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特点篇1
【摘要】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二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
三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的相比较，我们认为，封建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 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力量的影响较大 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2
关键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中性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80-02
商品经济中性论，即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一种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社会和阶级属性，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自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性论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一、经济核算说
顾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早在1957年就明确反对把存在两种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由，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原因。“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中去找答案。”[1]他指出现今的社会主义并非马恩所预想的生产力发达、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直接用劳动时间获取相应劳动券的方式在现今条件下是不适用的，“这样的换算只能在社会平均劳动的计算中采用，它不适用于个别企业的核算。”[1]直接劳动时间无法确定价值大小和分配标准，必须借助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1]要有效实行经济核算就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工资、价值，“社会主义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结果”[1]。
二、社会分工说
卓炯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方式上，还是在小农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2]因而反对用所有制说明商品经济的存在，“商品交换与所有制性质是否相同、与所有制关系都没有关系”[3]。也批评所有权转移的观点，指出“用属于上层建筑的方面的概念（所有权）来解释经济基础方面的概念是不科学的，而且在商品交换中，根本不存在丧失所有权的问题。”[4]强调“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分工。”[3]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是在这个一般性上注入了新特点——雇佣劳动。消灭资本主义要消除的只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要消灭商品经济必须消灭分工。总之，“商品生产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更具体地说，只是一个生产劳动分工的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5]
李炳炎对卓炯的社会分工论进行了补充和说明，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分工的内容和性质。他指出社会分工包括主体和客体两大分工，主体分工是劳动者的职业分工，而客体分工又称行业分工，包括工业、农业及其下属、种、科的特殊分工。只有客体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存在。“我们认为社会分工的客体分工不能消灭，而且只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愈来愈细密。……从共产主义社会的职业分工的消灭不能推断出消灭商品经济。”[6]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劳动和商品经济的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社会分工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公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6]李炳炎支持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认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而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7]
三、不同利益说
与以往经济学家单纯从所有制上做文章不同，薛暮桥更注重从直接的现实物质生活出发，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存在着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物质利益原则。”[8]
卫兴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利益关系既有一致性，又有深刻和新增的矛盾，这就需要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需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特点去把握。”[9]“由不同企业间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别所引致的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只有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商品价值关系来实现。”[10]
马洪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内涵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上述差别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内在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的直接原因。”[11]
四、特殊与一般说
杨承训认为商品生产有三个基本共同点：从目的性上讲，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从产生的条件性上说，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特殊物质利益直接联系；从商品交换的原则而言，要遵循等价交换。他不赞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曾见过也不曾预料的形态，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就不能作为商品经济的共性。”[12]
有林也指出，“商品生产则为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共有，就其作为商品生产一般来说，它的质的规定只是和非商品经济比较，从而只是和非商品经济相区别。”[13]在他看来，不能把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与社会形态性质混为一谈。“同是商品经济，可能是在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也可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封建制的基础上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还可能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13]
五、工具说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4]这一提法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给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定下了主基调。
工具论的核心在于论述商品经济与社会制度不挂钩，“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交往形式，私有制度可以利用它，公有制度也可以利用它，私有制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公有制也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15]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中论述的是卫兴华，他认为商品、货币、价值都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商品、价值、货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既不具有阶级属性，也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自然也是如此。”[16]商品经济能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在于“商品经济自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中性的经济形式，因而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与不同的社会性质的经济相结合。”[17]他强调商品经济不属于经济制度范畴，只是“社会分工发展条件下不同生产者之间劳动联系的一种社会形式。”[18]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融合的商品经济。”[19]
六、二重性说
郑炎潮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二重性，继而归结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二重性。”[20]白永秀认为商品经济产生、存在具有二重性：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与“私有制”是同义语，但这里的私有制不是其他形式的私有制而专指个体小私有制。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则在于社会分工与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各企业所有者之间有根本不同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并不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作为不同的产品占有者相对立。社会主义各企业是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他们交换产品不能不计价值……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反映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21]
总之，商品经济中性论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进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同于以往任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其他社会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经济研究，1957，（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2-363.
[3]卓炯.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J].唯实，1987，（1）.
[4]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问题[J].求索，1987，（1）.
[5]卓炯.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战线，1984，（3）.
[6]李炳炎.商品经济的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与袁恩桢、顾光青同志商榷[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4）.
[7]李炳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J].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2）.
[8]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99-100.
[9]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0]卫兴华.对马克思、恩格斯商品生产理论的再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11]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J].经济研究，1984，（12）.
[12]杨承训.商品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个别[J].学术月刊，1983，（3）.
[13]有林.商品生产一般和特殊[J].哲学研究，1980，（11）.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15]牛宝德.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1，（2）.
[16]卫兴华.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与矛盾[J].实事求是，1988，（3）.
[17]卫兴华.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根据[J].南京社会科学，1990，（1）.
[18]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9]卫兴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J].高校理论战线，1995，（4）.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3
关键词：济源；现代商贸业；路径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5-0047-02
当前，现代商贸业在济源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据统计，2011年济源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4.8%，其中，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7.3%，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比去年增长10.2%，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比去年增长3.9%。现代商贸业对济源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主导作用日益凸显，发展任务愈加迫切。因此，要以大商贸、大流通、大市场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交易方式和新型业态，加快优化商业网点布局，积极发展大型、高档商品市场，建设一批特色精品街区，提升专业市场，建立与济源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商贸服务体系。
1建立健全现代商贸业服务格局
立足济源实际，以开拓市场、扩大消费为主线，以优化布局、提能升级为抓手，不断挖掘增量，注重盘活存量，积极拓展现代商贸业发展空间，着力培育集龙头企业、专业市场、特色街区、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现代商贸业发展格局。
1.1实施龙头企业带动战略
通过政府有计划推动宣传和商贸企业的示范带动，树立济源作为中原经济区西北地区经济集聚地的良好形象。一是按照商业街区的功能定位，着力引进聚客能力强、带动效应大的沃尔玛、华润万家等知名商贸企业主力店入驻，培育一批引领街区发展的主力店。二是支持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商贸企业利用自身的品牌、网络优势，大力开展连锁经营，逐步确立连锁经营在商贸服务业中的主导地位。结合商品品牌、门店销售、网上购物和快递物流等一体化趋势，推动新兴商贸服务业的集成商发展。三是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开展包括资本合作、品牌共享、技术交流、管理创新、网络互通等灵活多样的交流与合作。选取一批成长性好、发展潜力大的行业龙头企业或项目重点扶持，培育一批拥有自主品牌、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商贸企业集团。
1.2着力培育专业商贸市场
建设一批有较强集散能力和服务功能的大型商品交易市场、专业批发市场和大型购物中心、配送中心等，建立健全以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和专业批发市场为中心、各类连锁综合超市和配送中心等为配套的市场体系。重点做大做强南街、亚桥农贸市场、中原国际商贸城和西环路钢材交易市场等区域性专业市场，加快形成市场与产业互动的现代商贸业格局。与此同时，积极引进新型经营形态，按照现代商贸流通发展过程中流通方式的连锁经营化和配送化、组织形式的规模化和集约化、交易手段的电子化和网络化的要求，加快发展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经销等现代商贸流通形式，大力推进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等现代商贸营销手段，改造落后的传统商贸流通形式、营销手段和交易方式，降低商贸服务的成本，提高商贸服务的效率和效益，加快实现从传统商贸服务业向现代商贸服务业的转型。
1.3打造特色商贸街区
要坚持以特色亮点吸引客流，加快特色街区建设，在同城竞争中实现错位发展。在深入调研基础上，组织实施特色街区建设，建立健全主题特色品牌店、专业店集中入驻引导机制，扎实推进以餐饮、休闲、娱乐、健身、家居等为主题的特色街区建设，形成“一街一品”的城市商业名片。根据商业街区的实际需要，与建筑风貌、商品文化元素等相协调，着力提升街面、店面的形象，强化商业特色街区的休闲和游憩功能，增强街区及其周边区域的交通便利功能，增加停车、换乘点，方便人流、车流的进出，提高商业街区的整体吸引力。
1.4繁荣便民服务商贸业
以便民、利民、满足和促进居民综合消费为目标，重点提升市级商业中心，完善区域商业中心和农村、社区商贸服务网络，促进居民综合消费属地化。完善便民商业服务体系，以购物、餐饮、服务、修理、家政等功能为重点，逐步建立商业示范社区，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积极培育为社区服务的中小商贸企业，推进标准化、规范化、连锁化发展，带动社区便民商业服务水平提升。继续提升“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建设水平，实施“放心早餐工程”，铺设放心早餐网点，切实满足居民生活需求。
2持续完善产业联动发展模式
现代商贸业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发展中要注意与其他产业的联动互助，以产业联动汇集商流。结合济源实际，要注重将现代商贸业与休闲旅游业、商务业和现代物流业结合起来协同发展。
2.1与休闲旅游业联动发展
依托济源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善商贸、旅游、休闲等要素的组合，延伸游、购、玩、吃、住、娱等旅游产业价值链，打造济源旅游线路的中心环节，拓展旅游发展空间。抓住济源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契机，培育打造旅游出行服务专业街，提供旅游组团、线路设计和户外用品采购等专业服务，进一步拓展济源旅游消费市场。充分挖掘利用历史文化底蕴，在继承与发展、保护与利用中实现历史、文化、景观、商业特色的结合，举办以休闲购物、餐饮美食、汽车消费、创意娱乐等为主题的商贸节庆，开展大型商业文化活动，提升济源旅游消费的品牌效应和文化影响力。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4
关键词：商品流通业零售业态商品供应链
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反之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又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趋于成熟。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商品流通业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商品流通的技术水平也随着国家经济质量的提高在不断提高。这一点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商品流通业发展史可以得到印证。
美国商品流通业发展概况
美国的商品流通业在世界上是比较发达的，其零售商的数目几乎占全球前200名零售商的一半，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近些年来一直在全球500强企业中名列前茅。美国的商品流通业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只有38个洲，人口大概为5600万，有65％的人生活在农村。由于交通尚不发达，人们相互之间信息闭塞，流通业的发展处在比较低级的阶段。在当时每桶面粉的批发价为3.74美元，而在农村的杂货店却卖到了7美元的现实条件下，批发商是商品供应链上巨额利润的获得者。在这种情况下，邮购业务得到了大力发展。邮购商通过大规模采购，借助铁路和邮政运输，免费为农村送货和邮寄包裹，为农民提供廉价商品和优质服务，这种邮购销售方式赢得了大多数农民的喜爱。在这一时期，商品流通渠道主要还是由制造商主导。
到了20世纪初，由于汽车的普及和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缩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消费者有了更大范围的选择。同时实行大规模生产的制造商已经在美国经济中出现，美国的城市开始发展，许多农民放弃了农场而加入到城市的工厂当中，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者的消费水平提高。从1900年到1920年，短短20年时间城市人口就远远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的居民习惯是在城市商店里购物，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购物习惯的改变，零售商店得到大力发展。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连锁零售店得到迅猛的扩张。上世纪40年代，美国的零售业开始外扩，走上了国际化的发展道路。由于连锁经营业态的出现和发展，这一时期的商品流通渠道中层级减少，制造商对零售商的依赖开始增强。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市民不堪城市的嘈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之忧，纷纷从市区迁居到市郊。伴随着这一生活习惯的变化，人们的购物方式也在改变。过去，人们逛街往往喜欢去市中心，但随着高速公路网络的发展和完善，以及郊区购物中心的兴起，市中心已不再是消费者的首选。于是郊区的大型购物中心、折扣店、会员店等零售业态得到了充分发展。在这一时期，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零售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零售业呈现出不断集中的趋势，新的零售业态不断涌现。
日本商品流通业的发展
日本的商品流通业对日本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国民收入、消费方式、人口及就业状况等方面。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流通业大概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二战前
这一时期日本的经济情况是重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的产值平均能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7％，工业水平居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第5位。但这一时期的日本商品流通业并不发达，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居住地比较分散，所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有多层级的批发商，从而形成了日本零售企业规模小、分散、零细、过剩的特点，整个商品流通系统的效率低下。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零售业态为刚刚出现的百货商店。
（二）第二阶段：二战结束至20世纪50年代末
这一时期为日本经济的战后重建阶段。战争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使日本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但日本政府能够审时度势，依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针对性地提出该阶段经济发展的重点。比如，战后初期，针对经济的全面衰落，日本政府首先从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入手，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缓和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窘迫状态。生计问题解决后，日本政府又开始重点扶持基础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整个工业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正是这种阶段性的经济发展策略和有步骤、有计划、循序渐进的经济发展方式，让日本在战后短短几十年内由一个经济几乎全面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在经济重建期，由于物质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在这一阶段人们的需求基本同质，大多是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百货店这种零售业态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无论是其规模还是其竞争能力都得到加强。但整个商品流通系统基本呈现出比较散乱的局面。
（三）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新技术大量引进，物质生产极大丰富。就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经济上升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
由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已得到极大满足，转而开始追求一些奢侈品的消费，追求精神层面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对黑白电视机的旺盛需求，就反映出那一时期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已开始出现。针对这种情况，最先做出反应的是制造厂商。为适应大规模消费市场的出现，制造商开发并导入新的生产技术，引入新的生产设备，大批量进行新产品的生产。反过来，为使产品实现更大规模的销售，制造商又通过搞各种营销活动，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不断开拓产品的销售市场，形成更大规模的消费。
在这一时期，商品流通系统主要由制造企业主导支配。超市、大型家电专卖店等零售业态也开始出现。
（四）第四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发展已经成熟，高速经济发展时期潜藏的隐患开始出现，再加上世界经济的影响，日本经济开始出现波动，但日本仍然具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
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消费者收入的提高，人们消费品的选择范围及选择的地理区域扩大，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渐趋成熟，消费者的需求也呈现出差异化。人们更多地是追求自我选择和有个性的消费，不再盲目跟随潮流。针对这样一种消费特点，专业大量贩卖店的零售业态开始出现，该业态主要是集中于特定商品领域进行销售，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可供多样选择的商品型号。另外，就是便利店的出现，便利店主要是针对特定区域的消费者开设，为其家居生活提供便利。此外，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差异化，制造商需要更加贴近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准确把握消费动态，不断进行产品创新，慢慢呈现出一种生产、销售一体化的趋势。而消费者也逐渐成为流通领域变革的主导者。
国际商品流通业发展趋势
通过对资料研究发现，国际商品流通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通过对近几年全球商品流通市场中销售额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商品流通市场的集中度已经比较高，并且处于不断集中化的过程中。比如，1998年全球前10名零售商的零售额占到全球总零售额的23％，1999年则上升到26％，2000年则又上升到28％，从中不难看出商品流通市场不断集中的趋势。
资料研究还显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商品零售业态出现快速集中的趋势。比如英国，当其人均GDp从1992年的12500美元上升到1997年的14000美元时，其每千人拥有的零售网点数也从1992年的6个下降到1997年的4个。
零售商逐渐成为商品流通链条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商品流通链即商品供应链的主要职能从制造商和批发商向零售商不断转移，零售商成为供应链的主导者。同时，零售商通过改变交易方式使商品供应链效率不断提高，获得了供应链中的核心领导地位。
零售商与制造商直接交易越来越多，经销商地位逐渐衰落，零售商成为缩短商品供应链的决定力量。目前，零售商与供应商的直接交易差不多占到商品供应链结构的50％。大部分国际连锁零售企业已从产品间接进口逐步过渡到产品产地的直接进口。减少了中间流转环节，降低了运营成本，确保了在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商品流通中的零售业态与交易范围不断发生着变化。二战前，零售业态主要是传统百货，以单店经营为主，经营区域小，商品的采购也多集中在本地。二战后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零售商开始研究消费者，采购的区域也不断扩大，可供选择的供应商数目不断增加，因此零售商的议价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今，大型的零售商开始向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商品采购。采购范围的扩大，不但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提高了消费者的生活品质，而且优化了产销体系，使得规模生产和优势成本生产成为可能，大大降低了整个商品供应链系统的成本，提高了商品的流通效率。
商品流通中的零售环节向深度专业化和专业集成化的方向发展。零售业态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每一阶段业态的发展无不适应于所处阶段的社会经济情况及消费者的需求而发展的。零售业态的发展经历了简单综合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业态为百货商店。然后是专业化和细分化的阶段，这一阶段出现了连锁经营店、折扣店、便利店、大卖场、迷你店、“品类杀手”等业态。由于“品类杀手”业态的发展以及购物中心的出现，零售业态的发展呈现出专业化和专业集成化的特点。
我国商品流通业在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商品流通市场成为增长最快的市场，连续十多年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截至2000年，我国的商品流通市场的销售额在世界已排到第四位，仅次于美、日、德。而且我国商品流通的业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由传统百货为主的单一业态发展到百货商店、连锁店、折扣店、便利店、大卖场等多种业态，尤其是连锁超市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虽然我国的商品流通市场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已经发展了近200年的国外商品流通市场相比尚处于低级阶段。
我国的零售企业大多规模小，前几名零售商的零售额占整个零售市场份额的不足20％，在这一点上是很难与国外的大型零售商相比的。虽然，我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但由于缺乏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场，所以规模消费并没有真正形成，商品流通系统的主导权依然是掌握在制造商的手中。再有，我国的零售企业普遍存在高负债率和低利润率并存的情况。我国零售企业的负债率一般都在70％以上，而平均净利润率却不到2％，这是因为我国零售业的管理技术和硬件设备相对落后造成的。应当说，我国零售企业的盈利大都是靠供应商的进场费、广告费、促销费、节庆费在支撑。由于零售企业处于商品物流的中枢地位，对供应商有一定的优势，但靠“榨取”供应商来获取利润，长此以往势必会对我国的制造业造成较大的伤害。
2004年12月11日，我国的零售业正式对外开放，国外的零售商已大批量地在我国展开业务。郎咸平在其一份报告中曾指出，国外的零售商一方面会利用其规模优势和全球化采购平台降低商品成本；另一方面会利用其成熟市场的盈利支持新兴业务区域的战略性亏损，从而与我国的零售商展开竞争。面对国外零售商的严峻挑战，根据国际商品流通市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我国的商品流通商应做好以下几点：
进行以目标客户为导向的业态优化和服务创新。我国的零售商应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循着国际零售业的发展趋势，发展符合当前消费者需要的业务模式，在此基础上加大服务创新的力度，制造品牌溢价效应。
以专业化经营的态度，专注于建立满足目标客户核心价值的核心竞争力，实现战略与经营的差异化。我国的零售商在从我国实际出发的基础上，要认真学习吸收外国零售商的先进管理技术，围绕自身目标客户的核心价值，专注于一点深钻下去，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从而避免同质化经营和恶性竞争。
建立易操作的标准和准则，使快速复制与扩张成为可能。我国的零售商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规模经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规模经营可以降低运营成本。而要实现规模经营，连锁复制是有效的方法。这就需要有复制的标准，按照标准复制来提高复制效率，最终达到规模扩张的目的。
提升零售技术水平，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本文已提到相对于国外零售商来说，我国零售商的管理技术还比较落后，而国际商品流通业的发展特点又说明零售技术是零售商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因此，我国的零售商需要在提高零售技术方面多下功夫，这样才能提高与外国零售商的竞争能力。
面对国外具有先进管理水平和经验的商品零售商，我国要沉着应对。一方面发挥本土化的优势，寻找差异化竞争途径；另一方面要不断学习先进的技术，在竞争中快速成长。
参考文献：
1.曾坤生.美国零售商业营销管理的特点.中国流通经济，2000（11）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5
关键词：体验营销体验经济营销方法
中图分类号：F7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4（c）-0174-01
经济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后，体验经济应运而生。体验从服务中分离出来的，就如同服务从商品中分离出来一样自然。同服务一样，体验的出现使原有物品增值，成为一种新的价值源泉。所谓的体验经济指的是，在商品的产销过程中，体验是由企业来实施，在实施中的服务，甚至是商品的最终的体验，都会给体验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印象恰恰也决定了体验者更乐意为此次体验买单。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体验经济势必会引导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于物质的新的需求，体验经济已经在未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固体验营销的方式也已经越来越渗透到生活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体验营销指的是在物质商品原有的基础之上，结合消费者的感官需求，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对商品进行消费前、消费中以及消费后的各种体验，所以体验营销的方式越来越成为企业在本领域中占据优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1体验经济下的消费特点
1.1从消费趋势看
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消费者追求的大多是带有个性化设计，个性化形象的商品，而以往大众化的商品已经对消费者的感官上失去了吸引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欢从个性化设计上来进行消费体验。由此可见，体验经济下对企业的营销活动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2从产品价值观看
消费者从注重产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转移到注重接受产品时的感受及购买产品的整体体验。以往的经济时代下，消费者更多的关注是在商品的特征和使用功能之上，在体验经济的时代，消费者将目光转移到了产品的设计和形象上，消费者往往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来选择商品，所以商品的这种可以和消费者互动的特点已经越来越成为企业得以生存的重要标志。
1.3从设计产品的方式看
以往的经济时代下，商品的设计只是单单从设计师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式来对商品进行设计，在体验经济的时代，消费者要求要参与到产品的设计中来，结合消费者的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对产品进行设计，要设计出适合消费者的感情需要的商品，商品的设计形象越来越接近消费者的独特个性，使消费者的需求得到了实现，这样给予消费者更多的成就感。
2成功实施体验营销的关键因素
2.1关注顾客的体验
体验指的是一个人在经历了快乐、悲伤、以及生活中的一些情形所得到的结果。企业在生产商品的同时，要将设计和消费者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发掘消费者的情感需求，要以消费者的体验为依据来设计自己的产品和实施体验营销的过程。
2.2以体验为导向来设计、制作和销售产品
我们在实施体验营销的过程时，可以举例说明。将汉堡的增值过程在此做了详细阐述。当汉堡被当做物品来出售时，一个汉堡也就卖到3、4块钱；当将其加入增值服务，在超市的货架上摆了汉堡，一个汉堡的价格竟然卖到了7、8元；当我们对其附加上一种情感的体验与广告的设计时，在肯德基出售时，一个汉堡的价格卖到了12、13块钱。所以，以体验为导向来设计和制作的产品，其中附加了体验的因素在其中时，为企业带来的效益是不容忽视的。
2.3体验消费情景
营销人员不再孤立地去思考一个产品的品质和功能，而是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来创造一种综合的效应以增加消费体验；不仅如此，还要跟随社会文化消费向量，思考消费所表达的内在的价值观念、消费文化和生活的意义。体验消费情境使得在对营销的思考方式上，通过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来扩展其外延，并在较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提升其内涵，它构成了体验的舞台和根基。
2.4体验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
在体验经济时代下，体验营销的方式不能随便设定，体验营销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作为出发点，围绕这个出发点，我们可以加诸一些服务过程和体验方式。这个主题的产生，是设计人员设计出来的，是一个有着非常严谨的策划行为的管理过程，而并不是一个随便找来的形式上的符合。
3体验营销的方法和工具
3.1娱乐营销
娱乐营销指的是在体验经济下，企业将商品和消费者的喜和乐融入其中，通过娱乐的方式来拉近商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最终的销售目的。
3.2美学营销
美学营销指的是在体验经济下，设计师利用美学的元素融入到商品的设计中，以美作为设计的主题思想，围绕这个思想，利用美学的工具，美学的风格元素来进行加工和完善，最终达到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美的赞赏，最终达到销售的目的。
3.3情感营销
是以消费者内在的情感为诉求，致力于满足顾客的情感需要。在这种营销方式中，营销人员应认真探究消费者的情感反应模式，努力为他们创造正面的情感体验，避免和去除其负面感受，从而引导消费者对公司及其产品和服务产生良好印象、直至形成偏爱的态度。如现在很多企业都会建立顾客的个人资料库，在其特殊的日子送上真诚的祝福，使得顾客产生正面的情感体验，从而赢得了一批忠诚顾客。
3.4生活方式营销
就是以消费者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为诉求，通过将公司的产品或品牌演化成某一生活方式的象征甚至是一种身份、地位识别的标志，从而达到吸引消费者、建立起稳固的消费群体的目的，如哈雷摩托的成功正是应用了这一营销方法。
以上系统的介绍了实施体验营销的方法和工具，但对于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企业，它们在进行选择的时候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盲目套用。例如在中国，就需要特别注意这些。从宏观上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四种经济形态同时并存。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体验经济所占比例必将不断增大，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体验营销的相关理论和实施方法。从微观上看，体验营销的兴起是由于企业对产品及服务在质量、功能上已作的相当出色，以至于顾客对特色和利益已经淡化，而追求更高层次的特色和利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体验。因此，要求中国的企业必须结合自身情况，不能不切实际的盲目实施体验营销，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最后是企业与顾客的观念转变问题。无论是生产和销售体验产品的营销人员，还是消费体验式产品的顾客来讲，都要转变传统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取得销售成功。
参考文献
[1]谢导.体验营销的试用市场情形策划[J].商业时代，2004（12）.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6
（一）商法与民法的关系
商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制度、规范，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范也不断的被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而这些都符合庞德所指的个人利益的特征。无疑，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则是由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换规则，完全可以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
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欧洲。在公元11世纪，商人为保护自己利益，成立了商人基尔特，采用通行的商事惯例解决商人之间的纠纷。在当时，商人是一个特权阶层。他们拥有普遍人所没有的一些商品交易的权利。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商事惯例被长期沿用，最终发展为商法。商法保护的仍是商品交易者的利益。同民法相比，它无非是以更复杂、更特殊的规则来实现其保护目的。因此，大陆法系的主要国家一般认为商法系民法的特别法，两者均以个人利益为保护重心，在诸多方面有重合、交叉之处。
在民法的编篡体系上，大陆法系有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之分。在主张民商合一论的学者们看来，无论民法大量吸收商法的最新成果，还是商法大量吸收民法已有的原则和制度，都是民商合一的重要表现。前者是“民法商法化”的合一论（德国学者李赛尔是代表人物），后者是“商法民法化”的合一论（我国民国时期林森、胡汉民是代表任务）。①而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把并存于同一经济形态下的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和简单商品经济形象的比喻成经济的“高级齿轮”和“低级齿轮”，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运行规律。②
关于民法与商法关系有以下几种论述：
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
二、反对民法是商法的特别法，但未提出新的见解，希望广大民法学者研究；
三、“民法和商事法规之间是基本法与补充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③
现分述之。
第一，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此观点认为“民法有普通民法与特别民法之分……在采民商合一国家的民事单行法，在采民商分立国家的商法，相对于作为普通法的民法典而言，属普通法。我国采民商合一主义，现行民法通则相当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均属特别法。遇普通法与特别法均有规定的事项，应优先试用特别法的规定。”④总的说来，商法是民事特别法，它和民法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关系的规范；对市场关系来说，民法提供了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民事行为和民事救济的一般规定，而商法提供各种商事组织和商事交易的具体规则。前者以普遍性、稳定性和原则性著称，后者以技术性、普遍性和灵活性而见长。此一观点指出，“现行民法通则为民商合一之立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及技术合同法，虽属商事合同法性质，但仍属民法通则之特别法。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均属民事特别法。”⑤“民商合一所反映的正好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所谓民法的商法化。”⑥
第二，反对把商法说成是民法的特别法。持此论者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认为“商法是民法特别法”的模式是一种过时的、陈旧的、落后的模式。在简单商品经济下产生完善的立法模式是不能适应当今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另外，此观点还提出，国际性是商法的天然属性，也是其调整的市场交易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显著特点；商法纳入国内法后，忽视商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特殊性，把商法与家庭人身财产关系搅混在一起，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其不合理性不明显，但在世解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其不合理性就暴露出来了。因此认为“不应该将一个具有国际性调整交易关系的法律部门，沦为调整家庭关系的附庸。”⑦
第三，认为民法和商事法规间是基本法的单行法规之间的关系。王利明教授等有这方面的论述，具体可概括如下：
首先，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商法部门。虽然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公司、保险、票据、破产等方面的立法相应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但这些法律规范大多都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关系，因而可以视为我国民法的组成部分。我国民法作为调整社会商品经济活动的基本法，是千千万万种商品关系的抽象化的法律现象，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商事法规不过是民法原则在具体领域中的表现，是民法规范在某些经济活动中的具体化。
其次，“商法本身不可能组成部门法体系，而只能适用民法的一般原则，民法的总则、物权制度、债券制度实际上已对商品经济活动的重要方面都做出了一般规定，对商事法规中的一些问题同样适用。”⑧
（二）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存有争议的。但在大陆法国家和普通法国家，在有商法典的国家和无商法典的国家，在国外和我国争论的焦点是不同的。从总的趋势来说，在国外，经济法和其他法的关系主要是同商法的关系。在我国商法与经济法的矛盾不是很突出。因为，在西方国家中都有较完备的商事法律制度，社会是典型的商业社会，一切都早已商事化。就是有民法典的国家，也由于民法商法化，从而使民商矛盾弱化。而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制度，要突破旧有法律部门的划分疆界，从古典商法规范中引申出来的原理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整体。这样，在西方社会经济法与商法的矛盾就显得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民法和商法是从横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他们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经济法则既从横向、也从纵向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它们虽然是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并非纯然无涉，而是应相互配合，相互辅助，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单纯以某一个部门法为主体，其必将有害于我国改革开放大业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①苏惠祥主编：《中国商法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0页。
②同上，第101页。
③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④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⑤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⑥梁慧星《民法总论》。“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1998年版，第2页。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7
一、路桥的商品属性及与一般商品的异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商品的价值和注入人类劳动之后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或用干交换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作为交通设施主要元素的路桥本身,显然不仅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特征,而且由于它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又显示出它的宏观控制和产业垄断特性。对这一特性的深层次、全方位理解,并籍此用于路桥建设与使用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对于社区经济及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尤其对于路桥的产业化特征和商品化趋势的认识并迅即进入实施阶段,更是至关重要的.路桥商品属性,表现在路桥的修建注入了人化、物化劳动产生的价值,社会的客观需求又使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无论平原还是五岭山川,只要不是“鸟飞绝”而是“有人烟”,“行”始终都是人之生存四要素之一。凡此庞大的需求使路桥建设及其附设交通设施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客观上,交通往往与更重要的财富一一能源相提并论。然而.能源成为商品并早已规范地进人交换领域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在路桥上真正体现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路桥的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的特性存在着外延上的差异。一般商品的特点,一是“位移”容易;二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实习交换期”,除去人为因素,价值与价格的相符性能够自觉接受市场的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的“允许”特性;四是竞争易致的“自生自灭”风险性等。而作为特殊商品的路桥,则与一般商品特点有对应的差异。抛开长期计划经济对路桥建设与使用形成的管理模式不说,就路桥的本身讲,一旦建成,就搬不走、挪不动.不存在位移间题.这就掩盖了它的商品属性,即使收取“买路钱”,不说易使人们与古书中的山大王的联系,观念上也难以接受.然而目前虽有一部分的收费路桥的出现,无论是收费标准、折旧以及管理借施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全局的实施问题;在我国路桥商品化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认识,国家尚未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方案或说法律的滞后,这是导致路桥商品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基于路桥固有特点,几乎不存在社区内的行业竞争(不含招标因素),即使修建,也大部分是依规划、按计划行事,独家生意,无与论争,当然还存在资金短缺、公路管理机关化等因素存在,使得路桥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化特征长期不能被社会所承认.
二、路桥商品化是实现其产业特征的基本途径
既然,路桥本身客观上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总体看,它自然应当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自立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发展中,如同铁路、民航电力等带有产业垄断性质的部门一样尽快形成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从路桥的规划、资金筹集、建设、养护、收费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调控、竞争机制,以使路桥的产业特征在路桥的商品化进尾中逐步得以明晰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实现路桥的商品化,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大,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实施方案,做好监督调控和信息反馈,借鉴先进经验,先行试点逐步铺开,但不能俱怕间题或矛盾而畏缩不前。路桥商品化的实现,可使路桥的产业特征更快更准确地得以表现出来.并使目前路桥建设中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由于路桥建设的垄断地位,路桥商品化可以筹集更多灼建设资金,促使大办交通局面的形成,同时可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带来理想的经济收益,并将迅速形成一种循环,国家才可能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路桥建设以支持和保护,与日俱增的“软件”体系将带动路桥产业运转机制的尽快形成。
其次路桥商品化一方面给路桥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可能,同时更直接受益的是经营、生产部门,这种前期的相互制约,通过路桥的商品化变成了相互促进,这“促进”本身既含有经济的因素,还存在管理相互的不断改进,相互的不断学习,相互的不断借鉴,其间发生的矛盾或问题又迫使各方进行调整,这无疑给路桥产业机制的形成带来一次次机遇和紧迫感。
第三,路桥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路桥行业本身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行业内部的管理不断得以调整,思想认识逐步得以提高,对路桥行业的全局的评价也日趋成熟,这就为路桥产业特征的体现从经济上、制度上、法律上、认识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体制基础。由此可以说,实现路桥产业化特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推进路桥的商品化进程。
三、路桥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经济成份(除去国家重要的垄断经济成份)全方位的进入市场竞争。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路桥,同样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其本身的价道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对路桥这一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让其通过商品化去实现它本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市场经济成份总体对路桥建设的客观需求上。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竞争经济,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交换。干是,作为运进送出基本条件的路桥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利益主体是否能达到意图和目的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们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采取了诸如民办公助、以
工代贩等形式的路桥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上讲,这种方式和方法还不能说是改革的大动作,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公路密度小、桥少且等级低的落后状况,车辆通过能力低仍是公路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省道,堵车现象也并不罕见。以新乡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为例,在2749公里的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不足10%,而四级以下的却达77%。在目前主要公路干线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县、乡、村进路的状况和需求则可见一斑.作为路桥建设和管理部门,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需求,培育和完善路桥产业机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拨款修建路桥和少量收费路桥的现实,致使长期以来路桥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活力,如无米之炊样使“巧妇们”一筹莫展。
就目前国内情况看,许多地方正踌躇满志地整装闯进路桥商品化这一崭新领域:广州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铁路路桥建设与使用经营商品化竞争的起端,厦门公路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诞生,又标志着特区公路路桥建设与使用商品化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纳入了轨道;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及相继建成的高速、准高速、高等级收费路桥,也预示着商品化路桥建设的步伐将加快,模式将形成。这既是路桥商品化的总趋势,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路路桥建设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四、路桥商品化是路桥建设与使用的根本趋势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番议论,甚至是品头论足.把多年的“筑路架桥为人民”这种福利性的东西,要以商品的形式“卖”给过路桥者,恐怕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一下子接受,或许会有些议论,这不足怪。正如我国长期实行的“票、证”被逐步取消一样,过后人们反会产生“本该如此”的心理。
前已所述的路桥的商品属性、产业特征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了路桥商品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正是实现路桥商品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既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怎样的方式、保障措施和途径,促进这项工程的加速发展,更加迅速、全面、真实地体现路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加快立法步伐,健全管理机制,使这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8
一、从世界经济周期来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进入下降和调整周期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在探索经济周期问题时，根据各自掌握的资料提出了不同长度和类型的经济周期：基钦周期（短周期）、朱格拉周期（中周期）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长周期）。基钦周期由英国经济学家基钦提出，是市场经济周期波动中持续时间最短的周期，平均时间为40个月，认为周期波动主要是因为库存变动引起的；朱格拉周期是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提出的一种以国民收入、失业率和大多数经济部门的生产、利润和价格波动为标志进行划分的周期，为期7―1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是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后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各种周期理论进行了综合分析后提出“三种周期”理论，即每一个长周期包括6个中周期，每一个中周期包括三个短周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短周期特征变得不是非常明显，不太容易辨别世界经济发展的拐点，长周期则需要更加大胆的推断，因而应用中周期来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准确。自1975年以来，按照从低点到低点测度经济周期的惯例，世界经济波动可清晰地分出3个完整的周期，每个周期的长度在7―10年。
第一个周期从1975―1982年，跨度7年。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引发全球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加之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终于给二战以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划上了句号，世界经济增长于1975年降至最低点。此后，在主要国家刺激消费和投资扩张性政策的干预下，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回落，世界经济步入复苏。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主要国家纷纷提高利率压制通胀。高利率不仅使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衰退，还引发了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再次在1982年陷入谷底。
第二个周期从1982―1991年，跨度9年。随着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通货膨胀率的降低，世界经济自1982年以后再次步入复苏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美、西欧以及东亚区域内贸易自由化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80年代末，西方虚拟经济的繁荣掩盖了实体经济的趋弱。到1990年，以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为代表，西方虚拟经济进入调整，带动实体经济出现衰退，世界经济于1991年达到低点。
第三个周期从1991―2001年，跨度10年。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短暂衰退后，美国经济率先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回升。以it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催生了新经济在全球的扩张。1993年底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顺利结束、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更是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直至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世界经济快速陷入低谷。
与前两个周期相比，第三个经济周期存在明显的不同：经济上升期被显著拉长，下降期却很短。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经济周期有一个共性：经济增长速度从谷底开始经过1―2年便升至高位，而后的下降期却长达4年左右，呈现“增长期短、衰退期长”的特征。90年代的第三个经济周期，经济增速花了3年走到高位，然后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如果剔除1998年的短暂冲击），直到2001年出现突然的、短暂的衰退，随后回升，“增长期长、衰退期短”的特征明显。
目前的世界经济正运行于2001年探底回升以来的新周期中。世界经济增速在经历了2002―2004年的回升后，2005―2007年一直保持高位，增长期长达5年。按照7―10年的朱格拉周期，世界经济2008年应该进入衰退期，且至少要持续2―3年。商品市场与宏观经济周期走势密切相关，经济处于持续增长时期时商品表现突出，但经济衰退也必然会导致商品价格调整。因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去年下半年已经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而出现逆转，即进入下降和调整周期。
二、从国际大宗商品周期来看，上涨周期已经结束，下跌周期已经开始
过去30年来大宗商品价格运行轨迹发生了两次重大变化。
第一次是在1970年代初中期，依据世界市场上17种基本的经济敏感商品价格编制的CRB指数从60年代的100左右大幅跃升至200以上，升幅超过1倍，此后的30多年及至2006年，CRB指数一直以250为中轴上下波动。
第二次是在最近的2006年，CRB指数从原来的运行上限300左右上升到2008年初的480，升幅达60%。自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在供求因素、投机和美元贬值的共同推动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呈快速上涨趋势，无论是名义商品价格指数还是实际商品价格指数，都大幅偏离了以往的运行格局。特别是2006年以后，大宗商品价格远远超出过去30年形成的运行区间上限，使大宗商品价格的长期运行区间趋于上移。
法国兴业银行曾经分析了1975年以来期货价格大涨的5个周期，其持续时间平均为28个月，价格升幅达35%。相比之下，本轮上涨周期的持续时间到2008年7月为止已超过80个月，价格也翻了几番。
具体分析，与前面几个上涨周期不同，本轮上涨周期可以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
需求拉动阶段和成本推动阶段，这也是造成周期时间大大延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在需求拉动阶段，由于世界经济进入30年来最好最快的黄金发展时期，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均保持平稳增长的情况下，新兴国家，特别是金砖四国经济出现的持续高速增长，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于初级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是单单70―80年代美国和日本经济发展所不能比肩的，由此引发了商品价格的上涨狂潮，其高峰出现在2006年。之后，经过短暂回调，由于原油作为最基础的大宗原材料，其价格在前一阶段打破一个又一个心理关口，达到此前投资者认为其不可能达到的高价并维持坚挺，使得高通胀情况向纵深发展，包括人力成本、运输成本、生产成本等的节节走高，配合美元再度贬值至新低的因素，最终引发商品价格出现了又一涨。
然而，无论上涨周期延长到何种程度，其仍然无法摆脱周期的规律，牛市终究是要终结的。2008年下半年，由于次贷危机愈演愈烈，全球通胀率持续攀升，世界主要国家经济纷纷出现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也受到波及，国际大宗商品需求迅速减弱，大宗商品价格暴跌。这也预示着商品价格上涨周期的结束和下跌周期的开始。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9
现代民商法在形式上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鲜明分野，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无实质性重大区别。英美法系中虽无“民商法”这一总称概念，但大陆法系民商法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中都有相似的法律制度与其相对应。在国际交往日益直接、频繁的现代，两大法系的民商法在内容上的统一性更加明显。这根源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性特征和一般性规律。因此，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现代民商法具有无可质疑的全球普遍性。这就是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具体说，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是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的民商法，在内容上具有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共同认可、一体遵循的通行性。这与现代民商法在形式上仍然是国内法，具有一定的个性（特色）并不矛盾；并且，形式上的个性是服从于内容上的共性的。
笔者在此提出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问题，是因为民法典（指民商合一体例的现代民法典，下同）的制定是中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首先应明确的就是制定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其中，如何处理民商法国际化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将来我国民法典的可行性与先进性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民法典的重点应放在其内容的国际通行性上，符合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特征与趋势；其次才可考虑民法典的中国特色问题。
二
现代民商法导源于罗马私法。由于罗马私法是罗马法的主要部分和最发达、最具价值的部分，所以，一般所称的罗马法就是指罗马私法，而不包括罗马公法。罗马人在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的陶冶中，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归纳并创制了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善法律──罗马法。罗马法被称为“罗马市民法”，最早仅适用于罗马市民。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渐强盛和对外扩张，罗马市民法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市民法在吸纳被征服地法和其他国外法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衍生出一套“万民法”，适用于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此时，市民法与万民法并行不悖。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发告示于整个帝国辖区，将市民权授予罗马境内的所有公民。罗马市民籍的扩展，也带来了罗马法适用范围的扩展。至此，因主体不同而并行的罗马法二元体制宣告终结，市民法与万民法合二为一。由于后世约定俗成的缘故，我们今天所称的罗马市民法，其内容包括公元212年以前的“市民法”与“万民法”两部分。“万民法”一词，今天则被看作是国际法的语源。《卡拉卡拉告示》由于在主体领域带来彻底的开放而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即罗马法冲开罗马城邦的地理束缚而广泛适用于模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影响远出其辖区，第一次带有了国际化色彩。
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将罗马法的内容编纂成《民法大全》。这为后来罗马法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种方便可靠的形式，从而积极影响了后世民商法的国际化进程。然而，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使罗马法渐趋衰微，民商法国际化进程大大减慢。随后而来的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则打断了民商法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到了十一世纪，当商品经济冲破中世纪的束缚并有了发展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1]这就是罗马法复兴运动。欧洲大陆各国法学家竟相钻研罗马法，形成了学派重多、大家辈出的壮观局面，从而为后来近现代民商法的长足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法国民法典》是近现代民商法形成的标志，也是近现代民商法的经典模式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民商法国际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法国民法典》吸收了罗马法的精华，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了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三大原则，反映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为发展市场经济在法律上开辟了道路。恩格斯赞誉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2].《法国民法典》的成文法典形式、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通俗而优美的语言为后来世界各国继受法国民法奠定了基础；而法国的武力扩张和开拓海外殖民地运动对此也功不可灭。《法国民法典》颁布后的民商法国际化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奥地利在1810年，荷兰在1818年，意大利在1865年，葡萄牙在1867年，土耳其在1869年，埃及在1875年，加拿大在1866年，智利在1855年等，都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其内容多是《法国民法典》的翻版，仅在程度上有些差异。因此，恩格斯称《法国民法典》是“世界各地编纂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3].
1896年，一部与《法国民法典》齐名的民法典颁布，这就是《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为基础，借鉴《法国民法典》制度与实务中的经验教训，吸收最新法学研究成果，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在内容上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完备，在立法技术上则达到了历史顶峰。它首创了含总则的五篇体例制，使法典结构更趋合理与完善；它大量使用抽象而准确的法律概念，使法典极具语言的精确性和思想的严密性。《德国民法典》把罗马法各原则提高到以前不曾有过的系统化程度，对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民商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希腊、日本、中国（指清末与民国时期）、韩国以及一些非洲、拉美、欧洲的国家等。即使一些曾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在以后修改原法典时，也不同程度地参照了《德国民法典》。
我国自1911年第一个制定民法草案，到1925年制定第二个民法草案，再到1929-1931年国民党政府制定出第一部民法典，都主要参考《德国民国典》。对于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民法学者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俄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4]虽然如此，我国学者对这部民法典仍有公正评价：“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采民商合一体例，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法及债法的特点，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5]象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环境等与西方各国大不相同的国家都最终继受民商法，这说明民商法的国际化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如上所述，在形式上，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表现为罗马法的广泛传播和《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世界范围内被不同程度地移植。然而，就其实质方面而言，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则是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态──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被世界各国在法律上予以承认的必然结果。
三
现代民商法国际化的深刻原因，存在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中，即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使民商法国际化成为必然。
民商法是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6].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就是民商法。无论从各国立法的历史沿革，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民商法与一定社会的商品经济总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发生作用。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
产生与发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就需制定与该社会商品关系本质特征相适应的民商法。商品经济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存在，在法律上就直接表现为民商法的国际化。市场经济更是如此。因此，恩格斯称简单商品经济的法律表现──罗马法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7].并指出：“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修改。”[8]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他的法学名著《罗马法精神》一书中也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9]
虽然从立法形式上看，民商法属于国内法的范围，但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使民商法在内容上具有了国际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就是存在社会分工（私有财产）、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和契约自由。民商法以相似的法律制度规定，表述了上述条件。
1、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原始经济条件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为一体的身份发生了分离。对于某一特定商品而言，一部分人是生产者，另一部分人则是消费者。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维持生存与发展，人们就必须走向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交换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社会分工的存在和交换成为生活的必要，使人们对自己的产品和交换得到的商品的排他性占有和支配成为必然，即私有财产的出现成为必然。私有财产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从而也构成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民商法用财产权制度表述了经济生活中的私有财产关系。物权制度，全面规定了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静态关系；债权制度，描述和界定了财产流转过程中的动态关系。物权与债权两大制度共同构成了动静结合的财产权体系。
2、不同产品的所有者到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即使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正是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才使交换成为流转可行的财产流转方式。否则，在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的情况下，一方可以用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而不必出让自己的等价物。从这一点上说，交换本身就包含着人人平等思想的最初萌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民商法用权利能力制度表述市场主体之间地位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生而有之，人人平等。法人同样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和其他团体。在商品经济的大舞台上，市场主体之间只存在平等的关系，没有隶属关系。
3、通过交换来实现市场主体双方各自的利益，这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的行为模式。交换过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是一个彼此选择、彼此为对方提供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双方订立和履行契约的过程。市场就是全部契约的总和。契约在本质上由市场主体双方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因此，契约自由必然成为安排经济关系、组织经济活动的首选原则。市场主体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契约自由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独特个性。民商法正是用契约（合同）来表述市场的。契约在民商法中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契约自由则是由《法国民法典》确定起来的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大量、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契约。契约法（合同法）是现代民商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与民商事立法的历史事实以及民商法理论无不表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尽管其历史背景、经济性质各异，但有着共同的规律。民商法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产生它的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色，但它总是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其内容必然具有共同性，表现为民商法的国际化。在现代，世界各发达国家无不实行市场经济，我国也最终予以肯认、确立。各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但有共同的规律性，并且，在形式上，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也突破了国界，具有全球性特征。各种经济资源不但能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上自由流动，得到合理配置，并且能伸向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民商法的国际化达到了最高程度，即各国民商法的内容在差异性上渐趋向零的极限。
四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普遍性、共同性是主要的，东方、西方无甚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重点应放在民法典内容的国际化上，以与世界各国的贸易通例相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去，最终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民商法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我国的民法典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但仅是指形式方面。在内容方面，民商法不过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其要求是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通，不应追求什么特色。《法国民法典》的优美、富丽与简练，《德国民法典》的深奥、晦涩与精确，《瑞士民法典》的明白与通俗以及各自不同的编制体例等众口皆碑的特色，都是指形式而言的。其次，应明确，民法典的中国特色是服从于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的第二位的特征。我们决不能以所谓的“中国特色”为名而肢解、扭曲已基本定型的现代民商法的内容，将中国的民商法弄得貌合神离、不伦不类，从而人为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最基本的法律障碍。与其为追求“中国特色”而制定一部难于实施的民法典，不如老老实实地学习现代民商法，取而用之。在此问题上，扭扭捏捏、放不开手脚或者妄自尊大，最终受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及民商法本身。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我国以近半个世纪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最终承认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训。对于作为直接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民商法，我们一开始就要尊重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要求，吸收和借鉴西方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民商事立法的经验，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可行的、先进的民法典。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8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84页。
[4]梅仲协：《民法要义》，第2页。
[5]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第454页。
商品经济的特点篇10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鸦片战争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注释
[1]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