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1
关键词：莎士比亚 曹禺人文主义影响
一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代表着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潮。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跟中世纪的意识形态，首先跟天主教会是根本对立的。人文主义者宣称：生活的主要目的不是像教会所教导的那样，为人准备来世的生活，而是对此地人间作合理而正确的安排。如果说教会教导人们把一切思想专注于对上帝的了解，那么人文主义者就主张，人们所主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本身。
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代表作家，也是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戏剧深刻地、多层次地、多视角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关注着各个阶层的人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生活的最充分的艺术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精神是莎士比亚高举的旗帜，他不仅揭露了垂死的封建制度的丧绝人性，同时也暴露出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种种恶习。在作品中，莎士比亚肯定人生，赞美人生，主张人有争取幸福美满生活的权利。他倡导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反对一切形式的封建桎梏，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妇女的解放和女性有权追求爱情幸福的肯定，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体现。莎士比亚笔下流光溢彩的女性形象，都不再是中世纪文学里的玩偶，而是有着独立的人格和鲜明的个性的大写的人。在他的悲剧作品中，莎士比亚更是张扬人文主义思想，歌颂人文主义理想，展示人文主义的理想同黑暗现实的冲突和斗争，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李尔在暴风雨中对社会罪恶的控诉，哈姆雷特在生死问题上的独白，泰门对资本主义社会黄金罪恶的谴责，这些著名诗章都是作者人文主义思想的精彩表达。
曹禺被誉为“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话剧艺术的天幕上升起的一颗璀璨耀目的明星”，是中国现代戏剧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在创作生涯中，曹禺不仅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广泛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精髓。早在读中学时，他便开始接触西方戏剧，到了清华求学期间，他更是系统地学习了西方戏剧的发展史，从古希腊悲剧到现代的易卜生、奥尼尔，从莎士比亚到契诃夫、高尔基，他流连于世界艺术的长廊里。曹禺曾说，外国剧作家对他的影响较多的，头一个是易卜生，第二个就是莎士比亚。曹禺不仅用诗一样的语言翻译了莎剧名篇《罗密欧与朱丽叶》，同时也学习、借鉴了莎士比亚戏剧的诗化语言和莎剧生动的故事情节及复杂、丰满的人物刻画。更为重要的是，贯穿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文主义精神，成为影响曹禺戏剧观的重要因素。曹禺的戏剧深刻集中地表现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有力地冲击了封建主义与黑暗社会，成为五四新文学领域的一座高峰，这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对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五四时代精神在新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涌现出反封建与个性解放两大基本主题，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两大基本主题。据罗昌智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资料》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的几乎所有作家都为此歌唱过。“左联”时期，左翼“剧联”领导下的剧作家已把创作重点移到工人、农民的阶级斗争与抗日斗争内容上去，这当然是戏剧文学的一种新发展，但反封建与个性解放这个反映时代、社会要求的重要主题，在戏剧方面还未产生一部代表作。1934年曹禺发表《雷雨》，在这一领域异军突起，此后，《北京人》等又深化了反封建主题。正是由于《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一部接一部反封建、倡导个性解放、富于人文主义情怀的剧作的问世，曹禺才赢得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美誉。
二
人文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冷酷客观现实产生的剧烈冲突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主题。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时期(1601--1608)是他戏剧创作的高峰期，也是他的思想和艺术成熟与深化的阶段，他的四大悲剧全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此时正是伊丽莎白女王逝世和詹姆斯一世统治的初期，英国社会各种矛盾开始激化。王权与资产阶级间的联盟开始解体，资产阶级与君主专制的矛盾开始尖锐化，资产阶级革命开始酝酿。在宗教方面，清教徒认为伊丽莎白女王的宗教改革并不彻底，认为英国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对此内心强烈不满，而伊丽莎白则一心维持当时的英国教会，迫害清教徒。詹姆斯一世即位后，一方面继续迫害清教徒，维持教会的封建特权，另一方面，则强调所谓“君权神授”，认为自己是国家与人民的最高及绝对的统治者，要求教会、国会和政府都必须听命于他，这就加剧了王权与资产阶级和国会的矛盾。此外，农村圈地运动的加速，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也加剧了王权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莎士比亚看清楚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他接触到的英国社会现实越来越残酷，人世间种种邪恶令他震惊：统治阶级倒行逆施，社会恶势力横行，人民备受压迫，罪恶得不到惩治，正义得不到伸张。这一时期的莎士比亚在作品中表现得最具批判性，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意义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哈姆雷特》里，年轻的主人公丹麦王子哈姆雷特是一个有理想、有魄力、好思索的人文主义青年，他诚实、坦率、追求高尚的道德与美好的情操，憧憬着美好的未来。然而残酷的现实将他的理想王国击个粉碎，使他从平静、和谐的美好世界中惊醒，他不得不面对丑陋的现实。当他因为父亲的死亡回到丹麦王宫时，发现宫廷已变成了“监狱”，整个丹麦王国都变成了监狱。在这座监狱里，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谋杀者高居王位之上，阴谋家、野心家飞黄腾达，纯洁的友谊受到嘲讽，神圣的爱情遭到背叛。按别林斯基的说法，哈姆雷特看到了“关于生活的理想和生活本身完全不是一回事……信心曾经是哈姆雷特的生命，而现在这个信心却被毁弃，或者至少在他身上大大地动摇起来——原因何在呢?——原因在于他所看到的世界和人并不是如他所向往的那样，而所看到的只是它们实际的本来面目……”由此可见，哈姆雷特的悲剧和痛苦，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是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痛苦，是人文主义的理想与“颠倒混乱的时代”之间的冲突。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2
医学生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高层次的人才后备军，是未来生命科学研究和医疗卫生实践的中坚力量，其医德素质培养是医学院校教育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人文内涵素质培养的一个核心就是人文内涵的培养。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改革不断深入，使医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等也相应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必将给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新的情况。因此，在社会需求和理论发展的新形势下，以医学与人文内涵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医学生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这首先需要对医学生的人文内涵进行本质分析，之后在分析的基础上与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1医学生的人文内涵谈到人文，可以说无论东西方古已有之。西方社会的人文更多指的是人文精神，英文为humanism，通常又可以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最初的人文精神即狭义上的意义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而广义上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类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柱、与科学与艺术相并列的人文。我国教育界中具有悠久的人文传统。在我国，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易•贲》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主要指礼教文化;所谓“文明以止”，就是要求人们内以践行道德伦理，外以恪守立法制度。但是在近代以来，受西方“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人们在注重医术与器械的同时，逐渐忽略了医学的人文内涵，忽略了医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对患者的人文关怀，由此导致了当前医学研究和医疗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医学与人文相分离的状况［1］。其实今天我们倡导医学的人文精神，主张医学教育中的人文内涵的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讲不过是医学本质的回归和复兴。这种医学人文内涵的回归是医学本质属性的内在要求，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呼唤，因此重建医学人文精神是当代医学工作者的共同责任。由此可知，医学人文内涵的本质不是体现在医学方面，而是体现在以人为本这个基本点之上的。简单叙述就是，医学人文素质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强调关注人的生命、倡导保护个人的权利，重视人的自身价值，强调生命价值优先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人本主义原则。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则是强调相互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突出人人平等的原则。医学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具有医学人文精神的本质内涵，医学才能成为人的医学。所以，在社会需求和理论发展的新形势下，以医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视角进行医学生的培养，对医学人文内涵的本质解读就显得尤其重要。人文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基因，作为一种朴素的习惯和意识［2］，与医学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具备了这两种精神的医学生才是合格的、值得信赖的未来医生。正如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云:“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2医学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内涵的结合思想政治课作为一门医学生的公共政治理论必修课，应该是一门融科学、哲学、人文、学科史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应该具有的特点就是内容涉及的范围较广，具有医学方面丰富的素材。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如何在阐述知识点的同时，把人文内涵教育融会其中，让学生在课堂教学中实现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的飞跃，实现人文内涵的升华，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教学背景而言，医学研究生大多来自单科院校，本科阶段局限于专业范围，人文社会科学的底子相对欠缺，研究生阶段专业学习任务繁重非常的繁重，过多的关注专业能力的培养，而忽视了学生思想人文素养的提升，忽视了人文内涵方面的教育，导致形成了重“医”轻“文”，重“技术”轻“人文内涵”的现状。然而“医者德为先”，从历代名医的相关著作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凡是卓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是医术精湛、人文内涵高尚的人。晋代杨泉在《物理论》中道:“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3］。这就说明，我国从古代起对从医者的选拔和任用就有十分严格的标准，非人文内涵高尚者不得行医。所以转变医学生原有的专业能力本位观，树立起全方位的以人文内涵教育为根本的素质教育本位观，既是医疗事业时展的需要，更是医学人才培养的时代需求。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现代医学因其负载着新的人文价值而正在发生着变化，与传统人文内涵相比增加了新的内涵。特别是面对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种种忧虑和不安，以及面对人类对健康、尊重、和谐等等的美好期盼，使得医学教育无疑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因为培养新时代医学生的人文内涵比掌握医疗技术本身更值得关注，只有这样，才能够为和谐医患关系添砖加瓦，才能够让人们对生命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期许走向更高的境界。作为思想政治课的任课教师，都有责任和义务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力求将医学与人文内涵，敬德与修业两个个方面进行结合，努力形成突出人文内涵教育的课堂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就是以思想政治课课程为平台，加强医学生人文内涵教育的途径研究，可将其简单归纳为围绕“一条主线，两个基本点”展开。一条主线是指以“敬畏生命”的大道德观作为中心和主线，贯穿课程的始终;两个基本点是显性人文内涵教育与隐性人文内涵教育同时推进。显性人文内涵教育是指思想政治课所宣讲的科学精神中的“真”;隐性人文内涵教育是指授课过程中精选有道德闪光点的教学案例，就人文内涵角度有所侧重，强调“善和美”。“敬畏生命”必须作为思想政治课课程的一条主线和理念贯穿始终。医学生作为未来医学界的中坚力量，直接面对的就是人类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生命的神圣性和脆弱性都需要医生具有抚慰生命的善意和拯救生命诚意的人文内涵品格。但是需要进行拓展的是，敬畏生命并不是简单是人与人之间的，更应该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它的内涵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的基础上，“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为我们构建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使人类以另一种思维方式去逐步学会善待和敬畏包括人、动物、植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理解生命的价值，领悟生命的神圣，尊重生命的平等生存权。#p#分页标题#e#显性人文内涵教育是指思想政治课所宣讲的科学精神中的“真”。具体方式就是通过科学精神的讲授，让学生从思想上加强学习好专业技能的紧迫性，通过专业技能的精湛来加强人文内涵的修养。首都医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医学家吴阶平先生曾经说过:“做好医生有三条要素:一、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二、精湛医术;三、服务的艺术，即床旁艺术。”这三要素中，第一个要素讲的就是人文内涵，第二、三个要素指的是专业技能。人文内涵与专业技能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息息相关的。人文内涵是专业技能的灵魂，专业技能是实现人文内涵的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有高尚人文内涵的人往往有精湛的医术，因为没有治病救人的思想品德就不可能执着地追求技术上的精益求精。隐性人文内涵教育是指授课过程中精选有道德闪光点的教学案例，就人文内涵角度有所侧重，强调“善和美”。培养医学生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把人文内涵教育渗透在课堂教学中，首先要选择让学生感动的案例，不仅要和课堂教学的内容相符，还要彰显高尚人物的人格魅力，这样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感动之余，心灵得到净化，人文内涵得到升华，这样才能够实现课堂教学的科学性与思想性、道德性的统一。这种案例教学的最大特点是在课堂教学中给学生提供一个具体的情景，再现情景，让学生在情景中体验道德情感，从而探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获得思维方式的训练和思维方法的启迪，同时领悟人生的哲理，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3医学人文内涵的价值观自从20世纪以来，随着各种先进的诊断仪器和设备的出现，以及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也相应发生了巨大变化。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转移到寻找致病原因、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即对医疗器械的依赖与日俱增，这使医学价值观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医学价值观主要是指研究医学行为的价值，而这一价值是建立在科学判断基础之上的，它以客观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主要采用直观观察、客观检验、综合推理等认识方法，得出个人及人类生命与健康的事实。其最终的结论就是通过得出人体“what”和“how”的科学结论，为维护人体健康提供前提条件。但是随着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价值观的发展也经历了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片面科学观的影响，使医学的发展陷入狭隘的死胡同，并且与其人文内涵相脱离，这是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重拾医学人文内涵的价值观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医学本身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观，“医学的价值是多元的，除了基本价值外，医学的价值还可以分为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功利价值与非功利价值、现实价值与理想价值、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等”［4］。但是医学的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人类生命的质量，所以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只能是医学与人文内涵相融合的唯一性，即只能是对人的关爱。医学不能离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却不能将高医学技术作为医学自身的价值的主要取向，因为这样一门起源于为解除人类的痛苦且从头至尾充满着爱人的科学，其价值观必须是以人定向的。这种基于医学人文内涵本质的“以人为本”的医学人文价值观必将逐步取代医学技术论的价值观，这才是医学真正的进步与发展。综上所述，现代医学因其负载着新的人文价值而正在发生着变化，与传统医学相比增加了新的内涵。特别是面对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种种忧虑和不安，以及面对人类对健康、尊重、和谐等的美好期盼，使得医学人文方面无疑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也对医学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其实，医学和人文应该是互助合作、互利互补的关系，医学的发展需要从人文内涵中获得教益，而人文内涵的发展也要从医学精神中汲取营养，因此越到高的层次，它们越趋于一致。只有对医学人文内涵的本质有真正的理解，医学与人文合而为一，才能够为和谐医患关系添砖加瓦，才能够让人们对生命健康和生命质量的期许走向更高的境界。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3
关键词：红色文化；价值取向；道德底线；精神家园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管理者，肩负着推动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的重要历史使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培养新一代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工程，也是高校德育教育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现状分析
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青年，成长在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富足，社会结构日趋多元，各种思想文化交集的时代。一方面，他们受学校教育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呈现出自我完善、努力创业的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无可避免地受到各种社会不良思潮的影响，呈现出对物质利益、个人利益的过分关注，在理想和精神上缺乏相应的追求，成为物质生活充裕而精神理想相对缺失的一代。大学生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生目标的缺失。人生目标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因素和动力所在。明确的人生目标能够使人认识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前进的方向，获得自我发展过程中战胜困难的内在驱动力。据有关调查，当代大学生普遍存在着只关注物质利益和短期目标的实现，而缺乏人生、事业的长期规划，缺乏更高层次的精神与理想追求的现象。许多大学生在进入高校后产生了失去奋斗方向的茫然感、不安全感，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强大的就业压力，未来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也给大学生带来了心理困惑和精神的迷失，追求短期内学业过关、考研或者找个理想工作成为大学生的主要目标。而精神层面上的追求、人生事业的规划在很多大学生看来却是模糊不清的问题。
2.自我认知的误区。自我认知是自我意识的具体体现，是个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前提。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大学生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建立自信、适应社会、营造良好社会关系的基础。当代大学生在自我认知方面存在的误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对自我缺乏客观的认知和评价，成功时表现得过于自信，一旦遭遇挫折则转向另一个极端，形成自卑心理。二是对自己社会角色的错误认知，部分大学生习惯了以索取和自我为中心，缺乏奉献与合作意识，如过分依赖家庭，缺乏合作意识，在生活中我行我素，无视他人的存在等。三是心理自我认知的误区。大学生处于自我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时期，对自我能力、意志和情感的认知常处于一种矛盾和纠结状态，摇摆不定，形成了自我认知的不确定性。
3.价值取向的偏离。面对纷繁的物欲与现代社会残酷的竞争压力，大学生的价值取向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物质与精神的抉择，社会和自我的矛盾，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各种不良社会思潮的影响，使当代大学生价值观与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出现了一定偏离，呈现出功利化、自私化的倾向。大学生在个人追求中重物质轻精神理想，重自我轻社会与他人，重能力轻道德品质，重享乐轻奉献付出的现象正日益突出。
4.道德底线的下滑。道德底线是一个人所恪守的道德行为原则的最低临界点。目前，影响大学生道德行为底线的消极因素呈上升趋势。大学生道德准则从上世纪80-90年代的“报效国家、服务社会、乐于奉献”转向自我发展和个人利益的关注。不少大学生认可的道德底线为遵守基本社会公德，不危害他人利益，呈现出善恶标准模糊，规则意识淡薄的特征。部分大学生在面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问题上表现淡漠，面对不良行为三缄其口，对社会弱势群体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与援助意识。甚至有个别大学生为获取经济利益和个人成功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不惜出卖肉体和尊严，乃至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在其成长的特殊社会背景和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思想上面临着诸多的困惑和挣扎。如何引导大学生树立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正确价值观，提高大学生自我认知能力和道德品质，寻找大学生精神信仰的有力支撑，重建大学生精神家园，是高校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红色文化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红色文化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中国共产党人、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它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蕴含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与思想内涵。红色文化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精神内涵。红色文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战争年代用鲜血和生命凝结成的壮丽篇章，它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政治理想、爱国情怀、思想观念和道德追求，诠释着共产党人和人民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忠诚，以及在艰难的革命斗争环境下坚定的信仰和不屈的英雄气节，代表着党和人民为了革命事业无私奉献和勇于牺牲的精神，铸就了国家和民族的大义与灵魂。
2.文化内涵。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是吉祥、热情、希望和忠诚的象征，它同时还具有驱邪避灾的含义，代表着光明、希望和胜利。红色是中华民族的代表颜色，也是中国近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国旗、国徽、党旗等都运用了红色的象征意义，“红军”、“红嫂”、“红色政权”都具有明确指代和褒扬的含义）。红色文化代表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它既包含着革命旧址、烈士遗物等物质文化，又包含着红色思想、红色精神、红色文艺作品等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
3.价值内涵。印证历史：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展到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研究资料与精神财富。传承文化：红色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前提和基础，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起着重要的作用。教育后人：红色文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宝贵财富，对后人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开发红色文化的教育价值，对当代大学生进行人生与价值观教育，不仅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促进大学生自我发展健康成长的需要。
4.时代意义。在物质生活日益提高的今天，对物质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带给人生活满足的同时，也催生了精神世界的荒芜。目标缺失、信仰危机成为困扰当代青年的普遍问题。人们渴望从那些物质贫乏但精神富足的革命者身上发现和找回生命的意义和快乐的真谛。精神和信仰回归，成了当代人发自内心的渴望和心灵的呼唤。而“红色文化”体现出的坚定的人生信仰，崇高的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在今天被赋予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服务社会、报效国家新的时代意义，它契合了时代的精神，填补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需求，代表了社会前进主流价值的取向。
三、红色文化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重要意义
国家和社会需要政治坚定，品德高尚，充满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的新一代知识型人才。红色文化以其厚重的文化与精神内涵，震撼人心的力量，洗涤着当代大学生的灵魂，对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集体意识、创业精神，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1.坚定社会主义道路，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素质代表着国家的兴盛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工程，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大学生和谐发展的希望工程。红色文化，见证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印证和实践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是对大学生思想和价值观教育的最为生动的教材。挖掘红色文化的精神与时代内涵，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和自我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2.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奉献意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是大学生完善自我、回报社会，肩负起重要历史使命的动力和源泉。当代大学生只有树立起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自强不息的远大理想，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才能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报效国家，服务社会的优秀建设者。红色文化以其厚重的主题，谱写了无数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为国家和民族舍生取义、无私奉献的精神赞歌，它以生动的事例、无声的语言诠释着社会责任和奉献精神的深刻内涵，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对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
3.培养大学生不畏艰苦、勇于创业的精神。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和人民面对着巨大的困难和挫折，谱写了一曲不畏艰险，勇于奉献，不怕牺牲的历史壮歌。中国革命那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革命者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勇气，红色文化中那些感天动地的事迹，撼人心魄的场景，永远都是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最佳教材，成为激励大学生不畏艰苦，勇于创业的动力与源泉。
四、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施策略与路径分析（以临沂大学为例）
红色文化教育不是僵化的一厢情愿式的教育，要真正使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髓深入人心，得到当代大学生的认同和精神共鸣，进而转化成大学生成长和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内驱力，还需要高校在教育模式的探索与实施中付出积极的努力。下面仅以临沂大学的红色教育路径与实施方案为例，探讨红色文化育人的基本途径与方法。
1.开设红色文化课程，推动红色育人工程。课程教育是大学生在校期间最主要的教育形式之一，课程教育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常规性，并与学生的学业评价直接挂钩，因此也成为学校教育中最完善最系统的教育模式。2011年，临沂大学首次将《红色文化与沂蒙精神》作为大一新生的必修课，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使红色文化教育实现了理论与实践、课堂与基地、学习与评价紧密结合。这无疑是对红色文化与大学生德育教育的一次巨大推动，它反映了大学红色育人的决心和力度，也使红色文化教育从过去的分散式、随意性较强的教育，转化为普遍性、系统性和常规性教育，对于大学生更好地理解红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传承沂蒙老区红色文化，树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大学生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意义。
2.建设红色文化基地，创设育人环境。利用红色文化场馆与红色基地，再现革命历史与红色精神，对大学生开展现场教育，是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特点之一。2011年，临沂大学强力推进红色育人工程，充分利用沂蒙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红色文化基地开展育人教育。除组织学生到临沂著名的红色文化纪念地参观学习外，学校还建起了红色文化馆、图书馆红色文化资料中心、红色非自然遗产博物馆，以及“沂蒙精神育人馆”、“红嫂纪念馆”、“沂蒙园”、抗战支前雕塑群等校园红色文化景观，充分利用红色文化展馆和红色基地对大学生展开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教育，使学生在特定的历史氛围和环境下感受红色文化的深沉内涵，激发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在临沂大学红色馆的展台前，在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山东省政府旧址）、在沂蒙母亲和红嫂纪念馆，一段段详实的文字，一张张震撼人心的图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一处处见证战火硝烟的文化旧址……红色文化以其鲜明的文化主题，崇高的思想与精神内涵，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岁月，带给大学生心灵的震撼和思想的洗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思想印记。
3.依托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红色校园氛围。校园文化活动是大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依托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利用优秀的红色影视、歌曲等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放映周，大型红色歌舞汇演，红色音乐演奏会，红色征文比赛和书画展等活动，使大学生在活动参与的过程中，耳熏目染的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和思想教育，主动地、多方面、多角度地了解红色文化，传承红色文化精神。使红色文化真正进入大学生思想深处，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4.凝练红色育人特色，培育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思想价值观与未来的发展方向。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文化，凝练具有红色育人特色的大学精神，是对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深化和全面提升，也是提升大学内涵和品质，培育新一代社会合格人才的需要。
临沂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大学，它诞生于抗日的烽火硝烟之中，与沂蒙人民共同走过了革命战争的历史岁月，与老区人民血肉相连，与红色文化一脉相承。建校70年来，学校一直把“红色育人，德育为先”作为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秉承红色大学的基因，将红色文化融入大学文化体系中去，不断提升学校的红色内涵和育人品质。另一方面从地方红色文化中吸取营养，积极挖掘沂蒙精神的时代内涵，对大学生进行人生理想信念教育和创业教育，为红色育人注入新的时代元素。目前，红色教育已成为临沂大学的特色教育之一，“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红色沂蒙精神已经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教育意义，并成为临沂大学校园文化和育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年学子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与价值观交集的现代社会，人们呼唤人生理想与信念的回归，呼唤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回归。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更需要从红色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来充实自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获得理想与信念的支持。红色文化教育，必将以其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撼动人心的力量、永久的生命力，铸就大学生理想与精神回归的家园，成为大学生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和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1］陈志平.中国革命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德峰.山东近代革命史［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1994.
［3］张爱芹，王以第.红色文化与道德建设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4］王以第.红色文化的价值内涵［J］.理论界，2007，（8）.
［5］谢爱林.论苏区红色文化教育的现代意义［J］.教育学术月刊，2007，（9）.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4
关键词：人文精神；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01-04
一、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构建
（一）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起源发展与内涵
一些学者的观点主张“人文”一词是舶来的翻译词汇，“人文”一词翻译于英文单词“Humanity”，在我国语言的原始词汇中是没有“人文”这一词的，因此我国赞同此种观点的很多学者对于“人文精神”的探讨也大都是从西方的哲学人文思想中寻找出处的。即使是支持这种主张人文精神起源于西方的观点内部也有关于其出现时间点的两大分歧。根据一些学者的考量，认为最早体现现代人文精神含义的“人文”一词是在19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德文humanismus）”是对于古希腊“人文学”有关内涵的现代化的阐释，是对于传统朴素的古希腊“人文学”思想的复兴。[1]（p35）基于这样的观点，“人文精神”的思想起源的两种争论得到了一种较为缓和折中方案，区分了传统朴素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意义的人文内涵。我们认为朴素的人文思想是自古希腊时代就有所显现的，在有史可查的记载之中，普罗太格拉斯的观点“人为万事万物之权衡”可以说就很直白且明显地阐释出了古希腊对于“人”的重视。[2]（p21）如若追溯西方文学的最早发展，古希腊神话当然算其中重要的部分。古希腊神话最初为人们之间口头流传的文学形式，后经过许多作家的文学汇编和加工为现代我们所见的成熟的文学作品。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衍生出的神话文学，一方面体现出了人对于未知大自然的敬畏，但另一重要方面，即使是在创造神的文学作品中依旧可以找寻到西方人文精神的雏形。甚至有学者评价古希腊神话反映了古希腊人意识的真正觉醒。意大利思想学家维柯也支持了这种观点，在他看来，神话文学的创作虽然以神为主宰，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实质是“并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神是人本质的对象化。”[2]（p22）
其后的一批希腊智者，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众人所熟知的思想主张之中也无不体现出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在这些哲学家时代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其哲学和政治学的著作之中，文学的色彩多被哲学的说服性和政治学的批判性所掩盖，但是我们就广义的文学来说，任何与人的思想意识创作有关的文化产物都是文学的范畴，因此，讨论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当然包括了各时期的各种文学表达中的人文内涵。在这些智者的哲学表述中其更加重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强调人的主观意志，此时的人文精神已从最初单纯神的外衣中开始解脱出来，直接坦白地表达出了对于人的关注。这是最早凸显也是最直接、最基础的人文思想的内涵。
现代西方文学创作中对于“人文精神”关注的方面远远不止于此，根据部分学者主张的人文精神可追溯至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即是指更加成熟全面的现代人文精神的开端，根据通说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文精神在文学中体现出来的内涵的总结，人文的含义最基础的层次就是关心人，把人放在思考的第一高度，重视和显现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这也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在文艺复兴最早开始的意大利，早期的人文主义的倡导是在利用古代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成分与中世纪的来世观念进行斗争的，例如被誉为文艺复兴先驱的但丁在《神曲》的创作中，对当时的教会和封建贵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谴责，对于人们自由、理性和求知精神的歌颂，带有当时时代鲜明的人文精神意旨。这也显现了现代人文精神重要且突出的一面即更加关注于理性，反对神学对于理性的贬损，强调人的超越智慧和独立思考能力。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就是从文艺复兴阶段强调突破神学的桎梏到现代文学创作中更加侧重对于关注人的精神自由、理想追求、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更加全面和多层次的最终满足。西方现代文学的创作大致就是在人文精神的现代内涵的射程范围内，或弘扬人性的多方面精神魅力，或批判现实社会政治权势等对人性自由发展的压抑，通过正反两方面的人文精神表达体现时代的文学使命。例如20世纪初期西方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尼采在他的《欢快科学》之中就极其激进有力地发表了“上帝之死”的观点，指出是人杀死了上帝，对于人的关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3]（p75）可以说，文学创作与人文精神的发展史相辅相成、相互伴随而来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人文精神表达和形成的过程，也是更好地发展人文精神的有力载体。
（二）中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起源与内涵
与西方人文精神的发展一样，中国关于“人”的探讨也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社会历史不同时期的变动，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在承接不同时代的历史使命之上表达了不同时代“人文”的诉求。
有学者主张我们现在探讨的“人文精神”其实是本土意义的人文精神，这与上述人文的舶来说法截然相反。这些学者主张，在国内讨论的人文精神的内涵并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阶段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是自我国传统的“人学”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关于中国特色的人的主张，也即“人道主义”，或者“以人为本”的主张，是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注重“人”的内涵发展演变至今的。根据我国《辞海》对于人文的解释，其指出：“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的观点，也印证了笔者主张将人文精神的解读与文学创作同步理解的思维模式来分析人文精神内涵的发展适当性。下面就通过与上述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比较分析来理解我们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内涵。
据史料可考证的“人文”一词是出现于《周易》之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其是与“天文”相对应而生的词。在当时天文主要指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与之对应的“人文”则是指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当时对于“人”的关注还只是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关注，人还没有脱离出社会整体的各种关系。此仅为人文一词出现之起源[4]。
追溯中国文学中的人文精神也当然离不开其“童年时代”即神话文学中的人文起源。与西方系统化的希腊神话相比，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虽然系统完整，多为零散分布于古文献之中，但是其所蕴含的中国式的神的描绘依旧孕育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雏形。与古希腊神话文学产生的背景相同，中国传统神话也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环境中对于大自然的敬畏的产物。从开天辟地，女娲造人，原始的思维特征大多是具体而形象的，他们在当时还不能利用抽象观念来进行独立的思考分析，也不能利用事物本身的现象进行概括的抽象。因为其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拟化成具体的“神”的形象。但是不管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还是后羿射日，在敬畏解释自然的同时，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还表露出了人们企图征服自然与之相抗衡的主张，企图通过支配自然以造福人类。这样的神话故事的创作中当然带有了人文的精神内涵，即在大自然面前主张人的作用，人对于自然的不屈的抗争。与西方神话中神的自我意识的英雄主义主张不同，中国传统的神的形象更加侧重“仁德”的化身，体现对于人间劳苦大众的关怀和帮扶，这也是后世中国人文精神内涵十分突出重要的方面即“爱人”的集体主义关怀。因此西方神话中的神大多是侧重“畏”，而中国古代神话对于神则是侧重于“敬”。这种起源上的差异也决定了在后世的发展之中两股为文学创作不同的人文侧重。
关注人文精神的后世发展，从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中进行总结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自成一脉。从周开始的“礼乐”体现对于阶级人的划分和保障，到孔子、孟子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批哲学家们对于“仁”“礼”“德”的宣扬，对于“爱人”“仁政”的主张和推崇，从四书五经之中对于仁德爱民的关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政治主张，以及各个朝代的文学典籍之中阐释和表达的“爱人”体恤民生、关注民情的观点都无一不彰显了对于人的关注。
现代中国文学在继承了传统文学关注民生的爱人主张和宣扬人性的美德的赞扬主义的基础上，也在借鉴西方批判主义和人权主义的人文精神的观念，更加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对人的关注更加全面和深入，从鲁迅文学的里程碑式的人文精神的披露到近代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学创作模式下人性的解放和发展，对于人的尊重，文学创作中对于人性的解放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和自由的新时期。
二、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差异的具体表现
（一）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从我们对于人文精神追根溯源的探讨过程中，单就其内涵分析，中西方人文精神内涵一大重要区别就是关于“人”的阐释上，这一点在中西方的文学作品中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和明显。首先就“童年时期”的文学创作中的人文精神分析，同样是主张“神话人”的神话文学创作阶段，对于神世界的构筑在中西方文学领域不尽相同。不论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山海经》里构筑的诸神，还是之后创作的一系列神话类的文学作品，神的世界也是有着极其严格的秩序，神大都是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服从于天的安排，掌管不同领域，承担造福全体人世间的责任，是所有善良民众的保护神。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神是集体存在的一个天界系统，而广大劳动人民是另一个统一体，神大多是被看作全体人的保护者。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神从来就是满足私欲的，他们大多克制冷静，为集体利益而斗争。从大禹治水到神农尝百草，中国的神话文学充满着为百姓大众谋福祉的责任使命感。
这种传统的“人和”思想、集体主义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延续很长时间。后世的很多传世的文学著作，以四大名著为例，也都是虚拟一个小的社会群体，以多个人彰显的是社会大众的人性表达和人格需求。甚至一直至今，中国当代的文学作者依旧习惯于把人文上升归纳于集体的需要，集体的理想追求，对于人类整体的尊重和关怀。集体主义是中国文学中人文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与黄河长江流域的农耕文化孕育出来的集体主义文学不同，西方航海文化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更加侧重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其强调的人大多更倾向于单个的人，人体的人，个人能力，思想和价值的足够重视。依旧是在神话文学的古希腊时期，希腊的诸神更加侧重多种性格的凸显，他们性格各异，不仅表现有人性善的一面，也有人性恶的一面。甚至嫉妒猜疑，互相争斗。在希腊神话中，以宙斯为首的诸神在奥林匹斯山上寻欢作乐，宴饮畅谈，而不是对于百姓疾苦的忧心忡忡，宙斯甚至还想要毁灭掉世俗人类。由此可见，西方文学中与人文中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相比更加关注于个人享乐主义的个人意识。其后在西方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个人意识充分自我的表达和对于单个人价值的弘扬更是十分突出和明显。
（二）民生与民权
除了对于“人”的范畴的理解不同之外，在中西方文学中所表达的人文精神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传统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为发展起点的，这种农耕经济对于自然的依赖程度使得早期的文化创作突出反映的是农耕过程中的人文现象。不管是孔孟开始的仁者爱人还是后来盛唐时期的诗词歌赋再到鲁迅先生开始的现代白话文学之路，最为突出且永恒的主题就是对于不同社会时代中广大劳苦大众的关怀，即对于民生的广泛关注。例如中国传统诗歌文学作品中，像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样对于穷苦大众生活的描写诗词数不胜数，近代文学作品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平凡世界》为例，通过对于几个平常角色的刻画，反映了当时一代人的生活精神状况，引发了对于人民物质、精神生活的思考。中国文学中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感线路，而这种对于民生的关怀就是对于人文精神最基础内涵的体现。
西方文学作品对于人的关注从发展上看，除了同中国文学一样对于民生疾苦的关怀以外，更加进步的一面就是对于民权，也可以说对于人权的宣扬，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创作开始，西方文学创作的触角就已经更加深入地表达了对于人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人权的关注，不论是天赋人权的政治主张，还是在民的民主追求，在此后西方的文学作品中都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人权的宣扬，把人文精神的内涵又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之中。除了单纯的政治性著作《理想国》《自由篇》之外，西方的文学著作在西方更为自由的环境中体现出了其激进和维权的一面，例如《红与黑》中面对世俗教会权力下的不屈和反抗，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社会更多层次和不同程度的权利意识。
（三）表达手法上的差异
上述两个方面都是侧重于对于中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内涵方面的对比区分，为内容层面的区别，在形式上中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侧重的表现手法也是有所差别。借用王芳教授在《中西方人文精神比较研究》中的比拟，把中西方人文精神比喻成“茉莉”和“玫瑰”。[3]（p27）在笔者看来中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达也极其恰当地迎合了这一说法。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学思维，文学创作在社会阶级的重压下对于人性的表露通常比较温和委婉，在文学创作中常常喜欢借用比喻指代一类修辞手法，通过比较温和的语言来表达激进的人文主张。而与之不同的西方文学中对于人文精神的表达则更加激进、更加直接甚至莽撞，例如西方文学中自成一派的“黑色幽默”文学模式，语言在反讽中尖锐地抨击社会对于人性的打压，可以说西方文学创作中对于人性的直白表达与玫瑰的鲜艳和尖锐是十分吻合的。
上述对于中西方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分析只是中西方人文精神发展长河的冰山一角，中外文学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庞大的脉络体系，其中的人文精神也是博大精深，要一一比较分析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工程，在此笔者只是通过对于中西文学发展史的一小部分的概括比较，寄以探究人文精神在文学领域的相辅相成，从而更好地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也希望为现代文学创作贡献微薄之力。
[参考文献][1]杨政.西方文学的人文精神[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5）.
[2]邓阿宁.中西人文精神传统之比较[J].重庆社会科学，2005，（4）.
[3]王芳.中西方文学人文精神比较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建民，谢锡龄.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文精神[J].人与社会，2004，（3）.
aComparativeStudyofHumanisticSpiritConstruction
inChineseandwesternLiterature
ninGXiao-jie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Yunnannormal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nan，China）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5
关键词：红岩精神；大学生；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D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1-0020-01
革命历史上，红岩精神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取得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结合重庆现实，考察红岩精神的时代内涵，结合调研组的问卷数据分析，在大学生群体中宣传和弘扬红岩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培育民族精神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红岩精神的主要内涵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革命信念
在抗战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而英勇奋斗。南方局处在统治地区，各种环境极其艰难险恶，曾多次告诫南方局的同志和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以永葆共产主义高尚品格。
（二）团结奋斗，顾全大局
抗日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积极倡导统一战线。在重庆谈判期间，及其领导下的南方局顾全大局，从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同进行了长期艰苦的谈判。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的主持下，坚定的贯彻党的全面抗日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保持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三）加强学习，追求真理
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中指出“：领导干部要有学习精神，不仅要教育群众，还要向群众学习。”他身先士卒，始终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实际斗争，写了很多文章和社论。在他的影响下，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把革命斗争和文化学习结合起来。
二、红岩精神与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调查现状
本文通过开展对重庆市内十所普通高校的调查问卷，了解当前大学生中的真实情况，有针对性的提出在新时期弘扬红岩精神，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可行性建议。
（一）调查概况
调研组对重庆市内的十所高校进行了走访，就红岩精神的内容、影响和弘扬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调查。全部调查问卷由被调查对象当场填写，共发出200份，收回196份，可用问卷190份，其中，文科类学生填答86份，理科生填答80份，艺术类学生填答24份；男生99人，女生91人；另外，我们还对受访学校中位于歌乐山脚下的西南政法大学和四川外语学院进行了抽样访谈。此次调研共有调查对象225人，来自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
（二）调查结论
对问卷运用统计软件分析后，综合我们的访谈结论，我们得出以下现状，由于篇幅有限，未能将具体数据、图表展现。一是大学生普遍知晓红岩精神，大部分重庆籍大学生都对红岩精神耳濡目染，多数外地大学生听说过。二是红岩精神的主要内涵，多数大学生知道其是在抗战岁月里形成的民族精神，具体内涵因个人成长经历不同而参差不齐。有部分同学参观过红岩历史革命纪念馆，对相关历史有一定了解。三是大学生肯定红岩精神的重要作用，在抗战及以后的岁月里，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重庆光荣的象征。四是希望红岩精神在新时期能够得到弘扬和发展，建议政府和高校都应大力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三、弘扬红岩精神，建构大学生民族精神
（一）红岩精神走进课堂，深刻把握民族精神的时代内涵
红岩精神彰显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仰，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真正的表现出了共产党员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在新时期，我们要继续宣扬红岩精神，教育广大青年学生努力践行革命信念。各高等院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两课”学习，与时俱进，结合重庆地方实际，深入挖掘红岩精神在新时期的重要内涵，运用多种教学形式，使大学生受到震动和启发，深刻认识到红岩精神的实质，从而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
（二）红岩精神深入网络，拓展民族精神的传播渠道
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都离不开网络，网络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让红岩精神走进网络，能够使大学生更加方便、快捷的认知、理解红岩精神，获取红岩精神的来源、内涵、重要意义和发展动态，拓展了民族精神的传播渠道。
（三）红岩精神落到实践，提升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实践出真知。大学生要勇于将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同时高校要大力开展以红岩精神为主旋律的社会实践活动。发扬红岩精神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重要环节，要广泛动员，身体力行，必然对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所以，精神的价值需要实践去体现，而实践必须要有崇高的精神作为指导，红岩精神指导者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能够更好的体会到红岩精神，从而提升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6
[关键词]时代精神；改革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团结大多数，这是统一战线的本义要求和统一战线本身固有的性质。”[1]就是说，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这也意味着统一战线需要有一个共同的价值取向，当价值取向一致时，全体统战成员才能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集中反映了我国人民的核心价值取向，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这里，马克思主义是严整抽象的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中国化、民族化、大众化，需要广大统战成员具备相应的理论功底才能予以深刻的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一个理想性的追求，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需要广大统战成员万众一心，具有高远的识度；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需要广大统战成员深入理解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深层内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时期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需要每一个统战成员身体力行。相比之下，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则涵盖了新时代的广为普世的精神内涵，在最为普遍和最为一般的意义上，能够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时代精神的‘精神’，强调的是在一个时代广大群众在思想上认同、在行动上践行的一种文化潮流，是一定时代的主体风貌。”[2]为此，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突破口，引领广大统战成员，在时代精神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凸显时代精神，这是目前统战工作具体展开并取得实际效果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3]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4]改革创新深深地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伟大意蕴：改革凸显了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旧体制、旧规范，以及人们僵化保守的思想、传统等等的破除和更新，以更好更快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创新意味着不拘泥于传统，不抱残守缺，在原有积淀的基础上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观念，以更加体现人自身的主体性、积极性。以改革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时代精神，深深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特征：植根于人类的伟大实践，从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出发，“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揭示观念的形成”[5]。所以，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内在地蕴含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丰富内容，特别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推动者等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实践特征，内在地透露出了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诉求。因此，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可以为广大统战成员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直接现实的基础，能够集中展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从而使广大统战成员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其次，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共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这个共同理想，集中代表了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愿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正如同志所指出的那样：“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治国理政的旗帜，是一个民族奋力前行的向导。”[6]共同理想为广大统战成员指明了奋斗目标，具有最大的号召力和鼓舞力。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我国之所以要树立这样的共同理想，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紧密相连的。我国现实的具体国情还是处于一个不发达的阶段。因此，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要激励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去改变现实、超越现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必然要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大胆务实地创新，以最大限度、又好又快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7]而“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8]这意味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真正体现了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取向，真正体现了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繁荣富强的决心和勇气。以此来调动广大统战成员共筑共同理想，具有最大限度的认同力、感召力和凝聚力，能够激励每一统战成员去为实现这个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
再次，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深入理解和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9]其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成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并且在各个历史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新时期，爱国主义集中表现在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意味着要想真正彰显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深层内涵，实现爱国主义由口号向行动的转变，一个带有根本性的措施就是要进行深入地改革和创新。唯有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社会的实质性发展，也才能真正实现综合国力的提升。只有我国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才能对广大的统战成员具有吸引力，才能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以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空有一份爱国的热情，是不足以真正体现爱国主义深层内涵的。只有拿出具体的行动，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去实质地推动我国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才能真正体现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所以，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去鼓舞每一个统战成员，不仅能贴近广大统战成员具体的生存和发展实际，而且能够在最实际的意义上推动广大统战成员去身体力行地理解和践行爱国主义，这是目前统战工作取得实际效果的重要体现。
最后，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为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供精神动力。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提炼和升华，集中反映了我国社会目前主流的价值导向、人们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为协调人们的道德行为提供了具体的价值标准和评价尺度。其实，作为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荣辱观，是目前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在人们的道德行为领域中也要有具体的表现，否则，时代精神就会缺乏具体的德行而陷入单纯的物化追求。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不仅仅是个体所应具备的精神气质，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要体现出一种改革创新的氛围。那么，这里就需要如何有效地协调个体之间的差异，彰显社会整体的合力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基本解决之道就在于全体社会成员遵守社会整体所广泛认可的道德行为规范。当个体能够遵循社会基本的道德行为规范，树立和践行基本的荣辱观念，明确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应当坚持、提倡什么，应当反对、抵制什么的时候，社会整体就会形成为一种巨大的合力。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荣辱观，作为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在社会整体的运转过程中，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应当蕴含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身体力行中。所以，以荣辱观体现时代精神，以时代精神支持荣辱观的树立和践行，进而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统战工作落实到具体实处的重要体现。
总之，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宽广的时代融涵力，以集中的时代表现力，能深层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深层内涵，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共筑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能真切地体现新时期的爱国主义，能具体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时代精神为突破口，促使广大统战成员深入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达到统战的实际效果，是目前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1]王继宣等.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综述[m].华文出版社，2002：88
[2]孟凡强.时代精神产生的依据、基本内涵及功能作用[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8（11）：35
[3][4]等.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人民出版社，2007：9-10.4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92
[6]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6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07：7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7
关键词：党史文化；意识形态整合；党史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065?06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魅力和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90多年来，党史文化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考验的巨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高尚的政治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党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深对党史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实现党史文化科学发展，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使党史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中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党的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党史文化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彰显出科学性、先进性、民族性的主体精神。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特质的党史文化，展现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审视党史文化的内涵与内在属性，对于加强党史学习，深刻理解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90多年发展历史所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文化积淀，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并发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首先，理论文化。理论文化是党史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史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史文化理论创新的丰富成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是理论形态的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实体，具体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革命历史文物、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等具体实物和场所。物质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最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党史文化的精髓，主要是指党史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主体精神和思想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载的品格和精神，包括革命优良传统、民族思想精神、思想价值体系、精神气质与指向等，是党史文化深层内化的文化表现形态。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形态塑造了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蕴含着这一特殊类型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党史文化的主体精神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全党全民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又是传播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主体精神。
首先，科学性。党史文化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理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史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华、呈现出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党史文化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进行科学探索的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实践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提炼与升华。它的科学性，体现了它对自身所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及其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结晶。科学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先进性。先进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属性。党史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所产生的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引领中国文化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史文化，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史文化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史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历史证明，党史文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前进和发展。
最后，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维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党史文化形成于中华文化之中，继承与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向度、思维模式、道德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包容性，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气韵，这是党史文化的基石。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文化思想延续和丰富着党史文化的内涵，是党史文化发展的根基；党史文化反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情，彰显着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色。党史文化已成为国家、民族及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象征的一部分。
（三）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表现为特定阶级的观念并为特定阶级服务。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突出政治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党史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党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形成了特有的党史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内涵，承载着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共识，凝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本质要求。其次，弘扬党的历史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最后，党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想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决定了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二、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以先进的文化理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政治保证。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文化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承载着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凝结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彰显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孕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沃土，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和理论来源，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的党史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了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一，党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富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科学理论，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前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在实践中科学的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略，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党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党史文化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从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看，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科学的思想、理念与精神，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党史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党史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创新执政方略的政治文化产物和文化积淀，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最后，从党史文化的本质来看，党史文化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一种感性的文化感知，对推动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文化，是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整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丰富的党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本源性的地位，是党史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史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树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旗帜，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中国革命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发展进步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胜利召开的新局面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揭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篇章。历经90多年积淀的党史文化，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灵魂的党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党史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认同，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政治归属感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培育共同理想追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第一，党史文化见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坚守，凝聚着中国人民毅然前行的价值共识，有利于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努力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共产党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国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90多年的党史文化，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共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充分体现了全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深刻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思想基础。先进的党史文化有利于共同思想基础的成长，有利于价值共识的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和提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党史文化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党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
第二，党史文化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及政治参与过程，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共同理想，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社会主义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历程，同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党史文化不仅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史文化对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三）从文化的价值导向看，党史文化积聚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构建具有导向和整合作用
文化的价值导向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3]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能够赋予人们崇高的价值追求、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培育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于塑造崇高的理想信念，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史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凝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
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先进的文化理念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道德养成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党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创造的精神成果，凝聚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与具体体现。90多年的党史文化用鲜活而生动的史实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实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与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丰富的党史文化思想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精神内涵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开展党史文化教育能够发挥优秀精神文化的思想导向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积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社会心理。
第二，党史文化具有社会育人功能，有利于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道德价值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没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根基，道德教化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和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党史文化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撑，具有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有的道德基础。充分运用党史文化的育人资源，发挥党史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党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心理素养，不断改造和提升公共道德生活，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注重党史文化资源的转化与表达，通过影视、文学、艺术等形式，把党史文化用鲜活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党史文化资源成为对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二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乡土教材、陶冶情操的示范经典、拓展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关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表述：“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不断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深化研究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路径，不断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同时也使党史文化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推动党史文化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适应时展的步伐，不断创造符合时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弘扬党史文化应树立新理念，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深刻把握党史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党史文化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用创新带动发展，不断推动党史文化创造，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创新性的党史文化，用丰富的党史文化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党史文化创新应把握科学性。当前党史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党史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用理论的理想、文化的精神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党史文化创新应具有独创性。党史文化创新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党史文化独创性创造。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并具有实践性，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党史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推动党史文化成果转化，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同志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5]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发挥党史文化资政育人功能，应不断深化党史研究，鼓励党史文化创造，以党史研究带动党史文化创造，推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的党史文化作品。党史文化研究应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编写，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着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同时注重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成果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增强主动意识，利用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党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扩大党史文化成果的社会效益，使干部群众从中受到鼓舞、得到启迪，增强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党史文化思想育人、模范示人的积极作用。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多元化的党史文化成果表现形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深刻的文化感知，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改革与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
党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传播，通过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首先，在宣传和普及党史文化的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加强对现代传媒方式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多形式的党史文化传播机制，更加主动的占领宣传舆论的主阵地，加强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整合。其次，创新党史文化表现形式推动党史文化大众化。党史文化宣传教育要注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合理把握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需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展现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运用生活活泼的语言表达，使党史文化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最后，拓宽党史文化的宣传教育平台，探索党史文化育人新途径。建立党史陈列馆、红色广场，推进党史文化的社会渗透力；加大党史网站建设的力度，鼓励制作适合互联网的党史文化作品，创建党史文化的综合传播平台。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弘扬党史文化，推动党史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需要持续努力和不断创新，以党的十精神为思想动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繁荣发展，使党史文化的精神资源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6.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18.
[3]艾斐.文化的价值导向与精神追求[n].人民日报，2009-6-25（16）.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8
[关键词]苏区精神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
赣州是“红色故都”,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国家建设的伟大尝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主战场和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和生活过,留下了众多的革命历史文化遗迹。赣南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和中心区域,革命前辈和赣南人民孕育和创造了伟大的的苏区精神。
一、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
苏区精神是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苏区共产党人和广大军民在波澜壮阔的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培育形成的一种伟大革命精神。它是我党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井冈山精神在苏区时期的深化和发展,是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的先河和源泉,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现在讲苏区精神,大都是讲中央苏区以为代表的革命精神。对于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一些学者已经作了概括,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石仲泉将苏区精神的的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1)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2)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3)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执著追求;(4)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5)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1]
郭德宏认为苏区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深入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二是“真心真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为民精神;三是严于律已,艰苦奋斗,加强监督,保持优良作风的廉洁精神;四是“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2]
余伯流认为应从原生态上去把握苏区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路线;(2)“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3)创造“第一等工作”的创业精神;(4)“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传统;(5)“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3]
凌步机认为苏区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至少应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二是反对“本本主义”,坚持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三是“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执政为民的宗旨观念;四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政治本色;五是廉洁奉公的自律意识;六是创造“第一等到工作”的进取精神。[4]
黄少群用四个“伟大”来概括苏区精神:一是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伟大创造精神;二是“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伟大奉献精神;三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斗争精神;四是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伟大拼搏精神。[5]
综合以上几位著名学者的概括,苏区精神一般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信仰信念方面,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第二,在思想路线方面,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求真务实和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第三,在政治民主方面,民主建政,讲究民主与法制,“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民主传统;第四,在执政理念上,“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和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第五,在工作作风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执著追求。
二、苏区精神是赣州红色文化的灵魂
所谓红色文化,“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赣州红色文化则专指在赣南革命历史上形成的革命理论、革命经验和革命精神凝结而成的革命传统”。[6]赣州红色文化也称中央苏区文化,既是始于井冈山的红色文化的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又是后来长征精神和延安红色文化的先河和源泉,是中国革命文化和革命精神形成和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对赣南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过高度评价。1951年8月,曾为南方老革命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里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无疑应当包括中央苏区。1996年9月,在视察赣南老区时题词:“发扬江西老区的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03年8月,在视察赣南老区时指出:革命前辈们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培育起来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对我们坚定信念、鼓舞斗志、做好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永远是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2003年12月,李长春到赣南考察时强调指出:“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党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赣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人文荟萃,先辈们在开拓赣州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赣州是一块革命的红土地,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红色文化,还有底蕴深厚的客家文化和源远流长的宋城文化,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了赣南人民纯朴、热情、勇敢、坚强的品格,培育了赣南人民向往革命、勇于牺牲的精神气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赣南的历史文化与共产党人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远大理想,以及为革命敢于斗争、甘于牺牲的精神相结合,孕育、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苏区文化和精神。这种“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苏区精神就是赣州红色文化的核心与灵魂。[7]
三、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是提升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
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8]对一个区域来说,区域文化软实力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为区域文化的特色吸引力、区域人文形象的辐射影响力、区域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力、区域文化产业的创新竞争力。在文化、经济日益结合和区域发展日趋人文化的今天,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区域形象、品位和竞争力高低的重要标杆。一个地区要赢得区域竞争,一个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同样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以革命圣地和伟人遗迹为载体的红色文化是赣南区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赣州红色文化是赣州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载体。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进赣州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赣州科学发展和跨越发展,提升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弘扬苏区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客观需要。作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苏区精神是在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赣州优秀地域文化传统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相结合的产物。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红色文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具有一脉相承性。
苏区精神中的“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与总书记提倡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苏区精神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在内涵上是一致的;苏区精神中的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是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独立的社会变革实践中的集中体现;苏区精神中的反对“本本主义”、“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既是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源头;苏区精神中的严于律已、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和创造“第一等工作”的执著追求与核心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价值取向上也是完全相符合的。
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居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和核心。因此,大力弘扬苏区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应有之义。
2.弘扬苏区精神是塑造赣州新形象、提高城市知名度的有力手段。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赣州红色文化既是塑造文化赣州的重要名片,又是赣州红色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依托。赣州市第三次党代会提出了纵深推进“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发展战略。2009年又揭开了建设赣粤闽湘四省通衢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的大幕。因此,从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上建设新赣州,提升赣州文化品位和地区形象,已成为“对接长珠闽”的必然要求。
赣州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在赣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在全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是赣州市目前唯一具有相对垄断性和独特性的资源。改革开放以来,由于老区交通不便和经济欠发达,人们对苏区精神和红色资源的历史价值尽管有相当高度的认识,但是对苏区精神(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研究、学习、利用和宣传还相当有限,不仅不够系统,而且缺乏声势。苏区精神对当地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苏区精神所蕴涵的丰富宝藏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加强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的品牌宣传,扩大赣州红色文化的知名度,是塑造文化赣州,加快赣州成为区域性红色文化中心的必然要求。
3.弘扬苏区精神是促进赣州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举措。现阶段,加快文化发展,提高地区和城市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共识。赣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红色文化建设相对滞后,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还不强,主要表现在:红色文化发展意识与实施“对接长珠闽,建设新赣州”的发展战略不相适应,红色文化软实力建设步伐与赣州市近年来经济硬实力迅速发展的趋势不相协调,红色文化经济发展的现状与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不相匹配,红色文化体制机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还有待改进,红色文化市场还有待培育。
面对赣州文化建设跨越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将以苏区精神为灵魂的红色文化摆到文化建设的核心地位,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促进红色文化大发展,就成为改变赣州文化发展落后状况,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选择。一要深化对苏区精神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本,苏区精神在中国革命精神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内涵丰富的苏区精神是促进赣州红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二要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的科学态度,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苏区精神和红色文化发展对赣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科学制定并有效实施赣州红色文化发展战略。统筹考虑红色文化事业与红色文化产业、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与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发展本地区红色文化与周边红色文化区域合作的关系,构建提高红色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平台。三要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坚定信念,树立红色文化优先发展、重点发展、充分发展的理念,以红色文化发展影响和带动赣州其它文化的发展,把赣州丰厚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赣州的红色文化软实力,促进赣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四要以创造“第一等工作”的进取精神大力发展红色文化事业和红色文化产业,制定支持红色文化发展的政策,形成以红色文化设施、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旅游、红色文化艺术、红色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发展格局。五要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宗旨意识,加大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创新服务模式,扩大红色文化市场需求,鼓励和引导群众进行红色文化消费,实现赣州由红色文化资源大市向红色文化消费强市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1]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J].中共党史研究,2006(1).
[2]郭德宏.苏区精神的内涵和特点[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1).
[3]余伯流.关于苏区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J].党史文苑.2006(1).
[4]凌步机.论苏区精神[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2).
[5]黄少群.论苏区精神[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4).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9
［关键词］民族精神大学生培育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和祖国的未来，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开展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培育民族精神是我国高校必须牢记的历史使命，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也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必须永远高扬的一面精神旗帜。
一、充分认识在大学生中培育民族精神的战略意义
进一步增强在大学生中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于适应经济社会转型期，迎接高等教育市场化、国际化和品牌化的严峻挑战，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在大学生中培育民族精神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必然选择。应对高等教育国际化和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新态势，随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知识经济的扑面而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新挑战日益加剧，只有以伟大的民族精神、崇高的民族使命为动力，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和理性判断，才能在参与全球化竞争和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中，自觉维护国家，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迎接各种挑战，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
2.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大力培育民族精神。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要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状态，开展卓有成效的改革探索和社会实践。
3.培育民族精神是加快培养我国21世纪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时代的发展进步不断赋予民族精神新的科学内涵。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探索为民族精神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当代大学生应提高对民族精神的认同感，让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成才，加快创新人才的培养，塑造稳定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民族精神和意志品格，成为激励大学生勇挑历史重担和伟大使命的强大精神动力。
4.培育民族精神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应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大学生身上的民族意识较淡薄，崇尚拜金主义、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对人民缺乏感情。西方主流文化在青年大众文化、娱乐文化中大行其道，加入wto后，在频繁的跨文化国际合作与交流中，民族精神的培育显得尤为迫切，这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支柱，捍卫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实基础。
二、科学理解和正确把握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
民族精神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文明创造中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生存、发展的独特方式，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独特品格和精神风貌。民族精神深深植根于华夏文明和历史传统的沃土之中，成为凝聚历史文化传统的精华和灵魂，贯穿于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
民族精神具有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历史延续性。伟大的民族精神植根于民族历史的沃土中，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中华先民在长期的文明创造中培育的民族精神，诸如以人为本、以民为贵的人本精神；忧国忧民、国而忘家的爱国情怀；以和为贵、“协和万邦”的博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强品格；刻苦自励、锲而不舍的勤勉精神；崇尚仁义、厚德载物的道德追求；经世致用、躬身实践的务实态度等宝贵民族传统与品格，在凝聚人心、促进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激励和创造文明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民族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推陈出新，丰富和发展着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尤其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英勇斗争中，不断开拓精神境界，以爱国救亡、科学民主、自强不息等新的精神追求，升华和发展了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赋予新的科学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以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沂蒙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内涵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党高举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大旗，振奋民族精神，以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抗洪精神、“六十四字创业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新的科学内涵，使民族精神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和光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境界、远大理想和浩然正气，集中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意气风发、一往无前、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以新的时代内涵将民族精神提升到新的思想境界，进一步焕发了民族精神的强大活力，丰富了民族精神的科学内涵。
三、在大学生中进一步培育民族精神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策略选择
民族精神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随着历史发展而薪火相传的过程，民族精神从五千年历史的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营养，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迎接各种挑战中得到锤炼和丰富。我们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构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体系，搭建培育民族精神的平台与载体，在当代大学生中进一步培育民族精神。
1.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战略高度提高对大学生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认识，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现代教育理念，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氛围。民族精神的培育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氛围，通过先进典型人物坚持不懈地积极引导和深入实践，永远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实践民族精神，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体现民族的优秀品质，展现民族的精神风貌。坚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努力做弘扬民族精神的积极传播者、忠诚实践者和时代开拓者，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氛围，积极引导和规范大学生的一言一行，陶冶大学生情操，磨练大学生的意志品质，激励大学生以更饱满的激情和抱负投身于发扬光大民族精神的伟大实践中。
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篇10
一、以“新人文精神”为核心
“人文精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口号在关怀人、追求健全人性的基本倾向上有相通之处。钱中文先生把“人文精神”概括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它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关系和准则”，并从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人类意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和“具有强烈的理想风格”三个方面做了深刻有力的论证，从而揭示了“人文精神”概念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中文先生鲜明地提出了倡导“新人文精神”的思想。
那么，“新人文精神”“新”在何处？与一般“人文精神”有何区别？
首先，它“新”在有其不同于以往的现实针对性。中文先生是面对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危机和异化及非理性主义、反理性主义思潮的泛滥，特别是针对1980年代以来国内外“科技霸权主义”对人的压抑、语言形式对文学内在精神的排挤、以及“知识普泛化”对艺术家“社会良知”的吞噬，他感到切肤之痛，才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提出“新人文精神”来“对抗”这种种“人的精神堕落与平庸”。他大声疾呼，“面对人的扁型化、空虚感，人的大范围的丑陋化、平庸化，与自我感觉的渺小化，文学艺术应该扬起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制止文学艺术自身意义、价值、精神的下滑”（注：钟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
对于这种特定的现实针对性，笔者在写于1995年秋的论文《试论当代“人文精神”之内涵》一文有过较翔实的论述，其中的观点笔者至今仍未改变，也许可以作为“新”人文精神的某种注释。文章将当代人文精神与传统人文主义作多方面比较之后提出，“当代”人文精神与以往的不同，“最根本、最集中地体现在人文精神所对抗、反对的对象上”，认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和人文学术领域，所遇到的最大压力阻力，便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和科技主义。倡导‘人文精神’，主要为对抗这三种‘主义’。由此而引起‘人文精神’与西方‘人文主义’的具体内涵的一系列不同”（注：见《理解与对话》，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页。）。据此，笔者认为必须从当代（即“新”）人文精神与“三个主义的对立关系中去把握其意义”，具体来说：一是它与已渗透、侵蚀到精神文化学术领域一切方面的商品化原则和商业化现象相对立；二是它与那种以当下物质生活的满足和享受为人生第一目标，而放弃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良知，放纵急剧膨胀的物欲、贪欲、拜金主义等的物质主义相对立；三是它与鼓吹科技至上以致排斥人文学术、瓦解人的自由精神和生命体验、造成人性异化的科技主义相对立。现在回过头来看，笔者的这些看法倒是恰好对钱先生倡导的“新人文精神”之“新”，以及它那种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现实批判性的旁证与说明。
其次，“新人文精神”的另一“新”，在于它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综合创新。钱先生指出，新的人文精神的建立，看来必须发扬我国原有的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在此基础上，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融合成既有利于个人自由进取，又使人际关系获得融洽发展的、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新的精神。（注：参见金元浦：《多元对话时代的文艺学建设——新理性精神与钱中文文艺理论研究》，第6-8页。）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值得重视：第一，钱先生强调了人们过去相对忽视的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笔者前面只谈到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而未涉及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传统，确实不够全面。钱先生则精辟地将中国几千年传统人文精神归结为“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即“重在个人修身自立，与人际、社会关系的相互协调”，这的确抓住了要害。
钱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个人文传统的一系列重要表现形式：“表现为中国历史人文知识分子修身自立的品格，坚持人格尊严，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历久不衰的忧患意识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在近代西方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又提出‘赛先生’、‘德先生’，甚至近时又呼唤‘莫先生’（道德）；提出知识分子的价值是‘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自然，这是一种理想与追求。”（注：钱中文：《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第346页。）这就把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具体化了，从而阐明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民族传统的基础。
第二，中文先生还将中西人文传统加以比较，指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国重个人修养与人际关系的协调，而近代西方以来，“人文精神的着眼点则是以个人为本的，如自由、人权、平等、求知、求真等。特别是自由与人权，它们关系人的方方面面”，认为西方人文传统至今仍有一定的“理想光辉”，但同时指出它在几百年来的实践中却常走极端，以致造成“对他人的侵扰与伤害”。这又从另一方面提供了建构新人文精神的思想资源。
第三，中文先生强调建构当代新人文精神须以弘扬中国人文精神优秀传统为“基础”，“适度”地汲取西方人文精神中的合理因素，而不是等量齐观，各取一半来吸收；这种建构不是将中西人文传统拿来拼凑、混合，而是须加以“融合”，融而化之，合成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兼具两者的合理成分，却又是与两者全然不同的具有新质的精神。
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正是以上述具有新质和强烈现实批判性的“新人文精神”作为其理论架构的价值中枢和核心内涵。可以说，新人文精神既是建构“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根本目的，又是它的理论核心与价值基石。
二、以“现代性”为主题
关于“现代性”的问题，与“后现代性”问题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初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由此问题切入，可以对各人文学科的理论架构和传统格局作深刻的反思和根本性的改造，文艺理论学科亦不例外。
钱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就是以紧紧围绕现代性及相关话题，以此作为理论切入点和展开论述的主题。他明确指出：“新理性精神将以‘现代性’为指针，以推动现代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发展的现代意识精神为其理论组成部分”。之所以紧扣住“现代性”不放，是出于更新改造文化传统、建设当今新文化的内在需要。钱中文先生言简意赅地指出：“在当今新文化的建设中，需要通过现代性，对优秀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与选择”（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与文学理论研究》。），进而加以改造与创新。他认为我们当下面对的有三种文化传统与资源——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国现代文化传统及外国文化传统。根据现代性尺度，“当代文化建设，只能以现代文化传统为基础与出发点”；就是要按现代性要求，“以现代批判精神对现代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造，确立其行之有效的部分”，然后才能进而借鉴另外两种传统资源，即“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有用成分，使之融会贯通，建立新的文化形态”。在此，对文化传统的选择、吸收、改造、融化，每个环节都离不开现代性。所以，抓住了现代性，也就抓住了建设当代新文化的关键。
中文先生在探讨现代性及其与文学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回顾了欧美现代性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现代性的基本内涵作了完整而精当的归纳：
在我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
更重要的是，他并不把“现代性”内涵凝固化，而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首次提出了如下的现代性的历史动态模式：
从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30-31页。）
在我看来，这个动态模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现代性下一个确定的定义，使我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具备了一种开放的、历史的眼光，一种辩证的、变化的思路，一种宽容的、超越的气度。
第二，中文先生也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性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及由此在历史实践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他强调要“把现代性本身看作一个矛盾体，应当看到它的两面性，以避免走向极端”。与一般承认现代性有两面性的观点不同，中文先生还对这种矛盾性的具体历史内涵作了深刻的揭示与论述。他认为这种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在理性精神的不断实现过程中，也造成了种种失衡，使理性精神变而为只讲使用的工具理性”（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7-28页。）。他还从科技进步、物质发展导致物对人的压抑和人文社会科学进展局部引发非理性、反理性思潮两个方面深刻揭示了在现代化和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理性的工具化实质，同时也准确揭示出工具理性不同于一般理性、乃至成为理性的异化形式的基本内涵，从而透彻地阐明了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性质和含义。
第三，中文先生并未因现代性有两面性而全盘否定现代性，或认为现代性原则已“过时”；相反，他旗帜鲜明地批评了那种在后现代主义旗号下全盘否定和抛弃现代性的时髦主张，指出，“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仍在探索积极的因素，维护人的存在所需要的普遍价值原则与普遍精神，以便使价值与精神在被破坏中获得重建”，因而它并未过时，“即使在欧美，如果要使社会获得正常发展，那么现代性以及现代性建立的意识、话语权威，即使一部分过时了，而其基本原则、精神还是常新的，是人们的生存须臾离不开的”；他还认为，后现代性与现代性并非绝对对立的，其中有些新观念有积极意义，“可以将这些积极因素作为现代意识因素，融汇到现代性中去，丰富现代性，但难以排挤掉仍在起到支配社会生活的现代性”（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5页。）。这一观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是“一次未竟的事业”（或译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四，联系到文艺理论，不得不涉及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的亲缘关系。中文先生在肯定现代性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的同时，又把许多人混为一谈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两个概念作了严格区分，也对基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了严格区分，进而又为现代性的合理方面作了有力辩护。他首先明确指出，“西方学者把20世纪最后几十年前的社会精神、学术思潮的现代性，定位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看成了现代性的最后形式，把现代主义的危机当成现代性的危机”（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26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必然导致把已经过时、失去存在理由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命运硬加在仍有生命力的现代性上。其次，中文先生在肯定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进步着一种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强调现代性仍继续着对自身消极方面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往往把现代性加以全盘否定是片面的。
第五，他认为现代性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具体指向，在其各个发展阶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其现代性诉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张的现代性趋向，在内涵上并不完全一致。这就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有特殊性的重要思想。据此，他批评那种“完全以外国的现代性准则来代替我国的现代性诉求”，“实际上是西化思想”。他指出，“以外国的现代性来替代我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一旦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就对我国的文化与文学艺术嗤之以鼻”的做法是“西化式现代性讨论”，“不能不导致现代性阐释的失误”。为此，中文先生力主中国的现代性“应在文化建设中确立自己独立自主精神与进取精神，也即独立、进取的文化身份”。这就是一方面要用现代性激活、更新传统，建设当代新文化；另一方面在建设当代新文化的进程中发展、充实现代性的历史内涵，焕发现代性的生命与活力。
由上可见，中文先生关于现代性的论述，乃是“新理性精神”文论的主题和基本论域。只有把握了这一主题，才能在更高层面上获得的一个现代性视阈中，重新审视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给予新的阐释与论证，文艺理论的创新才能获得扎实的思想依据和理论根基。
三、以交往、对话为理论创新的思维方式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艺理论，中文先生的“新理性精神”文论在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上也有重大突破，这集中体现在以交往、对话精神为内核的综合研究方法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上。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思维方式上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二元对立论的阴影，远未真正达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高度。这可能是阻碍我国当代文论健康发展并取得根本性突破的主要症结之一。
中文先生在回顾中国百年文论时，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了深刻的剖析，指出：“在近百年里，我们大部分时间处在斗争和一味斗争中间，我们的思维养成了非此即彼的定型的方式，哲学上只分唯心唯物，抑此扬彼，绝对的二元对立；政治上是分等划类，你死我活，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批判不是为了吸收与扬弃，而是为了否定与打倒。这种方法不仅渗入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入各种理论思维。”他大声疾呼：“应该是建立健康思维方式的时候了”（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何谓“健康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认为，这“应是一种排斥绝对对立、否定绝对斗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更应是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创造同时又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这是一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注：钟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123页。）我觉得中文先生“新理性精神”文论其实使用的就是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它在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取得了全方位的突破，为中国文论界做出了榜样。
对这种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中文先生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论述。
第一，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尺度与精神诉求。一般说来，思维方式本身并不依附于某种价值需求。但是，任何思维方式确实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环境中孕育形成、发展起来的，因此，常常与特定的价值观念相关联。比如说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往往与专制主义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性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平等的观念则与独断论、独白式思维方式不相容。所以，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与现代性价值要求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正如中文先生所说：“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要求排除对一种思维、观念的终极真理性、绝对权威性。绝对权威，终极真理，说一不二，不准思索的思维方式，已经不合时宜，表现为逆现代潮流而动。人的思维、意识是多样的，它们各有价值……真理的长河，是由千条万条细流汇合而成的，它们的相互关系应是一种相互包容、相辅相成的对话关系，表现为多声合唱”（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页。）。
第二，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它有本体论的根据。中文先生将这一思维方式提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他引述巴赫金有关“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我的名字是我从别人那里获得的，它是为他人才存在的”论点，指出：“事实上，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存在也要以我为依托”，“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之中，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通过他人而确证自己的存在。意识作为他人的和我的意识，相互联系又是各自独立……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相互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实际上生活本身就是对话的，你无法离开他人而存在。”（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7-78页。）这是极其深刻的，为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建立了哲学本体论（存在论）的坚实基础。
第三，这种思维方式体现了与自然科学方法不同的人文科学性质。中文先生指出，“自然科学的思维，是单一主体的思维，它的对象就是客体，而非另一个客体的主体，意识的工作主要在于解释客体，其方式偏重于独语，而达于认识。人文思维则具有‘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题，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解’。”“人文科学重在理解，理解是人与人的对话，主体与主体的交流，意识与意识的交锋，‘我’与‘你’的相互讨论与了解。在对话与交锋中，两个主体互揭短长，去芜存精，共同发现，揭示与充实真理因素。”（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第78-79页。）这就为交往、对话思维确定了适用范围——主要在人文科学的“理解”之中。
第四，这种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成为一种“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交往、对话的思维方式用“亦此亦彼”的辩证思维来消解、取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自然是抓住了要害。但中文先生的创新之处不限于此，而是在“亦此亦彼”前面又加了上述定语。有无这个定语大不一样。因为“亦此亦彼”地思维固然可以超越“非此即彼”，但若处理不当，亦容易导致取消价值判断的、无是无非的相对主义。这就“把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绝对化”了。而如把“亦此亦彼”绝对化，实际上也就把“亦此亦彼”与“非此即彼”绝对对立起来，而这种绝对对立的方法，实际上仍然回到了二元对立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中文先生主张在“亦此亦彼”前面加定语。定语一是“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即对“非此即彼”否定的同时，又有所吸收，批判之中有所包容（函），这才是辩证的扬弃和真正的超越；二是“具有价值判断的”，思维不只是一种形式，必定同时还包含某种内容，即包含一定的价值倾向与判断，否则“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就会成为无是非、无正误，不包含任何内在矛盾、交锋和真正交往、对话的一种思维空壳，它的生命力也就终止了。所以，中文先生为“亦此亦彼”的思维加上两个定语，就使之获得了新质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