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1
有的学者认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而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使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故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其中包括将哲学认识方式、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以探求各个文明地区和各个国家、民族以及各个社会分域的历史发展规律，从事历史理论研究；也可将价值认识方式与科学认识方式相结合。
有的学者认为，历史研究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自觉抵制“指导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倾思想影响下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倾向．唯物史观传人中国之后，中国历史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唯物史观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挑战。首先，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被误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较严重的混乱，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国际上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并在国内思想界有所反映，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错误倾向；其三，外国历史学理论思潮大量涌人国内，但由于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致使一些人误认为这些理论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其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发展和科技革命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提出了诸如“现时代的本质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论问题．唯物史观需要面对现实，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范畴，关注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时地回应社会的呼唤，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为了应对唯物史观面临的严峻挑战，第一，要有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包括史学在内的所谓学术研究“与国际接轨”；第三，高度重视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要重现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史学理论研究的辉煌，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和世界，把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不断推向前进．
有的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坚持基本原理．近一个世纪历史研究的实践证明，只有这种理论才提供给了人们认识历史问题的最锐利的武器，而那种赋予唯物史观的过多含义．把本来不属于它们的范畴的东西也当作其基本原理去宜传的教条主义，反倒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今天，我们还必须通过历史研究的实践，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去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有的学者认为，新的历史时期，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学中运用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同时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第一，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条化甚至是情绪化看待唯物史观；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学理论，对唯物史观作所谓的“修正”与否定；第三，打着学术创新的旗号．对唯物史观做剪裁与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过各种形式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宣扬与唯物史观相左的历史观念．所以，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应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对唯物史观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加??对唯物史观产生背景、时代意义、根本内涵等基本问题的研究，准确理解和把握其灵魂与精髓，澄清当前史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其二，根据新的历史形势，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辩证统一起来；其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在新世纪获得更大的发展，关键还在于要有一大批经得起实践和时间检验的优秀学术成果；其四，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的学术根基广布于哲学、历史等各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具体研究工作中，而作为学术与普通大众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艺作品能否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则是唯物史观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研究中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在运用唯物史观之理论上的公式化与教条化；另一则是沿袭唯心史观的“从思想到思想”的诠释模式．实际上，唯物史观的思想源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原理，为我们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按照唯物史观的要求，我们应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研究，即从广大民众、统治阶级或日益崛起的新兴阶级与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分析相应的思想文化形态、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张，唯有如此方能正确地阐明各种思想文化现象的本质，进而揭示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规律。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也是要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虽然时下没有人会对马克思主义应该丰富和发展持有异议。但是一旦涉及原创性的经典结论，人们便很难有所突破，往往使丰富发展流于一句空话。而新的文化哲学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因为新文化观具有它的理论生命力，对社会历史现实问题具有容纳解释能力，不像其他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确阐述自身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搁置。
有的学者认为，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这一理论系统不间断地且广泛、深入地与外界进行物质与信息的交换，之所以这样在于其具备下列特点：第一，这一理论体系是实践的理论体系，即理论之冲破象牙塔、学院的禁锢。摆脱纯意识之形式转化为社会物质力量，是通过实践实现的，而社会实践本身就具有广泛联系，从而构成开放系统；第二，这一理论体系具有广泛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性，从而既具长时间合理性又具有解读和发展的空间，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学人、思想家薪火传承，宜传诠释，发展创新．开放的系统较之封闭的系统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终结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精神实质；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安启念教授在《哲学研究》发表的《关于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两个问题》[1]一文（简称安文1），对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一直使用的《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的一段话更换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的另一段话，以作为“最接近经典表述”的表述。但在我看来，这种换位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对唯物史观精神实质的理解有失偏颇，因而发表了《在什么基点上领会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就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与安启念教授商榷》[2]一文，与安文1进行了商榷。该文发表后，安启念教授又发表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一文（简称安文2），[3]不仅对原观点作了补证，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更离奇的观点：不仅《序言》中的表述“属于唯心主义范畴”，（安文2第6页，以下关于安文的引文只注页码。）而且《形态》中的表述也“难称经典”（安文2第6页），于是，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不见了。如果按安文的观点，研究这一问题的平台就被拆除了，从今以后连研究唯物史观的共同基础都成了问题。因此，笔者觉得安文的这些观点已经不再是一个学术观点上的分歧了，预示着另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因而更加值得商榷。
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出自哪里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工具书在阐述唯物史观时一般都要讲到这个“经典表述”，虽然提法略有出入，但内容却非常一致，指的都是马克思《序言》中的那段警句。诸如，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编译局最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6月版）对《序言》的题解说：“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精辟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4]王锐生、薛文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说：“1859年，在《序言》中，使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进一步精确化”，[5]“对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及其内在规律和客观性作了精辟的概括”；[6]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后来马克思又在《序言》中对这一原理作了精辟的概括”。[7]其中很具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在讲到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时也明确指出：“马克思在1859年总结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时，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变革。’”“这一段话深刻地概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我们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理论依据。”[8]这里虽然用的是“基本思想”的提法，但事实上将其作为“经典表述”。
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和工具书将马克思在《序言》中的这段话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上世纪60、70年代国内出版的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使用的就是这一提法。该书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时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经典的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生产中......才会产生。’”[9]国内哲学教科书的这一传统当然与对此问题看法有直接关系。对唯物史观评价性论述较为集中的是《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文，而且在阐发社会矛盾问题时推演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序言》中的那个“总的结果”。关于这些内容的称谓，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个明确的提法：“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着重号系引者所加）”。[10]
由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所以关于这个问题追问，必然要提到苏联哲学教科书关于这一问题的情况，尤其是绕不过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就是在这本书的结尾，斯大林总结性地指出：“以下便是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为他那部名著《政治经济学批评》所写的有历史意义的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作的一个天才的表述（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才会产生’。”[11]斯大林这个“天才的表述”直接来源于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围绕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的思想展开了对社会经济形态的论述。他说：“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马克思自己曾这样描写过他对这个问题的推论过程：（接下来就是马克思《序言》中的那段表述——引者）”。对此，列宁强调指出：“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着重号系引者所加）。”[12]从这里我们看到，斯大林关于这段话“天才的表述”的评价，直接来自于列宁“天才的思想”的表述。
继续追问，列宁这个表述又是来自于恩格斯。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59年8月3-15日）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伸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们来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着重号系引者所加）。”[13]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将其提高到“新的世界观”高度：“人们的意识决定于人们的存在而不是相反，这个原理看来很简单，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也会立即发现，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是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政治论证的全部传统方式崩溃了；爱国的义勇精神愤慨地起来反对这种无礼的观点。因此，新的世界观（着重号系引者所加）不仅必然遭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反对，而且也必然遭到一群想靠自由、平等、博爱的符咒来翻转世界的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这种世界观激起了德国庸俗的民主主义空谈家极大的愤慨。”[13]再后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进一步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
由上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并不是一个很随意的表述，而是一个重大结论，尽管经典作家在提法上有一些出入，恩格斯的提法是“最革命的结论”或者“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列宁的提法是“天才的思想”、斯大林的提法是“天才的表述”、的提法是“科学的规定”，但所指的内容却是非常一致的，都是马克思《序言》中的那段话，由此才产生了教科书“经典表述”的一般性原理。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一定要追究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由来，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序言》中那段话所表达的基本精神；如果一定要追问原创者，那么不是别人，正是与马克思一道创立唯物史观的恩格斯本人，或者说直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也未尝不可。
二、用什么标准判定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判定经典作家的哪一段论述更接近唯物史观，应该看何者更能表达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成了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那么，安文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呢？按照安文的观点，传统的“经典表述”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请看：“‘经典表述’所说的社会历史观是不是唯物主义的？”（安文1第70页）“实际上，这一表述并没有说明社会历史观何以‘唯物’；或者说它并不是一定就是唯物主义理论”（安文1第71页），“这种认识仍然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范畴。”（安文1第71页）“为什么这段话不是马克思对哲学唯物史观思想的‘经典表述’呢？”（安文2第4页）“第一，马克思的本意不是要通过这段话全面表述自己的历史观，而是要说明国家和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安文2第4页）“第二，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典表述’不属于哲学，它所说的是关于社会的科学。”（安文2第5页）“第三，为什么‘经典表述’讲的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历史观？因为它对问题的思考还不彻底，在理论逻辑上有缺环。”（安文2第5页）很显然，按安文的理解，由于原表述的那段话是用来说明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而不是哲学，因而就不是历史观，甚至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当然不能作为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
那么，安文所理解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安文1第72页）“马克思的历史思想是一种‘大唯物史观’，这就是他的实践唯物主义。”（安文1第74页）“要对社会历史做出唯物主义的说明，仅仅从生产力出发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生产力的发展予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那里，这一说明就是他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这正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逻辑起点。”（安文1第71页）依此，安文举出了自1995年以来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诸如，“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而是完整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是人的活动”（安文1第73页）等重要观点，以便“把唯物史观推广到自然界，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安文1第73页）看得出来，按照安文的理解，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则这句话不是别的，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于是，安文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逻辑推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唯物史观，而唯物史观又是实践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这样一来，安文不仅找到了唯物史观的“内涵”，而且还达到了维护学派利益之目的。
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且不说安文的上述论点都经不住推敲，有的甚至有明显的错误（诸如，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不是历史观的观点；“经典表述”不属于哲学，而是社会学的观点；“经典表述”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观点，等等），只是站在自己的学派立场上将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中还远没有取得共识。
新时期以来，哲学界要求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呼声很高，逐渐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两条解释路径。这两条路径虽然在关于实践的问题上达成了原则性共识：都承认实践特征；但究竟将实践提高到什么高度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前者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和补充，实践范畴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仅在认识论中讲实践范畴，而且在本体论中也渗透进了这一范畴，如由陈先达主编的“全国普通高校‘两课’推荐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世界的物质性原理”之后，紧接着就是“人对世界的实践把握”；[14]有的步子迈得更大，直接将实践范畴提高到世界观高度对待，开篇就讲“实践与世界的本质”。[15]但后者的内容却是流派纷争、观点各异，诸如，“实践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生产关系本体论”、“劳动本体论”等等。这说明，自进入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的讨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这些新观点，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等方面都是非常有益的；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特性，对指导我们当前的物质实践一定能日益发挥出巨大的思想先导作用。但是，不论用上述新观点的哪一种来充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都不能胜任，因为尽管当前体系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上述新观点还远没有驳倒这个体系。
黑格尔揭示了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有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自身运动正处在这样一个“正—反—合”的辩证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化中的这个“正”，就是在体系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个“反”，就是上述两种观点互相对立、互相背离的局面，但并不是两种观点一方吃掉另一方，而是在思想交锋中新老观点“共同发展”的新阶段；所谓“合”，就是两种观点互相依存、相互渗透，最终走向同一的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演化的这个过程，是其自身内部矛盾由潜在状态到对立状态或尖锐化，再到矛盾的解决、产生新形态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就当前而言，这种趋势已经走完了“正”的阶段，正处在“反”的阶段，即矛盾的潜在状态暴露为现实状态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结。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工作者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就是创造条件，让双方的理由竞相迸放、利弊充分暴露出来，并持续争论下去，一直持续到“合”的条件完全成熟的那一步。但我们坚信，不论这一过程持续多久，未来结局必然会出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且这种未来结局必定不是对原有体系的抛弃，而是扬弃，即用实践的观点和方法来充实、丰富和创新原体系。但目前这种时刻还远没有到来，不论直接用“唯物史观”统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用“实践唯物主义”等来更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不仅不能达到预想的结果，而且还会引来更多的麻烦。
在这种过程中，尽管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确切的言辞来概括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p61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从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出发，特别是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出发，有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了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史上所有有益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内核”和“合理内核”，全面总结了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其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范畴，并在经济学领域中进行了运用、验证和发展，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回归到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承担者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个落脚点上，从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锻造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现在无论我们怎样理解、怎样解读，无论在认识上存在怎样的分歧，马克思所阐述的这些唯物史观的本真思想都绝然不能解释掉或者分歧掉。
三、原“经典表述”经典在哪里
当我们对唯物史观精神实质有了上述理解后，再来看上述两段表述中究竟哪一段表述更能刻画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更能充当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就是一个迎刃而解的问题了。
为了便于对照，本文也将两段文字分录如下，特将其中的关键词着重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的表述是：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这种观点表明，......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6]p92
马克思在《序言》中的表述是：
我所得到的、并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他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为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6]p32
经过对照，在上述两段文字中，“最接近”唯物史观本真精神的，并非前者，而是后者。从两段表述的文本和提出的时间顺序看，从《形态》（1845秋-1846年5月）到《序言》（1859年），相隔13年，其间夹着《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导言》等重要文献，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是一个逐步成熟和发展过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序言》和《导言》都是《资本论》的前奏，其中已经流露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从逻辑关系看，两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是一个问题从假设到确证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后来列宁作了充分证明；于是，从范畴自身运动来看，两段文中所涵盖的范畴前后连贯、一脉相承，合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想发展规律。在两段文字中，前者贯穿的主要范畴有：物质生产、生产方式、交往形式、市民社会、国家、观念、物质实践、生产力、人、环境等；后者贯穿的主要范畴有：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上层建筑、生产方式、社会存在、意识形式、社会矛盾、社会革命、社会形态、“两个决不会”等。很明显，这两段话，都是关于唯物史观的概括性表述，但前者中诸范畴的逻辑线条还不十分清晰，后者却十分清晰；前者论域较窄，后者则较宽；前者侧重于解决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后者则全方位地解决唯物史观所有问题；前者侧重于从静态看问题，后者则是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看问题。就整体来看，前者侧重于对人类社会“是什么”的追问，后者既包含对人类社会“是什么”的追问，又包含了人类社会是“怎样的”两个层面问题的回答；前者隐含着后者，后者涵盖了前者，二者是一个整体，既一脉相承，又继承和发展。所以，从范畴运动看，后者虽然没有“实践”的字样，但逻辑线索更为严密，层次分明，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并没有缩小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而是一个“大写的实践”，大大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
所以，如果要问原表述“经典”在哪里？完全可以这样说，《序言》中的那段话经典就经典在它涵盖了唯物史观一系列基本原理。诸如，关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原理、关于社会基本结构原理、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关于社会基本形态原理、关于社会革命原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原理，以及贯穿始终的物质实践原理，等等。概言之，这段话经典就经典在它涵盖了全部社会生活，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6]p56因而表达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这一表述虽然并不十分完善，但却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问题奠定了一个共同基础。如果一定要问何者“更接近”唯物史观，肯定了非后者而莫属，因而完全没有必要更换这个内容。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6]p112这是马克思教给我们的重要思想方法。运用这一方法看问题，由于人类社会在一刻不停地运动发展着，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所以唯物史观的内涵也在生长着、发展着，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运动发展，渗透在经典作家文本中的思想内涵也会不断地被发掘出来。就当前而言，我们虽然还不能给唯物史观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当前哲学教科书也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对待实践问题上还远没有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阴影，但经过新时期以来30年的发展，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阐述上已经取得了许多实质性的突破，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学科体系。这就是：关于人对物质世界实践把握的原理，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和实践性原理，关于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原理，关于社会结构及形态的原理，关于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动力的原理，关于社会革命和改革的原理，关于阶级国家的原理，关于社会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原理，以及“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原理，等等。这个体系，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和人对物质世界的实践把握出发，到人类社会的物质性和实践本质，经过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形态，再回到人类社会的物质承担者即人民群众这个落脚点上，显然是对《序言》表述的进一步展开，较好地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四、以什么态度对待“经典表述”
对待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历来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照抄照搬的态度；二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三是继承发展的态度。事实一再证明，在这三种态度中，只有第三种态度才是唯一正确的。但安文在对待唯物史观“经典表述”问题时却没有这样做，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做法肯定不是建设性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建设。
第一，要以历史的态度对待经典著作，不要轻易动摇研究问题的共同根基。安文1主张要更换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内容，由《序言》中的表述置换为《形态》中的表述；安文2却又宣称《形态》中的表述“也不经典”，于是，在安文那里，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就不见了。这样一来，唯物史观发展和研究了一个多世纪，到现在却什么也没有了，连一个研究问题的平台都被拆除了，这显然不合情理，更不符合事实。
我们知道，在唯物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由“物理学的危机”引起的所谓“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危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莫克利特曾经提出过“原子物质说”，相信物质即原子；但是到了近代，随着微观世界研究中物质结构的新发现，原子被打开了，于是，唯心主义者兴高采烈，指责对方：原子不见了，物质不存在了，唯物主义被彻底驳倒了。但事实上原子并没有消失，只是由原子核和电子这些更小的颗粒组成；而且原子核、电子也都是由质子、中子等更小的微粒组成。现代科学对微观世界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强子、轻子、“夸克”等基本粒子；强子对撞机的出现，对物质世界的研究将会发生一场革命性变革，但可以断定，世界的物质性原理只能被不断发现和丰富，但永远也不会被颠覆。因此，在科学发现中，我们不能搞虚无主义，采取“鸵鸟战术”，有了一点新发现，就轻易否定前人的经典性认识成果，甚至从根基上动摇人类认识的共同基础。这种做法是不科学、不可取的。
人类的认识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由少到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逐渐积累和发展起来的。任何“经典”都是在别人认识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任何“经典”又都必将被“更经典”的认识推向前进。欧几里德几何公理是经典，但它却挡不住笛卡尔解析几何学的推进；牛顿的经典力学是经典，但也挡不住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推进。然而，我们既不能因为有了笛卡尔就立刻否定欧几里德，也不能因为有了爱因斯坦就立刻否定牛顿。同样，在唯物史观“经典表述”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因为对某些支节问题上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就轻易怀疑或否定原有的经典性认识，不能要求“经典表述”完美无缺、穷尽真理。应当认识到，作为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唯物史观，并不是一次性地将人类社会历史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未来趋势全部涵盖起来，使其成为一个封闭固定物，而是奠定了一个研究问题的共同基础和逻辑起点。作为唯物史观的研究起点，《序言》中的表述隐含着人类社会即将展现出来的一切关系和一切矛盾的胚芽，潜藏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即将展现出来的全部丰富性。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当时解剖资本主义社会时没有揭示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如何结合的问题，就断定马克思的《资本论》不经典一样，也不能因为马克思《序言》中的表述中没有写上“实践”二字，没有强调人类社会的实践性，就要推倒重来，另起炉灶。
第二，要以宽容的精神对待经典表述，不要以学派偏见看待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以学派利益服从学科建设，不应当为了学派利益而牺牲学科建设。安文之所出现一些很离奇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学派的观点甚至偏见看待问题，因而出现了许多很武断的论断：第一，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准来判定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实践唯物主义是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观点，虽然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强劲活力，但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其逻辑结构也还很不稳定，许多环节还很不严密，因而用其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还为时尚早。强调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本身没有错，但截止目前为止，还不能用其代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形态，不应当用其作为判定唯物史观的标准。第二，关于哲学不是科学的观点。作为一种新观点，主张哲学不是科学当然可以理解，但在当前哲学界却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将这样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作为否定唯物史观“经典表述”论据肯定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第三，至于说《序言》中的那段表述“不是哲学”的观点则更使人难以接受。我们知道，《序言》中的表述，是马克思用来指导他的剖析资本主义全部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是《资本论》的灵魂；如果它不是哲学，则《资本论》也就没有了灵魂，那么作为《资本论》结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也就成了问题，于是，被恩格斯总结的“两大发现的”都不见了，那么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厦也就没有了支柱，整个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了问题。安文之所以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些论点，都是从维护学派利益出发的，甚至是从学派的偏见出发的，这是不可取的。
第三，要以现实的眼光对待经典表述，避免回避现实的空洞研究。如前所述，我们判断马克思的论述是否“经典”的唯一标准，就是要看其是否符合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而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不是别的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其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已经成功，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统治；然而资产阶级在建立了政治统治后，并没有与其他阶级共同分享胜利果实，而是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所以，当时认识世界的任务，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剖析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揭露其剥削的秘密和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探索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道路和途径，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并将研究成果如实地告诉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使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改造世界的任务，就是将革命理论付之于实际行动，组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从而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经济、政治上获得翻身解放，最终走上全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道路。
随着新世纪的步伐，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尽管唯物史观在创立时期的许多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观察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诸如，在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出发，在物质利益上处理好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的关系，重点解决好共同富裕问题，从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在社会结构和发展布局上，必须坚持社会有机结构的原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诸方面整体推进，协调发展，以回应“发展高速期和矛盾高发期”问题，特别注意解决好由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带来的许多问题，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稳转型；在发展动力问题上，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矛盾动力观，顺应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完善深化改革发展的动力机制，为新一轮改革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在社会形态更替和社会革命、改革问题上，正确处理社会转型过程中质变与量变的关系，实现改革重点从外在性向内在性转移，将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自觉拿起实践批判的武器，为新的实践开凿更加先进的思想动力源泉，从而在突破“历史周期率”重围问题上有所作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使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及时调整了发展布局，确立了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环境建设以及党的建设“多位一体”和谐建设的总体布置，并将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突出地位，使唯物史观社会结构原理更加丰富多彩；继承和发展了社会矛盾理论，提出了最大程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地构建社会和谐的新思想，将唯物史观社会矛盾原理推进到了新水平；特别是强调党的建设作为社会和谐建设总体布局的核心和关键，将解放思想提高到了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一大“法宝”的高度，为执政党自觉运用实践批判的武器，通过构建“党内和谐”达到“社会和谐”开凿了新的思想动力源泉。所有这些，既继承了唯物史观的本真精神，又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和国情内涵，使唯物史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多彩，推进到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总之，探索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问题，必然要深入钻研经典作家的原著。但研究原著的目的，并不是直接在经典著作中找现成答案，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进一步领会把握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只有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从这个基点出发，本文从经典作家的原著中追溯了唯物史观“经典表述”的原由，强调判定“经典表述”的标准只能是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对人们所使用的马克思的两段话进行了对照分析，取得了本文的结论：《形态》和《序言》两段话都是关于唯物史观的表述，但如果一定要问何者是“更接近”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则后者更为合适，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更换这个内容。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服务；现实意义，则在于运用唯物史观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处理现实问题。所以，检验其是否经典，归根结底还要把问题放置在新世纪新阶段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实践中来审视；只有完全符合当前实际、真正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东西，才是真正符合唯物史观精神实质的表述。这样做，不仅能看到唯物史观的历史意义，而且能站在时代的前沿把握到经典表述的现实意义，从而推动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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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3
一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 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 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 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 ，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 ，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 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 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 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 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 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 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 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 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 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 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 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 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 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 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 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 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 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 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 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 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 《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 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 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 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 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 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 …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 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 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 ，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 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 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 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 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 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 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 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 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 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 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 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 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 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 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 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 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 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 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 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 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 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 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 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 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 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 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 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 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 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 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 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 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 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 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 ，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 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 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 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 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 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 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 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 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 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 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 会形态”。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 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 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 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 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 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 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 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 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 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 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 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 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 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 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 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 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 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 ，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 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 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 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 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 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 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 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 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 ，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 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 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 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 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 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 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 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 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 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 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 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 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 ，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 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 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 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 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 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 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 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 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 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 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 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 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 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4
2010年4月23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偏概全/完整性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着,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着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着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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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着作的出现。在这部着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唯物史观；重构；语境；合理性
作者简介：马俊领，广东医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哲学博士(广东 东莞 523808)
唯物史观自19世纪中叶诞生以来，西方学者在不同理论和政治语境中从没有停止过对它的解读、分析和重构。这些理论实践既产生一些正确创见，也包含诸多意识形态误解。以1982年徐崇温先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为肇端，近30年来，上述思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学为名逐步进入中国学人的学术视域，我国学者对其相应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对“重构唯物史观”这一西方重要的学术现象进行内涵发掘与外延梳理依然是我国唯物史观研究新领域的重任。本文尝试辨识西方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及其合理性问题。
一、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及其当下境遇
《政治经济学批判》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机制和一般进程有如下论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对于这段话，广为人知的概括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典教材以“普遍规律”来指称上述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规律”是“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认为它是“唯物史观的经典形态”，其最主要的意义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整体作出经典的表述”。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关于唯物史观的主要争论也大都是围绕这一段所陈述的观点而发生的。
在后工业化时代，自由竞争的古典资本主义经由各种途径向国家调节的当代资本主义转变。在这一过程中，部分资本主义旧有的弊端和优势消失了，而部分新的弊端和优势产生了；古典唯物史观所经验和预言的历史进化机制有的得到印证或趋于明朗，有的逐渐黯淡或没有出现；新的理论技术和新的思维模式纷至沓来。这些理论努力既包括唯物史观发展的新形态，也包括西方理论家以”纯学术”的名义对唯物史观作出的学理分析。后者往往从概念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对唯物史观进行评判和修正，甚至把唯物史观孤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并赋予其以某种神秘性质，对其进行黑格尔式的解读。然而，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言：“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和马克思关于历史无非是人类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这个原则，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对人类的所有历史活动的总结，已经为防止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变为范畴和规律的自我运动筑好了最坚固的堤坝。如果不是误解或有意曲解，决不会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和范畴视为无人的纯概念的运动”。这是就西方学者的重构理论的具体内容所作的深度评析。
如果我们正视唯物史观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时代仍然需要保持和不断拓展的重要解释力，如果我们还记得它一直所坚持的对理论上教条主义的否定立场、不断反思的态度及不断发展的努力，我们就有必要不仅在具体内容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还有必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唯物史观的语境及其合理性来源作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现实和唯物史观发展现实之上的批判性辩证考量。
二、唯物史观重构的两种语境
从唯物史观内部和外部对其进行不同重构的理论不同程度上成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反思类型。应当说，在重构唯物史观的诸多论说中，被涵盖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名下的内容从其论点创新性、逻辑一致性和学术影响力方面来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张一兵教授和胡大平教授的分类法，从纵向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分为早期代表人物、第二代代表人物和20世纪70年代的代表人物，从横向来看(按照政治立场和思想基础)，分为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到非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以及资产阶级学者。然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东方国家，一些政治人物和学者也在对唯物史观的解读中提出了独到看法。如果把东方和西方的这些努力结合起来，我们如何从抽象的层次上对不同语境的重构方式进行区分呢?
在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概念的角度，从重构唯物史观主导规范出发，区分出两种语境。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7
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切入点，比较系统完整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李达早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和《社会问题总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均有涉及。
李达在理论上的成就，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最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他尤其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介绍。李达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早在1918年秋至1920年夏，李达就翻译了荷兰人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他们专门写了《唯物史观要旨》一节作为全书的附录；《唯物史观解说》及其附录，对国人接受唯物史观起了启蒙作用。在1919年到1922年，李达发表《什么叫社会主义》、《张东荪现原形》、《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还原》、《社会革命底商榷》等文章，宣传了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李达认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五条："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在《马克思还原》一文中，李达论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一、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制度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二、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至于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达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还比较片面，但他把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原则，强调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30年代初，他又主持翻译苏联哲学名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这部译著在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代表李达研究唯物史观最高水平的是他的两部专著：《现代社会学》（1926年版）、《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和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著作，书中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理论。就所论及问题的广泛性和内容的深刻性而言，代表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能达到的水平。李达的唯物史观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坚持唯物的一元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的作用。李达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具体论述说："社会之基础为经济关系，其上层建筑为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经济关系中之生产力苟有变动，则经济关系势必改造，因而政治法制及其意识形态亦必改造。"（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4页。）他还指出："社会生活之历程，即物的生产历程，完全受生产技术及生产力之支配。在物质的生产历程中，所谓精神文化，皆由物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随生产力发达而发达，随生产关系之变迁而变迁。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8页。）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社会构造的变动。李达说："生产关系之成立，必与社会的生产力相适应。"（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社会之构造，恒受生产力之状态所规定，而其形式之变化，又受生产力变化所规定。"（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9页。）李达进而指出，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社会进化之原动力实为生产力，生产力继续发达，则经济组织继续进化，政治法制及其它形态亦随而继续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也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社会之进步，亦即生产力之进步"（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3页。）。总之，李达认为，人类社会的起源、社会之发达，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由此可见，李达科学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李达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强调，从根本上保证了唯物史观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在20年代，包括在内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们多侧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则独树一帜，强调生产力的观点，弥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缺陷，是颇具远见卓识的。李达在强调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指出不可忽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所起的反作用。他说："倘生产力继续发展至一定程度以上，而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时，当时之生产关系势必改造，生产力始有发展之余地。"（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现代社会学》一书还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一重大历史理论问题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证。李达说："个人能创造社会之历史，然不能任意创造之，必也依据社会历史进行之途径，应时势之要求而创造之。故个人欲创造其自身之历史也，第一必在确定之前提与条件下；第二其结果又常由于多数人意志冲突而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就是说，个人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能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限的，有条件的："此种影响增大可能性，恒受社会组织所拘束，恒受多数社会力所限制"。当物质条件还不具备，"个人无论如何努力，人群无论如何运动，社会之变革终不可期也"。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物质条件既备矣，个人或人群苟不努力以促成之，社会之变革亦不易实现也。"即是说，在社会变革中，个人和人群之努力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忽视社会变革中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以为可以坐等社会变革，则是对唯物史观的机械理解。李达注意把唯物史观和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他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经济动因，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科学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现代社会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对唯物史观的众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概括性总结："社会之革命的进化，依据二种现象而成。其一为物质的现象，由生产力之发达而成；其二为精神的现象，系受前者之影响，由社会的阶级斗争而成，两者同出一源，而其任务则分途并进。盖生产力之发达，则社会物质的基础势必发生变化，旧生产关系不能增进生产之利益，而成为生产力发达之障碍。政治法制等上层构造，已不适合于经济的基础，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遂至互相冲突，同时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亦与经济上占势力之阶级，发生阶级的利害之争斗。此时生产关系苟不改造，则生产力不能继续发达，社会即无进化。"（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4页。）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发展的动力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李达论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是从生产力和阶级斗争两个角度进行的，其中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根本，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起"人工的发动力"的作用。
应当指出，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对辩证唯物主义论之甚少，还不能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还未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1929年李达撰写《社会之基础知识》一书，将唯物辩证法的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提出了"社会的系统观"的思想。李达强调指出，经济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是包括人类间一切相互关系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经常相互关系都以经济的相互关系做基础。"（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8页。）李达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他说，社会系统变化的原因，"当求之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可以看出，李达对经济关系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视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专门介绍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内容，不过论述还较为肤浅。
在《社会之基础知识》的基础上，李达1935的写成《社会学大纲》。该书是第一部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具有严密逻辑结构和历史证明的完整体系进行论述的著作，它将辩证法引入了历史认识，因而在历史唯物论方面较其以往论述更具深刻性。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李达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物质的生活资料。在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根本观点的基础上，李达进而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李达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他说："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对立的统一过程中，生产关系常对生产力斗争，而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占居优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是如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李达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把社会存在概括为社会经济的构造，把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概括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和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二。李达说："与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形成了社会的经济构造。这种经济构造，就是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包括两个部分："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意识形态上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之二"。关于经济构造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李达论述道："经济构造是社会的基础，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都是树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并受这个基础所规定的。可是这两种上层建筑虽受基础所规定，而对基础却又给以一定的反作用。"但是上层建筑的这种反作用是有条件的，不可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相提并论："上层建筑对于基础的反作用，从其发源与结果来看，是决不能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相同的。上层建筑反作用于基础的可能性，是由于上层建筑从基础得到的发展力量而来的。可是这些上层建筑反作用的结果，只在它没有和基础发展的倾向相矛盾之时，才能持久，才有意义。在相反的方向的反作用虽也能延缓并障碍经济发展的过程，但决不能变更这发展过程的倾向，而经济的必然性，结局是必须打开它的道路而前进的。"这些论述，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
《社会学大纲》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论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第一次被当成一个有机整体被全面介绍。李达指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相互联系的："历史唯物论如果没有辩证唯物论，它本身就不能成立；辩证唯物论如果没有历史唯物论，也不能成为统一的世界观。"也就是说，历史唯物论是立于辩证唯物论基础之上的；同样，历史唯物论的创立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形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李达说："只有彻底的把辩证唯物论扩张于人类社会或历史的领域，才能使辩证唯物论更趋于深化和发展，人们才能在世界变动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91-292页。）《社会学大纲》阐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理论和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把唯物的辩证法引入历史认识，指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包括史学在内一切学科唯一的科学理论和方法，这在史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对于清算当时中国史学界流行的唯心论、机械论等错误理论和方法，起了积极的作用。翦伯赞在批评史学界存在的忽视对历史进行哲学层次探讨的倾向时说，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虽然不是一部历史哲学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一读的。"（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283页。）《社会学大纲》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社会学大纲》始终强调实践的唯物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李达说，马克思、恩格斯把实践解释为历史上发展的物质生产和社会斗争，并把实践当作社会历史范畴，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活动，是唯物史观建立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认识的方法又是实践的方法。李达认为，辩证唯物论不同于旧的唯物论，因为它是实践的唯物论。李达说："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中这个生动的实践的概念，拿来放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展开开来，引入唯物论之中，给唯物论以新的内容、新的性质。……马克思基于劳动--实践的意义之正确的理解，所以超出旧唯物论的界限，建立了实践的唯物论。"（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社会学大纲》精辟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首要作用。李达认为，实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当作劳动、物质的生产和社会斗争着的实践……不单是社会科学的范畴，并且是哲学的唯物论和范畴。"李达说，唯物辩证法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统一的基础就是实践；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论，由于把实践的契机导入于唯物论，使从来的哲学的内容起了本质的变革"（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57页。）。李达的这些精辟论述，从整体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特性--实践性。
在认识论方面，李达既坚持实践的唯物论，又坚持辩证法。《社会学大纲》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人类全部认识史的关系时，围绕着唯物论思想的发展与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这两条主线而展开。在唯物论思想方面，李达叙述了从原始唯物论思想的萌芽至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再到马克思的唯物论的产生，最后到列宁的唯物主义诞生整个唯物论思想的过程。在辩证法思想方面，李达分析了从赫拉克利特至黑格尔、再至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李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以往全部认识史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
《社会学大纲》探讨了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李达指出："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科学"；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与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根本不同的；辩证法的发展观的特征就是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的、永远变化的；一切运动形态都是转变的，一切存在物相互关联，世界各部分之间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李达全面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李达特别强调并突出了"对立统一法则"在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李达阐发了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核心的思想。李达说，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辩证法的根本法则，是它的核心。这个法则包摄辩证法的其余法则。这个根本法则，是理解其它一切法则的关键。他说，矛盾是辩证法的精髓；"统一物之被分解为对立物以及充满着矛盾的构成成分之认识--这是辩证法的精髓。"李达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和在《矛盾论》中对列宁这些思想的阐发几乎在同一时期，都是国内较早阐发矛盾是辩证法核心原则的。李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列宁关于对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具体闻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李达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面都有全面深刻的论述。他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突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在辩证法方面，重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部分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李达的这些论述，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整的思想体系。
《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等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现代社会学》自1926年出版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1928年湖南零陵县署曾以"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的罪名通缉李达。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社会学》的影响。1926年以前，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在中国虽然已得到传播，但这种传播还是初步的。在《现代社会学》出版之前。、瞿秋白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力图用唯物史观分析、解释中国历史问题，但就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他们阐述还不够全面、准确。李达在序言中指出，《现代社会学》的写作旨趣即是："欲应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科学之一尝试"。该书在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特别是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发展的规律、阶级斗争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以及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一系列重大历史理论问题都有独到见解。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可以说《现代社会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初步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学》运用唯物史观阐述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侧重论述了社会的构成、社会和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现代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作了正确分析，在后来展开的关于中国性质问题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中，该书为进步学者寻求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问题的正确答案提供了有利条件。书中关于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的起源的论述，对此后郭沫若、吕振羽等研究上古历史有启迪作用。《社会学大纲》影响更大。《社会学大纲》1937年公开出版后，高度评价说："这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注：《李达文集》第2卷，第60页。），该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深远；对于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完善更是有着直接的影响。侯外庐先生赞扬《社会学大纲》说："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李达的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史学专著，但书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的历史认识方法，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二、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及其影响
李达十分重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由经济史而社会史，他最早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李达着重对中国经济史问题进行探讨，他的研究给1929年到1935年开展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三大论战以重要的影响。
（一）李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作了分析，指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是"帝国主义国家之半殖民地"，较早地正确揭示了中国社会性质。在1928年出版的《社会之基础知识》中，李达在分析社会状况的基础上，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任务。李达说："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社会。所以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步的潮流相汇合。"（注：《李达文集》编辑组：《李达同志生平事略》，《武汉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这里，李达明确提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并尖锐地提出了民族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1929年李达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该书在分析中国经济结构的基础上，论证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李达说，为了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需要研究中国的经济状况；他在"编辑例言"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李达认为，产业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现代中国的社会，已经踏入了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渐脱去封建的衣裳，穿上近代社会的外套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变动，都是随着产业革命进行的"。因此对产业革命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这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页。）《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大量援引社会经济史料，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说，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方面，对中国近代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和研究。李达全面地研究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趋势，认为中国社会正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他说："数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自从前世纪中叶被国际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入以后，就开始踏入产业革命的过程，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向着近代社会方面运动了。"（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8页。）李达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出现破产趋势，农业人口减少，旧式手工业组织被近代工场所取代；出现了近代工业；中国自办了一批银行等等。李达指出，中国近代经济虽然已开始起步，但很柔弱，外国资本支配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中国近代工业来看即是如此，李达说："这类新兴工业，和中国的土地人口比较起来，还是在萌芽时期，中国的工业化，在国际资本控制之下，前途是辽远的。"（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2页。）中国银行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外国银行"几乎成了中国新式银行的总行"（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429页。）。由于国际资本的强大支配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至为有限。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69页。）在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李达考察了近代中国的性质。李达说，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渐次脱去封建的外衣"，"而踏入初期资本主义时期"（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经济又越来越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笼罩所支配，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由此，李达作出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李达认为，由中国社会性质的独特性所决定，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说："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的社会，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先进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同的特征，同样，半殖民地的社会问题的内容，和先进国的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同的特性。"（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3页。）
在分析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时，李达说，中国产业不发达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9页。）。国际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破坏作用，国际帝国主义从军事侵略到资本输入，进而通过控制封建主义势力而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封建制度对新生产力也起着阻碍作用："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存在，是发展新式产业的碍阻"（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78页。）。总之，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在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压迫日重，生产力已受束缚殊难顺利发展。"（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1页。）因此"封建势力若不扫除，封建制度若不廓清，中国产业就没有顺利发展的希望"（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基于以上认识，李达说："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唯一对象，同时又是发展产业的唯一前提"（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要发展中国产业，必须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廓清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树立民众的政权，发展国家资本，解决土地问题"（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8页。）。李达依据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仍处在半殖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李达的结论，不仅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而且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
（二）李达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对中国社会史的考察。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大论战。这一论战主要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一是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是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制社会的问题，三是泰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李达参加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李达是主张按经济形态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1919年他在《女子解放论》中即确认中国存在过原始社会。他在随后发表的《社会革命底商榷》、《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文章认为周秦至清末是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26年，李达在《现代社会学》中，运用唯物史观考察了人类社会经过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并展望了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他特别表述了殷商是奴隶社会的观点。可以说，二十年代李达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已初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三十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中，李达又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所相当的社会历史阶段及其特点的理解，论战中提出了多种看法。早在1926年，李达就在《现代社会学》第11章中说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的社会状态。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在《经济学大纲》中，李达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含有封建社会征的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结合方法的意义"（注：《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93页。）；在本质上"与封建的生产方法，并没有根本的区别"（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页。）；"只是封建的生产方法之特殊的形相，即是封建的生产方法的变种"（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5-106页。）。李达的观点是否正确可存而不论，其意义在于批驳了那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视为独立于五种生产方式之外的特殊生产方式的论调，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原则。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问题。托派大多数人持否定意见。李达在《经济学大纲》中，从经济结构的特征等方面，论证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李达认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奴隶制的形成也采取不同的路径；但是，"奴隶制是社会发达过程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世界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曾通过各种各色的奴隶制的阶段"（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06页。）。
关于封建制问题，在二十年代初的《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中，李达指出，自西周至清末，中国为封建社会。在三十年代的《经济学大纲》中，李达又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中国的社会，由周代到鸦片战争时期，是属于封建经济的社会"（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66页。）。他按经济形态把中国封建社会分为两段："这个期间，可以分为典型的封建经济时期和变相的封建经济时期，西周和东周时代属于前者，由秦汉迄于鸦片战争时代属于后者"（注：《李达文集》第3卷，第110页。）。
对中国的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李达也有探讨。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李达分析了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状况。他说，中国进入产业革命时代以后，传统农业日趋破产，表现为大农降为中农，中农降为小农，小农降为佃农，荒地增加，农业人口减少等。
1935年，李达出版《社会进化史》，这是中国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作的第一部世界通史，书中从世界史的角度，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等论战的主要问题，放在世界史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反映了著者开阔的历史眼光。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8
论文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旧唯物主义、人本主义进行了批判，阐发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表述。从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一1846年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以及后来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被称作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一个文件”。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哲学领域中的革命变革，表述了新的哲学世界观。今天，我们重读这两篇光辉论著，深刻理解从《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怎样批判旧唯物主义，解决旧哲学特别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所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从而更加深刻理解新唯物主义的变革性和优越性，在反思中对马克思主义本质进行再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包含着马克思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那么提纲的第一条则可以说是提纲的核心，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揭露了旧唯物主义特别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而且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对事物、现实、感性，既不象唯心主义哲学那样，从抽象的人类精神活动派生物的角度去理解，也不象旧唯物主义那样，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要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并且要把人的实践活动当作真正的人的活动，当作客观的活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唯心主义的抽象能动性，理解了这一点才能从总体上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也才能理解!日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
在十一条《提纲》中，一共有三条是从世界观方面批评旧唯物主义的。除了第一条前面阐述的外，还有第五条中指出:“费尔巴哈……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提纲》第九条又指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事实、现实、感性”这三个词，在费尔巴哈著作中是同一个意思，都是指感性的对象，其中也包括作为肉体的人，费尔巴哈曾经说过:“感性就是实际存在着的。因此，在我看来，它具有和现实同样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暴露了费尔巴哈“承认现存的东西同时又了解现存的东西。”费尔巴哈证明某物或某人同时也就是某物某人的本质。这样，事物、现实、感性的客体存在似乎就是事物、现实、感性的本质了。马克思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发展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
从马克思的这些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而不是同时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言而喻的是，和旧唯物主义有着基本区别的新唯物主义，要求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上，又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就是说，既把对象、现实、感性理解为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又把它们看作是人的感性的活动的产物，是因为这种活动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变革之所在，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内容。之所以把它称作新唯物主义，是因为其内容的前一个方面，表明它和旧唯物主义一样，是一种哲学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而其内容的后一个方面则表明它是一种和旧唯物主义有区别的新唯物主义，是一种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具体地发展了能动方向的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进行的哲学革命首先是哲学观上的革命，是从哲学观上对旧哲学的否定，在这种新的哲学观看来，哲学的主要宗旨和功能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造世界。这样，在对世界观的理解上，也就否定了那种把世界观仅仅看成是关于世界本体的知识体系的旧哲学观。新的哲学观是应当这样理解世界观的:世界观不是人的观察世界结果的知识体系，而是人们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出发点。它所关注的不是那种以外的自在之物，而是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它强调的不是人对自在世界的顺从，而是人对外部世界的革命性改造;因此，世界观是人以自身的眼光，从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出发对世界的理解和根本态度，世界观所反映的主要不是自在的非人世界的客观状态，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的性质和状态。其功能是要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和全面解放提供一个最高的根据和尺度。这样理解，才能把新世界同新哲学观统一起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质，在这种新世界观中当然包含着人们对外部自然世界先在性的本体论承诺，包含着人们对外部世界认识意义上的理解方式，但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人们对外部自然物质世界的一种实践态度和人们对自身生存、发展和解放的价值追求。伴随着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也实现了哲学主题的转换。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世界观，已经不是去寻找世界的本源和本体了，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人们把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对待世界的实践态度和评价世界的实践标准，已经不是寻找世界的抽象本体，而是要使世界革命化，实际地改变现在事物，其目的和功能是对现实世界进行革命的、实践的批判，以解决无产阶级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和解放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新唯物论，是人的生存论、发展论、解放论。
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那么也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对此，马克思在完成《提纲》不久，他又与恩格斯合作一起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受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的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们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其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在哪里呢?唯物史观和唯:史观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唯心史观把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的范畴、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唯物史观则把人类的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如何确定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直接影响能否正确认识极其复杂的人类社会有机体，能否客观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说，唯心史观是一种对社会历史的错误想象，对人类社会及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根本错误的，而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有机体普遍本质的理论再现。其原因就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出发点的理解不同。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特别重视并在对唯物史观的表述中首先明确指出考察社会历史“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结成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而人们在生产中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则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历史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的性质，只有以这样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作为一种历史观，才能再现社会有机体的普遍本质，才能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才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这一内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的表述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出整个历史的基础的同时，还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和“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同等”意义的概念，这不仅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之间的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矛盾的原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要求人们既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又从主体方面，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既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把人类的劳动实践看作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这样，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就既同“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的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只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9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结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篇10
文章编号：1009-3729（2017）03-0015-07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知识论；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抽象中的具体性
摘要：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一是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二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三是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两种错误解读方式：一种是单纯从宏观去解读的方式，另一种是单纯从微观去解读的方式。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括同一中的差异性、决定中的主体性和抽象中的具体性。
作为马克思一生中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摆脱了西方传统知识论的束缚，实现了对其的变革与超越。对于这一超越的实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今日争论都没有停息。这些争论基于社会政治现实，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了不同解读。然而这些解读的误区是普遍将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割裂开来，从而陷入了理论困境。鉴于此，本文拟从微观方式与宏观方式相结合的视角，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以进一步凸显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意蕴。
一、传统知识论的困境和特点
1.传统知识论的困境
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源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主要研究的是世界的本源问题，虽在探讨自然的同时也涉及社会和人，但人与自然从未真正分离。
“是苏格拉底第一个将哲学从天空召唤下来，使它立足于城邦，并将它引入家庭之中，促使它研究生活、伦理、善和恶。”[1]364换句话说，是苏格拉底改变了以往哲学的研究方向，将人从自然中剥离出来，引导人们关注人自身，确立了知识是哲学研究的核心。苏格拉底用“认识你自己”来表达研究人的重要意义，同时将“德性即知识”确立为哲学的原则，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好的事情，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1]117。在苏格拉底看来，拥有德性就是要拥有知识和智慧，知识不是易变的和相对的，而是确定的和绝对的。苏格拉底追求的知识是自然和社会运行所遵循的普遍的一般的原则，它们只有通过理性才能认知，而理性是和本质、普遍、必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明确地将普遍的一般原则与合目的性的“善”关联起来。由此，苏格拉底将形而上学本体论、知识论、伦理学连为一体。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向。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并认为可感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只有可知世界即事物的一般原则才是知识。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将哲学看作人的“求知”活动，并通过形式逻辑来研究形而上学，从而形成了哲学统一的研究对象，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亚里士多德由此而成为古希腊知识论的集大成者。之后无论是古罗马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其研究都没有超越传统知识论的范围。
近代哲学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知识的确定性根据虽作出了不同的回答，但两者有着相同的路径：无论是经验主义诉诸感觉经验，还是理性主义诉诸天赋观念，都夸大了主客之间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德为理性划定了界限，将知识限定在现象界，认为知性只能认识现象界而不能认识物自体，从而将主客问题的解决诉诸“哥白尼式的革命”。但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先验二分导致了新的困境，主客体之间的鸿沟仍无法消除。黑格尔则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将知识论推向了巅峰。黑格尔把客观精神即绝对观念作为自己理论的起点和终点，以辩证的否定观贯穿自然、历史和认识，一切都被归结为自我意识的自我否定，即绝对观念从开始到终点的自我展现、自我实现。
2.传统知识论的特点
传统知识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其一，传统知识论将人与自然分离、主体与客体二分。从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人得以从自然的语境中走出来，西方古典哲学进一步将问题归结为主体同客体的分离与统一。这一做法更多的是对苏格拉底的追随，即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主客二分进行统一，但是它们把本体要么归结为主体要么归结为客体，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
其二，传统知识论从现象到一般的抽象思辨演译，带有先验还原主义倾向。苏格拉底及其弟子反对智者学派囿于感觉经验的做法，极力将事物发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原则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他们普遍认为：所谓的知识绝不是那种变化的现象，而是抽象的一般原则。柏拉图将知识归结为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则将知识归结为是者。近代哲学认为，认识事物的一般原则就是要通过精确的量化而达到确定性，知识应当是精确的。这些主张本质上是而把世界变成还原性的、构成性的和机械性的。
第三，传统知识论试图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用本体统摄一切的理论体系。苏格拉底力图用一般原则来解释世界，其“J识你自己”和“德性即知识”等论点都说明了在苏格拉底那里理性的合目的性，这种目的就是追寻一般，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善”。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无论是本体论、认识论还是伦理学，都是统一的知识论。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追寻一般的知识论的做法，力图建立庞大的知识论体系，用理念论来统摄一切。亚里士多德成为这种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集大成者。近代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也将哲学看作科学，并希望通过对理性的认识解剖予以传承，以建立起统摄一切的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传统知识论哲学，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特点，表现为中心化、线性体系与宏大的叙事方式。这种特质与历史唯物主义截然对立。历史唯物主义变革并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先验体系构造，不是追求存在是什么，而是将人的现实存在即生活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
首先，历史唯物主义用劳动消解了主客之间的对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它不是站在历史之外来看历史生成，而是将历史与自然统一于人的活动本身，即劳动。人在劳动中通过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的双向互动达到合二为一，使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在人的劳动中实现了统一。这样一来，自然的历史就是人活动的历史，人活动的历史就是自然的生成、发展史。也就是说，人的活动既是造成主客二分的根源，也是主客统一的基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163这就从前提上消解了传统知识论对主客二分的先验设定。
其次，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劳动出发反对纯粹的抽象。黑格尔曾严厉地批评过纯粹的抽象，讽刺谢林的直观哲学“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一切牛在黑夜里都是黑的那个黑夜一样”[3]10。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本身就包含着对立面的统一，“真理是全体，但是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3]12，他虽区分了“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种同一性，但是认为这种认识最终还是复归为绝对观念的圆圈运动。马克思通过生产劳动将抽象与具体统一起来，把人的生产劳动过程看作是历史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一切历史因而都是人的劳动的产物和结果，即劳动的历史。在马克思看来，一切抽象的规定都是历史关系的展现，只有从历史关系出发也只有在历史关系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些关系。[4]29纯粹的抽象抹煞了具体规定的意义，因而就必然会曲解历史的本质。事实上，历史不是僵死的感性具体的堆积，也不是唯心主义想象的抽象活动，而是个人现实的活动过程。[2]525
最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反对哲学形而上学，而是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因为这种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完全是自我意识的一种思辨活动。马克思认为，一切历史都是人的现实活动的历史，而不是脱离现实活动的抽象思辨表达。[2]229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总是脱离历史去失验地寻求历史的起源，然而历史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的历史与自然的历史是统一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活动中的人[2]545。马克思反对把历史与自然割裂开来，认为只有以现实的实践活动为出发点，才能摆脱抽象的思辨性。而现实的人绝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事现实生产劳动的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2]526
由此可见，历史唯物主义还是立足于劳动实践而超越了传统知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批判地汲取了传统知识论的合理性，将对事物本质的研究牢牢地置于现实世界和历史的地基之上。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两种错误解读
v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集中表现在对其思辨性和抽象性的祛除，这一超越以劳动的二重性为基础。一方面，劳动是现实的个人的活动，任何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2]519，这些现实的个人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确证自己和实现自我；另一方面，现实的个人在生产中结成了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2]532。而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力与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向前发展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对这一运动过程的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即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科学[5]。
然而，由于人们没有弄清这一点，由此就陷入两种错误的解读路向：一种是只从宏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是只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鉴于此，二者都走进了认识历史唯物主义的盲区。
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特点是将历史的发展和冲突归结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在这里，劳动被理解为生产活动，并把生产活动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将物质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并通过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形式来解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的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6]这一表述一直被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论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宏观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有其合理性。然而这种理解范式有其局限性，不仅曲解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要义，而且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丧失了应有的理论批判维度。
其一，导致抽象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一个事实：有生命的个人存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549。个人的存在是现实的活动的存在，现实的活动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在于我们怎么理解现实活动的个人？如果我们仅从生产力的角度去考察，那么现实活动的个人就会被归结为从事生产活动的主体，交往关系就会被归结为人的类本质。这种做法貌似超越了传统知识论的抽象的人，但是，事实上并没有抓住现实的个人的本质规定。个人活动的现实的差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被抽象的生产力取而代之，甚至将生产力仅仅看作是生产的能力和效率，于是，现实的人就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生产力只是经验的实证主义的代名词而已，这种单纯从宏观上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抽象的实证主义。
其二，导致线性的经济决定论。在马克思那里，个人是现实的个人，是置身于一定的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作为生产劳动主体的个人总是处于相互联系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要想理解现实个人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普遍的交往关系虽是个人发展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虽是以促进个人的发展为落脚点，但是单向的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很容易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目的论，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内在的自我否定张力就被埋没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就被消解了。
其三，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对现实条件的阐明和发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教条主义的表现就是对理论的片面的、抽象的理解。正确的理论必须摆脱抽象性和机械性，否则就会陷入到对理论的盲目崇拜，造成对理论的片面理解。抽象性往往会形成普遍性、必然性的观点，使理论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机械性往往会导致宿命论和目的论。因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为了批判德国哲学的抽象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活动角度去理解个人，认为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跟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跟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正是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去理解个人、去分析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才摆脱了对个人和历史的抽象理解，从而避免了自己的理论走向教条。
与之相反，从微观上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做法是把劳动看作个人的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在这里生产活动被纳入实践的范围，社会实践成为由个人的劳动所组成的社会性生产。个人的共同活动结成社会力量从事生产，每一个人在生产中都以一定的形式形成社会结构，个人在社会结构中获得自我确证。“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着的。”[2]524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一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个人活动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着物质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地去剖析社会生产的结构，而是从社会历史活动的角度去理解生产方式的变迁，因为离开了个人，社会结构就无法存在。因此，从微观上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个人生产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层面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解读。这种解读的局限性在于，它很容易抽离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沦为一种道德悬设和虚无主义。单纯从微观上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带来以下问题。
其一，使历史唯物主义变成一种抽象的理论直观。单纯从个人活动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虽会看到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的作用，却难以看到形成社会结构的生产，以及个人共同活动形成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因而会堕入带有经验主义色彩的理论直观。事物只有在自己的对立面中才能规定自身。个人的自我确证也只有在对象性的生产中才能确C。离开了现实和历史的个人的活动，任何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理论直观。而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经验描述的总结只不过是抽象的一般结果概括，这种抽象的结果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历史材料的堆积而已。[2]526
其二，遮蔽历史唯物主义表面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经济社会结构本身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但是它反过来又成为制约人活动的力量。因此，如果仅仅强调微观的现实的个人，就只看到了表面的差异化，而没有看到差异化背后的同一性。正如黑格尔所言，“将―个表象分解为它的原始因素”，亦即“把它还原为它的环节”，这样的结果是，只能得到一些简单的、固定的规定性，这样分析出来的东西是些“非现实的东西”[3]20，这会使得原来是现实的、具体的东西变成僵死的东西。而要想“扬弃那些固定的思想从而使普遍的东西成为现实的有生气的东西”，必须把分析所得到的思想规定或普遍的东西加以扬弃，使之成为活生生的东西。因此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7]
其三，使历史唯物主义过分强调偶然性。个人活动的发展会带来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个体的生产必然会以一定的生产形式组织起来，只有个人的共同活动才能形成社会性的力量即生产力。但如果过度强调个体生产的作用，那么就会抹煞生产组织结构的客观性。因此，仅从个体出发对个体生产进行认识，只会夸大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多样性、差异性，而看不到个体在生产交互过程中的普遍性和同一性。
总之，无论单纯从宏观还是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会造成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片面理解。单纯从宏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见物不见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会变成抽象的概念运动；单纯从微观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会造成对个人的抽象理解，使以个人活动为基础的具体性被夸大、普遍性遭到拒斥。这两种做法都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本真精神的背离。
四、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这里的“现实”，一方面是指事物存在的根据即内在规定；另一方面是指事物的表现形式即外在特征。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包含了两层逻辑：一是生产对于历史的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规定；二是由个人活动所结成的社会结构对个人的历史建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蕴就是从历史活动的发展来阐释个人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力量，强调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统一，具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同一中的差异性。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和交往关系是生产不可分离的两个部分，因此一方面须从宏观角度将人融入到经济生产的历史架构中，另一方面又须从微观角度将个人之间的交往作为经济生产的前提。这两者在生产中相互作用、不可分割。只有基于这一视野，历史唯物主义才能超越传统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从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的直观性中超脱出来。
其二，决定中的主体性。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把主客体连接起来，历史的发展因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历史活动的变化。但是生产方式又必然带有主体的选择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决定了交往关系，交往关系是生产的前提。人类的第一需要是生存需要，由此决定了生产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一定的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中的个人不管是寓于共同体的个人，还是资本主义的抽象个体，交往关系都会使得一定的个人具有一定的语言与意识，所以交往关系是在生产决定作用中人的主体性的表现。这样，通过生产的中介就把主客体连接起来，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
其三，抽象中的具体性。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性是有机联系的整体性，是一种综合的统一性。马克思曾将自己的方法表述为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仅仅从具体到抽象是知性科学的方法，仅仅从抽象到具体是哲学的方法。黑格尔曾批判以前的哲w总是直观地看待事物，没有看到事物本身的内在联系，抽象并不是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概念自我运动展现的过程，是自己树立对立面、自我否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马克思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这一观点，认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并没有把人看作从事劳动的个人，而是将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类，这种人本学意义上的人与唯心主义所理解的抽象的人没有差别。人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劳动的个人，是通过劳动不断地完善自己、发展自己的个人，并不是抽象的个体。具体性在马克思那里是生产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象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4]9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知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的批判针对的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抽象性和体系性，其目的是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这里的“现实性”既包括生产的现实性又包括个人的现实性。基于这二重现实性，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以上两种研究范式。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在的生产性和外在交往性互相制约、共时共存。生产是现实个人结成交往关系中的生产，现实的个人是结成交往关系形成社会力量而从事生产的个人。单纯地从宏观生产或微观现实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都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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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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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一兵.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