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风俗差异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58:34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1

关键词:英汉谚语文化差异中西方风俗习惯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孕育出富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即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各有不同。英国人类学家泰勒(taylor,SiredwardBurnett)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是传承文明、散播文化的重要途径,而谚语是语言的一种特殊表达形式,它是文化内涵的沉淀,反映着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规范行为的准则和衡量事物的标准,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研究英汉谚语的异同,对了解中西方文化,提高正确理解、翻译和使用英语谚语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笔者将从生存环境、生活习惯、文化传承和等方面英汉谚语所表达的不同风俗习惯,剖析中西方文化差异。

一、生存环境的差异

英国是由众多岛屿构成的岛国,四面环海,地处西半球、北温带,属典型的温带海洋气候,潮湿多雨,气候变化无常,人们大多以航运渔业为生,于是产生了许多关于船、海及水生物的谚语。如:thegoodseamanisknowninbadweather.(须凭坏天气方识好海员);Livingwithoutanaimislikesailingwithoutacompass.(没有目标的生活如同没有罗盘的航行)。中国位于东半球亚洲大陆,汉民族大多栖息在辽阔的平原上,男耕女织,以地为生,靠天吃饭,产生的谚语许多都与天、地、节气有关。如:“天时地利人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虽然许多英汉谚语所要表述的含义相似,但表达的方式不同。如: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不要教鱼游泳/不要班门弄斧);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似流水/挥金如土);Killtwobirdswithonestone.(一石二鸟/一箭双雕);Fishbegintostinkatthehead.(鱼从头开始臭/上梁不正下梁歪);thebestfishsmellwhentheyarethreedaysold.(最好的鱼三天后也发出臭味/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二、生活习惯的差异

由于长期的历史沿袭和沉淀,汉英两民族的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思维上有很大的差异。在西方的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个人隐私,一般不干涉别人的私事,如:atattlerisworsethanathief.(搬弄是非的人比贼还坏);whochatterstoyou,willchatterofyou.(对你说是非的人也会说你的是非);anenglishman’shouseishiscastle.(英国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未经允许不得进入)。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西方社会里,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表现出明显的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Loveyourfriend,butlookafteryourself.(爱朋友更要照顾自己);Friendsarethievesoftime.(朋友是时间的窃贼)就明显表达了这种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国家、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为知己者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在歌颂勤劳、鼓励学习、提倡谦虚、赞美诚实等方面,英汉谚语又有异曲同工之处,如:alazyyouth,alousyage.(少年懒惰,晚年糟糕/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Constantdroppingwearsawayastone.(经常不断的水滴能磨损石头/滴水穿石);pridegoesbefore,andshamefollowsafter.(骄傲在前,耻辱随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Faithmovesamountain.(忠诚移山/精诚所至,玉石为开)。

三、文化传承的差异

古罗马、希腊神话和《圣经》并称为欧洲文化的两大源泉,自罗马入据欧洲以后,拉丁语一直起着官方语的作用,在西欧通用一千余年。当时,英语还类似方言土语,毫无法律地位,又经过千余年的变化才逐渐取得官方语言地位,并随着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走向全世界,缔造出“日不落”帝国神话。然而直到今天罗马仍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圣地,不少英语谚语就来源于古希腊、罗马故事或神话:allroadsleadtoRome.(条条大路通罗马);Romewasnotbuiltinoneday.(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wheninRome,doastheRomasdo.(在罗马就要像罗马人一样/入乡随俗),由此可见一斑。中华儒家文化几千年一脉相承,仁义治国,礼信安邦,“一人有事大家帮,一家有事百家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其文化渊源也大相径庭,谚语的形象比喻和表达形式异大于同,谚语:eastiseast,andwestiswest.(东方毕竟是东方,西方毕竟是西方)就强调了东方民族与西方民族在道德观和人生观方面的差异,但其内涵寓意却有着丝丝的联系;theproofofthepuddingistheeating.(布丁好坏,一尝便知/百闻不如一见);Hungrydogswilleatdirtypuddings.(饿狗不嫌布丁脏/饥不择食);Beardthelionintheden.(在狮窝里抓胡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四、的差异

在英国,人们普遍信奉基督教,奉上帝为救世主,每逢星期日大家都会脱去平时的工作服,盛装打扮涌向家庭附近的教堂做礼拜。基督教的上帝救世论、天堂地狱论等无不在英语谚语中得到充分反映: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神助之);whomGodwouldruinhefirstsendsmad.(上帝欲毁灭之,必先使其疯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中国,多年来人们一直相信有“佛主”在左右着人世间的一切,“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近代新中国的成立,一直受到国家的保护,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自由政策的落实,基督教在许多城市农村也广为流传,《圣经》中的许多故事和语句为很多中国人所熟知,体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圣经》中讲到:犹太人的始祖阿伯拉罕的脖子上本来挂着一块宝石,病人只要看它一眼,便立即痊愈。阿伯拉罕死后,上帝便把这块宝石放到了太阳上。谚语:whenthesunrises,thediseasewillabate.(太阳东升,疾病减轻)就出自于此;谚语:YoucannotserveGodandmammon.(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同样出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mammon是财神,财神是贪财、吝啬的化身,寓意是说:信神者不能贪财,必须在虔诚和世俗之间作出抉择,因为虔诚和世俗是互不相融的。

当然,在英汉谚语中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存在着形象思维上的空缺现象,它们要么出自历史典故,要么与生活息息相关,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要想准确理解谚语的文化意义,必须深入解读英汉谚语的文化内涵,弄清谚语的出典,才能正确理解谚语中从字面到形象至隐含的多重语义。

总之,英汉语言是中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产物,不论是从形、音或修辞的方式,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谚语作为特殊的社会符号要比一般的语言符号承载更多的文化信息,联想和喻示的文化意义更深刻、更含蓄。因此,中英谚语不管在表达方式或表现内容上都迥然不同,但由于人心向善,在审美观、价值观、人生观上又存在着极多的相似之处和相通之意。从中英谚语中体会不同的文化氛围,历练不同的生活环境,感悟不同的人生旅程无常不是一件津津乐道的快事。

参考文献:

[1]王德春等.汉语谚语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2]郭建民.英语谚语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

[3]郑易里,徐式谷等编.英华大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2

【论文摘要】建筑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产生的,它是经济、技术、艺术、哲学、历史等的综合体。人类建造房子,避免了风吹雨淋,人类建造了房子,人类有了安定的居所,房子又为人提供了安全屏障。有了稳定安全的场所,人类就可以从事一些更文明的事情了。随着文明的进步,建筑更多不但体现了它的实用性,还体现出了它的艺术性。世界各地的建筑样式、风格不尽相同,这些都是因为世界各地的风土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什么样的文化必然产生什么样风格的建筑。本文就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进行了浅析。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东方建筑主要是指中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建筑也主要是指古代近代的建筑。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

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一、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二、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勒?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三、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

历代以来,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很容易产生矛盾。一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驱动,二是因为各地风俗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差别,价值观,文化理念的不同使人们的意见产生分歧。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族进一步融合。这在我国历史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也更易为我们理解。民族的融合,促进了风俗文化的融合与同化,进而价值观,文化理念趋于统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建筑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审美范畴,和人类民族融合的进程是同步的。世界的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不同文化风俗下,我们建筑艺术要取得杰出的创举,必须做到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必须更多一分包容去接纳不同的建筑风格,多一点谦虚,虚心去向不同的建筑艺术去学习,取长补短,优化我们的作品。

由于时代的发展,世界交流的日益频繁,交流内容的广泛化,当代建筑风格相差越来越小。建筑风格是人们审美意识的体现,是人的能动性的表现。分析不同文化风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通过比较很容易的出来。我国古代的建筑,西方古代的建筑都有遗址,遗迹存在,风格迥异。即使当代,世界大融合的今天,虽然各地建筑风格趋于多样化,同化。但仍能体现出不同文化风俗下,不同的风格。各种风格都有其优缺点,去劣存优,取长补短,是我们当代建筑设计工作者应孜孜以求的。

参考文献

[1]程宏,王烨.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j].时代文学,2009(10).

[2]陆元鼎.中国传统民居研究二十年[j].古建园林技术,2003(4).

[3]刘玉超,罗大为.建筑艺术与生活[j].民营科技,2010(1).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3

关键词:文化习俗建筑艺术

中图分类号:tU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建筑艺术是风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化,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的不同,称之为“俗”。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的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风俗由于一种历史形成的特性,使它对社会成员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行为制约作用。风俗是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补充部分。风俗文化的差异性,必然导致不同风俗文化下的人们思想产生差异,这是人们认识不统一,意见存在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不同的文化风俗下,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会不同,这也必然会导致艺术作品的不同风格。建筑不仅作为一个为人们挡风遮雨,为人们提供温暖安全的房子而受到人们的依赖,它还作为一项极具欣赏价值艺术作品而受到人们的崇敬。

1.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风格不尽相同

东方建筑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建筑,西方建筑主要是指西方古近代的建筑。几千年来,中国人长期受到儒教思想的教育,无形中在国民意识里形成了抽象的儒家理论。中庸,仁恕的道德规范始终主导着中国人的建筑理念。很多优秀的个性特点得不到充分发挥,更多的民族创新(创新论文)得不到真正的张扬展现,这就形成了以皇家园林与宗庙寺院建筑为主的比较单一的建筑格局。而在这一点上,欧洲国家的建筑比我们丰富的多。欧洲人性格自由奔放,个性突出。这在巴洛克式建筑中体现的尤为尽致。中国的建筑的主要特点是以砖木材料为主,四合院封闭式的群体空间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深沉内敛的文化底蕴。中国建筑的风格,从古代到近代并没有太大变化,因为我们保守的文化底蕴。我们的建筑更着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价值和儒教思想相统一。西方的建筑材料主要以砖石为主,整体框架主要都是柱石结构体系,所以相比较我们中国的建筑,它的寿命比较长。另外在建筑设计空间上看,西方的设计理念主要以开放的单体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这是与我们的建筑空间很大的区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圣彼得大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都很好的体现了欧洲人开放张扬的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东西方建筑的差别主要体现了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差别,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共同造就了东西方人们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上的不同。

2.东西方建筑风格趋于一致化,是世界风俗文化交流,相互渗入的结果

如今,世界各地的建筑风格基本趋于一致,但不会相同。材质都尽可能采用砖石,水泥,混凝土结构。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建筑质量的考虑。但就现在建筑伍德艺术风格上,东西方的融合较为深入。我国很多的优秀建筑设计师,梁思成,贝津铭等,他们都非常虚心的吸收东西方建筑艺术的精髓,都是将东西方建筑艺术糅合成一的建筑大家。柯布西耶设计的马赛公寓,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国立室内综合体育馆,贝津铭的香山饭店。这些现代建筑的瑰宝,无一不体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糅合。它们都不是单一体现东方或西方的风俗文化,建筑风格。而是基于东西方建筑风格艺术的精髓,又经过大师们的创新发展而成就了建筑史上的佳话。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地风俗还是各异,但不同文化风俗下的人们之间不再相互排斥,相互不理解,而是都多了一份包容。我国传统的含蓄,中庸建筑风格,也在西方建筑风格,风俗文化的影响下,渐渐变得开放,流畅,风格也趋于多样化,艺术欣赏价值更高。

3.不同文化风俗下的建筑艺术的设计需要更多的包容与谦虚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4

关键词:文化差异;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策略

一、引言

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影响下,西方文学名著向中国的输送也日益频繁。通过西方文学名著,中国读者可以了解名著本身的文学魅力,同时还能借此了解西方的文化价值、风俗人情。在中外文化交流深入拓展的背景下,对于西方文学名著翻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文在研究中就从中西方文化的实际差异入手,探讨分析了在西方文学名著翻译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这种文化差异、准确使用各种翻译策略。

二、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的文化差异研究

在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中西方文化本身存在的差异,这样才能把握翻译的关键,更为全面地展示原意,突出作品中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文化底蕴,提高作品的鉴赏价值。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首先就应该对其中的文化差异进行理解与分析。

(一)地理条件差异

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有着显著的差异:以英国为例,英国是大西洋上的岛国、四面环海,在地理位置、自然气候上都较为特殊。在英国的文学作品中多会通过与水、雾有关的语句来表现国家的天气。例如在小说《雾都孤儿》中就对英国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大量的语言描述。

(二)风俗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风俗文化的差异上,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区的差异,也会对风俗文化产生差异影响。以“red”为例:在中国的风俗习惯中,“red”不仅代表了颜色红,同时还预示着吉祥与喜庆,表现了美好的祝福。在中国不同的节庆日中,都会用到“红”来渲染喜庆的氛围;而在英语中,“red”或是用来表现“红”这一色彩,或是代表邪骸⒖志宓雀好嫘运枷耄这充分说明中西方在风俗文化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应该提高对这一文化差异的重视程度。

(三)价值观念差异

价值观念的差异是指中西方在对待客观事物与人物的过程中,形成的观点与看法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与地理客观因素、历史文化条件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社会等多个背景上的不同: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注重集体利益;而西方国家多是突出个人的利益。因此,在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的过程中应该适当在尊重中国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一定的处理,既保证对原意的尊重,同时也应该拉进作品与目的读者的距离。

(四)思维方式差异

在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中西方对事物的看法与思维判断等方面。在西方国家中,人们会更为注重事务之间的逻辑关系,作品也倾向于对这种关系的深入阐述,在结构层次上会较为分明;而中国人在逻辑思维上更为注重整体通顺、辩证性,在文学作品观赏中会注重动词的使用,即对词语精炼的要求程度较高。

因此,在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上述文化的差异,这样才能在突出作品民族特色的同时,灵活巧妙地对文字进行翻译,让所翻译的内容能够更加生动。

三、文化差异下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策略分析

(一)同化翻译

诸多译者在翻译西方文学名著的过程中都会将蕴意作为翻译的关键,提出在把握作品蕴意的基础上更为准确真实地表达出文学作品的意思。这种蕴意的把握要求译者在掌握文学名著精髓的基础上,大胆地突破其本身的束缚与框架,在不限于语言表意的基础上,根据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对文学名著进行创新性的同化翻译。

因此,译者首先需要对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有着深入的认知与了解,这样才能把握蕴意翻译的收放与同化翻译策略运用的程度。例如,郭沫若先生曾经将西方著名诗句“Spring,thesweetspringisthepleasantking”翻译为“春,甘美之春,一年之中的尧舜”。这里的“king”并没有被译为“国王”,而是被译为了“尧舜”这一中国古代盛世的指代。郭沫若在翻译这一诗句时就充分使用了同化翻译的策略,更为注重中国文化的融入。

(二)异化翻译

在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凸显西方的民族特征与语言文化特色,译者还可以采用异化策略。这种策略多是通过直译、音译、注释等手段进行直接性的翻译,相对于同化翻译更能突出中西方文化的与众不同。

以现代西方文学作品《纸牌屋》的翻译为例,在书中有:“BluetoyotaCamry,it’sallisaw”。对该句的翻译可以采用异化翻译的策略,在考虑中国读者认知方式与现有汽车品牌了解程度的基础上,将其翻译为:“我只看见是辆蓝色丰田凯美瑞。”这种简单且明了的翻译手法更能突出文章的内容。

(三)语境翻译

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沟通,对于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具有突出作用。在实际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必须要结合具体真实的语境以及各种文化特征,这样才能进一步挖掘出文学作品中独特的隐喻性,实现翻译在意思上的真实性、贴切性。

以“milkyway”的翻译为例,但从字面意思来看,该词组可以被翻译为“牛奶道路”,但是结合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神话故事,就可以对该词汇的深意与指代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了解到“milkyway”指的是银河。而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也应该根据词组出现的位置、作用、语境等不同条件进行翻译,突出词汇的感彩与真正含义。

结论

在西方文学名著翻译的过程中必须要认识到:文化背景的差异会对作品的翻译产生直接性的影响,译者必须要在尊重不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作品、具体的语境,灵活使用多种语言翻译的策略。但是策略的使用没有绝对,在运用的过程中,译者更应该采用同化、异化、语境互补的多元翻译方法,更为巧妙准确地翻译好西方文学名著作品。

参考文献: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5

一、东西方语言的不同影响英美文学评论

语言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由于语言上的不同直接影响了对不同类型文学作品的评论。在语言的使用特点上很大程度的反应了语言使用者的思维能力。以东方的汉语语言来说明,东方人在文学作品中讲究的是对文章中意境的掌握。汉语语言最精妙的地方就是它擅于创造意境,制造广泛的想象空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想象空间,使得汉语也很容易让人感觉没有真实的目的性。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语言中,西方语言会觉得东方语言缺乏连贯严谨,西方语言讲究的是理性,逻辑思维,东方语言讲究的是意境。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圣经》,东方文学评论家评论最多的是《圣经》中的神、天地、生命等所构造出来的意境美,而西方文学评论家则侧重的是对《圣经》中,每一个角色所经历的事情引起的理性思考和感悟。恰恰是因为语言上不同使得对《圣经》这部文学作品的评论产生了不一样的观点。再如《傲慢与偏见》这篇作品,东方人评论最多的是作品中所勾勒出来的梦幻意境,西方评论家评论最多的则是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社会风俗和战争的思考。

二、东西方文化历史不同影响英美文学评论

东西方两国有着不一样的文化历史背景,东方国家文化历史比较传统,西方国家文化历史相对较为开放。西方已经有上万年的历史,东方的历史是五千年,因此,两者在历史的发展上有很大程度的差距,直接造成了在英美文学作品中评论的不同,西方文学评论家侧重的是结合历史进行针对性的评论。如《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公元前2700年,英美文学作品中最早的一部作品,基于文化历史的相对缺乏,东方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的评论最多的是半人半兽的恩奇都,而西方文学评论家结合当时历史背景,侧重的是国王吉尔伽美什与恩奇都之间的友谊和战争带来的灾难。因此文化历史的差异形成了不一样的评论观点。

三、东西方风俗习惯不同影响英美文学评论

风俗指的是民族在综合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两者关系上对某一现象约定成俗的看法,其代表了该地区的整体习惯与整体心理,并为人们接受和习惯,这就构成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2]。西方民族是起源于马背上的民族,且该民族对马的喜欢已经上升到了人的高度,西方人喜欢狗,在英国的习语中也带有大量的与狗有关的词,如“luckydog(幸运儿)”、“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而在中国,对狗的理解则是带有鄙夷意义的,如“狗眼看人低”“狗仗人势”等。因此风俗习惯的不同,也会影响英美文学作品的评论。如卡夫卡的《城堡》,西方文学评论家给出的评论牵涉最多的是对城堡这个主题的评论,即评论的是犹太人渴望得到的精神寄托,而东方文学评论家关注的是这部文学作品的艺术特点和思想内容。西方文化侧重于理性化,评论中涉及的是社会、宗教等方面的讨论,是科学严谨的评价,东方文学评论家侧重于艺术和意境,因此两者的文学评论作品在表达观点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如《鲁滨逊漂流记》中,东方文学评论家很容易会将中国的《西游记》这部文学作品连接起来,因此在品评这部作品时,侧重的是故事中的情节,而西方文学评论家们侧重的是评论鲁滨逊的永不言败的精神。很显然,评论是有差异的。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6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习俗文化地域文化历史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中西文化差异一直以来是翻译中的大难题,种种事例说明,许多翻译中出现的错误或者不恰当的地方都是不了解或误解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下面就历史文化、习俗文化、地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异对汉译英的影响一一说明。

1习俗文化差异对汉译英的影响

所谓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活动中由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包含打招呼、道谢、致歉、告别、称谓等方面。中国人见面常说“你去哪儿?”、“吃过饭了吗?”这些话并无深刻含义,只是礼节性的打个招呼。然而对西方人看来,我要去哪儿,纯属私人行为,不是关系特别亲密的人是无权过问的。至于“你吃过饭了吗?”会使对方误解为你想请他吃饭。所以此类的汉语应翻译为“Hello.”“Goodmorning.”、“Howareyou?”再如,在听到对方对自己的夸奖时,中国人常说“哪里哪里,你过奖了。”而西方人常说“thankyou.”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有点不谦虚。同样,我们中国人的回答,也会使西方人感到不可理解。

汉语里对人的称谓分得很清楚,如姐姐和妹妹,哥哥和弟弟,但在英语里,姊妹和兄弟统称为sister和brother,还有堂兄堂妹,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在汉语里不仅年纪,而且性别都区分得很清楚,但在英语里,统称为cousin。另外,习俗文化差异还表现在对颜色词的不同理解上。在中国,只有在葬礼上才穿百色衣服,而在西方,白色象征着纯洁,新娘结婚时,一定要穿白色的礼服,中国的新娘往往穿红色的衣裳以象征幸福、吉祥。反之,红色在西方会使人联想到“鲜血”、“死亡”。

2历史文化差异对汉译英的影响

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而它们各自的历史文化也不尽相同,这也是两种语言相互翻译时所遇到的难题之一。其中,各自历史文化中所出现的历史典故在翻译时,必须了解它们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并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否则就不可能体现历史典故的涵义。

大家知道,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史典故俯拾即是。例如,“东施效颦”这一汉语历史典故,对中国人来说,不难理解。如果仅仅直译为tungShihimitatestsiShih,既没有准确解答典故的含义,也不可能让西方人理解它的内涵。东施是谁,西施又为何人,译者没有交代清楚。所以,正确的做法是直译加注:tungShihimitatesHsishih(HsiShihwasafam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ofYueh.tun,ShihwasanuglygirlwhowastheneighborofHsiShihandtriedtoimitateherway。这样,就使读者一目了然。

对于有些历史人物和历史典故,可采用类比的翻译方法。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如果直译过来很难让外国客人明白故事内容,倘若加一个类比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中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外国客人马上就会理解。再如,把“济公劫富济贫,深受穷苦人爱戴”翻译为“Jigong,RobinHoodinChina,robbedtherichandhelpedthepoor。”把济公比作英美文学中的罗宾汉,西方读者马上会有一种熟悉感和亲切感,同时也会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喜爱济公了。

3宗教文化差异对汉译英的影响

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对中国民众有着深远的影响。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神话中的“龙王”,以及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这些概念在欧美文化中并不存在,他们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这种宗教文化方面的差异,在翻译时应该注意,否则就会失当。《红楼梦》中刘姥姥说过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把它翻译为“manproposes,Goddisposes,”乍一看,似乎形神兼备,非常恰当,但实际上忽略了两者之间宗教文化的差异,把刘姥姥变成了基督教徒。具体来说,God与天并不对称,如翻译成heaven就更忠实于原文。

我们都自豪地把自己称之为“龙的传人”,是因为自古以来,“龙”在汉民族文化中有着“神圣、高贵、吉祥、民族精神”的象征,但在西方宗教文化中,dragon是一种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意为“怪物、魔鬼、凶残”等,是可憎恶的对象。所以我们在翻译“望子成龙”时,不能直接译为“tohopethatone’ssonwillbecomeadragon,”应意译为“tohopethatone’ssonbecomesomebody。”而“亚洲四小龙”应转换喻体,译为“fourasiantigers。”

4地域文化差异对汉译英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指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

首先,这种差异表现在对方位词或相应物的表达有所不同。在中国,南为尊,北为卑,人们常说“从南到北,南来北往,”“南”的方位常要置前。而英语文化恰好相反,汉语中的“从南到北”,其对应的英语却是“fromnorthtosouth”。就“东风”与“eastwind”而言,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表达的含义是不同的。在中国人心目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它吹绿了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故有“东风报春”之说,所以中国人喜爱东风。而在英国,“东风”象征着“寒冷、令人不愉快”,他们讨厌“东风”,但却喜爱“西风”,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因而有“西风报春”之说。

其次,不同民族在比喻和审美情趣上也有很大的地域文化差异。同一件东西在他为美,与我却为丑。如“猫”和“狗”。“猫”在中国文化里有可爱和精灵的特性,但对于西方人来说,它是魔鬼的化身;西方人爱狗如爱子,狗可以与人平起平坐,但对于中国人来说,“狗”是令人讨厌的动物,汉语中与狗搭配的词多带有贬义的意思。如:“狗腿子”、“狗急跳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狼心狗肺”等等。故此,“她是个包藏祸心的女人”应翻译为“Sheisacat。”“幸运儿”对应的英语可为“luckydog。”再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许多文化名人都喜欢以牛来做比喻,最著名的是鲁迅先生的名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古往今来,中国都是以牛耕为主。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是勤劳和吃苦耐劳的象征。所以,“力大如牛”应为“asstrongasahorse”,“像牛一样勤劳”对应的英语应为“worklikeahorse”等等。

综上所述,文化差异内容丰富而且复杂,我们在把汉语翻译成等值的英语时,除了通晓两国语言文字外,还必须具有深厚的两种文化功底,深刻理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1]周方珠.英汉典故比较与翻译[J].中国翻译,1991(3).

[2]赵爱国.论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移入[J].西北大学学报,1995(4).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7

一、商务英语翻译中中英文化因素的差异性

1.风俗习惯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民族风俗习惯渗透着“尊卑贵贱”的儒家思想,这种文化观念与民族风俗使中国人较英语国家更为保守,“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思想影响着中国文化发展,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中国孩子起名时要忌讳,不可与父母重字,可以随便问人年龄等等。而这种文化风俗在英语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英语中没有名字忌讳现象,而在英语国家进行寒暄打招呼时,是特别忌讳问人年龄的,这是极大的不尊重。当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总之,双方不同的民族风俗习惯使商务英语在翻译过程中更加注重民俗习惯的差异性。2.颜色文化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与英语国家在对颜色的理解与运用上也不尽相同,这就是颜色文化差异。例如,英语国家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中国词语“红白喜事”中的“白”是什么意思看,于是他们在翻译时往往意译为“dingsandfuneral”,即婚礼和丧礼。相比之下,外国人在办喜事时往往穿上圣洁的婚纱,此时的“白”代表着纯洁、圣洁,与中国就大相径庭了。再如,在汉语中“黑black”是邪恶的,但在英语表达中“intheblack”寓意盈利。因此,商务英语翻译应注重颜色文化的差异性。3.物质基础的差异。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物质生活基础较西方国家低下,这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人们崇尚心理,人们敬天、敬地,敬神,以期改变已有生活状态。中国的多神崇拜思想使其“以虎为神,以龙为神”,“dragon”在中国有“吉祥”“高贵”“神圣”的文化意义,但在西方“龙”是“邪恶”“凶狠”的象征。当然由于物质基础与生活环境的不同,中国人在语言表达上更为含蓄隐忍,而西方国家则更加大胆开放。中国人对一些不雅现象要避讳,或用稍微文雅的词代替,而英语国家在表达上则会直接呈现,毫不隐晦。另外,除了物质基础差异之外,还有心理特征差异,数字文化差异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二、基于文化差异的商务英语翻译有效策略

1.翻译中要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培养翻译者的跨文化翻译意识,促使其在翻译中探寻中英文化的契合点尤为重要。不同国家都存在一定的文化,可能一些因素在一个国家呈现出美的价值和意义,但在另一个国家便成为完全相反意义,因此,翻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把握好文化差异性,保持谨慎小心的状态,避免尴尬和歧义现象的出现。翻译要在尊重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求双方文化的精神契合点,让两种文化在时尽可能接近,或者通过艺术手法使带有异域色彩与格调的词汇在翻译时在翻译作品中再现,而又使翻译作品内容、语言等方面不失和谐与优雅。例如,在对商标“zephyr”进行翻译时,译为“和风”,便是找准了中西方文化契合点。再如,天津名吃“狗不理包子”在征集英文商标时,经过反复的对比与考虑,将目标锁定了“GoBelieve”。“GoBelieve”这一翻译语不仅在声音上与“狗不理”相似,同时该商标也让英语国家民众产生一种依赖与美好的心理感觉。2.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随着全球经济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商务英语方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如“t恤衫”等,这些词大多是通过音译、意译或半音半意、音译外加汉语链接等途径实现的,因此在商务英语翻译中要在文化融合背景下优化汉语文化,巧妙运用音译、音意译、英汉结合等翻译方法。当然,随着文化融合的不断加快,很多词汇被借用到英语中,如基于中国传统武术的“Kongfu”和基于太空科技的“taikonaut”。总之,多样化的新词汇在文化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译者因此要时刻保持开放性的翻译心态,优化汉语词汇系统。在语音、语法与构词方面进汉语继续纯化与美化,使其在符合英语国家文化的前提下,不断满足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伦理等方面的文化需求,同样使汉语更好地为商务英语翻译服务。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8

关键词江南乡村地区差异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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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城居对他们来说,也是经常性的事。因此,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笔录,是分析江南整个乡村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①。

就明清两代的制度来说,对乡村民众生活影响较大的是徭役和赋税的征取,此外因清朝是异族入居中原,以少数人统治多数的汉人,因此在清帝国初建时,在思想意识方面有过极为严苛的制度和惩戒措施。总体而言,明代制度上的许多有效成份,都被清代继承下来,如对于明代律法,清代基本沿袭,改动甚微;而且在清代前期,对一些明代遗留下的弊政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较为注意安抚,减轻民众的赋役负担.这样,帝国的良性制度得到了稳定维续,对下层民众要求生活的稳定,无疑是最为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在康雍乾三朝,社会很快达到了一种兴盛状态,民心大稳。尽管当时人有“国富民穷”的微词,但整个社会秩序确实已相当稳固。在这个时期的民众意识中,开始接受清廷为承续朱明王朝的正朔,任何悖逆清帝国的言行,自然被斥为“叛逆”或“反乱”。

故而本文的论述,大致上从明代较为繁荣的中期开始,持续至太平天国战乱之后的乡村社会实态。

二乡村生活习俗的一般状况

江南乡村生活的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形式更是复杂多样。但其总体上有着基本相同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风俗好尚方面的一体比,最典型的自然是好鬼神、重淫祀。清人指出了江南民间的风俗好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畏五通神②。这是对江南乡村睹博之风、民间信仰及民食好尚极为简练的概括。

就信仰“邪神”来说,城乡对于各种灵的祭、汜以及相关的赛会等活动,都极一时之盛。如在昆山县,清和里社相当兴盛,每月望前后三日,乡城之神都要被抬到山王庙,舁神者飞步竞前,谓之“朝山王”③。湖州的南浔镇地方,妇女不分老幼,到庙会时期“俱艳妆入庙烧香、念佛、酬愿”,镇上的东禅堂、嘉应庙香火最盛;尤其是嘉应庙,在九月初五时的“香市”期间,“游览士女阗溢,百戏杂陈,前后二旬始罢”④。吴江县的周庄镇也是如此。当地百姓极崇香信,不仅在本地行香,更远赴普陀、武当、九华等地,每岁必到;而对每年二三月间的乡村演剧,更是不惜重金,从苏州府城邀请名优到乡村集合演剧,“演不过二十出,恒费至三十余金”⑤。但对官方来说,这种演剧与“抗租”斗??不无关系。十八世纪的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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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关历史时期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概念变化,以及城、乡关系等问题,已作另文《传统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理论与实践的考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待刊),此不赘。

②(清)王士?:《分甘余话》卷1,“马吊牌”条,中华书局,1989年,第21—22页。

③(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上,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④(清)汪日桢纂:《南浔镇志》卷23《风俗》,咸丰间修、同治二年刻本。

⑤(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府乌青镇在政府所编的方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指出“佃户”从“尚谨”老实、按国家规定纳租,到“奸滑成风”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连圩结甲”,私议纳粮数额,“或演剧以齐众心,或立券以为信约”,如发现有“溢额者”,“黠者遂群噪其家,责以抗众,不则阴中以祸”①。这对政府控制而言,都是颇为忧虑的事。因为几乎所有的迎神赛会活动,都与最下层的百姓有关。如所谓“长工生日”,就在三月二十八日的“天齐王诞辰”这天开始,乡村演戏达三日之久,近乡的田作都停下来,参与此次重大的活动②。

所有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较为良好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与中国的其他地方相比,江南一直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士大夫仕于朝与游宦于其地者,率目之为乐土”;百姓只知努力耕作以供赋税,到老死都不知有兵争、战斗、死亡、危阽之忧③。从明初伊始,江南巨富沈万三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成了后世人们的榜样,争以求富为务,生活饰物更是争奇斗巧④。明代人已经承认:“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⑤。到明代后期,江南的奢侈品生产已在全国处于了领先地位⑥。生活奢化的风气,无论是大的城市,还是偏僻的小村落,都有增无减。如昆山县等地的生活风尚“日骛新异”,一些趋时的时髦者“竭?勉应”⑦;嘉定县虽土地瘠薄,然而“俗之勤且俭者日非”,从道光末年开始.地方上“渐趋华竞”,“浮薄少年”因衣食稍裕,出行动辄乘坐车轿;就是乡村务于耕织的百姓,生活也颇习华靡,“非茶肆听书,即酒家醵饮”⑧。奢风的流行.已经使许多生计贫寒的人家都已“耻穿布素”⑨。所谓“奢靡暴殄,贫家不免”⑩。苏州等地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资料市场,完全能够满足江南百姓和外来商贩的需要⑾。而且一般家庭的肆筵设席,向来丰盛,“习尚奢华”。缙绅之家宴请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羞,多至数十品”。即使是士庶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而且每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样”,蔬用小磁碟添案,小品用攒盒,都用“水漆架”架高,主要就为观赏。有位乡绅曾请总兵马逢知吃饭,宴席极尽豪阔:珍奇罗列,鸡鹅等件都是一对为一盆,水果高六七尺,甘蔗牌坊下可以行走三四岁小儿;比较起来,明末的只能算是“土硎土簋”⑿。所以在清代乾隆时期,江浙殷富之家极多。后人称“拥巨万及一、二十万者,更难仆数,且有不为人所知者,惟至百万,则始播于人口”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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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乌青镇志》卷2《农桑》,乾隆间修、民国七年铅印本。

②(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明)沈烛:《石联遗稿》卷4《别郡公唐岩先生叙》,明万历间刻本。

④(明)黄省曾:《吴风录》,百陵学山本。

⑤(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97页。

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87页。

⑦(清)龚炜:《巢林笔谈》卷6,“叶寿承至老冠服一式”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49页。

⑧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⑨(清)龚炜:《巢林笔谈》卷5,“吴俗奢靡日甚”条,中华书局,1981年,第113—114页。

⑩(清)蔡蓉升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六年上海商务印馆铅印本。

⑾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页。

⑿(清)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清)董含:《三冈识略》卷10,“三吴风俗十六则”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22—225页。

⒀(清)孙静安:《栖霞阁野乘》上,“禾中巨富”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4页。

三民众生活的地区差异

正是由于江南这个财赋重地对于国家的重要,便使乡村民众处在了一种十分疲劳和艰苦的生活境地,辛勤劳动已不能简单地概括他们的一切。清代政府曾一直满足于对普通民众实行轻徭薄赋,岁入很低,并维持着有利于汉人上层的财政制度①。但私租之重,曾一度导致下乡村的贫困,这是从明末以来一直存在的弊政,已为清初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揭示。具体以吴县的周庄镇而言,“近地之人,在镇者业商贾、习工技为多;在乡者鲜不务农”。虽然这样,农民还是贫穷,而工商也因之贫困。原因在于“田租之重,又益以十数年来之谷贱”②。政府的杂税与明代相仿,仍很沉重,时人对此有“户派门摊,官催后保督前团,毁屋得缗上州府”的深刻描绘③。有些盛产蚕丝的富庶地区,大多是“将丝换钱索官串”,为此衣食往往不敷所需④。乾隆初期,江南地区最为富足的苏州府因户口的增加、米价的不断抬升,出现了“生计日益艰且窘”的景象⑤。嘉道以后,整个社会环境再次产生了急剧的变化。可以说,那时有两个因素削弱了中央政府对江南的控制力:一是这里仍为中央政府直接控制较为软弱的地区,二是受到了对外贸易和对外联系的扰乱性影响较为长久⑥。

1.社会生活的地区差异

“社会结构”变迁论者认为,社会的一体化与分化有着相互依赖性⑦,社会生活也是如此。江南区域虽存在着许多共同性,但内部仍有许多分异。

有学者分析指出,晚至清代,江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农作物生态分布格局:首先是滨海地区以棉为主或棉稻并重的“棉—稻产区”,包括松江、太仓的大部分和苏州府属常熟、昭文等县;其中,松江府的上海、南汇、川沙、奉贤、嘉定等地棉田种植比例高达60—70%。二是太湖以南地区,基本上“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包括了湖州府属德清、归安、乌程,嘉兴府属石门、桐乡、秀水、海盐,以及杭州府属钱塘、仁和与苏州府属吴江、震泽等县,为“蚕桑区”或“桑稻并重区”。三是以种稻为主的“稻产区”,包括太湖北部的常州府属无锡、宜兴,松江府属的华亭、青浦等“西乡地区”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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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rozman)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79页。

②(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③(清)陈维崧:《南乡子·江南杂咏》,载周?九选注:《陈维崧选集》“词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④所谓“官串”,是指官仓征收百姓交纳的实物后所开的收据。清初海宁人查慎行对下层百姓的养蚕生计有过较好的描画:“去年收丝利倍三,村中家家贫养蚕.蚕多桑少叶腾贵,千钱一筐卖未甘。……蚕娘一月不梳头,懒惰却输辛苦好,东家采得茧如脂,缲向檐前索索吹。西家茧头薄于纸,一样蚕桑两样丝。将丝换钱索官串,无者价昂有者贱。贫家衣食天所悭,别许居奇营巧宦。”参其著《养蚕行》,载聂世美选注:《查慎行选集》“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4页。

⑤乾隆《长洲县志》卷11《风俗》,乾隆十八年刊本。

⑥前揭《中国:传统与变革》,第292页。

⑦详参peterm.blau,exchangeandpowerinsociallife,johnwiley&.sonslnc.,newyork,1964.

⑧李伯重:《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江南地区内部最低洼的区域,固然十分利于水稻的种植和生产,而在圩上栽桑虽有出于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的目的,但无形中却起到了防止水土流失的作用①。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性大体与这些生态系统密切有关。一般而言,男子以耕种为业,妇女以蚕桑绣绩为工,“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②。但也有许多人开始成为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无业人员。嘉兴府地方的濮院镇,由于机织业的发达,吸引了大量离土人员来工作。当地有些富裕的农民甚至不再亲赴农田劳作,“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所谓“西头”即指石门、桐乡县地区,那里“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年年初“挈眷而来”,年终则“挈眷而去”。当时就将这种行为称作“种跨脚田”③。

由于栽桑养蚕、植棉纺织比经营粮食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乡村农民往往以丝绵织业为主,或作为主要副业。如在湖州府,几乎是尺寸之堤必种桑树,富家大户因田地广阔,所以广种桑麻,桑麻收入完全可与粮食收入相匹敌④。苏州府丝绸业的兴盛,与湖州府能够提供稳定的原料是分不开的。当时人就说苏州之丝织原料皆购自湖州,原因在于江南缫丝“莫精于南浔人”,而且这种状况已维持了很长时间⑤。嘉兴府的王江泾镇地方,丝业极为发达,“其丝衣被天下,大贾鹜集”⑥。松江、湖州、嘉兴等地乡村的最大生活来源基本就是纺织业。如桐乡的濮院地方,百姓基本上就以纺织丝绸为生,这里的手工业、商业也以此而兴隆;其工业以织业、线作业为主,商业则有丝业、菸叶行、桑叶行等,充分体现了地方产业的基本特征⑦。再如,早在明代就以“收不尽魏塘纱”著称的嘉善县乡村,很少产木棉,村民副业就以纺织为主,每天清早将织成的纱或布入市集换取棉花,回家后再进行纺织,由此获得衣食之源⑧。这种情况在江南具有普遍性。例如,在嘉兴的新塍镇地方,村民将纺成的纱、布也在清晨入市换取木棉,回家再织,次日晨再入市交换;这样每天大约能交换纱、布四五两,村民除了务农垦田以输官偿息外,其衣食就全靠纺织⑨。城镇中的棉纺织业也很普遍,一些地方官员对纺织业的重视对此更起到了推进作用⑩。但是植棉却有不同,在灌溉不利的地区,以及沿海不适宜其他作物的盐碱地带,植棉是有利的;而在灌溉便利的地区,它会与水稻的种植产生冲突,种稻与植棉的收益对比,就在这些地方成了影响主要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因素⑾。所以,生活在浙江省其他地区的地主富室,对嘉、湖从事蚕桑经营获得大利十分艳羡,他们否认金、衢、严地土不宜蚕桑的事实,而归咎于“习俗不相尚”,从而使妇女们都“坐弃其利”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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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参其著《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22—25页。

②(清)徐傅编、王镛等补辑:《光福志》卷1《风俗》,民国十八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

③(清)沈廷瑞:《东畲杂记》,载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农桑》,民国十六年刻本。

④同治《湖州府志》卷30《舆地略·蚕桑上》、卷31《舆地略·蚕桑下》,同治十三年刊本。

⑤(清)陶朱公:《致富奇书》,载同治《南浔镇志》卷24《物产》,同治二年刊本.明代江南种桑养蚕最盛的是湖州府,陈子龙认为湖州“欲以供天下之织,安得不空杼柚乎”。参其著《裕全集》卷12《农政全书凡例》,裁《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

⑥(清)谈迁:《北游录》“纪程”,中华书局,1960年,第2页。

⑦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民国十六年刻本。

⑧万历《嘉善县志》卷5《物产》,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⑨民国《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⑩如平湖的陆陇其最初到嘉定为县令时,就用小船载了纺具上任;其妻亲自纺织,给地方乡民做了很好的表率。参(清)钮?:《觚?》卷1《吴觚上》,“公归集”条,康熙临野堂刻本。

⑾(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第81—82页。

⑿(清)胡炜著、童一中节录:《胡氏治家略农事编》,中华书局,1958年,第35页:“蚕织”。

另外,一些小型的冶金作坊,也有特殊的产地分布。如铜器制品,江南地区最有各的产地在嘉兴,其次当属苏州府的周庄镇①。因经济生活的需要,江南地区也有外出经商的人,但基本上是太湖洞庭山地区人,他们经商几乎遍及全国,其财富曾一度与徽商相埒②。而外来的各类商贩,在江南乡镇中十分活跃,并存在一定的地区性。仅以嘉定县区内而言,布商主要集中在南翔、娄塘和纪王;靛商活动以黄渡、诸翟?、纪王镇、封家滨为主;花商多聚集于县城东门外;米商则集中在西门外;盐、典各商与大铺户等有些不同,他们往往是“侨客”,临时寓于县城或市镇中③。

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讲,民众与官府的关系大多较为疏远。即使较为富庶的无锡地方,乡村百姓“望官衙如在天上,见差役则畏惧避匿”,他们向官府纳粮输税也是通过一些中介入完成的④。沿海的太仓州茜泾镇地方,告飞之风盛行,有滋事之徒,常欺诈良懦,“其怕见官,往往出钱私和”⑤。有些偏僻地方,甚至有至老死未见官府者⑥。这种情况的改变,至少在清初已经产生。下层民户稍微富足一些,“便与胥吏亲热,遇细故辄控更一二事”,于是“视公庭如熟路”;乡村尚且如此,城市的情况自然可知⑦。具体的例子也很多,如在较为偏僻的陈墓镇,原先也是“别流品、重门第”、“市井虽富而吐弃不顾”,但在清初,富厚人家“莫不结纳当路,攀附荐绅”;而且一般人喜欢与其交往,竟或结以婚姻的关系⑧。

从上面这些描述,大致可以概见江南乡村下层民众在传统时代的生活景象及其一般差异与时代变迁。

2.地理环境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以普通百姓而言,尽管江南这个以太湖为中心的低洼水乡有着许多共性,但因区域内部还有许多地理条件上的诸种差异,水土条件,土地的贫瘠状况,水陆交通条件等,都会影响到农业生产、经济作业和集市贸易,使他们的生活多有不同。

根据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的统计,沿太湖地区散布着334个河港?句潞?9座滨湖小山;湖中尚有马迹山、洞庭东山、洞庭西山等大小85座山。这些地方“地小而瘠,故物产甚寡,产亦地珍异”⑨。在著名的东山镇地区,基本上以生产橘柚为主,“贫家亦无不种”;种桑养蚕的也较多,“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因此当地的三四月也号称“蚕月”。由于是山区,可耕地较贵,“凡栽橘一树者,值千钱,或二三干,甚者至万钱”。也正因为土狭民稠,“民生十七八,即挟赀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这是江南地区离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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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②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页。

③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风俗》,光绪六年重修、尊经阁藏版。

④(清)黄?屑?骸段?鹗缎÷肌肪?《备参上·风俗变迁》,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明)王?:《添设孝丰县疏》,载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沿革》,光绪三年刊本。

⑦(清)龚炜:《巢林笔谈续编》卷下,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⑧(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⑨(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2《沿湖水口·滨湖山》、卷5《湖中山》、卷6《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商的典型地区。但从“恋土”的角度讲,当地还是不轻远徙,“祖宗庐墓,永以为依”①。下面再来看看沿太湖各府县地区的一般情况及其差异。

苏州府。由于苏州府的情况在江南地区具有典型性,在此略为详述之。苏州府地区除了府城附郭县地区外,吴江县地滨太湖,其最近处仅二三里,此外俱为湖荡,范围广达十余里或四五里者,以数百计;百姓生长于此,“行舟便捷,他处莫能及”,所谓“使船如使驰”,所以老幼皆善于操舟,又能泅水②。周庄镇等地,游手好闲之流,市镇往往多于村落。妇女们常以木棉作纺织,也作刺绣,蚕桑之事并不是十分擅长。近地之人在镇者多业商贾,习卫技为主;在乡者以务农为本③。陈墓镇地方务农的很少,妇女纺织棉布以资生计却很普遍,所以她们的生活最为辛苦,因为除纺织外“凡耘耨、刈获、桔槔之事与男子共其劳”;男子主要的生业是做佣工,有一半的人就是依靠窑业为糊口之计④。黄埭镇虽然“地皆平夷,田亩多种稻”,但“西南各乡大半业渔”,显然因当地河池较多之故。另外,南乡妇女织席者居多,以破布糊成的“硬*[礻+?]”也是南乡妇女多为之⑤。常熟、昭文等地,农民居住在西乡的,因地势高仰,土质强硬,“耕治尤勤苦”;而在东乡,则是“地舄卤、土轻爨、农差逸”;水乡地方,农暇时可“操舟捕鱼”;附郭地方的农民,还经营城郊农业,以就近提供城市生活所需;傍山的农民,还需“伐石担樵”。他们都不是专靠田地农作为生。日常生活用度都无大碍,乡村的茶铺、酒肆不但可供他们休闲,而且数量也在增多。即使很懒惰的人,也可以“不纫针、不举火,而服食鲜华”。其实,这也是风俗奢靡的一种表现⑥。常熟县的唐市地方,在承办县政府下达的修浚作业任务时,也要析分高乡与低乡的差异。如“在高乡则疏浚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明代当地人陆枝指出,他的田坐落潭塘,属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他还向县政府提出,在全县范围内的高区应重视开河工作,以防旱灾,而低区则重筑岸,以防水患⑦。在近海之地,如太仓州北、靠近常熟县的璜泾,清代前期还只是一个小村,居民却已达二干户,多边海而室,因此民风有二:“自镇而南至于城”,其田中中,宜种木棉,宜畜养羊与鸡鱼,也宜种竹,民风“柔弱而知耻”;自镇而东,距于海洼者宜种稻,百姓“??范?臣薄薄5钡鼗褂幸桓鲈烂恚?迕衩克曜匀?滤分了脑轮校?⑿小敖?阈拧被疃??嗵Т迳裢???唷?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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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承庆纂:《乡志类稿·风俗·习尚》,民国二十三年洞庭东山旅沪同乡会刻本。有关产橘情况清乾隆时已不兴盛,但种植花果,如桃、枣、栗之类则仍很普遍;而外出经商,仍以东、西两山人为多。详参(清)金友理撰:《太湖备考》卷s《风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②光绪《苏州府志》卷3《风俗》,光绪九年刊本。

③(清)陶煦辑:《周庄镇志》卷4《风俗》,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④(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奉

⑤朱福熙修、程锦熙纂:《黄埭志》卷2《风俗》、《物产》,民国十一年苏州振新书社石印本。

⑥详参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⑦(明)陆枝:《复邑令书》,载(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集文”,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⑧(清)赵曜纂:《璜泾志略·流习》条,稿本。“自镇而南至于城”原文作“自城而北至于邑”,稿本中已改;这里本属常熟境,清属太仓州,故原文有此记录。

松江府。靠海之县较多。如金山县,百姓“擅陆海之利”;风俗方面,“似吴十之三,似浙十之七”。在上海县,“人仰耕织而食并海”,到清代嘉庆时期,已是“海人杂处”,“居游服馔,颇近于奢”。南汇县地方,田多高昂,民服耕力穑,四民各专其业。川沙县也是如此,地方濒海,风俗稍悍,与上海、南汇不甚相远。奉贤县百姓“敦本重学”.其西“文而不浮”,其东“悫而不鲁”。近太湖的青浦县,因地局水乡,除耕渔外,生计较少,与其他县有所不同①。在松江府城乡地方,有人还以“传递柬帖”为生计,以此致富者多,时称“农民”,常扬扬自得;但这种生计被鄙为“最贱”②。

常州府。整个府,从北面的靖江、江阴到南面的宜兴,从东面的无锡到西部的武进,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土壤高下不一”,农业生产上“各随地利以顺天时”,种稻一般适于高田,但夏至后在圩田种植较为适宜;极高之田,不便戽水,多种菽粟,木棉,或者荞麦;极低易被雨水淹没的田地,往往秋前莳种③。具体以无锡县地区为例,田地还细分成“平田”、“高田”、“低田”,以“平田”为最佳;对农作来说,高田要依靠陂塘的灌溉保障,而低田则迫需堤岸的浚筑以防大水④。

湖州府。这里的情况类似于常州府,低丘山地与小平原相间.乡村农家一般都习于耕作,但七八岁的男子也“从师读书”,有空就“斫草饲羊,或随父兄作轻便工,未有以荒嬉者”。近镇的村落地方,农民多以织绢为业,男子也从事本由妇女为主的“绞线”等工作,并经常到市集上买丝和卖绢,由此“田功半荒”,却能“衣帛食鲜”,常能有醉饱于市肆的“佚乐”,这是“常农”不能比的生活⑤。孝丰县处于府境极西的山地,“负险为固”,民间“凡有科调,缓则玩,急则变”,东西两地又有差异,所谓“东地沃而侈,西地瘠而险”⑥。北面的长兴县,风土习尚与府城接,但地介湖山之间,共分十二区,上六区山乡,下六区濒湖,濒湖者种晚稻居多,山乡则多种黄?⑦。府境南部的德清县,“地瘠土薄,耕种鲜获”。但至少在康熙初期,这些“穷乡僻壤”已是“无地不桑”,养蚕织茧,民间输课完租外聊给衣食,因此如果蚕事不利,难免“折栖变产,抵偿所负”⑧。邻近的仁和县唐??虻厍??囟嗵锷伲?榈匾松#?鏊恐?啵??屎拖刂?祝欢?列杂忠斯??⒉?凌恕⒚坶佟⑻摇⒚贰⒏收岬龋辉谟兴?胤剑?蚨嘀擦馀孩帷?o:p>

嘉兴府。嘉兴县地区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嘉善县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四周风习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袖,士夫好夸诈;南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平湖县僻处府境东南部,“工作无他技巧,??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秀二府之间,“上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⑩。从整个江南地区来看,山地并不多,平原陆地也不多,而以河湖等水体居多。因此,以河湖为基本生存环境条件的乡村,民众的生产与生活多据水源条件的优劣展开。如在吴江分湖地区,傍湖之民以农为业,其在湖之东境者耕种尤勤⑾。傍海之民就靠捕渔为生,春夏间鱼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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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嘉庆《松江府志》卷5《疆域志五·风俗》,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②(清)董含:《三冈续识略》卷下,“煞神”条,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62—263页。

③康熙《常州府志》卷9《风俗》,康熙三十四年刻本。

④(清)黄?屑?骸段?鹗缎÷肌肪?《备参上·地亩等则》,乾隆十七年修、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⑤(清)蔡蓉升原纂、蔡蒙续纂:《双林镇志》卷15《风俗》,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六年铅印本。

⑥光绪《孝丰县志》卷1《方舆志·风俗》,同治十二年兴修、光绪三年修竣、光绪二十九年补刊本。

⑦嘉庆《长兴县志》卷15《物产》,嘉庆十年刊本。

⑧康熙《德清县志》卷4《食货考·农桑》,康熙十二年抄本。

⑨(清)王同撰:《唐?侵尽肪?8《纪物产》,光绪十五年著者手稿本。

⑩光绪《嘉兴府志》卷34《风俗》,光绪五年刊本。

⑾(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潮上,张网较为适宜;当时到城乡间贩卖的渔船就被称作“鲜船”①。对农作灌溉影响较大的是地势上的高低。例如,在松江府地方,“高乡”与“低乡”的水土条件往往随气候或环境的变化,收成因此不同,农民的生活也多受其影响,甚至出现了乡村民众于农历元旦盼望天气阴晦的情况。流行的“年朝黑漉秃,高低乡尽熟”的农谚就反映了这一点②。在乌青镇地方也是如此,如在康熙五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大暴雨期间,当地河水陡长五六尺,苗禾全部烂尽,村民竞相到“高乡”买秧苗,出现了“村舟相接者数日”的情况③。而在沿海地带,潮田(仰潮水灌溉之田)很早成了低洼区人们开发利用的主要形式;明清时代的乡村民众一般都能够利用潮汐的有利条件来促进农田水利事业④。

在东部今天松江的天马山地区,“西北诸乡”多种木棉,很少养蚕。低乡地区遇大水,村民习惯用竹子制成“稻蔹”,“浮驾水面,用以承稻”;南乡地区稻田高而平,“斫稻晒谷功易成”;北乡地区是所谓的“稻田水漉漉”,人们苦无干地⑤。嘉兴府地区的嘉兴县,地势高亢而怕旱;秀水县土地卑下而惧水潦;嘉善县地势是南高北低,存在着“旱则南乡困、潦则北乡悲”的情况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天启年间,松江华亭人陈继儒写信给嘉善县令康元穗,建议他大修低乡圩岸,以防御水灾⑦。湖州府地区交错于圩田间的小溪流,是低丘山地农田的重要依靠,需要不断浚治。这些不仅是重要的排水渠道,也是灌溉的重要用水源.也有学者指出,当地除一部分高乡外,塘、浦、港、?尽?旱仍谒??δ苌系谋U霞捌溆行Ч芾矶技??匾?唷?o:p>

就植棉而言,太湖东南部的嘉定、昆山、太仓等地,都是广植棉花,是著名的棉产地⑨。上海县也产棉花,“种植之广,与粳稻等”⑩。以故棉纺织业不但盛于村落农家,城镇中也很普遍⑾。所以当时嘉定“地不产米,民苦充漕”的情况,也表明当地不适稻产而宜植棉⑿。松江府是江南植棉纺织的重要生产地区,但乡村地区并非都宜植棉,棉适于高地生产。在今天的川沙县高桥镇以北地方,当时属“江东”八都地区,东西北三面距海浦,浮沙瘠薄,地不宜棉,也不宜种稻;但是久灌之后,棉又若蔓草,所以三年种棉,必须有一年种稻,当地有所谓“七分棉花三分稻”之谚⒀。因此整个松江府境内的植棉纺织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大体而言,东乡种木棉者居十之三,俗称“花地”;西乡土性不宜棉而女红擅针黼,故以布为恒业⒁。而田间施粪灌溉还存在着清淡与浓厚的地区之分异,并非所有浓厚的粪肥都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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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学洙纂:《南汇二区旧五团乡志》卷13《风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上海农谚》,中华书局,1961年,第4页。

③(清)董世宁纂:《乌青镇志》卷1《祥异》,民国七年铅印本。

④黄锡之编著:《吴地水利》,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⑤(清)周厚地纂:《干山志》卷3《土产》,《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⑥(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⑦(明)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尺牍》卷3《与嘉善康中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崇桢刻本。

⑧(日)森田明著:《清代水利史研究》,亚纪书房1974年,第250页。

⑨这些地方土地瘠卤,不宜种稻.如在嘉定县,植稻面积甚少,种棉花的占了全境的十分之七;米粮若有不足,就取资他县.参(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2《记加征省卫运军行月粮始末》,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19-321页。

⑩(清)叶梦珠:《阅世编》卷7《食货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6页。

⑾万历《上海县志》卷1《岁序》,万历间刻本。

⑿(清)周鼎调撰:《嘉定周氏宗谱·周氏族谱传》,康熙间著者手定原稿本。

⒀(清)佚名:《江东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⒁(清)周风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风俗》,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地发挥地力,当视不同地区而异。如松江府城地区就宜施淡肥,其效力远比上海地区的浓肥为佳①。

河湖分布丰富的地区,渔业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在湖州低乡地区,一遇大水往往“稔不胜淹”,但百姓“于田不甚尽力”,因为其利益所在还是“畜鱼”②。所以,低洼而水源丰富的地区,渔业是其一个重要的经济特色。如地处湖泊群中的周庄镇地方。以渔为业者就很多。由于渔业所用的器具多为竹制,就近供应渔业需求的竹器制造成了一时之需.周庄镇北栅的竹器制作在江南颇为有名,清初有朱天祥三兄弟所造竹器时称“独步”江南,故同里、角直、陈墓、金泽等镇的商贩,都争相来购。当然,一般农作对竹器的需求也是很大的③。由此,手工特产也随之出现了地区性。就纺具来说,有车、锭子等。锭子用铁制成,纺车则用以绳、竹、木造就。这些地区以金泽镇地方所产为精良,当时东到松郡西达吴江,南自嘉兴北从昆山、常熟,人们都来购买④。与此相类的,是邻近的朱泾镇地区所产的“铁锭”,也最精良,当时有“朱泾锭子吕巷车”之谚称道之⑤。

另外,农田少的地方,佃民就多,因为较好的田地都被居于城市的富户们所占有。如角直镇地方就较为典型。而这些田地也因所处地区的不同,差异较大。如近镇的田亩,在元和县之东、昆新两县之西的,不属高肥之区,但也不很洼瘠;而滨临吴淞江的田亩,“大水之年多有淹没”.同样是以纺织为生计的地方,其具体情形也有分化。角直镇四栅居民,除为工、商、佃农外,基本以织?为业,西、南二隅地区,“迤南迤西尤甚”。东隅则多业蒲屦,迤东南多业织棉布,迤东北多业织夏布,迤西北多业蒲篓;女红则以绩?为多⑥。陈墓镇的情况与此略同,务农者较少,男于多作“佣工”或借“窑业”谋生,妇女多纺棉织布⑦。

上面描述的这些琐碎情况,都是因地理环境的差异而造成的,加之乡村传统影响的介入,使这些差异历时久远。

3.东西差距与不轻离乡至于江南区域内部表现出来的东、西差异,也是多方面的。这种差异,一是表现在整个江南地区的东、西部差异,二是体现在一个府、一个县或一个乡镇地区的东西南北生活差异。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东西差距是很明显的.以灌溉而论,大旱期间,苏松的低区尚可戽水灌田,西部的常镇诸郡,率皆无禾,于是饥民多前来求赈⑧。具体的事例,前文皆有许多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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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王有光:《吴下谚联》卷2,“松江清水粪胜如上海铁搭坌”条,中华书局,1982年,第66页。

②(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补农书校释》,农业出版社,1983年,“运田地法”,第132。

③(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土产》,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④(清)周凤池纂、蔡自申续纂:《金泽小志》卷1《土产》,乾隆间纂、道光十一年续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⑤(清)朱栋纂:《朱泾志》卷1《物产》,民国五年铅印本。

⑥(清)彭方周纂:《吴郡甫里志》卷5《风俗》,乾隆三十年刻本。

⑦(清)陈尚隆纂、陈树谷续纂:《陈墓镇志》卷3《风俗》,雍正二年成书、乾隆三十五年续修,抄本

⑧(清)陶煦纂:《周庄镇志》卷6《杂记》,光绪八年元和陶氏仪一堂刻本。

从奢侈风俗盛行之情况来看,江南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所用也有差异,西部地区就不能与东部相提并论。西部较为偏僻的湖州府安吉等地,普通民家的居室虽已都是“瓦屋砖墙,茅房甚少”;富户则“多架高堂,颇事壮丽”,所居楼房较多。三间五间不等①。但在东部的松江府,这方面的生活很早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万历时人范濂就曾指出在他年轻时细木家俱如书桌、禅椅之类“曾不一见”,民间所用只是银杳金漆方桌,但当有人从苏州购来几件细木家俱后,很快导致了松江日用家俱的变革,从隆庆、万历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装杂器,俱属之矣”;富庶之家又开始追求更高级的家俱制品,凡是床、厨、几、桌之类,都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做成,“极其贵巧,功费万钱”②。居室的奢华还体现在门庭的营造上。清代上海人叶梦珠指出了居室大门样式的流变’认为“皆哈于世家,后及于士类,甚且流于医卜胥吏之家”,都趋于奢华③。当然,每个府或县的内部,富室与普通民众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如松江地方,富豪之家虽都是朱碧辉煌,而倾椽颓墙的贫困人家也为数不少④,但这不是普遍现象。

即使在很小的乡镇范围内,差别依然存在。以浏河镇之北、濒海的茜泾镇地方而言,因土地瘠薄,“金木上石之工绝少”,清代前期因当地河道久淤,远商裹足,所以“一阅之市,惟乡民而已”;而乡民之风气也各有不同:从西、南、北三门进城的以本分人居多,店市都乐与交易,而从东门进城的,多强赊强卖,动辄打架,被目为“海蛮”或“海贼”,东乡民众多系贩盐贩米之徒,入市必集酒肆,而且醉必寻殴⑤。

在清代的元和县唯亭镇地方,近镇田亩处于府郡城之东南塘北的,高于塘南,都属洼下之区,一遭水灾即至淹没;地滨阳城湖、金沙湖之水区.则更易淹没。这是唯亭镇周边的地理环境。镇之四隅,百姓除从事工商佃农,各习手艺。这个手艺在镇中也存在分布差异:东南隅,业毛毡;南隅,业织蒲蒌;西南隅业织芦席;西北隅,业织沙,间有业毛毡、编席、切纸者⑥。再以太仓州近海的双凤地区农民生活为例,西北专植?稻,东南杂种木棉。就棉业生产来说,“东尚棉布,西尚夏布”,也存在着差异⑦。田赋方面,更需根据土地状况进行区划,以定出不同的等则。例如,在华亭县仙山乡七保四区的“寒圩”地方,包含了三十图(寒字圩)、三十一图(天字圩、月字圩)二图。早在明代隆庆年间,地方政府在履亩清丈时,将这里的田土还要细分成上中下三乡,这个寒圩就列在下乡⑧。又如在七宝镇地方,属“东南旱乡”,居民自耕织外生计较少,东南田土瘠薄,被列入“荒区”,又为旱地,“大熟所种,花居大半,豆次之,种稻者十不得一”,而种棉花者十居六七⑨。因此,无论是自然条件的局限,还是地方传统的影响,地区生产和生活往往各有不同,且有独立的分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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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同治十二年刊本。

②(明)范濂:《云间据目抄》卷2《记风俗》,民国年间上海进步书店印行本。

③(清)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④(清)施鸿:《徵景堂宦游小集》卷4《门面》,清康熙刻本。

⑤(清)倪大临纂、陶炳曾补辑:《茜泾记略·风俗》,乾隆三十七年纂、同治九年增补抄本。

⑥(清)沈藻采纂:《元和唯亭志》卷3《风俗》,民国二十三年元和沈三益堂铅印本。

⑦(清)时宝臣纂:《双风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清)杨学渊纂:《寒圩小志·田赋》,嘉庆间修、咸丰元年后增修,抄本。

⑨(清)顾传金纂:《七宝镇志》卷1《风俗》、《物产》,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尽管江南地区水域分布广泛,地狭民稠。尤其是在明清两代,土地的开发利用已达到了极致的情况下,农村剩余人口多有流入城镇从事短期的佣工等工作。但是远赴他乡谋生或经商远行的,除了前文言及的洞庭东山、西山的两地商人外,极为稀少。在城市和乡镇地区,一般从事乡村集市贸易经营的也多非本地人①,“经年远商”的情况颇为罕见②。

对农业的重视,是江南这个经济发达地区所共有的普遍性。即使在晚近时期较为近代化的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村里极少有不干农活的人家,而且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都以农业为主要职业③。这是江南地区不轻远离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要因,是当地谋生之途是多样化的,因此即遇荒岁,仍能固守家园。下面以江南地区最为富庶的地区择例言之。

嘉兴府新塍镇地方,在端午节前后有“青苗会”专门督促农耕和负责相关礼祀活动,所以当地百姓“耔耘粪溉各以时日,毋敢离畔”④。因此后来就有所谓“富民不出境,士夫多才能,市业生理媲于他镇”的美称。⑤太仓州璜泾镇等地,一般民众都重视农业,“蔑游手游食之习”。更重要的是“安土不好远游,无故未尝适百里”,纵使游商在外也不会超过一年,“有过期不归者,人以为异”⑥。双凤乡地区虽以贾为业,“鱼米西来,木棉东集”,但“经商远出者不闻”,当地人“故土为安,不忘根本”。⑦许多地方的乡农“以田为命”,尺寸动必相争⑧。如嘉定县诸镇,多在吴淞江北,在吴淞江南的仅高桥、纪王二镇,纪王镇地界松江府上海、青浦二县,乡村百姓以田土为性命,故牢守寸田尺土,动必相争,地方的狱讼大半由此生产⑨。

苏州府常熟县唐市镇等地,山水田地相间,除农忙时节外,男子“捕鱼灌园”,女子“擗绩纺织”,将“谋生之方”,全部寄托在田亩上,“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⑩。虽然在某些地方,如震泽的“薛埠以西因渎西村,多出外经商。……速则一二年,迟则七八年,始一返里.离父母,弃妻子,习为固然,毫不介意”,而且因获利颇丰,出现了父兄暂归即令子弟继出的情况⑾,但是较个别的,其他地区仍为罕见。总的来说,震泽县地方民众都是“重去其乡,离家百里,面有难色”,非公差仕官不远游,以故商贾少而农业多⑿。终年力田的乡村百姓都不喜远出谋生,所以“工不越乡,商不越府治各县”的情况在江南很多地区都能看到⒀。在苏州府城至昆山之间交通要路上的信义乡,还滨临水运干道至和塘,本来应该是商业活动活跃的地区,但“营业者多坐贾,少行商;食力者,多耕稼,少工艺”⒁。即使是贩卖稻谷的小商人,往来经营也“不越千里之内”⒂。城乡地区的繁荣,除了民众重视田地劳作外,还有更多的副业可以营生,故常常是“即遇荒岁,犹守妻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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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②(清)曹焯纂、陆松龄增订:《沙头里志》卷2《风俗》,顺治十七年纂、乾隆五年增补,清抄本。

③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1页。

④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1《农桑》,民国十二年乎湖绮春阁铅印本。

⑤朱士楷纂:《新塍镇志》卷2《风俗》,民国十二年平湖绮春阁铅印本。

⑥(清)施若霖纂:《璜泾志稿》卷1《风俗志·流习》,民国二十九年活字本。

⑦(清)时宝臣纂:《双凤里志》卷1《风俗》,道光六年活字排印《娄水艺文汇抄》本。

⑧(清)王永安纂、侯承庆续纂、沈葵增补:《紫?村志》卷2《风俗》,康熙十七年修、咸丰六年增修,上海图书馆藏传抄本。

⑨(清)秦立纂:《淞南志》卷2《风俗》,嘉庆十年秦鉴刻本。该志为今天上海市纪王、诸翟两镇之合志。

⑩(清)倪赐纂、苏双翔补纂:《唐市志》卷之上《风俗》,乾隆五十七年原纂、道光十四年补纂,抄本。

⑾民国《儒林六都志》卷上《疆域·风俗》。

⑿乾隆《震泽县志》卷25《风俗一·生业》,乾隆十一年修、光绪十九年重刊本。

⒀(清)封作梅补辑:《张泽志》卷2《杂类志·风俗》,松江博物馆藏抄本。

⒁(清)赵诒翼纂:《信义志稿》卷20《志事·风俗》,宣统三年修,抄本。

⒂(清)柳树芳纂:《分湖小识》“别录下·风俗”,道光二十七胜溪草堂柳氏刻本。

轻去乡井”,就在于“谋生之方不出一途”。即使地方上有经商者,都是“少离乡远”,所以地方上的商贾性事务常被外来转贩者所占据①。另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往往使“男耕女织”的传统生活观念根深蒂固,如在周庄镇地区,人人“颇以作家为务”,间有不事生产的,就群起而攻之②。

四结语

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区域内地理环境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现代对于江南的田野调查,也表明这个水乡一体化下的地区,内部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在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即使在范围极小的区域内,也是很明显的.例如在今天同里镇北面的九里湖围垦区南半部与北半部的土质完全不同,南半部非常贫瘠,而邻近吴淞江的北半部很肥沃③。这种事实必然导致南、北两地从乡村农业生产到民众文化生活的极大差距。

传统的大宗生产早已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民众的生活体现了多样化。其中,水的影响极为深远。从低丘山地到湖泊群布地区,民众的生产活动与生活构成,都大受水的影响。一个显例,是江南水乡的特征体现在地名中十分显著,以浜、泾、桥、浦、塘等水体为名在地名中占了绝大多数。通过地名的考察,也可以透视江南水环境的普遍特征和地区差异,即水文化在地名命名中的广泛意义,也可从一个侧面探索人类活动在特定环境下的发展和变化,并照观水在江南地区的人生中的重大影响④。因此,特定地理环境对于区域社会的经济体系和社会风习,甚至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使微小至一个村落,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⑤。

本文对于江南地区乡村民众生活和生产的差异与地理环境所作的初步分析,一方面对于传统所认为的平原水乡生活的共同无差别性进行再检讨,另一方面,也对于以往研究中对生产区、风俗区等乡村生态文化区划的界定提出不同的意见,即在根据一些表面上具有共同性的地区界定为同一区划的同时,更应注意这种区划的可靠性及其相关地域内部存在的实质性差异,重视地理环境的因素和乡村传统的综合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雍正《昭文县志》卷4《风俗》,雍正九年刻本。

②(清)章腾龙著、陈勰增辑:《贞丰拟乘》卷上《风俗》,嘉庆十五年聚星堂刻本。

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194页。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9

关键词:英汉翻译;文化差异;影响;方法

引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附属于不同的文化。汉语和英语分属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化承载着不同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历史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等等,而这些差异性往往会给翻译带来一定的理解障碍。所以在国家交流中,译者们不仅要对语言表层的转换,还要考虑其中的文化因素,提高翻译的质量,也使之更加恰当和准确。

1.文化差异在英汉翻译中的表现

“文化”是一个很宽泛的词,笼统地讲,它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既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既包含了价值观念等意识方面的小文化,也包含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和地理环境等物质方面的大文化[1]。语言作为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之一,承载着该地区特有的文化,这些差异性都影响着汉英之间翻译的思想表达。下面,就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影响因素展开叙述。

①生活环境的差异性。俗话说:“近山识鸟音,近水识鱼性。”这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是一个西方的岛国,四面环海,海洋生物繁多,航海业发达,全年温和湿润,适于园艺业的发展;中国位于东半球,由于亚热带季风的气候,农业是其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的祖祖辈辈都居于亚洲大陆,生活也离不开土地。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喻人铺张浪费,花钱奢靡,英语用“spendmoneylikewater”,汉语则是用“挥金如土”。虽然两个词的喻体不同,但是意义是一样的。再比如,由于英国常年是盛行西风的,所以报告春天消息的是西风;而在汉语的文化体系中,春天经常刮东风,所以东风也具有很多引申义和喻意,比如“东风拂面”、“改革的东风”等。故而我们在阅读雪莱的《西风颂》时会有所误会。

②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或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英汉两种语言也不例外。英语所在的民族和地区注重逻辑和抽象思维,而汉民族则是更注重具体思维[2]。比如,汉语中的一个成语“胸有成竹”,如果直译成:haveabambooinone’schest.就会让人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甚是费解,但是当我们用一种逻辑思维来意译:haveawell-thought-outplan.则让人很容易就了解这个成语所要表达的意思。在思维方式中,英汉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其实还是在于英语重直线思维,习惯直截了当,从一般到具体,从概括到举例;而汉语则是重曲线思维,习惯从具体到概括,从众归一。比如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里的开头一句话:itisatruthuniversallyacknowledgedthatasinglemaninpossessionofagoodfortunemustbeinwantofawife[3].但是我们汉语却总是先把事实叙说了再来进行总结,这句话在中文是这样的: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个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其思维方式的差异由此可见。

③风俗习惯的差异性。风俗习惯是在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人们共同遵守的传统习性,风尚或是礼节,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有着非常强烈的制约作用[4]。而其在英汉翻译中的表现也是多方面的,因为语言来源于生活,所以它在潜意识里就要求译者要了解该语言所包含的一些缘由。比如,关于数字“8”,它是汉语使用者广泛喜爱的数字,因为其发音与“发”谐音,代表着人民要发财的愿望,其寓意是吉祥的,但在英语中的“eight”,是没有该层含义的。相反,英语中对数字“seven”是情有独钟的,其中不只因为它的风俗习惯,还包含着它的宗教色彩,在西方人的眼里,“7”是一个命数,上帝用了“7”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他的身边有“7”个天使,而且一个星期有“7”天,在他们的眼里“7”就意味着幸福与幸运,但在我们汉文化中却没有[5]。另外,中西之间对颜色也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也反映出了不同风俗习惯的差异性。以白色为例,在西方,白色象征着纯洁,新娘在婚礼上也是身穿白色婚纱;但是在中国,只有葬礼上悼念死去的人时才会穿白衣,婚礼上却总是穿上大红礼服来象征红火吉祥。所以有时不了解其风俗习惯,对其翻译出来的文字也就无法理解,只有充分了解其生活习惯,才能清楚其中包含的蕴意,才能给翻译提供方便。

④历史文化的差异性。历史文化是特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文化,其中包含着特定的人物和事件,在翻译的过程中也常常会遇到因为历史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难题。比如“meetone’swaterloo”是源于法兰西的缔造者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一事,以示拿破仑反攻的失败,如果译者不了解这一历史事件,那么对其中所包含的喻意就不得而知了。又比如《史记》中“鸿门宴”这节里说到“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其意思就是“别有用心”,但如果译者没有阅览过司马迁的《史记》,不了解项庄和沛公为何人,那么要他进行翻译估计很有困难,其表达的意思也很难理解。所以译者在进行英汉翻译时,要对双方的历史文化都有相关的认识,有了历史文化作为强有力的支撑,双方的交流才会更加顺利。

2.文化差异下的英汉翻译应对措施

翻译活动不仅是双语之间的转换活动,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活动,所以翻译人员在进行翻译时应该要在语言的基础上,再联系两种语言间的文化差异将原文要表达的真实意蕴给真确地表述出来,而这也是使翻译工作达到“信、雅、达”的关键。

①附加注释。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成语或是句子一种语言所特有的,比如中国的成语“东施效颦”,如果就简单地翻译成“DongShiimitatesXiShi”则没有把这个成语“胡乱模仿,效果极坏”的意思给完整表述出来。但是如果在旁边进行注释的话,比如(XiShiwasafamousbeautygirlintheancientKingdomofYue.DongShiwasa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XiShitobebeautifulasXiShi.)这样读者或是译者不需要查阅太多资料就可以了解其中所包含的意思,并且一目了然。

②意译法。直译是翻译最原始也是最忠实原文的翻译,但是有时限制于文章的结构形式与风格,往往需要对要翻译的内容进行填词或是删字,以求文字的通顺,传达原文的意义。例如英语中有这样一个句子:“asthinasashadow.”从字面上看,它的意思就是“瘦的像影子”,但是由于我们汉语没有这样的一个比喻,为了更符合我们汉语的习惯,我们就可以译成“瘦的像猴子”。

3.结语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产物,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差异,也随着我国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翻译成为了我们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而翻译工作者是构建这座桥梁的设计者,为了让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更紧密,翻译工作者应积极了解双方的文化,消除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作者单位:辽宁渤海大学)

参考文献

[1]黎功成.翻译中的文化问题(英文)[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03):14-25.

[2]陈凯.试论翻译的跨文化内涵[J].宜宾学院学报,2011,32(09):112-117

[3]李建莉.英汉思维差异对大学生英语翻译的影响及对策[J].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15(03):68-75.

中西方风俗差异篇10

【关键词】文化差异;商务英语翻译;跨文化交际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各异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相互沟通交流便产生了跨文化交际,商务英语翻译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在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要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等,熟悉双方文化差异因素,力求翻译的无歧义。鉴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接着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文化差异的主要表现

1.对事物认识的差异。不同地域和国度的人对事物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有时甚至相反,在商务英语翻译中对一些比较敏感的词汇要特别注意。例如我国著名电池品牌“白象”如果做直接翻译的话为“whiteelephant”,翻译没错,但是在西方国家消费者是感受不到品牌含义,在翻译过程中可以考虑将“elephant”替换为在西方人心目中象征强有力的“lion”,这样不仅文化含义对等,而且不会产生任何误解。

2.地理位置的差异。世界各国地理位置存在的差异较大,会对各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我国处于太平洋西海岸,从太平洋吹来的东风素有送暖之意,是春天的象征,我国一汽以“东风”为汽车商标。对于面临大西洋的英国,西风代表了温暖和煦,英国以“西风”(Zephyr)作为汽车商标,而不是东风。这就是地理位置造成的文化差异。

3.心理特点的差异。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们的心理特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女性忌讳有关年龄的问题,在我国大部分人并不在意此话题。类似此种的差异在商务翻译中不可忽视,翻译人员应该充分地了解不同国家人们心理特点的差异,以减少商务翻译中的失误。

4.风俗习惯的差异。每个国家都有其发展的独特历史,在发展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认识到这一点在商务翻译中尤为重要,例如对颜色的认识问题,蓝色在西方国家有忧郁之意,美国将心情不好的周一称作“bluemonday”,所以一个衣服品牌“bluesky”在英语中成为“毫无价值”之意,不同的是中国人将蓝色看作晴朗清新的代表,此外比利时人和埃及人则认为蓝色代表倒霉和晦气。

5.谚语的差异。谚语是文化的体现,是语言的凝练,它通过简单的语言形式表达深刻的含义。不同国家的谚语表达是有差异的,例如“事实胜于雄辩”就可翻译为“Factsspeaklouderthanwords”,所以在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应该注意谚语表达的差异,避免以包含中国人名或者地名的汉语谚语去硬套英语谚语,造成翻译的矛盾或者不明确。

二、减少商务英语翻译中文化差异影响的对策建议

1.充分理解语句表达的含义。在商务英语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表层含义上,而是应该去探求文本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充分理解语句表达的含义。有时文本从字面理解是一层含义,实际表达的则是另外一层含义。翻译者要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逻辑推理和引申,翻译出文本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

2.了解文化背景差异。文化背景差异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不是几年之内形成,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应该下足功夫去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表达方式和语言含义,着力在本土文化和外国文化中找到一个翻译的切合点,将由文化差异因素导致的翻译错误降到最低概率。

3.掌握国际商务英语翻译技巧。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及被传播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较之普通传播过程,操纵者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文化转化码,以达到两种语言所表达含义的一致。近年来,翻译理论和技巧是翻译界研究的热点,对于翻译者而言,用翻译理论和技巧来武装自己是非常必要和有效的。

4.积累大量的本土和目标语言文化常识。文化是一种大众形式形成的主流,它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个人所属的社会属性和特质,所以从文化理解角度来看,直接翻译文本在商务英语翻译中是行不通的。翻译者只有积累大量本土文化和目标语言文化常识,才能更加有效地解决商务英语翻译中的文化冲突问题。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翻译人员应该了解文化差异的主要体现,并在此基础上借助电视媒体、报刊杂志等积累文化差异常识,将其应用到实际翻译工作中,最大程度低避免翻译失误而带来的经济损失和商务合作不愉快。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