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1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定罪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4―0078―04
一、中国金融诈骗犯罪的新型特征
1、金融诈骗利用新型结算工具或新型支付手段，跨地域性增强。
在现代科技浪潮的影响下，金融业逐渐实现了金融服务手段的高科技化与现代化。当基于电子化、信息化的金融活动取代传统的金融活动形式成为主流，金融领域的欺诈方式也随之花样翻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的普及应用使得基于纸张形式的交易记录、帐簿保存以及可疑交易报告等传统的反金融犯罪的稽查措施变得非常困难。金融犯罪的手法日益科技化、智能化。金融诈骗犯罪中多起利用计算机实施，犯罪分子通过截获银行和客户之间交流的有关信息，直接在账户间划拨钱款。信用卡诈骗不仅限于“持卡”诈骗，甚至还有“无卡”诈骗。
在网络化的金融环境下，金融诈欺的被害人处于分散状态，如果损失轻微，则欠缺指控犯罪的动机，这大大增加了金融欺诈的“犯罪黑数”。而犯罪黑数的存在，反映了对于金融诈骗行为惩治的有效性与及时性尚有欠缺，刑事制裁的预防功能无法发挥。犯罪成本低，某些金融诈骗行为的高收益甚至引发恶劣的示范效应。
金融业务的电子化、网络化，使各种金融犯罪的外在形态呈现出智能性、隐蔽性、瞬时性、连续性等特征。金融犯罪案件的潜伏期加长，地域跨度加大，行为人能迅速销毁证据并转移资金，案件侦破较为困难，证据不易收集、保存，查处不易。即使近年刑法对于计算机犯罪采用积极的立法态度，但由于网络金融犯罪具有匿名性、无国界性和瞬时传播性的特点，司法实践仍面临举证困难等重重障碍。
2、金融诈骗行为的分工性、组织性加强，共同犯罪的指证难度加大。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杂化。金融领域的分工日益细化，犯罪的成功实施往往需要多个行为人、多个环节的配合，金融犯罪共同犯罪情况普遍。金融犯罪的行为环节增多，行为人分工细化、组织完善使案件查处的难度加大。共同犯罪中，内外勾结作案突出。有些是以金融机构的资金作为犯罪对象，利用内部人对地理位置、业务流程的熟悉、了解，勾结作案以顺利完成犯罪。有些则是利用金融机构内部人员的资源优势，或假冒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利用金融机构办公场地，内外勾结，骗取受害人的款项或印鉴，取得钱财。这种情形不仅危害他人财产安全，还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的信誉，破坏金融秩序。
但是，即使是共同实施行为，由于通讯设备与网络设备的普及，实施金融欺诈犯罪的行为人的地域跨度似乎可以无限增大。一些金融犯罪案件的被告人(受害人)、行为地(结果地)分别位于省内外，甚至是境、内外共同实施。
二、我国金融诈骗罪的定罪模式
在1997年刑事立法中，我国金融诈骗罪的法条规定具有以下特点：
1、行为方式细化的叙明罪状模式。
例如，《刑法》193条贷款诈骗罪、194条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195条信用证诈骗罪，196条信用卡诈骗罪、198条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方式，以列举的方式，固定为四――五种。譬如。刑法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列举了四种行为方式。
2、结果犯模式。
现行立法，除了信用证诈骗，分别以数额模式、情节模式、数额与情节并列模式设置构成金融诈骗犯罪的起点标准与不同的量刑幅度。
3、“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要求。
现行立法模式中，构成金融诈骗犯罪。主观要件是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刑法只在集资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法条中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对隶属金融诈骗罪的其他罪名在法条上没有表述，但主流观点及司法解释已经承认，金融诈骗犯罪要求为目的犯，构成犯罪的行为人应当具备“非法占有目的”。其理由在于：一是我国犯罪以客体为主要分类标准，为了评价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当实行行为外观不能在此罪与彼罪之间进行区别时，需要通过行为人的其他表现进行判断。是否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成为区别罪与非罪、金融诈骗犯罪与一般有欺骗性的金融违法行为的必要要件。二是在刑事立法大量介入金融市场的前提下，通过加重司法上的证明责任而制约刑法权能的扩张。
4、司法解释的量化模式。
现行立法模式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等构成犯罪的起点标准与量刑幅度由司法解释予以细化。与我国对金融不法与金融犯罪的分级处置相应，作为经济领域的犯罪，金融犯罪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与量刑幅度的限定由司法解释完成。目前主要适用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定罪模式思考
1、与细化式叙明罪状模式有关。
采用细化式叙明罪状，存在以下缺陷：
一方面，法律语言无法准确描述金融领域的交易方式或犯罪手法，有时，甚至法律描述的犯罪行为方式在实际中根本不存在。例如，证券犯罪中操纵市场的几种手段，在实践中，由于市场交易方式的复杂化，行为人不会采用立法描述的方式，而是采用更为复杂的资本运作方式以影响市场价格的自然形成。
另一方面，罪状过于细化，使处罚的范围受到限制，虽然着眼于常发、多见的形态。但金融领域犯罪手段多变，新类型层出不穷。实践中金融领域发生的欺诈方式，往往是限制了一种方式，马上转移到未加明文限制的行为方式上去，新类型行为的处罚似乎难以找到依据。容易使具有一定危害性的行为由于法律规定的滞后规避法律的制裁。
此外，与金融活动、金融业务的复杂性相应。现实中的一些危害性较大的金融领域的不法行为大多由数人共同实施，行为的实施过程被分割，单个环节似乎是合法的行为或仅仅是一般违法行为，并不具有犯罪的危害性；而且，在多个行为人处于分散、甚至分处于境内外的情况下，难以印证具有共同实施行为的故意，难以证明多个行为人具有共同犯罪的事实。例如，为他人代办信用卡，套现与养卡行为，极可能诱发更严重的信用卡诈骗行为，但难以证明具有共同诈骗的故意，电信诈骗中与信用卡有关的情况，出现以实名办理信用卡供他人使用，使用他人实名办理信用卡供转账或透支等。
此时，在适用时，需要充分运用刑法前置性罪名或补充性罪名，例如妨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其他罪名，以实现对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金融领域欺诈的刑事规制。在条文列举有限的情况下，需要注意运用刑法的体系性解释方法。运用普通诈骗罪或合同诈骗罪、发挥刑法体系中其他一般罪名的补充作用。
2、与实害犯、结果犯模式有关。
现行立法除了信用证诈骗，采用结果犯模式，以
数额、情节、数额与情节并列模式设置构成犯罪的起点标准与不同的量刑幅度。与这种实害犯、结果犯模式相应。适用中存在以下情况：
(1)侦查机关对于欺诈犯罪的注意程度与犯罪的既遂程度成正比。注重对犯罪行为的事后制裁而不注意对前期行为，或上游行为的及时制止。一旦犯罪既遂，罪责相当严重。
(2)由于欺诈行为与合法行为交织，正当手段与违法手段融合，犯罪过程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与复杂性，固守犯罪实际危害结果的出现，才能进行刑事追诉，行为人极易转移资金，销毁证据，使前期的追诉工作徒劳无功。
(3)与实害犯、结果犯模式相应，实际上在行为的损害后果扩大成为不可恢复前，认定诈骗并进行查处实际上十分困难。因此，在刑事规制动用前，受害的恢复就已经非常困难，不利于保护合法利益。不能实现维护金融安全的目标。
金融罪刑规范，尤其是金融诈骗犯罪，是应该表现为行为犯还是结果犯。近年学界颇有争论。从立法沿革上，由于我国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罪源自普通诈骗罪的分解，金融诈骗罪具有与诈骗罪相同的行为模式：认为都是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处分财产，最终产生财产损失的危害后果，因此，通说承认金融诈骗是结果犯，要求既遂以结果的出现为准，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联。
近年，在我国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的实务中，由于金融诈骗刑事立法采用目的性结果犯的行为模式，导致控诉方证明难度大，诉讼效率低，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赞成金融诈骗刑事立法应改为非目的犯，以降低刑事管制的门槛。为此种学说提供理论基础的，是德国等西方国家惩治经济犯罪时“抽象危险犯”概念的兴起。认为，面对经济犯罪的严重态势，构成刑事犯罪已不要求行为造成实际法益的损害或有具体的危险。在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内考虑。现行的结果犯模式仍能充分构建金融诈骗行为的入罪法网。其理由：一是我国立法采用“定性+定量”的模式，以适合我国一般违法一一犯罪的多层惩罚体系，通过对结果犯的方式实现金融不轨或不法行为从行政违法到犯罪的分阶次处罚，既可以节约司法力量，也有利于集中司法力量打击严重的金融犯罪行为。‘二是我国以刑法总则的方式确定了预备犯和未遂犯的处罚原则。提供立法资源惩治金融诈骗行为，相比于危险犯模式，惩治预备犯足以实现对前置行为的处置。结果犯模式不会导致刑法控制力量的减弱。三是经济领域的犯罪是法定犯，应该坚守刑法的最后防线原则。只有行为的危害性超出了行政监管的评价范畴，才能动用刑法。因此，前期行为的惩戒与约束应该由金融监管去完成。
选择行为犯模式还是结果犯模式涉及金融刑事立法价值尺度的衡量，也即对于金融犯罪的惩治。《刑法》究竟应择取扩张路径还是信守紧缩政策。面对金融犯罪的新态势，在抉择刑法究竟应采取何种立场时，需要考虑：第一，以往的刑事措施是否足以应对新情况；第二，作为刑事措施补充的行政、民事或其他责任承担方式是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第三，类似于惩罚预备犯和未遂犯的规定是否易于付诸实施。金融犯罪新态势的诸种迹象中，需要面对的事实是：第一，金融犯罪，尤其是金融诈骗犯罪的形势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趋于严重，借助电子化、信息化网络等新型技术实施金融犯罪，不仅涉案数额惊人，而且受害人处于分散状态，甚至跨越一国司法管辖，因此，要求有具体的损害后果显然加大了控方的举证难度。第二，现行的行政或民事举措未能充分实现预防更严重危害性后果发生的预期目标，刑法的前置可能是不得以之选择。第三，刑法总则中虽然有预备犯、未遂犯的惩治原则，但由于金融犯罪的结果犯模式，主要以数额犯方式体现，司法实践中难以以犯罪的未完成形态来惩治金融犯罪。而且预备犯的规定几乎停留于理论上的规定，很少适用于司法实践。因此，面对金融犯罪的新态势，以危险犯或行为犯的构成模式，降低金融犯的入罪门槛，应成为今后惩治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考虑的重点。
3、与“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观要件有关。
虽然立法层面金融欺诈犯罪的目的犯要件趋于明晰，却无助于解决司法中的证明困难。因此，2001年《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不得不以列举的方式明示“非法占有目的”推定的各项客观指征。但以列举方式规定逆推“非法占有目的”的条件，存有以下疑点：第一，逆推的方式可能产生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混同；第二，逆推的内容可能并非行为时的心理活动内容，存在违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危险；第三，金融诈骗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使出于道德冒险危害金融机构信用安全的行为的责任追究出现法律真空。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那么现实中很多在道德冒险心态支配下实施的滥用、盗取、骗取金融信用，进而给金融机构或个人资金安全带来巨大损失的行为，依法很难构成犯罪。。在实践中，有些行为虽然非法所得不多，但以金融机构的财产或金融信用成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平台，例如资金掮客行为。只是谋取其运用的资金中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好处费。但其与传统的“非法占有目的”有所区别，对金融机构财产或金融信用造成较大危险，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金融领域的刑事立法，以维护健康、稳定的金融秩序为首要目标。因此，金融领域的诈骗行为仍以普通财产犯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金融诈骗罪的构成只是将金融领域填加到传统诈骗罪概念中，与金融业的流通性和风险性不符。因此，应当从金融诈骗犯罪模式转向金融欺诈模式转化，通过将“非法占有目的”减缩为“非法获利目的”来实现堵截性的立法。或者，在符合传统诈骗犯罪构成要件的金融诈骗之外。增设有关滥用、骗取金融信用方面的刑法规范，该规范不以“非法占有”明确恶意为必要条件。
4、与现行司法解释的量化模式有关。
司法解释对于金融犯罪追诉标准的界定和量刑幅度的限定，虽然起点高于财产犯罪，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对数额进行修改，一般是提高数额。但是，这种静态量化的限定方式与传统财产犯罪中盗窃罪、诈骗罪的限定模式实无二致。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2
2014年11月29日，肯尼亚警方在当地打掉了一个电信诈骗犯罪团伙，抓获48名中国大陆犯罪嫌疑人、28名台湾犯罪嫌疑人。今年4月8日，肯尼亚警方又抓获涉嫌向中国大陆拨打电话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实施诈骗的19名大陆犯罪嫌疑人、22名台湾犯罪嫌疑人。肯尼亚执法部门经审查，决定将上述人员中的77名中国大陆和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中国大陆。第一批10名犯罪嫌疑人在4月9日被遣返，第二批67名犯罪嫌疑人在4月13日被遣返。两批嫌犯中，台湾犯罪嫌疑人共计45名。
实际上，台湾社会关注的，不是这起令人震惊的跨境诈骗案，而是这45名台湾嫌犯本身，更准确说，是关注这45名台湾诈骗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到了大陆。“遣返大陆”，这几个字一出现，马上让岛内一些人兴奋起来，照例不论青红皂白，开始借助媒体抗议，嫌疑犯家属还找民意代表诉苦，向台当局施压，一片“台湾被大陆打压”的哀号之声甚嚣尘上。但在岛内拥有理性和良知的人士眼里，这一哀号表演实在有些过了头。
到底谁才是受害者中国从肯尼亚大规模押回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有45人来自台湾。
事件发生之初，在岛内各大媒体上，一位刘妈妈哭天抹泪的照片反复出现。报道称，刘妈妈的“爱子”卷入其中，刘妈妈将肯尼亚警方遣返其“爱子”的画面提供给媒体，据说看了令人“怵目惊心”。
又是“爱子”，又是“怵目惊心”，好像刘妈妈的儿子无缘无故遭到了迫害，似乎这些被遣返的台湾犯罪嫌疑人都成了“深入虎穴”的“台湾之子”。
然而，台湾社会的理性和良知并没有丧失。一位台湾网友“绿天”说：“我的政治倾向是绿的，但是这件事情不能逢中必反。大陆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如果今天不是大陆而换成是美国呢？大家还会大吵大闹吗？如果今天你自己是诈骗集团的受害者，你会希望这些诈骗分子像民族英雄般地‘凯旋’吗？不要模糊焦点。”
那么，焦点又应该在哪里呢？我们回到这起案件本身。这个诈骗团伙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诈骗窝点，向北京、江苏、湖南、四川等九省、直辖市拨打网络电话，冒充大陆公检法机关大肆实施诈骗，被骗群众100多人，涉案金额600多万元人民币。瞧瞧，真正深受诈骗之害的是无辜的大陆民众，而加害者正是“刘妈妈”们的“爱子”们！
在岛内部分人看来，肯尼亚将台湾犯罪嫌疑人遣返至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似乎伤害了台湾所谓的“”和“尊严”。而每每在这种时候，岛内朝野似乎空前团结，连沉默都被视作软弱。所以，一听台湾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到大陆，个个做足姿态，大呼“放人”。
但这起诈骗案的逻辑和事实也太清楚了，对岛内一些不分黑白、无视法度的言行，台湾地区专业的法务部门都看不下去了，有人忍不住出面表态称：“台湾人涉无照经营电信业被肯尼亚判无罪，但大陆侦办的是诈骗罪，被害人在大陆，依刑事属地原则，大陆处理符合国际刑事诉讼管辖原则。”
这起电信诈骗案是一起典型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案件，涉案人员既有大陆人、也有台湾人，涉案实施行为部分在境外，部分在境内。但对我国公民实施的犯罪，符合刑法规定的，无论涉案人员和涉案实行行为在哪个地域，中国都有司法管辖权，这是国家的一部分。肯尼亚和中国都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签署国，双方有义务在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领域进行合作。同时，肯尼亚和台湾方面从未签署过任何引渡条约，而这一案件又是由中国大陆和肯尼亚联合调查的，台湾方面从未参与。所以，肯尼亚将这起案件中的涉案嫌犯全部遣返中国大陆，这符合中国国内法，也符合国际法。
至于相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保障问题，“刘妈妈”们也大可放心。大陆是法治社会，当然会依法行事。在犯罪嫌疑人被遣返抵达大陆的电视画面中，我们已经看到，所有犯罪嫌疑人都戴着统一的黑色头罩、衣着统一的绿色上衣，大陆依法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
诈骗犯罪为何不能消灭
岛内有声音说，按以往先例，大陆可以将台湾犯罪嫌疑人移交台湾司法机构处理。不可否认，这样的先例的确存在。2009年4月，《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之后，大陆公安机关与台湾警方紧密协作，持续打击跨国跨两岸电信诈骗犯罪，不少台湾犯罪嫌疑人曾被押解到台湾处理。
但结果怎么样呢？由于台湾法令对电信诈骗犯刑罚不足，一般情况下，诈骗集团的主嫌犯往往只判一两年的有期徒刑，共犯也不过是六个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甚至缴纳一笔罚金就可以马上被释放，破财免灾。因此，电信诈骗大多是累犯，往往后脚刚刚迈出监狱大门，前脚已经重新踏入诈骗集团。所以，台湾诈骗案件屡禁不止。
另外，由于台湾对赃款追缴力度不足，据初步统计，近年来，每年有上百亿元人民币的电信诈骗犯罪赃款从大陆卷到台湾，至今被追缴回来的却只有20万元人民币。这些诈骗行为造成许多大陆家庭倾家荡产，很多企业倒闭破产，给受害人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有的甚至走上绝路。
相比而言，大陆对电信诈骗的严惩力度较大。2011年菲律宾曾将14名台籍嫌犯遣返大陆，一名台湾电信诈骗分子在大陆被判处无期徒刑，其他犯罪分子也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最新的事实也证明，台湾“诈骗者天堂”的印象正在慢慢坐实。就在“肯尼亚事件”发生仅仅两天后的4月15日，20名台湾人在马来西亚涉嫌电信诈骗遭驱逐出境，搭机返回台湾。这20人在桃园机场仅仅填写了一份通知书，接受警方简短讯问后全部放行。获释后，一名嫌犯还表示，知道要被“遣送”回台湾，而不是大陆，松了一口气。试想，如果“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变成了“一边在打击，一边在放行”，诈骗犯罪何时才能真正消灭？大陆如果“放虎归山”，那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谁来保护？又会有多少无辜群众继续受害？就连岛内网友也在庆幸，“让大陆严刑峻法处理这些嫌犯，也算功德一件”。
该反思的是谁
台湾前“中央警察大学”副教授叶毓兰女士看到“台湾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大陆”的消息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心有一丝丝正义的喜悦”。作为台湾司法界专业人士，叶女士此番感慨值得岛内反思。
按照叶女士的观点，“台湾的诈骗犯罪，在手法与技术上独步全球，触角及于全世界，害人无数，几乎要成为全球公敌了”。台湾的诈骗犯罪，特别是电信诈骗几乎可以用“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来形容了。上世纪90年代，台湾部分犯罪分子开始冒名申请电话卡向受害人拨打电话，声称对方中了“刮刮乐”之类的大奖，但领奖之前要先汇出一笔数额不大的税金。受害人一旦上钩，诈骗集团再进一步索要律师费、手续费、公证费等等，一步步诱骗受害人不断汇钱。
台湾电信诈骗集团最开始的目标只是岛内民众，引发岛内天怒人怨，影响极其恶劣，台当局不得不一再加大打击力度，2004年甚至被台当局命名为“反诈骗行动年”。
随着台湾当局的不断打击和岛内民众警惕性的提高，台湾电信诈骗集团开始转移阵地。最初把诈骗大本营转移到了大陆沿海地区，之后又跳转到大陆内地。随着大陆加强打击力度，台湾诈骗集团又开始向东亚、东南亚地区扩张。现在，电信诈骗集团又放眼全球，开发出了诸如非洲等新的根据地，因为这些国家打击电信诈骗的经验和能力尚显不足。
随着台湾诈骗集团势力不断扩张，台湾是想成为诈骗分子的保护地、还是想靠输出先进诈骗理念和手段贻害全球呢？一旦“诈骗者天堂”的印象传遍全球，于台湾地区的形象有百害而无一利。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3
关键词：电信诈骗诈骗数额犯罪成本法律拟制
一、对电信诈骗罪新增罪名增设问题的思考
（一）电信诈骗罪名争议的概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经济类犯罪数量不断上升，单就诈骗罪而言，其收案数排到全国刑事案件的总收案数的第6位。可以说诈骗罪是一“大罪”。据调查，2005年，人民法院新收诈骗罪案件共16345件、生效判决涉案人数19685人，2007年两项数据分别上升至18403件、22364人，2010年又分别上升至25642件、32284人。且诈骗手段不断升级，借助于电话、互联网等电信平台的电信诈骗活动日益猖獗。在我国，电信诈骗又被称为虚假信息诈骗犯罪，是指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使用电信设备或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广播电视，在信息空间中传播虚假信息，使被害人因此陷入错误认识而自愿处分财物的行为。这类电信诈骗多有集团化、组织化的发展趋势，分工明确，层层递进，对公民的切身利益造成严重危害。对于电信诈骗这种新型的诈骗方式在我国刑法中的地位或者说是否有必要增设电信诈骗罪，各学者众说纷纭。
概括来说，观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电信诈骗只是随着科技发展和更新而出现的普通诈骗罪的一种新表现形式，本质上依旧属于普通诈骗罪，只是诈骗所利用的手段和方法发生了变化；第二种观点认为，电信诈骗属于一种新的犯罪类型，在发生的场域、侵害的法益上，都与普通的诈骗罪存在差异，已经超出了诈骗罪的范围。所以，应该增设电信诈骗罪或者对其作出有别于普通诈骗罪的规定。同时主张应该提高电信诈骗“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第三种观点，同样认为应该增设电信诈骗罪，但是就其设置的法定刑而言应该高于普通诈骗罪的法定刑。因为电信诈骗实际上侵害了数法益，其社会危害性要比普通诈骗罪更大，理应比普通诈骗罪受到更高的法定刑处断。
（二）“提高电信诈骗罪立案数额标准”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立案标准应作出区别性规定，且可以适当提高电信诈骗犯罪的立案标准。“因为电信诈骗犯罪涉及到的人数较多、地区较广泛，且情况复杂，如果将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作同一标准规定，那将会带来诸多司法实践上的认定及其涉案数额难以查证、打击面过宽等多种问题。可以在普通诈骗的‘数额较大’最低立案标准3000元的基础上，将电信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标准提高为5000元。”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意图解决司法实践上的所出现的难题却忽视了刑法基本理论。如果提高电信诈骗的数额较大的立案标准，其应受刑罚处罚的范围就相应地缩小，根据罪刑责相适应原则，也就可以推出电信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普通诈骗罪。但是电信诈骗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小于普通诈骗罪。况且，本身电信诈骗在司法实务中存在涉案金额难以查证的难题，如果提高了立案标准，则会加剧这一窘状，所以这一观点缺乏合理性。
（三）“提高电信诈骗罪法定刑”的观点
该观点认为，和普通诈骗罪相比，电信诈骗罪社会危害性更大，应该提高电信诈骗罪的法定刑。主要有以下理由：
电信诈骗侵害法益多重性。电信诈骗在侵害公民的财产法益的同时也侵害了信息法益。信息法益属于社会法益，社会法益位于财产法益之上。其中信息法益主要包括公民的信息安宁权和信息环境法益。行为人通过各种电信设备和信息系统大量传播虚假信息，使得公民不断受到诈骗电话和短信骚扰，侵害了信息安宁权。而且行为人向不特定多数人滥发欺诈信息，大量注册域名建诈骗网站，堵塞网络，破坏信息环境。
电信诈骗法益侵害的严重性。电信诈骗的涉案金额多、范围广，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由于受骗人口基数大，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具有诈骗防御能力，但上当受骗的人也不在少数，被骗取金额从100元至1000万元数额不等，其中50%的人被骗去5000元以上，法益侵害较为严重。
从一般预防的角度出发，现有的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不利于控制和防范电信诈骗犯罪。有效地遏制犯罪关键在于增加犯罪的预期刑罚成本，使其预期刑罚成本大于其预期的犯罪“效益”。
笔者认为，以上理由存在争议。首先，在刑法领域，电信诈骗所侵害的法益只是单一法益。因为上述观点混淆了刑法层面的信息法益和信息社会语境下的信息法益。刑法层面上的信息法益是指“基于刑法之规定，受刑法所保护的信息主体所享有的信息权利。”该信息法益是特定主体的法益，“刑法意义上的侵害信息法益的行为必须符合侵害法益主体性的要求，否则客观上法益就没有受到侵犯，犯罪不能成立。”而我国刑法上所保护的信息法益主要有信息专有权、信息传播权、信息利用权和信息维护权。对于信息安宁权和信息环境权等属于信息社会语境下的权利型信息法益。依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是最后一道防线，只有当其他部门法不能加以处罚时才可适用刑法。而这种权利型法益是不需要刑法加以规制的，就像行人不遵守红绿灯的交通警示一样，这种行为只能说是一种妨碍社会秩序的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其法益危害程度并没有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所以，信息安宁权和信息环境权应属于民法规制的范围。因此在刑法领域，电信诈骗相对于普通诈骗罪来讲不存在数法益的问题，就侵犯的法益而言依旧没有超出普通诈骗罪的范围。
其次，电信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并未超出诈骗罪的范围。对社会危害性程度主要是对行为的性质、手段、对象、造成的后果以及实施的时间、地点等进行判断的。电信诈骗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使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认识而做出处分财物行为。其行为性质、造成的后果等并未超出诈骗罪的范围，但其所采取的手段使得涉案范围更广、涉案人数更多，会导致社会危害性的提高，但还不至于超出诈骗罪的范围，仍然可以按照诈骗罪予以定罪处罚。同样就像上文所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具有防御诈骗的能力。而且，“从全国范围来看，群发一万条短信，平均实际诈骗得手的大概只有三四起。”这也足以见得多数人不会上当受骗，在于在现实空间中所发生的普通诈骗罪的危害程度没有质的区别。
再次，为实现社会预防效果而增加犯罪预期成本的理由是缺乏立法合理性的。因为如果要实现社会预防效果，就需要同时考虑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对于与普通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相当的电信诈骗，如果单纯为追求预防效果而提高法定刑，难免会落入重刑主义的误区，这与罪刑责相适应的原则是相矛盾的，同时也不符合刑法谦抑性的原则。而且《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第二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266条的规定酌情从严惩处：（1）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的”这一解释也证明了电信诈骗的社会危害性并未有超出普通诈骗罪的范围。
以笔者之见，电信诈骗只不过是普通诈骗罪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其侵害的法益范围、社会危害性、构成要件等方面均没有超出普通诈骗罪的范围。同时，对于电信诈骗犯罪其自身的特殊性（如跨地域性等）所造成的司法实践上的困难是可以在现行刑法规范框架内予以解决的，没有必要再增设电信诈骗罪，浪费立法资源。
二、认定电信诈骗数额时应否扣除犯罪成本
首先需要指明的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犯罪成本仅指是直接犯罪成本，即行为人为了实施犯罪而投入的必要工具、金钱或其他实物而支出的经济成本。例如行为人甲通过群发短信软件向全国各地发送兜售短信，声称售卖纯金金条，价格低廉，后证实甲按照1：1的比例在金条中掺入非贵重金属，营业收入40余万元，实际投入的黄金为20万元。则犯罪所投入的黄金20万元的成本即为直接犯罪成本。在计算犯罪数额时应否将此部分的犯罪成本予以扣除，学者众说纷纭。
（一）不扣除直接犯罪成本说
该说的主要理由有：
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角度考虑，行为人是以占有40万余元的主观目的出发进行诈骗行为的。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的统一，对行为犯罪化的认定所依据的事实，也要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客观方面去把握。
从诈骗罪的本质考虑，诈骗罪属于取得罪，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是诈骗犯罪的本质特征。在犯罪既遂的情形下，行为人已经实现了非法占有40万余元的犯罪结果。而且以被害人损失角度认定犯罪数额无法解释诈骗中的预备和未遂问题。
从语言习惯上分析法律规定。虽然我国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明文规定“诈骗数额”指何种类型的金额，但依据条文字面分析，“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该“数额较大”就应当是被骗取的“公私财物”本身的数额。而立法者之所以精简数额的限制性定语，只是为了避免表述繁琐。
（二）扣除直接犯罪成本说
该说主要观点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以犯罪所得减去犯罪直接成本。主要理由有：被害人所取得犯罪直接成本如案例中的被害人所得的金条中真黄金的价值，该部分属于未侵害的法益，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范围，故计算诈骗数额时应扣减其中有价值的利益。从法益侵害性方面来看，诈骗分子为进一步施骗或掩盖罪行，而支出犯罪成本的情况，从受害利益得到弥补，法益侵害性得以减少。对于不侵害被害者法益的犯罪直接成本，甚至能够弥补部分损失法益的成本，应转化为被害人所得，在犯罪数额认定时予以扣减。但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在刑法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的指导下，严格控制犯罪数额的扣减，即对于犯罪直接成本向被害人所得的转化应谨慎对待，以不转化、不扣减为原则，只对特殊情况作例外性扣减。
笔者认为，根据是否由被害人获得可处分的财物，直接犯罪成本可分为由被害人获得可处分的有价值财物类犯罪成本（如掺假的金条）、被害人获得的不能处分的有价值的犯罪成本和为获利所投入的犯罪工具类犯罪成本（如为方便诈骗所使用的汽车）。对于前者可以根据案发时市场价格予以折算并扣除，因为此部分是被害人所直接获得的，是被害人能够加以处理或变卖的，实质上就相当于行为人用这一类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弥补了被害人部分损失。但是对于被害人不能处分、无法得到变卖的财物，比如行为人甲伪造汽车证件将盗窃来的黑车向被害人乙出售并声称此车是合法的，乙虽然占有该车，但是无权处分。此车虽然有价值但不能给乙带来财产上的补偿，故不能作为犯罪直接成本予以扣除。
三、对《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思考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五条第2款就电信诈骗未遂作出了专门规定：“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具有：（1）发送诈骗信息5000条以上的；（2）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3）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情形之一的，构成电信诈骗未遂”。作出该规定，立法者主要考虑以下几点：
具有法理依据。“尽管诈骗财物“数额较大”是诈骗罪的构成条件之一，但诈骗罪的成立并不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财物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为必要，实际骗取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或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完全可以以诈骗罪（未遂）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符合实践需要。电信诈骗犯罪多发、跨地区，不易查明具体诈骗数额的特点，使得一部分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同时也为了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充分发挥刑罚预防功能。
相关标准的设置有相应的实证依据。将发送诈骗信息五千条以上的或者拨打诈骗电话五百人次以上的规定为诈骗罪的“其他严重情节”，并依法认定未遂，是符合此类犯罪发案特点和规律的。
以上理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司法解释本身还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当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可分为两种情况：一、已经实施诈骗行为且已得手；二、实施过诈骗行为但未得手；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当然可以直接适用诈骗未遂，但是对于第一种情况还需要我们加以思考。因为我国刑法总则第二十三条对未遂作出了规定“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而对于尚未查明的情况并不属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况。既然与总则所规定的的未遂不一致，刑法分则中又未提到此内容，故可以认为其为司法解释上的法律拟制。
所谓法律拟制是指对虽不符合刑法基本规定的某些情形，刑法明文规定若符合一定条件仍按基本规定论处。其本质是对刑法规范的创造。司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不具有创造法律的功能。司法解释的目的在于探明法律规定的原意，如果由司法机关任意创制刑法规范，司法权超越立法权，就会损害公民的预测可能性，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司法解释上的法律拟制不具有形式正当性。进一步讲，因为它缺乏形式正义，当然也就不存在考察其实质正义的逻辑前提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司法解释上的法律拟制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条件下，凡有利于犯罪人的选择都是合理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并非所有的司法上的法律拟制都不是正当的。但是就该解释来看，由于“尚未查明”的情况下本应该按照无罪处理，但该解释却以诈骗未遂论处，实质上是不利于被告的司法解释上的法律拟制，可以说该规定已经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缺乏形式上和实质上的正当性了。所以，该规定在性质上是不合法理的。
其次，该款所规定的短信诈骗与电话诈骗仅仅是电信诈犯罪的一种类型，对于其他类型的电信诈骗犯罪类型该并未规定，如通过网络诈骗信息。而且，司法解释没有准确界定诈骗信息和诈骗电话的含义，这种不确定性会造成司法适用的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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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4
【关键词】法务会计；网络诈骗；电子证据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网络股票、期货交易提供了便利条件，但与此同时也给网络诈骗提供了空隙。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监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邓智毅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几年全国电信诈骗平均每年损失100亿元，年均受骗人数达40余万人。其中股票期货诈骗案件呈高发态势，网络股票、期货诈骗存在交易地点不确定、交易形式多样化以及交易时间不固定的特点，因此给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的证据收集造成巨大挑战，影响网络期货诈骗案件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证据收集是对网络股票、期货诈骗立案和诉讼的重要依据，因此基于网络交易的特点，电子证据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收集中具有重要的分量，本文立足于法务会计视角对网络股票、期货的电子证据进行系统研究，以此提高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的侦查质量，形成有力的震慑力。
一、法务会计与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的关联
法务会计就是利用会计学和审计方法与调查技术，通过调查获取有关的财务资料，以此为案件侦查和诉讼提供证据的学科。法务会计应该遵循真实性、合理性以及独立性，以沟通、协调为主，诉讼为辅的原则为企业提供财务信息判断报告，为认定经济犯罪事实提供证据，从而保证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网络股票、期货诈骗就是不具有股票期货交易的主体通过虚拟交易平台，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进行的非法股票期货交易活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一是针对投资者急于求富心理实施诈骗活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金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条件，部分股民抱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参与到股市中。而不法分子则利用股民的贪婪心理，通过“内部消息”以及不提风险只提回报而实施的诈骗行为。二是现有法律惩治力度薄弱。“法律不存在根本性的空白，但在执行层面上，违法犯罪者成本太低。三是投资者维权成本太高。网络诈骗案的取证涉及跨省追踪诈骗电话，去深圳腾讯公司取得QQ和微信的证据，去工商和金融部门取得工商执照和期货经营资格的认定，哪个受害人只靠个人力量都无法得到相对完善和充足的证据，从而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受案和立案，因其维权成本太高实质上很难维权[1]。实现对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的侦查与诉讼关键在于证据的收集，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存在如下特点：（1）交易地点不固定。网络期货诈骗主体往往通过租赁某个场所作为办公地点，一旦实施诈骗之后，就会搬离办公地点，使得公安机关无法确定具体的犯罪场所。（2）交易对象不确定。网络给交易提供了广泛空间，尤其是交易对象不确定，诈骗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可以对全国各地的投资者进行诈骗。例如某地的投资者相信犯罪分子的高收益虚假承诺，进而通过网络对其进行投资，投资者往往基于各种顾虑在发生诈骗之后选择沉默，给案件侦破造成影响。（3）交易手段的隐蔽性。网络股票、期货诈骗的主要手段就是利用网络实现交易。以金钱交易为例，网络诈骗最大特点就是实现了金钱交易的隐蔽化，受害者的资金往往通过支付宝第三方打入到犯罪分子指定的账户中，而且双方也没有签订有效的法律合同，造成交易的隐蔽性。因此基于网络股票诈骗案件的隐蔽性和网络化特点使得证据收集存在很多弊端，需要通过法务会计手段实现对网络诈骗案件证据的收集。
二、法务会计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收集中的具体应用
由于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基于网络交易的特点存在侦查取证难的情况：一是网络股票、期货诈骗相关证据难以发现。网络犯罪分子利用网络技术操作诈骗行为，导致犯罪的现场与手段虚拟化，这样侦查人员很难发现相关的证据，尤其是对犯罪行为实施的证据收集造成巨大的影响。二是犯罪证据更加隐蔽。根据实践，网络股票、期货诈骗往往是不法分子为了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他们会按照正规期货交易平台的模式虚构平台，以此诱导受害者上当受骗，他们的非法交易都是通过网络完成，如果受害人不报警，公安机关很难对其进行侦查。另外，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的分工越来越周密，这样给案件侦查证据收集造成巨大的阻扰。三是网络股票、期货诈骗的财务信息具有虚拟性。由于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是以非法占据他人财物为目的的，因此一般网络诈骗的财务信息难以记录。基于网络股票、期货诈骗侦查阶段证据收集困难的现状，一般对于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的证据主要集中在电子证据的收集与应用上。最高法、最高检与公安部2016年10月了针对电子证据的新规，有效提高了电子证据的法律效力。“初查过程中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因此，法务会计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中的应用具体表现为：
（一）法务会计为网络股票、期货诈骗电子证据收集提供了工具
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中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主要是根据诈骗行为进行证据收集，由于依托网络实施的诈骗活动具有隐蔽性与广泛性，因此支撑诈骗活动的会计信息发生了改变，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诈骗主体的会计信息不再依托纸质会计报表，而且受害者的金钱投资行为也是通过银行转账等互联网途径实现的，因此公安机关依靠传统的证据收集模式不能适应互联网诈骗案件的发展。通过法务会计可以为公安机关提供准确的会计信息，公安机关侦查人员通过借助法务会计人员实现对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行为过程中的财务数据信息的收集，以此为案件侦查提供证据。例如任何诈骗案件都是以获得金钱为目的的，都需要投资者通过银行或者第三方向诈骗主体进行转账[2]，因此公安机关可以通过法务会计对诈骗主体的账户进行财务信息核算，找出诈骗主体财务信息的账务往来信息，以此判断诈骗犯罪分子与受害人之间的财务交易往来事实，从而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提供财务数据证据。
（二）法务会计为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提供会计鉴定
我国刑法明确提出电子证据可以作为诉讼的证据，但是由于电子证据存在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容易受到外界因素而影响证据的司法公正性。以电子支付为例，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过程中，由于双方交易的不见面，使得支付往往采取银行转账，而且转账的银行卡多在非犯罪分子名下，因此给公安立案侦查造成巨大的影响。另外电子证据具有很容易被篡改等情况，使得证据的真实性受到影响，因此在具体的案例中电子证据需要经过会计鉴定才能为司法诉讼提供证据。对于电子证据的会计鉴定主要是依靠法务会计人员的操作完成。法务会计需要根据公安机关侦查的相关财务数据等，结合犯罪行为为法院审判等提供真实的会计数据证据。例如在某网络股票欺诈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会利用受害人没有报案而降低自己的犯罪金额，以此达到降低罪行的目的。而法务会计人员则需要根据具体的账务往来信息判断诈骗金额，以此达到审批的公正性。
（三）法务会计提高电子证据的合法性与关联性
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证据收集一定要在合法的程序与规范下操作，法务会计人员没有调查取证权，因此法务会计人员在诈骗取证阶段的主要作用就是辅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一是由于网络财务信息来源渠道比较多，关联性也比较强，例如有的财务信息能够反映犯罪的主要事实，而有的财务信息则只能反映部分犯罪事实，因此需要法务会计人员依靠会计专业知识理顺犯罪分子的财务信息链，以此为公安机关提供完整的证据链；二是将会计法务应用到证据收集中相比一般的司法收集要便捷的多，尤其是可以提高对电子证据完整性的审计。电子证据来源于多种会计数据的结合，法务会计人员可以通过专业的会计核算判断出相关财务信息的结果，以此为侦查诉讼提供全面的财务数据依据。因此，法务会计人员运用法律证据学的相关理论来获取和确立法务会计证据以及运用这些证据为经济类案件的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由于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是经济领域出现的新型的违法犯罪，以法务会计视角来研究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就显得尤为必要。
三、完善法务会计视角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的对策
在我国，法务会计人员一般没有侦查权，不能直接参与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因此我国要通过强化侦查人员的法务会计意识、增强电子数据证据的真实性等举措构建完善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收集体系。
（一）加强对电子证据的会计鉴定，提高电子证据的公正性
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收集的关键是电子证据的收集，电子数据是网络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网络交易的重要形式，由于电子数据存在被篡改、复制以及破坏等缺陷，因此在对网络股票、期货诈骗证据收集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电子数据的会计鉴定。首先，加强对电子数据的会计审计。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会计信息数据的审计，剔除与网络案件无关的财务数据信息，保证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例如在具体的案件调查中，法务会计人员要引导公安机关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测，沿资金的流向获取犯罪证据，掌握计算机取证的技术手段，通过电子数据司法鉴定与司法会计鉴定将有关的证据做实。其次，要提高法务会计人员的素质，明确具体的工作权限。在网络股票、期货诈骗案件证据收集中要提高法务会计人员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规范他们的工作内容，以此增强电子数据证据的全面性与真实性。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防范风险意识
证监、工商、公安等部门要强化协作，充分利用电视、报纸、宣传册、手机、网络、微博等多种新型媒体，加强期货交易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及时披露和曝光期货经济犯罪典型案例，让社会公众了解投资期货的正规渠道、相关专业知识等，正确认识期货投资的潜在风险，提升投资技能和水平，做到理性、科学投资。同时，提升投资者自我防范意识，增强识别正规、违法期货交易的能力，防止被不法分子诱骗，减少投资风险[3]。
（三）完善期货法律法规，强化主管部门监管力度
期货类经济案件的多发，暴露出我国在期货立法和监管方面的不足。如现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对变相期货交易的违法行为也有规定，但对于证监会、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在监管和查处方面的职责并不清晰，尤其是对非法期货交易的性质认定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应进一步完善期货交易管理法律法规，向立法机关建议将其上升为法律，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防止推诿扯皮。各部门各司其职，运用多种手段，加强对期货市场的日常监管，形成强大合力，遏制非法期货的蔓延态势。
（四）加强信息共享交流，建立“两法”长效协作机制
公安经侦部门要加强与证监、银行、工商、反洗钱等部门的联系沟通，及时共享期货违法犯罪的情报信息，掌握期货行业违法犯罪动态。探索和建立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两法”衔接工作细则，对证券监管部门与公安机关在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行政处罚认定、提前介入、协助配合、联席会议等方面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的具体问题进行细化规定，便于实践操作，为证监部门与公安机关联手打击期货违法犯罪提供工作指南[4]。
（五）提升情报线索的摸排经营力度，严厉打击期货类经济犯罪
公安经侦部门要高度重视期货类经济犯罪的查处工作，在期货领域和行业开展阵地控制工作，物色高质量的特情耳目，及时掌握犯罪内幕和动态，树立长线经营意识，摸清犯罪网络和组织架构，摸清犯罪嫌疑人的轨迹动态，待时机成熟后果断收网，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获取后台交易数据及相关商信息[5]，及时固定网络和电子证据，严惩期货类经济犯罪分子。
（六）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
网络股票、期货诈骗的根本原因是我国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等造成的。在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滞后的现象，这样就会给公众造成一些“内部人”知道小道消息的假象，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为此我国要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一方面上市公司要制定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规范信息披露的流程，增加企业信息的透明度。例如上市公司要严格按照先前的规定披露企业信息，并且保证披露信息的准确。另一方面要严厉打击违规信息披露的行为，对于故意隐瞒重要信息的上市企业要给予严厉制裁，以此净化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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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5
关键词：电信诈骗;特点;主要类型;法律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2-0040-05
电信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电话、计算机网络所依托的电信技术的信息传播功能，向社会不特定的人群虚假信息，骗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在2014年两会期间所提出的调研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电信诈骗发案30万余起，群众损失100多亿。比2012年分别上升了77%、25%。针对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活动十分突出、人民群众深受其害的情况，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开展了专项打击行动。自2009年6月以来，全国共破获电信诈骗犯罪案件28000多起，打掉电信诈骗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7000余名，追缴及冻结涉案资金8500余万元。打击行动取得了明显战绩，但由于电信诈骗犯罪具有专业化、集团化、跨境化、高科技化等特征和趋势，使得打击此类犯罪依然困难重重，形势十分严峻，已成为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一个社会热点问题。
一、电信诈骗的特点
（一）电信诈骗具有隐蔽性
电信诈骗犯罪主要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通信工具进行远程诈骗活动，同时，行为人从虚假信息诱使被害人处分财物的整个行为过程均发生在信息空间当中，犯罪人与被害人并没有面对面接触，因而是一种远程的、非接触性诈骗，这使得案发后对犯罪分子的指认造成困难。犯罪分子得手后一般采用便捷的银行支付平台对钱款迅速分散、转移，并且销毁用于诈骗的银行卡、手机卡等，即便案件被侦破钱款也难以追回，使得警方查控、追踪此类犯罪难度很大，电信诈骗利用信息空间超时空性的特点，往往是跨区域作案，有的诈骗团伙首要分子甚至盘踞在我国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操控着国内的电信诈骗团伙进行犯罪活动。可见，电信诈骗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作案容易追查难。
（二）电信诈骗行为主体具有集团化和专业化特点
电信诈骗集团的纠集方式主要有多种，其中一类是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纠集起来的家族式、地域式诈骗集团，一类为公司化专业诈骗集团，犯罪团伙内部组织较为严密，分工明确，一般分为策划、技术、信息、通话、转账、取款这几组人马。首要分子负责“公司”整体运作;策划组则精心研究银行操作流程，紧随社会热点事件策划出诈骗流程;信息组负责大量收购窃取各种个人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U盾等工具;技术组则利用网络平台的漏洞，通过Voip网络技术实施犯罪活动;通话组则具体拨打诈骗电话，引诱受害人上当;诈骗得手后，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转账组、取款组人员则迅速通过网上银行、atm提款机将赃款转账、分散后取现，再通过地下钱庄汇到境外犯罪集团的账户上。各个部分人员相对独立，各自不了解别组的工作情况以及团伙的整体情况，但又相互依附、配合默契、运转连贯，有明显的集团化和专业化特点，反侦察能力很强。
（三）电信诈骗的行为对象具有广泛性
电信空间的开放性使得大多数电信诈骗对象是不特定多数人，并且可以同时向多个对象实施诈骗，而不是像普通诈骗罪那样只能一对一当面进行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现代通讯工具的便利覆盖某一个不特定多数人的群体进行诈骗，从北京市110报警服务台报警人的身份来看，受骗人群已不限定于中老年妇女和退休老人，其中不乏国家公务员、高级知识分子、白领。可见电信诈骗犯罪受害面广，涉案数额大，社会危害性严重于传统诈骗。
（四）电信诈骗手段具有科技性与及时性
电信诈骗依托于网络技术，网络技术人员往往服务于多个犯罪团伙吗，资源共享，有利于技术的更新和提升，目前电信诈骗案件已从最早的运用手机短信群发器、电脑群发软件、一号通、400捆绑电话技术，逐步发展到利用Voip（Voiceoverinternetprotocol）网络电话、黑客技术、U盾转账等技术，技术手段迅速升级，利用“透传”技术可使其拨打过来的电话显示任意号码，欺骗性更强，反侦查的能力也更高。另一方面，犯罪集团始终紧跟社会热点，用心揣摩受害人的心理，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犯罪手法，令人防不胜防。
二、电信诈骗的主要类型
（一）利益诱惑型诈骗手法
1.中奖类诈骗手法。（1）短信中奖诈骗。诈骗行为人通过群发短信的方式，利用一些当下的热门节目如《快乐大本营》、《星光大道》的名义进行抽奖诈骗，短信内容一般是“恭喜您的手机号码在xxx节目抽到奖金xxx万元，请在两周内致电xxxxxxx领取奖金。”随后以支付各项手续费、税费等为名使受害人一步步汇出自己的钱款，使受害人在利益诱惑下蒙受巨大经济损失。（2）邮寄中奖诈骗。诈骗行为人虚构一些周年庆祝活动，将其宣传单和包装精美的信件进行大范围邮递，“恭喜”受害人中奖，或者邮寄虚假中奖的刮刮卡，待受害人刮开卡后发现自己中了巨额奖金，受害人信以为真就会联系信件上的中奖联系电话，诈骗行为人其后以公证费、税费、手续费等为名进一步实施诈骗。（3）网络中奖诈骗。我们在上网的时候会有很多弹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一些虚假的中奖信息，而为了更有迷惑性，一般也会利用比较有公信力的平台和节目的名义来进行诈骗，一般在弹窗中会附上领奖网站以及验证码，受害人登录该网站后填写个人信息后会有专人打电话进行进一步诈骗，与前述第一种诈骗雷同，或者通过恶意链接利用手机病毒盗取受害人的网络支付信息盗取其网银账户财产。
2.虚假利益诱惑信息诈骗。（1）低价商品买卖诈骗。这一类型的案件主要是受害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诈骗行为人设置的虚假信息，如二手物品、特价商品等等，然后受害人付款或者提供了各种信息并因此蒙受经济损失。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二手车买卖诈骗，行为人在各种平台上超低价的二手车，当有人联系进行询问，就谎称这些车是走私车、赃车而且不在当地所以不能亲自去看，随后要求受害人汇将这些车合法化的订金、将车运到受害人所在地的运费等，最后就通知受害人车虽然运到了，但是由于车的特殊性，必须预付一半才能看车，就这样一步步地诈骗受害人的钱财;其中还有一种二手车诈骗需要两名购车人，其中a去看车，b负责去银行，等a看了满意给他发短信后，由b给诈骗行为人指定账户汇款。而诈骗行为人运用改号软件冒充a的电话号码给b发短信，b以为车已看好便进行汇款，款项随即被诈骗行为人转走，诈骗完成。还有一些诈骗行为人利用低价商品信息的钓鱼网站获得受害人的网银信息，他会在商品信息一旁设置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链接图标，当受害人点击时，就进入了跟上述机构一模一样的假冒网页盗取其网银账号和密码，然后盗取网银里的钱;或者直接空手套白狼，让受害人用网银购买虚构的低价商品达到诈骗目的。（2）无息或低息贷款诈骗。诈骗行为人通过短信、电话、网站等方式各种无担保贷款、无息或者低息贷款，宣称其具有贷款速度快、手续简便等优势，抓住贷款人规避银行贷款的高利息和繁琐手续的贪利心理进行诈骗，而随着QQ、微信、陌陌等社交软件的流行，此类贷款诈骗开始盛行于这些社交软件中，行为人一般使用美女或者帅哥的头像与贷款人聊天以取得信任后进行诈骗活动。此类诈骗主要是这样操作的：先以各种好处来诱惑受害人上钩，随后以提前缴纳利息或者缴纳保证金以保证还款能力为借口，让受害人先打一笔钱到指定账户。还有更具有迷惑性的做法就是不让受害人直接把钱打到指定账户，而是让受害人自己去办理一张银行卡，然后把钱打到这个卡上，随后以验资为由，让其用诈骗行为人提供的电话号码开通手机银行，一旦电话银行开通，受害人的银行账户就完全被诈骗嫌疑人控制，可以随时将账户内的资金转走。（3）退税诈骗。诈骗行为人先从非法渠道获得受害人的相关信息，随后冒充国家税务局或者财政局的工作人员，利用短信或者电话的方式联系受害人，利用其掌握的受害人信息，逐渐骗取其信任，并谎称现在国家出台相关的退税优惠，可以直接去atm机进行操作，但需要提供受害人的银行卡号，当受害人在atm机进行操作时，诈骗行为人谎称退税仅能在英文界面操作，如果受害人不懂或者不熟悉英文，诈骗行为人就可以让其按照他的指示进行操作，将账号上的钱转走。
（二）针对避害心理的诈骗手法
1.冒充公权力机关诈骗。诈骗行为冒充公检法或者其他公权力机关，使用Voip网络电话使其电话号码显示为特定公权力机关对外公开的号码，一般是以电话录音的形式或者直接通话告知受害人有法院传票未领取、涉嫌刑事犯罪、银行账户欠款等等，然后受害人根据提示进入下一级内容后，就会有“法官”、“公安”等对其进行恐吓，恐吓方式五花八门，最后大多都是以保护资金安全为由说服受害人将资金转入他们指定的安全账户，随后诈骗行为人将资金转走，完成诈骗。
2.冒充黑社会或者上级领导诈骗。冒充黑社诈骗，诈骗行为人事先通过黑市等渠道获得受害人的相关个人信息，通常包括住址、身份证号、车牌号、就读学校等等，然后冒充黑社会打电话给受害人，用凶狠的态度恐吓受害人，谎称有仇家向其寻仇，如果不花钱消灾，就会伤害受害人或其亲属的性命或者身体。受害人听到对方对其个人状况如此了解，便相信确有其事，一般会出于避害心理将钱汇入诈骗行为人指定的账户中。冒充上级领导诈骗，诈骗行为人通过网络等手段事先获取受害人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通过改号软件使用此号码打给受害人，冒充其上级单位领导，让受害人单位购买一定数量的各种器材、车辆以及帮助解决个人资金困难等等，要求其将钱款打入某个账户，而受害人单位迫于领导的威权一般不会过问太多，就将钱款汇出而被骗。
3.虚构绑架事实诈骗。诈骗行为人通过黑市等渠道获知受害人的联系方式，待受害人不在家的时间先冒充老朋友或者同学同事套取其家中孩子的信息（年龄、就读学校、家的住址等），随后通过改号软件假装10000号等电信公司再次联系受害人谎称目前正在进行电信线路的整修之类的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而不要挂断电话。与此同时另一组诈骗行为人则联系受害人的丈夫、妻子或者其他亲属，声称其孩子已经在家中被绑架，要立刻在最近的atm机将赎金汇入指定的账户之中，不许挂电话不许报警，否则撕票，有时候还会放出孩子求救的声音例如“爸爸，救我！”之类的，而且由于诈骗行为人事先也掌握了孩子的相关信息，而且在如此急迫的情形下受害人也无暇考虑，一般会信以为真立刻赶往atm机，有些受害人会让其他亲友拨打其家里电话核实家中情况，而此时由于正在“配合”电信部门的检修工作，家中电话一直处于占线状态，受害人见状也就立刻汇出赎金而受骗。通过这样周密的布局，此种诈骗迷惑性极大。
（三）情义救助型诈骗手法
1.捐款诈骗。诈骗行为人主要通过设置各种公益机构的假网站来骗取人们的捐款，而且往往是紧跟时代热点，每逢天灾人祸便是他们大展身手的时候，各种模仿度还原度极高的假网站骗取了大量捐款。以汶川大地震为例，正当全国人民捐钱捐物、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之际，诈骗嫌疑人在互联网上伪造出一个名为“腾讯慈善基金联合李连杰壹基金为汉川大地震紧急募捐”的钓鱼网站，该网站从网页布局、颜色、文字风格等完全模仿腾讯公司网页，伪装十分逼真，唯一的区别是接受捐款的银行账户不是某基金会的名称而是个人姓名，很多爱心人士在向灾区捐款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可疑之处，诈骗嫌疑人则趁机大发国难财。
2.冒充熟人诈骗。此种诈骗方式便是俗称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是比较普遍的诈骗手段。诈骗行为人事先通过黑市获取受害人的联系方式、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然后电话联系其并谎称他是受害人的某个老同学或朋友并让他猜猜我是谁。由于诈骗行为人知道受害人的一些基本情况，而且受害人碍于面子也不会进一步追问他是谁，当受害人说出一个名字时，诈骗行为人就会顺着说他就是这个人，继续与受害人套近乎，最后说过两天去探望受害人。待过了一两天后，诈骗行为人会再次联系受害人，以在探望其途中出了车祸需要赔偿金、被警察抓获需要保释金、受伤或者生病住院需要医药费等等为理由恳求受害人给予帮助并承诺回家后立刻把钱还给受害人，利用受害人出于救助朋友的心理欺骗其把钱汇到诈骗行为人的账户下。待受害人照做后，诈骗行为人立刻销声匿迹。
随着社交软件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利用qq、msn、微信等社交软件号冒充熟人进行诈骗的行为也越来越多了，由于现在社交软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通信方式，而且每个号对应的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此种方式更容易让人上钩。诈骗行为人首先通过木马等病毒盗取受害人好友的QQ、微信号，同样的以有各种急事如欠钱、交学费等等为理由向受害人寻求帮助，让其通过网银、q币等支付方式向其转账。还有利用黑客技术破解公司电子邮箱，向其他公司发送虚假电子邮件，以更改交易账户为借口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骗取钱财的诈骗方式。
（四）其他诈骗手法
1.代购诈骗。现在微信上越来越多代购店铺，但是与淘宝不同，缺乏必要的监控与行业规制，往往是通过朋友圈进进行宣传，私下进行买卖付款。一般都有比较好听的名字例如“英国名包代购”、“日本化妆品代购”，商品一般比市面上的便宜很多，宣称是正品并且由于可以逃避关税所以能拿到低价商品，一般是奢侈品，并且通过朋友圈进行宣传提高可信度。当受害人根据诈骗行为人发来的链接付款后一段时间没收到货物进行询问时，诈骗行为人就谎称商品已经被海关扣下必须缴关税，而当受害人再次将关税钱打给店家后，这个微信号便立刻杳无音讯。
2.二维码诈骗。诈骗行为人假装成淘宝买家，对卖家谎称需要采购多件商品，然后加对方微信，给卖家发送一个二维码图片，扫描之后显示一个名为“淘宝宝贝分享清单”的文件，使用前要求授权安装，诈骗行为人会说这是看图片的插件，安装后就可以看到购物清单了。实际上这个文件是手机木马，会获取受害人卖家的手机上的各种账号密码、网银信息以及一些个人隐私信息。
3.话费诈骗。诈骗行为人在朋友圈一些虚假信息，例如“名贵狗求免费领养”，声称养狗场被毁，若狗无人领养就会被安乐死，或者一些求职信息，例如一些大企业的实习、兼职机会等等，并且会在该条消息后面附带联系的手机号码。而当受害人拨打这个电话去咨询时，会显示该电话已经关机或者不能接听，而此时受害人的手机话费已经被扣掉十元钱。
4.“点赞”诈骗。诈骗行为人在朋友圈上一些活动信息，宣称新店开张赚人气，转发、收集、点“赞”就可以获得某某奖品，只需要把“赞”的图片截图并把联系方式发给他就能获得奖品。而受害人收集到足够的“赞”之后把联系方式发过去后却杳无音讯，拨打该条消息上的联系电话也不会有人接听。诈骗行为人其实是为了套取更多人的真实个人信息用于贩卖或者进一步诈骗，他们点“赞”信息后，不会透露商家具置，而是写着会电话通知，要求参与者将自己的电话和姓名发到微信平台，当获得的个人信息足够多后，诈骗行为人就会自动消失。
三、惩治电信诈骗犯罪的法律建议
我国刑法对于电信诈骗并没有单独设立罪名，为了更好地预防和惩治电信诈骗犯罪，2011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发了《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1）通过发送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公私财物价值3千元至1万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诈骗罪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并酌情从严惩处。（2）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发送诈骗信5000条以上的，拨打诈骗电话500人次以上的，或者诈骗手段恶劣、危害严重的，以诈骗罪（未遂）定罪处罚。（3）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结算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一）上述第一款主要是对电信诈骗的既遂问题的规定，与普通诈骗罪适用同样的标准
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诈骗案件解释》规定的诈骗罪“数额较大”在“2000元至4000元”的幅度内;而2011年的《解释》规定的诈骗罪“数额较大”在3000元至1万元的幅度内，为了适应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较前者最低数额提高了1000元，而且最低数额的幅度范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也是为了适应不同区域以及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收入差距的现状，这样可以让各地方更加灵活地从实际出发规定相应的标准。但是，“数额较大”的最低标准2000元提高了1000元，这是与同期工资数额增长不成比例的。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的工资数额增长是1997年的近4.5倍，最低标准应该提高更多。同时，电信诈骗与普通诈骗犯罪的“数额较大”也应有所区别。电信诈骗犯罪涉及的人数比较多，涉及的地区也比较广泛，数额标准和普通诈骗一样会导致打击面过宽，不利于司法实践，电信诈骗的最低数额应该适当提高。
（二）上述第二款主要是对电信诈骗未遂问题的规定
打击电信诈犯罪的难点主要在于调查取证困难。因此，司法解释针对电信诈骗行为查处难、取证难，诈骗数额往往难以查清的实际规定了电信诈骗未遂的具体类型。短信的发送量和拨打电话的次数一般会有电子记录，在诈骗数额难以查清的情况下，根据信息和电话的数量也能定罪量刑，这样的标准极大方便了司法实践中的调查取证，提高了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类型的电信诈骗未遂，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即“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这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表明;只有在“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的前提条件下，才有可能构成电信诈骗未遂的三种类型;否则，如果不具备该前提条件，而是“利用发送短信、拨打电话、互联网等电信技术手段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数额能够查证的”，那就应该构成普通诈骗未遂，而不是构成电信诈骗未遂。
《解释》这一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定罪的标准，有利于司法操作，但也有一些不足。短信诈骗与电话诈骗仅仅是电信诈骗犯罪的一种类型，该解释并未规定其他电信诈骗犯罪的未遂标准，如利用网站诈骗信息、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诈骗信息等等。而且对于其中的“诈骗电话”、“诈骗短信”的定义应该进行解释，明确究竟是以诈骗为目的的电话和短信还是包含诈骗内容的电话和短信。
（三）上述第三款主要是针对电信诈骗共同犯罪的规定
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相对于传统的共同犯罪其问题主要在于对于共同犯罪故意的认定。电信诈骗犯罪分工明确且相对独立，对于主犯的故意认定虽然较为容易，但是由于主犯一般难以抓获，因此，认定共同犯罪故意有较大的难度。关于电信诈骗犯罪共同故意的界定，两高《办理诈骗案件解释》第7条规定虽然是从帮助犯的角度来界定“电信诈骗的共同犯罪”，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了实施电信诈骗的实行犯与帮助犯二者所具有的“电信诈骗犯罪的共同故意”，虽然认定电信诈骗犯罪的共同故意”有一定难度，但也必须要加以认真查明、确定，因为它是成立电信诈骗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关于电信诈骗共犯的刑事责任分配，《解释》没有作出不同于普通共同犯罪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在电信诈骗集团化专业化的趋势之下，其犯罪行为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各种技术手段，提供技术支持的帮助犯其实发挥了比拨打电话和发送短信的行为人更大的作用，居于电信诈骗的核心地位，缺少帮助犯的技术支持，整个电信诈骗机制就无法运转。而传统共犯理论对于帮助犯是比照实行犯所判处的刑罚处以较轻的刑罚，对更严重的行为适用较轻的刑罚，显然是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为此，有必要将帮助犯的刑事责任提高到正犯的位置上来，也即共犯行为的正犯化，就是指将共同犯罪中的共犯提升到正犯的地位，使得原来的共犯行为脱离赖以依存的正犯而独立构成新罪。与之相适应，也就必须将电信诈骗单独设罪名，将帮助行为纳入电信诈骗罪的犯罪行为方式之中。
笔者认为，应当将电信诈骗犯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单独予以规定。电信诈骗犯罪有很多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特点，除了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以外，还扰乱了信息空间秩序以及公共秩序，而且其侵害法益的严重程度高于传统诈骗，从普通诈骗罪中独立出来规定为一个特定类型的诈骗犯罪十分有必要，也便于认定和操作，毕竟不能总是依赖于司法解释来解决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犯罪问题。
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从罪刑均衡与预防犯罪的角度出发，应适度提高电信诈骗罪的法定刑，但又不能过重，不能规定死刑，而应该将自由刑与财产刑进行优化配置，以提高罚金数额为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电信诈骗犯罪主体众多，未成年犯罪的比例很高，为此应该在法定刑设置上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特殊规定，以适用保安处分为主。
参考文献：
[1]欧阳颖思.探讨电信诈骗之特殊性――以客观构成要件为视角[J].法制与社会，2010，（5）.
[2]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1，（12）.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6
一、通讯网络诈骗犯罪的新趋势
（一）社会工程学原理
社会工程学的概念最早是由著名黑客凯文米特尼克在《欺骗的艺术》中提出的。目前，对于社会工程学并没有一个规范化的定义。根据《欺骗的艺术》中的描述，可以将其总结为：社会工程学就是通过自然的、社会的和制度上的途径，利用人的心理弱点（如人的本能反应、好奇心、信任、贪婪）以及规则制度上的漏洞，在攻击者和被攻击者之间建立起信任关系，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以欺骗和攻击目标。总体上说，社会工程学就是使人们顺从你的意愿、满足你的欲望的一门学问，它是一种与普通欺骗和诈骗不同层次的手法，当攻击者确定攻击目标之后，首先要针对目标搜集相关信息，然后利用相关受害者的心理弱点构建陷阱，以获取受害者的信任，进而采取攻击行为。
（二）通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社会工程学视角
目前，公民的安全意识在不断增强，且手机安全软件不断更新与升级，对于一些简单的中奖、推销、冒充等诈骗已经免疫，而通信网络诈骗依然非常猖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与社会工程学方法的深度融合。攻击目标更有确定性，注重信息的收集和对人心理的运用，通过连环攻击击破人们的心理防线。在徐玉玉案中，犯罪嫌疑人先是攻击了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盗取了包括徐玉玉在内的大量考生报名信息。随后租住房屋设立诈骗窝点，通过QQ搜索高考数据群、学生资料数据等聊天群，在群内个人信息购买需求后，以每条0.5元的价格购买了1800条今年高中毕业学生资料。同时，雇人冒充教育局、财政局工作人员拨打电话，以发放助学金名义对高考录取学生实施诈骗。徐玉玉前一天刚接到政府部门的教育救助金电话，第二天就接到了骗子相同的电话，犯罪分子对信息收集的充分程度让人咋舌，此时再冒充政府人员进行诈骗，受害人的防御心理极度降低，各个环节配合天衣无缝，在心理上两个人建立牢固的信任关系，诈骗顺利完成。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同时，传统单一手法的通信网路诈骗已无法满足犯罪分子谋财的野心，他们策划各种新的方案，充分利用受害人的心理，将受害人一步步引入圈套。可以说，基本上通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每一次新的花样都是社会工程学方法在犯罪行为中的新的运用。
（三）攻击心理分析
在犯罪分子对心理利用越来越密切和娴熟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总结分析，在此笔者将犯罪分子的攻击心理进行了大致分类。
1.天降馅饼式。此类诈骗主要利用人的贪利、见财起意心理。例如中奖类诈骗。犯罪分子采取短信、邮箱、网页等方式，称受害人的号码获得相应奖项。为增加被害人的信任度，犯罪分子会事先收集公民的信息，同时公布所谓官方网站、客服热钱等。目前还出现微信点赞的诈骗形式，打着集赞有奖的幌子。以保证金、公正费、税费等名义骗取钱财。
2.感情欺骗式。此类诈骗主要利用人的爱心、亲情、友情等来取得受害人的信任，从而进行诈骗。例如微信交友诈骗：利用微信附近的人等功能，伪装成白富美、高富帅，骗取感情和信任后进行诈骗；利用网民拨打所留联系方式进行诈骗，以爱心募捐，以无钱看病、抗震救灾等理由，以家属、红十字会等名义进行网上募捐诈骗。
3.投机钻营式。此类诈骗主要利用人投机取巧、托关系、走后门等庸俗心理。例如预测股票走势诈骗；办理信用卡诈骗：骗子发送可办理高额透支信用卡的广告，通过手段取得事主信任后，犯罪分子则以手续费、中介费、保证金等虚假理由要求事主连续转款。
4.急性应激式。此类诈骗主要利用人恐慌、服从权威、急于求助等心理和氛围感染效应，氛围感染效应，即我们在接触到焦急恐慌的人的时候，由于被那种氛围所感染，自己也会变得恐慌起来。例如冒充类诈骗，编造各种谎言理由，利用无辜事主的惶恐，面对专家失去冷静判断等作案条件取得受害人信任并进行诈骗。可以说这类急性应激式的犯罪是应用最广的犯罪，且覆盖范围大，实施手段日新月异，成功率较高，社会影响大。
5.急功近利式。此类诈骗主要利用人欲望，急切，爱慕虚荣、等心理。例如网络投资诈骗：这类诈骗以天天返利、保本收益等为诱饵，放长线钓大鱼，待受害者大量投资后就关闭网站，销声匿迹；高薪招聘，诈骗团伙利用大学生急于实现自我、人们寻求高薪职业等心理，假装按照正常的招聘程序，以各种名义进行收费诈骗。
二、控制通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对策
面对通讯网络诈骗犯罪的愈演愈烈及其与社会工程学方法紧密结合的大环境下，结合通信网络犯罪的特点，我们应依据情境预防的控制手段提出以下策略：
（一）增加犯罪的实施难度
1.增强公众防范意识。在政府组织引导下，对当前诈骗手段、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价值观等进行全方位、立体式宣传。让群众对社会工程学方法的心理攻击从容应对，提高防范能力和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形成群防群治的局面。
2.严格落实实名制。犯罪分子利用实名制审查不严的漏洞，轻松获得犯罪的工具和条件。手机卡、银行卡开户时必须采用真实姓名，相关部门也必须严格审查开户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采用多重验证手段。目前手机作为必不可少的通讯工具，也成为了身份验证的核心。我们需要降低对手机验证码的依懒性，增加其他验证程序，减少风险。例如在相关业务中不仅进行手机验证，还要有密码验证，指纹验证等。
4.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管理不规范和泄露为电信诈骗犯罪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机遇，犯罪分子利用轻松获得的个人信息、爱好、需求、生活方式等设置各种诈骗陷阱，威胁很大，我们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和法律。
（二）增加犯罪的风险
1.建立快速反应联动机制。成立指挥中心，联合公安、电信、金融、互联网运营商等部门协调指挥各种资源，发案后快速查询提供开户资料、资金流向、通话记录、ip定位等线索，从资金流和信息流两条路线在案发后的黄金期内进行及时的破案和挽回受害者的损失。
2.立法支持。应该将通信网络诈骗犯罪从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单独明确一个犯罪罪名。在对犯罪进行惩处方面，应该适度的提高电信诈骗犯罪的法定刑，增加犯罪的代价。在程序法方面，应该完善电信诈骗犯罪的管辖制度，健全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提高打击效率。
3.健全证据保存制度。由于通信网络的虚拟化和数字化，案件中设计大量的电子证据，而电子证据与普通证据相比是极易销毁和篡改的，因此对相关记录我们要及时进行保存和备份，为破案和证据链的形成提供条件。
4.建立大数据分析平台。大数据的发展为打击通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可量化的预测和新的侦查模式。利用云计算技术一方面进行信息过滤，及时拦截、预警，预测犯罪人的行为、位置等，另一方面能够进行研究犯罪形势，判断犯罪趋势，把握犯罪规律。实现在微观和宏观上的控制。
（三）减少犯罪的收益
1.成立紧急止付绿色通道。当前银行止付的审批手续还相对繁琐，有时即使赃款还未被取走，银行也会以手续不全等理由拒绝冻结账户。应进一步简化对涉案可疑账号的监控、查询、冻结等手续，深化警银办案合作和跨区域银行合作机制，建立紧急止付绿色通道。
2.建立大额转账等级延时制度。一方面在数额上进行等级划分。根据数额的不同进行适当延时，在金额设置上还可以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情况、通信网络诈骗发生情况、年龄结构情况等因素。另一方面在危险程度上进行等级划分。受害者对犯罪分子的信任程度是不同的，很多是在半信半疑的状态下，在转账过程中设置等级划分，可以最大程度挽回受害者损失。
3.个人网上转账取消功能。网上转账结束后，对个人而言基本失去了对资金的控制。我们可以在银行之外设置一个资金中转站，在转账后一定时间先进行中转，同时建立双方身份验证机制，取款方身份验证通过方可取款。而个人在发现被骗的情况下可以在中转的时间里取消转账。
（四）减少犯罪的机会
1.媒体对破案宣传。对于我们在打击通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行动和破案成果要及时、多途径进行宣传，一方面展现打击通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能力，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另一方面持续性、梯队式地宣传攻势，可以达到振奋民心、震慑不法分子的效果。
2.唤醒良心。在犯罪人实施特定犯罪的那一时刻通过改变其面临的环境而改变犯罪的决定，从而预防犯罪的发生。利用在自动取款机张贴嫌疑人图像、犯罪后果等告示，或在交易过程中弹出提醒警告窗口等方式通过营造特定的环境让其取消犯罪的念头。
3.诈骗电话转接服务。成立一个专门诈骗电话转接服务中心，设置专门号码。当受害者接到诈骗电话时可直接人工转接到诈骗电话服务中心，或相关安全软件检测到诈骗电话自动转接到诈骗电话服务中心，通过服务中心的统一调度，可以快速对诈骗分子进行线索收集，定位打击。这样诈骗分子也对攻击对象真假难辨，心生胆怯，不敢轻易进行电话诈骗。
4.顺从引导。针对犯罪分子的地域性分布情况，除了加大打击之外要有针对的进行专项引导行动。在诈骗分子重点区域进行大范围道德法制教育，提出自首、就业、创业等相关优惠政策，引导他们走向正途，削弱犯罪动机。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7
当今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为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遇。特别是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政府上网等各类工程的启动，使互联网的服务向多领域、全方位方向发展，网络用户与日俱增。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截止2002年年底，我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5910万，成为世界第二。互联网带来的信息革命，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迅速发展而自身的安全防护能力很弱，许多应用系统处于不设防状态，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网络在为人们提供便利、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使人类面临着信息安全方面的巨大挑战。近年来，网络安全隐患此起彼伏，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与文化观念的渗透、从事违反法律、道德的活动等问题日益突出，计算机病毒和″黑客″攻击网络事件屡有发生，从而对各国的、安全和社会稳定构成了威胁。就有关网络犯罪的法律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网络犯罪；网络犯罪形式多样；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立法
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真正迈进了网络时代的门槛。从来没有哪一种事物，像网络一样，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全方位地冲击着我们的生活。人们的阅读、交流、娱乐乃至商业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网上进行，世界被网络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伴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形成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在先实社会与虚拟社会并存的现状。在互连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的同时，出现了计算机病毒、网络色情、利用网络散布谣言等新型社会问题，还出现了利用网络进行欺诈勒索他人、利用网络侵犯他人著作权、攻击他人计算机系统等多种网络犯罪形式。它具有隐蔽性、智能性、连续性、无国界性及巨大的危害性等特点。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取证、审判又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法律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需要，是调整网络犯罪引起的社会冲突关系的需要，是保障网络健康发展的需要，是使人懂得维护自己的权利、同网络犯罪作斗争的需要，也是教育人守法、预防犯罪的需要。
一、网络犯罪的特征及犯罪形式
现阶段网络犯罪已涉及到绝大部分社会犯罪现象，除了那些直接人对人的犯罪，如杀人、无法通过网络直接进行外，它几乎包括了所有的犯罪形式，而且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将来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犯罪形式。在上述的犯罪形态中，有些如侵权案件早在农业、工业社会即已出现，现在则蔓延到网络这一领域。有些犯罪如网络侵入，则是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
(一)网络犯罪的特征
1.高度的隐蔽性。网络犯罪的作案者，大都是精通计算机网络的电脑高手。他们熟练掌握操作技巧，洞悉网络中的缺陷和漏洞。实施犯罪前没有任何征兆，实施犯罪后留不下任何痕迹。来去无踪，没有任何线索。
2.侦破率低。网络传输数据方便迅捷，可以即点即到，没有空间与时间的区别，可以说网络模糊了国界。此时在国内网站，瞬间登陆到了国外网站，在全球畅行无阻，恣意遨游。对一种犯罪后果的出现，很难判断是国内人员所作，还是国外人员所为，因而侦破几率很低。
3.手段的多样化。各式各样的犯罪手段层出不穷。如盗划银行存款、金融投机、剽窃软件、制作传播病毒、、破解加密信息、利用网络进行婚姻欺骗、盗版侵权、电子邮件骚扰等等。但归结起来，破解系统密码，制作传播病毒，破坏计算机程序，是实施犯罪的主要手段。
4.动机的复杂性。实施网络犯罪的人员中，有的出于好奇，有的是搞“恶作剧”，有的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有的是出于报复心理，有的是敌视社会。也有的是作案动机不明，作些“损人不利已”的事。
5.对象的不确定性。有的是专门针对某机关、银行，有的针对某网站或某类网站，有的针对电子邮箱，有的针对客户端的某种软件，有的是主动出击，有的是守柱待兔。
6.后果的严重性。有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了堵塞网络。如1998年，江西的马某利用计算机对“169”网进行网络攻击，致使全省的169全部瘫痪，损失惨重。据报道，到现在为止，全球共出现病毒约200万种，每种病毒的出现均程度不同的造成一定的损害。仅美国因网络犯罪每年损失达几十亿到上百亿美元。
7.数量越来越大。世界网络犯罪数量急剧攀升。2000年美国五角大楼的网络系统承受了40万次的攻击。
8.作案人员低龄化。网络犯罪的显著特点是以青少年为主。根据国内外已侦破的网络犯罪案件统计，18——40岁之间的占80%左右，平均年龄只有23岁。美国的米特尼克闯入五角大楼“北美空中防务指挥系统”时，年仅15岁。
(二)网络犯罪形式多样
1.网络色情和性骚扰
各国公众和立法更多地关注互联网的内容，特别是性展示材料、物品的传播，成为90年代的焦点，而个人和商务机构则发现了这种未经规范的派发和销售物品的方式。又由于网页的高点击率，吸引了部分广告商开发这些网页。
这些的内容主要包括：
1)张贴图片。也就是在网络上设置网站，或者在网络上利用开放式的Forum或者BBS张贴图片。有的则定期向“订户”发送系列免费图片。
2)贩秽图片、光盘、录像带。在网络上设置贩秽光盘或者录像带，或者在论坛和布告栏公布目录以及交易方式。
3)提供超链接。也就是目前网络上一些网站专门搜集，又加以分类整理，提供超链接，以是不特定的人员上网时链接至相关主页，观赏图片。
4)散布易信息。在网络上提供、散布信息，提供给不特定第三人进行易，或者从事活动。
2.贩卖盗版光盘
因为个人计算机可以轻易地拷贝信息，包括软件、图片和书籍等，而且信息又很容易极快地传送到世界各地，这使著作权的保护更为困难。在网络上贩卖盗版光盘，其内容可能是各类计算机软件、图片、mp3、音乐CD或者影视VCD、DVD等等。同时，有的因为包含色情内容，也成为取缔的对象。
3.贩卖违禁物品、管制物品、人体器官
在网络上贩卖违禁物品、违禁药品、管制物品或者管制药品，比如枪支、、等。各国都发现过拍卖人体器官的网络广告。"活体肾，200万！""5万元卖骨髓。""出卖眼角膜。健康，视力1．5。真实，可靠。穷家为了穷孩子，紧急推出。"在互联网站"网易"的拍卖网页，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体器官买卖信息。从传统的伦理道德看，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是各国法律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
4.销售赃物
在网络上以低价出售或者高价拍卖盗窃、诈骗、抢劫等犯罪得来的赃物。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待售的货物，尤其是二手货，其中有一些可能就是犯罪所得的赃物。
5.诈欺
和传统犯罪一样，网络犯罪中，诈欺也是造成损失较多、表现形式最为丰富多彩的一种类型了。网络诈骗是指行为人利用网络技术及媒介实施诈骗、谋求非法利益的犯罪行为。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2000年10月31日公布的《扫荡网络诈欺报告》，互联网上存在10大类型的诈欺犯罪方法：
1)网络拍卖诈欺。
2)网络服务诈欺。
3)信用卡诈欺。
4)国际数据器拨号。某些经营者，以为上网者提供免费上网浏览色情内容的广告为诱饵，截断上网者原来的数据机，转接上昂贵的国际长途电话。
5)提供免费网页取得信用卡账号。这样的案例也是大多与有关。
6)非法多层次传销。
7)物美价廉的旅游机会。
8)商业机会。
9)投资。
10)中奖与奖品。
除此以外，网络上常见的诈骗行为还有伪造账户、操纵股市等欺诈行为。
6.妨害名誉
网络上发表不实言论，辱骂他人等行为，侵犯他人权益，妨害他人名誉。这种行为以在网络上假冒他人名义征求，人及公布他人电话号码的案例最多。还有将他人头像移花接木到照片上，成为不堪入目的假镜头。
7.侵入他人网站、主页、电子信箱
入侵他人网站后以指令、程序或者其他工具开启经过加密的档案，均可找到处罚依据。但是，入侵者在入侵他人网站后并未开启经过加密的档案，或者开启的档案并未经过加密处理，这种行为各国刑法规定较少。另外还发生入侵后窃取他人档案或者偷阅、删除电子邮件；将入侵获得的档案内容，泄露给他人；入侵后将一些档案破坏，致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甚至无法使用；以及盗用他人上网账号，未经他人同意而拨号上网，而上网所发生的费用则由被盗用者承担，等等。
8.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
在网络上散布计算机病毒，十分猖獗。有些病毒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可能破坏他人的计算机设备、档案。据国际计算机安全协会公布的《2000年病毒传播趋势报告》，电子邮件已经成为计算机病毒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感染率从1999年的56%上升到2000年的87%，一举取代通过软盘存储和网络下载的病毒传播途径。报告同时指出，该年度最具破坏性的病毒中，以“maCRo”、“VBS/JavaScript”以及“特洛伊木马”（trojan）居前三位。
9.网络
很多国家允许行为或者开设。因此有人认为在合法化的国家开设网站，该国不禁止，就不犯有罪。这种意识在设有罪的国家普遍存在。其实，各国刑法都规定了管辖权制度，一般都能在其本国范围内处理这种犯罪。比如，对人的管辖权，特别是对行为的管辖权，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在一国领域，该国即可管辖。
10.侵犯个人隐私
计算机记录及储存功能非常强大，随着网际网络的迅速兴起，个人数据的搜集与利用更为方便和快捷。网络信息化社会日渐形成，人们对科技手段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个人隐私逐渐暴露于公众面前，隐私被侵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英特尔产品pentiumiii在上市时，其内置加入经过随机取样的特殊编码序号的安全序号功能；由于每个安全序号均属独一无二，使得每台计算机于网际网络环境中，其身分将更容易地被大众辨识出来。还有微软windows操作系统"漏洞"将用户计算机信息秘密传送至微软网站（）等等。这些超级硬件和软件厂商直接从事着以自己的产品掌握用户隐私的活动。
11.伪造证件、货币
伪造护照、文凭，以及其他证件，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现在，全球规模的伪造集团已经形成。由于网络的便利通讯方式，跨过伪造文凭、证件的广告，丝毫没有障碍。例如，一些人不定期地向电子邮件用户发送提供学位证书的宣传。美国参议院政务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调查委员会指出，目前利用互联网伪造证件，占全美伪造证件案例的30%。利用互联网伪造证件有三种方法：一是从公开贩卖假证件的非法网站上，购买直接按照顾客名字制作的假证件；二是购买“模板”软件，自行伪造；三是利用网上公布的个人资料，据以伪造证件，加以贩卖牟利。
12.教唆、煽动各种犯罪，传授各种犯罪方法
除了教唆、引诱接触物品的网站外，还有形形的专业犯罪网站。有的本身就是犯罪组织所开设，比如各种组织、暴力犯罪组织、恐怖主义组织等。普通人所开设的专业性的犯罪网站则更多。比如有一些专门的自杀网站，就曾引起网友相约自杀。
网络上进行煽动危害一国安全的情况也值得关注。比如，敌视中国国家、政府、人民的网站就为数不少。在日本，有一个网站，公开宣扬“中国人就是犯罪人”，这和东京都警察部门在2000年向全社会的“看到有人像中国人，就报告警察”的宣传品没有什么差别。德国新纳粹分子也在相关法律并不非常严格的德国邻国，甚至在更远的国家设立网站，通过网络散布种族主义，并组织行动。
13.恐吓、敲诈勒索
2000年6月底期末考试来临之时，韩国一名17岁的高一学生，从网上下载了一些色情照片，把学校三位女教师的头像组合起来，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寄给三位女教师，威胁她们必须把期末考试的题目发到她的电子信箱，否则就把这些照片在网上公布。三位教师经过商量后，选择了报警，将该生抓获。
二、打击网络犯罪面临的问题
世界各国均有打击网络犯罪之举，但是贩卖盗版光盘、张贴图片、入侵他人网站，仍然猖狂。主要问题是网络犯罪破案率极低。主要原因是：
1.互联网本身的缺陷
internet的前身aRpanet主要在开发不受战争破坏的分散式网络系统，其目的是要将信息从传递端顺利地传送到目的端，因此资料安全或者网络安全并不是aRpanet当时设计的目的。这也是目前在internet上设的商务网站容易受到黑客攻击的原因。
2.黑客软件的泛滥
目前网络上的操作系统以微软的windowsnt及UniX为主，这些操作系统或者一些软件或多或少存在一些漏洞，一些人利用这些漏洞设计了一些攻击程序，并上传到网络上到处传播，俯拾即是。
3.互联网的跨地域、跨国界性
互联网本身具有跨地域、跨国界性，没有空间限制。因此，网络色情无法杜绝。即使禁止了一国的，也不能有效地将他国的禁之门外。网络信息散布迅速，基本上没有时空限制，影响范围极其广泛，层次极其繁多。而在网上来源网址可以假造，犯罪者身份有可能隐藏起来，加以网络犯罪证据极为有限，其证明力又大打折扣，而且极易被毁灭，所以追诉犯罪的证据问题变得非常关键。
4.网上商务存在的弊端
从各国过去查获的利用信用卡在网站上购买商品的诈骗案例来看，发现这些网站没有采用Set或者SLL的网络付款安全机制，使用者仅需输入信用卡号以及信用卡有效年月两项资料，取代实体商店的刷卡过程。这两项资料传送到结算中心，要求授权，因为没有刷卡过程，而信用卡号及有效期又可轻易取得，为网络诈骗打开方便之门。据英国tradingStandardinstitute公布的调查显示，25%的网站不安全，黑可可以得到客户的信用卡资料以及其他更多的信息。同时，还发现网上购物还有交货速度慢，价格昂贵等问题。该机构还发现，38%的订货无法准时送达，17%的订货没有送到。
5.互联网性质的不确定性
在互联网上信息，其性质根本不是传统观念所能涵盖的。有人认为，在线服务提供人，类似报纸发行人，在网页前，推定其已经像传统的出版社那样，审查了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则为其所默认。有人认为，这种类推非常不妥。却觉得互联网服务提供人像书店，只是信息的贩卖者，而不承担审查的责任。在美国，这两种案例都出现了。但是，其责任却极为不同。对于书店，美国《诽谤法》给予了极大的保护（Smithv.California，1959）。有的法院就将这个判例法适用于在线服务提供人，使其责任大为减轻。
6.司法标准不一
许多贩卖盗版光盘的网站或者合法地开设在法律对此不加禁止的国家。如果这些网站不触犯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即使触犯了他国的法律，服务器所在国既无法处理，也无法提供司法协助。只有网站内容触犯两国法律，才有合作的基础。在各国司法标准不一的情况下，打击网络犯罪力不从心。
美国国内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剧增，美国国会曾经寻求对互联网上的色情内容加以限制，于1996年通过CommunicationDecencyact（CDa），作为《电子通讯竞争和规制法》的一部分。CDa禁止通过计算机网络或者其它电子通讯媒体向未成年人传播物品。该法规定对故意违反者，最高可处以5年监禁和250，000美元的罚金。宪法第一修正案拥护者和在线机构马上提讼，认为该法在限制言论自由方面违反宪法。宾夕法尼亚州的法官同意了他们的，认为该法过分宽泛，因为它在保护未成年人时，也限制了成人的言论自由（americanCivilLibertiesUnionv.Reno,1996）。1997年，最高法院也判定该法有关规定过于宽泛。
7.多数国家对计算机打击不力
麦克唐纳国际咨询公司组织进行的这一调查显示，多数国家的刑法并未对计算机犯罪制定罚则，52个国家中仅有9个国家对其刑法进行了修改，以包罗与计算机相关的犯罪。该公司总裁布鲁斯-麦克唐纳表示："很多国家的刑法均未涵盖与计算机相关的犯罪，因此企业和个人不得不依靠自身的防范系统与计算机黑客展开对抗。"该调查涉及一系列计算机犯罪，包括从事黑客行为、病毒传播、伪造、偷窃以及阻止用户正当的登陆网站等。33个国家尚未对其刑法加以修改以应付有可能出现的任何一种计算机犯罪，但其中17个国家正在着手准备修改法律。10个国家已制定了针对5种或是更少的计算机犯罪的法律，9个国家已制定法律对6种以上的计算机犯罪提出诉讼。美国已制定了惩治9种计算机犯罪的法律，唯一漏洞是网上伪造活动。日本也制定了针对9种计算机犯罪的法律，唯一漏洞是传播病毒。总体上，很多国家即使制定了相关法律也显得罚不当罪。欧洲理事会正在制定一部国际计算机犯罪条约，该条约将调整数据或硬件破坏、儿童、盗版及侵犯知识产权以及其他互联网犯罪。计算机网络是上世纪世界百个重大发明之一。它已经和正在为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计算机网络在给世界带来数字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数字犯罪的恶果。
8.实证全无，证据有限
一般犯罪案件都有现场、凶刀、血迹、枪弹、血衣等实体的迹证。但是，网络犯罪留下的最多也仅有电磁纪录，而不会有指纹、Dna等证据，所有稽查起来很难。另外，如何提升电磁纪录的证明力也是一大挑战。
9.轻松按键，毁证容易
网络犯罪非但证据有限，而且这些证据十分容易毁灭。例如，电脑内部帐册、名册、浏览记录等不法资料，只要轻按删除键或执行格式化指令，即能于瞬间毁灭。
三、网络犯罪立法的趋势
(一)网络犯罪的国外立法状况
1.发达国家的立法
从各国应对网络犯罪的立法来看，主要种类有：一是单行网络犯罪法律；二是在刑法中单列网络犯罪章节；三是分布于刑法各章节中，或对原刑法条款进行修改。比如，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于1978年通过了第一个网络犯罪法案。1984年10月美国正式通过了《伪造存取手段以及计算机诈骗与滥用法》；联邦德国于1986年8月实行的《第二次经济犯罪法》对刑法进行了修正；英国于1990年通过了《计算机滥用条例》。此外，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瑞典、法国、挪威等国先后制定了有关网络犯罪的法律、法规。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国家逐步加大了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
2.国际组织与国际协作
网络犯罪的无国界性，使得世界各国都普遍认识到了它的严重性，同时各国也认识到打击网络犯罪是一国的力量所无能为力的，必须建立国际间的密切合作。一是建立全球网络犯罪防范体系；二是有效打击网络犯罪行为；三是合理解决各国的网络空间纠纷；四是将网络空间活动纳入明确的法律规范之下。
(二)我国的网络犯罪立法状况
首先，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规章。如1994年2月1日，国务院以第147号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条例》，它是我国计算机系统安全保护的立法开端；此后于1997年5月20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1997年12月30日，公安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1998年2月13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这一系列的法规规章与《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及其他相关的部门法律，共同形成了一个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体系。
其次，对网络犯罪的强有力打击是，我国于1997年3月14日，新通过的《刑法》第285条、第286条和第287条对计算机犯罪首次进行了法律规定。
第285条规定了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即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第286条第1款规定了“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即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删除、修改、增加、干扰，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不能正常运行，后果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该条第二款的破坏数据和应用程序，第三款规定的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行为，后果严重的，按第一款规定处罚。
第287条规定，利用计算机实施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其他犯罪，按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其实，对于第285条和第286条规定的犯罪，可以理解为对网络自身实施的犯罪，其对象如：客户端、服务器、各类应用程序及存储的各类数据等等。也可以说是一种狭义的网络犯罪。而第287条规定的犯罪是一种广义的网络犯罪，在这里只是把计算机网络当作犯罪的一种技术工具，其犯罪的实施对象，是网络以外的其他有形或者无形资产。
(三)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
《刑法》的网络犯罪规定，在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对网络中的新出现的情况，进一步细化或做出新的规定：
1.计算机病毒问题。有的病毒能立即对网络产生危害作用，而有的当时并不破坏应用程序，如“木马”类病毒，它只是窥探、非法获取他人的隐私或个人信息，对用户的影响绝不可小觑。
2.对网络设备的物理性损坏问题。比如，直接损坏硬盘，而硬盘上保存了重要数据。是否仅把硬盘作为一般性的财产处理，而不考虑其硬盘数据的安全性呢？
3.电子邮件的频繁骚扰问题。
4.金融、证券、保险及公益部门服务业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这些领域的计算机系统遭到破坏，其损失和影响同样是相当巨大的，也应纳入《刑法》第285条的保护之列。
5.色情网络传播问题。
6.有害政治信息传播问题。
7.对由于网络主管人员的过失而造成重大网络损失，是否追究刑事责任问题。
8.单位应否成为网络犯罪主体问题，等等。
中国互联网协会今年5月正式成立。6月初，我们参加了国际互联网协会第11届年会。这次大会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次对互联网的“管制和立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会上各国代表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对互联网进行必要的管制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犯罪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日益扩大，根据现在形势的发展需引进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研究对网络犯罪的立法，从技术层面对网络犯罪的形势进行定性，在现行立法人性化的趋势下，对网络犯罪的立法将更加有依据，可以提高立法的准确性、科学性。
另外，由于网络及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黑客程序及病毒程序在网络中的迅速传播，造成现在的网络犯罪手段更隐蔽、危害性更巨大、波及区域更广、采用的技术更先进、犯罪人员的目的性更复杂、犯罪人员的组成更多元化，随之带来很多新的法律问题，需要更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参与网络相关法律的制定。只有专业技术人员与法律专家相结合，以现实社会的法律为基础，适应网络社会的快速发展，制定出涉及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量刑尽可能适应各种犯罪情形，才能规范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才能使人们更相信网络，引导网络社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以利于信息化社会的顺利、迅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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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8
关键词：金融犯罪；死刑；废除
中图分类号：D924.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4）05-0060-04
随着金融市场的建立与繁荣，金融类犯罪现象不断产生，并有扩大之势。就目前的刑法条文规定来看，金融犯罪并非独立的罪名，而应当认为是一类犯罪的类罪名。金融犯罪，有别于经济犯罪，主要是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领域中，违反金融管理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危害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处罚的行为。金融犯罪的范围小于经济犯罪，金融犯罪是经济犯罪中的一部分犯罪行为，是经济犯罪的子概念。对于金融犯罪的范围，学界仍存在争论。经过对刑法条文的揣摩与分析，笔者认为，金融犯罪就是与金融有关的活动的破坏行为。我国现行刑法有关金融犯罪是分别规定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1]62因此，本文对金融犯罪的分析仅限于《刑法》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五节。
金融犯罪破坏了市场经济中有关货币、银行、信贷、票据、外汇、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产品的管理制度，对于市场经济活动有社会危害性，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性、公开性以及公正性。因此，严重的破坏行为被认定为金融犯罪，行为人不仅要承担民事、行政责任，还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一、我国金融犯罪的死刑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金融犯罪的规定共计29个条文、44个罪名。刑法对于这44个罪名配置的刑种既有主刑，也有附加刑。主刑规定了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规定了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我国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具有档次少、跨度大、刑种多的特点。[2]14对于金融犯罪的主刑，刑罚配置主要集中于拘役、有期徒刑，另外一些相对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设置了无期徒刑，但是仍然存在金融犯罪的死刑的情况。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从1997年《刑法》制定到2011年之前，金融犯罪中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有五个罪名，涉及四个条文。这些分别是《刑法》第170条伪造货币罪、第192条集资诈骗罪、第194条票据诈骗罪及金融凭证诈骗罪和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2011年颁布《刑法修正案（八）》是历次刑法修正中修改幅度和力度最大的一次，其中对于量刑尺度进行了较大调整，特别是对部分犯罪的量刑取消了死刑，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作用。针对金融犯罪的部分，第194条票据诈骗罪及金融凭证诈骗罪和第195条信用证诈骗罪的死刑被废止。至此，金融犯罪的部分仍然保留死刑的犯罪只有两个罪名，涉及两个条文，即第170条伪造货币罪和第192条集资诈骗罪。
苏惠渔对《刑法修正案（八）》部分罪名的死刑废除评价为“里程碑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终于踏上了废除死刑的道路。[3]4在刑事法律界对于死刑制度的改革，普遍看法是“保留死刑，逐步削减，最终废止”，即现阶段保留死刑，但应限制和减少死刑，在可见的未来则要全面废止死刑。[4]272在死刑制度改革的道路上，有学者提出了分阶段、分步骤、分类型地逐步废止死刑罪名。这个递进的过程主要是先考虑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接着考虑废止非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在条件成熟时再废止致命性暴力犯罪的死刑。[5]92无论是伪造货币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都不具有暴力性。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其他金融犯罪的死刑予以废除，唯独留下对这两项罪名的死刑，这不得不说是立法上的遗憾。因此，笔者认为，对于金融犯罪的死刑规定也应当立即予以废除。
二、金融犯罪死刑废除的依据
（一）生命权至上的价值理念
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带来了欧洲理性主义思想的兴起，哲学家们更多关注人类自身。其中，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都赞同生命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也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权利。对生命不可剥夺性，从绝对的角度出发，任何人的生命权都不得因为任何情况而终止；从相对的角度出发，生命的不可剥夺性不以剥夺他们的生命为前提。生命不可剥夺性确定了生命价值高于财产价值。金融犯罪中，无论是伪造货币罪，还是集资诈骗罪，皆为利来，皆为利往。尽管获利的手段大相径庭，行为的动机千差万别，获利的数额大小不一，但是金融犯罪的行为人都只是为了财产的利益。
衡量金融犯罪时，因犯罪的数额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判处行为人死刑，这无疑是对人类生命的贬低。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气绝而不续者也。[6]596对于个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而物质财富却是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可以失而复得，但人死却无法再生。即使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再大，与人的生命价值相比较而言，都是次要的。因为金融犯罪造成财富的损失，就要以活人的鲜血来祭奠，不仅残忍，而且无理。生命权至上的价值理念奠定了废止金融犯罪死刑的基础。
（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
在立法上，罪刑相适应最先为1791年法国刑法典草案所确认。在关于该法典草案的报告中，议员列彼列吉耶将罪刑相适应作为配刑原则予以阐明，旗帜鲜明地主张“罪刑应当相称”，“刑罚的性质应和犯罪的性质相适应”。[7]211793年法国宪法所附的《人权宣言》第15条规定：“刑罚应与犯法行为相适应”。[8]548罪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立法机关在设置刑罚的时候，充分考虑犯罪行为的特点，配置与之刑事责任相适应的刑罚措施。贝卡利亚对罪刑相适应原则作过论述，认为：“如果对两种不同程度地侵犯社会的犯罪处以同等的刑罚，那么人们就找不到更有力的手段去制止实施能带来较大好处的较大犯罪了。”[9]79金融犯罪侵犯的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最直接的后果是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式，所适用的犯罪应当是最严重的犯罪。生命的不可剥夺性也说明了任何非生命的损失都不能用生命的代价来弥补。金融犯罪在犯罪基本构成特征中不以他人人身作为犯罪对象，其社会危害性显然有别于故意杀人罪等犯罪，但两者的法定最高刑却同为死刑，这显然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10]32
因此，从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的角度来说，金融犯罪的死刑设置不科学，应当废除。
（三）刑罚难威慑的社会现实
刑罚功能主要是对犯罪人的功能、对受害人的功能以及对社会的功能。对于犯罪人，死刑一旦执行，从报应的角度来说，他得到了惩罚；从功利的角度来说，从根本上遏制了他的再犯能力。死刑对于任何犯罪的特殊预防功能都是显而易见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这样的方法，对于犯罪人，尤其是不以他人生命为目的的金融犯罪行为人，是残忍的和不人道的。除了手段的残忍性，死刑对于金融犯罪的遏制却是无力的。例如，集资诈骗罪中的犯罪行为人在实施行为的最初一般都不是实施犯罪，只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是金融市场有风险，往往在金融风暴中行为人被席卷得血本无归，导致无法偿还他人的借款，最终演变成集资诈骗犯罪的悲剧。死刑的设置未能成为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金融投资的失败亦非行为人的愿望。因此，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人实施死刑，不是刑罚所追求的效果。
对于金融犯罪行为的受害人，死刑的执行虽然能解一时之气，但是从长远来看，金融犯罪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因犯罪人被执行死刑而得到填补。无论伪造货币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都会在不特定的范围内存在受害人。由于金融犯罪行为的利益性，受害人遭到的损失只是物质财富方面的。剥夺犯罪人的生命对于受害人的物质损失于事无补。如果保留犯罪人的生命，犯罪人能够反省自己的行为，其内心的不安也可能会促使其在有生之年，积极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对于社会的其他人，设立金融犯罪的死刑，并没有减少金融犯罪的数量，相反却频频出现吴英、曾成杰这类的大案要案。金融犯罪的发生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原因，过于倚重死刑的一般预防功能，收效甚微。金融犯罪是高智商的犯罪，实施犯罪需要投入物质的成本，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实施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法发挥死刑的威慑效果。
从刑罚功能的角度来看，金融犯罪的死刑的设置是无价值的，对于金融犯罪适用死刑不能达到特殊预防犯罪人的功能，也不能达到一般预防社会其他人的功能。因此，对金融犯罪适用死刑并不是实现刑罚目的的最优选择。
（四）成本与效益的兼顾平衡
死刑作为剥夺生命的刑罚方式，是最为严厉的制裁方式。适用死刑的案件，不仅司法部门会慎重考虑，而且媒体和社会公众也会密切关注。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当下，对于涉案数额巨大的犯罪，经过媒体的渲染披露，必然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比如2012年吴英集资诈骗罪案、2013年曾成杰集资诈骗罪案，都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和讨论。面对这类案件，整个社会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公众高度关注，学界反复探讨，法院多方考量。吴英案中，吴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保有了她一丝生气。曾成杰案中，曾成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且已经被执行。曾成杰的死刑执行的不合常理之处，不仅引起他的家人的质疑，同时也一度引得社会公众的种种猜测。两年时间内，两起同样罪名的案件，一生一死的结局，引发社会各界的讨论。其中司法机关投入了巨大的成本，论证生与死之间的距离。甚至在曾被执行死刑后，最高人民法院仍然需要出面说明曾成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因，以及与吴英案的差别。[11]
金融犯罪的死刑案件的司法程序复杂，会经过一审、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甚至还会经过再审程序，这其中已经包含巨大的司法成本。此外，司法部门面对判处死刑的质疑声时，需要说明同罪名不同结局案件之间的差别，从而证明死刑判决的正当性。与司法的审判同时进行的往往还有民间的审判。民间舆论界的唇枪舌战意味着大量媒体资源的投入，不仅包括主流媒体，还包括网络上的各路草根力量。如果金融犯罪死刑全面废除，首先能够节约司法成本；其次，当金融犯罪不再涉及生死之时，媒体与社会公众不需要对生死之争投入过度关注，如果减少这类案件的过度关注，可以关注更需要关注的人群。
创立罪名和设置刑罚，不仅需要考虑其必要性，更需要考虑成本与收益。判处金融犯罪的死刑，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但最终收获的是朦胧的正义。因此，兼顾社会资源分配，从成本与收益相平衡的角度，金融犯罪的死刑应当予以废除。
三、结语
重刑，作为一种制度和理念，在中国刑法史上长期存在。作为重刑的表现形式之一，死刑更是贯穿于中国刑法史，一刻也未被统治阶级放弃。中国历史上，处死刑的罪名庞杂，夏有大辟二百，周有杀罪五百。[12]567《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13]932死刑的制度借助中国历代的执政者的强权得到维护，杀人偿命的观念在汉高祖约法三章时就开始扎根。当一种观念借助各种手段在群体头脑中扎了根，它便具备了不可抵抗的力量，甚至还会影响历史轨迹。[14]33死刑的观念是在中国古代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形成的，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观念遗传进行传递，因此这样的观念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动摇国人的死刑理念，需要时间来慢慢进行渐进式的改良。
金融犯罪死刑的完全废除，应当是对国人死刑理念的第一步改造。社会发展到今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生命的价值会更加凸显，整个社会都会对生命存有敬畏之情。金融犯罪的死刑正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才有可能提出废除。在生命至上的时代，金融犯罪的死刑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取向。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了生命至上的理念，而金融犯罪的死刑与该原则有所违背。从刑罚的功能角度来说，社会不会再单纯追求其中的报应和功利效果，而更看重刑罚对犯罪人的改造。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当金融犯罪的死刑废除后，应当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到犯罪人的改造问题上，而不是论证是否该杀的问题。
死刑存废这一议题，不是一个非黑即白、选边站队的游戏。这一议题牵涉的不仅是深层的价值选择、正义观、人性论，而且牵动了深刻的情绪。对于一个向往正义的人，死刑多少构成一种诱惑。但是在舆论导向喊杀的时候，每个人应当停下来，仔细思考。或许，只有完人才有资格向罪人扔石头，但是真正的完人是没有的。一项犯罪行为要被判处极刑，必须进行反复论证。正如《泷冈阡表》中欧阳修记载其父亲断案的心态：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只有当为了犯罪人寻求生路却无能为力的时候，那么犯罪人和断案人就都没有遗憾了。金融犯罪的犯罪人是存在生路的，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者在下次修法的时候，能否综合考虑将金融犯罪中的死刑规定都废除，让犯罪人没有遗憾，更让法律不存在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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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9
近年来,储蓄卡(借记卡)内存款被盗纠纷呈上升趋势。针对储蓄卡内存款被盗的种种案情,准确分析相关法律关系并适用法律进行责任界定,是预防纠纷发生和协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储蓄存款合同纠纷;储蓄卡;责任界定。
与传统的银行存折、储蓄卡相比,银行信用卡(贷记卡)、储蓄卡(借记卡)、自动取款机、银联poS机等高科技没备和技术在银行储蓄存款业务中的运用,极大地提高了银行的工作效率,也方便了客户办理个人储蓄业务,但因储蓄卡内存款被盗导致的纠纷案件也呈逐年上升态势。为此,笔者从分析该类纠纷涉及的法律关系入手,研究各方的举证责任,从而找到具体界定责任的相关办法和措施。
一、储蓄卡内存款被盗涉及的法律关系
储蓄存款合同是储户将资金交付给银行等储蓄机构,储蓄机构按照约定向储户支付本金和利息的合同。当储户从银行等储蓄机构取得储蓄卡时,一般都会在银行的格式化领用合约或储蓄卡章程上签字,说明储蓄卡密码由储户设定和修改,储蓄机构依据密码等电子信息为储户办理的各类交易所产生的电子信息记录,均为该项交易的有效凭证,凡使用密码进行的交易,储蓄机构均视为储户本人所为等。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性质是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是合同法律关系。涉及存款被盗时也有刑事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盗取了银行资金而形成的刑事法律关系,或者是犯罪嫌疑人采取诈骗等形式取得储户的储蓄卡及密码,诈骗储户的存款等刑事法律关系。
首先,针对民事法律关系,从合同角度进行分析,重点区分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储蓄卡号码信息实际反映储户在银行的账户,储户将资金存入储蓄卡内,实际是储户将资金存入了自己在银行的账户中,银行的电子信息记录是储户对储蓄机构享有债权的凭证,不能把储蓄合同作为保管合同认定。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有储户认为储蓄机构将储户卡内的存款支付给他人,侵犯了储户的合法权益,储蓄机构应当向储户承担赔偿责任;这种观点就是混淆了储蓄存款合同和保管合同的法律性质。即误认为储户账户内的款项所有权属于储户,储蓄机构若将此款项支付给他人,则构成侵权并因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事实上,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储蓄机构违反储蓄存款合同约定向储户之外的第三人的付款行为,不能构成对储户的有效清偿,不能消灭储户和储蓄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储户仍对储蓄机构享有债权,储蓄机构以存款已被支付为由拒绝储户的付款请求,是违反存款储蓄合同的违约行为,而非侵权行为。
第二,储户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犯罪嫌疑人通过网上、短信等诈骗形式,以及通过胁迫等暴力手段取得储户的储蓄卡账户信息及密码,并进而取得了储户储蓄卡内的存款,这时候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应当通过公检法机关进行侦查、审查和判决,储户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刑事附带民事法律关系,或者另案起诉的民事法律关系,即犯罪嫌疑人应向储户返还犯罪所得并赔偿储户的损失。
第三,储蓄机构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犯罪嫌疑人如果通过在储蓄机构的atm机等设施上设置伪造的读卡器、或者加装摄像头等犯罪设施,盗取得储户的账户信息及密码,属于犯罪分子侵犯了储蓄机构的财产权利,形成了犯罪分子与储蓄机构之间的侵权法律关系。
二、储蓄卡内存款被盗纠纷各方的举证责任
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中,依据不同的案情,各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同的举证责任。银行等储蓄机构在储蓄卡内存款被盗案件中,也应当举证证明自己严格履行了各项法定及储蓄存款合同约定义务的事实。如:在储户开户后,储蓄机构就为储户分发了《储蓄卡使用手册》,告知储户安全合理使用储蓄卡的知识;储蓄机构atm自动柜员机在取款时未插入银行卡时,提示内容为“警方提醒:注意谨慎操作,谨防他人窥视密码,妥善保管回单”,在插入银行卡后提示“请勿在有人窥视和干扰时操作;请勿向任何人透露您的密码;如有异常情况,请致电我行统一客服电话XXXXX,在输入密码时提示“为了保障您的资金安全,交易时请确定身边没有其他人,以防止密码被窃取;请您务必按照atm机内提示操作,任何atm机外的提示或表示均非本行行为!不要向任何人泄露您的密码,包括银行工作人员”。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是一般的合同纠纷,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储户要求银行对其被盗存款承担支付义务时,必须对以下事实承担举证责任:l、储户存款被盗取的事实;2、储蓄机构在履行与储户签订的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有违约的事实;3、存款被盗取与储蓄机构的违约行为之间有必然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储户证明自己储蓄卡内资金被盗的首要证据是自己到公安机关的报案材料,实际上报案材料不足以证明储户存款是被犯罪分子盗取的事实。在实际情况看,储户举证证明以上事实难度较大,但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安全等角度考虑,不宜将上述举证责任由银行等储蓄机构承担,否则有可能引起道德风险。原因是银行的信用卡、储蓄卡执行是国家公开的、通用的技术标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发行的各类银行卡,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因此,当犯罪嫌疑人通过各种渠道掌握了储户的账户信息及密码后,完全可以复制出克隆卡,从而将储户储蓄卡中的存款取走;同时,如果储户自己故意将自己的账户信息及密码告知给他人,也完全可以将账户资金取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免除储户的举证责任,仅通过储户的自述和报案材料就认定资金被盗,进而要求银行继续对储户承当支付存款的义务,就有可能对银行的资金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当然,储户的举证责任,可以通过调取公检法机关对犯罪行为的侦查、审查、判决等相关材料来完成。
三、储蓄卡内存款被盗纠纷的责任界定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这应当是具体处理各类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件责任认定的法律依据。
1、储户受到诈骗将自己的储蓄卡及密码交给了犯罪嫌疑人,导致自己储蓄卡账户信息及密码等泄露的,银行等储蓄机构不承担责任.应当由储户自己通过法律途径向犯罪嫌疑人追偿。如果诈骗人通过短信、网络、暴力强迫等手段获取了储户完备的取款信息,甚至取得了储蓄卡,储蓄机构向诈骗人的付款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瑕疵,那么诈骗人实质就是骗取或窃取了储户对银行的债权,从而获得了要求储蓄机构付款的全部权利,银行等储蓄机构对诈骗人的付款完全合法有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存款被诈骗的受害人是储户,而不是储蓄机构。例如.某甲在银行乙处办理借记卡—张,2001年12月至2003年间,某甲一直使用该借记卡存取款和在商场消费,2003年7月16日,借记卡内尚有111196元。但在同年7月28日、29日、30日,某甲的借记卡内的存款多次被他人支取,共计111160元。为此,甲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银行乙赔偿其被他人取款的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甲乙双方就借记卡的发放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双方当事人依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银行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取款的借记卡是真实的(因为借记卡在罪犯手中,又未破案),也不能证明电脑系统的防伪性无瑕疵,银行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结果一审银行败诉,判决银行乙承担赔偿责任。宣判后银行乙不服,提出借记卡取款必须掌握借记卡密码,而此密码除借记卡持卡人外其他人均不知道,银行乙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故甲自己泄露密码,由他人取走存款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由于借记卡仅凭密码即可取款,银行没有过错。一审法院有关甲乙双方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要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二审法院抓住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改由某甲提供银行有过错并举证,后因某甲无法举证银行可以通过电脑系统掌握客户密码,法院最终推定只有某甲知道密码并泄露给他人,从而某甲从一审胜诉到二审败诉,银行乙从一审败诉转为二审胜诉。笔者认为二审法官的判决是正确的,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密码泄露与储蓄卡内存款被取走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在本案中,由于遵循了民法的举证原则这个法律规则,巧妙地运用到举证分配中去,改变了储户是弱者的传统思维定式。其实在本案中储户并非弱者。也并非一定要银行举证,这是非常有新意的创举。
2、银行等储蓄机构在储蓄存款合同履行中有违约及过错的责任认定。《商业银行法》第六条规定:“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这是商业银行法对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中诚实信用等原则的具体化。这里有一个案例:2003年5月22日晚8时,上海市民顾某欲进中国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的自助银行,看到该自助银行门禁上有一个装置,上面有“进门前请先刷卡并输入密码”的提示语。顾某按提示刷卡并输入密码后,自助银行的门却没有打开,无法入内的顾某即离开了,6月10日,顾某又到银行取款时发现储蓄卡内的资金短少了10068元,遂向警方报案。后经已生效的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03)徐刑初字第52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是犯罪分子罗某、陈某在多家金融机构的自助银行门禁上安装盗码器,共窃取了23个人的储蓄卡账户信息和密码,再通过atm机取款11万元,其中就包括顾某的1万元(跨行取款手续费68元)。顾某得知以上事实及证据后,要求其储蓄卡开户行支付其10068元及利息,协商不成,后诉至法院.2004年12月20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顾某的开户行给顾某10068元及利息。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生效并履行完毕。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等储蓄存款机构就是违反了储蓄存款合同履行中,储蓄机构应保障交易场所安全、防范犯罪发生、向储户及时通知犯罪手段和保障存款人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这是储蓄机构在储蓄存款合同履行中违反了法定和约定义务,应当按照储蓄存款合同的约定向储户承担正常的支付存款义务。
跨境网络诈骗判刑案例篇10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互联网金融新生态；刑事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4.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2031（2016）01－0025－05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各种金融创新工具、产品和衍生品进入市场，金融消费者因而改变了银行存款等单一理财渠道，开始尝试与时俱进，拥抱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热潮。然而，与当前互联网金融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消费纠纷频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不强、识别风险能力亟待提高。2015年11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然而指导意见毕竟比较原则，各种权益保护措施亟待细化。本文试图就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问题建言献策，以期在鼓励金融创新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积极促进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有关概念、
情况和问题作为一个外来词，“金融消费者”的定义首先诞生于英国《2000年金融市场与服务法》。[1]此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法规亦将此问题纳入保护和予以规范。如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规定，金融消费者是指“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在我国，金融消费者观念缘起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浪潮冲击监管的背景之下，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扩展和延伸，亦有其独特的价值和独立的内涵。根据2013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事实上，互联网金融作为网络与金融的完美结合，网络只是平台，实质仍是金融，因此其独特性决定了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往往比一般金融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因为互联网金融既有技术安全上的风险又有金融业务上的风险，各种风险相互叠加、交织，其隐蔽性、传播性、突发性更为突出。鉴此，笔者认为，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是指在我国境内通过依托支付工具、社交网络、搜索引擎等互联网工具购买、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自然人以及中小投资者，也就是金融消费中的弱势群体和长尾部落。互联网金融以其较低的交易成本、便利的交易方式等优势，极大地拓宽了社会大众的投资渠道，表现为大量的消费者主要从众多的网民中产生，其认为网购的金融产品和其他普通商品无异，加之一些金融产品交易门槛低，片面突出收益，容易引发非理性购买，尤其当“羊群效应”和“噪声交易”相黏结，进而引发消费者的过度投机。如余额宝的曾经的辉煌和成功，足以证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群体之庞大和对金融产品需求之旺盛，甚至曾经一度达到了疯狂程度。但是，多数消费者并不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对金融风险也没有理性认识，抵抗风险能力弱，信息不对称问题十分突出，如随意披露个人信息而未注意隐私保护，对自身维权的主动性不强，对资金安全防范意识薄弱，等等。实际上，现在很多p2p网贷平台在准入门槛、行业标准、监管措施上还较为薄弱，运作随意性大，有的逐步演变为“资金池”、自融或者非法集资的工具，甚至身陷刑事犯罪的深渊。据统计，2011年至今，p2p行业出现诈骗、提现困难、跑路等问题的网贷平台超过100家，投资人的资金超21亿元被套牢，在出现问题的平台里，浙江、广东、江苏的数量最多。[2]此类非法集资案件，参与者人数众多,网上串联、网下聚集，影响敏感广泛，容易产生“蝴蝶效应”，极易引发经济、社会乃至稳定方面的连锁反应，也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问题更为紧迫。互联网金融所秉持的互联网思维和普惠金融的理念，使消费者人群呈现几何级数扩散，但是相伴而来的不法侵害日益增多。因此，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刑事保护，构建互联网金融新生态体系的运行逻辑，应当以消费者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互联网金融生态建设的良好环境。正因为互联网金融生态事关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其中消费者作为生态圈的核心，加强其保护对规范金融市场秩序、提振消费者信心、实现金融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的规定，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主要包括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在当前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创新浪潮中，针对消费者的刑事犯罪涉及侵犯公民财产类犯罪和侵犯公民信息类犯罪较多，因而这也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此外，在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长期狭窄的情况下，随着我国民间借贷的泛滥、各种金融创新的泛化以及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以小额借贷为主的p2p网贷反而呈井喷式发展，其中许多名义上是网络借贷，实质上就是非法集资。因此，在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众多权益中，最核心的权益就是资产安全权和信息安全权。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的基本原则
从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双视角出发，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刑事保护处于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的交叉地带，因此要明确“底线规则”，进一步净化互联网金融生态环境，保持互联网金融创新的活力。总体而言，要秉承慎用刑事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准则，依法保护，妥善处置，这样既能维护司法的公正性，避免产生选择性司法，又能减少插手经济纠纷，避免过度的犯罪化。具体而言，在保护主体上，要坚持行政监管与刑事司法相结合的协同保护原则；在保护行为上，要坚持慎重介入与主动作为相结合的宽严相济原则；在保护对象上，要坚持兼顾经营者与消费者利益的衡平主义原则。
（一）协同保护原则
一般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需要六道防线，包括金融消费者本身、自律性组织、监管机构、仲裁和司法机构、外部监督等在内的主体形成合力，才能落实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目标。[3]然而，互联网金融业务常常游离于传统的金融监管之外，处于远程的、虚拟的交易环境之中，其本质是公开化的陌生人主体交易。与传统金融业相比，互联网金融在交易过程中更容易引发风险信息披露不充分、交易价格不透明、消费者个人信息使用不恰当等问题，从而更容易导致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4]在此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行政监管部门和刑事司法机关责无旁贷。从2011年开始，“一行三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相继成立了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或部门。然而，互联网金融风险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破坏力大，监管部门在事中事后监督上又存在“脱节”现象，许多问题和风险往往要到触及刑事犯罪的“底线”才能发现。此外，互联网金融犯罪具有跨时空、高智能、虚拟性等特点，加之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行政犯，这就决定了必须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构建全方位的协作网络，形成合成化的保护制度，健全完善行政执法机关和刑事司法机关共同参与的互联网金融安全监管机制，共同推进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朝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协同化方向发展。当然，作为刑事司法机关，仅靠自身很难单独顺利完成搜集证据、证实犯罪和侦破案件的任务，因此要坚持“资源整合、共享互利、协同作战、合成保护”理念，进一步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的作用，与“一行三会”、工商、税务、科信等部门密切配合，健全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立体化防控体系，共同应对和妥善处置互联网金融涉及的刑事风险。
（二）宽严相济原则
互联网金融是体验式消费方式，与常态金融严格监管、严守安全、严控风险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互联网金融是e经济时代的排头兵，以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为中心，以服务的广泛性与覆盖面为导向，各种互联网金融模式日新月异、千差万别，游走于金融风险的边界和法律底线的边缘。在此情况下，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步步惊心，权益保护任重道远。然而，互联网金融活动很多时候是一个由合法逐渐转为非法的过程，刑事司法机关介入的时机难以把握，介入过早，往往犯罪尚未暴露，一部分获利的消费者会提出各种异议，介入过晚，往往财产难以追回，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又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刑事司法机关要秉承宽严相济原则，严格、依法、审慎适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社会生活，避免对互联网金融的选择性打击。换言之，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安形势的变化，尤其要根据犯罪情况的变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时调整从宽和从严的对象、范围和力度。[5]一般认为，侵犯消费者权益行为既有一般违法行为也有严重违法行为，因此对其违法行为的制裁应当首先考虑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优先通过民事或者行政途径予以解决。简言之，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制某种不法行为、足以保护某种合法权益时，就不必适用较重的制裁方法，滥用刑事手段介入，以免过于严苛和暴戾。事实上，刑法的谦抑不是无限度的，对于存在虚假以及欺骗而造成恶果的，仍应当予以犯罪化；如果立法上规定得不明确需借助司法解释的力量予以犯罪化也是可以考虑的。这种例外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对刑法谦抑性的违反，相反，它是对刑法谦抑性的尊重，也是刑法谦抑性精髓之所在。[6]100需要强调的是，对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犯罪行为，与其打击处置于已然，不如预警防患于未然，这也给刑事司法机关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这就要求不能坐等不法分子“人去楼空”或“挥霍殆尽”，必须秉承防控为先，力争打早打小。以浙江衢州中宝集资诈骗案为例，该案涉及31个省1500多人10多亿元，2014年1月公安机关根据预警信息，及时介入此案，2015年8月正式宣判，虽然在立案侦查阶段投资者因为受到蒙蔽，不但不配合调查，还到处投诉，攻击警方打击金融创新，但在资产处置阶段返还受害者本金达47%，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侵害，因此现已成为慎重介入与主动作为相结合的典范。
（三）衡平主义原则
在互联网金融交易行为中，经营者处于天然的强势地位，消费者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因此自然需要适当性的倾斜保护。但是，面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的不法侵害行为，不能因为过于强调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就动辄滥用刑事手段介入金融创新活动，甚至导致刑法调控对象的异化。在新媒体时代和信息化社会，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深度融合，因此保持活力和秩序的动态平衡，兼顾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共同利益，是互联网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和保障。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互联网金融交易者中的弱者即消费者的权益，首先要教育消费者树立“买者有责、卖者余责、自享收益、自担风险”理念，增强自我保护、自我防范、自我救济能力，科学理性地进行投资、消费和决策。其次，要推动行业自律机制建设，将其纳入金融监管范围，加强信息披露工作，严禁捆绑销售行为，提高其公司治理、风险控制和纠纷解决能力。事实上，在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7]2015年6月28日，全国首家互联网金融法庭———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互联网金融法庭，在首届“互联网+”智慧城市高层论坛上举行揭牌仪式。该法庭专门审理涉及互联网金融的民商、刑事案件，旨在平等维护互联网金融机构、投资者、借款人等各方权益，妥善处理鼓励金融改革创新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此外，刑法对互联网金融的规制应当关注金融安全与金融风险的平衡，在谨慎的入罪和理性的出罪上作出合理的判断与慎重的处理。[6]121事实证明，这种平衡考虑尤其必要，否则会简单地借助于互联网金融风险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刑事追究。此外，我们可以从民商法、行政法、刑事法等角度，多视角、全方位、广渠道考量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刑法抬头是因为民法不张，进而引发和导致管控趋严和权力扩张。在必要的情况下，多数案件可以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互联网金融业务提出的要求予以处理。[6]106因此，在从投资服务为中心向消费服务为中心转变的互联网金融时代，探索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并重的双重救济渠道，构建民事、行政、刑事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法网，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金融秩序。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的主要范围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适用的罪名和范围，目前仍然以传统金融犯罪为调整对象，其中又以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为重点，同时还涉及第三章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和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等章节。根据侵权行为的犯罪特征和侵犯法益，主要涉及侵犯资产安全权、信息安全权等相关犯罪。
（一）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资产安全权相关犯罪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资产安全权是指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所享有的获得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的权利，这是消费者最关注的权利，也是最核心的权益。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资产安全权的不法行为形式多样，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非法集资类案件。事实上，在现行经营模式下，p2p网贷公司极易从信息中介变身为“影子银行”，涉嫌非法集资活动。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乱象丛生，p2p网贷资金断裂，频繁爆发挤兑潮、倒闭潮、跑路潮，消费者常常血本无归，资产严重受损，进而引发集体维权，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如仅2014年北京就新发非法集资案件89件，集资人2.1万人，涉案金额172.6亿元，同比增长了2.56倍、5.65倍、56.9倍，在上述案件中，p2p网贷类、投资理财类、私募股权投资类等案件呈爆发态势。[8]因此，对于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严重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如打着p2p网贷旗号的“庞氏骗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宣传等手段，骗取不特定公众资金，应当以集资诈骗罪论处，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不能因其打着金融创新旗号在网上实施而不打击。
（二）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相关犯罪
我国刑法关于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的罪名，主要体现在2005年《刑法修正案（五）》增设的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和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以及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扩大相关罪名犯罪主体范围，提高法定刑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和普及发展，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和公民个人信息已经发展成黑色产业链条，而且犯罪成本低、技术含量低、打击处理难，各类风险案件呈爆发性增长趋势。以涉及第三方支付的银行卡犯罪为例，不法分子通过木马病毒、诈骗等方式“盗料”（盗取受害者的支付宝账户和密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号码等信息），之后实施“洗宝”犯罪，即伪造受害者身份证，并持假证到电讯营业厅补办受害者收集Sim卡用于接收第三方支付公司发送的“动态验证码”，盗取受害者银行卡内资金，整个犯罪过程分工严密。[9]近年来，此类犯罪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已逐步形成“窃取信息制造伪卡盗刷套现”黑色产业链，开始向专业化、公司化、产业化等方向发展。
四、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侵犯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犯罪已经端倪毕露，并进入集中爆发的阶段，加之互联网金融犯罪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远远大于传统的金融类、诈骗类犯罪，因此仅仅依靠传统的打击犯罪的一般做法远远不够，必须在刑事立法上完善相关规定，在刑事执法上打造专业队伍，在刑事司法上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发挥刑事保护的盾牌作用，以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一）完善相关规定
一般认为，由于当前网络犯罪呈现与传统犯罪较大的差异，无法再以传统的犯罪构成来限定行为性质。事实上，基于白领犯罪的暗数广泛存在，现阶段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案例毕竟相对较少，如何适用刑法罪名缺乏实证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存在生搬硬套之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还有可能对某些金融犯罪适用范围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可能会引起某些犯罪的限缩，刑法需要进一步调整其适用范围。[10]长期来看，互联网金融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互联网精神，观念变革和价值重塑必然带来制度重构和法治进步。以涉及第三方支付的银行卡犯罪为例，在不远的将来，作为一种信息化产物，无论网络信用卡还是虚拟信用卡，在银行卡的物理形态和实质内容发生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其必将冲击传统刑法信用卡犯罪的法律适用。因此，建议借鉴2014年3月《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经验，根据刑法谦抑主义精神和“二次性违法”理论，及时制定出台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界定细化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范围，以弥补刑事立法不足，惩治不法侵权活动。
（二）打造专业队伍
在互联网金融蓬勃发展的今天，不仅需要我们加强网络操作技能和金融专业知识的学习，通过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手段创新，及时赶超信息进步带来的差距，还需要我们对金融刑事司法体系进行内部惩治结构的反思与调整，进一步提升金融刑事司法各组成部门的专业化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应对互联网金融犯罪、适应信息化发展的能力。特别是作为刑事司法机关更要与时俱进，善于运用互联网思维，以云计算技术和大数据方法，积极整合侦查资源，构建专业化的金融刑事司法体系，重点在案件定性、调查取证、追赃挽损上提升能力，以切实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创造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新生态。如在调查取证上，要掌握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情况、业务模式、网络数据，从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四条线来认识案件、梳理线索，特别是要注重从互联网痕迹、银行卡转账、服务器监控等方面获取和固定证据，及时取证、科学取证，防止人为造成证据的灭失。事实上，近年来许多地方积极探索建设专业化的金融刑事司法队伍，以应对金融犯罪日益科技化、网络化、国际化的特点，如上海市检察院专设金融检察处、上海市法院专设金融审判庭，在推进金融刑事司法专业化建设上取得长足进步，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刑事司法保障，为维护上海乃至国家金融市场安全以及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积累了经验。
（三）加强国际合作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跨境电子商务以及第三方支付工具的创新发展，各种金融犯罪活动日益科技化、网络化、国际化，如涉及第三方支付的金融犯罪快速增长，已逐步成为新常态。实践中，经常出现网上作案、跨国洗钱、异地分赃的情形，给案件侦破和事后追赃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针对互联网金融犯罪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的特点和趋势，应当加强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尤其是针对目前互联网金融犯罪涉事国相对集中的状况，应当进一步加强与相关国家在联合打击跨国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司法和执法协作机制建设，建立国内和国际两个战场，实现同步上线，协同作战。[11]考虑到英美等国家在互联网金融和消费者保护上司法相对完善的情况，结合我国互联网金融、第三方支付、银行卡犯罪相互交织的特点，要借鉴总结打击金融犯罪国际合作经验，建立办理跨国案件扁平化对接机制，统一协调、联合行动，共同保护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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