋交通运输业,围绕进出口通道和港通枢纽的建设目标,加快该区域沿海地区及其相邻区域进港铁路、公路、航道、港口、码头、仓储为主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对港口邮电通讯、能源进行配套完善,使海洋交通运输业成为该区域最基础、最重要、最有辐射力和影响力的海洋产业。有步骤地对该区域港口城市的港口进行技术改造,扩建泊位,完善配套,择优建设一批新港口。加强港口渔、工、商、运、旅游发展,联合组建远洋运输船队,扩大海运规模,以适应该区域及周边进出口货物量增长的需要。扩建和改造沿海船舶修造企业,增强修造现代大船的能力,满足海运和捕捞业的需求。

该区域产业协作必须注意发挥各方在资源、技术、资金、劳动力等方面的组合优势,充分调动各方联合投资的积极性。以海洋产业为龙头,通过联合带动整个区域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全面发展。各方政府、部门和企业组成资源共享的南海区域信息网络系统,对国际市场需求结构进行调研,为拓展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新领域创造条件。根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结合各方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现状及资源特征,制定和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产业分工协作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包括对区域性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指导协调措施。争取用20年左右的时间,努力将该区域沿海中心城市引导为经济繁荣、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环境优美宜人的海洋产业区,让海洋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开发利用,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区域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借助区位和港口优势,诱导中国大陆及台港澳地区、东南亚以及亚太地区等不同扇面的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向南海区域聚结,形成临海大工业、出口加工、转口贸易、滨海旅游为主体的国际性综合产业基地,建成以沿海城市为核心的海洋产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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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陆建人.东盟的新安全观[J].当代亚太,1999,(9).

海口市经济政策篇10

本文在概述威海市水产品对外贸易现状的基础上,运用tC指数测度威海市水产品的竞争力水平并利用SpSS分析影响其市场竞争力的因素,预测中韩自贸区政策对威海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影响,并提出提升威海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中韩自贸区;威海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

一、威海市水产品对外贸易现状

1.水产进出口额:持续增长

近年来,为促进威海市水产行业的健康发展,威海市把水产品对外贸易作为推进渔业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积极克服世界经济下滑等多重不利影响,使水产品贸易保持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

2.出口市场结构:逐步优化

威海市水产品的主要出口国集中在日本、韩国和美国。为规避风险,威海市开展水产品对外市场多元化的战略,积极开拓拉美、东北亚以及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市场结构逐步优化。

3.出口水产结构:日趋合理

虽威海市在出口方面仍以鲜活及初级加工水产品为主,但精深加工比重也在增加,出口水产结构日趋合理,对外出口逐渐向内涵型集约化方向发展。

二、威海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分析--tC指数

tC即竞争优势指数,是指一地区某产业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取值为[-1,1]。其计算公式为:

指数越接近1竞争力越大,用此计算2010-2014年威海市水产品竞争优势指数如下:

根据上表,可知2010年-2014年威海市水产品的tC指数保持在0.65附近,进出口量稳步增长,出口大于进口,保持贸易顺差,具有较明显的竞争力。

三、影响威海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因素

在对威海市的水产品公司进行访谈调查后,对影响威海市水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SpSS数据分析,在众多因素中总结出了主要影响因素,并⑵浠分为优势因素和劣势因素。

1.优势因素

(1)水产种类繁多

威海是冷暖水交界带,具有冷水型、暖水型和广温型生物,水产种类繁多,海蜇、鱿鱼、墨鱼、章鱼、海参、牡蛎、活蛤等使威海市水产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能够更好的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2)政府政策扶持

近几年的“以陆促海、以海带陆、海陆统筹”的政策有了显著的成果,威海市政府致力于远洋渔业的发展,推进“海上粮仓”建设;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租用海事卫星,对所有捕捞渔船进行实时监控,随时了解在外作业渔民的情况,使得远洋渔业产值年均增长迅速提高。

(3)价格优势明显

目前,威海市水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水产品数量多成本低,相对于水产品以精深加工为主、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来说,在国内外市场中有相对低的价格,价格优势明显。

2.劣势因素

(1)出口市场集中,出口条件提高

近几年威海市主要的水产品出口国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和美国,对其拥有很大的依赖性。

虽然一些国家对某些水产品种类实行零关税,但却存在通过制定相关规定来实施“绿色壁垒”的现象,如2016年韩国官方将对来自威海市部分水产品实施精密检查。

(2)初级加工为主,产品附加值低

威海市大多数水产企业仍主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附加值较低,以低价出口。这就使得虽然威海市每年水产品出口量在逐年增加,但经济效益却没有出口量增加的快,长期下去就会存在厂商之间的恶性循环竞争的现象。

(3)宣传力度较弱,知名度不高

目前威海市没有一个系统的平台或机制,大部分水产公司为个体经营,没有积极通过提高技术、优化结构等方式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只是被动等待顾客发现自己的公司从而获取经济利益,这将对销售产生消极影响。

四、中韩自贸区的设立对威海市水产品的影响

2015年6月1日,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并进入实施阶段。这对威海市来说既是机遇亦是挑战。在此背景下,威海市水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1.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对优势因素的影响

(1)对政府政策的影响

政府通过必要的政策倾斜完善水产品行业发展规划,强化产业集聚。2015年威海市港航“十二五”工作任务与目标中,建造了中韩海上“高速公路”。海洋与渔业、监管部门加强对水产项目审批立项,开通了鲜活水产品“绿色通道”。

(2)对产品价格的影响

中韩自贸区的建立也使更多的韩国水产品“走进来”,这将使水产品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应提高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以质取胜,水产价格会相应提高。

2.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对劣势因素的影响

(1)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威海市作为经济示范区将会为“一带一路”沿线自贸区提供样本,一定程度上激励中俄远东、中日、中韩朝等贸易的发展。中韩自贸区的建立密切了威海与韩国的关系,从而会波及威海市水产品的稳定性。

(2)对水产加工精度及附加值的影响

中韩自贸协定在关税等方面做出的优惠政策,将降低企业对外出口的成本,加大企业间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水产品可以通过提高加工精度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市场利益,优化威海市水产品的产业结构。

(3)对水产知名度的影响

中韩自贸区的设立会对威海市水产品知名度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2015年末,俄罗斯联邦兽医与植物卫生监督局网站公布了威海市新增对俄水产品注册企业26家。至此,威海市对俄水产品约占全国总数的13%,该举措将提高威海市水产在俄罗斯的知名度。

五、威海市水产品发展对策

1.开拓新兴市场,实现水产市场多元化

威海市在与韩国合作的同时,应积极寻找其他国外市场,建立多边贸易伙伴关系,以避免个别市场波动对水产品的出口产生巨大影响。

2.推动水产精深加工,提高水产品附加值

调整水产结构,形成产业规模,提高水产附加值。提高深加工的比重,促进水产由外延粗放型到内涵精加工型发展,使威海市成为国际型的加工基地,最终在国际市场上立足。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提高品牌知名度

水产企业应提高品牌意识,借助中韩自贸区的设立来增加龙头企业的数量,使威海市水产业做大做强,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品牌。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