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的劳动教育篇1
所谓学前儿童家庭劳动教育就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由家长，即由家庭里的长者（其中主要是父母）为了使子女及其他年幼者能够自强自立，从而实施的一种劳动教育。”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儿童在社会上的作用及作为公民的价值，完全决定于儿童参加社会劳动的能力，决定于他对这种劳动所作的准备。同时，儿童的幸福、儿童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据此来决定。只有当劳动成为表现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的时候，才可能有创造性的劳动。任何工作只要具有某种意义，就不会把它看作不愉快的工作。”因此，马卡连柯指出，在教育儿童的工作中，父母应牢记以下几点，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儿童的未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家庭劳动教育可以增进儿童的身心健康，培养儿童的意志力，有助于幼儿养成自尊、自立、自强的性格。第二，家庭劳动教育在人的品德形成、开发智力、增强体魄、促进审美能力发展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享受创造劳动成果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有利于幼儿养成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为以后独立生活奠定良好基础并一生受用。
因此，劳动教育应该从小抓起，让幼儿学习初步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对幼儿进行劳动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
二、学前儿童家庭劳动的现状
（一）家长对幼儿参与家庭劳动的态度有偏颇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在中国百姓的家庭教育观念中根深蒂固，家庭劳动教育更是被许多家长所忽略，家长过分溺爱孩子，在家务上总是亲自上阵。这样做，会养成孩子的依赖心理和好逸恶劳的习惯，也使孩子错过了培养生活能力和劳动习惯的最佳时期，严重制约孩子的创造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发展。
（二）教育方式不正确造成幼儿难掌握劳动技巧
部分家长虽有意识地安排孩子劳动，但因方法不当也收效不佳。有的家长“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隔三岔五安排孩子劳动，没有形成一定规律，不利于习惯的培养。还有的家长简单地把幼儿当劳动力使唤，或把劳动当作惩罚的手段，或以金钱和物质对幼儿的劳动进行奖惩，当孩子劳动中有失误便加以训斥和责备……这些错误的教育方式，都会使幼儿难以掌握正确的劳动技巧，也难以在劳动中获得愉快。
（三）幼儿对参加家庭劳动不重视
现实中我们常看到这样令人忧虑的现实，那就是娇生惯养以及缺乏锻炼，使许多孩子身体虚弱，四肢无力，缺少吃苦耐劳精神。孩子往往是在摸爬滚打中得以茁壮成长的，劳动是保持良好身体素质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在的孩子却极少主动创造条件锻炼自己，偶尔参加一次轻微劳动就叫苦连天，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都要父母代劳。
三、学前儿童家庭劳动的策略
参加家务劳动不仅是学前儿童为父母分忧的权宜之计，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幼儿今后的就业成才和生活幸福。做父母应须知：不是家务劳动需要幼儿，而是幼儿个性的发展需要家务劳动。因此，家长要创造良好的条件，让孩子从小就自然而然地参与并热爱劳动。下面就是学前儿童参加家庭劳动的具体策略。
（一）转变观念
告诉家长，家庭劳动教育的意义不在劳动的效益上，而在于劳动对儿童个性全面发展上。通过劳动，使儿童理解劳动的社会意义，初步掌握最简单的劳动技巧，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要让幼儿从小就明白：扫地、洗菜等家务劳动是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而不是帮父母干活。这样学前儿童就会心甘情愿地去做家务，而不会讨价还价。
（二）榜样激励
幼儿具有模仿榜样的特点。在身边树立让幼儿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从内心敬佩的劳动榜样，从而学习榜样。教师与家长也要时刻以身作则，平时不要因为做家务而发牢骚，也应成为热爱劳动的榜样。并在劳动中采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幼儿参与进来。可以吩咐孩子做一些十分简单的事情，如把报纸、拖鞋等拿给父母，培养其做家务活的良好习惯并体会到劳动的快乐。
（三）行为训练
家长们在安排一系列具体的劳动教育活动时，应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具体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合理要求。如果幼儿知道他的付出对整个家庭有益，他会更看重自己和被分配到的任务。因此在分配工作时，记得向幼儿阐明这个道理。
2.适度赞美。当幼儿喝完水会将杯子洗干净放好称赞他：“你记得把杯子洗干净放回原位，真好，省了我不少事！”鼓励幼儿继续保持这个行为。适度赞美可以使幼儿在成就感的动力促使下，培养成劳动与整洁的习惯，一种负责感也就初步形成了。
3.善用记事本。可将家事按照时间先后列表，例如，上学前需完成的包括铺床、穿衣、吃早餐等等。这样的安排很合逻辑，孩子做起来也比较有效率。大家照章行事，只要等孩子做到的时候，站出来夸奖他就好了。
（四）情景体验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2
贵州省是一个欠发达的西部地方，劳动力资源丰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大量地向沿海及中心城市转移。根据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2006年贵州农村外出从业人员达到441.74万人，为1996年的3.7倍，2008年继续增长到586.72万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由低收益部门向高收益部门转移，不但促进了社会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也增加了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收入。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家庭经营收入一直都是贵州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首要构成部分，但是其所占百分比却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4.91%，减少为2009年的51.16%。相反，工资性收入虽然为第二构成比例，但是其却呈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20%，增加为2009年的35.75%，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6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远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水平，以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分别占转移人数的29.7%和53.7%，高中及以上占16.6%[1]。李崇慧[2]等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与文化程度呈正比，学历越高，转移的比例越大；目前贵州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高于未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季勤等[3]通过对贵州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外流劳动力增长到65.9%。这说明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
针对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本文由收集整理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目前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低的这一现象，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分析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的影响，探寻利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改善家庭人力资本的途径，以促进贵州省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与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
贵州省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下页表1显示，2000年贵州省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117.51元/人，逐年都在增加，2009年达424.2元/人。同时，农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也在逐年提高，其中初中文化受教育程度2000年为34.01%，到2009年增长为42.6%。高中文化受教育文化程度由2000年的3.28%增长为2009年的6%，而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文化程度分别由2000年的1.36%和0.21%，上升为2009年的1.8%和0.8%。这说明从2000—2009年，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收入增加的同时，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文化状况也在提高。
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对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是不同的。将以人均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为自变量，记为x，以各受教育程度为因变量，记为y，运用一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分析之间的影响程度。
二、贵州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家庭劳动力文化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分析
将以上方程（1）、（2）、（3）、（4）画图进行分析，其中y1、y2、y3和y4分别表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当地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劳动力外出收入的增加，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2.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促进作用大小依次为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考虑到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政策提高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对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最大。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可以促进更多的家庭劳动力获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家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提高了贵州农业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农村劳动力素质。
3.根据图1所示，可以预测随着农村居民外出从业工资性现金收入的不断增加，当其达到1400元/人时，其对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将大于对中专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四、政策建议
1.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得提高家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虽然目前对于贵州省农村居民家庭来说，家庭经营所得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其在家庭收入构成所占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而外出从业所得在家庭收入构成中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农村居民外出工资性收入正逐步成为农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那么可以预测劳动力转移所得收入对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将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的影响。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3
关键词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现实意义
安・谢・马卡连柯（1888―1939）是苏联早期的教育家和作家，他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的同时，还勤于著述，撰写了许多教育著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其中劳动教育思想是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思想，以期对现代儿童劳动教育有所启示。
1马卡连柯劳动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在马卡连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他按照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来讨论劳动的教育意义，其教育著作《儿童教育讲座》中就提出了劳动教育的价值：“正确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是不能想象的。劳动永远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是创造人类生活和文明幸福的基础。”劳动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教育能使儿童了解劳动的必要性，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劳动的习惯。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儿童会养成劳动的牢固习惯，产生对劳动的兴趣，会把劳动当作表现其人格和才能的主要形式，形成劳动最光荣的价值观，养成儿童热爱劳动的情绪情感。
（2）劳动不仅可以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提高儿童的劳动能力，还可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劳动可以使儿童手脑并用，锻炼身体的同时也促进智力的发展，在劳动的过程中，儿童能感受到我能帮助别人，但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形成初步合作的意识，发展和谐的人际关系。
（3）劳动教育的最大价值体现在儿童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发展。儿童在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的服务，或是体验参与他人劳动的境况，有助于儿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培养责任感，增强自信心，从而进行自我肯定，自我发展。对儿童开展适宜的劳动教育，还能培养儿童珍惜劳动成果，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品质。
2集体劳动是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
马卡连柯认为学校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在所有的教育实践中，马卡连柯把劳动教育和集体教育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通过集体”、“在集体中”和“为了集体”而教育的思想广泛地运用到劳动教育之中，因为他认为，组织一个良好的集体是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正是在集体组织中进行分工和协作，把劳动教育与集体教育结合起来，才能使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热爱劳动，关爱集体和他人，发现集体力量的伟大，体验个人的价值存在，养成珍惜个人和他人劳动成果的习惯。反之，如果没有集体，就没有劳动过程中的分工与协作，儿童也不能更好地感受个人价值和集体存在的意义。
如果说劳动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学校，那么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则是家庭。马卡连柯十分重视儿童的家庭劳动教育。他曾指出：“在教育自己儿童的工作中，父母永远不应该忘记劳动的原则……正是家庭的劳动锻炼，对于人们未来的熟练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的儿童，以后就会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马卡连柯认为家庭劳动教育与儿童未来的工作技术有密切关系，即能否进行合理的劳动教育会影响儿童未来熟练技术的获得。因此在家庭里获得了正确劳动教育经验的儿童，在未来生活中就能很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专门教育。如果儿童期在家庭里没有接受任何劳动经验的儿童，虽然以后他会接受相应的教育机构的教育，但他也不会获得很好的熟练技术，还可能会面临各种失败，可能会成为不合格的工作者。所以家庭是儿童劳动教育的重要辅助场所，对儿童劳动教育观念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马卡连柯劳动教育思想对儿童劳动教育的启示
3.1一日活动中贯穿劳动教育
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有专门的教育活动、游戏活动和生活活动。在教育活动中，我们可以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劳动教育，比如在相关的语言领域、社会领域，我们可以直接提出相应的劳动态度和劳动技能的培养目标，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地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在游戏活动中，可以采取游戏的方式开展劳动教育，寓教于乐；儿童还可以参与环境创设体验劳动的乐趣。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充满了劳动教育的契机，在日常生活中，贯穿劳动教育，能提高儿童的自我服务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能体会到为他人服务的价值感，形成良好的同伴关系。
3.2重视家庭中的劳动教育
目前，因为独生子女家庭较多，家长较重视儿童早期智能教育，身体健康教育，但却普遍忽视了儿童的劳动教育。儿童时期是劳动习惯养成的关键阶段，家长的劳动行为可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形成爱劳动的习惯。家长可借鉴马卡连柯的思想，正确认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合理利用家庭教育的优势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让儿童做力所能及的事，使家庭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场所。
3.3注意劳动教育与品德教育相结合
马卡连柯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在对儿童开展劳动教育时应当进行相应的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的教育，让儿童通过劳动感受对错、美丑、善恶，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从而体现儿童劳动所蕴含的教育性，发挥劳动的教化作用。比如，在语言领域活动中，可以通过讲故事让儿童了解劳动创造了人类并推动人类进步，对待劳动要诚实，有社会责任感，不管事大事小，都要认真对待；在音乐活动中，可学唱《劳动最光荣》，理解劳动的光荣与伟大；鼓励儿童自己的事自己做，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参考文献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4
[关键词]农村弱势群体教育培训
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是构建和谐社会中最不和谐的一个音符。在公平成为社会发展大趋势的今天，农村弱势群体却依然面临严峻的不公平。农村弱势群体一出生便被赋予不平等的社会出身和自然天赋，这些差别他们不仅不能加以选择，而且还将对他们的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生活于贫困中的他们，从小就受到贫困文化的熏陶，缺少向上的动力；经济的贫困，导致他们缺少受教育的机会；文化技术层次低下，使得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只能进入低收入职业，处于社会的低位上；这种职业和地位使得他们更为贫困。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低社会资源的恶性循环是农村弱势群体贫穷的主要表现。
一、农村弱势群体的解读
农村弱势群体是指由于各种资源和机会的不利，而在经济收入、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劳动者所构成的相对落后于社会发展先进水平的农民群体。资源的不利不但体现在经济利益上处于劣势，还体现在权利、信息、能力等诸方面存在不足。有统计数据表明，2002年我国农村弱势群体有8752万人，他们不具备学历教育、职业技能、社会关系、家庭出身、年龄等方面的任何优势，与权利、热门行业几乎无缘，他们的基本生活处于温饱线上下，有的甚至生活都难以维持。
“弱势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要求救济、扶助的工具，而是弱者追求社会公平，争取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平等权利的一个坚强武器。弱势群体的产生，是对社会不断加剧的“两极分化”、“贫困差距”现象不满的表现。关注弱势群体，实质上是对社会分化状况的一定程度的接受和正视。
二、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
由于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平行、不平等，农村教育，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弱势群体的教育及培训现状，2006年暑假，笔者对湖南省15个贫困县的90户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及220名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表明：
（一）低社会资源——低教育水平
1.农村弱势群体家庭教育水平分布
农村弱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很低。调查发现，有24.61％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小学，有37.8％的农户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初中，只有26％的农户
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是高中，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有11.6％。教育年限只是一个方面，高辍学率更是贫困对个人教育造成的重大影响。调查中发现，有70户家庭的小孩发生过辍学，其中，辍学发生在小学阶段的占16.36％，初中阶段的占54.55％，高中阶段的占23.64％，大专及本科阶段的占5.45％。
教育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收入贫困带来的。问到小孩学费的负担情况时，有22.98％的家庭无能力支付小孩学费，31.17％的家庭只能支付部分学费。在问及小孩辍学的原因时，选择经济困难的有56.86％、学习成绩差的有39.22％、小孩厌学的有23.64％。
2.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教育及培训
随着农村改革的日益深化，农村经济日益趋向生产过程机械化、农村社会城镇化、生产组织社会化，对农村劳动力提出了人力资源知识化的要求。劳动力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其就业层次和收入水平。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情况并不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偏低。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的劳动力有110人，占调查总人数的50％，这其中有2名是20岁以下的青少年，13名是20—30岁之间的青年，30-40岁之间的有26名，40-50岁之间有39人;教育年限在6-9年的占34.10％;教育年限在9—12年的占11.80％;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仅占4.1％。
(2)劳动力培训情况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已经表明，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有利于农户收入的增加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培训是提升农民素质，提高其就业能力，扩大收入途径的主要渠道之一。对农村弱势群体而言，培训是帮扶其摆脱贫困、实现自救的有效途径。在笔者调查的220名劳动力中，仅有29人参加过培训，占13.2％;未经培训的劳动力占到了86.8％。
3.农村弱势群体对教育及培训的态度
收入的贫困和机会的缺失，使得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受到平等的教育，但他们对于教育及培训的态度却非常积极。在问到教育投资的作用时，52.94％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会增加家庭收入，仅有9.41％的家庭认为教育投资不能增加家庭收入，还有37.65％的家庭态度不明朗，选择“不知道”。可见大部分家庭都对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对教育的作用是了解的。在培训方面，有89.16％的家庭表示，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愿意让家庭成员接受培训。农村弱势群体有接受教育和培训的需要，但是缺乏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和经费。
（二）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
许多研究证明，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改变农民的就业结构，促进农民就业，是农民脱贫致富、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但是农村弱势群体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效益偏低的农业领域，既使有部分人进入了非农领域，非农收入也并不高。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劳动就业制度、劳动信息、劳动力流动成本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重要的是农村弱势群体本身在非农就业方面的主观障碍——教育及培训。
1.动力非农化水平不高
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比较效益较低的农业领域。在参与调查的劳动力中，有123名劳动力专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占56％;有97名劳动力从事非农工作，占44％。
2.劳动力非农收入偏低
调查发现，与农业劳动力相比，非农劳动力的收入水平略高一点，但优势不显著。非农劳动力的收入优势主要体现在3000元以上阶段和1000元以下阶段。非农劳动力有39.78％的人数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而农业劳动力仅有10.24％;非农劳动力只有21.51％的人数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而农业劳动力有40.97％。但是，年收入水平在1000元以下有21.51％，而3000元以上只有39.78％的非农收入是非常低的。
3.非农劳动力的教育及培训水平低
教育和培训水平的低下，严重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水平。在参与调查的从事非农职业的97名劳动力中，有31.96％的人教育年限在6年以下，仅有7.22％的人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对于培训，情况则更差，只有18名非农劳动力参加过培训，仅占18.56％，未接受培训的占了81.44％。
贫困地区农村的非农经济发展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弱势群体的非农就业和非农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从劳动力自身素质来看，能力低下是最根本的原因。农村弱势群体家庭贫困根源在于“低教育水平——较差职位——低收入”的不断循环。
三、相关思考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村弱势群体的帮扶问题。在过去几十年的扶贫历程中，中央和各级政府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帮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帮扶方式也由救济式扶贫一开发式扶贫一转移式扶贫一输血式扶贫发展到了现在的造血式扶贫。然而，笔者认为，要帮扶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现状，根本是自救，关键是教育，而农村弱势群体家庭劳动力的非农职业培训是重中之重。
（一）自救是根本
农村弱势群体并不是天生的素质差、技能低，他们只是因为无法改变的社会出身剥夺了其受教育的权利。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他们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帮扶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是如何促进他们发挥自身的最大价值，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来改变自身的命运。贫穷不是弱者获得怜悯的武器，而应是他们奋斗的动力，只有把他们那双伸向救济的手变成创造价值的劳动之手的时候，才是他们真正摆脱贫穷的时候。
（二）教育是关键
教育水平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农民的就业弱势地位，从而影响了农村弱势群体的家庭收入。舒尔茨在《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中断言：“改善人类福利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因此，让农村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关键是要为其创造接受各类型各层次教育的机会，以更新其观念，提高其生存和发展的技能，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获得创造和增加收入的机会。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劳动力；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24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9-0130-02
本文运用probit模型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影响少数民族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从而提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流动的几点政策建议。
1 样本的统计特征描述
1.1 样本选择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08年笔者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农村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涉及少数民族劳动力的个人、家庭及社区等方面情况。样本选取采用了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对大理、楚雄、文山和临沧4个地级市，5个村(组)进行了农户调查，取得有效调查问卷320份，其中有效问卷份300份，有效率为94％。
1.2 样本统计特征描述
调查涉及的变量有性别、年龄、教育年限、婚姻状况、民族、打工地点、外出方式、打工收入、是否参加过培训、家庭耕地面积、家庭其他成员的相关信息等等。在这300个样本中，2007年外出三个月以上的劳动力79人占样本总数的26％。外出年龄主要集中在20－40岁，占外出样本的67％，未外出劳动力年龄主要集中在30―50岁占66％。外出男性劳动力60人占76％，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外出方式主要靠亲友介绍占外出流动样本的78％，在外出流向上90％以上的外出劳动力都集中在省内。
2 模型与变量说明
2.1 模型选择
本文选用probit(概率单位模型)来定量地分析具有不同特征的劳动力选择外出或不外出的概率，或者说分析什么样的农村劳动力更有可能外出。
probit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α+βxi)＝F(Zi)
这里，，F为累积正态分布函数，Zi＝α+βxi，Zi是不可观测的。probit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找出参数和。probit模型是通过极大似然法来估计模型参数的。
2.2 研究假设和变量编码
以劳动力个体为样本，假定现存体制和政策的外部环境对所有个体的影响大致相同，其流动性受到个人素质、家庭资源和家庭类型、社会资源等条件的制约由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文调查数据特征，可对模型的变量和结论作以下假设：
(1)假设一：男性、年轻、未婚、受教育程度高、会汉语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流动。
(2)假设二：家里没有未成年子女、家里有老人、家庭劳动力数量多、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少、家里没有非农收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流动。
在上述变量中，“年龄”、“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为刻度级变量，“性别”、“婚姻”、“是否有未成年子女”、“是否有60岁以上老人”、“是否有非农收入”、“是否会汉语”为名义级变量。其中0为女性，1为男性，是为1，否为0。
3 估计结果及分析
用probit模型对上述变量进行估计验证，结果如表1所示：
经过probit模型估计，有六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它们分别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耕地面积、是否会讲汉语。而其它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的影响决策并不显著。
(1)性别：性别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说明男性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更可能选择流动，符合假设一。因为少数民族女性受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和民族开放程度的影响，受教育程度更低，个人综合素质更低，所以少数民族女性更多的选择在家务农和照顾子女流动率低。
(2)年龄：年龄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说明年轻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倾向于流动，符合假设一。这是因为年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技能都优于年龄较大的农村劳动力，加之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从事的工作大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年轻意味着在体力上更有竞争力，更容易被企业雇用。
(3)受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越容易流动，符合假设一。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的知识存量就越大，自身的素质越高越容易找到工作，所以更容易选择流动。
4 结论建议
研究表明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少、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会汉语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外出流动；少数民族劳动力在外出流动时最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介绍找到工作，在外出流向上绝大多数都局限于省内流动。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6
关键词：农民增收人力资本投资技能培训
我国的“三农”问题其核心是如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而农民的增收与农民个人的素质是分不开的，改进我国农村的教育体制和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已成为现阶段稳定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措施。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的素质改善（经由正规教育、成人教育、在职培训、健康及营养的增进）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罗默、贝克尔等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并提出了“干中学”是提高人力资本素质的一种方法。
目前，我国农村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其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力占7.4%，小学文化程度占31.1%，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文化程度占9.7%，中专文化程度占2%，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0.5%，受过专门技能训练的仅占13.6%。农村形成了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却严重短缺的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只有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才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源泉。
实证论据
（一）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民增收的实证论据
潘海红（2002）研究了农民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关系，指出初、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文盲半文盲和小学文化水平劳动力的人均收入低于平均收入水平；农村高文化从业者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力较大，主要作用有：对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高文化程度从业者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能够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而拓展经营领域；对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人力资本附着、沉淀于人身，人力资本拥有主体流动能力的高低和流动空间的大小，决定了人力资本与产业资本形成合理、高效匹配机会的多少；对改进经营、就业观念的作用。
周逸先（2000）就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及农村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的关系进行了数据对比分析，指出农民的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对促进劳动力就业、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等方面成效显著；农民户主的教育程度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明显，对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人口计划生育的影响比对子女受教育的影响更大、更直接一些。
钱雪亚(2003)根据人力资本的各因素及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宏观和个人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及其收益特征。
总之，他们的分析都验证了农民人力资本的提高与农民收入的增长有极大的相关性，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源泉。
（二）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的实证论据
陈玉宇（2004）、侯风云（2004）在考虑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收益率时，考虑了构成农民人力资本的因素，如受教育的年限、经验、工龄、外出前培训、外出时间、健康状况、外出前培训费用等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指出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城市职工收益率，教育收益率偏低；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教育对收入的影响；教育对收益的影响远远低于外出对收入的影响，外出就业相对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有更高的收益；专业技能培训对于收入的影响高于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身体健康状况是决定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关键因素；技能培训对农民人力资本提高显著，且对农民增收和劳动力转移起关键作用。
胡德龙（2005）在研究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家庭收入的关系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收入呈正相关，并指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培训的等效年限平均每提高一年，可使农民年收入增加180元左右，并增加近19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高层次产业转移。
白菊红（2003）在分析农民收入水平与农村人力资本关系时指出：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平均收入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平均收入越高；高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教育投资收入弹性大于低教育水平；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家庭平均纯收入明显高于没有接受过培训的农户。分析显示：2001年，劳动力受过技术培训的农户其平均家庭纯收入比未接受过培训的农户绝对收入高1135.01元，是未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农户收入的1.44倍；而且，家庭劳动力中接受过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劳动力越多，家庭平均纯收入水平越高。
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过于单一，主要是基础教育形式，职业培训、成人教育、保健投资等形式缺乏，相关建议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展农村经济。为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低的状况，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加强农村的基础教育，减少农村失学率，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素质，优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环境，形成以财政支持为主的多形式教育支持体系。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要立足现实，面向市场，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这就要培育农村自有人才，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职业技术培训可采取农村自办职业技术培训班或学校，通过请专家、学者来讲学进行专业指导或与大专院校签订人才培养合约等方式提高农民专业水平，建立健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通过举办流动培训班，将办班设备运到乡村，降低学习成本，另外根据劳务市场需求和农民的意愿开设培训工种，采取订单培训的方式，做好培训后的就业服务，提高农民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7
1家庭教育中性教育严重缺失
“性”一直以来都是家长对孩子难以启齿的话题，因此造成性教育成为家庭教育内容中的一大缺失。2007年《全国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状况抽样调查报告》中指出，当今家庭教育中性教育严重缺失。例如：家长在回答“碰到性骚扰该怎么办”的问题时，有54．0％的家长回答没讲过；在回答“青春期生理变化怎么应对”的问题时，有41．6％的家长回答没讲过。儿童出现青春期生理变化，往往“不知怎么办”、“父母不在身边，感觉无助”。感到“心里害怕”的比例，女生高出男生10个百分点。
2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投入令人担忧
2005年东北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中心随机调查了吉林省长春市年龄为313岁的儿童的父母共360人，结果发现：父亲对儿童的投入不足，尤其在与母亲投入的相比之下，更显薄弱。在小学儿童组，有9％的父亲回答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为0，．％父亲每天最多只有1小时的时间能陪伴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生活方面，在对“你经常去学校开家长会吗？”的回答中，15名学龄前儿童的父亲中，7．％表示从来没有过，5．6％表示很少去。
二、《爱弥儿》对当今家庭教育的启示
1让孩子在自然民主的环境中成长
卢梭提倡孩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在自然中获得发展。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时，要考虑孩子的真情实感，为孩子创设一个自然民主的环境，让其得到学习和锻炼。家长应当鼓励孩子真正的走出去，孩子只有亲自去实践，亲自去体会才能拥有最真实、最纯净的感受。在自然环境中，要让孩子的触觉、视觉、听觉都获得发展，孩子亲近自然才能拓宽视野，才能更加真切的领悟生命的真谛。在社会环境中，要让孩子逐步学会与人相处，不要过多掺杂家长的意志，让孩子自己体会其中的人情冷暖、酸甜苦辣，每一次与人接触都会成为孩子一笔宝贵的财富。
2点燃孩子的智慧之光
在《爱弥儿》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孩子的智力培养，重点不是掌握了多少知识，而是掌握知识的能力。孩子的智慧就像一支亟待点燃的蜡烛，需要家长去点亮，去呵护。作为家长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以发展的眼光去发现孩子的潜能，不要只看重孩子一时的“辉煌战绩”。其次，配合学校教育、密切与老师的联系，掌握孩子学习的真实情况。家校合作是提高孩子学习的有效途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对孩子发生作用的桥梁。另外，家长要对孩子进行赏识教育，善于发现孩子的长处，不要拿自己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作比较，增强孩子的自信心，从而提高孩子学习的动机。
3塑造孩子的良好品德
卢梭认为应该使青年的心中产生善良、博爱、怜悯、仁慈以及所有一切自然而然使人感到喜悦的温柔动人的情感，并防止产生妒忌、贪婪、仇恨以及所有一切有毒害的欲念。孩子如果在道德上出现偏差，将会严重影响孩子的成人、成才之路，对孩子实施正确的道德教育刻不容缓。塑造孩子良好的品德，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其一，家长要正确的选择爱孩子的方式，不能一味的溺爱孩子，严慈相济，理智施爱，奖惩得当，让孩子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念。其二，家长要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传。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这一地位是任何人都取代不了的，家长的一言一行是孩子效仿的对象，因此父母在家中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给孩子做出榜样。其三，家长应适时让孩子接触道德境界高的人或事，有助于孩子良好品质的形成。《荀子•劝学》中有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孩子能否在良好的道德氛围中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发展。
4让孩子学会自理，学会自立
家庭教育中，劳动是不可缺少的，孩子只有学会劳动才能成为自食其力的人。劳动教育的顺利实施需要家长认识到劳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作用。在劳动中，孩子能够实现手脑并用，将思维与行动相统一，有利于孩子思维的发展和动手能力的提高。家长不要将劳动只视为一种体力劳动，而要看到劳动在孩子成长中双重影响。另外，家长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劳动环境，要有意识的为孩子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劳动环境，既能符合孩子所能承受的劳动负荷使其得到锻炼，又能让孩子获得情感体验激发孩子的劳动热情。
5要加强家庭教育中的性教育
冲动是青春期的特征，卢梭十分注重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他主张对青少年性成熟时期以适当的性道德和性知识的教育，使青少年对“性”的自然发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能够行为“端正”。在家庭教育中进行性教育，家长首先要掌握有关性教育的知识，注意教育的方式，分阶段对孩子进行教育。另外，家长应正视性教育，要积极主动的向孩子传授有关性教育的知识，经常与孩子进行交流，及时发现孩子在成长中的问题，帮助其解决问题，从而形成正确的性道德。
6父亲的责任不能推卸
卢梭说“我相信，我可以这样预先断定，即：做父亲的人在认识到一个好教师的整个价值的时候，他将毅然决定不用任何教师；因为，他为了找到这样一个教师而花费的力量，将比他自己做教师花费的力量多得多。”在《爱弥儿》中我们可以看到，父亲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个位置是无可替代的。古语云“养不教，父之过”，父亲放弃教育子女的责任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关于青少年家庭环境的研究发现，父亲的文化水平往往影响家庭文化氛围。父亲的文化程度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家庭的生活方式和亲子关系。
三、结语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8
通过调研表明，在平安家庭创建活动中，县、乡镇妇联从实际出发，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领域的优势，从提高家庭成员的法律素质、致富能力、家庭教育水平、营造文明和谐的家庭环境、增强家庭防范意识、妇女维权、为群众办实事等方面入手，开展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创建活动,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
一、影响家庭平安的因素
一是离婚率逐年上升。社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婚恋观发生了深刻地变化，离婚率的居高不下成为了影响家庭和谐的一大因素。*县民政局一年受理的离婚案件达180多件。
二是老人赡养问题突出。*人民法院一年受理的赡养案件达26件。有如下几种状况：
1、一些子女推卸责任，使老人生活无着落。从调查走访的情况看，多子女家庭互相推卸赡养责任的占全部赡养纠纷的80％以上。
2、部分农村青年文化素质低，法制观念淡薄，拒不承担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
3、一些老人在处理诸如分家产、帮忙料理家务等事务中，或重子轻女，或重女轻子；或重小轻大，或重大轻小。从而导致子女对父母产生偏见，并把所得好处与赡养老人对等起来，形成多得好处多养老，少得好处少养老，不得好处不养老的格局。
4、个别子女由于自然灾害、或供自己的孩子上学、或家中有病人等造成经济非常困难，导致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心有余力不足，没有能力赡养老人，使老人的赡养存在危机。老人赡养问题最终成为家庭不平安的因素之一。
三是未成年人教育存在偏差。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老人的隔代教育之间存在着教育理念、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引发两代人在未成年人教育上的矛盾，造成家庭的不和谐。
四是留守妇女问题凸现。
1、劳动强度大，身体健康受损。“留守妇女”既要承担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又要料理家庭事物，有的还要照顾年迈的老人，教育未成年的孩子，劳动强度很大，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劳动强度大幅增加，劳动时间明显变长，“留守妇女”的体力大幅度透支。对于一些生育孩子本就落下病根的“留守妇女”来说，家中缺劳力和生产劳动强度加大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
2、夫妻情感缺失，家庭功能失衡。“留守妇女”大多是中青年，一些长期分居的“留守妇女”，自我控制力不强，易受不良现象和不法分子的诱惑，出现婚外情和婚外，影响了夫妻感情给婚姻家庭带来不稳定因素，形成了家庭婚姻的危机。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9
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有所减轻，教育投资的需求随之释放出来。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到城市实现非农就业，农村社会出现了职业分化和收入分化，农村家庭的经济分化因此引起了教育投资分化。一些农村家庭在支付子女教育的基本费用以外，也开始增加对课外补习等教育产品和教育服务的投资。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家庭开始增加教育投资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如给子女购买课外辅导读物、聘请家教、上补习班等，甚至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转入城镇、县城甚至大中城市的中小学就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及劳动力流入地教育资源的限制，农村人口中绝大部分青少年依然在农村接受教育。根据2008年全国妇联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子女的数量达到5800万，而且留守子女的数量还在持续增加。近几年来我国流动青少年的增长率为30%，而留守青少年的增长率达到200%。尽管外出务工收入的增加放宽了一些农村家庭的资金约束，也增强了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能力。他们会通过家庭汇款来增加子女课外补习的教育支出，以此来弥补由于家长角色缺失给子女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增加教育投资的资金来替代时间投入。但是，由人户分离所带来的农村家庭亲情关系的割裂，传统双亲教养模式的变化，必然会对留守子女的营养健康和学习问题等方面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几年国家致力于改善农村的教育问题，也加大了农村的教育投入，但是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变化以及新的教育需求，才能使配套的政策制度更为有效。
本文尝试在新的教育政策制度以及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考察父母外出务工这种家庭行为对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以农村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为切入点，探讨普通农村家庭和有劳动力流动农村家庭在家庭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学龄子女学习成绩的因素，探索外出务工行为对子女学习成绩影响的作用机制，为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推动农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梳理思路，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是一个农村家庭在经济收入约束下，对家庭资源作出合理分配的联合决策。国内外的很多研究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因素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家庭子女的个数、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子女自身的学习情况、当地的教育供给、以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等，都会对家庭教育投资决策产生影响。有关国际移民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影响国外有很多相关的研究认为，能缓解留守家庭的现金需求压力，从而可以更多的用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能改善留守子女的生活与身体健康等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习表现。目前国内有关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行为对农村教育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胡枫等［10］根据5个城市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认为父母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子女的教育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远距离跨省流动会对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外出务工寄回的汇款能缓解家庭资金压力并减少子女的劳动压力，特别是对农村初中及以上留守子女的学习成绩会产生正面的影响。但是，他的研究中还是没有解决“自选择”问题，而且没有对汇款如何影响留守子女学习成绩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的分析。
二、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使用2008年在江苏、四川、陕西、河北和吉林5省开展的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调查内容包括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等;子女受教育情况，如学龄阶段、读书的各项费用、学习成绩等;家庭资产和父母的就业情况，包括家里的耕地面积、楼房类型，以及所在乡村的基本特征等相关信息，以及从1995年到2008年间每一年每个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史以及2008年农村家庭主要的非农就业情况。①首先，通过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情况来了解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本文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具体界定为在其住户所在的乡镇以外的地点就业，并且不住在家里超过半年及以上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根据笔者对农户家庭十几年非农就业情况的调查，外出务工人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增长幅度高于母亲外出。在农村家庭中，父亲外出务工的人数和比例都远高于母亲，这是由劳动力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也是农村家庭内部传统的角色分工决定的。以父亲承担家庭经济负担为主，母亲则承担照料家庭、照顾老人和管教子女的家庭责任为辅。从他们非农就业的职业分布看，在商业、建筑业、工厂生产以及服务行业的人数所占比例较高，占了64.2%，而在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办事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不到10%(如图1所示)。从他们工作的单位类型看，在企业的占48.6%，占了将近一半，另外，在工程队的占25.7%(如图2所示)。从外出务工的职业和行业来看，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所从事的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艰难的工作。由于住宿条件受限，很难为全家流动创造合适的生活环境。而且他们大多只拿到工资性的劳动收入，所能获得的相关社会保障是极不健全的，在住房、医疗和教育各方面都得不到全面保障，因此他们大部分只能选择把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也有少部分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甚至自己当老板的。随着外出务工见识的增长，他们对子女教育投资的需求也会随之扩大。
再来看农村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的总体情况。随着国家“两免一补”政策的推行，大部分农村地区较好地推行了学杂费全免的政策。但书本费的补助只针对部分贫困学生，大部分学生仍需支付购买书本的费用。其中，高中教育所支付的学费和书本费平均值高达2033.5元，这笔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大的家庭负担。另外交通和食宿费在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尤其是小学和初中阶段，占了家庭教育总支出的50%以上。交通和食宿费用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教育阶段农村教育布局的调整，许多农村规模较小的小学被裁撤，归入附近规模较大的中心小学，大规模撤点并校的结果是一些学生上学距离较远，因此增加了交通费用或不得不寄宿在学校;另一方面，一些父母均外出务工的子女只能选择寄宿教育，由寄宿给农村家庭带来的教育成本的增加是农村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一个很大原因(见表1)。在调查中，笔者进一步了解到，一些学龄子女并没有在本村划定的学校就近入学。在样本农村家庭的学龄子女中，有15.1%的孩子没有在最近的学校上学。其中，小学阶段特别是1～3年级，几乎所有的儿童都选择了就近入学，到了4～6年级，则有11.5%的儿童没有就近入学。到了初中、高中及以上阶段，没有就近入学的比例逐渐增加。从他们不就近入学的原因来看，有50%是因为考取了好学校，有25%是因为通过其他方式上了好的学校，即通过“择校费”或其他关系转到城镇或县城较好的学校去读书。有11.8%的孩子因为某些个人的因素如上了聋哑学校或在家上学而没有就近入学。另外有13.2%的其他原因，包括跟随父母到外地读书的，或最近的学校费用高，或没有考取最近的学校等。尽管农村中没有就近入学的学生比例较小，但由此也可以看到，由于农村教育资源
的匮乏，一些农村家庭为了让子女获得更高质量的教育选择把子女送到较远但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上学。随着农村家庭经济约束的放宽，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选择把子女送到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去读书。从这个角度看也可以把是否就近入学视为农村家庭为提高教育质量而追加的一种教育投资(具体详情见表2及图3)。相比较其他教育开支，目前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费用上支出的平均值较低，占农村家庭总教育支出的比重较小，和城市家庭对子女课外补习投资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但相比较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和没有外出务工的农村家庭在子女课外补习投资上的差异，调查发现相对于父母没有外出务工的家庭，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课外补习的比例要高出很多，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课外补习的比例比没有外出家庭也要高出不少，而只有父亲外出的家庭却没有显著的差异。总体而言，父母外出务工的家庭会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比例(如图4所示)。根据图4的比较结果，能进一步了解父母外出务工是否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影响。如图5所示，父母外出务工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明显高于父母不外出家庭的子女的比例。其中，父母都外出的家庭子女学习成绩不好的比例最高，达到19%。相比只有母亲外出的家庭，只有父亲外出的情况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父母外出务工对子女学习成绩带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三、实证分析
通过对以上调查数据的简单归纳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父母外出务工的行为和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与子女的学习成绩间有着较为重要的相互关系，之前简单的描述分析还没有涉及其他因素可能会对子女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的影响，所以笔者进一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研究他们之间的作用机制。考虑到学习成绩和课外补习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来解决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变量设置上满足识别联立方程组中结构方程的充分必要条件，所以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二个方程，以纠正单个方程回归可能带来的参数估计不一致的问题。Y1=f(Y2，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汇款，地区虚变量)Y2=g(Y1，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变量，村特征，学费，是否就近入学，地区虚变量)其中，Y1表示是否课外补习，Y2表示学习成绩。在第一个方程里主要是一些表示儿童特征包括子女年龄，性别，户口;家庭特征包括父母教育年限，户主性别，父母是否村干部，小孩个数，人均耕地面积和房屋类型等;外出务工变量包括父母外出务工年数和父母自营工商业时间;村特征变量包括村距乡镇的距离和村距县城的距离;用来控制其他观察不到的地区之间差异的地区虚拟变量;以及表示教育成本的学费，表示家庭收入约束的外出务工汇款。在第二个方程中，除了儿童特征、家庭特征、父母外出务工特征、村特征、学费以及地区虚变量等以外，用是否就近入学作为反映学校质量的变量，来控制学校质量对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在表示家庭特征的变量中没有放入房屋类型，并且没有放入汇款这个变量，因为房屋类型和汇款可以作为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通过影响家庭课外补习投资来影响学习成绩。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学习成绩、学费、家庭中子女个数和外出务工汇款等都会显著的影响农村家庭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而课外补习投资、母亲的教育年限和父亲外出务工行为则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影响。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母亲的教育年限对孩子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父亲的教育年限却不显著。说明母亲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提高子女的学习成绩。由于在农村家庭中存在一定的家庭分工，大部分家庭中由母亲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因此，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子女的辅导和教育帮助会比较大，一定程度上对子女的学习有促进作用。第二，父母的外出务工行为中只有父亲外出务工会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考虑到父亲的教育年限没有对子女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这说明家庭中父亲对子女教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他们平时对子女生活上的约束和学习上的管教督促，为子女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不是通过辅导子女的课业而产生影响。这是由我国农村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分工所决定的。第三，课外补习投资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孩子的学习成绩。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上多增加些课外补习的投入就可以增加子女升学的竞争能力，对农村教育的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第四，父亲的务工程度和母亲的务工程度对子女课外补习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汇款金额会显著提高农村子女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这说明农村家庭在子女的教育投资上主要受家庭收入的约束。通过外出务工给农村家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会用于子女的教育投资，但是那些有劳动力外出务工却没有汇款的农村家庭仍然会因为收入约束不会增加对子女的课外补习投资。第五，家庭中子女的个数跟子女是否课外补习之间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多个小孩的家庭里，父母往往需要在几个子女之间进行有限的教育资源的分配。在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孩子数量的增多，家庭中孩子教育投资的绝对值就呈现减少趋势，每个孩子所能分到的教育资源有限。第六，相对于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组在课外补习上都是显著为正。随着年级的增长，农村家庭会在子女的课外补习上增加教育投资。子女接受的教育越多，农村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越高，就更愿意在子女的教育上追加投资。第七，学费和课外补习之间呈现负的相关关系。学费越高，农村儿童参加课外补习的可能性越小。这可以解释为学费越高的学校，教育质量越好。学校所购买的教材和课外读物相对较多较好，学费中已经包括了学校组织的课内补习费用。这符合笔者实际调查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即一些收费较高的私立学校提供了高质量的教育水平。第八，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和课外补习之间是负相关的关系。本村到县城的距离可以反映当地的教育供给。一般距离当地县城较近的村庄和乡镇，受县城地块经济的辐射较大，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较好，相应的教育供给要充足些，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较多的课外补习资源。一些偏远的村庄则很有可能会因为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而影响到农村家庭对增加课外补习投资的需求。这表明边远农村和近郊农村的家庭在课外补习投资上存在差异。
四、结论和建议
家庭的劳动教育篇10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工资;劳动参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9-0096-07
一、引言
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一直是劳动经济学的核心内容。1974年,mincer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提出工资方程的设定形式,指出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是个体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1]。早期的研究只使用劳动参与个体构成的样本估计工资方程,主要原因在于未参与个体的市场工资不可观测。Gronau认为由于个体的劳动参与行为并不是随机的,忽略未参与个体必然会产生样本选择偏差问题,从而使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存在偏差[2]。根据搜寻匹配理论,个体面对的市场工资越高,其劳动参与的概率越大,工资方程估计的偏差会直接导致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的偏差。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通过个体属性发生作用,在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中可以不包含市场工资[3]。但如果在劳动参与方程中无法确定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所产生的影响,则无法得到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传统方法是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4-5]或者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6]。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的第一阶段估计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得到逆米尔斯比(inversemillsratio),第二阶段将逆米尔斯比作为工资方程的解释变量修正工资方程的估计;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则是同时对工资方程和简化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行联立估计。nawata指出直接使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所得估计量是不一致的[7-9];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则无法对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估计[10]。尽管Blundell和Smith认为对所有个体均采用预测的市场工资估计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可以得到一致的估计量[11],但nawata认为这样得到的估计量并不是渐近有效的,使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工资方程和结构式劳动参与方程进行联立估计可以得到一致、有效的估计量[10]。
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阶段,特别是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存在大量的城镇职工下岗和失业现象,准确地估算城镇居民的劳动供给弹性,有助于我们对城镇居民劳动供给行为的理解和政府部门公共政策的制定。然而,由于微观数据的匮乏,关于我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起步较晚。目前,我国学者主要应用结构法[12-13]和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14]估计工资方程,主要应用二项选择模型[15]和多项选择模型[16]估计劳动参与(就业或失业)方程,即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均分别进行,没有对二者进行联立估计,这势必存在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和有效性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应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联立估计。本文的第二部分给出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设定,第三部分对所使用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第四部分对估计结果进行分析,最后给出研究结论。
二、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设定
根据劳动供给理论,决定个体i是否劳动参与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个体的保留工资(w*i),w*i可以表示为:
三、数据的描述统计量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2002年家庭收入项目调查,该数据集覆盖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12个省份和直辖市的60多个城市近万个家庭,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及家庭的基本信息,收入、消费和财产情况,同时对就业个体、失业个体以及离退休人员的相关信息分别进行了调查。由于调查中已婚个体占据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较高比重,并且考虑到结合成家庭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与单身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着差异,本文将样本的范围限制为结合成家庭并且夫妻双方均小于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本文从样本中删除了丈夫或者妻子为离休、退休、提前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的家庭,最后得到4029个家庭样本。本文的研究将在2002年有过就业经历定义为劳动参与,包括2002年底就业(2002年的就业时间为部分时间就业或者是全年就业)和2002年底失业但是2002年的就业时间为部分时间失业。由于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沮丧”的劳动力,所以本文借鉴国外研究思路[19],将调查时点前的一段时期(1年)内有过工作经历的劳动力定义为劳动参与者。表1给出了所选样本中处于各种劳动力市场状态的人数分布。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选样本中男性参与劳动力力市场的比例为94.8%,大于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83.3%。
表2给出了女性和男性参与个体工资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量,其中第二、三和四列(第五、六和七列)分别为女性(男性)全部参与样本、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下和中位数以上影响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女性和男性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上样本党员比例分别约为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下样本党员比例的2倍和1.6倍,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比中位数工资水平以下样本多1.87和1.78年,工作经验分别比中位数工资水平以下样本多2.22和1.34年。在代表个人能力的重点中学、中学成绩和大学录取的三个变量以及代表家庭教育背景的父亲大学毕业和母亲大学毕业两上变量中,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上样本的均值均大于工资水平中位数以下样本的均值。表2的统计结果符合理论预期,即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体的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
注:党员、重点中学、中学成绩、大学录取、父亲大学毕业和母亲大学毕业为取值为0或1的变量。如果个体是中共党员,党员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毕业于重点中学,重点中学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中学成绩为前40%,则中学成绩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通过高考上大学,大学录取变量取值为1;如果父亲或母亲大学毕业,相应变量取值为1。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单位为年,小时工资单位为元。括号内为样本标准差。
表3给出了劳动参与方程中除工资外其他影响因素的描述统计量,其中第二、三和四列(第五、六和七列)分别为女性(男性)全部样本、参与样本和非参与样本影响因素的均值和标准差。女性和男性参与样本平均年龄均小于非参与样本的平均年龄,而户主比例、健康比例、党员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大于非参与样本的户主比例、健康比例、党员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说明参与样本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要高于非参与样本。女性参与样本家庭其他人收入的平均值要略高于非参与样本,而家庭人口数平均值则略低于非参与样本。男性参与样本家庭其他人收入的平均值则略低于非参与样本,而家庭人口数的平均值则略高于非参与样本。表3的统计结果表明年龄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户主身份、健康、党员身份和受教育年限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由于参与样本和非参与样本的家庭情况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家庭情况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并不确定。为准确确定各变量对工资和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并度量作用的大小,需要进行回归分析。
注:户主、党员、健康情况为取值为0或1的变量。如果个体是户主,户主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是党员,党员变量取值为1;如果个体健康状况良好,健康情况变量取值为1。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单位为年;家庭其他人收入为年收入,单位为元。括号内为标准差。
四、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应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女性和男性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估计(出于比较的目的,还应用传统估计方法――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和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了估计)。表4给出了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不论采用何种估计方法,不论女性和男性,解释变量对工资的影响均呈现出相同的趋势,且符合理论预期:表示人力资本的党员、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表示个人能力的重点中学、中学成绩和大学录取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家庭教育背景中的父亲大学毕业对工资具有正向影响,而母亲大学毕业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方法结果相比,传统估计方法结果中表示人力资本水平的各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明显偏小,说明传统方法低估了人力资本对工资的影响;表示个人能力的各解释变量和家庭教育背景中父亲大学毕业变量系数估计值略小,说明传统方法轻微低估了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工资的影响。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下同。为节省篇幅,没有给出省份变量的估计结果。
根据工资方程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教育收益率。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所得到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比男性教育收益率高3.20个百分点;根据Heckman两阶段估计法得到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5.35%和4.78%,两者仅相差0.57个百分点;根据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得到的工资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5.24%和5.15%,两者仅相差0.09个百分点。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两个典型化事实:(1)教育收益率较高。(2)女性教育收益率明显高于男性教育收益率。联立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与这两个典型化事实比较接近,而传统方法不仅低估了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而且低估了两者间的差距。
表5给出了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中可以发现,各个解释变量对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均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这与搜寻匹配理论预期相符;户主身份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户主在家庭生活中承担较大的责任;良好的身体状况、党员身份和受教育年限均能够增加劳动参与概率,这与人力资本理论预期相符;年龄对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这与生命周期理论相符[20]。家庭其他人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产生收入效应,具有负向影响,但对男性劳动参与概率没有影响;家庭人口数并没有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但对男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说明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着较大的生活责任。probit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对数小时工资系数估计值要远大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的对数小时工资系数估计值,户主、健康和党员的系数估计值变得不显著,而教育年限的系数估计值甚至变成了负值,说明pr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高估了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却低估了其他个体属性变量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特别是人力资本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结果中年龄、户主、健康、党员和受教育年限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与联立极大似然估计结果类似,家庭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家庭人口数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类型iitobit极大似然估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为没有考虑市场工资对劳动参与概率的影响。
注:使用pr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估计过程中,所有个体的对数小时工资均采用预测值。
根据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中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所得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根据probit极大似然估计法所得劳动参与方程估计结果计算出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689和0.237,说明传统方法高估了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一个典型化事实为男性劳动供给缺乏弹性,女性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男性劳动供给的工资弹性[21]。联立极大似然法估计结果与这个典型化事实比较接近,而传统方法则高估了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五、结论
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水平与微观个体的劳动供给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的研究方法却把二者割裂开来。本文使用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进行了联立估计,从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人力资本、个人能力和家庭教育背景对个体的市场工资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从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工资、教育年限、党员和户主身份对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年龄对个体的劳动参与概率具有负向影响;虽然家庭其他人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虽然家庭人口数并没有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但却增加了男性劳动参与的概率。
通过工资方程和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计算劳动力市场的两个重要指标――教育收益率和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工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8.70%和5.50%,说明传统估计法低估了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收益率。根据联立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劳动参与方程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女性和男性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分别为0.157和0.067,说明传统方法高估了劳动参与的工资弹性。
人力资本不仅能够提高个体的工资水平(特别是女性的工资水平),而且能够增加个体劳动参与的概率,进而达到促进就业的目的。已有的经验证据表明,女性的就业收入能够起到缩小家庭收入差距的作用[22]。因而,实施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教育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如教育扩张和再就业培训等,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劳动参与和提高个体工资水平(特别是女性工资水平),有助于就业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升、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缩小和城镇贫困人口的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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