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1
1扩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并进行积极的保护和整治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具有800年都城历史的古城，现在也被称为旧城。它是体现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最具体、最直观的载体。对北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积极的、认真的保护和整治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同时也是我国优秀文化历史遗产在奥运会举办期间最好的展示。
北京对已列入保护名单的历史文物的保护工作，总的来说，是做得很好的，这也是古城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这还只是“文物保护”，还不是“古城保护”。因为还有大量的老旧建筑和历史地段并未列入历史文物保护的名单，其中的大部分是四合院民居，由于未得到保护，以致多年来不断的被拆毁。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日益的毁损，正与平庸的新建筑的日益增长同步的加速进行。近些年来确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加以保护和整治，这是可贵的进步。但是，这些历史文化保护区由于规模较小，位置零散而难以形成气候，不能形成显著的良好效果。
北京的四合院住宅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西方国家采用较普遍的住宅类型足独院型住宅(DetachedHouse)，其布局特点是房屋在中间而庭院在四周。北京的四合院住宅是庭院型住宅(CourtyardHouse)。它的布局正好相反，庭院在中间房屋在四周，其优点是节省地皮，既便于通风、日照、植树养花，又便于得到安静和安全的环境，满足良好住宅的重要的基本条件。一座四合院常有三四个庭院，前庭有海棠、丁香，后院有柳树、榆树。这种多个四合院组成的安静的胡同和在胡同端头集中多种商店的狭窄而热闹的街道，组成了可以享受便利的城市服务而又能“闹中取静”的北京四合院住宅区。这和欧美那种远在郊区，必须自己开汽车才能得到城市便利服务的独院型住宅区相比，自然是有其优点和特色的。这样的传统住宅不但是具有历史价值、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文化财富而且还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质财富。把它保存下来加以整治、安装现代化的设施，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部分居民逐渐地向郊区搬迁，使现状10来户居民拥挤在一个四合院里的状态，改变为3、4户居民居住，这样的四合院则不失为良好的生态住宅。如果我们对帝王将相的宫殿府第、宗教界的寺庙教堂，都视为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妥为保护，为什么不把传统的供居民使用的民间住宅也同样作为宝贵的财富加以保护呢?何况。这些居民和民居正是城市的主体，是城市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主人，而四合院的布局结构，从历史上讲，正是那些宫殿和寺庙等宏伟建筑群的原型呢!
四合院屋顶上富于质感的青瓦和上面覆盖着的浓密树冠，形成北京传统住宅区的独特景色，这也是衬托故宫、钟鼓楼等纪念性建筑物的不可缺少的背景。正是由于这深色调青瓦绿树环境的对比，使得故宫的金色琉璃瓦屋顶更加壮丽辉煌。“红花虽好终需绿叶扶持”。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陪衬，把这些四合院拆毁，而代之以现代的楼房，那样故宫、景山、钟鼓楼等重要的历史文物就会被不伦不类，杂乱无章的环境包围和孤立起来而黯然失色，大煞风景了。因此，对这些四合院街区妥加保护，实为与国家重点文物的保护密不可分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大幅度的扩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范围，积极的保护和整治传统的四合院住宅区是保存古城的实体，是保护和展示历史文化名城风貌的最现实、有效的措施和最重要的任务，是目前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
现在，首要的工作是要把故宫、太庙、景山、钟鼓楼、三海等北京最重要的历史文物和风景名胜地段附近的地区，大面积的、尽可能的划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做出保护和整治的规划并付诸实施。所谓“整治”(Rehabilitation)即是“康复”的意思．主要是指对老、旧建筑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办法：对于比较好的，予以原样保留；对于有破损的，加以修整；对于已破烂不堪的，予以拆除翻建；同时，增加上下水、供气、供电等现代化设施．这就足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整治(prcservationandRehabilitationofHistoricCity)。这是现在国际上通用的提法，我们也应采用这样国际通用的学术名词和慨念以促进交流，增进理解和改进工作．
2停止采用大拆大改的办法进行危旧房改造
在保护传统四合院住宅小区的同时，需要停止采用大拆大改的办法进行危旧房改造。北京成片的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开始于1990年代初，其目的是为居民解圈。头两期工程大多属于危险房屋比较集中的地段。居民回迁率较高，部分被拆迁居民也被安置于离旧城较近的地段，居住条件普遍得到改善，因而受到居民的欢迎和社会舆论的称赞。后来，情况逐渐地发生变化。为了解决建设资金的困难，负责筹建的开发公司或地方房管部门往往采取拆迁部分居民，来建办公楼或出让空出来的用地等办法来筹集建房的资金。以后筹建单位了解到增加拆迁率不但可以筹措必要的资金而且还可以有相当的利润可以获得。因此，受利益的驱使，后续工程的拆迁率不断增高，所建的楼房也越来越高大，被拆迁的居民不断增多，迁居的地段越来越远，直到丰台、通县等远郊区。这对于这些居民上班、上学、就医等经常性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负担都造成了不少困难，对于其中不少的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更是一种难于承受的困难。这样，一项为民解困的德政就逐渐地演变为以营利为目的，着眼于土地投机，吃土地差价，与民争利的“扰民工程”了。由于居民不满，多年来集体上访时有发生，损害了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关系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这种旧房改造的曰标从“解困”到“营利”的转变，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损害历史文化名城的机制。富有特色，富有历史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的四合院住宅区，就破当作可以赚钱的地皮廉价出售了。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住宅中，北京的四合院住宅是质量好，形制完备，最有保留价值的。有一些破烂、危险房屋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城墙和坛墙附近的原有贫民住宅区，是危房地区，是需要拆除重建的。但是更多的却是危房和较好的房屋混杂并存的，本应有区别的审慎的处理的。可是，现在这些地区也越来越多的被当作“危房”当作“垃圾”一并大规模的被拆除重建。“危旧房改造”就成为“危房”和“旧房”都一起被拆除改造了。成片的四合院住宅区不断地被划拨给区属开发公司，由开发公司主导建设。在这富有北京历史印记的文化财富被毁的同时，代之而起的是大量单调而不适应长远居住需求的六层公寓楼房和高容积率的高层住宅，使北京面目全非了，严重地损害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这种一幢高楼里住近百户居民的高层住宅，除纽约的曼哈顿岛、香港和新加坡等岛屿城市，由于受到地形限制仍作为一种基本的住宅类型而存在外，在国际上早已由于其适用性差、造价和维持费昂贵而为国际学术界所否定。这种高层住宅不但充斥着北京郊区，使北京的房价高出别的城市很多，近几年来居然成群的出现在北京旧城以内。这只能反映我们的缺乏知识和过于热心支持开发公司尽量营利，实在有伤大雅，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这种大拆大建、大幅度增加容积率的办法，使原来就拥挤的旧城“挤上加挤”。“拥挤”(overcrowding)是“大城市病”中的头等病害。随之而来的便是环境恶化、交通堵塞、防治灾害困难等种种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样的“旧城改造”对于城市的功能来说，不是改进而是改退了。欧洲在二战后曾按现代主义建筑思潮大拆大建，拆毁许多老旧的房屋大建新房和高楼，到了1970年代初进行了反思，觉悟过来，纠正了错误，重新强调保护历史城市，保护历史文物的重要性，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效。可惜那时中国正处在与世隔绝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股风并未能吹到中国来。应该说我们已滞后多年，现在已是刻不容缓，改弦更张，采取坚决措施的时候了。
3研究并修订旧城区的规划控制
北京的明代城墙、城楼和护城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最为宏伟的历史古迹，它不仅是坚固的城防工事，也是城市明确边界，构成了独特的天际线，成为来到北京的人们首先看到的显著的城市标志和古城壮丽的形象。1960年代以后，城墙和城楼被拆毁。古城没有边了，天际线和宏伟的城市标志也消失了。失去了这个坚固屏障的维护，古城保护的困难就大为增加。中外的历史城市在城墙拆毁后大都把原址建成道路，但也有处理得比较好的．安徽的合肥就保留城墙的原址和护城河，连成了一个水面围绕的树木浓密的环城公园，构成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德国的法兰克福把城墙遗址建成有高大树木的公共绿地，其中布置了良好的步行道，游人漫步经过古色古香的步行街，走出旧城，就可步入这片宜人的绿地。现代化的建筑大都建在这条绿地以外，即旧城外，新城与老城，界限分明，相得益彰。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2
关键词：历史街区；保护；公识性；文献；趋势
abstract：Understandingofthedevelopmentofprotectionfordomesticandhistoricdistrictsaresortedandanalyzedbytimeclues.andonseveralaspectsofculturalprinciples，historydefinedspacestyle，authenticity，theexistingproblemsinunderstandingareputforward.thusthehistoricdistricttoprotectthebasictrendtheformationisformedofasystematic，dynamic，people-oriented，diversifieddevelopment.
Keywords：historicdistrict；protection；publicawareness；literature；trend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5-52（6）
在国内外历史街区保护认知发展过程相继出现了诸多“公约”、“宣言”、“法规”（文章将该类文献统称为“公识性文献”），这些文献不仅是不同时期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认识的主体反映，更在其后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析这些文献是研究历史街区保护史、建构保护学认知体系不可或缺的方面，而且对开展相关理论与实际问题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1认识发展
1.1国际层面
受产业革命影响，城市空间的生成、发展方式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通过建筑和城市空间两个层面有所显现。当人们开始意识到未来城市将极有可能越来越背离传统城市的发展状态，同时出于对新城市状态的“恐惧和不安”而产生的一种刻意保持“过去”的诉求时，历史空间的保护概念开始出现，当然这时还只限于建筑中的文物。
街区层面上的城市历史空间保护概念的首次提出则见诸于1933年的《雅典》①第七条：“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这个“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并不着重于历史街区保护，甚至对保护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没有基本的阐述，对历史空间的价值也仅限于“真能代表某一时期的建筑物，可引起普遍兴趣，可以教育人民者（第七条：第一点）”，简单的几条原则性建议也早就不适应后来的保护需求，但是街区级历史空间保护的概念，却由此确立。
国外对历史街区的普遍重视是在二战后，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当时很多国家面临战后城市重建的重任，新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计划必然涉及到历史街区问题；另一方面19世纪末开始的建筑技术革命和相应规划建设理论的发展，此时已相对成熟，而战后重建任务的迫切性无疑为以工业化生产为前提的现代建筑技术和理论提供了广泛实践舞台，但是很快标榜功能的现代建筑却暴露出其致命的弊端――对城市个性及历史人文的破坏。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系统理论”、“生态理论”等新的认知理论开始盛行，随着这些理论在城市相关问题研究中拓展，加之人们对建筑和城市认识的自身进步，该时期一股反思二战以来风靡的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及相应实践行为的思潮开始出现、一些建立在批判单纯功能主义基础之上的新的理论不断出现、谋求地域特征和本土文化风貌的建筑及城市发展理论日渐盛行，这一时期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的重要性有了更进一步认识，渐而发展成为一种在全世界发达国家积极展开的运动。其中，法国于1962年颁布的《马尔罗法令》②对当时欧洲很多国家历史街区保护的法规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并影响了1964年的《威尼斯》③的出炉。
《威尼斯》“是关于保护文物建筑的第一个国际，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共识已经形成”[1]，它较之《雅典》中的历史建筑概念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对历史空间做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其中第一条明确定义：“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威尼斯》将“文物保护的对象从个体的文物建筑扩大到历史地段”[2]，这对于之后历史街区保护运动的发展意义巨大，因为历史建筑与历史街区保护虽然关联，但却有着本质差异。但是这个纲领性文件在宗旨上却有今日的疑义：“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第三条）”，显然当时人们眼中的历史街区是具有艺术价值的文物，而其中绝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建立在“文物”保护的基础之上。建筑具有静态性，但使用建筑的人却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纯粹文物原则并不适于这种变化。
《威尼斯》之后，国际范围内关于历史街区保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们对历史空间保护范围及对象界定、保护手段及条件选择、保护目标和内容等均不断有新发展。期间陆续出现了几个与之相关的重要国际性文献，比如：1972年11月1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l1月26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上通过的《内罗毕建议》④；1977年12月建筑师及城市规划师国际会议发表的《马丘比丘》。到了1987年的这些不断的认识发展有了集中体现，并形成新的国际性认识――《华盛顿》⑤。
《华盛顿》对《威尼斯》有了进一步的补充⑥，对历史街区保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文件首先提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序言与定义：第一条）”，此条将历史街区的概念动态化，并指向了不断生成的新的城市历史；认为“为了更加卓有成效，对历史城镇和其它历史城区的保护应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完整组成部分（原则和目标；第一条）”，将保护历史街区的目标从即定的“文物”拓展成城市发展中的需求和关系；“所要保存的特性包括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特征以及表明这种特征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组成部分（原则和目标：第二条）”，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和价值扩大，明确包含了空间和文化两个层面的内涵；“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涉及它们周围的居民（原则和目标：第四条）”，“保护规划应得到该历史地区居民的支持（方法与手段：第一条）”，将保护的主体扩大，并将人与空间的关系纳入其中，从物态保护转向物与人的关系保护；“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方法与手段：第五条）”，将保护手段灵活化，并体现了保护与发展问题协调。《华盛顿》直到今天其大部分内容依旧适用，并成为很多有关历史街区保护研究的参考。但是其作为《威尼斯》的补充，依然把前者作为基本的原则：“在采纳任何保护规划之前，应根据本和威尼斯的原则和目的开展必要的保护活动”。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全面普及，以及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剧，国际化与本土化、文化多样性保护成为热门话题，并延续至今。至此，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又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这时的历史街区保护已从“风貌保护”发展成为以风貌为基础的自然与文化生态保护，而保护历史街区的行为也已经从国家的内部工作变成世界范围内的协作工作，进而不断推动新的保护理论出现和实践行为发生。这一时期有关“乡土建筑”保护的概念开始被广泛的关注，“它被看作是人类社会一项有特色和魅力的产品。……它是人类的作品，也是时间的产物。这些传统而和谐的建筑遗产构成了人类自身存在的核心。……乡土建筑是传统和自然的居住方式。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包括了必要的改变以及针对社会与环境限制而进行的不断调整。”[3]，乡土建筑的概念要比之前的历史建筑概念更为宽泛，它基于产生的必然性，而非“历史”的界定条件，当然在广义上也包含这一条件，由此它也可以被看做是历史空间保护的认识拓展。同时，关于历史空间保护的范围、“变”与“保持”的认识也在发展，2005年10月21日于中国西安通过的《西安宣言》⑦体现了人们在“环境对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重要性的贡献”方面的认识发展。认为“环境，即作为或构成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提出“掌控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环境的变化，并不一定需要对任何变化都加以防止或阻止。”《西安宣言》实际上将历史空间保护扩展为一种有关空间行为发生条件保护的动态认识。
综上，历史街区保护某种程度上源自我们走向现代建筑及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留影”，但很快却在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悲悯和担忧中获得广泛认同，并由原先的建筑保护，日趋演化成一个如何协调城市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复杂概念和系统工程。
1.2国内方面
解放前，长期的外侵内乱致使整个国家对城市历史空间基本处于无暇顾及的状态。此外，当时中国城市整体上依然延续传统建设发展模式，保护的意识和迫切性也不强烈。但是依然有少量的研究团体在关注中国的古建，如梁思成等人组建的营造法社。
建国初始，尽管有学者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的实际国情和之后近30年的历史因故，中国多数历史文化古城非但不被重视，而且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屡遭破坏，与这一现实相对应的是国内历史街区保护的理论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一现状才开始得到改变。
在我国，近似“历史街区保护”的概念首见于1981年12月《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特别对集中反映历史文化的老城区……更要采取有效措施，……”⑧，并与1982年1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⑨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所体现：“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革命意义的城市，由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二章：第八条）”。而“历史街区”一词的正式提出则见于1985年5月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建议设立“历史性传统街区”的相关文件，并在1986年4月《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中予以明确：“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做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保护文物古迹及具有历史传统特色的街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的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至2002年10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街区保护”得到更近一步的明确和界定，其中第十四条正式将历史街区列入不可移动文物范畴，并作出如下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目前，国内历史街区保护总体依据两部法规：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8年4月2日国务院第3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条例》规定：“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在所申报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围内还应当有2个以上的历史文化街区（第七条：第四点）”。
国内历史街区保护理论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是在90年代后：首先，长期的经济发展为历史街区保护奠定了物质基础；其次，长期的对外交流加速了国内对这方面问题的重视，也使国内理论研究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第三，新的城市建设浪潮，对历史街区及城市地域文化产生了新的威胁和破坏。
到了本世纪，新的批判过去有关历史街区保护错误做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出现⑩。同此，一些新的历史街区保护观念开始出现。
概而言之“我国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初始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然后发展成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后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形成重心转向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多层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4]
2有待商榷的方面
2.1关于“文物原则”
尽管今天越多越多的人对历史街区的认识有别于文物建筑，但是落实到保护原则和方法，第一遵循的依旧是文物。这一点从历次国际性“”中都有所体现。即便是华盛顿保护方法有了更为灵活的体现，但是其方法第二条依旧明确提出：“在采纳任何保护规划之前，应根据本和威尼斯的原则和目的开展必要的保护活动”，即认为《威尼斯》在原则上的适用性。
而中国一直采取的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并以“文物”法规和条例予以实施。所以用文物思维勘定历史街区并实施保护一直占据主导。而国内的这一原则在执行时往往由于人的因素而难于支持“一切有效的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无论多么微不足道，都对整体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5]，因为文物法中规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如果不具备“特别丰富”和“重大性”怎么办？此外，这两个界定词作何解？又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七条第四点中“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本地区”、“特色”同样也有弹性的解读空间。因此依据目前的相关法规，中国很多城市的历史空间可以“合法”的从其版图上消失。
2.2关于“历史”的界定
虽然《华盛顿》提出“所有城市社区，不论是长期逐渐发展起来的，还是有意创建的，都是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的表现”，但这样做具有操作上的难度，因为依此，城市将陷入只建不拆的状态，而保护的负担亦会随着城市发展而增加。所以人们在确立历史街区保护对象时更多的则依据“年代”和“风貌”这两个加强操作性的界定条件。但是保护行为的发生必然有其具体的时间节点，客观上讲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前的城市空间现状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任何跳跃其中一个历史阶段的、人为甄别保护对象的行为，都是对空间现实“原真性”的破坏，而如此则陷入了保护与不保护的逻辑悖论。
在我国，“建国前后”是通常情况下采用的“历史”标尺。但是依此界定，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初，这段中国现代历史中非常特殊、同样也创造出独特时代风格的城市进度则极有可能被排除在外。而建国后多数城市是在原有基础上通过长期利用、改造和新建发展至今，如果在保护中无视这段历史，将意味着丢失城市今日与其建国前的因果关联。如果城市的“历史进程的原真性”[6]都丢失了，其历史街区保护又何来历史信息的完整性？而一旦确立建国后这段历史需要保护，却面临着另一个尴尬的命题：依据怎样的原则确立保护的具体对象。
2.3关于“风貌”控制
前述所有都是首先基于空间物质状态风貌的基础之上，尽管其中的有些文件开始关注“表明这种特征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组成部分”[7]，但是空间物质状态依然是所有保护的第一出发点，即第一性，这就带来了一些问题：要想保护好历史街区的空间风貌，最大限度的保持原貌最为合适，而要想更好的体现出历史街区与人的关系，那么随时展不断改造空间就成为必然，二者虽然可以通过“保持差异”来有机统一，但是本质上却是相右的，因为前者带来的必然是相对于生活需求的不便，后者必然带来原有信息的丢失或放弃。事实上，在中国很多城市曾经或正在发生如此矛盾：有些城市历史街区保护完全不顾及街区与人的需求关系，要么极端的将人从街区的中居住结构中“清除”，把街区变成“博物馆”或者“商街”；要么则是街区民众迫于无奈而自发的搬出街区，致使街区老龄化、无人化。
2.4何为“原真性”
上述方面之所存在存在认识上困境，则与保护工作的宗旨――即保护历史信息的“原真性”有很大关联。
在国内外有关城市历史街区保护认识发展过程中，保护“原真性”作为基本共识已久，但“何为原真”、“如何体现原真”则一直存在争议，早在19世纪，关于原真性保护就有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以英国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1819年～1900年）为代表的反干预理论（保存式保护）；二是以法国的厄杰纳・维奥莱-勒-丢克（eugèneViollet-le-Duc，1814年～1879年）为代表的可干预理论（保护式保护）[8]。此后关于这方面的认识一直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概念，比如《威尼斯》中提出：“当传统技术被证明为不适用时，可采用任何经科学数据和经验证明为有效的现代建筑及保护技术来加固古迹（第十条）。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第十二条）。任何添加均不允许，除非它们不致于贬低该建筑物的有趣部分、传统环境、布局平衡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第十三条）。”而华盛顿虽然提出：“任何危及上述特性的威胁，都将损害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真实性。（原则和目标：第一条第五点）”但又认为“在进行任何治理之前，应对该地区的现状作出全面的记录。（方法和手段第一条）”，即认为可以改变，“与周围环境和谐的现代因素的引入不应受到打击”，但何为与周围环境和谐，却是一个不确定的条件。而在《西安宣言》中虽指出“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环境的变化应得到掌控，以保持其文化重要性和独特性。”但也认为“并不一定需要对任何变化都加以防止或阻止。”
上述的“原真性”在空间风貌保护与满足街区人群不断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的关系处理中的争议性就更大。尽管大家都认为保护与发展关系要协调处理，但问题是允许改变空间的尺度原则并不确定。而在我国，近十年来由此而引发的讨论更是历史街区保护研究中的热点。此外，空间与人需求关系，以及由此导致的街区历史上自身风貌的不断随时代而改变的“原真性”是否需要保护？则更具有争议性。
3展望
3.1基本趋势
由上，则可对历史街区保护发展形成如下判析。
系统化。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基于城市整体系统条件与关系，将历史街区保护纳入其中统筹发展规划，目的是为了保障其作为“街区”机能的正常运转和价值发挥。二是把历史街区的建筑、环境、人等因素整合成一个有机关联的城市分子系统，将空间保护要求与人居生活需求关系协调考量。三是尊重城市生态系统的“一元二化”[9]属性，将物质生态系统保护与人文生态系统保护有机结合来考量。四是放在文化的整体保护与发展中考虑，实现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协调保护与发展。
动态化。要想实现历史街区系统化保护就必须尊重它和城市动态化发展的现实和系统属性。其中尊重已经发生的所有历史和满足发展需求是动态化保护的两个基本出发点。这将意味着历史街区保护不能局限于特定的历史和风貌条件，而必须将“利用”与“更新”纳入到保护认知范畴，它应当是一个尊重历史真实发生和纵向延续性（原则）、基于现实发展（条件）、允许适应时代改变（方法）、文化不断积淀与焕新（目的）的过程。
多元化。不仅包含保护手段的多元化、也包含保护对象及目标等方面的多元化。如果说前两种发展趋势必然导致保护问题越来越复杂，那么多元化则是应对这种复杂化并推动认识不断发展的必然选择。这对于有着不同发展境遇和现实状况的历史街区保护至关重要，因为当我们没有一种通治百病的药时，对症下药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3.2国内需要
在我国，上述发展还必须基于一个重要保障：法制建设。前述所提的文物原则、历史界定、空间风貌、原真性保护等方面问题，在当下国内之所以表现的尤其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历史街区这类特殊“文物”的保护法制建设存在太多不完善的地方。解释空间太大、对建国后历史保护的立法疏忽、对政府相关职责和不当行为处罚不明确等等问题不解决好，国内历史街区乃至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就无切实保障。
此外，历史街区保护是个专业强、周期性长、涉及面广泛的系统工程，但很显然国内现有组织实施体系、专业及行政服务能力、人才条件等等尚不能满足这些保护需要，也很难适应上述的发展趋势。由此，确保专业人才或机构在专业实务决策作用、形成专业及行政机构的合理分工与协作机制、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是我国开展历史街区保护亟待引起重视的方面。
4结论
历史街区保护是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它大致经历了由建筑单位保护到片区保护再到系统（城市）保护、由文物保护到文化保护、由静态保护（谋求过去）到发展式保护（接纳现代）的认识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为什么要保护，什么样的历史、空间需要保护，用什么手段保护，达到什么样的保护程度和目的一直是困扰并推动历史街区保护认知发展的主要方面。
综合来看历史街区保护总体呈现出系统化、动态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就中国国情而言，加强相关法制建设和保护体制改革，建立“专业”及“行政”合理关系，实现各自作用的发挥，是文化保护事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本文为江苏省淮安市科技局资助项目“整合型淮安里运河文化遗产廊道保护与开发模型研究”（编号：HaS2012084）。）
注释：
①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在雅典制定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
②又称《历史街区保护法令》
③又称《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于1964年5月在威尼斯通过，是首部专门针对古建保护和修复的国际纲领性文件。
④又称《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
⑤又称《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
⑥见《华盛顿》“序言与定义”第二条。
⑦即《保护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于2005年10月21日在西安通过。
⑧1981年12月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1982年2月，国务院以《批转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等部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的通知》形式作了批示。
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1982年11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令第十一号公布施行。
⑩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认识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原先一些保护实例经过一段时间检验，暴露出一些问题。此外，由于1990年代的开发破坏，到本世纪前后，很多城市开始意识到原先的失误，逐又迅速兴起“复古”建设。
笔者认为这是自“历史街区保护”概念提出以来，推动人们对历史街区保护认识发展的核心议题，也是推动历史街区保护与建筑文物保护相区别化认识的主要构因。
参考文献：
[1]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规划[Z].转引自中国建筑学会官网（旧版）.2004年11月16日.
[2]同上.
[3]乡土建筑遗产[Z].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2届大会于1999年10月在墨西哥通过.
[4]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城市规划.2001（25）10：2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Z].2007年12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第十四条.
[6]阮仪三.历史街区的保护及规划[J].城市规划汇刊.2000（2）：46.
[7]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Z].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3
论文摘要:西方名城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特别是经历了二战后大规模改造的教训，才焕发出时历史文化遗产的珍视之情。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上兴起一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潮流。为保护历史文化和缓解旧城压力，西方名城普遍采取了避免向旧城聚焦、在旧城之外建新城或新区的规划方法，以便做到保护与发展两不误，同时利用历史文化遗产的优势，使旧城复兴。西方名城历史文化保护的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1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认识走过的曲折历程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很长时间里，西方城市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到了19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在西欧的普遍开展，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才引起西欧城市急剧的发展变化。城市出现拥挤不堪、交通堵塞和居住条件恶化等问题，即所谓的“城市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急切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尽快解决“城市病”，而极少考虑如何保护历史文化。
许多建筑师和规划师就解决“城市病”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其中奥斯曼的“巴黎改建”在当时被誉为欧洲城市建设的经典，而后人却讽刺他为“拆房大师”。19世纪中叶，以近代建筑大师柯布西埃为代表的国际现代建筑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试图以金钱和技术的力量以及规划师的技巧，通过对城市的大拆、大改、大建，解决“城市病”问题，实现建设宏伟城市的理想该学派反对当时建筑上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蔑视因袭传统。这在当时虽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他们对历史文化遗产采取的虚无主义态度，却助长了轻率破坏历史文物的风气，以致造成严重后果。二战后，西方国家面对满目疮痰的城市，都雄心勃勃地制定了重建城市的宏伟规划，似乎在城市建设上大干一场的机会已经来临。国际现代建筑学派的规划思想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从二战后至60年代，西方城市普遍进行了一场以大拆、大改、大建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运动。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都沉浸在建设宏伟城市的狂热中，极少考虑如何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结果，这场大规模改造使不少城市损失了一批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破坏了城市独特的历史风貌。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西方城市的大规模改造运动遭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学者的激烈批判与否定，政府官员和建筑师们才从大拆大建的狂热中猛醒，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对一批历史建筑的拆毁有了“切肤之痛”，开始从心底焕发出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之情。在这种背景下，60年代末至70年代，国际上兴起了一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新潮流，相应的国际文件频频出台。
1964年5月，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宪章认为，文物建筑是历史文化传统的物证，是人类共同的遗产，必须予以保护。它还指出，文物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的建筑物，还包括与之有联系的历史地段、城市或乡村的环境。
1972年，欧洲各国外长会议决定把1975年作为欧洲建筑遗产年。
1972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与天然遗产公约》，并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到2003年，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已达754处。
1975年9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欧洲理事会部长会议上通过了《欧洲建筑遗产宪章》。该宪章确认了在当代欧洲历史文化保护的深远意义，意味着欧洲各国政府承担起保护历史文化的责任。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内罗毕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简称《内罗毕建议》。该文件肯定了历史街区的保护价值，要求对历史街区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
1976年，欧洲议会在西柏林召开了题为《欧洲大城市及其变化—它的旧城区的未来》的会议。该会议正式否定了大规模改造运动，肯定了19世纪的旧城区旧建筑的历史价值。
1978年10月，召开了全美洲“保存艺术遗产讨论会”。这次会议提出要保存民间建筑和半农村的村镇。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简称《华盛顿宪章》。该宪章阐述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的意义、原则、目标和方法，强调保护工作应作为城镇社会发展的政策和各项计划的组成部分。
可以看出，这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保护有了格外的关切和热情。人们对历史文化保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即从开始不认识到仅认识到保护可供人们欣赏的建筑艺术品，继而保护各种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再进而保护与人们当前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街区以致整个城市。当然，西方国家为认识到这一步已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作为中国首都的北京城，迟至20世纪90年代，却居然轰轰烈烈地掀起一场以大拆、大建为主要特征的大规模改造运动，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是北京消息闭塞，不了解7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这股历史文化保护的潮流呢，还是对这股国际潮流不屑一顾?或许有人认为北京的历史文化遗产太多了，毁掉一些何必大呼小叫北京的这种作法只能被西方国家视为愚昧无知。
2避免向旧城聚焦，采取保护与发展两不误的规划措施
围绕城市中心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即“向心性”，几乎是一切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因此，城市拥挤不堪和居住环境恶化就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问题。二战后，为了改善城市环境，西方城市一方面错误地使用大规模改造手段大拆大建，以图使城市旧貌换新颜;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疏散城市人口、缓解城市中心压力的战略性规划和措施。实践证明，这些战略性规划和措施为保护旧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道路。这里略举几例。
二战后，英国首都伦敦基本执行了英国著名规划师艾伯格隆比于1944年主持制定的“大伦敦规划”。该规划提出了“控制中心区，通过开发城市远郊地区的新城，分散中心城市压力”的模式规划在伦敦城外圈建立8个新的卫星城，并扩建原有的20多座旧城镇，用于疏散内城的工业企业和过剩人口。从内城向外圈疏散人口的规划是否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卫星城是否有吸引力。为此，1946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新镇法”。该法规定，新城镇应为它的居民提供商店、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共交通等一切必要设施，还要提供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保证新镇居民就地生活和就地工作。到70年代，英国的新城运动取得极大成功，一些大城市甚至出现了内城荒废现象。
法国首都巴黎采用了保尔·德鲁弗里于1965年主持制定的“巴黎区域指导性规划”，它提出“保护旧城区，建设副中心，发展新城镇，爱护自然村的方针，以建设副中心来缓解城市中心区的矛盾，改变原来聚焦式向心发展的城市模式。具体作法是，沿旧城区圆周切线方向构建两条由东南向西北平行的发展轴，在发展轴上建设5个新城用以疏散旧城人口和经济活动。新城是巴黎本身的一部分，用高速公路和地铁把旧城与新城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位于巴黎西部的拉·德方斯作为巴黎的一个副中心已于70年代建成。这里摩天大楼林立，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财团、跨国公司、托拉斯的集中办公区。世界上100家最大企业中已有1/5在这里设立了办事处。法国人把拉·德方斯称为“巴黎的曼哈顿”。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采用了1971年制定的莫斯科总体规划，改革传统的单一中心的城市结构，选择了“多中心八大片”的规划结构(7l(naz)。每一片都要求做到居住、工作、休息三方面平衡，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以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老城区为核心区，是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区，其余7个片区环绕在核心区四周，呈“星光放射”状的多中心体系。通过主要干道和地铁将八大片区连接为一体。交通网的发达，使莫斯科人到达市内任何一点的交通时间不超过40分钟。
日本首都东京也是典型的单核中心结构。为缓解城市中心的压力，逐步实施1960年丹下健三工作小组制定的“东京规划一1960。该规划提出了类似动物脊椎的平行放射的.“城市轴结构”、叫。城市轴以现在的城市中心为起点，东南方向从东京湾延伸到梗津市，在西北方向到达大宫、朝霞方面。城市轴上构建链状交通系统，以环为基本单元，类似脊椎的环，每一环的交通可自成体系，环环相连构成城市轴上的交通大动脉。这样在城市轴沿线都可发展新的居民点和经济区，使城市保持着向多种方向发展的可能，是一个开放型的城市结构。
罗马是意大利的首都，古代罗马帝国的起源地，又是中世纪教皇的辖地，文物古迹比比皆是。几乎任何一项大规模工程建设，都会碰到是否要拆毁古迹的问题。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和争论，罗马人终于决定，新的经济建设必须避开罗马古城。二战后，罗马人开始在罗马古城的南郊进行新城建设。这使得罗马古城这座“露天博物馆”得到很好的保护。
魁北克是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是法国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点，是一座具有法兰西情调的城市，也是北美洲独一无二拥有城墙的城市。为了保护古城，他们在古城的“上城”西南建立了新城。新城拥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古城则保留着17世纪的风貌，马车与汽车并行。
总之，“在城市总体规划上，划分新旧地区，各以不同方式进行规划，这已是较为普遍的作法。世界上许多城市为了保护旧城和解决“城市病”问题，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共同点就是，避免向旧城聚焦，在旧城以外建设卫星城或新区，使保护与发展两不误。这样，旧城的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新城的规划又能为所欲为。像北京今天这样非要在城内“挖金”不可，为建新就大肆拆旧，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3对旧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
在经历了大规模改造的教训以后，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识到，新建筑再雄伟，也替代不了那些蕴涵着历史文化魅力的老建筑。因此，西方人普遍焕发出一种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之情。西方名城在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也有许多作法值得北京学习。
3.1在旧城历史中心区增添新建筑极懊，且注意新老建筑的协调
西方名城现在一般都禁止在历史中心区大动干戈。如果新建筑属于非建不可之列，也极其注意新老建筑的协调，以老建筑的基调为主设计新建筑。
卢浮宫地处巴黎市中心，是法国建筑艺术的珍品，始建于12世纪。它原来是王宫，1793年成为博物馆‘随着藏品和游人的增多，卢浮宫日益不能适应现代博物馆的需要，馆内缺乏必要的服务设施。
卢浮宫的整治与扩建势在必行，但卢浮宫是法国人眼中的国宝，神圣不可侵犯。如何既保持卢浮宫原貌又达到扩建呢?这个难题被美籍华人设计师贝幸铭先生解决了。他将休息室、图书馆、电影厅、咖啡馆等所有的服务设施都建在地下，在卢浮宫前的广场中央地面上建了一座高20米、80%透明的大玻璃金字塔。它既是地下设施的出人口，也是通向卢浮宫各展馆的“交通枢纽”。又在广场的东、南、北三面各建一座高5米的小玻璃金字塔，分别通往主要展馆。1989年扩建工程完工。原来卢浮宫每年接待280万人参观已是不堪重负，现在它每年能接纳600万游人。古老的卢浮宫与玻璃金字塔交相辉映，成为新老建筑完美结合的优秀范例。
德国本斯贝格市政府大楼建在中世纪一座古城堡旁边。大楼建筑摹仿古城堡的塔楼，弯弯曲曲，层次有高有低，给人以崎岖峻峭之感，楼内有现代化的办公室、会议室、礼堂等。大楼外表与古城堡的风格极其协调。
卡斯鲁厄是德国西南部建于18世纪初的一座巴洛克风格的城市，在城市历史中心有一个“市场广场”，就因为广场中要不要种一些树、加一点廊之类的问题，争议了10年，后来对各种方案作了同比例模型，拍成电影，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决定还是原样不动。足见他们对历史中心区改造的慎重态度。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4
【关键词】古镇；保护；开发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已成为我国居民生活消遣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旅游产业不再是传统观念上的无烟产业，过度开发和保护不当都会使旅游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古镇作为向现代人展现人类历史文明的一种媒介，有着其独特的地域文化性和历史传承性，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末，以代表江南古镇特性的周庄古镇以景点形式迎来了第一批游客，由此便拉开了我国古镇旅游的序幕。现如今，古镇旅游已成为我国旅游业的热潮。但是伴随着我国向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很多历史文化古镇正面临着严重威胁。古镇里的很多古民居、古街道、古建筑和文化传统都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它们或因全国上下兴起的大规模的城乡建设热潮所面临着强拆、改建；或因环境的恶化而使大量的历史文化古迹面临自然的风化破坏；亦或是由于在旅游开发时遭到无序、盲目的修建。总之，不管何种原因，要想让古镇旅游可持续的发展下去，就应对古镇资源的保护和开发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古镇的概念研究
由于我国的古镇旅游起步较晚，对古镇旅游的相关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直到进入21世纪，古镇热潮的兴起，才引起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关注。从现有相关研究文献及论文的资料看，学者们起初对古镇的关注度从单一的区域旅游资源和古镇景观构造这些方面开始研究，到现在的结合资源学，市场学，管理学等对古镇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对古镇的概念还没有统一界定，甚至对古村落、古城、古镇、历史文化名城这几个概念都没有明确区分。周虹在《古镇映像馆/徽州》中把那些沿袭了传统文化、生活习俗，且居民建筑至今仍保存较为完好的古村镇、古城、古镇都统称为“古镇”[1]。而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则从历史城镇的特征方面来进行界定，他认为历史城镇有别于一般的城镇，它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生产生活的见证；它具有深厚的物质文化、精神文明和制度文化，在当时充当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角色[2]。陈志华在《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中对古镇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指标，古镇必须具备悠久的历史，是通过规划设计，与自然环境相融的村落，古镇里面不仅有书院、村塾，还要有公共园林，且具有很高的科名成就[3]。而同济大学的朱晓明则认为古镇的历史应有个时间分界，他认为那些始建于民国前至今仍发挥着社会功能的村落，对民风民俗、历史建筑风貌、建筑风格、选址等都保留得较为完好的，均可以称之为古镇[4]。刘伟在他的硕士论文中结合国外古城的定义和我国古镇的由来和古镇的历史功能把古镇定义为：主要指18世纪以前已发展起来并保存当时风貌的，一种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有一定规模的，具有军事、行政管理、或者商业功能的人类集聚地[5]。
二、国内古镇保护研究
（一）我国历史城镇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对历史古镇的保护研究最初是从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从最初的对单个建筑个体的保护，到现在的包括对整个古镇片区的保护研究，形成了多层面、多视角、系统化的保护体系。
自从1982年2月8日在《关于保护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请示》，首次批准了以北京为代表的2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开始，直到1986年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第一次提到了对村镇的保护，这一建设性的提议为我国保护历史村镇拉开了序幕。时隔六年后的2002年，“历史文化村镇”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首次提出，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历史文化村镇”保护政策，为保护历史文化村镇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据。国家建设部和文化局从2003年10月开始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进行评审，并公布了第一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名单。之后相继分别在2005年9月、2007年5月、2008年10月、2010年12月公布了5批次共350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其中历史文化名镇181个，历史文化名村169个，这些名镇名村分布在我国的大江南北。2008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一条例对保护和规划古村落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也为我国保护这些历史文化古迹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体系。
（二）国内古镇的相关理论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江南水乡古镇旅游开始，至今已二十余载，但是这股热潮并没有消退。进入21世纪以来，古镇旅游仍然是旅游者所青睐的重要的旅游形式之一。尽管我国开发古镇旅游的历史并不长，但就在这短短二十年间，古镇旅游对古镇历史资源的破坏已经引起人们高度关注。虽然学者们对古镇的研究涉及面比较广，有从建筑方面，也有从文化方面。但是，学者们对古镇旅游的保护和开发这方面的研究关注程度最高。
同济大学阮仪三通过对周庄古镇旅游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问题，提出了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针对旅游观念偏差问题、老龄问题及公共空间颓废等问题提出思考[6]。徐森在《浅谈古镇保护》一文中也提出了保护古镇要处理好古镇的保护与发展、开发的各种关系，同时要保持古镇建筑群体与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关系[7]。陈炳钧等人提出在古镇保护过程中应注意：古镇保护不是静态的、单一的，所以对其进行保护就需要用动态的、多元化的视角进行有序的保护，提高当地居民及各方利益群体对古镇保护的参与性[8]。许冰镔在《中国古村落保护方式探索》文中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方式，如通过开发旅游进行利用模式、博物馆模式、集散为整的模式、及对街区、院落的保护[9]。谭宏则是从构建一定的法律法规、监察制度等保障体系方面对古镇进行保护和开发。他认为对古镇的保护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相关职能部门为监督检查机构，专家学者为咨询机构，通过相关的激励制度让居民共同参与对古镇的保护，成为古镇保护的主体；同时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让保护工作具有法律效应；对保护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引入民间资本、市场投融资的方式解决[10]。韦祖庆、陈才佳通过分析黄姚古镇旅游可能会造成古镇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利益共同体，即旅游开发公司要与当地居民形成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共同体，使双方实现经济共赢，并在保护古镇上承担相应的义务、职责[11]。姜龙以四川罗城古镇为例，提出了对川南传统古镇实行分级保护，重点保护的原则；对古镇功能结构要以保护历史风貌为重点，对老街部分功能进行转换，恢复传统喝茶听说书等生活方式；重视保留古镇的完整性和整体性，不仅要保护古镇的建筑，还要对古镇的地理人文环境进行保护；最后提出加强当地居民的保护意识，提高公众参与度[12]。吴瑕认为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开发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研究没有很好地运用系统化理论，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的；二是对我国偏远的民族地区的历史古城镇研究较少，且对自身的资源价值认识不到位，没有对各类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归类保护；三是我国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发方面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在开发中忽略了对各个名城之间的联系[13]。从吴瑕的这篇文章也折射出目前我国对古镇研究所出现的相类似的问题，为在今后的古镇保护工作中提供借鉴作用。
三、国外对古镇的保护研究
（一）国外对古镇保护的相关法律简介
国外很多国家在制定针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古城镇的保护方面有着非常健全的法律体制。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历史古迹、古建筑、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方面制定了非常系统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这对历史城镇的保护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西方国家对古城镇的保护也是经过漫长的摸索过程，从1933年《雅典》的问世、到1964年《威尼斯》的通过、再到1972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及1987年《华盛顿的》出现，这俗称“三大一个公约”的问世标志着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所做出的贡献。从只对单个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地区进行保护的《雅典》的问世，到《威尼斯》里对保护的内容扩大到整个文物古迹，再到《华盛顿》将保护的对象再次扩大到历史城镇的阐述。这些都显示了从单一建筑个体到整个片区的保护，再到一个多元化、系统化的城市与环境相融合的过程。
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这些国际性机构的成立，为制定保护历史文化古迹、古城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国家都会出台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村镇的法律，时至今日，这些政策法规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就罗列一下20世纪出台的一些较有影响力的政策：1930年法国出台了《风景名胜地保护法》、1931年颁布《关于历史遗迹修缮的雅典》、1962年法国的《马尔罗法》、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6年美国的《国家历史保护法》、1967年的《关于保护和恢复历史性或艺术性中心的决议》和英国的《城市宜人环境法》、1971年德国《城市建设促进法》、1972年通过的《把现代建筑融入古建筑军的决议》、1975年的《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布鲁日决议》及日本的《文化财产保存法》、1976年的《历史性城镇的新生》和《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8年的《关于保护历史性城镇街道尺度的决议》、1982年《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1987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通过的《保护历史城镇和地区的国际》（即《华盛顿》）、1993年法国颁布的《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宣言》、1996年的《历史性城市地段重建决议》、1999年《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等。以上这些国际法规对我们如何针对历史古镇的保护和规划起到了非常好的参照作用。
（二）国外古镇保护理论研究
1997年，peterLovell就古镇建筑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方法。他认为：一是不能孤立地只对古建筑进行保护，而要注重对整个古镇的环境进行保护，保护好各建筑体与街道、广场的整体结构；二是在保护过程中不能破坏古镇的原真性，要注意保留古镇的原有历史信息；三是在对传统建筑进行修缮的时候，注重尽量使用与原建筑形同的材料，保持建筑风格一致的方法；四是对于现代建筑不能全盘否定，而是在保持古镇原有风貌不变的情况下，尽量限制现代建筑的高度，空间布局[14]。Shetawy等学者为了保护埃及Giza的文化，避免旅游对当地文化的冲击，把Giza地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旅游区进行分区保护[15]。LaurieKroshusmedina通过对玛雅古村的传统玛雅文化形式不受现代旅游商业文化的严重影响，进而对古镇原真性文化展开研究[16]。naciye则从保护与复兴的角度，对历史城镇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进行综合的分析评价[17]。
四、对古镇开发问题的研究
国外对名村古镇采取以运动和艺术这两种主要的主题开发模式。如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意大利丽晖谷古镇是以开发户外运动为主题的旅游模式。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当地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村庄景象，还能体验高山滑雪，及参与各种越野自行车所带来的乐趣。欧洲以其独特的历史建筑风格和艺术魅力对历史小镇进行开发。以法国的枫丹白鹭古镇为例，其著名的宫廷建筑、古城堡、以及枫丹白露深林和巴比松画家村透露出浓郁的艺术气息，让游客慕名而来[18]。
目前我国古镇开发的主要有采取政府授权特许经营、政府承包经营、政企合作这三种方式。学术界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古镇开发提供理论支持。职晓晓从旅游扶贫角度，对那些地处贫困地区的古镇进行开发，以旅游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提出了由政府主导、景区带动、引进民间非政府组织等多方协作模式，建立试验区、异地安置等不同的旅游扶贫模式[19]。田喜洲在《论西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开发》提出了主题式开发、互补式开发、保留式开发及综合式开发这四种开发模式[20]。孟明浩、余琪等人则用体验的角度对古镇的旅游开发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对古镇旅游产品的体验设计原则、方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措施。
五、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古镇保护主要涉及到古镇的政策法规的保护条列、对古镇建筑的保护及其针对古镇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古镇开发方面，大多数都是从游客体验方面进行开发。在实际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很多古镇在处理保护和开发这两者关系中，更多的是从开发角度进行研究。如何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开发的关系，我认为首先要明确这两者间的地位，即以保护为主，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古镇资源，只有这样，古镇旅游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
从对比国内外对古镇的法律法规方面分析，我国对古镇保护的法律相对没有那么成熟，且对于保护古镇的法律条文比较笼统。对古镇相关的保护都是放在文物法里面的居多，只从单个历史遗迹进行保护，而没有对整个古镇保护制定系统的法规。我认为在今后，应从文物和旅游方面，制定针对我国各种历史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
从目前对古镇保护和开发的理论研究看，大多都是从个别古镇案例进行分析，然后得出一些关于保护或者开发的建议、措施。而这些保护开发的方法都比较笼统，理论研究不够深入。我认为以后应该先对各种不同的古镇资源进行细分，然后针对不同的特点进行深入的探讨，提出更为细致，系统的保护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周宏.古镇印象馆/徽州[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阮仪三，吴承照.历史城镇可持续发展机制和对策[J].城市发展研究，2001，8：15—17，57.
[3]陈志华.关于楠溪江古村落保护问题的信[J].建筑学报，2001，11：52—53.
[4]朱晓明.试论古村落的评价标准[J].古建园林技术，2001，4：53—55.
[5]刘伟.龙华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研究[D].四川大学，2005.
[6]阮仪三，邵甬.精益求精返璞归真—周庄古镇保护规划[J].城市规划，1999，7：54—57.
[7]徐森.浅谈古镇保护[J].江汉考古，2001，（1）：94—95.
[8]陈炳钧，乐琦.古镇保护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江苏城市规划，2009，8：38—40.
[9]许冰镔.中国古村落保护方式探索[J].中国商界（下半月），2010，6：367—368.
[10]谭宏.古镇保护与开发的保障机制[J].城市问题，2010，10：55—60.
[11]韦祖庆，陈才佳.黄姚古镇旅游开发现状分析与保护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09，1：10—14.
[12]姜龙.川南传统古镇保护与发展研究—以罗城古镇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5）：2820—2821，2917.
[13]吴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J].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45—49.
[14]peterLovell.历史建筑与历史地段的保护方法[J].国外城市规划，1997，3：8—10.
[15]ahmedaaShetawy，Samahmohamede1Khateeb.thepyramidsplateau：aDreamSearchingforSurvival[J].tourismmanagement，2009，30：819—827.
[16]LaurieKroshusmoditizingCulture-tourismandmayaidentity[J].annalsoftourismResearch，2003，30（2）：353—368.
[17]naciyeD.ananalyticalmethodologyforrevitalizationstrategiesinhistoticurbanquarters-acasestudyofthewalledcityofnorthCyprus[J].Cities，2004，21（4）：329—248.
[18]余向恒.陕西名村古镇保护与开发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1.
[19]职晓晓.基于旅游扶贫模式的陕西省古镇旅游开发研究[J].小城镇建设，2009，12：100—104.
[20]田喜洲.论西部古镇旅游资源及开发[J].旅游论坛，2009，3：348—350.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201106LX592）；广西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011105950802m01）。
作者简介：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5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图则编制
1982年广州市被国务院首批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广州市始终致力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相关工作，保护规划的编制是其中关键的环节。广州市政府在保持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前提下，按照把广州建设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要求，遵循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贝0，梳理了主要历史史迹，编制了相关的名城保护规划，制定了保护性的管理和建设规范，加强了政策调控力度，形成了广州的文化竞争优势与富有文化底蕴的城市生活。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作为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在多次历史文化保护规划探讨的基础上，从保护规划的框架体系、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挖掘、规划的思路与方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进行大量有益的探索，使其可以为新时期的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提供纲领性指导文件。
1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框架体系
1．1市域范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在整个市域范围内开展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研究目前尚无先例，但是市域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城乡都有大量的历史遗迹，而且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确定在整个市域共7434km2范围内统筹编制保护规划。市域范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与单纯的研究城区是有所区别的，它涵盖的范围更广，涉及的保护因素也更加的分散，给现状调研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地毯式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对市域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了整体保护，实现对山、城、田、海城市格局和山体水系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实现对历史村镇、各级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恢复历史村镇的传统文化和活力，不断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和风俗习惯，以突显广州作为田园风光山水城、岭南中心文化城、革命策源英雄城、丝绸海路港口城、全国著名华侨城的城市特色，丰富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和外延，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和社会综合发展。
1．2历史城区保护规划
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在这里主要是指历史旧城区的范围，对于广州市而言，这是一个经历了两千多年发展历程的地方，经过各个时期的建设，遗留了大批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城区是最值得保护，也是最难保护的区域，这也就必然成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研究的核心内容。历史城区保护规划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城区保护框架研究(保护与发展战略研究)，历史城区分区研究，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旧城区传统城市空间形态研究，山体、水系、风景名胜、古树名木的特色研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特色建筑群的风貌与价值研究，对城市已编制完成的各层次、各个时期保护规划的分析和研究，城市传统文化及民俗活动分析，保护与利用的对策与政策建议，完善、调整广州历史城区的职能建议，历史城区保护规划实施管理措施建议。
1．3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虽然是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之一，属于宏观层次的规划，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很难具体指导保护规划工作的开展。同时在宏观层面也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编制控制性的保护规划，因此，在研究中，我们就选择一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作为范例编制控制性保护规划，然后逐步推进其他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历史文化保护区控制性保护规划的重点是划定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城市紫线、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在有必要的时候划定)，其中城市紫线对应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应分别编制保护范围图则和建设控制地带图则，具体指导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开发。对于保护范围内的每一栋建筑和每一处环境要素，要具体编制建筑保护图则和环境要素保护图则，而对建设控制地带内，仅对需要保护的建筑和环境要素编制保护图则即可。
1．4文物保护单位(含历史建筑)保护规划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的重点在于划定其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界线，并分别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保护范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及周边一定范围为保持文物保护单位完整性而必须进行建设控制的地区，其整体范围较小，界线也相对比较明确。但对于建设控制地带则不同，是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风貌协调的地区，范围比较灵活。历史建筑在历史文化名城特色的保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历史建筑采用与文物保护单位类似的保护方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
2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城市特色内涵上的拓展
2．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类似，应重点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对于广州这样一个南方城市，既要保护具有岭南特色的传统文化，又要发扬岭南文化兼容并包的特点，融入现代文化的因素，不断传承和发扬岭南文化应保存的历史记忆，保护其空间载体和社会基础，加强整理其结构性关联，不断寻求其对于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加强管理和实施力度，切实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和发展；多渠道筹集资金，完善和建设博物馆、展览馆、演出场地、文化广场等场地和设施，扶植民间文艺团体和文艺活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提供软硬件条件；结合商业、饮食业、制药业和旅游业等对老字号进行重新定位和包装，重塑老字号风采，发扬老字号品牌；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本土风俗文化的认知及兴趣，进而开设专门课程，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为传承手工艺、民间技艺和表演艺术培养后备人才；继续挖掘文化遗产的内涵，提升人们对岭南文化的认同度，为继承和发扬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社会基础。
2．2地下埋藏文物的保护
考虑到地下埋藏文物勘探、挖掘的现实状况及其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建议采取程序性控制保护的方法。即由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出台有关法律、规定，保证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将地下文物勘探报告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申报的必备程序之一。
3保护规划与实施管理的衔接
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及保护区的保护规划大都进行了详细的现状凋研、深入的规划研究，提出了保护模式与改造措施，但其层次都较为宏观，控制信息不够深入、清晰。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些规划缺少明确的、具有实操性的、可以方便用于管理的技术文件。因此，我们在对规划编制的范围、城市特色的内涵进行拓展研究的同时，深入探讨了保护规划编制的层次与深度，在传统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编制的基础上，将保护区保护规划的深度定位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加城市设计的深度，提出了与城市规划管理密切结合成果表达形式——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图则编制。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6
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12位委员就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中的诸多问题作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国务委员陈至立，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发言。
会上，周宜兴委员在发言时建议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发掘并研究龙文化的根。他认为，实施这一工程，首先要建立以文化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观，更加重视思想与精神的作用力；其次，对史料的认定要有新观念，把文字记载、考古发掘史料与民间传说史料三者并重使用，挖掘并认知伏羲文化丰富的思想与精神内涵。陈正统委员代表台盟中央和全国台联作联合发言时说，闽南文化上承中原，下续台湾，鲜明地昭示了两岸人民同根同源、血脉相连、手足情深的历史渊源。他建议，建立闽南文化保护区，启动涉台文物保护利用专项工程，充分挖掘闽南文化资源，推动闽台文化交流向宽领域、高层次、纵深化方向发展。刘枫委员代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发言时指出，切实保护好京杭大运河，不仅具有丰硕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且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价值。要建立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统一协调机制，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设立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基金，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
金曼委员在发言中呼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她建议国家制定对外文化交流发展战略，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推行战略性文化贸易政策，加强完善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体制机制，注重对海外受众的研究，用符合国际市场的运作方式，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产品。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7
关键字：城市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e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为了顺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已成为城市建设的最终目标。但在城市建设和更新的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城市文化的地方特色，使城市的历史文化能够得到持续的发展和保存。这不仅是建设和发展现代化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一个城市走向现代化建设的良好根基，更是其内在品质和内涵的体现。
1历史文化为特色城市的基本
由于城市特色是指该城市为区别于其他城市，而表现出的外在特征与内在气质，因此，贯穿于城市发展始终的历史文化，是展现城市特色魅力的有力法宝，更是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的依据。同时，历史文化也集中表现了城市的内涵，如：历史文化遗产可展现该城市独特的民俗风情，以及其超越民族、超越国界的精神财富，从而增强国际吸引力。此外，一定程度上，文化遗产也是一座城市的财富，是一座城市的品牌与个性，是建设、创造现代城市的基础[1]。如：著名的绍兴沈园，虽是一座小园林，且亭台等建筑亦十分普通，然而绍兴沈园正是依靠它自身的文化浓郁气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吸引了无数骚客、文人，至今游人不断。
笔者经研究发现，城市特色是构成该城市物质环境与社会文化的总特征，能够充分反映出城市的社会现实。同时，一个城市的长期存在，说明了它对社会、自然的适应能力获得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因此，城市的独特之处，标志着它的社会水平与能力。而部分历史城市出现了衰落现象，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外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且社会水平也无法满足变化需求，从而丧失了存在优势，例如：过去比较发达的古河沿边城镇，无法适应河道、运输方式等因素的变化，而变成了荒芜的小村庄。
2历史文化为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
2.1经济水平与历史保护
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城市的文明程度，以及历史文化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密不可分。同时，由于城市不仅是文明的起源地，还是文化的产物，且城市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与人文创新息息相关。因此，现代城市是发达经济与现代文明的聚集地，而不具备文化水平的城市无法得到可持续性发展。此外，对人类而言，通过长期的积累，历史文化逐渐成为了遗留至今的宝贵财富，所以城市的一片瓦、一块砖都有可能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反映着城市本身的思想、社会与历史的变迁[2]。这也表明，历史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载体，是象征特定时期文化特色的活化石，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2.2精神需求与历史保护
当今社会，有许多游客仍热衷于参观中世纪城镇，仍喜欢看古遗址、古城堡，以了解历史时期的文化，满足自身精神需求。中世纪的城镇展现着平淡、古朴的生活情趣，充分显示了那个年代独有的文化与城市生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作用与贡献在于，它能留传、保存并发展历史文化，为后人了解文化发展史提供依据。此外，中华民族有着独具魅力的历史、灿烂丰富的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保持着强有力的感召力与生命力，有助于提高我国各民族的自尊心，有助于激发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3]，因此，弘扬民族文化，保护历史遗产，成为了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城市历史文化面临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3.1面临的问题
我国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引发的历史文化破坏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①建设性破坏。即相关部门在改造旧城的过程中，打着开发城市建设的幌子，肆意破坏城市历史遗产，并用推土机等设备大面积铲除历史建筑物，使历史文化受到致命损害，并失去了其原有的历史文化韵味；②不能妥善处理历史文化保护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间的矛盾。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历史文化保护与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间的矛盾，如：在北京市，胡同的存留问题倍受争议，为改善胡同居民的居住条件，相关部门决定完全拆除胡同、老四合院等建筑，然而千城一面的高楼大厦，却使北京城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与个性[4]。
3.2解决方案
为构建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间的和谐关系，笔者建议相关部门应分层做到以下三点：①保护文物古迹。这就要求在发展城市的过程中，需特别注重保护历史环境，从而体现该城市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②保护特定历史街区。即在城市改建时，对于具有完整历史风貌的个别街区，需尽量保存原真历史文化遗产，以维护该城市的典型特色，维护居民生活环境的延续性；③保护历史名城。由于我国的历史名城承载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且历史名城的风貌、现状格局，具有历史特色，存在占地面积较大的历史街区[5]。因此，不仅要保护古城的实体历史遗产，还要保护其原生态的、无形的文化，从而发扬特色区域中的民族精神。
4结论
综上所述，保护我国城市中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各市各级政府及所有市民的职责与义务。其中，政府应加大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投入力度，并积极发动群众，从而让市民自觉提高珍爱历史文物的意识。此外，政府还需加大舆论监督力度，以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落到实处，避免为后代人留下历史遗憾。
参考文献
[1]叶炳辉.泉州市开展创建“安全发展城市”工作宣传推动重要性之我见[J].安全与健康：上半月.2012（11）：40-41
[2]蒙雪琴.“城市与文化、文学”全国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J].外国文学.2012（1）：155-155
[3]周健.提升城市文明的内在动力：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J].宁波通讯.2012（19）：40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8
范忠信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汪庆红浙江财经学院副教授
傅林放浙江旅游职业学院讲师
新闻背景：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历史建筑的保护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1999年7月25日，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制定了《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施行以来，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全省已有历史文化名城18个，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7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1个；历史文化名镇39个，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6个；历史文化名村38个，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4个；历史文化街区88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总数达37个，占全国总数的8%，位居全国之首。
条例颁布实施的这10多年间，正值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时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压力，建设性破坏、保护资金短缺、法规与规划相对滞后等问题不断显现。如何完善现有的法规，进一步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共同作用，推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已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一个紧迫性课题。
2012年6月15日，浙江省法学会和省人大法制委在杭州联合举办“浙江历史文化名城法律保护”专题研讨会，为省人大常委会制订和审议《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条例（草案）》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
政府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随着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古村落、古建筑呈现出衰败迹象，历史街区过度商业化、历史建筑遭拆除损坏等现象时有发生。有调查显示，在新登记的7380处历史文化遗产中，有近一半的遗产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目前浙江古村落仅存300多个。造成目前法律所规定的保护制度和措施在现实中约束力不足，保护工作受到限制的原因有哪些？
■侯作前：虽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的，但是实践中政府的一些行为也确实破坏了历史文化名城。在现有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法律制度中，政府既是保护者，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既当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这样的现实可能导致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目的在很大程度上落空。这正是当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制度性困境。
■汪庆红：从制度设计和运行实效看，现有的这种政府主导的名城保护模式虽然不乏权威性高、保障充分等优势，但其存在的政府专断、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等严重缺陷，使名城保护过程中出现了诸如保护成效取决于政府领导的认识和态度、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得不到合理保护、文化遗产保护资源分配不公等弊病。
除了政府的职责，条例也对社会参与问题作了规定。如要“广泛征求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和专家学者的意见”，“鼓励公众参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工作”等。
■傅林放：条例虽然提到了社会力量的参与，但缺乏制度保障。众所周知，保护规划的内容涉及大量利益主体，特别是涉及地方经济利益时，政府是否能够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当其制定的程序如果缺乏广泛的社会参与和认同，又如何确保政府没有利益偏袒。
多元利益冲突
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名城保护涉及到了多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实践证明，多元化、多层次的利益关系及矛盾是名城保护工作中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汪庆红：在过去的文物保护模式下，名城保护的重心和关键被限定为文物古迹、传统风貌保护在资金需求和土地占用等物质供给上的保障，其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成为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主要方面。很明显，这种顾全大局式的说教并不能成为城市管理者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牺牲城市经济发展的现实利益，满足名城保护长远利益的理性基础。
在许多人看来，名城保护的显著价值之一就在于对当地旅游业发展的促进。但实践证明，这种过度开发城市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思路，反而加速了对名城的破坏。
■汪庆红：表面上看，这是城市管理者未能协调处理名城开发与名城保护之间的关系，而从制度设计层面分析，这是政府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未曾得到重视和妥善处理。建议要树立“以城养城”的保护理念，在地方立法中将这种利益关系纳入调整对象，并明确名城旅游收入的分配方式，尤其是从中提取作为名城保护资金的比例。这是强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措施。
因此，如何将名城保护中更多的利益关系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中，借助立法机制，将这些利益关系法律化，将名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正当利益确认为法定权利，进而使名城保护中的利益冲突解决纳入法定的纠纷解决轨道，确保利益冲突解决的理性化和公正性，应当成为名城保护立法的重要考量。
借助社会力量
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当前对遗产的认识和关注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从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到关注全民参与保护、保护惠及民生的实践。也有学者认为，人们开始进入“可持续发展与善治下的文化遗产保护”新阶段。
■侯作前：如今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思想，已从过去单一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发展到了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从重点文物建筑的保护，发展到具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的保护。保护内容不断扩大，已逐渐形成了历史建筑、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的全面保护体系。因此，相关的保护工作和理念应与时协同、与时俱进。
善治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民的参与，强调社会的力量。而目前，相关保护规划、措施中的公众参与仍然不够，并因此导致了保护工作不科学的问题。
■徐阳光：对社会参与的规定必须具体化、强调可操作性，不能太笼统。应该将民主参与、征求意见、听证程序、人大审查等环节贯彻整个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的制定、修改和监督过程中，从而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9
关键词：当代遗产；现代遗产；20世纪遗产；
1当代遗产的概念界定
随着人们对遗产的认识的加深，遗产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在不断的得到扩展和深化，如从考古遗址、文物古迹、纪念物、建筑遗产、城市遗产到文化遗产、文化景观、工业遗产、遗产廊道、文化线路、无形遗产等。文化遗产在时间限制上逐渐变得宽松，年长日久的历史的积淀，已经不是衡量是否为遗产的唯一标准，时间上的松弛，为这两种遗产概念的类型争取了更为广泛的内涵。由此而衍生的被认知和认可的遗产，如往日里熟悉的街头的非文物建筑，此时有可能以全新的身份被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历史的长河里流淌的古代遗产、近现代遗产、晚近遗产、20世纪遗产，共同组成了人类遗产的重要部分，不仅延续了历史，充实了遗产的内容，防止了人们所在年代里的记忆被忽略，更有助于处于当代的人们能更好的认知所在的城市，也是人们对遗产认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当代”是个动态的、具有时间属性的即时词，不同历史时期的“当代”都代表着不同的时间段落。人们对于历史，常常会有盖棺定论的定式和说法，可对于当代所发生的事情，常常处于彼消此长的认识期，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对当代做出适宜的评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当代是混沌的、庞杂的，也是一个正在认识和实践的历史阶段。
当代遗产是指不足三十年，能够反映重大历史信息、重大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相关，或能反映城市规划及建设水平，以及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以及社会文化价值的建筑物或建筑群、构筑物、景观、场所等地方。
2当代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1）现代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上一致认为，现代遗产（modernheritage）保护至关重要，它们是我们的历史建筑遗产结构中的关键元素，却又往往被忽视。现代遗产有很多功能用途，如可以提高公众对现代运动的价值的和已经产生了建筑系的认识，可以教育城市和个人，可以在实践中保存这些结构，可以为现代和当代的设计提供宣传，可以参与本世纪和现代社会促进其发展等。
在2001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iComoS（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DoComomo(国际现代运动古迹遗址记录与保护委员会)发起了一个现代遗产计划，该计划包括对19世纪20世纪文物建筑的鉴定、记录和推广。由荷兰政府的财政支持，该聚焦于提高公众对于建筑遗产、现代区域的城镇规划及景观设计的认识，并使人们关注这个领域，因为这些通常是由于法律保护过于薄弱，公众也难以发现其魅力。
现代遗产计划的目的是建立在其关键意义的概念思维的一个框架，包括其保存和有关识别等。这个框架在现代遗产的各个区域会议上得到发展，由世界遗产中心执行，并应与有关缔约国之间促进更多、更具体的研究和演习。
现代遗产区域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002年12月11号到02年12月13日在拉丁美洲召开，会议由来自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DoComomo和墨西哥国家研究所（inaH）的50多位成员参与，大多数人是有19世纪和20世纪遗产保护经验和文物建筑领域的专家，他们关注的问题是鉴定、保护和保存拉丁美洲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规划和建成的遗产。
现代遗产区域会议第二次会议于2003年2月27日至2003年2月28日召开，由世界遗产中心举办，并与昌迪加尔市政府和昌迪加尔的建筑学院合作，由三十名来自该地区的专家参加。个别专家陈述了当代遗产的性质职能和位置，其中包括孟买的椭圆形的迈丹和马林德莱夫、印度的昌迪加尔、中国的上海外滩、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日本的东京国立综合体育馆和西爪哇的万隆。
现代遗产第三次区域会议于2004年3月4日现代文物至2004年3月7日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世界遗产中心主办，与厄立特里亚政府和非洲2009（iCCRom,UneSCo-wHC,Craterre-eaG,africanculturalheritageinstitutions）作为对口政府合作。会议聚集了来自非洲国家的20名专家，他们以来自自己国家的个案研究，如肯尼亚文化中心和国家剧院，坦桑尼亚的历史园林，莫桑比克的伊尼扬巴内，南非的乡系列现代遗产地，现代文化在几内亚和尼日利亚混合镇。
现代遗产第四次区域会议于2004年11月10日至2004年11月13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和佛罗里达大学主办，20名专家中有10个来自美国，9个来自加拿大，1个来自巴西。会议讨论鉴定、保护、养护和性能与现代在北美遗产潜力提名。主办作为个案研究，除其他外，在加拿大最北段的远程预警线站网络、迈阿密的海滩文物及艺术装饰区、蒙特利尔的人居、芝加哥的滨海城、萨斯喀彻温省的粮仓、葛底斯堡国家军事中心公园的客访中心以及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建筑。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现代遗产区域会议与2005年3月29至31在地中海盆地埃及召开，本次会议的设置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会议，因为它是现有的欧洲委员会资助的研究有关保护和管理的叙利亚和埃及文物19和20世纪建筑遗产的一部分，旨在介绍和讨论与地中海地区更广泛的合作的研究方案的结果。会议内容包括对涉及保护和在更广泛的地中海区域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共同遗产管理方面的大量案件的各种研究。其中，被提及的阿拉伯国家有：亚历山大市中心、阿加密度假村、开罗市、曼苏拉城、埃及的库塞尔市、约旦的里比特城、卡萨布兰卡，摩洛哥的阿勒颇市城、叙利亚的大马斯革斯、贝鲁特市中心、黎巴嫩的黎波里城。
目前，世界遗产中心正在出版现代遗产区域会议的成果和建议。
现代遗产区域会议一览表
研究现代遗产可以为本文的当代遗产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但关于现代遗产的各种理论、观点和看法在各种会议的讨论和探索中，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保护框架和管理模式。
（2）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1995年6月18日，芬兰赫尔辛基会议，有iComoS、iCCoRom和UneSCo
合作主办，该研讨会的宗旨是，由于考虑到目前对文化遗产的当解很薄弱的情况，需要包括直到现在的各个时期的各个类型的遗产。考虑到近期遗产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成为遗产的潜力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遗产，必须特别注意维护和关注20世纪遗产。其目标是以国际化视角看待艺术的状态，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度，分析该背景下20世纪遗产价值评估的关键过程的方法，并探索其途径和手段，得出有关定义的结论和普遍应用的优秀鉴别性能，以确立是否有潜力列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单的方法论。
包括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化景观遗产的20世纪遗产，在国际水平上是由思想的交流、交叉的影响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运动在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融合。这种融合丰富了遗产的内容，并反映出各地区的文化多样性。
该会议认为，20世纪遗产的界定不应只依据其建筑形式和材料，还有考虑到更广范围的生态、社会、人类学、经济和文化的框架以便形成整体。保护原则是维护和关注近期近遗的有效基础。虽然20世纪遗产有一些特殊的特点，它区别于早期建筑，它的结果实质上是指文物的连续性，这就要求识别和保护定期更新。在系统性方面，20世纪遗产的文件需要考虑新的记录方法所提供的潜力。同时也要注意建筑的新技术、新材料和结构形式及建造方法。人们认识到人造环境中的生命周期，主要是出于对经济和功能方面的考虑，这就要求做一些关键的选择，以指导对保护那些值得保护的文化财产。
考虑到了二十世纪的遗产的国际特性，应特别加强有关身份识别和保存，教育和培训与现有的倡议进行合作。为了促进交流和提高公众意识，媒体应该特别强调20世纪遗产的重要性，尤其是对年轻人。未来的会议如果是关于20世纪遗产的组织，它应该是开放给其他学科和决策者，并应考虑其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
继世界遗产中心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后，专家在1994年6月会议上全球战略的建议“从一个纯粹的建筑文化遗产的意见朝着人类学、多功能和普及的方向发展”，赫尔辛基研讨会强调融合是20世纪遗产的表情。这些与传统的形式和表现一样，体现了本世纪的变化和创新。
iComoS、DoComomo和wHC协商以便定义20世纪遗产，为其制定识别方法，并允许在特定情况下对低于25年的遗产作结论，以便为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分析留有足够的时间。
3对当代遗产的启示
无论是现代遗产的保护还是20世纪遗产的保护，都在极力试图探索新时期的遗产保护体系，现今进入了保护工作者的工作视野之中，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识。
在遗产时间上并没有严格限制，更注重其能反映时代信息的特性。在遗产内容上，试图从更多的角度和立场来看待遗产，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类学等视角。在遗产认定上，二者正在深层次的挖掘其区别于传统遗产且具有隐秘性的价值所在。在遗产的保护上，现代遗产和20世纪遗产，主要是以个案研究为主，形成了一些原则性的定式，但没有形成完全的体系，目前正在探索和讨论之中。
保护历史文化的建议篇10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
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生存环境所受到污染与损害已经触目惊心。人类的生存环境，除了直接面临着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的自然生态的威胁外，还存在着与此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等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作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旅游与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与此相对应的以商业经济利益为驱动力的旅游资源开发给人类的居住环境和文化遗存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以致旅游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世人普遍关注的焦点。
为了使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环境保护相协调为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于1972年倡导并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建立了《世界遗产名录》。根据公约规定缔约国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由缔约国申报，经世界遗产中心组织权威专家考察、评估，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初步审议，最后经公约缔约国大会投票通过并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遗产，称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产种类有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文化、自然双重遗产。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规定，属于以下各类内容之一者，可列为文化遗产：
1．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建筑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或结构，铭文、洞穴、住区及各类文物的综合体。
2．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因其建筑的形式、同一性及其在景观中的地位，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单独或相互联系的建筑群。
3．遗址。从历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地带。
历史文化遗产是祖先们留给我们的，是古代的东西，是经历了百千万年而至今仍在的东西，是没有备份，独一无二的。正是这独特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历史文化遗产应该以保护为主。
我国于1985年12月1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于次年开始申报世界遗产。1999年lo月29日当选为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至2008年7月，我国已有37处文化遗址和自然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25项，自然遗产7项，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文化景观1项，成为了全世界共有的财产。在我国还有许许多多正在申报和未提级申报的历史文化遗产，因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典型的历史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特点，日益受到旅游者的青睐，成为宝贵的人文旅游资源，同样需要我们进行保护。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
历史文化遗产是千百年悠久历史的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体。万里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云南丽江古城经历了7级地震还基本无损，后被评为世界遗产。这个地方得到了保护，全世界人民逐渐都会知道。反之，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研究人类历史发展有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或民族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从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我国的历史遗存丰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喻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意义。在历史科学研究进程中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古建筑、构筑物等有很深奥的科学道理，如我国河北赵县的赵州桥建于隋代(公元581__618年)大业年间(公元60518年)，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桥长64．40米，跨径37．02米，桥高7．23米，1400年的历史，赵州桥经历了10次水灾，8次战乱和多次地震，特别是1966年邢台发生的7．6级地震，邢台距这里有40多公里，这里也有四点几级地震，赵州桥都没有被破坏。所以它是当今世界上现存最早、跨径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古代敞肩石拱桥。赵州桥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此桥选定为第12个“国际历史土木工程的里程碑”，并在桥北端东侧建造了“国际历史土木工程古迹”铜牌纪念碑。这是世界造桥史的一个奇迹，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诚然，也有很多历史文化遗产人们还不清楚其科学原理，需要我们去探究。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对发展旅游经济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正是这些人类前进中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对之加强保护，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旅游业的基础。
旅游活动的客体是旅游资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要依托于旅游资源，除大自然赋予的自然旅游资源外，更离不开人文旅游资源。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丰富而迷人，它吸引着无数的中国人，更让外国人向往，这些都是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人们游憩、观光、获得美的享受、获得相关历史知识的重要场所。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殷墟、秦始皇陵兵马俑及众多明清皇家陵寝等历史文化遗产。还有小小的周庄，年旅游收入达2亿元。可见，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的客体就会存在。
(2)用经济价值去直观地表现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更好地发展旅游经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旅游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提高，旅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我国人文历史文化旅游的潜力很大。保护好这部分旅游资源，能更快地发展旅游经济。
(3)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能提升旅游资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旅游经济。历史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也是旅游资产。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可以提升旅游资产价值。历史文化遗产是全国乃至全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供世人观赏、研究与利用，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得好的地方，旅游业就发展得好，旅游资产价值提升得多；如秦始皇陵兵马俑、平遥古城、周庄古镇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得好，其旅游资产价值提升的快，有利于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能带动本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品位的民族，不可能生存和持久发展的。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它具有极大的震撼力和激励力，中国拥有世界历史文化遗产3o项，居世界领先地位。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陶冶高尚情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国家文化形象，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文化是进步的动力，是历史的积淀。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留存并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其意义也关乎未来。全球《2l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功在千秋，造福子孙后代。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不被重视。在多年的经济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变化，很多承载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再生的物质文化遗产，在人们的经意或不经意间消失了。上世纪几次大规模建设，使许多传统历史文化遗产遭到摧残和破坏，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加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作用缺乏认识，观念上的轻视、经费支持的不足与制度规范的不完善，也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展不利，存在很多问题。
三、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
1．认识不足，难达共识。虽然社会总体上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和保护意义的认识不断提升，但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价值取向，审美取向存在差异，导致认识和利益要求相互矛盾甚至尖锐对立。如在城市建设中对一些古迹遗址的去留问题上，在一些已经消失的历史文化景观要不要新建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这种状况导致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因为缺乏共识而难以处理。
2．历史文化遗产家底不清。许多历史文化遗产沉睡在地上地下。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碰到历史文化遗产时，讲不清道不明，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根本没有调查、登记，更谈不上公布文保单位及对其进行合理规划。
3．“建设性破坏”现象严重，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处理不当。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只顾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被毁程度令人堪忧。尤其在一些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致使许多历史传统街区和历史建筑遭到破坏。襄樊宋城墙一夜之间被夷为平地；遵义会议会址周围的历史建筑一拆而光。城市要发展，旧城要更新，势必要拆迁一些民宅民居和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时下古老的北京也遇到了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古老的胡同四合院要不要留存，怎样协调好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我们不能为了开发商的需要，为了出卖土地，筹集资金，把一些古建筑和一些有历史意义的遗迹毁掉。
有的地方在开发旅游资源过程中，片面追求旅游经济效益，造成历史文化遗产严重破坏。一是为了迎合旅游热，不惜以拆毁传统历史街区为代价，而后又制造出了乃至异地开发出一系列替代品，使许多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沦为“假古董”。
4．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不力。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为什么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许多地区领导，甚至最基层的领导一句话就能化为乌有。就是因为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来管理，而是权大于法。
5．保护资金的匮乏，专业人才、技术的匮缺，直接影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由于没有专项的保护资金，许多历史文化遗产处于自然消亡状态。尤其是贫困地区，文物专业干部仅一、二个人，连日常开支都很难保证。缺少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保护人才队伍，同时缺少过硬的保护技术，何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呢?
四、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
1．积极宣传，更新观念，加强全民保护意识。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各级政府和每个市民的神圣职责。政府要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保护力度，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珍惜爱护文物，并且要加强舆论监督，有了群众支持和舆论支持，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有了强大的依靠力量，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最强大的。
2．提高全民素质与法律保护并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长城旅游刚刚兴起时，各个长城景区普遍遭遇了一次“毁容”高峰。从八达岭瓮城西门登上长城，分别沿南北两侧依山而上的长城边走边观察，看到这段3000多米的长城上，凡游人伸手能及之处，几乎都被刻上了各种各样的文字，有地名、人名、“到此一游”，有中文、日文、朝鲜文，以及难以辨认的字词，刻得密密麻麻。这些字不仅破坏了长城的历史面貌，有的字深达半厘米，已伤及墙体。长城乃中华民族的象征，此举严重破坏了民族形象。所以才有中国长城学会与八达岭长城管理委员会联合发起的去除长城墙体字迹方案征集活动，消息公布后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社会各界纷纷为长城保护献计献策。近十多年来，随着游客素质的提高和管理的加强，刻字破坏行为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文化遗产不仅要由一系列行政法规来保护，而且要用刑法等法律来保护。对于严重损毁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行为应规定为犯罪，应给予刑事处理。
3．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建设的关系，保护是前提，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旅游资源开发，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不可再生的人文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离不开的客体。一旦被破坏便永久消失了，也就谈不上长远的开发和利用。因此，在开发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绝不能对开发急功近利。在保护方法上，除了要依照国家相应的保护法规之外，还要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与自身环境、条件相符合的办法。多借鉴浙江兰溪的诸葛村(八卦村)的做法。还可以对实物性的历史文化遗产实施限人限时地开放参观，西藏布达拉宫就是这样的。甚至可以不对外开放，只对学者和相关研究人员开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宝贵的、不可再生的旅游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会日益增加。我们应当高度重视所拥有的宝贵资源，要意识到这些资源是潜在的、不断升值的资本，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即使当下受条件所限无法立即进行开发，也要积极予以保护，可利用其他产业先行发展，待时机适当的时候，再将其宝贵的文化价值予以转换。
4．摸清家底，搞好保护规划。去中原地区旅游，当地人会自豪的对你说：“你拿把锹，随意挖几下，就有可能发现宝贝”。虽然是笑谈，但还能反映出因文化积淀深厚，本地人引以为豪的心态。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提示我们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要心中有数，搞好勘探、摸清家底，以便于规划和保护。
前面提到北京胡同四合院，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应积极修整并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但要处理好个性文化与改善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的关系。现在有些历史文化名城，商业氛围越来越浓，而文化氛围却日益淡化。丽江古城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古城保护得不错，但古城内一个商店接一个商店，文化氛围不浓，不能充分反映古城的特色，这是令人遗憾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也不是保护城市的全部，它的保护范围、内容与要求要通过城市规划来细致确定。关键在于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新建筑和老建筑的关系，新旧建筑之间在风格、色调上相协调，使整体格局达到和谐，不失文化名城的特色。要严格控制文化遗产保护区、历史街区内的空间过量的不适当的经济开发、旅游开发以及不相配的人工景点建设。
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在保护文化遗产中平遥地方政府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制定古城保护规划；第二，实施古城居民搬迁工程；第三，全面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