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解体篇1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 B[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5―0046―03
在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这一重要问题上，几个版本的高中教材都在强调这样一条线索：侵华战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协定关税、通商口岸等)――打开中国市场――中国自然经济解体。通过教材简单化、结论式、概述性的表述推演出来的逻辑，看似严密，但却由于缺乏实证，忽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过于强调外因，对事物变化的主要原因――内因，即清政府开征厘金对自然经济解体的重大影响，只字未提，导致了逻辑与历史的脱节，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师生，不利于学生历史思维的发展。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略作梳理。
一、五口通商虽然拓宽了外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渠道，但商品进得来，却难卖出去。
传统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政府闭关锁国，只留广州一口通商。这个说法太笼统，实际上中国一口通商局面的真正形成是在1757年，正好是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之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处对外贸易港口，只余广州“一口通商”，这一禁令一直到《南京条约》的签订才被打破。
不管是禁令前的四口通商，还是禁令后的一口通商，洋货在中国都不好卖。相反，借助通商口岸，中国土特产源源不断涌出国门，流入西方国家。“1781年至1790年，在中国销往英国的商品中，仅茶叶一项就有9600万元。而1781年至1793年，英国销往中国的全部工业品只有1600万元，仅及茶价的六分之一”。不管是工业革命前输入中国的羽毛布、自鸣钟、玻璃器皿等，还是工业革命后输入中国的棉布、棉纱都难以在中国产生需求。巨大的贸易逆差，使得西方国家必须以白银来抵付。所以“夷船”来时，白银或银元占据了所载货物的大部分。
英国商品在中国难以销售的局面即使在《南京条约》签订后也仍未打破。五口通商像是给西方世界的资本家打了一针兴奋剂。璞鼎查回国后，告诉英国的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倾兰开厦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英国制造汹涌来华，除了棉纺织品，英国商人也带来了刀叉和钢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1837年为90多万英镑，1843年增加到145.6万多英镑，1845年达到239.4万多英镑”“1846年以后，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开始大幅度下降，每年停留在150万英镑左右”。相反，通商口岸的增多大大增加了中国丝、茶等土特产的出口。“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五口通商后，中英贸易逆差的加大再次证明了，中国对英国商品的需求极其有限。
英国资产阶级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门户开放的不够，于是要求修约，以达到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的目的。最终，英国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实现了在中国十六口通商。英国的资本家再次欣喜若狂，但结果却是英国商品再次滞销。在中国广大农村，依旧是吃穿用度皆自产。在此期间，英国还是大量进口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中英之间仍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逆差。
西方国家在致力于拓宽对华商品输出渠道的同时，也不断寻求降低成本的方法，降低关税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但效果又怎么样呢?
二、协定关税降低了外国商品在华通商口岸销售的价格，但在广大内地和农村，依然难以打开市场。
1757年，乾隆帝下发一口通商的禁令后，紧接着发生了“洪仁辉闯关事件”。洪仁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翻译。1757年以前的两年，他带领英国商船绕过广州海关，在宁波海关进行贸易，原因是宁波海关的税率远低于广州海关。禁令下达，洪仁辉带船队在宁波闯关贸易不成，竟然一路北上天津，试图直接上书乾隆皇帝，目的是要恢复宁波贸易。结果，洪仁辉被判刑三年，驱逐出境，在澳门监狱服刑。替他写状纸的中国人刘亚匾被斩首。
“洪仁辉闯关”表面上是想开宁波贸易，实际上是想节省关税，因为宁波海关的税率远低于广州海关。一国之内的两个海关何以有不同的税率?
“原来清政府并不看重海关收入，所定的海关税则也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但是，海关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征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通过《南京条约》，英国实现了对华贸易税则的公开透明，以及协定关税的权利。继而通过补充条款《五口通商章程》，英国实现了“值百抽五的”固定税率。5％是当时国际上最低的税率，这一点清政府当然不知道，还把它作为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觉得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中国内地税太高，后来英方才得知当时中国“国内关税定例本轻”，几近于无。便于1843年达成中英《过境税声明》，规定：“内地各关收税，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
至50年代初叶，中国内地的课税才大为增加。于是，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补充条款《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中，中英协商规定，海关对英商进出口货物征收5％的税外，再一次性缴纳2.5％的子口税，洋货运销内地不再征税。这样英国商品从进口到销往内地只需缴纳7.5％的税，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税率。
低税率，加上生产效率提高等因素，英国商品在中国的销售价格有所下降，销量也有所增加，居住在通商口岸的城里人开始弃土布，买洋布。而占据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仍然爱好他们自织的土布，顽强地抗拒外来商品。
就全国范围来说，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权益，没能使西方工业品在华的销量明显增加，中国百姓的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外国商品的入侵非但没有损害中国的自然经济，反而“使农村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在某些方面来说更加牢固”。因为要缴纳日益繁重的征税和剥削，农民生活光靠种地已难以维持，从事更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补贴家用成为必须。
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英国商品的在华销售?马克思认为主要障碍乃是依靠着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构。“现实中国社会的基本核心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在中国社会现有经济制度的范围以内，谈不到什么外货的大宗输入”。一方面，这种经济结构使中国人不需要与外人贸易；另一方面，这种经济结构使中国手工产品在价格上占有优势。在中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价格高低决定了需求是否强劲。中国的农民可以把所有不能从事田间劳动的时间和劳动投入到手工业劳动当中去，他们的手工业产品除了原料以外，几乎无成本可言。而英国工业品在华销售，除去原料和
生产加工的成本，还要加上关税、运费、保险费等一系列费用，扣除利润，在与中国手工产品的竞争上就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西方打开中国市场的前提应该是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外国商品的输入对中国这一牢固经济结构虽有触动，但地域(主要是通商口岸地区)和程度都非常有限，远没有达到质变程度。
那么，解体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西方工业品对华手工业产品的劣势地位又是何以彻底扭转的呢?这还需要结合当时中国国内的重大历史事件，从内因来考察。
三、开征厘金，对国货征收高额“过路费”，洋货得以在中国低价倾销。
清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有四项：地丁、漕粮、关税和盐课。这四项税收都缺乏明显的扩张性。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实行摊丁入亩，规定五十年以后增加的人丁，永不加赋。况且，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短短几年时间，江南半壁――清王朝重要的米粮基地，几乎尽陷太平天国。漕粮性质类似地丁，有定额。只有占财政收入三分之一强的盐课和关税可以用提高税率的方法增加收入。但盐课若加高，私盐必盛行，税率要保持一种平衡，使贩卖私盐获利不大。关税一项，由于中外贸易额不大，且有“协定关税”的限制，也无法增加收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本已捉襟见肘的财政快速枯竭，1853年，国库存银仅剩22.7万两。
为镇压起义，“筹款”“助饷”，舒缓财政危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缄于1853年在江苏扬州率先开征厘金。所谓“厘金”，即“捐厘助饷”或“抽捐助饷”，主要是对过境商品进行征收。开征厘金是增加收入的好法子，所以咸丰皇帝欣然赞许。很快，各省纷纷效仿。1864年经官奏请，厘金由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变为常制，直到1931年才裁撤。期间，全国厘金税卡林立，征收名目繁多，加之随意勒索，愈到后期，厘金征收愈重。开征厘金之初，规定商品过境抽厘的税率为百分之一，本州县内，不必重征。但在实际征收过程中，有些省份如山东，抽厘达到20％，较少的省份也征到5％～10％。厘金最滥时期，全国厘卡一万多处，密集地区，几十里地就设置多个厘卡，过境商品层层扒皮。厘金制度的实施和管理的混乱，大大提高了商品的成本和价格。
起初，厘金征收不仅限于国货，也征运销内地的洋货。但很快，通过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订，英国商品除缴纳5％的关税和2.5％的子口税外，商品行销内地不再抽厘。这样，洋货即使长途贩运到内地销售，运费有所增加，但相比重重抽厘的国货，价格依然低廉，获利空间很大。
这样，只征华商、不征洋商，只征国货、不征洋货，而且越征越多的厘金制度使国货价格越来越高，洋货价格越来越低，洋货对国货的价格优势进一步凸显，提高了外国商品的竞争力。商户与其从农村收购手工业产品进行贩卖，不如购买贩运洋货，农民农闲期间生产的手工产品逐渐失去了销路。另外为缴纳清政府繁重课税，农民单靠农业很难活命，农闲期间，与其从事利润极低的手工劳动，不如“进城打工”，于是渐渐失掉农民的身份，沦为流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市场最坚固的大门被清政府从内部拆除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洋货销量开始迅速增加。以洋布为例，1867年到1871年，销量增加接近三倍。
至此，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另外一条线索浮现出来：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开征厘金――解体自然经济――中国市场对西方开放。这条线索与本文开头提到的线索：侵华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通商口岸等)――打开中国市场――中国自然经济解体，一内一外，主动与被动，彼此交错，相互促进，一步步将中国经济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这其中，关键的交错点和转折点就在于厘金这项病商扰民的恶税的开征。
参考文献：
[1]李侃.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2
近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华大地经历着深度和广度均属空前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是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和动力的，然而它又绝非限于经济领域，“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改革必然并且已经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深刻嫂变，即正在形成一种“市场文化”，也有人称之为“市场观念”或“市场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的。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如何建设能够引导市场经济，升华“市场文化”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一、市场经济发展与精神文明途设结合的基础是中国的现实国情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形式。在市场经济下，一切经济资源都是商品，在独立自主的商品所有者之间通过货币媒介进行等价交换，市场主体以获利为目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价格为杠杆，以竟争为动力，组织商品生产和流通。统观历史和现实，市场经济比起自然经济和传统的计划经济来，不仅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效率提高和生产力发展，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市场观念，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然而市场经济又是一种矛盾体，具有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它把人从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促进了独立的个人形成，然而只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文化对于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文化形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对于未来的“个人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文化形态而言，又有“物的依赖性”这一根本弊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形式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手段，本身不带有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的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完全不必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去补资本主义的课，然而却不能不补经济社会化、市场化的课。只有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大力提高经济市场化程度，才能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这种经济体制不仅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结合在一起，而且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在一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但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主要任务。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文化的否定，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人已经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人。现实的尤其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其初始条件与马恩的设想全然不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也是全然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氛围。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母腹中脱胎而来的，生产力极为落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极不发达。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社会化大生产必需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运行机制，是生产力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与此相应，精神文明建设不但不能否定市场文化而且要肯定和发挥其积极作用，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从“不够格”变为“够格”。因此，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大力倡导和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抵制和清除市场文化的负面效应，使市场文化不断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升华。再次，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建国以后，我们实行了近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所形成的观念也往往成为人的现代化的障碍。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着清除封建文化和计划经济的某些传统观念的任务。最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没有先例可循，必须借鉴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必然乘虚而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吸取市场文化的积极方面时，面临着如何将其与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加以区分并剔除的任务。
二、精神文明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不仅仅是适应
精神文明建设之所以能够而且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因为这种经济运行形式及其引发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共同的现实基础，市场观念、市场精神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互相贯通、互相促进的精神内涵。首先，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根据—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将众多自主、独立、分散的市场主体，通过市场交换连为一体。市场主体在个人逐利的活动中要以为他人提供等价商品和服务为前提，以利他为手段;市场主体在竞争中，期望得到他人的合作与支持，要求有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环境。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意识，市场精神就内在地包含着社会性原则、利他原则和合作原则。这些原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被遮蔽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恰恰在于拯救这些原则并加以发扬光大。现实社会主义不但不否认市场经济，相反把市场经济作为组织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经济、体现自身本质的必要的有效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精神文明，当然也内涵着市场文化因素。其次，它们有着统一的现实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践证明，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通过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文化是市场经济意识，是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先导。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所肯定，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社会主义优越性进一步发挥出来”。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谈不上发展社会生产力，更不要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而要巩固这个基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由它的思想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供指导、保证和动力。所以，市场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是现实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两者缺一不可。再次，它们有相通的发展目标—人类解放。人类实践的目标是不断求得自身解放、获得自由，包括从自然束缚、社会压迫、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是漫长的历史过程。市场经济及市场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是人类解放进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市场经济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市场文明是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解放。尽管解放并不彻底，其自发结果会导致对人的另一种奴役—物的奴役和资本的压迫，但却是人类彻底解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及其精神文明就是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形式的奴役和压迫，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它当然要否定物对人的支配和人的两极分化，但决不是摒弃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回到“人的依赖关系”中去。它要肯定和发扬自主独立的人格和平等自由精神，从此出发逐步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质上从属于共产主义文化形态。现实社会主义既要以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使人从自然束缚下解放出来，造就个人的独立人格，又要克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和自由全面发展”。因此，除了看到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互相适应的一面，还要看到并克服市场经济自然趋势中包含的负面作用。就价值本位而言，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包含着以个人为本位的利己主义价值取向，即市场主体必然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强烈的自利动机，否则人们之间就不会产生商品等价交换和各种市场行为，市场经济也无从谈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需要独立自主的为自身利益而奋斗的市场主体。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自身利益的追求离不开他人，也要为了他人。因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应以人民为价值本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提倡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统一的行为准则。从价值标准来看.市场经济的自然趋势是以物(商品货币)为价值标准，崇尚物质功利主义，忽视价值理性和人文文化，造成人的畸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也要追求功利，功利大小也要以商品货币来衡量，但是社会主义追求功利、发展经济，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功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物为了人，人支配物;社会主义把物质满足和精神充实看成是人类发展同等重要的条件，要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决不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追求物质富裕和享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在追求个人利益时，更强调整体利益，提倡个人服从集体，在追求眼前利益时，更强调长远利益，以求可持续发展。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市场竞争及其竟争、效率、创新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引导和法制的约束，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否认竟争，而鼓励公正、合法、有序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人情淡漠、社会分裂，而要通过竞争达到平等合作、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人的观念市场化，也必然导致人的观念市场化。这种思想观念的变化既有切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有利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一面，又隐含着背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自发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对观念市场化的自然趋势加以辨析、约束和引导，一方面鼓励和支持一切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市场观念、市场精神，使之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优势，运用法制和道义的力量限制和化解市场经济的消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使市场观念、市场精神在全新历史条件下得到超越和升华，从而创造一种新型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精神文明。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3
[摘要]根据批判实在论，本文认为解释学方法突出了实在的意义维度、解释活动的创造性和解释对象的有机整体性，在经济学方法论领域，这些对于克服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经验主义、封闭系统观和还原论等缺陷大有裨益，但它也有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等本体论缺陷。在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分层论、社会行动转化模型和解释性批判原理基础上，本文对解释学循环原理做出新的诠释和转化，由此提出批判实在论的经济解释学方法并初步探析了它的研究范围、基本内涵和方法意义。
[中图分类号]B026；Fo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48-07
一、经济研究为何要借鉴解释学方法
今天，当讨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时，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二分法似乎是不可或缺的逻辑起点。这种分野可以追溯到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自“边际主义革命”以来，剔除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的“经济物理学”一直成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论隐喻，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其科学合理性主要通过实证主义得到论证。概括地说，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真正的知识都基于感觉经验，要求在对事实的无偏见的经验观察基础上归纳推理出规律性陈述并根据经验观察检验其真实性。由于价值和道德命题的属性无法得到实证，所以它们同形而上学命题一样没有实际含义。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主张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把所有的假设、规则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具有完全演绎能力的自足的体系，从而把社会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建构起来。证伪主义的猜想与反驳的“试错机制”也是基于上述二分法而言的，在检验环节上它与实证主义并无方法论区别。虽然它一度替代逻辑实证主义而为经济学家们所推崇，但正如布劳格评价的：“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
经济活动或事件都镶嵌于某种情境脉络之中。对其量变和质变过程的揭示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等进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行为动机、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判断等因素是无法割舍的。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命题既不能简单地被证实也不能简单地被证伪。实证主义让“经济学蹒跚而行，一只脚按照未经检验的假说行进，另一只脚按照不可检验的口号行进。”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借鉴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解释学仍处于争论和发展之中，拥有若干个分支流派。但总的说来，它认为社会科学具有预先解释、概念化和语言游戏等独特性。它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区别，认为社会科学的主题是阐明价值、意义、观念、规则等，主张通过研究多重意义结构和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获悉被解释者的存在，通过“视域融合”发现新的观念和意义。
解释学试图从另一个极端出发克服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带来的方法论困境。然而，它不仅没有超越实证主义的二分法，而且依赖于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否认在社会领域中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机制，进而否认基于因果关系机制解释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可能性。解释学因此有滑向唯心论的倾向。由于陷入双重的二分法，经济研究如何借鉴解释学方法仍面临一些方法论难题。笔者认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有助于克服解释学自身的方法论缺陷，促进经济解释学方法的发展。
二、解释学循环原理及批判实在论的批判
对经济学方法论而言，解释学的启示主要集中在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scircle）原理中。解释学以理解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理解的自我反思和对理解的理解的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强调，解释活动是解释者的主体因素参与其中的能动的创造过程，解释者只有把自身置于特定的时空视域中才有真正的理解。在解释学循环原理中，首先，“此在”是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存在。“严格地说，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会性的栖身之所”。其次，个别事物只有在整体的关联中才能被理解；同理，整体性只有在个别事物中才能得以展现。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有意义的关联只有通过这个循环才能得以发现。再次，理解活动的完成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于是，解释学循环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境”之问，对文本的理解永远是“对于存在的在先理解”和“对于缘在结构特点的揭示”之间的一种往返运动。因此，解释学循环确定了两项任务：一是解释世界中的意义的关联是如何呈现给此在的；二是对结构的研究，这种结构构成了此在。
通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解释学循环原理阐述了传统与理解之间的循环关系。伽达默尔扩展了“文本”的含义，文本几乎是覆盖一切的，泛指在时空中存在的任何能指系统，其中包括传统。我们会在传统的影响下去理解“文本”、认识事物，而且我们的理解、认知又会转变为以后再认识的传统，这种循环是不断延续的。为此，他为“前见”正名，即强调传统、成见、偏见或先入之见是人类知识中的一部分，在理解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基于理解具有“前结构”的观点，伽达默尔把“偏见”视为理解的一个必要因素，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是基于某种视域而言的，个人理解不可避免地根植于某种偏见。偏见不是主观臆断，而是传统的一部分，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视域”。偏见不是理解的障碍或局限性，而是把我们引向挖掘意义的正确方向。“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因而成为“作为理解条件的前提”。他进一步指出，“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这样，他把传统与理解、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理解受制于传统，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创造性理解来自“视域融合”。
总之，解释学循环理论突出了存在（社会经济活动或事件）的意义维度、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解释对象的有机整体性。这对于克服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方法论个人主义、机械论和还原论缺陷是大有裨益的。但也必须看到它的两个根本缺陷。
首先，它和实证主义一样停留在经验本体论上，依据知觉或感性认识理解实在，把因果关系规律理解为经验规则。根据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实在”或“事实”可以被区分为重叠的但本体不同的三个领域：经验领域（指经历与现象）、实际领域（指事件或事态）和真实领域（指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前两者属于经验性的“表层实在”，第三者属于具有“超验效验”（transfactualef-ficacy）的“深层实在”，即不能为人的经验所直接感受到的实在。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指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的存在状态是潜在的，没有实际运行或没有生成实际效果；二是指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当事物进入一个由相关事物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时，它的基本力量、机制虽然已被释放或激活，但由于受其他干扰力量和机制的抵消，我们无法直接凭经验感知它们的存在。实证主义只承认实在的经验领域，把存在的本质等同于外在现象、事件或经验规则。同样，基于经验本体论，解释学也不能正确地处理社会观念、解释学循环与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它违背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原理。为反对实证主义，它采取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理解为思想观念的运动，把研究内容简化为关于主体关系的各种模态，因此实证主义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根据批判实在论，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中，实证主义也是错误的。其根本错误在于坚持经验本体论，否认实在的真实领域，把在特定时空中生成的事件规则或经验定律视为事物内在的结构和因果关系机制。所谓的“实证”不过是归纳并验证事件所呈现的恒常的经验规则性。在自然科学中，实验方法掩盖了实证主义缺陷。实验方法建立了一个人工的封闭系统，把所有其他潜在的、起着抵消或强化作用的机制隔离出去，在此基础上通过事件规则回溯性地揭示事物内在的结构、力量和机制。所谓规律性发现，其本质是阐述某种结构、力量和机制，其条件是某种封闭系统。对规律的经验确认必须借助某种封闭系统，实验不过是借助经验的手段揭示某种超经验的实在罢了。显然，实证主义不能作为科学实验的方法论。在社会领域中，由于封闭系统几乎是无法建立的，所以实证主义方法论缺陷暴露出来了。解释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基于自然社会二分法来讨论实证主义的适用范围，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结构、力量和机制，这不仅是对科学实验的误解，而且违背了人、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原理。
三、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与解释性批判原理
批判实在论既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着本体论上的统一性（类似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又强调社会科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这种方法论立场体现在它的“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中。
该模型阐述了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它认为社会和个人是具有本体论差异的两类事物或实体，社会存在既不能离开个人及其行为、意志和信念，又不能够被简单地化约为这些因素，社会领域具有更为复杂的分层性、突现性和结构的能动转化性等特征。存在着从社会到个人的不断社会化过程和从个人到社会的再生产和变革过程（见图1）。一方面，各种社会关系、结构、机制、制度等独立于个人而存在，与自然界一样具有客观实在性。相对于个人而言，它们总是先在的，是社会化的结果，是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约束条件。个人的能力、习惯、观念、信仰等要适应给定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环境，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种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结构、力量及其运行机制的存在又依赖于个人有目的的活动，是人们再生产和变革的对象。通过个人的社会实践或对象化活动，社会关系、结构和机制等得以再生产和变革。社会变迁并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推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无意识的社会后果。
对经济学方法论而言，社会行动转化模型有如下三个本体论启示。首先，社会经济关系、结构、机制的存在具有三个方面的依赖性。一是具有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依赖性。它们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是人们再生产和变革对象，只有相对的自主性。二是具有对思想观念的依赖性。它们不是独立于行为者的思想观念之外的，而是本身就蕴含着行为者的利益选择、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描述的事实中的一部分，并参与到社会关系、结构和机制的再生产和变革之中。三是具有对时空条件的依赖性。它们只有时空上的相对持久性和局部有效性。这三种依赖性否定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次，基于上述三种依赖性，经济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而且包括对信念、价值判断和意义的诠释。经济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要素是二元的。经济科学不仅要揭示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机制的质变，而且要解释与它们相关的社会历史意义。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不能把信念、意义、价值等仅作为人文视域中的话题与经济研究剥离开来。它们也是经济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经济结构、机制的基本属性，是进行因果关系解释的基本内容。这正是社会经济结构、机制不同于自然界事物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批判建立在割裂“事实”与“价值”基础上的所谓的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的二分法。正如巴斯卡指出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揭示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机制，而且要解释与它们相关的社会历史意义，通过对观念的批判和意义的发现促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能动性变革。
再次，经济科学强调的是理论的解释力而不是预测力。在一个开放系统中，社会经济现象、事件是由相互联系的多种因果关系机制共同决定的，无法找到一个普适性定律，因此证实和证伪都会在经济科学中举步维艰。我们只能在一种情境脉络中解释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阐释社会经济关系、结构、机制的再生产与变革。
基于上述研究，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具有自然科学所不具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特征：解释性批判（explanatorycritique）。社会经济结构、力量及其运行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对价值、观念、社会实践和情境脉络的依赖性。因此，对价值、观念和实践活动的发生条件、目的和过程等的诠释和批判是对社会科学实验与验证条件不充分的一种补偿。
解释性批判具有实践论含义。一般说来，经济学通过实验方法去验证一种理论假说的机会是不多见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进行关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力量、机制的解释性批判工作，通过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批判，激发创新能动性，最终促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解释性批判不仅要用事实证明某种被广泛接受的信念是错误的，而且要解释生成这种错误信念的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进而在关于社会结构的观念批判基础上促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因此，解释性批判既是一种理性认知过程，即从错误的信念出发回溯到社会结构、因果关系力量和生成机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即借助理论批判促成社会结构、机制的变革。这种实践论可以通过图2来描述。向右的虚线箭头表示社会结构、机制对人的观念、行动具有依赖性。向左的虚线箭头表示人们的观念、行动与社会经济结构、机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社会结构、机制总是先在于个人的，是先辈实践的结果，个人受到既有的结构、机制的约束和塑造，这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这由向右的实线箭头表示。一旦人们实现观念上的批判，这种批判将转化为一种实践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这由向左的实线箭头表示。
四、经济解释学方法的研究范围、内涵与意义
目前，虽然解释学主要是应用于语言学、美学、伦理学等人文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经过批判实在论的批判和转化后，它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学系列方法中的一员，即本文所倡导的批判实在论的经济解释学方法。正如前面已经阐述的，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分层论、社会行动转化模型和解释性批判原理不仅批判了实证主义关于价值与事实的二分法，而且批判了解释学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法，为经济解释学方法提供了社会经济本体论基础。
可以对传统的解释学方法采取这么一种转换：从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转换到经济行为主体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并贯穿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是经济行为者对其身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理解，能动的社会大众是“读者”，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人们理解的“文本”。该理解是人的能动的反思和批判，蕴含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潜能。二是经济学对经济行为者理解过程的理解、对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的理解。经济学家是主要的“读者”，上一层次的理解变成了这一层次理解的“文本”。该理解体现在各种经济理论命题以及对它们的反思和批判之中。所谓的经济解释学方法就是对人类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发现和评价某种经济行为、事件的意义，为我们理解现实和激发创造能动性提供智力资源，并转化为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力量。经过批判实在论转化的经济解释学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把经济解释学定位在批判实在论的回溯（retroduction）的科学解释程序上。根据批判实在论的分层论和超验论，人们所能经验到的现象、事件、效验是开放系统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要求经济研究是一种从经验到超验，从现象、事件到事物内在基本结构、力量、机制的回溯的解释过程。解释学所宣称的“前结构”或“前解释”虽然指向文化、意义、价值等精神形式，但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某种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力量和机制。“前结构”是经验的表层实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力量和机制是超验的深层实在，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比喻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经济活动已经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描述而被人们观念化和评价，这些观念和评价已经成为人们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必需材料。对社会经济活动“前结构”的诠释是揭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方式。另外，相对于某一代人而言，前结构虽然以精神形式存在，但也是先辈活动的遗产，具有相对稳定性，塑造和制约着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这意味着经济解释学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阐释人的创造能动性及其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根据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活动被嵌入传统、惯例、社会制度、结构和机制之中。对社会经济活动这一历史“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反思和批判活动正是人的创造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是行为主体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人们继承现存的知识、观念、传统、伦理、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这是接受“前见”和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改变“前见”，尤其是通过经济学的多元对话、反思和批判，促进多层次、多角度的“视域融合”。视域融合的本意是指，在“文本”作者的原初视域和解释者的现有视域之间的交织融合，形成一种既包容又超出文本与读者原有视域的新视域。借此，读者能够发现新的意义，从而提升理解的层次。这里可以泛指通过解释学方法促进理论研究的多元对话、反思和批判。当然，也要防止这种对话、反思和批判陷入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视域融合”将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
第三，把抽象的经济研究置于某种信念、伦理、价值观等文化背景之中，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基础，通过解释学方法构建经济研究的文化维度。奎因认为，陈述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语言形式、内容和意义。科学描述是有理论基础的，不管是某种特殊理论还是常识，不存在理论上中立的语言。我们置身于奎因所说的“信仰网络”之中。面对要解释的社会经济“文本”，我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些先在的理解。经济学不可能从某种不变的纯粹的描述角度来描述社会经济活动，理论、信念、价值观等对正确描述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经济研究应当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理性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要对对象、现实、感性——人的感性世界——作实践的、总体的理解。
第四，与历史方法相结合。任何理论表达都具有指示性特征。对思想、意义的表达依赖特定的话语背景，而且经济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相对性与文化差异性。这要求经济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异质性、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和公理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揭示社会经济规律要从经验的、具体的、偶然的、历史的现象和事件人手，需要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程。因此，解释学方法要以历史方法为基础。
第五，构建经济解释学循环。经济解释学循环过程由如下三个方面构成（见图3）。一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通过由历史、传统、文化、制度构成的系统整体理解特定的经济活动的意义；同理，通过理解部分实现对系统整体的理解。这要求经济研究者不仅具有系统论和有机主义思维，而且强调人的创新能动性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作用。该循环有机地整合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前结构”与理解活动之间的循环。传统、文化以及解释者自身的体验、阅历、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不可能保持中性的姿态，它们作为理解的“前见”不可避免地进入分析之中，从理论视角、材料取舍等多方面影响经济研究。三是在不同理论、方法的对话基础上实现“视域融合”，倡导经济科学具有多元对话、反思和批判精神。
在理论层次上，经济解释学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国内外重大社会经济事件、社会经济思潮以及经济理论分歧的理解。譬如，如果我们把全球化、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秩序、国家战略利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等作为理论解释的“前结构”，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等作为“文本”，那么我们将会做出有别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解释。同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理论、社会思潮、价值判断、伦理观念等日趋多样性，这些“文本”是有其“前解释”或“前结构”的。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必然导致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群体的多样化以及各种矛盾的生成、累积和转化，这些因素构成“前解释”或“前结构”的核心。对它们的诠释正是批判实在论所说的通过回溯法揭示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力量和机制。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4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自然的概念不仅是其唯物史观的主体概念，而且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的过程中不仅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批判，同时也把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实践活动的内在要素来对待。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自然界不仅是“人的直接的生活材料，”而且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在社会生产中，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离开了人类，离开了社会，就谈不上生产，同样离开了自然界，离开了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生产也无法进行，也无所谓生产力。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是人类为生存或达到某种目的自觉地在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生产是自然生产和社会生产的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这其中人是社会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而自然界是人为了生存必须与之交往的客观实在，他不仅创造了人的肉体，而且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载体和依托，是真正的人与人之间经济联系和关系的纽带。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生态经济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没有任何理由藐视自然。恩格斯忠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一切其他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不是纯粹消费与被消费的关系，而是休戚与共、生死相连、互利共生、和谐共生的关系，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历史性不是理论上论证的结果，而是实践中发生的自然的事实。自然是历史中的自然，它的本质与人的活动分不开，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则再生整个自然界。［2］人类生产应该“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低能量，在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3］而由于受“人定胜天”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的理解主要侧重其社会意义，注重强调其是人类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往往忽视了人与自然既对立又统一的辨证关系。但在与天斗、与地斗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报复”，也因此开始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经济与自然的关系，开始畏惧自然、尊重自然，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毕节试验区成立以前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是1988年任贵州省委书记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在反思贫困和生态恶化两大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形成的，目的是用灵活的梯度政策来弥补日益扩大的效益差距，探索喀斯特贫困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路子，试图采取一切有利于消灭贫困落后的特殊措施，开辟解决贫困和生态恶化的新途径。试验区的主题有三个：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主要围绕建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联合经济，由以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为主，加快推进横向联合和对外开放，加快岩溶地区的生态建设，控制人口等方面进行试验，以达到近期做示范，长远探路子的目的。在以后的实践中，试验区始终把生态建设和开发开放统一起来，同步追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了以植物措施为主，工程措施、耕作措施配套的综合治理，实施了很多大型生态建设工程，如联合国3356工程、长江上游水土保持工程、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坡改梯工程、三林一茶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及小流域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工程等，在新造林地、疏林地，因地制宜，种植果树，以求短养中、中保长等，大大改善了生态环境，取得了良好的试验成果。20年共植树造林1447余万亩，森林覆盖率从14.94%上升到35.92%，每年平均上升1个以上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减少7791平方公里，土地侵蚀模数从每平方公里5466吨下降到3389吨。在人口控制方面，努力使人口工作与经济开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相协调，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
在全国率先进行了以“人地挂钩”为核心的改革试验，建立了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为中心的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把计划生育和土地产权收益挂钩，使人们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中转变生育观念，在利益博弈中体会到人口再生产与自然和生态的关系，从而转变生育和人口观念。试验区人口出生率从1988年的28.09‰下降到2008年的14.31‰，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47‰下降到7.8‰，20年少生了139万人，实现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逐步进入了稳定低生育水平阶段。劳动、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通过劳动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达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需要的目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繁衍的基础，它为人类社会发展设定了活动空间，但也规定了人类活动的范围和界限，人的这种目的性必须和自然条件、自然规律相统一，受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同时，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并按一定规律不断运动着，没有孤立发生和孤立存在的东西。这个自然规律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并发生作用，对人类来说有正作用，也有反作用，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既有即时效应，也有迟滞效应。因此人类在为生存和自身再生产进行积极生产实践时，必须把自己置于这个系统内统筹考虑，在正相关与负相关、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即时效应与迟滞效应之间作出选择。
只有这样才会既有利于当下，又惠及长远，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同样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4］毕节试验在扶贫开发和恢复生态的长期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坚持经济发展和“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坚持开发与扶贫并举、生态恢复与建设并进、坚持人口数量控制与质量提高并重，不断调适观念转变、制度设计和措施跟进，不断进行机制转换、制度创新、组织建设，市场激励，从而规约人们的自身行为，控制不合理的资源消费，寓生态建设于开发扶贫之中，以经济开发支持生态建设，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开发，实现了经济、人口与生态的协调发展，获得了一套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相处的方法，对指导我国贫困山区解决发展与生态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极其深远的实践意义。
二、毕节试验把握商品与市场的有机统一，努力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解决问题，创造性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
人们要生存繁衍就必须进行生产，这便无时无刻不同自然界发生着联系，但这种联系自始至终是建立在人与人联系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共同的利益就会进行劳动交换，这便发生了他们同自然界的关系，这样便有了生产，交换关系便成了联系人们的经济纽带。在这一过程中直接表现的就是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从而决定着社会成员产品价值的增殖和产品到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的再转化，实现资源、产权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利益的合理分配。因此，马克思强调，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个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别人的普通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他们之间的转换并非是社会历史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是制度层次的选择。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因为以交换关系为基础的市场发育过程具有梯度性和不均衡性。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特别在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主体，这是在一定历史阶段，经济发展后发地区的一个共同特征，与先发达地区之差距，越来越主要地体现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上。毕节的区域性落后实际上也是交换关系的落后，由于贫困在交换条件上处于极为不利的状态，因而不能或很少与外界交换。交换关系的发展是脱贫的基本途径，贫困地区只有广泛和深入地参与交换才能彻底摆脱贫困。从市场商品交换的观点看，生产条件的改进不单纯是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因此贫困地区改善交换条件的决定方面是培养有效率的组织机制，而不是简单的确定某些项目。因此同志在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认为商品化程度低，价值规律起不了作用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价值规律是最有效的指挥棒，愈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就愈要自觉地借助于价值规律的力量，去推动和激发商品生产的发展。由于我们在价值规律的运用上还不熟悉，这就有必要进一步提倡学习价值规律，运用价值规律，上好价值规律这所大学校”。
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不久，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客观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个阶段的任务是，逐步摆脱贫穷、落后，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工业国；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设想，就是在学习贯彻十三大精神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的产物。试验区坚持以改革统揽全局，探索解决贫困问题新途径，致力于制度创新和机制转换，大胆探索和试验一套有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特殊政策和新体制，坚决革除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东西，努力创造和形成真正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正如同志所说：“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试验区，首先必须是加快和深化改革的试验区，要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必须改革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的僵化体制；要实现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变，就要改革扶贫方式和扶贫工作；要实现生态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转变，就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生态建设。
因此，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动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毕节试验区坚持在改革中试验，在试验中改革，以最终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宏观管理间接化，形成市场型经济运行机制。制定了关于改进计划管理的暂行规定》、《关于鼓励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下基层、到企业的暂行规定》、《关于引进人才的暂行规定》、《关于税收管理权限的暂行规定》、《关于搞活金融的暂行规定》、《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补充规定》、《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补充规定》、《关于鼓励外商投资办企业的优惠办法》、《关于改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暂行规定》、《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决定》等一系列政策，对改革试验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和制度安排。改革计划、财政、信贷制度，从单纯依靠银行信用转变为既充分发挥银行信用职能，又积极发展和活跃地方与民间信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调整所有制结构，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放手发展个体、私营和联合经济，形成全民、集体、个体、联户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格局。在完善、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试行股份制经营，推行企业兼并、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在农村进一步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发展庭院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引导农民转产转业。
加快流通体制改革步伐，按照多渠道、少环节的要求，逐步建立有调控的市场体系。实行国家、集体、个体一起上的方针，大力发展个体、集体商业，扩大流通渠道；在建立和完善劳务、技术、资金、生产资料、土特产品等专业性市场的同时，逐步开辟产权转让市场；并从试验区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的特点出发，逐步建立三省结合部的区域性共同市场，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这些试验中有三项改革在全国具有率先的意义。一是进行了以“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人地挂钩”的农村土地承包改革试验，这在前面已有所述；二是出台了《关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办企业的决定》，在当时属于突破政策框架的试验区特殊政策，对于毕节地区打破城乡二元经济格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开发扶贫等方面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三是成立了毕节农村发展银行，解决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金融机构的运作，人们加深了对金融资本要素的理解，对培养现代市场经济意识有重要的影响。这些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增强了贫困群众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能力，从而实现了外部制度的内在演进，人们通过价值交换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利益分配，不但解决了贫困和温饱问题，实现了劳动的价值，而且使人们冲破了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冲出大山封闭的苑囿，开阔视阈，思想获得了很大解放，在历史发展的星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三、毕节试验着眼于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人为本原则，创造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首先以人的发展为出发点。“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发展起来。”［6］这表明了人的发展是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到充分发挥自由个性的历史阶段的自然地演进过程。而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阶段才会实现，到那时私有财产消灭，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生成人对自我异化的物的积极扬弃，实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完成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合乎人性的完全的、自觉的复归，使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和实践，中国共产党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在科学发展观正式创立以前，毕节试验一直体现着这样一种理念。同志在1988年毕节试验区成立大会上强调，“全国的所有的特区、开放区都是作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采取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目标；而毕节地区作为内陆边远山区，则是以市场为导向，发挥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特区、开发区是解决经济起飞、先富起来的问题，而我们则是改变贫困面貌，继续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必须对毕节试验区的目标、任务，特别是对自身的特点有清醒的认识，牢牢把握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这个主题。在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抄照搬沿海开放地区的做法和模式，这不仅仅是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决定试验区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试验区要解决的首先是温饱问题，也就是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只有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主要任务，才能更有条件使贫困问题逐步加以解决。由于历史的因素和制度演进过程的突变，贫困和经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结局。正如马克思所说，“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践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需要最大的财富即别人。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激励相容；利益共生
引言
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的循环经济，是集约化的增长模式，能够克服以“资源—产品—废弃”为表现形式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污染、垃圾废弃物的排放等。近些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人类逐步意识到要改变以往的增长模式，应该将经济活动纳入到循环经济模式下。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经济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固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为了取得发展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沉重压力，激化了人类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1]。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渐增加，从1995年的355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3亿元[2]257；同时新的污染在旧的污染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迅速增加，如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有机合成材料的生产和广泛应用中产生的硫酸盐、硝酸盐等污染物[2]261。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生态危机，唤醒了我们的危机与警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克服人对自然界的破坏性，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历史的统一，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必要的，唯有此才有可能践行“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尽管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都纷纷强调循环经济模式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如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是不难发现，循环经济在中国的推进仍然不尽如人意，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型经济行为仍然难以有效落实、监督机制不健全，统一的基本法律《循环经济法》仍尚未出台，地方政府继续热衷于GDp。循环经济在中国之所以距离成熟期尚远，是因为没有有效地解决激励相容问题。
一、以激励相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作为发展模式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若要实现因制度变迁所设定的绩效，就应当发挥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否则，冲突式的过程会影响绩效的可获得性。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影响到问题的解决，能否实现把激励搞对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症结。循环经济作为时代中的人类对发展模式反思的思想，其推进应当遵循利益激励相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地构建循环型社会。
（一）解决好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循环经济的推进，是为了降低经济发展的代价，以低代价谋得高的经济效益，当然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循环经济模式固然是解决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方式，但是其终极目标还是为了发展，环境保护必须能够较传统的增长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否则就缺乏足够的动力促使各主体去践行循环经济模式。中国长期以来在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就是GDp，如果让地方政府因为实践循环经济模式而看不到发展绩效的可获得性，就会让地方官员仍然选择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应当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走出物质GDp，步入绿色GDp；改变经济发展的单一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以协调方式促进利益的相容性，激励地方政府主动地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
（二）处理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要么是成本既定下的产量最大化，要么是产量既定下的成本最小化。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涉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与收益的冲突，能够阻碍循环经济的践行。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循环经济模式使企业的成本显著增加，使得企业在有限的经营周期内减少了利润空间。如何创造出成本与利益的共生，是推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关键。特别是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新建企业（增量企业）因为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而选择“管端预防”，门槛的抬高无疑增加了经营成本；而原有企业（存量企业）虽然因污染和废弃物处置的设立而选择“末端治理”，但是新建企业更高的运行成本，容易造成新旧企业利益分割的不平等，导致在完全利润导向的机制下，产生逆向选择，淘汰新企业[4]。这种劣币驱逐良币式的竞争显然是不利于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的。因此，必须权衡处理好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借助有效的财政制度来实
[1] [2]
现成本与利益的协调。；
（三）协调好微观、中观和宏观主体间的关系
循环经济的推进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微观层面的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模式，消费者遵循绿色消费模式；中观层面的中间组织采取社会投资推进循环经济；宏观层面的政府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监管体制。目前虽然我们以战略性的角度强调了循环经济模式对于未来发展的意义，但是企业寻找不到循环经济模式对利润空间提升的贡献。不同层面主体的利益无法实现协调，利益的冲突必然成为了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的限制因素。因此，实现利益的共生，让企业、居民、中间组织和政府形成共同的利益链条，可以减缓循环经济模式的限制因素而增加促进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循环经济模式的时候，更加关注企业的即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居民的绿色消费与幸福指数，营造出类似于日本的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社会氛围。
（四）有效解决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关系
选择循环经济模式能够以显著的正外部性影响到不同的区域。选择循环经济模式的地区固然享受到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益处，但是该地区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选择成本。而循环型社会的益处也能够被其他区域所享受到，利益和成本的不均衡性有可能影响到区域间的合作。所以，应该从制度设计方面权衡处理好跨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尽管循环经济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的公平性问题。不能因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剥夺了发展的平等性，目前看来，生态补偿机制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发达国家就循环经济问题谈判的时候，必须从全球性发展的义务承担角度，促使发达国家承担起节能减排的义务，有针对性地设计好排污权交易制度。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才能促使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间的合作，进而推进循环经济的实施。
二、结束语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6
1、“以人为本”，把“富民强县”作为县域经济发展最终目标。“富民强县”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富民”是“立县”之本，只有“富民”才能“强县”；“富民”是“强县”的前提和基础，如果离开“富民”谈“强县”，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老百姓富裕起来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县域经济发展才能有基础，有后劲。
2、以改革和制度创新来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源于思想解放，源于改革实践。坚持“三个有利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能实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只有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县域经济发展才能够取得成效。
3、充分尊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与自主创业精神。基层群众蕴藏着无限的创造力，群众的首创精神既是推动改革的原动力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动力。市场经济本质是民众经济、百姓经济，其活力来自微观主体的自主。改革实践证明：沿海省份的县域经济之所以取得率先发展，除了凭借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中获得先发展的优势外，主要得益于地方政府尊重和保护了群众的首创精神。
4、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从目前情况看，受自然、区位、体制、文化和环境等条件因素的影响，在大量外资难以进入县域的条件下，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当前乃至今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是一种必然选择。民营经济的本质和特点是动力机制强，产权比较清晰。它是典型的“自主改革、自我创业、自求发展、自担风险”的经济形态，市场化程度高，对市场反应迅速。同时，它能解决社会就业，吸纳社会剩余劳动力。
5、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首位。现阶段我国70％的人口分布在县域农村，县域经济的主体依然是传统农业经济，农村依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空间载体，农业依然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如果不尽快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不尽快摆脱大多数农民依靠传统农业来维系家庭生存需要的局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很难实现。现阶段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解决“三农”问题的首位，把发展县域经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及农民增收紧密结合起来，广辟农民增收渠道。
6、增强开放意识，在区域经济中求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寻求协作，在发展中寻求突破。把县域经济放到整个国家的区域分工和国内外市场中来研究，既要考虑到国家和区域产业调整与布局情况，又要从中找出属于自己经济、技术、信息、资金、人才的大市场，既要突出自身的比较优势，又要注意同周边地区相互配合协调，在竞争中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和扩张，以此来发展壮大自己。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7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经济解释；劳动；经济生产；经济关系；经济条件
中图分类号：F09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31-04
马克思早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就已提出政治及其历史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的思想。恩格斯也在《论住宅问题》中认为，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哲学、宗教和政治都应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自己的历史著述中分别对暴力、革命、阶级、国家等一系列历史现象作了具体的经济解释，并分别得出结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从18世纪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正是由于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共同利益才不得不采取国家这种与全体利益和单个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重视历史的经济解释，历史经济解释既是他们唯物史观的本质内涵，也是他们历史解释的基本维度。那么，历史为什么要经济解释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专论，但在他们关于唯物史观的著述中，至少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零散却全面的解释。
一、经济生产是历史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可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不同在于人类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而人类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里的“人类史”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狭义上的历史，所以历史是人的启示，而不是“神”的启示。
既然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无疑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那么这些有生命的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就应该是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诚然，人与动物在肉体组织所决定的基本需要方面是一样的，但不同的是动物只是单纯地利用自然界，而人则可以支配自然界，支配自然界的手段无疑是劳动，是生产。因此，人一旦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就开始区别于动物了。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除了要有一定的自然条件外，还需要有满足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资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即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首先必须生产能够满足吃喝住穿的物质生活本身，这是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是人们自古至今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历史地看，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都是任何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的现实前提。任何一个民族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做其他事情。可见，人类史的第一个“前提”是现实中的前提，有生命的“个人”也是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个人。当然，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看，人首先是一种自然的物质存在物，然后才是社会的有意识的存在物。但是，从人类的生存角度看，改造自然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才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任何历史观首先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应有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予以应有的重视。①否则就不会为历史提供世俗的基础，更不会孕育出真正的历史学家。比如，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方面就比从未这样做过的德国人强得多，因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但他们毕竟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从而做了一些为历史编篡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
事实上，经济的物质生产不仅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也是世代交替、历史延续的基础，可以说，没有经济的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类历史。这里所说的生产实际上有其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与前提一旦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了历史的东西，上一个时期生产的历史结果就是下一个时期生产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和结果的不断交替的过程就是历史。所谓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是指人们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创造的，而并非随心所欲地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因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会遇到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大量资金、环境和生产力，都会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对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作了预先规定。②也就是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以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为其全部历史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才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才形成人类的历史。
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管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还是人类创造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离不开经济的物质生产，因为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所以他们认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历史不过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不过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不过是有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因此，所有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这些自然的物质基础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发生的变更出发。
二、经济关系构成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
恩格斯在1894年的一封信中指出：作为历史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就是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在有分工的条件下彼此交换产品的方式。可见，经济关系主要是指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主要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就意识到家庭、宗教、国家、道德、科学、艺术、法等，都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并受其普遍规律的支配。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也发现，往往在历史著作中不太起作用的经济事实，却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因为正是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阶级对立的基础，在工业比较发达的英国，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党派斗争、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明确指出：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而不在天空的云雾中。他们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具体论述了国家、思想、观念、意识等与物质生活的关系。他们认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而思想、意识、观念的生产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直接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也都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提出了“市民社会”即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上层建筑的基础”的思想。这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是从作为历史前提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面，来论述经济关系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但他们的论述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将历史的发源地由“物质生产”提升到“市民社会”，又将“市民社会”提升到“上层建筑的基础”的层面，并进而将他们的历史观概括为：从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解释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市民社会作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国家的活动以及意识的各种理论产物和形式，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③可见，这种历史观的进步性在于是从生产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形态出发来解释实践。
事实上，任何社会生产都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生产力）和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看，市民社会或交往形式就是后来所说的生产关系。但真正对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展开论述的却是马克思1849年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他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就必然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联系和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对自然界的影响，也才会有真正的生产。④简言之，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那么，这个前提与社会历史又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接着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阶段，且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而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标志着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⑤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又决定社会历史的性质。在这里，马克思尽管没有提出经济基础的概念，也没有进一步揭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毕竟把对经济关系决定社会历史的基础的论证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系统阐述，是马克思在他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完成的。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上面又树立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适合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也就随之而来。只要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上层建筑迟早也会发生变革。总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总是制约着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⑥这个阐述不仅说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与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变更之间的关系，而且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实质上也是对历史经济解释的第一次系统解释。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对这一基本原理作了进一步概括，指出：以往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相互斗争的社会阶级都是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的具体产物；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便形成现实基础，而每个历史时期的所有上层建筑，终归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⑦这个概括不仅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与阶级斗争理论联系起来，而且更加强调历史经济解释的必要性。
另外，经济关系就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系，所以恩格斯晚年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认为，经济关系还应包括地理基础、外部环境、人口和技术在内。首先，地理基础这一自然的重要因素能为生产提供各种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劳动对象的种类，并且由于有利或不利的气候条件会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其次，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外部环境即国际经济环境、对外经济交往，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的经济关系。再次，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也是经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生产本身就包括人自身的生产，人本身的生产质量也无疑会影响物质生活生产，影响着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容积和质量，所以恩格斯说“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至于技术，恩格斯明确将其归入经济关系之列，并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进行了论证。他说：这种技术，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氏族社会解体后它也决定着阶级划分，决定着国家、政治、法等。就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而言，他进一步指出：科学则更依赖于技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就会比十所好的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比如整个流体力学就是由于当时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现实需要而产生的。⑧这里恩格斯既强调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加强调经济关系内涵的丰富性。这就提示我们历史经济解释一定要注意经济因素的多样性，尤其地理基础、人口和技术恰恰是历史经济解释中常常被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出于反驳论敌的需要，不得不强调被否认的经济决定历史的方向这一主要原则，而对参与相互作用的其他因素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至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甚至有的学者竟把马克思的理论歪曲为“经济唯物主义”，所谓“经济唯物主义”，就是把经济说成是历史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否认相互作用。鉴于此，恩格斯在他晚年的几封通信中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必要的澄清，同时也是对历史经济解释的进一步解释。
第一，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1890年恩格斯在给约·布洛赫信中明确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归根到底而言，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在这里有人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它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荒诞无稽的空话。⑨简而言之，经济归根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这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若从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即历史必然性来看，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权力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而告终。经济发展总是毫无例外地和无情地为自己开辟道路，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方面最显著的例证。再比如，一切政府归根到底都不过是本国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政府可以通过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方式来执行这一任务，它们有可能加速或延缓国家的发展，可是它们最终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但若从历史表现的形式即历史偶然性来看，经济因素未必是决定性因素。比如，勃兰登堡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成为一个体现了南北部之间差异的强国，并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必然性，而首先在于勃兰登堡卷入了波兰事件这一非经济因素。因此恩格斯进而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决定这一斗争形式的，还一定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⑩其实，这里的“归根到底”本身既意味着经济因素具有根源性，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意味着它不具有唯一性，起作用的还有其他因素。
实际上，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它们在各自的领域内都是一种决定作用，如果什么也决定不了，那也就等于没有作用。所以，这两种因素缺少哪一种都不可能引起历史的发展。既然如此，那么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有哪些，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经济因素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在恩格斯看来，上层建筑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文学、艺术等，它们不仅以经济为基础，而且它们本身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产生作用。譬如，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发展既可以促进也可以损害；继承法的基础是经济，但也直接影响财产的分配。这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是有反作用的。当然，这并非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积极的，而只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经济必然性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1}这就启示我们，历史经济解释要注意辩证法，不要片面地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
第二，经济因素并不直接、自动地发生作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最终是经济，但经济因素并不直接、自动对历史发挥决定性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是人创造的，但并不是按照人们共同的意志创造的，而是从许多个意志冲突所形成的合力中产生的，其中每个意志，又都是由许多特殊生活条件决定的。可见，经济因素是以各个人的意志为中介而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但最后出现的结果往往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就是一种自然过程。正因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中，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表现和补充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然而，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终归依然是经济的必然性。{12}
但也要注意，上层建筑因素的偶然性作为经济必然性的表现形式往往都有相对独立性。比如每个时代的哲学，都具有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所以，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18世纪的法国和后来的德国，在哲学上却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哲学和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大多是经济高涨的结果。{13}当然，政治、法律和道德对哲学直接影响最大，而经济的影响多半是在它的政治等的外衣下起间接作用。所以，我们的研究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考察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我们就越是发现正是经济构成一条贯穿始终且有助于理解的唯一红线，并在归根到底意义上具有决定的意义。{14}
另外，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因素从归根到底意义上决定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发展都能从经济上找到依据。比如，经济上的需要无疑是对自然界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要给原始状态的愚昧从经济上寻找原因，那就太迂腐了。又比如，要从经济上说明那种贯穿整个德意志裂痕的高地德语音变的起源，也很难不闹出笑话来。{15}所以，尽管历史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其中经济运动是最有决定性的，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经济解释的解释至少给我们三点启示：第一，历史需要经济解释。因为经济生产是历史的前提，经济关系是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第二，历史需要辩证的经济解释而不是片面的经济解释。因为历史是多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把历史的经济解释绝对化，否认其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就会把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化，从而也就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事实上，只有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经济因素才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一旦具体到某个历史事件，任何一种因素都可能引领、甚至决定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最终结果。第三，如上所述，即便是“归根到底”意义上也并不是所有历史都能够经济解释。因此，历史经济解释只是历史解释的一种，尽管相对其他解释，这种解释是最为根本、最为有力的，但并不是无条件的，否则便是夸大真理走向谬误。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1页，第544页，第544页。
④⑤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4页。
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
⑦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29页。
⑧{11}{12}{14}恩格斯：1894年《恩格斯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667页，第668页，第668页，第668页。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8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9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自然经济的解体篇10
一、历史发展的启示(运用探本溯源的方法探析经济法的本质)
现在，学界比较公认调整经济关系的两部基本法是民商法和经济法，但经济法的产生却是后于民商法的。起初，只有民商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与整合，加之市场经济有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市场失灵”(即市场经济出现运行不畅的局面)出现了，市民要求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顺应民意介入了社会经济，而赋予政府介入经济的权利和保障、规范政府介入经济的方式的经济法便顺应历史潮流产生了。对于民商法而言，是市场调节即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法律保障;而对于经济法而言，是国家介入市场经济并作用于市场经济对资源进行二次配置的法律保障。民商法运行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基本能自行运行，但市场经济有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导致“市场失灵”，民商法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民商法是对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法律保障，其奉行的“私法自治”、“社会自治”理念让其在私法公法化道路上解决“市场失灵”举步维艰，而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的经济法产生了，其让政府介入社会经济，对资源进行二次配置，有效地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及时使社会经济回归正常运行轨道。
从经济法的产生我们就知道，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就是政府介入社会经济之法，对经济法本质的探析自然也是不能绕过经济法两个主体政府与社会经济/市场关系的。
对于从经济法的两个主体政府与社会经济/市场关系的角度探析经济法的本质，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市场调节之手和国家或政府调节之手相结合”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力与社会经济结合之法”;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和谐”;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干预经济之法”;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一一经济法的‘经济特性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核心在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干预或协调经济运行之法”或“认可和规范政府干预或协调经济运行之法”。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都是一定程度涉及到了经济法的本质的，但上述学者的认识不太准确。
(一)经济法本质是政府调控经济之法
首先，在经济法中，政府是代表国家行使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即国家，但是经济法的主体之一是政府会更合适，因为国家的概念还涉及到立法机关等其他国家机关，而像立法机关绝不是经济法的主体之一，它是经济法的创立者。
其次，对于经济法两个主体的关系认识不准确。从上述学者的对经济法本质的表述看，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或国家对社会经济/市场的干预占了大多数，这也是著名经济法学家李昌麒教授的观点;然后是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或国家对社会经济/市场的调节或协调，当然这也是著名经济法学家漆多俊教授和杨紫烜教授的观点;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或国家与社会经济/市场关系的和谐或两者调节的结合。
笔者认为，以李昌麒教授为代表的“干预主义”用“干预”一词不太准确，“干预”一词在汉语中一直都是一个偏贬义的词。古有“后宫不得干预朝政”、“宦官不得干预朝政”之说，说的就是后宫皇帝的妃嫔和身边的宦官因为才学和身份等级等原因见识浅陋而不得胡乱地干预朝政;今有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权国家之间“不得干预别国内政”国际法原则，说的是对主权国家之间因为对别国国情的不了解等原因而胡乱干预别国的禁止。由此可见，我国汉语中“干预”一词是偏贬义的，但经济法中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目的是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因此偏贬义的“干预”不宜作为经济法本质的表述。而以杨紫烜教授为代表的“协调主义”，笔者认为这抹杀了经济法所要保护的市场调节的基础地位作用;对于部分学者倡导的“结合”说与“和谐”说，笔者觉得更不能清晰地展示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方式了。笔者比较赞同以漆多俊教授为代表的“调节主义”，但同时认为“调控”的表述会更恰当。具体理由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表述弥补了部分学者认为的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或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的缺陷，因为如果说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或国家调节与市场调节的结合，有把民商法纳入经济法的可能，民商法就是市场调节的法律保障。其次“调控”的表述能精准地表达政府介入市场经济的方式。因为市场经济总有失控的时候，1929年-1933年西方国家的“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不就是市场经济失控的爆发吗?而经济法就是要企图控制住这种市场经济失控，防止它爆发、蔓延、波及整体社会。著名罗斯福新政的各种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调控经济的措施或政策，就是经济法的表现。
(二)经济法本质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之法
还有，对经济法的另一主体也认识不准确。无论上述学者认为经济或社会经济是经济法的另一主体都是不准确的，因为经济或社会经济的概念在人类社会早己有之，而经济法的产生却是近代资本主义伴随而来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诸法合体，根本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而在近现代，政府对经济的介入采用计划行政的方式，也没有经济法，有法的介入也更多是行政法的介入，我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我国新中国建立后了采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多数学者认为那时候是没有经济法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逐渐有了经济法。当时的计划经济以强制命令的方式介入社会经济，其对一国经济的危害，不仅早己被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所证实，更是被我国的经济发展所走的弯路所证实。因此，经济法的另一主体只能是市场经济，而“经济”、“社会经济”与“市场”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才有经济法，学界大多数学者认同经济法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入垄断市场经济后产生，计划经济乃至封建社会经济是没有经济法的，这也是经济法本质的应有内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之法，这也是其它部门法没有的属于经济法特殊本质的内容。
二、社会现实的要求(运用手段与目的相结合的方法探析经济的本质)
如上所言，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调控市场经济之法，政府调控市场经济只是经济法的手段而己，要完整探析经济法的本质，必须要把经济法的手段与目的相结合。那么经济法的目的是什么?经济法的目的就蕴含在社会现实中市民对经济法的要求。
(一)经济法本质是以社会为本位之法
在传统的部门法中，调整经济关系的实体法只有民商法和行政法，是没有经济法的。民商法关注的是个人权利的运用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其奉行“私法自治”、“社会自治”理念下，它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法;行政法更多关注的是国家行政权力的配置，它是以国家为本位的法。但以个人为本位的民商法运行的结果是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垄断等过分自私自利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的出现，这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却把作为守夜人的政府变成了全能政府，行政权利恣意扩张，对市场经济恣意干涉，这也常使市场经济陷入混乱的状态，一样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而民商法和行政法本身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民商法是对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法律保障，其奉行的“私法自治”、“社会自治”理念让其在私法公法化道路上解决“市场失灵”举步维艰;而以国家权利配置为内容的行政法自然也不愿意其权力受到限制。社会发展的现实迫切需要这样一部法律，这部法律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有效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民商法和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不顾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制约，在社会现实的要求下，经济法承担起了这一重任，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作为其价值取向，要求个人和国家都要对社会负责，因为社会公共利益关系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发展。
对于从社会本位角度探析经济法的本质，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调控社会经济…之法”，具体而言是“社会责任本位法”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之法;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整体本位的法”;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总体上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法;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社会性”和“经济性”，其“社会性”指的是“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律调整手段”;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最终归结于经济法的社会性”，这里的“社会性”即其文中所说的“社会公共性”，具体而言是“经济法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以社会责任为本位，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调控社会经济的，因此其社会性尤为突出。”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社会本位法”。
至于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之法，笔者认为这种单纯杂糅民商法和行政法价值取向作为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做法实在不可取，是不能体现经济法是以社会为本位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作用于经济的，而经济法强调的是个体要对社会负责，国家(通常以政府为代表)也要对社会负责。而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结合，实则还是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只不过是两者不同比例的组合而己，谁多一点还是谁少一点，终宄还是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而社会利益是己跳出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故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结合的取向与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整体利益取向是不一致的。
(二)经济法本质是遵循经济规律调控经济之法
如上文谈到，经济法起源于“市场失灵”，即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与整合，加之市场经济有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市场经济出现运行不畅的局面出现了。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带来的“大萧条”和“大震荡”就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而同时美国罗斯福新政各项解决危机的各项立法也是经济法的表现。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法确立的政府介入经济帮助经济发展的制度却遇到了问题。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美国社会的经济出现了停滞不前和缺乏活力的现象。怎么会这样呢?这是谁带来的?学者们经过研宄发现，这种经济局面就是美国当时的经济法带来的。但这是不是说社会不需要经济法呢?学者们经过研宄发现，不是社会不需要经济法，而是社会不需要变了态的经济法。美国当时的经济法出了什么问题呢?原来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滞胀”现象，是因为当时的经济法立法让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导致个人逐利的行为收到极大抑制，市场缺乏活力，从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人们对不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法立法进行反思，要求人们对经济法的目的进行反思。
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生活中考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是第一位的，政府是第二位;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辅助作用，政府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应该以市场的自发调节为基础，这样才能促进一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把有形的手(政府自觉调控)和无形的手(市场自发调节)结合起来”，但要以“有形的手”为主。
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加之经济学理论的推动，现代各国的经济法都力图遵循经济规律调控市场经济。遵循经济规律调控市。
♦法学研究
场经济，这是市民要经济法达到的另一个目的。于我国的经济法而言也是这样，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改革就是要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还给市场”。由此可见，社会现实要求经济法要达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调控经济的目的，而根据经济法本质的内容应是特殊属性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经济法本质观，遵循经济规律调控市场经济也是经济法的特殊本质，相比调整经济关系密切的民商法，民商法只要让“社会(市场)自治”就可以了，而经济法却要达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调控经济的目的。故遵循经济规律调控经济亦是经济法特殊本质的内容之一。
综上，经济法的本质是政府以社会为本位遵循经济规律调控市场经济之法。
三、应然之状态(运用应然的方法探析经济的本质)
应然的方法是法学研宄主要的方法之一，所谓“然也，是也”，应然的意思就是应该是什么的意思。应然是与实然相对应的一个范畴，实然就是实际上是什么的意思。在法理学上，法之应然是指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它是法追求的东西，是法的价值的范畴;法之实然是指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本来是什么的问题，它是法的表现形式，是法的渊源的范畴。
而经济法的实然状态指的是经济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本来是什么的问题，而经济法的应然状态指的是经济法追求的东西，是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如果说“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的价值取向，那么经济法的应然状态就是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取向，换句话说“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的初级目标，应然的经济法是涉及经济法的终级目标的问题。经济法的初级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取向一起，构成了经济法完整的价值取向，诚如上面对经济法初终级价值取向的论述，经济法的终级价值亦应是经济法的本质内容之一。
运用应然的方法探析经济的本质，就是要找出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取向。而对经济法终极价值取向的探寻不像经济法初级价值取向的找寻那么简单，经济法初级价值取向是社会现实的要求，是市民从整体理性而非个体理性出发，是大部分市民从社会整体经济环境的不公抱怨下对法律提出的要求，要求一部以社会为本位的法，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有效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民商法和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不顾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制约，经济法作为这种要求直接的反映，在实然的经济法中把握经济法的初级价值取向是比较容易，但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取向是隐藏在实然法背后的直接的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因此要探寻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取向就要绕过经济法实在法从自然法的视角去寻找。
实然法是对自然法的某种固化，是对自然法的反映。因此实然法也有可能错误地反映和固化自然法，就如一位学者所言“虽然制定了看似完备的实在法，但在现实当中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也是常见的”，这就是实然法因为各种原因错误反映的自然法的结果。对经济法终极价值取向的探求，绕开有可能被错误反映和固化的实然经济法，从而探求实然经济法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经济法终极价值取向无疑是科学的方法。
那么经济法的自然法是什么?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自然法基础即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种事实，个人基于自己的人性与他人之间产生确定性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有一方主体拥有一定的权力对其他主体的一定经济行为具有规范和约束的作用。事实上就是个人让渡一定权力赋予一定主体，由该主体对一定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笔者是认同这种自然法视角下对经济法的认识的，这也是符合社会契约论精神的。从经济法初级价值取向的探析，我们可以知道，市民要求一部以社会为本位的法，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有效对以个人为本位的民商法和以国家为本位的行政法不顾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制约，那么市民这种要求更深层次的考虑是什么?从自然法的角度，市民让渡自己的权利给政府，要求政府以社会为本位调控经济，考虑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增进将带来社会所有成员个人利益的增进。而要求政府以社会为本位调控经济，追求的是本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而带来所有成员个人经济利益的增进。所以，促进本国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是经济法终极价值取向;同时，所有成员个人经济利益的增进是经济法追求终极价值取向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内容。经济法的终极价值取向就是应然的经济法，应然的经济法就是促进一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之法，也是经济法的本质内容之一。
对于从经济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来探析经济法的本质，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使之(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快速向前发展的法”;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以经济的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法律调整手段。”
笔者认为，从经济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来探析经济法的本质同样是非常可取的，因为这也是运用应然的科学的方法探析经济的本质的结果。笔者赞同上面各位学者对经济法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采纳各家之所长，笔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促进一国市场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之法。对于上述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使之(社会经济)良性运行、协调发展之法”，笔者认为其指强调经济的正常协调发展，而忽视了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同样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快速向前发展的法”，同样不足取，其指强调经济的的快速发展，而忽视了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这种表述都不能体现市民的愿望。对于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是“以经济的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法律调整手段”，笔者是赞同的。
如前所述，经济法的本质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属性，调整经济关系最重要的两个部门法恐怕是民商法和经济法了，对于民商法而言，是市场调节即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法律保障;而对于经济法而言，是国家介入市场经济。
用于市场经济对资源进行二次配置的法律保障。民商法运行的结果是市场经济基本能自行运行，但市场经济有固有的弱点和缺陷，导致“市场失灵”，即市场经济出现运行不畅的局面，但民商法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民商法是对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法律保障，其奉行的“私法自治”、“社会自治”理念让其在私法公法化道路上解决“市场失灵”举步维艰，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出发，对资源进行二次配置，有效地解决了“市场失灵”问题，及时使社会经济回归正常运行轨道，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这也是经济法终极价值取向的实现。如果说民商法是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法律保障，那么经济法就是对社会经济重回正常轨道的法律保障，实质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这就是两个调整经济关系最密切的法律部门的价值取向上的区别，而促进一国市场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无疑成了经济法部门法上的特殊属性，亦应是经济法本质的内容之一，学者们所述的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经济振兴法”、“经济增长法”等也是大致与此同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