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1
[关键词]古镇；旅游开发；商业化；适度商业化；过度商业化；古镇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6)12―0052－06
[收稿日期]2006－05－10；[修订日期]2006－11－02
[作者简介]李倩(1981－)，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硕士，研究方向：旅游规划与资源管理；吴小根(1964－)，男，江苏苏州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自然地理、旅游规划与资源管理、海岸海洋科学等；汤澍(1982－)，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硕士。
1 问题的提出
古镇介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是在千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人类聚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旅游产品开发向纵深处发展，古镇作为一个新型的旅游产品，逐渐受到游客的青睐，其中尤以周庄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及蕴含丰富民俗风情的云南丽江(大研古镇)走在开发的前列。在“古镇旅游热”的带动下，诸多颇具地方特色的古镇纷纷效仿开发，作为地区经济新的增长点。
旅游的开发为古镇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了资金保障，然而在其促进古镇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争论较多的是古镇旅游发展中出现的商业化现象，多数学者认为旅游的开发使古镇陷入了“过度商业化”的局面，或出现“商业化氛围过浓”的问题。如熊侠仙(2002)指出江南古镇的旅游开发存在“过度商业化的倾向”，林锦屏(2005)认为丽江大研古镇受“商业化”冲击严重。然而，关于“商业化”及“过度商业化”却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诸多学者往往在文献中相互套用。且对“商业化”现象本身的好恶，也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旅游地的商业化将导致地方特色文化资本的流失；相反，也有学者认为通过销售地方土特产品和艺术品，旅游地的文化商业化不但可以为当地人提供生机，还能复兴地方的传统文化，进而增强民族自豪感。
“商业化”是否等同于“过度商业化”?它是否真的会导致古镇文化资源的丧失?本文围绕上述问题，尝试对“商业化”、“过度商业化”进行区分，并通过探讨旅游“商业化”与古镇发展的关系进而说明商业化是古镇旅游发展中的必然现象，而“适度的商业化”将有助于实现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2 古镇旅游发展现状
古镇是地方经济、文化、生活、习俗的有机整体，不仅有古建民居、历史街区及民间工艺等有形的旅游资源，更有包括空间环境、民族艺术及节事活动等的无形旅游资源，其独特的文化内涵，特别是与现代文明隔离所保留的传统环境迎合了现代游客求异的心理。
我国的古镇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1984年，陈逸飞先生一幅《故乡的回忆》使得苏州周庄享誉海内外，不仅成功开创了江南水乡古镇的品牌，更使周庄成为中国古镇旅游发展的开拓者。继周庄之后，苏州同里古镇于1986年开展旅游事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周庄的示范效应下，江浙一带的古镇相继走上“旅游兴镇”之路。浙江乌镇于1999年开始旅游的开发工作，由于在开展旅游的同时又较好地保护了历史，故被喻为“最具文化气息的水乡古镇”。与此同时，西部的丽江大研古镇因其独特的民俗文化逐渐为游客所关注，1997年“申遗”的成功更使其名声大噪，并迅速跻身古镇旅游开发的前列。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古镇旅游进入迅猛发展的时期。周庄平均每天接待游客3000―4000人，周末平均每天7000―8000人，2002年，周庄接待游客263万人。乌镇于2001年起正式对游客开放，同年接待游客数达78．9万人次。丽江2002年接待游客约320万人。2001年，江南六镇(苏州周庄、同里、角直及浙江乌镇、南浔、西塘)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水乡古镇的品牌效应日趋成熟。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于2003年和2005年，相继公布了两批共44个历史文化名镇。在这股古镇旅游热潮的带动下，我国各地开始大规模的发展古镇旅游，四川、重庆、安徽、江西等都在打造各自的品牌，目前较为出名的有江西婺源古镇、湖南凤凰古镇等。
我国古镇旅游现有开发模式主要有以下3种：(1)政府主导模式。以丽江大研古镇为典型代表，由镇政府投资建设古镇基础设施，并通过行政审批权在宏观层面上对古镇旅游开发进行管理。(2)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以浙江乌镇为典型代表，由镇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或以资产作价入股的形式，组建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并通过向银行借贷来开发古镇旅游项目。(3)企业主导模式。以湖南凤凰古镇为代表，由开发商取得古镇内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权，镇政府则退居宏观角度经由法律条例对开发商进行管理。
目前，我国古镇旅游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古镇旅游由于开发时间较短，游客多集中在周庄、乌镇、丽江等知名度较大的古镇，大量游客的涌入影响了古镇原有的宁静气息，而旅游开发所带来的旅游房地产开发热潮又使这些古镇陷入了“圈地运动”。除上述知名古镇以外，多数古镇的旅游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一些新兴的古镇缺乏科学的旅游规划，镇内的商铺或餐馆只是在原有民居的基础上稍加处理就开始接客，旅游经营者对于古镇旅游的本质普遍不太了解，并没有形成古镇旅游应有的文化氛围，而某些古镇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开发行为也对古镇的传统风貌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外，古镇旅游资源在一定区域内的遍在性较强，由于开发深度不够，古镇旅游在发展中易出现旅游产品雷同，对于匆匆游玩的大众游客而言，很难体验到差异性，因而回游率不高。
3 古镇旅游的商业化现象
3．1商业化及相关概念辨析
3．1．1商业化
在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对其中的文化遗产地所产生影响的研究中，商业化问题受到较多学者和相关部门的关注，对于商业化的态度也往往褒贬不一。事实上，旅游和商业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现代旅游经济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以旅游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为主要特征的旅游活动。而商业，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以营利为目的，以商品交换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可见，旅游业的发展必然少不了商业部门的参与，两者紧密联系且相互渗透。
布迪厄(Borudieu，1997)将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资本概括为3种类型：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在古镇这类具有丰富社会文化资源，而经济资本尚缺的文化遗产地，往往会通过地方文化的资本化运营来为地区发展筹集资金。故旅游开发作为实现地方社会一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旅游开发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商业活动。正如格林伍德(Greenwood，1989)所指，当当地人为了获得报酬而表演传统仪式时，商业化就开始了。
3．1．2 适度商业化与过度商业化
商业化现象本身虽然是中性的，但随着旅游的发展，商业化进程的快慢不一又会对旅游地产生不同的影响，表现为旅游地的适度商业化或过度商业化，这里的“度”是针对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在旅游发展中不同的组合形式而言。
在古镇等文化遗产地，其自身所具备的特殊社会一文化资源成为一种资本，即社会～文化资本，旅游地通过商业化开发实现了社会一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在理想状态下(图1)，其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在用于消费及对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后，剩余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将反馈于文化资本，用于古镇的修复和保护，并通过挖掘传统文化而实现地方文化的繁荣和复兴，从而形成经济一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这一过程即为古镇旅游的适度商业化发展。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图1是一种在理想状态下的文化资本商业化运营模式。事实上，在古镇旅游的商业化进程中，地方文化资源是被当作商品进行生产和消费的，有商品交换则必然存在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市场法则具有的盲目性使得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往往难以控制，若经济的发展以文化的流失为代价，当造成文化不可逆转的破坏时，即商业化的发展超过“度”的限制时，旅游开发便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单向度转化过程。从而陷入多数学者所言的“过度商业化”的局面，这是旅游商业化的极端表现。表现为地方传统文化逐渐被异类文化，特别是现代商业文化侵蚀；本地居民的大举外迁，古镇原有淡雅的生活气息逐渐消失；旅游商品同质性现象严重，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被能成批生产的退化而简单的工艺品所取代。目前，我国古镇旅游的发展中，周庄、丽江大研镇等多数古镇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度商业化”倾向。
那么，“过度商业化”是否真的会成为古镇旅游商业化的末路，而适度商业化仅存在于理想状态呢?显然，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商业化的根本目标是获得长远的经济利益。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与一定的文化传统相联系，文化的发展也需要以经济的发展为支撑，故古镇旅游的商业化必须以保护并繁荣地方文化为前提。而“过度商业化”导致地方文化资本的淡化甚至遗失，旅游业的发展脱离了地方文化的依托，必然无法长远。可见这种为获取短期经济利益而置文化于不顾的做法，是违背了商业化发展的原则的。其次，古镇的旅游开发过程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既然“过度商业化”是由市场的盲目性而引发的，那么通过引入外部约束作用，特别是政府的预见性措施．则完全有可能避免市场机制的缺陷，使商业化进入适度的发展过程，故“过度商业化”并不是商业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3．2 古镇发展与旅游商业化的关系
古镇的发展是以其经济、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为目标的，然而商业化，包括旅游的开发导致的商业化所带来的人员流动和异地文化的入侵，引发了古镇社会文化环境的一系列变迁，那么古镇旅游是否真的会削弱古镇文化的真实性，进而影响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呢?笔者将通过探讨商业化与古镇文化真实性及商业化与古镇保护的协调。
3．2．1 古镇文化的真实性与商业化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真实性”要求文化以其本来面目呈现出来，而旅游的开发使得一切具有经济价值的地方文化都可以通过符号(包括服饰、纪念品、舞台表演等)的形式向游客展示，文化的商业化运营是否会破坏文化的真实性成为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事实上，真实性是针对游客的体验而言的，不同文化背景、社会阶层的游客对真实性会有不同的评判；真实性也是针对时间而言的，古老的未必就是真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真实性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内容。文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若以保护为由将其局限在封闭落后的状态下，不但违背了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对真实性内涵的曲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笼统地将商业化视作地方文化的消亡。相反，若是以文化发展为目的的商业化运营，不但可以挽救一些濒临失传的文化技艺，同时通过与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还可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例如，若没有旅游对传统文化及时的关注和积极的挖掘，丽江的东巴象形文字、纳西古乐很可能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遗忘了，而许多古镇的传统民居也会随着现代化的冲击而被当作旧物拆除了。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真实性是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根据《威尼斯》(theVeniceCharter，1964)及《奈良真实性宣言》(naraDocumentonauthenticity，1994)，真实性是鉴别文化遗产价值的本质因素，对真实性的了解是所有关于文化遗址科学研究的基础；“所有文化和社会都扎根于构成文化遗产的有形的或无形的特定形式及表现方式之中，这点应该得到尊重。”“保护一座文物，意味着也要保护文物所存在的环境”。真实性原则要求古镇的保护应体现其原貌，不仅建筑实体在设计、材料上需真实无误，同时还应保证古镇整体环境的完整性，能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对于有人居住的古镇还应考虑到城镇生活功能的真实性。
因此，古镇的保护不但需要资金的支持，还需要居民的共同参与以维护其风貌环境。而适度的旅游开发，不但可以提供古建维修所需的经费，通过居民参与旅游经营，还可以使居民认识到文物古迹及传统民俗的历史文化价值，从而自觉保护古镇的资源和风貌。因而，以保护为前提的旅游利用有助于维护古镇建筑及环境的真实性。
3．2．2 古镇保护与商业化
古镇是居民生产生活的依存，不同于一般的文化遗址或遗产单体，古镇除了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它的生活价值，古镇的灵魂不在风土，而在居民这一“活的文化”上。因而对民居的保护若只维持在静态的方式，甚至将居民迁出古镇的做法，则是有违古镇发展规律的。
合理的利用应以不破坏古镇资源为前提。在当前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形势下，许多乡镇拆旧建新，开办乡镇企业的做法，虽然为乡镇带来了经济效益，然而随着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古建的永久消失，古镇社会文化效益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古镇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化运营或许正是对古镇保护的最合理的方法。适度的旅游开发，不但可以提供文物维修的资金，还可增加居民的就业机会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若引导得当，旅游开发还可改善居民资源利用观，使他们摒弃传统的资源耗用方式。一味地否定商业化也是否定旅游开发，这是对古镇保护的肤浅认识。
综上所述，商业化是旅游开发中的必然现象，适度的商业化可以为古镇的修复与发展提供资金，并通过解决居民就业而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而传统文化经商业化运营得以从封闭的状态解脱出来，通过与外界文化的交流而实现自我更新，故适度的商业化有助于实现古镇的可持续发展。过度商业化是对古镇发展规律认识偏差所致，从本质上是不符合商业化发展的内涵的。
4 商业化适度发展的合理途径
商业化发展的程度将直接影响古镇旅游的健康与否，故如何在旅游发展中控制商业化的“度”就变得尤为重要了，笔者认为至少应包含以下措施：
4．1 制定科学合理的旅游发展规划
(1)解决旅游规划的非专业化问题。旅游的开发要切实做好旅游规划的编制和评审工作，编制单位需要专业化，可由高等院校的旅游专业或专业的旅游规划机构来承担，并通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评审以确保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和高质量。旅游发展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需受到政府的重视，古镇旅游的开发活动应严格按照规划进行发展，以确保旅游规划的权威性。
(2)旅游规划需要做认真细致的资源调查。古镇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这就要求古镇旅游发展规划也应具备相应的技术性和文化性，细致深入的旅游资源调查就尤为关键。旅游资源调查需要对古镇的历史演变、建筑风格、节事活动及风俗民情进行深入的考察，突出特色旅游资源，善于挖掘潜在的旅游资源，立足本地特征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
4．2 政府的积极干预
(1)建立政府引导的市场运作机制。正如上文所述，在缺乏外力的作用下，市场法则的盲目性容易使古镇旅游陷入“过度商业化”的局面，故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调控作用就变得不可或缺了。特别是政府的前瞻性措施将成为限制旅游商业化发展的有利手段。政府的干预作用是从宏观层面进行引导和管理，在借鉴其他地区旅游开发的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关管理和保护条例来规范旅游经营市场，通过限制商业活动的范围来控制商业因素的投入规模和发展速度，从而促进旅游业经济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2)处理好古镇管理者与旅游经营者的关系。古镇管理是政府行为，属于公益事业；而旅游经营则是商业性的，以营利为目的。古镇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处理好两者的协作关系。古镇保护者应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前提下，积极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将旅游收入尽可能地用于古镇保护，可通过建立古镇保护基金来提供长远的资金保障。
4．3 镇外建新区，镇内限制商业范围
目前，许多古镇在旅游开发中都出现过度商业化倾向，多数游客批评周庄喧嚣的商业气息破坏了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原有风貌。丽江大研古镇在旅游大规模开发前，商业街区主要集中于四方街，而自1997年“申遗”成功后短短几年，古镇的商铺已遍及各主要街区，仅旅游纪念品商店就达800多家，严重影响了古镇的原有视廊及居民正常生活。因此需要对古镇的旅游商铺经营的范围进行限制，将商业活动控制在旅游核心区内，主要生产、销售地方特色产品。对于商业型古镇，商铺应尽量集中在传统商业街，并以沿街老字号为主，起到复兴古镇商业原生态的作用。由于传统街区普遍具有完整的传统风貌，因此居民或经营者均不得私自对民居进行翻修拆建，已新建的商铺必须逐步拆除。
由于停车场、现代型饭店等现代旅游设施与古镇传统风貌不协调，可在古镇外另建新区进行设置，以作为古镇旅游的延伸和疏导。新区的建设应与古镇周边环境相协调，并保持一定距离，区内建筑需控制在一定高度之内。此外，由于古镇民居存在居住条件上的缺陷，而居民若擅自翻修不当，又会破坏古镇整体风貌环境，故可将部分居民外迁至新区，以满足他们对新住房的需求。镇外建新区，镇内限制商业范围的措施，有利于在促进旅游商业化适度发展的同时，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
4．4 探寻商业化与文化发展的平衡点
目前游客对于商业化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商业范围大、商家诚信低、旅游商品单调无特色等，普遍认为商业气息淡化了古镇原有的传统风貌。而正如前文所述，商业化本身并不会削弱文化内涵，事实上，一定的商业活动总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关联，商业有商业文化，它贯穿于商业活动的全过程。商业化的适度发展需要高品位的商业文化，这就要求旅游投资商和经营者立足于本土特色，在商业活动中融入古镇特有的文化氛围。具体可采用以下措施：
(1)振兴“老字号”：“老字号”是古镇商业发展兴衰成败的见证，它不仅是生存时间较长的企业，更是一种历史遗存，其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对“老字号”进行旅游利用，可将其作为生产和销售地方特色旅游商品的定点商铺，转变原有经营方式，恢复古镇的商业活力。
(2)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古镇旅游开发必须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通过对客源市场的调查分析了解游客的需求，掌握市场的动态，在此基础上对名镇文化传统进行深度挖掘，大力开发体现地方风土人情的旅游商品，如乌镇的姑嫂饼、蓝印花布、三白酒；同里镇的芡实、莲藕、酒酿饼；周庄的脍鲈羹及工艺品竹编、“庄炉”等具有盛名的土特产品。
4．5 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开发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2
一、大理古城
古代
一千多年前，茶马古道就是汉藏民族之间进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而大理就位于茶马古道的核心位置，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唐代的南诏国、宋代的大理国均建都于此，那时的大理就已经是中国同东南亚诸国进行文化交流、通商贸易的重要门户，商业繁盛、脉搏强劲。
近代
清代的大理古城，最有名的便是西门外的“三月街”，也是大理延续千年的商品交易会，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会期七至十天，结棚为市，万商云集。“三月街”起源于唐代南诏国时期，到宋代大理国时期，段誉的儿子段正兴将三月街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马匹、药材交易市场。到了清代，有诗云：“昔时繁盛几春秋，百万金钱似水流，川广苏杭精巧货，买卖商场冠亚洲。”足见其繁荣景象。
现代
再往后，大理古城的商业脉搏缓慢起来。一方面，茶马古道早已被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所替代，大理“对外贸易”的黄金地理位置被忽略掉了，“三月街”骡马市场的繁荣不再。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的大理，将烟草业作为了当时的骨干产业，当时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来自现代烟草业的带动。当时大理古城商业消费更多的是“内部消化”而非“对外贸易”，城小人少，古城商业脉搏一度低迷。90年代初，大理政府认识到将烟草业作为骨干产业，并非长久之计，开始培养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1995年，政府规划，大理古城的建筑将统一建造在3层以下，其中大部分将以2层为主。到1999年，大理旅游业已初具产业规模，古城的业态构成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发生转变。由于游客到古城，一般都是从南门进入的，因此从南门进入，沿复兴路，一路向北，卖生活用品的商店不断被卖旅游产品的店铺所替换。
到了21世纪，旅游业正式成为大理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并通过《天龙八部》、《蝴蝶之梦》等品牌大力宣传，突出了古城的文化氛围，使古城游客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古城商业脉搏高速跳动。2002—2005年，是古城商业发展最迅速的4年。昆明世博会后的4年间，古城复兴路临街1层的门面，销售价格一路由20—30万元/间暴涨到50—100万元/间，每平方米售价也从几千元暴涨到2—5万元不等，门面租金也从30—50元/m2/月涨到现在的100—200元/m2/月。古城的商业业态，零售以银器、玉器、茶叶、民族文化商品（披肩、蜡染、羊皮画、牛皮制品）为主，休闲以酒吧为主。在古城投资的，多为当地人，也有一部分老外。
现在
到2006—2007年，古城的租金略有下降，原因是商业气氛太浓。民族+商业，洋人+酒吧，古城商业被这两种形式所左右，旅游观光业没有跟上旅游商业的脚步。人们到大理古城，大多把这只当作一个去丽江的中转站，逛街、走人，最多到洋人街再小泡一会，仅此而已。
用行内人的观点，大理古城现在的商业份额已经接近饱和，或者说，当前主流业态已经接近饱和，缺乏高端的、精品的、时尚的商业元素，过度重复的商业业态让所有参与的人都失去了竞争力，整个市场显得疲态有加、后劲不足。
二、楚雄彝人古镇
楚雄地处“彝族文化大走廊”的中心部位，是“滇西旅游黄金线”上的门户，具有“一州连三市”（昆明、大理、攀枝花市）的区位优势，是全国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
彝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有文字、历法和独特传统文化的民族之一。彝族主要分布在滇、川、黔、桂四省（区），人口多达820多万。彝族历史人文资源十分丰富、博大、精深。在语言和文字方面的种类就有十种之多，用彝族文字写下的文献浩如烟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历法、历史、地理、医学、艺术等。十月太阳历、虎宇宙观、万物雌雄观、尊左尚黑、火崇拜、毕摩画、毕摩经、史诗《梅葛》等对人类的科学史、思维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彝族支系多达50多个，每个支系的建筑文化、宗教文化、服饰文化、歌舞文化、民俗文化、节日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但因开发滞后，缺少一个展示平台，致使这么丰富的民族人文资源，处在中国著名的“滇西黄金旅游线”上而不为游客所认知，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响应省、州市政府关于加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需求，建设“中国彝族文化大观园”的构想，于2004年底实施开发，在开发区原（宋）大理国“德江城”旧址上，率先拓建“彝人古镇”旅游文化地产项目。
一、彝人古镇的定位
彝人古镇位于云南楚雄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安大道以北、太阳历公园以西、龙川江以东、楚大高速公路以南。占地约1740亩，总建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总投资25亿元，集商业、居住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地产项目，是可旅游、可商住、可经营、可买可卖、可赚钱的地产。彝人古镇是以古建筑为平台、彝文化为“灵魂”的大型文化旅游地产项目。该项目整体设计，分期实施，互为依托，分为前期（1、2期），已在2006年底建成并投入使用；后期（3、4、5、6、7期）的开发于2007年春动工，预计于2011年底全部竣工。“彝人古镇”总体规划设计要达到的效果：
1、展示彝族的人文文化。
2、展示彝族的建筑文化。
3、满足旅游和居住的需要。
4、成为中国彝族文化大观园的核心景区。
5、打造成一个中国西部影视城（拍摄基地）。
二、彝人古镇居住要素
1、彝人古镇西边靠龙川江部分规划为高挡别墅区，布置了云南民居半颗印、一颗印、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及北京三合院、北京四合院一进院、北京四合院两进院等，每户面积230-900平方米。另外还布置了联排别墅、双拼别墅、独栋别墅，每户面积230-300平方米。共有三十多种户型供客户选择。
2、彝人古镇东边靠太阳历公园部分规划为高挡多层住宅区，每户面积80-150平方米，有四十多种户型供客户选择。
三、彝人古镇前期（1、2期）的旅游文化要素
彝人古镇前期（即1、2期）占地243亩，总投资3.2亿元，于2005年初动工已于2006年底如期开发成功，获得了一致好评，成为楚雄旅游文化的新亮点。其旅游文化特色主要有：
1、水源广场：水是生命之源，景因水活，广场展示了彝族水的文化；
2、梅葛广场：通过雕塑形式，再现了彝族创世史诗《梅葛》的精髓以及彝族先民太阳历文化；
3、桃花溪：溪水碧流贯穿古镇（1、2期）中部，通过溪上各式石桥、栏杆、水景设施等展示了彝族历史上重要的史实和对歌习俗。
4、望江楼：是（宋）大理国“德江城”的标志性建筑，荟萃楹联文化及书画艺术，还可登高远眺；
5、火塘会广场：彝族是一个“尊左、尚黑”，崇拜火的民族，主要展示了彝族的火文化，是彝家兄弟踏歌娱乐的最好去处；
6、古戏台：又名“彝风园”，主要用来展示彝族原生态的歌舞、毕摩特技及饮食文化；
7、德运广场：通过“德运石”、《德运碑》等表述了（宋）大理国高氏相国的功绩，突出了以德治国的理念，也号召世人不忘祖训，以德为人，同时，为后期开发德江城找到了历史依据；
8、咪依鲁广场：通过雕塑讲述了《咪依鲁》的传说，展现了彝族人民勇敢、机智、不畏的精神；
9、整个古镇的建筑外观集中展示了滇、川、黔、桂等省区彝族土司头人的建筑文化。
四、彝人古镇后期（3、4、5、6、7期）的旅游文化要素（品质）
由于“彝人古镇”是一项大型的文化旅游地产项目，3、4、5、6、7期旅游文化要素主要展示为：
1、彝文化主题园（彝人部落）：
（1）、展示彝族原生态建筑文化：如瓦房、土展房、垛木房、闪片房、毛草房等彝族民居建筑。
（2）、展示彝族原生态市井文化：在正大门入口规划一条市井商业街展示彝族原生态市井文化，布置酒铺（酿酒（白酒、米酒）工艺展示、彝族酒具展示、游客品酒活动）；豆腐房（豆腐制作工艺展示及其它特色食品制作。刺绣房（织布、染布、刺绣工艺展示）；木器、竹器、乐器、银器、漆器、铁葫芦等工艺品制作和展示；药铺（制药、看病）展示彝族的医药文化；茶铺（制茶、品烤茶）展示彝族的茶文化等。
（3）、展示彝族原生态生活文化：在市井商业街北面规划一个原生态村落，布置民居、打谷场、姑娘房、婚房、土主庙、村社广场等生活环境，并通过碾米、磨面、纺织、刺绣、婚礼等活动展示彝族原生态生活文化。
（4）展示彝族历史文化：采用雕塑的形式展示彝族历史文化，如用一组从猿进化到人雕塑展示楚雄是东方人类发源地的历史；用一组六祖雕塑展示彝族六祖分支的传说历史；用一组马邦雕塑展示楚雄是盐马古道和茶马古道的历史等；
2、威楚楼（彝王宫）：用于展示彝族大型的歌舞文化和服饰文化，与之配套的还有户外火塘会广场的原生态的歌舞，这将是中国彝文化歌舞艺术的精华所在。
3、毕摩文化广场：即大型“火塘会广场”。广场设立毕摩文化长廊，广场将集民俗文化和园林为一体，主要用于展示彝族的各种节庆活动。
4、土司府：土司是历代封建王朝用于少数民族地方统治机构，也是上层文化较为集中之地，用于展示彝族的土司文化，是电影基地室内戏拍摄的场所。
5、德江城：为（宋）大理国名门望族相国高明量封地，在修建威楚城时，在西北二里建的德江城（外城），后成为“俨如山中宰相，后理国的政治中心”，现恢复“德江城”的风貌，展示（唐）南诏、（宋）大理国宫廷和民俗文化。
6、高氏相府：为二进院布置建筑，前院展示高家的相府文化和宗祠文化，后院用作婚宴馆。
7、祖庙：彝族、有“六祖分支”、“九隆神话”之说，彝族民间有“土主崇拜”的习俗，设“六祖庙”用于彝族民众对先民、对祖先崇拜，成为广大彝族同胞寻根祭祖的场所。。
8、庙会广场：广场东边是祖庙，西边是高氏相府，广场边设有戏台，该广场是室外戏曲和歌舞活动场所。也是庙会活动场所。
9、清明河：河宽8-12米，可划船，水较深流速较慢，主要展现江南水乡风韵。
10、茶花溪：溪宽2-2.5米，水较浅流速较快，主要展现西部古镇水乡风韵。
11、游客酒店住宿接待区：在“彝人古镇”中规划一个酒店住宿区，该酒店区规划五星级会务酒店300个标间、三星级产权式酒店300个标间。另外三期和四期德江城中布置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客栈式40院，每院客栈式“会员酒店”标间25-30间，共计1100个标间。加上一、二期已建成的400多标间，建成后的彝人古镇每天将能够接待4000多游客住宿。
12、大型彝族特色饮食区：在三期规划一个大型饮食接待区，布置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餐馆8院、独栋式餐馆三至五家，主要接待旅游团队。另外德江城内每隔一定距离布置一家中小型餐馆，接待旅游散客。
13、旅游商品集散地：彝人古镇的部分街区将打造成云南最大的旅游商品集散地。古镇的部分街区建成后，将集旅游商品加工、批发、直销、零售于一体，每年在该区域举行二至三次全国性的旅游商品展销会，成为今后云南乃至全国旅游商品交易的最佳区域。
14、各种文化雕塑：彝族民间的很多生活情趣及很多民间传说故事用雕塑的形式来展示。
15、其他旅游要素：饮食文化街、古镇水系、水系两边的酒吧、茶室、小吃街、洋人街、民族手工艺品街、旅游商品街、彝人竞技馆、彝人水疗馆、彝家婚宴（可在高氏相府考虑）、彝族医药一条街等旅游元素都要在彝人古镇中体现。
五、彝人古镇总体建成后的前景
1、彝文化唯一性：古镇建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展示的人文文化会让游客流连忘返。人文旅游资源与自然风光旅游资源不一样，人文旅游资源对游客的吸引具有重复性，而自然景观景点对游客的吸引具有单一性。“彝人古镇”要突出彝文化并在古镇荟萃与展示，让商住和游客体验博大精深的彝文化，集中体现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唯一性，彝人古镇必成为“游云南必到之地”。
2、彝人古镇的无限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旅游资源会象矿产资源一样的紧俏。特别是人文旅游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据经济学家考据，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GDp（中国2005年的人均GDp已达到1740美金）的不断提高，有专家预测中国的游客在未来6至8年内将由现在总人口的17%增至30%（2011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金），可想而知，就目前的旅游资源远远不能满足游客增长的需要，彝人古镇的建设具有超前性。
3、区位优势：昆明的后花园、“滇西旅游黄金线”上的第一站。目前，这条旅游线上的旅客已达到1000万人次，按目前的增长态势，到2010年，该黄金旅游线上的游客将达到1800---2000万人次。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3
一、几个古旧艺术品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1 哈尔滨古玩城。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37号，于2002年开业至今，经营面积有8000多平方米，现有经营业户200多家，经营民俗工艺的业户也有上百家，是哈尔滨市成立古旧艺术品市场比较早的一家。经营兴旺市场发育比较成熟。也培养出一批古旧艺术品收藏经营有影响的企业家大师，如中国古玩商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收藏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辛百祥，不仅是哈尔滨古玩城的创建者，现又牵头创办了哈尔滨同记珠宝古玩城，成为古旧艺术品经营界有名气的大经营家。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省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苗德福，十几年来一直从事西洋古玩、旧钟表、老电话、旧战刀、古瓷器、旧唱机、旧照像机、老烟画以及古老设备，已成为此类品全省最大的经营大家。省收藏家协会理事，哈尔滨古玩城桧爽轩经理任凤年，在职时。就喜欢搞收藏，退休后做起古玉器、古瓷器经营，不仅收藏了好多价值很高的藏品。积累了一大笔不菲的财富，还培养了一代新的接班人。
2 哈尔滨永久古玩工艺品大市场。坐落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副72号，于2003年8月1日开业，经营面积5000多平方米，主要经营类别有：一楼经营钱币、邮票、各种卡、礼品、奇石、瓷器；二楼经营玉器、翡翠、工艺品、茶艺品、古玩、字画、红木家具、军事经典收藏品；三楼经营古玩、字画、装裱；四楼经营名犬、名猫、宠物用品、开展宠物洗浴美容业务；负一楼经营观赏鱼、鱼缸、鱼具、花卉，还有宝丰药店等。这个市场是由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建立的，由他的老师――哈18中退休教师何淑芝经营管理，建立以来发展势头很好，打造了一批经营精英。特别是经营邮票、卡在哈市很有影响。经营者陈玉明老先生，从事古玩艺术品半个多世纪，不仅有多件艺术精品，又仁义经商，讲究信誉，童叟无欺，很被同行尊重。晟鑫轩珠宝店、晟鑫轩古玩店经理董运隆是后起之秀，从小就喜爱收藏，现主要收藏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的瓷器、玉器、铜器、酒具、钟表、唱机等。不仅精心经营，又善于研究。
3 哈尔滨同记珠宝古玩城。地处哈尔滨道外靖宇大街368号，原哈尔滨百年老店同记商场旧址，是哈尔滨经营面积最大的古玩城，经营面积有30000平方米，2009年5月正式开业。共分地下一层，地上七层，每层4600平方米。一层的黄金珠宝城，主要经营黄金、钻饰、缅甸翡翠、新疆白玉、红兰宝石、玛瑙、水晶、牙雕珠宝等，经营上百个厂家的优质产品，为方便业主就餐，还开办了食品超市。二层为高档工艺品城，主要经营翠玉珠宝、珍珠宝石、银饰、水晶、琥珀、玛瑙、奇石、木雕、竹刻、景德镇名家瓷器、宜兴名家紫砂、仿古红木家具及各类工艺品，红木家具经营是全省最大家。三、四层古玩城，主要经营历代瓷器、青铜器、古玉器、古钱币、古籍善本、文房用具、雅玩杂项等，还设立邮币卡及红色的纪念品像章和“红宝书”，最受顾客青睐。五层书画城。有近百家书画精品间，主要经营古代、近代、现代著名画家字画、中国近代名家油画、俄罗斯油画；龙江版画、冰雪画等。有名书法家、画家现场表演书画。书画城还设有字画装裱、销售、拍卖一条龙服务。同时，在书城还经常举办书画教学班、书画展，培养书画人才和开展书画学术交流。六层设立展览展销大厅。同时。还可经常开展拍卖活动和搞各种专项展览。七层为办公和会馆区，分为同记珠宝古玩城办公区和嘉瑞拍卖有限公司办公区，嘉瑞艺术品投资公司办公区，还设立私人会馆区。本市场，从今年5月开业以来。已有近千家业户进入市场经营。已初步形成我省古玩艺术品综合型经营的大市场，开展大型活动。比如四楼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黑龙江分院葛建军院长开办的画廊茶座，为多位画家开展营销活动，还为满族举办了374周年金班节庆祝活动。同记珠宝古玩城，2009年11月15日至11月30日起，为我省著名画家杨守本举办了油画作品展。作者精品有300多幅，很有影响力。在北京经营多年古玩艺术品的邢书斌经理，看好了我省古玩市场的发展前景，特在同记四楼开办占地面积300多平方米的日月星古玩店，经营诸多不同年代的古瓷，成为我省古玩艺术品市场经营高档瓷之最，开业三个月来销售很好。
4 哈药古玩艺术品广场。坐落于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408号，经营面积1万平米，于2009年5月1日开业迎客，有300多家客户进场经营。经营的古玩艺术品主要有瓷器、青铜器、书画、古董家具、玉器等，广场内还开设照相机展馆、辽金博物馆、萨满博物馆、书法篆刻博物馆等。周六周日双休日，还有众多的个体经营者设立的地摊叫卖，各类古玩艺术品吸引多方来客，一到三楼通道两旁和上下楼梯旁都摆满了摊位。走路时很艰难。人头攒动，有时肩挨肩，脚碰脚，人气十分旺盛。现为扩大经营，安排更多的商户。四楼、五楼又开办了书画廊。现哈药古玩艺术品广场。不仅是我省最大的古玩市场，也是东北三省最大的古玩市场。从永久古玩市场，吸引来的张福来老人现年74岁，已从事收藏30多年。现主要收购销售日本古玩艺术品，在哈市有一定影响力。
5 哈尔滨文化大厦。坐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苗圃街89号，隶属于哈尔滨工大集团，成立于2003年，营业面积15000平方米。文化大厦汇文化商机为一体，集艺术休闲为一尊，是人们休闲、怡性、陶冶情操的理想之地。是我省具有“学术性”、“专业性”、“前瞻性”和“规模化”、“产业化”的文化交流传播平台，也是我省旅游观光的定点场所。现成为饱学之士、连接文化与市场的桥梁。文化大厦推崇艺术至上，展示与经营相融。名人名家，新人新作。古典与现代在这里尽显其成。大厦内经营名人字画，新增精品画区、俄罗斯油画精品，文房四宝篆刻、字画装裱、玉器、陶瓷、奇石、根雕、古玩、藏饰、名家家具及民间手工艺品各有千秋。争相生辉。如黑龙江省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王同镇开办的具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油画精品画廊，有一千多幅，好多作品都是俄罗斯部级大师和国家一级画师的作品。大厦内创办的0451“大道”美术馆就很有特点，它以“原则性、学术性、国际性”及专业服务为办馆理念。以“传承历史文脉，创新当代艺术”为宗旨，创办具有展览、研究、视听、教学、收藏交流五大功能的经营理念。0451大道下设艺术家经纪公司、工程装饰画部，艺术家会馆，不仅为艺术家和购藏者之间搭起交易的桥梁，又为艺术家和购藏者之间交流提供优质服务，也为文化市场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大厦内，特别是中国书画经营家协会副会长刘权创办的哈尔滨博古
斋画廊，经营全国超百名部级画家和有名的大师级画家的著作和有较高收藏价值的作品。如：我省晁楣、于志学、卢禹舜、贾平西、吴作良、张祯祺、杨松杰、田卫平、李维康、薛维康、薛智国、王丕、杜晓东、洪浩昌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多有陈列。这不仅满足我省广大收藏爱好者的需求，也带动和促进我省文化市场的大发展，还有利于我省与全国的文化交流与市场对接。
6 信恒金亿古玩城。坐落在哈尔滨道外区南直路255号的信恒金亿古玩城，2008年12月开业，主要业户来自盛中古玩城的经营业主，又有其他市场吸引来的经营者。经营面积6000多平方米。有200多家业户。主要在二、三两层楼经营。如：二楼经营清花瓷业主曲文广，不仅在这里开办最大的清花瓷大型艺术品经营。同时他还在道里永久开办景德明珠店，专营景德镇名优瓷制品。特别是信恒金亿古玩城创办人，中国工商联古玩商会黑龙江分会会长、哈尔滨市收藏家协会会长孙亚非。不仅具有创办古玩城的理念、经验，还有很深的理论根底，他主编了《中国钱币辞典》中的金朝卷、《黑龙江钱币》、《俄罗斯和前苏联钱币图录》，还撰写了《东北革命和抗日根据地货币研究》、《中国东北地区货币》、《洛阳泉志》、中国・俄罗斯文化年《睦邻黑龙江》画册等。在古玩界颇有影响。
二、几个古旧艺术品市场有利因素与不足
1 开办时间有天时地利之忧。哈尔滨永久古玩工艺品大市场。是借哈空调机厂改造动迁之机，招商开业。此地有兆麟公园文化氛围，又地处哈尔滨友谊路繁华街道，距松花江、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哈一中、市医院、儿童医院、省工商行、凯莱、苏宁、沃尔玛近，客流多，交通又四通八达，上下班方便，开业之后，一直旺盛。问题是营业面积少，业户安排不下，连经理办公室都倒出来，支持客户经营。信恒金亿市场。也是借盛中古玩城歇业。开办市场，不仅把盛中经营者大部分招来，又从其他市场，靠优惠政策引进部分。这个市场在茶城比邻，又距哈会展中心近，有宽广的大路。但刚开办，客流少，人气不旺。
2 靠无形资产，发展市场。哈尔滨同记珠宝古玩城，地处哈尔滨道外靖宇大街繁华老商业街，在旧社会著名商人吴百祥创建的老同记商场，建国后，同记成为哈市三大百货店之一，又是全国第二家，我省第一家国有商业实行股份制企业，又委托哈市箸名企业中央红军团经营过，在全省知名度高。现在创办同记古玩珠宝城的辛百祥，不仅是老同记中层干部。成功创办哈尔滨古玩城的经验，又是中国和我省收藏家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和有名望的收藏家，在收藏界具有较高的知明度和人气，有利于招商和发展古旧艺术品市场。不足是办这么大的古旧艺术品市场，政府不给予政策支持，实在是压力太大。力不从心，需政府和各方给予大力支持。哈药古玩艺术广场，是哈药集体在老向阳商店创建的。向阳商店是哈市独一家经营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照像器材、戏剧用品等专业商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在顾客中形成很高的知名度。再加上哈药名企创办，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有经验的管理干部管理，又找名人做广告。还在同记开业前开业。率先开展地摊买卖，更增加人气。不足是“走向市场差和进入社会不够。有封闭性。
3 利用优势，打造市场。哈尔滨古玩城，利用文庙和文化公园的文化力招揽的人气，是在经营民俗文化纸、香、腊、佛、纸币、金元宝等发展起来的古玩市场。进场人员时间久，业主有一定原始积累和经营实践经验，大多数业者守信经营，又有专业品项，形成较高的知名度，吸引很多回头客。现尽管哈市又开几个古玩市场，市场业户不减。经营还是有利可赚。哈尔滨文化人市场，是哈工大创办的，靠近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师大艺术学院、哈工大科技园。有近“赤者红”的文化基因熏陶，形成文化氛围，又有在职和离退老书法家和画家。开办书画廊和开办教学基地，带动了书画作品的经营。问题是地处偏远主要街道和商业文化区，人气不旺，销售不畅。
4 招聘人才，搞活古旧艺术品市场，这几个古旧艺术品市场，经营者都想方设法，招引一些有自己绝活，好的品项的古旧艺术品界的名人。而且靠行业经营精英，形成名人效益圈，每类每项都有领军人物，形成头羊作用，团结一帮人，进场经营，带动市场，支撑市场，发展市场。
三、几个市场存在的问题
1 缺少规划，自由发展。哈市古玩艺术品市场，发展建设中，政府没有很好引导，没有总体规划，创办古玩艺术市场更没有规则、条件、要求，谁想办就办，谁想在哪里办，就在哪里办，靠自由发展。创办者，也是心中无数，总认为办古玩艺术品市场能挣大钱，发大财，快致富，就抢着办。不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管理能力，选址科学依据。
2 行业管理缺位，指导服务跟不上。古玩艺术品市场的建立，归哪个主管部门管，由谁引导发展，创办起来的市场存在哪些问题，由谁帮助解决，整个行业发展如何，更是无人问津。
3 人员素质低，目光短浅。古旧艺术品经营队伍中。缺少组织领导，独自为战。搞经营为生活养家糊口。搞收藏是个人爱好，退休下岗玩玩，没有远大理想和宏伟目标。在经营者中有几种：一是一批老经营者，是跟祖父、父亲学的搞收藏起家，靠开放，做起古玩艺术品买卖，这些人有经验，也积累一定的财富和收藏一些精品作为镇店、镇宅之宝；但缺少文化底蕴，年龄又大只守摊，无远大理想。二是退休下岗、转业军人。有的是画家教授，自己办书画廊，教学或现场作品展卖；有的是继承的藏品或自买的变卖，开书画廊；也有的专门搞经销，也有的是搞代销。三是无职业或劳教改过之人，只是为了糊口，为了捞大钱，有时不择手段，失去商业道德。总的是。经营者中文化低，道德也不高尚，当面称兄道弟，互相吹捧，背后说三道四，互相拆台，下脚绊。
4 鱼目混珠。赝品多。好多经营者，都自称自己的藏品历史悠久，是哪朝哪代的或者说祖辈传下来的。其实是赝品、赝本，赝币、赝鼎、赝佛。多数藏品他们一买来时。就是仿制品或残次品。如：各种瓷品，买者成窑买进，优质品只有几件、几十件，一窑有上千件或几百件。特别源头，就烧制赝品，仿古，一般人是不懂，也看不出等级。
5 不诚信，欺骗顾客。有的卖者，不仅年代、品质上欺骗顾客，又在价格上也欺骗。为了挣大钱，卖主漫天要价，而且要出天价。比如几十元或者上百元的商品，就敢要几千元，几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他们和笔者谈，越要高价，买者越要买，他就挣了大钱。
四、对古旧艺术品市场发展建议与对策
1 提高对古旧艺术品市场建议发展的认识。古旧艺术品市场。不仅是流通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必须注重发展流通业、文化产业。要发展流通业和文化产业，更不能忽视古旧艺术品市场的建设与发展，古旧文化市场同样起到流通业，对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驱动力作用。为此，我们应当向抓农业、工业、流通业、文化业那样，抓好古旧艺术品建设，使古旧艺术品市场适应满足“富者藏金、德者藏玉、雅者藏墨、唯尊贵者藏景泰蓝”高品位和尊贵身份者的需要。
2 发展古旧艺术品市场，领导应摆在工作日程中。特别是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要重视古旧艺术品市场建设，了解古旧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与现状、存在的问题，切实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指导推动古旧艺术品市场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3 商务主管部门，要主动负起责任，对古旧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建设，要制定总体规划和行业规范细则。研究、提出支持古旧艺术品市场发展的扶持政策、法规。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向支持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一样，提出具体、明确、有可操作性的扶持古旧艺术品市场发展政策。
4 要多方，不拘一格的培养古玩艺术品市场急需的人才。有关大专院校，要设立专业或开办短期、中长期班，为古玩艺术品市场培养经营、鉴定、估价、收藏、保修专业技术人才。
5 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加强行业管理。商务、工商、公安、税务、文化等有关部门，要携手共同打造古旧艺术品市场发展有关政策，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指导古旧艺术品市场健康发展。
6 结合科学发展观学习，在古旧艺术品市场开展守法、诚信教育。使古旧艺术品市场做到公平、公开、公道交易，保护消费者利益。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4
早在上个世纪民国时期，王孝通先生就在著名的《中国商业史》一书中提出：我国早在“神农、黄帝之间，商业规模已备。综计世界诸国，惟埃及开国，较我为先；他若希伯来、腓尼基、巴比伦等，世所称为商业发达最早者，犹俱在我国之后；至如近世著名商业国之欧、美诸邦，当时商业，尚未萌芽。”
由于商业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结果必然是早期商业城市的繁荣，而近几十年来的城市考古学已经证实：中国不仅是世界上商业城市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而且，一直到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城市发展远远领先于世界。所以，把华夏文明简单概括为农业文明的观点，是不符合华夏文明客观情况的。纵观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催生的商业城市，两汉时期的西安、洛阳等都城代表了世界商业城市的最高水平，唐宋以后的苏州、成都、扬州等地方城市的商业繁华，也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西方商业发达国家的任何城市。扬州是中国古代地方商业城市中的杰出代表，通过对古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生产活动、特点的分析，对于探寻中国古代商业文明发展的轨迹和特点，全面而客观地切近华夏文明的多元化本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扬州地区及城市商业生产活动
古扬州地区商业生产活动发达，是古代扬州城市商业繁荣的历史背景。扬州地区自古“俗好商贾”，形成了独特的地域商业人文景观。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古代江淮地区“俗尚商贾，不事农业”，这是古代扬州地区和城市商业文明的基础。
《旧唐书》卷五九《李袭誉传》称：“江都俗好商贾，不事农桑”，另据杜佑《通典》的扬州卷《风俗》中说：“扬州人性轻扬，而尚鬼好祀。每王纲解纽，宇内分崩，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先争。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
扬州好商贾、不事农桑的生产结构特点，并非是该地区农业耕作不发达，恰恰相反，扬州地区拥有极为灿烂的农业文化历史。据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的考察：龙虬庄遗址从第8层至第4层都发现人工栽培稻遗存，而从第8层至第4层栽培稻则从原始型向成熟型发展，这说明龙虬庄文化发展的1000余年间稻作农业是持续发展的，以稻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逐渐成为江淮东部地区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而且，稻作农业贯穿整个江淮东部的新石器时代。
扬州地区俗好商贾的地域人文特征的形成，与发达的农业生产直接相关。一方面，相对于农业生产活动而言，商贾行为无疑是一种“只消费、不生产”的活动，本地发达农业提供的足够数量的剩余粮食，是商贾活动得以顺利展开的一个重要条件。历史文献也表明，”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无饥馑之患。……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另一方面，学者童恩正对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印度等世界上最早文明发展地区的研究表明，唯有以谷物栽培为主的农业，才能提供足够数量和富有营养的食物，使人口增加，定居得以实现，并能提供一定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化的基础，从而促进文明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扬州地区稻谷栽培农业，不仅完全有能力提供足够数量的粮食，而且可保证人口增加和定居得以实现的营养，这是扬州商贾活动盛行的另一个重要条件。
二、从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规律和特点来看，古扬州城市正处于中国商业活动开始由北向南转移的关键时间和关键地域。
一方面，周长山在《汉代城市研究》中指出：“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都在经历着巨大变化。随着铁器的应用，农业和商业的分离，推动了城邑的进一步发展。”“城邑的扩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达，城与商品交换的场所――市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城市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感受日深的客观存在。”
另一方面，王孝通在《中国商业史》中认为，“春秋之商业，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为黄河流域之商业，第二期为扬子江流域之商业，故其时强国之势，亦由北而趋南”，即春秋初期，中国古代商业以北方黄河流域最为发达，这和学界长期坚持的北方黄河文明在早期最为发达，而南方长江流域经济相对落后的观点完全一致。但是，到了春秋晚期，中国商业活动的繁荣出现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的情况，“吴、越皆扼扬子江之口者，故其势渐强，然而所谓春秋之趋势，由北而趋南者，盖由黄河趋扬子江，又由扬子江上流趋于扬子江下流，岂非随商业之趋向而进行乎?”也就是说，中国商业经济活动发展的规律，是北方发展在前，南方发展在后，具体而言是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了扬子江下游地区。
从时间上看，春秋末期正是扬州城市的发生期，在地理区域上，扬州位于吴越国统治的扬子江下游，因此，可以推测扬州城市原始形态就具备了良好的商业活动基础。这也可以说是此后扬州城市商业形态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扬州地区所属国家盛衰与商业发展的关系上看，扬州地区应该有过相当发达的商业活动。
扬州城最初为吴王夫差所建，后来被越国灭掉，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诸侯之间的军事斗争。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与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仅仅依靠政治阴谋和穷兵黩武是不全面的。
据王孝通先生观点，“越之兴也，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由勾践卧薪尝胆之功，实系计然经营实业之力。”“吴、越之兴亡，率由于商业，商业之于国，关系大矣。”按照这种说法，越国灭掉吴国，与越国强大的经济力量直接相关，而越国经济又以商业活动最为突出，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商业发展的两个鼻祖级人物，一个是王孝通先生所说的计然，另一个则是人人皆知的范蠡。前者“尝南游于越”“长于牟利”，后者更是充满商业经营智慧，被尊称为陶朱公，民间则常常称之为财神爷。从越国商业经济发达乃至消灭吴国的情况来看，扬州城在属于越国期间，受到越国商业经济活动影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四、古扬州城市的商业文明，早在吴王刘濞时代的盐业生产活动中，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扬州的盐业活动究竟开始于何时，尚需要学界进一步考证，但是，扬州在汉初吴王刘濞时期，盐业发达已经著名国内倒是不争的事实。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力富饶。”而韦明铧《两淮盐商》一书则说：“刘濞最重要的政绩有三，即铸钱、煮盐、造船。这三大产业，使得当时吴国的强盛成为天下之首。”对于吴王刘濞时期的盐业经济为其带来的巨大财富，黄仁宇先生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里通过分析“七国之乱”的原因，有这样一个非常独特的看法：“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由此可以证明吴王刘濞时代，利用盐业积累的财富使国力富强。扬州作为吴国的都城，其商业繁华由此可见一斑。
由上可知，早在扬州城市的原始形态时期，不仅具备充分的商业发展的条件，而且，在原始形态的末期以盐业为标志，一度成为中国古代城市商业活动中重要的内容。
二、古扬州城市商业文化的特征
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形成了以务农为本的价值判断体系。经商则与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相违背，公开言利的功利观念尤其违背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教条。因此，从商还是务农，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活动方式，而被赋予了道德价值意义。
扬州城市原始形态时期，商业活动相当发达，较早凸显了言商重利的社会风尚，并在道德观念上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由此形成了与传统伦理教义中重农抑商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体系。这既是商业生产结构形成的必然特征，同时，也是扬州都市文化不同于农业文化的差异所在。这正是扬州都市文化原始形态的第一个重要特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在考察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城市位置的选择有一定的条件，城市只有在对外贸易特别有利的地方，或者在国家元首及其权臣需要用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换取劳动而把它作为基金支付出去的地方才能形成。虽然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的主观目的在于军事运输，但是，邗城不仅没有发展成为纯粹的军事城市，相反，邗沟在沟通南北运河水道之后，使扬州成为国内日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这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扬州城市商业文明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而言，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在这一地区农业相当发达，有了足够的粮食剩余可以满足手工业者等非农业人口的供应之后，才会在交通便利、人口聚集的地方产生城市。从地理资源条件上讲，邗城阶段的扬州，是非常适合这种城市发生模式的。
扬州的好商贾之风，导致了扬州城市与中国传统社会主流不同的道德观念。这里可以通过扬州对于历史上两个重要人物夫差和刘濞的道德评判看出。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5
一、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范式特色
首先，在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中，构成约定俗成的分类系列的几个概念本身就不是同类项。这形成了历史与考古研究的“中国特色”，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尴尬。
作为开篇的“史前时代”，采用的是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和历史（History）的分期话语体系（2）。这一时代划分方法立足于各个时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别，着重考察文字与文献的演进及其作用。陈星灿归纳了各国学者关于“史前”与“原史”的解释，认为“几种说法尽管不同，但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史前史应该是研究没有文字时代的历史，而原史则是研究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的历史”（3）。显然，夏商周三代至少有一部分时段是属于“原史时代”的（4）。但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摒弃这一概念不用，认为“从实际意义来说，原史考古学的重要性不如前两者（指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引者注）”（5）。
史前时代，从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角度看，主要属于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概念，也被广泛使用。这里采用的又是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话语体系（6）。但这一话语体系也没有被中国考古学界彻底贯彻。由于进入王朝阶段就有清晰的朝代传承记录，所以只有“石器时代”被借用，其后的阶段划分就直接利用传世文献的话语体系了。
1952年，中央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全国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当时由考古所的郭宝钧讲授“殷周”一段考古。1953年至1955年，郭宝钧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编写《殷周考古》的正式讲义（1954年油印本）。1956年始，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殷周考古”课更名为“商周考古”，1956年编成《商周考古》讲义，截至春秋时期（油印本）。在1958年出版的中科院考古所业务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7）中，断代考古被分为石器时代考古、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至宋元考古四个大的部分。此后的1960年，北京大学正式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8）。
将“商周”和“青铜时代”并用，显现了当时社会风潮的影响。郭宝钧在其1963年出版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一书的“绪论”中，述及“本书依据这些地下资料，参以先秦文献和文字的写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拟分门别类，通商殷两周的史迹发展，作如下的综述”。在书中，作者分章概述了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和精神文化。现在看来，也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此后，中国大陆再没有出版过一本综述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专著了。关于后来对“青铜时代”概念的弃用，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商周考古》中有专门的说明：“考古学的分期法，是根据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属于原始社会范围内的历史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这种分期法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历史过程，曾经得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赞许而被普遍采用。但是，自从人类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成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宣言》），考古学三时代的分期法已经不足以代表其时代的特征而失去了意义。夏、商、西周已是奴隶制时代，春秋已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因此，我们一般地不采用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法”（9）。
代之而起成为潮流的，是以文献所载王朝为线索的“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10）。至此，史前时代（石器时代）+王朝分期，成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的一种权威范式。
二、三代考古：模糊的时间上限
回到“三代”，可知上述物质文化和王朝断代的“嫁接”，在其衔接之处，却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与三代（至少是其早期）尚处于前述“文字最初产生时期或文字不起关键作用时期”也即“原史时期”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弃用“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时代”和“历史时代”两分法的框架下，夏商周三代多被简单地划入历史时期。如“作为历史时期考古学，夏、商考古必须参照文献记载，并倚重于地下出土的当时文字记录，以期对相关遗存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科学解释”（11）。事实上，这是一个到目前为止都搞不清时间上限的研究领域。单就此点而言，它并不符合“历史时期”最基本的条件――存在丰富而可靠的文献记录。
对传说中的“夏”的处理，最能说明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的“殷周考古”或“商周考古”讲义中，编著者认为由于“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从商殷开始”，而“史记夏本纪所提到的夏代，也应该存在的，将来要靠发掘来证实”（12），所以对“夏”存而不论，由石器时代考古径直转入“商周考古”。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在“奴隶社会”一章下设“商殷”和“西周春秋”二节，“封建社会”一章下设“战国”一节。在“商殷”一节中，已开始探讨可能的夏文化了，但囿于材料，编著者仅提出“（河南龙山文化和洛达庙类型文化遗存）两种文化在探索夏文化中是值得注意的”（13）。
1979年出版的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材《商周考古》，对“商周考古”的定义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且在“商代”一章之前专辟一章“二里头文化”，虽书名和章节题目上未言明“夏”，但正文中已认为“二里头文化大体相当于历史上的夏代”（第6页），是“一种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古代文化”（第14页）（14）。这已将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而将二里头文化排除在商文化之外，从而确指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了。翌年，邹衡的《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15）出版，该书特辟专章论述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这也是首部在考古学上肯定夏文化存在的重量级学术专著。显然，邹衡在执笔《商周考古》教材时，已为其学术观点打下了伏笔。在集体编写的公共教材《商周考古》中，具有极强的个人风格的“夏”学说已呼之欲出。
1984年，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全所之力编撰而成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出版（16）。该书为夏鼐总负责，持论审慎平和。在“新石器时代”一章后仍沿袭成例，列“商周时代”专章，而综述三代。“商殷时期”一节下设“关于夏代文化的探索”专题，紧接其后的是“偃师二里头的早商遗址”，显然仍持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的观点。
《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考古学研究”综述一栏，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下列“商周考古”一文，同时附专文《夏文化探索和早商文化研究》综述此前多年该领域的研究状况。两个年度的“商周考古”综述文，都是由考古所的学者撰写的。到了《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由北京大学李伯谦教授撰写的该时段的综述，正式冠名为“夏商周时期考古”（17），延续至今。
此后，各校的“商周考古”课不约而同地改为“夏商周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也改为夏商周考古研究室。随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应该和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的学术标杆作用和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日益深入人心有关？抑或与上世纪80年代偃师商城的发现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有关？无论如何，在没有决定性证据出现的情况下，由知名学者论断的影响和新的考古发现导致主流观点的变化，即可以使确认一个传说中的朝代的存在成为学界共识，这是颇具意味的事。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仍在“二里头文化”一章前设专章介绍“夏文化探索”（18）;2013年吉林大学三代考古教材《夏商周考古学》，鉴于“目前考古上尚未发现可标志夏代开始的确切遗存”，“只能暂将（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引者注）‘新砦期’遗存的起始年代作为夏商周考古研究的时代上限”（19）。可见，尽管相关教材专著经历了从书名无“夏”到明确有“夏”的变化，研究方向由“商周考古”改为“夏商周考古”，但夏王朝遗存的不确定性，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国际学界通行的阶段划分之“青铜时代考古”，并未被采用和强调，这反映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研究取向。
三、三代考古：模糊的空间外延
在上世纪50年代，“商周考古”的课程和教材内容还基本上是以中原王朝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限的（20）。这当然是受限于当时考古工作和认识的结果，但不能不说那时的概念界定是名实相符的。
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铅印了系列教材《中国考古学》第三编《商周――青铜时代》，开始增加了“商周时期的边区青铜时代”部分。到1979年出版的《商周考古》，就分别在“商代”部分增加了“北方和南方地区商代其他青铜文化”一节，在“西周至东周初”部分，增加了“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其他青铜文化”，在“春秋中叶至春秋战国之际”一节，增加了“华南、东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节（21）。
在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商周时代”一章中的最后一节，是“殷周时代边远地区诸文化”。2003、2004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分别设专章介绍“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新近出版的《夏商周考古学》也有“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一章。
与史前时代（石器时代）概念的普世性，秦汉至明清时代以帝国为主的政治与文化“疆域”的大体稳定形成鲜明对比，三代王朝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内涵和外延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的。在广袤的东亚大陆上，它们是最早的一批广域王权国家。在其还分布着众多与其有交流、受其影响或完全未发生关系的其他青铜文化，甚至石器时代文化实体。这些文化实体，是无法用三代或夏商周的概念来涵盖的。张光直的《古代中国考古学》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就将“最早的文明：夏、商、周三代”和“‘三代’以外的最早文明”以两个并列的专章区分开来（22）。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考古学界的三代考古或夏商周考古，已成为一个时段的考古学的概念。
那么，其空间外延，如果不限于三代王朝，又如何界定呢？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对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介绍，不仅包括黄淮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关中与晋陕高原、内蒙中南部、甘青、燕山南北地区，还囊括东北及闽粤桂地区，甚至新疆天山南北也原本在其收录范围之内（23）。《夏商周考古学》更开宗明义，指出“从地域范围看，本课程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中原地区的……文化，而且也包括周边地区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24）。其收录周边地区的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远较《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更为“齐全”。上述处理原则，已有学者一言以蔽之：“夏商周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现今中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25）。“现今中国境内”这一当代行政和政治区划范围，成为考古学一个研究领域的空间界定指标。
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心存困惑：
三代文明=夏商周王朝文化=夏商周时代的文化=公元前2千纪至前1千纪前半段、现中国境内所有文化遗存，这一等式及研究上的处理方式是否成立？
我们这个栏目定名为“三代文明”，今后将征集相关宏文，所有在“现中国境内”的三代时期的文明，都属于三代文明的研究范畴，都可纳入本栏目吗？
三星堆、吴城、马桥、夏家店下层、朱开沟、齐家、四坝，甚至新疆地区的青铜文化……它们都属于三代文明吗？
所有年代上在“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青铜时代文化”吗？
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考古学・两周卷》、《夏商周考古学》中三代王朝周边地区诸文化的介绍部分，分别约占其总篇幅的33.3%、11.4%和26.4%。由此可知，首先，三代王朝本体的内容，占了三分之二甚至五分之四以上，处于绝对优势;其次，与夏商相比，两周时期华夏核心文化的范围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强力“挤压”了所谓“周边地区”文化的生存空间。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也显现了三代文明不断扩展的动态过程。
至此，可以说，由邹衡等前辈奠基的三代考古或曰夏商周考古臻于大成。如果说邹衡是夏商周考古研究一个时代的代表，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生活在邹衡的时代”（26），那么，这个时代的特色是什么？其定鼎之作《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7篇长文，分别论证了考古学上的（先）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周文化。用邹先生自己的话，他的工作就是“把某些考古学上的问题引向夏、商历史问题的研究”（27）。罗泰的归纳也许更切中其实质：“这几篇论文系统论证了邹衡关于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考古学特征，商、周两个朝代的起源以及重要遗址的历史定位等重大学术问题的观点”（28）。这是否也就是“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或者说，其最大的特色已蕴含于这个时段考古学的定名――“三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或可称为“王统的考古学”？
如果“王统的考古学”对于此前“王统的文献史学”是一场材料和方法上的革命的话，那么今后我们应做的是什么？大概就是超越三代王统考古学的、对东亚大陆青铜文化宏观体系的建构。
如前所述，以三代作为中国考古学阶段划分标尺而淡化青铜时代概念的不足，是可以显见的。有学者甚至认为，“由狭义史学观影响，考古发掘热衷于寻找与王统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以复原王统历史为目的的研究造成了古代遗迹遗物作为科研资源的重大浪费”（29）。鉴于此，李伯谦早在1980年代即有构建中国青铜文化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的思考（30），希望能“着力探讨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以及不同谱系文化之间的影响、碰撞、融合等问题，使读者对中国青铜文化有一个鸟瞰式的全面、系统的认识”。他指出，“我之所以对中国青铜文化的结构体系课题情有独钟，是因为我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种认识。我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古代文化错综复杂，过去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家将中国青铜文化的研究重心放在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文化固然无可厚非，但随着中原以外各地大量青铜文化遗存的不断涌现，对之仍然不加重视，很可能就要犯‘以点带面’、‘以偏概全’的错误了”（31）。李先生在上引其文集的《前言》中述及本想按着这一思路撰就一部专著，但一直未能如愿，这是颇为遗憾的事。
值得欣慰的是，仍有学者对此做了进一步的思考。孙华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青铜文化体系繁复，要从总体上全面梳理中国青铜文化的材料，阐述中国青铜文化的概况，解释青铜文化存在的问题，理解青铜文化反映的社会历史背景，其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对一些具体的青铜文化做了文化这个层面的分析，但还缺乏对某一传统的若干青铜文化从起源到消亡的全过程考察，至于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这个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则更是寥寥无几”（32）。他的长篇论文《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对中国各青铜文化区的材料作了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出现和消亡，以及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问题做了宏观的考察和分析，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但诚如作者所言，迄今为止，仍缺乏全面论述中国青铜文化的论著问世。学界翘首以待。
四、青铜文化视角的若干问题
预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王统的考古学”研究还将持续下去，我们的栏目也将陆续刊出这方面的佳作。与此同时，在前述学术背景下，若干问题或许是我们在中国青铜时代考古探索中最需要加以思考并尽力解决的;作为本栏目的主持人，当然也最希望能看到并刊出这方面的论著。这些问题可归纳如下：
（一）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生及其动因。
（二）欧亚大陆青铜文化格局下的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研究。
（三）深入系统的分期和分区研究。把握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动态过程，关注各青铜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梳理出其消长脉络。
（四）中国青铜时代的终结，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更替。
（五）三代政治文明与中国青铜文化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是，是构建考古学本位的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研究的话语体系。今天，当中国考古学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我们需要加深对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33）。预计从“聚落本位”的精细化的微观背景关系，到诸区域“文化”的态势及互动关系，到诸如各类城址、建筑、青铜礼乐器、各类兵器、空三足器、金器、卜骨、权杖、铜鼓、大石墓―石棚、石棺墓、土墩墓等重要遗存“圈”存在状态的探究，都会有长足的进展，研究方法也将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学学科的转型而得到提升。类似于《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34）这样的研究，应当得到提倡，增扩其深度与广度。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应当搭建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对话的平台，以其独特的学科视角与能力，贡献于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法则的建构。
有理由相信，中国青铜时代考古，将在这一洪流中大有可为。
注释：
（1）何平：《文化与文明史比较研究》，第1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
（2）ChristopherHawkes，archaeologicaltheoryandmethod：SomeSuggestionsfromtheoldworld.americananthropologist，56（1954）：155-168.GlynDaniel，aShortHistoryofarchaeology.thamesandHudson，Ltd.London，1981，p.48.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第4页，三联书店，1997年。
（4）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2008年。
（5）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6）丹尼尔著，黄其煦译：《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科学出版社，1958年。
（8）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编写说明”，文物出版社，1979年。
（9）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10）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1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43～45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
（14）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15）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17）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1986），文物出版社，1984、1985、1988年。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1～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基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业务学习教材》，第60～114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1）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
（22）K.C.Chang，thearchaeologyofancientChina，YaleUniversitypress：newHaven，1986（Fourthedition）.张光直著，印群译：《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后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第2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王巍、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论要》，《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
（26）许宏：《从〈商周考古〉到〈夏商周考古学〉――由两本考古教材串联起的学术史》，《中国文物报》2013年9月13日。
（2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写在前面”，文物出版社，1980年。
（28）LotharvonFalkenhausen，“ZouHeng（1926～2005）”.artibusasiae66（2006）：181～194.
（29）唐际根：《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中国文物报》1998年6月17日。
（30）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
（31）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前言），科学出版社，1998年。
（32）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6
关键词：传统仿古街区；同质化；商业文化；地域文化；传统建筑；形式外延；商业建筑特征；原住居民
1忽视对地方传统商业文化的发掘和继承，使得新开发的传统仿古商业街区文化内涵缺失
所谓“商业文化”，即传统商人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的实践中创造的人文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包括商业组织制度、商业技术、经营艺术、城乡建筑、庙宇奉祀、商业教育、社会习俗等整个商业文明体系。它是支撑中国传统商业街区最重要的精神文化内核，也是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重要方面。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包含有几个方面的特质：（1）传统文化性。中国传统商人绝非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贩夫走卒，而多是有着极深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传统文人。这些传统商人不论是世界观、价值观还是道德观等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作为儒学基本内涵的“礼”，原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后来逐步演化为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1]（2）地域文化性。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小农社会。封建小农社会的特点就是社会封闭且自给自足。因此，地方传统文化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中国传统的商业文化就植根于这种地方传统文化之中的，中国传统商人无不是以此为纽带结成了商帮从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方商业文化体系。地方商业文化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特色的商业组织制度，经营艺术，地方特色的城乡商业建筑，市井民俗等。这些都为传统仿古商业街区打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素材。（3）商业活动的时效性。中国传统商业交易活动一般有两种类型，即职业商人、商行开展的规模较大的商品交易，还有就是普通百姓自发的商品交换。这两种商业行为都是传统商业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后者而言多是有一定时效性、周期性的。这些商业活动多是依附于一些民俗活动或地方的特色吉庆节日，如庙会、场会、春节等。
2有地方特色的人文类、文化类商业项目在街区商业业态构成中所占比重过小，使得这些新开发的仿古商业街商业形态趋同
所谓商业业态，即商业经营的形态包括商业经营的类型、场所、规模、形态等。[2]我国目前传统商业仿古街区项目根据业态可分为：旅游休闲类、文化休闲类、商贸购物类、餐饮类、商贸休闲综合类等。但不管是哪一类，由于是传统商业仿古街区而不是商业街区，其传统文化性都应当得到尊重。特别是在仿古商业街区业态构成中能够代表地域文化特色或地方市井民俗的文化商业类项目比重应当达到适当的比例。也许这些商业项目不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应，但是其对整个项目文化内涵的提升以及特色化经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3过度的商业运作使得原住居民流失，从而导致地方特色、市井民俗日渐消亡
一个地方的特色区域文化往往是以人为载体承传和体现的。人们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民俗文化无一不体现出当地的传统文化特质。同样一个传统商业街区的最大魅力在于受众可以体会到其有别于现代商业街区的特色市井民俗、轻松惬意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这种市井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就在原住民身上。当下很多传统商业街区在改造过程中将原住民迁出，改造完成后沿街的大量民房被改作铺面并采取市场化的招商方式进驻。使得改造后的传统商业街区日趋贵族化。高企的地价、物价以及喧嚣的商业环境使得原住居民难以回迁。这就使得改造后的传统商业街区人口结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依附在原住居民身上的地方传统文化、市井民俗荡然无存。这种只有经济利益没有人文关怀、只有商人没有原著居民的仿古商业街区无非只是披着伪劣仿古形式外衣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其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4忽视对地方传统建筑文化的整体继承，使得新打造的传统仿古商业街区外延外观单一形式僵化
我国传统商业街区建筑形态源自中国传统建筑，而中国传统建筑不管是从建筑文化、营造方式还是形态特征都有着一套独特且完整的体系。其单体建筑形式、建筑组合、材料、装饰手法都极为考究且各具特点。笔者以为目前我国大多数传统商业仿古街区的建筑设计在继承传统建筑方面有几个方面的问题：（1）没有站在一个系统、全面的高度承传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外延。而仅琐碎、零星甚至异化地堆砌中国传统的建筑的形式元素。使得很多仿古街区建筑外貌有粗糙、肤浅甚至庸俗的感觉。（2）忽视中国传统建筑的材质、色彩特征。中国传统建筑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建筑体系。用钢筋混凝土代替了传统木质结构，用机器加工代替了手工营造，使得这些建筑外观看起来粗糙而肤浅。在色彩方面，中国传统建筑的色彩受到封建礼制、民族审美情结和所使用材质等多方面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色彩体系。中国传统建筑非常讲究含蓄内敛意境的表达。[3]同时，中国传统建筑的审美与营造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道、释三家文化影响极大。儒家讲求礼制的思想；道家讲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思想；佛家讲求“隐忍”“苦修”“顿悟”“禅意”的思想。忽略了对本地区传统建筑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建筑形式上相互抄袭导致仿古商业街区建筑形式外延趋同。中国民居建筑由于受到地理、气候、文化的影响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共性特征又带有各自的地方特点，而现在很多仿古街区的建筑设计忽视甚至漠视地方传统建筑的形式外延特点，教条化的复制中国传统建筑的共性特征。
5只关注传统建筑的共性特征而忽视传统商业建筑的商业特性
在建筑功能构成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是典型的封建小农经济。（1）其特点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和交易活动。在规划方面，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受封建儒家礼制思想影响呈现出一种封闭性、领域性的特点。封闭性，即中国传统城市规划强调以街坊为单位封闭设计与管理模式。一个商业街坊区域内集居住、商业于一体，呈现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领域性，即由居住区发展而来的商业街区是居民居住生活的场所。时间越长则领域性越强。领域圈内，物质形象、人文形象越来越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面貌。导致地块大多只能向纵深发展。遂致窄边向街、家家紧靠，呈现“小、密、多”的特点。（2）街道尺度适宜。传统商业街区大多街道宽度较小临街建筑低矮，街道轮廓比多为1∶1.5。小型商业街道宽度一般为4～8米，沿街建筑高度通常为4～6米。具有这种尺度关系的街道空间容易让人感觉亲切、怡人。容易展开商业行为。（3）建筑形态古韵浓厚。商业街道和建筑均具有古朴窄小的特点。
参考文献：
[1]魏云.国内外仿古街区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启示[J].未来与发展，2010（07）.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7
一、古代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的所有、占有、支配和使用诸方面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经历了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奴隶主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原始社会，土地属于氏族公社所有，也就是土地公有制。奴隶社会，土地制度是以西周实行的井田制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经济上的井田制和政治上的分封制密不可分，从而共同促成了西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时期，随着铁农具的出现、牛耕的推广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井田以外的荒田被大量的开垦为私田，加之兼并战争频繁，土地转让关系进一步发展，在井田上耕种的劳动力减少，井田制遭到破坏。鲁国实行按亩收税，其他诸侯国也竞相效仿，这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秦国以及其他诸侯国先后进行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解放了生产力，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的发展壮大，自耕农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承担者。
二、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
重农抑商政策强调发展农耕，限制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它是古代中国历代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主要指禁止国人出海贸易，严格限制外商来华贸易。重农抑商政策与闭关锁国政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可从实施阶段、目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比较。
1.实施阶段：前者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后者实施于封建社会衰落时期。
2.实施目的：前者在于压制商人势力，维护封建统治经济基础；后者在于防御外来殖民势力，维护封建体制。
3.根本目的：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前者是要严格控制国内市场和商业活动，后者是要禁止国人出海贸易，限制外商来华贸易。
4.影响：两者都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前者在封建社会初期有利于农业的发展，到中后期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后者有一定的自卫作用，但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长期与世界隔绝，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
三、古代三大经济部门的特征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特点
把握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从生产模式、生产方式、农业结构等角度着手。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小农个体经营为主是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精耕细作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在没有天灾、战乱和苛政的情况下，“男耕女织”式的小农经济可以使农民勉强自给自足。从农业结构上看，以粮食种植业为主，以家畜饲养为辅。中国古代的重大文明成就都是在农业经济发展基础上取得的。小农经济是推动精耕细作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中国古代一切文明成就的基础。但是，小农经济狭小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分工，很难扩大再生产，阻碍了社会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到近代以后，它日益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因素。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特征
古代手工业是指依靠手工劳动，使用简单工具的小规模工业生产。手工业产生时从属于农业，主要表现为家庭手工业。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所以，手工业的第一个特点是其生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夏商周时期以青铜铸造为代表的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政府直接经营，进行集中的大作坊生产。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了官营、私营、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产品精美，享誉世界，直到明代前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明中叶以后纺织、制瓷、矿冶等行业中，私营手工业后来居上，占据社会手工业生产的主导地位；而家庭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它有利于稳定小农经济，但技术落后，生产分散，妨碍了市场的发育。这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官营、私营和家庭手工业三种经济形态并存，官营手工业占据特殊地位。第三个特点则是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不断进步，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海外。第四个特点就是手工业生产部门不断增加，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著名的有冶金、丝织和瓷器制造。此外，手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并长期受到农业生产的制约，手工业的布局随着经济重心南移而变化也是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一大特点。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8
关键词：仿古商业建筑；经济价值；文化价值；设计手法
abstract:thereismuchdisputeaboutarchaizedcommercialbuildings,buttheeconomicbenefittheybroughtattractedmanylandagents.inadditionto,itisakindofexplorationoriginatedbyarchitectswhowanttoinheritandcarryforward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However,mostofdomesticarchaizedcommercialbuildingsisnotsoconsummate.throughanalysingandcomparingexistingproject,theauthorsummarizedtheirmeritsanddrawbacks,atthesametimediscussednewdesignmethodinordertoprompttheexpressionoftraditionalcultureinsubsequentworks.
Keywords:archaizedcommercialbuildings；economicvalue；culturevalue；designmethod
中图分类号：tU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11-0110-04
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涌现了一大批的仿古商业建筑。不论是在大的文化名城如北京、南京、杭州，还是在小的古镇如锦里、浔阳、凤凰等地方，我们到处可以看到盖着琉璃瓦，挂着大红灯笼的仿古商业建筑，而近年来这种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尽管仿古商业建筑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争议却一直不断。有人认为它们媚俗，有人认为它们是虚伪的“假古董”，有人认为它们在形式上生搬硬套……但我们应该批判地对待它们。“存在即有合理性”①，为什么我们不能抱着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去看待仿古商业建筑呢？现在是一个多元文化时代，前卫时尚的建筑自有它们的吸引力，难道源远流长了五千年的建筑文化就没有魅力吗？说到底，仿古商业建筑是建筑师在新时代追寻和发扬本国建筑文化过程中的一种探索。在已建成的那些仿古商业建筑中，有些尺度还不合时宜，有些形式还停留在对过去的直接模仿，还有一些现代的生活内容与传统的建筑形式发生了冲突，但我们都知道，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存在着反复，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在探索和求新过程中出现的错误。
1新建仿古商业建筑的经济和文化价值
1.1经济价值
传统的商业建筑主要以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为主，而现代的消费者不仅仅满足于购物，同时对体验性与游乐性有着很高的要求。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从单纯的物质需要向广泛的精神需要发展，要求购物活动中能够有更多的享受与体验，因此购物空间应该更多地与游乐、文化、休闲相结合。
我们都知道，由于现代主义“国际式建筑”的大量出现，曾一度造成了城市景观的单调乏味，引起了人们的反感。“物以稀为贵”，现代人开始对日渐消失的传统文化十分怀念，同时对异地文化非常好奇。所以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仿古商业建筑受到了许多消费者的欢迎，因为他们不仅可以在里面购物，同时也可以旅游和休闲。而另一方面，仿古商业建筑因其形式的特殊化，增加了识别性，加深了购物者对它的印象，同样很有利于吸引消费者。
1.2文化价值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观念的开放，商业建筑的规模和数量都在不断的增长。它们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社会经济有重大的作用，强烈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它们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亮点，记录着城市的繁荣，标志着地方的特色，也传承了历史文化”②，对城市特色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国人皆知南京秦淮河畔夫子庙，上海城隍庙旁豫园城，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发掘了城市过去的文化，延续了城市的文脉，融合了历史和现代文化，是整个城市的标志和象征。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仿古商业建筑不仅仅是一个购物和营销的空间，更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体验传统文化的场所。拉斯姆森曾在《建筑体验》中写道：“体验对于建筑非常重要。”他认为，建筑的外部特征成为把感情及态度从一人传递给他人的手段。建筑是文化的载体，仿古商业建筑通过对传统建筑具象或抽象地模仿，再现了传统建筑的风貌，那些古朴的砖墙，形式优美的牌坊，精雕细琢的门窗，从视觉上演绎了传统建筑的文化意象。不仅如此，我们到夫子庙观赏灯会，于秦淮河上泛舟，到豫园游湖心亭，尝百年特色小吃，而到锦里拜武侯祠，穿张飞盔甲……这些可以亲身参与的活动从心理上带给了消费者更深层次的体验。老建筑外观的历史感和内部的新内涵将过去与现在联系了起来，传统建筑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得以融合，这，就是仿古商业建筑的魅力所在。
2对国内典型实例的分析和比较
“既有需要，又有合理性，我们应该予以满足”③。但不能随意而为之，否则只会泛滥成灾。因此，分析已有的仿古商业建筑，可以借鉴经验，吸取教训。
对上面几个实例进行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和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1)仿古商业建筑大都建在有一定历史的地段，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底蕴，而且这样的文化底蕴非常重要。因为在商业竞争非常激烈的今天，只有真正具有特色的东西才能吸引住消费者。隆福寺商业广场的前后发展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在遭受火灾之前隆福寺商业街因庙会的兴起而得名，随后聚集了众多小吃、小百货等店铺，这正是它的特色所在，因此它成为了北京最火的商圈之一，而在火灾重建后由于定位不准，将其改造成数码广场这样的经营场所，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导致经营惨淡。
2)将锦里、豫园商城、夫子庙与新东安市场、隆福寺、西大街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尺度更适合于人们步行逛街，聚敛人气。而后者大面积的现代墙面加上传统的大屋顶却难以给人亲切感。
3)国内的新建仿古商业建筑形式基本上仍停留在具象的模仿传统建筑，或将古建筑元素予以简化后附加于现代建筑形式之上，因此设计手法仍有待改进。
3对仿古商业建筑中传统文化特色表达的探讨
因此，征对上述的几点，提出几点改善意见。前面我们总结了，只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仿古商业建筑才能真正吸引消费者，那么，怎样去表现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底蕴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1）传统文化可以通过视觉的形式来表达，卡伦认为视觉会"唤醒我们的记忆体验，以及那些一旦勾起就难再平息的情感波澜。这就牵涉到建筑的形式问题，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具象地模仿以再现传统建筑风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去研究传统建筑的尺度和比例，切忌粗制滥造，生搬硬套，因为传统建筑皆由人工所造，其精美和准确度都因匠人积累的经验决定。对于缺乏知识和技法积累的现代人来说，其难度和复杂程度不可小觑，如果不认真地学习传统技艺，深入体会古代建筑的意境，设计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反之，即使是“假古董”，那也是受众人欢迎的“假古董”。如南京的夫子庙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而另外一种方式是“仿古新做”，既要仿古，又要体现现代精神，该如何让这两者结合呢？只是简单地将传统符号加诸于现代形式之上吗？问题是当传统的形式被嫁接过来时，已经与结构和功能分开了，就像隆福寺广场那样，简化了的屋顶架在简洁的现代墙面上，两者难以融合，所以最后给人的感觉还是“假”。因此我们要努力做的，是让那些能表达出传统意象的元素自然地从建筑本身生长出来，让形式重新和结构、功能结合，与现代的材料，生产方式结合。
2）“从形式到形式是创造不出新路子来的”④，而且，视觉的表达依然停留在表层的意义上，如果想要追求更深层次的表达，传统建筑的空间首当其冲。卢绍明在《建筑体验》一书中描叙人“在空间体验中建立了一种人与场所的关联，在体验中获得了灵感，在心理描绘中建立了自己的一种场所感，一种飞腾的想象与回忆，一种意义的升华，一种美学满意”。因此，传统建筑中的游廊、院坝、照壁、过街楼等等这些空间情节，提供了一系列的情感、秩序、场所感――使消费者身临其境，通过完整的视觉、声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感受，创造了一种真实的体验，在感受中完善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对本土文化体验的注重，要运用时代的新技术新方法重新体察传统文化，空间设计不再是表象复现，而是意境再现。”⑤图9是艾未未所做的江南会所，现代的菱形图案代替了过去的花窗，建筑外观仅保留黑瓦和山墙的白，丢弃了传统的形式，但是，木材温润的质感和暗红的颜色依旧透着古色古香。当阳光穿过菱形网状的瞬间，漂移的光线落在墙上和地面时，生动的光影带来的扑朔迷离与古代的花窗所营造的空间效果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鸣！
3）如果说空间是骨架，那么其承载的生活情节和其中的景观就是肉体。它们让整个空间更为丰满。店铺老板的吆喝，古玩店挑挑拣拣的顾客，充满趣味的民间艺术展演，这样的生活场景是“一个城市、一个集镇、一个空间、一个景致的场所记忆的一种具体体现。”⑥而景观，同样在向人们阐释着文化的意义。红色的灯笼，店铺的幌子、嫁娶的花轿――这是唤起对过去回忆的地方的象征物。还有地区文化记忆中或传说中的神话故事到日常的习俗，它们在不同的角度和层次上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仿古商业建筑的存在是合理的，它们对整个城市、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严谨地对待。除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外，要注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表达，形式不能丢弃，但不能局限于“形”的泥潭中，要从空间、场所、景观等方面来挖掘更深层次的表达。
参考文献：
[1]王晓，闫春林.现代商业建筑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张庭伟，汪云，宋洁，涂胜杰.现代购物中心-选址.规划.设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9
关键词：佛堂古镇现状及分析开发模式及其优点
一、中国古镇建设主要开发模式现状及分析
目前，中国古镇保护与建设发展的典范根据政府的参与程度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政府主导型，即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古镇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开发资金的投入主要依赖地方财政，但是对公共设施的投入引入相关的市场机制，对游客收取一定的费用，对具体的旅游开发项目不做具体的干预。丽江大研古镇旅游开发属于这种模式的代表，这种模式的适合于是旅游资源丰富，知名度高且传统风貌保存良好的古镇，缺点是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冲击，人文丧失。二是经营权出让模式，即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由投资商根据自身优势，结合市场需要对外融资，继续古镇旅游开发进程，政府只在行业宏观层面上对投资商进行管理，这一模式的代表是湖州南浔镇。这种模式的适合于旅游资源较丰富，具有较多的客源腹地但是政府缺乏足量的财政资金支撑用于古镇开发和建设的古镇，缺点同样会带来过度商业化，同时还伴随着政府主导权的丧失带来的古镇原真性的破坏。三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或者以资产作价形式出资，拥有相应的股权），项目公司以政府组织注入的资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获得的资产用于古镇旅游项目的开发，所有者拥有项目公司相应的股权，绍兴乌镇即属于这一模式。该模式适合于旅游资源较丰富但是地理区位一般开发具有一点的难度的古镇，缺点是规划操作难度较大，市场化运作成本较高，需要政府的充分授权以保障开发的持续发展。
二、佛堂古镇开发建设的现状及分析
佛堂古镇开发从2001年开始，经过历时6年的规划论证到2008年正式启动建设，虽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但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导的保护开发计划因为种种因素行动缓慢且效率低下，处处体现出计划经济的痕迹，与同期开发的绍兴乌镇、山东台儿庄古城相比进度明显落后，而且整个开发缺乏取舍，没有根据佛堂古镇的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开发方式与方向。原因在于：1.缺乏一套切实有效的历史城镇保护的管理机制，古镇的开发的模式和投资规模应该有一个持续的政策和长效的机制，这样可以减少人事变动带来的影响；2.古镇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度不足，如果古镇保护仅仅靠少数人的苦心运营是不够的，应该推行保护的社会化和市场化，确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公众参与体系、监督体系和资金保障体系，加大宣传，提高全员的保护意识。3.市场化程度不足，古镇的开发建设需要多渠道投入，筹措资金走向市场化运作是一种探索，也是趋势，要让古镇所有者、使用者都能在古镇建设中收益，变包袱为摇钱树，才能自觉自愿的加入保护古镇建设中来。
三、佛堂古镇特色开发模式及其优点
佛堂古镇的建设发展现状不应该也不可能去刻意模仿成功的案例，因此在借鉴中寻找出一条符合佛堂古镇建设及小城市培育的特色道路，综合三种模式考量，可以选用政府参股不控股的项目公司下经营权转让模式。优势如下：1、政府对于规划具有高度的控制权，避免古镇商业化和过度开发；2、市场化下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通过社会资金控股的项目公司在经营上拥有主导权，既可以保证其开发积极性也可以保障公司所有者权益；3、这种模式不但没有给地方财政带来负担反而使地方财政大大受益；4、结合小城市培育创新投融资体制，通过Bot、Bt模式依靠项目公司将整个佛堂镇的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纳入到古镇旅游开发中去，有效带动小城市的发展，保证了政府和项目公司的双赢。
四、公司运作开发重点导向
（一）佛堂老街。老街的开发模板是杭州的河坊街，但是要比河坊街更加突出地方特色和年代特色，因为义乌的国际商贸城已经能够满足游客对现代商品的所有需求。河坊街的商铺较为复杂，传统和现代兼而有之，而佛堂老街的商铺基本上看不出现代气息，力求仿古，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更具吸引力。对于其开发要力求恢复其清末民初甚至清朝时期的原貌。对古建筑进行立面维修的同时，还应将诸如电线等现代化设施进行适当的隐藏，而路灯设计成灯笼的形式，以追求最纯粹的古色古香。另外要对临街店铺进行甄选，重点经营传统商品（老街店铺现在多杂货店，成衣店，缺乏特色），例如红糖、南枣、火腿、酥饼、木工器具、东河肉饼等等，这些商品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同时也是古时佛堂或是义乌闻名的特产，所有各店铺均突出“古”和“商业”，让游客仿佛置身于几百年前的闹市街头。在商家的经营方式上，尽可能向古法靠拢，即用一些木质招牌，活着一些旗幡来吸引游客注意力，而在计算商品价格时，使用算盘等传统工具，商家身着长衫等古服饰，进一步浓郁整个老街的古商业氛围。同时尽最大可能性地开发旅游产品如古佛堂曾经发行过的锡币、邮票等
古代商业文化的发展篇10
一、文化资源的存在
乾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距今约有1752年历史。从古时的军事重地到商业发展的交通要塞，乾州古城的历史文化十分丰富。它曾是南长城军事防御线上重要的指挥中心，清朝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的主战场，流传着1925年川军熊克武部队炸不开乾州石城的传奇故事；它曾开通司马、镇溪（峒河）、武溪（??溪或万溶江）三大水系，商旅直底洞庭与汉口，条条官道分别通往泸、凤、永馁、思南、印江、茶桐、秀山等地；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战略的转移，修筑了湘川公路及乾州至所里（吉首）的公路支线，水陆并进，创造了乾州古城的辉煌。
乾州古城文化景观资源亦是丰富。从军事防御性建筑到祠堂会馆、楼阁古塔、古城巷道、河道码头及明清时期的特色建筑群随处可见。古城内北城门、胡家塘古民居群、罗荣光故居、文庙、抗日文化纪念馆、杨岳斌故居、观音阁、节孝牌楼、万溶江画舫观光、三王阁风雨桥等，都极具民族特色。从建筑景观价值看，古城的选址、城防的设置、街道的规划布局，除了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外，更具有层次丰富的民间特色，同时也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①。世代居住此地的土家族、苗族、汉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古城光辉灿烂的文明史。阳戏、辰河高腔、傩戏、汉戏、苗剧是古城里的主要戏种。四月八、赛龙舟、六月六、玩龙灯、耍武术、赶秋对歌、游“春”会、赶庙会、跳鬼、巫术绝技、赶场等民俗节庆活动，充分体现了古城人民的古朴民风。
乾州古城自身的丰富文化资源，契合了湘西州对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开发。2009年2月，州委书记何泽中在州委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建设一个龙头、一个集散中心、两条风景线、三个核心景点圈、实现六个增值”的“11236”旅游发展思路，为湘西旅游产业格局画好了蓝图②。其中“三大景点圈”之一就是乾州古城景点圈。因此，乾州古城的打造是必然的结果，开发乾州古城，成为实现湘西旅游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环。
二、文化景观的再现
古城镇的旅游发展是以文化资源为主导的，构成古镇旅游文化资源的要素，既有有形的实物，如：古街区、古民居、寺庙宗祠等能明确的被感知的东西；也有无形态的意境，如：古城镇的民风民情、古韵氛围等，可通过人们的体验所感知的东西。可以说，古城镇的打造即是对古城镇文化空间的一种再造。因此，不仅要在硬件即能明显感知的物质形态上下功夫，保持其全面而真实的风貌，更要在软件即通过体验才能感知的非物化形态上下功夫，注重文化氛围、场景的营造，让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都能很好的展现出来，体现古城镇旅游的特色。
（一）物质空间的再造――古镇古街重塑建
2005年，乾州古城被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这为乾州古城的保护和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当时乾州古城破坏严重，核心景区面目全非。吉首市政府引进了大汉集团对古城主街区进行了恢复式开发建设。对古城北城门、文庙、胡家塘、三门开城楼、风雨桥、观音阁、贞节牌楼、田碑林坝和田碑林茶馆等标志性景点进行了修复，修整了杨岳斌、罗荣光、张一尊、翦伯赞等名人故居，清理了万溶江河道并建设了沿河游道。其建设工作主要围绕古城核心保护区域内的人民南路、迎宾路、建新路、乾正街、东门巷、观音阁街、万溶江等旅游主线展开。
从2005年至今，乾州古城内景点的修复已基本完成。对76栋有保护价值的典型古民居实施挂牌保护，完成了6个文保单位和22栋重点居民的修缮，完成21处单位房屋和420栋民居的仿古改造，涉及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违章建筑和不协调建筑四层以上部分5000平方米。景点重点项目建设停车场及游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此基础上，乾州古城还规划了六大旅游主题浏览区：文庙文化展示区、胡家塘传统民居群、城隍庙民俗风情观光区、万溶江观光休闲区、解放路传统商业街、抗战标语展示区。这些“历史遗迹”是地方文化的代表，都借助于现代方法得以“复原”，并在复原的基础上针对旅游市场的需要进行了相应的建设和改造。
（二）心理空间的再造――“湘西坊”创业园的创办
作为旅游景区外在形象、内在文化的综合反映，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成功与否直接影响旅游经济效益的好坏。旅游纪念品的生产应立足当地，无论是工艺品还是土特产都应有明显的地方标志性，这样不仅能提高游客的购买兴致，还能起到宣传作用。
为做好地方特色旅游纪念品的开发项目，以加快旅游产品集散中心建设为目标，湘西自治州、吉首市劳动保障部门以湘西文化为主线和纽带，乾州古城为依托，大力建设集创业孵化、创业培训、项目交流、产品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创业基地――“湘西坊”创业园，大力发展特色商品产业、民族经典文化产业、地方饮食产业和旅游休闲娱乐产业。2010年，湘西州政府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湘西坊”商标。同年2月5日，湘西坊名优特旅游商品一条街在乾州古城内正式开街，湘西坊淘宝旗舰店、百工坊、百味街、能工巧匠创业园等项目亦相继启动，“湘西坊”旅游商品品牌正式确立。
（三）意识空间的再造――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进驻
从传统到现代，在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大环境下，乾州古城，这一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镇，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冲击――意识空间快速被现代生活方式肢解为碎片，但同时这些碎片又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地被再造。旅游开发让乾州古城整体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具有鲜明的村落建制。意识空间的再造主要是通过“旅游化生存③”实践而实现的。“旅游化生存”又可分为两种具体形态：生活化生存、舞台化生存。
生活化生存是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的特点，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使用、保护和传承融入到古城的日常生活中。2011年5月10日，湖南省湘西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园在吉首市乾州古城揭牌开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由非遗展示馆、百工坊、百味坊、百戏坊等组团构成，集研发、展演、销售、休闲为一体。再造的文化空间里，游客可以看到工艺大师现场织锦，绘制苗画，雕刻傩面具、砚台、菊花石、手工制作粘贴画等，可以亲身感受湘西民族民间文化的博大精深，亦使古老的民间手工重获新生。
舞台化生存指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传统文化搬上“舞台”，使其转化为舞台表演艺术向游客展示，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旅游表演业。2011年5月，以“格朗渡”为名，在湘西吉首市乾城巫傩堂内，由湘西州格朗渡艺术团表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景演出正式开演，演出通过湘西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场演示，把湘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历史渊源集中呈现在舞台上。目前该节目已经成为让游人了解湘西的一个主打节目。
三、多方力量的共同发声
克利福德?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文中表示，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形成不是一种力量的塑造，而是各种不同力量最终“妥协、交易而形成的”。乾州古城一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正是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
（一）政府主导
文化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过程，政府的力量不可忽视。旅游开发模式主要为三种：政府主导模式：政府运用掌握的城市规划审批权力对文化旅游开发进行宏观的管理；政府主导的项目公司模式：政府成立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公司，相关资产以政府财政划拨的形式注入项目公司；经营权出让模式：地方政府将管辖范围内的旅游景点开发出来后，通过出让旅游开发经营权的方式，吸引投资商介入古镇旅游开发。从旅游开发模式中可以看出，政府是公共旅游资源的最大整合和调配者，是行业运行和发展的“游戏规则制定者”。一方面，政府为了使民族文化旅游更好的发展，必须使民族文化不断传承；另一方面，为了打造民族地区旅游文化品牌，增强旅游文化的可视性，就必须在民族地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吸引注意力。从乾州古城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来看，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地位，其主要活动是由政府牵头投入巨额资金开发修复，同时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政策和规定来规范乾州古城以及乾州旅游方面的管理。
（二）市场推动
旅游业的发展方向是引起文化资源重构与民间文化重组的重要因素。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很多文化被重构，很多如民族风情园等充满民族特色的景区都是为了旅游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而在以文化为主题的景区中，基本都有民族歌舞表演，这些表演者大都是旅游公司聘请的，他们对原有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传承。乾州古城的被挖掘开发过程亦是迎合了市场经济的需求。2004年，作为吉首市人民政府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湘西州五十年州庆重点工程“锦绣乾城”项目正式进入规划阶段。由政府牵头引进的大汉集团在此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其看好的亦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新兴下，乾州古城的潜力。旅游公司的招商为古城旅游发展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锦绣乾成的打造，一方面对原有的乾州古城进行了多方位的复原，另一方面又使得乾州古城的发展区别于历史的轨迹，成为了一个集特色土产购物、民俗表演、品牌餐饮、旅游休闲、商务会所、宾馆住宿为一体的4a级仿古旅游商业风情小镇。市场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文化的再生产使得传统民族文化被重新挖掘开发出来，显示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专家学者发掘
文化学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脑④。民族地区的人民在学者们的帮助下，充分挖掘和利用当地的民族民间传说，通过文物和历史遗址来确定当地的民族历史文化，并由此重新构建新的民族文化资源，为旅游者描绘或是说虚拟了一个新的有着深厚的民族特色的文化空间⑤。湘西州文化学者为乾州古城开发做了大量的考证，从其历史人物、文化民俗、建筑风格等等各方面进行了资料的整理，对乾州古城的开发方向做了一个历史文化的再构建。杨良华《乾州风韵》、盛天宁《清代中衰之战――乾嘉苗民起义研究》等著作，便是以乾州为蓝本而著。
另外，在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中，许多民族传统节庆里的禁忌与章法逐渐淡化消失，民族礼仪不再具有传统的祭祀性，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节庆不再是本民族的节日，而变成了游客与当地人的共庆。如乾州古城正月十五火烧龙仪式，本是靠天吃饭的土家族先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一种意识，带有浓厚的稻作文化及神灵崇拜的烙印。由于专家学者的发掘和旅游开发的需要，它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观赏性的节目，烧龙的形式也在变迁的过程中更具戏剧化。
综上所述，乾州古城的打造，向我们展现了文化景观在旅游语境下的当代变迁过程。它并非是单纯的对历史景观的修复，而是各种力量因不同的利益需要，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的变迁具有再生产性。通过对古城再造模式的研究及动力机制的分析，对其他地区的古城镇旅游化打造具有指导意义。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校级科研项目资助（编号：13JDY024）。
注释：
①张群.“凤凰古城的保护开发思路”[J].安徽农业科学，2008（12）.
②吴刚.乾州古城：吹响湘西旅游第三次创业的号角[eB/oL].http：//news.xxnet.com.cn/h/24/20111229/14706_1.html，2011-12-29.
③旅游化生存：是指借助旅游之力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旅游资源加以有效利用、开发成可供游客游览、体验、学习、购买的旅游产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生存、发展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