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刺激；国债发行；制度完善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概述介绍？
财政是政府的一种经济行为，所以，通俗的说，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在安排财政收支和运用各种财政手段时候的指导思想。对现代财政政策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定义，其中有两个定义很值得借鉴。一个定义是：“财政政策可以认为是税种、公共支出、举债等种种措施的整体，通过这些手段，作为整个国家支出组成的部分公共消费与投资在总量和配置上得以确定下来，而且私人投资的总量与配置受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一个定义是：“所谓财政政策即政府收支的调整已达到经济更加稳定，实现预期经济增长率。”这两个定义的优点是明确指出了财政政策的主体、手段和目标。根据我们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并参照上诉两个定义，给财政政策以如下定义似乎更为确切：“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主动地调整财政收支和财政手段，形成不同的组合，以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一个学术名词，如何准确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真正含义，更符合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真谛。一般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属于一种扩张的财政政策，也即赤字政策。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主要是能够过增发国债。
二、影响我国财政风险的主要因素
1.财政体制改革未触及实质性问题
政府权力的横向分割，政府间关系是一种地缘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其次才是行政权力范围的地缘性。条块关系交织使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在处理财政问题时，相互争执利益，推诿责任。下级政府部门在财政权力上缺乏自主性，因而也就没有责任心，形成了滥用财权，浪费财力的局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利定位不够准确，无法明确事权范围。由于依据模糊，划分收支的标准就很难把握，忽而偏重中央，忽而偏重地方，偏重地方也有地区差异。特别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交叉的支出，跨地区的支出，具有外溢性的支出，更是容易造成相互干扰，混淆不清。可见，体制缺陷是造成财政风险的最本质的原因。
2.主体税种设计税权划分双重缺陷
我国税收设计的基本目标首先是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流转税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选择，这也正是我国长期以来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的主要原因，虽然理论界不乏将所得税作为主体税种的声音。如现阶段实行的增值税，就是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的流转税。地方税中的营业税也属于流转税类。流转税的共同特点是以商品或劳务的流转额为课征对象、可征环节多、税源广泛，但缺陷也很明显，它既不能体现公平合理的税收基本原则，也难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在目前税制下，税收收入量的目标很容易实现，但税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的反映越来越不够明显和准确，从而形成了税收收入不断增加，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的背反现象。
3.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实现质的突破
我国国有企业的现实问题很多，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高负债率、低利润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困难，国有企业多余职工的分流和再就业，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无一不与财政有关。大凡国企改革首先是产权改革，即对产权进行界定，明确投资主体，明确产权的归属，明确资产经营的盈亏责任。政企关系不清集中体现在企业与财政关系不清上，企业改革的各种风险必将形成财政风险。
4.税权划分缺乏稳定性和科学性
税权即税收的管辖权。国家拥有取得税收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必须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进行合理科学的配置。我国目前在税权划分上缺乏一个稳定的规则，立法权过分集中于中央，地方越权、滥权现象较为严重。另外税收征管主体的重复和交叉，也对行使税权产生了一定的障碍，从而导致中央税收保障性下降，地方滥用收费权，且收费规模日益膨胀。这种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财政收入的规范分配方式严重悖离的结果，必然导致更深的财政风险。
5.政府职能转变的艰巨性和矛盾性
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首要问题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但政府职能的转变过程却存在着明显的艰巨性和矛盾性。因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失效问题更为突出，政府纠正这些失效的能力也更弱，政府行动的局限性也更大，建立和完善市场的任务也更加艰巨。如果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很可能成为导致市场混乱的主要因素。
三、防范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有效策略
1.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
作为我国的最高决策层，在制定财政政策目标时，不能仅仅局限于确保年度或任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而应将重心放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只有这样，我国的国民经济才能真正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有保证。在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既包括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包括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地区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城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生态环境的好转等。
2.积极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
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初期，针对需求严重不足的严酷现实，财政政策作用的侧重点放在拉动需求方面，这样做简单、容易操作，而且见效快，因而是无可厚非的。到了200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投资品及消费品价格开始止跌回升，这说明我国的需求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尽管有效需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转移到有效供给上来了。经过3年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偿债率、债务依存度都已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虽然负债率还较低，但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国民经济对国债的承受能力相对低下，因而以西方发达国家及欧盟成员国所确定的警戒线标准来说明我国的国债发行还有较大的空间，这是不正确的。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应控制在20%以内为宜，最多不得超过30%，否则有发生财政危机的危险。由此可见，以扩大国债规模和财政支出规模为主要内容的旨在拉动需求增长的财政政策已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单一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不可能解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因此，要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应放到改善供给、增加有效供给上来。要通过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使产业结构、地区经济结构和城乡经济结构逐步合理化，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有机协调起来。
3.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首先，在国债方面，虽然维持一定数量的国债发行是必要的，但国债发行规模要加以严格控制，国债增长速度应低于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国债风险程度能得到有效控制和降低。国债资金的运用应仅限于具有经济效益的领域，并重点投向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以及企业技术改造和信息产业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国债资金向这些领域的投入不是包办或垄断，而是重在发挥其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国债资金应退出纳消费性领域，有关社会保障事务应通过税收等无偿性收入来解决。在国债资金投资结构上，要逐步加大新兴产业及企业技术改造方面的投入，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充分发挥国债投资的“扩散效应”和“乘数效应”，拉动民间投资的快速增长。要加大对国债投资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国债资金的到位，提高其使用效益。在利用国债投资加大西部地区开发力度的过程中，投资的重点应放在西部地区的基础工业及基础设施方面，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并使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次，要充分发挥财政贴息的杠杆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财政投资支持国家重点建设、优化产业结构和对社会投资实施调控，这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财政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日趋下降、国债风险加大的情况下，面对中长期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巨大的投资资金需要，财政的直接投资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当前一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贴息支持政策性融资，变直接投入为间接拉动与引导。目前要扩大财政贴息的资金规模，使之成为加强供给管理的有效工具。再次，要通过税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刺激民间投资。要废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并相应调低其基本税率，取消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区分；统一企业所得税，给内外资企业以公平的税收待遇。取消地区性税收优惠待遇，实行以产业为导向的税收优惠待遇。第四，要切实解决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和乱集资问题，充分发挥人大、政协、人民群众及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规范和约束政府本身的行为，切实减轻企业及个人的负担，调动其投资积极性。如在政府收费方面，有关政府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等都必须通过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的审批，收费标准的调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或省级人大常委会举行听证会。各级政府只是收费的执行者和管理者，无权进行收费的立项、收费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4.正确认识积极财政政策在发展中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市场第一、政府第二的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的宏观调控只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政府的财政政策只是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和缺陷。因此，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既不能低估，也不能夸大。在运用财政政策以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时，要注意掌握好政策的力度和作用范围，保持财政政策的公共性、公平性和适度性。要通过财政政策的实施，弥补私人经济部门投资的不足，并积极引导其投资方向，而不是排挤私人经济部门投资，同其在经济领域争利。作为财政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要注重提高决策水平和执行水平，及时收集和掌握经济发展信息，减少和避免政策决策和政策执行的盲目性。
5.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
我国的一切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都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我国即将加入wto的历史背景下，要确保其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结果与预期目标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仅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有其他的政策及制度原因。如民间投资缺乏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民间投资产业准入政策方面的障碍等，使民间投资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要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必须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方面给予公平待遇，废除各种歧视性的规章制度，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银行信贷等多种方式融资。要逐步取消产业准入方面的制度，变审批制为登记备案制，除涉及国家经济安全及国防安全的领域不宜让民间资本进入外，其他领域应尽可能向民间资本开放。凡是允许外资进人的领域，都必须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
参考文献：
[1]贾康.积极财政政策的着力点[J].中国金融.2011年（1）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2
为加强财政部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中问题的整改，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广大财政干部的监督，现对有关重大事项的整改公开承诺如下，欢迎大家监督。
一、总体承诺
1、财政部门将始终本着对党、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对在整改方案中涉及的问题，通过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目标、强化整改责任、严格整改时限，按照远近结合，突出重点的原则，一件件地整改落实到位。
2、对所涉及的问题，如果认为我们整改措施不具体，整改目标不明确的，可以通过财政与编制政务公开网*和京山县财政局学习科学发展观博客*以及学习实践活动办公室电话（*）进行反映。我们将虚心接受批评，积极完善整改措施，努力整改到位。
二、具体重大事项的承诺
1、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是财政部门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将以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与国、地税部门的联系和协调沟通，积极开展调查分析，大力组织财政收入，强化部门预算执行，严格支出管理，确保2009年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59544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8840万元的目标。通过积极组织财政收入，在保稳定、保发展等方面发挥财政部门应有的作用。
2、积极筹措资金，支持企业发展。面对金融危机，财政部门将牢固树立支持企业发展就是支持财政事业发展的理念，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扶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同时积极帮助企业争取项目和资金，加大担保体系建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全力支持企业发展。
3、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和争取资金工作。通过实行领导带头、全员参与、内外结合、严格奖惩等措施，确保全年完成1500万元以上招商引资任务。进一步加大进京、跑省力度，积极开展争取资金竞赛活动，力争2009年财政部门单独争取资金额度比2008年增长50%。
4、严格惠农政策落实，及时兑付各类惠农资金。按照中央和省安排，凡涉及惠农资金，财政部门将严格按照政策，规范发放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及时将资金发放到农户手中。
5、加强民生资金投入，增强公共财政保障能力。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廉租房建设以及农村医疗救助、城镇低保、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等工作，确保改革的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6、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高执行力。通过加强班子队伍建设，提高党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和执行县委、县政府决策的自觉性；开展社会各界评财政以及对财政部门特定对象进行“三定”测评等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干部的行政行为。
7、积极开展办实事、好事活动。重点是结合财政局驻企业工作队和驻新市镇洪泉村新农村工作队开展办实事、好事活动，积极帮助企业引进项目，支持企业发展；帮助农村制定发展规划、筹措资金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开展党员结队帮困等，切实把实事办好。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3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界定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就不能把它简单看作是规范济理论中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简单地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通过扩张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财政政策有效，就必须有结构性政策的配合。
(二)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公共财政的体制改革
在一般意义上，财政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宏观经济调节的职能。即反周期政策。这种政策只能在短期内使用，而且受财政纪律和政策规则的约束。二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即提供市场不能提供或提供数量不足的公共品和准公共品。三是社会公平职能。通过财政转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来调节地区和个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励和引导职能。通过财政支出和税制激励调节微观主体(企业)的行为，从而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
(三)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
四、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
(一)几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导致赤字率和债务率不断增加。我国几年来连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各项反映财政状况指标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债务率(国债余额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国财政短期内风险不大，但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确有财政风险。按照前面的分析，虽然几年来财政支出迅速增长。赤字率和债务率上升较快，但由于同期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也较快，目前财政风险并不大。但如果从中长期看。中国财政风险有累计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规模增加税收的条件并不具备，未来财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经济增长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长期内仍需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结构性职能要求财政支出规模不能减少。支出压力较大。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4
一、深刻领会政策跟踪审计的重大意义，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前提
第一，抓好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是保障中央政令畅通的需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根本上要靠奋斗、靠发展、靠各级政府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措施和社会各方面的努力。以汉台为例，总体上，各部门、单位能够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但有些制度还不够完善，个别部门、单位在落实的方式、内容、措施以及落实程度和力度上还有待改进的地方。通过审计部门跟踪审计，揭示典型问题，推动落实责任，力求打通政策措施落实“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打破“中硬阻”，确保政令畅通。
第二，抓好政策措施落实审计，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可靠的依据。政策措施落实情况信息既是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依据，又是评判宏观政策效果的基础。审计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公正地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信息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貌，揭示被审计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同时，审计机关是国家经济监督部门，通过其行为促进其他社会主体有效利用国家和社会资源，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从而为政府政策调控和完善提供准确决策依据。
第三，抓好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审计，是充分发挥各项政策措施的作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运行的需要。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从该区经济数据看，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内，但下行压力仍不容忽视。工业经济增长乏力，特别是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持续放缓，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下行容易使风险积聚。政策落实情况审计可以通过对财政资金流向的监督，及时发现哪些执行政策的行为偏离了宏观调控方向，依法通过审计处理程序要求被审计单位纠正偏离宏观调控的行为，来保证政策措施的执行。
二、准确把握政策措施落实审计的重点，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关键
第一，重大建设项目推进。汉台区经济体量大，市区重点建设项目多，投资规模较大。要把市、区重大建设项目推进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作为稳增长政策落实跟踪审计的重点内容和抓手，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棚户区改造、生态环保、农林水利、交通运输、卫生养老、现代物流、新兴产业等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关注制约项目如期推进的资金筹措、引入社会资本筹资融资、用地拆迁、规划审批等关键性问题，关注节能环保、教育、卫生、民政等民生领域政策措施落实情况。
第二，财政资金统筹使用。加强对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力度，促进产业政策落实，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关注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保证重大项目融资等情况。财政、税收、金融、产业、民生以及区域开发等国家政策、国家战略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是不是得到及时推进，是不是得到贯彻落实，一系列减税让利优惠政策是否落实到位，税收改革政策对汉台区经济运行的影响，监督财政资金统筹使用、财政存量资金盘活及资金到位情况等方面运行情况，使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能够得到有效发挥。
第三，简政放权。以推进建立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监督检查各部门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推进规范和公开行政审批流程，压缩和明确审批事项等情况，营造公平竞争、良性发展环境。
第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汉台区作为全省首批创新性试点县区，要依托科技、人才优势，深化产学研结合。围绕装备制造、电子设备、建筑材料、食品饮料等六大支柱产业，加快汉江产业园区建设，整合优化科技资源，实施重大科技专项，落实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运用新技术、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升级，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为汉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第五，防范经济领域风险隐患。汉台区近年来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保障房建设等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一定的债务规模。要重点关注政府性债务风险，跟踪存量债务的潜在风险及化解情况。
三、高度重视，协调联动。是开展好此项工作的重要保证
由于政策措施落实审计与其它审计对象相比具有特殊性、阶段连续性、时效性等特点，时间范围跨度大，审计范围更广，因此，务必强化领导协调工作。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跟踪审计有序推进。自2014年9月政策措施落实审计以来，汉台区按照上级部署把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作为审计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列入区人民政府重要工作日程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区政府常务会议多次听取审计部门汇报，安排部署稳增长等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工作。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认真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处理意见，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促进国家宏观政策在汉台的贯彻落实。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5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财政政策的四大常用工具包括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公债政策。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为以上四大政策领域。
(一)支出政策
1.1998年的主要措施。199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财政调整方案:(1)财政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专门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把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主要针对1998年的大洪水救灾)。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主要增加了6个领域的投资。(1)农林水利和环境保护工程。一方面,重点安排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用于大江大河的防洪水利工程,1998年全年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8亿元;另一方面,加强建设国家重点生态环境项目以及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十大防护林体系。(2)交通通讯建设。加快铁路、公路、机场、航道的建设,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讯网络。(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大中型城市的排水、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道路和绿化等方面的项目。(4)城乡电网改造。城市电网改造主要是扩容,农村电网改造与农村电网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目的是做到同网同价,减轻农民负担。(5)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数的17.5倍。(6)经济适用房建设。据统计,截止到1998年12月底,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资金总额达到2173.5亿元。
除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外,还增加了其他领域的支出。(1)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一方面,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用于支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安排144亿元补助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2)增加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经费。为了保证灾民的基本生活,控制灾后疫情的发生,顺利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仅中央财政拨付的救灾和救济经费就达83.7亿元。(3)加大中央财政对科教的投入力度。从1998年起的五年内,中央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重点用于支持高校体制改革和高等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确保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资金需要等。
2.1999年的主要措施。1999年初增发长期国债500亿元。到年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又增发600亿元长期国债。这些资金仍然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1998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1999年除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外,还增加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投入。国家拿出153亿元用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贴息,按照“品种、质量、效益”和扩大出口的要求,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1)为了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
水平,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从1999年7月1日起,补助水平提高30%。(2)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月人均基本工资提高30%,相应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3)大幅度增加中央扶贫资金规模,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居民收入。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使当年财政支出增加了540亿元,受益面达8400万人。
3.2000年的主要措施。2000年初发行了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在下半年进行了一次预算调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又增发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共计1500亿元国债资金。中央明确提出,这些资金原则上不上新项目,集中力量完成在建项目。这些新增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五个领域:(1)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和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2)水利和生态项目,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等。(3)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包括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城市道路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等重大科技项目。(4)教育设施,包括因高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等。(5)城市环保项目。
2000年,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研究和制定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下岗职工和城市贫困人群的保障力度。当年,中央财政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分别比1999年增长98.1%和50.1%;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标准,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较上年增长50%。
与此同时,2000年增发的500亿元特别建设国债,主要用于西部大开发,并且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补助。2000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建立“三条保障线”的资金补助,共计614.7亿元。
4.2001年的主要措施。2001年全年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其中,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和工程收尾,500亿元特种国债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用于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继续加大对设备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继续实施对技术改造的贴息政策。到2001年底,国债技术改造贴息资金安排国有重点企业已开工技术改造项目781个。
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调整建设国债资金使用方向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安排巨额资金,继续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同时,中央财政还增加了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专项安排一定规模的预算周转资金,用于缓解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季节性拖欠工资问题。2001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达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4700多万社会保障对象得到国家预算的社会保障资金补助。
5.2002年的主要措施。2002年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其中,1250亿元列入中央预算,其余250亿元转贷地方使用。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改革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京津水资源保护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公检法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科技项目等方面,除了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外,中央财政还增加了206亿元。2002年全国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方面的支出达到1088亿元,比上年增长18.6%。
2002年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支出政策。2002年7月1日起,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重点照顾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工人、军队专业干部,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优抚待遇和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6%。据统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2002年底的2060万人。
(二)税收政策
1.1998年的主要措施。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低迷,出口增长压力加大,我国及时调整了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和减轻企业负担。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提高出口退税率。为了支持外贸出口,我国分批提高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换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
第二,降低关税税率。为了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利用外资,我国调整了进口设备的税收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第三,清理整顿收费。为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998年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分三批取消了727项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
2.1999年的主要措施。1999年的税收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不仅继续支持出口和吸引外资,而且还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予以鼓励。
第一,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1999年初和1999年7月1日,我国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档次由原来的17%、13%、11%、9%和5%五档简并为17%、15%、13%和5%四档,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国家税务总局分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全年出口退税额622亿元,比上年增加42%。
第二,鼓励外商投资。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从1999年7月2日起,对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鼓励国内投资。为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从7月1日起,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现行税率减半征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可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为鼓励房地产投资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为鼓励证券投资,调低了B股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
第四,鼓励消费。为鼓励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9月30日国务院颁布《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规定从11月1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2000年共征收149亿元,2001年征收279亿元。恢复征收利息税对刺激居民储蓄向消费、投资转化起到一定作用。
3.2000年的主要措施。2000年的税收政策作用范围进一步拓展,不仅继续鼓励投资,而且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西部地区的某些产业加大了优惠力度。
第一,鼓励投资,推动技术进步。从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年中开始,对于软件、集成电路等产业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给予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加速折旧、对新增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按150%扣除的优惠政策。
第二,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取消了238项涉及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平均每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145亿元。
第三,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西部地区的内外资鼓励类产业和优势产业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4.2001年的主要措施。2001年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鼓励投资者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并通过增值税的调整,扶持部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
第一,鼓励证券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增加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我国先后4次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2001年11月16日起对a股和B股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分别由原来的4‰和3‰统一降为2‰。同时,继续对个人股票交易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
第二,扶持部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2001年,我国又出台了一些增值税优惠政策,旨在扶持部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财税[2001]141号文件规定,对于铸、锻企业生产销售的用于生产机械的商品铸锻件,实行先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后按实际缴纳增值税额返还35%的办法。对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财税[2001]198号文件规定,对于下列产品实行即征即退办法:(1)利用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生产加工的页岩油及其他产品;(2)在省吃俭用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凝土生产的再生混凝土;(3)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4)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等炉底渣及其他废渣生产的水泥。此外,对于煤矸石、煤泥、油母页岩和风力生产的电力,以及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实行减半征收增值税。
5.2002年的主要措施。2002年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对以前出台的各项措施继续实施或加大力度实施。比如,对投资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以及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方面实行优惠措施;又如,在前几年连续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又将棉花、大米、小麦、玉米的出口退税率由5%提高到13%,对钻石出口实行17%的出口退税率。再如,继续对符合低污染排放标准的小汽车和轻型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对联合矿山生产的铁矿石减征40%的资源税。
同时,2002年的税收政策还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比如,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由7%下调为6%,并对实际呆账损失超过呆账准备经核实允许据实列支;又如,为了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关税总水平由15.3%下调到12%;再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外购税控加油机和税控装置缴纳的增值税可作进项抵扣,购进免税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扣除率由10%统一提高到13%。
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税费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区、市)为扩大改革试点省份。
(三)政策措施的特点
通过上述的简要回顾,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措施具有一些鲜明特点。首先,在预算政策上,采取的是财政赤字政策,以赤字支出增加社会总需求。其次,在赤字支出的资金来源上,主要以增发国债为主,每年增发国债都在1500亿元左右。再次,在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上,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决策层认识的深化,具体措施在不断调整。对于这几年的支出政策措施和税收政策措施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我们作了如下归纳。
1.支出政策措施的特点。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支出政策的措施上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作为筹措资金的主要渠道。从1998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在5年内累计增发6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和500亿元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共计6600亿元。
第二,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为主。1998——2002年间,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筹措上来的资金主要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其中,用于农林水和生态建设方面1435.8亿元,用于交通设施建设方面1140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955亿元,用于农村电网改造方面520.72亿元,用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398.9亿元,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60亿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方面119.5亿元。
第三,以提高中低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为辅。首先是大幅度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从1999年起,不仅连续3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建立了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到2002年底,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比1998年翻了一番。其次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经过几年的连续增加,到2002年,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1997年的9.5倍,是1998年的6.2倍,年均增长56.9%。
2.税收政策措施的特点。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政策的措施上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税收优惠为主。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没有采取总量减税的措施,而是采取人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纳税人或特定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第二,税收优惠的重点在有序扩大。从最初(1998年)以刺激出口、吸引外资为重点,扩展到鼓励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再扩大到支持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最后又扩大到扶持高薪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三,取消大量收费。在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同时,进行税费改革,特别是相继取消了大量的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没有实施全面减税措施。第二,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改善了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大幅度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并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筹资来源。第三,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前提下,采取结构性减税措施,一是减少与投资直接相关的税收,二是通过税费改革,取消大量收费项目。
二、积极财政政策成效的总体评价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成效显着。它不仅短期拉动了需求,保持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而且提高了经济内生增长的能力,协调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经济增长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适度经济增长?适度的经济增长并非用单一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而是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规律,如果GDp增长率低于7%,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如果GDp增长率超过10%,通常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所以,再综合考虑到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压力、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而逐步逼近规模经济的边界以及改革开放进行制度创新的效应逐步递减等因素,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GDp增长率在7%——9%之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区间。
倘若7%——9%是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区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从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13.5%开始,一直到1998年的7.8%,GDp增长率几乎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在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率的这种下滑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跌破我们所说的适度经济增长率的下限(7%)。然而,从1998年中起,我国真正开始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力度较大的稳定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率一直没有降低到7%以下。
积极财政政策成功地阻止了经济增长率下跌趋势,主要是因为有效地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和带动民间投资,增加了投资需求;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了民间投资和出口;通过财政支持的收入分配政策,刺激了居民消费。
1.增加了投资需求。1978——1997年的2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9.8%,这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高不无关系,特别是在1981——1995年间,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明显。然而,到了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前三年连续大幅度下降之际,又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1996年的14.8%再度下降到8.8%,这无疑使我国过去一直由高投资率支撑的高增长失去了推动力。
社会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大部分商品出现过剩情况。根据原国内贸易部1997年下半年对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调查,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10种,仅占1.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第二,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在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投资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预期不佳,投资意愿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意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6.1%的企业因投资收益率太低而不愿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第三,银行惜贷。银行部门对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不愿意增加贷款,出现惜贷现象。第四,其他投资主体难以增加投资。由于我国目前的投资渠道、投资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巨额的社会闲置资金无法迅速转化为投资。鉴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社会投资需求的下滑趋势就会愈演愈烈。
针对社会投资需求不断萎缩状况,我国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伊始就切中要害,即通过增发国债筹措资金,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扩大社会投资需求。1998——2000年,我国共发行建设国债3600亿元,拉动社会投资24000亿元。尤其是1999年,用90亿元国债资金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元,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终于扭转了下滑趋势,全年共完成投资32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了1996——2000年的平均值,回升到13%,2002年继续上升,达到16.1%。
总之,国债投资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据测算,1998——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7.1%、8%、7.3%和8%,其中国债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
2.刺激了消费需求。从1996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年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从1996年的20.1%下降到1998年的6%,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在理论上,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居民收入下降或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二是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就我国1998年以来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一些。第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对于人们的消费预期、降低边际消费倾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随着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其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明显慢于前者,尽管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社会消费总需求增长缓慢。
为了增加消费需求,积极财政政策采取了增加人们收入、鼓励消费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工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包括开征利息所得税等)、鼓励消费信贷等。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连续3次较大规模地调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使机关事业单位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1年的823元,翻了一番。同时,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1998——2002年,共安排资金1934亿元,增加了企业困难职工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此外,财政通过支持扩大退耕还林(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正是在这些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作用下,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在比较高的水平。1998——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9.8%、11.2%和10.9%。就一些重要的消费项目来看,2001与1998年相比,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移动电话增长了900%,家庭电脑增长了250%,家庭汽车增长了100%;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彩电增长了67%,摩托车增长了83%。
3.推动了外贸出口。在过去的5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两次大的波动,第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迷,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冲击很大。1997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达到21.0%,而1997年下半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的外贸出口增长率一下子跌落至0.5%。
为了抑制出口增长下滑趋势,我国从1998年开始连续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与此同时,我国还不断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正是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这些措施,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才得以恢复,并且实现了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目标。1998——2002年,我国出口增长率分别为0.5%、6.1%、27.8%、6.8%和22.3%;出口总额由1998年的1837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3256亿美元,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使1998——2002年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保持在7%——8%之间,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比较高的国家。
(二)积极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通过总量扩张措施抑制了经济运行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所引致的经济衰退,起到了一种推力和拉力的作用,而且还通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为辅的结构调整措施,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可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增加总需求的同时生成有效供给,以有效供给增加带动总需求扩大,为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在总供求和谐调整中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改善了基础设施状况。基础设施是民间投资和消费活动的基本条件,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然而,我国在近20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道路交通、能源通讯、农村供电网络、水利设施等的严重短缺,成为我国今后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的障碍。因此,从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伊始,就选定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并在头三年(1998——2000年)共安排国债资金投资项目6620个,长期建设国债资金36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总投资规模达到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主要选择了4大领域。(1)全面展开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建设。到2000年底,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在蓄洪区共完成安全区建设22个。(2)加快交通运输设施建设。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公路建设方面,5年来新增公路里程约7.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2万公里;铁路建设方面,5年来,建设铁路新线5500公里,复线2520公里,电气化铁路1690公里。机场改造与建设方面,5年来改建和新建机场35个。(3)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到2000年底,竣工投入使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56个。这些项目的建成,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1886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824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31317吨,日燃气供气能力708万立方米,供排水及煤气管道网1585公里,新增城市道路1308公里(5年来共计2.13万公里),桥梁21座,供热面积8694万平方米。(4)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到2000年底,农网建设与改造竣工的县(区、市)累计1000个左右。农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民用户的生活电价平均每千瓦降低0.1——0.3元。
2.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不合理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顽症,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低(1988——2001年间该比重一直在30%——34%之间徘徊),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虽然较高(1990年为41.6%,是自1971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从1992年开始逐步上升,到2001年上升到51.1%),但第二产业内部的重复建设多,而且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是我国今后产业政策的主旋律。
世界各国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财政政策,以财政直接投资和税收优惠措施,集中财力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对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财政贴息等措施,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8年开始,国家财政共对880个民用技术改造项目贴息,调动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了银行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支持的信心和贷款力度,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的项目。截止到2000年底,建成投产高科技产业化项目68个。在技术改造项目方面,在以国债资金贴息的政策下,1999——2001年累计安排资金265.4亿元,1218个项目,拉动投资2810亿元,已建成投产项目288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
3.协调了地区经济发展。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趋扩大,是我国保持持续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从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入手,逐步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政策可以采取三大措施:第一,增加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二,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第三,配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从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西部地区倾斜,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仅2000年西部地区的投资就达3943亿元,增长14.4%,高于全国平均速度5.1个百分点,比东部和中部分别高出6.1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4.加大了科教投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内生增长理论特别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形成。而要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入力资本形成,鉴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效益外溢性”,政府就必须加大技术进步和教育的财政投入,其中包括直接投入(财政拨款)和间接投入(税收优惠)。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各级财政保持对科技教育投入总量的逐年增长。
在教育投入方面,中央财政教育经费开支连续5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从而使中央财政从1998年到2000年实际增加教育经费183亿元。同时,各省市也相继提出在今后几年内,本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也提高1——2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2949亿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1565亿元,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1.41个百分点;1999年又比1998年增长13.5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87亿元,占GDp的比率由1995年的2.41%上升到2.79%。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3800亿元,占GDp的比率为4.2%。
在科研开发投入方面,1999年全国科技经费总额为1460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研究与开发经费678亿元,增长17%。从1998年起5年内,中央财政陆续投入25亿元用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1998——2000年,连续较大幅度地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对创新课题的支持,并安排经费54亿元,支持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三)积极财政政策协调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里,我们得到的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协调。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能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保持社会稳定,在改革进程中就必须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当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
1.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仅扩大了内需,保持了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还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回顾过去的5年,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同时,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进行了一系列财政制度的改革。这些体制与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2.保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对我国来说极其重要,而社会稳定的一个前提是保证低收入者群体的生活水平。1998年以来,我国在多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和退休金的同时,重点放在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基本形成包括失业、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框架,构筑“社会稳定器”,同时也投入了巨额资金。据统计,2000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职工达到10448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10408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从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目前的1985万人。5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仅中央财政用于“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支出就达1934亿元,其中,2002年支出594亿元,是1998年的6.2倍。上述这些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措施,再加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累计达750万个,积极财政政策对保证经济衰退时期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
3.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在保障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水土保持工程、生态环境项目、退耕还林(草)项目、污染治理项目等,不但有利于弥补原来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造成的过度开发,而且也有利于今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到2000年底,简称“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44个,形成日污水处理能力330万吨。在生态建设上,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85.9万公顷,森林抚育面积226万公顷,封山育林面积350万公顷,飞播及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面积48万公顷。全国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24万公顷,封山育林面积119万公顷,飞播面积8万公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抑制了近年来的经济衰退,防止了通货紧缩的发生,而且为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6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
财政政策的四大常用工具包括预算政策、税收政策、支出政策和公债政策。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都可以归类为以上四大政策领域。
（一）支出政策
1.1998年的主要措施。1998年8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常务委员会通过财政调整方案：（1）财政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专门用于国家预算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把年初预算中原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80亿元调整为经常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足额发放和增加抢险救灾支出（主要针对1998年的大洪水救灾）。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主要增加了6个领域的投资。（1）农林水利和环境保护工程。一方面，重点安排水利工程建设投资，用于大江大河的防洪水利工程，1998年全年水利建设投资达到358亿元；另一方面，加强建设国家重点生态环境项目以及国有天然林保护工程和十大防护林体系。（2）交通通讯建设。加快铁路、公路、机场、航道的建设，发展数字通信和移动通讯网络。（3）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大中型城市的排水、供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城市道路和绿化等方面的项目。（4）城乡电网改造。城市电网改造主要是扩容，农村电网改造与农村电网管理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目的是做到同网同价，减轻农民负担。（5）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全年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投资达到年初计划数的17.5倍。（6）经济适用房建设。据统计，截止到1998年12月底，用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资金总额达到2173.5亿元。
除了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外，还增加了其他领域的支出。（1）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一方面，为了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中央政府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用于支持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另一方面，为了切实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中央财政通过调整支出结构，安排144亿元补助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2）增加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经费。为了保证灾民的基本生活，控制灾后疫情的发生，顺利开展灾后重建工作，仅中央财政拨付的救灾和救济经费就达83.7亿元。（3）加大中央财政对科教的投入力度。从1998年起的五年内，中央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重点用于支持高校体制改革和高等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确保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资金需要等。
2.1999年的主要措施。1999年初增发长期国债500亿元。到年中，针对当时的经济形势，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又增发600亿元长期国债。这些资金仍然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在1998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的基础上，继续增加投资，用于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1999年除了继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外，还增加了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的投入。国家拿出153亿元用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贴息，按照“品种、质量、效益”和扩大出口的要求，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和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1）为了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在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从1999年7月1日起，补助水平提高30％。（2）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月人均基本工资提高30％，相应增加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并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待遇。（3）大幅度增加中央扶贫资金规模，通过以工代赈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增加居民收入。这些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使当年财政支出增加了540亿元，受益面达8400万人。
3.2000年的主要措施。2000年初发行了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并在下半年进行了一次预算调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又增发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共计1500亿元国债资金。中央明确提出，这些资金原则上不上新项目，集中力量完成在建项目。这些新增国债资金主要投向五个领域：（1）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干线、中西部地区贫困县道路建设、铁路建设、新增100亿公斤粮库建设和中西部地区旅游设施建设。（2）水利和生态项目，包括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移民建镇、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和草场保护工程、京津周围沙源治理启动工程等。（3）产业结构调整项目，包括企业技术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化、城市道路交通环保等设施国产化、国防军工企业技术改造以及生物等重大科技项目。（4）教育设施，包括因高校扩招增加学生校舍等基础设施建设、中西部高校建设补助等。（5）城市环保项目。
2000年，我国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研究和制定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下岗职工和城市贫困人群的保障力度。当年，中央财政用于基本养老金补助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分别比1999年增长98.1％和50.1％；提高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保障标准，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支出较上年增长50％。
与此同时，2000年增发的500亿元特别建设国债，主要用于西部大开发，并且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补助。2000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建立“三条保障线”的资金补助，共计614.7亿元。
4.2001年的主要措施。2001年全年发行1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其中，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和工程收尾，500亿元特种国债支持西部大开发，主要用于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配合国家的产业政策，继续加大对设备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继续实施对技术改造的贴息政策。到2001年底，国债技术改造贴息资金安排国有重点企业已开工技术改造项目781个。
在增加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调整建设国债资金使用方向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安排巨额资金，继续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费。同时，中央财政还增加了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专项安排一定规模的预算周转资金，用于缓解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季节性拖欠工资问题。2001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性支出达982亿元，是1998年的5.18倍。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共有4700多万社会保障对象得到国家预算的社会保障资金补助。
5.2002年的主要措施。2002年继续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其中，1250亿元列入中央预算，其余250亿元转贷地方使用。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在建国债项目、西部开发项目、重点企业改革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京津水资源保护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和教育以及公检法设施建设。特别是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科技项目等方面，除了增发国债安排的支出外，中央财政还增加了206亿元。2002年全国财政用于支援农村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林水气等部门事业费方面的支出达到1088亿元，比上年增长18.6％。
2002年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支出政策。2002年7月1日起，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重点照顾退休早、基本养老金偏低的老工人、军队专业干部，再次提高了在乡老复员军人优抚待遇和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退休待遇水平。2002年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达到1362亿元，比上年增长38.6％。据统计，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2002年底的2060万人。
（二）税收政策
1.1998年的主要措施。1998年，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低迷，出口增长压力加大，我国及时调整了税收政策，以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和减轻企业负担。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提高出口退税率。为了支持外贸出口，我国分批提高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换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
第二，降低关税税率。为了鼓励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利用外资，我国调整了进口设备的税收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的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的增值税。
第三，清理整顿收费。为了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1998年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分三批取消了727项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和基金，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
2.1999年的主要措施。1999年的税收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不仅继续支持出口和吸引外资，而且还对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予以鼓励。
第一，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1999年初和1999年7月1日，我国两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出口退税率档次由原来的17％、13％、11％、9％和5％五档简并为17％、15％、13％和5％四档，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国家税务总局分3次共下达出口退税计划指标636亿元，全年出口退税额622亿元，比上年增加42％。
第二，鼓励外商投资。为了吸引外商投资，从1999年7月2日起，对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第三，鼓励国内投资。为鼓励固定资产投资，从7月1日起，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按现行税率减半征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可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为鼓励房地产投资和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从8月1日起，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为鼓励证券投资，调低了b股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
第四，鼓励消费。为鼓励消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9月30日国务院颁布《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实施办法》，规定从11月1日起，对储蓄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2000年共征收149亿元，2001年征收279亿元。恢复征收利息税对刺激居民储蓄向消费、投资转化起到一定作用。
3.2000年的主要措施。2000年的税收政策作用范围进一步拓展，不仅继续鼓励投资，而且对高新技术产业和西部地区的某些产业加大了优惠力度。
第一，鼓励投资，推动技术进步。从2000年1月1日起，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年中开始，对于软件、集成电路等产业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给予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国有企业采取了加速折旧、对新增研究与开发费用允许按150％扣除的优惠政策。
第二，继续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取消了238项涉及交通和车辆收费项目，平均每年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约145亿元。
第三，加大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对设在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等企业，企业所得税实行两年免征、三年减半征收。对西部地区的内外资鼓励类产业和优势产业项目，在投资总额内进口自用先进技术设备，除国家规定不予免税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4.2001年的主要措施。2001年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鼓励投资者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的投资，并通过增值税的调整，扶持部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
第一，鼓励证券投资。为鼓励投资者增加对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我国先后4次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2001年11月16日起对a股和b股的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分别由原来的4‰和3‰统一降为2‰。同时，继续对个人股票交易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
第二，扶持部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2001年，我国又出台了一些增值税优惠政策，旨在扶持部分产业和产品的发展。财税［2001］141号文件规定，对于铸、锻企业生产销售的用于生产机械的商品铸锻件，实行先按规定征收增值税，后按实际缴纳增值税额返还35％的办法。对于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财税［2001］198号文件规定，对于下列产品实行即征即退办法：（1）利用煤炭开采过程中伴生的舍弃物油母页岩生产加工的页岩油及其他产品；（2）在省吃俭用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废旧沥青混凝土生产的再生混凝土；（3）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生产的电力；（4）在生产原料中掺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石煤、粉煤灰等炉底渣及其他废渣生产的水泥。此外，对于煤矸石、煤泥、油母页岩和风力生产的电力，以及部分新型墙体材料产品，实行减半征收增值税。
5.2002年的主要措施。2002年的税收政策主要是对以前出台的各项措施继续实施或加大力度实施。比如，对投资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以及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等方面实行优惠措施；又如，在前几年连续提高出口退税率的基础上，又将棉花、大米、小麦、玉米的出口退税率由5％提高到13％，对钻石出口实行17％的出口退税率。再如，继续对符合低污染排放标准的小汽车和轻型客车减征30％的消费税，对联合矿山生产的铁矿石减征40％的资源税。
同时，2002年的税收政策还出台了一些新措施。比如，金融保险营业税税率由7％下调为6％，并对实际呆账损失超过呆账准备经核实允许据实列支；又如，为了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关税总水平由15.3％下调到12％；再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外购税控加油机和税控装置缴纳的增值税可作进项抵扣，购进免税农产品的进项税额扣除率由10％统一提高到13％。
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税费改革，特别是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扩大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16个省（区、市）为扩大改革试点省份。
（三）政策措施的特点
通过上述的简要回顾，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措施具有一些鲜明特点。首先，在预算政策上，采取的是财政赤字政策，以赤字支出增加社会总需求。其次，在赤字支出的资金来源上，主要以增发国债为主，每年增发国债都在1500亿元左右。再次，在支出政策和税收政策上，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决策层认识的深化，具体措施在不断调整。对于这几年的支出政策措施和税收政策措施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我们作了如下归纳。
1.支出政策措施的特点。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支出政策的措施上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作为筹措资金的主要渠道。从1998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在5年内累计增发6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和500亿元支持西部开发的特种国债，共计6600亿元。
第二，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为主。1998——2002年间，增发长期建设国债筹措上来的资金主要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上。其中，用于农林水和生态建设方面1435.8亿元，用于交通设施建设方面1140亿元，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955亿元，用于农村电网改造方面520.72亿元，用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方面398.9亿元，用于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方面160亿元，用于教育基础设施方面119.5亿元。
第三，以提高中低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为辅。首先是大幅度提高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水平。从1999年起，不仅连续3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建立了边远地区津贴制度。到2002年底，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比1998年翻了一番。其次是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经过几年的连续增加，到2002年，全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是1997年的9.5倍，是1998年的6.2倍，年均增长56.9％。
2.税收政策措施的特点。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税收政策的措施上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税收优惠为主。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我国没有采取总量减税的措施，而是采取人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特定纳税人或特定活动给予税收优惠。
第二，税收优惠的重点在有序扩大。从最初（1998年）以刺激出口、吸引外资为重点，扩展到鼓励投资，促进技术进步，再扩大到支持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最后又扩大到扶持高薪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三，取消大量收费。在以税收优惠为主的同时，进行税费改革，特别是相继取消了大量的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实施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第一，以增加财政支出为主，没有实施全面减税措施。第二，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改善了财政支出结构，特别是大幅度增加了基础设施投资，并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筹资来源。第三，在增加税收收入的前提下，采取结构性减税措施，一是减少与投资直接相关的税收，二是通过税费改革，取消大量收费项目。
二、积极财政政策成效的总体评价
实践证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5年多来成效显著。它不仅短期拉动了需求，保持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而且提高了经济内生增长的能力，协调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积极财政政策拉动了经济增长
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什么是适度经济增长？适度的经济增长并非用单一的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而是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区间。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规律，如果gdp增长率低于7％，将会带来严重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就会显现出来；如果gdp增长率超过10％，通常会带来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所以，再综合考虑到我国未来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压力、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而逐步逼近规模经济的边界以及改革开放进行制度创新的效应逐步递减等因素，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gdp增长率在7％——9％之间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区间。
倘若7％——9％是一个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区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增长情况。从1993年的经济增长率13.5％开始，一直到1998年的7.8％，gdp增长率几乎一年下降1个百分点。如果政府不采取有力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在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经济增长率的这种下滑趋势可能还会持续下去，到1999年，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跌破我们所说的适度经济增长率的下限（7％）。然而，从1998年中起，我国真正开始了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的力度较大的稳定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率一直没有降低到7％以下。
积极财政政策成功地阻止了经济增长率下跌趋势，主要是因为有效地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和带动民间投资，增加了投资需求；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了民间投资和出口；通过财政支持的收入分配政策，刺激了居民消费。
1.增加了投资需求。1978——1997年的2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率年均高达9.8％，这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高不无关系，特别是在1981——1995年间，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明显。然而，到了199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在前三年连续大幅度下降之际，又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从1996年的14.8％再度下降到8.8％，这无疑使我国过去一直由高投资率支撑的高增长失去了推动力。
社会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点。第一，大部分商品出现过剩情况。根据原国内贸易部1997年下半年对613种主要商品的供应情况调查，供不应求的商品只有10种，仅占1.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第二，企业投资意愿下降。在商品供过于求、价格下跌、投资率下降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预期不佳，投资意愿下降。根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意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6.1％的企业因投资收益率太低而不愿意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第三，银行惜贷。银行部门对经济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风险防范意识加强，不愿意增加贷款，出现惜贷现象。第四，其他投资主体难以增加投资。由于我国目前的投资渠道、投资理念等方面的原因，巨额的社会闲置资金无法迅速转化为投资。鉴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政府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社会投资需求的下滑趋势就会愈演愈烈。
针对社会投资需求不断萎缩状况，我国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伊始就切中要害，即通过增发国债筹措资金，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扩大社会投资需求。1998——2000年，我国共发行建设国债3600亿元，拉动社会投资24000亿元。尤其是1999年，用90亿元国债资金作为技术改造的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元，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在政府投资的带动下，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终于扭转了下滑趋势，全年共完成投资32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超过了1996——2000年的平均值，回升到13％，2002年继续上升，达到16.1％。
总之，国债投资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据测算，1998——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7.8％、7.1％、8％、7.3％和8％，其中国债项目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1.7个百分点、1.8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
2.刺激了消费需求。从1996年开始，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年均增长率大幅度下降，从1996年的20.1％下降到1998年的6％，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在理论上，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居民收入下降或收入增长速度下降，二是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就我国1998年以来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更复杂一些。第一，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等，对于人们的消费预期、降低边际消费倾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随着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我国个人收入差距拉大。少数人先富裕起来，其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大多数人的收入增长明显慢于前者，尽管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缺乏相应的消费能力，从而导致社会消费总需求增长缓慢。
为了增加消费需求，积极财政政策采取了增加人们收入、鼓励消费的措施，其中包括增加转移支付、提高工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调整抑制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包括开征利息所得税等）、鼓励消费信贷等。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连续3次较大规模地调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工资，使机关事业单位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1年的823元，翻了一番。同时，中央财政大幅度提高“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投入，1998——2002年，共安排资金1934亿元，增加了企业困难职工和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此外，财政通过支持扩大退耕还林（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正是在这些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作用下，我国的居民消费水平稳定在比较高的水平。1998——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9.8％、11.2％和10.9％。就一些重要的消费项目来看，2001与1998年相比，城镇居民家庭拥有的移动电话增长了900％，家庭电脑增长了250％，家庭汽车增长了100％；农村居民家庭拥有的彩电增长了67％，摩托车增长了83％。
3.推动了外贸出口。在过去的5年里，全球经济经历了两次大的波动，第一次是亚洲金融危机，第二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低迷，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对我国的外贸出口冲击很大。1997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达到21.0％，而1997年下半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年的外贸出口增长率一下子跌落至0.5％。
为了抑制出口增长下滑趋势，我国从1998年开始连续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使得我国出口商品的综合退税率达到15.51％。与此同时，我国还不断改进出口退税的管理办法，加大对出口企业的支持力度。正是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这些措施，我国的出口增长速度才得以恢复，并且实现了人民币汇率不贬值的目标。1998——2002年，我国出口增长率分别为0.5％、6.1％、27.8％、6.8％和22.3％；出口总额由1998年的1837亿美元，增长到2002年的3256亿美元，出口总额首次突破3000亿美元，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对整个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
总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拉动了投资、消费和出口的增长，使1998——2002年我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保持在7％——8％之间，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率比较高的国家。
（二）积极财政政策提高了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
积极财政政策不仅通过总量扩张措施抑制了经济运行过程中暂时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所引致的经济衰退，起到了一种推力和拉力的作用，而且还通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为辅的结构调整措施，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可以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增加总需求的同时生成有效供给，以有效供给增加带动总需求扩大，为今后我国国民经济在总供求和谐调整中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改善了基础设施状况。基础设施是民间投资和消费活动的基本条件，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然而，我国在近20余年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道路交通、能源通讯、农村供电网络、水利设施等的严重短缺，成为我国今后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的障碍。因此，从1998年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伊始，就选定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并在头三年（1998——2000年）共安排国债资金投资项目6620个，长期建设国债资金3600亿元加上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总投资规模达到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主要选择了4大领域。（1）全面展开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建设。到2000年底，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在蓄洪区共完成安全区建设22个。（2）加快交通运输设施建设。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公路建设方面，5年来新增公路里程约7.6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1.2万公里；铁路建设方面，5年来，建设铁路新线5500公里，复线2520公里，电气化铁路1690公里。机场改造与建设方面，5年来改建和新建机场35个。（3）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到2000年底，竣工投入使用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56个。这些项目的建成，新增城市日供水能力1886万吨，日污水处理能力824万吨，日垃圾处理能力31317吨，日燃气供气能力708万立方米，供排水及煤气管道网1585公里，新增城市道路1308公里（5年来共计2.13万公里），桥梁21座，供热面积8694万平方米。（4）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到2000年底，农网建设与改造竣工的县（区、市）累计1000个左右。农村电价明显降低，农民用户的生活电价平均每千瓦降低0.1——0.3元。
2.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不合理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顽症，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低（1988——2001年间该比重一直在30％——34％之间徘徊），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虽然较高（1990年为41.6％，是自1971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从1992年开始逐步上升，到2001年上升到51.1％），但第二产业内部的重复建设多，而且技术装备水平落后。因此，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将是我国今后产业政策的主旋律。
世界各国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财政政策，以财政直接投资和税收优惠措施，集中财力直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领域。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对高新技术产业给予税收优惠、对技术改造项目进行财政贴息等措施，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98年开始，国家财政共对880个民用技术改造项目贴息，调动了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了银行对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支持的信心和贷款力度，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的项目。截止到2000年底，建成投产高科技产业化项目68个。在技术改造项目方面，在以国债资金贴息的政策下，1999——2001年累计安排资金265.4亿元，1218个项目，拉动投资2810亿元，已建成投产项目288个。产业结构的升级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由粗放型的外延增长向集约型的内涵增长转变。
3.协调了地区经济发展。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日趋扩大，是我国保持持续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首先从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入手，逐步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政策可以采取三大措施：第一，增加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第二，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第三，配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从1999年开始，积极财政政策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西部地区倾斜，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速明显加快，仅2000年西部地区的投资就达3943亿元，增长14.4％，高于全国平均速度5.1个百分点，比东部和中部分别高出6.1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4.加大了科教投入。实现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重大发展；同时，内生增长理论特别表明，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形成。而要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入力资本形成，鉴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效益外溢性”，政府就必须加大技术进步和教育的财政投入，其中包括直接投入（财政拨款）和间接投入（税收优惠）。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开始，各级财政保持对科技教育投入总量的逐年增长。
在教育投入方面，中央财政教育经费开支连续5年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从而使中央财政从1998年到2000年实际增加教育经费183亿元。同时，各省市也相继提出在今后几年内，本级财政的教育经费所占比例每年也提高1——2个百分点。1998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2949亿元，其中预算内教育经费1565亿元，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1.41个百分点；1999年又比1998年增长13.56％，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287亿元，占gdp的比率由1995年的2.41％上升到2.79％。2000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3800亿元，占gdp的比率为4.2％。
在科研开发投入方面，1999年全国科技经费总额为1460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研究与开发经费678亿元，增长17％。从1998年起5年内，中央财政陆续投入25亿元用于国家重点基础研究。1998——2000年，连续较大幅度地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对创新课题的支持，并安排经费54亿元，支持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
（三）积极财政政策协调了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的20余年里，我们得到的一条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改革、稳定与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协调。只有改革才能使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才能保持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而改革必然会涉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为保持社会稳定，在改革进程中就必须增加人们的收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就业。当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还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寻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
1.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不仅扩大了内需，保持了经济较快的增长速度，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还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回顾过去的5年，积极财政政策有力地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及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等；同时，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进行了一系列财政制度的改革。这些体制与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为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提供了制度保障。
2.保证了社会稳定。社会稳定对我国来说极其重要，而社会稳定的一个前提是保证低收入者群体的生活水平。1998年以来，我国在多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及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和退休金的同时，重点放在了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已基本形成包括失业、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框架，构筑“社会稳定器”，同时也投入了巨额资金。据统计，2000年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职工达到10448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达到10408万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从1998年底的184万人增加到目前的1985万人。5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仅中央财政用于“两个确保”和城市“低保”的支出就达1934亿元，其中，2002年支出594亿元，是1998年的6.2倍。上述这些保障人们基本生活的措施，再加上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累计达750万个，积极财政政策对保证经济衰退时期的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
3.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在保障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加大了对可持续发展的投入。积极财政政策中的水土保持工程、生态环境项目、退耕还林（草）项目、污染治理项目等，不但有利于弥补原来发展模式对自然资源造成的过度开发，而且也有利于今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到2000年底，简称“三河三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项目44个，形成日污水处理能力330万吨。在生态建设上，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累计完成人工造林面积85.9万公顷，森林抚育面积226万公顷，封山育林面积350万公顷，飞播及人工促进天然林更新面积48万公顷。全国重点防护林工程完成人工造林面积124万公顷，封山育林面积119万公顷，飞播面积8万公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抑制了近年来的经济衰退，防止了通货紧缩的发生，而且为我国今后经济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7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风险
一、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背景和深层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严重打击和损害了亚洲各国经济，对我国的经济也造成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了对内启动内需、对外扩大出口的宏观政策组合，消除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各种连锁反应，积极财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从当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看，这些政策的出台还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首先，我国宏观经济的态势已由供给短缺转化为生产的全面过剩；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其次。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已由实现传统的工业化转换为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目标；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长为主要标志的经济增长转变到追求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发展；由强调效率优先的市场化改革转变为同样重视社会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国已经进入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视法治和规则，提升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改善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新阶段提出的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我国的财政体制和收支结构进行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实现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简单看作是一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它更是一项结构性的财政政策。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
积极财政政策首先是一项应急措施，是为了化解外部冲击，扩大内需和支持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的短期扩张性措施：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项短期扩张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长期内容；它不仅是一项总量政策，同时又是一项结构性政策。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的组合
在规范的经济理论中，有几点是既定的：一是给定了比较完善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结构和技术问题只在中长期才发生变化。在这些条件下，以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为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或减税等，来刺激需求并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因此，从
(二)欧盟《马约》确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标准不是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赤字率和债务率并不是判断财政风险的唯一标准，要结合具体国情主要是经济增长和利息支出进行综合考虑。
(三)
(四)中长期财政风险的限度。在中长期内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考虑财政风险是否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即未来政府能否偿还到期债务。如果随着债务积累。政府既无法利用财政节余偿还债务，也无法通过发行新国债偿还旧国债，政府只剩下两个选择：使国债货币化或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征收了通货膨胀税，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破产。无论哪种情况出现。都意味着财政风险转化成为财政危机。
五、积极财政政策下一步调整的方向
无论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项阶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当其初始目标完成后，就应当考虑它的淡出、转型和调整的问题。
(一)积极财政政策在总量上的投入应逐步由扩张转为适度调整。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积极财政政策中以反周期为主要目的的扩张功能应当淡出。
(二)积极财政政策应加快向体制性、结构性政策转型。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为体制性、结构性政策后，为保证政策调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时间保持一定规模的赤字，来达到加快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继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基础设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在机制上应逐步由应急性决策转向“规则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资机制。自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人们最关注的是财政风险、国债投资效率以及公共财政的功能性改革等问题。要防范财政风险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在反周期扩张性财政措施淡出后，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一方面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提供资源引导力的保障：另一方面。应加强财政政策的规则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国债投资进入、退出的标准。保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规范性和公开性，坚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财政资源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效能。
(四)积极财政政策在投资领域应缩短战线，并按照贯彻“五个统筹”要求调整投向。积极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扩大内需的主角让位于消费和民间投资，公共投资的范围是不与民争利，在建立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的同时，扫除消费和民间投资增长的相关障碍。因此，适度规模的国债投资只可能有限解决目前最紧迫、最根本的发展问题，而把其他的发展问题留给市场和民间投资。
(五)积极财政政策要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职能。社会保障支出是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一。从中长期看，我国社会保障压力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社保覆盖面将大大扩展，不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之后应该被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而且社保范围也应该延伸到农村：二是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就业情况不容乐观，社保压力也相应增加；三是我国在人均收入较低，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时间不长，特别是一部分退休较早的职工没有交纳个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趋势。下一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继续提高社会的保障能力。重点完善相应的保障制度。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8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
一、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主要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凯恩斯主义是根据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1936)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一)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及政策主张
1、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资本主义未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又是三大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作用的结果。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总需求决定的。总需求可分为两大类: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失业现象,归根到底是因为人们消费不足或投资不足所致。由于三大基本心理规律而作用,有效需求不足,造成非自愿失业,达不到充分就业,从而出现“富裕中的穷困”的矛盾现象。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办法就是扩大社会需求,具体讲就是增加消费和投资。只有政府干预经济,刺激有效需求才能实现充分就业。
2、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他曾多次批评自由放任主张,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投资引诱不足,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很快,而利率由于制度和心理的因素不能以同样速度下降,就业和生活标准不能达到生产技术所能提供的合理水平。
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要求政府扩大职能。凯恩斯所指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是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的职能,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达到扩大有效需求的目的。在刺激消费方面,凯恩斯指出,国家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的影响,刺激平均消费倾向。主张国家部分的通过税制,部分的通过限定利率,部分的通过其他手段对消费倾向施加影响。凯恩斯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会影响消费和储蓄,如果政府有意识地把财政政策作为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工具,财政政策对消费倾向的影响更大。至于货币政策,凯恩斯认为,长期利率的重大变动会影响消费倾向;短期利率的变动对消费没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在刺激投资方面,凯恩斯一方面主张国家采取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以刺激投资人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主张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直接组织投资。他的结论是,不能把当前提供投资的职责留在私人手中,国家能从长期观察,并根据一般社会利益,计算资本品的边际效率,应该更多的承担直接组织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引导。他主张实行中央控制,推行投资社会化,认为这是获得充分就业的唯一方法。
(二)凯恩斯追随者的补充和发展
1、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理论和方法去构造一个所谓统一的新经济学圣殿。其对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所做的综合,在20世纪五十年代后的25年中,使经济学有过一段相对平和一致的时期。新古典综合派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萨缪尔逊、托宾和索罗等。
2、新剑桥学派。20世纪七十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滞涨,新古典综合派既无力诠释这一现象,更提不出有效的治理对策,从而备受责难。新剑桥学派就是以罗宾逊为首的英国剑桥大学的一批经济学者在批判新古典综合派的过程中形成的。
3、新凯恩斯学派。在20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涨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攻击,日渐衰微。为回应这些评判,挽救凯恩斯主义,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群被称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年轻经济学家。
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我国的运用和发展
战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岁月里,在缓和经济危机、促进就业方面,确实收到了相当好的效果。虽然到了七八十年代滞涨使凯恩斯主义失去了官方经济学的宝座,但凯恩斯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在新形势下继续发展。
(一)我国可以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原因
1、市场经济内在的缺陷和弊端。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并逐渐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针。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可以起到政府干预所不能够替代的功能,如优化资源配置,价格发现等。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在一些公共领域,单纯的市场调节是不行的,会出现“市场失灵”,并且市场经济调节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弱点。所以,应该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
2、凯恩斯经济学派的一些具体观点和政策主张对我国还是有用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国情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决不能不假思索地生搬硬套。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论点和方法对我们还是有用的,可供参考、借鉴和利用。例如,关于政府干预经济以及政府干预经济手段的思想。如我们上面所论述的,发展市场经济是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节的。关于宏观分析方法以及“总需求=总供给”的宏观调控模式,对我国进行宏观调控管理、协调宏观运行机制无疑是可供利用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财政理论和财政政策以及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也有可供我国借鉴之处。例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主张的运用财政收支、税收增减来调节社会总有效需求,西方国家在运用这些政策上所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等等,都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完善有启发性和前瞻性意义。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灵活调控经济,则成为近年来我们政府解决经济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手段。这些调控手段的合理运用,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图1列出了我国近年来对付有效需求不足所采取的扩大总需求的主要措施。(图1)
(二)我国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政策主张干预经济实例分析。1997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萎缩,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围着扩大内需做文章。1998～1999年间,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先是增加投资,然后扩大到消费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需求不足的矛盾,遏制了经济下滑和GDp下降的局面。200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呈现三大热点:1、西部大开发热。由此增加了许多用于西部开发的固定资产和更新改造资金;2、股市热。特别是“5.19”的股市飙升以及“2000年2000点的”造势声势,吸收走不少居民储蓄,减持银行存款,2000年前9个月累计城乡居民存款余额比上年同期减少2,108亿元;3、假日经济热。像“五一”、“十一”这样史无前例的长假期有力地推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
总体来看,经济恢复势头良好,社会需求全面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开始复苏,呈现由高到低,不断加快增长的趋势,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改观。2001年也实现了经济全年保持8%的增长速度。可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合理运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策手段来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可以取得一定效果的。
三、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干预措施的凯恩斯解读
(一)2007年以来的经济形势分析。第一,我国经济连续三年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态势从2007年开始发生转变。2007年的GDp名义增长率为11.4%,而当年的通货膨胀率为4.8%,所以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11.4%-4.8%=6.6%;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12月10日的《2008年秋季报告》预测,2008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GDp增长率将为10.1%左右。如果2009年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不再发生显著恶化,国内不出现大范围的严重自然灾害和其他重大问题,GDp增长率虽然将继续有所回落,但仍有望保持9.5%左右的较快增长。而鉴于我国的经济形势,世界银行却不断调低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率预期,预测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将从2007年的11.4%降低至9.4%。美国经济放缓及其可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原材料和食品价格剧烈波动以及国内物价水平的大幅度变动都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第二,Cpi从2007年开始不断攀升,到2008年4月达到了8.5%的高位,我国面临通货膨胀风险。从2008年5月开始Cpi不断下滑,到11月份仅为2.4%。开始有学者认为我国有出现通货紧缩的危险。(表1)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出现了以下几个特点:(1)经济持续升温的态势已经扭转,开始步入下行通道;(2)价格涨幅持续攀高的态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3)美国金融问题发展引发世界经济走弱的可能性加大,我国出口环境进一步恶化;(4)国内企业生存面临挑战,很多中小企业濒临破产。
(二)此次金融海啸中我国政府的主要举措。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我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2008年9月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采取的各项具体措施,如表2所示。(表2)
(三)政策手段的凯恩斯解读。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政府为应对此次经济波动,所采取的主要手段概括起来基本上趋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所推崇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过采用“松”或“紧”的财政政策来直接影响消费总量和投资总量,以达到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目的。
1、财政政策。目前,我国出口受到金融风暴的严重影响,国内由于对未来的预期不好,消费和投资需求严重不足,符合运用“松”的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情况。
为应对此次经济出现的问题,我国政府主要采取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如,2008年9月18日证券交易印花税19日起单边征收,10月17日降低住房交易税费,10月21日提高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2009年起全国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叫停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多项减少税费措施等。9月18日国资委支持央企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汇金宣布将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10月22日出台十项保民生举措,11月5日国务院确定4万亿投资计划用于扩大内需,大幅提高2009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多项扩大财政支出的措施。
2、货币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有效需求,使经济高速增长,消除失业和经济危机。
2007年以来Cpi连续高涨,我国面临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威胁,为了稳定物价,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我国政府首先采用的是谨慎的货币政策,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加强信贷管制,以紧缩银根,缓解流动性过剩。但到2008年形势有所变化,Cpi连续回落,通胀威胁已经减轻,同时由于出口受到金融风暴重创,加上紧缩银根使很多企业融资困难,出现了大批中小型企业倒闭现象,经济面临下行风险。为了刺激经济,我国政府及时调整政策,转而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开始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如2008年9月15日央行决定下调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10月8日央行再降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10月30日再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同时,11月9日央行全面放开贷款限制,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等等。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不是在盲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四、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政策取向的实际效果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政策主张曾被广泛用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上,历史和实践都证明这些政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在此次金融海啸中,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政府干预手段,来调节经济。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评论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政策措施的有效性时,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我国通过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起到直接刺激作用。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以下方面显现效果:
第一,有利于稳定预期,减轻对经济下滑的担忧,提振消费和投资信心。此次政府在“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方针的指导下,采取的各项举措将有助于防止我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风险。
第二,改善民生。在这次宏观经济政策重大调整中,改善民生被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民生工程位列进一步扩大内需各项建设之首,通过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善居民生活,增强消费能力,以拉动消费,促进发展的意图十分鲜明。
上述政策措施将从三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一是通过直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使城乡居民有钱可花;二是通过强化保障,使城乡居民有钱敢花;三是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可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也必将带动众多相关产业的发展,能带动大量就业,让更多人拥有就业岗位。
第三,减轻企业压力。首先,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减轻其财务成本;其次,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增值税转型将为企业减轻负担1,200亿元。
第四,对基础建设的影响。这次的十项措施中,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重点之一。我国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将有较大幅度提高。加快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既发挥投资对经济直接拉动的作用,又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的有限性及原因分析。我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确实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是有限的。
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推崇的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以及扩大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进而解决就业,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并拉动私人投资。而货币政策的实质则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降低利率,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这也正是此次我国政府政策措施的实质。然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要取决于居民是否会增加消费以及企业是否会增加投资。而消费和投资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政府投资方式,用于改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带动民间投资需求的力度相对较弱,长期实行政府投资,其效果是递减的。而且财政负担的压力越来越大,使扩张性财政政策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再次,宽松的货币政策未必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央行虽然在放松银根,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但由于我国是两级银行系统,货币政策能否起到预期效果还得看商业银行的决策。
(三)在运用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应注意的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虽然是有限的,但就像新凯恩斯学派所说的,没有紧缩政策,通货膨胀会更严重;没有扩张政策,失业会更严重。科学合理的政策运用对经济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1、调整财政投资结构。财政投资应坚持基础设施为主导,但由于基础设施在建设时期产业关联度弱,对经济的拉动力较小,财政还应投资于一些急需发展的,产业关联度强的制造业,特别是投资于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同时,财政还应投资于能有效启动消费需求的项目,如投资于城市的房地产业、汽车业和旅游景点、娱乐设施、体育设施等;改造农村电网,拉动农村家电消费。
2、发挥财政杠杆作用,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由于许多行业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税负偏重,普遍缺乏金融支持等原因,民间投资尚未得到有效启动。因此,要转变观念,给民营经济以国民待遇,一方面要拓宽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放松对竞争性行业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要发展以民营企业为重点服务对象的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应批准上市。还可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贴息、担保、参股、合作等形式支持民间投资,发挥财政“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和示范效应。
3、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围绕扩张性财政政策,建立一个有效的配套政策体系。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宏观经济运行的原因、体制原因和国际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刺激有效需求要从多方面着手。第一,完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将有固定收入来源和合法渠道的预算外资金纳入国家预算统一管理;第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超过80%的存款为不到20%的储户拥有,表明我国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律”,增加富人的收入对扩大消费的作用有限,而穷人又没钱消费,因此应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第三,改革消费政策。取消福利型、供给型消费,清理整顿过去限制消费的不合理收费,鼓励消费;第四,进一步实施鼓励出口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出口商品零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扩大出口退税的税种范围;第五,扩大省级政府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中的作用。公共投资的实施主体,一直偏重于中央政府直接负责实施,地方政府参与度较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实施效率低下,项目对地方经济的连带推动效应和关联投资效应较差,而且完全由中央政府承担债务,也加重了中央政府的债务依存度。因此,应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的参与度,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第六,加快产业升级,注重结构调整。当前面临的危机也是我国加快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的一次契机;第七,配合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果,同时降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既是已往的成功经验,也是今后需要继续保持的做法。
五、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但其倡导的政策取向是有一定科学性和合理性的,尤其是对金融危机下我国采取应对措施的趋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通过结合我国国情综合运用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倡导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但也要明确,这些政策措施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依据客观实际的变化灵活组合,适时调整、积极应对、主动出击。
(作者单位: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2.北京林业大学经济园林学院;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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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颜鹏飞,张彬.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评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9
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去年以来，我国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有其特定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政策涵义的。我理解，至少有如下三点：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积极财政政策的性质和特点
（一）政策的阶段性。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二）政策的定向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三）政策的复合性。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取向
财政政策原则或政策取向的合理确定与适时调整，对政策目标的实现和政策效应的优劣，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这方面，我国已经和正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当的货币政策，应注意和力求做到下述几个“兼顾”或几个“结合”：
第一，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需求相结合。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卖方市场——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直习惯于把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投资和生产上，亦即放在增加产品供给上，因为供给的约束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然而，在市场经济——买方市场条件下，需要刺激的重点则是消费需求，有效需求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在提高需求，但这只是中间需求，它究竟能对经济增长发挥多大的作用，究竟能否提高经济效率，则取决于最终需求的状况。新形势下有助于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向，必须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相结合。因为当前问题的性质，既不是简单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和经济萧条，也不是简单的总量需求不足，而是在经济体制、经济发展（增长）模式转轨时期，在已经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形势下，主要由于转轨“镇痛”、体制和结构障碍等基本原因而形成的过渡性困难。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性质，即在体制转轨尚未完成，结构矛盾十分突出、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等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那就很可能诱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加重结构调整的困难，从而非但无助于当前经济的协调、有效增长，而且还将为后续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就业问题的解决，造成更多的麻烦和后延性障碍。
第三，在政策倾向的掌握上，应把支持国有经济与鼓励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相结合。因为无论是从其发展需要、发展可能及其存在的巨大潜力，还是从其在诸如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国家税收、解决就业问题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来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目标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的确存在着不少现实障碍和困难，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都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政策性问题。
第四，在政策效应的考虑上，使扩大内需的当期政策效应与长期政策效应相结合。因为，既然需求不足将是制约我国后续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问题的解决就不能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在政策取向、政策效应的分析和估量上，必须把短期与长期、当前与今后加以统筹考虑。
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
既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非一种长期的政策选择，那就必然有一个政策调整或政策转换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预作准备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出现或找到替代当前财政政策“拉力”或“推力”的因素和条件。就是说，要逐步改变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为重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用其它的推力来加以替代或置换，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我以为，从中长期看，这样的因素或拉力有如下几个方面：
——市场和消费替代。即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有利于进一步开拓市场和刺激最终消费需求方面，逐步减轻经济增长对扩大政府投资规模的依赖。这方面可供选择的措施很多，如有序推进银行的消费信贷；适当增加财政对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支出比重，特别是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数量；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村和农民收入，为开拓巨大的农村市场奠定基础，等等。
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篇10
摘要]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2005年我国实现了从积极财政政策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转变。本文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进行分析，并对今后财政政策的取向及应对措施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财政政策；中国
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
一个国家在一定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宏观经济运行千姿百态，但概括起来讲，也就是三种类型。一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紧缩”，表现为物价总水平下降。应对通货紧缩局面，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第二种类型是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即“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上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第三种类型就是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有矛盾，冷热并存，发展不均衡。此时应采取稳健财政政策，即在总量上不做太大的动作，但在结构上有保有压，加强薄弱环节，压缩过热行业的投资。
我国自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2005年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我国实施了稳健的财政政策，现就两种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综述如下。
一、积极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国际市场需求萎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造成世界经济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和通货紧缩。作为亚洲国家最大贸易伙伴，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我国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从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看，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失业压力增大；同时，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导致了我国出口不振．大大降低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这些都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的发展阶段。面对这种从未出现过的极其复杂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做出了实施以增发国债、扩大内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刺激消费、扩大出口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调整税收政策，刺激需求增长。三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四是规范收费制度，减轻社会负担，推动扩大消费。五是支持国民经济战略性调整，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优化。
2、积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近七年的时间里．在促进经济增长、调节供求关系和克服通货滞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大规模的国债投资不仅有效遏制了经济增速下滑的局面，而且抑制了通货紧缩。1998－2004年间，国债建设资金年均拉动经济增长为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GDp年均增长8.56％，物价水平总体稳定。
（2）优化经济结构。积极财政政策着眼于短期需求管理和长期供给管理有机的结合，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通过国债资金的直接投入、税收政策等措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支持一些符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的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
（3）增加就业。七年来，国债资金支持的一大批新项目及其配套项目的建设共增加就业岗位700万－1000万个，对拉动相关产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
（4）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通过对中西部地区进行倾斜性财政资金安排，进行了诸如西电东送、青藏铁路、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六小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改善了这些地区的投资经营环境，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步伐，使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总之，作为一项反周期宏观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基本上是恰当的，它对中国经济社会相对平衡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3、负面效应
但积极财政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是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一种政策。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开始逐步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2003年国民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跃为9％以上。此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有所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偏快，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和原材料的供应紧张局面。
二、稳健财政政策
1、实施背景
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周期的上升阶段。一是经济增长接近潜在水平。2003年GDp增长9.3％，2004年增长9.5％，部分行业瓶颈约束或资源约束的出现，表明GDp增幅已接近潜在产出水平。二是物价趋于上升。2003年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上涨1.2％和0.1％，2004年则分别上涨3.9％和2.8％。三是失业率升势趋缓。2003年全国城镇就业增加859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2004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8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比上年下降0.1％个百分点。四是出现局部投资过热。200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比消费品零售额增长速度高了17.6％个百分点。当年投资率上升到42.3％，比2002年增加了3.1个百分点，接近于1993年经济严重过热时的水平(当时投资率为43．5%)。为此，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货币手段(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等)和行政手段等，以逐步控制经济局部过热的迹象。虽然2004年5～6月在宏观调控影响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下降，但在2004年7～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又出现明显的反弹迹象，增长率分别为31.4％、26.3％、27.9％、26.4％。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同时，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也凸现出来。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更加尖锐。目前中国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特别是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但消耗占世界的比重：石油为7.4％，原煤为31％，铁矿石为30％，钢铁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说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成为宏观调控的一项紧迫任务。二是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性矛盾也比较突出。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此外，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近年来财政收入虽然大幅增长，但由于中国转型期财政支付改革成本不断增加，支持经济发展的任务十分繁重，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因而伴随积极财政政策而来的公共风险也在加大，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增长很快。
由此可见，积极财政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财政政策的调整、转型势在必行。
2、可行性
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有它的可行性。表现在：
（1）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带动了投资、信贷增长偏快，结构性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势必影响到宏观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且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对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不合时宜，应当适时转向。
（2）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也需要加快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主要是通过政府大量发行国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而实现的，一方面使得经济的增长过份依赖于国债的发行，另一方面，也使得国债的规模越来越大，到目前为止，仅长期建设国债累计额就达到了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经济中积累了大量的或有负债，增加了财政运行的压力。
（3）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使得我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通货紧缩期，进入新一轮的上升期，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明显增强，社会上已有大量的资金在涌动，人们的投资意识在逐渐增强，足以缓和由于政府减少投资而带来的对经济的波动。
3、目标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手段，其目标的确定必须服务服从于国民经济宏观的总体要求。稳健的财政政策要服从服务于改革发展大局和中央宏观调控大局，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降温，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必将有助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增长。
4、主要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推进改革、调整结构、增收节支。
（1）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中央财政赤字，但又不明显缩小，松紧适度，重在传递调控导向信号，既防止通货膨胀苗头的继续扩大，又防止通货紧缩趋势的重新出现，体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要求。
（2）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资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中央财政投资规模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资金规模，腾出更多财力，用于支持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公平和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和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
（3）)调整结构，就是在对总量不做大的调整和压缩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等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筹”和调整经济结构的要求。
（4）增收节支，一方面，在总体不增税负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通过严格依法征税，堵塞各种漏洞，把该收的收上来，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应收尽收本身就是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严格按预算控制支出特别是控制一般性支出的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体现配合宏观调控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总之，根据我国国情和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中央确定了财政政策的取向，做出了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以代替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符合现实的科学选择。
三、展望
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阶段。“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仍将处在高位运行态势。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实施以扩张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但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解决，特别是加快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技、消费服务业、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发展，还需要保持一定的财政政策力度，尤其是财政面临支持各项改革、支付改革成本的压力较大。因此，也不宜实施全面紧缩的财政政策。因而“十一五”时期特别是前期应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为了达到良好的效果，应用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2、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3、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的投资。
4、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实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5、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6、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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