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经济事例篇1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现状
浙江省循环经济地方性立法始于2003年,为了实施国家新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浙江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清洁生产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等法律文件。2004年《浙江省农业自然资源综合管理条例》颁布,2005年,省人民政府了《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纲要》,作为浙江循环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指导性文件,2006年出台了《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2007年,浙江被列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省,为了保障和推动循环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浙江省一方面全面贯彻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针对浙江具体情况,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循环经济领域专门性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7)、《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9)、《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处理与利用促进办法》(2010)、《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2011)、《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2012)、《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4)、《浙江省节能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等。同时,《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废旧轮胎回收利用条例》《浙江省包装物回收利用条例》《浙江省农业废弃物利用促进办法》《浙江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办法》等也在积极研究起草中。统观上述立法情况,可以将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划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主要在国家出台的环保法律、法规基础上,根据本省实际,出台细化性的操作办法;第二阶段是巩固提高阶段,主要根据国家循环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出台符合浙江具体情况的循环经济专门性立法,本阶段的立法具有一定的自主创新性,但是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财政资金的使用方面;第三阶段是发展成熟阶段,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开始注重综合性、全面性、体系性,有计划、分步骤开展循环经济统领性和分领域专项立法,这标志着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开始从量变走向质变,从零散走向系统,从探索走向成熟。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执法现状
法律的生命在于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实施。[2]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是为了实现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目标,其法律渊源既包括浙江省循环经济地方立法,也包括国家循环经济立法。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主要以政府引导和激励为主。[3]一是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和资源综合利用。围绕环太湖、钱塘江等重点流域和高消耗、高污染等重点行业,分批组织企业开展自愿性和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底,全省共有6808家企业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其中,自愿性审核企业4620家,强制性审核企业2188家。通过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积极落实国家资源综合利用税收减免政策,积极推进粉煤灰、煤矸石、冶金废渣、尾矿、餐厨等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目前浙江省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已达到93.2%,处于全国先进水平。二是积极实施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2013年,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园区循环化改造推进工作方案》。2014年,浙江省正式启动全省园区循环化改造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绍兴滨海工业园区、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功入选国家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三是重点推进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所谓“991”行动计划,是指发展循环经济九大领域、打造九大载体、实施十大工程。据统计,2008-2014年,浙江省共实施“991”行动计划重点项目1420个,总投资4670.7亿元,形成了一批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循环经济项目。四是大力加强部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建设。截至2014年底,浙江省拥有46个部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以及14个省级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城市和园区,建立了完善“点、线、面”结合的循环经济示范试点体系,凝练了一批独具浙江特色的典型循环经济模式。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取得了显著效果。2014年,浙江单位GDp能耗比上年下降6.1%,提前一年完成“十二五”节能降耗目标,能效水平位居全国第三;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已达到93.2%,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司法现状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法律活动,是法制目标实现的最后屏障。[4]目前,浙江省乃至全国都还没有就循环经济设置专门的法庭和组织专门的审理活动,而是包容在环保司法之中。一是建立专门的环保法庭。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这标志着环境保护的司法保障迈入新阶段。早在2011年,浙江丽水莲都区就成立了环境保护案件审判中心,对环保案件进行专门审理。2014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合议庭,成为浙江省首家中级法院环境保护专门审判机构。浙江其他地区环境法庭的成立也在研究筹划中。专门设立环保法庭是为应对环境形势恶化而在司法模式上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上将行政、民事和刑事三大审判各自分立的模式,创设了“三审合一”的新模式,从而实现环保纠纷的专门化审理。[5]二是探索环境公益诉讼。2010年8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省环保厅联合出台了《关于积极运用民事行政检察职能加强环境保护的意见》,建立检察机关与环保厅的长效协作机制,对涉及环保的案件支持、督促。2011年,浙江省首例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在嘉兴平湖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是还存在立法空白。循环经济立法是个系统性工程。就浙江省地方循环经济立法来说,第一层次是国家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办法,这是浙江循环经济发展的统领性法律文件;第二层次是国家清洁生产促进法、固体废弃物防治立法和再生资源回收立法的实施办法,这是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综合性法律文件;第三层次是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和产品类型的专门性立法,如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立法、废旧汽车回收处理立法、电子废弃物产品回收处理立法、餐厨垃圾回收处理立法、生活垃圾回收处理立法等。但迄今为止,包括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在内的大量立法都还处于研究起草中,与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严重脱节。二是现行立法之间存在重叠和冲突。以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相关的专项资金立法为例,为了促进和激励浙江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浙江省分别出台了《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2007)、《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09)、《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14)和《浙江省节能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2014)等地方性法律文件。表面上看,这几个专项资金各自有其支持范围,互不统属,泾渭分明,从而充分、合理、有效发挥几大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杜绝重复资助。但仔细考察几个管理办法,却在制度设置上就存在重叠和冲突。比较典型的是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既能按《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申报支持,也能按《浙江省省级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获得支持,这为循环经济发展相关专项资金项目扶持实践埋下隐患。三是现行立法可操作性有待加强。由于法治化发展阶段的局限以及相应理论与实践的不成熟,我国包括循环经济在内的环境立法普遍实行“宜粗不宜细”策略,即使是地方性立法,也普遍存在规定过于原则与抽象的问题,这在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中也有体现。例如,《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煤矸石、炉渣、废石、废料、废气等工业废物进行综合利用。”但是该规定相关的技术指标并不明确,对企业综合利用行为也难以监督考核,无法应用操作化运作,上述规定就成了一种宣示性条文,在实践中发挥不了作用。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是执法管理体制有待细化。循环经济发展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涉及几乎所有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管理体制沿袭了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执法管理模式,即所谓的统一监管与分部门监管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例如,《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第五条规定:“省发展和改革(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确定的部门(以下统称可再生能源综合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相关管理工作。”《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资源综合利用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资源综合利用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资源综合利用相关工作。”但实际执法中,统管部门到底怎样组织协调?统管部门对分管部门可以提出什么要求?分管部门不履行职责时统管部门怎么处理?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二是执法考核机制有待强化。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架构和官员激励体现为典型的“压力型体制”,[6]在这种体制架构下,地方政府行为激励的主要动力是官员政绩考核机制。所谓政绩考核,是指上级政府掌握下级政府官员的人事任免权力,为实现任免标准的客观化,上级政府定期对下级政府履行所承包的行政事务的情况进行量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作为官员任免的重要依据。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的推动,客观上需要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中。但除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浙江省循环经济“991”行动计划(2011-2015年)》(2011)等文件中提出的倡导性条文外,循环经济发展的量化考核问题迄今为止浙江省还缺少相应的可操作性条文规定。三是执法缺少公众监督参与。公众监督参与是包括循环经济立法在内的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涵之一。[7]与传统的线性经济相比,循环经济是一种公众经济,公众参与是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然选择,是推动循环经济决策科学化、循环经济执法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但当前浙江省循环经济执法中的公众监督参与存在程度低、方式单一等问题。现行立法中,《浙江省资源综合利用促进条例》《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条例》等都没有纳入公众监督参与的内容,《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等文件有关公众监督参与的内容也主要是引导和促进社会公众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并参与循环经济的宣传与实践等,与循环经济执法相关的公众监督参与也是付之阙如。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司法存在的问题
不管是环保法庭还是环境公益诉讼,从表面上看,共同的问题是案件数量少,但这并不是说环境问题少了,实质上是未能对许多环境问题进行诉讼。在当前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循环经济发展趋势下,司法的保障功能基本没有得到体现。一是环保案件难。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少的问题都与现行法律对于原告资格的限制有关。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还是明确规定,主体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环保法庭虽然力图为环境污染受害者的司法救济提供更为便利的条件,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害具有复合性、滞后性等特点,受害者不知道或无能力提讼。而环境公益诉讼方面,按《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此,2015年新修订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58条进行了具体可操作化的解释,但条件依然过于严格,将很多很有能力、有热情的民间环保组织排除在外。二是环保案件举证难。环境污染事件具有复杂性、多因性、长期性等特点,不管是环境民事诉讼、刑事诉讼,认定污染企业的环境违法事实都面临巨大的困境。企业往往采用埋设暗管、渗井排污,或利用雨天、夜间、休息日违法排放废水、废气,由于排污行为的隐蔽性和污染的扩散性,很难及时、充分、确凿地固定违法事实。同时,这些环境违法事实的认定、损害的评估和因果关系的证明等不仅需要环境法律知识,往往还需要土壤、水文、生态等环境科学知识,很多情况下需要进行专门化的司法鉴定,但浙江省全省只有省环境监测中心一家机构能够开展环境检测和评估,难以满足众多的环境诉讼的需要。[8]三是环保案件执行难。包括浙江在内,全国的法院系统人员配置都存在严重不足,执行庭的人员配置也相应受到限制,在此情况下,普通民商事执行工作已显得捉襟见肘,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审理的环保案件的执行更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同时,环保案件的执行有其特殊性,如环保机关申请执行“责令停止生产”行政处罚决定,法院由于执行人员配置不足等客观原因,没有能力对执行效果进行监督,案件执结后,被关停的企业暗中又偷偷恢复生产。而且,在当前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有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为了保增长促就业,对本地污染企业采取保护性措施,法院在执行时,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干扰。
三、完善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法制保障体系的建议
(一)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立法完善
一是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目标,到2015年,浙江省要“基本形成具有浙江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率先建成全国循环经济发展示范区”。为了确保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应尽快形成比较完备的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体系。目前,《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再生资源回收处理办法》《浙江省餐厨垃圾回收处理办法》《浙江省城市生活废弃物分类回收处理办法》等法规规章的研究草拟工作已经酝酿成熟,应及时出台。二是疏解循环经济立法冲突。浙江省循环经济立法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部统筹全局的基础性立法。已酝酿成熟的《浙江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的出台,将能有效化解和疏导现行立法冲突。化解冲突的途径可以分两个层面,首先在条例总则中对浙江循环经济发展所涉及的各领域的基本原则作全局性安排,各具体领域立法如果与基本原则相悖,则根据“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规则处理;其次是在分则中对当前比较突出的财政专项资金等领域的冲突拟定具体的化解规定。三是细化循环经济配套办法。针对浙江循环经济立法中的重要制度,出台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这方面,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是典范。但金融信贷、价格补贴等激励措施和垃圾分类、资源综合利用等一系列重要制度都还需要制定细化的操作办法。同时,加强浙江省循环经济基础性数据库建设,包括循环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评价指标体系、管理信息系统等,为循环经济法律制度的推行提供技术性支撑。
(二)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执法完善
一是理顺循环经济执法管理体制。针对统一监管与分部门监管中协调机制不顺的问题,应充分发挥浙江省各级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工作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功能,对循环经济发展任务进行总体部署,并形成各部门的任务分解方案,对各部门循环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化、可操作性、量化考核的职能分工。同时,循环经济执法具有综合性、交叉性特点,除了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能分工外,对跨部门、跨区域的工作应建立循环经济执法联动机制,由所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小组,统一行动、统一考核。二是将循环经济发展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具体办法可以借鉴节能减排考核方案,首先是拟定浙江省全省循环经济总体目标,并将目标分领域在各地市、区县、乡镇逐级进行分解,提出各级政府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其次是制订考核循环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并规定具体的考核程序和步骤,将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完成情况确定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实行“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三是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执法的公众监督参与机制。扩大公民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决策和执法的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发改、经信、环保等与循环经济执法直接关联的部门要在有关循环经济发展的决策和执法活动中,主动、全面、及时公开相应信息,并有效利用微信、微博、网站、短信等新媒体,确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以便接受公众的监督。同时,组织专家和公民以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问卷调查、征求意见等适当方式参与循环经济项目审批、循环经济园区改造、清洁生产审核以及环境影响评价等,并积极探索循环经济执法公众监督新模式,如微信举报、网上投诉、行政公益诉讼等,将公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
(三)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的司法完善
循环经济事例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建材企业会计；应对策略
一、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对建材企业会计的挑战
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企业的经济环境和经营理念，促使企业对现行的管理要素、管理模式、管理对象以及管理思维进行创新。随着企业核算事项的增加和调整，企业又面临着新的会计核算对象、会计核算要素、会计核算思路，最终催生新的会计核算模式。循环经济所倡导和推进的“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低碳经济要求的碳要素核算和碳信息披露，都要求企业在资产负债关系、成本收益关系、投融资关系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说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对企业会计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许是本世纪以来会计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是没有疑义的。挑战与机会并存，企业会计也在这种挑战中面临着新的发展，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在建材企业会计领域更是如此。
我国的工业大都是资源密集型产业，环境负荷非常大。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依赖规模效益的企业发展方式，既影响工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也加剧了能源资源约束和环境保护的压力。www.133229.com2009年全国工业能耗占社会能耗总量的71.3%；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化学需氢量分别占全社会的84.5%和34.4%。目前，
再循环：在同一生产环境和工艺过程中，辅助材料的再循环利用（例如废水污水的净化处理及循环利用），既是企业生产模式（对投入、核算、产出等影响）的改变，又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系统——循环经济——的承诺、担当及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计面临着既有企业内部的经济循环事项，例如水的循环利用；又面临着回收物的循环利用，例如建筑废弃物转化为水泥、玻璃、陶瓷等的原材料。这些循环利用的会计事项、核算方式，都对企业会计体系造成影响和改变。随着城市化及建筑业的发展，拆旧建新必然产生大量的建筑固体废弃物（废弃混凝土、钢材和废金属、废料、废物等），典型的再循环模式之一是建筑固体废弃物再循环利用模式。从循环利用的角度看，废金属可再冶炼、废玻璃可再成型、废木材可造纸、粘土及页岩砖再转入陶瓷企业。这种社会层面的再循环利用仅是“再循环”的一个方面。建立企业的废旧材料利用的信息制度，通过废弃材料的定价和核算机制，完善其市场化功能，显然是摆在建材企业会计工作面前的一大任务。其次，从低碳经济角度来认识建材企业的会计问题。尽管到目前为止，低碳经济对碳会计核算的影响还未深入到象循环经济那样的地步。但仅从目前情况看，低碳经济要求企业会计的改变或适应，至少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碳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二是碳排放会计处理（包括会计主体确认和会计核算）；三是碳会计信息披露及差异化处理问题；四是碳基替代的经济技术分析和财务评价分析等等，这些都是建材企业在实施低碳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财务会计问题。以排污权会计为例，排污权交易的会计规范就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而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企业资产规模较大时，如果同时确认递延收入则会增加权益；如果免费获得排放额则会增加当期利润，从而形成会计处理差异。这一会计结果表明，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和方法已无法适应排放权模式，需要重新认识和构建。利用公允价值会计思想，积极进行碳会计研究，推动碳信息报告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加大碳会计信息披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建材企业会计核算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无论是低碳经济还是循环经济，对企业管理的重要影响都在于直接对现行企业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产生嬗变。如果让企业自觉实现清洁生产、资源效率下的持续经营、环境生态下的科学发展，就必须解决企业核算制度财务体系问题。而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是在过去的资源利用和既定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经济活动中的环境因素和资源效率、社会责任因素。具体而言，没有将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确认为资产或负债，没有将企业应承担的社会效益责任、环保责任、资源节约责任确认为负债，没有将资源和环境资本确认为所有者权益，没有专门反映确认资源循环过程中再生资源产生收入和费用、利润和分配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建材企业中也照样存在。因此，解决好企业会计核算的适应性改变和适度创新，不仅对建材行业的发展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全国各行各业来说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循环经济会计典范。
三、当前推进建材企业会计核算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一）以建材行业为主导、建材企业为基础，积极开展循环经济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构建
就理论研究而言，循环经济会计和低碳会计都是环境会计在实践运用中的延伸、扩展和创新。基于会计理论，环境会计可划分为环境财务会计和环境管理会计。环境财务会计涉及的会计核算要素、假设、对象、准则等方面。从建材企业角度看，主要还是结合建材企业特点和循环经济“3r”要求，对建材企业的循环经济会计主体、核算对象、核算方法、报告制度等方面研究，逐步提出一些可操作、可实施的会计核算内容，以达到尽快进入、实践提高、为企业转型提供财务会计服务，最终实现建材企业的循环经济会计核算目标。例如，推行物料成本会计、加强资源流转成本核算、废弃物的成本和利用核算、碳会计信息报告等等，就是建材行业（协会）当前应重视和力行的一项工作。而环境管理会计涉及具体的会计核算项目、事项和会计核算对象，是针对具体企业的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事项而进行会计管理。例如，碳基替代技术的实施要求首先要对其碳基替代的经济成本、长期成本的确认、分摊、效益进行财务分析，对资源资本化（环境资本）、外部项目内部化、资本预算和收益回报（包括非会计收益和社会责任等）进行分析研究，实践探索。这些对于建材企业的节能减排、实施低碳生产、清洁生产和节约生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建立企业循环经济会计制度，当前需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制定循环经济会计条例制度，包括基本的核算原则和章程、循环经济会计管理体系、会计人员责任、会计账务处理程序制度、稽核审计规范、循环经济会计成本核算制度及会计信息报告和财务会计分析制度；二是设置企业循环经济会计核算体系，包括确定循环经济会计主体、确定核算循环经济会计核算对象、进行循环经济会计确认与计量、进行循环经济会计的账户设置和会计报表设置；三是实施循环经济会计信息的报告、披露和分析利用等。
（二）大力推广物料成本会计核算
在建材企业实现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推广运用物料成本会计核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物料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是按照资源流转的各个环节进行归集，追踪从输入至输出的全部物量，再乘以单价得出不同环节的成本。在输出端形成了产品、废弃物两个流向（正制品和负产品），其资源流转成本都可细分为材料成本、系统成本、运输成本和处理成本。资源流转成本会计的出现，使建材行业企业中的资源利用、再利用的会计核算具有了很高的实用性，也为建材行业企业推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提供了极好的运用工具，为循环经济会计的建立和运用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可以说，物料成本会计是在注重经济影响的同时更注重企业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对于和产品同属于生产过程产出物的固体废弃物、废气、废水等物质，像产成品一样进行同等核算，使资源浪费和环境负荷成本可视化，从而使企业形成节约资源减少浪费的自觉行动，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产生减少资源消耗、废弃污染物排出的内在需求，以达到企业经营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
（三）改进建材企业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和方法
以会计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建材企业的实际出发，构建企业财务会计信息披露的框架。在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的会计报表应该在报表附注中就影响报表数据的相关环境、资源信息进行披露，如花费多少钱购置了清洁环保类设备、花费多少钱为环境污染买单、投入多少进行相关研发、享受多少符合国家政策政府补助等信息进行披露。鉴于当前会计报表不能反映资源、环境价值的情况，因此，会计报表应在当前会计报表基础上加上企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相关信息的披露。企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相关信息的披露，可以借鉴现行财务报告的思路，利用会计报表和报表附注来充分揭示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对企业的影响，并附上专门的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报告提供企业的资源循环利用情况，定期对外披露环境信息，及时解脱环境责任，实现自身经济效益与周边生态效益的协调发展。
此外，还应在企业评价考核体系、会计队伍建设、行业会计指导等方面深入开展工作，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循环经济事例篇3
一、循环经济建设法律保障评述
(一)循环经济配套立法
1.我国现有的循环经济配套立法。200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是第一次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范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进步的标志。同年10月颁布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对于贯彻“预防为主”的环境保护方针、促进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同样具有深远意义。此外,为改革我国排污收费制度,适应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实施清洁生产转变的要求,国务院于2003年1月公布了《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再次为我国循环经济的推进注入了强劲动力。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对循环经济的规划制度、抑制资源浪费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循环经济的评价和考核制度、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及对高耗能、高耗水企业设立一项重要和重点的监管制度、强化的经济措施等都做了明确规定。但是,仍然是不系统、不全面的,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具体问题“无法可依”的局面。
随着循环经济理念的深入,各省、市、自治区也开始积极进行结合本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探索。经过几年的发展,在国家的宏观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循环经济政策法规,丰富了我国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也为区域循环经济实践提供了法律依据。2005年3月12日,总书记在人口环境资源座谈会上强调提出要“大力宣传循环经济理念,加快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国第一个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贵阳于2004年出台了《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2006年2月,四川省颁布了《四川省加快推行清洁生产的实施意见》。2006年初,《辽宁省节约能源条例》在辽宁省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审议通过,自2006年3月一日起施行。
2.国外制定的循环经济配套立法。美国是污染防治型循环经济立法的代表。1969年,美国出台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将对于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由治理为主转变为预防为主,可以称之为环境保护的根本法。1976年,在对《固体废弃物处置法》修改的基础上,美国又颁布了《资源保护和回收法》,主要内容包括鼓励工艺革新、物资回收,正确的再循环处理和利用,把废物的产生和土地的处理减至最低程度。1990年的《污染防治法》,宣布“对污染应该尽可能地实行预防或源头削减(SourceReduction)是美国的国策;对不能预防的污染,应尽可能地以对环境安全的方式使之再循环;对不能预防或再循环的污染,应尽可能地以对环境安全的方式进行处理。处置或以其他方式向环境排放污染,只能作为最后一种方式使用,并且应以对环境安全的方式进行”。
德国和日本属于经济循环型国家。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国家,其相关立法体系可以分为法律、条例和指南。德国1972年制定实施了《废弃物处理法》,于1986年修改为《废弃物限制处理法》,强调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反映了环境立法观念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德国于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作为义务予以规定。1992年,又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了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旧车。1994年,德国制定了综合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并于1998年进行了修改,规定了废弃物的处置和循环利用。1996年又专门颁布了《包装废弃物处理法》和《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
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循环经济立法最全面的国家。其相关立法可以分为基本法、综合法、专项法三个层面。2000年12月颁布的《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是整个日本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法。随后修订的《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涵盖了日本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是两部综合性的法律。并且制定了五部专项领域的法律法规,包括《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电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绿色采购法》和《食品回收法》。可见,涉及生产、消费和处置的各个层面,日本都做了详尽的规定,可以说是目前世界上最能体现循环经济主旨的立法模式。
综上,无论是污染防治型的国家还是经济循环型的国家,其立法的目的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宗旨,严格遵循了循环经济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实现了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双赢。
(二)循环经济建设相关的财税制度
为了鼓励企业从事环保产业的研究与投资,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就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美国国家环保总局1978年就开始根据不同的情况对设置回收系统的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日本在《废弃物处理与清洁法》中规定,从国库中拨款对修建废弃物处理设施提供财政补贴;法国仅在1984年就对清洁投资补贴1亿法郎,占整个投资的20%,提供的补贴数额逐年增加。
资源的综合利用是一种投资较大、获利少的环保产业,有的可以盈利,有的还亏损,这样就需要经济性的财政补贴。我国对于环保产业的研究和投资比发达国家起步晚,目前是环保部门主要抓循环经济建设,在试点建立、规划指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可循环经济建设进行到具体的项目审批、资金申请、银行信贷等方面,遇到各部门互不衔接的问题,由于各行政主管部门对循环经济认识不统一,大量循环经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项目、提高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被当成一般工业项目不予审批,在政策享受和信贷资金方面更得不到支持。
二、循环经济建设配套立法的实效评述
(一)循环经济部分法规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虽然已经有循环经济促进法、环保法及众多的法律和规章,部分法律法规过于强调原则化,详细性、明确性、可操作性却不够强。《循环经济促进法》中设有专章规定法律责任,虽然能够明确部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但不可能面面俱到。由于我国立法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所以法律中普遍存在着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的问题。例如,《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新建工业企业和现有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应当采用资源利用率高、污染排放量少的设备和工艺,采用经济合理的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但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技术指标、操作程序、未予执行的法律责任追究等内容的规定,因此只能算是一个宣誓性的条文,没有法律强制力和执行力。
(二)我国循环经济执法不力
在实行循环经济执法实践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权代法等现象仍普遍存在,执法不力是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缺乏依法推动循环经济的动力。目前设计循环经济的立法只有《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为数不多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中大多数缺少硬性规定,地方执行起来不够有力。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各地在开展循环经济建设项目上遇到重重阻力,往往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企业在没有环境治理压力的情况下,对搞循环经济更没有积极性。
2.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执法不够规范。执法人员缺乏循环经济的相关知识,难以建立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思维模式。导致对循环经济的司法审查陷入困境,对所涉及法律的精神和特质无法深刻理解,对循环经济相关法律精神与特质的把握不准确,无法作出正确判断,造成司法环境难以达到循环经济发展的需求。
3.各部门间职责不清,互相推诿。我国环境保护领域实行统管与分管相结合的多部门分层次执法体制,执法主体林立,而作为负有统一监督职责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却没有得到法律的具体规定去实施执法监督权。很难去监督其他部门的环境执行工作,从而导致在实际环境执法中形成执法空挡。而各执法部门之间责任也不够明确,存在执法交叉冲突现象。
(三)缺乏税收支撑体系
政府针对生态环境压力出台的措施力度不足,税收上也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撑体系,生态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体现生态税收理念。税制设计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涉及环境保护的税种太少,缺少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专门税种。我国环境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调节,而目前的税种只有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和所得税涉及到环保问题。这样就限制了税收对环境污染的调控力度,也难以形成专门的用于环保的税收收入来源,弱化了税收在环保方面的作用。
2.现行税制中为环保而采取的税收优惠措施的形式比较单一,对环境保护的调节力度不够。有些环境保护措施比较粗糙,如消费税中有关措施有待进一步细化、改进;资源税的税率过低,各挡之间的差距过小,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起不到明显的调节作用;征税范围狭窄,对生活必需品的水却没有列入,起不到调节作用。
3.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有待扩展。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并不是专门的环境保护税种,只是针对使用煤、石油、天然气、矿产品和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征收。征收范围仅限于矿产品和盐,目的是调节从事资源开发企业由于资源本身的优劣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属于矿产资源占用税的性质。
三、循环经济建设法制保障的具体要求
(一)落实已经制定的法律并完善循环经济立法
1.贯彻落实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清洁生产并于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2004年10月1日起施行《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2009年1月1日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为循环经济在企业层面的推进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依法促进了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已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贯彻落实,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环节。
2.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加强对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把循环经济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据各行业各种类产品的特性,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促使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绿色保障制度的建立,包括绿色资源制度、绿色产权制度、绿色市场制度、绿色生产制度、绿色排放制度、绿色消费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绿色会计制度、绿色审计制度、绿色税收制度等,在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利用经济杠杆对政府、企业部门和各人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的引导,使他们在进行成本效益核算后就能够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模式转移到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轨道上来。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言: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等,而其主旨在于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中,制度为人们提供了相互影响的框架,制度的建立有利于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的保障,需要法律的规制。专项法规的制定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法律保障,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立法上的必然选择。
3.结合地方特点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法规。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在中央和地方均可立法的范围内,中央享有优先立法权,但中央立法未尽事项,地方法规可以细化,中央未立法的,可以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行政规章,为地方发展循环经济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环境保护、环境治理、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等方面的综合法律。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环境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各有特点,发展循环经济也必须根据地方具体情况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目前,陕西、辽宁、江苏等省以及沈阳、太原等城市制定了地方清洁生产政策和法规。据统计,目前我国已在20多个省(区、市)的20多个行业、400多家企业开展了清洁生产审计,建立了20个行业或地方的清洁生产中心,1万多人次参加了不同类型的清洁生产培训班,有5000多家企业通过了iS0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几百种产品获得了环境标志。实践证明,结合地方特点制定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法规是可行的,这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在立法上必须重视的环节。
(二)建立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财政税收补偿制度
1.财政补贴政策。对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照顾,例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调动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2.税收政策。增加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草场资源税、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噪音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对不同地区、部分污染程度不同的企业实行差别税率。对有害于环境的情况增加征税,使该类产品本钱增加,丧失价格上的竞争上风,使其逐渐减少并终极淡出市场。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进行的惩罚性税收,对资源税的征收采取累进制方式。加强征收治理,税款实行专项治理,用于环保建设事业。资源和环境的税收制度引入各种生态税,重点扶持减废再用等循环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是地方政府应该着重关注的。扶持方式是对预防和控制污染效果好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以不同税率对使用清洁能源和废弃物等综合利用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使生态型企业变得更具市场竞争力;同时,增强企业开发和应用循环技术的能力,反过来会不断降低绿色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市场需求。如果使用节省下来的财政支出用于产业生态化改进,则可产生双重的产业生态化效果。
四、建构循环经济建设的法制保障
(一)构建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完善的关键在于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虽然现行的政策法律为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提供了支持,但是许多必要的法律法规仍然处于空白状态。可以基于目前的法律和基本框架,主要借鉴德国和日本的经验,设计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1.在宪法上明确规定循环经济的内容,保证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有据可依。
2.对《环境保护法》进行修改,规定与循环经济相关联的法律目的、原则和调整对象等内容,现阶段应转变末端治理的思维,将从源头控制污染作为首要内容,同时,对于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做出明确的规定。
3.将《清洁生产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进一步修改完善,综合规定生产、消费和处置等各个环节的内容。与之相协调的,还应该针对具体情况,制定各种专项法律,例如,《家用电器回收法》、《垃圾处置法》、《包装物回收处置法》等。当然,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制定地方性的法律法规。
(二)加强行政执法
良好的行政执法是我国切实发挥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效用的有力保障。这就要求:环境监管部门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密切配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执法人员要深入学习法律知识,提高业务水平,严格执法。我们可以在制度上对其加强规范:⑴建立环境执法监管网络,有利于对监管队伍的统一管理、调配和考核,使得监管机构执法规范化、程序化;⑵建立执法责任制,使行政执法法制化,保障严格执法。加强了行政执法,就能更好地保证循环经济在我国稳定有效地推行。
(三)完善环境税收法律制度
首先,由于环境税的出台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目前,应对消费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以及车船使用税等与循环经济建设相关的内容进行改革和完善。其次,对污染大、风险高的生产消费活动征收高额税,迫使企业改善生产工艺,消费者减少不良消费方式,同时增加惩罚性税收,用以惩戒违反法律法规的责任主体,充分发挥税收的强制作用。同时,对减少废物排放的企业和对废弃物二次加工利用的生产部门适当减免税收,以示鼓励。最后,环境税收的所得,必须在法律中予以明确,用于环境生态的维护和保持工作,不得挪作他用。
(四)强化监督
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措施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检查。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加强监督检查,切实抓好落实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性。当前,应有效地组织开展资源节约专项检查活动,重点检查高耗能、高耗水地区和重点行业节能、节水情况;用能产品能效标准、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执行情况;用水计划和取水定额执行情况,推动节约降耗工作的深入开展。同时,各地区、各行业要严格环境管理和监督,要配合环保部门监督并落实清洁生产审核方案的实施,从源头和全过程实现污染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循环经济不仅是发达国家后工业化的主要途径,也是发展中国家通过可持续发展逐步走向知识经济的必由之路。基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和文化建设是关涉到从观念形态到物质形态、从生产到消费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性工程。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构建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设计合理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张坤.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3.
[2]赵洋,刘建民,侯丽艳.浅析循环经济立法[J].经济论坛,2007,(4):129.
[3]陈宗兴,刘燕华.循环经济与国民经济建设[m].辽宁: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4]论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保障[J/oL].法学杂志,2006,(5).
省略/new/16900_174/2009_12_18_ji9572448488121900223760.shtml
[5]陈宗兴,刘燕华.循环经济的战略思考[m].辽宁: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6]袁晨颖.我国循环经济立法探析[J].法制与社会,2007.(8):279.
[7]孟庆瑜.论循环经济的法律调整机制[J/oL].2005-11-11.
riel.whu.省略/article.asp?id=27564
循环经济事例篇4
发展循环经济的条件和优势
(1)深圳有地域位置的优势。它到达中国香港，基本如同在深圳市区内活动的距离，它是连接国内外的重要枢纽，并处于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它的交通优势和自然环境的优势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有利于大力发展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产业链。(2)政府重视及政策优势。深圳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以转变增长方式，提高效益为核心做好各项工作，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节约型城市的建设”，且对循环经济的相关技术的创新加以鼓励，并从政策上给予倾斜。(3)产业优势。深圳在电子信息及设备、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等领域具有相当的优势，在提高产业科技含量，延伸产业链，增强产业辐射功能等方面，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4)人才优势。深圳是一个国内最先、最典型的移民城市，在政策优势的前提下，吸引了全国各地大量的各行业的优秀人才到深圳来发展自己的事业。这从客观上为深圳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5)经济基础的优势。深圳的综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人均国内生产总量排在全国前列，经济基础比较浓厚。
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
深圳循环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仍存在若干问题。第一，观念较落后，思想认识不足，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性、迫切性缺乏认识，缺乏对循环经济的了解，对资源和环境形势认识不足。认为循环经济只是环保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事情与己无关，并普遍存在只强调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还需要进一步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全社会节能降耗意识仍需增强。第二，政府推进循环经济和节能降耗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三，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致使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不够高。第四，能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比较缺乏。
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
发展循环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和废弃物排放的重大难题，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取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共赢”发展。循环经济是有限的，只能延缓它的循环行为，不是为了循环而循环。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是要追求重复利用使用资源，优化利用能源，使资源、能源的综合利用率提高，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也是缓解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根本出路，是一项带有全局性的战略任务，更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经济效益提高了，污染物减少了，人类才会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这也是人类健康的需要。才能更好地用新标准审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在国内、国际上的竞争力。
深圳进一步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路和对策
(1)加强宏观指导，积极引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总书记在考察深圳发展30年时，为深圳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自主创新是根本，培养人才是关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经济特区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充分发挥作用。从深圳在电子通信、电动汽车、生物医药、新能源等方面的发展前景，看到了创造活力，并看到了在深圳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希望所在。积极发展核电是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项重要举措。可见总书记从各方面对深圳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极大的鼓舞。深圳一定会沿着国家指引的方向，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循环经济的路上阔步前进。市区级政府，要在结合自身特色的前提下，制定出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形成促进循环经济良好运转的机制和体制，加强宏观指导，加强政府的支持和调控能力，从而积极引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
(2)进一步完善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前几年深圳市已为循环经济发展，实施了“深圳市资源综合利用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建筑节能条例”等，已取得明显成效，为进一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还需要在生态环境保护、节能、各区域生态建设和废弃物污染防治、回收、利用等方面立法。强化政策法规导向，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3)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要加快发展节能、降耗、低排放的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综合能耗不断降低，坚持走具有深圳特色的新型产业化、生态化道路，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要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区域发展，产业转型，促进区域产业布局合理调整。让滥用资源，损害环境者“埋单”，做到谁污染谁补偿。
(4)加大技术创新，实现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目标。不断研究新技术、应用新工艺、选用新设备和新材料，加强技术集成，不断提高能源循环利用，节约和循环利用并举。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放，降低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持续发展，全面推动物质集成、能源集成、技术集成。
(5)转变观念，提高认识。发展循环经济不仅是物质流动形式的转变，更是一场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转变发展观、生产观和消费观，树立绿色生产、清洁生产观，树立绿色消费和适度消费观，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6)加强宣传和引导力度，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培训活动，进一步提高市民的资源意识、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及绿色消费意识，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社会共识，逐步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把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环境提到重要高度，以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为基础，从而提高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强化人们对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认识，进一步形成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社会氛围。
(7)节约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广低投入、高产出、低污染、可循环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过程的生态化和绿色化，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8)升级城市功能，构建区域框架。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突出功能布局，突出不同版块的功能定位，搞好功能分区，推动生产要素分类集聚，注重整体和谐的同时，要实现点、线、面的特色版块塑造，着力在差别化发展，特色化培育，科学化布局上下工夫。将城市道路、街头广场开放绿地城市街景等加以规范，增加区域感、城市感、品质感，不断彰显水绿交融的生态特色。以城市综合体为突破口，布局合理、业态先进。把深圳打造成国际化、生态型、综合性和宜居创业的商务城。#p#分页标题#e#
循环经济事例篇5
【关键词】信息文明；和谐烟草；循环经济；人才互动；绿色会计
在人类走过游牧、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甚至今天的信息文明，烟草行业也提出建设和谐烟草的文化导向。一方面烟草的发展开始吸收东方文化中的和谐要素，开始反思烟草与人的健康，烟草与自然，烟草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烟草文化与人的融合，能否创建一个和谐烟草已得到国家局的高度重视。
一、循环经济中烟草企业的角色
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性活动的独立核算经济单位。按照以往的理解，企业儿乎只有经济责任，而且主要是为它们产权所有者谋取利益。但是现在社会观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烟草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而且还有社会和环境责任。社会责任主要是指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员工权益、发展慈善事业、捐助公益事业等。环境责任是指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只有同时承担起经济、社会和环境三方面责任的企业，才算得上是合格的、先进的烟草和谐企业．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角，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给烟草行业提出了“烟叶防过热、卷烟上水平、税利保增长”的行业目标，国家局提出了一系列例行节约的措施，发展循环经济保障税利指标的完成，为应对金融危机和维护专卖法打好基础。循环经济的核心内容，是在3r（减量化、再使用和循环利用）原则的指导下的物质循环。以烟草企业为例，有以下三个层面的物质循环：小循环、中循环和大循环。小循环——烟草企业内部的烟用物质循环。例如，下游工序的烤烟、卷烟废物返回上游工序，作为原料重新处理以及其他消耗品在企业内的循环；中循环——工商企业之间的循环。例如，下游商业的废物返回上游工业，作为原料重新处理加以利用；大循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循环。这主要是指烟草企业产品经使用报废后，其中部分物质返回原部门，作为原料重新利用。以上三个层面的物质循环，都是以烟草企业为主的。小循环发生在烟草企业内部，中循环在烟草工商企业之间，大循环在烟草企业与社会之间。可见，烟草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主体之一。做好烟草企业内部的物质循环，是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的首要任务。
二、工商紧携手，共创和谐
烟草2003年工商分离在中国烟草改革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工商分离新的格局的出现，要走新型的工商关系之路，就要深刻领会国家局对行业改革和发展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就要时刻认清烟草商业企业与工业企业共同发展的历史使命，就要紧密结合区域发展特定的人文环境和消费市场变化，把烟草行业新型的工商关系定位为和谐发展、循环发展。一个地方烟草商业的发展思维，除了贯彻落实国家局、省局的要求，还要与当地的人文特色和消费特点水平相适应。2003年以来，昭通烟草立足于自身的文化沉淀和区域特色，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络品牌，提出了统筹、互动、循环的和谐发展模式，与工业企业共同打造新型工商关系。工商分开后的工商关系处在不对称中。地位的不对称造成了商业企业相对处于强势、工业企业相对处弱势的格局。商业企业单一地注重自身效益增长，从而与工业企业的价值取向对立起来，导致工商分开后两个局部利益主体发生矛盾。新型工商关系还必须注重，客户资源与品牌资源的和谐。商业企业提供的是服务，面对的是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零售客户，拥有的是客户资源，要不断构建循环利用现有资源的模式。工业企业提供的是产品，工业企业应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自己的产品业务上，通过产品做市场。从供应链上来讲，工业和商业是互为客户的上下游关系，它们是行业供应链上紧密相连的两个部分，只靠一方实现不了行业的整体价值和节约循环发展。从这一层面讲，双方都拥有客户资源与品牌资源，客户资源与品牌资源也是和谐统一的。
三、烟草人才互动，共建和谐平台，循环发挥人才优势
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因此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烟草企业烟草人才互动，共建和谐平台，循环发挥人才优势的核心和本质就是要坚持和贯彻“以人为本”。企业即人，企业为人，企业靠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企业更需要有自己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是需要逐步营造、逐步构筑的，即通过企业人的建设来逐步形成、发展和提高。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人的因素是企业成败的关键。企业必须从纯商业范围中解脱出来，注重人的因素，倡导人本管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利用行业人才优势的循环，不断提高行业核心竞争力。
四、从烟草企业文化中找寻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事例篇6
循环经济是指根据生态科学来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使经济活动同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相结合,走生态系统内在化之路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1]。2000年6月2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启动了我国推行循环经济发展的步伐。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在循环经济立法中再克一城。参照德国、日本等国的成功经验,我国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还应当抓紧制定《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容器和包装的分类收集与再利用条例》、《家用电器再利用条例》、《建筑材料再利用条例》、《食品再利用条例》、《环保食品购买条例》、《多氯联苯废弃物妥善处理特别措施条例》、《车辆再生条例》等[2]。
循环经济立法主要由直接管制、间接扶持、市场调节和自我调控四种规范组成。“直接管制”即“命令和控制”措施,常用于污染控制领域,可表现为:“确立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这一流程[3]。“间接扶持”是指政府扶持和补贴对环境友好的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通过建立环境税费制度、财政信贷制度、环境标志制度等,使经济环境与资源利用协调、健康地发展。“市场调节”是指市场价值规律和市场激励机制的具体运用,要通过市场机制使依法开发利用再生资源的生产者、经营者获益,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经营者付出相应的经济代价,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自我调控”是指社会公众、工矿企业、非政府组织通过开展各种宣传、教育、交流与合作活动后,逐步增强了自身的循环经济意识,自发地改变某些对环境不利的行为。在这四种规范中,前两种规范(即直接管制规范和间接扶持规范)基本上属于公法规范,后两种规范(即市场调节规范和自我调控规范)基本上属于私法规范,主要是民法规范。在循环经济社会产生与形成的初期,公法规范往往被较多地运用。例如,对于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有学者反对仿效英美式的配额制,主张采取德国模式的固定电价制度,而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支持、运用政策扶持机制的制度,它需要政府稳定的投入,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能否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行长期扶持。该学者因此认为,在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促进法中规定固定电价制度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初始阶段的制度选择,在通过国家或者政府政策扶持后,当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达到一定规模或者具备市场化运作的条件时,政府必须从中退出,转向使用市场机制或者配额制[4]。笔者进一步认为,即使在以公法规范为主导的初始阶段,人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公法规范自身的局限性。
(一)公法规范在资源配置机制上的不足。公法与资源的第二次分配相适应,它所维持的是一种由国家主持的超经济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由此决定了在公法运行中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淡漠经济运行规律即忽视资源配置的效率[5]。在解决与循环经济紧密相关的环境问题时,公法的缺陷由此而生,它将公民环境权片面地理解为一项公共权力。由于公法是靠一定的行政机制来实现的,行政机关出于种种原因可能产生“政府失灵”,很可能为了区域利益、集团利益甚至长官利益而牺牲社会公共利益。虽然在公法机制中设置有公众参与、信息公开、司法审查等制衡手段,但一方面可能引起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也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不能有效控制“政府失灵”的产生。
(二)公法规范在运行方式上的欠缺。公法的突出特点在于直接管制的强制命令性,其缺点在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僵硬死板的程序以及主体的有限性,难以充分发挥相对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特殊情况下,又可能将相对人的主观能动性引入歧途。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实行过“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政策,这大大助长了全国各地乱采滥挖矿产资源之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国家在几年后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整顿措施,取缔、关闭了大批小矿。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制定和实施的产业政策,曾重点支持了部分有严重污染的企业,包括“十五小”企业,虽然在短短几年内这些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却造成了部分地区的环境破坏,特别是造成了一些流域水体的严重污染。于是国务院在1996年作出决定,取缔、关停严重污染环境的小企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各级政府取缔和关停了65000多家小企业,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果,但有关方面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中国农业银行因这项行动而无法收回的贷款本息就达50多亿元[6]。可见,循环经济立法中所面临的问题广泛而复杂,仅靠公法机制是不能完成全面控制或全过程控制重任的,坚持单一公法机制的结果,只能使行政机关背上沉重的包袱,防不胜防,治不胜治。
(三)公法规范在动力来源上的弱势。这种弱势表现有三点:(1)参与者的被动性。公法的利益内容是公共性的,其力量源泉在于对公共利益的尊重,这是一种道义发动机制,仅借助于公法手段推进循环经济,主要依赖于人们的道德观。即使公法对循环经济作出明文规定,其运行也是靠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感,是消极地、被动地、依命令而作出的行为,不是主动的参与和付出。(2)行政主导在某些领域的失效。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一直强调以行政为主导,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环保行政主导被解释为统一计划、集中管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它又被解释为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勿庸讳言,行政主导在我国确实存在着不少优势。一方面,行政主导相对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行使而言简捷而经济,具有较高的效率;另一方面,行政主导比较适合于我国错综复杂的地域关系,权威性较强,易于排除各种阻力。然而,行政主导在循环经济法领域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行政主导主要适用于污染防治,而对自然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建设则另当别论。国外自然资源主要为私有财产,以私法的调整为主,行政权力的介入很有限,也就无所谓行政主导。我国自然资源所有制虽未改变,但所有权内容已发生深刻变化,主体自治的成分在扩大,这一切都会对行政主导提出挑战。(3)行政部门在不良体制下的职能异化。行政主导在强调严守隶属关系的同时,容易异化出部门分割、条块分割的痼疾。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但我国在管理体制上将其人为地分割为土地、农牧、林业、海洋、矿产、水利等诸多产业部门和行政区划,这些行政部门和行政区划的第一职能并不是保护生态环境资源,而是通过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经济效益,这必然产生权力的冲突,造成体制上的混乱,反而导致行政主导的削弱。这种情况已有先例,如美国1981年至1983年间环保局出现混乱直接导致了1984年环境行政管理权的削弱[7]。我国行政系统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部门分割、条块分制的问题,那么我国循环经济的建立和推进将成为一句空话。
二、经济人假说与民法机制的激励作用
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中,企业、消费者、政府有关部门是三个重要的主体,而企业更是重中之重。当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循环经济的“3R”(Reduce、Reuse&Recycle)原则[8]时,人们的话题总是离不开企业。这是因为,企业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环节中往往居于最前端,它是社会享用产品的制造者,也是循环经济中必不可少的执行者。虽然消费者的循环经济意识、消费者的消费趋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循环经济社会的建设,然而同生产者相比,消费者毕竟处于稍后的环节。如果企业严格按照循环经济的标准和要求生产产品和进行包装,使出现在商店货架上的商品绝大多数均为可循环产品,消费者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购买可循环产品。当然,这样做必须有两个前提:其一是购买可循环产品的价格与购买非循环产品的价格相同或者相差不多,甚至更少;其二是可循环产品的品质至少可以达到与非循环产品质量相同的水平,甚至更高。为满足这两个前提,企业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在此,人们不禁要问:企业这样做的动力来自何方?对于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曾经作出过富有意义的探索。
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亚当•斯密的论述被后来的经济学家概括为人们行为动机上的趋利避害,称其为“经济人”假说。该假说曾被作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有学者认为该理论也是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法理学基础之一[9]。企业是“经济人”,它首先考虑的是营利的最大可能性。在环保成本明显高于现实生产成本的社会背景下,它很有可能会选择逃避法律规制和执法机关监管的途径,使得循环经济计划得不到执行。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处理这种情况,当然可以通过加大执法力度来解决。但值得怀疑的是,加大执法力度是否真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盈利,可能会和执法机关玩“捉迷藏”的游戏,这样会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使执法成本上升,二是容易滋生腐败。淮河治污十年仍然污染严重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一规律性认识是有根据的。十年中,淮河沿岸政府未能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经济人”特性,未采取对症下药的激励性措施,而只是强令不符合排污标准的企业关闭,或者要求其添加净化设备。其结果是:企业要么佯装停业,拒绝追加投资,而在监管乏力时偷偷生产,要么只为应付检查添置净化设备,而实际上基本不用。长此以往,导致淮河治污十年,花费不小,效果却不明显。
对于同样的问题,一些啤酒企业和饮料企业却做得非常好。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它的瓶装汽水的空瓶每个定价0.5元,如果破损,要由消费者或零售商来支付瓶费。该瓶因此产生极高的回收利用率,尽可能地减少了废物排放,节省了资源。可口可乐公司这样做的动机虽不排除其具有循环经济理念,但笔者认为更大的原因在于生产一个新瓶的成本比回收一个旧瓶的成本更高,成本高就意味着盈利减少,所以它才会回收旧瓶。可以说,是企业的营利最大化思想使其在实现自身盈利的同时,做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啤酒企业回收啤酒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并非由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是由于利益的驱动。在循环经济立法中,立法者应当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经济人”特性,努力运用法律方式降低企业循环利用资源的成本,使其走循环经济之路有利可图,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循环经济,才能真正使相关立法得到执行,产生良好效果。
“经济人”假说对于宏观经济领域也是适用的。我国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困难,在于当前技术经济成本效益比较上的不利性。以大规模、高速度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技术体系使得原材料开采、加工制造方面的直接经济成本日益降低。相比之下,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处理技术的发展却比较滞后。在不少情况下,把废旧产品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变为有用资源的再生成本比购买新资源的价格要高一些,由此增加了推进循环经济的难度。这源于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私人使用事实与社会付出成本这一前提的不对称性,从而出现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两种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初次资源用社会成本代替了其私人成本,在市场竞争中自然处于有利地位。“私人资本(包括所有非社会共有资本)总是在开采初次资源与利用再生资源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总是试图免费使用生态环境排放废弃物而节约局部成本。”[10]经济人假说理论不断地提醒立法者,要密切关注循环经济法律关系中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配置,力求实现社会整体经济效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民法理论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之一,在调整新型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系列激励机制:
(一)民法灵敏而贴近经济规律的资源配置机制。民法的一系列制度与资源的第一次分配相关联,并通过确立初始的分配关系而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相连。民法机制具有关注个人与社会利益,重视经济运行规律的特点。民法机制的启动,可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失灵”,是优化环境资源的配置、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有效举措。
(二)在运行方式上具有柔性特色、多种路径的可选择机制。民法机制可以弥补单一公法机制的缺陷。民法的最大优越性在于其自治性。在民法机制下,权利在法律的范围内可以协商,可以转让,也可以处分,各主体之间处于平权关系。这种机制如果设计合理,是一种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全民性机制,对于调动公民以及各种社会团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适应经济人本性的利益驱动机制。民法所保护的利益直接与个人相联系。与公法上的道义发动机制不同的是,民法机制是一种利益驱动机制。民法在推进循环经济时,以公民及其团体的利益为重要内容,具有较强的普及性和凝聚力。民法机制利用了人类追求利益、趋利避害的本性,将促进循环经济形成的力量源泉植入万民心中,使得可再生资源的利用等问题的解决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保障循环经济的有序运行,人们所要寻求的民法手段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权利绝对化的手段。它所要求的是既具有私法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表现形式,又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社会性私权,是能够重构权力—权利、国家—社会—个人、公法—私法关系的民事权利。在这里,权利是其外壳,社会利益是其内核。这样一种新型权利的理论基础、权利本体、权利价值以及权利运行轨迹都必然有着不同于传统民事权利的特性,如何认识这些特性,是民法手段能否在循环经济法领域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构建循环经济法全套责任体系过程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三、循环经济立法中民法机制的具体运用
在不破坏民法根本属性的原则下,探索将“公法支配和公法义务”纳入民事权利体系之中,在生态环境权利的公益性与民事权利的私益性之间寻求协调与沟通的路径与方法,这种努力已在20世纪后半叶许多国家民法典的修改与制定阶段中付诸实践。对于外国的经验与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借鉴。
(一)从物权、债权两个角度重新审视环境资源的内在价值。工业革命以后,医学逐步发达,人口迅速增长,清洁的水、空气、宁静和阳光等环境资源的稀缺性特征逐渐明朗化。人类的生存利益和生产利益在对环境的需求上开始产生对立并形成日趋激烈的竞争态势。在新的情况下,社会有必要对人类的两种利益即生存利益和生产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通过权利的重新配置来平衡和制约人与人之间因利用稀缺性环境资源而发生的关系,实现既要生存又要发展的目标。从物权法的角度看,环境具有物质形态的双重性。一方面,它是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的汇合,具有物质性;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类为谋发展而经常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资源性。环境资源的两种属性是民法与循环经济法得以分别存在的基础,对这两种属性的利益关系加以整合的方案之一是将循环经济法的一部分纳入物权法和合同法之中,建立环境资源的生态性物权保护制度以及相应的交易制度。即使追寻着德国法系的物权法的体例,我国的物权法也应给准物权的存在与发展预留适宜的空间。“准物权不是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称谓,而是一组性质有别的权利的总称。按照通说,它由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组成。”[11]在准物权的基础上,存在着运用市场价值规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制度。当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可以对这些交易行情实行必要的调控,但调控的方法必须是市场化的。
(二)将环境权融入人格权之中。在传统的人格权体系中,重视或者承认了“人格”的一个方面——即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中所体现的主体性特征,而忽视了“人格”的另一个方面或者更为复杂的方面——人与人之间由于自然因素的介入而形成的间接关系中所体现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仅注重对人在社会关系中的主体地位进行概括和诠释,而忽视人与环境关系中主体性地位的做法是传统人格概念的局限所在。鉴于现行民法对环境权益保障方面的制度性缺陷,欲发挥民法在循环经济促进方面的功能,必须引入独立的环境民事权利——环境人格权。“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是人们享有的一种以环境资源的美学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基础,在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权利。具体包括日照权、眺望权、景观权、宁静权、清洁水权、清洁空气权、享有自然权等等。”[12]实际上,在美国的环保判例中,已经将其视为一项独立的权利。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法中引入独立的环境人格权确有必要。其必要性主要有两点:第一,人格权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反映了人的主体价值的弘扬。随着人权运动的开展,人格权法已成为当代民法中最为活跃的一个部分。在古代法和近代法中,人格权法与主体法的界线不甚清晰,人格权法主要规定那些享有民事主体资格者所不可缺少的权利(如姓名权、身体健康权等)。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格权的内容不断扩展,新型权利不断出现,如环境人格权、知情权、迁徙自由权、器官捐赠权,等等,这些新型人格权与享有主体资格的条件之间已经不存在本质性联系。这就改变了人身权法以身份法为主干的结构模式。环境人格权的确立代表了一种更高的人权标准和人文关怀,代表了一种更高质量的生活,这正是人们所要追求的立法目标之一。第二,环境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进入民法典,已有立法先例。例如,1996年颁布的乌克兰民法典的第二编,即广泛规定了人格权的内容,共计32种,包括: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保护权、消除威胁生命和健康之危险权、医疗服务权、自身健康状况知情权、器官捐赠权、体弱者的受庇护权、环境权等。我们认为,乌克兰民法典的这一立法例,代表了当今民法的新趋势,值得借鉴。
(三)侵权行为法应成为循环经济的坚强后盾。对于非循环经济所造成的财产损害、人身损害,各国的侵权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作出了反应。然而,传统侵权法也有其自身的无奈。这是因为,侵权法主要着眼于事后的救济,并假设事后的救济足以发挥填补损害的功能,使权利恢复到侵权之前的状态。在环境侵权行为中,由于侵害常常是在历经广阔的空间和长久的时间,通过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才逐渐形成和扩大的,因而其所造成的损害是持续不断的,不会因侵害行为的停止而立即停止,往往要在环境中持续作用一定的时间,从而具有延宕性,且其所引起的疾病多具有潜伏性。就环境侵权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而言,一旦损害发生,则往往难以恢复或不可逆转。因此,无论从保护当代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抑或从保护后代人的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量,预防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都是至关紧要的。
循环经济事例篇7
典型一：国家环保总局挂牌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包头铝工业园区
2003年被国家环保总局挂牌为循环经济试点单位的包头铝工业园，园区主要发展火力发电和电解铝生产两大产业系统。
笔者以为，包头铝工业园区并非真正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对此，可从以下两个层面辨析。
什么是循环经济？
如果限于学术概念，按照所谓“知识共同体”的共识，循环经济是有确指的：以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友好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包括生产、流通、交换、消费和废弃的全过程）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追求3r（即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目标，要求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但有关职能部门结合本部门工作对此概念的重点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两种：一是综合经济部门提出的根据经济发展战略提出的衡量标准——只要有利于提高资源生产率都可以算是循环经济；二是环保部门提出的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主要是一种全新的污染治理模式。
这些认识都有合理的一面，但在我国当前的发展环境下，以这样的认识指导工作容易产生误导。提高资源生产率最主要的途径是提高单位产品的效益而非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利用量。以经济学观点来看，计量资源生产率可以用生产函数。而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三个生产函数的自变量中，人力、资本均与循环经济无关，技术进步也更强调产品的产出效益和制度变革，因此如果以这个目标提循环经济的发展意义，学术概念内涵的循环经济实在没有太多用处，反而人类社会的一切科技进步、制度变革等更合适装到这个“概念筐”里。其实，如果将这个说法变为——只要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率都可以算是循环经济——可能更合适。这也意味着只用污染治理模式来评价循环经济又太“委屈”了这么好的概念。循环经济这种发展方式要求最大限度地将废弃物转化为商品，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这个过程中相应就会减少污染治理投入和环境监管成本，就会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比如，火力发电厂外排的粉煤灰是危害严重的固体废弃物，但在粉煤灰成为多种建筑材料的原料后，粉煤灰反而转化为具有市场价值的商品。换言之，以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为目的的循环经济同时也能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总之，第一种说法——综合经济部门提出来的——太大，第二种说法——环保部门提出来的——太小，他们需要互相靠拢。
什么是当前应该扶持的循环经济？
不过，就指导实践的要求而言，仅仅有循环经济的定义还不够，当前推动循环经济必须要有明确的筛选标准——什么样的企业和企业群才是值得扶持的。如果只是根据定义，用3r原则来筛选，恐怕国家扶持不起——现代化工业生产都以追求物质和能源的高效利用为重要目标，减量化是现代化工业生产必然追求的，以最小的原料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品是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向，再循环和再利用原则在多数工业部门都有体现。那靠什么才能区分出真正的循环经济特色突出的企业呢？循环经济的要旨在于兼顾经济、环境、资源三种约束，而诸多工业部门在安排符合3r要求的生产上往往只考虑单纯的经济约束。尽管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循环经济的要求，但不能为此对其给予优惠政策——因为其根本起不到示范作用。因此，在我国当前的国情下，只有通过技术改造或者通过企业内外的生产环节耦合（此处不包括末端治理）使企业实现单位产品资源利用上的减量化和将主要废弃物商品化使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显著减少，才算得上循环经济示范点或试点单位。如果没有这样的手段，就不应该获得政策的专项扶持。
根据这两个层面的思考，可以对包头铝工业园的本质进行如下辨析：
包头铝工业园的整个体系不过是服从于价格规律的一个传统工业生产流程。发电和电解铝生产中均不存在减量化环节，发电中的主要污染物——粉煤灰、二氧化硫和电解铝生产中的主要污染物——含氟电解烟气、废渣并未通过工业园中的综合利用成为商品，工业园并不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减量”和“循环”技术环节为主要特点。显然，如果将这种工业园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扶持对象，只会导致各地将各种项目都装到循环经济的筐里争取政策优惠。
死活循环经济论
典型二：贵阳发电厂脱硫机组的黑尘暴污染事件。
我国火力发电厂中应用最普及的石灰石——石膏钙法脱硫技术是非常典型的循环经济生产环节，这一环节不仅可以截留电厂废气中的硫，而且副产品是可以商品化的石膏。这个来源于日本的方法在我国的实践中却“半死不活”——脱硫机组由于环境监管的压力不得不运行，而副产石膏的设备一般都关停。2004年，贵阳发电厂的新建200mw机组甚至因为关停脱硫及除尘机组引发了黑尘暴污染事件。
这个典型的确是典型，因为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现象：循环经济这个理念具有重大创新价值，但能在实践中贯彻却有很大难度，活力四射的时尚词却名存实亡。这不能只归咎于某些领导光说不练，主要原因是现实的市场条件下的两个障碍使其“身染重疴、半死不活”：循环型生产环节有两个效益来源，一是废弃物转化为商品后产生的经济效益，二是节约的废弃和排污成本。但目前普遍存在原材料价格障碍和循环过程成本障碍，使这两方面的效益难以显现。
价格障碍——循环经济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必须看到，循环经济生产方式中试图实现减量和循环的环节多数不是现行市场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可再生资源的再生利用过程一般都存在着可替代的生产过程，现行市场条件下源自再利用和再生利用的原料常常不仅性能上不占优势，价格上也不占优势，以致在现行市场条件下循环经济生产方式很难自发。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
第一是因为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矿产资源、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私人”使用与社会付出成本的不对称性，使得初次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私人资本（包括所有非社会共有资本）”总是在开采初次资源与利用再生资源之间进行成本比较，总是试图免费或低价使用环境排放废弃物而节约局部成本。这种情况在矿业生产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矿业生产中，存在矿藏资源价格过低和矿业生产支付的环境成本过低的现象，相当于廉价侵吞了公共资源。矿山的价格由于长期以来的矿产价格形成机制常常仅相当于面积相当的基本农田的价格；而由于矿业生产规模大、环境影响滞后，矿业生产中的环保成本一般来说大大低于生产消费环节中的环保成本。这就相当于在矿业开采中的环境要求低因而环保成本低，而在原材料的回收、加工、再生环节中却要受到已经在生产消费领域体系比较完整、标准比较严格的环境监管，因而环保成本高。这样，造成了矿业生产中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存在价格差，因此原材料的价格显著偏低。
第二是在国际分工中存在对原材料和能源提供国明显的价格不利因素。由于发达国家开发早，本国资源大多耗竭或开发成本高，因此通常利用经济、技术乃至军事上的优势低价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快速脱贫，在没有能力搭建完整工业链时，也只能依靠廉价出卖原材料和能源积累资金。
第三是以大规模、集约化为特征的现代生产体系使得多数原材料的开采和加工成本日益降低，而对各种废旧产品和废弃物的集中回收成本高，再利用和再生技术发展滞后，规模效益差。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再利用和再生利用原料的成本常常比购买新原料的价格更高，由此构成了推进循环经济的价格障碍（此种病症常被人谑称为“循环经济的再生障碍性贫血”）。
成本障碍——循环经济的便秘
环境容量资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具有显著不同的消费者支付意愿和市场价格，目前我国的环境容量尚没有作为严格监管的有限资源，企业和大众消费者支付的废弃和排污费不仅远低于污染损害补偿费用，甚至也明显低于污染治理费用，这就使废弃物排放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如果不能将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循环型生产环节一个重要的效益来源就不能显现，循环型生产环节的成本就很难收回（此种病症常被人谑称为“循环经济的便秘”）。
只有克服了成本障碍和价格障碍，循环经济才有可能在中国从概念、理念走向实践。要使企业在市场条件下自觉“循环起来”，必须通过以制定政策为主的制度创新构建资源再利用和再生的生产环节的盈利模式，使市场条件下循环型生产环节有利可图，这样就可以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自发机制，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以对“身染重疴、半死不活”的循环经济开出两道药方：
①建立“原料政策筛”体系。“原料政策筛”指一套包括税收、补贴等正、反向措施在内的政策体系，专门用于还原各种作为原料的物质的真实成本、价格，从而利用市场筛掉从环境效益差的途径提供的原材料，借此扶持环境效益好的废物再利用。
②与“原料政策筛”配合，可以贴上循环经济标签（或者扩大绿色标签的范围到循环经济领域），使这种产品的使用方获得补贴等正向激励。
总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打破原有市场体系，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通道。从这个意义而言，现阶段推行循环经济的产业与环保产业一样，是一种政策产业。
分析了循环经济的这两个障碍——也可以称为“死活循环经济”条件，贵阳发电厂脱硫机组污染事故的成因也就显然了：石膏在日本是稀缺资源，中国却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石膏资源大国，质次的含硫石膏根本没有销路，企业只好将脱硫后产生的大量含硫废渣、废液废弃。这样，只是将气态污染物变为固、液态污染物，循环经济“断链”了。单单再生利用的价格障碍就“要了循环经济的命”，何况还有环境监管不严、排污费过低的成本障碍！
对类似贵阳发电厂这样的火电厂脱硫循环型生产环节，如果按照上述“药方”，有两个方面的对策：一是将二氧化硫和含硫废弃物的排污费大幅提高，使脱硫系统的效益凸显；二是对使用这种石膏给予补贴。用此“复方药”，循环经济才有活路。
大小循环经济思
典型三：全国惟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贵阳。
贵阳市是国家环保总局命名的全国惟一的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市政府已于2004年颁布了《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我国第一部关于循环经济的地方法规。另外，贵阳分别请清华大学和中国环境科学院完成了以煤化工、磷化工为主题的乃至全市的循环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了诸多据说是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指导的项目。
大循环的尴尬
贵阳市的这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被称为“大循环”模式。
尽管循环经济在现代产业结构下表现形式复杂，但目前的政策口径将其归为大、中、小三个层次：大指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按循环经济的要求组织起来运行；中指工业园区范围内的企业之间达成循环经济要求的物流状态；小指某一企业的生产基本符合3r原则。
我国已经有了小层次的循环经济实践典范，其中某些甚至像以中循环闻名的丹麦卡伦堡工业园一样——参观和取经的人如过江之鲫，这样的企业有山东的鲁北化工、广西的贵港糖业等。在大层次上，也有诸多理论上的典范——辽宁省是循环经济试点省，贵阳市是循环经济试点市。尤其作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的贵阳，其循环经济政策制定得十分完善。但到贵阳参观的诸多官员却少有到鲁北化工、贵港糖业参观那样的感悟，反而常有感慨：什么循环经济，什么都见不着！
说到贵阳的尴尬，就不得不提到在大层次上推行循环经济的条件——如果没有足够高的工业化、市场化程度和足够全的产业配套，横跨多个产业系统、需要一定物流量保证的城市级别的大循环经济体系是不可能建立的。即便在北京、上海或者以产业配套齐全、工业园区建设完善的苏州，推行区域层次的循环经济恐怕都是中长期规划才敢考虑的，何况贵阳！
渐推中循环
所以，尽管有关政府官员说起话来心比天高，但干起活来还是要脚踏实地。在小循环层次上，我国已有经验，更需要做的是推广。就我国需要特殊政策促进的循环经济来看，目前真正可以也需要推动的是工业园区层次的。毕竟，不同利益主体、不同产业、不同规模的企业要将其物流按循环经济要求组织起来，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已是一种“强人所难”。
目前，我国只有江苏、浙江、广东等工业园区发达的地区有了一些初步、局部的尝试。例如，在发达地区广东，目前采取的也只是“工业入园、产业入区、集中治污、源头控制”模式。广东小企业众多，实现自身循环代价昂贵，但集中起来治理废物，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废物量大了才有了将其商品化的经济可行性。至于浙江，机制更加完善：有些工业园区内部实现了排污权交易，尽管很多小企业搬迁、转产频繁，但其排污权可以交易，这就使小企业集资构建成本高、回收时间长的废弃物商品化处理生产环节有了可能性。这样，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厂，就工业园区整体而言循环型生产环节得以延续。
但广东、浙江模式仍然有其特殊性。因为就工业园区而言，除了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的诸多城市，即便省会，工业园区的集中统筹规划也做得不好。其中原因一是由于招商引资的困难，工业园区难以在短时间内聚集大量企业，更不用说同行业的企业了，因此将多个污染同质的中小企业集中进行污染治理和将废弃物商品化的条件欠缺；二是工业园区的规划管理做得不好，企业集中度不高，呈分散分布状态，致使废弃物和污染物集中的成本太高；三是缺少其他制度的配合，例如建立有效的融资和产权交易体系等。这些原因，使我国全面推进中层次的循环都只能成为一种“说法”，可能还是要东部带头发展10年，才能使循环经济这个圈画进内地。
事实上，对发达国家而言，中层次循环都并非深入方方面面。例如，在循环经济的“大寨”——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的层次中，也有着严格的约束条件，这是一种能源中心模式，电厂是整个循环的中枢。其反映的条件是在工业园区的层次中，必须有循环中心，而且应满足以下要求：规模大，经济实力强、效益稳定并且是一切行业都要涉及的枢纽。
从小循环做起
总之，像鲁北化工那样在大企业进行的小循环相对来说还容易，因为有潜在耦合关系的物流量足够大且没有交易成本，单个企业的经济诉求可能就导向循环经济模式。而在诸多中小企业之间进行的中循环，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不同行业以及工业园区的规划布局等，变量显著增多，难度自然大得多。至于城市及以上级别的大循环，也许目前作为科研题目而非规划项目更合适，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可能连区域循环所需的物流量都达不到商业利用最小规模（例如我国的一个特点是——废钢量很少。这是因为大量的钢材成为建材，数十年内不可能脱离初次使用环节，因此根本谈不上循环）。
这种情况下，中国更现实的循环经济模式可能复杂多样，有的规模太小看上去不经济，有的物流统筹难度实际不可行，还有的好像是断链的，在中国国情下反而可能有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垃圾回收。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投资几千万元在许多小区推广了分类垃圾箱，要按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种投资是无效的：因为只有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垃圾分类转运体系和分类处理体系才可能有用。而北京只是在消费者收集环节用了分类方法，一到转运又混合了，遑论分类处理。
循环经济事例篇8
1循环经济学的内涵
目前普遍认为循环经济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因此，并没有把循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宄。例如，诸大建认为，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们忽略了生态环境系统中能量和物质的平衡，过分强调扩大生产来创造更多的福利;而循环经济则强调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和谐，着眼点在于如何通过对有限资源和能量的高效利用，如何通过减少废弃物来获得更多的人类福利，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奈民夫。那顺、梁继业和邢恩德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排泄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的经济。其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门学科称为“循环经济学。徐大伟和王子彦通过梳理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贡献，指出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基础应该是兼具微观、宏观和宇观思想的、以‘生态一经济一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矛盾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为研宄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其文章认为“循环经济学”这一名词是由吴季松提出的。而吴季松认为“系统论与生态学是循环经济学的两大支撑”，“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要像生态系统中一样，建立起经济系统中的循环组分;与生态经济学同一理念，但研宄及措施更为具体”。
从已有的有关循环经济的文献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学的研宄对象就是循环经济。而对于循环经济的定义也存在不同的见解，目前国内外对循环经济的探讨可以归纳为三类观点:第一类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张人类的经济活动要遵从自然生态规律，维持生态平衡;第二类是从生产的技术范式角度定义循环经济，主张清洁生产和环境保护，使生产过程的技术范式从“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转向“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第三类观点认为“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不管从何种角度来定义循环经济，都承认“3R”原则是循环经济的三项基本原则，也是循环经济论点的最为显著的内容。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根本在于“循环”：传统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转的线性经济系统，而循环经济则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一个闭路循环系统。因此，不妨将循环经济学定义为以“自然—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为支撑，研宄在既定资源存量、环境容量、生态阈值综合约束下，以缓解资源、环境、生态问题为目标，运用经济学方法研宄物质流、能源流的运行机理、方式、技术、效率、机制的一门应用经济学科。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1循环经济学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视角为研宄的切入点
当前的经济学研宄对象业已从经济系统本身的一元思维拓展到“自然一人类社会”二元思维，但是，“21世纪的主要矛盾由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带来的经济增长)变为需要大幅提高自然资源生产率(单位自然资本带来的经济发展)”。而这一过程的实现，更需要通过在区域系统运行的不同产业之间、同一行业之间进行有效的物质与能源交换。因此，循环经济学中的空间概念，将跨越生态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以及各个产业内部系统和产业系统之间，以及社会一经济系统，而在更为广泛的空间内寻求物质流、能源流配置效用的最大化。
1.2循环经济学是深层生态学的应用与发展
1973年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认为两者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生态思想，这种本质上有别的观念反映在当代生态运动的具体行动中便有了完全不同的现实主张。例如，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净化空气和水，缓和污染程度;或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内;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R。由此可见，循环经济学不是一个解决局部或部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经济科学，而且从更深层次的问题揭示、更大范围的系统设计、更为有效和长久的解决措施方面，来提升“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的运行效率。
1.3循环经济学的研宄目标是着重借鉴经济机制与杠杆，合理组织资源利用、污染控制和生态恢复与保护
其中也要考虑这一过程中的经济成本。例如，仅仅从资源循环利用来看，循环利用的次数越多越好。但是，如果考虑到每一次循环，都需要添加额外的能源与物质，比如附加的机器、运输的基础设施等，则就需要合理确定不同生产流程、工艺或资源、环境、生态条件下这一循环利用的程度。
1.4循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是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应用经济学
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目前一些分析十分注重将技术经济的分析应用到循环经济研宄的具体领域。当然，循环经济学的研宄并不限于技术层面、自然系统层面，而要寻求有利于形成循环型经济模式的社会经济制度。
2循环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异同
循环经济学的研宄是以“自然一人类社会一空间”三维系统为支撑的，而自然系统又是由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及自然生态系统所构成的，这四者之间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同一自然界的不同表象，从而又是相互区别的。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可再生性和资源禀赋，由于资源贸易的发展，使得自然资源的区域约束性相对减弱;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在于环境容量;自然灾害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灾害发生的风险程度;自然生态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主要表现在生态阈值。由此可见，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自然灾害和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约束性和影响途径是不一样的。
依据自然界及其组成系统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自影响，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科体系。自然资源经济学是以资源持续利用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资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环境经济学则是以环境容量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经济学则是以生态阈值为基础，研宄人类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科。
当然，如果从大资源、大环境、大生态的概念出发，则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又是重叠和交叉的。例如从大资源的角度出发，则不仅研宄自然资源，还研宄社会资源，当前一些资源经济学的研宄内容就是这样的。除此以外，还可以将自然环境理解为环境资源，将自然生态理解为生态资源，从而扩大了资源经济学研宄的范畴。还有即是从大环境的角度，将资源、生态纳入环境系统，并将其作为环境经济学的研宄内容;也有的将资源、环境纳入生态系统范畴，并从大生态的角度来研宄生态经济学。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
对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划分可以看出，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可以涉及到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及生态经济学的相互内容，因此，需要综合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三门学科的内容来加以分析与研究，这就需要产生一门新的学科。这门新的学科就是循环经济学，其从资源集约利用、环境污染最小化以及生态循环利用三个角度来实现经济运行过程中资源效率、环境效率和生态效率的统一。
综上所述，循环经济学是一门有别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新兴的独立的应用经济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相互关系及其所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是从经济学角度来全面、系统地描述人与自然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与规律的，一旦形成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其将高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反过来还可以引导这三门学科的发展。
3循环经济学研宄视角的比较与发展趋向从当前我国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来看，其研究视角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3.1技术流程分析
这主要是从事技术科学的学者，将循环经济的理念与思路引入到生产流程，并通过对生产流程过程中资源投入、循环利用及污染排放的分析，提出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工程流程或技术建议。例如，有学者以产品生命周期为依据，按照物质守恒定律，针对产品中所含的某一元素或某一稳定混合物，研究其基本规律。图2表示产品产量变化情况下，资源效率与循环率之间的关系，该图表明，提高循环率是提高资源效率的有效途径，尤其是在产品产量保持基本稳定或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资源效率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在产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循环率对于资源效率的增长要小得多[10。从这一研究可以看出，资源效率与循环率之间的关系Fig.2therelationbetweenresourceefficiencyandrecyclingrate资源利用效率与循环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完整的或真正经济学上的效率;对于产量持续增长情况下循环利用效率对于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要小，这也是一个假设，有可能在资源环境价格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即便扩大产量，其生产者也是注重资源集约利用，从而改进生产流程，促进循环利用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里还需要考虑不断增长方式的成本与效益，如引入新的生产流程与工艺以提高循环利用效率所需要的投入及预期产出。对于企业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来看，要对比分析采取循环技术和新能源的长期成本和短期成本，从而确定循环技术的可行性。
3.2深层生态分析
这主要表现在区域循环系统(如循环农业、循环工业等)的构建方面。例如，在生态工业园中有些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可以进人大循环的，因此还应建立把使用后的产品进行回收、加工和处理的企业。这样，在生态工业园中，既有中、小循环，又有大循环，如图3所示，在a、b、c、d、e、f阶段，企业a'，B'，C'分别承担企业a,BC的产品使用报废后的回收、加工和处理。然而，按照深生态学建立生态工业体系实现收益分享、共同发展的同时，还可能存在资源链断裂而带来的市场风险问题，因此，还有必要从经济学角度建立收益分享机制的同时，构筑风险分担机制，从而建立更为可靠、稳固的循环经济共同体。
3.3模式分析
目前，很多研究都是在从企业、区域、社会层面分析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且结合各地实践提出具有更为具体的模式内容。例如，有研究结合江苏省发展实践提出了七种模式:工业生态整合模式、清洁生产模式、产业间多级生态链联结模式、生态农业园模式、家庭型循环经济模式、可再生资源利用为核心的区域循环经济模式、商业化回收模式[11。同时，各地还在积极探索模式推广，以不断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当时，总体看来，对于模式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尤其是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还有待増强，尤其是实行循环经济的时期相对较短，还难以分析模式推行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循环经济实施效果。
此外，还有研究从战略、立法、规划、政策建议等方面对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践分析与总结。就总体而言，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对循环经济运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尚不多见，由此可见，循环经济还处于定性探讨与实践探索阶段，可以说，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业己走在了循环经济学理论探索的前面。
循环经济事例篇9
摘要：
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同一性。首先，二者皆遵循成本收益原则且都是法治经济；其次，探讨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特有的市场支撑体系，即源头无废市场、再生资源回收市场与再资源化的科技产品市场、绿色消费市场。要不断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对企业和公众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和激励；以法治保障循环经济市场体系建设。
关键词：
循环经济；市场经济；市场支撑体系；绿色消费；结构转型
发展循环经济，是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往往侧重于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等方面的调控手段，而对支撑循环经济的市场体系重视不够。事实上，推动循环经济的关键，在于完善市场机制，按照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稀缺性的成本收益原则，运用价格机制提高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的利用率，即通过生产无废市场、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再资源化科技产品市场、绿色消费市场等循环经济市场支撑体系，发挥市场在生态资源和自然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本文拟将以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为例，分析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机理，这对全面地把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循环经济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具有同一性
首先，循环经济与市场经济都遵循基于资源稀缺性的成本收益原则，以价格机制为杠杆，调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进而影响供求关系。资源的稀缺性与欲望的无限性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市场就是根据资源稀缺的程度，来决定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资源稀缺类型，已由工业革命以来的人力资源稀缺转变为自然资源约束趋紧和生态承载能力满负荷的自然资本稀缺，生态产品成为最短缺的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某种要素稀缺造成价格上升，就促使企业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节约使用该要素，才能获取最大利润。循环经济是遵照生态学和经济学原理及其基本规律，按照3R原则，高效率使用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既能从源头上遏制环境污染，也能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日本循环经济快速发展，当然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先进的科学技术、高素质的国民等有利条件。
20世纪50年代，日本已基本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支撑体系，政府发展循环经济的调控措施主要在于运用财政、货币等手段，克服价格机制在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领域的局限性。所以，日本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瞩目的循环经济发展成就。其次，与市场经济一样，循环经济是法治经济。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撬动循环经济价格体系的前提。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市场在自然资本配置上的低效率和不经济，是产权弱化的表现。没有专有权的生态资源(如空气)，价格既不能起到在使用者之间分配商品或资源的作用，也不能起到为生产商品和保护资源提供收入的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依靠完善循环经济立法。通过立法，达到以下目的:第一，以法律凝聚国民共识，降低推进循环经济的交易费用。从产权制度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所规定的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无非是强制人们遵守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公共准则，减少社会成本，改善环境资源的配置和社会福利分配。日本循环经济的推进，正是以《促进建设循环型社会基本法》为根本，以《环境基本法》为基础，配套《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家电循环法》、《绿色采购法》等专项法律，促使日本建立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的经济系统，使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即地方政府)、事业者以及国民在合理承担各自责任的前提下采取必要的措施，并使其合理地负担采取措施所需的费用”，以减少环境负荷的新系统促使日本建成“循环型社会体系。第二，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安排了合理的产权制度，避免“公地悲剧”。
科学的产权制度使得经济主体行为的私人收益率向社会收益率接近，克服人们行为的外部性，从而避免市场主体滥用资源的特权以及“第三方付费”的现象带来的环境污染。《促进建设循环社会基本法》确立的排放者责任原则、扩大生产责任者原则，有效克服了在市场交易中，买卖双方均不付费，价格由第三方支付，让企业轻易转移成本，消费者可以突破自身预算约束造成的环境污染情况。如《家电循环法》规定，废旧家电用户须承担运输费用和回收再利用的费用。废弃家电由经销商负责回收，并送到由家电生产商出资建立的“家电处理中心”将其分解，并按资源分类分别进行循环利用，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第三，环境治理的本质是将外部性内在化，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外部不经济，实现资源商品化和市场价格调节，这就必须依靠健全的法制。日本产经省提出，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使资源和能源的输入与输出之差最小，从而实现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化。而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前提是资源商品化，只有各种要素的价格准确反映市场供求，才能通过价格机制正确指引资源商品的配置。事实上，在工业化进程的前期和中期，资源和能源价格体系很可能是扭曲的，原因有二：一是在一定时期里，许多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与环境资源并不是供不应求的商品，例如在工业化的前期阶段，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几乎是免费；二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为了换取外汇，争相把定价极低的资源能源卖给发达国家。所以，战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日本并没对资源能源精打细算，导致“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增长模式给日本带来极为严峻的污染问题。为克服这种缺陷，日本通过循环经济立法，主要采取税收、罚款等经济手段，诱导企业控制资源消耗，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负荷。如《节约能源法》根据能源消耗的多少对使用单位进行分类管理，对于节能达标的单位，政府在一定年限里给予减免税收的优惠。对于未达标者，政府将根据《节约能源法》公布单位名称，并处以100万日元以下罚款。
二、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特有的市场支撑体系
改变单向线性生产运行模式和生产末端治理运行模式，实现源头预防、全过程治理和资源闭路循环，是循环经济实现减量化、再循环、资源化的前提。因此，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健全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等，还须具备生产源头无废市场、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再资源化科技厂品市场、绿色消费市场等，通过价格杠杆作用，实现资源能源效用的最大化，达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赢”目的。首先，实现减量化，必须形成生产源头无废市场，支撑“绿色制造”产业。日本构建以大企业为中心的生产源头无废市场，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形成循环经济活动的竞争态势，并非仅受制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是顺应市场的需求。毋庸置疑，日本企业初期推进循环生产活动，更多的是震慑于法律而不得不采用绿色生产技术，但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上升，资源瓶颈作用和实施管制产生的政治、社会成本的上升，在肯定管制措施的有效性的同时，企业主动推行“绿色制造”，挖掘竞争优势，得到普遍关注。
事实上，日本企业自发应对环境问题，积极采取循环生产技术有如下原因：第一，受限于国内市场狭小，日本众多的大型企业的产品更多依赖于欧美市场，欧美国家对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较高，只有环保企业才能获得欧美消费者的青睐，不采用环保技术的企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残酷局面。日本企业通过采用绿色环保技术，一方面可以有效应对“绿色壁垒”，不断拓展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日本大型企业以应对环境管制政策开发新产品，扩大规模和提高效率，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第二，日本企业曾经历不参与环境认证与管理，受到海外消费者抵制的惨痛教训。20世纪90年代，日本诸多企业对iSo9000系列认证反应冷淡，没有认识到通过该认证是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和第三者机构监督体系的重要标示，是提高出口国以及当地消费者信赖程度的有力竞争手段，结果导致产品出口不畅，企业利润下降。因此，iSo14000系列认证推出后，日本企业吸取教训，纷纷响应，获得认证的企业数量猛增，为此，日本企业效益大大提高。其次，要实现再利用和再循环，必须依靠再生资源回收市场与再资源化的科技产品市场支撑静脉产业。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可以有效节约资源能源，也能防治环境污染。2000年，日本各地方政府开始制定环境税征收条例，2001年征收垃圾处理费的市町村比例，生活垃圾达到80.2%，产业垃圾达到88.2%，既成功实现垃圾的减量化，也启动了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再生资源回收事业既有公益性，也有商业利益性，但由于废旧产品和废弃物回收成本较高，再生资源回收的效益不能完全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难以实现盈利的目标。要启动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必须依靠政府经济手段的调控，即通过财政政策，帮助企业发展。如2003年日本用于回收政策实施的总支出达到1.62兆日元，占当年GDp的0.33%。其中91%的资金来自各级政府财政补贴。由此可见，日本现有的废弃物回收体系若没有国家提供财政支持是难以独立维持的。
正是由于日本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的支撑，再生资源的回收企业才能生存与壮大，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得以不断发展。1997~2007年，日本废弃物的再生利用比例由37%上升到52.2%。再资源化技术创新是废弃物能够被再次利用的重要支撑，需要企业不断研发循环经济新技术，并进而形成循环科技产品市场，才能拓展废弃物的利用范围。然而，由于循环科技要兼顾产品制造和废弃物利用，在很大程度增加了循环经济技术创新的难度，并且企业在设备购置、人才聘用等方面也需要增加支出，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自身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因此，技术创新面临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前期庞大经费投入的风险。日本政府在开发汽车循环利用新技术、家电产品循环利用新技术、各类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新技术、固体废弃物资源化新技术等方面，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如对中小企业以上技术开发项目的研发费、试验费补贴可达50%，对引进再循环设备的企业采取加速折旧减少所得税和不动产税等，有力地支撑循环科技产品市场的发展。培育绿色消费市场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同生产、分配、交换三个环节构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在一次循环中，生产决定分配、交换，也决定消费；在再生产过程中，消费反作用于生产，即消费创造出新的需求，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日本建设循环社会，一方面要加强再生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也需要确保再生产品的需求。毋庸讳言，绿色产品的价格与市场上的其他同类产品相比较，价格较高，仅仅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难以达到绿色产品畅销的目的。日本通过《绿色采购法》，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需求方面启动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消费市场。《绿色消费法》详细规定了国家以及独立政府法人应重点采购的环保商品的种类，国家公务机关须制定每一年度的采购方针并及时公布，而且要汇总公布每一年度的环保商品采购的情况。国家机关对于规定范围内采购的14类101种特定采购品，要进行科学分析和论证，作出是否追加或调整的结论，以达到鼓励企业加强环保产品研发与生产的目的。仅有政府购买环境产品，还不能支撑日本的绿色消费市场，绿色消费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民间团体和不断壮大的绿色消费者队伍的积极配合与支持。据上世纪90年代的“消费者环境意识与现状调查”显示，46.7%的15岁至59岁的居民将环境问题列为首位，说明日本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日本消费者环保意识的提高，促使企业在商品开发、生产、销售和废弃的活动中，更加重视环境保护，并以此提高企业形象，带动产品销售，获得更大商机，以防止被淘汰出局。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以保障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
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寻求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尤其是支撑循环经济所必须的市场体系尚未全面形成，助长了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存在。因此，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功夫，依靠深化改革，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实现市场经济与循环经济的同一性，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不断健全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作用。循环经济需要两个层次的市场体系支撑，一是传统市场经济需要的市场主体之间进行顺利交易和市场客体自由流动的体系，主要包括物质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信息市场等；二是发展循环经济所必须的市场体系，包括生产源头无废市场、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再资源化科技厂品市场、绿色消费市场等。这两个层次市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互为因果，通过市场机制的约束和激励作用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建立第一层次的开放统一、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是资源配置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效益的前提。由于市场存在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现象，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因此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财政、金融等手段，支撑第二层的市场体系，让第二层次的市场体系更加准确地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形成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资源价格，让有限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获得合理配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建立，但是由于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尚未完全厘清，生产要素的流通还存在人为干扰，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常常存在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情形，市场未能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我国在健全传统市场体系的同时，着力完善循环经济的市场支撑体系，以价格为手段、竞争为动力，按照供求关系配置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各种要素资源，发挥市场在财富创造中的激励作用，增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驱动力。第二，灵活运用经济手段，对企业和公众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是循环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利用经济杠杆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比如，收取垃圾处理费，经统计，以计量征收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公众对垃圾的排放量，对减少废弃物的效果明显。如日本2003年收取的废弃物处理费仅占总支出比例的9%，尽管征收的垃圾处理费总额不多，但是这样的经济手段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近年来，日本人均垃圾的每天排放量基本保持稳定，没有进一步增加。
反观我国城市垃圾处理费的收取，主要是按照家庭为单位征收，由于产生垃圾的边界费用为零，对减少废弃物的数量效果不够明显。因此，不能认为收费手段一用就灵，发展循环经济必须灵活运用经济手段才能达到制度设计的初衷。此外，要审慎灵活使用财政政策。包括矿产资源、生态环境在内的公共资源由于“私人”使用成本与社会成本付出的不对称性，造成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同，使得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要素的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为克服市场失灵现象，循环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撑。但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只是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必要的条件，把扭曲的资源价格通过市场矫正过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中的配置作用，即构建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再利用的盈利模式，使循环经济在市场条件下有利可图，以此形成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第三，以法治方式保障循环经济市场体系。日本循环社会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具备健全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才能建设循环经济市场体系。日本从1970年开始着手制定并完善日本环境保护法律体系，2000年出台具有宪法性质的《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目前已建立世界上最为完备的由基本法、综合性法律、专项法三个层面组成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正是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日本的清洁生产与物资综合利用领域的市场体系得以建设。
同时，也必须看到，严密的立法体系只是建设循环经济市场体系的第一步，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高效执法与公正司法的治理机制，以及与时俱进的法律修订完善体制，对促进循环经济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更为关键。如对丰岛事件与露天堆放废轮胎事件的处理，引发公众对“废弃物”定义与分类的进一步探讨，促成日本《废弃物处理法》的修订，而且也促进了法律的实施。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制定了包括《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一系列环境法律，这些法律在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相对滞后，法律体系亟待完善，司法实践中，环境保护法律以及循环经济法律的实施力度不够，一方面造成我国的循环经济市场体系建设相对缓慢，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这也需要我国立法机关、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在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
参考文献:
［1］张凯．山东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思考［a］//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范连颖．日本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思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3］洪银兴．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
［4］小柳秀明．日本建设循环经济的措施［a］//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魏全平，童适平等．日本的循环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苗建清，吴军，方敏．日本再生资源回收政策及其绩效评估［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7(4)．
［7］袁丽静．价值链视角下的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机制及其政策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3(9)．
循环经济事例篇10
[关键词]循环经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一、循环经济的涵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同时成为国际社会的两大发展趋势。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它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提出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后。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突出矛盾，推动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率先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活动方式，称之为“循环经济”。
循环经济的实质是生态经济，其基本要点是以“生态思维”作为经济活动过程的总体设计思想，力求使经济活动像生态系统那样，自我调节、控制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做到综合、反复利用资源，将过去的末端污染治理转变为源头控制，以达到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减少污染、保护自然资源，从而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的目的。经典的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3R)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但考虑到我国技术经济还比较落后，废物末端处置的无害化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我国的循环经济模式在“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原则中，还需要增加“无害化”原则。
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传统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两高一低”(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而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两低一高”。倡导发展循环经济。其重要意义在于：1、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率；2、循环经济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要途径；3、循环经济符合经济全球化和打破国际贸易壁垒的要求；4、循环经济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能够有效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
二、环境会计与循环经济的内在联系
循环经济的发展应当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我国应当努力做到以较低的资源代价和社会代价，取得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发展水平的经济增长，并保持可持续性。企业对环境保护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企业必须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家必须制定操作性强、惩罚更为严厉的规章和措施，不能助长企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现象。
在传统会计中。凡是特定对象能够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都可以作为会计核算的对象。其中以货币表现的经济活动又称作资金运动，它包括了各特定对象的资金投入、资金运用(即资金的循环与周转)和资金退出等过程。实践证明，企业在购进原材料、组织生产等方面都应认真考虑资金占用量、使用时间、周转速度、废弃物的处理与回收等资金运动因素。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过程。在这个绿色资金运动过程中，物质和能量能够得到合理的循环利用。从而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到尽可能小的程度。环境会计突破了传统会计的资金运动范畴，将绿色资金运动作为其研究对象。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开展环境会计核算。
三、我国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问题几成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1 我国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企业数量较少。
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中披露一定环境信息的公司比例为30％左右。相对地，煤矿、造纸印刷、燃料、生物制药等污染严重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更为关注，披露比例为50％～80％；而it、金融等行业却不太关心。前者为2.6％。后者为零。由此可见，我国企业对于环境信息的重视程度不高，公布环境信息的企业主要集中在污染严重企业。
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各不相同。
环境信息的披露主要包含在年度报告、内部工作会议记录、会计报表附注、董事长报告或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中，目前还没有一种占绝对优势的披露形式。而且，环境信息披露多为文字性说明，方法单一，缺乏列示一系列环境技术和货币指标的表格和图形等多种方法。另外，通过互联网、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对外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为数不多，造成环境信息的公开程度不够，一般社会公众只有在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才可能通过新闻媒体了解有关的信息。
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内容简单。
目前，我国企业对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是零散的和不系统的，公布的环境资料是不全面的。具体表现在：(1)对环境信息的披露注重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项进行反映。如环境治理的投资、费用的支出以及一些因污染环境产生的赔偿损失等。缺乏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的说明，而这些信息极有可能对企业未来产生一定的财务影响。(2)现有的对环境信息的披露内容，仅仅是对环保情况、环保因素制约、环保风险及其对策、对环保风险的技改项目、高度依赖后期资源的状况及对策、环保质量认证等进行的简单披露。并且披露的是企业已经取得较好环境绩效、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而对企业不利或可能不利的环境信息未能得到披露。
4 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不足。
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是迫于政府及各方利益关系人的压力，或是想赚取良好的社会声誉有选择地披露环境信息。而真正去履行社会报告责任或公共会计责任的企业不多，是强制性而非自愿性的披露，由此导致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连续性也较差。
5 我国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模式不统一。
现行环境会计体系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相关的法律制度规范。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很少以单独的项目在独立的环境报告中反映。而主要以会计报表为主，以董事会报告、报表附注、文字说明为辅。这种模式比较注重披露表内的以历史成本原则计量的货币化信息，而忽视了那些目前无法或难以以历史成本计量并货币化的但对使用者来说又是非常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同时，传统会计报表比较重视表内披露，而忽视表外披露。对那些只能在表外反映、不能用货币化数据在表内反映的环境会计信息在传统会计报表中是不能得到充分披露的。另外，披露模式的不固定性使得行业间缺乏可比性。
(二)成因分析
1 缺乏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出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相关的指导性文件。因此。对于环境会计信息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信息披露体系。缺乏可操作性和可比性。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主要表现在：(1)环境会计准则的制定有缺陷，理论上对环境会计行为没有规范，使得规范环境会计核算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形式可操作性差。(2)会计计量不明确，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使得需用货币计量披露的环境资产与负债。环境成本与收益等信息缺乏可操作性。(3)环境信息披露模式没有明
确的法定要求，没有披露固定、规范的形式。使得企业在披露内容和形式上不统一。
2 政府机构监管松懈。
我国政府对于环境信息的披露管理松散，像环保局、证监会等政府机构都没有提出对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必须披露环境信息。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各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比例偏低。总体的环境信息披露比例仅有三分之一左右。几个污染大的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比例也不过在50％～80％之间。总体来说。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公布环境报告的企业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政府相关机构对环境问题的界定不明确。既没有明确规定划分强污染企业的标准。也没有明确关于环境管理责任的认定，因此让大多数企业有机可乘。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会选择低调处理环境会计信息，或者不予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以减少该类信息披露对企业的不良影响。
3 企业环境责任的道德理念尚未真正形成。
企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缺乏强制性约束条件下。企业没有建立起完整的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不主动把责任转化为行动。因此，企业倾向于放弃对环境信息的披露。
四、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关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虽然在具体操作上学者们的意见尚不统一，但普遍赞同在补充环境会计报告与独立环境会计报告两种模式中进行选择。无论是补充报告模式还是独立报告模式都是在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处理后。再进行报告的过程模式，都属于按价值法会计进行的披露。因而存在着价值法会计的固有缺陷，如确认要求苛刻、相关性差、不充分、易受人为操纵等。而事项法会计可以弥补现行基于价值法会计披露模式的众多缺陷。事项法的主要倡导者是美国会计学家乔治，索特(GeorgeH.Sorter)。他在1969年发表的《基本会计理论的事项法》一文中全面阐述了以事项法为基础形成的基本会计理论，事项法的基本核心就是将事项作为会计分类的最小单元，在日常核算中。仅仅将各项交易活动进行存储、传递。而不进行会计处理。
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模式将环境会计信息与企业现行会计报表分开披露。使信息使用者能更清楚地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和环境信息，避免了信息使用者对财务会计信息可能产生的错误理解并减少了企业利用环境信息粉饰会计报表的机会，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特别是外部信息使用者做出更为准确的决策。
独立环境会计报告与基于事项法的详细环境会计信息报告并行对环境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方法极大地消除了采用单一模式存在的弊端。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知识水平、对环境会计信息的需要程度等因素，在适合自己的披露模式下获取充分、客观的环境会计信息。满足各自的决策需求。因此，将独立环境会计报告模式与事项法会计结合使用，可以更好地满足会计目标――相关性的要求，该模式是一种较为有效、可行的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
该模式的使用前提是建立一个环境信息数据库。平时，这个数据库只是对原始信息进行收集，不作任何加工。也就是说，企业在日常核算中，以事项法理论为基础，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各项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活动、交易和事件都按照其原始状态直接存储到环境信息数据库中，环境会计的核算内容暂不纳入日常的会计核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