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1
【关键词】来访者;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伦理行为;横断面调查
中图分类号:R749.055,R39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01-0001-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1.省略
【abstract】objective:toexploretheclients'assessmentfortheethicalbehaviorofthecounselorsandpsychotherapists.methods:themainmethodusedinthisevaluationwasquestionnaire,andtheselfmadequestionnaireoftheethicalproblemsinpsychotherapyandcounseling(fortheclients)wereusedasevaluationtools.totally1100clients,from12citiesinChina,wereinvestigatedwith807questionnairesreturned.Results:84.5%oftheclientswereconfidentinthetreatments,and89.2%ofthemgavepositiveassessmentfortheabilityoftheircounselorsandpsychotherapists.15.9%ofclientssaidthecounselorsandpsychotherapistsshowedimpatienceortalkedtothemabouttheirstresssometimes.Besides,59.1%knewaboutthecharacters,namesandchargeofthepsychotherapiesandcounseling,and53.4%knewthebackgroundofthecounselorsandpsychotherapists.91.3%ofclientsthoughttheprivacyandtreatmentcouldbekeptsecret.7%ofclientshadintimaterelationshipwiththeircounselorsorpsychotherapists,1.5%hadsexualrelations,and18.3%madefriendsinlives.79%ofclientscouldreceivetimelypsychotherapiesandcounseling.Conclusion:Fromtheassessmentoftheclients,thevastmajoritiesofthecounselorsandpsychotherapistsdowellinworkability,confidentialityandtimesetting,butnotsowellininformedconsentanddualrelations,whichneedtobepaidattentiontoandimproved.
【Keywords】client;counselor;psychotherapist;ethicalbehavior;crosssectionalstudy
伦理是规范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应当遵守的道德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甚至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越来越广泛与复杂,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越加显得突出。而在心理治疗与咨询的实践中,伦理学问题几乎贯穿整个治疗与咨询过程之中[1]。治疗者在助人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和义务,如果不能很好地履行这些责任或义务,那么来访者就可能会受到伤害[2]。
国外有关心理咨询和治疗的伦理问题研究持续多年,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人员的伦理学原则和行为规范,并有专门机构约束和处理伦理纠纷。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颁布了心理学工作者的伦理学原则和行为规范[3]。美国学者pope等[2]研究发现,心理咨询和治疗执业过程中违反伦理的行为主要有:与来访者发生双重关系(25%);不胜任的专业行为(28.6%);欺骗性治疗(9.5%);督导的问题(4.9%);违反保密原则(3.9%)等。违反伦理标准和法规的心理咨询和治疗师将要受到美国心理学会伦理学委员会和州注册部门的处罚,严重的将受到渎职的指控,被告上民事或刑事法庭。
近20年来,心理咨询和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服务行业在中国取得了很大发展,正处于“职业化”加速进程之中。现在各大综合医院、精神病医院已普遍建立心理咨询门诊,全国许多高校和部分中小学已建立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社会上也开办了婚姻、职业、儿童等各种心理咨询机构。2001年8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规定通过考试的人员可以独立开业。自2002年以来,全国各大中城市出现了许多心理咨询师的培训机构。但是,由于国内没有统一的心理咨询师的职业伦理规范以及约束机制,从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违反保密原则、知情同意、与来访者发生多重关系的案例时有出现。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以及从业者的声誉。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有关心理咨询和治疗师的伦理问题,如《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组织了系列讨论[4]。但针对心理咨询和治疗者从业伦理状况的研究则很少,尤其缺乏针对来访者的大样本系统调查研究。本研究对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服务的来访者进行调查,分析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伦理行为的评价,以促进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行业的职业化、规范化和专业化进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按全国的行政区域划分,选择其中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行政区为调查区域(港澳台除外),按照心理咨询和治疗开展的情况,选取12个城市作为调查点。调查时间为:2007年10月至2009年2月。各调查单位由门诊接诊护士负责,请来访者在等待就诊或者做心理测验时填写问卷。每个调查点发放问卷50~250份,共发放调查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807份,有效率为73.36%。其中:上海市209份,广东省170份,浙江省112份,山东省72份,湖北省48份,四川省38份,甘肃省36份,云南省30份,辽宁省29份,黑龙江省27份,安徽省25份,内蒙古自治区11份。综合医院心理科的来访者472人(占58.49%),精神病专科医院心理咨询门诊的来访者335人(占41.51%)。
1.2工具
自编心理咨询或治疗伦理问题调查问卷(来访者版)。在综述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14],结合中国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伦理问题,建立条目池,初步编制问卷,然后选择30名在广州市某心理咨询机构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来访者进行预调查,再请10名同行专家对问卷进行修改,最后确定问卷。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1)人口学资料以及就诊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次数、平均每次咨询时间、就诊频率、咨询收费、是否配合药物治疗等;(2)伦理行为调查,共计30个条目,包括评价心理咨询或治疗师的胜任能力、保密、知情同意、双重关系、收费、履行心理咨询和治疗的设置等。题目采用“是”或“否”回答(分别计1、2分)。
1.3统计方法
进行描述性分析和卡方检验。
2结果
2.1被调查者人口学资料
来访者的男女比例均衡,女性456人(56.5%),男性336人(41.6%)。以性别分组,不同性别的来访者在年龄、婚姻、学历、月收入方面各组间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男女来访者均呈现如下特点:19~29岁年龄段的来访者所占的比例最大(46.0%);婚姻状况以未婚者偏多;大专及以下来访者占60.1%;35.2%的来访者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表1)。
2.2来访者就诊的基本状况
由表2可以看出,来访者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次数少(1~2次)、中(3~5次)、多(≥6次)各占1/3左右,每次咨询时间在30min和60min分别为49.2%和42.8%,63.4%的来访者每次咨询费用在100元以下,58.9%的来访者在心理咨询的同时配合药物治疗。
2.3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伦理行为的评价(表3)
2.3.1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专业能力和情感能力的评价
84.5%的来访者对正在进行的治疗有信心,89.2%的来访者认为自己的心理咨询/治疗师能够胜任工作。15.9%的来访者评价,心理咨询/治疗师有时会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或者向来访者倾诉自己的压力。
2.3.2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履行知情同意和保密原则的评价
59.1%的来访者了解心理咨询或治疗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等。91.3%的来访者认为自己的隐私和治疗内容能够得到保密。
2.3.3来访者与心理咨询/治疗师建立双重关系的状况
来访者与心理咨询/治疗师发生亲密关系的占7%,性关系的占1.5%,在生活中是朋友关系的占18.3%。
2.3.4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遵守时间设置和收费的评价
79%的来访者所接受的心理咨询或治疗能够按时开始和结束。8.8%的来访者报告,其心理咨询/治疗师允许他们在家中做心理测验。
3讨论
3.1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专业能力和情感能力的评价
在本调查中有89.2%的来访者认为自己的心理咨询/治疗师具备胜任工作的能力。赵静波等[5]对1000名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调查结果显示,76.2%的从业者表示有难以胜任工作的感觉。从这两个调查的数据结果看,心理咨询/治疗师对专业能力的自评与来访者的评价明显不同。张宁等[6]的研究发现咨询师有对自己要求过高的倾向,追求完美,责任感太强。每个心理咨询/治疗师都有专业所长但又能力所限,不可能解决来就诊者的所有问题,如果心理咨询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的能力所限,就会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
在本调查中,有30.9%的来访者报告,他们的心理咨询/治疗师有时会讲述自己的经历。张爱莲从[7]对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调查与美国相关调查的比较中发现,中美心理学工作者分别有92%和75%的调查对象认为“用自我暴露作为治疗技术”符合伦理,说明国外心理学工作者比国内心理学工作者更加认同这种治疗方式。
心理咨询/治疗师的能力除了胜任工作的能力,还包括情感能力。本调查结果显示,15%左右的来访者评价,他们的心理咨询/治疗师有时会表现出失望、不耐烦的情绪,或者向来访者倾诉自己的压力。美国曾针对心理咨询/治疗师在心理治疗中的强烈情感经历,做过几次全国性的调查,同样发现心理咨询/治疗师有时会向来访者表达负性情感[2],如在来访者面前哭泣,对来访者表达愤怒等情绪。由此可见,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心理咨询/治疗师作为现实中的人,在心理咨询和治疗过程中出现负性情感是较普遍的现象。
3.2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履行知情同意、保密原则的评价
知情同意是指在医务人员为患者提供足够医疗信息的基础上,由患者作出决定(同意或拒绝)。本调查结果显示,55%左右的来访者了解心理咨询/治疗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知道咨询/治疗的标准和费用,知道测验的目的和操作方法。赵静波等[8]以心理咨询/治疗师为调查对象,结果显示80%以上的被调查者在治疗前,会向来访者解释咨询/治疗的性质、作用、局限性,讲明咨询/治疗费用的标准和规定,以及测验目的和操作方法。在相同的知情同意条目上,不同调查对象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样的差异,揭示了心理咨询/治疗师的伦理意识与他们在具体临床实践中的伦理行为可能并不一致的现象。尽管治疗师进行了知情同意,但由于时间、技巧、方式等情况,并没有使来访者理解知情的内容和含义。说明我国心理咨询/治疗师在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意识不强,这与张爱莲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7]。
3.3与双重关系有关的伦理行为的评价
pope的研究[2]中有6.67%的来访者报告与心理咨询/治疗师发生过性关系。本调查中报告的比例较小(1.5%),可能是受我国传统医患模式的影响。西方临床实践中注重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强调治疗师对来访者的影响,心理治疗是平等和共同参与的过程。我国病人对医师有敬仰的心理,生物医学关系较强,医患之间是指导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共同参与,因此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少见。
本调查结果显示,来访者与心理咨询/治疗师除专业关系之外,还存在朋友关系、商务关系,更有甚者,在临床实践中存在心理咨询/治疗师主动构建非性的双重关系的情况,并且其中有一些行为明显具有剥削性质,如心理咨询/治疗师向来访者借东西(2.7%),向来访者推销东西(3.0%),要求来访者帮小忙(4.5%)等。张爱莲[7]研究中,高年资的医生更多认同要求来访者帮小忙(如开车送自己回家)符合伦理。高隽等[9]研究来访者对心理咨询职业伦理的态度,结果显示,有一半左右的来访者认为双重关系是合乎伦理的。这可能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关系哲学有关,咨访之间建立其他关系,会让来访者觉得与咨询师的距离更近,心理更踏实。
3.4与心理咨询设置、收费有关的伦理行为的评价
心理咨询/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人际关系,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设置起到了强化这种界定的作用[10]。在本调查中21%的来访者报告,他们的心理咨询/治疗不能按时开始和结束。37.5%的来访者遇到过心理咨询/治疗师在治疗进行期间接听电话的情况。这违反了职业设置,是对正在进行治疗的来访者的不尊重,而且,会潜在地影响来访者对咨询设置的遵守。
心理咨询收费有助于双方在亲密感上保持恰当的距离,使心理咨询/治疗师与来访者都更加意识到他/她们不是进行普通朋友间的聊天闲谈,而是要针对咨客的问题一起努力工作,同时也是对心理咨询/治疗师个人价值的肯定[10]。对于本调查中存在的“不收取咨询费用”、“无力付费就终止咨询”、“在失约时仍收取咨询费用”等情况,无论是美国心理学工作者伦理学规范,还是我国心理学会颁布的伦理学守则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心理咨询/治疗师在伦理决策时无所适从。在本调查中,有6.4%的来访者报告他们“通过为心理咨询/治疗师服务来替代治疗费用”。在张爱莲[7]的研究中,有5%的心理咨询/治疗师认同“通过为心理咨询/治疗师服务来替代治疗费用”符合伦理。2007年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工作伦理守则(第一版)”[11]中明确规定,“不允许心理师以收受实物、获得劳务服务或其他方式作为其专业服务的回报,因为它们有引起冲突、剥削、破坏专业关系等潜在的危险。”提示,要加大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从业者的伦理意识,统一业内人士的伦理观念。
3.5本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在调查中,很多来访者不配合,只填了一些基本项目,后面反映伦理问题的条目空白,使得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低;其次,问卷中的某些条目比较敏感,如关于双重关系的条目,来访者存在顾虑,因此调查的结果与实际的情况可能会有出入,提示单纯的横断面调查难以全面反映问题,建议应用更深入的研究方法,如质性研究的结果来补充;最后,来访者对心理咨询/治疗师伦理行为的评价随着咨询次数的增加会有所变化,心理咨询初期、中期、后期从业者的伦理行为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另外,本文有半数来访者在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同时合并药物治疗,与单纯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来访者有所差异。对这些问题,还将进一步探讨。
致谢:感谢承担本次调查任务的同行和填写问卷的来访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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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徐青,徐沙贝,陈祉妍.心理咨询与治疗中的费用问题讨论[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11):796~799.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2
【关键词】妇科;手术;治疗;伦理要求
【中国分类号】R7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511（2012）06-0012-02
随着临床医学技术的发展,因妇科疾病进行手术治疗的范围日趋广泛,手术的难度、精度和危险越来越大,新的医学技术伴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这样要求每位妇科医师对所从事专业的有关治疗方面的特殊的医学伦理要求有所了解。妇科医师的服务对象都是女性,涉及生殖器官、隐私和婚姻、家庭、生育等,与之相关的不仅是患者本人,而且与患者的家庭、子女和社会有关,从而使妇科临床工作有覆盖面广、社会性强、风险性高、技术性精、责任性大、获利性显等特点,所以妇科手术诊疗工作有着不同于一般科室的医学伦理要求。
一、手术前的伦理要求
1.是否需要实施手术必须遵循必要原则,即手术确实是需要做的,也就是手术适应症的问题。作为医师应严格掌握手术指征、权衡利弊,即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手术才是最理想、现实和有希望的治疗方法,凡是可做可不做的手术,术后也无希望、甚至会加速病情恶化或患者死亡的手术,需要手术但不存在手术条件的手术都不应当去做,不得违背医德贸然去做非必要实施的手术。如前所述,妇科手术获利性显,有些医师甚至医院单纯追求所谓的医疗指标或经济利益随意放宽手术指征,有的在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的卫生所(室)实施手术,这些都是有悖于医学伦理的。
2.手术方式与麻醉方法的选择应遵循最优化原则,其作为临床诊治的最普遍、最基本的伦理原则,是指在选择和实施诊治方案时,尽可能用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效果,使诊治达到最佳程度。最优化原则的伦理意义在于为医师树立一个医学———伦理价值目标,强调培养医师动机—效果、目的一手段、科学理性—人文理性协调统一的现代临床诊治观念和主体素质,指导医师追求诊治的完美境界。安全可靠是医师手术追求的另一目标,任何手术对患者来讲都具有一定的组织破坏性,所以术式和麻醉方法的选择都应最大限度的避免副损伤或将其损伤降到最低点,要求妇科手术在确保疗效的前提下尽量保留生育功能和。如:子宫肌瘤手术能核除就不要切除子宫,能子宫次全切就不要全切。痛苦和消耗最小也是医师手术追求的目标所在,痛苦指的是患者肉体上的痛苦,而消耗除了患者生理和心理上的消耗,也要考虑到患者经济负担,医师应根据术前患者具体情况通盘考虑,才是符合医生道德伦理的。
3.手术前与患者或其家属交换意见,在决定要实施手术、制定手术方式和麻醉方法上应与患者或其家属交换意见,这是对患者知情权的尊重,也可避免将来医疗纠纷的发生。术前与患方相关人员认真协商讨论,讲清手术的利弊,如患者丈夫对妻子的子宫切除有顾虑,应通过术前医患双方交谈使丈夫对妻于的疾病了解、理解并支持。同时应注意严格保护性医疗制度,对患者隐私应保密。临床医疗是医学科研成果的应用,所以临床医疗行为也是有其适应症和禁忌症的,这些禁忌就成为医生作为一种职业所特有的职业道德。这不是“医学伦理”,而是“医生伦理”。例如医师把就诊学生的宫外孕一事报告给所在学校领导或辅导员,就违反了医生的职业道德,如果医生因为可能泄漏隐私而失去患者信任,使患者不得不对医生有所隐瞒,对诊断是非常不利的,医生不应兼负对患者进行道德监督的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禁忌。
二、手术中的伦理要求
1.严格执行手术操作的流程,尽职尽责,对不同婚姻状况、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以及不同经济状况的患者实施手术时应一视同仁,操作态度严肃,技术精益求精,不得讨论与手术无关的事情,更不能把个人的不良情绪带到手术室,同时,也不能将病人的隐私做为笑料传播。在我们术后回访中就有患者反映手术时手术室象个“自由市场”,医护麻醉三方大声说话,非常热闹,全然不顾患者的感受。
2.术中遇到意外状况或与术前诊断不符的情况时,应本着科学的态度,沉着、果断、灵活,不得因手术时间的长短、个人私事或顾及个人荣誉等,而对患者不负责任,潦草完成手术;有些在出现术中误伤邻近脏器时甚至发生掩盖事实真相的事件,令人痛心,有悖于白衣天使的神圣职业。
3.关腹前后手术台上台下各级人员均应严格清点器械纱布等物品,待手术前后各个物品数字完全吻合时方可关腹,结束手术,医护麻醉应与患者同时离开手术室。若草率行事,手术台上下的工作人员不当面点清,仅凭感觉,则是不负责任不道德的,象妇科手术中阴道填塞的纱布、开腹手术时的腹纱及手术器械的遗留等等,这些都是有血的教训。
三、手术后的伦理要求
1.严格重视对手术患者术后的观察、护理和临床必要的处理,及时发现并防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不能错误的认为,手术结束就万事大吉,手术只是整个治疗中的某一阶段,而不是治疗的结束。术后严密观察病情变化可发现一些术中的误差,及时补救。
2.术后患者的心理护理也是术后伦理要求之一。有些患者特别是摘除生殖器官的患者,或未婚导致宫外孕,或计划外妊娠的患者易出现心理上的烦恼与困惑,导致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应及时给予心理上的疏导。
3.术后对家属的心理变化应及时洞察。这些现象常出现于术中改变了手术方式,影响患者以后的生育功能或,家属因没有思想准备而表现出对妻子不满、嫌弃,甚至断绝经济支持,这样就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间接导致手术失败。作为主管医师应及时发现这种情况,给予必要的解释开导,使患者及家属能科学的看待疾病,配合治疗,战胜疾病,共度难关。
4.只要妇科的医护人员能以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摒弃其冷漠态度,给予患者充分的理解、同情和尊重,以亲情事医,以友情事医,对患者的内心世界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给予高度关注;在不断学习提高专业技术的同时,倡导在医务人员中对医学伦理学的学习,克服重“病”不重“人”的现象,在对人高度尊重的基础上认真履行医护职责,一定能使每位妇科患者的手术治疗全过程符合医学伦理要求。
参考文献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3
1.1护理伦理的概念[2]。是研究护理道德的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紧密结合护理科学发展的实际，研究与探讨当代护理道德的科学。它是护理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社会学科相互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
1.2对伦理的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伦理观必然产生。护理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及医学、护理学科的发展，对提高医疗护理质量和水平等，都具有其它社会意识起不到的能动作用。
1.3护理伦理道德有其特殊的要求，其内容：护理人员要具有：①爱业、敬业、自尊、自爱、自强、自制的情操；②良好的语言修养，学会使用礼貌性语言、安慰性语言、治疗性语言、保护性语言；③得体的行为举止；④端庄的仪表；⑤态度认真、技术求精；⑥尊重病人、同情关心病人；⑦廉洁奉公、遵纪守法；⑧互尊互学、团结协作。
2实践护理伦理学对护理人员的素质要求
2.1应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是健康照顾主要的给予者，其需要对护理行为给予专业判断所作之决定负起专业责任，护理人员要以高尚的思想品质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确保为军队疗养员提供优质的服务，护理人员就必须具备高尚的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用伦理学之理论、原则等来决定他是否应告诉疗养员其治疗经过或病情，并能分析出此决定对疗养员正面和负面效果、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合乎伦理与疗养员之间的最佳利益等。
2.2应具备饱满的工作热情。军队的疗养员特别是老干部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来无法估量的贡献，使这些老干部健康愉快的安度晚年是我们军队护理人员神圣地职责和光荣使命。因此我们必须把对职业的责任感和荣誉感贯穿于每一个护理工作环节，在接诊和景观治疗时都要做到热情周到、尊重关心。在给疗养员做任何治疗时都要进行良好的沟通，以便拉近护理人员和疗养员的距离所以说，从而使其产生安全感进而对护理人员产生依赖感。因此饱满的工作热情和良好的工作态度是提高军队疗养护理质量的重要前提。
2.3应具备耐心细致的工作方法。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凸显，老年干部在军队疗养员中的数量也逐渐增多，因而老年干部对医疗保健的需求也就日益增高。这就要求在我们对待老年干部的要求、想法时要从多他们的角度出发，想他们之所想给予充分的耐心和理解，认真倾听，不可随便附和了事更不能嫌弃他们反应迟钝等，以减少他们的恐惧心理。
3切实提高护理人员自身素质就是要侧重培养，打牢扎实过硬的业务基础
3.1要有扎实的护理伦理学基础。随着现代医学和护理学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对于护士来讲，学习护理伦理学已经越来越重要。护理伦理学在护理方面经常参与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并且为其提供了尺度，护士们常说伦理为其工作提供了支持，离开了伦理的约束，工作便失去了重心。护理伦理学是临床护理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是把护理工作推向一个新层次的必要条件，是临床护理工作中经常应用并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较好的学习和运用护理伦理学，才能有助于护士解决好护理工作中所发生的伦理问题。针对大多数护理人员理论知识相对薄弱这一现实问题，我们护理部采用季度季度理论考核的做法，并把考核成绩计入年底绩效考核成绩。这样一来护理人员的理论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3.2要有熟练的护理操作技能。护理人员能否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也是做好疗养工作的关键。疗养院要充分利用疗养淡季派护士到治疗医院的相关专业科室进修，以提高护理人员的技术水平，了解护理前沿的最新动态。各科室也要有计划的组织护理人员开展岗位练兵等活动，鼓励护理人员不断熟练护理操作技能，只有掌握了熟练的技能才能更好的为疗养员提供优质的服务。
3.3要具备把心理护理和伦理学相结合的能力。心理护理和护理伦理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护士在对疗养员进行心理护理的同时运用伦理学的理论能增进与疗养员之间和谐关系，更好的开展工作。针对心理护理和伦理学密不可分的关系，我院近两年来有计划的培养了多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护理人员。这些护理人员充实到护理队伍是我院的护理工作又上了一个全新的台阶。
4增强护理人员为疗养员真情服务的意识
随着时代的进步，疗养环境的改变：人际关系的互动中，功利思想取代了传统的人情、道义、伦理观念。这就要求我们所有的护理人员必须懂得医学伦理，护理人员在医疗健康照顾体系中，已成为不可缺少的一员，与医疗团队中的其他成员共同提供疗养员高品质的健康服务。对此我院的做法就是开展“感动疗养院护理人物评选”，通过活动的开展，使护理人员更加热爱自己的岗位，也使护理人员与疗养员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融洽，更好地解决了护理伦理学的诸多问题。
5结论
在军队疗养院的护理工作中广泛的应用护理伦理学是行之有效的护理办法。它融洽了护士与疗养员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的调动了护理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临床护理水平是疗养院的护理质量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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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4
【关键词】医院;医学伦理学;工作开展
theanalysisofHospitalmedicalethicsforwork
ZenGwei-hua,ZHanGHong-yun.
YiliprefectureKuitunHospital,Xinjiang,Kuitun833200,China
【abstract】inthisarticle,authorsintroducedtheconceptofmedicalethics,theproblemswhichexsitedduringcarryingouttheworkofhospitaletyicsandsomeContentsthatshouldbeenpaidattentiontoduringtheprogressofthiswork.ConcludedthatSystematicstudyandapplicationofmedicalethicsisverymeaningfuforRegulatingtherelationshipbeteenmedicalworkersandothers,improvingthequalityofmedicalservices,promotingthedevelopingofmedicalscience.
【Keywords】Hospital;medicalethics;Carryoutthework
Doi:10.3760/cma.j.issn1673-8799.2010.11.184
作者单位:833200新疆伊犁州奎屯医院
医学伦理学(medicalethics)是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研究医疗实践和医学科学研究活动中人们之间的道德关系及道德规范。我们学习和研究医学伦理学,就是要认识和理解医学道德的作用、意义和发展规律,并熟知医学道德的规范及道德原则[1]。在医学科学实践中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些医学伦理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医学研究的成果不但不能造福社会,还会给人类造成危害[2]。
各家医院为了贯彻落实卫生部印发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试行)卫科教[2007]17号文件要求,尊重和保护患者和人类受试者的合法权益,为了本单位在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相关卫生技术的正确应用及相关高、新、尖卫生技术的引进、应用过程,进行有效地医学伦理审查工作,均按照文件要求,成立了“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相应建立了“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制度”以及工作职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扩大和医疗卫生行业因资源配置等因素形成的竞争增强,因此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和提高医院伦理建设具有特殊意义[3]。2010年1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厅下发了新卫科教发[2010]1号文件《卫生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医学伦理工作的通知》,对此项工作又提出具体要求,但是到目前为止,各家医院执行情况不太乐观,我认为存在以下问题。
1各单位主管领导及分管领导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性及相关知识不够了解、重视、要求,宣传不到位。
2各医疗单位对《医学伦理相关知识》培训不到位,大部分临床、医技专业技术人对医学伦理专业知识不了解或了解较少。
3各家医疗机构在开展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和高、新、尖卫生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开展的一些新技术、新项目,均没有按照要求,向医院伦理委员会申报,更不可能做相应的具体工作、有相应的资料备案,伦理委员会当然就设有进行审批,所以在医院相关部门就查不到相关资料的现象均为普遍。
要做好医院医学伦理工作,做到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需依据赫尔辛基宣言“保护人民的健康是医生的光荣使命。他或她的知识和道德正是为了实现这个使命”。世界医学协会的日内瓦声明用“患者的健康必须是我们首先考虑的事”对医生在道义上加以约束。国际医学道德标准的规定宣称:“只有在符合患者的利益时,医生才可提供可能对患者的生理及心理状态产生不利影响的医学措施”。和[1]《国家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医学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医务人员在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中要热爱医学科学,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勇攀医学科学高峰,具有高度的责任心”。还要注重以下几项:
3.1首先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要重视,对此项工作有安排,要有检查落实的相关措施。
3.2各医疗单位领导重视,分管业务领导要认真抓此项工作的运行情况,安排相应的“医学伦理知识”培训工作。要求各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按照卫生部、卫生厅的要求,和医学伦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在开展、涉及人的生物研究,高、新、尖技术的引进、应用,本专业开展新技术新项目时,按照程序进行申报、备案、报批。医疗卫生技术人员还应掌握以下知识:
3.2.1开展医学伦理工作的目的和意义。
3.2.2医学伦理学基本范畴《权利与义务》。
3.2.3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
3.2.4我国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
3.2.5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原则;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内容。
3.2.6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审查程序。
3.2.7医学伦理评价的标准和依据。
3.3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应积极工作,发挥效能,认真履行工作标准、工作程序。
4结论
医学伦理学是一门医务人员职业教育必修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密切联系临床、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医疗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学伦理对规范、约束、指导、监督医学行为,保护患者权益,调节医患关系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医务人员在医疗实践中必须做到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一方面医学诊断和治疗要科学,要符合理性;另一方面在选择科学的医学技术和手段同时,还要用伦理的价值尺度去审视所选择的医疗诊断或治疗技术和手段是否符合伦理要求,只有做到理性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治病救人的医疗服务理念。也就是说,医学技术只解决我们“能干什么”,伦理学才解决我们“该干什么”的问题[5]。因此,只要认真开展医学伦理工作,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广大患者,及受试者的权利和利益,同时也保护了广大医务工作者的权利和医务,减少或避免了不必要的医疗纠纷,使开展诊疗、科研、技术引进等各项工作的计划和方案更加完备,减少或避免医疗差错事故的发生,对突发事件发生有充足的应急措施(应急预案),增加医患之间的沟通,在缓解或避免医患矛盾的发生,起到了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丘祥兴,孙福川.医学伦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48.
[2]黄亮,冯泽明.解决医学伦理问题的基本定理探析.吉林医药学院学报,2007,28(3):164-166.
[3]孙荣国,郑尚维,邓绍林,等.医院管理制度与医学伦理建设的探讨.现代预防医学,2008,35(6):1095-1096.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5
【关键词】心理咨询与治疗；职业伦理；问卷调查；来访者；咨询师/治疗师
中图分类号：R749．055、B8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1-0068-05
ComparisonofBeliefsonprofessionalethicsforCounselingand
psychotherapybetweenCounselors/therapistsandClients
GaoJun,Qianming-Yi,Caiwen-Hong,etal．
Departmentofpsychologyof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objective:examineandComparetheprofessionalethicalattitudesandbeliefsforcounselingandpsychotherapybetweencounselors/psychotherapistsandclientswhoreceiveprofessionalservicesinthefield．method:aquestionnaireconcerningethicalbehaviorsandattitudeswasdevelopedbasedonamericanCounselingassociationCodeofethics(2005),andadministratedto48counselors/psychotherapistsaswellas48clients．thesimilarityanddifferencebetweenethicalattitudesandbeliefsoftwogroupswerecompared．Besides,thepossibleinfluencesofcertainimportantdemographicalvariableswereexplored．Results:thetwogroups'responsesdifferedin12outof29items,including4itemsderivedfromsectionofcounselingrelationshipinaCacodeofethics(e．g．,47．9%clientsthoughtclientscouldformpersonalrelationshipwithcounselors/psychotherapists,whileonly4．2%professionalsthoughtitwasethical,p
【Keywords】counselingandpsychotherapy;professionalethics;questionnaireinvestigation;client;counselor/psychotherapist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众对心理咨询和治疗需求的增大，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事各类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的人员快速增加。然而，鉴于这一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在我国仍属于新兴的行业，因此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服务的来访者对行业本身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大局限，这在该行业的职业伦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国外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发展来看，在发展早期，对职业伦理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对这一话题的关注越来越多[1]。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外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专业人员的伦理调查及相关研究，涉及包括知情同意、双重关系、文化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伦理决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1-7]。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极为少见。最近，张爱莲等人参照1993年Gibson及pope对美国专业人员所作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向国内部分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发放了问卷，并将调查结果与美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被调查者职业伦理意识总体较强，但在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意识仍有所欠缺。表明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职业伦理教育有待加强，而相关的调查研究将有助于明确职业伦理教育目标和重点。此外，专业人员的伦理意识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所在文化的特定影响，因此全盘照搬国外的伦理规范体系并不利于该行业在我国的发展[8]。
除了对专业人员进行相应调查外，另一个有益的视角是了解接受相关服务的来访者对该领域职业伦理的理解和态度。本文用自编问卷调查从业的咨询师/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职业伦理态度和意识，以帮助专业人员了解自身和来访者在职业伦理问题上的态度，更好地识别、理解和解决职业伦理困境，做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从而预防相关的伦理投诉和争端的发生，维护专业人员及整个行业的声誉。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2006年6～12月，向来自北京某一高校的两所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来访者60人发放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48份，有效回收率为80%，其中学生31人，占64．6%，其他职业17人，占35．4%；填写问卷时来访者平均已接受治疗次数为9．44次（中位数为4次）。以从业年资为主要初筛标准，并同时考虑性别的比例寻访了来自全国各省市有不同年资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咨询师/治疗师）48人，主要为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班及学术会议的学员或代表。专业人员平均年资为7．97年（中位数为6年），执业五年以下者22人，占48．5%，五年以上者26人，占51．5%。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见表1。
1．2工具根据美国咨询协会aCa伦理规范[9]自编职业伦理意识和态度问卷，共29个条目，其中与职业伦理相关的行为条目26条，涵盖aCa七个基本原则中的五个原则：a．原则咨询关系（第1~5条），B．原则保密性，享有特权的沟通及隐私（第6~10条），C．原则职业责任（第11~17条），e．原则评估、测量和解释（第18~22条），F．原则督导、培训和教学（第23、24条），G．原则研究和发表（第25、26条）。要求被调查者对这些条目做是否判断，即判断咨询师/治疗师是否应做出条目中所描述的特定行为。另3个条目（第27~29条）为：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知晓专业人员中有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制定此领域的职业伦理，目前是否适宜在中国制定此领域的职业伦理。来访者的问卷在咨询师问卷基础上稍有改动，均询问来访者认为咨询师/治疗师是否应做出相应行为。
1．3统计方法进行卡方检验、确切检验。
2结果
2．1两组人群职业伦理意识和态度问卷评判结果及aCa释义和相关条例
2．290％以上的来访者与咨询师评判一致的条目比较
表2显示两群体在评判上有差异条目共12条，涉及aCa的a原则3条（第3~5条），B原则1条（第6条），C原则2条（第14、17条），e原则2条（第20、21条），F原则2条（第23、24条），另有1条（第27条）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听闻过有违伦理的行为。
表3显示两组人群90%以上的成员给出相同评判的条目几乎相同。两个群体评判的主要区别在于，咨询师/治疗师群体给出相同评判的条目更多一些。
2．3来访者与咨询师/治疗师评判有争议的条目比较
两组人群中40%以上成员作“是”判断，另40%以上成员作“否”判断的条目被定义为争议性条目，其评判比较见表4。表4显示两组人群在有争议的条目上无重合条目，来访者组的有争议的条目多于咨询师/治疗师组，且两组人群有争议的条目均主要涉及a（咨询关系）原则。
2．4人口学变量对评判结果的影响
本文主要考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咨询师年资对其评判结果的影响。在性别变量上，来访者组在4条条目判别上有性别差异：第7条（B原则）咨询师/治疗师是否应突破保密原则，男性来访者认为应突破和认为不应突破者分别占群体的45%和55%，女性(80%)倾向于认为应突破保密原则(χ2=6．049，p=0．014)；第16条（C原则）男性来访者(73%)倾向于接受咨询师/治疗师可从自己喜好出发筛选来访者，女性(57．7%)倾向于不接受(χ2=4．481，p=0．034)；第24条（F原则）男性来访者不确定教师是否可给自己学生做咨询或治疗，认为可以做和认为不可以做的各占50%，女性（76．9%）倾向于认可这种行为(χ2=3．776，p=0．052)；第26条（G原则）男性来访者不确定让来访者进入研究中等待组是否有违伦理，认为有违伦理和认为不违背伦理者分别占54．5%和45．5%，女性（80．8%）倾向于认为该行为有违伦理(χ2=3．814，p=0．051)。咨询师/治疗师组在评判上无性别差异。
在年龄变量上，鉴于两群体的年龄分布差异较大，分别按照其平均年龄将两组人群划分为两个亚组。来访者群体以24岁为临界值（24岁以上23人，24岁以下25人），发现仅在第14条上有显著差异(χ2=4．015，p=0．045)，更多24岁以上的来访者认为咨询师/治疗师需要定期接受督导（100%/84%）；咨询师/治疗师群体以37岁为临界值（37岁以上23人，37岁以下25人），发现仅在第5条上年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水平(χ2=5．773，p=0．056)，更多37岁以上的咨询师/治疗师倾向于可接受来访者的礼物（36%/9．5%）。
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上，考虑到两个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有所不同，将来访者分为本科及本科以下和硕士及硕士以上两组，发现在2条条目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第4条上(χ2=6．257，p=0．044)，很多受教育程度更低的来访者倾向于认为咨询师可以与来访者发展双重关系（57．6%/21．4%）；在第22条上(χ2=12．298，p=0．002)，很多受教育程度更低的来访者倾向于认为咨询师可以不经来访者同意向其亲属公布其测查结果（9．1%/0%）。将咨询师分为本科及本科以下，硕士和博士三组，经卡方检验未发现任何条目上存在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在年资变量上，以从业时间5年为界将咨询师/治疗师组分成两组（5年以下22人，5年以上26人）。发现仅在第13条上存在边缘显著差异（χ2=3．782，p=0．052），更多高年资的咨询师/治疗师报告他们经常阅读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和书籍（100%/86．4%）。
3讨论
本调查发现，咨询师/治疗师人群总体上表现出了较强的伦理意识，大多数回答与aCa伦理条例（2005）[9]的相关规定一致；同时也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评判倾向，仅有一条条目为有争议的条目。这种职业态度和意识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性别、年龄及资历这些在过去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人口学变量，在本研究中人口学变量没有影响到咨询师/治疗师的伦理态度和意识。这一结果与张爱莲等人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在她们的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在第12条条目上有性别差异，在第18条条目上有年龄差异，年轻的专业人士被发现有更强的法律意识和经济意识，对性的态度也更开发[8]。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本次参与调查的群体表现出了高学历及年资较高的特点，因此教育和实践背景上的同质性很可能造成了其在伦理态度和意识上的一致性；本调查的样本量和选择的条目都较有限，从而造成在取样及统计效力方面的一定限制。
本调查显示较咨询师群体而言，来访者群体表现出两大特点：他们在职业伦理态度方面表现出了更不一致的回答倾向，与aCa伦理规范（2005）的界定也有更大差异；来访者群体最有争议的条目且与专业人员群体的回答有最大差异的条目均主要集中在咨询关系及保密原则方面，尤其是涉及各类双重关系的条目，几乎有一半左右的来访者都倾向于认为双重关系是合乎伦理的。从两个群体的结果来看，涉及保密原则和咨询关系的条目是本次调查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方面。这首先可能是由于这两方面本身就容易产生伦理困境，甚至导致相关投诉，而这确实也是国外以往研究和伦理报告的结果[2，4，5]。如在2001-2002年aCa伦理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保密原则和咨询关系方面的非正式投诉分别为第一大和第二大的非正式投诉来源[10]；其次，也可能反映出了我国文化的特有影响。中国文化中重视面子和人情的特点很可能会和心理咨询治疗职业伦理中对专业关系界限的强调发生冲突。来访者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可专业人员在职业关系之外和自己发生其他的人际关系，甚至还会主动寻求发生这类关系，如送礼、请客、通过熟人介绍咨询师等。同时，咨询师/治疗师也可能较为熟悉和认可这种人际模式，从而更不容易识别出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更容易感受到相关的伦理困惑和情感冲突。本调查结果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知情同意以及包括双重关系议题在内的治疗关系应该被作为职业伦理教育和研究的重点；同时，咨询师/治疗师在临床工作中也可注意就这两方面对来访者进行一定的心理教育，以避免相关伦理困境甚至投诉的产生。此外，鉴于我国文化的可能影响，在制定我国的职业伦理规范时也应就此进行额外的考虑，以期更好地在中国文化框架下规范和指导专业人员的工作。
本调查也存在一些问题。本调查选题范围较窄，加之在两组人群的取样上都普遍表现出了学历较高、背景较单一的特点，这些必然会对结果的推广性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仍需要今后同类研究的进一步验证和澄清。
致谢：感谢所有帮助和配合本调查的同行和来访者；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部分研究生、本科生协助进行调查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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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CaCodeofethics．americanCounselingassociation,2005．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6
社会生活中的人们都在扮演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无论是社会“强制”赋予的角色还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社会角色，都担负着相应的伦理责任。［1］一个人选择其职业角色时也意味着选择了相应的伦理责任。但是，社会环境、职业环境与工作制度对人们履行职业责任有着强烈的激励或抑制作用。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例，在其于19世纪末兴起的时候，对当时传染病及卫生环境差引起的疾病高发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医务工作者运用此模式倡导的方法与理念来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产生了巨大的成效，因而对医务工作者产生一种正面激励作用。而到了20世纪下半叶，不良生活方式与心理压力引起的慢性病、心理疾病成为了高发病，以疾病为中心的生物医学模式在此时的正面激励作用就大为减弱了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基础的整体医疗管理模式在疾病诊治原则中强调社会、心理、行为等因素，在制度设计上则强调医务工作者理应负有的职业责任，力求为医务人员履行自己的职业责任扫清制度障碍———希望通过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现医德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2］
1．1整体医疗管理模式对责任的落实整体医疗管理模式中主要通过责任医师制和责任护士制来落实责任。责任医师全程负责病人的诊疗工作，全面负责病人的急诊、门诊和住院的诊疗工作。［3］责任护士则负责病人从入院到出院的全面护理工作，8小时在班，24小时负责，并且，责任护士有责任及时向医生反映病人情况并对医生的处理措施提出意见、建议。［3］明确责任是良好履行工作职责的第一步，只有这样，相应岗位上的工作人员才会明白自己的工作内容、确定工作方式，而因渎职出现的责任问题，相应岗位的工作人员也不易推脱责任。这样以促使其养成认真、务实、负责的良好工作习惯。另外，医疗工作是每时每刻同生命赛跑的事业，我们不能等待岗位上的医务人员通过自我反省、自我学习来认清自己的伦理责任，因而第一八一医院结合实际工作与伦理道德准则编写了《医院医疗工作伦理道德手册》向全院发放，详细列举了每个科室的伦理职责，并要求医务人员依照其执行，为相应岗位的医务人员明确了其所负有的伦理责任，防止因个人认知水平出现伦理认识偏差。
1．2团队工作模式对责任履行的促进医务工作人员虽然对履行其职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们对工作责任的履行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与制度背景下进行的，必然受其制约。因而一个有利于工作人员更加有效率的履行其责任的环境、制度就是十分必要的。现代管理的实践已经在诸多领域证明了团队工作模式的高效能，医疗团队工作模式的设计初衷既是为了改善工作平台、提高效率，减轻医务工作者个人压力。医疗团队的组建是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病人的康复，团队成员必须相互促进、相互帮助才能完成共同责任与其中的个人责任。医疗团队工作模式最终通过两个方面促进个人责任的履行:一是团队成员对个人成就的需求，二是团队荣誉感。大多数人都会有自己的职业理想，都希望从中实现个人价值，团队工作模式为个人实现其价值搭建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但团队中的某些怠惰者有可能会成为积极者的绊脚石、拦路虎，为此，想实现个人价值的成员必须帮扶、督促怠惰的成员。另一方面，团队为每个成员带来荣誉感、集体归属感，同个人在工作中充满竞争与攀比一样，团队也会在工作中产生竞争，团队成员会为了自己的团队赢得荣誉更加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争取做出出色的工作成绩。
1．3学科整合的责任原理学科整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将发病率高、发病人群广的常见病、多发病设置专科，例如我院将糖尿病从内分泌科分化出来形成糖尿病专科;二是将诊疗疾病相近、业务相关的科室合并，例如一八一医院的肾脏中心由肾内科、肾移植科、血液净化中心、肾脏病专科门诊和肾脏病专科实验室整合而来。［3］进行这样的整合在经济与管理的角度是基于效益原则;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整合是基于责任原理。首先是医院管理者有责任追求医院资产、设备的效用最大化，防止资产闲置;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有责任维护病人的利益，帮助病人以最小的代价看好病、恢复健康，这里的代价既指资金的代价，也包括精神代价、健康代价。但如今现实中的情况是医生的责任同医生的个人利益产生了冲突，由于医生个人收入同患者付出的医疗费用、科室收益挂钩，一些科室的医生为了科室的利益及个人的利益，选择了牺牲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病人的利益。医生往往根据自己科室的特点考虑治疗方案，而不是根据患者的病情考虑治疗方案，擅长保守治疗的科室即使病人应该手术也劝其保守治疗，擅长手术治疗的科室则是即使可以保守治疗也告知其必须手术治疗，使患者付出了巨大的本不应付出的代价。学科整合后，一是可以使有限的医疗资源得到有效应用;一是减少了利益分野，例如肾脏疾病相关科室成为同一科室，彼此之间不再存在利益竞争关系，科室效益与个人收益同治疗效果形成正相关关系，促使医生自觉担负起其职业责任，真正从科学的角度来考虑疾病诊治方案。
2白求恩精神在责任教育中的应用
良好的道德认知是医德原则和规范转化为医疗道德行为的基础。［4］白求恩精神一直是我国医疗战线对医务工作者、医学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白求恩精神所起的作用甚至比白求恩生前救治伤病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治疗、鼓舞了几代医学工作者的心灵。对于白求恩精神，将其高度总结概括为“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由此可知，对白求恩精神主要是把握两点，一是负责任，一是对人热忱。我们宣教工作的重点是“极端的负责任”，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①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首先要明确自己要负责任的对象，是患者而不是上级领导，是以患者为中心来开展工作;②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是完成规定动作就是完成责任吗?显然不是，医疗服务行业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服务行业，不单单要治愈患者身体上的创伤，也要治愈患者心理的创伤，更不能治好了生理的伤痛留下心理的伤痛。白求恩认为医务人员只有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就是使我们的患者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③要认清自己为什么负有这样的责任。首先是工作本身性质使然，医疗行业的存在就是为了疗救伤病、恢复人体健康;其次是因为社会角色分工导致，扮演相应的社会角色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④是要认识到负责任既是一种工作态度更是一种工作要求。而“责任一经行为主体认同，就会产生强烈的责任感，就会成为自己的内心信念和自觉行动”。［5］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7
在胚胎发育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导致内外生殖器发育畸形，使同一个体具有男女两性特征，称之为两性畸形。［1］两性畸形患儿外生殖器多表现异常，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与心理性别不完全一致，使患儿及其家庭的社会生活面临极大的压力。［2］因此，早期诊断、早期恰当的性别确认并进行外科处理十分重要。但是，目前对于两性畸形患儿的外科治疗研究及报道大多偏重手术方式和器械等临床方面的选择，往往忽视了治疗中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及由此在术前及术后引发一系列心理及社会问题。本文将介绍上海市儿童医院在两性畸形患儿外科治疗中有关伦理问题处理方面的经验。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2009年8月～2011年12月，上海市儿童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泌尿外科共收治两性畸形患儿21例，多因外生殖器模糊、异常或青春发育期无月经而就诊。就诊时年龄15个月～16岁;抚养性别:女性14例，男性7例。其中女性假两性畸形(FemalepseudoHermaphroditism，FpH)4例，男性假两性畸形(malepseudoHermaphroditism，mpH)12例，真两性畸形(trueHermaphroditism，tH)5例。
1．2术前准备入院后对所有患儿(根据其理解及表达能力而定，以下皆同)及家属进行反复观察、交谈，收集病史及家族史，同时了解患儿目前的生活状况、心理特征及患儿家属对患儿性别的意愿。详细观察患儿目前的第二性征及性器官发育情况;通过高分辨率染色体检查确定遗传性别;通过B超检查了解性腺及内生殖器形态结构及位置;完善生化(电解质)及激素水平(睾酮、雌二醇、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素、孕酮、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醇、17－羟孕酮等)检查，根据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进一步行HCG/LHRH/aCtH激发试验;必要时行开放或腹腔镜下双侧性腺活检。
1．3临床抉择在根据检查结果明确患儿性发育异常的病因、了解患儿目前内分泌激素状况、充分评估患儿及其家属的心理需求后，对患儿及家属进行充分告知，包括性别选择、术式选择、术后近远期并发症及可能带来的心理后遗症等。患儿及家属作出符合医学伦理原则的选择，即患儿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性别选择后，由患儿及家属自行撰写要求进行性别手术的相关申请，交于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并于上海市公证处公证或经法律顾问行律师见证。最后，医患双方分别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名。
1．4手术治疗4例FpH患儿中，3例抚养性别为女性，均行女性外生殖器整形术，包括缩小、成形及阴道拖出成形术(上述手术视患儿个别情况决定是否分期进行)，术后性别均保持女性;1例抚养性别为男性，行女性外生殖器整形术，术后性别改为女性。12例mpH患儿中，有5例抚养性别为女性，均行双侧性腺切除术(病理结果为)及女性外生殖器整形术，术后性别保持为女性;有7例抚养性别为男性，其中有5例行男性外生殖器整形术，包括隐睾下降固定术、直伸术及尿道下裂尿道成形术(上述手术视患儿个别情况决定是否分期进行)，术后性别保持为男性，另外，2例行双侧性腺切除加女性外生殖器整形术，术后性别更改为女性。5例tH患儿中，有4例抚养性别为男性，其中3例行男性外生殖器整形术，并切除卵巢及卵睾，术后性别保持为男性，另外1例行女性外生殖器整形术，并切除卵睾，术后性别更改为女性;有1例抚养性别为女性，行女性外生殖器整形术，并切除卵睾及，术后性别保持为女性。
1．5术后治疗及随访术后进行长期内分泌跟踪随访，及时进行性激素替代治疗。对患儿进行心理评估，发现各种心理紊乱或异常的情况时，由专业的心理医师给予疏导和干预。
2结果
所有患儿无明显近期术后并发症，术后恢复良好，住院天数为6～20天，平均11．7天。FpH患儿有1例(14岁)开始接受内分泌治疗，外生殖器保持女性外观，患儿及家属随访期间接受现状，无明显心理波动现象。mpH患儿中5例术后性别为男性者尚无人接受内分泌治疗，双侧均位于阴囊内，发育情况尚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排尿功能良好，尚无人接受功能测试，患儿及家属随访期间接受现状，无明显心理波动现象;7例术后性别为女性者有2例(10岁、11岁)开始接受内分泌治疗，外生殖器保持女性外观，患儿及家属随访期间接受现状，无明显心理波动现象。tH患儿中3例术后性别为男性者均未接受内分泌治疗，位于阴囊内(切除性腺者除外)，发育情况尚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排尿功能良好，尚无人接受功能测试，患儿及家属随访期间接受现状，无明显心理波动现象;2例术后性别为女性者有1例(16岁)开始接受内分泌治疗，外生殖器保持女性外观，患儿及家属随访期间接受现状，无明显心理波动现象。
3讨论
两性畸形的治疗是综合性治疗，根据个体差异进行针对性治疗，治疗的目的是达成生理性别与抚养性别一致，从而达到与心理性别的一致性(性别设定，使患儿获得足够的功能性社会角色)。［3］恰当的性别确认、设定与处理十分重要。患儿性别不明确，可给患儿父母造成极大的混乱和焦虑，因此应被视为小儿急症或亚急症，要求小儿外科，尤其是小儿泌尿外科医师以及其他如内分泌与遗传学医师等，予以正确迅速的诊断与处理，否则将会对患儿产生生理和社会方面的危害。虽然早期诊断和治疗对患儿生理及性心理发育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患儿无自主能力，患儿家长往往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家长的选择是否理性、能否体现儿童的利益?环境或社会因素是否对患儿家长的意愿产生影响?临床医师是否提供了充分或合理的临床资料来帮助家长的选择?这些问题都需要临床医师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考量，这也是伦理委员会应重点考察的内容。
3．1充分告知患儿父母疾病的情况、治疗手段及预后情况患儿就诊时的年龄相当重要，年龄越大，社会及心理因素对治疗选择所占的影响因素比例越大。如不慎重处理，将会对患儿及其家庭带来难以估量的心理及生理伤害，包括自卑抑郁、焦虑恐惧及自我形象紊乱等后遗症，并且这种伤害通常是无法通过再次手术进行弥补的。［4］更需要指出的是，两性畸形的临床表现变化很大，根据现有的医疗技术，很难在青春发育期前就对所有的患者作出明确诊断并对其以后的性发育情况作出准确的评估。［5］患儿家属应被告知性别畸形可能引发的后遗症，包括恶变、电解质异常、将来畸形复发以及心理方面的并发症等。性别的选择受技术、心理、生理、术后社会生活适应性等因素限制，很多患儿可能由于性别选择导致的利弊悬殊太大而事实上不具备选择性别的机会，因此，对于这类患儿的治疗尤其应该经过与患儿及家属的反复讨论与告知交流。#p#分页标题#e#
3．2与患儿家属充分沟通，严格执行知情同意医生增加与患儿及其家庭间的交流，完全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做到彻底沟通与告知，得到患儿及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治疗两性畸形患儿的一个重要前提。关于知情同意及其程序，首先应规范和完善知情同意的告知要求，包括:①常规的患儿目前病情概述;②对患儿可选择的不同手术方案予以告知，包括选择女性抚养、男性抚养分别需要进行的相应手术治疗;对延迟手术选择的可能性、预期及因延迟手术而对患儿造成的可能不利;③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告知，包括可能引发一系列后遗症描述、手术干预可能存在的预期不利、可能存在的社会经济不利、终身随访和长期治疗的复杂性和可及性、多学科参与的问题、及生育问题及激素治疗的并发症、心理干预的需求等。虽然目前绝大多数医院均能严格执行“知情同意”，并且患者及家属于手术前均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但由于文化水平、各地风俗、理解认知力、家庭角色等的差异，无法保证患方是否真正理解了手术的意义及术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因此也为将来造成各种矛盾与伤害埋下隐患。该院要求患方自行撰写要求进行性别手术的相关申请，虽不能完全避免上述潜在问题的发生，但至少可进一步加强患方对于疾病与治疗的认识。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8
【关键词】和谐；医患关系；构建；道德理念
abstract:Fromtheethicpointofview，thispaperanalyzesthedoctorpatientconflict，andputsforward，onitsbasis，thattheethicnotionofestablishingharmonious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istofosterthenotionofdoctorpatienttrust，reinforcetheconstructionofmedicalethicsandethos，enhancetheabilityofdoctorpatientcommunicationandconsciousness，andcultivatemedicalethicandaccomplishment.
Keywords:harmoniousdoctorpatientrelationship;establish;ethicnotion
自古以来，医生视治病救人为自己的天职，病人视医生为自身生命和健康的保护人。现代医院已成为社会医疗的主要方式，其服务宗旨是“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应该说在医患关系中有一些公认的，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但是，近年来，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某些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扼杀着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引发医患间的道德冲突，这些问题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医患道德冲突的表现
第一医患权利泛化，医患义务弱化
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部分医务人员的价值观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把人民赋予的诊治权当作一种获取利益的手段。在临床诊治过程中，仿效商业推销的理念，为患者提供超过病情需要的过度治疗，赚取回扣。可以说以权谋私现象是医务人员权利泛化的典型表现。
这种医患关系的消费化是权利泛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它从理论上取消了医生的社会责任，是一种对生命伦理学的背离。医患权利的泛化使传统意义上出于职业神圣性的医生道德义务感世俗化，同时也会促使医生对自身权利的强调。医生出于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面对危机或疑难病患者时，因循守旧，不愿也不敢创新，取而代之的是所谓“防卫性治疗”的风行。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患者自身的道德义务感常被湮没在呼吁权利的声张里。例如在遇到纠纷时对医务人员的人身攻击，对医院设备的破坏，甚至于逃交医疗费用等等。“患者道德义务履行的下落，强化了医生对患者的不信任。这样的结果是医患双方诚信关系的流失，造成了患者不得不追求更具外在强制性的法律权利，而医生出于风险逃避，越来越满足限于法律义务的履行。”［1］
第二，医患信任不足，医患防备有余
医患双方权利的泛化和义务的弱化加剧了彼此的不信任。医患双方医学信息的不对称、地位的不对等，患者往往对医生和医院的期望值过高，一旦在现实中失落就会产生心里不平衡，便出现审视诊疗过程的防备心理有余，信任态度不足，不遵医嘱和拒绝治疗合作的情况增加，甚至出现一些过激的行为。再加上某些媒体所谓关注“弱势群体”炒作有余，理性分析不足，这也加剧了医患间的戒备和对峙。
第三，医患关系物化，医患情感淡化
随着高科技在医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大量的诊疗设备代替了医生的诊疗活动，仪器的检测结果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患者的倾诉，医者与患者的直接交流似乎显得无关紧要。患者失去了主体性进而也失去了倾诉的机会，医患情感逐渐淡漠。加之职业的风险压力、医疗技术的日益复杂、医疗文书的日益繁琐以及有关医疗事故恐惧的“告诫”，使医生的职业道德情感淡漠，医患关系变得越来越刻板、冷漠和非人性化。
此外，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加，医疗纠纷升级进而演化为医疗暴力。众多事例有力地说明当今的医患关系存在许多不和谐，人们对医疗行业的神圣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病人就诊心存疑虑，医生行医如履薄冰。医患诚信缺失的警钟已经敲响，寻回和重构失落的医患诚信已刻不容缓。
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道德理念
正是由于在医患关系中出现了不和谐的现象，弥合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道德矛盾冲突，寻回和重建医患关系的道德理念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构建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并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医疗服务模式与观念，打破陈旧的医疗服务理念，需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道德新理念。
第一，培育医患信任的理念
医患关系是医疗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人际关系的核心。良好的医患关系，使医务人员和病人都能处于良好的心态之下，医务人员可以发挥最佳水平，病人可获得较好的心理支持，可以从整体上保证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医患关系的融合，可增强病人对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信任感和满意程度，从而减少医疗纠纷，提升医疗机构的社会和经济效益。而现实情况是目前的医患关系不容乐观，各地时常发生医患纠纷，有的甚至酿成了恶性案件；社会和媒体经常抱怨“看病难、看病贵”；无论是官方关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成功的自我批评，还是学者对医患关系的研究，都提示人们，我们目前的医患关系正处在难以言说的复杂状态。病人群体对医生、医院不满意或指责，而医生群体自己也有数不清的苦衷……这种迹象表明，医患关系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医患关系出现了信任危机，在医患关系中，有许多伦理问题，信任是核心问题。
那么，应怎样重建医患间的信任关系呢？
对于医患关系来说，医生和患者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通过在不平等的信息交流中维护双方平等的权利，来谋求相互关系的和谐，而作为医患关系中主导一方的医生和医院，承担着更具有决定性的责任和不可推卸的义务。
医患关系紧张是由于彼此缺乏信任，而信任的缺乏又在于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医务人员的不诚信行为，因此，改善医患关系不仅需要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更要通过各种措施来改善医患双方的交流，实现信息交流的平等，增强互相理解，培养互相信任。要在医院内部建立一套诚信约束机制，加强医患之间心灵和感情的沟通，从感情和理智上强化对病人的关怀，打造医院的品牌，增进医生个人的信誉。医院还要主动探索建立医患沟通机制，医生要用有效的办法将病因、用药和治疗状况与患者沟通，以使患者真正地“知情”。在这方面有的医院实行“医患道德双向承诺书”制度，要求每一位住院病人都要与医院签定道德承诺书，每一份病历都保存着这样一份承诺书，道德承诺在于沟通、重在自律，而这一制度实行后，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医患双方能够互相信任、互相支持。道德承诺是争取社会对医院和医生信任理解的有效措施。
第二，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医德医风是医务工作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医德是本质，医风是表现。医学服务的对象是具有高度思维和感情的人，医务工作者必须以人道主义精神和真心诚意的热忱对待患者，视患者为亲人，不能只关心疾病和技术，而忽视患者情感。因此，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端正行医动机，规范医疗行为，做到“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忧病人之所忧”，不搞额外收入，严禁各种“开单提成”，坚持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合理收费，严格执行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杜绝药商在医院“带钱促销药品”的现象；严禁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和接受“吃请”；坚持“以人为本、诚信敬业、文明行医”的服务理念，努力降低患者的医疗费用，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基础。可以说，医德医风是医学与社会、医生与患者的“润滑剂”，也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定性和内在需求。
第三，提高医患沟通意识和能力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相互尊重和信任是保障，但沟通是尊重和信任的桥梁。“医患关系和谐，互相信任，心情愉快，则药到病除；医患关系紧张，横眉立目，互相指责，则病上加病。”［2］因此，患者要信任医生，积极配合治疗，医生也要尊重患者，认真倾听患者的诉说，尽可能地多留时间与患者交流，设身处地了解患者的感受；体恤患者的痛苦，同情患者的困难，打消患者的顾虑，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努力让患者获得身心健康，使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如果做到了这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便可“水到渠成”。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医患沟通呢？如开通热线电话，开设医疗服务文明窗口，开通急救绿色通道，设立专门的患者接待部门，加大医务公开，接受社会媒体和群众的监督，加大医疗各项收费的透明度，等等，用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从而赢得患者的信任，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医疗纠纷，促进整个社会和谐发展。
第四，培养医学伦理素养
调查显示，对于医疗纠纷的发生，49.5%的人认为是因为“医院服务态度不好”，40%以上医患纠纷与医护人员的情感、爱心、同情心、责任感和法律意识有关。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欠缺，需加强医学伦理教育。
医学伦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与提高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医学伦理素养是从医者解决医学伦理问题的认知、判断、价值抉择、情感、破解难题的能力。培养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包括医学伦理理论素养、医学伦理情感素养与医学伦理智慧素养等。对医务人员进行医学伦理教育，可以做到把医学伦理素质的培养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做到既解决医疗卫生改革，医德建设的实际问题，又解决医患关系和日常工作的实际问题。把解决这些问题与医学伦理素质培养互相贯通，使医务人员感受到医学伦理素养的多元价值和作用，并在心理上得到强化。
医学伦理素养培养的过程以他律为手段，以自律为目的。要重建医务人员的职业伦理，让医务人员面对患者，自然地有一种敬畏和敬重，也只有通过医务人员共同体的道德奖罚和激励机制，才能让医务人员培养出一定程度的医学职业伦理。
医患关系的现状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反映了我国医疗卫生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问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寻求医患之间共同的道德价值目标，需要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道德新理念。
基金项目：广东省卫生厅委托广东省社会学学会研究项目“和谐医患关系建设”
【参考文献】
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9
「关键词关键词，医疗机构，试验性医疗行为，医学伦理委员会，立法
从2004年2月10日，广东三九脑科医院进行了国内第一起用于戒毒治疗的脑科手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目前，全国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展了“手术戒毒”的治疗：北京、上海、江苏、辽宁、四川、湖南、福建等多家医院声明已成功施行了戒毒手术，但随着“手术戒毒”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也因此引发了医学界的正反大辩论。2005年2月卫生部向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下发通知，要求停止用于毒品依赖者的戒毒治疗的脑科手术。通知称，部分省市的一些医疗机构将脑科手术用于毒品依赖者的戒毒治疗，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脑科手术戒毒是一种正在进行临床研究探索的科学项目，目前临床研究尚未结束，该项手术的毁损位点、技术要点、适应症、安全性、有效性等方面还没有作出结论。为保障患者的健康权益，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卫生部就脑科戒毒手术中的有关问题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指出该项手术不能作为临床服务项目向毒品依赖者提供，要求暂停该项手术的进行。
根据已经接受手术的毒品依赖者的情况看，此项手术有可能成为帮助毒品依赖者戒除毒瘾的技术手段之一，因此卫生部将在严格管理和监督下进行科学研究，届时，研究成果将为各级医疗机构作出最有效的指导。卫生部要求开展此项手术较多的广东省和四川省的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制定科学的评价方案，对业已接受手术的患者进行观察和随访，以便客观、科学地确定该项手术的适应症、安全性、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该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和深入研究的意见。卫生部在接到上述意见报告后，将组织专家进行进一步论证，再决定是否将此项手术用于戒毒治疗。
透过关于“开颅戒毒”存在争议的新闻，笔者在此想讨论一下我国对试验性医疗行为的管制问题，想呼吁一下关于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立法。
传统意义的医疗行为可简单概括为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诊断治疗活动。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民众生活观念的变化，上述传统定义已不能适应医学的发展和对患者保护的需要。目前在各大型医院，常常会使用危险与疗效均属未知（或国内首次使用）的新药物或新技术。实施这种医疗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医学进步，而诊疗的目的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被称之为试验性医疗行为，或人体试验。
1医学伦理委员会设立宗旨和原则
医学伦理委员会旨在妥善实施临床试验性检查和治疗，保障受试者合法权益，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应主要适用于从事试验性医疗行为的三级医院（含专科医院）。国家应支持医疗机构的医学科研工作，鼓励试验性医疗行为在三级医院的实施。
2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审批与登记
2.1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设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人口、医疗资源、医疗需求和现有医疗机构的分布状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设置规划。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应符合以下条件：①医疗机构为三级医院；②医学伦理委员会至少包括两个以上专家组；③具有符合资质要求的专家；④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要求的其他条件。
具有上述条件的三级医院，可以自行成立本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不具上述条件的三级医院，可以在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协调下，由多家医疗机构共同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行为，由医院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多家医疗机构共同成立医学伦理委员会，由所审查事项涉及的医院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2.2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医疗机构设置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文件：①设置申请书；②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设置及成员。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设置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核结论。批准设置的，发给设置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书。不批准设置的，将审核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人。
2.3医学伦理委员会的登记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对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登记以下主要事项：①医疗机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②医疗机构所有制形式；③医疗机构诊疗科目、床位；④医疗机构注册资金；⑤医学伦理委员会章程；⑥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设置；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成员情况。医疗机构或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基本情况发生变化，必须在变化后30日内向原登记的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书，不得开展医学伦理审查工作。
3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组
医疗机构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当依据医学伦理审查内容、专家委员学科专业的不同设置不同专家组，包括：药品审查专家组；医疗器械审查专家组；医疗技术审查专家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其他专家组。
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组组成人数应为13人，专业应集中在临床医学、临床药学、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和医学心理学涉及多学科专业的，其中主要学科专业的专家不得少于专家组成员的二分之一。在医学伦理委员会中，本院主管医疗科研副院长为主任委员，其余12位委员由医疗机构聘请医护专家7人及非医护专家5人担任。其中医护专家委员，由内科、外科、精神科、病理科或检验科、护理部专家担任。非医护专家委员，由院内或院外社会工作者、伦理学专家、法学专家或社会贤达等担任。
现有专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审查工作需要时，医学伦理委员会可以临时从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医学伦理委员会邀请相关学科专业组的专家参加医学伦理审查。具备下列条件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成为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①有良好的业务素质和执业品德，从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②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学、科研机构并担任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务3年以上；③健康状况能够胜任医学伦理委员会工作。
医疗机构原则上应聘请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组成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当本行政区域内的专家不能满足建立专家库需要时，可以聘请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专家组成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医疗机构有义务对专家进行审核。审核合格的，予以聘任，并发给统一格式的聘书。
4医学伦理审查工作程序
4.1申请
医学伦理审查申请人首先应按照统一格式向医学伦理委员会提出正式资料，包括且不限于：①临床
试验申请书；②受试者同意书；③研究计划一份。
4.2受理
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在收到医学伦理审查申请后的5日内应决定是否受理该申请。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应说明理由。决定受理后，医学伦理委员会通知申请人缴纳相关费用，并在交费后30日内组织医学伦理委员会相关专家组进行审查。在正式进行审查前，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将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资料按照医学伦理审查专家组专家人数复印后分别送达各位专家。医学伦理审查专家组专家可以向申请人要求提交特殊资料，但应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办事机构联络，严禁医学伦理审查专家组专家与申请人私自联系。
4.3审查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专家委员，应依照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技术操作规范、常规，运用医学科学原理和专业知识，独立进行医学伦理审查工作。临床试验计划的审查，必须有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组过半数专家出席，决议事项必须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医学伦理委员会就人体试验（包括药品审查、医疗器械审查和医疗技术审查）主要审查如下内容：①拟定本院人体试验范围；②拟定人体试验计划应包括的内容及审查要点；③审核人体试验计划；④审核受试者权益与伦理道德法律事宜；⑤评估人体试验的进程及其结果；⑥其它有关人体试验事项。
医学伦理委员会应对申请人提出的临床试验计划审查如下方面：①本计划的研究背景、目的及预期疗效的适当性；②本计划所拟步骤和方法的周详性；③受试者的选择/排除标准的适当性；④评估研究结果所作检验项目的必需性；⑤本计划中受试者基本人格保障的适当性；⑥主持人及协同试验人员学识和能力的适当性；⑦计划书的完整性；⑧个案报告表的完整性；⑨受试者同意书的完整性；⑩计划整体的评估。
4.4申请变更
临床试验计划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如计划有变更时，需重新进行审查，并说明必须变更的内容、理由。医学伦理审查申请人应另提变更计划后的临床试验同意书格式，并用黑体字注明“变更后计划”的字样。
4.5终止审查
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可终止医学伦理审查：①当事人未按规定提交有关材料的；②提供的材料不真实的；③拒绝缴纳费用的；④有碍于医学伦理审查的其它情形。
4.6阶段报告与中断、终止实施
临床试验计划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依法通过后，交付试验主持人进行试验。依计划进度至少在计划进行一半的实施期间，应提出阶段报告。如其期间超过一年，每年应提出报告一次。阶段报告应以书面形式，必要时应请试验主持人列席说明。如医学伦理委员会认为有安全顾虑者，可以决定终止其试验。临床试验计划主持人或医学伦理委员会通过检查认为，患者的健康状况不适宜进一步进行医学试验时，可以适时干预。必要时，终止或中断医学试验，以保护患者的利益。
临床试验完成或试验到期，临床试验的主持人应向医学伦理委员会提出试验情形报告书，经审查通过后，依法须呈报的应将结果呈报相应的行政主管部门。未提出报告的，不得继续进行其它试验。
5法律责任
除了明确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权外，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与医疗机构与医学伦理委员会相关的法律责任，这包括：①医务人员未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擅自实施试验性医疗行为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②医疗机构未经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擅自实施试验性医疗行为的，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③医疗机构未按照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建议如实告知患者试验性医疗行为的医疗风险，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④医学伦理委员会专家违反本办法的规定，私下与申请人接触或接受申请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出具虚假审查意见，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或者资格证书；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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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治疗的伦理学要求篇10
个体权利与群体权利的张力
人具有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可侵犯。临床医学以个体的人(患者)为研究和治疗对象，因此临床医学主要涉及患者本人———作为个体的人的权利。强调尊重(包括:患者的自主性、知情同意、为患者保密、隐私权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有利不伤害(包括:“不伤害”这一最低要求和“有利”这一较高要求两个方面);公正(包括医疗资源分配公正、回报公正、程序公正等内容，不仅要求具有形式公正还要求具有实质公正)。公共卫生事业则以群体(包括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患病的群体以及他们的混合体)和社会为其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关注群体、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强调群体和社会权利。从保健、预防和治疗疾病的视角看，两者具有一致性。但是从权利关系看，两者之间又具有显著的差异:临床医学侧重于患者个体权利和尊严，对象一般是患者。公共卫生关注群体的健康权利，对象一般是健康人群。在一些情况下，个体的权利与群体的权利之间会存在矛盾并发生冲突。例如在“非典”期间，为了群体的利益，我们不得不将疑似患者隔离起来，对其个体权利作适当的限制。这显然是对患者权利的侵犯，侵犯的目的是防止病毒在健康人群中的扩散，引起更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同样是传染性疾病的HiV/aiDS不能采用这种方法，为什么不将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隔离起来呢?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可以得到人道主义辩护呢?一般情况下，个体的人权与群体权利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的平衡需要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力量加以规范和制约。个体的人权的实现不能以妨碍(或者损害)他人正当权利和群体正当权利的实现为代价。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必须将个人的健康情况告知，也正是基于同样的原则，我们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不能故意传播艾滋病病毒———在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的情况下，还要主动去同他人发生或者故意与其他静脉吸毒者共用一个注射针具。同时，要求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在就诊时有义务说明自己的健康情况。
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
罗尔斯认为“公平即正义”。但具体怎样实施，却有不同的看法。目前，研究的有关公平和正义的问题涉及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以及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等宏观问题，也涉及临床中的具体的微观问题。“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在职人员的医疗保险以及其他一些商业性质的医疗保险，从根本上来看，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近两年来热议的“神木医改”模式所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在微观领域，医院在对患者进行必要的检查和实施治疗前，一般要告知患者，甚至要求患者签字，以做到知情同意。如果患者因种种原因不具有或者丧失了理性抉择的能力，需要实施知情同意。这是一种形式化的要求或者说是程序公正的重要保障形式。但是在临床上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或其监护人)由于文化、经济、心理等各种原因，拒绝在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从而错失治疗良机，导致患者死亡，引发医疗纠纷。这种情况的出现会使医生非常难过。但是作为医生，他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要追求一种形式上的公正与正义?还是应该从患者最根本的利益出发，不过分看重所谓知情同意书的签字程序，大胆决断实施预定的治疗方案?但是，如果是患者本人作出拒绝采用医生提出的治疗方案这样的决定呢?例如，由于宗教的原因而拒绝输血、由于基于对于腹中胎儿的爱而拒绝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或者生理缺陷的胎儿实施流产术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医生能否根据他自己的意愿或者根据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或者所谓孕妇本人的根本利益或其家庭的利益而强行实施流产术/引产术呢?能否在不告知患者本人的情况下，在手术过程中为了挽救患者的生命偷偷地为患者输血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之间的矛盾，以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或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这种利益冲突还可能存在于制药公司、研究机构、作为研究人员的医生以及作为受试者的患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于患者与保险公司、雇用单位之间，甚至存在于患者本人与其家属之间。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利益冲突引起来的。甚至出现了患者家属由于花费不起昂贵的医疗费用而代替患者选择放弃治疗的情况，这种悲剧的发生就是患者本人与其家属之间利益冲突的例证。利益冲突可能引发非常严重的不良后果，甚至可以直接导致患者死亡。例如上述患者家属由于经济利益冲突而代替患者作出放弃治疗的决定，引发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前些年发生于基因治疗领域中的“Gelsinger事件”［2］也是人们讨论的利益冲突的热点话题之一。
民族性与普世性价值观争论
美国莱斯大学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2007年11月在南京国际生命伦理学论坛暨老年生命伦理与科学会议上曾发表了题为《对全球性道德的探求:生命伦理学，文化战争和道德多样性》的讲话，［3］就道德多元主义和后现代道德危机问题提出以下看法:人类对于道德及道德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大约2500年的哲学沉思，几乎没有获得支持建立普遍道德规范的可能认识的经验基础，至少对适应于普遍境况的我们是有理由这么说的。作为一个概念问题，如果没有假定的观点作为论据，没有循环论证，或者没有进行一个无穷的后退，关于道德标准化内容的争论看起来不会经过合理、理性的讨论而达到一致。这种状态使得全球道德计划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与这些思考产生冲突的正是关于正当与非正当行为、好与坏的行为、作为一种普遍固定规范的道德计划本身。因此，他认为关于普遍正当行为的现代性信仰本身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医疗实践领域，不同文化语境背景下的流产、安乐死、医疗保健的公有和私有资源再分配等都成为争论的话题。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自20世纪中期生命伦理学诞生以来，生命伦理学以它特有的广泛的普适性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特征，跨越国界，超脱宗教和政治对立，在人类精神家园垦拓了共同的语境，将其发展成根植于日常生活的哲学事业。［4］普遍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成为生命伦理学乃至整个医学人文科学争论的焦点。一种观点强调医学人文性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指出了只有民族性才能够国际性;另一种观点强调医学人文的普遍性和国际性，认为医学的人文性本来就不属于某个民族特有，它本身就具有多元化基础上的普遍性。恩格尔哈特看到了“全球生命伦理学共识的瓦解”，同时，他强调生命伦理学应当从不正当的风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因为这些传统或限制是和普遍道德原则相违背的。也就是说，生命伦理学应该支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渴望实现的那种普遍道德社会的愿望。同时他认为，生命伦理学不仅仅是国际的，而且是追求对于善、正当和公正的内容丰富的观念。正是由于生命伦理学的这一特征，使它自诞生以来很快就为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以及不同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民族和个人所接受。#p#分页标题#e#
问题研究与体系建构
以生命伦理学为焦点，医学人文学应当以问题研究为中心，还是应当将注意力放在建构理论体系?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5］生命伦理学是在规范伦理学、权利伦理学以及程序伦理学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生命伦理学不是以建立体系为其目的，而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中国目前的具体问题上。生命伦理学强调问题研究，强调它的实践性，并非不重视理论思维，恰恰相反，这种理论思维立足于实践，回应实践的需要。因此这种观点认为，生命伦理学不是哲学伦理学或理论伦理学，追求唯一的最纯粹、最完备、最自洽、最连贯的伦理学理论，而是应用或实用伦理学，要解决问题，效用论和道义论是两个最基本最有效的理论。但应用不是理论或原则的推演，在应用中必须考虑情境。在不同情境中某个价值处于突出地位，在另一情境可能就不是了。如临床中的病人、研究中的受试者是脆弱人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应当置于首位;但在公共卫生情境下，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利益虽然也要考虑，但不能置于首位。生命伦理学的工作重点不在构造理论体系，但是，原伦理学、现代生物医学和传统文化对于生命伦理学的影响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对待。另外一种观点认为，［6］生命伦理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要在不同的文化圈中形成各自不同的理论框架。因此，怎样使生命伦理学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各种式样的哲学思潮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便成为研究的课题。第二种学术观点侧重于理论体系的构造，侧重于研究生命伦理学的文化之根，侧重于研究汉语文化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理论特征，强调生命伦理学的后现代文化特征，对于构造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体系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