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1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或未涂均无分。
1.生产关系的基础是
a.生产方式B.生产资料所有制
C.社会分工D.上层建筑
2.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基本的动力是
a.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B.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C.生产和消费的矛盾D.供给和需求的矛盾
3.商品经济产生和存在的决定性条件是
a.自然分工B.社会分工
C.劳动力成为商品D.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所有者
4.决定经济体制根本性质的是
a.生产方式B.经济基础
C.经济制度D.经济结构
5.商品的本质因素是
a.价值B.使用价值C.交换价值D.价格
6.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
a.商品的用途决定的
B.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
C.生产商品耗费的物质资料量决定的
D.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7.单位商品价值量与部门劳动生产率
a.成正比B.成反比C.关系不确定D.无关
8.价值形式发展中发生质变的阶段是
a.简单的价值形式B.总和的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D.货币形式
9.纸币发行量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会出现
a.通货膨胀B.通货紧缩
C.金属货币贬值D.金属货币升值
10.一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a.w-G-wB.G-w-GC.G-w-G‘D.G-G’
11.某企业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必要劳动时间为6小时，
则该企业的剩余价值率是
a.50%B.100%C.150%D.200%
12.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
a.质量B.规模C.生产D.实现
13.剩余价值与预付总资本的比率是
a.剩余价值率B.年剩余价值率
C.利润率D.平均利润率
14.私人垄断形成的物质基础是
a.社会分工B.市场竞争
C.生产集中D.劳动力成为商品
15.垄断利润的实现主要是通过
a.一般市场价格B.垄断价格
C.自由竞争价格D.生产价格
16.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的是
a.全民所有制B.集体所有制
C.混合所有制D.个体所有制
17.市场体系的基础是
a.生产资料市场B.消费品市场
C.房地产市场D.劳动力市场
18.对我国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是
a.集体经济B.国有经济
C.私营经济D.外商经济
19.粗放型经济增长着重于
a.数量增长B.技术进步
C.经济结构优化D.生产效率提高
20.后工业化阶段快速发展的是
a.农业B.工业C.服务业D.建筑业
21.在商品价值构成中，新创造的价值表示为
a.mB.c+vC.c+mD.v+m
22.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体是
a.市场B.企业C.国家D.行业协会
23.主办社会保险的是
a.家庭B.企业C.政府D.社会组织
24.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是
a.国际贸易的发展B.国际分工的发展
C.国际市场的形成D.资本输出的发展
25.国际收支的支付手段是
a.外汇B.黄金或白银C.商品D.劳务
26.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产商品的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相比
a.要高B.要低C.总是相等D时高时低
27.目前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产品主要是
a.矿产资源B.农产品
C.工业制成品D.高新技术产品
28.一体化程度的区域经济联盟是
a.欧洲联盟B.北美自由贸易区
C.亚太经合组织D.东盟自由贸易区
29.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比较优势是
a.资源B.资金C.技术D.劳动成本
30.在我国，外商投资比重过大的是
a.种植业B.制造业C.服务业D.环保业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小题，每小题2分，共2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五个备选项中至少有两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并将“答题卡”的相应代码涂黑。错涂、多涂、少涂或未涂均无分。
31.社会基本矛盾包括
a.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矛盾B.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
C.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D.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e.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32.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有
a.计划B.市场C.行政D.习俗e.惯例
33.四个生产者织一匹相同的布，甲用10小时，乙用9小时，丙
用8小时，丁用7小时，而当时大多数生产者用8.5小时。那
么，能够得到超额收入的是
a.甲B.乙C.丙D.丁e.以上所有生产者
34.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方式有
a.技术进步B.提高劳动生产率
C.设备更新D.绝对延长工作日
e.提高劳动强度
35.金融资本形成的途径有
a.资本相互渗透B.资本输出
C.商品交换D.产品消费
e.人事结合
3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方式主要有
a.按劳分配B.按资本分配
C.按资金分配D.按劳动力价值分配
e.按技术信息等要素分配
37.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的优化主要包括
a.产业结构的优化B.城乡结构的优化
C.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D.社会结构的优化
e.文化结构的优化
38.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途径有
a.出资者分红B.国家预算
C.银行信贷D.劳务费用
e.价格变动
39.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有
a.维护本国主权B.保护本国资源
C.改善贸易条件D.减少债务负担
e.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侵害
40.引进外资的重要原则有
a.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B.确定合理的引进规模
C.引进规模越大越好D.合理引导外资的投向
e.健全涉外经济法规
(00009号)政治经济学(201510)
第二部分非选择题(共50分)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每小题6分，共30分)
41.怎样理解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
42.简述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依据及意义。
43.简述垄断时期竞争的新特点。
44.简述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
45.如何理解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3小题，请任选2小题作答，全部作答只按前2小题评分，每小题10分，共20分)
46.试述信用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作用。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2
一、劳动二重性学说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从1蒲式耳谷物=1盎司白银公式中找到了商品价值是由等量劳动计量的规律,指出商品价值量同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他说:“如果发现了新的更丰富的银矿,因而获得2盎司白银和以前获得1盎司白银同样容易,那么,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现在的谷物1蒲式耳售价1先令,和以前1蒲式耳售价5先令,同样低廉。但他又说“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尽管“配第已经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及其在具体应用上的困难。因此,为了达到某些具体的目的,他也试走另一条道路”,即“必须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以便价值可以随意‘在二者之一,或者更好是在这二者之中’表现出来”。结果,配第认为,“一个成年人平均一天的食物,而不是一天的劳动,乃是衡量价值的共同尺度”,这样,配第在价值探讨中就走人了迷途。其根本原因是配第混同了创造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他把生产金银的劳动看做是直接生产交换价值的,把其他劳动看做是生产使用价值的。
亚当·斯密为了回答“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值的,究竟是什么?”他从劳动分工出发,认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或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得须给予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意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他在说明劳动价值论时又提出了两个自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惟一标准。”“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在“进步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真实价格”不再单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构成,而由工资、利润、地租三者构成。“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无论什么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这就树立了又一种价值规定尺度,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得出“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虽然斯密曾试图依靠劳动的两面性作为自己的方法论,描述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反映了具体劳动的不同体现;接近于用抽象劳动的观点去考察经济过程内部联系,但没有成功,其症结在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马克思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
李嘉图始终坚持劳动价值论,说“我的价值尺度是劳动量。”“耗费在一件商品上的劳动……是商品实在价值的尺度。……交换价值是由实在价值来调节的,因而是由耗费的劳动量来调节的。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必要劳动,“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下进行生产时已感够用的最小量劳动,而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人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困印他是“用劳动时间确定价值的学派领袖”。但李嘉图价值理论也存在缺陷和矛盾。“第一个困难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规律相符合。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主要是因为,李嘉图从没有研究过生产商品的劳动的性质,忽略了价值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曾批评李嘉图只是从“价值”概念出发……只是注意价值量的规定,没有对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物的商品本身进行考察。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于,马克思比李嘉图更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来分析创造价值的劳动范畴,对于同一劳动过程,马克思既看到了它的具体性,又看到了它的抽象性。“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这样,使用价值和价值就以商品不同性质的属性而存在,具有各自不同的源泉,从而根本结束了连古典学派的优秀代表人物也经常发生的混淆现象。
二、劳动二重性学说奠定了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引进政治经济学,“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是这种劳动的凝固”。马克思认为,抽象劳动“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是批判的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和“崭新的因素”。因为抽象劳动的共同性和无差别性决定了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以及各种劳动产品可以比较和交换,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抽象劳动的抽象性决定了商品价值自身不能表现,马克思说“和商品本身的粗糙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的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们作为价值是不可捉摸的。抽象劳动是一种“同幽灵一般”的东西,必须在交换中才能表现;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表明了价值是个别劳动者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劳动具有个别性,又具有社会性,各个商品生产者相互取得对方的产品时,必须计算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按照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进行,商品的价值量不能由生产它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至于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它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是抽象的简单劳动,从而第一次天才地论证了只有人类的抽象劳动形成价值,且只有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才形成价值。
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也认识到,商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但古典学家只有一个笼统的“劳动一般”的概念,从来没有明白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有什么不同,而是把二者混淆,甚至把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说成是价值的实体。因此,他们始终不能说明,为什么生产各种不同使用价值的异质的劳动能够成为形成价值的同质的劳动问题;只能纠缠在交换价值的数量上做文章,而不考察它的质量问题,犯下不能从劳动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的片面性错误,最终成为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剖析了这个不彻底的劳动价值论,区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他指出:“经济学家毫不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和价值,那么,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像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简单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碰到不能结实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李嘉图认为商品的价值只能由耗掉的劳动
决定,而价值量的大小则与这种劳动成正比,价值仅包括直接生产该商品时耗费掉的劳动,不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时所需要的劳动。但他不知道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如何进行,最后又回到“斯密的教条”。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新价值的创造和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之所以能够同时进行,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转移并保存生产资料的旧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则创造新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劳动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只要运用生产工具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就必须消耗人的体力和脑力;反过来,劳动力只要进行生产性消耗,就必须通过一定的形式。可见,马克思是根据劳动的功能或质的不同对劳动进行深层分类,概括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等新的劳动类别形式的,他将隐藏在劳动中的内在矛盾即劳动二重性认定为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据此构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经济思想大厦。正是由劳动二重性概念,马克思得以揭示劳动生产率的二重结构和决定劳动生产水平的诸要素的二重性。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同时又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它们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枢纽
《资本论》的逻辑力量皆源于劳动二重性理论,这部经济学宏篇巨着屡遭批判而不毁,就在于还没有人对马克思独创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提出令人信服的质疑。
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只要是真正科学的,必须包含三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是反映客观现实的一整套范畴及其合乎逻辑的发展;二是内在于这些范畴中的联系,主要是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三是支配这些联系或其中矛盾运动的规律性。政治经济学就具有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完成了这些工作之后,就能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由分析得到的各种范畴、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系统地叙述出来,从而使原先占有的错综复杂的材料在思维中完整而有条理地重现。《资本论》就是这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科学地揭露出来的,因而是由科学体系的三个组成部分一一一整套范畴、相关范畴之间的矛盾及其发展、支配这些矛盾发展的规律性—构成的。要了解劳动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要按照《资本论》的这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来进行探讨。
从范畴考察,依据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可以分别看到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有关联的一系列范畴: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不变资本—生产无限扩大;抽象劳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一一价值增殖过程—可变资本—劳动群众的购买力相对缩小;劳动—商品—货币—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工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危机。这一整套范畴都是从劳动二重性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得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整套的科学范畴,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
从相关范畴的矛盾考察,可以看到各对矛盾之间的关联:劳动二重性矛盾—商品二因素矛盾—商品与货币矛盾—劳动与资本矛盾—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占有制的矛盾—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矛盾一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些重要的矛盾都是由劳动二重性矛盾产生的。不发现劳动二重性,就不可能洞察这些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及其灭亡的必然性。
从支配这些矛盾运动的几个重要规律考察: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它支配着劳动二重性的矛盾运动,从而支配着商品二因素的矛盾运动;作为价值规律的变形—商品流通规律支配着商品与货币的矛盾运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产生的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的矛盾运动;由于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产生了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从而产生了资本主义人口规律。这两个规律又共同支配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矛盾运动,支配着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矛盾运动,特别是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运动,最终导致周期性的相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爆发。所有这些规律都是与商品的价值密切关联的,而价值则是抽象劳动创造的。如果不区分劳动二重性,不把抽象劳动从劳动中划分出来,就不可能认识上列这些规律,也就不可能理解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
从资本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资本流通过程包含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和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其中所分析的范畴、矛盾与规律,无一不与劳动二重性有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产业资本、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率、平均利润率规律、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所有这些特殊形式、转化形式等,必然与它们所由产生的各种范畴和规律一样,都与劳动二重性密切相关。马克思正是由于发现了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才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说明了商品二因素的关系,阐明了价值的本质、价值实体、价值量以及价值形式和价值规律等问题,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也正是由于劳动二重性的发现,才找到了破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种现象的密码,由此为建立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为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济理论准备了理论前提。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四、劳动二重性学说是劳动价值论重获新生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和论证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进程中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发展的研究,列宁肯定地讲:“为我们揭明了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在这个社会的开始直到终结的过程的发展和生长,和运动”。但马克思在概括劳动二重性范畴并对其含义进行论述时,却只是把劳动二重性双方看作是劳动的两个不同特性或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所进行的认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发现的重要理论价值和意义,甚至又不可避免地使他将其发现与古典学者们的发现相混同了,并使之成为后人深化认识劳动二重性范畴时难以逾越的框框、瓶颈或盲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中的这些不完善性对于后人据以进行的社会实践导致诸多挫折、对于之后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本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惟有如此,劳动价值学说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才会更具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的指导性。劳动二重性范畴不仅应当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而且更应当是发展和完善劳动价值理论的“枢纽”和突破口。
具体劳动是在一定具体形式下进行的劳动,如学者和农夫的劳动。但马克思认为,不借助知识力的运用,就不能区分两个都在付出体力的劳动者谁在从事复杂劳动。马克思的失误在于他对简单劳动的“过度抽象”。因此,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范畴,取消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范畴。因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只是程度上或量上差别,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界定则意味着质的差别,是两种性质的劳动。根据上述逻辑推理,具体劳动既非古典学派的个别劳动范畴,即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可相对独立地生产或创造出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或财富的个别劳动现象,也非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形式的耗费”,只能是劳动内在矛盾中的一个方面,是劳动的前提性条件或可能性的劳动。它在不同情形下有不同的意义,马克思劳动二重性中的具体劳动所具有的意义只适应于这种情形—当它只是作为劳动二重性中与抽象劳动方面相对应的一方存在时。具体劳动诸要素的含义及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与时俱进的。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3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根源坚持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1-0182-01
人们习惯性地认为经济危机根源，由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而现实状况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经济危机的同时，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同程度上的承受这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2007年底，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的也卷入经济危机，比如说中国。而辩证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适时地调整措施来发展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的理论又成为重中之重。
一、坚持
究其根本原因，经济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就是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矛盾。首先，资本主义生产的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正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对剩余价值不断追求，迫使其盲目扩大生产。而在这个扩大生产的过程中，又会造成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最终致使无产阶级贫困的发生。长期发展下去，必然会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带来了股票大幅度跌落、房地产价格缩水等影响，同时也使得失业率急剧上升，Cpi指数更是日渐攀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最终使得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劳动群众，生活质量明显下降。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突出表现表现在生产资料占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存在切实的对立。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没有办法解决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而社会主义公有制却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矛盾，也就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之中发生的作用。但从唯物史关的角度上来看，要想切实地解决经济危机，缓解经济危机带给社会的各项问题，就要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再次，研究经济危机最初是以19世纪成熟的欧洲资本主义为分析对象，那时候的商品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生产还未完全实现社会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还未形成统治地位，因此经济危机还缺乏统一的国际市场条件。但是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市场发达，依赖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活动也逐渐成熟，这就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创造了更伟重要的市场条件。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经济危机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经济循环的某个环节，而是在连续不断地循环过程中不断存在并显现出来的。因此要想真正的解决经济危机，要从连续不断的循环过程着手把握，而不只是从某一个阶段来解决。
二、发展
在分析和解决经济危机根源问题上，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情况发展马克思主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结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从不同的发展阶段考虑了商品经济，进一步揭示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易过程中，货币的产生尽管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局限，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但其流通的职能也可能会使市场出现商品买卖脱节、交易的中断、生产的中断等现象，这就伟经济危机的出现造就了必要条件。渐渐地，货币的支付职能逐渐发生作用，但是在促进商品交易的过程中，也容易会由此形成交换者的多角债务关系，信用关系收到威胁，经济危机可能性就会进一步扩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会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终使得经济危机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理论和事实证明，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不成熟，经济危机不会真正的发生，而只有成熟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地孕育经济危机。在现实生活中，在考虑经济危机的社会经济制度因素的同时，社会市场制度因素更是不容忽视。
社会市场制度主要是指市场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和制度，这其中主要包括企业组织制度、市场交易规则、金融制度和信用制度等等。这种社会市场制度成为了造就经济危机的基本因素。而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危机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只要是这个社会，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占主导，以货币为媒介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企业目标与社会生产的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也会存在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在信用制度进一步扩大了经济市场后，虚拟经济则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的破裂逐渐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日渐稳定成熟。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手段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成为了我国目前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经济不断融入国际市场，自我国加入wto以来，国际贸易往来更是日渐增多，在受益的同时也存在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等各项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深深地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市场经济突破了国家和所有制的各种限制，将整个世界市场连为一体。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都会通过这些渠道传导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这与其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认识的局限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企业组织商品生产和交换，进而实现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则消除了商品经济的重要条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样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及不存在了。现在看来，马克思的商品经济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当前社会对商品经济原因的认经突破了所有制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已经完全适应不同的社会制度。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利益主体也客观的存在着，都需要交换商品来进一步实现经济利益。那么，我们对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也要有所发展。因此，一般说来，商品经济、市场制度的各种弊端，包括经济危机，也必然会发生在所有采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社会。
总而言之，在解决经济危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用辨证的角度去看待各种经济理论和问题，这样才会创造出符合自身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经济发展才会逐渐日趋成熟稳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4
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
对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
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不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益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才在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之后，越发受到改革者的关注。
第一个国情矛盾造成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以至于中国不仅过去、现在也不得不长期作为“农民国家”（而并非农业国家），自立于现代市场经济之外。这是自从清康熙年间以“新增人丁永不纳税”为开疆拓土的后续政策，导致人口百年翻两番，以及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导致半个世纪翻两番的历史留下的。近中期看，这一基本矛盾只可能相对缓解而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个体制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第一个矛盾的作用；是故在研究和调整上仍有可为之处。人们已经认识到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大包干后恢复的小农村社经济无力抗拒城市垄断资本集团的进一步剥夺，因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现在还几乎没能采取有效政策加以解决。
在这两个矛盾制约下，农民是“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过年（赋闲）”，农村人口过剩压力很大。按现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将过剩2.4亿，农村人口过剩5亿多。另有研究报告显示，到下世纪初即使决策足够理性并且不出现大的反复，城市化率能达到60%，在人口增长到16亿时仍将有6亿人口留在农村；因此，人地关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观；更何况假设条件很难满足。
其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批农民劳动力做为“粮食高消费人口”进城打工，会直接影响需求，拉动粮价上涨。1992年以后的投资高潮导致基建项目大上，劳动力需求上升，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入城市，有统计说6000万人，也有说8000万人。这些人由非商品粮消费者变为商品粮消费者；而他们的人均消费量又是城市居民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前者每月20多斤，后者要达到60多斤）。如果是8000万人，新增粮食需求量（主要是计划外部分）约为500-600亿斤每年。由此分析1993年在全国粮食增产的同时广东却出现大米、主要是劣质米开始抢购的现象，进而造成全国性的米价上涨，农民进城打工新增加的需求拉动至少是原因之一。
类似的现象五十年代初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也曾发生过，当时采取的对策是“统购统销”；但城市的成规模需求与小农经济的不规模供给之间，供需体制不对称。政府也无法与一亿多小农谈判，因为交易费用过大。于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需的低价粮食供给，压抑农民抵制，就搞集体化运动。其实一锄一镰式的简单生产力相加，当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也并非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这个现象又发生了；而且对策也有某些相似之处。版权所有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5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包含着严密的科学论证部分，也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部分，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大多侧重于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部分，而较少关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部分。本文运用文化哲学方法重构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基本条件、商品经济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三个重要理论观点，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流淌着的深厚的人文底蕴。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商品经济；资本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本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中处于“承上启下”的枢纽性地位，它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方法的实际运用，又是共产主义理论得以确立的科学依据，因此，运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原则来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蕴藏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文精神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一、商品经济的基本条件
在马克思看来，人区别于动物之处在于人有属于人自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与物质世界不同，它是一个不可量化的整体；当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内核被外在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不断地分割、衡量时，生活世界同商品经济系统之间的矛盾就不断积累、不断激化。从劳动和生活世界的关系上看，劳动创造了生活世界，源初的劳动创造了源初的生活世界。原始劳动是社会分工尚未出现时的源初的劳动，源初的劳动具有整体性，由它创造出来的原始社会也是整体性的社会。从存在论上看，人类社会恰恰是在“源初劳动”所创建的“源初社会”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而这个“源初社会”就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源初生活世界”，因此，源初生活世界同源初劳动相互发明、同时出现，共同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内核。作为商品经济出现条件的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以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消解为代价产生出来的。源始劳动和分工劳动分别同源始生活世界和私有制相适应，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时代，“源始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整体性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源始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物化时代”的人的劳动和生活都是碎片化的，它存在的社会前提是分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商品经济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便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而主宰这一经济形式的阶层就是资产者阶层。资产者阶层通过商品经济形式促进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发展，以便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又再生产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即再生产出了更加细化的社会分工和更大规模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从而使“物化时代”的基础更加巩固。质言之，私有制商品经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的存在条件，巩固着“物化时代”存在基础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削弱着“源始时代”的存在基础，即整体性劳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经济的两个存在条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们的发展进一步遮蔽了源始劳动和源始生活世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导致了整体性的“源始劳动”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劳动不断的商品化和碎片化上；同时，生产资料私有制程度越来越高导致了统一的“源初生活世界”愈发被遮蔽，这表现为生活世界的物化程度越来越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与劳动的商品化和碎片化的物化方式相类似，人类生活也在不断物化，一个由资产者所主宰的人类世界必然是一个丧失了整体性源始生活世界的纯粹物质化的世界，它的物质性的一个集中表现是以可计算、可交换的物化特征为主要标志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来支配整个人类生活。
二、商品经济基本矛盾
人的现代性困境可以在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学说中被直观到。根据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学说，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是人的劳动的矛盾得以解决的先决条件，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靠商品交换的方式才能够解决。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们的全部生活都置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之中，商品生产者的心情好坏、生活怎样、幸福与否都与商品能否交换息息相关。商品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受到社会承认成为了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得到解决，于是心情喜悦、生活幸福；商品没有交换出去，则私人劳动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无法转化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于是心情沮丧、生活得不到改善。正因为作为物的运动的商品交换对人的生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才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商品。“商品拜物教”的社会意识所折射出的社会存在的状况是生活在物的运动中的人已经丧失了主体性地位，完全处于商品的支配之下。在资本主义时代，人的物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商品拜物教”的更高形式“资本拜物教”出现了，资本代替人的抽象劳动成为了商品价值创造的来源。在“资本拜物教”中，马克思指出了那些彻底“物化”的资产者阶层已经无法看到的“人的劳动的特殊作用”，他们完全抹杀了“人的价值创造者的地位”而将实物和货币形式的物化劳动，即资本当做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种颠倒表现为资产者刻意地混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界限，“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界限上。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资产者的阶级利益决定了能够创造商品价值的是“物”（资本）而不是“人”（抽象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立场，由此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人的主体地位完全被遮蔽，而且也在理论上阻断了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产生的可能性。一句话，“商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观念成为“物化时代”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既反映出了“物化时代”的一般特点，也反映出了人的现代性困境的政治经济学根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处于“物的依赖关系”阶段的基本特点，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商品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一方面要求消除一切等级特权、非经济的血缘、地缘上的依附关系，形成人人平等的法律关系，“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另一方面要求每个人都自觉地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潜力，不断增强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这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商品经济的运行是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系统的运行来完成的，因此以该系统为中介而展开的人的主体性必然是物化的主体性，一方面，人的劳动只有通过这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系统才能够得到评价，从而导致非商品性劳动无法得到评价，另一方面，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内容的错位关系，导致了“表面劳动”的泛化。在“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中，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条件下“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只有依靠“商品交换”（商品自身矛盾的解决）才能得到解决。这一规律说明了人的劳动必须始终围绕着商品的最终交换来展开，或者说“私人劳动被社会承认”的难题必须通过商品交换的完成来解决。商品交换在劳动矛盾关系的解决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商品对人产生了异化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异化关系随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变得愈加明显。这一点，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条件下表现的尤为明显。
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人的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物化劳动的根源，因此活劳动的性质决定着物化劳动世界的性质；全面的活劳动产生全面的物化劳动世界，片面的活劳动产生片面的物化劳动世界。从历时态的角度看，人的活劳动先后经历了从源始统一到分裂对立再到回归统一的正反合的辩证过程。在原始社会早期，不存在分工和交换，劳动是整体和全面的劳动，由此产生的物化劳动归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即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分工已经出现，活劳动变成了分工之后片面的活劳动，劳动产品由不同的所有者所有，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构成了商品经济得以确立的基本条件，商品交换在基础上确立起来，于是商品经济形式在自然经济的土壤中不断发展壮大，从奴隶社会开始经过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形式终于成为了统治性的经济形式，追求剩余价值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商品经济的两个基本条件，即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私有制，都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了最高阶段，与此相适应，活劳动的分化和物化程度也都达到了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推动商品经济向前发展的过程，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将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初期，商品经济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一致性，资产者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目的客观上推动着商品经济系统的发展和完善。但当商品经济系统已经不断完善，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出现之后，发达的商品经济系统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之间的相互背反的矛盾愈发明显，这表现在下述悖论上:商品经济系统维护自身正常运行就要求“生产消费系统”必须要满足某些基本运行条件的要求，而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规律必然要破坏这些基本的运行条件。这表现为由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造成的生产的相对过剩和人口的相对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经济危机的规模和社会危害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加深，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根据对立统一原理，人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维度的世界中，一个是琐碎的物质性世界，一个是整体的本真性世界，它们并不是两个世界而是同一个世界包含着的两个矛盾方面，这两个矛盾方面相互作用推动着世界的发展。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个世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表现，例如，从劳动的角度可表现为私人劳动的世界和社会劳动的世界（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从商品的角度可表现为使用价值世界和价值世界（商品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矛盾，即资本的宰制性力量与商品生产交换系统的属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从人文精神的角度，可以表述为高度物化的社会生活与高度隐蔽的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资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之间的矛盾）。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物化生活与本真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推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演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生产剩余价值，于是随着剩余价值资本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产者阶层实力不断扩大，他们对商品世界的实际控制权也越来越大；这样，庞大商品世界的运行就不得不遵照着资产者的意志运行，即朝着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方向运行。同时，高度社会化的商品经济系统与人的各方面的生活需求已经高度融合、无法分离；这样，原本处于人的整体生活领域之外的商品经济系统便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新塑造人的生活领域，这种控制是通过塑造一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的“资本人格”来完成的。换言之，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系统，而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又是依照资本增值的意志建立起来的，因此，商品的生产交换系统也就不可能按照人的整体发展的方向运动，最终资本的强权不仅决定了商品经济系统的资本导向，而且也塑造了人的资本人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本真要求”并没有随着物化生活和资本人格的出现而泯灭，它通过两大矛盾的运动重新孕育出来。这两大矛盾，一个是物化世界自身的矛盾，即物质财富不断丰富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矛盾，一个是从物化世界与本真世界的矛盾，即物化生活与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之间的矛盾。上述两大矛盾运动使得社会阶级矛盾不断积累、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不断被遮蔽，于是这个由资产者所统治和主宰的商品生产交换系统出现重大危机，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又导致了资产者阶级政治统治的危机，最终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本真性将通过由阶级矛盾导致的全面的社会革命而得以重新开显。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110.
〔2〕李辽宁.当代中国“去政治化”话语评析[J].红旗文稿,2014，（04）.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6
关键词：货币职能；货币危机；经济危机；资本论
一、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随着交换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交换次数的增多，价值的表现形式即价值形式经历了由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到总和的或者扩大的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发展为货币形式四个阶段。
在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简单地表现在与它交换的另一种商品上。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阶段，一种商品的价值开始表现在与它相交换的一系列商品上。到了一般价值形式阶段，从商品世界分离出一种特殊商品，即一般等价物，此时价值形式发展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的货币形式阶段，价值形式没有发生本质变化，一般价值形式与货币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都是一般等价物。但在货币形式中，一般等价物已经固定地由金银来充当，金银成为惟一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一般等价物不再因时因地而异，这样取得了时间上的稳定性和地区上的统一性，适应了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
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表明，货币的起源与产生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由于货币采取金银形式，金银的同质性、易分割、不易变质、体积小、便于携带等优良属性使货币独占了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等价物的职能。
二、货币的职能·
货币形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从此开启了新纪元。在发达的商品经济中，货币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体现，这种作用通过货币的五种职能表现出来，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
三、从货币职能角度理解经济危机的爆发
货币五种职能中，只有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货币一产生就具有，因而是货币的最基本的职能，其余三种职能是在基本职能的基础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可以概括为生产相对过剩和货币危机。而生产相对过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货币危机引起。本文着重从货币职能角度阐释货币危机，从而进一步理解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货币流通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依据流通手段的职能，成为商品流通媒介，将商品流通分割为卖和买两个阶段的对立，这包含了一种形式上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得商品交换形式变为商品—货币—商品，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割裂了商品的直接交换，一旦市场上货币不足，无法使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商品转化为货币后，没有再用于购买商品，这样就将导致商品交换的障碍，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形式，为经济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从资本角度来理解，产业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首先要找到它的卖者。然后，商品资本顺利地通过售卖阶段，转化为货币资本后，还需要在市场上找到自己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自由劳动者，同时，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满足工人的生活消费需求。因此“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如果资本在购买阶段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售卖阶段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的路阻塞。商品的内在矛盾，在买与卖相分离的条件下，表现为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而在单个资本循环过程以及社会总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取得了发展的形式，表现为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成为资本运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强制性外在条件，表现为货币危机的现实性，引起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货币支付手段职能与经济危机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能够起到赊销赊购商品、偿付债务的作用，也就是采取了信用的形式，不仅在商品流通中，卖和买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分离，而且在一次商品交易中，发生商品所有权转移和货币支付在时间上的分离，甚至形成赊购赊销、债务关系的链条。当商品出售后，货币可以不立即进行支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偿付；或者，当支付货币后，商品不立即交付，可以在一定期限后再进行交付。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即支付链条发生故障时，就包含着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
在繁荣时期，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手中没有卖掉，商品的潮流一波接一波涌来，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商品还未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就到来了。此时，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所需资金，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折价出售商品。这种出售只是为了成功支付的被迫之举，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来偿还，这样经济危机就非常容易爆发。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7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4-031-03
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考察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现象。《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现实性、根源和实质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成为研究经济危机问题的理论基石。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
马克思首先从揭示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开始阐述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流通形式时就明确指出，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包含着经济危机的两种可能性，“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1}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2}
对于危机的第一种形式，马克思指出，“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机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及商品和货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3}简单商品流通包括两个形态变化过程：商品转化为货币（w-G）和货币转化为商品（G-w），危机的可能性来自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即卖和买。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就是卖，卖就是买，两个过程是统一的。可是，到了货币作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买卖过程由原来的同时进行变为二者在空间、时间上可以分离，彼此变得独立。商品生产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货币却不需要立即转化为商品。于是，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卖出商品发生困难，卖和买可能彼此分离。因此，“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统一要通过强制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4}危机就是生产过程中已经彼此独立的两个阶段的强制性统一。
马克思在论述危机可能性的第二种形式时，指出：“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5}为什么危机的可能性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呢？马克思认为:“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6}
在分别说明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的基础上，马克思还说明了两个形式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是，在没有第一种形式的情况下，就是说，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却不可能出现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一般地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危机形式。{7}因此，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第二种形式就自然而然地要出现。”{8}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早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作为危机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但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是因为，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不具备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系列条件，“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9}
二、经济危机产生的现实条件
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的流通过程中才获得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经过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扩展等一系列条件的发展，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因此，马克思从资本再生产总过程出发，具体分析资本主义条件下危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一系列条件。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特点必然会引起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并由此构成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资本主义生产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货币、抽象财富。”{10}马克思指出：“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11}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动机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就是：“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12}“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绝不是消费。”{13}马克思认为危机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基础和条件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特点所决定的。“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4}他进一步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15}由上述分析可以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其特点必然会引发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当生产远远大于市场的需求时，生产过剩就变得明显了。当剩余商品不断充斥着市场，直至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才会成为现实。
马克思认为信用的发展促进作为支付手段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信用的发展使货币的观念形态得到膨胀，形成大量的虚拟资本，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16}在推动商品流通扩大的同时，又为中断商品流通埋下了隐患。“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7}信用的发展推动货币支付矛盾的积累。当支付的链条越来越长、抵消支付的层次越来越复杂时，只要一个支付或抵消支付发生障碍就会形成连锁反应，危机由此爆发。“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制度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18}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爆炸式地展现出来。之所以如此，在于虚拟资本充当支付手段的量远远超过了现实中硬货币的量。一旦支付中断，都需要硬货币时，货币危机爆发。
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实质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服从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得社会生产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狭隘利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是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所以决定生产界限的是利润而不是劳动者的需要。资本家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不断增加积累和扩大生产规模。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榨取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得不发展技术，实行合理化，加紧剥削工人并且把自己企业的生产能力提高到最大限度。为了不落后于他人，所有资本家都无论如何不得不走上这条拼命发展生产能力的道路。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呈现不顾消费和市场的限制而无限扩大的趋势。马克思指出：“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19}而广大劳动者在资本家的剥削下处于贫困的境界，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日益激烈。由于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工人被迫从事雇佣劳动。资本的整个积累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家无限扩大自己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情况。在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不断受到机器的排挤，造成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使无产阶级的贫困加深，支付能力进一步受限。这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同广大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水平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化，而生产过剩的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猛烈破坏性的表现。马克思重点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力求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0}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市场相对狭小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21}不断扩大的生产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快，那么，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扩大了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22}商品充斥市场，生产过剩变得明显。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市场扩大的速度跟不上生产扩张的速度，“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23}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狭小束缚和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增长，两者的矛盾不断积累，直到爆发。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限制，这一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
马克思还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这就是商品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所谓生产过剩，是商品的生产过剩，而不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相反，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但是，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绝不是生产者的需要。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出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24}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生产过剩，在生产过剩的同时，广大劳动群众却购买不起这些商品。马克思还认为，这种相对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封建社会、奴隶社会，不存在生产的相对过剩，有的只是“富人的消费过度”。
四、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而是每隔若干年爆发一次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每隔一定时期重演一次的周期性。那为什么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呢？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经济危机是在生产迅速扩大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狭小的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锐的程度，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爆发的。危机毁掉了已经生产出来的大量商品，破坏了生产力，强迫生产力倒退，去适应相对狭小的支付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暂时得到恢复。然而，危机的爆发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暂时、强制性地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灭。随着危机过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它又会引起新的冲突，使资本主义经济陷于新的危机之中。这样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具有周期的性质。经济危机是在18世纪周期循环的后半期开始出现的。早期的经济危机，只是局部性的。到了19世纪初，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性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25}危机的间隔时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五年一个周期。1847年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十年一个周期，大致只是从1847年才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开采，世界市场终于形成）。”{26}从1847年到1867年，周期是十年一次。1867年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过渡之后，危机变得更加深刻和旷日持久，由危机和萧条向新的复苏和繁荣的过渡更加困难。马克思指出，“从1873年（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27}
经济周期从危机阶段开始，一般地经过萧条、复苏、高涨，再到危机。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危机爆发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由于资本家销毁存货、关闭企业、缩减生产，剩余的商品在市场上被大量减少，商品供应超过消费需求的状况渐渐有所改善。这样，危机阶段就过渡到萧条阶段。在萧条阶段，虽然生产不再继续下降，企业不再大批倒闭，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商品价格暂停下跌，但商品销售仍然困难，对货币资本的需要减少，信用关系停滞，整个经济处于萧条停滞状态。为了摆脱困境，资本家继续销毁或者廉价拍卖积存的商品。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过剩商品的库存减少，市场销售有所好转。资本家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千方百计降低成本，削减工人工资；开始固定资产的更新，以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固定资本的更新，增加了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先后推动生产资料部门和消费资料部门的生产恢复和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生产的逐步提高，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商业和信用事业也逐渐活跃。这样，经济从萧条阶段逐渐转入复苏阶段。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物价开始上升，利润逐渐增大，这进一步刺激着资本家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当社会生产和流通复苏赶上并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时，复苏阶段便进入高涨阶段。高涨阶段市场繁荣，生产急剧上升，工人就业充分；工资水平也有提高。市场兴旺，商品价格上涨，利润丰富，商人大批买进商品，银行贷款十分活跃，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是暂时的。生产的迅速发展，很快又超过了缓慢发展起来的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样，又引起新的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对此，恩格斯曾这样形容：“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地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而已。”{28}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大体上经过上述四个阶段，但是，也不一定每一个周期都要经历所有这些阶段。但是，危机阶段是所有的周期中都必然具有的。没有危机，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
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为暂时摆脱危机、促进复苏和高涨阶段的到来准备了物质条件。在危机的复苏阶段，资本家为了摆脱困境，会进行大规模投资，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危机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资本家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首先引起了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的新的需求，促使生产资料生产的部门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带动了大批失业工人的就业，也带动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的恢复和发展。这样，固定资本更新带动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由萧条过渡到复苏和高涨。但是，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又为下次危机的到来创造了物质前提。因为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增长，社会生产的快速增长远远超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矛盾激化到一定时候，新的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29}所以，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的周期性的大规模更新，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提供了物质基础。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建立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分析，形成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体系。首先，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从抽象到具体再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性。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入手，阐明了危机的可能性。接着通过对流通过程的分析，叙述了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形式。然后，阐明了经济危机的现实表现形式。其次，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制度根源。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流通、消费、分配过程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周期规律的科学分析，不仅对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商品形态变化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又包括两者的统一。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58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87-588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3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4-57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4-56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2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03-60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10-611页
{16}《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7}《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0页
{1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19}《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8页
{20}《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6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8-599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9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78页
{25}《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345页
{28}《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29}《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页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8
摘要：由于历史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分解使用价值概念。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可以完善商品元素的分析结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引进了效用与需求的概念，进而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结构的设置；对称的规则又导致“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资本论》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局限性。
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顶峰。如果我们继续深化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却可以得出一个有差异的结论：《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
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9
【关键词】经济法;政治基础;市民社会;经济国家;积极宪政国家
法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来自于社会物质经济条件。除此以外,法又与政治密切相关。作为国家公权力作用于社会经济领域的经济法更是如此。经济法除了具有法的一般政治基础外,还具有自身特有的政治基础。理解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经济法的精神实质,从而为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及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一些新的路劲考量。
一、重新解读法的政治基础
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没有多少剩余产品时,人与人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也是极其有限的。此时,氏族社会的原始道德、习惯等足以解决相关问题,尚不足以催生国家和法的出现。就如同恩格斯曾经说过,“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1]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剩余产品及其私有财产的出现,出现了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化,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原始的道德和习惯等已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恩格斯在谈到氏族社会解体时指出,氏族制度是从那种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而且只适合于这种社会。除了舆论之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产生了这样一个社会,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经济生活条件而必然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进而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而这社会不仅再也不能调和这些对立,反而要使这些对立尖锐化……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2]
当这种氏族制度无法或难以解决这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于是国家和法应运而生。至于不同的地区,国家和法的产生也略有差别。比如在古希腊和罗马地区,国家和法往往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中产生的;在古东方社会比如中国和法的产生往往是在氏族部落征服中产生的。而不同地区关于国家和法产生的差异,又决定了后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治化进程的差异。当今的东西方社会即是明证。但不管如何,国家和法产生的共同点均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法是与国家相伴随而产生的。因此,法产生的政治基础应是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出现,即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家的产生。
当然,不同国家和学界对于“阶级”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如果把“阶级”理解为商品经济社会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进而形成的阶层或利益集团的分化,则这种“阶级”是中性词。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基于自身利益之需要,误读、曲解或教条式地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把这种“阶级”贬义化,从而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人性使然。如果把“阶级”贬义化理解,则应把“阶级”理解为因权力垄断以及非法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及其地位的差别,形成所谓的特权阶层或暴富群体。而这恰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基于人性自私的一面均有可能或多或少出现的现象,尤其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社会,也正是任何一个民主法治国家所不容许的现象。市场经济暨法治社会决定了因合法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而形成的所谓“阶级”是中性词汇,而非贬义词。与其如此,不如把因市场公平、正当、合法竞争所产生的利益差别及所带来的其他差别不以“阶级”相称,而称为“阶层”或“利益集团”,以便与人们通常理解的贬义的“阶级”加以区别。
由于对“阶级”的理解不同,因而对国家的产生也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冲突论和融合论等。根据教条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笔者将之称为“阶级论”.“冲突论”者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融合论”者认为,由于社会日益复杂,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这日益复杂的社会,该机构即为国家。在“冲突论”和“融合论”的基础上,笔者将之称为“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是社会中不同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人们为了自身及其社会的生存,而各自让渡部分权力给某种机构,以该机构协调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该机构即为国家。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普遍持有的观点。实际上,无论笔者称谓的“阶级论”还是笔者称谓的“社会契约论”观点,关于国家产生的经济根源的认识应当存有共识的,即生产力的发展、利益的差别、阶层的分化和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从而导致了国家和法的产生。但是,“阶级论”和“社会契约论”关于国家的表述差异,恰恰反映了二者对国家性质的认识差异。“阶级论”观点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暴力专政的工具,其产生具有罪恶性。而“社会契约论”观点认为,国家是人性自私一面的必然产物,是“人”为了共同生存于世界而不得不求助的一种“工具”,以此来协调社会矛盾。因而,国家的存在虽有罪恶的一面,但从人性角度有其正当性和必然性。
到底如何看待它们的观点呢?首先,从“阶级论”观点来看。笔者以为,前已述及,“阶级论”观点把“阶级”要么贬义化或要么泛化,虽然认识到了国家罪恶的一面,但更多地看到了国家的消极面,而忽视了人性所带来的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必然性。因而,“阶级论”观点往往抽象掉了“人性”,简单地把“人”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使“人”和“国家”之间容易发生绝对地分野与对立,其结果必然容易产生无休止地阶级斗争。教条主义者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足以证明。之所以如此,问题和责任主要在于教条主义者,而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9世纪中期当时欧洲尤其德国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期,具有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因而,这种理论更多地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具有号召力。历史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该理论毕竟具有地域性、特殊性、时期性和阶段性等特点,而切不可盲目照搬,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然而,教条主义者却教条化地僵化运用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造成了人类悲剧!其次,从“社会契约论”观点来看。笔者以为,“社会契约论”观点虽然看到了国家罪恶的一面,但更多地是从人性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存在,从而吻合了人性自私的一面。该理论不把“人”简单地对立和分野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更多地是从社会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等角度加以考虑问题。这种理论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有其消极面,但这种理论在常态社会则更具有积极意义。在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当今世界,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从而出现若干不同的阶层和利益集团,因而简单地运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已不足以涵盖“人”,而用阶层和利益集团等说法更能表述“人”的存在,并能符合人性的客观性。
很显然,关于国家产生的表述差异,直接影响到对“人”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法的理解,最终影响到法的发展及其法治化进程。依“阶级论”观点,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更多地体现了法的政治职能。依“社会契约论”观点,法不仅具有政治职能,更多地还具有社会职能。在贫富差距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突出和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国家和地区及其特定时期,法更多地体现了“阶级论”观点。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分析地非常透彻。但是在常态社会,法的“阶级论”则容易失灵,如果“阶级论”不能与时俱进,则很容易成为阻碍法及其社会发展的障碍。这就不难理解教条主义者眼中所构建的社会主义国家法的泛政治化,以及西方发达国家法治化程度较高的现象。这必然关系到其后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再从历史上的国家来看,尽管同样是奴隶制国家,但东西方社会却存在很大差异,因而表现出法治化路径的很大差异。虽然历史上的奴隶制国家基本上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但是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由于海上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商品经济基础,从而出现了雅典奴隶制民主国家的典型和古罗马共和时期,进而表现出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思想家、法学家及其法律的发达。它依然对今天人类社会的法治化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与此对应的是,东方社会及其他地区,由于缺乏商品经济的基础,更多地是农耕经济或游牧经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形态,从而表现出奴隶制国家的专制性,很难出现“民主”的细胞,就无从谈起私法的发达及其法治化进程。即使所谓的法,更多地表现为刑律,从而体现了“阶级论”的观点,即法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无论奴隶制时期、封建制时期,还是后来的资本主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多元化,国家和法的职能均在不断地变迁。如果单纯依赖“阶级论”的观点解读国家和法,则容易成为国家及其法发展的障碍。更遑论后来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
二、经济法的政治基础拷辨
法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但经济法并没有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经济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近产生的部门法。除了市场经济条件外,还与国家职能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在法产生的一般政治基础上,以市民社会为契机,实现了国家从政治国家向经济国家和宪政国家的转型,这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基础。
1、市民社会
所谓市民社会(CivilSociety),从现代意义角度来看,是指独立于政治国家以外,社会成员在不受国家不当干预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充分和自主地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市民社会的概念最早产生于西方国家,不同于中国本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而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古罗马西塞罗等着作,及其后来的康德等西方学者,往往是从政治社会或公民社会的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即指国家意义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很显然,当时所谓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没有发生分野。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篇10
【论文摘要】劳动价值论是在深刻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理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似乎不能“解释”现代经济、社会实践，各种发展、修正甚至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潮纷起，引起人们思想混乱，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再次论述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辩证发展及现实意义。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才能促使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并由此带动生产关系向前发展。如果简单的以所谓的现实已经超越了劳动价值理论的适用条件为由．而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认为劳动价值理论过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有害的。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的局限性及辩证发展人手讨论它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说明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和决定的理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英国的配第和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等首先提出。斯密系统地加以论证。他认为“劳动一般”是商品价值的真实源泉和尺度，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决定；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也就是劳动同劳动的交换；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正比。他还开始明确区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等。但因他把交换价值看作物与物的关系，不了解价值的本质和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社会性，所以在考察什么劳动决定价值时，陷入了混乱。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斯密价值论的不彻底性和错误，批判了斯密混淆耗费劳动和购买劳动以及价值决定于三种收入等观点，继承了斯密价值论的合理成分，坚持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资产阶级限度内所能达到的高度。
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
虽说由李嘉图创立．后由马克思完善的劳动价值论比起效用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这是劳动价值论具有更大影响力，甚至西方有着不同意识形态的经济学家也尊重马克思的原因之一。我们坚持劳动价值论．是因为我们认为它是科学的经济理论。从历史看，劳动价值论对于推动工人阶级革命，获得解放，也产生了极其巨大的作用。然而．正像真理也是相对的一样，今天来看，劳动价值论仍是不完善的，这是我们今天在坚持它的同时，又要深化对其讨论的原因所在。
当今中国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但却远远不能创造世界第一多的价值和财富，人均财富量就更不用说了。简单地坚持劳动价值论，只能导致不断地强化“劳动是最重要的”这种意识，而轻视、忽视非劳动要素；这种认识不仅与当今中国实际经济活动过程不符，也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实际不符，从而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辩证发展
针对上述原因。到底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局限性，还是人们对之认识肤浅所致。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运用抽象思维方法，对客观世界作出的正确解释，揭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一般性。同时，它又是对具体事物和现象的认识，是对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活动作出的正确分析，具有具体性。马克思时代生产社会化程度较低，社会分工较简单，物质生产部门比例较大，相对非物质生产部门而言，对经济影响较大，而劳动密集型经济是主要经济形式，以体力劳动为主，科技水平不高，管理活动不普及，而生产力相对不发达决定供给因素主导市场，基本上没有需求方面的制约。因此，马克思以当时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为材料，考察劳动侧重于物质生产方面考察价值侧重于价值创造方面。考察价值量侧重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揭示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盾。
四、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