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02:21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中性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80-02

商品经济中性论,即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一种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社会和阶级属性,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自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性论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一、经济核算说

顾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早在1957年就明确反对把存在两种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由,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原因。“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中去找答案。”[1]他指出现今的社会主义并非马恩所预想的生产力发达、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直接用劳动时间获取相应劳动券的方式在现今条件下是不适用的,“这样的换算只能在社会平均劳动的计算中采用,它不适用于个别企业的核算。”[1]直接劳动时间无法确定价值大小和分配标准,必须借助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1]要有效实行经济核算就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工资、价值,“社会主义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结果”[1]。

二、社会分工说

卓炯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方式上,还是在小农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2]因而反对用所有制说明商品经济的存在,“商品交换与所有制性质是否相同、与所有制关系都没有关系”[3]。也批评所有权转移的观点,指出“用属于上层建筑的方面的概念(所有权)来解释经济基础方面的概念是不科学的,而且在商品交换中,根本不存在丧失所有权的问题。”[4]强调“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分工。”[3]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是在这个一般性上注入了新特点——雇佣劳动。消灭资本主义要消除的只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要消灭商品经济必须消灭分工。总之,“商品生产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更具体地说,只是一个生产劳动分工的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5]

李炳炎对卓炯的社会分工论进行了补充和说明,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分工的内容和性质。他指出社会分工包括主体和客体两大分工,主体分工是劳动者的职业分工,而客体分工又称行业分工,包括工业、农业及其下属、种、科的特殊分工。只有客体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存在。“我们认为社会分工的客体分工不能消灭,而且只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愈来愈细密。……从共产主义社会的职业分工的消灭不能推断出消灭商品经济。”[6]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劳动和商品经济的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社会分工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公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6]李炳炎支持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认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而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7]

三、不同利益说

与以往经济学家单纯从所有制上做文章不同,薛暮桥更注重从直接的现实物质生活出发,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存在着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物质利益原则。”[8]

卫兴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利益关系既有一致性,又有深刻和新增的矛盾,这就需要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需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特点去把握。”[9]“由不同企业间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别所引致的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只有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商品价值关系来实现。”[10]

马洪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内涵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上述差别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内在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的直接原因。”[11]

四、特殊与一般说

杨承训认为商品生产有三个基本共同点:从目的性上讲,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从产生的条件性上说,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特殊物质利益直接联系;从商品交换的原则而言,要遵循等价交换。他不赞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曾见过也不曾预料的形态,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就不能作为商品经济的共性。”[12]

有林也指出,“商品生产则为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共有,就其作为商品生产一般来说,它的质的规定只是和非商品经济比较,从而只是和非商品经济相区别。”[13]在他看来,不能把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与社会形态性质混为一谈。“同是商品经济,可能是在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也可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封建制的基础上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还可能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13]

五、工具说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4]这一提法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给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定下了主基调。

工具论的核心在于论述商品经济与社会制度不挂钩,“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交往形式,私有制度可以利用它,公有制度也可以利用它,私有制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公有制也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15]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中论述的是卫兴华,他认为商品、货币、价值都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商品、价值、货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既不具有阶级属性,也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自然也是如此。”[16]商品经济能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在于“商品经济自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中性的经济形式,因而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与不同的社会性质的经济相结合。”[17]他强调商品经济不属于经济制度范畴,只是“社会分工发展条件下不同生产者之间劳动联系的一种社会形式。”[18]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融合的商品经济。”[19]

六、二重性说

郑炎潮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二重性,继而归结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二重性。”[20]白永秀认为商品经济产生、存在具有二重性: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与“私有制”是同义语,但这里的私有制不是其他形式的私有制而专指个体小私有制。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则在于社会分工与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各企业所有者之间有根本不同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并不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作为不同的产品占有者相对立。社会主义各企业是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他们交换产品不能不计价值……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反映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21]

总之,商品经济中性论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进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同于以往任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其他社会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经济研究,1957,(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2-363.

[3]卓炯.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J].唯实,1987,(1).

[4]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问题[J].求索,1987,(1).

[5]卓炯.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战线,1984,(3).

[6]李炳炎.商品经济的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与袁恩桢、顾光青同志商榷[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4).

[7]李炳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J].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2).

[8]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99-100.

[9]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0]卫兴华.对马克思、恩格斯商品生产理论的再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11]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J].经济研究,1984,(12).

[12]杨承训.商品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个别[J].学术月刊,1983,(3).

[13]有林.商品生产一般和特殊[J].哲学研究,1980,(11).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15]牛宝德.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1,(2).

[16]卫兴华.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与矛盾[J].实事求是,1988,(3).

[17]卫兴华.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根据[J].南京社会科学,1990,(1).

[18]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9]卫兴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J].高校理论战线,1995,(4).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

 

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

 

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

 

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

 

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依靠“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规律说明了人的劳动必须始终围绕着商品的最终交换来展开,或者说“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的难题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完成来解决。商品交换在劳动矛盾关系的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商品对人产生了异化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异化关系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加明显。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人的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物化劳动的根源,因此活劳动的性质决定着物化劳动世界的性质;全面的活劳动产生全面的物化劳动世界,片面的活劳动产生片面的物化劳动世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的活劳动先后经历了从源始统一到分裂对立再到回归统一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不存在分工和交换,劳动是整体和全面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物化劳动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已经出现,活劳动变成了分工之后片面的活劳动,劳动产品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商品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商品交换在基础上确立起来,于是商品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奴隶社会开始经过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形式终于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与此相适应,活劳动的分化和物化程度也都达到了最高阶段。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资产者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客观上推动着商品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但当商品经济系统已经不断完善,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之后,发达的商品经济系统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愈发明显,这表现在下述悖论上:商品经济系统维护自身正常运行就要求“生产消费系统”必须要满足某些基本运行条件的要求,而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必然要破坏这些基本的运行条件。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社会危害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加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

 

根据对立统一原理,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中,一个是琐碎的物质性世界,一个是整体的本真性世界,它们并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包含着的两个矛盾方面,这两个矛盾方面相互作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个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现,例如,从劳动的角度可表现为私人劳动的世界和社会劳动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从商品的角度可表现为使用价值世界和价值世界(商品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即资本的宰制性力量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属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可以表述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生活与高度隐蔽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物化生活与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进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于是随着剩余价值资本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产者阶层实力不断扩大,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也越来越大;这样,庞大商品世界的运行就不得不遵照着资产者的意志运行,即朝着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向运行。同时,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系统与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分离;这样,原本处于人的整体生活领域之外的商品经济系统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的生活领域,这种控制是通过塑造一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资本人格”来完成的。换言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又是依照资本增值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也就不可能按照人的整体发展的方向运动,最终资本的强权不仅决定了商品经济系统的资本导向,而且也塑造了人的资本人格。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要求”并没有随着物化生活和资本人格的出现而泯灭,它通过两大矛盾的运动重新孕育出来。这两大矛盾,一个是物化世界自身的矛盾,即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一个是从物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矛盾,即物化生活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大矛盾运动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不断被遮蔽,于是这个由资产者所统治和主宰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资产者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最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将通过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得以重新开显。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3

关键词:商主体;独立性;法哲学;效率;公平

民法和商法能够被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确定为不同的部门法,并且被其中有些国家采取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分别立法,其原因不单是因为民法与商法在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上有所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民法与商法有着明显不同的法律价值目标,这也是商法独立于民法的最根本原因。具体而言,民法的价值旨趣在于追求主体之间的平等与公平,具有鲜明的道德性又即伦理学色彩,而商法的价值旨趣在于追求商事营业的效率,具有着极强的功利性亦即经济学色彩。就商主体而言,也不外乎是商主体从事商事营业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有异于民事主体。

一、民法的价值追求目标――公平

(一)公平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商品经济的出现

商品经济的产生有以下三方面的必要条件:一是因社会分工的不同使每个社会主体都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的所有产品,从而使商品交换成为可能。二是由于劳动产品分属不同人所有,每个人想要得到其他人所有的产品,只能是让渡自己的产品去跟对方交换。三是不同的所有者都具有独立的人格与自由的意思,也即私有财产的互相让渡以承认对方的意志自由为前提,意志的自由又以平等为基本要件。这便使建立在不同的私有财产所有权上的商品经济从本质上表现为平等自由与等价有偿。于此相适应,也就出现了民法上的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也有了所有权制度和合同制度。因而我们说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商品经济一般规律在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表现。民事主体在对自己拥有所有权之物进行处分时,其基本条件即为一是对该物享有所有权,二是对该物有处分之意思的自由,三是在处分该物时拥有相应的人格能力。

(二)价值产生的法理基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野

随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相互分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利益,即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应也出现了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而私法正是以追求个人的自由与利益最大化为本位,公法以寻求国家利益为本位。这种分野要求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完全分离,并要求国家只能垄断其公权力,从而使市民社会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做为私法的民法必须强调“人格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契约自由”这三大原则,以避免国家公权力对个人私权利的无端侵犯。“人格平等是一种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是参与经济生活和获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平等。人格平等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有两点重要功能:一是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提供一个立足点,可以对抗强势的他人、团体和国家的不合理支配;二是进一步保障个人的自由意志,为社会结构的更新和发展提供动力”。①

市民社会生活主体的基本要件正在于人格的互相平等、拥有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私有财产、意志外在表达的自由。从而,民法基于公平原则或平等原则在对民事主体设计具体的行为规则时,必须给予无差别待遇,包括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和契约机会均等。

(三)价值产生的主体基础――主体的广泛性

与商法相比,民法的适用主体在范围和类型上更具有广泛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社会主体,并且民法对一切市民社会主体都是一视同仁,任何主体都没有民法上的特权。民法就其基本属性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市民社会主体的最基本需求,即满足市民社会主体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个人人格的独立与自由、每个主体的平等发展。正如法国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讲到的:“如果我们探讨,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最终目的的全体最大幸福究竟是什么,我们便会发现它可以归结为两大主要目标:自由与平等。自由,是因为一切人的依附都要削弱国家共同体中同样大的不部分力量;平等,是因为没有它自由便不能存在”②。

(四)价值追求目标产生的规范基础――伦理性规范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因而民法规范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般性规则,这些一般规则是通过人们的理性苏伟对整个市民社会及经济基础一般规律的抽象概括而在上层建筑中的具体体现。市民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归属与流转关系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或家庭的利益需求,因而,作为民法就从一开始就被打上深深的伦理性印记,民法的许多规则也就自然而然的属于伦理性规范,是可以凭借一般伦理判断就可以确定行为的性质,而并不需要太多的技术知识的支持。公平原则就是基于自然法理念的支配之下产生的民法基本原则之一,属于天启真理的范畴。

二、商法的价值追求目标――效率

(一)价值产生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固定场所,它既是商品生产的必然产物和商品实现其交换价值的必要条件,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和调节市场行为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运行模式,是商品经济的高级表现形式或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商品经济对应的是自然经济,以产品的互换为基本属性,商品经济的主体也并不要求营利。市场经济相对应的是主要是计划经济,强调的是一种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即以市场机制调节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配置,主要是从经济运行方式或经济模式的层面上来进行实现的,市场经济主体的目的是营业的最大化营利,这就要求其商事交易成交率的提高或者商事营业资本周转率的加快,因此,我们说商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表现,其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必然要求其以提高商事营业效率为最基本的价值目标。

(二)价值目标产生的法理基础――人格与身份的相互分野

人格与身份是构成私法主体制度的基本要素。人格指人之所以成为主体的基本事实依据,通常包括人的身体、生命和自由。身份指特定主体以他人为参照而所处之特定地位,以及因此而与参照着所形成的的特定关系。人格的最基本功能在于确定人的私法主体地位,要求私法主体之间相互平等,身份的最基本功能在于彰显私法主体之间的差异,差异化的私法主体身份制度在于解决复杂的社会生活秩序的无序状态。“近代以来,人们追求人格平等,但是,始终无法消除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结构,可见,单纯提倡人格平等也不能有效地实现公平”。

传统民法中所规定人格平等便是一种形式平等,所追求的公平也只是形式公平,因为民法给予主体的人格是一种无差别的人格,每个人或者每个利益关系范围内的主体都是有同样的法律地位、对等的权利义务、均等的交易机会。因此所带来的问题就是,绝对的人格平等是一种抽象的无法实现的理想化状态,仅有人格平等便使得普遍正义的无法实现,在社会经济领域,人格的公平与自由只能是因为能刺激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给促进资源分配提供前提,但它因为过分强调公平与平等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配置规则的无序化,也会引起社会资源的浪费,如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过分强调人民身份的公平而实行的“一大二公三纯”,导致社会生产效率的极度低下便是实例。既然人格平等无法直接保障实质公平的实现,那么就需要借助身份调整才可能达到实质公平。身份差别的出现就是为了矫正人格平等所带来的形式公平和形式正义。它能够通过其自身规则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身份体内部依据效率价值配置权力,不同能力者获得不同的身份位置,支配不同份额的经济和人力资源;能力强者占据优势身份地位、拥有身份权力,主导身份关系运行,支配大份额的经济和人力资源,就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③

。商法作为商人们的经济身份法,通过其自身精细化的运行规则将资源分配给有能力且有意于从事商事营业的不同商主体,从而实现市场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价值的实现,促进商人们通过自身拥有的资源实现商事经营营利的最大化,同时也提高整体社会生产的效率。

(三)价值目标产生的主体基础――商主体的经济人身份

在一般意义上,商法是指关于商人和商行为的法律总和,其中最基本的规范意义之一是通过商法的特有的调整方法调整商主体人格的创制。作为商主体,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所从事的商事营业行为特殊性,包括营业的营利性和连续性。抛开生物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上每个人的生物人身份和社会人身份,在近现代社会,基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每个人首先具备的身份是政治人身份,同时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氛围内,每个人具有经济人身份。作为具有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主体――不论其形态如何――当然的拥有经济人身份。如前文所述,在中世纪商人法时代,商人们的身份不仅是经济人身份,而且他们还具备政治意义上的特权身份,而在近现代,商人的身份实现了从正直人身份到经济人身份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前提是不可能实现“人的普遍商化”,因而也当然的只有在民事主体当中的一部分人才能拥有这种经济人身份。而且,商人从事商事营业从而具备经济人身份的主要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营利。此一目的从根本上将民事主体从事民事交往的要求――“勿计功利”与商主体从事商事营业的目的――“营利”区分开来,同时也就很好的说明了商主体追求营业效率的原因。

(四)价值目标产生的规范基础――技术性规范

市场经济规律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的,从自然之物的“结构决定功能”这一认识规律来讲,应当从宏观上把握市场的本质规定性;而市场经济规则是主观建构的,人为的,从人为之物的“功能决定结构”这一认识规律来讲,应当从微观入手把握市场运行的具体规则。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们通过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和理性思维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进行抽象思维和概括形成精细化的技术规范和运行规则在上层建筑中的体现。因而商法规范必然是极具操作性和技术性的,是属于科学真理的范畴。这些技术性规范的设计大多是对商主体商事营业行为的保护,并且对商主体和商行为的识别也不是单纯通过一般伦理判断就能实现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民法的法律价值目标――公平与商法的法律价值目标――效率在产生的经济基础、主体基础、法哲学基础和规范技术上的对比,可以认识到,基于民法和商法在法律价值目标上的迥然不同,导致民事主体和商主体在法哲学意义上也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商主体的独立性是一种事实判断,也即商主体的独立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高在敏著:《商法部门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2]范健、王建文著:《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石少侠著:《商法思考的印记》,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4][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一卷),贺卫方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注解:

①转引自赵万一著:《商法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民法典;研究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交易制度已是经济进程中的中心制度,商品同整个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人们衣食住行所需的种种物质资料几乎都离不开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获取。因此,市场经济关系必须法律化、制度化,市场运行机制才能正常有序地进行。按照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一般规律性要求,商品经济、交易制度需要根据市场共同准则,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赋予国家意志的一般表现形式,这就是民法典的实质所在。

法是联结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法是社会的调节器。法律的主要功能是调整社会关系和维护现存社会秩序。法律的这种功能不仅表现为每个法律在自己的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表现为各个法律的有机结合形成一个科学体系,在调节社会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出整体功能。民法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仅关系到民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关系到整个法律是否科学合理。民法不仅调整商品经济关系,而且对上层建筑其他领域也产生重要影响。民法所创立的许多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律原则和法律思想,逐渐被其他法律接受和吸收,这就决定了民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性地位。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马恩选集》第四卷第484页)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

一、民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是市场经济的法律选择。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化,而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法律机制是商品关系的最佳选择。由于民法的渊源在西方,人们在研讨民法时不得不光顾西方社会发展史。西方奴隶制社会时,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了罗马法,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后,又产生了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现代民法。从“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到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历史虽然绵延两千年,商品经济一直在发展着,但是自罗马法开始所选择的民法制度和民法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除了这种法律形式更加完备以外,迄今各国法律都没有对它作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普遍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本身具有26共同的客观规律。因此,借鉴西方经济、法律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

民法是商品经济法的法权表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律关系”。法律调整的最深刻的根源,来自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这一活动中所生产的经济关系的必然要求。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世代流传的道德原则和人们在共同生产、分配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和私人占有,形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民法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并且是商品经济的法权表现。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为了使这些物品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马克思的这些名言指明了商品经济关系形成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以及相应的法权表现:一是必须要有独立的商品“监护人”,即所有者,这种法权要求就是确认权利主体制度;二是商品交换者对商品享有所有权,这种法权要求是确认所有权制度;三是必须要商品交换者意思表示一致,只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商品才能交换,这在法权上要求建立契约制度。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上三个基本要求的法权表现逐步发展演变作为现代民法的三大制度———民事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和债权制度。市场经济是在简单商品经济基础上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生产力不断发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相比不同的是,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交易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这就要求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增加交易的安全系数。为了适应市场的这些基本需要,民法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在主体制度方面,法人的出现和法人制度的确立,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了适应生产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以及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股份有限公司和责任公司应运而生。1897年《法国商法典》首次确认了这些经济实体的法律地位,赋予他们以法律上的人格。以后,法人制度为各国立法所确认。在物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条件下是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主张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财产所有人享有的、绝对的、全面的、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财产资源,出现所有权与其他各项权能相分离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调整所有人和非所有人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关系的物权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在债权制度方面,简单商品经济强调交易双方当事人意志自由,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障经济秩序和体现社会公平,在契约自由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干预和维护社会公益的交易原则,使债权制度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总之,在人类社会由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法作为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民法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文化产生极为重要和广泛的影响,成为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首先,改变了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别劳动对社会劳动的从属,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依从,表现为个人直接隶属于他人或从属于某种社会组织。社会的资源配置,只能表现为不同身份中的不同配置;人或组织对资源的享有,只能表现为对特定身份的拥有。社会调整的措施是确认人的不同身份并维护这种身份关系。在市场条件下,人们相互之间的基本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涵义中不但包含了独立、平等、自由的前提,而且意味着权利、义务、责任的内容和结果,人类社会“由身份到契约”的变化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次,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手段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的特征是开始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无论在自然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行基本上依靠权力的运作完成,而权力是掌握在有权人手中的,因此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是人治。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经济,它需要的是大经济观念而不是与手工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家长制”观念。市场经济需要的是规范有序的制度而非小生产条件下的家长的个人权威,要求通过经济关系法律化的途径为自身开辟发展的道路,反映经济关系的法原则必然体现经济运行的发展方向和内在要求,使整个经济秩序进入有序的法律状态。因此,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不是凭统治者主观好恶所决定的。再次,市场经济带来人们思想道德观念方面的许多变化。在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政

府是社会的核心,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均由政府计划支配,一切经济组织和个人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和调配。与此相适应,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以“义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市场经济关系是体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求尊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所要建立的是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思想道德观念。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领域发生的上述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所决定的,而民法作为这种变化的媒体或中介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法的基本原则逐渐被其他法律所接受和吸收,使民法成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行为规范。

民法的基本原则包括:平等自愿、公平竞争、民事权利不受侵犯,诚实信用以及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契约自由,等价有偿等。这些最初形成于古代罗马法中的民法原则,并未因历史的发展而改变。无论古代民法还是现代民法,本质上都是用民法准则来“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48页)也就是以一定的法律形式将市场共同准则加以确认和表现出来,从而减少经济运行中所有权、经营权行使的不确定性和不必要的环节,把随机变动,杂乱无章的市场活动秩序纳入规范模式。民法的作用在于以平等自由、等价有偿为保护手段,以确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资格、主体地位和人身保护为前提条件,以确认和界定商品者的静态物权和动态债权为核心内容,通过反映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交换关系和权利义务关系,保障民事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道路。正是基于民法与商品经济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是指进入市场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既不因所有制形式不同,也不因权力大小和财产多少的区别而形成不平等的地位,每个主体都具有独立平等的人格,任何人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任何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以后,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把民法的这种平等原则上升为宪法原则,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平等。而民法的平等原则,恰恰是社会主义社会中调整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

民法的公平原则主要是指等价和平等竞争,反对任何形式的剥夺和不平等交易,反对垄断。公平是一种主观评价,但判据只有一个。资产阶级民法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公平观念,即形式上的公平。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体现的是劳动人民和多数人的公平观。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是公平原则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和得以实施的物质条件。正因为如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法的公平原则不仅是民事关系当事人在进行民事活动中应当共同遵守的原则,而且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民事权利不受侵犯的原则,是指任何人的合法财产和人身权利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民法的这项原则体现了权利主体本位的思想,这正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群众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职能。因此,民法的这一原则已经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人们在从事商品交易时要讲信用,只有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才能享受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化,要求每个人应该象尊重自己一样尊重他人,包括尊重他人的权利、利益、意志、情趣和生活方式等,使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调整人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总之,民法原则的社会化趋势,其意义在于使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能够实现协调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影响民法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的因素。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由于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影响,使中国始终没有产生一部独立的民法。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即将覆灭的王朝,照搬西方的法律制度,自1907年至1911年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法典《大清民律草案》,但尚未公布,封建王朝即灭亡。民国建立后,于1931年颁布了《中华民国民法》。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而这个照搬大陆法系民法大典订立的新民法尤如立于沙滩上的大厦,终以倾覆而告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根据民事审判实践积累的经验,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进入新时期后,加快了民事立法步伐,一批单行民事法律陆续制定,特别是《民法通则》的制定,为解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公民和法人从事民事活动中遇到的大量共性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社会大环境始终制约着民法的发展。从民法在我国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348页)由于中国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化道德传统与西方社会的差异,使得民法在我国的发展遇到不少冲突,如果不解决好这些冲突和难点,就不可能在中国确立和发挥民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对民法发展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呈现单一性的特点,生产和分配全凭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层次受到极大限制,生产和经营的单位必须为国家的统一计划服务,如同一部大机器上的零件,不存在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市场经济是主体多元化的经济,为确保不同利益主体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以法律形式确定主体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构建的是一种纵向的经济格局,在这种格局中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处在一种纵向的条条关系之中。它与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横向经济关系形成鲜明对比。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民法的债权制度自然难以确立和充分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强调的是一种行政隶属关系,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必须服从于制定计划的部门,市场经济是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通过市场发生联系,自主经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权利,它理所当然受到民法的调整与保护。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些弊端,决定了民法无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获得充分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其次是公法的侵位削弱了民法的基础地位。公法与私法的概念最早源于罗马法。公元前三世纪,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把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公法主要涉及国家的利益,调整国家与私人间的关系,体现的是国家权力,是国家管理社会的法律手段,因此公法表现的是一种纵向法律关系。在公法中,国家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与被管理者的权利、地位是不平等的。广义的公法包括刑法和各种行政法律法规,狭义的公法特指经济行政法。私法,顾名思义是指调整私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从罗马法至今,私法发展为调整一切平等主体之间经济、民事关系的法律规范,即民商法。私法的共同特点是:私权不可侵犯,私人自治和契约自由。综上,公法与私法虽都属于国家法律,但两种法律手段的规定性不同,即各自调整的对象不同,公法调整纵向法律关系,私法调整横向法律关系,当事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法律程序以及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方式也不同。由于中国历史上和现代都从未有过公法与私法的明确的划分,因此,要评价二者的不同

作用和相互关系也只能借助西方国家的做法。法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立起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保障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给国家提供宏观调控手段而制定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即公法;另一部分是为商品生产和流通而提供的基本规则,即民商法。法国制定许多经济行政法是基于市场经济需要,因为国家不再把社会经济的发展只当作私人的事务,而要以社会的最高公共仲裁人的身份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这种干预是为了给市场经济提供和谐发展的秩序。法国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是规范市场经济参加者的身份;赋予参加者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所需的基本权利;提供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则;把商品生产者与交换者的基本要求按照平等、自由、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规定为主体、物权、债权、公司、票据、破产等各项具体制度。民商法所提供的这些规则,是社会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规则。中国是在公有制前提下建设市场经济,不可能建立一个以私法为核心的社会法律体系,但是鉴于民商法对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以及中国法制传统的状况,正确调整好公法和私法之间的关系,发挥民商法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过政府行为调整本来属于民商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隶属关系取代具有民法特征的相互协调关系,用行政规范取代民商法规范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在解决企业间债务关系以及调整企业破产关系等方面尤为突出。这种公法侵位现象如不改变,必将给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后果。国家权力介入民法调整的领域,用行政干预限制民法机制的作用,影响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法制领域各种法律关系的正常格局。行政干预介入民法领域使得行政单位的身份变得模糊不清,它是市场主体还是经济管理者的身份难以界定,客观上导致官民不分,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还有可能加大经济活动中的人治倾向,使正在形成的法治经济趋势发生逆转。造成公法侵位现象的原因,一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长期以来总是以无所不能的、控制一切经济生产活动的政治角色出现,加之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影响,很容易出现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情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虽然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惯性不可能突然停止。二是由于市场经济法律机制不完善,民商法没有在市场法律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民商立法速度慢,机制陈旧落后,调整的社会关系范畴较窄,层次不深。归根到底,要确立民法的主导作用和基础地位,必须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机制,并通过这种法律机制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法典。民商法是关于人的基本权利的法。民法所强调的权利本位思想,与封建专制社会中法律主要是统治阶级用来实现镇压人民和维护自己专制统治手段形成鲜明对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基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关心和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律的神圣职责。因此,权利本位的思想,应作为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条重要原则得到普遍尊重。民商立法的地位不是一般的立法安排问题,而是关系市场经济主要需要什么法律,以及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体制要不要从部门经济行政法向民商立法转变的问题。确立民商立法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是由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体制所决定的。民法一开始就是简单商品经济的法,进而又成为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这是历史作出的选择。从简单商品经济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但民法在商品生产社会的基础始终没有变。民法所以在市场经济立法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是与民法机制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紧密相关的。民商立法在规范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中不可离开,从体现地位平等、权利本位、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来看,它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5

  论文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所以有必要对《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商品这一切入点着手,从《资本论》商品的伦理意蕴、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统一等方面进行梳理,力求挖掘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构建原则和内在逻辑。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这样写道:“现代经济学不自然的‘无伦理’特征与现代经济学是作为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之间存在矛盾。”虽然表面上看经济学的研究仅仅与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有直接的关系,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经济学的研究“还与人们对财富以外的其他目标的追求有关,包括对更基本目标的评价和增进”。而在“经济学经常使用的一些标准方法中尤其是经济学的‘工程学’方法,也是可以用伦理学研究的”。由此可见,经济学与伦理学是不可分割的,而谈到马克思的经济学时,阿马蒂亚·森这样评价:“一些经济学家更重视伦理学问题;而另一些更重视工程学问题,……卡尔·马克思……更重视经济学中的伦理问题。”阿马蒂亚·森所言的马克思经济学的这种倾向最突出的体现是他的巨着《资本论》。

  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在其着作《读资本论》中这样写到:“把《资本论》归结为伦理学的构想是一种儿戏。这一论断看似有道理,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实是没有一套完整的伦理学范畴。但这并不代表《资本论》没有伦理思想,可以说《资本论》通篇都充满着这些思想,尤其是经济伦理思想。从第一卷“道德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等等,以及第二卷“资本家的道德和合理市场的等等的实质”等,到第三卷的“这种草营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

  阿尔都塞的错误之处在于只看到了《资本论》的文字表面,没能看到其深刻背后是经济逻辑与伦理逻辑的内在统一,这种统一是隐性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它包含历史的向度又佐以事实。在《资本论》中,这种统一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在总的成书框架上,二是体现在具体的经济理论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正文一开始就这样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选用商品作为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突破口,直接而明确。马克思以此为起点透视资本主义的同时,其经济伦理思想也由此展开。这一起点深含经济社会学的逻辑必然,但也包含建构和谐经济伦理关系的匠心。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属性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商品的这种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虽然它是一个外界对象,但却包含着人的主体性和人对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因为“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不同物的量只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能同名称,因而是可通约的。

  但这种通约性一旦超过了同种品的范围“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区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了”。“使用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不可通约性,彰显了马克思对伦理主体的关怀。经济活动和人类活动得以生产和再生产决不是仅仅物(使用价值)就可以实现,需要的是一个“价值灵魂”,即人和人的劳动。

  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而我们继续剥离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那么,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物质消失了,其具体形式也消失了,这时商品只剩下“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的这些物,马克思指出,它们是共有的,是这个社会具体的结晶,即价值—商品价值。

  商品的价值有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它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共同”的东西。这些“共同”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有可通约性,是以商品为基础构成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为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和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研究找到了内在的根本性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和影响了整个《资本论》的行文思路和基调,也是《资本论》经济伦理思想的前提之一。

  马克思指出,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而这种耗费的量是如何决定的呢?马克思把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当作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由此而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认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的价值量。社会劳动时间也就是人类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社会形式的概念。而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却只能体现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只能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能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也才能看到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不可通约性,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来源之一,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那么,商品的价值则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不同质的具体劳动形成了作为使用价值的要素,而同质的抽象劳动形成了价值实体。马克思在谈到劳动对于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不同时,指出:“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样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么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多少劳动,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

  商品好像是一个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但对它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怪诞。在马克思看来“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种狂想就是马克思所言的商品拜物教。所谓商品拜物教就是“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拜物教”。马克思有时也称它为“象形文字”。

  商品拜物教是同商品的生产分不开的,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呢?马克思认为:“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也不是来源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肌能,而一种这样的肌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际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的耗损,这是一个生理学真理。第二,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消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的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那商品拜物教来源于什么呢?商品形式本身。因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内容,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可见,商品拜物教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商品拜物教把现实世界在人脑中倒立过来,那么如何破除它呢?马克思认为:“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即消失了。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这种神秘纱幕就可揭开了。

  破除商品拜物教后,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设想,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当作一个社会劳动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在那里,劳动时间就有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马克思开出了药方,但也给出了这个药方治病的条件,那就是“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产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结构到商品拜物教的产生和如何破除以及“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个以商品为起点来建构经济伦理关系的解题方式。

  商品交换虽然是简单的社会现象,但同时又是最普遍、最为丰富、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不仅萌生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而且蕴含了作为调节人的行为规范的一切伦理原则。《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以商品交换为切人点来研究资本运行过程,逐步深人地解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和一般社会伦理。由此来构建他的经济伦理原则。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主义观;中国;解释力

许多人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预见看作是从头脑中构造出来的一种“设想”,并认为这种“设想”早已被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空想”,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解释不了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本文主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问题,讨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对这两个问题是否有解释力。

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看法或预见,理论界一般归纳为: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没有商品生产),按劳分配,没有阶级和国家。这样的概括是否全面,我们这里不做讨论。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规定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这几点的确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看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一次讲到未来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这就是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这几点“基本特征”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基本上都可以找到,只是有的不那么直白罢了。这里要特别强调说明的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这几点预见,是逻辑上互相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社会所有制是最基础、最基本的特征。由于是全社会统一的所有,所以不同生产机构或生产单位之间才不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来交换,社会才有可能按照统一的计划来调节生产和再生产,社会成员之间才不再有阶级差别,因而也无须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了。这也就是说,这几个特征,随便否定了哪一个,说哪一个是错误的,其他特征也就连带着不能成立了。

马克思讲的这些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这里我想简要地讲三点理由。第一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看法,不是什么主观的设计或设想,而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中得出的不可避免的结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阐明资本主义所有制越来越不能驾驭以社会化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了,社会化生产最终导致生产的社会占有,从而导致商品生产的消亡,导致阶级和国家的消亡。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同时也就论证了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奇怪的是,有的人口头上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证。却不能相应地承认具有上述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这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是从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高度来谈论未来社会的,因而与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的其他形形的社会主义观(例如蒲鲁东、杜林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形成根本差别,也与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往往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的角度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一样。人们往往不注意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这个特点,拿社会主义进程中实际达到的社会经济状态,与马克思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这个高度来认识的社会主义作比较,把对社会主义一定发展阶段的认识(例如我们今天对公有制为主体这个阶段的的认识),作为社会主义的标准,用来“检验”马克思,这就不能不导致或多或少地否定马克思社会主义观的科学性。进而用五花八门的所谓“新社会主义观”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第三点,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表现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换句话说,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以完成他所说的过渡时期的任务为前提的。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到中国,都是在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任务的情况下,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社会主义社会的,由此形成了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现实中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差别。比如,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还大量存在,我们能拿这个实际来批评马克思,说他讲的社会所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吗?马克思倘若在世,他会这样回答:你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我说的那种社会主义社会,你的社会主义社会远远没有完成我的“过渡时期”的任务,实际上还处在我说的过渡时期的某个阶段,因而我也不否认在你这样的发展阶段有多种经济成分。

说到这里,有的同志可能要问:既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还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怎么就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呢?这就不能不说到斯大林了。

斯大林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一个国家(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人。1936年11月,斯大林在全苏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时说,苏联现在所有的剥削阶级都已经消灭了。只剩下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因此,苏联社会已经“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然而,斯大林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与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有很大差别的。主要表现在: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实行全社会统一的公有制,即劳动者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联合为一体的社会所有制,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则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并存的社会;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生产,直到实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为止;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是消灭了一切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则只消灭了剥削阶级,工人阶级与集体农民的阶级差别还存在;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已经消亡,斯大林则认为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还有国家,必须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实际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的差别是全面性的。并不止于这四条。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这里没有讲到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实际上,在这两个方面,从内容到形式,马克思与斯大林都有差别,只是说法一样罢了。这里我还要补充说明一下,如果我们撇开苏联当时是否应该实行全面的公有制这个问题不谈,我认为,斯大林关于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上述看法,在逻辑上还是成立的。既然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行两种公有制形式,因而两种公有制组织之间的商品交换必然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只能是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尚未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社会;既然还存在阶级差别,并且还有资本主义的包围,因而无产阶级的国家就继续存在;既然已经全部公有化并且全民所有制经济占了统治地位。计划经济与按劳分配原则就必然起作用,等等。就事论事地看,斯大林只是不该把在马克思看来属于“过渡时期”所达到的两种公有制并存的这个阶段,说成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和苏联的实践,在经过了一个极短的过渡时期以后,先后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到了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在总结经验教训和发动大规模改革的同时,普遍重估了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地调低了原来的历史定位,例如,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将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提法在实践中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不再在现阶段提出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任务,从而避免了再犯盲目刮“共产风”的错误;第二,突出和强调了“现阶段”与一般地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区别,为在实践中克服“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一般原则的束缚,从现阶段中国国情出发进行改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被解释为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初级阶段,这表明,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认识,还是没有脱出斯大林以来的“过渡时期已经结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已经开始”的大框框。而在实际上,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将长期存在,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剥削将长期存在,剥削阶级并未完全消灭。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既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任务(消灭阶级),也没有完成斯大林讲的过渡时期任务(消灭剥削阶级)的一个阶段,因而属于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

20世纪的社会主义是经济比较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表明,这些国家要达到马克思科学预见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撇开国际因素不谈,也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个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一百年,二百年,还是更长。因此,对于取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是否一定要等到消灭阶级,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呢?这也许不是理论问题,而只是政治问题,但并非没有理论意义。以斯大林为例,如果苏联当时具备了全盘公有化的客观条件,他把两种公有制形式并存的社会状态称作“社会主义”,似无不可。问题在于,他应该从理论上讲明,这是没有完成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历史任务的社会主义,是尚未达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并由此建立一套新的理论范畴而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相衔接。这个道理,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样适用。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提供的只是一个科学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阶级,而把从取得政权直到实现消灭阶级一概纳入了“过渡时期”。毫无疑问,至少对落后国家来说,漫长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必然会经历多个阶段,表现出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段性特征。对这些阶段性特征的具体认识,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过渡时期理论,从而丰富和发展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在于可不可以或要不要有一套新的说法(例如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阶段叫“社会主义社会”,把实现了公有制为主体的阶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于,不管是一套什么样的说法,都应与马克思的那一套在逻辑上衔接起来(例如,把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释为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把“消灭了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解释为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另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的阶段,然后再发展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等等)。这样的话,理论上就与马克思一脉相承了,既坚持了马克思,又有利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然的话,各讲各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落空了,社会主义也会迷失方向。

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语,在他们讲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从来没有商品生产或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地位。他们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这个词是列宁概括出来的)。

然而,人们往往以20世纪以来现实社会主义中存在商品生产为依据,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在前面分析过,斯大林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社会,尚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甚至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知道,马克思只是说实现了社会所有从而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没有说过渡时期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更不可能否认多种经济成分存在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讲到过渡时期对资产阶级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的10条措施时,其中好几条就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有关,如征收高额累进税、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把国有化土地的地租用于国家支出等。所有这些,是他们承认和利用过渡时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明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从来都把私有制包括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共同体”看作商品生产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因此,当他们主张在过渡时期逐步消灭私有制,因而公有制不可能一下子就建立起来时,当他们主张过渡时期要用合作社改造农民,因而至少在一定阶段上还存在公有制的不同形式时,承认和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是必然的(事实上,恩格斯在谈到国家要对这些农民的合作社进行帮助时,就设想过贷款问题,还涉及了抵押债务、利率等)。由此可见,既然现实社会主义还处在他所说的过渡时期,既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阶段,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也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生产并不矛盾。由此不难得出结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全包含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和逻辑之中,马克思何来“空想”之有?

当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由于社会主义还没有从理论变成现实,他们也就不可能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更多论述,更不可能有关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发展商品生产的理论阐述。我们现在有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关于向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过渡的一定时期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认识,无疑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理论。但是,在我看来,迄今为止。我们还讲不出任何道理,更拿不出任何事实,证明马克思讲的实现了社会所有从而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商品生产。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讲了许多新话,进行了许多新的实践,但还是不能说我们已经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存在商品生产的论断。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在作了以上说明后,这里我想着重谈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为什么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有关,也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有关,这就是商品生产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问题。

前面说过,马克思恩格斯讲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使劳动者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而消灭商品生产是消灭阶级从而使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一个条件。理论和历史都证明,商品生产是和阶级、阶级的不平等相联系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还容许商品生产存在,必然导致出现阶级的不平等。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对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理论持批判态度。

这里说一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蒲鲁东和杜林的批判,后者都是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保留商品生产的。在《资本论》第1卷第22章,马克思论述了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怎样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或资本主义所有权规律,顺便批判了蒲鲁东想通过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观点。马克思这样挖苦蒲鲁东的,他说:“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这里和接下来的“所有制”译为“所有权”也许更合适,但意思不会改变——引者)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为什么不能不感到惊讶呢?我们知道,商品生产的所有权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谁生产了这个产品,谁就对这个产品有所有权。由于劳动产品及其所有权体现着生产者的经济利益,所以不同生产者之间要想得到对方生产的产品,就必须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商品生产者实现其经济利益、实现其商品所有权的规律。我们又知道,资本与劳动力相交换,也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交换的结果,却是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所有权是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而以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如果说,资本最初可以假定是其所有者自己的劳动积累的话,而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资本家一开始投入的积累资本就是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生产出来的,并成为进一步吮吸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手段。所以,以无偿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权规律,是与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对立的。然而,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走向反面,走向以他人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权,又是在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的作用下发生的,是在等价交换规律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蒲鲁东批判资本主义,不满意资本主义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但却主张永久保留商品生产。把等价交换捧上天,幻想可以永久保持“纯粹”的商品生产,而不要商品生产结出的这个资本主义果子。马克思批判道:商品生产是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由此,就有了我们在上面引用的马克思对蒲鲁东想用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的惊讶。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保留商品生产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杜林幻想有不造成剥削的“真正的价值”,恩格斯指出,“在产品的价值形式中,已经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对立、产业后备军和危机的萌芽”,企图用能实现“真正的价值”的商品生产来消灭资本主义,“这等于企图用制造‘真正的’教皇的办法来消灭天主教”。杜林和蒲鲁东一样,本质上也是小生产社会主义者,而在表面上,杜林主张的是“经济公社”这样的“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尽管如此,由于杜林把价值规律奉为圭臬,他的经济公社不仅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的弊病,反而是保留和复活了资本主义。恩格斯批评说,杜林把价值规律“提升为他的经济公社的基本规律,并且要求公社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这样,他就使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引者)的基本规律成为他的幻想社会的基本规律。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病。像蒲鲁东一样,他想消除由于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弊病,办法是利用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去反对这些弊病,而这些弊病正是由这一规律的作用产生的。像蒲鲁东一样,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

从上面的介绍和分析不难看出,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也是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了的。一些年来,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被否定了,被认为是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错误观点。其实,这里面存在许多误解。马克思思格斯批判的是企图通过商品生产实现劳动者彻底解放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商品生产永恒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完全否认在争取劳动者彻底解放的过渡时期存在商品生产,这是其一。其二,马克思恩格斯说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指的是完全由价值规律调节的商品生产,是像杜林那样把价值规律“提升为基本规律”、“完全自觉地实施这个规律”的商品生产。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说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讲的是抽象理论,是一般道理,这个道理是从商品的价值性质中得出来的,是从价值一货币一资本的逻辑发展中,从价值规律必然导致生产者的分化因而必然出现劳动力商品的逻辑发展中得出来的;不是说,在实践上,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不管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的商品生产,都会导致资本主义。那样的话,连他们所说的过渡时期的商品生产也只能有资本主义的前途了。一般理论与具体实践是有差别的,就像等价交换规律不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交易的场合,利润率下降规律与实际利润率可能上升并不矛盾一样。为了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下面我结合斯大林的有关观点作一些分析。

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斯大林是第一个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这是在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讲的。斯大林的这个说法看上去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相反对的。一些年来,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人们愿意把斯大林的说法看作是正确的,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看作是错误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斯大林讲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商品生产,而是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一定阶段的商品生产。第二,斯大林说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不矛盾,恰恰是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个一般原理为前提的。斯大林讲的不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如他所说,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换句话说,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商品生产。“特”在哪里呢?“特”就特在施加了许多限制,列举如下:第一,这种商品生产是以两种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存在也不允许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因而也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第二,劳动力不是商品。第三,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换句话说,假使有人积累了货币,既买不到劳动力,也买不到生产资料。第四,价值规律不能调节生产,生产是由国民经济计划调节的,后者也尊重经济规律,但首先考虑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需要;就是在流通领域,价值规律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有调节作用。第五,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上看企业赢亏。不简单地以个别企业一时的亏损论成败,允许政策性亏损,企业也不破产,等等,斯大林把这叫“高级赢利”。如果没有这些限制条件,仅仅是扩大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例如把农业生产工具作为商品,斯大林自己就说,必然复活资本主义。由此可见,就是在斯大林看来,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是基本道理,商品生产不导致资本主义则是有条件的。当然,斯大林对不导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施加的限制对不对,是否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这是需要讨论的。但在方法论上,他认为不加约束的商品生产会导致资本主义。这不能说是错误的。多年来人们离开一定的条件,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绝对化,这是无视价值规律、市场会使商品生产的当事人分化的基本道理,这种认识已经被中国两极分化的事实打碎了。在这个问题上,讲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的两面性,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健康发展。

现实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马克思讲的过渡时期的比较初级的阶段,实行改革,重视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生产,包括利用资本主义,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发展商品生产、利用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把市场和价值规律摆在至高地位和核心地位,完全按照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要求行事。多年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如今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要求什么什么”这样的思维,把“符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作为制定政策和怎样改革的标准,好像只有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做才能使我国经济和社会更快发展。其实,“商品生产”、“市场经济”都是理论抽象,在历史上和实践中,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有不同的类型,即使同一类型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在不同的国家,也有不同的做法。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除了在现阶段有有利于发展经济的一面外,从理论上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也是很明显的。第一,市场关系要求分散化,越分散,市场原则就贯彻得越彻底。我们是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分散化从而生产组织完全小型化并不利于赶超发达国家,更何况一个大国的强盛,又有不同于小国发展的重要特点。第二,市场关系要求自由化,市场主体越自由,市场原则就越能充分体现。这也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并与前一个特点相联系。我们要在现阶段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不能完全听任市场原则的摆布。第三,在分散化和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一切围绕价值规律转,因而不可避免地给经济发展带来盲目性、短期行为,忽视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这已为国内外的事实反复证明。第四,市场经济从某个角度看是“傍大款”经济,市场原则贯彻得越彻底,则越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有利于强者,不利于弱者。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以工农劳动大众的利益为首位,主要靠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发展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这样的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虽有与其他类型的市场经济共同的东西,但在根本上是有差别的。除了所有制基础的差别外,经济机制中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也有重要差别。所有制的差别和经济机制的差别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所有制的不同,必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差别。长期以来,人们虽然也在重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所有制不同”这句话,但大多流于纸上谈兵,并不要把公有制落实到经济机制之中。一些人误以为商品经济是“中性”的,经济机制是“中性”的,把公有制束之高阁,让作为“基础”的公有制“不食人间烟火”,其结果必然滑向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套。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机制是在资本主义的“土壤”上形成的,并且在不同国家还有不同特色。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对我有用的东西,那也要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以适合我们的需要。更何况,市场经济本身是有弊端的,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恰恰是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弊端应运而生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还必须有计划调节。计划调节尊重市场规律,在大的方面把国民经济规划好、控制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实践才能取得成功。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同样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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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海南自考科目安排(自学考试各个专业的考试科目不同,具体点击查看:自学考试科目)专业层次学制主要课程音乐教育专科两年大学语文、基础乐理、视唱练耳、基础声乐、基础和声、合唱与指挥基础、基础钢琴、艺术概论、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欣赏、中学音乐教学法、计算机应用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基础钢琴实践、基础声乐实践、本科两年英语(二)、中外音乐史、中外音乐欣赏、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歌曲写作、音乐教育学、音乐美学、简明配器法、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声乐实践、歌曲钢琴伴奏实践、视唱练耳实践、毕业论文经济法专科两年大学语文、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公司法、经济法概论、刑法学、合同法、税法、国际经济法概论、劳动法、计算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本科两年英语(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学、国家赔偿法、经济法学原理、企业与公司法、行政法学、劳动法、金融法概论、房地产法、环境法学、税法原理、行政诉讼法、财务管理学(辅修)市场营销专科两年政治经济学(财经类)、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财经类)、大学语文(专)、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消费心理学、谈判与推销技巧、企业管理概论、公共关系学、广告学(一)、市场营销学、市场调查与预测、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二)、市场营销策划、金融理论与实务、商品流通概论、消费经济学、国际商务谈判、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企业会计学、国际市场营销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含实践)公共关系本科两年人际关系学、公共关系口才、现代谈判学、公共关系案例、国际公共关系、公关政策、企业文化、创新思维理论与方法、领导科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现代资源管理(一)、广告运作策略行政管理专科两年大学语文(专)、政治学概论、法学概论、现代管理学、行政管理学、市政学、人力资源管理(一)、公文写作与处理、管理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社会研究方法、秘书工作、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本科两年英语(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共政策、领导科学、国家公务员制度、行政组织理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社会学概论、中国行政史、中国文化概论、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秘书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汉语言文学专科两年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一、二)、外国文学作品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等本科两年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二)、外国文学史、语言学概论、英语(二)、两门选修课、毕业论文涉外秘书学专科两年英语(一)、大学语文(专)、公共关系、外国秘书工作概况、涉外秘书实务、涉外法概要、本科两年英语(二)、中外文学作品导读、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经济法概论、秘书语言研究、公关礼仪、交际语言学、国际商务谈判、中外秘书比较、口译与听力等对外汉语本科两年现代汉语、实用英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文化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英语表达与沟通(实践环节)毕业论文等英语翻译专科两年英语写作基础、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笔译基础、初级英语笔译、初级英语口译、英语听力本科两年中级笔译、高级笔译、中级口译、同声传译、英汉语言文化比较、第二外语(日/法)、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毕业论文日语专科两年基础日语(一二)、日语语法、日本国概况、日语阅读(一二)、经贸日语、日语听力、日语口语本科两年高级日语(一二)、日语句法篇章法、日本文学选读、日汉翻译、第二外语(英/法)、现代汉语、计算机应用基础、日语口译与听力、毕业论文英语专科两年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二)、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英语听力,口语等本科两年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外贸英语专科两年综合英语(一二)、英语阅读(一)、英语写作基础、英语国家概况、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英语听力、口语、外贸英语阅读等本科两年英语写作、高级英语、英美文学选读、英语翻译、经贸知识英语、外贸口译与听力、二外(日语)等公共事业管理专科两年计算机应用基础、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公共关系、社会调查与方法、行政管理学、文教事业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秘书学概论、计算机应用基础(实践)等本科两年英语(二)、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管理、公共经济学、非政府组织管理、行政法学、人力资源管理(一)、管理信息系统、毕业论文等工商企业管理专科两年计算机应用基础、基础会计学、经济法概论、国民经济统计概论、企业管理概论、生产与作业管理、市场营销学、中国税制、企业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经济法(辅修)、民法学(辅修);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管理系统中计算机应用、国际贸易管理与实务、管理学原理、财务管理、金融理论与实务、企业经营战略、组织行为学、质量原理、企业管理咨询、合同法(辅修)、行政法学(辅修)。国际贸易专科两年高等数学、法律基础、计算机应用基础、英语、国际贸易实务、国际金融、国际商法、中国对外贸易、wto知识概论、市场营销学等本科两年国际市场营销学、世界市场行情、国际商务谈判、企业会计学、国际运输与保险、西方经济学、外国经贸知识选读、涉外经济法、经贸知识英语等金融管理专科两年证券投资分析、保险学原理、银行会计学、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货币银行学、财政学、经济法概论、基础会计学、管理学原理等本科两年管理会计实务、国际财务管理、公司法律制度研究、英语(二)、电子商务概论、组织行为学、风险管理、高级财务管理、审计学、政府政策与经济学等会计(电算化)专科两年英语(一)、大学语文、高等数学(一)、基础会计学、国民经济统计概论、数据库及应用、财政与金融、会计电算化、成本会计、财务管理学、计算机应用基础、经济法概论(财经类)本科两年高等数学(二)、、英语(二)、数据结构、审计学、管理学原理、通用财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财务报表分析(一)、金融理论与实务、高级财务软件、操作系统。加考课程:会计电算化、财务管理学、成本会计、基础会计学、政治经济学(财经类)人力资源管理专科两年管理学原理、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人力资源经济学、企业劳动工资管理、劳动就业论、社会保障、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公共关系学、应用文写作等本科两年企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培训、人事测评理论与方法、人力资源薪酬管理、绩效管理、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理论与策略、管理信息系统等文化事业管理专科两年英语(一)、写作、中国文化概论、文化管理学、文化行政学、文化政策与法规、文化经济学、文化策划与营销、艺术概论、社会学概论、民间文学、计算机文化产业本科两年英语(二)、中国文化导论、文化产业与管理、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与营销、外国文化导论、媒介经营与管理、文化服务与贸易经济信息管理专科两年高等数学、计算机网络基础、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机组成原理、经济信息导论、计算机信息基础、信息经济学等本科两年英语(二)、应用数学、中级财务会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社会研究方法、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数据库及应用、电子商务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应用数理统计、经济预测方法。游戏软件开发技术专科两年英语(一)、高等数学、计算机游戏概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游戏作品赏析、计算机网络技术、游戏软件开发基础、市场营销、动画设计基础等本科两年英语(二)、游戏创意与设计概论、可视化程序设计、艺术设计基础、多媒体应用技术、DirectX、Java语言程序设计、游戏开发流程与引擎原理、游戏架构导论、软件工程、游戏心理学等电子商务专科两年电子商务英语、经济学(二)、计算机与网络技术基础、市场营销(三)、基础会计学、市场信息学、国际贸易实务(三)、电子商务概论、商务交流(二)、网页设计与制作、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电子商务案例分析、综合作业本科两年英语(二)、数量方法(二)、电子商务法概论、电子商务与金融、电子商务网站设计原理、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互联网数据库、网络营销与策划、电子商务安全导论、网络经济与企业管理、商法(二)信息技术教育本科两年英语(二)、物理(工)、数据库原理、数据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计算机系统结构、软件工程、数值分析、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计算机辅助教育、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数字逻辑、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与实践研究计算机及应用专科两年大学语文、高等数学、英语(一)、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计算机应用技术、汇编语言程序设计、数据结构导论、计算机组成原理、微型计算机及其接口技术、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操作系统概论、数据库及其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物理(工)、离散数学、操作系统、数据结构、面向对象程序设计、软件工程、数据库原理、计算机系统结构、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专科两年行政管理学、公文写作与处理、公共事业管理、行政法学、经济管理概论、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电子政务概论、管理信息系统、计算机应用技术本科两年英语(二)、公共管理学、电子政务理论与技术、政府经济学、信息化理论与实践、网站建设与管理、计算机网络与通信、电子政务案例分析、信息与网络安全管理电子技术专科两年英语(一)、电工原理、高等数学、线性代数、线性电子电路、非线性电子电路、数字电路、计算机基础与程序设计、电子测量、音响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及应用、办公自动化设备、电子工程本科两年英语(二)、高等数学(工本)、物理(工)、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工程经济、信号与系统、计算机软件基础(二)、数字信号处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自动控制理论(二)、声视频技术服装设计专科两年构成艺术、服装工艺、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款式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市场营销等本科两年服装设计、服装纸样设计、服装图形设计、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服装立体剪裁、展示工艺、企业形象设计、服装饰品设计等数控技术专科两年机械设计基础、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数控编程与操作、CaD/Cam、电工学等本科两年模拟数字及电力电子技术、传感器与监测技术、微型计算机原理与接口技术、机床数控原理、CaD/Cam软件应用、模具与现代加工技术等视觉传达设计专科两年构成艺术、插图艺术设计、包装结构与包装装潢设计、平面广告设计、机构形象设计(Vi)、商品摄影、pop与Dm广告设计等本科两年书籍装帧设计、包装工艺与设计、创意网页设计、影视广告、方案与脚本、室内设计、景观设计、展示设计、家具设计动漫设计专科两年构成艺术、字体设计、动画基础、动画运动、电脑图像设计、动画概论本科两年漫画设计、动画场景设计、动画分镜头、二维动画制作、三维动画制作动画特效合成、动画创作生物技术专科两年普通生物学、食品分析与检验、发酵工艺学、生物制药技术、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细胞工程、基因工程、酶学、病毒学、现代生物技术导论等生物工程本科两年英语、工程制图、化工原理、生物工艺学、微生物遗传与育种、生化工程、生物制药学、生化分离工程、高等数学等食品工程专科两年基础化学、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工艺学、食品分析本科两年食品工程原理、食品营养、食品加工技术、酿造食品加工、食品法规、食品包装与设计、农产品储藏运销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景观园林本科两年英语、园林工程制图、园林艺术原理、景观生态学、园林建筑学、园林CaD、园林规划设计、园林工程学、3DmaX、园林植物保护学、园林美学新闻专科两年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汉语基础、社会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新闻学概论、中国新闻事业史、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广播新闻与电视新闻、广告学、新闻心理学本科两年英语(二)、新闻评论写作、新闻摄影、外国新闻事业史、中外新闻作品研究、传播学概论、公共关系学、新闻事业管理、文学概论应用心理学专科两年大学语文、实验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心理与教育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心理测量、普通心理学(含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含实践)本科两年英语(二)、认知心理、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史、变态心理学、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小学教育专科两年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本科两年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学前教育学专科两年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本科两年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教育管理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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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小学教育专科两年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本科两年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学前教育学专科两年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本科两年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教育管理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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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理学、心理咨询原理与技术(含实践)、学校心理学、心理诊断、行为改变技术(含实践)小学教育专科两年大学语文、教育原理、科学技术社会、小学教育心理学、小学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论、小学数学教学论、小学班主任、素质教育导论本科两年英语(二)、心理卫生与心理辅导、课程与教学论、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简史、中小学教育管理、比较教育、小学艺术教育、现代教育测量与评价、中小学教育信息技术、学校管理心理学、教学设计、德育原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毕业实习、毕业论文学前教育学专科两年学前教育学、学前发展心理学、学前卫生学、儿童文学、学前教育心理学、幼儿园组织与管理、学前儿童数学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科学技术社会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学原理、学前游戏论、幼儿园课程论、学前比较教育、中外学前教育史、幼儿园活动设计、学前教育科学研究、家庭教育学教育技术学本科两年英语(二)、教学设计、教育电视系统、教育电视节目制作、计算机辅助教育、多媒体教学系统、高级语言程序设计、教与学的基础原理、教育传播方法研究、教育电声系统及软件制作、信息技术课程教学论、教育管理本科两年英语(二)、教育管理原理、教育评估与督导、教育经济学、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法学、教育预测与规划、中外教育管理史、管理心理学、高等教育管理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篇10

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经济关系”指的是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关联系的统一整体。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也就是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本不是规范的法学术语,以之为基础而进行过深的法学理论探究是歧途末路。“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为经济法学研究的需要,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研究的需要。从法学角度讲,“经济法律”和“经济法律体系”概念只是临时借用而已,对之进行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民法、商法和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关键词:经济法律、法律体系、商法地位、经济法律体系。

 

一、关于经济法律和经济关系

虽然“经济法律”不是一个规范的法学术语,但如果以“对象说”对之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多数学者都会赞同:经济法律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在这个定义当中,“经济关系”是关键词,只要弄清了“经济关系”的内涵、外延,并对之做出科学的分类,就能基本掌握经济法律的形式范围和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1所谓“经济关系”,是指各经济主体为实现一定经济目的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从“经济关系”的定义可以看出,它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关系是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经济主体就无所谓经济关系,经济关系的数量决定于经济主体的数量;二是经济关系形成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中,没有经济活动就不可能形成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多少决定经济关系的多少。而无论经济主体还是经济活动,都取决于社会分工的程度,社会分工越细,经济主体越多,经济活动也越频繁。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中分化出来,第二次是手工业同农业的分离,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现,其中每一次社会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础上进行的,亦即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分工不是跳跃式发展的,它有一个量变的过程,在每一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前,都发生和存在着大量的较小的社会分工,而且中间会有许多“分”与“合”的反复;社会分工也不是有终点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之后,社会分工仍然在向前发展,而且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由此可见,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三大趋势:一是越来越细的趋势,二是不断调整变化的趋势,三是越来越快的趋势,自第三次大的社会分工至今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快,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会分工的不断调整变化,必然导致经济主体、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不断更新发展。总之,经济关系的数量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而日益增加。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关系不外横向、纵向两大类,但两类经济关

系的数量不等,且差距悬殊。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产品经济(自

然经济)、商品经济两大阶段,产品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在产品经济阶段,由于没有交换活动,因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关系。进入商品经济社会以后,由于交换的出现,经济关系产生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经历了两大阶段:自由商品经济和垄断商品经济。在自由商品经济阶段,多为平等经济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从属性的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很少,只是到了垄断商品经济阶段,纵向经济关系才开始大量出现,但相对于横向经济关系,其数量仍然较少。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发展,大量增加的经济关系也多为横向经济关系,因为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是有限度的,社会经济主要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而非主要由看得见的手——政府来调节。由此看来,只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纵向两大类有失平衡,还必须对横向经济关系再分类。横向经济关系的再分类,也要考虑平衡的问题,以是否具有营利性为标准将之一分为二。这样,就形成了三类经济关系:

   1、横向的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2、横向的营利性财产关系(经济关系) 

   3、纵向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与之相适应,需要三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法律部门来调整这些经济关系。于是,民法、商法、经济法就相应出现了。

二、关于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的划分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适应法律调整的需要,将经济关系分为横向非营利性财产关系、横向营利性财产关系和纵向国家协调经济关系,但针对这三类经济关系是否就能划分出三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分析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划分入手。

(一)关于法律体系

   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或部门法)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2从法律体系的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法律体系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法律体系涵盖一国全部法律规范,这一点易于理解;二是法律体系划分为不同的法律部门,对此法学界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有二个:

1、法律体系为什么要划分不同的法律部门?

对这个问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1)有些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尤其是纠缠于法律部门划分的具体细节,纯粹是费力不讨好,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一方面,法学家为法律规范的分类而忙碌着,大量时间耗费在理清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上面,为法律规范的“法律部门”归属而大费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在立法实践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法学并没有给予充分地关注。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门的划分。

   (2)有些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存在严重缺陷,其出发点和理论结构已经过时,建立在并非独立的法律部门之上,没有当代各国的立法根据,也没能正确总结现实法律体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弃法律部门划分理论,而建立“法体制”理论。所谓“法体制”,是指同类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的体系,可分为国家法体制、经济法体制、行政法体制、民事法体制、刑事法体制。

  (3)多数学者认为,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对于立法来说,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对于司法来说,有助于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对于法学研究来说,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理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十分庞大,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进行科学的组合分类,将有碍于法律的制定、实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门划分理论已经被实践、历史和世界所认可,并且有些学者提出的所谓“法体制”理论只不过是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一种变形,没有细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之间又增加了一个层次,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2、法律体系应划分那些法律部门?这涉及到一个标准掌握的问题,即法律部门划分的越细越好,还是越粗越好?

对此也有三种观点: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体制”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不宜太细,粗放一点更好,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新的法律法规不断涌现,任何法律法规之间无论在调整对象上还是在调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如果法律部门划分过细,会导致法律部门过

多、过烂,更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

  (2)越细越好,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商法、亲属法、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与资源法等众多部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正确把握划分法律部门的原则和标准,法律部门划分得越细越好,其理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将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细,现在看来比较小的法律部门将因其所属法律法规的增多而很快变大,与其让它变得庞大时再独立不如现在就让其独立,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经济和法律的发展。

  (3)折中观点,是介于粗放和细化之间的一种观点,一般将法律部门划分为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诉讼法。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律部门划分得不宜过粗,也不宜过细,要适中,既要严格掌握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又要结合实际需要,只有当其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将其从原有的法律部门中独立出来,超前了会使之力量过于单薄,拖后了会使之受到发展阻碍。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实际需要是法律部门独立的首要条件,法律部门划分过粗、过细都不利于对法律法规的学习、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法律部门划分

   法律部门的划分,又称部门法的划分,是指根据一定原则和标准对法律规范进行分门别类的活动,划分的结果——同类法律规范——法律部门(或部门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则和标准的共性,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关于法律部门的划分,其学术争议的焦点在于划分原则和标准。现在我国多数学者认为,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有两个:其一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即根据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进行分类,例如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和财产关系,而行政法虽然也涉及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但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划分开来;其二为法律调整的方法,即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具体社会关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进行分类,比如民法与刑法都调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调节为主要方式,刑法以强制性干预为主要调整方式,这样就把民法和刑法划分开了。除了划分标准以外,还有划分原则。多数学者达成共识的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有这样三个:一是目的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的目的在于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现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则,即划分法律部门时应当注意各法律部门不宜太宽,也不宜太细,在它们之间要保持相对平衡;三是发展原则,即法律部门划分固然要以现行法律、法规为条件,但法律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还要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规。共识之外就是分歧。关于法律部门划分原则和标准,主要分歧在于两点:

1、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两者是统一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2、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问题,即谁是基本标准,谁是补充标准。笔者认为,一般来说,原则和标准是统一关系,即原则是标准的抽象要求,标准是原则的具体体现,但有一个前提,即原则和标准的内涵必须一致,不能你言这,我言那,否则就成互补关系。由此可见,分析原则和标准的关系,必须从二者的内涵入手,内涵一致即为统一关系,内涵不一就是互补关系。现在来看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上述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在内涵上没有丝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说:二者是互补关系,而非统一关系,即上述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非划分标准的原则,划分标准也不是划分原则的标准。基于此,在划分法律部门时,既要遵循划分原则,又要依据划分标准。另外,鉴于二者的用词和内涵,划分原则应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据划分标准。关于两个划分标准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主次关系,即调整对象是基本标准,调整方法是补充标准,笔者以为不然。3现有的已经达成共识的主要法律部门,像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它们相互之间的主要区别:调整对象或调整方法,从出现的几率上来看,调整方法比调整对象更多,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应将调整方法列为基本标准。考虑历史因素和未来发展,笔者认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是两个同等重要的划分法律部门的标准,没有主次之分。但这并不等于说是这两个标准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将他们有机结合。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应遵循这样的程序:

   1、充分考虑现有的法律部门划分的实际情况,不可打乱现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提出新的法律部门组建的初步意见;

   3、根据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对新的法律部门组建意见进行学术论证;

   4、权威机构认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避免无端、无休止、无意义的争论。

  三、关于商法的地位

   通过上面两部分的论述可见,分别以横向非营利性经济关系、横向营利性经济关系和纵向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而划分出民法、商法、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和两个标准。但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只对民法、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达成了一致共视,而对商法应否独立存在较大分歧,而且我国现行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重点分析。

  (一)商法产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习惯法,形成于中世纪的欧洲。11世纪后,欧洲的农本经济进入了发展时期,十字军东征的胜利使得欧洲通向东方的商路相继开通,地中海海上贸易逐步繁荣,沿岸城市不断成长,出现了定期集市,产生了商会,商人也成为社会中的独立阶层。但中世纪的欧洲仍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许多商事活动在一些国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种商事原则和规则在当时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观念基础,甚至许多国家的法律对商人加以种种歧视。为了适应商业发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护商人利益,于是商会运用其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自治权、裁判权及其商事生活习惯,订立了大量的实施于本商会内部的自治规约,经过11世纪至14世纪数百年的实行,最终形成了中世纪商法——商人习惯法。商人习惯法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通常采用属人主义立场,只在商人之间、商会内部实行;其二,内容已涉及现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动,许多规则已明显反映了商事活动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近代商法产生于16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的萌芽,欧洲的一些封建割据势力逐渐衰落,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形成。相应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团体消亡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废弃了,各民族国家迫切需要制定统一的商事法律,以确认商事活动的合法地位,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欧洲大陆各国早期的商事成文法,虽然仅是对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确认,具有浓厚的商人法或属人法特色,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重大的社会进步意义,并对现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过渡和促进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响深远的是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它不仅确认了商人习惯的基本规则,而且大量引录商法原理,其内容非常丰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国旧商法,就是以之为基础而制定的。

现代商法产生于19世纪以后。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保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关系、推动商事活动、促进统一的商品市场的形成成为许多新兴国家的基本国策,“商法开始在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出现。”同时以

判例法为特征的英美法系国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颇有建树。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国商法典》(德国新商法)、1952年的美国《统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现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见,商法的产生绝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

   1、商法的产生是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并日益壮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封建法制和宗教势力的束缚,能够合法、自由、体面地从事商事贸易活动,而且社会经济越往前发展,这种要求越加强烈和具体化。当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以后,这种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就转变为将原来作为自治规范的商人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动。

2、商法的产生是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16、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世界市场突然扩大,各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富强,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具体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确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动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了,并迅速法典化。这一政策措施的实行,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起飞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极其迅猛的发展。4

(二)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众多的涵盖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门组成,新的法律部门的出现必然对原有格局造成冲击,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备、已经具备哪些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从上面的分析可见,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后面将做详细论述,在此只对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已经知道,法律部门划分的三个原则:目的原则、平衡原则、发展原则,在划分法律部门时必须首先并同时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两个标准: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在划分法律部门必须至少具备其一。商法的情况如何呢?

   1、目的原则的符合情况。无论是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商法包括形式意义商法和实质意义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认商法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只对商法是否独立于民法有分歧。笔者以为,存在即是道理,细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为何不将已经存在的实质上已与民法分立的商法确立为独立法律部门呢?这样不更能帮助人们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吗?

   2、平衡原则的符合情况。在我国,多数学者主张,商法包括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商号、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海商法等,其数量之庞大,在我国现行的民商法体系中已经占据超过50%的比重,而且还有进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趋势,如若不将之独立出来,势必造成现行民商法体系结构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3、发展原则的符合情况。刚才已经提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确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进,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营业等将在范围、形式等许多方面发生较大的变化,商法的数量规模也将随之不断扩大,因而考虑到未来即将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规,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4、调整对象情况。商法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调整对象——因商主体实施了商行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关系,这也正是民商分立论者坚持商法是独立法律部门而民商合一论者批驳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调整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商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经营性关系,即由经营主体所从事的经营性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是实施了经营行为的经营主体及其之间的对内对外法律关系。

5、调整方法情况。一般来说,法律调整方法有三种类型:一是自行性调节方法,二是强制性干预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商法在调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运用自行调节方法,但凭此并不能说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因为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只有两点都相同时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有一点不同就不能划为一个法律部门。

   从以上对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的分析来看,商法已经充分具备了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条件,如若不及时划出,将同时不利于民法、商法的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繁荣、稳定。

  (三)商法独立应具备的条件分析

   前面已经提到,商法要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也已经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门划分的原则和标准,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第二层含义是指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第三层含义是指我国经济发展现状,那么,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是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应从这三方面来论述。

   第一,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决定因素,5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商品经济将在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发展的推动下日趋繁荣发达,而商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必将促进商法的完善与发展,其数量会越来越多,体系会越来越庞大,独立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独立的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如果不正视社会经济和商法发展的现实、本着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将商法及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还固执坚持“民商合一”的观点,不但会使现行的民法体系结构日趋失衡,而且会对民法、商法的实施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二,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现代商法发展趋势。现代商法具有动态化、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渗透、国际化与统一的三大发展趋势,其中:现代商法的动态化趋势,将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废止等工作日趋繁重,加之商法区别于民法的特点,立法机构需要为之成立专门部门来承担,立法上的独立将加快商法的独立;现代商法的两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国际化趋势,将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门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实现统一,一部适用于全世界的统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商法独立的现实也告诉我们,一部独立的商法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经济发达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造就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为独立法律部门,完全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我国经济虽然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基础薄弱、体制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我国在世界上仍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们不懈追赶。基础薄弱可以夯实,体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经济不发达可以促进。关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总结世界上商品经济发达的国家的经验,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重视和推动,即国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而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离不开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视发挥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维护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视发挥商法的作用,必须给予商法一个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独立性。

   四、关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

  (一)经济法律体系的部门构成分析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知,商法独立后,我国的经济法律体系将由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部门法构成,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法规组成情况如下:

   1、民法部门:(1)民法通则;(2)合同法;(3)知识产权法,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养法等;(5)继承法。

   2、商法部门:(1)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2)破产法;

(3)证券法;(4)票据法;(5)保险法;(6)海商法。

3、经济法部门:(1)市场规制法,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2)宏观调控法,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3)国家投资经营法,包括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

(二)商法独立后各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分析

   1、民法与商法。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而产生了两种观点:一是民商合一论,二是民商分立论。民商合一论者认为,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是一国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不但现在分离不了,而且随着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将来就更难舍难离。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着共同的原理,二者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的界限也很难划清。6首先,商主体是从事营利性行为的个人和组织,而民事主体将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都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第三,民事活动的范围包括营利性、持续性的商事活动。笔者认为,民商合一论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将民法定义为调整所有平等主体之间所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本身已涵盖商法定义,当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结论。商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这一点无论民商合一论者还是民商分立论者都承认,那为什么不将民法的定义修改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非营利性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如若仅仅因为中国现行的《民法通则》而不做这样的修改,那么就应该考虑修订已颁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则》了;如若做出这样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论者就将哑口无言了。

   2、商法与经济法。关于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学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都以企业为核心对象,两者没有根本性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商法与经济法的理念、机能是不同的,商法与经济法应为两个不同的法。笔者认为,商法与经济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门。首先,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商人之间因实施营利性的商行为而发生的商事法律关系之法,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或国家部门与市场主体之间因进行经济调节而发生的经济法律关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调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运用自行调节的方法,经济法则综合运用自行调节和强制干预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质不同,商示属于私法,其理念是维护主体的私权,以个体利益为基础;经济法原则上属于公法,

它以社会为本位,着眼于超越个体利益的整体利益。虽然如此,商法和经济法在各自的体系构成方面仍有较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企业法的划归上。笔者认为,企业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企业法是指规范各种类型企业的法律规范体系,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此。由于企业法的集合性,决定了企业法调整对象性质的复杂性,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企业法是属于商法,还是属于经济法。鉴于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分别因其国家投资、涉外、规模较大且涉及面较广而事关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调整这三类企业的法律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因此将之划归经济法。其他类型的企业,像合伙企业、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合作社等,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影响较小或基本没有影响,属典型的商事主体,因此将之划归商法。这样,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商法和经济法关于企业法的划归问题。

   3、经济法与民法。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民商合一的体例下,主要是指经济法和商法的关系,上面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

   

 

注释: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13页。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第16—17页。

4范 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5赵中孚《商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6范 健:《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中国经济法律构成和运行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刘瑞复:《经济法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卓炯书:《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4范 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