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理论依据篇1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理论依据
引言《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因此研究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对于建设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有极具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益于增强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也为建设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指导。
1理论渊源-中国传统和谐思想
据考证，"和"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并广泛地运用在家庭、国家、天下治理中。以"和"为宗旨和基础形成的"和谐"思想，体现了先哲们对宇宙认知的非凡智慧，其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其"物性"千差万别，都是宇宙有机统一体中的一部分。故而"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
可见，孔子等先哲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出发，明确主张人类都要象尧舜（"祖述"）与文王武王（""：效法之意）那样，具有如天地无所不载、无所不容的"大德"，让万物并育共生，互不相害，互不相斥，做到"各不相同而和睦相处"，这是天地之大的客观必然要求。而且，孔子明确认定，"中"（指万物原处的中性状态）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是最为宝贵完美的先王之道；惟循中和之道，方可实现各安其位，万物并育共生。
《礼记》首句即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论语。季氏》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天道不可违，地道不可伤。对天地自然，必存敬畏之心，切不可恣意妄为。"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人类的言行作为，都要遵循天地之道，恃守天地之法则，违背自然规律，势必受到惩罚，再去祷告也不再顶用。
通观孔子的和谐思想，深涵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和谐之道的必然与应然：必然者，"天人合一"；应然者，"和而不同"；在人的三重关系处理中，孔子特别强调"仁"和"礼"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仁爱之，礼节之；强调"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以上这些都是实现和谐的应然之义。
2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和谐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矛盾全面消解的社会，因此，所谓和谐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恩格斯曾这样警告人类："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恩格斯认为我们不应当也不应该对与我们人类处于同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界进行统治，相反，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的运转规律，并感谢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他的共产主义理想中。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对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共产主义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马克思看来，即是指"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很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也是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应当达到的境界。和谐是天、地、人共生共存共荣的客观要求与必要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应然性"目标，人的完全的、自觉的"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社会和谐得以"生成"的前提和保证。或许可以认为，马克思全部学说，就是阐释为什么需要和如何达到这些条件和境界。
3理论借鉴-西方和谐思想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最先提出和谐概念的，他认为："数目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①他潜心于从数字中寻找和谐，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数字组成的，只有世间万物中的数字达到了和谐，那么世间万物才能处于和谐的状态。虽然作为数学家的毕达哥拉斯仅从数学的角度论证了他自己对于"和谐"的观点，但是他也是最先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数字中的和谐，并将"和谐"这一概念过渡到了哲学的领域中，可以说这是哲学史上的一大重要的进步，并也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毕达哥拉斯的数字统一的和谐观点，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与之不同的对立和谐的思想，他认为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是"和而不同"，是各种矛盾与争斗的"真正解决"。他提出"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②他还说："自然是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用对立的东西制造出和谐，而不是用相同的东西，例如将雌雄相配，而不是将雌配雌、将雄配雄；联合相反的东西造成协调，而不是联合一致的东西。"③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间万物都是对立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对立，只有统一与对立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和谐才是真正的和谐，只有这样的和谐才是平衡的，才是稳定的。赫拉克利特在毕达哥拉斯的和谐思想的基础上引入了辩证思想，这也为后来马克思提出对立统一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和谐思想是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是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渊源，西方和谐思想是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借鉴。因此必须认真研究和把握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理论依据，正确处理高校图书馆和谐文化建设的各种关系，推动高校图书馆文化的和谐化。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周哓阳，张多来.现代文化哲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戍国.四书校注[m].长沙：岳簏书社，2004.
[4]李忠杰.论建设和谐文化.光明网BBS，2006.10.9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2
一、焦点之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这本来是档案界大多认可的共识。但近期有学者对此给予否定的回答，甚至得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成立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
?1?的结论。笔者无意逐一论争，仅从三个方面略述浅见。
首先，文件中心的建立目的和理论依据能否等同？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节约原则，是美国政府成立文件中心的主要依据，而不是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
?2?笔者可以简要回顾一下文件中心的产生过程。文件中心最早产生在美国，最初形式是二战期间海军部为集中保存平时不常使用的数量庞大的文件而设立的临时库房。由于这种库房及设施不如档案馆要求高，既适应了战后的经济形势，又能满足各联邦机构的相同需求，因此很快在全美推广开来。1950年颁布的《联邦文件管理法》授权设置联邦文件中心，由国家档案与文件局领导，隶属于联邦档案系统。尽管建立文件中心最初的确是“一种政府行为”
?3?也的确是为了实现经济上的节约，但这应当是文件中心建立的目的，与其理论依据不能混为一谈。从产生时间看，文件中心先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恰恰是发端于对文件中心这一实践事物的理论解释，后来研究范围扩大到了文件的整个运动过程以及对这一过程的全面管理，最终因客观揭示了文件的运动过程和规律而成为文件管理的核心理论。可见文件中心出现在前、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形成于后，正是对理论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的有力证明。如果以文件中心产生之时尚无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为由得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的结论，恰恰正是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颠倒。
其次，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有无必然联系的关键要看后者能否成为前者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依据文件的不同价值及其作用形式这个完整过程可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文件在每一阶段因其特定的功用和价值而与管理形式、保存场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系”
?4?它之所以是对文件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描述和科学抽象，关键在于抓住了文件运动的基本动力——价值形态及其规律性的转化。化用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的经典论述，文件具有两种价值形态，即对形成机关的原始价值（第一价值）和对非形成机关的从属价值（第二价值）。这两种价值形态在文件运动过程中不断进行规律性的转化：第一价值逐步递减，第二价值逐步递增，最终实现第一价值向第二价值的转化。
第一价值决定了文件在现行阶段为形成机关服务是首要目的，保存场所应当是机关内部，以满足方便控制和频繁利用的需要。到半现行阶段，文件的第一价值开始衰退，尽管其对形成机关仍具有查考作用，但利用频率大大降低。此时服务对象仍以机关为主，保存场所需具备两项功能，一是继续发挥文件的第一价值，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二是检验文件是否具有第二价值，为最终处置，即销毁无价值文件或将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移交永久保存机构（档案馆）做好准备。进馆后历史文件的服务对象由形成机关扩展到社会各界。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紧紧把握价值形态的变化，描述了文件从产生到最终销毁或永久保存的运动过程；揭示了这一连续过程因价值形态的规律性转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阐明了每一阶段的特定价值与服务对象、保存场所和管理形式的对应关系。
文件中心的性质和功能能否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找到合理解释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阶段划分来看，文件中心是与文件的半现行阶段相对应建立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处在形成机关与档案馆之间的中间位置。它之所以具有过渡性和中间性，是因为半现行文件在文件整个运动过程中处于中间阶段，相应要求保管机构既因文件的原始价值继续满足形成机关的利用需求，又因文件的潜在历史价值为历史文件进馆保存做好准备。这决定了文件中心必然具有过渡性，具备满足形成机关利用需要和确保进馆文件质量两项基本功能。可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揭示的文件运动过程和阶段划分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各阶段对应的保存场所在不同国家可能名称各异，但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基本功能。文件中心的现实也充分证明这一点，它在许多国家的名称和形式不尽相同，但始终都是一种过渡性的半现行文件保管机构。
再次，如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上所述，文件中心是西方国家找到的一条保管半现行文件经济和有效的途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从探寻文件中心的理论根源起步，逐步扩及文件的整个生命过程和全面管理，最终上升为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成为文件管理和档案管理的理论基础。以上分析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无愧于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还能为价值形态不同的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存场所提供理论依据，不管它们的名称如何。然而，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并不意味着认可这一理论就必然要建立文件中心；也不意味着没有文件中心，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把二者的密切联系仅仅看成是狭隘的依存关系或唯一的对应关系，不免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笔者认为，二者确实存在密切联系，这种辩证关系表现为文件中心的建立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但文件中心不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唯一应用对象，不能以文件中心的建立与否作为评价该理论的高低并衡量其适用性的唯一标准。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文件中心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存在必然联系，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源自文件中心实践，并成为文件中心坚实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并非国外“专利”。尽管“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最早由西方学者提出，但文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其运动过程和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说是西方档案学者总结出的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中国同样存在探索这一运动过程和规律的努力。因此，揭示文件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理论，无论在中外冠之何种名称，都是全球档案界共有的理论财富。这也说明我国同样存在建立文件中心的理论基础。
二、焦点之二：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能否成为我国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
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是文件中心可行性问题理论分歧的另一个焦点。有的学者认为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差异，决定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自然也不宜建立文件中心。?5?有的学者针锋相对，提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6］。对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评价及是否适用于中国，笔者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想就中外文件、档案概念差异的实质及与文件中心的关系略述浅见。
尽管中外文件、档案概念的表述有多种形式，但差异的实质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角度看，可归结为对文件运动阶段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该理论依据价值形态的转化将文件运动过程大致分为现行、半现行和非现行阶段，从价值变化讲就是第一价值旺盛、第一价值衰退、第一价值丧失／第二价值凸现三个阶段。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文档管理体制的差异，以及学者观察问题角度有别，不同国家和学者可能有各种具体划分方法，仅据有的学者粗略统计就达十数种之多，从二阶段到八阶段都有，划分标准也五花八门，包括利用频率、保存地点、管理程序、作用形式等等［7］。这表明阶段划分不可能也不应当强求一致。与较富代表性的英美国家相比，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异同主要有三：一是对档案阶段的规定存在差异。在上述三阶段中，英美国家多把非现行阶段才视为档案，而我国从半现行、甚至现行阶段后期就视为档案了。二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界限或者说标志存在差异。英美国家多以进馆为转化标志，而我国多强调“归档和集中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般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8］。三是各阶段文件对应的保管场所有同有异。英美国家分别是形成机关、文件中心和档案馆，我国则为形成机关、档案室和档案馆。以上差异表明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大于英美国家，相应带来对文件、档案关系的理解问题。
根据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把文件与现行阶段对应、档案与后两个阶段对应，就很难理解档案是文件的一部分，极易得出二者是不同事物的结论。但笔者认为，国外对文件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文件对应的是文件运动全过程的所有阶段，这就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文件”的含义；狭义文件对应的是现行和半现行两个阶段，这就是英美国家通常所提的“文件”概念。据此文件与档案的关系可以解释为：档案是广义文件的一部分，档案由狭义文件转化而来，档案与现行、半现行文件是同一事物在不同运动阶段上价值形态的体现。这样一来，中外文件、档案划分的差异主要就是对文件（狭义）由何阶段转化为档案以及转化依据和标志的不同认识。我国多把文件从业务部门或文书处理部门移交到档案室后称之为档案，表明文件从半现行阶段开始转化，转化依据和标志通常是“归档”。而在英美国家，文件直到非现行阶段进馆保存后才被视为档案，转化依据和标志多是“进馆”。笔者认为文件从哪一阶段转化为档案并不重要，关键应认清引起转化的本质因素。无论是我国的“归档”，还是英美国家的“进馆”，都不足为本质因素。因为这种转化包括存贮形式和本质两个方面，前者是指文件办理完毕后经过立卷归档，由分散流通状态转变为集中存贮状态；后者是指文件由记述和传达现行信息的载体转化为历史记录。归档和进馆都只不过是为安全保管和利用的方便而实行的一种工作制度或程序，只能表现存贮形式的转化，无法完全体现文件与档案的本质区别。只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提出的价值形态的变化，才能全面揭示出文件与档案发生存贮形式和本质作用变化的本质因素。可见，与归档和进馆相比，价值形态转化才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一种更加客观的依据和标志。
中外对文件、档案概念的不同理解应否阻碍文件中心的建立，笔者持否定看法。理由主要有三。首先，尽管中外文档划分存在差异，但都实施了分阶段管理，各阶段均有相应的保管场所和管理形式。这说明中外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尊重文件客观规律采取阶段式管理，使管理最为合理和有效。这种共识就可为我国建立具有诸多优越性、广受西方青睐的文件中心清除理论障碍。其次，文件中心是与半现行文件相对应的管理机构，因经济高效的优点得以在西方国家普及。无论我国有无半现行文件的提法，这一阶段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有相应的保管机构。但我国已有档案室的现实从理论上讲不应构成建立文件中心的障碍。再次，西方国家对文件、档案概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把非现行阶段文件才视为档案，有的认为文件从现行阶段起就已转化为档案，这些具体差异并未妨碍文件中心在这些国家的普遍建立。可见，以中外文档概念不同为由反对建立文件中心的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以上评析，笔者的结论是建立文件中心需突破我国传统的狭义文件观，呼唤一种广义的文件观，这也正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反映的文件观。按照这一科学理论，文件概念的外延应包括文件从形成到最终归宿完整运动过程的所有阶段，而不是其中某一特定阶段。我国部分学者所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根本不符合我国实际”［9］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名不副实”［10］的结论，都是从狭义文件观来考查这一理论的。狭义文件观的严重不足在于过分强调文件各阶段的区别，忽视各阶段的固有联系，因此难以准确反映文件与档案的关系。西方各国尽管对文件的阶段划分以及对各阶段的称谓不完全一致，但它们普遍建立文件中心正是基于对广义文件观的一致认同。可见，假如不能接受广义文件观，就无法真正理解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质，也无法辩证看待文件中心的可行性。
总之，笔者认为文件中心的建立在我国不乏理论基础，如果认同广义文件观就能为消除上述理论分歧提供一种解决思路。
注释：
［1］林清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中心没有必然联系》，《山西档案》1999?6。
［2］同上。
［3］同上。
［4］笔者与韩玉梅共同主编：《外国档案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王茂跃：《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宜中国化》，《山西档案》1997?6。
［6］何嘉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山西档案》1998?5。
［7］同上。
［8］吴宝康主编：《档案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3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理论基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的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有其理论基础、历史根据和现实依据。
我国目前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对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准确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邓小平理论的立论理论基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的依据。
l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未来社会描绘时提出，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要经过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然后进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之后，再进入共产主义第_二阶段或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的理论。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他认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度的第一阶段。”“我们刚刚开始走了第一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究竟还要经过多少阶段”“列宁第一次把共产主义第阶段称作“社会主义”。他把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叫做“发达的”或“完全的”社会主义；而把俄国正在着手建设的社会主义叫做“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
2历史依据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宣布了进入社会主义。这时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进入是进入了，但尚未完成，不要说已经完成。但1957年开始由于“左”倾思想影响，急于求成，盲目求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看法变了调。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不久又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接着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用十五年时间在经济上赶超英美，在所有制方面用345年的时间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错误的思想导致在这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严重偏离历史发展的实际阶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没能正确定位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
3现实依据
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是一个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基础上，是在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大堆烂摊子状态下建立起来的。旧中国留给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遗产少又非常落后。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基本状况时指出：“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之后，又多次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也很不平衡，这就足我国的基本情，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奉出发点。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己完成了前两个阶段，已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显著提高。但从整体上讲，我国还没有摆脱不发达的状态：综合国力还不够强大，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任务还没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治体制不完善；文化水平还不够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有待加强。上述情况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不可逾越的、特定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土义条件下已经实现的工业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任务。
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大会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小成熟、不完善，在我l玉l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初级到高级的过程。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指出：“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个论述，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加以把握，明确了这一一问题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依据。正是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一个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我们才得以成功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勃勃生机和活力，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参考文献：
[2]列宁全集(31卷)．人民出版社，1986：94．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4
关键词：教材心理学化实现依据实现途径
教材心理心理学化最初是由杜威提出来的，但杜威关于教材心理学化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定义，只是倡导教材应该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相适应的观点，极力推崇课程内容与儿童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这样才能促进儿童对于知识的学习与掌握。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一书中说道：“我们没有把教材转化为生活的名词。”这就阐明了杜威对于课程与生活联系必要性的强调。他还说：“如果课文内容在儿童意识中占有适当的地位，如果它是从儿童自己过去所做的、所想的和所经受的当中产生出来，能应用于今后的事业成就和知识接受，那么就没有必要引起‘兴趣’而求助于各种策略和手法。”总的来说，杜威强调教材编写应适应儿童的需要与发展规律，这样才能满足儿童的发展需求并且更容易让儿童获得知识。
一、教材心理学化的定义
杜威虽然阐述了关于课程教材的合理性问题，但是并没有明确地给予教材心理学化一个定义，最早阐释教育心理学化的是裴斯泰洛齐。他认为，所谓教育心理学化就是把教育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将教育科学建立在人的心灵活动规律的基础之上。相比较两者而言，它们具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借鉴教育心理学化定义的基础之上，将教材心理学化定义为：“教材心理学化就是把教材的编写设置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将教材内容建立在儿童的心理活动规律的基础之上。”
二、教材心理学化的实现依据
教材心理学化的实现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及现实依据，正是由于两大依据的合理且有力的判断，教材心理学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一）理论依据
教材心理学化的理论依据有两大方面，即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及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心理学化旨在说明心理学化的教育对于儿童有着巨大的优势与贡献，通过心理学化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符合儿童发展的良好教育。教育心理学化要求将教学目的和教学理论指导置于儿童本性发展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也就是遵循儿童发展的本性来指导教育的发展，这其中强调的教育目的与教育理论指导都与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教育目的与教育理论指导之下的进一步发展就延伸到教材之上，所以教材的心理学化也就顺应着教育心理学化而诞生并成长。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是通过对儿童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后，形成的关于儿童发展阶段化的具体理论形式，告诉我们儿童的发展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并且有着一定的阶段性，在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可以学习并善于学习的方面，我们应该遵循儿童的发展阶段规律，从而更好地促进儿童发展。这个理论中的阶段性阐释间接地引出了教材编排的新思路，那就是遵循儿童的发展阶段，顺应儿童的发展心理，这样教材的心理学化也成为必要的可能，只有心理学化的教材才能真正完成学生的阶段性任务，达到教育发展学生的目的。
（二）现实依据
教材心理学化的现实依据有两大方面，即现实中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及教育实验的实践成果。现实中人的发展是我们所经历的最显而易见的发展过程，无论是自己从小长大还是观察到身边的人的发展过程，都具有相似性，也都发生着不小的变化，我们的身高体重，尤其是心理都经历着不小的发展，这些发展变化正是自然界发展的固定规律，没有人可以打破，所以当我们需要将知识传授给儿童时，顺应一定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不争的事实，也是将教材心理学化的有力论据。教育实验大多数都发生在自然的环境之下，近些年来，教育的很多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学者们苦苦追求着在现实环境中实验不同的教学理论，以期改变教育弊端，这其中在西部边远小规模学校中实验推行的“同动同静”复式教学模式正是一个成功的实例。在这种新教学模式中，教师改变了教材的顺序性与单一性，在同一课堂中同时教授学生两篇不同的课文，而且大多数知识属于同时学习，打破了年级以及课程内容之间的鸿沟，改变了课程的设置，使能力差的学生可以重新复习巩固之前低年级的知识，能力强的学生提前学习理解高年级的知识，这种能力与知识的选择性搭配正是教材心理学化积极发展的推动力。
三、教材心理学化实现的途径
教材心理学化虽然具有强大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为其实现保驾护航，但是其本身存在的问题使得教材心理学化还未能全面实施与推广。正是由于一些限制因素的出现，教材心理学化的发展困难重重，最重要的就在于与实际现实课堂不适应，导致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无法发挥其优势，反而诟病重重。所以，我们需要首先解决阻挡教材心理学化实现的障碍，一步步地将其推广，最后造福于儿童。
（一）学生心理学化分班
教材心理学化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现实情况中儿童是以年龄分班而不是能力分班，传统的分班模式导致心理学化的教材无法进入到传统课堂中，硬性输入反而会带来不良的反应，所以为了心理学化教材的全面推广，首要问题是将学生进行心理学化的分班。心理学化分班的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地切合心理学化教材，达到相互契合，从而真正实现教材心理学化。
（二）教师心理学化培养
教师的适应性是推行教材心理学化的难点之一，很多时候教师无法有效传授心理学化的教材，编排再好也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而教师适应性偏弱主要是由于教师培养思维的僵化及教师培养方向的单一。推行心理学化教材的另一个难点就是教师的心理学化培养问题，心理学化培养指的是在教师培养过程中贯穿顺应儿童发展阶段性的重要思想及教材心理学化的重大意义，使教师在成为教师之前就深刻地认识到心理学化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前做好成为一位完全接受并热心推广心理学化教材的创新性教师。
（三）社会心理学化支持
教学的发展及教材的改革需要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社会的支持与理解是最终推动教育顺利改革发展的关键，所以积极寻求社会心理学化的支持是教材心理学化的关键一步，社会心理学化支持指的是全社会着眼于儿童的发展规律与教育教学规律，给教育的发展以一定的自由空间，随之而来的教材心理学化的变革也就会自然地受到大家的宽容与理解，推广及实验就会更加顺畅与便利。
参考文献：
[1]李明德.裴斯泰洛齐与“教育心理学化”[J].教育评论，2010（3）：142-146.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5
[关键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义
[中图分类号]B8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146-09
在《论语・述而》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据一些译解分析，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笼统的直译，把“道、德、仁、艺”作为特殊意涵的中心词，以此对“志、据、依、游”作相关阐释，略有争议处是把“艺”解成“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或“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或泛指“文艺”“技艺”“艺文”“艺术”等；一种是明快的意译，将“道、德、仁、艺”与“志、据、依、游”都做了适当推阐，构成比较连贯的人生意象与生活情趣。前者有复古诉求却泥古不化，让人看了其言传，还得自个意会其真义；后者有创新愿望却传承不足，使人明白自身表达的意涵，却难明白原来的根本主旨。
对此作充分而厚重的研讨，有一定代表性的是高书文的《由“艺”而“仁”而“德”而“道”――孔子成德思想逻辑进路之推定》。他比对朱熹的《论语集注》与钱穆的《孔子与论语》《论语新解》，详解此段经文的丰厚意蕴，结合孔子“下学上达”的“进学、成德之历程”，推定其“成德进路”是“‘艺’‘仁’‘德’‘道’”，“以‘游于艺’为成德的逻辑起点，以‘依于仁’、‘据于德’为主体架构，以‘志于道’为终极追求”，由此构成一个“从‘实’走向‘虚’”即“从‘现实’走向‘理想境界’”的圆融、周延的“成德思想体系”。这是在狭义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经验式论证孔子个人的为学成德进路，构筑其合时与合适理解的思想认知体系。如果把它放在人类广义的历史文化进程中，相对完整地考量其内在理路与外现可能，将在合理与合命的终极权衡上面临两个根本性难题，即“道”与“学”、“德”与“仁”，谁优先赋予和推进“艺文”的现实活动。结果，它会陷入西方近代笛卡尔“天赋观念”与洛克“经验观念”的求证困惑及困境，需待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与“后天（个人）体验”来折中处理其二者完全“背反”的认知情形。基于对这两个难题的考量与一种文化生命理路的尝试性求解，我将按照原典的具体内涵来呈现其实际诉求，重新推阐“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的可能意含与逻辑安排。
一、志于道
首先，我们考察孔子的“志于道”与“志于学”（《论语・为政》）是否等同？现有文献资料表明，其师老子（越来越多的学者相信其在某种意义上与《老子》吻合）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德经・四十八》），又说“强行者有志”（《道经・三十三》），可见，老子对“道”与“学”是有区分的。而且，人类学习文化知识，要增强目标意识、注重长期积累才行，但修行生命大道，遵循自然无为和减损日常欲望即可。此二者有先后轻重或本末体用等界分吗？按老子理解，道当为先、为重、为本、为体，学为后、为轻、为末、为用，二者明显不在同一意义层面。此“道”是“天道”还是“人道”，或其他？老子认为，“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德经・七十七》）。因而，要效法天道，以修正人道。
对此，孔子怎么理解？《朱子集注》讲：“心之所之谓之志。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道，则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即孔子心志在大学之道，大学“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朱子集注・大学章句序》），道为人伦日用之理（或常理，伦理），这就意味着他要一心学习伦常应用之道。可见，其学是手段，道是目标，二者正面互动、增进，非负面制约、作用。高书文依梁漱溟的解法，认为孔子致力于“人生实践之学”，“反躬向内理会自家生活和生命”，其“道”有时指“礼仪之道、先王之道”，更多“指形上而具有超越意义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原则”。这个人生“实践之学”与“超越之道”是如何关联的？难道像孟子那样反省内求于本心，通过“尽心”“知性”“知天”（《孟子・尽心上》）吗？或和荀子一样“劝学”于“圣王之道（即礼义法度）”而“尽伦尽制”（《荀子・解蔽》）呢？一个专心于其内在超越而求道之理或义，着力于“道性善”难题的根本性破解，以统领“学文化”工作的支离破碎，这是后来陆九渊“发明本心”的心学路线，希望把一切学问原理都统摄在本心的高度阐发中；一个苦身于外在（事物）实证而讲道之学或教，致力于“化性起伪”日常修为的长期工夫，通彻“本源之道”理路的完整建构，这是后来朱熹“格物穷理”的理学路线，要求对所有传统经典都进行全面的深度整理。这二者，谁最接近孔子的“道”与“学”的本真想法与做法呢？若按牟宗三思想认知所界定的“仁智”全体，开显孔孟荀的文化生命，提出“别子为宗”的理论判断，以孟子、陆九渊为正宗而荀子、朱熹为歧出；按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中“儒家四期说”，孔孟荀与朱陆都是正统而属内部分歧；据崔大华《儒学引论》的“命、仁、礼”判分，荀子相对于孟子是歧出，朱熹相对于陆九渊而言是正统。这种“道统”与“学统”的是非论争，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有定论。这里要考虑的是“统”之前“志”与“道”的关系内涵应如何理解？袁愈宗对《论语》中孔子的“志”与“道”作了些比较研究，他认为，“孔子之‘志’为大志”、“道为大道，天道”，“孔子的人生”是“追求天道，得天道，践履天道，归于天道”，并用“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为“大道”，对接“不可得而闻”的“天道”以指引“日常之事功”。问题是，人为或人文的忠恕大道与天地或宇宙的自然大道是不是一个道？荀子的《天论》是“明于天人之分”而天道其时、人道其治，《易传》是天道为阴阳、人道作仁义，仅在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根源意义上把天道与人道统合于王道，其后王充的《论衡》也以黄老道家之说的自然区别于孔子儒家的人为含义，到宋明儒者才沿着孟子的“仁心”“义路”来统合“天理”“人欲”为一道（其“存天理，灭人欲”），这大体确证了孔子的“道”非老子“自然”意义上的“天道”，可能是孟子“仁心”确立的“道”或“理”和荀子的“君子”所道。也就是说，孔子的“道”是“人道”，而非“天道”，如果非要说成“天道”，一定是人文（即孟子的“思”）或人为（即荀子的“治”）的天道而非老庄自然的天道。这种人文的天道只能是圣道，或这种人为的天道是董仲舒所言的王道。而且这种规范人道的王道应比先秦诸子模塑人道的圣道更悠久，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从宇宙论的天道直接贯通政治论的王道来范导人生论的人道，而不是先秦诸子之后特别是荀子从其天论到人论再到政论所作的圣王理论建构（汉代董仲舒最明了）。因而，此道最早可能是人类政治社会塑造的王道理想所启引的人道，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希望目标或奋斗目标。
再看《论语》中孔子关于“道”的独到表述，如“父之道”可称“孝”（《论语・学而》）、“闻道”可死（《论语・里仁》）、齐鲁变“至于道”（《论语・雍也》）、“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论语・子罕》）、“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与“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等，其“道”与“人”这个特殊主体、齐鲁这些特殊国家、“三代”这种特殊时代、文学（指广义的文化学习）这类特殊教育、感官（即耳朵）这一特殊功能有内在的直接关联。显然，它不是任何事物、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表现能普遍体证而不用经验知觉的自然天道。这种“道”取决于人类自己的发觉、领悟、弘扬与传承，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国家建设中，在我们的经典学习里，在我们的父辈生命中，在我们的祖先历史中，在人类文化生命的贡献中。这个“道”，即使是客观的超越的自然天道，也需与主观的经验的人文知识结合，才能有效地进入人类生活领域，发挥具体指导作用，否则，它的“志”如何揭示人的能动性呢？只有人的“志”把“道”的原则性规定好，才能以此去指点江山和同类，建造期望的国家事业与人类事业。正如孔子在许多篇章都讲“邦有道”和“无道”（《论语・公冶长》篇、《论语・泰伯》篇、《论语・宪问》篇、《论语・卫灵公》篇），及“天下有道”与“无道”（《论语・季氏》），这种邦国之道或天下之道决定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生命选择与生活成就（或政治成就，文化成就），这种道不更像王道的理想作为，影响人道的现实分判吗？由此可证，《论语》里孔子的“道”是更理想、圆满、美善和值得追求的王道，是人类历史逐步树立的希望目标，而非自然现实直接推行的生命事业。用现代学术话语讲，它应是文化生命的发展目标，需要人的自觉意识与能动推进，这叫做志存高远而道不远人；它不是宇宙生命的存在样式，只需用事物的自然呈现与无限流动便行，这是命（或道）该如此而谋（或志）又何用！就此，孔子借助于有历史性文化志向的王道把自然无为的天道转化成现实生活自觉作为的人道，树立了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目标。
二、据于德
一旦确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就一定能实现吗？或者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可被实现呢？或它在实际的社会进程中能展现到何种程度？当然，毋庸置疑，是人首先确认自己的发展目标，并非他者直接赋予，也不是神的特别恩赐，因而，“志于道”，这个道受人的制约。也就是说，仅人有“道”的目标意识。这种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人类所得，而非其所能，所能仅代表某种可能，所得才具体展示这种期望效果。这个得是人依据“道”的判断标准而为的生活成就，绝非生命成就，因为生命只能成全他者却不能成就自己，但生活可以通过所得改进与增益。对这种人为增改的生活成果进行人文化处理，便是“德”。由此可以说，现实的“道”是理想的“德”，或在现实层面上“道”即“德”，在理想层面上“德”即“道”。这样，“道”的实现与否，看“德”的成就如何。倘若放在人文历史视野中来考察，那么，“道”是目标意识而待确认，“德”作期望成果而待实现。如果在现实社会中，“道”作为判断标准而方便理想规划，“德”则是有效证据而能保证实际成就。
试问：《论语》中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还是得于“仁”呢？有人以“法自然”的道家与“依于仁”的儒家来分判二者的“道”与“德”，有人把“德作为人生的根据”，有人将“德”解释为“个人的德行修养”，有人认为“德”是“坚守道的真谛”并将其“贯彻于自己的内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而不失去”，有人理解成“德者，得也。能把道融入人格才是德”，等等。他们就“据于德”的“德”之诠释，要么是把“德”与“道”相关联以界定其内涵，但对“道”的说明比较空泛、模糊，不知“道”及其真义的明确所指；要么是单独判析“德”的总体内涵与具体作为，要么将其作为人生根据而近似于“仁”的意义诉求，要么将其作为个体修养而体现道德品质的意涵，却未将其放在“德”的特定思想认知背景中作更可靠的内蕴界识。为了进一步探索“德”在当时语境中的意蕴及它与“道”的内在关联，有必要回到文本。
在一般用法上，作为引导性动词的“道”，孔子说“道之以德”与“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是把“德”看作指导标准；作为日常性名词的“道路”，孔子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是将“德”当成正义原则。即人的现实生活道路与理论指导必须以德为基准来作准确判断。但人的历史文化道路与目标设定，该用什么理念引领和塑造呢？孔子据人们日常生活体验情况及其言行表征，笼统地讲解了“德”的高尚追求与糟糕现状，即“德不孤”（《论语・里仁》）、“德之不修”和“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论语・卫灵公》）、“崇德”（《论语・颜渊》《论语・子路》）、“何德之衰”（《论语・微子》）。可见，人的天生德性是无法抹杀的，他的好德行是有社会影响力或示范效应的，要尊重自己的德性发挥与德行发展，但眼前太多的人被生活的色相迷惑，质疑古代圣贤的高尚德行。也质疑自身本有的良善德性，经常胡思乱想、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自我逞能、自以为是、自鸣得意、自食恶果！人们应怎样避免这种恶状与恶果的发生，继续保持和发扬优良的道德传统，创造并享受美好与文明的社会生活呢？孔子提供了目标与典范，他认为“中庸之为德”“至矣”（《论语・雍也》），“泰伯”“可谓至德”与“周之德”“可谓至德”（《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周人尤其是泰伯成就的德行是至高无上的，可以作为德行的最高判断标准了，能据此完善的德行来发挥人们潜存的德性光辉。这是孔子理想诉求的“德”，是周人的历史成就，或者确切地说是其历史塑造的道德典范，是提供给后人现实发展的光明大道。但问题是如何依据周人的历史所得而凝练成德，化作现实社会发展的光明道路，让现存的人们也这样有所获得，以成全其德性并成就其德行呢？孔子区分了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他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当时有君子“德行”的弟子是“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君子有德“必有言”，而“尚德”“称德”却“不称力”“以德报德”（《论语・宪问》）；进而，作为领导者或王者，要修君子“文德”（《论语・季氏》），能安抚四方民众，使“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以免“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和“德之贼”（即乡原，《论语・阳货》）横行，导致“小德出入可”（《论语・子张》）而大德荒废。据此，就现实的“德”讲，在人生修养方面有“君子”与“小人”之分，德行的成功案例有颜渊等人，文化诉求是立言、立德；它推扩到政治作为方面有“君德”与“民德”的差异，君德是君子之德在上层领导的作风彰显，民德是小人之德在底层大众的文明进化。
孔子把“德”划分为三个层次，即至德、大德、小德，相应于圣人之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或圣德、王德（君德）与民德，其中圣德以泰伯为典范，君子之德以颜渊等人为榜样，小人之德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情状，那么，他应当主要针对德行方面的成就而非德性方面的潜能（这是后来孟子完成的工作）作评比，由此寻找出历史记忆塑造的德行目标人物作为理想典范，引导那些挣扎在道德修养边缘或途中的劳苦大众，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发展赋予希望。这是“德”从可确认的历史典范自觉进入可模塑的现实人物，造就道德文明程度不同的两种生活类型，即君子与小人。可孔子根据什么判定西周初泰伯而不是夏代或商代或其他什么时期的某个历史人物有圣德呢？这要看泰伯在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及在文化社会里产生的持久影响力，让他的族类或国民及天下受益的功德情形。或许就自然生存状态而言，人始终是由现实进入历史而塑造自己，但从人文发展来看，道总是从理想走进现实而展示所得。当我们在文化生活中面对历史人物的烟云弥漫时，可能也会像孔子的弟子子张那样迷茫――一旦放弃德行的具体考评与道义的内在坚守，现实人生的目标在何处，结果又将怎样呢？我们却不敢任意想象，需要对“道”的真诚信仰而宁愿相信天赋神授的可能，需要对“德”的美善弘扬而希望改造丑陋罪恶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道”是人类历史赋予的神圣信仰，成为现实人生奋斗的伟大志向；他的“德”是人类历史满意的巨大收获，是现实人生发展的有效证据。以此讲“道”与“德”，不是孔子学说的独特创造（或为老子道德观念的特殊贡献），而是他思想的精神源泉与理论根据。因而，孔子的“德”是得于“道”而非得于“仁”。
三、依于仁
孔子在《论语》中“谈仁百余处”，大都谈“如何能仁或在什么情况下怎样做接近于仁”，因而“把握仁并不比把握道更容易些”。不过，在孔子观念里“‘仁’与‘德’是很难分清的”，毕竟“政治层面之德治”“个体自身”之美德与超越层面的“纯粹之‘德’”，“从外在进入内在”而成为人“内心修养提升”的品质是在“孔子时代”实现的。似乎在本体把握上仁比道更难，或许在功夫求证上无心的道（老子道家）比有心的仁（孔子儒家）更不好琢磨；就心的内在超越而言，仁与德是一体混杂、不好界分的。可是在孔子的认知谱系里，道、德、仁是界限分明的。正如前面讨论的，道是命而为历史的目标诉求，在现实层面成王道理想；德是内生的性与外推的行而为历史的希望成果，在理想层面成圣德典范；仁是以此命根、本性和作为的归结而统摄于自身文化自觉。难道“仁”不是人内在的心灵回归与觉醒而是显现肉身的文化精神主体，它只是外在的生活警觉与寄托而凝聚的客观对象物吗？关于“仁”的讨论，比较丰富和完备，不必详解其文本而深究其内蕴，下面从论文、史与专题的视角作些探讨。
论文方面，“徐复观对孔子的‘仁’的诠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1955年前“以‘爱’释仁”而作“人的所以生之理，宇宙的本体和宇宙生成的法则”之后开始把其定义为“道德地自觉向上的精神”和先天性存在，70年代后说“本心、仁体、道德自我有两个来源”即历史经验教训与个人道德实践。高赞非认为“‘仁’的思想一般的意义是‘爱人’，是封建的人道主义”，特殊意义是“一种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的精神”和“最高的道德标准”，“更本质的意义”在于它是“孔子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一切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点”。前者用传统中国哲学的“生之理”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及“生成法则”界定“仁爱”的内涵与外延并推扩为先验赋予的道德精神，再用历史成就与现实修为凝聚在本心，作“仁体”；后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判分的“封建人道观”来阐释仁爱，进而将其表述成共产主义理想的积极精神与最高标准，它回到本质诉求上是“世界观”的构成要素与一切思想学说的理论基点。前者从原初意义的混成到先验存在的设想，再到后验内容的求证，经过“仁”的爱、生、神、性、心的认知历程，透视其“性体”原本在人的历史与现实中；后者从一般意义的识别到特殊意义的认定，再到本质内涵的说明，借助现代的人道、理想、标准、要素与基点，照见其“精神”呈现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中。他们从本体论与世界观的视野，对“仁”的内涵变迁及层次划分，作了笼统观照与宏大推演。另外，李孺义在孔子“‘行’的本己性动因的意义”“推己及人的对象化意义”和“一切生命个体之自主自愿的意义”上，解证“‘仁’的整体性命意”在“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之理”中；孙秀昌认为“‘人’、‘仁’、‘道’在孔子这里显然是一个相即不离而相互成全的动态过程”，即在人们的生活中，仁与道是一体互动而促成人们共同期望的社会道德事业，即使在内因、外化、自主的意义诉求中有区别――道是根与命、德是性与行、仁是义与理，在理论认知上有不同的内涵诉求与表达形式。
道、德、仁的理论内涵与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三者字形的简繁写体及其演变过程已足以表明其认知形式上的差异，不需过多分辨，但其内涵的界识可能真不容易讲清楚，特别是它们的意义诉求，难免会纠缠不清。若从史的定位看，“孔子的‘仁’是‘情’（爱心、同情心）和‘理’（理性的要求）的统一，是人道原则与理性原则的统一”，“礼、仁、孝”是孔子“伦理的概念群”里“最重要的”观念，就其基本理论看，“‘仁、义、礼’三观念”是“孔子理论之主脉”，孔子原始儒学形成了“以‘仁’、‘礼’、‘命’（‘天命’）三个基本范畴所体现的心性的、社会的、超越的三个理论层面构成的儒学思想结构”。这些定位基本上以“仁”为中心或核心观念来进行理论建构和推演，对“道”与“德”没有直接比对与系统分析。对此，再以专题研究来深入考察其可能存在的诸多差异。目前，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是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与陈来的《仁本体论》，下面以其素材与要点作一些比对与分析。“新仁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讲“仁”的“体用论”而得“内圣外王之道”，讲“生命论”而“视生命为真实的活体”，讲“大同论”而“展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此“仁、和、生、诚、道、通”以“仁为核心”，进而作“义理分疏”为“十论”即“仁性论、仁修论、仁德论、仁志论、仁智论、仁礼论、仁事论、仁群论、仁力论、仁艺论”。“新仁学”的基本框架以“仁”为核心，以“仁、生、道”为骨干，以“和、诚、通”为追求，由此展开对“仁”的“性、修、德、志、智、礼、事、群、力、艺”的理论探讨。其“仁”与“道”的关联是通过“生”来完成的，或者说，这三者本为一体而有三个面向，即本体、本命与本原，而与“德”也需要“性”与“修”（即行）的中间过渡才能彰显。可以仁统道与德，应在孟子的“仁义礼智”论证后成立，其“仁”包含“道”与“人”，“道”又分“仁”与“不仁”，在老孔时代甚至秦汉时期道与德还是圣与王的精神目标与权威依据，仁与义只是其自觉的道德手段与价值诉求。如老子所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韩非子・解老篇》释为“德者道之功”“仁者德之光”“义者仁之事”和“礼者义之文也”。按韩非子的解读如果补充“法者礼之用”继其后，就更符合秦汉特别是汉代的政治理路了。另有系列说明，如管子的“道一虚、德一化、义事、礼一体、法（刑）”，文子的“道生、德长、仁爱、义正、礼敬”，庄子的“天、德、道、仁、义、礼、事、法、民、物”，《大戴礼记-盛德》的“道-一治、德一安、仁和、圣一平、义成、礼一定”，贾谊的“道、德、性、神、明、命”与“道、仁、义、忠、信、密”，扬雄的“道一导、德得、仁人、义～宜、礼体”，等等。或许，他们立论的依据、主体与论证的过程、结果各有不同，但对“道德仁义礼”的政治理路推证基本上与老子保持一致，有递减、递增与平行发展甚至多元融摄的意义诉求，这表明其共同的思想推演程序产生了不同内涵的理解。
陈来直接指出，“孔子对于仁的指点，主要是设定仁的普遍价值，特就德行、工夫而言求仁”，孔子“以工夫而合本体，以德性而求境界，注重德行的实践，以达到仁的境界”，其“‘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伦理上是博爱、慈惠、厚道、能恕，在感情上是恻隐、不忍、同情，在价值上是关怀、宽容、和谐、和平、（此处原为逗号）万物一体，在行为上是互助、共生、扶弱、爱护生命等”。其内涵诉求是通过德行工夫达到“仁的境界”，表现形式有伦理、感情、价值与行为等多种具体要求。这就意味着“依于仁”的“依”并不只是人身的依靠或依附关系，还是内心深处的向往或回归，它是依据过去“道、德”的历史检讨，超越现在的“事、物”束缚，展望未来的“美、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仁”是人现实生活的圆满归宿或美好向往，如孟子讲的“安宅”。这是孔子“依于仁”的现实生活意义诉求的归结点。
四、游于艺（义）
既然“道”是目标，“德”是根据，“仁”是归宿，那么，“艺”就是具体途径，待确立正当目标和把握可靠根据后，由此具体途径可抵达希望归宿，或依此归宿来选择有效路径。如果说，老子用“道德仁义礼”拟定政治理想的现实进路，那么，孔子以“道德仁艺（义）”推证人生理想的现实进路，其“艺”作“义”解（待后求证），它意味着人的历史生命（即生灵）的志向远大（即道）与证据充足（即得或德），逐渐走向人的现实生命（即生活）的归宿圆满（即仁）与意义高尚（即艺或义）。对于王者，其人生理想与政治理想合二为一，其现实进路在理想层面而非现实层面。由此，按孔子的认知理路，可译为：“立志人道（王道），依托圣德（周德），安顿仁心（人心），和乐义身（艺身）。”
有研究认为，“这个‘游’不是一般的消遣游玩”，它是“在坚实的人格修养”基础上“获得一种精神自由”，“游于艺”应先通过艺术“学习、欣赏、陶冶”而“获得审美享受和精神自由”，更重要的是“养成艺术化的自由精神和人生境界”，从而“把握生命本性、不为物忧、‘仁者不忧’和‘知天命”。也有人不完全赞成这种说法，指出“学界对‘游于艺’作审美性读解”是“对孔子命题进行了过度阐释”，而且这种阐释明显受庄子的“‘游’论以及佛教论‘游’等思想的影响”，该命题的根本效果“在于能使之体仁、进德、明道以修身”，进而可“解说为：为学者遍历、熟习六艺，故仁德日新，身心自适、顺畅而入优游之境、达明道之功”。前者从文艺欣赏的精神自由来阐发其人格修养的完美成果，或注入了庄佛的意义诉求而呈现其理想境界，但就后者人生追求的理想境地看，他们应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趋向自在自如的生命神境，前者突出艺术的实践和作为，而后者强调道德的实践与作为。可以说，不管是艺术理想还是道德理想，都是从理想层面来解读其意蕴，绝非从现实层面来确认其内涵。于是，有人作了类似讨论，认为“庄子的‘游心’是对孔子‘游艺’的逻辑展开”，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互相兼会容通而不互相抵触”，“‘游于艺’是孔子政治失意后的一种生活和心灵安顿方式”。也就是说，庄子的精神自由与孔子的人生理想是融通的，孔子的“游艺”是在恶劣现实政治影响下人生处境的一种健康排解方式。
其实，王凤阳已简要梳理了孔子“游于艺”的意涵变迁情况，他从传统延续下来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到后来孔子儒家经典塑造确立的“六经”即“易、诗、书、礼、乐、春秋”，再“随着‘技’、‘术’的广泛应用”而“偏指文化典籍方面”，再后随“‘经’、‘史’的独立，‘术数’的分出”而“主要指各种文学与艺术”，到现代“随着文学的独立”而特指“音乐、绘画、表演、说唱之类形象艺术了”。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六艺混杂到六经典范，再到现代社会的文艺作品与活动，说明了“艺”的纵向发展是从原初混融到纯粹理想，再到文化实践和艺术活动的演进过程。可见，孔子处于人类的纯粹理想到文化实践的历史阶段，不会局限于原始传统的“混沌状态”和经典创造的功德情形，他可能进入文化生活的精神世界作“道德”考量，再检讨现实社会的理想作为而进行“仁义”探索，从而给现实人生设置“道德仁义”的理想进路。李孺义说孔子的“义者，宜也”（《中庸》），孟子的“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墨家的“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其“在‘正当’的涵谓上，‘义’的命意在于贞立人之行为的应然尺度”。从孔墨孟的“义”意上与现代解“义”的正当诉求上看，知“义”不是文化生活的行为表现程序或方式，而是其判断原则或理论尺度。就此反证理想层面的“艺”是现实层面的“义”，或在理想层面艺即义，在现实层面义即艺。这应是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层面来谈“艺”的“义”。或许，他希望通过新的表达形式把“仁”的传统思想内涵充分展开，实现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而崇高的追求。但现代社会的科学理路与传统社会的道德进路是否能够有效融通，尚需更多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这里要论证的是，不论是“艺”的历史纵向发展进程，还是其现实横向扩展全景，都与“义”息息相关而在心灵或理想层面融为一体，作为“仁”的有效路径来展开。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6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依据实践依据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时,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和新内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任何理论都有其形成的理论依据,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例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根本理论依据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导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①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之间的关系,表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石。
科学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丰碑。在理论上,它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性变革;在实践上,它实现了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历史性转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可概括为:一、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二、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四、共产党是实现无产阶级伟大历史使命的领导力量。五、无产阶级要实行国际主义。六、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由此可见,它揭示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阶级力量,成为整个无产阶级建设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并不是教义,被运用到各国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②并且,实践业已证明:能否坚持并且善于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决定着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兴衰成败。
具有理论联系实际优良传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型经验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且进一步地发展、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党智慧,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便是扎根于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社会主义。
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直接理论依据
思想中科学的方法原则直接引导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形成。思想中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直接的、科学的思想方法。依靠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武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突破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坚持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分别形成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思想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更为重要的是,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思想理论,构成了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诞生的逻辑起点和直接的思想来源。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出了“走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强调要从农业大国这个基本国情出发,以苏联为戒,走自己的路,实施中国式工业化、现代化等有益的思想,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端轫。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思想中提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无疑是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源头。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思想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程将分为不发达阶段和比较发达的两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曲折、艰难的过程,没有一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显而易见,这些观点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思想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敌我、人民内部)矛盾,这为后来邓小平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实践依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和兴起,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毋庸讳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历史实践中,总会碰到一些未曾预料而又难以回避的问题。首先,在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预测,社会主义不是在先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而是率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如此,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实践依据。其次,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没有经过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这无异于奇迹般地跨越了马克思所形容的“卡夫丁峡谷”。生产力不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落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较大比重,贫困人口占较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等基本国情,都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根本原因。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③在这一客观形势下,我们党紧跟历史发展的脚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航程,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时,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形成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第二,要求我们不断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解放思想、破除束缚发展的落后的经济体制和其他制度,坚持不懈地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改革进程。第三,要求我们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大胆借鉴和利用人类文明的成果,坚持不懈推进对外开放。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第四,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工作,都必须以满足人民群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根本目标,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之本。这些观点构成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相应地,这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作者单位:洛阳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
注释
①《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页。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7
（一）审计队伍素质不强
基础薄弱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审计内容和范围的不断增加，审计职能对所从事的人员应该具备的业务知识要求也不断提高，审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熟练掌握财会知识，还要了解基本建设、物资采购、法律法规、商品价格等等各种知识。而现在的审计人员大部分所学的专业都比较单一，要么是专门的财会人员，要么是专业的工民建专业，或者是法律专业，没有形成一支综合型、复合型的人才队伍。这就导致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不能很快进入角色,准确识别良莠，对各类被审人员利用自身熟练的业务水平从中作弊的情况看不出或拿不准,现翻资料,现学现问,使问题迟迟不能披露,这必然推延时间,影响审计工作效率。
（二）选用审计方法不当
浪费资源审计方法是贯穿于审计过程始终，衔接各项具体工作的纽带，审计人员采用正确方法，就可以及时查清问题，取得充分有效的审计证据。而实际操作中，如果对审计项目不能做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将各种方法结合运用，一味追求齐、全、深，逐页看凭证,泛泛抄写数字、资料,顾此失彼,因小失大,抓不住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浪费审计资源，降低审计效益，从而制约审计效率提高。
（三）法律法规不熟悉
定性不准审计依据就是审计人员进行审计时判断经济活动合规性、合法性、正确性的准绳，是提出审计意见、做出审计结论的客观标准，是加快审计任务顺利完成的关键。审计依据的种类很多，包括法律、法规、计划、合同、业务规范、会计制度等等，审计人员因自身所学限制不可能掌握与审计对象有关的所有政策，因此在审计过程中，要么是不知道依据，到处收集、寻问，认定不准,难以一锤子定音;要么是不能全面、历史、辩证地使用审计依据，造成对套用的法规依据产生模棱两可的看法,无所适从,欲用不得,欲弃不舍。延误时间,错误判断，影响审计工作效率。
（四）论据不能说明问题
取证乏力收集、鉴定、综合评定审计证据，并据以做出审计结论和意见的过程，不仅是审计实施的过程，也是审计人员对审计对象认识不断深入，并逐步对其评价的过程。审计按要求取证,是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前提。在审计中由于取证不慎重,因而有时取得的证据不真实或者只凭被询问人的口证取得旁证,证明质量不高。为避免审计风险对证据要进行复查,这必然费时、费力,影响审计工作效率。
（五）审计手段较落后
不能适应监督的需要目前，审计人员的审计工作大部分还是手工操作，没有形成全国性的联网审计，审计手段相对落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各行各业为了提高自身的工作效率，都在开展信息化建设，审计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监督手段，为了开拓工作领域，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地行使“免疫系统”的职能，必须与时俱进，紧跟被审计行业的发展。当前，审计工作一是缺乏相应的审计软件，无法实现审计工作的流程化、标准化和规范化；二是审计队伍中计算机和信息系统专业人才比较缺乏，难以对信息系统工程的成本和造价进行核实；三是信息化建设属于新兴产业，国家还没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也没有相应的造价信息，造成信息化审计无据可查，无本可依。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效率，不能实现“信息工作基础化，基础工作信息化”的工作目标。
二、提高审计工作效率的几点对策
（一）努力建设审计队伍,提高人员素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优秀的审计人才是做好各项审计工作的基础，只有懂本行，拥有过硬的业务能力，凭自己的实力、技艺、智慧、毅力去拼搏，才能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被审计单位财经方面存在的问题，才能规范他们的管理行为，使被审计单位口服心服。因此建设一支过硬的审计队伍，是审计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一是要选好用好人。二是要培育审计人员高尚的职业操守。三是要加强业务能力。要采取业务培训、岗位练兵和实践锻炼等方式，不断提高审计人员查找发现问题的能力。如何“强素质”？笔者认为学习是关键，应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定期培训与自学相结合;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三是应用法规文件时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审计人员素质提高了,审计工作就能得心应手,审计工作效率也会随之提高。
（二）正确运用审计方法，提高审计效益
审计方法分为两大类，即一般方法和技术方法。不同的审计方法，在审计投入与产出方面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抽查法适用于业务量大，允许一定审计风险存的项目，详查法适应于业务量少，需要做出准确审计结论的项目，分析法适用于侧重经济管理和经济效益的审计项目。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运用科学的分析、推理和判断来决定应该使用的审计办法，形成正确的审计结论，不断提高审计质量和效益。
（三）及时掌握审计依据
保证定性准确法律、法规、制度等是审计工作报告最后定性的重要依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审计的核心价值观也提出了“忠诚、依法、公正、廉洁”的要求，因此，作为经济运行的监督者，审计人员更要知法，守法，对待每一个审计项目要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严格执法，时刻把神圣的职责放在心中。日常工作中一要重视各类法规制度的收集和整理，发挥专职与兼职法规机构的作用,指定专人收集文件,收藏、借阅进行登记并有手续,保证文件、法规的存在性;二要正确地运用审计评价依据，要做到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要用历史的眼光评审已经过去的审计事项。三要以书面文件为准。引用依据时，必须查对原文，不能单凭记忆，防止歪曲文件精神。只有选择最恰当的审计评价依据，提出切合实际的审计意见，做出正确的审计结论，才能提高审计效率。
（四）密切联络双方关系
创造和谐环境被审计单位的配合和支持是按时完成审计任务的外部条件，审计小组成员在审计期间,应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办事，遵守职业道德,严肃审计纪律;要主动向被审计单位征求意见;办理审计事项时,做到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以良好的自身素质取得被审计单位的信任。只有审计人员与被审计单位配合默契,审计业务核对及交换意见等工作才能顺利完成,从而提高审计工作效率。
（五）加强理论研究
文化的理论依据篇8
【关键词】布依语泰国语对比；平行语料库；在线双语词典；机器翻译
一、应用对比语言学相关理论及发展
对比语言学是对两种或多种语言进行系统比较的学科，旨在描述语言之间的近似与差异。对具体语言和语言结构的对比描写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具体语言及其结构特性。应用对比语言学属于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目的是将理论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外语教学、翻译、词典编纂等相关活动中去，为应用服务，并探讨应用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
语言对比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至今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但这个领域是在近几十年内才真正受到重视，产出大量有益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前受到业内肯定的成果有1892年罗曼语文学家格兰德琴特（CharlesH.Grandgent）出版的《德语和英语的语言》；还有1906年法国语音学家帕西（paulpassy）的《简论欧洲主要语言的比较语音学》；以及1933年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出版的《英语语调与汉语语调初探》。这个时期的对比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语音对比研究方面，而其他领域鲜有涉足。
我国的对比研究起步与发展有三个阶段。首先的起步阶段是以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诂》算起，到四十年代末。在这段时间内，不少研究人员都开展了非常有价值的汉外对比研究，主要集中在英汉对比研究领域。第二个阶段集中在1949-1976年这个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对比语言学相关研究走向沉寂，少有成果。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5月吕叔湘先生发表《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开始的。对比语言学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如王克菲大型英汉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立。潘文国对比语言学的目标，研究范围和新发展进行的探索和研究。二语习得和翻译研究与教学得到长足发展，跨文化交际也有了飞跃式的进步。机器翻译和在线词典的出现使得不同文化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和发展。
由此可见，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和研究热点，如何开展有意义的应用对比语言学研究，是摆在相关研究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基于信息技术的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的重要性
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信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教育、医疗和服务等各个领域，应用对比语言研究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比语言研究不仅是应用对比语言学的新发展，同样也为语言的研究、翻译和教学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并产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这充分说明，基于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比语言研究是值得深入探索的领域，它必将为应用对比语言研究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有益的成果，并促进社会和时代的发展与变革。
泰语与中国布依语都同属于汉藏语系侗台语族的台语支，泰国人和布依族他们来源于古越人，虽然双方距离遥远，但在经济文化上至今仍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而中国布依语现在面临着城镇化和汉语及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其生存和发展都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如何保护和传承布依语及其文化已经成为相关研究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结合信息技术对布依语和泰语进行应用对比研究，不仅会保护布依语及其文化，而且于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双语教学以及翻译研究与实践也都有着重大应用价值。
三、基于信息技术的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形式思考
笔者在CnKi上搜索了相关论文，进行整理分析后，总结了以下三种可行的也比较有价值的基于信息技术的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形式。
1、平行语料库建设
在非计算机状态下，语言数据，不仅数据资源少，而且还分散在各种印刷媒体上和非专业化的录像和电影中，这样的数据源对于相关数据需求者来说，使用很不方便，查找，摘抄一个信息往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也不容易保管。而有了信息技g的支持，网络上搜寻相关数据，已经是非常方便快捷，也易于储存。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进行系统的管理，对于数据的初步整理分类都成为了相关数据需求者的难题。而语料库，即经科学取样和加工的大规模电子文本库，就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语料库可以借助计算机分析软件，对语料库中的海量数据进行提取分析。
而双语平行语料库更是语料库突破性的发展，它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统计机器翻译系统可以借此研制翻译统计模型，基于实例的机器翻译系统和各类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能够以此作为翻译记忆库，翻译人员也能从中观察和选取鲜活的语言与翻译实例，与当前单语语料库的建造动辄上亿词的庞大库容相比，这类资源研制的数量要少得多。
平行语料库的研制历史并不长，从世界上第一个初步的平行语料库加拿大议会会议录英法平行语料库（theCanadianHansardCorpus）建成到目前也只有20年左右。但是因为平行语料库在语言对比研究，翻译研究，翻译教学，双语词典编纂等领域都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因而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克姆尼茨英-德翻译语料库（Chemnitze-GtranslationCorpus）、德-英文学文本平行语料库（GepCoLt）、英语-挪威语平行语料库（enpC）、英语-意大利语双向平行语料库（CeXi）、葡-英双向平行语料库（Compara）相继建成。国内平行语料库的研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研究中心王克非主持和研制的北外“通用汉英对应语料库”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双语平行语料库，目前容量为3000万字词，并在进一步建设中。
布依语泰国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是布依语泰国语应用对比研究最有价值的呈现形式：第一，促进对比语言学的发展。建立一个双语平行语料库，不仅能为后续的语言对比研究提供最可靠的数据源，而且其还是应用对比研究最有价值和开发潜力的实践成果之一。第二，布依语及其文化的最原生态的记录。第三，为双语词典编纂和机器翻译提供可靠数据源。
2、在线双语词典的编纂
双语词典使用领域非常广泛，例如机器翻译、交叉语言信息提取等，对语言的学习和教学也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双语词典既能够进行语言翻译，还可以帮助使用者进行文化交流。传统双语词典编纂都是通过人工完成的。这种词典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下应运而生的，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发展需要。但是自从第一台计算机问世至今，计算机科学与通信技术日新月异，更新速度快，数据信息存储大的在线，查询便捷，成本低的在线词典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宠儿。
建立布依语泰国语在线双语词典主要的问题在于，网络上布依语的语料数据量和泰国语的语料数据量肯定是不能匹配的，布依语作为一种地区性的民族语言，在汉语及其文化的影响下，以及城镇化的发展破坏了原来布依语使用的原生态母语环境，使得布依语的使用人群开始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倾向，年轻人在生活中主要使用汉语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际语言。因而在网络上布依语的语料会相对泰国语的语料来说会少很多。所以，研制布依语泰国语在线双语词典可以有两个解决途径。第一，加大网络布依语料的上传。这个可以通过政府相关政策支持，建立一些布依语汉语双语网页，或者布依语英语双语网页，对布依族的生活文化教育风俗等方面进行文章的撰写和配图、配音，相关视频制作等。然后建立一个基于网络语料库的布依语泰国语在线双语词典。第二，可以先建立起布依语泰语双语平行语料库，然后研制一个基于这个平行语料库的布依语泰语在线双语词典，这种在线双语词典会促进布依语网络上语料的增加，当网络中的布依语语料自然累积到足够数量时再建一个基于网络语料库的在线双语词典。
辞书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双语词典是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线双语词典的出版有助于推广民族语言和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文化繁荣等都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3、双语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
自然语言理解，是研究如何利用计算机来理解和生成自然语言的理论和方法。用以完成这一过程的软件叫做机器翻译系统。而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成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关键所在。面对海量的语言信息，人工翻译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因此能够实现自动化的自然语言翻译的机器翻译技术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是人工智能研究领域的热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及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机器翻译技术在促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机器翻译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科学家G.B.阿尔楚尼开始了用机器来进行翻译的理论探索。随后不久，信息论的先驱、美国科学家w.weaver和英国工程师a.D.Booth在讨论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时，于1947年论述了基于计算机的语言自动翻译。1949年，w.weaver发表《翻译备忘录》，正式提出机器翻译理论。但由于1966年aLpaC委员会对机器翻译的译文质量进行调查后，否定了机器翻译的应用价值，机器翻译研究因此长期停滞不前。最近的二十年，随着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计算机科学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完善，翻译理论和研究的进步，人们对机器翻译也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机器翻译在此背景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全自动高质量的机器翻译系统仍未出现，其原因在于语言知识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语言规律的有限性。
尽管如此，相关研究仍然在强烈的需求下应运而生，不断发展。笔者认为对布依语泰语双语机器翻译系统的开发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它们在发音、词汇、语法甚至文化方面都十分近似，所以，对这两种语言进行机器翻译的效果应该会大大胜过以往民族文化不同源，发音，语法文化差异大的两种语言的机器翻译效果。那么双语机器翻译的最有效的应用领域也许会找到答案。
四、结语
布依语是区域性民族语言，目前处于濒危的困境。而与之同源的泰语却在东盟经济圈的建立背景下，越来越受到中国学习者的青睐。布依语和泰语有许多相同和相似之处。本文探究了在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下如何在实践中去有价值地描述和呈现这两种语言的相似和差异的三种途径，以期在丰富和发展应用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的同时，能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保护和传承贡献应有的力量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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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理论依据篇9
[关键词]依附理论；政治经济学；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6）1―0007―02
20世纪4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只有一小部分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并跻身于第二世界，而大多数仍处于较为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当中。在西方以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为主流的经济学当中，一小部分经济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试图寻找出各第三世界国家走出贫困的出路，创立和发展了一种新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即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以弗兰克、萨米尔・阿明、多斯桑托斯为典型代表，其主要观点是，他们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看作为“宗主――卫星”或“中心――边缘”的关系，各卫星国家或边缘国家的发展始终是建立在对宗主国家或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上的，即卫星国家或边缘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始终受到宗主国家或中心国家的制约。
一、贡德・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
弗兰克认为，对当今第三世界国家，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与研究，首先必须要明确两个基本概念，即“未发展”和“不发达”。所谓“未发展”指的是发展前的阶段，即蒙昧的、愚昧的状态；而“不发达”则是指发展中国家处于受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控制与剥削的这一阶段。当今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所处的正是“不发达”的阶段，造成这些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则是发达国家。据于此，弗兰克将世界体系划分为“宗主――卫星”结构。所谓宗主国，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它们周围围绕着许许多多的发展中国家，就如一颗颗卫星。这些卫星国源源不断地为宗主国输送发展的“养料”，即资源与市场，以确保宗主国能够高速而又稳定地发展；而这些卫星国由于自身技术、资金等多方面限制，又不得不始终依附着它们的宗主国。在这些卫星国的内部，又有着类似的“中心――农村”的结构形式。一个个农村同样犹如一颗颗卫星依附在中心城市周围。通过这样的结构，那些发达的宗主国控制并剥削着它们的卫星国的每一个角落。
弗兰克认为，如果继续按照“宗主――卫星”式的发展，各发展中国家，即卫星国，必将始终处于被剥削的死循环当中；在这一模型下，即使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有所发展，即“不发达的发展”，也只是“表现了不发达的深化，也表现了卫星国从属宗主国需要的畸形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1〕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发展模式呢，弗兰克认为只有割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控制，走上独立自主发展工业道路。
二、萨米尔・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
同样作为激进派的依附理论经济学家代表，阿明是在继承和发展了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理论”，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宗主――卫星”结构重新定义为“中心――边缘”结构，并根据这一结构，将各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类型划分为“中心型――边缘型”。阿明认为，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边缘国家的资本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心国家，以实现在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的发达国家的中心型资本积累。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型资本积累，历史上出现了三种历史形态，即“殖民主义阶段形态”、“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形态”和“边缘真正走上自力更生的阶段形态”。前两个阶段的历史形态，边缘国家经济、政治均处于畸形的发展，农业生产上停滞落后，工业命脉掌握在中心国家手中，资金技术上依赖于中心国家；政治上表现为边缘国家资产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边缘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低于中心国家。只有当边缘国家走上第三个历史阶段，才能真正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边缘国家如何走上第三个历史阶段，如何真正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呢？阿明认为，只有“通过‘群众性’的发展实现民族的自力更生”〔2〕，即所谓的“脱钩”。“脱钩”是指边缘国家同资本帝国主义中心国家脱去原有的依附联结，摆脱本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受控于“全球化”的束缚。但是阿明指出，这种“‘脱钩’并不是闭关自守，也不是有利于世界科技发展潮流之外，而是要根据价值规律建立一个具有民族基础和民众内容的，经济选择合理性标准的体系”〔3〕。而实现这种“脱钩”的方式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三、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的结构理论”
相较于弗兰克和阿明两位经济学家较为激进的依附理论思想，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结构理论”则是更为正统与主流的依附理论思想。
多斯桑托斯对“依附”下的定义是：“依附是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结果是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的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不管怎样，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局面”〔4〕。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多斯桑托斯认为“依附”具有如下四个特点：首先，“依附”并不是一个外部因素，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结构特点的重要反映；其次，“依附”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的总体概念；再次，“依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既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状况存在并持续存在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隶属关系存在并持续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必要的结构性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多斯桑托斯将历史上的依附分为三种结构形式，分别是“殖民地型依附”、“金融――工业型依附”和“技术――工业型依附”。其中，“技术――工业型依附”是一种新型的依附结构形式。这种新型的依附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发展时期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上、外贸上的依附，这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形式所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依附状况的一部分。而这种“技术――工业型依附”既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了“结构性束缚”，也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各发展中国家，想要跳出这三种结构的依附，就必须变革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体系的方式和国内的经济结构。
四、依附理论的评价
首先，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他们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较为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德国，为研究对象，对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据此寻找出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即剩余价值学说，并得出无产阶级应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道路的结论。虽然后人，包括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根据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状况而得出新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与结论，但始终都是在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依附理论，作为一种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其研究视野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移向到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研究依附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非洲国家进行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补充与发展。
其次，依附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为世界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的道路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依附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将发展中国家置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中，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由于殖民主义及其延续的不平等国际关系，使其始终依附于发达国家，并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与制约的结论，找到了一条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根据这一原因，各依附理论经济学家，均得出了发展中国家摆脱这一依附的方式和方法，为其走向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三，依附理论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有待完善。正如前文提及，依附理论找到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重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的剥削及对其依附，这种观点带有明显的外因决定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事物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而影响着事物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单纯的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制约与剥削视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走向发达的主要原因，在理论上未免显得过于单薄。同时，依附理论经济学家，尤其是激进派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依附的方式，似乎与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差甚远。另外，由于依附理论是以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其许多观点并不能适用于许多亚洲的发展中国家。
总之，依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页的发展和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然而由于其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依旧存在着许多有待于完善和发展的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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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理论依据篇10
一、深化学生管理法制化
学生管理法制化的深化实质上是要求在学生管理时运用法制思维，坚持依法管理。虽然高校已经意识到学生管理需要法律，但通常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考虑的。如可能对学生处罚时才意识到法律规定，寻找法律法规的条文来支持本校决定。有时候法律空白就无法找到客观合理的依据。而且当前违背法治精神的学生管理行为依然存在。有些高校为坚决打击考试违纪行为，对发现的违纪通报批评并勒令退学，但是校内考试违纪的危害程度是否到勒令退学的程度则有不同的理解。考试违纪的法律法规运用是否可以类推到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和处罚，还需进行讨论和研究。
对此高校学生法制化的深化要把握好如下四点：①依法管理不能缺位。从学生入学到学生毕业的全过程，都要遵循依法管理。例如，学生毕业后学位论文上知网，就要征求学生同意签订授权协议书。对于法律法规没有完善规定或空白之处，高校应当依据法治精神和本校传统制定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要履行审议和公示等程序，并在开始试行时允许异议存在，本着学生有利的原则进行解释、说明和执行，试行一段时间后予以完善。当然还可以在本校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立法建议，促进相关管理法律的落实和完善；②依法管理，法律不能越位。有些涉及学术问题的，有些涉及学校传统和惯例的，虽比法律法规要求的严格但应当尊重传统和惯例，法律对此不能越位。例如，重庆某高校规定本校学生不能请人发表学位论文，不能替人发表学位论文，违者开除学籍。对此不能以法律法规没有相关规定或规定对此不严格来申请权利救济。司法诉讼不能越位妨碍高校自治；③全员性地开展法律培训，学生管理人员具备法律常识。因为学生管理人员或职权部门不懂法，常常造成侵害学生权益的违法行为，诉讼出现时高校被动应对。对此要在源头上提高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使其坚持依法管理。高校可以为学生管理者提供定期的法治管理培训，[1]开展主题讲座、主题论坛等；④学会用法律手段维护高校合法权益。既然是依法管理，那么高校自身的权利也需要依法维护。有些高校为保证学生按时还助学贷款，扣押学生学位证或毕业证，这影响学生就业、侵犯学生权益而得不到法律支持。但高校可采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二、确立正当程序
正当程序是指行政主体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的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包括采取告知、说明理由和听取意见等方式。[2]正当程序是法制化的基石之一，而正当程序的缺失是当前学生管理法制化普遍存在的瑕疵。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以及当前教育管理法制存在的不足，高校在履行正当程序规则时应该遵循如下程序：①制定学生管理细则。高校应根据教育法律法规，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学生管理细则。对于法律法规暂时还未完善立法的，应当按照法治精神和维护学生权利本位精神，系统总结各高校积累的经验，对于曾经遇到的典型管理案例详细研究然后制定针对性的管理细则；②对于学生违反管理细则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立案调查也就是要求高校应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学生违反管理细则的行为进行取证，听取各方意见，特别必要的应举行听证会，然后得出结果；
③对于可能对学生做出不利后果的处罚应先行送达给学生，告诉学生可能的处理结果及依据。对于关乎学生权益的重大事项应详细听取学生陈述和答辩；④对于处理决定应送达书面通知，并告知学生的救济权利，如可以申诉、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等。这一点高校往往做得不够，如有些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开除学籍，没有书面通知，只有通报批评。还有些高校没有成立独立的申诉或复议委员会，往往职权部门调查得出的结论和处理意见就是最终结果。
三、权利救济制度的落实
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高校依法推进学生管理法制化就要不断健全权利救济制度。根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高校应当受理学生的申诉和行政复议。笔者认为，高校应当建立起申诉和复议委员会，专门受理学生对调查处理结论的异议。申诉和复议委员会的组成应当包括专业法律人士、学工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在委员会主席的领导下每五年进行换届。申诉或复议委员会按照不告不理原则接受学生申诉或复议。申诉或复议委员会做出的调查处理，对学生不利的后果不得超出调查委员会的决定。调查委员会可由学生管理的职权部门发起，如考试违纪行为由教务处发起，学生科研诚信调查则由科研处发起，涉及学生纪律管理由学生工作办公室或学生处发起。申诉或复议委员会则是独立的部门，不受职权部门的领导，也没有利益关系。
普及教育管理相关法律知识，提高学生的法津意识，并提供相关法律援助。针对学生个体可能存在的弱势地位和不知所措的情形，高校可成立学生权利保护协会或委员会，与职权部门沟通帮助学生处理权益事件。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对学生管理决策造成冲击。一方面管理人员会坚持依法管理，避免随意管理；另一方面学生意识到依法维权，也会意识到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学生管理细则。
诉讼作为权利救济最后的方式，也要引入到学生权利救济当中。近些年来，高校学生起诉母校的案例时有发生，而且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司法介入高校学生管理行为的这一现象须引起我们的重视。[3]高校在做出学生管理决定时要考虑到可能的诉讼风险，因而要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在告知学生诉讼权利救济的同时做好应诉准备。鉴于诉讼造成的影响和精力，应区分学生权利救济方式的先后顺序，行政复议、申诉然后是诉讼，可告知学生优先使用复议或申诉。如果司法过度介入而影响高校自治，高校应做好应对措拖。
本研究揭示高校推进依法管理应重点考虑的事项，对于维护学生权利、提升学生管理水平有显著的帮助。鉴于法制化管理是动态发展的，对其研究需要不断深化。建议进一步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点：①教育法律法规的立法完善；②以调查报告或实证研究关注高校学生管理法制化的践行程度，建立可测量的评价模式，以推动依法管理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刘舒君，王伟.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研究——以学生权利为视角[J].吉林农业科技学院，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