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1
关键词：教师教育；课程；认知规律
中图分类号:G4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77-03
当前我国教师教育改革如火如荼，教师教育课程是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根据调查，“被调查者判断教师教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形成价值不大”，认为有价值的人数只占总被调查人数的58%，认为基本有价值的人数也只占总被调查人数的36%［1］。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应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当前我们的主要应对是调整课程学科门类的结构，例如，加大实习的课时比重，增加教育类选修等等，调整课程学科门类是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的努力和尝试。
但是，这还是不够的。当前的教师教育课程被认为没有价值，并不意味着当前的教育理论毫无价值——没有人能否认，让学生掌握教育理论的基础知识是有价值的，而只是这些内容对学生教育观念的形成、教育技能的提高和教育活动的指导等等方面没有价值，或者说，只是这些理论知识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教育理论课程的知识脱离了实践，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理论学习，由于理论与实践脱节，理论在实践中的影响自然消失了；一个是学生并没有把所学到的教育理论融入自己的知识结构，从而真正对自己的教育观和教育实践产生影响。不管是上面两种原因的哪一种，都反映了教师教育课程的不合理：教育理论课程本身不符合认知规律，阻碍了学生的学习；教育理论课程教学与教育实习指导之间的脱节，使教育理论学习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认知过程。
一、教育理论课程不符合认知规律，
人为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障碍当前我国教师教育的课程，除了将要任教科目的专业知识之外，主要依托一系列的教育理论课程、方法与技能课程和教育实习［2］（p283）。教育理论课程一般包括了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或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三门必修课和若干门选修课。下面本文试图从学生的角度，根据认知规律来探讨这三门必修课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教育理论课的课程安排疏远了知识与经验的关系
当前的师范教育三门教育理论必修课程的开设顺序是：先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然后学习学科课程与教学论。从教育学的学科架构来看，心理学是教育学的基础学科，教育学课程试图向学生呈现教育和教育理论的概貌。在学习了这两门学科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这样安排完全是符合学科知识结构的。
根据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原理，人与认识对象发生相互作用之后，已有的认知图式与认识对象之间会有顺应和同化，使得新知识融入已有的认知结构，形成新的认知图式。但是，顺应和同化的发生是需要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学生理解新知识。“无意义或未经了解的事物是很难让人记得的，而且似乎也很难和其他的事物形成网路或连结。”有实验证明，与那些学习者无法理解的知识相比，那些学习者能理解为有意义的知识，更容易被记住，“而且人们会立刻开始对有意义的事物进行心智的连结以及分类”。［3］（p96）
学生理解新知识又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新知识本身与学生已有知识的密切程度，一个是新知识呈现的方式方法是否增加或降低了学生运用已有知识来理解新知识的难度。
第一方面，如果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引发学生的疑问，就能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使学生更主动地探索知识，并且调动已有认知图式的所有积极因素对新知识进行顺应和同化。反之，如果新知识完全不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不能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那么学生将可能失去学习新知识的动力，使整个学习过程成为被动的过程，已有的知识就不能被调动起来积极参与顺应和同化。学习也就受阻。第二方面，如果新知识的呈现是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的，那么学生就能容易调动已有知识理解新知识，有助于顺应和同化。反之，如果新知识的呈现不是从学生已有知识出发的，那么学生就难以调动已有知识来理解新知识，那么顺应和同化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学生学习的障碍，这些障碍都可能给学生带来精神上的消极影响，形成学习的“精神障碍”，打击学生积极调动已有知识来理解新知识的积极性。［4］（p174-175）
学生在学习教育理论之前，缺乏作为教育者的实践经验。在进入教师教育学习领域之前，他们基本上没有从教师的角度来思考过教育，更没有把教育作为研究对象来考虑过。他们对教育的经验，只局限于学生的角度。他们一直都是以学生的身份接触教育、理解教育的。也就是说，在学生的经验中，最丰富的教育经验是作为学生的课堂教学。
教育学、心理学和学科课程与教学论都是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其视角与学生的学生身份和视角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教育理论与学生都直接与教育有涉，但是视角不同，所建立的经验和知识也不同。学生放弃学生角色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教育、思考教育涉及立场和身份的改变。这对刚接触教育理论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转变过程。或者说，三门课程都是远离学生经验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理论课程应该从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开始，利用学生的经验，更好地促进教育理论与学生经验之间的顺应和同化。我们当前的教育理论课程安排却把与学生经验最密切的学科课程与教学论放到了三门课程的最后，作为前两门课程的后续课程。这是不合理的。
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2
关键词：四川省；本科院校；专职“性教育”教师；专业素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性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上越来越突出的性问题，关于性教育的问题也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我国对性教育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在这种形势下，全国各大中小学出现了专职“性教育”教师。作为承担重要历史使命的大学，必须重视对大学生性教育。而传播性知识的专职“性教师”担负着重任，他们的专业知识素养构成对性教育的质量和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结合当前性教育的现状，谈谈四川省地方本科院校专职“性教育”教师专业素养构成。
一、四川省地方本科院校性教育的现状
我国传统观念中，认为性是下流和可耻的，对于性普遍采取回避态度。随着西方“性解放”思想的融入，传统的性观念受到冲击，大学生在思想方面的前沿性使他们徘徊于性观念的矛盾冲突中。性教育的落后，使得很多大学生未受过系统、规范的性教育，性教育的缺失导致了大学生性观念的模糊。大学生性成熟提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性心理成熟滞后于性生理成熟带来的矛盾成为严重的困扰。根据笔者对四川省本科院校“性教育”问题的调查显示，性教育在本科院校中还处于薄弱环节。
首先，对学校性教育没有统一的认识。一部分人认为大学生已经长大成人，对于性知识该懂的都懂了，专门进行性教育会冲击正常教学，引发学生的好奇心。所以，很多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关于性教育的内容很少。其次，对于学生接受性教育的意愿存在疑虑。据调查，某院校曾为全校师生开设“性教育健康”选修课，计划招收50人左右，实际报名人数竟接近200人。由此可见，大学生对于性教育是认可和接受的。再次，一些院校认为性教育是有必要的，但只需要交给学生基本的性生理知识。大学生对于性知识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但对于性道德的了解还不够，因此性教育应将健康人格和伦理道德教育结合。最后，对性科学知识的理解不够，认为性教育是教给学生淫秽信息。
二、四川省地方本科院校“性教育”教师专业素养存在的问题
美国要求“性教育”教师具备健康的动机和教学的能力两项基本素养；前苏联教育行政部门认为“性教育”教师应富有教育机智、人生经验、创造性的态度、渊博的知识、纯洁的道德，受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和喜欢。“性教育”教师的素养是指胜任“性教育”工作所应具有的素质和修养，包括思想道德、知识能力和心理品质等方面。
根据对四川省本科院校“性教育”教师的调查显示，专职“性教育”教师的素养存在着一些问题。⑴一些教师对于性教育的责任认识不够清楚。对于性教育的必要性在广大性教师的观念里已经毋庸置疑，但对于性教育的责任认识不到位。大部分教师倾向于认为性教育的责任在于家庭和社会，而忽略了学校和教师的职责。⑵对学校进行的性教育的主要内容认识模糊。大多数教师对性教育的内容认识仅限于性知识，而未考虑健康人格和伦理道德教育。⑶进行性教育的知识和能力欠缺。调查中，“性教育”教师对于性教育中的健康文明的性观念和性道德的观念模糊，说明了教师知识和能力储备的不足。
三、四川省地方本科院校“性教育”教师应具有的专业素养
1.思想道德素养
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师都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尚的思想品质。从事“性教育”的教师应具备的思想素养包括：⑴健康科学的“性”态度。在讲述关于“性”方面师生都比较敏感的词汇和字眼时，教师应自然大方，不应可以回避或隐匿。本科院校的学生已经处于成年期，对于性也已经有一定的了解，教师应转变观念丢掉思想包袱，给学生讲述性道德知识。并对学生在身心发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正确处理。⑵教师应全面正确地认识性教育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性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但仍然存在很大的误解。认为大学生对性知识已经有了很多了解，可以“无师自通”。作为“性教师”应认识到性教育对大学生人格发展的重要意义。⑶应具有进步的、健康的性观念。人们对性问题和与其相关的情感、幸福等问题的认识及看法就是性观念。作为专职“性教师”，对于性观念应具有科学健康的认识。
性教育教师应具有的道德素养包括：⑴应具有从事性教育的健康的动机。我国传统的性教育问题存在观念性的错误，一方面认为“性”不用学习，另一方面刻意回避，认为公然讲述“性”反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由这种观念造成的认为给学生讲述“性”属于动机不纯，造成人们对性教师产生质疑。因此，性教师应具有纯洁的道德观念和健康的动机，获得学生和家长的充分信任。⑵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教师应意识到性教育对大学生成长的重要性，从内心深处关心学生的性健康，对工作充满责任感。⑶遵循性道德规范。面对各种复杂的性问题和性现象，性教师应具有清醒的认识能力。随着传统性道德的改变，性现象和性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婚外性行为、小三等现象频繁出现，“性教师“应努力用性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营造个人幸福的婚姻和家庭，为学生做好榜样。
2.知识素养
性教育科学是一个系统的综合性专业性学科。性教育学是性德育、性智育、性体育和性美育的有机统一，包括性解剖学、性生理学、性传播疾病防治学、性伦理学、性法学、性文化学、性美学、性行为学等。性教育学是性德育、性智育、性体育和性美育的有机统一，它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性教育教师必须具备丰富的性科学知识和性教育的理论知识，由于我国的情教育基础薄弱，专业的教师数量少，教材也少，所以性教育的开展举步维艰,大学性教育更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这就要求教师全面的学习性科学知识，了解国内外性教育的趋势。特别是性心理学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法学方面国外的最新研究进展。
以做到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性教育的科学性。教师只有广泛的了解性教学题材，从广泛的广博的性文化知识中吸取教育的养料，使性教育活动更生活活泼，丰富多彩。使学生真正接受知识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3.法律素养
性教育教师具有法律赋予的责任和使命，在法律意识方面应具备的素养有：⑴尊重并保护学生的隐私。现代社会人们对隐私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烈，隐私权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教师应当尊重和保护学生的隐私权。性教师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会接触到学生生活方面的隐私，要尊重学生的意愿，不能强迫学生说出个人不不愿透露的信息，对于学生自愿说出的属于个人隐私的内容应注意为学生保密。⑵依法执教。中国传统的性文化史决定了学生对性的了解主要通过电影和网络等媒介获得，缺乏体系性的性教育内容，因此教师应教育学生用教育约束自己的行为。在教学中应注意教学内容的正确性，自觉用法律手段行使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学生。⑶对学生进行性法律教育。
4.能力素养
作为一门性教育课程的老师，在能力培养上要注意三个方面。⑴观察能力。教师必须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能够发现和了解社会上存在的性现象和学生的性问题。⑵分析研究能力，对学生进行问卷测试，发现学生潜在的性问题，分析讲解开导学生。⑶因地制宜的教育。对性教育的课程教学循序渐进，及时调整性教育的方法使教学更具艺术性。除上述三个方面外教师还应该具有三个基本的能力，用科学性的术语来表达各种性信息。将一些性知识和事例用科学性的术语的归纳。让学生了解，掌握术语，从而避免学生有问题而无法表达，有口难开。对待性的轻松自然的教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引导学生在轻松的范围学习知识，与学生打成一片，讨论问题，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一个性教育教师要有驾驭课堂的能力，灵活应变才能够赢得学生的尊敬和欣赏。让学生体在课堂没有任何压力，对自己的发现的问题能够随意的提问。
5.心理素养
性教师还用具备良好的心理素养，如良好的性格、广泛而稳定的兴趣、坚定的意志、丰富健康的情感等。同时，性教师还应具有很好的接纳自己的生物性别的能力，以及在良好的性心理素质引导下的正确的性社会角色。教师的良好性心理素养，能够正确地引导并培养大学生的性心理素质，保证性教育任务的完成。
四、小结
传播性知识的专职“性教师”在性教育中担负着重要的责任，他们的专业知识素养构成对性教育的质量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四川省本科院校专职“性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中存在着性教育的责任认识不够清楚、性教育的知识和能力欠缺、对性教育的主要内容认识模糊等问题。因此，应注重本科院校性教育教师专业素养的建设，加大职前培训的开设力度，确立性教育的学科地位，提高性教育教师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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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3
关键词:师范生;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技术主义;多元化
对未来教师形象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的不同选择与标准。我国职前教师教育课程长期处于知识本位和技能本位取向下，往往不自觉地认为师范生的发展置于学科内容知识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等科学原理和技能掌握的成熟度上。与之相对应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范式便是基于知识的评价，仅局限于一种寻求知识(knowledge－seeking)的评价活动。基于知识的评价，其出发点是检测未来教师对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相关概念、原理等的知识掌握水平和知识的有限运用能力。一般而言，基于知识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都是用统一的、绝对化的评价标准作为评价指标，其评价方法也主要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单一化的量化考试。这种课程评价有其积极意义，能够引导未来教师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为后续的发展奠定基础，但是也容易导致未来教师在知识掌握与运用在低水平徘徊，缺乏反思与觉醒意识。传统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基于“行为目标模式”为理论指导，旨趣倾向于预测控制、科学量化，只重结果。这种评价模式忽视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特殊性，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培养对象在未来是要从事心灵世界或主观世界的教师，而不是培养面临客观世界的技术工人。基于其特殊性，职前教师教育课程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生成的、开放的，是在特定的情境框架内教师教育者与师范生进行对话的意义建构系统。在这种意蕴下，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评价也同样具有生成性、情境性和多元性和非线性等特征，课程评价不再以单维、线性、机械的方式发生，而是一种“鉴赏”、“解释”或“存在”。因此，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更加强调多元化、质性化和主体性的评价，即从注重师范生对课程知识的机械记忆、掌握、理解转移到注重师范生对课程知识的独特理解、诠释、质疑、批判上，从而促进师范生能够真正地对知识与技能进行意义建构和生成，成为具有批判反思和自觉意识的未来教师。
一、作为“鉴赏”的多元化评价
美国美育与课程学家艾斯纳(eisner，e．w．)认为，课程评价由于过分地强调认知性评价而缺乏美感。特别是，现实中认知性的评价标准出现偏差，过分强调逻辑标准、推论等形式的量化评价，从而忽略与美学相关的“隐喻和诗意”以及用视觉、听觉等多重感觉的思维形式。正是由于这些思维形式的缺失导致学习者感受和思想的刻板，妨碍学习者鉴赏课程过程中那些最具隐喻性思维模式的事物或观念。因此，他认为评价需要考察学习者是如何在经验中建构意义的，并将评价理解为一种鉴赏(connoisseurship)。鉴赏是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审美性和意义诠释过程。在这种理念下，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更加倾向于作为“鉴赏”一种多元化的评价，反对将师范生置于一个共同的标准或常模下，按照某一种价值观来要求师范生。对于教师专业能力的理解不是仅仅停留在所规定的科学技术、理论知识以及技能上，而是融合在这些知识对问题情境所展开的“反思”以及针对问题情境的价值判断。这种反思或价值判断是具有缄默性、个体性、情境性的，需要重新解读、选择、取舍、融合广泛的理论知识所形成一种知识，不同的师范生所表现出来气质都具有差异性。要将对师范生的评价视为一种艺术欣赏的过程，以鉴赏的态度，渗透审美的视角，通过专业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来寻找师范生发展中的细微变化。因此，这也决定了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和弹性化。首先，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应立足于师范生的差异性。虽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教育教学中存在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和统一要求，这样可以使未来的教师在以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有章可循”“有规所依”。但是如果仅仅是以这些作为课程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最终看到的是师范生统一化生产线的批量性结果，而差异仅仅表现在分数和等级上。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不同学习者个体的认知图式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的内化、新信息的加工途径以及生成的结果图式上千差万别。在这种意义建构的过程中，受师生个体差异性的共同影响。
这意味着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不存在唯一的、统一的或固化的标准，而应该确立适合于不同评价对象的多重标准，反映出知识的不确定性和主体建构性，即强调充分尊重师范生的个性差异，反对将未来教师培养成统一化、标准化的技术工人。另外，不同的师范生个体对于知识或教育教学理念、情境都有属于自己的认知和见解，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有一千个教师就有一千种教学方式。例如，不同师范生所教学科不同、学习经历、认知风格等都存在差异，具有明显的个体特征。因此，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评价在遵循基本标准的前提下，应该更多地关注和尊重未来教师教学个性的培育和发展。如果在课程评价上能够反映教学的创造性、强调师范生的参与性、杜绝结论的绝对性，从而促进未来教师的智慧彰显和属于自身的教学风格形成。其次，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应立足于师范生发展的完整性。在现实中，对师范生理念、情感、价值、责任、能力等方面的评价被消弭，主要是将师范生的考试成绩作为标准。师范生往往迫于考试的压力，而战战兢兢，为了分数而学习，最终导致“背完、考完、忘完”现象的发生。
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应该是基于师范生发展完整性的多维度考察，关注师范生的教育生活、综合性体验、视域的融合、主张的重新释放等，而不仅仅是对师范生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识记程度的考察。例如，有研究者就认为，除了从教育维度考察未来教师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表现，还应该从学习维度，即教师作为学习者，考察师范生的终身学习意识与能力，从创造维度考察师范生的创新精神与才能等。笔者认为应防止课程评价陷入“见物不见人”的境地，突出对人本身价值的判断。因此，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除了关注师范生知识与技能的获得之外，还应该关注师范生的自我概念的建构、觉醒意识，从理念、情感、价值、责任等多个层面来完整地解释师范生的收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鉴赏”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并不是盲目欣赏。正如艾斯纳所言，艺术鉴赏也需要做出客观的判断，这也是其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完全没有批评就不会产生美。因此，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中，也需要进行适当的“批评”，包括对师范生的发展状态提出改进建议，引起师范生的反思，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
二、作为“解释”的质性化评价
传统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中单纯以量化的评价方法，试图将复杂的教育过程用一个准确的数据来分析、比较，据此判断师范生的学习成效，忽视对师范生学习与成长过程的价值以及创造性的考察。它所衡量的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工具价值，即通过一种工具性的行为来判断某种外在价值。例如，有师范生谈道:“我感觉教育学的学习变成了一些概念背诵过程，例如什么叫教学方法、什么是教学策略等。这些东西都要背下来，因为我们考试还是比较严。但是基本上都是背完、考完、忘完，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定义的内涵和意义。”“教育实习结束前，由实习学校指导教师根据大学教育实习成绩评价标准，按照《师范生教育实习质量评价表》进行成绩评定，并简单的撰写几句评语就完事了。”“我们也会要求填写实习日志。但是大家(指导教师、实习生)都不会特别重视这个，大部分实习生仅仅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传统意义上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完全成为一种工具理必然遭受批判，反对师范生的客观对待和技术上的娴熟作为课程评价的唯一标准，而更倾向于将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视为对师范生发展状况与方向的一种“解释”(il-luminative)。这种“解释”涵盖师范生内在的心理、情感、观念、审美、态度等难以测量的维度。
作为“解释”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是对师范生的成长经历进行细微性、个性化的观察与记录，教师教育者以一种专业的视角对“画面”进行意义诠释与批判。如前文所述，师范生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缄默性等特征，师范生通过对知识的理解与内化，通过与情境的对话，运用经验中的缄默知识或实践性知识展开教育教学问题的反思与建构。因此，师范生获得知识往往存在于一定的情境中，并且是难以言传的，只有通过真实情境中行动、反思与互动才能展现。例如，师范生是否反思、认同、自觉、觉醒，主要体现在讨论、角色扮演、班级发言、口头辩论、立场申明以及探究性活动过程中。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特性决定其评价更应强调基于“真实”(authentic)情境的质性评价，其作为主要的课程评价方法，很难用割裂的、单独的、静态式的评价来反映师范生的发展。质性化评价方式并不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和量化指标体系评价，而是寻求能反映学习者内在价值、主观感受与心智结构并能为评价对象的发展提供支持和解释的方式。从根本上讲，质性评价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复杂的教育生活现象，更好地体现对师范生的内在发展的终极关怀的评价手段。
三、作为“存在”的主体性评价
师范生作为职前教师教育课程的主体，而不是知识被动的接受者和技能的模仿者。因此，忽视师范生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的“知识旁观者理论”是不具辩护性的。课程评价倡导师范生作为主体之一参与到课程评价的生成过程中，为情境性的对话提供一个重要的起点，即突出师范生的主体性自我评价，从而促进师范生自觉对学习过程、学习结果等进行价值判断。海德格尔曾尖锐地批判“存在的遗忘”(thefor-gottenexistence)，而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中，“存在的遗忘”现象也是常见的。传统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关注外部规定、控制，追求社会服务和社会效率。在此情形下，知识来自外部，不动地、不变地存在于自然法则之中，知识可以被发现，但不能被创造。学习者是容器，是不具个性和思想的被动接受者。课程评价的目的被狭隘地理解为甄别、比较，做出“区分”或者“分级”，那么其过程也被理解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全或无的“社交”模式。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应倡导的是一种发展性与主体性的自我评价，即是对师范生“存在”(being)的追寻。关注师范生个体的体验、经验和判断，以师范生的自由与解放作为评价根本目的，强调师范生作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意识和能力。以现象学、解释学和生存论思想为基础，超越主客对立的认识论，主张以主体内部体验或外在参与的方法，来理解和解释世界万物的价值。师范生的自我评价是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意识觉醒的体现之一，师范生通过对自我的描述、觉知和诠释，面对真实的自我，向“真”敞开，能够发挥被评价者自己的智慧，反思自己，做出自由的、负责任的选择，寻找到真实的自我发展空间，获得真实的自我实现。
罗杰斯认为，当学习者更多地将自我评价和自我批判作为主要依据时，也就伴随着其主体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地发展与进步。师范生能够在不断自我总结和剖析中重新规划自我的发展路径，对自我的未来发展做出新的判断和憧憬。师范生自我评价包括自我简介、成长日记、心灵日记、自我评价表等，教师教育者也能够通过观照师范生个性化、多元性、翔实性的自我评价，进行及时的反馈与调整。而更为重要的是，师范生的自我评价在某种层面上讲是对师范生的赋权。通过自我评价，师范生更能够意识到自身是学习活动中或教育教学活动中的责任人，从而激活师范生自我反思的意识以及责任感。正如有研究者所言，“尽管说改革已经很久，但是师范教育本身的观念改革恐怕远没有重视和认清。这种滞后就带来了整个培养方案设计中，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系统结构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在当前的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理念中还存在诸多误区，陷入一种“技术主义”的泥潭之中。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的理念层面，教师教育改革者应秉持一种理论自觉的态度，在实践中突破仅限于考核、甄选、筛检等功能的固有思维，将职前教师教育课程评价视为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审美性和意义诠释过程，为我们的基础教育培养真正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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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4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备受瞩目，简要梳理了建构主义发展的历程以及其在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教育改革中的影响。认为建构主义在当前我国新课改中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在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应用中也存在缺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我国当前新课程改革中备受瞩目。本文尝试对教育教学中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进行梳理，并从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两方面论述建构主义思想对我国新课改的影响。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发展到认知主义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其理论渊源可以上溯至行为主义的学习论，后又 继承了认知心理学如瑞士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若干思想，以及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思想，还有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思想。总的来说，从行为主义学习论到建构主义学习论的演变过程，是一个由强调学习的客观主义到强调学习的主观主义的演变过程。
(一)行为主义学习论
行为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了解人类行为的关键是对行为外部事件的考察；外部环境是决定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对人们行动结果的强化会进一步影响后继的行为，学习就是通过强化建立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联结。教育者的目标在于传递客观知识，学习者的目标是在这种传递过程中达到教育者所确定的目标，得到与教育者完全相同的理解。行为主义揭示人类学习的经典公式是：S(刺激)一R(反应)，强调“经验乃知识的惟～源泉”，明确提出教育与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这显然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学习观。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主要缺陷是忽视教育传递过程中学生的主观理解及心理活动过程。这种缺陷受到后来的许多心理学、教育学研究者们的批判。
(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皮亚杰关于儿童知识的自我建构思想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直接基础。和行为主义者强调外部环境、刺激等客观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不同，认知主义者皮亚杰(piaget)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他强调个体的内部认知结构。他认为，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中：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来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根据皮亚杰的这种认知建构主义观点，教学的目标是在于帮助学习者习得事物及其特性，使外界客观事物(知识及其结构)内化为其内部的认知结构，学习是一种“自我建构”，在这个建构中，要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皮亚杰理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解决好客体问题而过于强调生物性，忽视了人的社会历史性。
(三)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论”
在皮亚杰研究的基础上，维果茨基进一步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和皮亚杰自我建构理论不同，维果茨基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特别强调“活动”和“社会交往”在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人的心理机能的形成是通过社会作用不断建构的，即社会建构，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性相互作用内化的结果。这种互动通过教学、日常生活、游戏和劳动等来实现。在他看来，对于人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应当从历史的观点，而不是抽象的观点，不是在社会环境之外，而是在同它们的作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中加以理解。同时，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以后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发展影响极大。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运用这一理论作为儿童发展的指导，并通过支架的帮助使儿童达到其最高的发展水平，从而使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引导、帮助儿童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最高的发展。
(四)布鲁纳学科结构论与发现学习法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文化历史发展论”先后在美国的流行，对于建构主义思潮的广泛流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布鲁纳为首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对其进行改造与运用，进一步推动了建构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布鲁纳认为学科内容应是概念、命题、基本原理及其彼此的联系，认为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好的学科知识结构使“学习者不仅可以简单地、明确地把握学习内容，而且可以发挥迁移力，对有关联的未知的事物迅速地作出预测。”布鲁纳认为学习学科知识的最终目的是“学习处于知识结构最上层的概念、规则，才会出现学习的迁移，才能够顺利解决问题”。为此，布鲁纳倡导发现的学习方法。发现学习同其他学习方法一样，主要目的是获得知识，并且是客观性、简约性、概括性、结构性的知识。因此学生去发现的答案是教师已知道的，学生不是去质疑或发明而是去发现教师希望他们去发现的东西。布鲁纳的认知一发现说思想为以后更激进的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总体上说来，布鲁纳仍然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强调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结合，教学的目标在于帮助学习者通过一定的信息加工方式把外部客观事物及其特征内化为其内在的认知结构。
(五)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多媒体和网络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下的理想认知工具因而有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西方愈来愈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其影响。建构主义理论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形成了激进建构主义等新的流派。激进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冯·格拉塞斯费尔德(Von．Glasesfeld)、格登(Gerdern)等。激进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理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关于经验知识的理论，它更多地是从认识方面与传统的客观主义相决裂。他们认为，世界是客观的，但是对于世界的理解却是个体的。相对于认知主义的观点——学习是全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形成对某一事物的共同看法，建构主义则强调学习是每个学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构建、解释现实，教师只在其中起着辅助的作用。
由于个体经验的不同，因而个体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他们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社会性和情境性。新的建构主义流派更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教学方法，诸如源于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支架式教学：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的抛锚式教学：学习者可以随意通过不同途径、不同方式进入同样教学内容的学习，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或同一问题的多方面的认识与理解的随机进入教学等等。建构主义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情境”、协作学习对意义的建构作用；强调利用各种资源来支持“学”而非支持“教”；强调学习过程的最终目的是完成意义建构而非教学目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发展至此，已经从行为主义的客观主义学习论到认知主义的相对客观论演变为以主观主义为中心的学习论。
二、建构主义对教育改革的影响
澳大利亚科学教育学者马修斯(m．matthews)指出，建构主义是当代科学与数学教育中的一种主要影响，这种影响从近年来国际上出版的大量有关建构主义的著述中可见一斑，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1996年美国出版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科学教育的纲领性文件，就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其指导思想的。除美国外，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科学教学评价改革以及相应的教师教育改革在许多国家也都正在展开。例如在德国，基尔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杜特(R．Duit)博士倡导用建构主义理论改革科学教育：在新西兰，2o世纪9o年代中小学科学课程即是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编写的：在英国，利兹大学的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把建构主义理论用于科学教学改革中。
在我国新课程改革中流行的建构主义理论多为源于维果茨基理论的社会建构主义。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之所以在我国教育界备受关注，关键在于其理论构想非常有助于我国教育界解决困扰当前教育的核心性问题。众所周知，我国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普遍存在“应试教育”，即普遍存在围绕考试、分数、升学进行教学的倾向和弊端。在教学中，将教学目标放在知识的传授上，甚至将考试目标作为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基本以讲授法为主，以大量的练习达到对知识的巩固与理解。教学的评价方式更为简单，以分数高低论学生优劣，以升学率作为衡量教师和学校水平的唯一标准。其结果造成了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学生成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教学更多的是训练学生的记忆力，而非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更谈不上培养其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面对当今全球发展趋势和我国对人才的需求，这样的教育已难以承担现代教育的重任。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产生则有助于改变这一切，其独特的学习理论让教育界耳目一新，开阔了研究者的思路，也从理论上有助于解决我国传统教育中的某些制约教育发展的问题。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到冯·格拉塞斯费尔德的激进建构主义理论、杰根的社会建构理论等等，他们共同的思想都是将学习置于学生原有经验的基础之上，并遵循其认识规律来进行。pi(’建构主义者重视学习活动中学生的主体性作用，重视学生面对具体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这相对于行为主义的客观学习论是一种进步所以，建构主义的学习和教学观对我们当今的教学改革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建构主义在新课改实践应用中的缺陷
任何理论都有其不完善的一面，建构主义学习论也是如此。行为主义客观学习论强调在教学中重视知识的确定性和普遍性，这在学习的初级阶段是必要的，但它往往易使学生获得教条式的知识。皮亚杰、维果茨基和布鲁纳重视因知识问相互联系而形成的认知结构的作用以及经验的建构，看到了学习中具体性的方面，但是不够深入。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个人经验基础上的意义建构，侧重于探索如何使学生的认识由抽象走向具体，更适合于学生学习的后续高级阶段。但是，由于建构主义理论从行为主义的客观学习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任何形式的抽象和概括，这助长了知识的相对主义，同样也会在教育实践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一)强调直接经验而忽视间接经验的系统学习，易导致整体教育质量的滑坡在教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十分流行，正愈来愈多地被用于促进学生的主动性和探索能力的研究。但是在实践领域，有经验的教师常常对建构主义者抱着批判的态度。建构主义实际上特别强调学生的个别、直接的经验，是否任何知识都需要经过学生的个别“意义建构”来获得呢?根据科学的教育心理理论，学生学习的基本特点之一就是以学习前人通过直接经验获得而积累下来的“间接经验”为主，直接经验的学习只是对间接经验学习的补充。如果过于强调直接经验，对于人类有限的生命来说，无疑是一种浪费。另外，从教育的立场上看，其结果和美国l9世纪末至2o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宣扬的思想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而那次的教育运动是极其令人失望的，它直接导致了美国教育质量的滑坡，迫使美国自上世纪5o年代后期以来自上至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现状的改革。
有学者明显地表明对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在当前新课程改革应用中的担忧，指出过度强调学生的个人建构知识、情境学习而忽视教师在传授知识中的作用，显然不符合个人掌握知识发展能力的心理逻辑。对于我国的教育发展来说是有害的。“目前我国的教育改革中，‘自然主义’和‘形式教育’的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儿童中心’和‘能力训练’成为指导许多教育教学改革模式的主要原则，其结果是：知识的掌握被弱化了。”[41。”“要认真对待和克服‘轻视知识’为特点的教育思潮。这一思潮流行时间很长，影响已相当深广，已在课程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中有所反映，因此，对它认真进行探讨、辨析、澄清和克服，尽量减少一些消极因素对新课改的干扰，避免太多的损失，不致付出过高的代价，应该说是必要的、有意义的。141。∞
对于教学实践的改革，也有学者进行了大景的探索，张奠宙认为“建构主义是一门严肃的学问，如何用于数学教学，则要慎重研究。”l5l台湾小学数学教学推行建构教学法，已试验了五年，但无突出的进展。实际上，许多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是先记住会做，再逐步理解的。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是离不开基本知识的记忆和学习的，一切都要建构显然是行不通的。至少基础知识的建构与思想意识的建构必须区别开来。
(二)强调学习者的意义建构．缺乏对教学效果的衡量标准
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5
【关键词】幼儿教育；“小学化”；儿童知识观；偏差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16）07/08-0003-06
幼儿教育避免“小学化”倾向，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国内学者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影响后果及解决方法等，均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然而，这些努力却始终未能完全清理“小学化”倾向出现的思想土壤。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研究者日益发现，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出现，与部分幼儿教育相关利益主体的儿童知识观偏差有莫大关系。本文拟深入解析幼儿教育相关利益主体的儿童知识观偏差，及其与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内在关联，以期为解决幼儿教育“小学化”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一、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主体的集体心理表现
一个颇为吊诡的现象是，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在遭受学界及社会舆论不断批判和非议的同时，却又因为一些原因在全国各地依旧风行。部分幼儿教育的相关利益主体，其实是“小学化”倾向产生的实际参与者，包括部分幼儿家长、幼儿园教师和专家学者。他们大多在教育利益诉求与教育理想追求之间的纠葛中，或被动或主动促成了“小学化”倾向的顽强存在。
幼儿家长是幼儿的教育人，他们对教育利益的诉求最为强烈。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确立，竞争意识深入人心，教育在改变自己所处社会阶层、实现个人升迁等方面的功能被不断放大。教育系统中的“应试化倾向”一直存在，而且迅速从高中到初中，再到小学，层层向下传导。幼儿园教育作为教育的起始阶段，一直受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等教育价值观的影响。部分幼儿家长虽然口头表示希望孩子在幼儿园阶段以玩为主，幼儿园寓教于乐，以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为主，让孩子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1〕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明显表现出对幼儿知识学习的深切关注。
幼儿园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其专业水平直接影响幼儿教育的质量。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水平不仅包含专业知识与技能，还包括专业理念与素养。专业知识与技能主要是指幼儿园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以及教学评价等方面的认识与理解，专业理念与素养主要是指幼儿园教师对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自然天性等的理解与认识。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幼儿园教师是否有“小学化”教育倾向，不仅与其专业水平的发挥有关，而且会受职业倦怠、薪酬待遇等因素的影响。例如，有的幼儿园教师会随着教龄的增长而日益固化教学模式，又因为薪酬待遇相对较低等原因，导致职业倦怠，在理解儿童与创新教学活动等方面缺乏足够的动力。此外，幼儿园教师还时常受家长的影响。家长对于幼儿园教育的实际诉求往往会迅速传至幼儿园，使幼儿园教师在教育利益诉求与教育理想追求之间不断摇摆。正如有幼儿园教师所说，“如果不适应家长的做法，幼儿园将面临生源不足的风险”。或许可以说，当下一些幼儿园的“小学化”教育倾向是幼儿园迎合家长需求的折中做法。
学前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掌握着教育理论研究的绝对话语权，对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批判声音最响。专家学者的观念本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幼儿家长及幼儿园教师的教育理念与行为，然而，受高等院校重理论研究轻教学实践的激励机制影响，不少专家学者致力于深化理论研究，无暇兼顾实践探索，导致部分专家学者日益脱离实践，“曲高和寡”。另外，还有部分专家学者认为，不应将学科知识教学与儿童本位绝然对立起来。毕竟，禁止幼儿园教幼儿学习拼音、识字、算术等内容，与幼儿是否获得快乐童年及身心是否健康发展，并无必然的联系，也缺少科学验证。〔2〕他们认为，学科知识教学，若能基于儿童发展水平，适宜儿童的特点，不必过多指责。还有专家学者以“小学化”问题较严重的乡村幼儿园为例，认为幼儿园教育去“小学化”的政策改革可能“剥夺了这些处境不利儿童做好入学准备，继而融入主流社会的权利”。〔3〕这种“存在即合理”的折中主义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间接肯定了部分幼儿家长及幼儿园教师开展“小学化”倾向幼儿教育的合理性。
上述这部分幼儿家长、幼儿园教师及专家学者等在教育利益诉求与教育理想追求之间的博弈中最终偏向前者，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幼儿教育“小学化”。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利益趋向的决策选择，可实质上却反映了相关利益主体的集体心理存在儿童知识观偏差。
二、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儿童知识观偏差
知识观是指人们对知识的根本看法。不同学者或流派对于知识的含义有着不同的解释。西方早期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是人类理性认识的结果，是人们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和表述，是真理。17世纪前后，洛克等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源于感觉经验，是对外部世界各种联系的反映，知识获得的最可靠途径是观察和实验。20世纪初，杜威提出知识是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是有机体为了适应环境刺激而做出探究的结果，真正的知识不是静止的、终极的、完美的和永恒的，而是能够提高有机体不断探索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代建构主义者进一步认为，知识是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即儿童基于自己的经验以及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通过主动建构的方式获得融入主体世界的知识。〔4〕具身认知学说认为，知识的建构不仅仅是主体性的认知建构，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也是身体给予的，知识的身体性优先于结果性。〔5〕
学者对于知识含义的解读，正趋向于从知识代表权威的认知中解脱出来，引导人们关注知识的个人属性，强调知识形成的具身发展性。这种对知识权威的挑战，与社会及知识形态的不断演变有着密切关系。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人类获取知识更加便捷，掌握知识不再意味着拥有了权威，教育也不再是将一堆陈述性知识存储于学生的大脑，而是要让学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运用和创造知识。强调生成性知识、创造性知识，正成为时展的主要特征。基于此，为个体提供强大的自我概念和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利用与调动心理社会资源以满足复杂需要的能力等，变得愈加重要。〔6〕不过，从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主体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中可以发现，他们所强调的学科知识学习，主要出于世俗功利主义的角度，认为幼儿早些接触文化知识，如基本的算术、识字及拼音等，有助于幼儿在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学习中占得先机，又或是以教育公平为由，强调幼儿的学科知识学习是缩小城乡教育差异的重要途径。这些对知识的看法，实质上指向了真理和权威，认为知识是人类智慧结晶的积淀，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共同性和一般性等特点。在“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者看来，知识的学习即是真理与权威的获得，而真理与权威的获得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幼儿在未来社会可能拥有的实际权力。所以，幼儿园教育的主要任务便是教师讲授和传递知识，幼儿接受和使用知识。
显然，这种知识观与当代学界有关知识与学习的观点颇有不合之处。“小学化”倾向的幼儿教育，存在着被广泛认知的教育风险，即牺牲幼儿个人的理解力与迁移力，以习得机械的技能。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儿童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知识往往变成了不能移动的重物，知识被积累起来似乎是‘为了储备’，它们‘不能进入周转’，在日常生活中得不到运用，而首先是不能用来去获取新的知识”。〔7〕在这样的幼儿教育中，“教师和儿童都成为知识的‘奴隶’，都没有生产知识和解释知识的权力。教师将社会认可的分门别类的知识传递给幼儿，忽略幼儿和谐发展的需求，忽略个体生动活泼的存在。教师又可通过控制教育内容来控制教育对象，使其在知识面前丧失主动性，在世界面前失去探索欲”。〔8〕
由于幼儿的经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缺乏普遍性和共同性，是一种无法获取现实利益的偶然性事件，又因为这种精神性事物很难采取考试等形式进行审查，也无法作为量化评估的依据，所以，相形之下，技能和知识的掌握则显得没有那么困难，学科知识教学就在这样的博弈反复中成为“小学化”倾向幼儿教育关注的重点。在“小学化”利益相关主体及社会现实的多重压力下，幼儿的自主生活、体验正被一种成人既定的对未来的职业想象所取代，致使幼儿教育几乎都围绕着适应小学、适应考试等展开。强调知识的基础性地位，注重知识的外在化形式，采取量化方式评价知识等，便成为“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主体儿童知识观偏差的主要表现。
可以说，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主体这种有偏差的儿童知识观，一方面凸显了结果性知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幼儿的经验被无端压制的无奈现实。而这些，与人们观念中重理论轻实践的做法与信念紧密相关。更进一步，如杜威所言，“人类生活在危险的世界中，需要寻求确定性与安全感。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而不能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与它俱在的不确定性。只要行动，便伴随着危险和不确定性。而理论，或曰理性的思想，则达到了绝对确定性的寻求，是一切自然运动的最后‘终结’或末端，是最为完备和完善的终极知识”。〔9〕是故，“小学化”倾向的相关利益主体强调结果性知识的学习，实质上又反映了其对幼儿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的深深忧虑，这种忧虑逐渐掩盖了对幼儿的经验本身价值的重视与探索。
此外，“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主体的儿童知识观偏差，也与儿童本位观在现代中国的沉浮及长期以来受“双基”教学的影响有密切关系。20世纪以来，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理念与体制改革由学习欧美转向学习苏联，日益重视学习系统知识。杜威、陈鹤琴等人的教育思想受到猛烈批判，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及强调儿童经验发展的知识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遭到摒弃。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再次发生转向，开始借鉴欧美先进教育理念，杜威等人的教育思想重新引起学界重视，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观及强调儿童经验发展的知识观进入重塑的关键时期。然而，学习系统知识的观念并未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而是换成其他形式，持续影响着我国的幼儿教育事业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形式，即是“双基”教学的发展。所谓“双基”，是指一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20世纪50年代，深受苏联课程理论中重视基础知识与技能思想的影响，我国教育部颁发了各级学校规程及教学大纲，形成了“双基”教学的基本雏形。后经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双基”理论被认为是我国教改经验与外国优秀经验不断融合和发展的重要教学理论之一。鼓吹这一理论的专家学者认为，“知识教学是学校教育打破儿童自然成长、改善和加速儿童成长的基本需要和途径”，〔10〕并断言“抛弃双基教学不仅意味着对我国基础教育优势的武断丢弃，也必然会遭遇文化传统的阻抗”。〔11〕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分专家学者的解读颇有不妥之处，不过这样的知识观与教育观却在中国颇有市场。刘晓东认为，这种观点一方面为不少“民间教育家”投家长“望子成龙”之好提供了话语支持，方便他们谋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成为中国“应试教育”的理论基础之一，强化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应试化”倾向。〔12〕正如前文所言，“应试化”向下层层传导，直接影响了幼儿家长和幼儿园教师的教育观念与行为，造成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蔓延。
三、回归儿童的教育
近代中国，儿童是伴随着国家、民族等观念的产生而被发现的。儿童被认为是拯救民族存亡的关键，由对儿童的重视，延伸到对儿童教育的重视，一种强有力的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力量以教育的路径，迅速进入儿童的生活中。现代以来，受到苏联教育观念的影响，儿童被淹没于系统的科学知识中，加之“双基”教w理念的扩张，“应试化”倾向几乎渗透于整个中国的教育系统，幼儿教育“小学化”问题在所难免。而正因此，正视儿童的个体经验，尊重儿童的知识生产过程，回归儿童的教育，在当代中国，便显得尤为重要。
1.正视儿童的个体经验，重新认识儿童
怀特海在批判传统教育过度强调知识学习、忽略经验的先导作用时，形象地比喻道，“在伊甸园里，亚当是先看见动物，然后再给它们命名的，而在我们的传统制度中却与此相反，儿童先给动物命名，然后才看见它们”。〔13〕在现实生活中，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相关利益主体的结果性知识观往往强调知识的权威性、教师在教育活动中的主导权，“儿童只有接受知识才能发展自己”。纵然是重视儿童的心理发展，也只是从科学上论证儿童发展的潜能，为成人利用这种优势达到自身的目的，如为儿童未来职业发展的世俗功利主义目的等服务。恰如杜威所言，“我们往往把儿童的未成熟状态当作缺乏，把生长当作填补未成熟的人和成熟的人之间的空缺的东西，这种倾向是由于用比较的观点看待儿童期，而不是用内在的观点看待儿童期。我们之所以仅仅把儿童期当作匮乏，是因为我们用成年期作为一个固定的标准来衡量儿童期。这样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儿童现在所没有的、他成人以前所不会有的东西上……如果儿童能清晰地和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他们所说的话将与此不同。我们有非常可靠的成人凭据，使我们相信，在某种道德的和理智的方面，成人必须变成幼小儿童才对”。〔14〕
然而，从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不断蔓延的事实可以发现，这一观念并未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考虑到专家学者对于幼儿家长、幼儿园教师等教育观念与行为的影响力，学术界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儿童的认知能力和脑神经科学的发展，还应关注儿童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深入研究儿童的精神生活，据此不断发出科学的声音。幼儿家长、幼儿园教师等应重新认识儿童和学前教育，走出结果性知识观的误区，正视儿童的个体经验。
2.尊重儿童的知识生产过程
心理学家布鲁纳指出，知识是过程，而非产品。“教育的过程，不是要学生把结果牢记心头，不是建造有关这门科目的一个小型的现代图书室，而是使学生像一名数学家思考数学、像一名史学家思考史学那样，亲自体验知识的获得过程。确切地说，是要让学生参与知识建立起来的过程。”可是，这并非否认知识作为结果的存在意义。布鲁纳又指出，“结果性知识作为教育过程中的矫正性知识，在适当的时间、步调和方式提供给儿童时，能有助于提升儿童的学习效率”。〔15〕换言之，结果性知识的获得不是作为教育的目的，而是作为一种手段或路径，是儿童理解事物、事件和动作的一种方法。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的核心，是过度强调结果性知识的获得，把原本应作为手段的结果性知识视为学习的目的，儿童的知识生产过程、方法的训练与形成等反而被忽略了。为此，在正视儿童经验的基础上，还应关注到儿童是如何加工经验的，即尊重儿童的知识生产过程，并且在操作层面上关注到对儿童知识创造性发展的评价，也即强调对儿童知识结果这一副产品的评价，而非对结果性知识转述的准确性与否展开评价。
3.打破知识权威，树立信息时代的主流知识观
如前文所言，结果性知识观的形成，与学界长期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有紧密联系。转变相关利益主体的结果性知识观，应打破知识权威的垄断局面，树立信息时代的主流知识观。这需要幼儿家长、幼儿园教师及专家学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协同转变。首先，需要专家学者转变学术研究范式，由单方面注重理论转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具体而言，专家学者应积极走进实践场，强化对实践的具体认知，开展基于中小学及幼儿园教育实践的研究，从根本上夯实教育理论背后的实践逻辑基础。其次，应改革幼儿园教师教育培养方案与课程设置。早在2011年就有学者提出了改革学前教育专业教材的构想，认为学前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于培养幼儿园一线教师，教材编写的着眼点应为幼儿园教师职业准备的有效性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可持续，而不是局限于自成逻辑体系的科学化追求。学前教育专业教科书体系应由学科取向转为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取向。故而，有必要将学前儿童心理学改为早期儿童发展科学，将学前教育学改为幼儿园教师的学前教育学，将学前儿童卫生学改为学前儿童保育学。〔16〕只有增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合，才能帮助职前教师找到教育实践累进与升华的切入口，理解教育理论建构的内在过程，进而才能激发教师重视帮助儿童探究知识的意识。最后，应关注信息时代的知识观变迁。近年来，发达国家在应对信息通讯技术发展的人才培养问题时，提出了“21世纪素养”的基本取向，认为重复性的常规工作正逐渐被计算机取代，人类必须从事计算机无法代劳和胜任的复杂工作，这类复杂工作以创造、发明、交往为核心。因此，学科知识对未来世界不再具有绝对的确定性，个人需要借由知识的运用与创造应对新的职业环境。协作、交往、信息通信技术素养、社会和（或）文化技能、公民素养，又或是创造性、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等核心素养，正成为人类在信息时代的共同追求。〔17〕
当素养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时，必然会面临如何评价的操作性问题。结果性知识的评价具有直观性和外显性，这是其在教育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也是其成功吸引幼儿教育“小学化”倾向相关利益主体接受的关键特征。因此，相关利益者需要充分认识到素养与外显知识表现的复杂关系，方能建构准确有效的评价机制，也才能从根本上摒弃知识权威对个体的统治，以及对儿童个体经验与知识生产过程的忽视。具体而言，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外显知识表现与其内在素养有密切关系，但素养和外显知识表现并非一一对应。一种素养可能有多重外显知识表现，一种外显知识表现也可能是多重素养合成的结果。而且，素养与外显知识表现具有非同步性，一个人的外显知识表现可能较早出现，但这并非意味着素养的养成。当然，素养的养成也不必然导致外显知识获得充分的表现。笔者以为，相关利益者的评价应注重情境性评价和学习者主体性评价相结合。情境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不同，前者强调情境的还原及情境与主体间的互动发展，而学习者主体性评价则强调主体的早期经验与当前情境之间的相互关联，教师作为评价主体的角色淡化，转而作为评价的参与者，支持学习者的主体性评价。
总之，幼儿教育避免“小学化”倾向，需要相关利益主体变革儿童知识观，由结果性知识观转向基于素养养成的过程性知识观。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专业教育工作者的反思清理和深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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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6
一、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的专业思想教育
专业思想是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和学科的认识、理解和态度，是专业教育和教学的根本点和出发点。[2]专业思想教育就是要让学生知晓自己专业和学科性质，了解未来的就业方向和考取研究生的专业方向，从而激发专业兴趣，焕发攻读热情，树立新的人生目标。[3]很多刚进入学前师范高专学校的大学生面临外部环境、专业学习等方面的变化，使他们对于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发展方向感到茫然。为此，必须加强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的专业思想教育，从而激发学生对专业的热爱之情，进行正确的个人定位，为今后就业、创业奠定基础。
为增强专业思想教育的针对性，深入了解学前教育专业新生的专业思想情况，笔者对某高校学前教育专业一年级新生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33份，回收453份，回收率84.99%，有效问卷381份，有效率84.11%。有效问卷中男生10人，占2.62%，女生371人，占97.38%；三年制学生176人，占46.19%，五年制学生249人，占53.81%。调查所使用的问卷共18题，最后进入统计计算的是经过筛选后保留的13个题目。
表1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兴趣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非常感兴趣的学生有32人，占8.40%；感兴趣的学生有178人，占46.72%；感觉一般的学生有152人，占39.90%；而很不感兴趣，想转专业的学生有19人，仅占4.99%。因此，对缺乏兴趣的学生进行积极引导是做好入学教育的第一步。
表2对学前教育专业的看法
从表2中数据可以看出，认为学前教育专业很理想的学生有51人，占13.39%；认为较理想的学生有266人，占69.82%；认为较不理想的学生有47人，占12.34%；认为不理想的学生有17人，占4.46%。
表3对学前教育专业就业前景的信心
从表3中数据可以看出，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前景很有信心的学生有53人，占13.91%；较有信心的学生有215人，占56.43%；信心不足的学生有97人，占25.46%；没有信心的学生16人，占4.20%。对就业前景认识不足，缺乏信心是新生中比较普遍的问题。
表4对幼教行业的了解
从表4中数据可以看出，对幼教行业的了解和认识非常全面的学生有3人，占0.79%；比较全面的有107人，占28.08%；不太了解的学生有255人，占66.93%；完全不了解的学生有16人，占4.20%。对今后主要从事幼教行业的学生来说，不太了解和完全不了解的比例高达70%以上，这一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表5对幼教行业职业地位的认知从表5中数据可以看出，认为幼教行业的职业地位很高的学生有28人，占7.35%；认为幼教行业的职业地位高的学生有92人，占24.15%；认为幼教行业的职业地位一般的学生有237人，占62.20%；认为幼教行业没地位的有24人，占6.30%。这对培养学生投身幼教事业的精神，进行正确的职业定位产生不良影响。
调查结果表明，对学前教育专业缺乏了解，尤其是对专业优势、学前教育的职业地位和就业前景认识不足的问题，比较普遍和突出；专业与兴趣的矛盾冲突直接关系到学生入学后的学习动机和职业生涯规划，容易使其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影响到身心健康发展。而在生源基础上，相比较而言，三年制的学生文化素质较高，但缺乏技能技巧基础，初招生尽管技能技巧有培养可能，但文化基础太差。这些问题对学生专业思想的形成和专业学习的开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内容上，专业思想教育要做到着眼全局，突出重点。（1）介绍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的目标。学前教师教育实行的是综合培养模式，不同于大、中学教师的学科培养模式。学前教育专科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高素质的幼儿教师”，但五年一贯制和三年制在对科学文化知识、专业理论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上又有所区别。（2）对学前教育专业的优势进行介绍。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无论对个体的发展，还是对基础教育的发展，乃至民族素质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对学前教育专业的就业和发展前景进行介绍。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对应的职业岗位群有幼儿园教师、幼教科研与管理人员、社区幼教机构工作人员等。随着社会对幼教师资需求量的增大和幼教行业地位的提升，学前教育将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学生的长远发展提供平台。（4）介绍课程设置状况。学前教育专业专科层次的定位不同于一般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层次的学前教育专业，不能过于强调专业的学术性，理论学科的设置和教学以“实用、够用、有效”为原则；针对艺术技能、教育技能等不同的专业技能培养，开设相对应的课程；构建三年一贯或五年一贯的全学程实践教学体系。使学生认识到宽口径的课程设置，更利于实现其职业理想，成为优秀的幼儿教师。在教育方式上，专业思想教育要体现灵活多样性。
通过听校内专家开展专业介绍、幼儿园在职校友工作介绍、幼教社会调查等活动，引导学生感知专业特点，形成初步的专业态度。根据学前师范高专教育的服务面向，联系儿童托管机构、幼儿园等单位，组织新生参观学习，由骨干教师、园长等结合学生的所见所闻所问，结合案例从工作方法、注意事项等方面传授经验。组织学生观看学前教育方面的录像、儿童产品成果展。张挂“把青春献给幼儿教育事业”、“我爱儿童、儿童爱我”等宣传横幅，通过直观的感受，使学生深入了解所学专业，激发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树立并巩固“学幼教、爱幼教、为幼教贡献青春和生命”的专业思想。
二、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的学习方法教育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有利于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提高学习效率。一般来说，新生入学后在学习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学习方法不正确、学习压力较大等，直接影响到学习目标的确立和学习效果的强弱。其中，学习方法是知识获取的关键因素，针对这些问题，学校应加强指导，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群体化学习方法中逐步探索出适合学生的个性化方法。
强化学习方法教育效果，首先要认识到其特殊性。高中阶段的学习是“以老师教为主”，围绕课本和考试大纲，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尽量多的知识。学习之道主要在于记忆和理解，学生对教师的依赖性较大，题海战术、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比较普遍。相对于高中阶段，大专的学习需要学生发挥自主性，积极思考和创新，锻炼适应社会的能力。根据专科层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自己的专业方向，端正学习动机，增强主体意识，提高认知调控能力。因此，教师要转变自己的角色地位，学生要形成“主动学”的精神，锻炼“怎样学”的能力。学前师范高专教育和其他教育相比，定位更加明确，特色非常鲜明，课程设置、师资队伍、设施设备等围绕学前教育领域展开，对学生理论知识和技能技巧的要求较高。
因此，培养适应社会和学前教育发展需要的幼教人才，必须使学生掌握相适应的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从内容上来看，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和一般的大专教育相比，学习方法更具有针对性。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定位更加明确，专业设施、硬件配备、就业方向等主要围绕学前教育领域展开，因此，学习方法教育要突出这一特点。（1）要引导学生加强技能训练。利用音乐馆、舞蹈馆及感觉统合训练、婴儿教育、幼儿园游戏与玩具教学等专业实验室，提高教育技能和艺术技能。（2）结合幼儿园办学实际和发展需求，考虑到幼儿园教育教学分科的趋向和分岗设置教师的趋势，广大学生不仅要加强知识积累和日常练习，还要在相关领域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形成合理知识和能力结构，满足幼教岗位要求。（3）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操作的能力。对于从事教育事业的学前师范高专学生来说，仅仅停留在理论层次的水平是远远不够的，应当结合学前教育的专业特点，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在探索能力本位的实践学习中，可根据学前教育职业岗位的实际需要和高职学生的能力要求，设计若干“全真”或“仿真”的职业任务，作为学习综合运用专项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环境的需求。[4]
从途径上来看，在课堂教学的渗透之外，要举办专题讲座，邀请有经验的教师或高年级的学生做报告，增强说服力。并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组织学生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在实践中探索形成有效的学习方法。如艺术节、口语竞赛、作品展示、毕业汇演等。此外，利用双休日进行的幼教宣传、咨询以及社会调查和教育调查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都为学生不断改善学习方法，提供了重要平台。
三、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根据个人对自身的主观因素和客观环境的分析，确立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目标，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职业以及制定相应的工作、培训和教育计划，并按照一定的时间安排，采取必要的行动实施职业生涯目标的过程。[5]所谓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大学生个体把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对决定个人未来职业生涯的个人因素、社会因素进行分析，通过自身职业兴趣、职业性格、职业能力等的测评，制定出有关对个人一生事业发展上的战略设想与计划安排。[6]在高校环境下的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具有其特殊性，具有连续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为适应严峻的就业形势，提高就业竞争力，对刚入学的新生进行科学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十分必要。
学前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对整个人才培养过程的基础性环节。因此，社会对幼教师资的要求逐渐提高。这就使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成为学前教育专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今后发展产生长远影响。学前师范高专学校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指导，既要采用一般方法，又要体现特殊性。
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7
关键词：解放兴趣轮；认知主体；高校教育
一、哈贝马斯解放兴趣理论的基础
（一）哈贝马斯解放兴趣理论的来源
1.现实基础
为了突出主体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致力于把人的兴趣引入认识论之中。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革命有了质的发展，在随之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进行了不断积累、不断扩张的情况下，人们也就对物质的需求有了一定的满足，同时伴随着西方民主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发展，人们在精神领域的需求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们对社会现状和社会结构所具有的批判思维，也就使人们失去了独立的自我主体意识，同时，在对社会需求有了一定满足的情况下，人们也就受现有的理论思维框架的束缚而难以摆脱。哈贝马斯基于这种社会现状，批判了科技现代化所带来的双面作用，批判了科学技术的成果应该首先用来造福于人民，用于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是用于军事侵略扩张，从而给人民生活又加上了沉重的锁链。哈贝马斯通过批判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不合理性和不科学性，进而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的现代化社会体系。
2.理论发展脉络
康德的先验逻辑是整个认识论发展的基础，康德认为，先验逻辑是后天验知识的脉络框架，人类正是通过先验逻辑的诸种范畴为框架得以形成后天经验。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先验的反思不是绝对的开始，而是依赖于某种先已存在的东西，因为任何形式的认识都只能形成于一个综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借助于语言、劳动和统治（人的相互作用）完成的。”[1]黑格尔批判和继承了康德的理论体系，进而推动和发展了认识论，但是其自身所强调的绝对精神使得其哲学体系不具备真理性，导致了绝对化和单一化。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认为认识论的主体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即在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能力。
哈贝马斯正是通过对原有的认识论批判和分析，在对原有的认识论扬弃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和建立了认识论以及认识兴趣论。哈贝马斯认为，认识与兴趣是两个相互辩证统一的概念，认识论是人们在具体的实践生活中所需的生存工具和手段，是认识主体运用这种手段和工具探索和挖掘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从而得以完成主体认识的过程，这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认识论是基于社会存在基础上的理论，将认识主体融入进实践生活过程之中，只有在实践生活中主体之间才会产生交流，只有将认识主体重新融入进实践生活中，认识主体的主体性才能得以确立。
（二）哈贝马斯解放兴趣论的内涵
哈贝马斯认为，“兴趣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兴趣先于认识，就像兴趣由于认识而得以实现一样。”[2]也就是说，兴趣是先于认识而存在的基础；同时，兴趣是认识得以进一步深入的前提条件，人的认识最深层次的驱动力是兴趣，指导认识的兴趣是认识不变的常数。
在人们的实践生活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发过来对人们的生活实现了更多方面的奴役，人们有反抗这种不合理束缚的诉求，有批判这种不合理社会结构的需要，更有对自主、自由和平等的向往，在对解放兴趣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中，通过认识主体在不断解放性的经验积累基础上，使认识主体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一步实现平等的对话和交流，从而达到重建公平、平等和自由的认识论目的。解放的认识兴趣具有指导作用，因为兴趣先于认识而存在，所以解放的认识兴趣作为认识主体的固有兴趣，目的在于解放依附于对象而存在的对象化主体，强调平等的交流与沟通，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强调的主体性的实践生活认知，解放兴趣理论实际上是一种旨在建立自由而非压迫式的平等对话模式，使认识主体能够在不断地学会自我反思的环境中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二、我国高校教育的现状
（一）高校专业编排教育的衔接问题
我国高校教育机制在大学生专业设置中并没有合理地导入市场经济体制，在招生工作中是以计划行为输入高校生，并没有按照市场所需来调整专业招收额度，而在高校生毕业之时却是以市场行为输出，就导致了高校生在毕业之后其属资源在市场化的社会之中不能得到合理配置，在招生和就业两方面不能形成有效对接，这也是目前我国高校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进行学习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于能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将所学的知识作为工具和手段来更好地指导实际生活，从而使其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在我国高校教育机制中，教师普遍还是给学生灌输的是死知识，并没有结合时展的步伐，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只是在一味地教授纯理论方面的知识，没有将其理论知识与实践生活所结合，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需要，就理论而讲理论，忽略了学生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这就很容易导致学生在进入社会后与社会的脱节，从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二）专业信息获取――筛选渠道的完整性
我国高校在高校生进入高校之前的专业选择中，没有设置全方位的、详细的专业获取渠道，以便让即将进入高校的高校生在根据自己的兴趣、市场需求、专业发展前景等方面的前提下选择自己的专业，专业方向的选择不合理，以及高校教育机制中普遍存在的高校生专业再选择的困难，这也进一步导致了高校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对所选专业兴趣的缺失。
（三）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
我国高校的现有的模式化教育机制已经限制了学生的创新创造能力，已满足不了学生创新能力的需要。“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明确人才优先发展的内涵，支撑科技发展的第一资源是人才，加快进一步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战略。从我国现行高校教育机制不难看出，我国高校教育机制与我国加快发展创新型人才的步调是存在错位发展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教育的发展只重视成绩而忽略学生个人发展的的需求，灌输式教育模式使得进入社会中的学生缺乏自主创新和创造能力，成为了眼高手低的低能社会人，只是会一味地接纳知识，而不懂得扬弃，这就违背了我国培育创新型人才的发展理念，教育机制的弊端也就由此可见。
三、哈贝马斯解放兴趣论对我国高校教育的价值导向作用
（一）认知主体间的良效交流与沟通
哈贝马斯将认识兴趣论分为三类――技术兴趣、实践兴趣和解放兴趣，其中技术兴趣是认识主体在借助技术性的操作及运行对社会现象或自然规律进行认知和把握；实践兴趣则是侧重于主体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不受技术的干预和控制；解放兴趣就是将认知主体从现有的不合理社会结构的限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强调主体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
在哈贝马斯的认知兴趣中，可以通过言语的沟通来更好地促进与认知主体间的良流与沟通。在哈贝马斯兴趣论的指导下，我国高校教育机制应该更好地展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现代高校教育模式还主要是延续了灌输式的教育模，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知识，这就与哈贝马斯所要建立的一种自主、平等和自由的沟通和交流关系相违背，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教育教学效果。因此，我国高校教育机制应该借鉴哈贝马斯的认知兴趣论，要努力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教学中能够更多地开启双向互动模式，让师生之间能够达成更为深入地相互理解，努力促成师生间的共同进步、共同l展。
（二）深度引导教育对象所具备的潜在兴趣认知
哈贝马斯在解放兴趣论中更为强调的是认知主体在实践中的主体性作用，主体的能动作用就是将主体从现有的不合理社会结构的限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将主体的兴趣与认知实践活动相结合，而不是将兴趣排除于主体的认知活动之外，兴趣是认识的基础，不能只是单纯地把科学知识作为认知对象所要把握的全部，而是要在兴趣的引导下，把科学知识作为手段和工具，进而更好地把握自然规律和社会生活实践。
在现行的高校教育模式中，我们应该结合哈贝马斯的解放兴趣理论，把作为教育对象的学生的兴趣和爱好逐步提升成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重点，因材施教，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要对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充分给予关注，通过对学生的观察、沟通等方式深入把握和了解学生的兴趣点，引导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兴趣特长，实现自我价值最大化，从满堂灌的教学模式中跳出来，逐步转变为兴趣教育教学模式，这样才能将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弊端最小化，争取实现双向共赢。
（三）紧密联系科学知识与社会实际生活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正处于被科技所异化和统治的时代，哈贝马斯之所以强调认知主体间自由平等的交往，是因为这种交往关系是建立在具体的社会实践生活之中的，在认知兴趣论中，他呼吁人们回归到现实生活中，侧重于主体间的沟通交往。
在高校教育过程中，教育也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教育应该与实际生活融为一体，教育赋予了实践生活以重要的意义。因而，当代的高校教育机制更应该是将现实世界的生活作为发展目标，教育的效果也是要在认知主体于具体的实践生活交往中才能得到体现。
学生进行学习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于能将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结合，将所学的知识作为工具和手段来更好地指导实际生活，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生活紧密结合，从而使其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而不是被科技所统治，主体性的价值丧失，失去了现实世界所赋予认知主体的真正意义。
现代教育机制的发展就是要认知主体在以兴趣为导向的基础上，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让认知主体能够主动探索生活、适应生活，积极建立一种新型的高校创新教育理念，培养出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型人才，让教育重新回归进生活，使教育与生活相融合，从而进一步推进高校教育的科学化、合理化发展。
参考文献：
[1]高燕茹.论哈贝马斯认识兴趣范畴的理论价值[J].南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2010，（10）.
[2]托马斯.麦卡锡.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m].王江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李淑梅.马俊峰.哈贝马斯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8
为解决本土问题提供新模式
教育研究的这种创造本性诠释了哲学的本体、认识与价值三论，认清教育的本体要义，走进学校，走进校长、教师与学生的生活世界，透过其在文化――历史形塑过程中的理解范式，建立一套具有特色与启发性的话语体系，在解决本土问题的基础上为教育学的世界发展提供新的解释模式。
教育研究本土化深刻反映了当代教育学者的研究自觉与文化认同，这首先体现为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本体论问题。也充分说明了教育研究需要对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进行探讨，建构一套具有其学科特点的概念体系，进而建立该门学科的话语体系。
学科话语体系的建立反映了教育研究的主体自觉，基于本土文化精神与理性文化范式对教育根本问题予以创造性解释。本体论意义上的教育研究本土化确立了其研究的空间、时间和历史维度。空间属性的教育研究本土化应首先将目光转向经验世界，透过本土实际问题，以此丰富教育的理性结论，解决教育“是什么”的问题。时间属性的教育研究本土化应缜密考察本土理论和外来理论背后所隐含的包括哲学基础、认识论、方法论与社会文化关联性在内的基本前提，通过反思这些基本理论的基本样态和存在根源，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道”。历史属性决定了教育研究应对本土理论发展的历史基础或经验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关注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络、理论与方法的更迭和评价、教育发展结构模式和趋势等基本问题，在对历史的“清算”中找准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向与教育改革的价值观。
立足文化与国情研究教育问题
教育研究本土化应确立正确的认识方法论。哲学意义上的认识方法论包含认识论和认识的方法论两个层面。认识论主要指教育学者应立足中国的文化范式与国情研究真正的中国问题，形成具有民族个性的教育学原理，摆脱西方理论的思维限制和功利的政治态度，在自由的空间中理性探求真理。
认识的方法论需要教育学者对已经取得的教育理论、概念体系和教育教学实践模式等认识成果进行再认识，即实现学术研究的自律。学术研究自律首先指向学术伦理，即教育学者应至少不违反伦理道德，避免恶意曲解事实或“功利化”学术；其次指向学术的真诚性与批判性，前者应坚持用证据说话，进行严密的推理论证，后者应以慎思明辨的态度对研究成果和研究者自身的反思，从方法论上审视与检讨研究成果的固有价值及其实践指导力，保证其科学性、逻辑性与合理性。
同时，认识的实践性与理性的双重功能表明了教育研究应“重新”审视实践问题的研究价值，走向教育生活世界，从人的生存处境中找寻问题与证据，向“生活”虚心请教，舍弃虚幻的想象和主观臆测所带来的偏失推理。但并非对实证取向与理论思辨的抛弃，而是兼顾科学理性的考察与教育的生命体验，直面思辨与理想之外的教育实境，在经验验证与深刻体验中建构适合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
价值在于解决现实问题
教育研究的作用不仅在于对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其存在意义，这就引发了对教育研究的价值追问。价值追求是价值主体的精神指引，是价值主体所进行价值活动的终极诉求。教育研究是一定主体对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不可避免的产生价值问题，同时也产生价值论的问题，即教育研究的主体应该是谁？
同时，作为属人研究性质的教育研究，在坚持其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还应对教育研究本身进行价值判断，关注其目的或终极关怀，并以此全面综合与批判审视相关研究成果和材料，对理论成果进行理性选择，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以此引领教育实践变革。教育研究的主体应是任何对教育有着深刻“利益”的个体和群体。其次，教育研究应有自身的基本假定，应根据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基本要求和现实环境，审慎选择基本理论假定，并理性审视相关研究成果或思维结论，找准其价值定位，找出普适性的通则。
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9
【关键词】高职院校旅游管理专业职业生涯规划
近年来，旅游业的发展十分迅猛，对于旅游专业的人才需求量比较大，高职院校作为专业人才培育的基地，开展旅游专业可以为旅游业储备优秀的专业人才。旅游管理专业的开展，在进行专业知识教学的同时，还需要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让学生了解到自己专业的发展前景，做好自身的职业规划，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一、高职院校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意义
首先，通过职业规划教育，增强学生对专业的了解。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量是巨大的，旅游专业有着很好的就业空间，职业院校开展旅游专业职业规划，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专业的未来发展，了解旅游业对于人才的要求，努力学习自身专业，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更好地满足岗位的需求。其次，明确职业发展的方向。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了规划，明确了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可方便学生树立职业发展的目标，并努力朝着职业目标而奋斗。最后，帮助学生了解自己。职业生涯的规划，要求学生结合职业发展的要求以及自身的发展意愿来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在进行职业规划时，学生会对自己进行剖析，了解自己的气质、特征、兴趣和优势等，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合理地进行职业规划。此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作为一门课程独立起来，在帮助学生了解本专业，做好发展规划的同时，也完善了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使课程体系更为完善。
二、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对于专业的盲目选择
高中教育是高职教育的前身。高中教育中，学校注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并没有对学生进行职业规划，学生毕业后选择高职院校，主要原因在于未取得好的成绩，属于被动地接受高职教育，对于高职教育专业的选择缺乏了解，同时也缺乏主动性，往往是由家长指定或者咨询他人意见；在高职专业的选择上缺乏盲目性，对于职业未来的发展以及自己的职业发展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学生对职业目标定位过高
通过对旅游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调查，发现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目标都存在定位过高的情况，导致职业生涯规划不切实际。例如，多数学生在就业地点的选择上，都会选择大城市，而不愿意选择小的地县级市，这主要是被大城市的待遇和基础设施所吸引。学生对于工作的期望较高，对于基础工作的接受意愿较小，导致理想工作与现实工作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学生对工作的环境、工作待遇、休假情况等过于看重，忽视了职业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发展空间。
(三)学生自我认识不全面
自我认识是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认识自身的情况，清楚自己的优势，才能做好职业的定位和发展规划。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学生对自身认识不够全面，对自己的兴趣、能力、优势不够了解，无法做到精准定位。甚至还有学生觉得自己没有任何长处，自信程度不足，存在焦虑和自卑的心理，这些都会影响学生的就业以及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四)部分学生对于专业缺乏热情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当前旅游专业学生存在对专业缺乏热情的情况，由于在最初选择专业时，并非学生自己选择，而是听取家长或者他人的建议选择旅游专业，自己对于旅游专业不感兴趣，以至于学生毕业后会选择其他与旅游无关的专业。此外，旅游专业缺乏社会实践的机会，无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三、对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建议
(一)提高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认识
高职院校应该加强对学生职业生涯的教育，让学生认识到职业生涯的必要性。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更加了解自己的专业、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做好职业发展的定位，明确今后学习的目标。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活动，使学生对职业生涯规划有足够的认识，通过开展就业指导，帮助学生认清自己，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避免学生毕业之后出现盲目择业的情况。
(二)帮助学生做好职业目标定位
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应该对当前旅游就业的情况进行数据分析，包括旅游业的人才需求、旅游业的岗位分布和需求、旅游业的薪资待遇、旅游业的职业定位等内容，让学生不要盲目追求薪资和待遇，更多的是注重工作中自我的提升以及未来发展的空间等，帮助学生摆正自己盲目冒进的心理，合理地进行职业目标的定位。
(三)合理设置旅游专业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时间梯度
职业生涯的规划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断认识和不断深化的过程，对学生而言，在学校期间做好职业规划很有必要。高职院校应通过合理设置旅游职业规划教育的时间，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来认识自己，做到精准定位。例如，高职教育有三年的教育时间，在第一年的教育阶段，主要让学生了解专业和认识自我。第二年的教育阶段，让学生进行实践，校企合作，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第三年的教育阶段，依靠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和实践，来自我定位和规划。这种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形式，阶段性地让学生逐步认识专业、认识自己，最后做出职业规划。
(四)完善旅游专业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课程
高职院校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仅要进行课程和教学人员的设置，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进行。首先，教师队伍的设置。教师必须对专业知识和就业动向十分了解，而且要具备职业生涯规划的相应知识。其次，校企合作。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的设置应该围绕就业活动开展，同企业合作，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就业岗位对人才素质的需求，有目的地进行培养。同时，企业可以为学生提供就业岗位和实习基地，让学生在就业岗位上进行锻炼，提升自己的实践能力，更快地了解岗位，适应岗位。
对学前教育的理解和认识篇10
关键词：正名；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8－0161－05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到现在已经历90多年。90多年来，我党对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十分重视，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对外开放事业广泛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适应当前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新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与思想政治工作，形成有利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良好氛围，是摆在我党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的伟大任务。因此，科学地挖掘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的探讨
随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于2005年的设立，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相继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在今天的学术界，思想政治教育又成为了热门话题，似有成为某种特别的“显学”的倾向。然而，在这种貌似学术繁荣的背后，却隐含着这样一种陷阱。即某些研究者急于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进行淡化处理。或试图以某种价值中立的名义来祛除思想政治教育的严肃的政治色彩。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认真地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即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问题，“名正”方能“言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教学，都应该依据于某种恰当的理论逻辑起点与深层的概念内涵。唯有特定的理论梳理与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所存在的“实效性”与“长效性”方可得到逐步的解决。而为了求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名”真实意蕴，我们首先需考察学术界对何为“思想政治教育”都作了哪些定义。
通过我们对国内十二种文献综合比较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展开论述：有以功能角度而言，如陆庆壬、王勤、苏振芳主张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特定目标的实现。思想品德的转变与指导实践行为”为核心；有以内容的角度而言，如陈秉公、邱伟光与教育部思政司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有以目的的角度而言，如袁礼周认为“解决问题，提高能力，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有以主客体价值关系而言，如张耀灿、仓道来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在于主客体需要的满足；有以目的与内容相结合的角度而言。如孙其昂认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培育新人，动员大家为当前和长远目标而奋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议题。
学术界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从多维度展开了争鸣，没有形成绝对一致的意见，但这并不代表着这个领域研究的弱化。恰恰相反，多样化的探索正说明学者们对基本概念，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元问题的充分兴趣。正所谓“名正言顺”——展开对这个学科的本质内涵的探究，离不开概念的逻辑起点。
二、“思想”与“政治”的“教育”抑或“思想”的“政治教育”?
我们党在开始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之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成型的过程，就一般而言，我们将之归纳为：政治工作(教育)一思想工作(教育)一政治思想工作(教育)一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四个主要阶段或环节。
早在1922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开始以“政治教育”或“政治工作”作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名称之一。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经过政治教育，红军都有了阶级觉悟”。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开，会上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这说明“政治工作”作为我党的重要理论教育手段，已是比较成熟了。列宁曾指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就是我们的旗帜，这就是全部哲学的意义。”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对于任何一个政党而言，都是首要的工作任务，这个概念的提出与运用，对于从事党的理论教育与实际工作带来的极大的方便。但同时，当政治教育与政治工作被广泛地运用于一般性的场合和领域时，其概念的明确性与范围的确定性，则显示出其比较局限的一面：思想政治工作，首要的和主要的是一种思想教育与思想工作。
鉴于政治工作与政治教育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和思想工作是作为对前者的补充而提出来的，是对前者的深化与推进，因为政治教育的首要方面是思想方面的教育，正如所说：“要以思想教育为主”，而列宁也认为：“一分钟也不要忘记政治斗争，不忘记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整个工人阶级。”政治斗争依据的是思想的教育，因此，思想工作对于完成政治任务具有中心环节的作用。但是，政治思想工作在实际的运用中所存在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政治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另一方面也由于特定概念具有“包打天下”的雄心。将政治与思想的关系作一个调整，即将思想放在政治之前而成“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这一概念，原来作为一个词的政治思想，现在则成了两个词：思想与政治，而我们以为，要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并不能宽泛地界定：“由于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在内容上有交叉，就使之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概念，从而增加了所能概括的内容范围。因此，不仅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思想工作，包含了政治工作之外的思想工作，而且包含了政治工作中的非思想工作，并且突出了思想工作的政治性。”这个解说，将凡属于思想教育范畴与政治教育范畴的内容皆涵括在内，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家族的日益庞大与繁杂。从过去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扩展到纪律教育与道德教育，甚至当人的心理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课题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又欲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其中，这既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内涵在理解上存在着差异，也在于对实际“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载的任务过于庞杂所致。但是，不管实践中我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充满多少的期待，或是基于其过于庞杂而导致实效性的可能缺失的认知，进一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本质是很有必要的。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一个存在着诸多争议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本质，即是思想政教育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是其价值规定与根本指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基础的、根本的意义。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就在于其“政治性”，即思想教育中的政治立场。
要认清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基于其“政治”的属性，就首先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中“政治”的来源及其含义，孙其昂教授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政治”，源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定性：首先，政治观念是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理论与价值观。统治阶级思想在社会思想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也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精神内涵。在这样的社会中，支配人们行为的是思想意识，也就是政治价值观决定和支配的行为。其次，政治关系体现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作为上层建筑构成要件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即是统治阶级思想与被统治阶级思想、统治阶级内部思想之间的关系是政治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一方面调节政治思想关系，对政治关系的协调发展贡献精神手段，另一方面也从属于社会实践活动，倚重于政治关系。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导向其成为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一个必然结果，而政治制度又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与功能。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化作为我党理论建设的一个文化传统，是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延伸与具体体现。最后，思想政治教育倚重政治权力的运行。而具有真理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双重力量，是政治权力的教育领域的延伸。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以为，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所蕴含的本质属性在于“政治性”，而这种“政治性”禀赋，就其根本意义上而言，在于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必须保持与党的中心任务、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而且，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层面的政治与教育的结合，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教育活动，是观念世界的政治灌输与改造活动。
因此，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思想”与“政治”的教育，而是“思想”的“政治教育”，换句话说，也就是“思想”的特定“意识形态教育”。我们以这种构词方式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是否是多此一举，或是概念上的倒退回“政治教育”的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认为，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解为“思想”层面的教育活动，在于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根本上是一种观念形态的、心灵世界的，而不是外在物质世界，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传达，而不是“物质”的给予，虽然，“精神”的能动作用能够引起“物质”的变化，但这并非“精神”与“观念”的自有属性。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分包容，将是导致其实效性、长效性在逐步丧失的重要原因，因为，不同范畴的教育内容。具有不同的教育手段与教育规律，强扭一种方法、一种方式、一种模式的教育，必然导致针对性的下降乃至最终丧失。“思想”的“政治教育”既保证教育对象的单纯性：“思想世界”，也保障教育的价值判断的“政治性”，是根本性与价值性的有效统合。
最后，“思想”的“政治教育”为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与建构提供了正当与合理的出口，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正本清源”，也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创新发展，保障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指明了清晰的方向，“思想”的“政治性”教化是“意识形态”构建的首要任务。
那么，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
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要准确地理解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首先需要明晰何谓“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一词最早在19世纪初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detracy)提出的，用以指称“观念的科学”。特拉西认为，作为观念学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任务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和认识的可靠程度。除了理论上的、哲学认识论上的意义之外，特拉西还赋予了意识形态学说以实践的意义：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意识形态是负有社会使命的，它的目标在于为人类服务，甚至拯救人类。基于这一主旨，特拉西和他的信徒们曾设计了一种国民教育制度，以期把法国改造成一个理性的、科学的社会。自特拉西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术语后，西方社会首先开始对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阐述，如：德国哲学家卡尔·曼海姆撰写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阐述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理论之间的相似性，并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含义、类型进行了分析，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方式”，并将“意识形态”区分为两种情形：即“特殊的”(特别的)意识形态和“整体的”(总体的)意识形态。
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明确界定“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也没有专门解释过这个概念，即使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阐释意识形态的专著里也没有概念式的注解，只是在恩格斯致弗梅林的信中提出“虚假的意识”的说法：“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恩格斯：《恩格斯致弗梅林》)
而就一般的西方学者而言。他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和把握主要分成两种用法。
其一，是以“中性化”的态度来概括意识形态含义。如：《布莱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哈里·约翰逊认为，意识形态被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定义，是指构成一种社会政治纲领的整套主张、理论和目标。美国哈泼·科林斯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政府与政治》辞典对意识形态作了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观点就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本质的政治信念的综合体系：是一种最好生活方式和最佳社会机构安排的观念的有机集合体。《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从上述学者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把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实体性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信条系
统或信念体系，是一定阶级和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和理论体系。其二，是以“否定”和“贬义”的方式来解释意识形态概念。如：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认为，意识形态是“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并强调，意识形态“是一种维持或摧毁、维护或批判一种社会所采取行动的依据。”美国学者阿瑟·施莱辛格认为，意识形态“指的是以组系统的僵硬的教条和信条，人们根据这些教条和信条试图了解世界，并试图保存或改变整个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下西方出现了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意识形态观，并以此为基础来解释意识形态。20世纪5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终结论”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在“终结论”的争论中，就包含着对意识形态含义的不同认识，正如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赛特在其《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指出的：“大体上说，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分析是否正确的激烈论战，是围绕‘意识形态’一词的不同含义展开的。”从法国雷蒙·阿隆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54年)一文，到美国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年)一书，再到美国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1992年)及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996年)等，他们总体上声称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乌托邦，是一种“欺骗”和“杜撰”，是“虚假的观念和意识”等。
1964年埃利希·哈恩在《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认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含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它被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p·c·罗兹在《意识形态概念和马克思的理论》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已经把意识形态理解为‘虚假的意识’，也理解为‘形而上学’和‘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这二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家都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否定性，是为“虚假的意识”，可以说是非常切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义，因为恩格斯在弗·梅林的信中就曾直接地道出“虚假意识”的说法。从否定层面来理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就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核心主旨。
但是，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运用的“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概念，实际上，他们是基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虚假性揭示的前提上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疑是以真实世界的实践学说为基础。反映人类生产活动与思想认识发展的科学规律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意识形态作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武器是不能普泛至马克思主义范畴，列宁批判了伯恩斯坦制造的所谓“意识形态与科学分界”，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与真实性，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以此，著名学者邢贲思认为：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中的一部分，并属于社会意识中层次较深的具有理论形态的这一部分。俞吾金也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是“在阶级社会中，适合一定的经济基础以及竖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而形成起来的，代表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情感、表象和观念的总和。”
此外，宋惠昌、刘建飞、朱兆中、李英田等多位学者与上述两位一样，都比较一致地认为，意识形态是作为一种特定目的、特定团体的某种社会制度、阶级理论与观念系统的综合物体。他们普遍认为，意识形态是“政治性”话语方式的独特路径。但是，当我们进行中西比较时，就会发现，意识形态实际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意识形态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实际上相当于与物质世界对应的精神世界或精神文化和思想观念：另一种类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是为某一定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自身利益需要而表达出来的价值观、思想和主张。从狭义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实际是指一定社会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提出来的思想体系和理论主张，这种狭义主张，实际就特定的“政治性”话语的掌控方式，而且通常是为“统治阶级”的特有宣传手段。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著名的理论家葛兰西通过区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即相对于政治社会的“政治领导权”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或
精神的和道德的领导权”。后者的实质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这种领导权在根本意义上说，就是一种教育关系，是靠先进的知识分子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并传播新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实现的。葛兰西说到：“这种批判使旧的意识形态已拥有的重要影响的分化和变化的过程成为可能。先前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或甚至是附带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主要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和理论的复合体。”正是通过教化的落实转化了新旧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完成政治领导权的夺取。葛兰西依据政权建立的过程。区分两种领导权，但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是无法分离这两种领导权的。因此，“政治领导权”与“意识形态领导权”在思想政治教育看来，就不可避免地需要统合二者，也就是“思想”的“政治教育”，而这种教育即依据“政治领导权”的必然出发点。
思想政治教育从产生于“政治工作”的历史，就注定了其最高宗旨不是致力于获取知识世界的境界。思想政治教育从显在层次的意识到潜在层次的意识都渗透着“政治性”意识形态的空气，那种以为可以脱离特定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幼稚、荒谬，而且需要全面地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