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投资基本原理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45:54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1

对大部分人来说，股票投资是一个不愉快的教训。但是，里面的人要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世上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股市来捞一把。这里我想结合自己过去十几年股票投资的个人经历、周围朋友的实战经验和财经领域的专业训练，提一些股票投资的基本原则，或許能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要务：不要赔钱

股票投资的第一原则，风险管理。不考虑风险管理，这是許多人在股市动荡中妻离子散的根本原因。股票投资的风险管理包括两部分：客观风险承受能力和主观风险承受能力。

客观风险承受能力由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家庭收入决定。投资股票的钱，必须是用于长期投资的钱。三年以内需要用的钱，买房的钱，娶媳妇的钱，小孩上大学的钱等，都不能用来投资股票。不是股票投资不能赚钱，而是你没有资格到股票市场来赚钱，因为你输不起。

主观风险承受能力，则由个人的性格决定。如果一个月的工资收入在股票投资中一天就消失了，你和你的家人能否坦然接受。进入股市以后，如果你每天都惦记着股市的变化，就说明你的股票投资已经超过了主观风险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退出股市，或者减少投资。

巴菲特说，股票投资的原则有两条：第一条，不要赔钱；第二条，就是记住第一条。巴菲特在股票市场的成功，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股票投资的第二原则，量体裁衣。大家买衣服时，都要试一试，感觉一下衣服是否能显示自己的身份和气质。但是，許多人在买股票时，可能根本没有花时间想一想，做一些市场分析。买一件200元钱的衣服，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买一只朋友推荐的股票，花了上万块钱，却只花了5分钟时间。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高质量的市场研究不是免费的，免费的市场分析可能有误导股民的目的在里面，所以最可靠的市场分析是你自己或者你几个同道朋友的潜心研究。

现在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包括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个基本研究方法。从上到下法，先看市场大势，再看行业前景，然后是具体企业盈利和市场竞争情况。反之则为从下到上法。大部分人是结合使用两种方法，从而避免一些失误。

同样的一件衣服，对张三合适，对李四可能就不合适。可能会有人说，衣服有大小，钱没有好坏，只要能赚钱，对谁都合适。这里的区别在于，李四可能是位退休老人，需要股票收入来补充部分日常消费。所以李四需要高分红的蓝筹股，只要每个季度有分红入账，股票是否上涨无所谓。而张三是个年轻人，现在收入很高，目的是在股市有大的斩获，赔点钱无所谓，所以他会喜欢小公司的概念股。

股票投资的悲哀在于，张三的股票大涨时，李四眼红，后悔没有像张三那样赌一把；股票市场大跌时，张三后悔，怎么没有像李四那样投跌幅小的蓝筹股。其实，股票投资的结局在进入股市时就应该基本确定。各人应该坚守自己的投资原则，没有必要用别人的成功来折磨自己。

看好指数基金

股票投资的第三原则，资产分配。分散投资是老话题，但老话题不代表没有价值。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即便你做了各种各样的市场研究，做到了知彼知已，但人不是神，都有认知方面的缺陷。

譬如，你对游轮公司可能很熟悉，把你的钱都投进去，结果发生了沉船事件，你损失惨重。你说这是突发事件，根本没法预测。但也正因为这样的事没法预测才需要分散投资。

有人说，股票市场价格有时是不合理的，但在其市场价格变得合理以前，你可能已经破产。分散投资，是为你可能的失误留下缓冲区。

对大部分人而言，购买指数基金比较合适。有历史资料表明，长期来看，投资回报持续高于股票指数的共同基金不超过10％。现在股市动荡得厉害，所以共同基金经理要取得高于指数基金的回报就更加困难。

如果一定要购买单股去碰碰运气的话，那么最好把主要投资放在指数基金上。要提醒的是，现在市场上有很多期货方面的可交换基金，因为其回报受期货市场上升曲线的影响，不宜作长期投资工具；还有那些两倍和三倍杠杆的基金，因为大量使用期货合同和期权合同，所以其价值随时问贬值很快，也不适宜作长期投资工具。

不能追涨杀跌

股票投资的第四原则，低买高卖。风险管理是为投资服务，不能由于担心风险而放弃投资机会，就像人不能因噎废食一样。有人打趣说，船停在港湾里很安全，但船不是用来停泊在港湾里的。

购买股票大致分为两类人：投资人和投机人。投资人以长期回报为目的，有自己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纪律。投机人则是短期投资行为，目的是在股票市场动荡中火中取栗，快进快出，以为自己比别人聪明。

巴菲特有一名言，人们去菜市场买菜，价格高时会少买一些，价格低时就会多买一些。但是，人们在购买股票时，行为则刚好相反。同样一只股票，涨10％以后，大家争着去买：跌了10％以后，大家争着去卖。

就单只股票而言，由于特定的原因，跌了以后卖掉是有其合理一面的。但是股票指数则没有必要在大跌以后卖出。相反，大跌以后，才是买入的好机会。

美国的股市，如果坚持在大盘指数跌了10名到20％以后渐进卖入，长久来看，回报会较高。当然，股票大盘暴跌时，总是有坏消息伴随。这种情况下，是否敢于进场，则跟个人的胆识和市场是否已经包含了所有的坏消息有关，没有公理可言，关键是个人的判断。

股票投资的第五原则，承认股票投资也是一门学问。从事任何一种工作，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知识积累和专业训练。我们上大学，然后上研究生，之后工作，又在工作中学习，最终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作人员。

可是，許多的人买了两本股票投资方面的书，业余时间念两遍，就自以为对市场有了充分的了解，把好不容易挣来的钱拿到股市中去赌一把，所以结果很可能就是花钱买个教训。

理性地想一想，这样的结局不是可以预期的吗?如果你买了几本外科方面的书，念了几遍以后，就要在家里人身上试试身手，大家肯定说你是疯子。可是，許多人以为去股市赚点钱是理所当然的事，你是否考虑过这里面的逻辑问题。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2

关键词:上市公司募资变更激励机制制度诱因

中图分类号:F83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5-028-03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变更行为,是指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没有按照招股说明书的有关承诺进行投资,而改变了原定的资金投向,包括投资项目的变更、投资项目的终止、投资项目结余资金变为其他用途、放弃或增加募集资金项目等。中国的股票市场上大规模、频繁地出现变更募资投向的情况,针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国内在这方面已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有的以某一年或某几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研究,有的侧重于探讨影响募资投向行为的某些因素,对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动因的研究缺乏逻辑线索更为清晰的梳理。有鉴于此,本文考察了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至今所有变更过ipo募资投向的a股上市公司,并试图从股票发行制度的视角解释这一现象的根源。

一、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总体概况

本文的数据在1990年-2009年历年ipo公司的相关公告的基础上得出,在1993年-2009年的17年间,中国股票市场上累计有533家上市公司变更过ipo募资投向,占上市公司总数的46.59%;中国股票市场累计发生变更847家次,平均每年变更50家次;变更总金额达到1030亿元,占股市17年ipo募资总额的12.38%。中国股票市场ipo募资投向逐年变更情况如图1。

从上市公司的公告原因来看(图2),排在第一位的变更原因,“市场环境变化”包括外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产品市场状况不乐观、经济和商业周期引致市场供需状况的变化、利率和汇率波动导致投资成本的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目标市场消失。排在第二位的变更原因是提高募资使用效率,包括避免重复建设、用闲置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等等,占到总数的19.73%。11.32%的上市公司借口项目本身的原因要变更募资原定投资方向,这包括:项目审批周期长、银行配套贷款不到位、项目无法实施、项目运作问题、项目招商问题、竞价失败、投资项目专利权问题。因多募集资金或资金募集不足、资金到帐问题或者出现节余募资等资金本身的问题。造成变更的公司占到5.83%。由于政策变化、公司财务状况与战略调整、合作方变故与意外事件等其他原因而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公司占0.90%。

中国上市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后产生了大规模、群发性的变更募资投向行为,尽管这些公司在相关的变更公告中申明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在这些变更行为背后,有着复杂而深层次的原因。本文试图从股票发行制度的视角探寻引发上市公司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诱因。

二、股票市场发行审核制度的供给主导特性

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核心是股票发行决定权的归属。我国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无论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的供给主导特性。

(一)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

我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演变,经历了“额度管理”(1993年―1995年)、“指标管理”(1996年―2000年)、“通道制”(2001年3月―2004年12月)和“保荐制”(2004年2月―现在)四个阶段,其中额度管理和指标管理属于审批制,通道制和保荐制属于核准制。

审批制的额度限制和二级复核表明监管机构对股票发行实行总量控制,这种发行制度完全是计划经济式的。在核准制下,虽然证券公司具有拟上市公司的推荐权,但是监管当局仍然会执行时紧时松的最后审核,可以对不同行业企业的上市区别对待,也可以通过拖延或加快批准企业上市申请的速度达到对股票供给的控制。所以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变迁历史表明:尽管市场化是中国股票发行制度变迁的内在要求,但政府监管部门仍承担着股票发行的最终决定权,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一直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特征。

(二)空间维度的横向比较

首先,中国与美国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之比较反映出核准制与注册制的区别。从发行权的获取来看:核准制下的股票发行权是通过证券审核机构批准获得的,它体现了行政权力对证券发行的参与。注册制下,公司发行证券的权利是自然取得的,不需要政府的特别授权,只要注册文件符合法定的形式要件,政府无权予以拒绝。从审核发行申请的方式来看:核准制是实质性审核方式。注册制是合规性审核方式。核准制与注册制相比,政府部门对股票发行的干预更多,股票发行决定权的行政效力更大,具有更为显著的政府主导特性。

其次,大陆与香港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之比较反映出同为审核制却有明显差别。在香港,联交所负责对拟发行公司进行审核,证监会干预较少,且香港上市委员会的名单公开,主承销商及保荐人的资格认定由市场决定。大陆的核准制对要求上市公司的审核权集中于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央及地方两级政府部门,股票发行受到行政控制,发审委委员名单保密,这种制度安排更加显示出发审委的重要性,在整个社会巨大利益的驱动下,不能排除由于发行人的寻租行为使审批者失去理性和公正的立场;主承销商资格是由行政审核批准的,这就导致主承销商在推荐股票上市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由此可见,尽管大陆与香港都实行股票发行的核准制,但政府在大陆股票发行权的授予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香港,现行制度的政府主导特性也转为明显。

股票发审制度旨在确定应向哪些公司授予发行股票的权利,发行权的授受双方实际上就是这种权利的供给方和需求方;以政府为主导授予发行权的制度可被称为供给主导型股票发行制度,以市场为主导授予发行权的制度可被称为需求主导型股票发行制度。中国现行的股票发审制度,无论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还是从各国之间横向比较的角度来考察,都表现出很强的政府主导特性,因而它实际上是“供给主导型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由于这种供给主导特性的存在,一旦供给出现了总量或结构的失衡,就会引起发行权“争夺”过程中的非理性甚至非法行为,这是上市公司ipo之后频繁变更募资投向的制度源头。

三、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项目主导特性

董屹(2006)对比了中美两家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计划,发现“中美上市公司募股筹资计划最大的差异是筹集的资金是服务于具体投资项目还是服务于公司全局的经营发展”。中国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以投资项目为核心,具有典型的项目主导特性。这种项目主导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市公司发行新股筹集资金完全是为了一个或几个投资项目;

第二,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募集到的资金要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

第三,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募集到的资金被严格限定用途。

股票发审制度的项目主导特性与股权融资的基本特性及投资决策的基本特性之间产生矛盾,成为造成上市公司群体变更募资投向的制度根源。

股权融资是指向其他投资者出售公司的所有权,即用所有者的权益来换取资金,筹得的资金将用于增加公司价值的资产,这是所有筹资行为的共性。公司使用股权融资获得的资金的使用实质上是股东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在理论上,这种资金可以用于所有能够增加股东财富的用途,这是股权融资的基本特性。我国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要求拟发行股票的公司必须将募集资金限定在某些项目上,这与股权融资的基本特性相矛盾。

迪克西特和平迪克(1994)指出,投资决策具有三个基本特性: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及时机选择性。D.G.Luenberger(1998)则提出了现代企业投资决策应当兼顾的三项基本原则: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和保持灵活度。上市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募集到的资金的使用也应遵循投资的基本特性与基本原则。中国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在融资之前的层层审批和融资之后严格的投向限制既容易造成事实上的投资时机丧失,又违背了投资决策的灵活性原则。从这个角度而言,上市公司募资变更的群发行为正是在项目主导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的重重压制下,企业实施的正常的商业决策和再决策行为。

股票发行审核制度具有项目主导特性,本文把拟发行企业立项的投资项目分为“制度倒逼型项目”与“价值增加型项目”。前者是指拟发行股票筹资的企业为了在发行资格的争夺中获胜,主动地、有意识地拼凑甚至捏造一些原本没有或者并不适合投资的项目;后者是指根据立项时的市场环境所确定的能够为公司带来价值增值,能够增加股东财富的投资项目。发审制度的项目主导特性与股权融资和投资决策的基本特性之间的双重矛盾,造成了两种结果:其一,制度倒逼型项目决定了募资后变更投向行为的必然性,发行企业具有变更的主动性;其二,价值增加型项目因审批周期过长而丧失了立项时的市场环境,企业被动地将项目变更。

中国的股票发审制度具有显著的政府供给主导特性,这种政府主导的对股票的供给从总量到结构都呈现出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加之制度具有的项目主导特性,这使得拟发行股票的企业在争夺发行资格的竞争中,以项目作为唯一的核心指导企业的决策行为,从而形成募资变更行为事前强化的激励机制。

四、结论

中国股票市场的发行审核制度从确立以来,虽然几经变迁,但仍表现出较强的政府主导特性和项目主导特性,这在股票市场发行资格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引发了企业为争夺发行的“入场券”而盲目选择甚至拼凑项目的行为,其结果是:在完成了发行、募资到位之后企业公告变更项目。募资变更行为事前强化的激励机制,形成了中国上市公司大面积变更ipo募资投向行为的制度根源。

上市公司募资的投向及其预期的收益,既是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重要的定价依据,也是投资者决策及公司二级市场定位的重要依据。普遍的募资投向变更行为,一方面使投资者预期的价值与募资项目真实价值之间产生偏差,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股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变更募资投向违背了招股说明书的承诺,难以体现公司的诚信,影响到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信心。进行股票发审制度的重构以减少上市公司随意变更募资投向的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这是我国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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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3

关键词：均衡股票市场理论非均衡市场政府行为理性投资者

均衡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均衡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本文对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要点加以介绍和评价，并试图运用均衡股票市场理论，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性，寻求我国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途径。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市场机制如同“无形之手”支配着社会的生产与消费，市场价格能够随着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经济不断从非均衡状态趋向均衡状态。自亚当·斯密起，经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现代经济学家们的深入研究，均衡理论日臻完善，成为描述市场运行最全面、系统的理论。均衡理论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均衡股票市场理论是均衡市场理论的延伸，是均衡分析方法在证券市场中的运用。

1952年，美国经济学家哈里·马尔科维茨(harrymarkowitz)发表了题为《资本选择》的论文，运用均值一方差分析方法，确立了风险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形成了最优资产组合的思想。该理论被认为是运用均衡思想建立的最早的资产管理模型。20世纪60年代，夏普(williamsharpe)和林特(johnlinter)与莫西(janmossion)以资产组合模型为基础创立了资本资产定价理论(capitalassetpricingmodel简称capm模型)。该理论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单个投资者在理性选择基础上形成的整体市场均衡，用证券市场线来描述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投资收益的正态分布和收益与风险的对称性是capm模型所揭示的均衡股票市场的实质。但是，由于capm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罗斯(ross1976)认为，在平均分散的竞争市场中，证券组合的收益与风险在实证中是不可能测定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罗斯创立了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简称apt模型)。与capm相比，apt放松了假设条件，认为影响股票收益的不是一个因子，而是多个因子(因子模型)，投资人会在不增加风险的情况下寻找不同因子对相同股票产生不同影响的投资机会。因子模型表明，承担相同因素风险的证券应是有相同的收益，当股票价格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产生套利机会，投资者通过套利活动使被高估或被低估的股票回归其价值，股票市场就会再次达到均衡。

如果说资产组合理论解决了均衡股票市场中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问题，那么，作为均衡市场的又一支点的有效市场理论(efficientmanethypothesis简称emh)则解决了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问题。早在1900年，法国经济学家巴歇利尔(louisbachelier)就提出了商品价格的随机波动原理，商品的当前价格是对其未来价格的无偏差估计，商品的现在价格等于其未来的期望价格。1938年，美国投资理论家威廉斯(williams)提出了股票的内在价值是由未来股利的折现所决定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完全信息及理性预期判断股票的价值，投资者的行为反映市场的信息。1959年，英国统计学家坎达尔(kendall)研究发现资产价格的变动呈随机游走规律，股票未来的价格独立于当前的价格，价格变化完全是随机的，不存在特定的规律。这一发现说明市场本身是有效的。法玛(fama，1970)在对过去的有效市场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有效市场理论框架，法玛给有效市场的定义是，有效市场的证券价格总是可以体现可获得信息变化的影响。

资产组合理论、有效市场理论构成了现代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基石。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市场各种“异象”的积累，基于理性分析的均衡市场分析范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遇到了挑战。其中，均衡市场理论关于投资者完全理性及公开信息的假设在理论上受到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质疑。安德瑞.史莱拂(andreishleifer，1996)认为投资者的偏好和理念符合的是心理学规律，而不是标准的经济学模型。“投资者心态”是基于心理学的启发，而不是贝叶斯理性的概念。在实证方面，席勒(shiller，1981)发现股票价格波动不是简单地用“价格由未来红利净现值决定”所能解释的。就连法玛也承认，基于股票过去收益所做的预测与早期的研究结论不相一致。行为金融理论认为，实体经济与股票市场并非存在完整的线性关系，股票市场并非总是均衡的市场。因为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世界时，并不能保证完全的理性，人们的投资行为仅具有有限理性的特征，而且心理因素在投资决策与资产定价中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力。

均衡股票市场理论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投资者理性和市场出清的条件下，得出了均衡股票市场的结论，均衡市场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投资者具有理性选择的能力。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投资者能对股票做出合理的价值评估，对收益和风险能够做出权衡，并以此为基础做出投资决策。(2)股票价格能够体现公司的资产价值，反映公司当期与未来收入——现金流的变化，使股票市场成为社会资本寻找最优投资机会的平台，经营业绩好、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本支持，投资者也能从中得到更高的回报。(3)投资者所得收益与承担的风险成正比例的关系。证券市场的收益由无风险投资收益(如债券收益等)和风险投资收益(如股票收益)组成。在均衡的市场，要得到更高的收益，就必须投资更多的风险证券，但同时要承担更高的风险。(4)股票市场的价格反映实体经济的变化。均衡股票市场充当着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当经济从低谷开始走向复苏时，股票价格上涨；实体经济达到顶峰并转向衰退时，股票价格就开始下跌。(5)股票价格对市场信息可做出完全的反映。在均衡股票市场，任何影响股票价格的信息都会迅速被市场消化，股票价格是市场信息的完全反映，因此，所有股票价格变化在时间序列上是相互独立的，投资人无法通过所谓的技术分析获得超额收益。(6)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当股票当前价格高于或者低于预期价格时，投资者就会卖出或者买入股票，市场向均衡方向运动。即投资者的套利行为会使股票的价格和价值趋于一致。(7)股票的收益成正态分布。在均衡的股票市场，大部分投资者能够获得平均的期望收益，也就是说，投资者获得平均期望收益的概率远远大于获得高于或者低于平均期望收益的概率。(8)“噪声交易者”不影响均衡股票市场的价格。在均衡股票市场，即使存在非理性投资者，由于他们之间的交易是随机进行的，且非理性投资的作用互相抵消，股票价格不会受到大的或者长期的影响；同时，非理性的投资者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们会在市场中遇到理性的套利者，理性的套利者会消除非理性投资者对股票的价格影响。(9)非均衡理论是均衡股票市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均衡理论运用行为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对证券市场“异象”的原因进行探讨，进一步丰富了均衡股票市场理论。正如贝纳西所说：“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条件下运用瓦尔拉斯理论最成功的方法”。实际上，非均衡市场理论并非排斥均衡理论，它只是在舍弃基于完全信息的理性选择条件下，对均衡理论的修正与拓展，使之更接近于现实。

均衡股票市场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均衡股票市场理论揭示了股票收益与风险的关系，论证了股票价格的形成机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股票市场的运行规律：即在以完善的市场制度为依托、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经济当事人具有贝叶斯理性并能无障碍获得市场信息条件下，股票市场能够实现均衡；均衡的市场才是有效的市场。(2)均衡股票市场理论所揭示的不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描述的总量均衡和结构均衡，而是其功能均衡，即均衡条件下股票市场的“晴雨表”功能、价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3)在均衡的股票市场，所有投资者的机会是均等的，而且，大部分投资者能够获得平均收益，投资者可以根据个人的效用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4)均衡股票市场的价格呈布朗运动(o，市场价格变动呈随机游走规律，使得操纵市场、误导投资者的行为不易发生。(5)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均衡股票市场主要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其运行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作为股票市场的管理者——政府在市场中应发挥有限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是完善市场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者及中介机构行为、健全交易程序和强化市场监管。政府不应直接干预市场，只有在市场失效时，政府才应利用法规及政策手段加以调控。

回顾已运行了16年的中国股票市场(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为例)，从第一次到1500点算起，到目前已有14年。在这14年中，我国的上市公司从不到100家上升到1000多家，国民生产总值由2002年2万多亿元人民币上升到近20万亿元人民币。目前的上证指数虽然在政策的支持下上升到2000多点，但对多数股票来说，现在的2000点只相当于过去的1500点，甚至更低(由于超大型国企的发行上市)，多数股票价格仍在底部，或者说大多数的投资者仍然是亏损的。按照均衡市场理论，股票投资者应能够获得超过无风险利率的期望收益，可我国的股票市场却逆之而行。究其原因，我国股票市场不是均衡的市场，股票市场的功能未能有效地发挥。

为解决股票市场的问题，我国对证券市场实行了许多改革措施。其中以全流通为目标的股权分置改革，将为我国证券市场进入良性循环打下基础。(1)股权分置的解决可以减少非流通股在定价与流通问题上的不确定性。(2)股权分置解决后，同股、同权、同价使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形成公司治理的共同利益基础。(3)股权分置的解决有利于建立有效的委托一经营机制、改进公司治理效率，为中小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创造条件。

但是，仅有股权分置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一套规范企业、投资者、政府行为的市场制度，才能形成均衡的股票市场；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组织生产与提供劳务，创造价值，是股票市场价值增值的源泉；投资者按股票的内在价值投资，推动股票的价值与价格的一致，使股票市场向均衡方向运动。有效的市场制度，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规范的上市公司和理性的投资者是均衡股票市场的必要条件。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的部分缺陷，但影响市场均衡的其他问题仍然存在。建立均衡的股票市场，必须从规范政府行为、改善市场的宏观环境和微观基础、提高上市公司素质、培育理性投资者等方面入手。

第一，改善股票市场的宏观环境。均衡市场的宏观环境主要取决于政府行为与政府政策，取决于政府如何干预市场。政府干预市场的目的是保证市场的均衡性；干预的手段是运用市场机制。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干预的手段和频率都超出了市场的承受力。市场价格和投资行为都受到政府政策的驱动，市场机制的作用淡化了。王春峰、贺强等运用实证的方法，考察了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1996年后，中国股市一度与经济周期背离，政策周期运行决定了股市周期的运行；(2)政策干预是驱动中国股市流动性变化的直接原因；(3)政策及政府言论是中国股市异常变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股市对政策存在过度反映。因此，我国均衡股票市场的运行有赖于规范政府行为，有赖于改善股市运行的宏观环境。

第二，改善股票市场的微观基础。股权分置改革试图解决我国证券市场原先存在的同股不同权的矛盾，为提高我国股票市场的运行效率和市场活力创造了条件。但是，从微观层面讲，健全的企业制度与规范的企业行为是形成均衡市场的前提条件。股票市场的载体是上市公司，市场竞争使得企业需要不断地进行融资，投资者则需要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以形成资本的增值，两者能否有效结合，一方面取决于市场制度是否完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企业的公司治理与经营水平。我国上市公司的最大问题就是相当一部分公司经济效益低下，股票市场失去价值增值的源泉，投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其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诸多问题：产权约束不力；政府对企业管理层干预过多，无法实现企业运作机制的转换；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独立性不强、监事会的作用得不到切实发挥；缺乏规范的激励约束机制；小股东利益得不到切实保证等等。因此，要解决我国股票市场的内在矛盾，必须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高上市公司的素质。

第三，培育理性的投资者。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市场脱离贝叶斯均衡的原因在于“噪声交易者”的非理所致。“噪声交易者”的行为并非脱离了均衡理论所描述的贝叶斯理性，而是由于心理及信息方面的原因，使投资者的活动脱离了股票的价值区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所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只具有有限理性。由于人们受到知识与信息的限制，难以预测到各种可能的结果，而且人们的价值观和周围人的言行也会影响投资人的决策。因此，培育理性的投资者，除了提高投资者自身的素质以外，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建立有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为市场提供全面、公开、透明的信息，杜绝“内部消息”、虚假信息和暗箱操作，使投资者对市场前景形成理性预期，能够客观的把握股票的真实价值，形成反映市场信息、符合均衡市场运动状态的证券价格；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应该具有稳定性，连续性，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减少投资人的非理性冲动；三是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频率，避免投资者因对政策的过度反映而产生的“羊群效应”，使其投资行为偏离市场理性。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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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席勒：《非理性繁荣》，廖理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4

关键词：均衡股票市场理论非均衡市场政府行为理性投资者

第三，培育理性的投资者。根据行为金融理论，市场脱离贝叶斯均衡的原因在于“噪声交易者”的非理性行为所致。“噪声交易者”的行为并非脱离了均衡理论所描述的贝叶斯理性，而是由于心理及信息方面的原因，使投资者的活动脱离了股票的价值区域。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所说，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只具有有限理性。由于人们受到知识与信息的限制，难以预测到各种可能的结果，而且人们的价值观和周围人的言行也会影响投资人的决策。因此，培育理性的投资者，除了提高投资者自身的素质以外，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是建立有效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为市场提供全面、公开、透明的信息，杜绝“内部消息”、虚假信息和暗箱操作，使投资者对市场前景形成理性预期，能够客观的把握股票的真实价值，形成反映市场信息、符合均衡市场运动状态的证券价格；二是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应该具有稳定性，连续性，避免“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减少投资人的非理性冲动；三是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频率，避免投资者因对政策的过度反映而产生的“羊群效应”，使其投资行为偏离市场理性。

主要参考文献：

1.faraa，marketefficiency，longtermreturnsandbehavioralfinance，journalofeconomics，vol.49，p.p.283—306.

2.席勒：《非理性繁荣》，廖理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5

——astudytothedisequilibriumofchinesestockmarket

abstract：thespeculationandtheswellingstockbubblesisoneofthehotandtoughprobleminchinastockmarket.inthisthesis,westudytheproblemfromtheangleofcompletionofshareholders’votingrights,andprovethatthereasonofdisequilibriuminchinesestockmarketisthattheincompletionoftheshareholders’votingrights.theresearchofthisthesisindicatesthattodebasethespeculationandtheswellingstockbubblesofchinesestockmarket,thefundamentallymeasureistocompletetheshareholders’votingrights.

keywords:stockmarket;shareholders’votingrights;incompletion;disequilibrium.

内容提要：投机气氛浓烈及其所导致的泡沫膨胀是中国股票市场存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使中国股票市场处于了非均衡状态。本文在推导出股票市场均衡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股票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及其所导致的投资者投机一致选择。本文的研究最终证明，中国股市非均衡状态的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这一研究表明，治理并降低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气氛浓烈、并最终使股市运行趋于均衡，根本性的措施是完善股东投票权。

关键词：股票市场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非均衡

一、引言投资者行为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直接因素，而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则是股票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能否充分发挥的前提性条件。正因此，对投资者行为及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经济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至今为止，有关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三类文献。一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有关研究，二是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此外，国内也有学者运用上述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均衡状态与投资者行为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emh）、资产组合理论，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emh（fama，1970）在假设投资者是理性无偏的基础上，从信息角度研究了资本市场的有效性问题，并隐含地认为在一个强有效的市场中，股票市场将达到均衡。资产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具体给出了理性投资者的行为特征①，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导出了投资者最佳投资组合的确定。其引申的含义是：当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达到最优组合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在markowitz所定义的理性投资者的基础上，sharpe（1964)和lintner（1965)等人将emh和投资组合理论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capm中的投资者有着同质的收益率预期，以相同的方式解读信息，在此假定下，capm得出了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应沿资本市场线进行的结论。而这里的资本市场线则规定了股票市场的均衡路径。在运用上述理论对股票市场进行的大量实证检验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现代金融理论无法给出圆满解释的“异象（anomalies）”①，由此导致了行为金融学（behavioralfinance）的产生。行为金融学认为②，金融投资过程首先是一个心理过程，如认知和情绪等；这些心理过程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选择，如过度自信、损失厌恶，及羊群效应等；投资者的行为特征则导致了投资决策的制定；而由心理和行为所导致的投资决策偏差进一步引致了资产定价偏差。由行为金融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推论出：由于投资者行为（心理）所导致的资产定价偏差的存在，现实中的股票市场是不存在均衡状态的③。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一般是以现代金融理论或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结合中国股票市场的实际情况和数据进行实证性研究。在运用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中，一般是以emh方法检验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并证明了中国股市的弱有效或渐进有效（如吴世农，1996；张兵和李晓明，2003）；或者以capm为基础观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证明了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羊群行为的存在（如宋军和吴冲锋，2001；孙培源和施东晖，2002的有关研究）。而以行为金融学为指导对中国股市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张兵（2002）和何基报（2003）做出的。特别是何基报在行为金融理论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模型对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给以了实证检验，印证了行为金融理论的许多观点和推测，并揭示了不同市场因素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不同影响。由上述文献回顾可见，就现代金融理论的研究来看，其所体现出的共同特点是：在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中继承了新古典的理论传统，即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风险规避的“典型”投资者。也就是说，其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并未给出更进一步的理论阐释。行为金融学的研究则是第一次将投资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作为了关键变量给以了深入研究，也正因此使行为金融学对大量的市场“异象”给出了较为令人信服的解释。然而，一方面行为金融学本身还存在不成熟和有待完善的情况①，另一方面，行为金融学的有关研究也并未直接和明确地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影响。特别是，国内外的有关行为金融学文献中并未将中国股票市场的特有因素纳入到影响投资者行为的函数之中。上述不足无疑降低了以行为金融学（以及现代金融理论）解释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的准确程度。本文即试图从股票市场均衡的条件出发，一方面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状态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将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之一——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纳入研究视野，通过研究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的投资者行为选择，从理论上揭示中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状态的深层原因。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与投资者行为选择这里我们首先对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给出理论推导，以在此基础上揭示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票市场均衡的影响。这部分的研究一则从理论上论证了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二则为下文推导和论证中国股市的非均衡及其产生的原因提供理论基础。（一）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假设有一个代表性的投资者，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资本增值，其目标函数为：（maxvt+i）＝et[](1）该最优化方程中，vt为t时期资本增值，et为期望值，ρt为折现率，u(·)为效用函数，t为基期，i=1,2,…表示以后各期。该方程满足：vt+i=pt+ikt+i-pt+i-1kt+i-1+dt+ikt+i-1(2）方程（2）中pt为t时期的股票价格，kt为t时期的股票持有量，d为分红所得。如果在第t+i期代表性投资者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与前期相同，即：kt+i=kt+i-1，则t+i期的资本增值为：vt+i=(pt+i-pt+i-1)kt+i-1+dt+ikt+i-1(3)即代表性投资者的资本增值（或者说效用最大化）取决于股票价格的变化和分红所得。而投资者的分红所得取决于上市公司的利润及其分红政策，即：dt+ikt+i-1＝atл(qtpt,,ltwt,itrt)(4）式中at为公司的分红政策，即分红部分占公司净利润的比例；л为公司利润，它取决于公司的产量qt及其价格pt,，投入的劳动量lt及其工资wt，投入的资金量it及其社会平均利率rt。由方程（4）可见，在公司分红政策at既定时，投资者分红所得直接与上市公司利润相关；当公司利润上升从而使得股票分红所得超过社会平均利率，即：dt+i≥rt+i(5)此时，会吸引代表性投资者增持股票，即：kt+i>kt+i-1；在股票供给不变时，投资者的增持行为必将导致股票价格的上升，即：pt+i>pt+i-1，由此得到代表性投资者的资产增值方程：vt+i=（pt+i－pt+i-1）（kt+i-1＋δkt+i）+dt+ikt+i-1=δpt+ikt+i-1＋δpt+iδkt+i+dt+ikt+i-1(6）在方程（5）的前提下所导致的方程（6）的结果，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股市或增持股票[0]，其直接结果是，代表性投资者的股票持有量和股市价格都处于循环上升的状态，股票市场没有达到均衡状态。方程（6）右边的第一项和第二项分别为股票价格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及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这两项之和即所谓资本利得。方程（6）右边的第三项为股票分红所带来的资产价值变化。为了求解均衡位置，我们以mrt表示每单位股票在t期的边际收益，根据方程（6），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即t期股票价格和股票持有量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即：mvy=u,(vt)ptkt(7）另一部分为红利边际收益mdt，即t期分红所得变化所带来的资产增值变化，则：mdt=u,(vt)dt(8）结合（7）（8）两式，以欧拉方程（eulerequation）表述目标函数的求解结果：et(mrt+i)=ρiei(mvt+i+1+mdt+i+1)(9)方程（9）的解可表达为两部分：一部分为一定条件下的稳定解st，另一部分为随机项wt，即：mrt=st+wt(10)式（10）右边的第一项st代表与市场因素有关的资产价格，它取决于对分红预期的折现值，即：st=(11）第二部分wt是欧拉方程解的同质部分（homogenouspart），它具有如下形态：et(wt+1)=ρ-iwt(12）式中，wt,wt+i……即为股票的泡沫要素，表示为{wt}。假设我们观察t和t+n两个时期，n期边际收益的欧拉方程可以记为：mrt=ρnet(mvt+n)+(13）当n趋于无穷大时，有：mrt=limn∞[ρnet(mvt+n)+](14）方程（14）右边的第一项表示未来出售股票所得资本利得的预期边际收益的折现值；第二项表示如果持有股票，把红利累加到资产上而得到的预期增值。因此根据capm模型，此时mrt也就是其他代表性投资者未来t期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mct。由方程（14）可见，只有当方程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随机项（泡沫因素）不存在，或者说目标函数的解来自于欧拉方程的稳定解，即：mct=limn∞[]（15）此时，代表性投资者购买股票的边际成本（即其持有股票的边际收益）与预期的边际收益（边际红利）相等，代表性投资者达到最优购买。也就是说，保证股票市场实现均衡的充要条件是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即代表性投资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增减股票持有量，且（从而）股票价格保持不变。换言之，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二）投资者行为选择对股市均衡的影响上文我们从理论上推导出了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至少股市中任何时候都有投资者在“买入－卖出”，而非“买入－持有”。这也就是说，现实中使投资者达到方程（15）的均衡购买的充要条件——资本利得的mvt=0并不存在。然而从上述股市均衡条件的推导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结论是：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取决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这是因为，方程（15）表述的均衡条件，实际上即是对目标函数进行求解而得到的，而在这一求解过程中，能够使股票市场达到均衡的只是方程（10）右侧的第一项因素st——即对分红预期的折现。这说明，只有当投资者的行为基于分红（预期）因素时，即方程（10）所示的股票泡沫因素{wt}不存在时，从而资本利得的边际收益mvt=0，股票市场才能达到均衡。反过来说，如果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主要基于资本利得（预期）因素时，股票市场的运行将处于累积性非均衡状态①。也就是说，股票市场的均衡与否是由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所决定的。由以上分析可见，投资者的行为选择是影响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的根本因素。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又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从理论上看，决定股票市场均衡状态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影响和决定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因素。这一因素，即是下文的研究所揭示的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三、股东投票权完备性与投资者行为选择

股票市场均衡与否直接导源于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据我们的研究（李学峰，2003a），影响和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根本因素之一是股东投票权的完备与否。

（一）股东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

根据已有的研究（张军，1991），我们（李学峰，2003）明确给出了股东投票权完备的充要条件：

1，对资源的各种权利的决定必须由一个团体（group）表决做出（即用手投票）；

2，对团体表决通过的决定不同意或不满意时，团体中的成员可采取“用脚投票（votingwithfeet）”的方式，转让其权利，退出该团体。

我们将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充要条件概括为股东投票权完备的“两权具备”。进一步说，这里的两权具备，是指两权的同时具备，即股东团体本身要同时具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权利与机制；并且股东团体中的每个成员也都同时具备用手投票与用脚投票的权利。这即是衡量股东投票权完备与否的标准。

根据上述投票权完备性的标准，我们来考察中国股市投资者的投票权安排。首先，已有的研究（fama，1998；hart，1998）已经从理论上证实，由于风险分散对（用手）投票权的替代①和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及其所导致的“搭便车”②现象，投资者的最优选择是放弃用手投票权。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实看，投资者放弃用手投票权往往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现实中，由大股东所控制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集体决策的组织机构，往往对投资者(用手)投票权的行使规定许多歧视性限制（如所持股票必须达到一定比例，比如5％），或对由中小投资者所提出的提议不予表决、拖延不办等。这也就使得广大投资者不仅是理论上“不愿行使”（用手）投票权，而且也是现实中“不能行使”投票权。因此我们说，现实中投资者的投票权是非完备的——没有完备的用手投票的权利。

其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所拥有的用脚投票的权利也是不完备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用脚投票都不仅仅是一种权利，而更是一种机制。这主要是源于用脚投票会对公司本身会产生三种影响：一是投资者不满意时，抛出股票会使公司价值下降，并影响公司（及其管理层）的市场形象与声誉，即用脚投票权具有信号传递功能；二是会使公司失去进一步融资的能力；三是投资者的用脚投票，会启动资本市场的接管机制，使公司处于有可能被潜在收购者购并的境地。上述三种情况都有可能直接威胁到公司管理层或原有大股东的地位。然而，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一则据有关研究（李学峰，李向前，2001），由于大股东的绝对控股（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60％强）地位及其这一地位的不可替代——大股东股权的非流通性①，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接管机制并不存在，从而使现任管理层或大股东无须担忧地位或利益的丧失；二则由于市场的投机一致性（下文将给以证明），因此股价下跌对公司的价值、声誉等的影响根本不起衡量作用，即信号传递功能失效，并因此导致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也不会产生影响。

总之，对中国的股票投资者而言，一方面他无用手投票的权利（或行使权利的激励）；另一方面，其拥有的用脚投票权利本身也是不成熟的。因此我们说中国股票市场中的投资者投票权是非完备的。

（二）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的行为选择

就股市投资者的投资目的或方式来看，无外乎三种类型：一是进行长期投资，以期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益，达到分享公司业绩的增长带来的分红的增加（及资产增值）；二是进行战略投资，以期通过股权收购达到逐步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三是进行短期投资，以求得差价收益。我们可以将前两种投资目的下的投资行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而将第三种投资行为称为投机。

然而，根据上文的研究，一方面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用手投票权是不完备的，从而使其空有股东身份而无股东权力。这种情况下，再加上现实中大股东对投资者权益的侵害，也就使得长期投资行为并非投资者的最优选择；另一方面投资者的用脚投票权也是不完备的（如接管机制的空缺），这也就使得通过战略性投资达到接管上市公司的目的只是理论上的推论而毫无现实可行性②。这两方面情况下，我们可以假设真正的投资收益是趋于零的，或者说，投资者唯一可行的投资目的即是博取差价收益——投机。在这一条件下我们来考察投资者的行为选择。为了理论分析的便利，我们再做出进一步的假设：投机股票的总收益为10①，投机成本为1；股票二级市场存在机构和个人两类投资者；在两类投资者共同投机的情况下，机构所得大于个人所得，比如机构得收益6（净收益为6－1＝5），个人得收益4（净收益为4－1＝3）。

在以上分析和假设条件下，我们可构造出中国股票市场中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博弈的支付矩阵如

机构

投机投资

3，5

9，－1

－1，9

－1，－1

个投机

人投资

在上述博弈过程中，无论个人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机构投资者的占优战略（dominantstrategy）是“投机”，比如，个人选择“投机”，机构若选择“投资”得净收益－1（投资收益0减去投资成本1，下同），而选择“投机”则可得净收益为5；如果个人选择“投资”，机构选择“投机”得净收益9，而选择“投资”则收益为－1。因此“投机”是机构投资者的最优选则②。同理，无论机构投资者选择何种战略，个人投资者的占优战略也是“投机”。因此，该博弈模型中“投机，投机”为纳什均衡（nashequilibrium），个人与机构双方各得净收益为3和5。

上述博弈结果是在投资者放弃长期投资和战略投资的情况下达到的，而投资者放弃该两项投资目的（或方式）的原因，则在于中国股市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也就是说，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股市投资者的最优行为选择即是投机一致性。

四、投资者投机一致与中国股票市场的非均衡

上文的研究证明，在投票权非完备的条件下，中国股市投资者表现出了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而当股票市场中所有参与者都以投机作为其最优选择时，股市的非均衡也就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一方面，前文在推导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时我们已经证明，只有当方程（14）右边第一项为0，也即方程（10）的泡沫因素不存在时，股票市场才能趋于均衡。而根据christiangilles和stephenf.leroy（1992）的定义，所谓股市泡沫，即是股票价值中不基于未来红利预期的部分。据此，我们将方程（6）和方程（9）结合到一起，导出如下方程：

pt=()et(dt+i+pt+i)(16)

方程（16）即是股票价格的随机差分方程。其中pt是t期的股票价格，()代表预期收益率的贴现而产生的资本利得，dt＋1是下一期的红利，et(·)是基于t期所得到的信息（包括预期红利和预期股票价格）的条件期望值。该方程实际上即是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股票价格由资本利得和分红两部分决定。为突出主题并为了求证的方便，我们假设ρ为常数（这并不影响分析结果），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方程（16）进行n次迭代，得到：

pt=()iet(dt+i)+()net(pt+n)(17)

差分方程（17）的一般解为：

pt=()iet(dt+i)+wt(18)

方程（18）中，bt＝et(bt+i)/(1+ρ)，它是该股票投资收益率ρ的充要条件。（18）式右边第一项为股票的基础收益（即资本利得与分红收益），第二项wt即是方程（10）表明的股市泡沫。（18）式这一对（16）式的求解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股市泡沫在任何股票市场中都是一种常态存在。但问题是，当某一股票市场中所有投资者都以投机为目的，而不再考虑分红收益之时①，我们即可假设（18）式中的et(dt+i)＝0，从而得到：

pt=wt(19)

由公式（19）可见，当一个股票市场中投机盛行、或者是投资者都以追求资本利得（投机）为其最优选择之时，股市泡沫即成为一种累积性的常态存在，从而股票市场的均衡条件也就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正如方程（15）的均衡条件所显示的，当所有投资者都遵从“购买－持有”策略时，股票市场即达到均衡。虽然这一条件对现实而言是较为严格的，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推论是：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越低，即投资者对股票的持有期越长，亦即投资者越是趋近于“买入－持有”策略，则股市将越趋于均衡。然而，在上文所证明的投资者投机一致性的行为选择下，其必然的结果即是股市换手率的不断上升（见表1）。

表（1）给出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从世界其它股票市场（包括新兴市场）的情况看，其换手率相当低，且比较稳定，甚至表现出换手率下降的特征，比如1992年至1996年间，美国纽约股市的换手率在50％——60％之间，东京股市在20％——30％之间，韩国、伦敦、中国香港地区、泰国和新加坡股市则呈稳定下降的趋势。而由表（1）的数据可见，我国沪深股市的换手率远高于其他股票市场，且起伏很大。除我国台湾股市1995年换手率（为243％）高于同年的深圳股市外，我国深沪两大股市换手率可谓雄踞世界股市之首。正如方程（15）所暗示的，过高的换手率即表明了我国股票市场非均衡的现实，而其根源则在于投票权非完备条件下投资者行为选择中的投机一致性。

表1我国股市换手率（％）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上海

341

787

396

591

425

297

399

499

244

197

——

深圳

213

472

180

902

489

284

412

436

287

280

244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期货市场统计年鉴199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2002市场资料》；《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2003》。

五、小结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政策建议与启示：

1，本文的研究证明，我国股市的非均衡运行（以及股票市场中存在的投机气氛浓烈等热点和难点问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本文所揭示的投票权的非完备性；而且，重要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各类投资者在其投票权不完备条件下的理性选择所致。这也就提示我们，治理中国股市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从监管手段、政策法律等方面进行规制，但更为重要的，则是应从投资者投票权完备性的角度出发进行根本性治理，如尽快实行累积投票权、表决权信托等制度；以及使我国的股票市场具有完善的接管机制。这样，才能通过博弈规则的改变，而改变各方参与人的行为选择。

2，本文的研究从理论上证明了影响股市均衡状态的根本性因素是投资者的行为选择，而（特别是在中国）影响投资者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则在于其投票权的完备与否。从资本市场较发达的国家看，其投资者投票权基本上是完备的（尽管也存在着hart等人的研究所揭示的投资者对用手投票权的主动放弃），因此投票权完备性问题对投资者行为选择的影响程度较低。而在中国，正是由于投资者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导致了投资者的投机一致选择。这一研究启示我们，尽管行为金融学所揭示的各种“异象”及其背后的投资者行为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但正是由于中国股市的特殊性，也就需要我们从更为“中国化”的因素和角度入手，研究决定中国股市投资者行为选择的特有因素及其对股票市场运行的影响。

参考文献：

何基报，2003：《什么影响着投资者的交易》，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研究报告。

李学峰，2003：《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与股东行为选择》[j]，《证券市场导报》第3期。

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4期。

宋军，吴冲锋，2001：《基于分散度的金融市场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11期。

孙培源，施东晖，2002：《基于capm的中国股市羊群行为研究》，《经济研究》第2期。

徐滇庆，于宗先，王金利，2000：《泡沫经济与金融危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张兵，2002：《行为金融理论及在中国股市的应用》，《经济管理》第22期。

张兵，李晓明，2003：《中国股票市场的渐进有效性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张军，1991：《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

克里斯蒂·吉勒斯，斯蒂芬·f·勒鲁瓦，2000：《资产价格泡沫》[m]，载于彼得·纽曼等，《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

尤金·法马，1998：《问题与企业理论》[m]，载于陈郁编译《所有权、控制与激励》，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o·哈特，1998：《企业、合同与财务结构》[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m·statman,1999,“behaviorfinance:pastbattlesandfutureengagements”,financialanalystsjournal;charlottesville;nov/dec,18-27.

①主要是以下3个行为特征：1，追求收益最大化，即相同风险水平下，追求更高收益的投资组合；2，追求效用最大化，即选择能带来最大满足的风险与收益的资产组合；3，厌恶风险，即同等收益下追求风险最小的投资组合；风险较高则需要较高的收益给以补偿。

①如股票溢价之谜、股利之谜、投资者的羊群行为等，这些现象无法用主流金融学及其资产定价理论给以圆满的解释，行为金融学将其称为“异象”。

②其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特色在于对经典金融理论的核心假说——“理性人”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投资者对收益的效用函数是凹函数，而对损失的效用函数是凸函数，表现为投资者在投资帐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帐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递减(statman，1999)。

③这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推导的结果一致，即股市均衡条件是较严格的，现实中很难得以满足。

①对此的详细分析可参阅李学峰，2003：《投资者行为与资本市场发展》，工作论文。

[0]这实际上即形成了股票市场中所谓的正反馈现象：δpt+i越高，δkt+i越大，而δkt+i越大，则δpt+i越高。

①详见本文第四部分的证明。

①根据fama（1998）的研究，所谓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是指证券所有权的分散对风险承受的最优配置是有益的，但其结果是证券持有者通常过于多样化地拥有企业的股票，以至于对某一特定企业没有多少行使权利的兴趣。也就是说，为降低风险而实施的投资组合，也同时降低了中小股东对某一特定公司行使（用手）投票权的兴趣。即在每一个股票投资者中，产生了一个风险分散对投票权的替代。

②所谓投票权效应的外部性（hart，1998），是指行使权利而导致的经营改善的收益由全体股东分享，而成本只由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股东承担，因此单个股东将没有监督企业经营的激励。在此情况下，所有投资者都希望其他股东去行使权利并承担权利行使所致的成本，而自己仅分享他人行使权利所带来的收益。即产生了投票权上的“搭便车”行为。

①这实际上涉及到了大股东投票权的非完备性，对该问题的研究参阅李学峰，2004：《大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及其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南开经济研究》第四期。

②这也正是现实中我国股票市场的购并行为多发生于场外协议转让而罕见二级市场收购的原因所在。

①我们这里并未考虑股市投资是否为零和博弈。换言之我们只是在假定投机收益为10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而将投机收益的来源存而不论。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6

关键词：养老基金，投资偏好，股票市场

在美、英等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养老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对资本市场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尤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股东积极行动(activism)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使得养老基金成为金融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我国，养老基金于2003年开始投资股票市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因此，本文主要从养老基金投资的安全性、谨慎性、流动性和交易成本、公司业绩、投资风格以及公司治理六个角度，系统回顾和评述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成果，加深对养老基金投资动机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中国养老基金投资股票市场问题提供分析的基础。

一、国外研究现状

(一)安全性

1.总风险

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经理为了避免单个股票可能出现较大的损失，会选择投资总风险较低的股票。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避免个股出现较大的亏损影响到投资组合的整体业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受到委托人或相关人员向法院其投资错误而要求赔偿(Badrinath，Gay和Kale，1989)。DelGuercio(1996)、Falkenstein(1996)[2]的经验证据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总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影响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股票的重要因素。根据现资理论，β系数越高的股票其期望收益率越高，由此可以推测，持股比例与β系数存在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Gay和Kale(1989)、Bathala，ma和Rao(2005)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β系数高度正相关，说明机构投资者偏好投资于高β系数的公司股票。另一方面，Badrinath，Gay和Kale(1989)认为机构投资者持有较高β值的股票也会产生负面作用，即在存在法律成本的情况下，如果机构投资者不能战胜市场，他们要负担比业绩优于市场时更多的成本，使报酬面临较大的损失。因此，机构投资者也可能持有较低β值的股票。但是，他们的经验证据没有支持该假说。

3.财务杠杠

财务杠杠与总风险、市场风险之间都是正相关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的总风险是负相关的，但是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可能是正相关的，也可能是负相关的，因此其与财务杠杠之间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如果持股比例与股票的市场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则其与财务杠杠之间也是呈负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的实证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杠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4.公司规模

研究公司规模对养老基金持股比例影响的论文比较多，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结论：arbel，Carvell和Strebel(1983)解释了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偏好大公司股票的三个原因。第一，如果投资于小公司股票，其即使投资数额很少也易达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定的5%公告要求。第二，小公司风险往往比较大。第三，机构投资者可能期望公司多支付股利，而小公司通常很少发放股利。Gompers和metrick(2001)发现1980～1996年期间大机构投资者增加了对大公司股票的需求，减少了对小公司股票的需求。Hessel和norman(1992)、Fama和French(1993)、Bennett，Sias和Starks(2003)的研究也认为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大公司的股票。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也提供了类似的经验证据。

然而，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Bathala，ma和Rao(2005)的研究结论却与上述结论相反。Jensen，Johnson和mercer(1997)发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期间，机构投资者显著地偏好持有小公司股票以获得更高的收益。这说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受国家宏观政策、科技发展等因素的影响。Bathala，ma和Rao(2005)发现1994—1998年期间机构投资者转向偏好小公司股票，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股票市场比较稳定、安全性投资要求有所降低。

5.上市年龄

养老基金偏好持有上市时间较长的股票，因为股票的上市时间越长，就说明公司经得起市场的考验，这样的股票才是好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公司上市年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alkenstein(1996)、DelGuercio(1996)以及Bennett，Sias和Starks(2003)也均得到了与其相同的研究结论。

(二)谨慎性

按照普通法规定的“谨慎人”原则(prudentmanRule)，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其客户承担着重要的受托责任，因此其非常关注所投资股票的谨慎性和安全性。投资经理在决策时会从保护自身利益角度进行投资。尤其是在投资业绩黯淡时期，如果投资经理能够证明其投资是谨慎的，则他们的投资也会被委托人和其他相关人士认为是安全的，而不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Badrinath，Gay和Kale(1989)提出了“安全保证说”(Safety-netHypothesis)，认为机构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除应考虑通常为人们所接受的因素，还须注重投资决策本身的正确性、决策是否被外界认为合理的、信息充分的，且当其经营管理行为受到诉讼时，能够保证他们已经尽到管理责任。机构投资者往往会选择外部专业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作为其投资谨慎性的参考依据。Badrinath，Gay和Kale(1989)选用标准普尔的外部评级作为衡量的指标。其实证结果支持他们提出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是股票谨慎性增函数”的假设。Gompers和metrick(2001)的研究也验证了该假设。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则认为由于各机构投资者在投资目标、风险容忍度、监管约束和流动性要求等方面存在差异，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准确地描述了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因此，他们利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安全保证说”不能解释保险公司持股比例的高低，但能够解释保险公司是否购买某股票，并且保险公司的投资行为比非保险公司更加谨慎。DelGuercio(1996)利用美国1968至1989年养老基金、共同基金、银行等机构投资者的统计数据，检验了谨慎性原则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部机构投资者构成的全样本的实证结果也支持Badrinath，Gay和Kale(1989)的研究结论。

Bathala，ma和Rao(2005)使用Valuelane投资调查库的财务能力评级作为股票谨慎性的替代变量，研究发现，股票评级等级越高，机构投资者投资比例也越高。

1974年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eRiSa)通过，其评估投资组合整体的谨慎性，不需要每一部分投资单独地都被认为是谨慎的。另外，eRiSa要求除说明基金的参与权与赋予权外，亦对养老基金经理投资行为的报道与资讯披露作出明文规范，而投资计划中的基金用途与受托人责任亦明文规定其中。因此，一些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视角，研究了eRiSa对不同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尤其对养老基金的影响。

Cummins，percival，westerfield和Ramage(1980)调查了eRiSa通过后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行为的影响。作者问卷调查了87位投资经理和723位私人养老金计划经理。研究发现，养老金计划经理在eRiSa通过后倾向采用书面的格式规范本身的投资方针，更加重视投资绩效评估，并会购买受托人责任保险。而且，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风险亦会减少。Cummins和westerfield(1981)分析了eRiSa对私人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分散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RiSa实施后养老金计划投资组合的集中度降低了，养老基金经理采用更为分散的投资方式。相比之下，银行信托和共同基金投资的集中度却没有下降。

(三)流动性和交易成本

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往往比较大，因此其通常投资于市值大的股票。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金额远远大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金额，在其买卖股票时，会对公司股票价格带来很大的压力和冲击。如果公司股票没有足够的流动性，其必然导致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机构投资者往往投资于那些具有高流动性、对交易成本影响较小的公司股票。

Badrinath，Gay和Kale(1989)研究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有正相关的关系。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衡量流动性的指标——换手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股票流动性之间的关系。其分别用1986年和1988年的数据均得到了与Badrinath，Gay和Kale(1989)一致的结论。

Falkenstein(1996)分析1991、1992两年开放式与封闭式共同基金经理人持股的横截面数据，发现股票的流动性(用换手率指标衡量)、波动性、价格、上市年龄以及公司规模都对基金经理人持股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即多数的基金经理人偏好流动性强、风险与交易成本较低的股票。Gompers和metrick(2001)采用公司规模、每股价格和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替代变量。实证结果显示，在1980年至1996年期间机构投资者偏爱规模大、流动性强的股票。DelGuercio(1996)和Bathala，ma和Rao(2005)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具有高流动性，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更偏好投资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从而验证流动性是机构投资者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Keim和madhavan(1997)抽选了一些机构投资者，研究交易成本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这些机构投资者掌握了纽约证券交易所1991—1993年间2l所机构的股票交易全部资料。他们采用perold’s(1988)的方法计算交易成本，发现总交易成本是重要的经济因素，而且与交易难度(tradeDifficulty)和市场流动性有明显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制订和评估投资策略时，了解交易成本是相当重要的。Gompers和metrick(1998)也论述了交易成本对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他们假设机构投资者选择投资项目时，着眼点是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该文利用公司规模、标准普尔指数成份股、股票价格及股票换手率作为流动性的指标，检验交易成本会是否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选择。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偏重流动性，并会选择投资于大公司；交易成本虽然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但不及流动性和公司规模重要。

(四)公司业绩

法院在判决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某项投资是否谨慎时，可能会参考公司以往的业绩状况。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公司过去的业绩良好，则法院往往会判决该项投资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反之，则投资损失容易被认为是机构投资者投资不慎所致的。因此，投资组合经理人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以防受到诉讼时被法院判决为投资不谨慎，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选择以往业绩骄人的、公司管理水平优秀的公司为投资对象。

Badrinath，Gay和Kale(1989)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美国证券交易所截至1985年12月31日为止的上市公司名单中抽选了2250家作为调查对象，分析机构投资组合经理在履行运用客户资金的受托责任时所作出的投资行为。他们采用过去60个月的超额回报率作为业绩的替代变量，发现该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过去业绩较优秀的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其的持股比例亦较高。

Hendry，woodward，Cook以及Gaved(1999)访问了68位英国基金经理、经纪业分析师、企业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总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公司和投资者分别看重公司哪些业绩资料呢?”这四组人员回答的意见相当一致，均认为最重要的依次是：财务业绩、企业策略、管理质量及人力资源管理。

Chan，Chen和Lakonishok(2002)关注的是美国共同基金的投资风格，其也发现共同基金倾向于购买过去业绩较好的股票。他们分别用过去三年的收益和过去一年的收益进行了分析，均得到上述结论。

(五)投资风格

nicholson(1960)和Basu(1977)最先研究价值型股票和成长型股票的特征。他们认为价值型股票具有低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成长型股票具有高市盈率或市净率的特征，并且价值型股票优于成长型股票。Reinganum(1982)、Basu(1983)、Cook和Rozeff(1984)以及tseng(1988)研究发现，控制了股票的其他特征例如规模、价格和股息收益率之后，市盈率效应一直稳定存在。

Fama和French(1992)提出与成长型股票相比，价值型股票的市净率和市盈率较低、股息收益率较高。如果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喜欢投资价值型股票，则其持股比例与市净率和市盈率是负相关的、而与股息收益率是正相关的。Bathala，ma和Rao(2005)从ValueLine投资调查库收集1990～1998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持股比例与股票市盈率、市盈率的成长性以及股息收益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市净率、总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不能得出机构投资者偏好价值型还是成长型股票的结论。

Shefrin和Statman(1995)和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假设投资者的投资倾向与“规模效应”和“市净率效应”有关。DelGuercio(1996)研究发现银行经理在1968至1989期间，从选择标准普尔评级高的股票转向直接购买规模大、市净率高的股票。这验证了Lakonishok，Shleifer和Vishny(1994)、Shefrin和Statman(1995)提出的假说。

Black(1976)认为投资于没有股利的股票是不明智的做法。有些机构投资者禁止投资于不发放股利的股票。Badrinath，Gay和Kale(1989)以1985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和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上市的全部股票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股息收益率、换手率、公司规模、贝他系数等市场特征指标和公司特征指标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但实证结果发现股息收益率与持股比例之间的系数是负数，而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Badrinath，Kale和Ryan(1996)采用与Badrihath，Gay和Kale(1989)相同的特征指标，但不同之处，一是其选用1986和1988两年的数据，二是其将机构投资者分为保险公司和非保险公司两组。研究结果表明，非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都显著地得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这说明非保险公司青睐投资于成长型的股票。保险公司两年的数据也显示，股息收益率与其持股比例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检验。

Gompers和metrick(2001)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及其对股价和收益的影响。他们发现机构投资者从1980年到1996年持有股票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然后分别从法律环境、流动性和交易成本、过去收益状况三个方面，进一步探究增加的原因。结果显示，在此期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股息收益率、市净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无法确切地说明总体上机构投资者在这17年偏好投资于成长型还是价值型股票。

(六)公司治理

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以美国最大的40个养老基金、40个投资经理和20个慈善基金会为样本，调查了他们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的偏好。研究发现，他们一致认为董事会的构成和作用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并且提出了影响董事会有效运作的诸多因素，例如董事的独立性、多元性、技能和经验以及是否喜欢提问和深入思考等。其中，40%的被调查者认为公司治理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是独立的董事，20%的被调查者认为董事会的质量和多元性是其次重要的。有些投资经理喜欢董事具有法律或财务等方面的技能和经验，甚至是某领域的专家。另外，他们还认为公司内部管理者不应该参与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命、薪酬制定和审计委员会；独立的董事不能是公司现在或以前的员工，也不能来自与公司有固定业务的其他公司的人员；董事会主席和Ceo应该分开，董事会主席应由外部董事担任。

RussellReynoldsassociates(1998)详细调查了1997年美国机构投资者关注的公司治理问题，得到了与Useem，Bowman，myatt和irvine(1993)相同的结论：“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关注董事会的构成和质量”。同时，也得到了其他的一些重要结论：(1)机构投资者认为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公司董事会进行有效评估，尤其是缺乏关于董事会成员的信息，例如背景、商业交易记录和对董事会的具体贡献等。(2)大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董事会应由外界中立、公正的权威人士进行评估。(3)机构投资者反对对CeQ薪酬设置最高限额。(4)机构投资者支持董事持股及将股票作为奖励计划。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养老基金投资偏好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学者重点关注证券投资基金的持股特征(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肖星和王琨，2005；高雷、何少华和殷树喜，2006)。

杨德群，蔡明超和施东晖(2004)使用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年报中的投资组合数据对2002年年末基金的持股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考察了66只基金持股的825只股票的每股收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和市净率指标。发现基金的持股比重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表明基金在2002年注重识别、挖掘和投资价值型股票；基金的持股比例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市净率的关系也是正的，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基金在考察公司的成长性和价值性时，更注重公司的价值性。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7

【关键词】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绩效;集中度

一、引言

开放式基金中的股票型基金在资产配置中将大部分资产投向股票市场,导致其净值波动幅度较大,并且股票型基金在开放式基金中所占比例较大,因此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受到了众多基金投资者的关注和青睐。一般来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都具有各自的业绩基准,股票型基金的管理人具有信息上的优势和较高的投资分析能力,通过将资产配置到其认为具有跑赢大市的潜力的股票上,并且赋予这些股票较大的权重,那么很有可能取得超过业绩基准的业绩。本文对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绩效和股票配置的集中度(包括行业集中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以探讨在控制风险的情况下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提高其重仓股票的集中度或行业集中度是否能够使其取得超过业绩基准的业绩。

二、文献回顾

目前研究基金绩效与股票配置集中度关系的文献不多,主要是以实证研究为主。Kacperczyk,Sialm和Zheng(2005)利用1984年至1999年美国共同基金的数据研究发现:共同基金在行业集中度上具有显著差异,集中度高的基金往往遵循迥异的投资风格。平均来说,在控制了风险和风格差异后,持有集中度高的投资组合的基金业绩比持有分散化投资组合的基金的业绩好,这个结论对于多种风险调整评价测度都适用。Baks,Busse和Green(2006)以总收益率、四因素alpha①、收益率与Daniel,Grinblatt,titman和wermer(1997)提出的特征为基础的基准差异来作为业绩的测度,以赫芬达尔指数、标准化的赫芬达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来衡量股票组合的超配程度,其证明了共同基金的业绩与基金经理对少数股票进行超配的意愿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持股集中度高的基金的业绩要高于持股分散化的基金的业绩大约每月30个基点。Brands,Brown和Gallagher(2005)的实证研究证明了基金绩效与投资组合集中度存在正相关关系。梁斌、陈敏和缪柏其(2007)研究了封闭式基金持股集中度和业绩之间的关系,发现封闭式基金的持股越集中,基金的业绩就会越好。解洪涛和周少甫(2008)的研究结果显示,股票选择上的资产配置集中度给基金带来了超额收益,而行业资产配置过度集中给基金带来的损失大于收益,且较大的资产规模并没有给基金带来过高的收益。朱宏泉和李亚静(2008)实证研究了我国证券市场中封闭式基金的投资集中度与基金净值间的相关性,其结果表明基金前十位股票的投资比重之和占其股票投资的比例与基金累计单位净值是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基金的行业投资集中度对基金累计单位净值的影响并不显著。总体上看,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是以各种指标和模型来测度基金绩效和股票配置集中度,采用实证方法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三、变量与数据

(一)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绩效与股票配置集中度的指标的选择

从2002年开始,开放式基金在发行时需要公布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通常反映了基金的投资风格,例如基金的股票投资的主要范围(如上证180指数的成分股),股票投资占基金净值的比例。通过比较基金净值实际增长率和业绩比较基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而不是仅仅通过基金净值的绝对增长率来评价基金的业绩表现。由于公布业绩比较基准及其表现有利于促进基金管理人遵守基金契约,稳定基金投资风格,有利于基金投资者对基金的业绩作出合理的评价,《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编报规则》规定在基金年报、半年报和季度报告中,基金管理人必须披露净值增长率与其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基于以上所述,本文选取基金净值实际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的差作为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投资绩效的指标。

在集中度的度量方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绝对法,包括行业集中度、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熵指数等指标;第二种是相对法,包括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本文的股票配置集中度分为持股集中度和行业配置集中度。我国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在半年报和年报中公布所有股票投资明细,在第1季度和第3季度的定期报告中只公布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而本文实证研究的时间频率是季度,因此本文以每个季度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公布的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最大的前十名股票其比例的总和来衡量持股集中度。在每个季度的定期报告中,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会公布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行业分类一共有13个大类,其中制造业又可细分为10个子行业,因此本文的行业分类共有22类,包括除制造业外的其他12个行业和制造业中的10个子行业。定期报告包含有各行业投资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本文以该比例作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中的权重来计算该指数,作为行业配置集中度的度量指标。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绩效的计算公式是:

aRit=Rpit-Rbit

其中,Rpit是指开放式股票型基金i在季度t的净值增长率,Rbit是指开放式股票型基金i的业绩比较基准在季度t的增长率。

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持股集中度和行业配置集中度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二)控制变量的选择

1.风险

在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其业绩比较基准进行比较时,不能忽略的是两者之间风险的比较,因为如果在基金的业绩风险远远大于其业绩比较基准的风险时,即使基金净值增长率大于业绩比较基准,对于风险回避的投资者来说,投资效用可能是负的,也就是说,风险回避的基金投资者并不偏好这一类型的基金。因此,本文引入风险变量作为控制变量。风险通常用统计学中的方差或者标准差来表示。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净值增长率与其业绩比较基准的差,风险变量则采用基金净值增长率样本标准差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样本标准差的差来衡量。

2.基金规模

一般来说,基金规模越大,管理的难度也越大。新增的大量申购而造成规模的增大有可能造成基金净值增长率的表现比原来要差,这样会对原有的基金投资者的利益造成损害,现在部分的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仅开放赎回也许就是基于担忧基金规模过大而损害原有基金投资者利益的这个原因。因此,本文采用基金规模作为控制变量,而以基金净值的自然对数来度量基金的规模。

(三)样本数据的说明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这类型基金大部分是2004年以后发行的,基于数据的可得性,研究期间是2004年第1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其中因变量(基金绩效)的数据和风险这个自变量的数据的区间是2004年第2季度到2009年第1季度,基金规模这个自变量的数据的区间是2004年第1季度到2008年第4季度。在该研究期间中,基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170只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作为样本。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锐思数据)。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实证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投资绩效与股票配置集中度之间的关系,研究模型如下:

peRFit=β0+β1×CR10it-1+β2×LnaVit-1+β3×RiSKit+εit(1)

peRFit=β0+β1×HHiit-1+β2×LnaVit-1+β3×RiSKit+εit(2)

其中,peRFit是指基金i在t季度的绩效,β0为截距项,LnaVit-1是指基金i在t-1季度净值的自然对数,RiSKit是指基金i在t季度的业绩风险,即基金净值增长率样本标准差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样本标准差的差,εit是基金i在t季度的随机扰动项。

(二)实证结果

表1为各实证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基金业绩与其业绩比较基准的差极差很大,最大值为0.4261,最小值为-0.2992,说明了样本基金在研究区间中1个季度最大可以超越业绩比较基准42.61%,最差的表现是低于其业绩比较基准29.92%;平均来说,基金的净值增长率大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增长率,也就是说,基金平均来说跑赢了其业绩比较基准,而且从其偏度大于0可以看出多数基金跑赢了其业绩比较基准。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投资占净值比例平均来说为37.31%,值得注意的是,最大值为80.39%,说明集中度的最大值很大,持股非常集中,最小值很小是因为该基金在当季刚刚成立,并未大规模地在股票上建仓;样本基金的业绩风险平均来说高于其业绩比较基准,这可以从均值、中位数,以及偏度远远大于0可以看出来。

多重共线性会影响回归模型的准确度,为了了解模型中各解释变量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需要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CR10、LnaV与RiSK,HHi、LnaV与RiSK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较小,都没有超过0.3,说明它们的线性相关程度较低。

由于各样本基金的成立时间不一样,因此本文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对模型(1)和(2)进行GLS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五、结论

从表2可以看出,CR10与因变量基金绩效peRF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了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持股集中度越高,基金业绩超越其业绩比较基准就越多,说明了基金具备较强的选股能力,可以通过提高前十大重仓股票投资占净值比例来提升业绩,跑赢业绩比较基准;HHi与peRF呈正相关关系,但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说明提高行业配置集中度并未显著提升基金的业绩,使其超越业绩比较基准;LnaV与peRF显著负相关,说明基金规模的扩大对于基金跑赢其业绩比较基准具有负面效应;RiSK与peRF是负相关关系,但并不显著,说明提高基金业绩的风险并不能对提升基金业绩产生正面影响。

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基金投资具有指导意义。持股集中度高的基金往往能跑赢其业绩比较基准,而业绩比较基准通常是由股票市场的指数增长率和债券类指数增长率加权相加计算出来的,因此如果股票市场是上涨的,基金投资者通过选择持股集中度高、业绩比较基准中股票市场指数增长率的权重较高的基金,可以获得理想的收益。

【参考文献】

[1]王聪.证券投资基金绩效评估模型分析[J].经济研究,2001(9):31-38.

[2]梁斌,陈敏,缪柏其.我国封闭式基金的持股集中度与业绩的关系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7(6):7-12.

[3]解洪涛,周少甫.股票型基金资产配置集中度与投资绩效研究[J].证券市场导报,2008(5):52-56.

[4]朱宏泉,李亚静.集中于分散化投资――谁是基金的最优选择?[J].管理评论,2008(2):9-13.

[5]marcinKacperczyk,ClemensSialm,LuZheng.ontheindustryConcentrationofactivelymanagedequitymutualFunds[J].JournalofFinance,2005,60(4):1983-2011.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8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价格波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0、引言

自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和1991年7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至今，我国的证券市场取得了较快的发展，成就瞩目。但不得不承认，我国的证券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投机现象严重，股价波动幅度较大，市场缺乏稳定性。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这种现象都有过深入研究，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存在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投资者结构不合理，散户投资者居多，机构投资者相对偏少。理由是个人投资者带有明显的投机色彩，追涨杀停，盲目跟风，容易受市场气氛左右，从而导致股票市场无序波动i而机构投资者无论是在信息的获得还是投资分析能力上都是散户无法相提并论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可以引导市场理性投资，从而起到稳定市场的作用。从1991年第一家证券投资基金成立至今，我国基金业发展迅速，总规模已经比较庞大。然而，基金持股是否真的能够稳定我国证券市场的股价波动，还有待验证。本文选取了2006年1月到2008年12月12个季度证券投资基金公布的数据，分开牛市和熊市，分别研究了证券投资基金重仓持股在这两个不同类型的市场中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影响。

1、文献综述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重仓持股对股票价格的波动究竟是起着稳定器的作用还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一直以来都是争论的焦点。从国外来看，Brennan(1995)认为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理性，进行噪音交易的可能性极小，也很少受市场情绪的影响，因此他们能通过抵消个人投资者的非理保持股价稳定，从而使得他们控制的股票具有较低的波动性；martint.BomandJanuszBrzeszczynski(2006)对波兰养老金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机构持股的增加降低了股票价格的波动性。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基金持股会增加股价的波动性，如Browll&Bmoke(1993)认为机构投资者比个人投资者交易量大，这会对股价产生较大压力，从而导致股价大幅波动；从国内来看，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在我国市场环境中基金持股不仅起不到稳定股价的作用而且还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如李胜利(2007)研究了我国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行为和证券市场波动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其股票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证券市场的波动。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我国市场基金持股可以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如邓勇，汤大杰(2007)使用GaRCH事件模型对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波动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显示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具有稳定中国股市的作用，而且在机构投资者发展的过程中，每次的政策推进都对市场起到了明显的稳定作用。

通过对比国内外研究结论发现，国外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基金持股能够起到稳定股价的作用，而国内大部分研究结论都表明，基金持股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股价的波动，其原因是我国证券市场还不完善，市场监管不到位。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外来看，针对基金持股与股价波动性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但还很少有学者区分不同的市场行情研究基金持股与股价波动性之间的关系。针对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本文区分熊市和牛市对我国基金持股与股价波动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从与前人不同的角度证实我国证券市场中基金持股与股价波动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可以综合考虑时间和截面所含的信息，能够将时间序列和上市公司横断面结合起来，这样增加了样本的观测值，同时也扩大了统计模型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和模型的解释力度。

2、样本的选取和研究变量的设计

2.1样本的选取

自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七次大的牛市和熊市之间的更替，最近一次牛市从2005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开始一直持续到2007年十月，而最近一次熊市则是从2007年10月底至2008年底。依据研究思路，本文选取了2006年第一季到2008年第四季国内证券投资基金公布的季度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分为两个部分分别研究。第一部分从2006年第一季到2007年第三季，代表着牛市行情；另一个部从2007年第三季到2008年第四季，代表着熊市行情。如此划分数据有助于分别研究证券投资基金重仓持股在牛市和熊市中对股票价格波动性的影响。本文的数据来源于金融界一全部基金重仓股一览表(a股)以及深证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公布的股票行情数据。

2.2研究变量的设计

为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持股与股价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本文使用以下变量：

2.2.1股票收益率(sYL)即样本股票在报告期内所有日收益率的均值。

2.2.2持股基金数(cC.JJS)。指同时持有某只股票的基金家数，考虑数据的平稳性，取其对数

2.2.3基金持股比例(CC,BL)。指所有基金持股占该股流通股股本的比例，用各报告期公布的基金持股比例来表示(假定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组合不变，由于基金实行长期投资的战略，且本文的研究期间较长，因此该假定具有合理性)。

2.2.4基金季度持股比重变化(BLBD)。对于基金持有的个股.基金每季度的持股比重变化就是基金在年报或半年报以及季度报的持股比重减去在上一个季度报或年报及半年报的基金持股比重。

2.2.5股票换手率(HSL)。用样本股票在各报告期日换手率的均值表示。

2.2.6流通a股市值(LtSZ)，以报告期内样本股票日流通股市值的均值表示，考虑数据的平稳性，取其对数。

2.2.7股价波动率(VoL)。用样本股票在报告期内所有日收益率的标准差表示。同时，考虑到股价波动率受大盘波动率的影响，本文采用调整后的相对股价波动率，即用股价波动率减去当期上证综指(深证成指)收益率的标准差。

3、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变化对股价波动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的变动是否加剧了该股票价格的波动性，现以第t期股价波动率为因变量，以第t-1期股价波动率、第t期持股基金数的对数、第t、t-1期的股票收益率(cheungandng的研究证明波动率是上一期股票收益率的递减函数)第t期持股比例的增量，第t期换手率和第l期流通a股市值的对数为解释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运用eViewS5.0统计分析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分析。

牛市行情中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重仓持股变动对股票价格波动性影响的分析结果表1所示。

由表1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第t-1期股价波动率(VoLl)与第t期股价波动率成正向关系但并不显著，这说明股价波动具有一定的惯性但并不明显；持股基金数(CGJJS)的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在控制其它变量后，增加基金持股家数，有一定的分散股价波动风险的作用，但在95％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险，说明基金持股家数的增加对分散股价波动风险的作用不是很明显；基金季度持股比重(BLBDl的变动与该股票的价格波动显著呈正向关系，说明在我国证券市场牛市行情下，基金重仓持股不仅不能稳定股价，而且加剧了股票市场的波动市场，这说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运作还不规范，还存在着一定的“羊群行为”。

熊市行情中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重仓持股变动对股票价格波动性影响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可知，第t-1期股价波动率(VoLl)对第t期股价率成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股价波动具有一定的惯性。持股基金数的系数显著且为负，说明和在牛市行情中一样，控制其它变量后，增加基金持股家数，有利于分散股价波动的风险。基金持股比例的变动与该股票的价格波动负相关，说明在熊市行情下基金持股对我国证券市场股价的波动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大多数都是优质股票，在其价格下跌时也不愿意降低其在投资组合中的比例，反而会在价格降到一定的程度出现买入机会时而加仓。

4、结论分析与建议

4.1结论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和前人的研究结论有很大差异，以前的大部分研究结果都认为基金持股加剧了我国证券市场股价的波动，也有少部分认为，基金持股对我国证券市场股价的波动具有稳定作用。而本文发现在我国股票大盘牛市阶段(2006年第1季度-2007年第4季度)基金持股的变化与个股价格波动性呈正相关关系，这说明证券投资基金并没有像监管当局和大多国内学者所期望的那样具有稳定股票市场的作用，而是加剧了股价的波动。在我国证券市场熊市阶段(2008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基金持股的变化与个股价格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股价的剧烈波动。

本文的研究结论之所以和前人有差异，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样本的选择和处理方法不同，本文选择的是2006年初到2008年底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数据(因为这一时期见证了我国股市最近一轮大的牛、熊市转变过程)将牛市和熊市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数据分开处理，得到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第二，研究方法的不同，以往的研究多数是用截面数据或时间数列，而本文采用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可以综合考虑时间和截面所含的信息，能够将时间序列和上市公司横断面结合起来，这样增加了样本的观测值，同时也扩大了统计模型获取信息的能力，从而提高数据分析能力和模型的解释力度。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9

关键词：大学生;股票投资;理财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5-0028-02

一、调查的原因及意义

经济的强势发展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繁荣昌盛，在股票市场不断突破新高的同时，各行各业的人们也涌入了股市，大学校园作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大学生参与股票投资同样也成为了热点话题。近几年来，大学生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以及零用钱的增多，选择投资理财已成为了大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大部分大学生将股票作为主要的投资理财方式。但是，许多大学生在炒股时便会凸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例如没有固定收入、缺乏抗风险能力、学业炒股不平衡等。我们针对大学生股票投资行为进行研究，将调查结果进行分析，最终给出大学生股票投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

二、问卷设计及调查实施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的方法。问卷分为五部分：共二十题，第一部分：了解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了性别、年级、专业;第二部分：为调查者是否有过证唤灰椎木历，是否想参与股票投资以及不想参与的理由;第三部分：调查者的股票交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包括交易金额多少、交易金额的来源、家人的态度;第四部分：大学生在大学期间对股票交易的行为和风险的了解，其中包括影响股票投资风险的因素、参与投资的原因、知识的了解程度、了解知识的途径;第五部分：调查者目前参与投资行为的盈亏现状以及原因。此次问卷调查纸质版共发出300份，网络问卷200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460份，我们将这460份实际收回的有效问卷作为研究的有效样本。

1.调查的时间与地点：调查的时间是2015年2月到4月，理由是因为2月刚好是年初，春节刚过完，刚好处于开学期，大学生都处于返校时间，所以这个时间会有很多学生出现在学校附近。地点：选在学校门口、教室中，食堂门口，社团内等，这样可以有充分的时间给予学生填写问卷，也有利于实时回收问卷。网络问卷通过网页链接链接给身边的同学推广发放，2015年5月统一收回。

2.调查对象的范围以及调查方法：调查的对象是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在校大学生。调查的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将调查问卷随机发送给调查者，现场填写，现场收回。

三、在校大学生股票投资行为分析

1.基本信息分析：本次调查中的男生共有236人，女生224人;大一学生91人，大二学生102人，大三学生211人，大四学生56人;金融投资类专业有338人，非金融投资类有122人。本次调查数据客观人数集中于大二和大三的学生，以金融专业的学生为主。

2.参与投资行为分析：本次调查共460人次，其中表示已经参与过股票投资的人有363人，没有参与过的有107人，其中有79人表示没有参与过投资比较后悔，原因有：忙于学习、社团工作繁忙、基础知识不了解等，有机会的话这些人表示也想参与股票投资。性别与投资行为关系：已经有过投资行为的大学生有343人次，其中男生218人，女生125人，没有参与过投资行为的人有117人次，其中男生18人，女生99人。从分析中可以看出男生对于股票投资明显更加感兴趣，其中有92.97%的人都参与了投资行为，女生也有59.42%的人也参与了投资行为。证明了大学生参与股票投资已经是必然的趋势了。专业与投资行为的关系：金融专业的学生有99%的人都参与了投资行为，而非金融投资的学生也有高达20%以上的人参与了投资行为。这说明股票投资行为已经开始进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中了。不想参与股票投资行为的原因分析：参与调查的群体中，很多学生忌惮股市的高风险和由于自身专业技能的缺乏，从而不敢入市。有43%的人认为自己的专业技能不足，32%的人认为风险太大，11%的人表示家人不允许，还有14%的人认为是其他原因。

3.证煌蹲式灰坠程分析交易金额及来源分析：男、女生投资的金额相差还是较大的，女生投资金额一般在5000元之内，男生大部分在10000元以上，其中男生为126人，女生为131人，可以看出女生投资相对更加谨慎，男生投资金额相对较大。从数据中得到其中有305人的资金都来自父母，73人的资金来自勤工俭学，54人的资金来自奖学金助学金。父母对于子女参与投资的态度：父母对于子女参与股票投资行为大多表示赞同，因为对于商科类学院来说，家长对股票投资表示赞同，有30%的家长反对孩子炒股，这部分家长认为大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家长们对孩子的炒股行为很谨慎，认为以增长经验为主，盈利其次，家长对于大学生炒股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生的炒股之路，因为家长提供的资金还是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大学期间是否需要学习投资理财：认为在大学期间有必要学习投资理财的远远超过认为工作之后才有必要学习的，因为大学有足够的时间让大学生去学习相关知识，进入社会后迫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很多学生认为再去学习股票投资知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所以在大学期间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学习相关投资理财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四、投资风险分析

1.影响投资风险的因素及投资目的：本次调查者中认为影响投资风险的因素为以下几点：初始资金对于投资的重要性占100%，宏观形势的影响占92%，投资风险影响的占87%，课余时间的占75%，家庭支持的占73%，股票知识与经历占50%，其他的占68%。

2.投资知识水平和来源分析：在校大学生中投资水平为模拟级的占24.36%，投资水平为初级的占39.83%，而中级投资水平最高且占30.93%，剩下的为投资水平高级和大师级分别为4.45%和0.42%。

五、投资盈亏分析

1.盈利分析：股票投资盈利的人群中能分析基本信息或分析他人推荐信息的人占52%，其次就是跟从对股票操作熟悉的人购买股票从而获得盈利，这部分人占了总数的34%，其他方式的占9%，经验丰富的则有5%。

2.无盈亏组分析：跟风导致股票无盈亏的占49%，在投资过程中没有设置止盈止损而导致投资无盈亏的有22%，在交易过程中频繁交易导致盈利不全的占25%，其他因素的则占了4%。

3.亏损组分析：重仓交易导致股票亏损的占56%，投资过程中喜欢跟风操作而导致投资亏损的有30%，交易过程中喜欢追涨追跌导致盈利不全的占9%，其他因素的则占了5%。

六、结论和建议

1.结论：沉静了7年的a股，终于在去年底开始爆发，股民们看到了希望，社会看到了股市耀眼的诱惑，改革的红利让股市一片繁荣，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股市中去。作为一个新生代的大学生，同学们纷纷进入股市，茶余饭后聊的话题大多是股票，不论盈亏，这都是大学生人生一段宝贵的经历。大学生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素质的特殊群体，自然会受金融市场的吸引。大学生作为经济上没有独立和思想上没有完全成熟的一个群体，进入股票市场需要更加谨慎。虽然本文只针对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在校大学生的股票投资状况进行研究，但是对于大学生参与股票投资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大学生股票投资热情高涨，有的学生在股市里挣到了钱，还有部分大学生最后以失败告终。我们结合调查，分析大学生股票投资行为，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

2.对大学生炒股的建议正确引导大学生客观认识股票投资行为：对于大学生炒股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研究分析可看出，大学生每个人都有其个人的特质，他们具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风险偏好，不同的心理素质以及不同的资金实力。我们不能明令禁止大学生炒股，同时也不能放任自流，毕竟炒股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部分金钱，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业甚至日常生活，所以必须加以正确引导。大学生首先需要分析自身情况，不要盲目从众。其次如果只是想通过简单的基础知识就可以在市场上随意掘金，这是不现实的，所以不断学习是很关键的一部分。最后就是家庭和学校能给予大学生股票投资一些支持与建议，帮助孩子提前适应社会。加强理财教育，树立正确的交易理念：很多大学生参与投票投资是出于利益驱动，一夜暴富的梦每个学生都做过，进入股市终极的目标还是挣钱，想通过炒股取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大概是每个大学生进入股市的初衷。从数据分子中可以看出，66%的大学生炒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父母，剩下的一部分是其他方式获得的收入。经济能力与心理承受能力比较薄弱，一旦获利，就希望获得更多的收益，从而滋生的心理，不符合大学生基本素质的要求。一旦亏损，就会产生再投入资金回本的心理并且伴随着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日常的生活与学习。所以培养大学生的风险控制意识，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做好大学生股票投资的心理疏导：大学生炒股行为反映了大学生们盲目从众、等心理。大学生炒股投机心理大于投资心理，因此要引导大学生良好的投资心态和成熟的思想，切忌盲目入市，跟风买卖。避免使用学费、生活费、或者借贷资金进行投资，如果实在对股票投资有兴趣，可以利用父母支持的小额资金，或者奖学金等在不影响学习与生活的前提下进行投资。股票市场波动较大，风险较大，不掌握专业的知识，盲目的进入股市是十分不理智的，部分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应该平衡对待炒股得失，才能应对炒股的挑战与冲击。大学生应正确处理学习与炒股的关，将炒股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石，重点锻炼自身能力，积极的面对自己的大学学习生涯。

指导教师：俞爱群

参考文献：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10

在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基金市场中做出科学正确的选择达到慧眼识金的目的，就必须对基金的基本特点、运作模式以及投资者自身的情况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希望可以对投资者选择基金做出帮助。

时刻关注风险

在开放式基金这个大家庭中股票基金无疑是可以给投资者带来最丰厚回报的基金产品，但是我们也必须明白风险和收益永远呈正比，在诱人回报的背后往往蕴藏着不断积累的风险。华尔街有一句名言：市场总是上下波动。这句话提醒我们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在看到1800点被突破的时候我们不该忘记去年6月份1000点关口的失守。股票基金固然现在风光，但是也曾经有过净值缩水30%的尴尬境地。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盲目地将资金投入到股票基金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面对风险，投资者需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打分，如果属于风险偏好类型而且也有很高的未来收入作为保证，那么继续持有并且加大投入就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一个收入不高、心理承受能力有限的退休老人，笔者的建议是最好进行保守的投资，尽量回避股票基金这种高风险的产品。

此外，股票基金除了市场风险还存在着集中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风险，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基金投资时必须关注的。

坚持长期持有

巴菲特曾经说过：拥有一只股票期望它第二天就上涨是十分愚蠢的。股神的话揭示了长期投资的真谛。对于基金，笔者认为投资者更应该坚持长期投资的原则，股票市场的短期走势是非常难以判断的，但是中国资本市场长期走势必然向好却是市场的共识，只有长期投资才可以稳妥地分享中国经济的稳定成长。

目前很多投资者都用操作股票的思路来投资基金，他们总是希望通过频繁的低买高卖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但是基金和股票最大的区别在于基金是股票的投资组合，真正优秀的基金可以通过不断卖出被高估的股票买进被低估的股票来实现净值上涨，从而摆脱技术面的约束。上百年的历史证明，没有人可以真正掌握低点和高点，比市场还聪明的人是不存在的，而且，股票基金的手续费成本较高，所以坚持长期持有是投资股票基金必须坚守的原则。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有高流动性要求的人也是不适合投资股票基金这个产品的。

选择好的基金

每一只基金的宣传单页上都注明本公司以往基金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但是以往业绩是考量一个基金管理人最好的标尺。经过五年多的市场检验已经使一些优秀的基金管理公司脱颖而出，他们管理的大部分或者是全部基金的业绩都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甚至名列前茅。这恰恰证明了基金管理人的水平和能力，这些基金管理公司是值得投资者信赖和支持的。笔者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是在未来最有可能取得优秀业绩的基金。

现在还有的投资者喜欢认购新基金，有的把新基金比喻成原始股，这种比喻是非常错误的，无论新基金还是老基金，他们面对的市场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选择的股票价格在同一时点也是一样的。老基金由于已经建仓反而可以在市场好的情况下更加快速地上涨，这一优势是新基金所不具备的。但是老基金持有的股票存在被高估、过度集中的可能，这就需要我们去分析它的投资报告，普通的投资者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么就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来进行选择。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十篇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1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2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3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4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5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6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7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8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9

股票投资基本原理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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