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节日传播意义
少数民族的节日传播我们大体上可以知道，就是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和传播。著名传播学者李彬认为，所谓人际传播（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一般是指人们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所以又称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来分析少数民族节日所带来的一些文化意义。
一.泼水节
说到泼水节，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幕场景，就是人们穿着傣族的服装，欢声笑语的互相泼着水。傣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也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少数民族，一提到傣族，人们就会自然地想到泼水节。泼水节实际上就是傣族的新年，它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富魅力的民族节庆活动之一。傣族的新年在傣历六月，时间大体相当于公历四月。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节日里，傣族人民举行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庆祝，其中人们相互泼水祝福是一项最富民族特色的活动。因此，“傣历新年常被称为泼水节”。
1.泼水节的来源
傣族泼水节一般要过3-4天，第一天是除夕，中间的1-2天是“空日”，最后一天是元旦。除夕这天，澜沧江边的傣族村寨，成千上万的傣族群众从四面八方聚集到澜沧江边，观看赛龙船。在除夕和元旦之间的“空日”里，傣族群众更是身着盛装，在村头树下翩翩起舞，男女青年则到广场上兴致勃勃地玩“丢包”的游戏，寻找自己的意中人。元旦那天，男女老幼沐浴更衣，天刚亮人们就抬着供品到佛寺，每一户人家都在佛寺旁用沙子堆成四五尺高的沙塔，在上面插上鲜花和彩纸，并在沙塔旁聆听佛爷诵经。“人们尽情地泼水，互致祝福，共同祈求疾病不生，四季平安”。
关于泼水节的起源，傣族民间有着很多不同的传说。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传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在傣族人民生活的地方，有一个凶恶的魔王，他到处烧杀抢掠，人们对他恨之入骨。他抢了七个傣族姑娘作妻子，第七个妻子善良勇敢，决心要杀死魔王。在探知了国王的保身秘密后，她和六姐妹一起，在魔王熟睡之际，用魔王的头发拴住他的脖子，勒下了魔王的头。但魔王的头在地上滚到哪里，哪里就燃起了熊熊大火。姑娘们情急智生，她们把魔王的头抱起来，火就熄灭了。就这样，七个姑娘轮流抱着魔王的头，每人抱一年，一年一换，从此傣族人们才有了幸福的生活。为怀念这七位姐妹，傣族人民每年泼水，意为她们洗去身上的血迹，祝她们在新的一年里吉祥如意。所以每年都要泼一次水，世代相传，一直沿袭到现在。
2.泼水节的文化意义
傣族群众认为水是吉祥之物，它能洗去烦恼、带走疾病灾祸、为人们带来吉祥幸福。在浴佛时，人们不仅把放了香水的水洒向缅寺的佛像，同时，还用小杯子从盛水的桶里舀水出来，每一杯水都先举过头顶，然后洒向缅寺里面及外走廊的每根柱子上。这是傣族村寨里每个人都必须亲自去做的，因为傣族群众相信：只有这样，吉祥的水才能把过去一年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愉快和不顺利的事全部带走，为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带来吉祥如意。尽管当代泼水的形式已有所改变：从前泼水仅用青树枝点洒以示祝福，今天已发展到用盆或桶装满了水来泼；从前人们泼的是河边或沟边的水，而今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自来水。但无论泼水的形式有何种改变，泼水节的象征意义也没变，那就是：水是吉祥之物，水能冲走疾病灾难带来健康幸福。
二.火把节
彝族是火的民族，彝族传统火把节历史悠久。它具有彝族火崇拜的文化意蕴，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习俗，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还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彝族火把节时间一般在六月二十四日前后几天。
1.火把节的起源
关于火把节的起源，有不同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点：一则是认为火把节习俗起源于彝族先民对火的原始崇拜（秋浦《火与火把节》）；二则认为火把节实为彝族十月太阳历的小年节（杨和森：《楚雄彝族概况》），而十月年则是大年节；三则认为火把节与彝族星月历有关，是通过所观测到的星相的变化而定的过年日（李世忠、孟之仁，《彝族星回节源流考》）。实际上，这三种看法的本质都强调了火崇拜的因素及其与年节的关系，都不约而同地说明了火把节是通过火崇拜的一系列仪式活动来祭岁、除秽、祈年的。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是有缘由的，楚雄彝族火把节也不例外，据说他是由一个故事引发的，那是一个美丽感人的爱情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楚雄州大姚县赵家店红山脚下彝族寨子有个聪明美丽贤惠善良的姑娘诺娜和英俊勇敢的彝族小伙阿查倾心相爱。可一个叫魔哈的阴险狠毒的山官头人一心妄想霸占山茶般秀美的诺娜为妾。在魔哈的下，英勇的阿查以弱胜强，以精湛的技艺战胜了险恶的魔哈老爷，魔哈恼羞成怒，便用巫术轰裂了土猪梁子，阿查不幸堕落深渊。后经众乡亲搭救才脱险。在阿查遇难的时候，诺娜为免遭贱踏，便越悬崖绝壁，离家逃走，寻找阿查，终因气力耗尽累死在红山悬崖之下，诺娜的身影永远显映在悬崖上，故有“白人崖”之称。阿查得知这一消息后，痛不欲生，找遍了丛山峻岭，最后才发现诺娜留在红崖上的白色身影。他想跳崖与诺娜同归。众乡亲前往劝阻，从崖边拉回了阿查，并和他一起商量复仇的办法。次日（六月二十五日），阿查和四山八里的乡亲们高举着上千火把直奔魔哈家，焚烧了魔哈宫殿，烧死了魔哈，为诺娜报了仇，为众乡亲解了恨。为了纪念这个难忘的日子，每年六月二十五日这天下午，彝族村寨的人们都要点燃松明火把，用这熊熊燃烧的火把去照耀四壁，烧死蚊虫，驱邪除恶，以示吉祥幸福、清洁平安。巡游之后，将火把插在田头地角，村前开阔地带，男女青年就围着火把跳起欢快的“左脚”，老人们围坐火塘，打开醇香的白酒，互相敬酒，互祝吉祥。这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
2.火把节的功能
火把节是彝族的传统节日，以祭神祭天、祈年丰收、送邪恶为主要风俗内容。在彝区的各家各户门前都竖一个火把，当夜幕降临时，全村男女老少便端着自己准备的瓜果、酿制的米酒汇集广场，点燃火把，并用松香粉扑撒火把，顿时光焰冲天。
彝族火把节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具有学校教育不可替代的教育实践活动的意义。他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经济功能。在以民族文化为内涵，旅游业为依托的民族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火把节在楚雄以文化资源形态，积极进入旅游业市场。
通过上面两个节日的介绍，我们知道了火把节和泼水节这些民族节日，具有很多文化意义，泼水节能洗去烦恼、带走疾病灾祸、为人们带来吉祥幸福。火把节能够促进教育、经济的发展，还能很好的促进旅游事业，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彬，传播学引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信息已经构成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环境要素。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大多都有自己的语言，已正式使用和经国家批准推行的少数民族文字有19种，如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朝鲜文、壮文等。相比汉语传播，它们具有贴近性的民族语言的传播更能深入到边疆民族地区，更好地提供了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和谐共生的基本条件。从理论上说，传播载体通过传播信息发挥着社会整合、社会协调、环境监控、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是民主法制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营造者、社会和谐观念的传播者。少数民族传媒还肩负着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并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增殖，以丰富华夏文化的内涵的责任。
因传播媒介而形成的文化传播促成了该民族的文化增值。文化增值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化和认识文化的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估价和确定某种文化的价值，而且还要增值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义，文化在质和量上的一种放大，是一种文化的再生产和创新，是一种文化的原有价值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生成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的现象。文化增值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展开。在时间维度方面，文化增值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量先进的现代电子传播媒介的使用，使传播的时间大为缩短，效率大大增加，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空间维度方面，文化增值主要表现为某种文化经传播溢出了该文化源地，甚至溢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衍生出一种新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不是任何时空中的任何文化都必然是增值的，只有那些开放和创新的文化才会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在“扬弃”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构出一种全新的文化，这完全取决于文化传播的力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是否符合社会的需要。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3
【关键词】民族主义演进特征国家话语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信息需求与传媒信息供给及舆论导向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0Ya860018
在全球一体化传播中，民族主义作为一把双刃剑，“它把世界引向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是和谐的，一条是动荡的”【1】。民族主义自身演进特征与大众传媒的功能特征十分相似，成为新闻报道两者合一的共性特征。如今，民族主义已成为人们政治生活中频繁用语，尤其是国际新闻报道中，“民族利益”和“民族情绪”已成为民族主义看世界的基点和视窗。当前，随着民族问题国际化、宗教问题政治化、经济问题全球化愈演愈烈，任何有关民族、国家的变化和冲突，都会“使国家间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面临不稳定和挑战”【2】。正如霍尔顿说：“全球通信变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使公众能更多地接触到、意识到世界大事。从这种意义上看，某个国家、甚至是某个小镇的公开政治事件可以说已经变得全球化了，因为世界其余地区很快就会对它们有所了解”【3】。因此，从世纪之交的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再到利比亚战争；从我国“3.14”事件到“7.5”事件以至于“7.18”事件，国际国内的民族事务和纠纷都牵扯“全球思维，地方行动”。当民族冲突、民族纠纷、民族宗教、民族利益通过大众媒介不断撞击人们耳鼓之时，尤其是我国的涉藏、涉疆特别是我国和平崛起的国家形象传播为世人瞩目时，传播学界才愈加倚重从民族主义与媒介之关系考量其传播效应。然而从大众传播学切入，探讨民族主义的中国演进特征与媒体传播的话语特征研究似乎较弱。有学者认为，国家形象传播中的“民族主义”是当前国际传播研究最新关注点【4】，也是民族主义的大众传播研究新的制高点。本文从传播学角度深思：民族主义与大众传媒呈现出何种交互影响的关系？媒体自身的表达规律和民族主义的中国演进规律有何共振特征？两者在演进中的变化对各自和社会有何影响？以往民族主义所呈现的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经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其普泛性和世俗性又使民族主义获得怎样的新质？这是以往研究鲜有关注的。
一、民族主义演进的话语特征
描述中国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首当其冲的是确定民族主义的科学含义。国外学术界较权威的定义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的共同体”【5】。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我所谓的‘民族主义’是采用盖尔纳的定义，亦即‘政治单位与民族单位是全等的’。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6】。“直到20世纪，‘民族主义’一词才获得了我们今天所能联想到的含义。
在这些用法中最重要的几个含义是：（1）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2）民族的归属情感或意识；（3）民族的语言和象征；（4）争取民族利益的社会和政治运动；（5）普遍意义或特殊性的民族信仰和（或）民族意识形态”【7】。美国的海斯在《现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史》中将“民族主义何以这么盛行”归纳为下列因素的影响：人类大众是本能的民族主义者，现代经济发展是现代民族主义盛行的“根本趋势”，民族主义的勃兴和政治民主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具有密切关系，民族主义兴盛与国家（尤其是民族国）能够帮助而且应当帮助人类的进步有关，而最具实质的是“民族主义无疑是现代文化的一个特征”，“视民族国为文化获得最大保障与最大进展的媒介物”【8】。
我国目前流行的定义就有意识形态说、文化价值观念说、政治理念说及民族情感或民族心理说等【9】。然而，中国民族主义的性质、特征、发展趋势以及介入社会的方式都与西方民族主义迥然不同。其内容的丰富性、性质的隐晦性、层次的复杂性、表现的多样性都难以界定和描述。这些定义和阐释，各有说道，都成为20世纪大众报刊和专业书籍的言事对象。本文仅就中国民族主义自身演进的话语特征和介入社会与媒体表达的话语特征进行“深描”。认为民族主义就其内涵与性质而言，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表述，无论是其作为一种社会思潮还是政治运动，抑或是学术话语，其内涵和性质都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以作为纠结点，以民族情绪作为爆发口，以风俗习惯作为言事对象，以文化认同作为认知路径，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多元一体发展的对外具有独立性和统一性、对内具有综合性和异质性的社会思潮与实践运动。
众所周知，民族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与国家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单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如西欧的法兰西、德意志等国，既是单一的民族也是单一的国家的合并体，而像东欧的南斯拉夫、俄罗斯，西亚的伊斯兰国家、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和我国都是多民族国家。张晓刚认为：从“民族主义‘一族一国’的概念出发，西方学者曾经有一著名的论断，即民族主义运动在西方创造的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而在东方创造的是国家民族（State-nation），也就是先有国家政府而后再由所统辖的范围内具有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人组成一个新民族”【10】。就我国而言，中国是“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费孝通说“我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它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是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11】。无论是单一的“国族”，还是多元的“族国”，民族主义介入社会的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或表现为一种学者话语的政治学说；或表现为一种大众参与的社会运动；或表现为一种依附的意识形态。都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胡涤非人为，在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最有效的社会动员资源，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12】。我国的民族主义在其历史的演进中，由于它“必须与某种政治或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表现为社会运动或历史进程。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力量”【13】。加之在国家层面民族主义统摄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产生的少数民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大汉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分裂民族主义等等，显示出历史内容的驳杂和嬗变的交叉重叠。
1、社会战乱时期呈现出全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的国家话语
1903年，梁启超将民族概念引入中国。其后又把洛克、黑格尔诸大家的民族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缔造者。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成熟的时期，尽管梁启超、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包含有废除帝制，实行新政，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意，当在内忧外患，尤其是八国联军外敌入侵时，汉族与清政府满族在内争中意识到国家、民族利益至上。因此，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贡献在于：不仅把民族主义同民主、民生紧密的联系起来，而且突出的强调民族平等的观念，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反过来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且提倡各民族之间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前后，中国民族主义发展到极致，以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将一种社会思潮演变为一种全社会参与的爱国主义运动，以至于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团结御倭、求大同存小异，八年抗战成为世界民族发展史上举国抗击外族入侵的罕例。因此，曹跃明、徐锦中说，“日本侵略者所面对的不是当年满清入关时碰到的具有传统思想的汉人，而是充分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华民族，因此他们的失败就不可避免了”【14。对此，崔明德认为，“近十年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突破则表现在新的阐释和认识上”【15】。这就是说无论民族主义具有多么复杂性和多变性，近期的研究都认为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灵魂。尽管有清朝、民国、新中国之更迭、变迁，但是，民族之国和政府之国相互交织被抽绎出的中华民族爱国情怀始终是民族兴盛的国家话语。
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在未三座大山时，民族主义表现为一种爱国的国家话语，散见于各种主义、流派、社会思潮并负载于报刊杂志中，而且在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这种爱国主义以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影响人们的政治生活，成为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合二为一的国家话语。从大到开国不久抗美援朝、、中苏论战，再到十年内乱的以及改革开放以后小到中日、中美贸易摩擦、“3.1”、“7.5事件”、“家乐福事件”等，似乎都表现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民族基因所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无论是草根阶层，还是社会精英的思想表达，抑或是大众媒体的群体意见的表达，其话语内容和表达方式都是一种国家话语，这并非是意识形态之强迫而是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之自觉遵循所致。可见，爱国主义是中国百余年来民族主义发展的主线，争取民族独立、抵御外族入侵是社会战乱时期民族主义参与社会运动并成为政党、政府号召民众奋发图强的思想武器，也是和平建设时期发展经济、保家卫国、加强民族凝聚力具有强大号召力的共同话语。
2、社会稳定时期民族主义呈现出民族发展的内省话语
中华民族自古就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东部繁衍生息，秦汉乃至魏晋南北朝以降，虽有五湖乱中华、匈奴、女真、满族的相互战乱与迁徙，但是，这毕竟是中华民族多个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纷争与内乱，从其内在性上说既有民族血脉相连的交往性和亲和性，又有思想文化中儒、道、佛、释程度不同的相互影响。即使近代有基督教等新教的浸濡，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所形成农牧文明产生的民族性格的“内聚性”或“内敛型”，即好和平、不尚武、勤劳勇敢、聪明智慧成为民族血脉存续的基因。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盘散沙，凝聚性差，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华民族每前进一步都要靠外力推动，即外族入侵方才觉醒，这种掺沙论在战争年代表现尤为突出，而在非战争年代，其民族自身的优质性表现为由忧患意识转变为自省意识和自责意识，从而使民族主义话语呈现为一种社会精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言说论战，表现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自戕、自虐、自罚。而社会底层人士或弱势群体则更多表现为麻木和娱乐，甚至是阿Q式的满足与自嘲。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了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革新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主张，形成了新文化运动和复古主义两大阵营。《新青年》、《每周评论》与《学衡》、《甲寅》学派的论战构成了国家民族现代化发展以白话文运动为启蒙和保护“国粹”守住“文化本位”之间复杂的文化民族主义景观。这期间，“旧的文化价值体系随同旧制度崩坏而流失民间，新的文化价值体系几经聚散仍未成形，两者之间的主流文化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无法掩饰的虚无性与蜕变性”【16】。新旧两派的讨论方式尽管有激烈的言论论战，但双方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表现出“自省”。他们逆乎“时尚”，对“民族”乃至“爱国”的宣传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在“五四时期”鲁迅等人身上表现最为突出。
时期，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都以虚无主义来对待民族文化，其话语方式不仅是自省，而是一种民族文化自戕，民族主义被一种狂热所绑架形成民族虚无主义。而改革开放初期即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时期，出现了一种“逆向种族主义”【17】，认为中国文化是劣等文化，中国民族是，这种完全否定自身传统、自身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反传统的民族主义复杂情绪的又一表现，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产生的震动和影响，危及到国家民族的安定团结，成为共产党执政以来最危机的社会思潮，其话语方式和媒介传播的效果，从民族主义角度看可以说这种民族自省是破坏性的。
3、新时期民族主义发展呈现出爱国、自省共时空话语
新时期以来，民族主义发展有了新的内涵：第一，中国新民族主义反对专制主义，这一点把新民族主义与极左势力区分开来；第二，中国新民族主义反而不排外，这一点把新民族主义与锁国主义的井蛙心理区分开来；第三，中国新民族主义没有组织形态，而是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自主性认同，这一点把新民族主义与暴民政治区分开来。这就是说，新时期中国民族主义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始终是以爱国主义为基点，以民族利益为目的，是一种具有视野开阔和包容情怀的理性民族主义。既有和国际民族主义发生矛盾表现的斗争，也有和国内少数民族发生纠纷表现的协调。陶文昭认为，与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宗教色彩，也不因价值观和血缘方面的差异而树敌。中国民族主义所针对的主要是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损害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事件，主要指向国际列强和国内分裂势力【18】。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族沙文主义和国家霸权主义对我国达赖集团、新疆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支持是新形势下当代国际民族主义对我国内政和民族事务的粗涉。而少数民族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表现出的不平衡，则是我们自身完全可以协调、克服、解决的事务。因此，也需要各族群众在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前提下自身反省，消除隔阂，摒弃狭隘，平等交流，和谐相处，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二、民族主义国家话语的传播特征
民族主义从产生到发展，都与传媒尤其是大众传媒有着天然的联系。传媒是民族主义的载体，民族主义是传媒的内容，两者相互关联，相互依赖，交互影响。长期以来，伴随媒介从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再到网络传播的发展，中国民族主义经历了意见领袖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迪，政党利用组织传播进行宣传教化，民众发起运动进行参与，网民利用网络进行自言其是的表达依次行进、重合叠加的嬗变过程。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通过办报刊杂志和出版书籍以大力宣传民族主义，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成为“五四”运动以来借用媒体宣传各种党派主义最为鼎盛的时期，也促成了传媒在成熟初期宣传灌输方法之养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总结媒介负载中国民族主义演进规律，表现出一种爱国主义的国家话语的传播特征，并与大众媒体呈现出双刃剑的性质。
1、民族主义在国家有难、民族危机时期呈现出宣传灌输的话语
大众媒体宣传灌输的作用到底有多重要，中外历史不乏经典作家惊人的论述。而把媒体作用说得更直白的应属傅斯年了，他说“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19】。中国的民族主义其存在方式到底如何，萧功秦把当代的民族主义以7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前一阶段的民族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未起决定作用之前，民族主义生存环境不能在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取得直接合法地位，只能以“爱国主义”来表述【20】。前期党派报刊的“主义”宣传，已成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上典范。而在后一时期，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附着物，其宣传意味之浓厚不言自明。这就说明了民族主义在中国对民众表达方式是一种宣传灌输的话语。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创办的许多报刊杂志、出版的许多革命书籍都积极宣传民族主义。“据统计，1902到1905年四年间在国外创办的报刊杂志有30多种。这些报刊杂志介绍西方民族主义，阐述民族主义基本原理，并揭示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民族危机，揭露清政府民族压迫的事实，着重说明中国急行民族主义，振作民族精神，清政府的必要性”【21】。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扛起抗日救亡之民族大旗，其抗日主张得到国人的广泛认同，尤其是得到知识分子的赞同。“1930年代初，民族主义和反日情绪汹涌，中国知识分子赞成报纸宣传的功能”【22】。这种民族主义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使下，由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不再是一种学说或思想，而是成为普通民众保家卫国行动的思想武器。延安时期这种宣传灌输的话语方式，不仅负载了民族主义的内容使其走向社会和民间，而且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成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源头。
解放后直至改革开放，民族主义在爱国主义的驱使下，操作宣传灌输的方向盘，还都高速行驶过。不过，到了近期，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宣传灌输遭人讥讽，才变为双向传播、互动交流。但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一种主义、一种思想要深入人心，宣传灌输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即使在当前，宣传灌输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借用大众传媒进行思想劝服和舆论控制的常用工具。
2、在国家稳定、民族兴盛时期民族主义传播呈现出娱乐消遣话语
从当前社会实践看，民族主义渗透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尤以国际传播为重，而电视对其传播娱乐甚至“愚”乐的成分是不言而喻的。以较为严肃的专题片为例，《大国崛起》、《望长城》、《话说长江》、《历史告诉未来》等，尽管题材宏大，主题严肃，在风光迤逦、美景如画中，也都弘扬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式的豪盛，但也消解了民族记忆和文化根基某些固有的元素。因为娱乐消遣成为受众吸纳信息的主色调。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对我国涉藏、涉疆、涉台问题的“妖魔化”报道，在娱乐消遣中，不仅消解了其自身社会价值观，而且也对被报道国民族造成伤害。美国、英国媒体对我国3.1的不实报道，不仅引起了中华民族的义愤，也为本国有良知的民众所不齿。另外，大众媒介的“脱敏作用”使人民群众对严肃话题不再向往和神圣之。这种“脱敏作用”最终使人们对现实世界更加冷漠【23】。如媒体对日本大地震、利比亚战乱凄惨血腥连篇累牍的报道可能使受众失去耐心和同情心。
而在电视剧传播中，民族主义娱乐消遣的成分尤为强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兴起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思潮，影视剧编创人员在这一“盛事妄想”的支配下，将中国民族主义演绎的活灵活现。其影视剧制作，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涉及外族的电视剧，一是本民族的电视剧。前者具有高收视率的《亮剑》、《闯关东》、《大染坊》、《血色湘西》、《雪豹》等对日本侵略我国的行径都做了中华民族情绪大反感的艺术创造，迎合了我国观众的欣赏心理，但也程度不同地流露出非理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怀。而在本民族电视剧中，如帝王系列《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与《大明宫词》、《大秦帝国》等，其基调把握准确，以民族团结、民族融合和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为要义，虽然渲染、戏说成分很重，甚或也有妖魔化的成分，但是，艺术情趣是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这种将民族主义抽象的理念、学说、思想以影视剧的艺术形式通过电视播放出来，使其具有民间性和普世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娱乐了民族主义原有的内涵和理论，是民族主义的传播手段和传播目的难以区分。
3、社会转型期民族主义媒体叙事呈现出碎片话语
百余年来，民族主义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无论在“盛世”还是在“危世”中，一旦与大众传媒发生必然联系，这种宣传灌输和娱乐消遣的话语方式又一碎片化的思维表现出来，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民族主义媒体叙事话语呈现出碎片性往往表现的是民族主义在新技术环境下的一鳞半爪和冰山一角。
这种碎片话语具有这样的特点：媒体报道的顺势性、随意性、浅表性和非完整性，关键在于被言事对象和传播主体的自发性、自主性和群集性所主宰。媒体报道民族主义往往随着受众兴趣的迁移和信息环境的变化而另有心仪，表现出兴趣不专、一知半解和急于评说的复杂心态。媒体难以像往常那样设置常规、长期的议程去关注民族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发展。因为媒体在监测整个社会中，民族主义表达只是媒体关注的某一瞬间，其表达话语自然是不系统、不全面的碎语。这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再到的民族主义思想表达，大众媒介只反映出其某一方面或冰山一角。即使社会主义时期媒体对民族主义表达也如是。网络论坛的主体再也不是像传统媒体由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所主导，而是由当代大学生为主导。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是存在于网络这种新兴媒体条件并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对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思潮。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时空压缩性特点与民族主义传统媒体表达的自主性、自为性和群集性相结合产生出新的特点，即评说国事的自是性、热议性、尖锐性、群应性。网民通过网络论坛BBS、博客、网络投票、网络签名、QQ、mSn、邮件、手机短信等网络人际传播工具等自由发言，自设议题，可以响应，可以反驳，可以批判。发表的几乎是碎片化思维对某一问题的情绪化看法。但是情绪也是一种观点，碎片也是一种认识。这突出表现在美国Cnn电台对我国3.1和奥运会火炬事件的歪曲报道，招致300万网民自发组织起来抗议，以及近期国民反对日本购买“”其话语方式是网民自设议程的群集性响应的碎片话语，并非是中国意识形态宣传和强迫推动，而是民族主义所蕴含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固有遗传基因，无需国家宣传机器提倡而自行成为一种影响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学说或社会思潮。
三、结语
民族主义自介入中国以来，就被政党国家利用和掌控在意识形态周围，它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民族利益为目的，以民族情绪为导口，曾经是、将来也是对外斗争的思想武器和对内宣传的理论思潮和社会实践运动。因此，其理所当然地与媒体传播构成互为依赖、交互影响的天然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从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对其内容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复杂、形式多样变化的理论进行不同领域、不同学理等方面的研究。本文认为，民族主义演进特征及其国家话语话语特征无可辩驳的事实印证这样的规律：民族主义和媒体传播呈现出互为依赖、相生相伴的表达与生存的关系，使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学说，还是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在与国家话语尤其是传统的主流媒体控制的意识形态发生的互动关系：形成主动设置议程的特点，成为政党报刊宣传的重要内容和舆论言涉的对象，也是国家宣传机器所主导主流价值观和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
参考文献
[1]Johnt·Rou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nthewordStage.Connecticut，theDuskinpublishingHouse.inco，1989.
[2]徐晓萍、金鑫：《中国民族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229页。
[3]罗·霍尔顿：《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11页。
[4]陈娜：《学术研究的根要扎在现实中，要接地气——访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教授潘忠党》，《今传媒》2010年第8期第4页。
[5]本尼斯科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4月第1版第7页。
[6]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第1版第11页；第9页。
[7]安东尼·史密斯著：《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4月第1版第6页。
[8]海斯：《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238页。
[9][16]崔明德、曹鲁超《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0页；第101页。
[10]张晓刚：《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7页。
[1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12]胡涤非：《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政治变迁》，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第214页。
[13]宋新伟：《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1版第1页。
[14]曹跃明、徐锦中：《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路》，《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15]崔明德、曹鲁超《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烟台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101页。
[16]陈思和《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17]王小东：《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天涯》2000年第2期。
[18]陶文昭：《网络民族主义探因》，《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88页。
[19]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第1版第5页。
[20]萧功秦：《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21]陶绪：《论中国近代的民族宣传和教育》，《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5期。
[22]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第156页。
[23]罗杰·迪金森拉马斯瓦米·哈利德拉纳斯奥尔加·林耐：《受众研究读本》，华夏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120页。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4
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5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传播学主体性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7-0148-05
从目前的传播学研究来看，对实际应用的层面关注的比较多，而对传播的本质、传播的哲学思考则比较少。在人类越来越依赖于传播的发展过程中，仅从操作层面去审视传播已显然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必须从传播活动的本质、传播对整个人类社会的根本影响上，来审视一切传播现象。在这里，我们试图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认识人类传播的意义，为当前的传播学研究提出一种新的视野和理论范式。
一、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渊源
尽管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不管是在学科领域、理论背景、发展历史、实践功能等方面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某些理论渊源的。①
在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中，最容易与传播学产生关联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传播论学派（diffusionistschool）是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大约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德国，后又影响到美国和英国。这里“传播”的英文词为diffusion，是一个取之于物理学的概念，是“扩散”、“漫流”的意思，与现在传播学中的英文词communication有所区别。但它们所关注的对象都是人类文化，即在研究对象上基本是一致的。这无疑为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架起沟通的桥梁创造了很好的理论前提。
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流派，一是以德国、奥地利为主的历史传播学派，另一个是英国的极端传播学派。就学术渊源而言，德、奥传播论学派的理论先驱是德国的人类地理学家F・拉策尔（1844－1904），他通过研究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论述了人种、文化的变迁，“其著作中已经提示了一种传播模式的思想，是为后来传播主义人类学思想的端倪。”[1]（p114）这一学派的中坚人物是格雷布内尔和施密特，他们把文化现象看成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包括物质文化、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都是在世界某一个地方一次产生的，然后开始向外传播，与其他文化结合，从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圈。这种文化传播、借用和被借的过程，便构成了文化历史的基本内容。英国的传播学派的理论支点在于：埃及是人类一切文明的惟一摇篮。其代表人物是极端的传播论者里费斯，他认为世界文明都是由埃及传播而来，即所谓的“泛埃及论”。尽管这个学派的观点十分武断和偏激，但还是对后来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美国，以博厄斯为首的一批人类学家对这种观点进行发挥和改造，提出了“文化区”的理论，其实质是多中心传播论，主要研究各种文化现象之间的相异之处与互渗影响。对于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与现代意义上的传播学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刘强认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这不仅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的重要贡献，应该说也是现代传播学思想的滥觞。”[2]
在文化人类学的传播论学派产生之前以及之后近百年的发展史上，文化人类学曾出现过各种不同的理论流派，比如进化论学派、历史批评学派、文化功能学派、法国社会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新进化论学派等等。如此众多的理论流派，预示着文化人类学完全有能力为现代传播学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从另一个理论层面上看，文化人类学又包括三个不同的学科：一是考古人类学；二是语言人类学；三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关心的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传承问题，包括民族学和民族志两个方面。民族学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最大的分支，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文化的类型及其发展过程；而民族志主要是收集各民族的文化资料，详细描述和记述各个社会的文化及其过程。在实际研究中，这两者通常紧密结合在一起。文化人类学的几个不同学科分别使用着不同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同样有理由、也有能力成为现代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和知识储备。
20世纪上半叶以来，现代传播学的兴起和发展也表明，该学科一直都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和吸收着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背景和理论资源。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引用了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的观点说:“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种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明晰或含糊地涉及到传播。”施拉姆还指出:“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会(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绝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3]（p2-4）在这里，施拉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试图揭示出人类传播的本质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推动了传播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整合，也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二、回归主体性：传播学关于人及其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传播学家们通常把传播学的母题规定为传播过程的研究，把传播学的主题界定为研究某个人传递刺激以影响另一些人行为的过程。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却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传播活动的本质――人的一种生命活动，在不同程度上忽略了传播活动的主体――人。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传播学研究中人本主义转向的重要性，比如施拉姆就曾指出：“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别人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互相建立联系的。”[4]（p4）根据这种观点，他把自己所进行的传播研究称为人类传播研究。虽然施拉姆对“人”这一主体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但其缺陷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播学者胡翼青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经验主义传播学在关注人的方向上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它还是不可能彻底超越自己。原因是不管是实证主义还是后实证主义，其理论假设都对人复杂动机的研究一筹莫展。因此，“施拉姆的传播学研究就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关于人类传播的理论体系，他的研究体系依然不得不遵从经验主义的假设和基本理论框架，他并没有真正实现着重研究人的理想。”[5]（p207）针对这种状况，胡翼青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传播学研究理念。他指出：经验主义和技术主义的人文主义转向，传统与批判两大学派的融合，预示着传播学未来的出路，而“信息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核心，多元方法论将成为未来人本主义范式的研究路径。胡翼青基于人类信息传播发展历史提出了“信息人”这一具有普适性的概念，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传播观念，无疑对传播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问题在于，对整个传播学研究而言，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呢？关于人的本质，我们是否应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从而推进传播学研究对“人”这一主体性的回归呢？我们认为，文化人类学恰恰在这方面为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也提供了开启传播学研究新视野的可能性。
在文化人类学看来，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文化的产物。当代人类学大师克里福德・格尔兹说，人是一种编织意义的网而又囿限于其中的动物，这个意义的网，即是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的态度。”[6]（p250）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成为人类本质最重要的展现。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文化是如此重要，必然成为任何社会科学门类所无法规避的话题；同样，文化的范畴是如此深刻和广泛，也必将为任何社会科学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当然，对传播学研究而言也不例外。事实上，对于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一些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比如莱斯利・怀特在考察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时，就发现了人类传播行为的巨大影响:“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是一系列事件的流程，是一个时代纵向地传递到另一个时代，并且横向地从一个种族或地域播化到另一个种族或地域。”[7]（p23）哈里斯则更为直接地指出：“要说明社会文化的差异和相似，最有力的解释是传播。”[8]（p187）而露丝・本尼迪克则强调说:“在对文化整合进行理解时，有一个社会事实必须予以考虑，这就是传播的意义。”[9]（p2）显然，人类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内在关系，使得建构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理论桥梁变得更为容易了。
文化人类学对现代传播学的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理论资源的吸收和借用，这主要表现为对人及其文化的重视，也就是所谓传播学研究的主体性回归；二是传播学对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借用和发挥。对于传播学这样有高度实践性的学科而言，方法论上的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
传播学研究中一直存在着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经验学派双峰并峙的流派结构和理论分歧。传播学中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对立的根源就在于，这两个不同阵营中的学者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具有不同的预设，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分歧表现为坚持人文主义还是趋向于实证主义。
人文主义主要致力于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主要关心人文世界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人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独立的方法论原则，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与此相反，实证主义相信所有科学都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他们认为，因果律是建立在能够通过经验证实之上的，因而就排除了科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一般规律和科学理论的影响。因此，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科学应当模仿自然科学的传统和方法，对社会现象做出因果性说明，从而使社会科学成为精密的、实证的科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传播学正是在方法论的分歧和对峙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方法论上，欧洲传播学批判学派主要继承了人文主义传统，而美国的经验学派则更多地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因此，在传播研究领域中，一直存在着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大传统。质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深度访谈和案例研究等；量化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纵向研究法、实验研究法等。这两种研究模型的学术传统分别来自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10]在传播学史上，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也在融合中持续着冲突，并在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传播学的理论体系。
传播学理论研究的踌躇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时候，文化人类学由于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进入了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有学者指出：文化人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具有毋庸置疑的方法论优势，因为它采用第一手的、直接来自人际环境的资料，对文化的异同进行分析。如果说，社会学家依靠从问卷、访问和统计报告获得的第二手信息，历史学家在时间和空间上远离所研究的人和事，那么，文化人类学家则进行野外考察，“直接参与人们的日常活动，观察人们如何饮食、争吵、跳舞，倾听他们的日常交谈和嬉笑怒骂，并逐渐开始像他们一样地生活和从他们的角度来理解生活。”①显然，文化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这种独特性，完全有可能为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提供借鉴。尽管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并不一定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但其借鉴意义仍不容忽视。
至今为止，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无疑是民族志的方法。民族志是20世纪初期由文化人类学家所创立的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主要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特殊群体的文化中去，从其内部着手，提供相关意义和行为的整体描述与分析。这种方法强调，要尽可能详细地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与解释。这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长期融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之中，成为其中的一员，并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同时做出理性的判断、分析与研究。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早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是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早在1958年，理查德・霍加特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其著作《文化的用途》中，这被认为“开创了英国文化研究中颇有特色的民族志传统”。之后，民族志方法被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并深入到传播学研究中来。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们广泛地运用了这种方法。比如，莫利于1986年出版了《家庭电视》，在这本著作中，他真正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进行受众研究，选取了18个家庭作为样本，研究者们亲自走进这些家庭中进行访问。访问既针对父母也包括小孩，一般持续一至二小时。为了留有空间进行思考、提问，整个访谈过程并没有结构化。而且，由于有其他家庭成员在场，以及对采访对象有着繁复的质询方式，莫利非常自信能获得真实的情况。通过这样一种参与观察加访谈的形式，莫利了解到了“客厅政治”对家庭收视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家庭成员的收视体验。[11]这被认为是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中采用比较民族志方法的经典案例。中国传播学者郭建斌曾把经验学派的量化研究方法与民族志的方法进行比较，他认为：使用量化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访问、调查时，所涉及的话题、问题，尽管也可以非常详细，但由于方法本身的限制，总是不全面的。而民族志方法所强调的是，尽可能详细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分析、解释。对传播学研究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不如说是一种研究理念的革命。”[12]由此可见在传播学研究中引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上是可行的，而且对传播学的学科发展乃至于理论体系的建构，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在经典传播学研究领域里，比如人际传播、受众研究等等，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的概念。
四、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基于以上的研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引进能够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这是传播学研究中最早引进文化人类学方法的领域，英国的文化研究学者理查德・霍加特和莫利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此外，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位大师斯图亚特・霍尔。霍尔在《编码・解码》中依托于文本、关注观众解码文本的理论模式，把关注点转移到电视观众的观赏这一社会过程本身，从而获得别出心裁的研究成果。这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对莫利研究的延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在未来的文化研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二，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进了传播学经典学派的创新和进步。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运用，使得传播学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分支――民族志传播学，其关注的对象，就是语言社区中的人际传播。民族志传播学的先行者是著名学者德尔・海默思，他在1964年首次提出了“民族志传播学”这一术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民族志传播学有着自己的显著特征：“1.传播实践而不是语言形式是其研究的中心；2.在自然语境下的传播实践才是其分析的对象；3.传播实践是具有一定模式的；4.模式化了的传播实践是社区成员所依赖的共享资源的一部分。”[13]由此，民族志方法在人际传播研究中的使用，有助于传播学研究者深入语言社区中直接观察搜集资料，从而揭示传播实践所隐含的模式。此外，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于大众传播研究也同样适用，并产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在对受众的研究方面尤其如此，以至于有西方学者把对受众的接受研究归纳为三种不同的重要范式：即接受研究、受众民族志、建构主义视野。民族志方法在受众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0]可见，在经典传播研究中，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大众传播，民族志方法的介入都给传播研究带来了更多的新鲜内容，也促进传播学研究的创新和进步。
第三，文化人类学的引入促使了传播学研究中“仪式派”的产生。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詹姆斯・凯里在其1989年出版的著作《文化即为传播》中，对当今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综述。他认为：传播学研究领域一般采用两种观点，一是传播派，主要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二是仪式派，他们认为新闻不是信息，人们读新闻并不是通过它了解现实世界，而是通过履行这个仪式得到类似于参加宗教仪式或民间传统活动所取得的满足和安全感。传播学者借鉴了文化人类学中的叙事文文体分析法，对新闻的叙事性质进行研究。该学派的学者认为，新闻有神话的性质，与神话一样使人们从杂乱无章的、难以捉摸的大千世界中建立起一个井然有序的、可知的主观世界，从而消除我们的疑虑，给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因此，阅读和观看新闻的行为与参加宗教活动、仪式、纪念活动，有同样目的。[14]这对传统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格局而言，是一种突破。
第四，文化人类学的引入对当代的大众传媒研究有着巨大的贡献。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萨拉・迪基1998年发表的论文《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给了人们很大的启示。这篇论文以其在印度南部做的人类学研究为基础，旨在探究传媒在建构当代想象、自我和权力关系中发挥什么作用，今天的人类学家对这些过程怎样理解，以及今后的研究应该何去何从才对我们有利等问题。萨拉・迪基的研究表明：“人类学对传媒的分析越来越多，它们关心的常常是传媒中所包含的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借助关于抵抗和统治的最新争论，说明这些观念之间的界限是可以打破的。”[15]可见，文化人类学对深化大众传媒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新近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所著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本书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考察印度乡村生活的社会语境及电视在不断变迁的印度乡村中所发挥的作用。作者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着力于关注印度村民们的实际生活，并运用西方成熟的社会学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观察、分析电视媒介对东方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本书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电视媒介对乡村生活的影响，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①柯克・约翰逊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国传播学的创新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刘强.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J].淮阴师专学报，1997，（4）.
[3]施拉姆等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4]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2.
[5]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丈化人类学散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佩克・库西著，张晓翔等译.人，这个世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露丝・本尼迪克特著，何锡章等译.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9]怀特著，沈原等译.文化的科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0]常燕荣、蔡骐.民族志方法与传播研究[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5卷第2期，2005年3月.
[11]蔡骐、谢莹.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受众研究[J].新闻大学，2004年夏季号.
[12]郭建斌.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新闻大学，2003年夏季号.
[13]蔡骐、常燕荣.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2）.
[14]孙皖宁.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暨叙事文文体分析法介绍[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4）.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6
论文摘要：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电视将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有效传播，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实践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www.133229.Com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7
论文摘要：电视作为一种现代传媒技术手段，完全可以作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播载体，而二者的结合，是大众文化时代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电视将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有效传播，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实践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观，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也随之成为现实，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消费文化呈现出五光十色的一面，而民族文化，特别是原生态地域文化可能会随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并走向灭亡，这样的退化或者消失已然成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应如何来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使其在淡出人们视野之后又重新回归人们的视线之中，从而使人类文化向多元化发展，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域文化特别是各地区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是构建我国文化形象的重要前提，也是提高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传播和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各民族原生态文化已成为当今一项重要任务。
当今社会是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利用媒介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不失为拯救即将消失文化的一项有效措施。而怎样利用现代传播载体，强势推动地域文化传播使之焕发生机与活力，从而达到更好地保护地域文化的效果，一直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在对地域文化进行传播的众多媒介中，电视作为当前的主流媒介，自诞生以来就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大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信息发达时代的今天，电视已经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人类传播信息的中介系统，更是当代社会文化消费的一种基本形式。因此以电视传播为平台，把我国各地区的文化特色融入电视节目之中，尤其是文艺节目之中，可以有效实现传播地域文化的目的。比如在众多的大型综艺节目中，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行》无论是从策划还是节目宗旨方面，都以其独有的以宣传地域文化为内涵追求的鲜明特征而超越了一般综艺节目的文化意蕴。它着力于展示地域文化和城市魅力，突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尽情展示祖国各地风采，通过节目的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底蕴被搬上电视舞台，并通过电视传媒向全国进行传播，从而使全国观众了解到民族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另外，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与《魅力12》栏目是对各民族各地区原生态民歌的一种传承和保护，经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推广效果也比较好。
电视：民族地域文化传播的新路径
在商业文化大大压制了原生态文化发展的今天，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迫切需要得到传播和保护。于是，各种媒介运用它们不同的方式，对地域文化进行广泛的传播，并希望借助这种传播，让人们更加关注地域文化从而使其得到保护。
在众多的媒介中，“电视传媒是一种以电视为媒介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对于电视的运用而产生的一种现代的社会现象，是传播的二级系统”①。根据电视的特点，“电视传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其传播内容涉及人类文化各个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②，它视听兼备，传播迅速，具有非常强的感染力。电视传播的价值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富有肯定效用意义方面的含义，它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发挥本质、传播信息。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③的确，在认真考察人类的媒介发展史中，各种媒介对信息传播并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电视诞生并普及后，迅速成为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电视传播也便成为人们信息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次，在电视传播价值关系中，传播者和受众都是主体，而电视传媒则是客体，在电视传播的社会实践中，人类本身才是电视传播活动的最终服务对象，因此以人为本，在传播过程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价值。而以人为本也正符合地域文化传播的基本内涵。
正是由于电视的适用程度与普及率最高，它才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让人们充分认识到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不仅具有文化价值，更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地域文化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电视传播可以让其传播范围大大提升，让地域文化以它的繁衍地为基点，超越地域的局限传播到更为广泛的人群中去，从而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和更有效的保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传播和保护民族地区的电视节目应运而生，这类节目的出现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各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更加激起了人们保护地域文化，特别是保护原生态文化的自觉意识，让原生态文化能继续存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断传承和发展下去。
因此，电视传播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并不是不可融合的，电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完全可以用来体现与表达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结合，是新时代文化生态圈中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现象，起到了把原生态文化向更广阔的范围传播的积极作用，并悄然地改变着电视传播领域的现有格局和文化价值，其社会传播价值也被赋予了微妙而多层次的意义。
在通过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笔者认为纪录片和电视文艺节目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推广中被运用得较多。通过制作关于地方风情风貌的纪录片，可以集中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这在目前电视节目中是比较常见的，如凤凰卫视《纵横中国》节目在2006年时曾播出纪录片《走进恩施》，就把湖北恩施这个全中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州的民族风情展示给全国观众，介绍了恩施州的哭嫁、跳丧等民俗，让人们去感受民族地区独有的风情，进而领略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而展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电视文艺节目就更加多样化了。电视文艺节目是指围绕一个中心主题，选择和编排文艺节目，经过电子技术手段的二度创作，构成充分电视化的、独立完整的电视艺术作品，给观众以多样化和整体的审美享受。比如从2006年开始，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引起公众和文化界对原生态唱法的追捧，笔者认为，原生态唱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比赛，而在于展示，是基于电视媒介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一种展示。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策略建构
在很多电视节目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以“营销城市”的理念展现地域文化的有效战略，体会到电视传播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那么电视在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时应如何建构传播策略呢？
电视传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信息之门，也把地域文化展现于现代公众的视野中，并有可能引起极大的关注，有利于强化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很多民族地区的地域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不被其他民族所知晓或者是认同，但是经过电视传播后，在现代传媒的引导作用下很容易让人们产生对民族文化特质的认同感，同时也让当地人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可以促进民族的和谐，让民族文化从自发的传承转向自觉的保护。我们还以2006年央视青歌赛引入原生态唱法为例，比赛将各地的原生态文化进行了展示，这种展示不仅让现代公众得到新的娱乐，也可以大大提升原生态共同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可以增加他们的文化自信和传承动力。转贴于
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电视媒介在传播时，会自觉地选择地域文化的一些具有影像特征的要素加以传播，这是电视媒介自身的要求，也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特征。在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中，原生态文化是其重要方面，原生态文化会借助当代影视的传播载体，并由此寻求进一步与外界更多的接触，期冀向外界传播带来价值上的认同和经济上的利益。这种传播就使得本来远离这些文化形态的人群开始关注这种文化形态，并更多地借助于电视媒介了解原生态文化的特征。④如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大型晚会，节目在呈现恩施地域文化时，还多角度完整地表现出了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魅力所在，正是通过这种传播激起人们对土家族原生态文化保护的意识。
对地域文化中一些存在非议的问题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品牌的专利归属之争可能会愈加激烈。几年前曾经发现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等两家官方网站将《龙船调》列为“湖南民歌”范畴，造成侵权。《龙船调》其实是湖北恩施利川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牌，近年来，利川市加大了对这一特色名片的宣传和保护力度。2003年，利川市就斥巨资拍摄大型音乐电视片《龙船调》，请著名歌星汤灿演唱《龙船调》，并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让《龙船调》这一文化品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与传承。另外，在2009年《欢乐中国行——魅力恩施》这期节目中由恩施地区的演员清唱土家族民歌《龙船调》，再次向外界表明了《龙船调》的发源地在恩施，而非湖南民歌。这表明利用电视传播面广的特质可以对地域文化保护和传承起到较好的作用。
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文化特色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电视媒体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电视传播的社会效益方面，还可以体现为一定的市场效益。将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资源给予科学、合理、适度的开发利用，有助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民族地区地域文化底蕴丰厚、自然景观优美、民俗传承丰富、民族艺术繁多，而且大多保存完好，通过电视传播可以对民族地区地域文化进行充分的挖掘，最后把它们浓缩而又精彩地呈现于节目中。在这样的宣传和推介下，可以带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且对于民族地区而言，为了更好地发展相关产业，也会不断地完善本土文化，这样整个地域文化产业建构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让民族地区具有特色的文化产业道路越走越宽。因此，保护完好的民族地域文化，并得到有效的传播，才能与当前经济形势下发展特色产业相结合，从而实现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通过电视传播跟外界的接触中，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和其他文化现象进行交流和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地区自身文化会有所创新和发展，这对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会逐渐受到影响，并且民族地区人们的思想意识在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同时也不断转变。外来文化在与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接触中，多数情况下实行的是“软”接触，这样可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创新机制不断得到激活，进而自身的发展会达到新的境界。就拿民族地区的服饰而言，在与外界的接触和碰撞中，会逐渐增加一些时尚元素，这样可使原本已经压进箱底的民族服装在融合新的元素之后，又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之中。
但是在大众传媒和传统文化的关系中，目前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电视传播为民族地区地域文化的保留与延续起到良好的宣传介绍作用，另一方面也进行着潜在的加工和改造，使民族地区地域文化传播出现模式化趋同化倾向，可能失去一定的原生性和传承性。因此对电视传播者而言，必须抱着对人类文化做传承性记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传播，展示民族地域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及随经济发展的文化变迁，只有这样，电视传播才能真实地展示民族地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底蕴。（本文为2009~2010年度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土家族原生态艺术的电视传播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9HB09）
注释：
①②宋振文：《电视传播价值论》，《新闻界》，2009（2）。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8
关键词：传播；民族典籍；英译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2)02008304
收稿日期：2012-02-28
基金项目：2011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瑶族典籍英译研究——以《盘王大歌》为例（11BZw013）资助
作者简介：彭清（1975-），女，湖南益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英语翻译。
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经典译成外文介绍给各国人民，传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是中国译者从事典籍翻译活动孜孜以求的梦想。出版典籍英译作品的出版社越来越多，从事典籍英译的翻译工作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典籍正由我国的译者介绍到国外去，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1］。
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合流的世纪，非主流东方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马祖毅、刘重德、许渊冲、汪榕培、王宏印、潘文国、卓振英和黄国文等国内学者的有关著作与译著丰富了典籍英译这一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然而，民族典籍英译依然是我国文化传播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从总体来说，还缺少有计划地、系统地、全面地通过我国自己的译者向国外的读者译介，但王宏印教授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典籍翻译研究丛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民族典籍英译要突破二元对立，在宏观层面上探讨理论问题，寻找多学科的理论支撑——语言学、文学、美学、民族学、传播学和符号学等。民族典籍英译应重视实证研究和理论提升，而不仅仅停留在随感式的评论和基于个人经验总结这类支离破碎的议论。研究译者的翻译理念和中国文化身份的塑造远比计较一字一词的得失重要得多［2］。
民族典籍的成功翻译和传播，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在英语世界的广泛传播，已经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一、传播学与民族典籍英译
在传播学领域，所谓传播（communication）就是一个系统通过操纵可选择的符号去影响另一个系统，这些符号能够通过连接它们的信道得到传播，以达到一种信息的交流和共享［3］。翻译的本体是语言符号，通过两种不同语言的转换实现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翻译研究同样离不开对语言、语言使用规则以及语言使用者的关注。
传播学与翻译有着共同的本质，即信息的处理和交流。传播学关注两大问题：一是所传播的信息如何能够从信息源到达受众，二是如何能够使传播过程达到传播者的目的。从翻译的层面看，同样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译者如何把原文的信息包括文本信息和作者意图传递到译文读者，二是如何能够使译文读者准确领会到原文信息和作者意图，实现翻译目的。所不同的是，传播学研究的对象一般是以在同一文化、同一语言中进行的传播现象为主，而翻译则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传播活动；传播学中的传播主体只有一个，即“谁”，而翻译活动中却至少有两个主体——原文作者和译者。
民族典籍英译，其中心词是翻译，当然会遵循翻译的一般规律，其修饰词民族典籍，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这意味着其区别性特征没有得到恰当的识别。民族典籍英译，作为一种翻译活动，显然具有传播的特性，只是其传播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但并不影响传播学理论对它的指导意义。传播学与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结合应该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而其传播本质开始引起译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研究热忱。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相对滞后与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的提升不太相符，这种不平衡的局面更突显了我国民族典籍英译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民族典籍英译的传播学视角
华夏文明与汉语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用汉字书写的文史典籍浩瀚渊博，举世罕见。汇集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国典籍英译工作的进展是跟当前世界全球化的潮流和中国的繁荣昌盛密不可分的。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起源、地域环境和历史过程各不相同，而色彩斑斓的人文图景，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解读、辨识、竞争、对话和交融的动力。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是伟大的民族，有很长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她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来说是极为宝贵的财富。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中国，把中国的优秀民族文化介绍给世界，是译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尽管汉语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使用汉语的人数越来越多，但汉语全球化在目前尚不具备可能性。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语言，我们需要运用英语阐释传播中华民族典籍。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流中，西学仍在东进，中学也将西传。无论西方和东方，都需要从中华民族文化中获取丰富养分。民族典籍英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传播，首先应该在中外语言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连接你我，沟通彼此的桥梁。同时，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民族典籍英译更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和要求，为中华民族的传扬搭建一座舞台，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从而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共生局面的形成。此外，中国民族典籍英译应该是中国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在对话和协商中寻求与世界各个民族的平等交流。通过桥梁强调相同相通，通过舞台展示突出中华民族的特色与不同，同时也体现出对舞台效果的追求，通过对话把握同与异的平衡。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9
关键词：儒学佛教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
阿坝藏区地处藏青甘川四省交界之处，它的社会稳定发展对中国西部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有效传播对于阿坝藏区而言是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通过对儒学和佛教传播的对比分析，进而为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一些新的思考维度，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儒学与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基本情况
1、儒学在阿坝藏区传播的情况
儒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对阿坝藏区社会道德的架构和伦理思想的丰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入藏时，就带去了大量的儒家思想的经典论著，这些典籍更多的是作为上层社会的馈赠品，得到最高统治者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崇和传播，比如松赞干布就专门聘请汉族有学之士到藏区为当地百姓讲授儒家经文，并且组织大量翻译人员翻译儒家经典，这对藏民族掌握和吸取儒学思想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藏民族在自身民族风俗和行为习惯的基础上，把儒家经典和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创新，写成了像《礼仪问答写卷》等适合于本民族文化经典著作。《礼仪问答写卷》是藏族思想家立足本民族伦理道德传统的基础上、把汉族儒家伦理体系和道德范畴经过整合和发挥后进行转化而成的具有藏民族特色的伦理道德文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道德人格的追求上，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是君子、仁人、贤人、圣人，这样的人格思想对藏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深刻的，藏民族十分崇拜英雄人物，勇敢、诚信、善良、智慧的英雄人物是他们心中的最为理想的人格，比如藏族同胞所崇拜的格萨尔王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人格形象。第二、道德人性基础的认识方面，儒家至圣孔子强调“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则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性本善，荀子又倡导人性恶，在《礼仪问答写卷》中，虽然没有明确论证人性善恶的问题，它提出的是人性为贤愚的命题，即人性有贤有愚。第三、在道德人伦关系上，《礼仪问答写卷》中提出的“父权为大”、统治者应该“行为正直”等思想就是受了儒家倡导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道德观的影响。第四、在道德范畴上，儒家在以孝为根本、以仁为核心的基础上提出了仁、义、礼、智、信等多个道德范畴，《礼仪问答写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十个基本的道德范畴，它们是公正、孝敬、和蔼、温顺、怜悯、报恩、不怒、知耻、谨慎、勤奋。总之，藏民族在对待儒家思想方面，他们以宽广的胸怀、洋溢的热情、创新的精神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学习、整合和创新，对藏族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2、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情况
“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藏区，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佛教在阿坝藏区的传播主要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格义佛教阶段、本土化佛教阶段和大众化佛教阶段。第一、格义佛教阶段。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在开始传播阶段，受到语言和文字不通的局限，于是格义佛教开始产生了。在内地，佛教依附于玄学，“比如用‘无’来比附‘空’，用‘有’来比附‘色’”。在阿坝藏区，藏传佛教为了能立住根基，通过吸收当地苯教的教义教理等，形成了“苯中有佛，佛中有苯”的发展格局。第二、本土化佛教阶段。禅宗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产生中国佛教的重要标志，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等思想，这十分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迎合了中国人的心理期望，很快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阿坝藏区，由于佛教理论的精密，在传播过程中占据绝对优势，相反，苯教往往在一些佛教经典的基础上创立属于自己新的宗教经典，佛教也进一步本土化了。第三、大众化佛教阶段。儒家、道教与佛教思想经过长期斗争和融合，最终形成三教合一的态势，这就是宋明理学的产生，自此，佛教已经完全融合到中国文化之中。在阿坝藏区，随着佛教大众化的发展趋势，藏传佛教坚持“世间即佛界”的兴教宗旨，这是藏传佛教发展史上一次革命性的根本转变。
二、儒学与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对比分析
对于阿坝藏区而言，儒学与佛教都是一种外来文化，但这二种文化也有所区别。从文化类别上看，佛教属于国外异质文化，藏语和汉语都属于同一个语系，儒家文化属于本土异族文化；从传播方式上看，儒学是由官方和政党的上层推动，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佛教更多是由宗教信徒和民间群众推动，是自下而上的传播方式；从传播效果来看，佛教在阿坝藏区的传播效果最为广泛而深入，佛教对普通群众的心灵进行了一次巨大洗礼，儒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效果不及佛教深广，它主要对普通群众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有重大影。
1、传播主体的对比分析
儒学在阿坝藏区传播的主体主要包括上层统治阶级、中层知识分子和下层民众，他们对于儒学在阿坝藏区的普及化起着重要作用。在唐代，因为最高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动，汉藏之间的高层政治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一些汉族官员也来到阿坝藏区参加工作，他们给当地带来汉族文化和内地先进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阿坝藏区的各级官员也有意识地学习汉族文化知识，特别是儒家文化思想，他们甚至直接派官员到内地学习考察，索要儒家经典，随着藏汉上层社会的交往不嗌钊耄中层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也方兴未艾，特别是学校教学课程的变化，比如“在藏区的学校教育中，贯穿着儒学教育内容”，更是加深了知识界之间的文化交流。阿坝藏区本来就与汉族生活区域相接，民众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十分普遍，经济贸易一方面讲究语言互通、另一方面讲究礼节和互信，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
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的主体主要是佛教信徒，这些信徒大都出身平凡、居贫务学、博诵群经、志业弘深、德行温恭，他们常常以其广博的学识和崇高的品德赢得人们的景仰和信任。由于他们身上所具备这些优势，只要在政府没有强行限制佛教的传播情形下，他们都能以宣传佛教、弘扬佛法为己任，致力于翻译佛教经典，发展佛教信徒，采用多种渠道集资修建寺庙，发展壮大佛教组织。阿坝藏区下层民众在农奴制的压迫下，经济受到剥削、身体遭到压榨，加之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现实世界的苦难，佛教的长期渗入，其时统治阶级逐渐看到佛教“精神鸦片”的麻痹有利于其统治地位的巩固和强化，于是对佛教也由原来的对视、听任到利用、推动发展方向转变。
2、传播载体的对比分析
儒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载体大体可分为语言类、行为类和典籍类，语言类的传播载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界和教育界的语言宣传，二是民间口头相传。儒家思想在阿坝藏区经过语言类传播现象比较普遍，比如儒家强调的伦理规范、道德说教、忠君爱国等等，大多是经过这一类传播载体传播的。行为类传播载体则是通过传播主体的行为示范、礼仪形式等方式进行传播，比如儒家所提倡的个人礼貌、家庭礼道、社会礼俗、政治礼仪等一系列礼教行为规范都是通过这类传播载体进行传播，儒家通过树立君子、仁人、圣人等理想人格形象，采取祭祀缅怀、称颂赞美、道德示范等方式，使儒家思想在民间进行广泛而深入地传播，这对民众心灵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穿透力。而儒家典籍类的传播载体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受到一定的局限。
佛学在阿坝藏区的传播载体主要有语言文字类、宗教活动类和艺术符号类等。佛教有大量的重要文献和典籍，佛教信徒一般都能致力于献身佛教的传播，他们把这一工作视为己任。阿坝藏区是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域，大量佛教人士把外来佛教翻译成本地文字，以便于佛教的大众化、民族化的传播。佛教在早期传播中，基本都是以口头传播为主，人人相传，而在大型佛教活动中，佛学大师开坛讲经、传经布道、讲解佛义是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语言传播过程中，传播者的面部表情、眼神动作能够起到强化效果的作用，像禅宗更是以“不立文字”为标榜，十分注重语言的传播方式。佛教还格外重视宗教活动的传播载体，四川是道教的发祥地，而佛教在四川阿坝藏区的传播也仿效道家开光做法的形式，举行一些法会、祭祀、祈福、节日仪式等宗教活动进行宣传佛法、佛义，这种方式的优点就是能够吸引大量的民众参与其中，使广大民众在内心产生强大的信仰震撼，进而强化佛教的传播效果。
3、传播客体的对比分析
儒学在阿坝藏区传播客体主要是政治官员、社会知识分子及其家庭成员。政府官员主要包括从事藏汉政治交流的官员、掌管政治教化的官员，学习儒学、宣传儒学既是他们的政治任务、也是完成任务所必备条件，所以在这一群体中的传播效果是最好的，但其传播范围狭窄，受众数量十分有限。社会知识分子包括两种群体，一是专门从事社会教育的人士，二是与儒学有所接触并产生浓厚兴趣的社会人士。他们亦或对儒学理论有所研究，亦或对儒家道德学说有所认同，通过学习和研究，他们内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并把儒家理论和道德学说运用于家庭教育中，从而也对家庭后代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家庭式的传播方式效果十分明显，其影响力的持久性和深远性也是非常巨大的。
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客体主要是寺庙里的宗教人士、社会佛教信仰人士以及佛教信徒的亲人、朋友等。寺庙里的宗教人士既是佛教传播主体，也是传播客体，他们专门从事佛教理论的研究，并通过一些宗教活动来进行佛经讲授、佛理辩论、佛法宣传等。社会佛教信仰人士既包括政治统治者，也包括中下层社会民众，有的出自于佛学理论的学习，有的纯粹为了追求信仰，有的为了找到一种思想依托和精神慰藉。不管其目的如何，他们的宗教行为对于佛教的传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特别是他们对家庭亲人、亲朋好友和周边人群所产生的影响力格外巨大，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这便是佛教得以在阿坝藏区民众间深入而广泛传播的关键因素。
三、儒学、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启发
1、对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传播主体方面的启发
第一，应该继续强化党和政府在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在现实社会，一定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都要根据自己的意志，努力将社会舆论调控、引导到符合自己利益诉求的方向上来，这种‘符合’就是相对于该阶级、政党或社会集团的‘正确’”。儒学在阿坝藏区得以深入传播，这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推行密不可分。由此可，强化党和政府在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政治引领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选择一批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教育工作者从事政治教育。宣传者本身的思想意识和政治素质在宣传工作中起着主导性作用，所以，做好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要注重思想素质和政治修养，防止功利主义倾向。佛教在阿坝藏区之所以得以有效传播，是以一种自觉的、主动的、纯粹意义上的去功利化传播。而长期在阿坝藏区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工作者也应具有“信仰当先，革除功利；不忘初心，勇于担当”的献身精神，教育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强化学校思想教育工作者的师德监控体制建设，针对“不敢讲”、“反面讲”、“乱说乱讲”的教师要采取批评教育、停课整改直至开除公职的处分。
2、对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传播载体方面的启发
第一，建立传统传播载体与现代传播载体相结合的新型传播机制。所谓传统传播载体主要是指三类传播载体，一是实物类传播载体，比如报刊杂志、正规标语和书籍图画；二是语言类传播，家长教育、学校教育、亲友口头传播等；三是行为类传播，比如仪式、英雄感人事迹等。而现代传播载体主要是指电影电视和网络媒体等载体。现代传播载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对于偏远落后地区还不能实现，所以传统传播载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物类传播载体如报刊杂志、标语和书籍图画对于偏僻落后地区可起到很大作用，行为类传播载体如仪式活动、英雄事迹宣传可使共产党人在基层群众面前起到示范作用。
第二，挖掘、开发和利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传播载体。就教育发展程度和地方性语言特点而言，挖掘、开发和利用具有民族特色的传播载体在阿坝藏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儒学和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大量经典转化为百姓语言、经幡文字、石刻文字等等，其传播效果更加凸显。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要重点推进，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法律法规、思想教育等等内容也要及时翻译成当地文字，以便于即时传播和有效传播。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也应该在大纲的指导下，编写出具有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教材。
3、对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传播客体方面的启发
第一，注重家庭成员、亲朋好友之间的传播。儒学和佛教在阿坝藏区大众化传播中都十分重视家庭成员和亲朋好友之间的传播，纵观世界其他宗教传播，也大抵如此。儒家的伦理道德植根于家庭道德，比如孝悌；佛教传播受众者较大程度上也是受家庭长者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传播更多是在学校、单位、政治场合进行传播，家庭式传播、亲友式传播相对薄弱。
第二，社会精英传播与下层民众传播相结合。纵观儒学和佛教在阿坝藏区传播经验，其共同特点是着眼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在基层民众之间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见效时间更长，但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从目前一系列的传播机制来看，马克思主义传播更为注重社会精英阶层的传播，表现在政府公务员、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传播，其优点是抓住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群体优势，传播时间大大缩短，从很大程度上抢占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传播的制高点，但这种重短期效果的功利主义传播方式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所以，马克思主义传播应该将社会精英传播与下层民众传播紧密结合，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阿坝藏区的大众传播、持续传播和高效传播。
民族文化传播的意义篇10
在今年“两会”中讲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仅要坚定“三个自信”，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增强文化自信。
那么，将文化自信增加到“三个自信”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又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肖云儒：
我非常赞成将文化自信纳入“三个自信”中。原来我们国家的自信主要从政治思想坐标上来确立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从政治层面上谈的。而这三个自信要转化为全民很久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是不行的。因为道路、理论、制度转化为文化自信，实质上就是把他生活化、日常化，转化为百姓身边的东西，变成一种日常的生活氛围就需要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可以使前面三种自信由国家层面转化为个人生活层面，这样前面三个自信才有亲和力，老百姓才能很愉快的接纳。
只有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通过文化自信，才能够转化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生活状态，才能转化为老百姓自己的自信。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三个自信只有通过文化自信才能更好的跟民族文化接轨，前三个自信是新东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提出的，从传播学原理来说，民族跟民众在接受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是需要时日的，所以在这个阶段，最好是将新东西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融合，转化成语言，民众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并非旧事物，他是一种活着的文化，他活在我们的行为、饮食、话语表达中等等，所以，只有把道理、理论、制度自信通过文化自信，才能够跟活着的文化传统，乃至于奠基的文化传统更好的融汇和接轨。这样在接受心理上减少传播阻碍，所以一定要文化化。
不过，我有些担忧，不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还是文化自信，一定要把文化自信的教育普及工作跟宣传拉开距离，因为文化自信是一种浸润，而不是一种宣传。我们要弘扬文化自信，就不能一味的自夸、自豪，我们必须明白，文化从来就不是教育的结果，而是熏陶、积淀、浸润的结果，所以文化自信的弘扬一定要润物细无声，一定要低姿态的介入，而得到深入的结果。这是一点需要注意的。
再一点我忧虑的是，我们宣扬文化自信，不是不谈文化羁绊，不是不谈我们的文化弱点，如果只是一味的说明我们的优点，那一旦遇到具体问题，我们负面的文化积淀开始起作用时，国人会为之失望。不要回避“皇权主义导致的非民主义倾向，伦理中心导致的非法治倾向，重道轻器导致的非科学倾向”等等的文化弱点。谈自己的弱点、不足才是文化自信的表现，当然谈我们的优点更是文化自信的表现。要知所能而知所不能、知所为而知所不为、知所足而知所不足，这样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只有这样才能够推动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之间一种扬弃意义下的结合，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传统价值观跟现在核心价值观的结合过程，不能只看成只有继承的过程。
这也是我对未来我们宣传文化自信和宣传教育中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大国风范就是有什么要说什么，我们对民族文化自信的宣传，对外传播期间不能够是单维主体，不能只站在中华民族这一个主体上进行宣传，而要站在世界文明的格局中多维的主体上去宣传。要站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立场上去宣传，同时更要站在世界人类文明的总格局中去宣传，同时还得要注意从宣扬主体、接受对象、主体语言及文化接收的特殊性上去考虑。这也是我说的第三点，对外传播的忧虑。
文化的对外传播非常重要，我认为还应注意两点：一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他涉及国家文化安全。如果我们的文化不传播，世界不了解中国；如果我们宣传不利，世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就会长驱直入，就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影响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如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是我们的“小橘灯”，他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文学，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古代的孩子都读《四书五经》、《弟子规》，那时期的民族长大了也是一种民族，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民族，我们现在的孩子从小都看《唐老鸭》、《渔夫与金鱼的故事》等，全部是一些美国、西方等别国的童话，实际上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童年时代就被瓦解了，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言了。二是从积极方面来说，他涉及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话语权的问题。现在经济的发展，最高平台是话语权平台，最早时讲的是资源平台。文化发展也是一样，文化经济发展的最高平台是获取话语权平台，我们民族文化的弘扬就是为了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明中获取相应的话语权。话语权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最大的实力，这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跟传媒工作者，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总格局中去思考民族文化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