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1
关键词：语文能力；概念；培养；现状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3.047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3-0157-03
一、关于语文能力的概念与结构研究
这个研究主题在三个研究主题涉及的研究数量最少，占研究总数的1%不到。研究的主体以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人员为主。研究人员通过不同角度和学术范畴对“语文能力”的概念属性、结构体系、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与总结。国内学者通过分析中国语文教育史、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以及各家学者对语文能力的界定来探讨和明确语文能力的概念定义与结构组成。也有学者从信息系统的视角分析“语文能力”呈现了九种不同的维度，每一个维度又包含了复述和创作两个层面，这为宏观把握“语文能力”的本质要素和指导实践教学中“语文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部分的研究具体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语文能力”概念属性的研究
与“语文”概念相呼应，“语文能力”也是中国本土化的概念。“语文能力”的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不同的学者对其本质属性分析也存在差异。传统对“语文能力”的定义为：一种从事专业活动的特殊能力，是指人顺利完成某种语文活动所具备的必要条件和心理特征的总和，语文能力由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组成。由于研究人员所属学科的不同，因此对语文能力概念的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上述定义侧重于心理学范畴，强调一定的理论高度。但是大量关于语文能力概念的界定则来自于教育学界，他们的概念界定更戎赜谑导层面，强调操作性，认为语文能力就是使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具有现代语文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和阅读浅易文言文的能力。此外还有关于语文能力较为综合性的概念界定，强调语文能力是语文学科的核心培养目标，它既不是单纯的专门能力，也不是单纯的一般能力，是以语言操作能力为主，以智力、创造能力为基础的特殊的综合能力。从内涵上看，语文能力是完成交际活动所必备的一种个性心理特征；从外延上看，语文能力包括听说读写4项基本能力。这一定义涵盖心理学、教育学、语文教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特点，相对较为精确。
（二）“语文能力”概念结构的研究
对于语文能力概念的解读，除了从其属性进行界定外，还包括对其结构因素的诠释。认为语文能力是个多维结构，不仅包括基础知识（包括文字、语音、词汇、语法、修辞、逻辑、文体、百科知识等）和基本技能（听说读写），还包括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智力因素（如观察力、想象力、记忆力、逻辑思维能力等）和非智力因素（如语文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兴趣、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此外还有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考虑语文能力因素的构成，强调语文能力是以语感为基础的，借助共性化的初级语感的积累，形成了一般性言语技能。并且在此基础上，借助个性化高级语感的积累，一般性言语技能得以向创造性言语能力过渡、发展。
（三）“语文能力”概念发展的研究
语文能力的概念还具有时代特点，不同的时代，其概念含义存在一定的差别，其构成因素不同，整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个概念时期是在语文学科单独出现之前的中国古代，这一时期延续的时间较长，前后跨度达千年以上。这一时期的语文能力概念主要就是指写作能力，尤其是在科举时代。
第二个概念时期是在清朝晚期，语文开始单独设科，此时对语文能力的概念解释就是个体的读、写能力，这种概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开始强调读的能力，将其加人语文能力。
第三个概念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强调语文能力的概念构成从读、写能力因素向听、说、读、写四种能力因素构成发展。但是这一时期的概念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反复。读写活动得到了重视，却忽略了与读写活动同样重要的听、说能力因素。
第四个概念时期从2000年开始，语文能力概念结构的综合性转化。当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改听说为“口语交际”，其教学目标突出了语文的交际功能，这又是对语文能力观的一次大的发展。此后的几年，学界对语文能力的概念界定的也从传统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因素构成，向综合性人文素质转变，将语文能力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调整，强调能力专项素养。之后虽然提出了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说法，突出强调了语文课程的“人文性”，但语文素养的一个核心部分还是语文能力。
二、语文能力的教育与培养研究
此类研究约占研究总数的60%以上。该主题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实际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教学人员，这其中中小学语文教师又占绝对多数，所有研究的对象都集中于学生群体。此类研究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不同侧重点的研究方向：
第一类，主要是针对语文能力培养过程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具体现象或者某种方法来阐述研究人员自身的观点、见解或者是总结其在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体会、方法，继而进行推广。有教学一线的老师通过对历年中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总结中考语文考核重点与发展趋势，在结合自己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课堂教学的重点以及通过“推行课前三分钟演讲”、“将阅读教学常规化”、“配备读书笔记本”三点建议来提升课堂外学生语文能力。
第二类，则是针对分析特定学生群体语文能力培养问题。关注的焦点同样是语文能力培养过程中的某个具体问题、具体现象或者某种方法的现象阐述或经验总结，但是研究的对象是特定的学生群体。
另外还有针对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语文能力培养的，包括小学、中学、大学或者职业学校的学生。这些研究强调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发展状态等特点，提出了符合该群体培养目标的语文能力构成。
三、语文能力现状的调查研究
相对于语文能力培养与教育，研究人员关注于社会群体“语文能力”现状的调查研究非常少，但也能区分为两类侧重点。此类主题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大学及科研院所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专业教师，其中也囊括了一小部分高职、中职院校以及中学的语文课程教师。
第一类研究是少数中的少数，主要关注于整体社会群体的语文能力现状的分析与调查，如闫克在其国家语言文字应用“十一五”重点科研项目“语言教育对语言能力的解释度与华人社区汉语规范的宽式原则”通过问卷调查指出“社会上有关国民语文能力的评论中，下降说虽占相对优势，但并未被普遍认同”，应当针对存在的问题对语文教学尤其是大学语文教学进行改革。
第二类则和语文能力培养的主题一致，研究关注于特定的学生群体的语文能力现状调查。例如研究者通过语文测试题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大规模采样，通过让被试大学生对调查问卷的回答例如标准生字音标等了解重庆籍大学生对常用字的认读能力、对普通话的表达及实际应用、对规范字使用的情况、对新兴词语的接受能力进行了详细调查，从而发现在大学生的语文能力现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合二为一，营造使用规范语言的氛围，借助普通话水平侧试，结合经典美文的诵读，积极引导青年大学生说普通话，读标准音，写规范字，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第三则是不同专业学生的语文能力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发现：由于重专业轻人文思想，导致对大学语文不够重视以及传统语文教学方法不当的影响，财经院校大学生普遍在文字、语言、文章、文学修养等方面存在问题。
四、关于国内语文能力研究现状的评述
（一）特点之一：研究层次低
关于语文能力的教育培养问题，研究人员主要是实际从事语文教学工作的教学人员，这其中中小学语文教师又占绝对多数，所有研究的对象都集中于学生群体。此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整体关注于现象描述与经验总结，主要是从某些具体的教学现象中引发出一定的问题，并对此进行分析，提出建议或应对策略，具有一定实践价值。不足之处在于以研究人员自身的感性认识为主，缺乏理论基础，缺乏研究的学术性和规范性。所有的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都属于质性研究，缺乏量化的实证性研究。而且从论文的内容来看，大量研究即便是质性研究，也缺乏规范的研究步骤与策略，研究方法上较为随意。从研究人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都表现出相对层次较低的特性。尤其是在关于财会人员和财会专业大学生语文能力研究方面，很多都只是口号式地强调财会人员及财会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一定的语文能力，无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等规范性研究，缺乏学术价值。
（二）特点之二：研究数量少
研究的数量少，体现在：相对于语文能力培养与教育，研究人员关注于社会群体“语文能力”现状的调查研究本身非常少。此类主题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大学及科研院所从事语文教学研究的专业教师，其中也囊括了一小部分高职、中职院校以及中学的语文课程教师。此类研究主题的论文相对较为严谨和规范，学术性和理论性更强。研究使用了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大部分的研究都采用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例如问卷调查、访谈等并结合数据分析统计，但是所有研究都局限于描述性统计。此外关于语文能力本身的研究数量也非常少，研究主要采取语义分析、文献法等较为传统的定性研究的角度进行，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没有能够清楚说明“语文能力”概念界定与构成体系。
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2
用宗教这个概念来定义儒教同时涉及到定义项“宗教”和被定义项“儒教”（或儒家，儒学）。因为“宗教”和“儒教”这两个概念都仍处在持续不断的理论建构中，所以很有必要来考察一下儒教定义问题的方法论条件。理查德·罗宾逊认为任何定义本身并不包含真理价值，而只是提供概念上的工具实用性。[2]这个方法论立场揭示了对定义问题的实用主义态度。同样的道理，用宗教概念来定义儒教并非是要揭示儒教的“实质”是什么，而是在某一具体的情境下阐释和建构儒教的一种尝试。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儒教是不是宗教”这样直接的问题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实在意义，相反，若问儒教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能否借用宗教概念来阐释其自身则更恰切而有用。
实际上，关于儒教是否宗教的争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儒教和宗教的信息来源，而且也是测试这些新认识的试验场。用宗教来定义儒教所展现出的困难恰恰能挑战我们对于两个概念的既定认识中的预设、范式以及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教和宗教在概念建构中的紧张关系正好说明了“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一命题的确是用西方的学术原理和规范来界定儒家传统的最后一个重要工程。中国近现代社会从儒家的范式转换到现代的范式充分说明，儒家这个包罗万有的传统本身不仅要接受哲学、政治、伦理等现代学科范畴的检测，同时也要接受宗教这个学科范畴的审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传统的独特性对于宗教这个西方强势概念的深刻而坚韧的抵制同时也构成了对其所代表的所谓有关宗教定义的“普世法则和独特真理”的主张的解构，因为后者已经被广泛地视为具有霸权主义倾向，而且也越来越不符合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宗教现象。[3]儒教对于宗教概念的挑战同时也说明了传统的、实质主义的宗教概念在跨文化研究中的局限性，这一点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和宗教学者所认识到。因此，任何宗教概念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必须放在具体的情境中来考察，因为它始终只是一种概念工具，具有显而易见的模糊性，只在局部情况享有有效性，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情况被修改订正。
一、宗教定义的实用主义转向
宗教作为一个现代概念和学术范畴与近三百年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一致的。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宗教从无所不在的公众领域逐渐退缩到个人的心灵和道德角落。正如本森·塞勒所说，“宗教在西方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面目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凝结沉淀和萎缩弱化相互纠缠的过程。”[4]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凝结沉淀”的过程实际上也与宗教这个语词的概念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语义分歧密切相关。从16世纪开始，西方读者就往往被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涵义所困惑：作为历史意义上的宗教和作为超越意义上的宗教。按照《简明牛津英语词典》的说法，前者指的是“一种特定的信仰和崇拜系统，”而后者则指“控制人的命运的高深而不可见的力量，它使人产生顺从、敬畏、和崇拜的情感。”作为历史建构的宗教可以指一切有关信仰和行为的系统，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其他的世界宗教即是这样的例子。作为超越意义的宗教则指的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和伦理方面的态度，”是人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也体现在具体的宗教建构的信仰和行为系统中。[5]
与宗教理解的两种歧义相应的是西方学术界对于宗教研究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和进路，并进而产生壁垒分明的宗教定义：一派是把“宗教”概念仅仅作为分析工具，另一派则是将之视为指代人类经验中的一种“自在自足”的特殊情感。[6]持“分析”立场的学者把宗教看作一个概念工具，用以标贴、分解、抽象化和描述人类行为和信仰中的特定部分；持“自在自足”立场的学者则是实质主义者，他们坚持宗教研究应该超越人类思想和交流中的一切概念范畴。[7]持分析立场的学者采用归纳方法，他们所感兴趣的是怎样在具体的情境下把“宗教”界定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立场的合法性和适用性取决于每一种具体宗教的历史特殊性。相反，实质主义者往往采用演绎方法，他们着眼于宗教的“真实定义”；他们追求一种具有普世合法性和适用性的宗教定义，用以区分“宗教”和“伪宗教”，并以其自己的宗教标准来对其他传统做价值评判。[8]
西方宗教学界的实用主义转向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标志性事件是荷兰比较宗教研究学会的“范式转换”和美国大学宗教系的机构变革。普兰沃注意到，荷兰宗教学界“范式转换”的目的是为了给宗教的世俗研究提供批判的方法论，因此其进路是“方法上的不可知论”或“形而上的中立主义”。[9]乔丹·培伯尔也注意到，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美国大学宗教系教师的期望值发生了明显变化，搞宗教学的研究生不再被要求首先是基督教的牧师。[10]普兰沃把西方宗教学界的实用主义转向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现代社会对“宗教”概念的散漫、不规范和模式化的理解；各宗教之间的共时和历时两方面的差异；“宗教”术语在西方语言中的语义分歧；许多非西方文化传统中对“宗教”的截然不同的理解；所有非西方社会中“宗教”这个术语的缺席；宗教学界对宗教研究越来越多地采用了世俗化的立场。[11]
随着20世纪西方人文学界普世主义和实质主义幻景的破灭，宗教学界也催生了各种不同的策略以应对传统宗教概念的局限性：从对“宗教”术语的彻底摈弃（史密斯，菲茨杰罗），到对宗教定义的“核心变量”的坚持（施皮罗），再到应用生物科学和认知理论对宗教采取“多元素”（polythetic）的进路（塞勒，骚斯沃德）。虽然对以上学者的考察远非对宗教研究的最新理论发展作全景式的描述，但它足以说明宗教学界的实用主义转向已经使得宗教定义问题从普世合法性转移到了特殊实用性的探讨上。在下文中，我希望通过对上述学者在阐释宗教概念中的预设、范式、和视角的考察，使读者在理解儒教是否为宗教这个问题的困难度和现实意义上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
二、史密斯对“宗教”术语的摈弃
无庸讳言，史密斯对于用“宗教”概念来表述宗教现象的多样性和不定性的置疑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在《宗教的意义和终结》一书中，史密斯重点考察了宗教概念的能指（即“宗教”这个术语本身）和所指（即用“宗教”指代一个人的宗教情感）之间的语义断裂。他主张摈弃“宗教”这个词的名词形式（religion），只保持其形容词（religious）和副词形式（religiously），因为他相信只有后两种形式才是有用的分析工具（即指代“宗教性”这一具体情状），而“宗教性是人的内在特征之一。”[12]但史密斯关于用“累积性传统”（cumulativetradition）和“信仰”（faith）两个术语来取代“宗教”在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的指代功能的主张则有些操之过急，而且他自己后来也放弃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史密斯的新术语可能会带来跟“宗教”一样多的混淆；更深的原因还在于用分析语言来诠释所谓“超验”[13]的人类情感时所遇到的结构性困难。宗教，如同文化、种族、宗亲、婚姻以及其他许多概念一样，仍处在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多种学科的持续不断的考察和建构之中，因此它们的内涵和外延都远未精确界定。与此相适应，这些术语在具体的应用中难免带来深刻的语义分歧，甚至造成激烈的学术争论。
史密斯关于摈弃“宗教”术语的主张之所以受到学界广泛的注意，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对传统宗教概念中的实质主义预设前提的消解。史密斯认为现代人在宗教定义问题上的努力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找寻“本质”的企图，因此难免拘泥于那些所谓能表明永恒不变的成分或特征的定义。他认为在有关宗教定义的争论中，这种寻找“本质”的企图直接导致了对宗教现象的误读。“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还是某种具体的宗教，”他说，“都不是一种可以看得见的实体，也不是任何学者或信仰人士的考察和观照的对象。”[14]因此，“真正的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局外人也许能对某种系统所知甚详，但却往往不能领悟其深刻意涵。局外人也许能在知识系统上精确掌握一些外在数据，但却不能参透事物的核心。”[15]
史密斯关于摈弃“宗教”术语的主张可以和另一学者菲茨杰罗的立场等量齐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二人的结论一致，都要抛弃“宗教”这个概念，但后者研究宗教的进路迥异于前者。与史密斯对宗教经验的超越情感的重视相反，菲茨杰罗则主要是对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功能掩盖下的神秘化的形式”进行批判。[16]通过对宗教概念在神学和非神学两方面的应用的分析，菲茨杰罗把宗教研究二分为“在现象学理论掩盖下的泛世神学”和“一个有关文化理解的诠释学问题。”他认为在“泛世神学”对宗教概念的把持背后存在着一个深邃的神学企图，甚至宗教概念在非神学方面的应用（即宗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理解）也受到“认知帝国主义”的钳制。因此，“那种认为宗教现象是客观认知对象、以及宗教研究有一系列独特方法论的观点，都是出于按照自己形象以再造‘他者’的意识形态偏见。”[17]
菲茨杰罗和史密斯两人都表达了对现代宗教概念的极度不满，他们认为该概念太深地纠缠于研究者们在其理论建构中所涉及的大异其趣甚至相互冲突的假设、认知和目的。史密斯的态度体现了他对于宗教的所谓“自在自足”特征的执着，其本身实际上也是一种实质主义的立场。菲茨杰罗对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批判则基于他对宗教现象的社会和政治角度的阐述。他的研究进路的优势在于其对宗教定义争论中深藏的权力斗争所做的福柯式的分析。然而，菲茨杰罗关于摈弃“宗教”作为跨文化分析概念的主张，与史密斯的立场一样，充满了不可实证的预设前提和无法实现的承诺。最起码地说，菲茨杰罗在批判“宗教”中所钟情的“文化”一词，即便不需要经受他所理解的意识形态解构，也应该象“宗教”一词一样接受跨文化的批判。
三、施皮罗“内在文化直觉性”的标准
在他著名的《宗教：关于定义和解释的问题》一文中，梅尔福德·施皮罗提出了与图尔干的功能主义进路相对的、实质主义的宗教定义法。他强调宗教定义在具体操作中划定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的实用性。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坚持宗教定义不仅要具有“跨文化的适用性”，而且要满足“内在文化直觉性”（intra-culturalintuitivity）的标准；因此，任何宗教定义，如果它不包含对“超人神灵”的信仰就是反直觉的。[18]施皮罗认为功能主义定义法的问题恰恰在于其反直觉性，因为按照此定义法，共产主义、股票市场、棒球等等现象都可以被包括在宗教这一范畴内。在施皮罗看来，宗教定义应该给其传统的世俗的理解留下一定的空间。具体说来就是，西方学者对宗教的前分析的、直觉式的理解应该成为任何可接受的宗教定义的基础。
施皮罗的实质主义宗教定义法在有关人类学和宗教学的方法论方面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不容置疑的是，施皮罗的实质主义进路难免会损害其所主张的宗教定义的“跨文化适用性”。他一再申明，“对超人神灵及其主宰人的能力的信仰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而这种信仰是任何宗教定义的‘核心变量’。”[19]他还认为，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宗教与其他文化范畴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超人神灵。”[2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施皮罗关于“核心变量”的论述契合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范例，他的所谓超人神灵信仰“普遍存在”的声明则远未达到学界和社会共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施皮罗的宗教概念只限于对西方范例宗教的探讨，而且学者只面对西方受众，他的方法论就具有实际操作意义。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正如普兰沃所指出的，学界对宗教进行定义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力求准确而清楚的概念范畴，使得学者可以将其在学术圈内进行检测，并用以为一般读者提供信息。[21]换句话说，关于宗教的跨文化研究涉及到学者将其原本对宗教的范式理解与未知的文化现象相互印证，并利用新发现去订正或改进他们对宗教的原初认识，进而审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判定一种文化现象是不是宗教只是学者们在确立一个研究课题时的初级的、试探性的出发点，而且往往要根据实地情况即时调整，它绝不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随着对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特殊性的不断发现，有关宗教的范式理解也不断进行修正。施皮罗的实质主义进路的问题，正如他在讨论东南亚小乘佛教时所展现出来的一样，在于他把“对超人神灵的信仰”作为定义宗教的永恒不变的原则，从而否决了宗教概念需要不断修正和改进的可能性。
为了推广他的实质主义的宗教定义，施皮罗从事实陈述和方法论两方面对图尔干的功能主义定义法进行了批驳。在事实陈述方面，他宣称图尔干错在对小乘佛教的“无神论”的阐释，因为“佛陀显然是一个超人的神灵，”而且人们相信他能“保护人们免于祸害。”[22]这样，施皮罗通过把他的宗教定义的“核心变量”，也即“对超人神灵的信仰”这个原则，塞进他对小乘佛教的理解，就可以驾轻就熟地把佛教归入宗教的范畴。施皮罗对自己的宗教定义感到充分的自信，在讨论缅甸社会的佛教传统时，他甚至宣称，“即使（缅甸）小乘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也不能否认小乘佛教徒还兼修另一种有神论的信仰系统[‘纳特’崇拜]；即使有人宣称无神论的佛教是一种宗教，因此‘对超人神灵的信仰’并不是构成宗教的必要条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对超人神灵及其主宰人的能力的信仰是所有传统社会的信仰系统的核心特征。”[23]
如果读者稍微留意，就可以发现施皮罗在论述缅甸社会的宗教传统时采用了转移论点的办法，即从论证小乘佛教是有神论转移到论证所有的传统社会都是持有神论的。如此一来，他对小乘佛教的论述则掉进了马丁-骚斯沃德（martinsouthwold）所指称的“超宗教”（religion-plus）陷阱。[24]即使如施皮罗所说，宗教学者可以面对把小乘佛教定义为“非宗教”的后果，他仍然需要解释为什么（他的宗教定义）能激发“（学者）对佛教社会作实地考察的兴趣。”[25]如果没有一个具“指引性”功能的宗教定义以资参考，恐怕很少有西方学者一开始就意识到小乘佛教与宗教的广泛的可比性。施皮罗对儒家传统的考察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儒家重人事不重鬼神的传统正好可以解释大乘佛教（及其各种各样的神，鬼，天堂，地狱等神灵系统）“戏剧性征服中国”的现象。[26]先不论施皮罗对儒家传统和大乘佛教的认识的对与错，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论述的转移实际上也避开了儒教是否能定义为宗教这个棘手的问题。因此他的方法和进路并不能为学术圈子提供明确的有关儒教与宗教可比性的信息。显而易见，按照施皮罗对宗教的实质主义定义，“纳特”之外的小乘佛教信仰系统和佛教传入之前的儒家社会都不可避免地要被看作“明显不合常规。”[27]因此，只要施皮罗的方法论中暗含的西方中心主义不被消解掉，他所宣称的“内在文化直觉性”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他的“跨文化适用性”的信条相冲突。
四、塞勒的“默认价值”理论
本森·塞勒的《概念化宗教》一书着眼于考察把“宗教”一词从“民间范畴”转换为“分析范畴”、从而推进跨文化研究和理解的可能性。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理论”（familyresemblance）和认知科学中的“原型理论”（prototypetheory）的启发，塞勒试图建立一个实用的分析模式，使学者在研究中可以比较合理地确认一种文化现象是否为宗教。他力主摈弃本质主义或“单元素”的定义法，而提倡“多元素”的研究进路。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塞勒认为这样的方法会给人类学研究带来莫大的好处。他特别强调“无边界的分析范畴”（unboundedanalyticalcategories）和“关键例子”（keyexamples）的工具实用性。因此，他提倡“（西方）学者通过参照自己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个人的、不断变化中的理解，要在自我意识中把‘宗教’概念化为一个分析范畴——在这个概念化的过程中，我们对那些熟悉例子的理解只是作为对宗教这个范畴的一种‘原型’的理解，而且并不给宗教范畴划定固定的边界。”[28]
塞勒认为实质主义者在其方法论中试图为宗教划定固定边界的努力并不可取，而且注定要失败。他因此倡导学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充分认识到其作为出发点的认知“原型”的文化局限性。他认为要超越这种“原型”式的偏见，就必须把宗教、种族、宗亲等等民间概念看作不带边界的范畴。这些不带边界的范畴只能通过一些宽泛的家族相似特征来进行区分，而且要在比照最佳或“原型”案例的情况下进行单个处理。因此，塞勒所理解的宗教概念实际上是一个“由家族相似特征来印证的、可分解为不同层次的范畴。”[29]鉴于大部分的宗教学者都把西方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作为理解宗教的“原型”，认识到宗教范畴在研究其他非西方文化时的视角局限性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塞勒宣称，通过拆除“宗教”与“非宗教”之间的僵硬的边界，“多元素”的进路能使“宗教的定义问题从实质主义者所推崇的、二进制式的‘是’与‘否’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30]
如果与施皮罗的“内在文化直觉性”原则进行比照，塞勒在宗教定义中所坚持的“默认价值”或“默认指定”论述则值得特别注意。根据塞勒的说法，“所谓默认指定，就是在对当下情境不具备直接和充分认识的条件下所作的一种假定......这种假定是在对以前的、但又与当下情境相似的案例的认识和期望基础之上确立的。”[31]塞勒认为，在涉及到概念化宗教的时候，很多西方人往往诉诸于有神论的预设和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犹太/基督上帝”的原型认识就成为概念化宗教的“默认价值”。但在跨文化的宗教研究中，学者要进行冷静客观和批判性的思考就需要从各种各样的“默认价值”中分离出来。因为，只有“采用一种客观分析的进路，对于宗教的批判性思考才能得到深化；而这种分析的进路一方面允许西方传统的有关宗教的默认价值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能在具体的情况下根据需要采取超然的态度。”[32]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塞勒的“默认价值”理论和施皮罗的“内在文化直觉性”原则看似相似，但实际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两人的方法和进路中，我们大致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主要区别：塞勒的宗教“默认价值”可以视情况而被适时分离或否决掉，而施皮罗的“内在文化直觉性”是其判定宗教与否的核心原则；塞勒力图解决宗教概念化中的“是”与“否”的难题，而施皮罗则更多的是考虑宗教定义的边界问题；塞勒认识到也试图去驯服（虽然不是彻底解决）关于宗教的“原型”理解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但施皮罗的“内在文化直觉性”似乎加重了该问题。拿儒教是否能定义为宗教的具体案例来说，施皮罗的最大挑战在于怎样用他的“内在文化直觉性”原则来应对儒家宇宙论中有关“超人神灵”的模糊而极具争议性的描述。鉴于塞勒对家族相似理论和原型理论的留意，他的挑战，则在于怎样把儒家传统的社会和历史复杂性放在他的所谓宗教的“中心趋势和边缘存在”[33]的框架中来考察。
五、骚斯沃德的宗教量化十二特征
通过对斯里兰卡小乘佛教村庄的实地考察，马丁·骚斯沃德宣称，有关宗教的有神论的定义和概念（比如图尔干的）是不成熟的，因为它不能把小乘佛教包括进来。为避免传统的“单元素”宗教定义的局限，他建议把宗教看作“一个多元素的类别”，这样有神论就只是作为宗教的一个偶然而非必要条件。他就宗教的具体特征列了一个“试探性的、不完全的”清单，进而指出，任何一种现象要被称作宗教则至少具备以下的一些特征：[34]
1）有关神灵、以及人与神灵关系的中心观念。
2）对客观世界的神圣与凡俗之二分，并重点关注神圣层面。
3）有挣脱凡俗走向救赎的努力。
4）崇拜仪式。
5）有不能被逻辑推演或实证，而只能是通过信仰来维持的教义。
6）上述教义所支撑的伦理道德系统。
7）对违反伦理道德秩序的超自然的惩处。
8）相关的神话。
9）一系列的圣经，或是口头传统。
10）祭司/教士阶层，或类似的宗教专门人士。
11）相应的伦理道德社团，教堂（图尔干意义上的）。
12）与特定的种族或类似的族群相关联。
根据骚斯沃德的看法，小乘佛教中不存在“有关神灵的中心观念”，因此证明以上第一条特征并不必然与其他特征紧密相连。他认为，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以上特征的紧密关联必然是缘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人性的根本属性、和文化社会体系的性质”。[35]他进一步宣称，通过把以上十二特征看作一个多元素的类别，他的方法可以为分析人类宗教行为提供新的视角。但无论如何，以上十二特征不能被看作是构成宗教的全部特征，因为可能还有别的特征会加到清单上来，而且有些所列的特征也要进一步具体化。显而易见的是，骚斯沃德的十二特征说是完全建立在西方社会对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传统理解之上的，因为“对人类学家来说，这三种传统代表了他们所理解的宗教的最清晰的范式和最佳的例证”。[36]由此看来，以上十二特征能完全契合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情形，但在应用到非西方“宗教”时问题多多则显得一点都不奇怪了。
不可否认的是，骚斯沃德的宗教十二特征清单为从事比较宗教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实用的分析框架。虽然这几十年中参与儒教宗教性争论的学者不大可能知道骚氏清单，但他的方法和进路无疑可以为考察儒教争论中正反方所陈述的论点和论据提供有用的视野。拿儒教宗教论派的旗手任继愈来说，他对宋明理学的宗教特征的描述就完全可以与骚斯沃德的十二特征两相印证。如果说任氏的“教主”在骚氏的清单上找不到明显的位置，则他的塾师“教士”说则幸运得多；任氏的“天、地、君、亲、师”大抵相当于骚氏的“神灵”；任氏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也与骚氏的圣经说相差不远；另外还有别的一些相对应处。类似的简单比较不是要支持任氏把宋明理学看作宗教的主张，也并非要认证骚氏宗教定义模式的“真理价值”或权威。实际上，进行这样的比较无非是想为旷日持久的儒教争论提供一个基本的视角，一方面可以借以考察争论中各方的焦点所在，论证如何展开；另一方面，也可以检验骚斯沃德的清单能提供多少信息，并且在参与儒教争论中具有多大的工具实用性。
六、关于文化移植“宗教”的方法论态度
在大多数情况下，学界和民间对儒教和其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可比性的判断都是基于一种直觉式的认识，而并非宗教理论建构的产物。并且，儒耶之间、儒佛之间等等类似的比较通常都是在以下一些非宗教层面展开：就象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角色一样，儒教对传统中国社会也进行了全方位的型塑（功能主义视野）；作为一个整全性的结构，儒家传统锻造了中国哲学、伦理、政治、法律等等一系列智识系统，并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意志仍然有着深刻的影响（历史的视野）；更重要的是，把儒教放在宗教框架下来考察对当代中国社会具有哲学、文化、社会、甚至是生命存在方面的现实意义（文化的视野）。因此有必要指出，儒教与其他宗教在非宗教层面的可比性使得有关儒教宗教性的讨论显得更加复杂而令人困惑。
用宗教这个概念范畴来定义儒教，其困难是多方面的：语言学的，认识论的，意识形态的，等等。如果说语言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困难多少跟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有关，那么认识论方面的挑战则主要在于怎样把“宗教”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范畴跨文化移植到汉语语境中来，以及怎样把儒教传统放在这个原本西方的范式和框架下来考量。因此，对儒教在宗教概念下的可定义性的评判，最终（但并不完全）取决于一个有效的关于把宗教概念跨文化移植到汉语语境的方法论态度。[37]
渊源于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的本体二元论，西方宗教概念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可调和的悖论，其中者和宗教学者之间有关宇宙观的冲突对宗教研究的进路具有深刻影响。正如普兰沃所指出，者往往从一种“多层宇宙观”的视角来看待宗教：可感知的宇宙和不可感知的宇宙，而后者和前者一样“真实”。[38]在人类学和宗教学领域，者作为研究者的信息提供人往往讲述的是诸如“宇宙中和此岸世界的超验层面、以及他们与此密切相关的生活方式”。[39]这即是所谓的不证自明的“当局者”（emic）视角。与此相对照，学者只能从“单层宇宙观”（也即可感知的世界）的角度来研究宗教，因为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宗教学都需要从经验主义的角度来展开。这即是所谓的需要实证的“旁观者”（etic）视角。[40]
在人类学和宗教学界，与“当局者”和“旁观者”视角相对应的是对概念范畴进行所谓“自然类别”和“技术类别”的区分。“自然类别”指的是一个文化系统通过潜移默化的形式加诸于其内在参与者（包括本土践履者和本土研究者）的概念符号，而“技术类别”指的是学者为学术研究而特意臻选和界定的概念范畴。[41]当“原型”的宗教术语被用以标贴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特定的文化聚合时，它被看作一个“自然类别”的概念，而且也正因为其“自然”特性而在内涵和外延方面都产生多重含义；但当宗教这个概念被学者用来将非西方社会的特定文化现象建构为“宗教”时，它则属于“技术类别”。普兰沃把这种将西方社会中的“自然类别”概念应用到非西方的文化现象的过程叫做“旁观化的过程”（aneticprocedure）。[42]鉴于大部分非西方社会都没有与西方的宗教概念相对应的术语，因此对“宗教”的跨文化应用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旁观化的过程”。通过这个旁观化的过程，西方学者得以在非西方的社会和文化系统中建构出“宗教”来。
从某种角度来讲，普兰沃对概念范畴进行“自然类别”和“技术类别”的区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人更好地理解某种文化系统中的原型概念怎样通过小心界定而在应用到其他社会的文化系统时具有了分析功能。但是，普兰沃宣称的“宗教在指代西方社会的宗教时是一个自然类别概念，而在指代非西方社会的宗教时是一个技术类别概念”[43]则把“旁观化的过程”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旁观化的过程”可以发生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一个文化内部。当西方学者用其自身认知系统中原型的、前分析的概念来分析西方社会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他们事实上参与了一个“旁观化的过程”，因为这些原生概念必须通过一定程度的规范和界定才能行使指引的、分析的、和理论化的功能。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宗教概念进行定义的努力正是这样的例证。同样的道理，当非西方学者采用其本土认知系统中的自然类别概念来分析其自身社会或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时，他们实际上也参与了一个“旁观化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中的关键变量，并非如普兰沃所说的是“跨文化”的转化，而实际上是一种“跨范式”[44]的转化。换句话说，学术研究中的客观性原则要求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不管是其自身社会还是其他社会）要保持一种范式上的距离，具体说来就是要从演员的角度转换到观众的角度。
当中国学者采用宗教这个西方概念来阐述儒家传统的时候，他们一方面要对“宗教”进行跨文化的批判，同时也要对儒家、儒教、儒学等这些用以指代儒家传统的自然类别概念进行跨范式的分析。儒家传统在20世纪的深刻断裂已经在形下的层面剥夺了中国学者作为演员的角色，因此他们在讨论儒教宗教性的问题时实际上是处于旁观者的角度。[45]同时，儒家、儒教、儒学这些自然类别概念需要经过一个“旁观化的过程”（即规范和界定），使其从民间的、原型的、和前分析的术语转化为技术类别概念，进而在儒教宗教性讨论中发挥指引、分析、和理论化的功能。有关儒教宗教性争论在语言学和术语方面的模糊性，都可以最终归因于缺乏这种跨范式的批判。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跨范式的批判，儒家、儒教、儒学等术语的“自然”特性决定了其在儒教宗教性争论中只能起到策略的、意识形态的、和修辞的功能。[46]
另一方面，对宗教这个概念在儒教宗教性争论中的跨文化批判实际上也涉及到跨范式的问题，虽然只是在某种潜在意义上。因此，不仅考察“宗教”的词源（即religion在西方语言中的原初意义，以及“宗教”在汉语史上的演化过程）很重要，而且考察其内在于跨文化转化中的“跨范式转换”也非常必要。在西方语境中，宗教这个术语既在日常生活中作为自然类别概念（原型的，前分析的）出现，又在学术研究中行使技术类别概念（指引的，分析的，理论的）之功能。但在汉语语境中，当religion这个术语被翻译为“宗教”时，它的“自然”特性已经在翻译的过程中失掉了，因为它首先是用来特指基督教。[47]所以在汉语语境中，宗教一词只保留其“技术”特性，并据此被理解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历史现象。”[48]因此，其作为一种超越意义上的“顺从、敬畏、和崇拜的情感”，与其作为历史意义上的“信仰和崇拜的系统”实现了语义分离。[49]同样的道理，英语中religion的形容词形式religious在汉语中也找不到严格的对应词汇。[50]
在涉及儒教宗教性的争论中，有关宗教概念化的问题并不能完全通过跨范式和跨文化批判来完成。鉴于宗教这个概念在中西文化系统中都具有“技术”特性以及相应的分析功能，其概念化的困难其实是一个“普世的”而非“中国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普世”是指它是一个中西方学者，特别是人类学和宗教学领域的学者，共同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有关宗教概念化的问题，正如20世纪西方宗教学界所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一样，实际是一个经验主义的、人类学的问题。所谓中国学者在概念化宗教时的“特殊”困境，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学术界在宗教学和人类学两个领域投入不足而造成的。因此，中西方学者对宗教理解的不同与其说是“文化的”，“范式的”，毋宁说是“操作性的”。所以，有关儒教宗教性问题的争论，应该放在宗教概念化的普世困境和在汉语语境中表达的特殊困难双重背景下来考察。
与宗教概念的跨文化转换不同（它在中西语境中都保留了其“技术类别”特性），作为耶稣会士首创的confucianism这个词却在西方语言中获得了独特的性质。这个特性使其既在“技术”层面区别于religion一词，又在“自然”层面不同于儒家、儒教、儒学这些词汇。与儒家、儒教、儒学等词汇的“不规范”、“自发”等性质相对照，confucianism一词，鉴于耶稣会士赋予它的转喻功能，一开始就具有了整体主义的、全景式的视野。因此，“儒教是否为宗教”（isconfucianismareligion?）这个问题在西方语境下就显得工整规范得多。但这并不是说，confucianism一词这个跨文化的产物自动经历了“旁观化的过程”，并且在西方语境下有关儒教宗教性的讨论中具有了“技术类别概念”的性质。恰恰相反，由于耶稣会士当初创造confucianism这个词是为了指代“任何有关中国的事物”（anythingchinese），[51]所以它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原型的、前分析的概念来使用的，为的是向欧洲一般读者传达有关中国文化的信息。就目前来看，confucianism这个词在西方语境中仍然没有经历严格的归约和界定，因此在有关儒家的学术研究中还常常产生歧义和误导。在关于儒教宗教性的讨论中，如果congucianism要获得“技术”特性并成为概念分析工具，就得在西方语境下接受规范和定义，正如同儒家、儒教、儒学这些词汇应在汉语语境中所做的那样。所以，confucianism和儒家、儒教、儒学在各自语境中的视域差异，应该通过考察儒家的宗教维度是怎样被这些概念所想象和解析的背景下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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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eterbeyer,"themodernconstructionofreligionsinthecontextofworldsociety:acontestedcategoryinlightofmodernchinesehistory,"inaix1.uottawa.ca/~pbeyer/chinese%20history.htm.
[2]richardrobinson,defini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8）,p.5.
[3]jang.platvoetandariel.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contexts,concepts,andcontests（leiden,boston,koln:brill,1999）,p.503.
[4]bensonsaler,conceptualizaingreligion:immanentanthropologists,transcendentnatives,andunboundedcategories（newyork,oxford:berghahnbooks,2000）,p.209.
[5]shorteroxfordenglishdictionary:onhistoricalprinciples（oxford:theclarendonpress,1933）,p.1697.
[6]对于宗教研究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和进路，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术语来描述。比如，russellt.mccutcheon称之为“分类学的”对“实质主义的”，janplatvoet把它叫做“可操作的”对“实质主义的”或“归纳的”对“演绎的”，timothyfitzgerald则称其为“非神学的”对“神学的”。
[7]russellt.mccutcheon,"thecategory'religion'inrecentpublications:acriticalsurvey,"numen42:284-309.
[8]janplatvoet,"thedefinersdefined:traditionsinthedefinitionofreligion,"method&theoryinthestudyofreligion,1990,2/2,pp.181-183.
[9]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246.
[10]jordanpaper,thespiritsaredrunk:comparativeapproachestochinesereligion（albany: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5）,pp.12-13.
[11]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465.
[12]w.c.smith,themeaningandendofreligion:anewapproachtothereligioustraditionsofmankind（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1962）,p.195.
[13]宗教学者采用了许多不同的术语来描述人类经验中被认为是“自在自足”的宗教性层面，比如“超验”，“不可证实”，“不可证伪”等等。
[14]smith,themeaningandendofreligion,p.12.
[15]smith,themeaningandendofreligion,p.134.
[16]timothyfitzgerald,"acritiqueof'religion'asacross-culturalcategory,"method&theoryinthestudyofreligion,1997,9:91.
[17]fitzgerald,"acritiqueof'religion'asacross-culturalcategory,"p.98.
[18]melford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inmichaelbanton,ed.,anthropologicalapproachestothestudyofreligion（london:tavistockpublications,1966）,p.91.
[19]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94.
[20]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96.
[21]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260.
[22]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p.91,92.
[23]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93.
[24]骚斯沃德指出，如果我们不把佛教看作宗教的话，那很难解释为什么一种非宗教跟宗教竟如此相似；而且，由于佛教和宗教的比较研究是如此有趣和重要，我们势必要寻求一个超越于宗教之上的概念范畴，比如说“超宗教”。见martinsouthwold,"buddhismandthedefinitionofreligion,"inman（1978）13,3:367.
[25]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89.
[26]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94.
[27]spiro,"religion:problemsofdefinitionandexplanation,"p.89.
[28]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p.214.
[29]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xiv.
[30]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p.25.
[31]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p.224.
[32]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p.225.
[33]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xiii.
[34]southwold,"buddhismandthedefinitionofreligion,"pp.370,371.
[35]southwold,"buddhismandthedefinitionofreligion,"p.371.
[36]saler,conceptualizingreligion,p.212.
[37]andredroogers列举了宗教研究中的三种方法论态度：有神论的，不可知论的，和无神论的，普兰沃则认为对宗教的实用主义进路决定了方法论上的不可知论态度。见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p.246,305.
[38]platvoet,"thedefinersdefined,"p.184.
[39]platvoet,"thedefinersdefined,"p.184.
[40]emic和etic也可以分别叫做“演员视角”和“观众视角”。见platvoet,"thedefinersdefined,"p.198n11;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256n14.
[41]见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501;j.a.m.snoek,initiation:amethodologicalapproachtotheapplicationofclassificationanddefinitiontheoryinthstudyofrituals（pijnacker:dutchefficiencybureau,1987）,pp.36-37.
[42]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501.
[43]platvoetandmolendijk,ed.,thepragmaticsofdefiningreligion,p.502.
[44]这是我个人采用的术语，有待于进一步评估。
[45]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认同于儒家价值系统，他们在学术研究中所采用的范式、框架、甚至术语大都是西方的。
[46]除了何光沪以外，很少有学者意识到进行跨范式批判（即从“自然”概念转化为“分析”概念）的必要性。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根与花:谈儒学的‘返本’与‘开新’”一文中，何对“儒教”概念作了如下规定：我所谓儒教，非反映儒学或儒家之整体，而是指殷周以来绵延三千年的中国原生宗教，即以天帝信仰为核心，包括“上帝”观念、“天命”体验、祭祀活动和相应制度，以儒生为社会中坚，以儒学中相关内容为理论表现的那么一种宗教体系。见《原道》第二辑。
[47]paper,thespiritsaredrunk,p.2.
[48]《宗教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第1页。
[49]比如，英语中常见的表达“足球（或别的任何事物）是我的宗教”在汉语中则找不到严格意义上的对应表达方式。
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3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策略；工具；思维发展；知识扩展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5-0100-07
教学策略是帮助学习者达成学习目标、提高学习绩效与获取学习策略的方法、措施与技巧的有机结合。教学策略的应然功能是促进进步和学生学习（aspromotingachievementandstudentlearning）[1]。教学策略有一般策略（generalstrategies），也有特殊策略（specialstrategies）。最优教学策略，是一种特殊教学策略，是帮助大学生最大限度优化学习过程与提高学习绩效的系列方法、措施和技巧组合。现行大学英语教学，在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学习绩效和获取英语学习策略等方面，效果平平，甚至较差，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上花费很多时间，却收效很低。实际上，现行大学英语教学基本上没有有效策略，更距最优策略甚远。因此，笔者和一批教师尝试创建大学英语教学最优策略，本文是初步理论探索和实践摸索成果汇报。
一、高校师生对于大学英语教学普遍认识模糊
在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教育教学活动中，作为一门或一种课程存在的大学英语，是一个知识领域？还是一种交流工具？问题的答案既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这既是一个简单问题，又是一个复杂问题；既是一个伪问题，又是一个真问题。然而，高校师生在这一问题上普遍认识模糊。
在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教育教学中，在很多情况下，大学英语课程由一门课程、甚至是一个课程群组构成；无论是一门课还是一个课程群组，基本上都建立在一个知识领域上，准确地说，是建立在一个语言学知识领域上。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必修的基础课程”[2]1，实际上，从主体目标和内容看，是一门语言学知识课。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知识，讲解词汇理论和概念，讲解语法理论与概念，特别是对语法结构项目进行概念分析与系统化处理，往往“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扼杀在语法概念与语法条条的牢笼里”[3]3。英语作为一门语言学知识课，经常被处理成一个多层次的知识系统，包括许许多多子系统或子子系统，其大者可以称为英语学或英语语言学，中者有英语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等，小者如英语音系学、句法学等。这个多层次系统，可以是少数语言研究人员的专门学问，不应该是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学习目标，甚至不是绝大多数英语专业学习者的学习目标。《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指出：“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并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4]因为“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已呈多元化的趋势，过去那种单一外语专业和基础技能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市场对单纯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量正逐渐减小”[5]33，而且“我国每年仅需要少量外语与文学、外语与语言学相结合的专业人才以从事外国文学和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大量需要的则是外语与其他有关学科――如外交、经贸、法律、新闻等――结合的复合型人才”[5]37。因此，“外语专业必须从单科的‘经院式’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宽口径、应用性、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5]33
关于大学英语，2007年版《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指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2]1；要“注重培养实际使用语言的技能”[6]。要使学生“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英语课势必不能开成一门语言知识课，而应该开成一门交流课或交流工具课。实际上，《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已经明确指出：“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课程，也是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2]5。掌握英语知识或熟悉英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不等于能用英语进行交际，不止对非英语专业学习者如此，对英语专业学习者也是如此。实际上，很多从事英语专门研究的人的英语交际能力不一定都强，英语交流能力强的人不一定熟悉英语学或英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语言学、英语语言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历史，远不及英语历史悠久；第一部由英国人写成的英语语法巨著，到1972年才问世[7]。在语言学和英语语言学产生之前，已经出现莎士比亚这样的英语作家。语言是第一性的，语言学是第二性的；语言交流是第一性的，语言知识是第二性的。正因为如此，在英语国家，成年人不需要英语语言学知识，仅用不超过两千单词就可以有效交流；在中国，学生认知七八千单词，具有较为系统的语言或语言学知识，却仍然不能进行简单交流。
导致中国大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差甚至缺失的原因，就是英语被处理成语言学知识课，表现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概念甚至是理论占重要地位；二是讲解取代交流，讲解语言学概念、词汇意义、句子意义、篇章结构；三是语言材料汉译。如此教学，学生脑子里灌满语言学知识或语言知识，主语、谓语、状语、主句、从句、系表结构、动宾结构、前缀、后缀、派生、合成、衔接、意译、直译……，而相形之下，实际语言输入量却极小，输出量更小。语言能力不是概念或理论能演绎出来的，语言交流能力更不是概念或理论演绎出来的；语言能力和语言交流能力，是实际语言输入、积累和使用形成的。
二、语言学习、思维发展和世界认知是三位一体的
语言不是孤立的事物。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Sapir）认为，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语言）民族的语言习惯上。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认为，人们把世界分解成概念，然后用语言来表达这些概念。语言影响人们的认识与记忆，使人们倾向于用某种方法来看世界；语言决定人们如何体验周围的世界，决定人们如何表达自己的体验。萨丕尔与沃尔夫的这种理论被称为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有句名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thelimitsofmylanguagemeanthelimitsofmyworld）[8]。很多学者在探讨语言决定论时，引用维特根斯坦这句名言。的确，维特根斯坦和萨丕尔与沃尔夫有一种认知契合：语言和世界具有同一性，语言发展和世界认知具有同一性；语言和思维具有同一性。
语言和思维具有同一性，具体表现是语言和概念密切相关、甚至合一。可以说，概念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概念。一个语言民族的概念靠本民族的语言形成，只有用本民族语言才能获得最准确表达。学习一种语言实际上就是学习这个民族的概念；学习一个民族的概念就是学习这个民族的语言。英语教学，甩掉英语民族的概念，一切努力将是徒劳的；传授与学习英语民族的概念，甩掉英语，一切努力也是徒劳的。
民族的概念，根植于并且蕴含着民族的文化历史和思维模式等，而概念表达手段既可以是语汇，又可以是句法。简单词表达的概念多为原始概念，即简单概念和具象概念；复合词和短语表达的概念是次生概念，相对复杂一些；句法表达的概念更是次生概念，更加复杂，更加抽象。以themilkyway为例，它和汉语“银河”指代同一事物，但两者决不等同。中国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河文明、农耕文明和矿冶文明，因此，河流、金银、石玉等是汉语中的常用喻体，而河又是一个核心喻体。“金玉满堂”、“金枝玉叶”、“金口玉言”、“银辉”、“卧听银簧泻月声”、“历史的长河”等是汉语语境有的比喻或类比，它们蕴含着汉语民族文化记忆。而西方文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海文明、游牧文明和乳业文明，因此，乳、马、路等在西方很多语言中都是常用喻体，甚至是核心喻体。形容某人脸白，汉语说“面似银盆”，英语说脸“白如乳”（aswhiteasmilk）；形容某人很壮，汉语说“壮如牛”，英语说“壮如马”（asstrongasahorse）；不一而足。汉语语境和英语语境都有特有的比喻或类比，这些特有的比喻或类比蕴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记忆。在不同的民族文化记忆的装备下，见到天上那一星系，汉语民族称为“银河”，而英语民族称为“themilkyway”便成为一种文化的必然和自然。再以日常寒暄为例，汉语语境中人们说“久仰，久仰”，英语语境中人们说“很高兴见到你”（Verypleased/gladtoseeyou）。又以日常恭维为例，汉语语境中受恭维者说“哪里，哪里！”，英语语境中受恭维者说“谢谢你美言！”（thankyouforyourcompliment！）或“我被恭维了”（i’mflattered）。这种日常交流差别，源自深层文化差别，限于篇幅，本文不详论。
现在的英语教和学，在处理语汇时，往往注重罗列式提供或记诵每个词或短语的“汉语意义”，而所谓“汉语意义”实际上只是相同或相近事物的汉语指称，或相同或相近场合的汉语表达法，或特定场合的可能的汉语翻译。教师和学生的精力绝大部分投放在英语和汉语语汇、句子、甚至语篇的等式建立上，（教师）讲述和（学生）背诵数不清的孤立的和零散的等式：themilkyway，银河；asstrongasahorse，壮如牛；Gladtoseeyou，久仰，久仰；……。其实任何英语语汇都没有“汉语意义”，它们的原生意义和转化意义都根植在英语话语语境和英语文化语境之中。意义就是话语语境和文化语境，话语语境与文化语境确定意义。讲授和记诵英语语汇的“汉语意义”，是抽空和否定它们的真正的原始意义和转化意义；抽空意义，便抽空语言本身，并最终导致英语教学费时低效。
对于个人或群体，语言学习、思维发展和世界认知及知识扩展是三位一体的。母语习得是如此，第二语言习得也是如此，外语学习也是如此。知识传递的工具有很多种；从语言的角度看，有非语言工具，有语言工具。相应地，知识获取的工具也有很多种，从语言的角度看，也有非语言工具，有语言工具。“知识通常以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表现自身的存在”[9]，用语言工具传递知识，就是用语言传达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而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也主要通过语言传达，特别是通过知识原产语言传递。相应地，用语言工具获取知识就是以语言为中介获取概念、判断、推理、假说、预见等思维形式和范畴体系，为避免或减少误读，最有效语言工具是原产语言。西方翻译界有句名言：“翻译即谋杀。”这句话的确揭示某种真理。甲语言产出的知识（产品），一旦转换成乙语言表达，就被谋杀、被损伤。只有用原产语言传递与获取的知识才是原汁原味的，等值等效的翻译永远是空想。
语言教与学本身应该是语言交流，包括一般信息交流和特别信息交流。前者是一般意念或知识交流，是日常交际；后者是特殊意念或知识交流，是专业交流或业务交流。教育本身就是交流，就是信息交流（transferofinformation），是包括消息、思想、知识、策略等（messages，ideas，knowledge，strategies，etc.）的信息交流[10]。英语教与学，作为语言交流，着力点应在于促使学生在交流中学习英语，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交流。交流，起点是日常交际，再进一步是社会交往，更高的和更重要的是专业交流或业务交流，并使英语成为学生知识扩展工具。只有在英语学习中进行交流与扩展知识，在交流与知识扩展中学习英语，才能使英语学习者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与用英语直接获取与传达知识的能力。
三、中国高校现行大学英语教学割裂语言学习和知识扩展
中国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教育教学中，英语课程教学通常把英语学习与知识扩展割裂开来：教师把英语作为纯语言现象或纯语言知识来考察描述和分析讲解，讲授大量关于语言的知识（knowledgeaboutthelanguage）；学生学习英语时将鲜活的语言分解为孤立的、零散的语汇和语言学概念，如主语、谓语、动名词、现在分词、过去分词等。除了语言学知识外，英语课程基本上是空心课程[11]，教材语言材料可能包涵或夹带零散的（非语言学）知识点，而在教学过程中，这些知识点往往被无意或有意地忽略和抽空。在实际的教与学中，英语不是信息交流工具；学生学习英语十几年，仍然不能用它来扩展知识。获取境外信息或知识产品，他们采用的唯一语言工具是汉语，即使知识产品的原产语言是英语；也就是说，他们习惯于或只能阅读汉语译本，习惯于或只能通过被谋杀伤害的翻译文本获取失真的、残缺的、甚至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知识产品。本文拟以曼昆（n.Gregorymankiw）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economics）汉译本中几个句子为案例，说明这种割裂与谋杀：
（1）哈里・杜鲁门（Harrytruman）总统曾经说过，他想找一个独臂经济学家。因为当他请他的经济学家提出建议时，他们总是回答：“一方面……另一方面……”[12]
（2）皮鞋成本：当通货膨胀鼓励人们减少货币持有量时所浪费的资源。[13]
例（1）令人费解。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找“一个独臂经济学家”？独臂或双臂与经济学家有什么关联？有“独臂经济学家”，是否还有“双臂经济学家”？“独臂经济学家”和“双臂经济学家”相比有什么优势？原文却非常清楚[14]27：
presidentHarrytrumanoncesaidthathewantedtofindaonehandedeconomist.whenheaskedhiseconomistsforadvice，theyalwaysanswered，“ontheonehand，ontheotherhand，”
原来，杜鲁门总统并不是想找一位独臂经济学家。ontheonehandontheother（hand）是英语习惯表达法，用来引出两种不同的、尤其是对立的观点或意见，或事物的两种不同面度或效果等。有一种学者对事物做出判断或发表评论时，喜欢采用这种一分为二的立场，左也对，右也可，或没有自己的明确的独特的观点，或不愿意直陈自己的明确的独特的观点，或模棱两可，或八面玲珑。杜鲁门总统不希望用这种人作经济顾问，而想要找一位“onehandedeconomist”，“onehanded”不指“独臂”，而指观点明确、立场鲜明、不模棱两可。
例（2）中，“皮鞋成本”的直接意义是皮鞋产生的成本。在汉语语境中，“皮鞋成本”不可能有其它意义，但后面的解释却强行赋予它某种特殊意义；但这特殊意义到底是什么，佶屈聱牙的、生涩费解的解释基本上未能确定。原文表达十分清楚[14]624：
shoeleathercoststheresourceswastedwheninflationencouragespeopletoreducetheirmoneyholdings.
通货膨胀时，银行存款名义利息会随之上涨，货币持在手中容易丧失名义利息而加剧贬值，因此，人们跑银行存储货币次数增多，跑银行次数增多，鞋子磨损加快；从而产生shoeleathercosts。Shoeleahercosts显然不是“皮鞋成本”，而是“鞋皮代价”或“鞋皮成本”，如果用地道的汉语说，应该是“鞋底磨损成本”，因为，汉语用“鞋底都磨破了”或“鞋底都磨穿了”来形容跑路之劳苦。原文解释中encourage一词被译作“鼓励”，是前文所说英语和汉语词汇等式建立的典型案例，也是谋杀的典型案例。
上述例子很好地说明语言和思维、语言和概念的同一性。语言与思维方式及概念构造关系紧密，思维方式及概念构造受语言支配，语言表达思维方式及概念构造；特定的语言有特定的思维方式及概念构造，汉语有汉语的，英语有英语的。通过汉语（或汉语译本）获取原产于英语的知识产品，不但费事，而且远离该知识产品的本真面目。因为思维方式不同，英语词汇只有极少量在汉语中有对等物，大部分在汉语中没有对等物，还有少量英语词汇、尤其是新词汇在汉语中根本没有对等物。适于用英语表达法表达的概念，是很难用汉语表达的。
英语教学中的割裂和知识传递中的谋杀，负面影响极大。首先，它使英语课程沦为空心课程，降低英语教学的绩效，制约学习者语言能力和语言交流能力；其次，沦为空心课程的英语课程，抢占学习者公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公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绩效。中国高等教育现行的非英语专业培养计划和课程设置中，外语课占不小比例。这些仅是显性学时，为通过各种英语考试，英语耗费的时间远远大于这个数。实际上，相当多的大学生与研究生几乎把学习时间主要放在英语课程上。英语课程已经沦为制约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阻碍，甚至沦为制约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阻碍。
在这种情形下，摆在高等教育工作者面前的，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废除英语课程及相关四、六级考试，直接用英语开出部分课程；二是深度改革英语课程教学，优化英语教学策略。前者对于大多数院校是不现实的，后者是较为切实可行的路径。
四、大学英语教学最优策略是将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
（一）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基本思路
英语课程既要有效提高学习者英语语言能力和英语交流能力，又要有效提升高等教育公识课程和专业课程的绩效，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最优策略是将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将语言教学与知识教学合一，让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扩展知识，在扩展知识过程中学习英语，引导学生将英语学习过程与知识扩展过程融为一体，将语言运用能力提升与知识扩展同步进行、整体发展。前面几节已经举例分析语言和思维及概念的相关性，分析语言和思维及概念割裂的危害性。本节再举几例，简析将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基本思路。
（3）thefutureisn’taheadofus.ithasalreadyhappened.[15]1
（4）itisnolongerenoughtosatisfycustomers.Youmustdelightthem.[15]33
（5）ideaseverymarketofferingincludesabasicideaatitscore.CharleyRevsonofRevlonobserved：“inthefactory，wemakecosmetics；inthestorewesellhope.”thebuyerofadrillisreallybuyingahole.[15]5
从纯语言的角度看例（3）可能显得很奇怪：既然是future，怎么会isn’taheadofus，怎么会hasalreadyhappened？相对于常规知识、常规思维而言，这个语句自相矛盾，令人不知所云。然而，这个语句正是要传达一种不同于前人见解的、不同于他人见解的新观点。这个句子就是观点。例（4）、例（5）按语言习惯常规思路看也不好理解。商场明明是卖商品，怎么说是卖“希望”？顾客买钻子，怎么说是买洞？纯语言地看，例（5）一样显得不合常规知识和常规思维。实际上，这个例子阐释的是一种新营销理念和一种理念营销方式。营销理念之新，新在超越商品营销，新在营销商品的终极效果；终极效果是顾客的希望，顾客怀有并想实现希望，自然而然就会来购买带来希望的商品。这里语句之新和观点之新是二位一体的。有效的英语教学，也应该是二位一体的。
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时常为解释语法概念而生造句子，为图解词汇而生造句子。造出来的句子符合语法规则，或不包含任何有效思想与有效情感，或不符合社会习惯与文化习惯，与思想、语言与文化脱节。与思想脱节、与文化脱节的语汇和句子，在现实交流中不存在，也不能用于现实交流，教师花大量时间讲授、学生花大量时间学习现实中不存在、也不能用于现实交流的零散语汇和空心语句，其结果必然是前文讨论过的语言和知识两丧失。在这种情形下，英语学习成为一种苦事，“学生常常诉苦：一苦有想法却找不到辞句说出；二苦有辞句却没东西好说；三苦既无东西又无辞句。”[16]76导致学生三苦的，正是这两种脱节。
“如果没有空洞的表达法，没有脱离表达法的思维，便没有表达不出的思维成果。”[16]76克服三苦的策略是克服两脱节，克服两脱节的策略是将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促使学生语言和思维同步发展，使语言与思维“两者交织，相互制约，相互促进”[16]76。将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是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在整个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运用英语、并促使学生通过英语扩展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
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将英语作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扩展工具，不是将英语课程分割成基础英语和专业英语。实际上，实践已经证明基础英语是失败的，更证明专业英语是彻底失败的。所谓专业英语教学，往往只是使用某种专业领域零散文献汇编为教学材料，讲解一些所谓的专业词汇，然后做一遍教学材料翻译。第二，将英语作为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扩展工具，也不是提倡双语教学。所谓的双语教学，并不是使用英语来传递原产于英语的最新知识产品，而是用汉语或英语重复表述课程内容，从流行双语教材看，课程讲授的知识经常是原产于汉语的知识；双语课基本上不用英语讲解课程内容，也不用汉语讲解英语文本特有的内涵及汉语文本和英语文本的内涵差异，只是粗率与粗糙地建立本文第二节批判过的英语和汉语语汇等式和语句等式。
（二）彻底改革中国大学英语教学
将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是大学英语教学规避上述困境的有效策略与最优策略。要实施这一策略，大学英语教学方法要进行彻底改革。主要进行三大方面改革。
第一是教材改革。英语教材编选语言材料，要同时具有可读性与趣味性，具有思想性与教育性，具有经典性与可模仿性[3]5，要包括知识内容与英语文化内容，但不能沉沦为某一国家文化扩张的工具，不能忽视语言材料的文化取向。大学英语教材语言材料的选择和编排，更要符合语言发展和知识扩展双重规律。符合语言发展规律，既不能是无序的语言材料的随意堆集，又不能是按纯语言学原则、单纯地依据语言现象难度梯级、语言现象覆盖率和语言概念体系编排的语言材料汇编；而是和知识传递相适应的，即从一般知识到复杂知识，从简单知识到高深知识的知识传递文本的有机组织。只有依据语言扩展和知识扩展二位一体原则，依据英语作为知识扩展工具原则，筛选和编辑英语教材语言材料，才能有效促进学生语言、思维和知识同步进展。
第二是教学方式改革。在教学中进行真实的交流，引导学生以真实身份参与实际交流。现行的大学英语教学基本上不包括交流，零星的、配相的课堂交流也只是基于纯语言现象的虚拟交流，以至于课堂上教的东西学生用不上，学生要用的东西课堂上学不到。而且由于课堂教学的内容与实际交流及学生自身毫不相关，学生也不感兴趣。改革教学方式，就是把大学英语教学过程变成实际交流过程与真实信息传递过程；当然，在实际交流过程与真实信息传递过程中要注重语言材料的知识性和经典性。杜威（JohnDewey）认为“教育是经验的不断重组或重构（educationisaconstantreorganizingorreconstructingorofexperience）”[17]；实际上，语言教育应该是语言交流经验的重构或重组。学生的家庭背景、生活习惯、学习兴趣、特长爱好、乃至于观念理想等均有不同，要设法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展示自我，避免虚拟交流。比方说，以旅游为主题进行交流时，说到名胜古迹，不宜统一要求全体学生带虚拟外国游客游某个教材预设景观（如长城，不是每一位学生都到过长城）；应该鼓励学生介绍他们身边的或他们到过的名胜古迹。只有真实交流才能激发学生交流和表达欲望；只有激发学生交流和表达欲望，才能通过交流学好语言知识和提升交流能力。
第三是教学评估改革。本文中教学评估主要指学生学习业绩评估。现行的大学英语课程学生学习业绩评估基本上只有课程考试，形式经常是考教分离式全校同年级统一课程测试。统一课程测试，客观题占绝对主导位置，主观题占极小比例。无论是客观题还是主观题，都是考学生是否理解语言现象，是否能辨别词汇意义（并根据“意义差别”选择填空），是否理解句法结构（并根据结构规则选择填空）。一切考题都是纯语言的和纯虚拟的（或虚构的），几乎完全排斥交流的和真实的语言和知识活动；一切考题都定位于单元的和唯一的预设答案或预设选择，几乎完全排斥多元的和多样的语言和知识现实。这种纯语言的、纯虚拟的单元的和唯一的预设答案或预设选择，经常是偶然的和武断的，经常脱离思维实际、知识实际与交流实际。这种考试既限制学生的语言发展，也限制学生的思维发展，限制学生的知识扩展。不仅如此，现行教师教学业绩评估几乎完全依据学生考试成绩而不依据学生实际交流能力和知识进步，这进一步促使教师将学生带离交流的和真实的语言和知识活动，带离多元的和多样的语言和知识现实。大学英语学生学习业绩评估应该以交流的和真实的语言和（非语言学）知识活动为本位和重心，以多元的和多样的语言和（非语言学）知识现实为导向和目标，直接以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和知识扩展工具，考查学生英语交流和交际能力，以及用英语扩展知识的能力。
教材、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估三项改革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三项改革缺少一项，另外两项都不可能实施和取得效果。
五、简短的结语
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作为交际工具和知识扩展工具，让学生充分接触真实的英语语言材料，接触真实的语言交际现实，接触真实的原产于英语语境的知识和文化，在交际和知识扩展中提升语言能力、语言交际能力和语言品质，在语言输入中提升思想交流和知识获取和传递能力。这种策略，从理论上看，是一种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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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4
我国各种典籍对“语”、“言”、“文”等语词皆有释义，例如《说文》：“语，论也。”段注认为，“一人辩论是非谓之语”，“与人相答问辩难谓之语”。《辞源》将“语”与“言”界定为：“自言为言，与人谈论为语。”据此可知，语与言的内涵皆指口头的语言，即言语。“言”常指自言；“语”，常谓之与他人的口头交流。《说文》曰：“文，错画也。”据段注，“错”，当作“(辶昔)”。(辶昔)画者，交(辶昔)之画也。《辞源》将“文”界定为：①彩色交错。引伸为文雅。②纹理、花纹。③文字、文辞……，又作动词用，指撰述。由此推知，“文”的初始意义乃指色彩，通“纹”，是纹的通假，并以此引申为文雅，即cultured。可见，此义中、西相通，故“文”的意义在汉语中与“语”和“言”一样十分丰富。语，指口语；文，指书面语。
我国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将“语”与“文”界定为：“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1]叶老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历代的学校教育“言"、“文"不分家，且倚重“文"的传统，做出的系统总结。
我国外语类核心期刊除北外主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称其为“外国语文月刊”外，其它如《外国语》、《外语界》、《现代外语》、《外语研究》等，并没有将其划分为研究外国语文的范畴。我国《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对语文概念都无界定，只是对课程性质进行了描述：“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2]
再以语文的英语对应词philology为例。语文与philology意义相近，但philology没有汉语中丰富的语义。如webster''''snewamerican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iteratureandrelevantfields;②linguistics(p390)。LongmanmodernenglishDictionary对其定义为：①thestudyoflanguagefromthewrittentextsbywhichitisknown；②thestudyoftextsandtheirtransmission(p842)。
综上所述，语文之概念可概括为：①语文是一门综合性较强、基础应用性较强、交际性较强的学科或课程；②语文的语篇选材既有古代的、文言的，也有现代的、白话的；③语文的语篇内容既有口语的，也有书面的；④语文的语体既有文学的，也有应用或实用的；⑤任何国家的语文课程都有各自的文化特色，并具备一定的教化、教养作用，即人文性。
根据前文所知，我国对语文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国外亦如此，philology往往与linguistics混为一谈。笔者认为，在教育与教学领域，不能只是推介、研究语言学而语言学，必须扩大其辖域，改英语为英语语文。其根据和理由如下：
第一，我国各级英语课程的设置，无论是教学大纲对教学的性质和目标、学习者所具备的英语能力的规划和要求、教材内容的编排，还是从各级考试的侧重点来看，强调并突出的还是其听、说等交际功能。然而，英语在我国毕竟只是外语，而且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所拥有的教学资源也极为不平衡，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习水平都有差距，而且，如果只强调学习的一个方面，势必会影响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第二，正由于语文概念的模糊性，才会对英语语文教育的复杂性、系统性、连贯性等认识不够，误以为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就是英语语文能力的培养。教学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出现语用失误。
日常教学中，我们既要充分理解语文的外显与内隐意义，还要真正理解“交际”的语域。正如《教学要求》所言，“交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3]其实质也就是“语”和“文”的统一与同构。束定芳也认为，“除了口头的方式以外，如今更重要、更常见的方式是书面的，即阅读与写作”[4]。董亚芬则强调，“在培养听、说、读、写“四”会能力的过程中，写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写作不仅有助于巩固经由读和听输入的语言材料，促使语言知识的内在化，提高语言运用的准确性，而且还能为实质性的口语能力打下扎实的基础”[5]。
并且，随着人类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英语本身也体现出多元化特质。对此，Kachru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圆说（concentriccircle）——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内圈（innercircle）；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处于外圈（outercircle）；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处于扩展圈（expandingcircle）。处于同心圆不同位置的英语形式，其形态仍以同一个共核（commoncore）为基准，但它们会有各自的变体，这些变体还会拥有各自独立的特点。显然，英语要在中国保持鲜活的生命特征，也必须适应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在教材中适当补充涉及到英、美等国文学、文化的篇章，满足学生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心，并通过对两种文化形态的比照，达到成功交际之目的。
众所周知，语文教育蕴含有德育和教化功能。德实际上也属于文化的精神范畴。关于文化，《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语文教育所负载的文化功能还具有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化的一面，它是以“人文"来进行人格教养与教化。文化即“人化"、“化人"。关键词“化"曰之内化、融合、升华与超越。从语词的起源来看：文化是“人化"、人的主体性的对象化；从功能上来看：文化是“化人"，教化人，塑造人，熏陶人[6]。因此，笔者所力陈的语文学科教育，旨在说明：①语言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原型与母本。②作为人文学科的次范畴与下义项，语文这一定义不仅是对受教育者习得语言、文学等外显知识的观照，还通过语言文化的世界图景性，整合、超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哲学观念等，使受教育者学习如何做人、化人，因此英语语文教育比英语教育的概念域要大，它即属于教育这一个大范畴，同时也包含有语言、文化、文学、哲学、宗教、伦理学、美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成分，甚至也包括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成分。
二、大学英语语文学科：理论与实践意义
与汉语中“学科”相对应的英语语词为discipline,《牛津英语大词典》定义为：abranchoflearningorscholarlyinstruction。《辞海》定义为：①学术的分类。②“教学科目"的简称，亦即“科目"。秦秀白认为：“学科是按门类划分的，相对独立的知识系统，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下位概念……学科的分类过程就是对科学系统的逐渐认识并形成一个个具有独自研究对象的知识系统的过程。"[7]显然，学科领域是以系统地传授知识技能为目的，教养在其中居主导地位，通过教学活动过程，展开人格教育。
“课程”在汉语中始见于唐朝孔颖达在《五经正义》里为《诗经·小雅·巧言》“奕奕寝庙，君子作之"所作的注疏，“教护课程，必君子监之，乃得依法制也"。其语义可理解为分担工作的程度，学习的范围、时限、进程或教学与研究的专门领域。在英语中的对应词curriculum，源于拉丁语currer，译为跑马道；在现代英语辞典中转义为教育类的术语acourseofstudy或asetofcourses。由此可知，课程体现学科知识的教育形态，为学科的下义项。
由上可知，课程的辖域比学科要窄。因此，在《教学要求》中所提到的“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混淆了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目标。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言语学能的培养阶段最好是在青春期前期，而在青春期的中、后期，大学生思维、特别是逻辑思维得到了加强，因此大学英语教学也应该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滞留在字、词、句的浅表性教学上，导致其思维在具象性和直观性上的固化，缺乏对英语的整体把握。我国的英语教学之所以“费时、低效”，其主要原因就在于：
①没有自上而下建立英语语文学科，并在这一学科的统筹下，根据学生认知心理、语言认知水平的发展，根据学生的大脑发育状况，突出大、中、小学各自的教学要求与目标及侧重点。②没有实施大、中、小学英语教育的衔接与对接。③没有实行与中国语文教育的衔接与对接，在缺少真正的“双语文”环境下，学习者不可能对两种不同质的语言做到准确地解码与二次编码，不可能通过移情实现对两种语文融会贯通。④没有明确界定语文的定义，使得一部分中国学生只把英语当作交际、特别是听说的交际工具，因而学习英语的功利性过强。在这种状况下，学生不可能全面地习得第二语文的知识与技能，也不可能主动吸纳英语语篇中所提供的国外先进的文化理念，同时积极地将这些理念与中国的国情融合，真正实现英语语文的教育功能。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使得我国大、中、小学的英语课程标准或要求在教育目标的设定和课堂内容教学上，都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内容重复现象，过分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加速了人们对其功利效益的追求，伤害了学生的学习情感，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就归因。同时，“语文”概念的不明确性，实际上导源于英语学科建设的不科学性，以至于在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英语语文学科。因此，我国十分有必要及时将“英语学科”改称“英语语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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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5
关键词：学校体育；理念；观念；概念
自上世纪末的后五年起，我国的相关文章中出现了“理念”一词。时至21世纪初的今日，各行各业均在使用“理念”一词。我们学校体育界也同样在频繁运用这个词。“理念”一词，含义是什么、为何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在人们还没有采用“理念”一词之前，类似的用词是什么?查阅学校体育的相关文章，可以发现是“观念”，再向前一段时间，就要算“概念”。那么这三个词语又有何种联系及区别?
本文试图就这几个问题作一探讨。作者力图从理性上把其作为一种学校体育的文化视点，结合当前学校体育改革实践及理论来论述。更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同行关注。
1 对三个语词的考察
1．1 词意考查 理念1983年1月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还未收录“理念”词条。1992年版的《新现代汉语词典》将“理念”注释为观念，如民主理念、人道理念、经营理念。《辞海》指出，“理念”为旧哲学之名词，柏拉图哲学中的“观念”通常译为“理念”。而康德、黑格尔等人的哲学中的“观念”指理性领域的概念，亦称理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哲学大师们并没有对“理念”有一个统一的概说，而却与“观念”、“概念”有着相似的用法；当代中国人仅在十多年前才开始使用“理念”的。
人们现在对“理念”的认识，剔除了古代哲人过分强调的哲学思辨及复杂多义的成分，把它相对简化为“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信仰的抽象概括。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理念”：是诸理性认识及其成果的集大成。它既包含了认识、思想、价值观、信念、意识、理论、理性、理智，又涵盖了上述思维产品的表现物，如目的、目标、宗旨、原则、规范、追求等，而后者使“理念”这一抽象的概念具有了直观的形象，能更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理念”的内涵。这样一种界定也较好地解释了当今社会人们何以如此广泛地运用“理念”的词意原因。
观念《辞海》将其注释为看法、思想。客观事物在人脑里留下的概括的形象。
概念《辞海》将其解释为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历史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而变化。
1．2 学校体育界对三个词语的实际使用 20世纪80年代初，林笑峰先生率先提出了体育的概念问题，把体育定义为身体教育或体质教育。这对于后恢复学校体育在教育中的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随之，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体育概念大讨论。“概念”一词，是这一年代的热点词汇。
90年代初，随着学校体育改革的深人，许多专家学者从新的视野来认识学校体育，提倡从单一的生物体育观念向生物、心理、社会三维体育观念转变。紧接着的又有终身体育观念、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探讨。“改革首先需要转变观念”成了人们的共同认识。
新世纪初，“理念”这个词被学校体育界内普遍使用。如现代体育教育理念的思考、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等。考察那些使用理念的文章，我们有这样的发现：多数作者在体育理念使用中，回避了对这个词语本身作必要的说明和界定。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有相当多的作者视体育理念如同体育观念、体育思想一样使用，自然不必解释。二是体育理念”一词的偏爱。念确实是个与体育观念等词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有着难以言传的新意。不管哪个原因，这种现象都显示了人们对“理当我们的视角锁定在“概念―观念―理念”的链上，我们可以捕捉到我国20多年来的学校体育改革的走向轮廓，而学校体育改革的实践又引领着人们使用热点词语的变化。这真是一个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现象。
2 三个热点语词使用变化现象的探讨
2．1 社会大背景的影响 如果我们的视线上移到我国的社会大背景上，就会很清楚地看到整个社会的热点语词使用的变化。学校体育与全社会两者之间使用的热点词汇及其变化的同步化，显示了两者之间关系的紧密，也体现了学校体育工作者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
2．2 学校体育改革实践智慧的展现 近二十多年是我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开放、观念更新带来了对诸如“体育”、“学校体育”的不同理解；处于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人们对“体育”、“学校体育”又有不同的追求。然而，人们还是偏爱按传统的习惯――用下定义的方式来阐述“体育”、“学校体育”。这样就形成了相关的“概念”泛化，也造成了体育工作者的困惑。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步认识到这种“概念”的泛化，其实是各种人们观念的不同、追求的相异。于是人们开始相应地用“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含义相近的语词分别来表示、称呼各自的见解及追求。
2．3 科学术语单义化的趋势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西方学术典籍和现代科学技术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填补汉语文言词汇中巨大的术语空缺，学术界就创造出大量的新式词汇，从而形成了现代汉语。正如王力先生所总结的那样：“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意译；第二个特点是尽量利用日本译名。”本文中频繁出现的“概念”、“体育”，也都是直接从日本译名借用过来的。但这个造词的过程也是充满了用词的矛盾、混乱：往往同一语词，几乎用之者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令人迷离恍惚。不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批科学学术术语在译成现代汉语过程当中已出现少义化及单义化趋势。正如刘立群博士说的：英语“1aw”词分别被译为现代汉语的“法律”、“规律”、“定律”等词，就是这种单义化的突出表现之一。“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语词的同时存在并且为人们热用，也正符合目前科学术语单义化的趋势，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进一步对这三个语词做出单义化假定的课题。
3 对三个语词的剖析
3．1 三个语词的单义化假定及其关联 从哲学的角度看，语词主要有三大类：专名、类名、理论术语。古代《墨经・经说上》称：“名：达、类、私。”专名(私名)仅指一个特定的对象。类名则指一类事物、一类性质、一类动作等。理论术语即指人们在进行各种理论探讨中所发明、使用的语词，亦称达名、哲学术语。同样从哲学研究层面上看，语词主要存在三类词义：字面义、内涵义、外涵义。专名有两层词义：外涵义和字面义。类名有三层词义：外涵义、内涵义和字面义。大多数理论术语只有两层词义：内涵义和字面义。对于类名及理论术语中的合成词来说，其内涵义与字面义往往会不一致。“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语词属于理论术语。现对这三个语词作如下单义化的假定。
概念一词中的“概”为要略、概括；“念”为考虑、念头。“概念”一词的字面义是头脑中所概括出来的一类东西。其内涵
义是反映、概括一类实际存在事物的特有属性。观念一词中的“观”为观察。“观念”的字面义是观察事物的总看法。其内涵义是人从某一视角观察事物的总认识。理念一词中的“理”为理想、理应。“理念”的字面义是理应的看法；其内涵义是对事物理性的思考及其向往、追求。
上述三个语词有着不同的含义，但又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可简约示意为：
概念(事物的实然状态之抽象)一一观念(视角转换下的界定)一理念(事物的应然状态判断)
某一概念，是在原有观念视野下对事物的实际状况的抽象表达，也隐含着相应的某种理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视点会变化，视角会转换，继而产生新的观念，也会相应提出新的理念。虽然，只有当某一概念所指称对象的实然状态普遍地发生变化之后，概念的内涵才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若非有识者不断向原有的观念提出挑战，不断地提出新的理念，原有的观念就难以改变，更难指望新的概念的出现。进一步也可以这样说，对诸如“什么是体育”问题(即概念内涵义问题)的追问，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模式”中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暂时的回答，在不同的“社会模式”中则会有不同的回答。
3．2 三个语词的分说
3．2．1 反思“概念” 正确认识、运用体育概念，有利于体育学科建设及体育学术交流。改革开放之初的体育概念的讨论所引发的学校体育改革即显示了这方面的作用。但体育概念讨论至今，尚无一个定论、体育这一概念有多重含义、常易发生歧义等又昭示了概念的复杂性。依照本文以上论述的思路，与其说概念的复杂性，毋宁说以往在使用“概念”、“观念”、“理念”这三个语词上的混淆。
体育这一语词，是一个类名词。其字面义是身体的教育。体育发端于工业革命时期，原先称呼为体操。当工业文明跃过其早期的偏颇(即指人类智力在文明发展中地位急增，而人类肢体、体力功能被机器工具等取代，导致“体育”在社会中地位的衰落)，日益走向完善之时，以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目标的现代教育体系应运而生，并从中产生出作为教育范畴的现代体育概念(p．e)及其实践形态――学校体育。这时的体育概念的内涵义就相当于其字面义。但是，20世纪初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兴起，开始使体育溢出了教育的范畴。特别是近30多年来，国际上不仅体育教育面目一新，大众体育异军突起，竞技运动更是突飞猛进。整个世界的体育面貌已是今非昔比，“体育”一词的内涵和外延都已起了变化。周西宽先生认为，原有的“体育”(p．e)成了狭义的体育概念，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总概念的体育，并把其简述为：“体育是人类以自身运动为主要手段改造自我身心的行为。”此时的体育的内涵义就与其字面义不一致了。
从哲学、逻辑学方面来说，概念作为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其内涵只能根据它所指称的对象的“实然状态”规定，即对既成事实的概括，然后按照逻辑学下定义的规则，提示它与同一属概念下的其它种概念之间的差别。这就是科学理论中的概念，或者说是概念的一般定义。但是，在实践理论中另有定义性的陈述。而这种定义性的陈述与概念的一般定义是有差别的。著名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他的《教育语言》一书中认为有三种定义性陈述。1)规定性定义：指创制的定义，也就是所下的定义，在同一著作中要求被界说的术语始终表示这种规定的含义。2)描述性定义：指适当描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术语的方法。3)纲领性定义：它或明或暗地说明“事物应当是什么”。据此，教育家陈桂生论述，许多不同的教育著作对同一教育概念(如课程、教学)所下的成打的定义，其实未必都是真正的定义，而是关于某种教育问题的新价值观念。它们实际上是不同学者倡导的“好课程”、“好教学”观念，是关于它们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属纲领性定义，也属于对课程和教学的理念的表述。陈先生还进一步指出，在教育学陈述中出现的教育诸概念“泛化”现象，主要原因是教育“理念”与教育“概念”的混淆，尤其是以教育“理念”代替了教育“概念”。
我们学校体育界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体育是身体教育或体质教育”，这不能算是对体育下的一般性定义，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定义，是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学校体育的“应然状态”的一种体育理念。这种理念，在实践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也必然要被另外的理念所取代。又如，“竞技运动”的概念，长期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把其定义为：“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和提高人体在体格、身体能力、心理和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比赛。”实际上，这是一个规定性的定义，有其使用的限定范围。科学的定义应是对历史的现实的竞技运动全部事实的概括。正如周爱光先生所指出的，竞技运动的(科学)定义，应把“大众竞技运动”和“学校竞技运动”包括进去，解释为：“一种具有规则性、竞争性及挑战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的身体活动。”再如，有这么两条有关篮球的定义。我国教科书上是这样陈述的：“篮球是用手投篮，以得分多少决定胜负的集体运动项目。”而美国nBa教练员托尼来华讲学时说：“美国nBa认为篮球的本质是通过篮球运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实际上，前一条定义是属于描述性定义；后一条定义应属于纲领性定义，表述的是一种篮球运动的理念。
概念的一般定义就是概括实际存在着的一类事物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属性(即其内涵义)。那么，总概念的体育能否成立，关键就要看其包括的各对象(即其外延)有否共同的本质属性。对此，有不少的研究者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并且也尝试做出了基本一致的一般定义。如张洪谭教授定义：“体育是旨在强化体质的一切非生产性的人体活动。”又如博士生唐炎近期做出的概括：“体育是以发展人的自然属性为目的的身体活动。”在总概念的体育确立的条件下，学校体育的描述性定义是整个大体育在学校中的反映、缩影；一般定义是通过身体活动进行的教育。
3．2．2 重视“观念” 小概念的体育(p．e)发展成为总概念的体育，这是基于事物发展、变化后对其共同本质属性的概括抽象之结果。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人们从过去主要从生物学、教育学层面去认识和界定体育(p．e)，转移到从生物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视角来综合观察和界定体育总概念。正如刘吉同志所说：跳出体育看体育，这是对体育加深认识的重要方法。所谓跳出体育，主要是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对体育这个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多视角、多层面的“全息”透视。
3．2．3 善用“理念” 人们广泛使用“理念”一词，除了上文提到的词意方面的原因外，还跟当今社会的转型、知识观的转变及改革实践的深入相关。以前，我们常被提问或自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体育”。结果是非但回答不准，而且还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定义，并由此发生了无结果的争论。久而之，谁听到这样的问题，内心都不免心烦、困惑、胆怯。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了其根源在于我们一时说不中那个惟一的本质，而人们却偏爱于用下定义的方式来回答。“什么是某某”，这种问法本身省略了任何的语境，不是期望一个具体的人带着个人的成见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期望一个具体的个人一下子能够超越任何语言、文化背景的限止直接切中“某某”的惟一本质。于是，人们聪明地转变了提问方式。上述的问题被转换为：“你对某某是怎样理解的”。这样一来，谁都乐意或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了。“理念”一词，正好承担起这样的回答，人们纷纷使用“理念”，来展示他们的思想观念、理想追求。
人们在使用理念一词时，也要注意：一是与概念一词相区分，二是要善用理念。2004年第6期的《中国学校体育》发表了卷首文章：试论学校体育新理念中的“度”。此文针对当前实践中一些同志在更新和落实理念时产生的种种不当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要正确把握理念的“度”，也就是要善用理念。
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6
一、课题的选题
对于基层学校和教师而言，开展教科研主要是为了解决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或总结成功经验，探寻经验背后的教育原理，以便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教科研课题从内容上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教育类，二是教学类。两大类又可以细分为若干小类。如，教育类课题可以分为学校发展类、学生发展类、教师发展类等；教学类，主要包括课程建构、实施，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进等。
1.选题要有价值、可行、新颖
（1）有价值。有价值，即看是否有用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研究的必要。如，小学生作文互批自改的实践研究、初中数学问题链导学的实践研究、学生学习生活幸福感的实践研究、学校体验式德育活动的案例研究、在语言实践中体验情感的阅读教学研究、以道德银行培养学生良好德育品质的实践研究等，就有研究的价值。而小学生扫地习惯的养成研究、语文教学中背景资料出示时机把握的研究、小学数学试卷评讲课的实践研究、学生订正使用橡皮与胶带纸的比较研究等，只能作为微型课题，其研究周期过短，一般不需要向上级科研部门申报立项，申报了，批准立项的可能性也不大。
（2）可行。可行，即遵循量力原则，学校或教师有能力做。如，建构“三味”校园文化的校本实践研究、小学尚美理想课堂的实践研究、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科教学有机衔接的实践研究等，是贴近学校实际的有意义的课题，学校是有能力做的。而农村小学素质教育的实践研究，建立正确的学生观、儿童观、学习观的研究，营养与儿童身心发展问题的研究，小学课程建设的研究，基于课程文化转型的教师课程能力的建构研究等，这些课题因其理论性较强，很宏观，基层学校及教师研究就很有困难。
（3）新颖。新颖，即有新意，与别人研究的项目有所区别，或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如，下列课题就不够新颖：小学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策略研究、小学生分层教学研究、学困生的成因及矫治策略的研究、自主参与的课堂教学研究，先学后教的实践研究、学生社团建设的实践研究。而下列课题就较为新颖：区域民间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学语文读写交互作用的实践研究、“以能为中心”的小学教学实践研究、儿童文化视野下言语实践型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以“能仁”为核心的学校文化的深度建构研究、“满足每个学生个性发展”的小班化教育实践研究、构建“儿童本位”课堂的实践研究，农村小学晨间诵读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应用研究。
2.将大众化课题变成有特色的课题
学校和教师申报课题，“撞车”现象较为常见。大家共同研究一个课题，从某种层面上讲是好现象，但相同的课题一般只能批给一个单位，这就无法满足大家都想拥有自己课题的需要。因此，申报的课题要有一定的特色。
（1）选取独特的视角。如，生活化教育的实践研究。这个课题就是大众化的，特色并不鲜明。可以变为：社会即学校理念下“发生式生活教育”的实践研究。其独特之处就是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再如，小班化教育的实践研究，就可以变为：“幸福每一个”的小班化教学实践研究。这样，就突出了小班化教育教学中的某个方面，课题组也明晰了课题研究的方向。
（2）突出某种教育教学理念。如，农村初中人格塑造的实践研究，就是较为泛化的课题，可以变为：农村初中“超我”人格的实践研究。这就是基于教育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人的三重境界”理念下的研究。再如，润文化主题教育实践研究，可以变为：润体，润智，润心：无痕教育的校本实践。一方面抓住了校园文化的影响是不留痕迹的理念，另一方面也使润文化有了实在的支撑。
（3）在某种特定背景下研究。如，信息技术刚刚在教学中应用的时候，学校可以申报：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整合研究。信息技术发展到今天，就可以申报：基于交互式电子白板的“精教活学”的实践研究。再如，快乐课堂的实践研究，可以变为：王艮“乐学”思想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与发展研究。这就具有了地域背景，因为王艮是姜堰历史文化名人，在现代研究“乐学”，就具有特殊意义。
3.关注当前热点话题
（1）校园文化。如，泰州大浦小学：把最美好的世界献给孩子―――智慧教育的校本实践研究；南京成贤街小学：儿童文化视野下立贤教育的校本研究。这些都已立项成为了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课堂观察。如，基于“个性充分发展的”课堂教学观察研究、基于生成式教学的课堂教学观察、基于“疑”为支点的课堂教学观察等。
（3）个性化的教学改革实践。如，小学语文单元主题教学的实践研究、儿童自由创作中想象力的开发研究、用童话创造幸福教育―――普通小学童话教育的校本研究、基于学生自主发展的“目标导航”新学习方式研究、“情理语文”模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小学“智趣课堂”实践与研究等。
这些课题着力于个性地解决当前教学中的突出问题。因为，从总体上说，我国的课堂教学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和根本性的进展。教师教学方式单一、学生被动学习、个性受到压抑等顽疾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医治；过于强调被动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状况依然存在。围绕个性化解决这样的问题所形成的课题就是有价值的，也是有意义的。如，江苏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江庐中学的“教学案合一”，山东杜郎口中学的“自主学习”。
（4）德育方式的改变。如，基于幸福关爱的童年真性教育实践研究、以“关键事件”促成儿童积极情感觉醒的德育实践研究、当代小学生平民人格教育的研究与实践。这些课题都是努力改变当前教育说教式、形式化的问题。
二、课题名称的确定
课题名称最忌含混不清。如，绿色课堂有效教学的深化研究。“绿色课堂”与“有效教学”一般不要出现在同一题目中，因为两者概念有交叉。下面是该课题的变化过程：绿色课堂有效教学的深化研究小学绿色课堂的实践研究小学主动发展课堂的实践研究小学生个性充分发展的课堂教学实践研究“让学”：体现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实践研究。
课题名称一般包含这样的要素：学段或学校性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如，农村小学新童谣文化实践的研究。
课题名称也可以有变化。如，规范与有效：教师教学行为改进的实践研究；简中求道：高中数学教育思想的研究；结构化教学：促进初中生化学意义理解的实践研究；农耕方式：追求教育本真的实践研究。
课题名称中一定要包含关键词，即核心概念。没有核心概念的课题，肯定不是好课题。此外，课题题目不等于论文题目。如，有效教学的实践与思考，这就是论文题目，而不是课题名称。
三、如何高质量地填写好申报书
申报书中相对重要的栏目有：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研究的目标、内容（或子课题设计）与重点；研究预期成果等。
1.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核心概念的界定很重要，它影响着课题研究的深度。下面以省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重点自筹课题“‘以能为中心’的小学教学实践研究”为例来谈。
在申报书上是这样填写的：
本课题的核心概念：以能为中心
以能为中心，即以激活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中心。教学中，要千方百计激活学生的潜能，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社会及终身发展需要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共同生活能力，为学生创新能力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丰富的平台和机会。课题中“教学”，并非专指课堂教学，还包括一切校内外的教学活动。
概念中的“潜能”，即以往遗留、沉淀、储备的能力或能量，人的潜能在激活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显性作用。“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使活动顺利完成的个性心理特征。能力和活动紧密相连，离开了具体活动，能力就无法形成和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还可以不断明晰、丰富核心概念的界定。在研究中，我们觉得申报书中对“能力”的界定并不清晰，没有弄清其本质。通过学习《学校课程能力建设―――基于普通高中课程文化转型的研究》（杨九俊主编），我们对“能力”的概念界定逐步明晰了：
（1）“能力”是用来描述个体特征的概念。（2）“能力”总是与问题解决、任务完成、活动效果联系在一起的。（3）当我们使用“能力”这个概念的时候，不是泛化的，而是特指的。（4）如果要使个体在多种活动中都表现优异，那么，就要发展他的多种能力。（5）“能力”是一种假定的“结构”，构成这个结构的东西是一些“因素”。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提高“能力”，应当有两个方面的作为。第一是改善“因素”，第二是优化调整“因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能力”概念总是与特定任务的完成相关，本质上是一种假定的“结构”，但是这种假定结构的构成“因素”却是实存的，“能力”指称相关诸“因素”的特定关系。
2.研究目标、内容（或子课题设计）与重点
研究目标的阐述要简洁。如，“以能为中心”的小学教学实践研究。这一课题是这样阐述的：
研究目标：
努力改变当前“以师为中心”“以知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及行为，探寻“以能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及操作策略，深入推动基础教育教学改革，培养适应当下及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实践能力、共同生活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研究内容：（1）“以能为中心”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及理论研究。（2）“以能为中心”的各科课堂教学方法、操作策略及评价研究。当前，班级授课制仍然是起主导作用的教学方式。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如何“以能为中心”设计教学预案，如何在课堂教学中随机应变地实施预案，是本课题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课题旨在探求课堂教学方法的变革，并努力提出可操作的策略。（3）“以能为中心”的各科主题作业实践及综合实践活动案例研究。“以能为中心”不仅在课堂教学中体现，且应该在学科课外作业及实践活动中体现。如何改变课外作业以巩固知识为主的现状，具有研究的实际价值。（4）小学各科各学段认知能力培养序列及相应策略研究。
梳理出小学各科各学段能力培养的序列及目标要求，形成相应的培养策略。
研究重点为第2、4两条。
子课题的确定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现状的调查与文献方面的研究。二是操作方法及策略的研究。三是评价的研究。四是案例的研究。
3.预期研究成果
阶段性成果最好以论文的形式出现，一般与子课题联系起来。如，“以能为中心”的小学教学实践研究，这一课题的阶段研究成果（都是论文）为：（1）“以能为中心”教学改革的现实意义及理性思考。（2）激发学生潜能的教学策略。（3）“以能为中心”的小学教学评价策略。（4）“以能为中心”的作业设计及实践活动实施策略。（5）论“以能为中心”的小学教学方法。
最终研究成果为：结题报告；研究论文集；案例集。
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7
【关键词】关键词教学策略;课堂教学
心理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人们的记忆有两种，一种是有意识记，一种是无意识记。所谓有意识记，就是有目的、有计划而且需要经过一定努力的识记。虽然这种识记包括机械识记和理解识记，但是，这种识记都是以一定的艰苦努力为前提的。而无意识记，是在事先既无确定的目的，而在当时又未曾经过任何努力的识记。它是一个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尽管学习的过程，系统掌握知识的过程离不开有意识记，任何投机取巧都是不可行的;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将有意识记转化为无意识记，既达到学习的目的，又不增加学生的负担，这种努力是需要的，其途径之一就是运用关键词教学策略。
何谓关键词《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是这样定义的：“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报告、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题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关键词主要运用于文献标引，随着网络的发展，关键词被广泛运用于网络搜索引擎，关键词概念的使用也已经大大突破了原有的范围。因此，根据关键词的特点以及科学学科的特点，笔者尝试把“关键词”引入科学教学实践中，并把这种教学探索称之为“关键词教学策略”。
关键词教学策略是指在科学教学过程中，以言语的教学为核心设计课堂教学，通过选择概念关键词，编排关键词序列，深入到语境，品味和感悟概念关键词，体会言语的意图感、意义感和意味感。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实施关键词教学策略呢？
一、根据教材内容，用关键词设置教学目标
《初中科学课程标准》指出：科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定性把握和定量刻画、逐渐抽象、形成方法和理论，并进行广泛应用的过程;科学为其他科学提供了语言、思想和方法;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文化，它的内容、思想、方法和语言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都是需要学生通过准确科学语言的表述才能得以实现。文章常读常新，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对于科学课的教材，存在着多元解读和个性解读的可能，因此在确定关键词的时候不一定要拘泥于作者的本意，而允许教师根据自己对文本的解读，以及对课堂教学目标的设定选择教学的关键词。比如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惯用词，在科学课中有严格的界定。餐桌上的一道好菜“鸡翅”，在我们的科学课中是不恰当的。鸡属脊椎动物门的鸟类，较高等的应该称之为“鸡翼”，而“翅”是对较低等的昆虫的翅膀的称呼。例如，蝗虫属无脊椎动物昆虫纲膜翅目的动物，其典型特征是有头、胸、腹三部分组成，有三对足，两对翅。
二、根据习题内容，用关键词理解习题意图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那么习题当然也有“题眼”。“题眼”是习题构思的凝聚点，是结构上牵动制约全题的关键点。也就是说我们能够透过那个“眼”，窥探出习题的主要内容。例如对某道中考题的解题过程简析如下：
为了探究滑动摩擦力跟正压力关系，小明设计了如图（甲）实验装置。
（1）将木块用测力计水平拉住，测力计另一端固定在桌上一侧;细线一端和砂桶连接，另一端跨过定滑轮和长木板相连。实验时在砂桶中加砂，使长木板运动，当木块达到稳定时，测力计读数等于木块和长木板之间的滑动摩擦力大小。请问木板的运动是否一定要作匀速运动（填“一定”或“不一定”）。
（2）在木块上加砝码就可以改变木块对长木板的正压力，改变砂桶中砂的质量，使长木板运动，读出测力计的读数。小明做了四次实验，得到了下表四组数据，其中在第3次实验时，测力计的示数如图（乙）所示，请你帮小明读出测力计的示数并填入相应的位置。
（3）对上表格中正压力大小和测力计读数分析你能得出的结论是。
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审题能力和阅读能力，第一小题，根据习题本意以及初中学生所掌握的知识水平，要想物体稳定地运动并且测出摩擦力的大小，需要满足二力平衡的条件，题目已经设定了条件“长木板运动达到稳定时”，所以填“不一定”，第二小题，从题目的关键词“读出”、“填入”，然后根据图片信息，可以得出答案是“1.9牛”，而有许多学生因为去比较表格中的数据，根据成正比例的关系去算出力的大小，结果因此而失分，第三小题，从题目的关键语句“为了探究滑动摩擦力跟正压力关系”可知，结论为“滑动摩擦力跟正压力成正比”或“滑动摩擦力的大小随着正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等，而有部分学生就紧紧盯着正压力大小和测力计的关系而写出它们两者的关系，使结论停留在表面上，因此而失分。如果学生在应试过程中能够认真阅读，体会命题者的意图，这样的题目应该不算难题，而且，也可以很快找到正确的答案。
三、根据材料内容，用关键词辨析核心信息
用关键词辨析核心信息，要注意关键词的排列，关键词只有经过优化组合排列而成，才显匠心独运，课堂才新颖别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关键词排列恰当便可达到课堂教学逐层递进、逐层深入，实现学生认识由肤浅到深刻由表层到深层的螺旋式上升。
通过辨析关键词，全面理解关键词的含义，要弄清每一个关键词的上位词与下位词，要真正弄清很多关键词的内涵与外延，就要紧密联系它们的上位词与下位词。关键词之间，有上下位关系。如物质的分类是学生学习中的一个难点，在教学中紧紧抓住每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以让学生准确而又熟练地掌握。具体分析如下：先请学生画出物质分类的直观图。
物质混合物纯净物单质非金属金属化合物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氧化物非金属氧化物金属氧化物酸碱盐
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8
【关键词】规范术语系统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4-0139-03
一、所谓术语
术语(terminology)是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称谓的集合,是一种特定的话语构成模式,通过言语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是区别一种学说、一个学科最为关键、最具标志性的特征,是学科的概念、符号、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等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模型,用以描述、阐释学科内涵的“符号”系统。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单位以单义性的方式为某特殊活动领域内的某概念命名;就其内容而言,是指某意义已有解释或已确定了的技术短语、符号的有组织的集合;就其范围而言,是指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常用的全部专业词汇和表达方式以及它们的规则的总和。它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
生物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发展历史不长,实验性生物学的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分子生物学仅经历了50多年的短暂历史。而今生物技术的发展迅猛,大力促进着新的科学名词不断涌现和广泛使用,并不断地被引入中学生物教材中。现阶段生物学的概念理论体系尚不完备,术语系统尚未完全规范,这给高中生物学的教学带来了不少困惑。
二、高中生物学概念术语使用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新的课程改革针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弊端,改变以前过分注重知识积累而忽视对人的能力及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培养的陈旧方式和传统死记硬背机械的学习方法。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鉴于此,国家在新课程标准基本要求指导下,推出了多个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新教材在体现新课改精神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编写理念有了较大幅度的跨越,进一步完善了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对于概念的阐述注意了准确性、严谨性,加强了科学史教育,理解科学过程,亲历试验和探究等。教材的多样化丰富了知识体系,有助于促进教师“用教材教”,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群体的学习选择。然而教材知识体系的多样化,不应理解成学科的术语系统也可以有多个版本,否则不利于学习与交流。
1.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
由于现行使用的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新教材的编写群体不同,专家们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知识储备、对相应知识要求及理论体系都有所不同,加之一些概念体系在学科内尚未完善统一等因素,在不同版本的高中生物教材中,使用的概念术语体系出现较大差异。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给初学者的理解记忆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也影响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以人教版和浙科版为例,单独使用每一个版本,应该说是各有特色,都是不错的教科书。但如果相互参照使用,问题就出现了,刚接触生物学知识的中学生们会发问“以谁为标准?谁是对的?”如:“物质跨膜运输的主要方式”人教版分为自由扩散、协助扩散、主动运输,而浙科版对应的则分为扩散、异化扩散和主动转运;“细胞代谢”中人教版将光合作用分为光反应和暗反应两个阶段,浙科版将光合作用分为光反应和碳反应两个阶段;“生物变异”中人教版分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三种类型,浙科版将其分为基因重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畸变等。还有,如“t细胞”和“辅t细胞”,“效应t细胞”和“效应细胞毒性t细胞”,“浆细胞”和“效应B细胞”,“年龄组成”和“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和“性比率”等等。这里并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术语体系,但对刚接触生物学知识的中学生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困惑,在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学生们不可能不接触其他版本的教材。初学者需要的是一个个定义明晰的概念,去建构自己的知识概念体系,从而形成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对学生来说,知识性内容与生物学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的相关性越高,实现迁移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时效性越长久,对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价值就越高”。[1]
2.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
作为一门独立的自然科学,实验性生物学的发展至今不过100多年,但近几十年来,生物技术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科学名词不断涌现并被广泛使用,特别是有关生物工程类的概念名词爆炸式发展。这些大多通过翻译过来的“泊来语”。在翻译、定义和使用的过程中,尚未规范完善,概念的内涵界定不少仍是一个研究课题。以人教版为例,ia模块必修三“免疫调节”一节中对B淋巴细胞的描述是:“B淋巴细胞是造血干细胞在骨髓中发育成熟的一类细胞”;[6]“B淋巴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在淋巴因子的作用下,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增殖、分化,形成浆细胞,产生抗体”。[6]在ia模块选修三“动物细胞工程”――动物细胞融合与单体克隆抗体这一部分内容中则是这样描述的:“B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凝聚或杀死这些病原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3)。“先用羊的红细胞对小鼠进行注射,使小鼠产生免疫反应,……又设法将鼠的骨髓瘤细胞与脾脏细胞中产生的B淋巴细胞融合,……这种杂种细胞的特点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产生专一抗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4)。“免疫学”定义的B淋巴细胞没有产生抗体的功能,能产生抗体的是B淋巴细胞分化形成的浆细胞。“细胞工程”则明确地说“B淋巴细胞能分泌抗体”。显然两处对B淋巴细胞功能的界定描述存在明显的差异,引发概念歧义。
“杂种”一词在教科书中多处引用却无明确定义,也存有歧义。在人教版ia模块必修二“遗传杂交”一节中有这样的描述:“在杂种后代中,同时出现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的现象叫做性状分离”。[5]在ia模块选修三“植物细胞工程”的植物体细胞杂交部分中则有这样的描述:“科学家们采用体细胞杂交的方法,终于得到了‘番茄――马铃薯’杂种植株”(《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36)。“科学家们利用植物体细胞杂交技术,又相继培育出了烟草――海岛烟草、胡萝卜――羊角芹、白菜――甘蓝等种间或属间杂种”(《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37);在“动物细胞工程”――动物细胞融合与单体克隆抗体这一部分内容中则有这样的描述:“先用羊的红细胞对小鼠进行注射,使小鼠产生免疫反应,……又设法将鼠的骨髓瘤细胞与脾脏细胞中产生的B淋巴细胞融合,……这种杂种细胞的特点是既能迅速大量增殖,又能产生专一抗体”(《现代生物科技专题》p54)。可以看出,“杂种”一词,在《遗传与进化》中是指含等位基因的同种个体,即杂合体。而在《现代生物科技专题》中则似乎是指种间或属间杂交的产物。在种的属性上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不同版本的教材之间同样存在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的问题,如“细胞器”在人教版中的定义是“在细胞质中……都有一定的结构,如线粒体、叶绿体、内质网、高尔基体、核糖体、溶酶体等,它们统称为细胞器”,[4]而在浙科版中的定义是:“细胞器是真核细胞中具有特定功能的结构。……”,[7]“细胞核是细胞中最大的细胞器。”[7]细胞器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又如,“基因”在人教版中的定义是“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5]在浙科版中“基因”定义是:“基因一段包含一个完整的遗传信息单位的有功能的核酸分子片段――在大多数生物中是一段Dna,而在Rna病毒中则是一段Rna。”[8]等。如果说概念术语内容相同而形式不同,更多的是给初学者带来记忆困扰,那么,概念术语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给初学者带来的是逻辑的混乱。我们在强调概念发生过程和发展性的同时,不能忽视产生的结果。这种“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怎么说(定义)都行的现象,会让学生感觉到科学的不科学。
3.概念术语定义不准确或不定义
各版本的新教材在这方面比老教材中存在的一些不准确的定义有了很大的改进,概念的界定都尽可能的做到科学准确,但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如前述“基因是有遗传效应的Dn段”,[5]忽略了Rna病毒的基因存在于Rna之中。又如浙科版“由于激素是通过体液的传送而发挥调节作用的,所以这种调节又称体液调节”。[9]将体液调节与激素调节等同看待。其实人体“除激素以外,还有其他调节因子,如Co2”[6]所以体液调节与激素调节概念上是有区别的。
遗传的分类中“X连锁隐性遗传”(人教版语)和“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浙科版语),“X连锁隐性遗传”从语法上讲属于偏正短语,含义很明确,说明遗传的基因位于X染色体上的隐性基因,而“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则为动宾结构,在词义上存在歧义,若以伴X染色体的隐性遗传解,则与定义(由X染色体携带的隐性基因所表现的遗传方式――浙科版《遗传与进化》p43)不符。
另外,高中生物教材中存很多“裸概念”――即不加定义直接在教材中呈现的概念。如竞争、轴丘、基因敲除等,教材中既不定义也不注释,编写者似乎在默认学生是自己的已知。但事实上有些很专业的名词术语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基本未接触,即使是中学生物老师也未必都熟悉,如“轴丘”,不事先查阅资料,连不少生物老师也不清楚它到底指什么;“基因敲除”更是1985年才奠定理论基础,1987年建立模型的一项新的基因工程技术,又有几个中学生物老师能熟知其技术规程?有些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但与学科术语却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竞争”。
三、规范高中生物学术语系统的几点想法
1.规范的必要性
学科术语,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之一。国际上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设有的专门术语委员会,负责组织和协调这方面的工作。我国术语工作也有悠久的历史,旬子的《正名篇》就是有关语言理论的著作,其中很多论点都与术语问题有关。汉唐时期的佛典翻译吸收了大量梵文的佛教术语。19世纪下半叶,以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为中心翻译了大量科学技术著作,引进了大量科学术语。到了清末,设编订名词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1919年成立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1932年成立南京国立编译馆,开始集中管理全国科学术语的审定工作,1933年出版了《化学命名原则》。1949年后,术语工作开始了一个新阶段。1950年5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下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医药卫生、艺术科学和时事名词五大组。1956年国务院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交给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名词编订室”(中间曾改为“中国科学院翻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1978年,国务院批准由中国科学院主持,筹建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先后成立了6个分科委员会,召开了一系列名词审定会和讨论会。1985年4月25日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1996年12月更名为“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范围涉及广义的自然科学领域,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技术科学、农业科学、医学等。其任务是:确定工作方针,拟订全国自然科学名词统一的工作计划、实施方案和步骤;负责审定自然科学各学科名词术语的统一名称,并予以公布施行。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对术语的制定和规范化方面的重视。
2.规范的可行性
高中生物学科教材中存在的一些术语规范问题,与生物学科研究发展历史短暂等有关。术语规范是学科发展的必然,我们应该借新课改的契机,以教科书作为规范的样板,使中学生物学的术语系统不断完善和规范。对一些有歧义、定义不准确或形式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概念术语,可以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的指导下,由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等权威机构对内容予以恰当的界定、适度的审定,选择能准确扼要地表达定义的、便于腹词、不引起歧义的短语,依据“全面规划,依靠专家,统一协调,科学审定,正式”的方针,统一概念术语的使用,规范中学生物学的术语体系;或者选择一个版本的教材,在其原有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后推广,其他各教材编写机构建立术语数据库,统一规范引用,为学生提供学习与交流的方便。如“物质的跨膜运输”可定义为“自由扩散、异化扩散(又称协助扩散)和主动转运三种主要方式”;“光合作用”可分为光反应和碳反应两个阶段;“杂种”一词则可在种内统一改称“杂合子”或“杂合体”,种间则称“杂种”等。“裸概念”可根据其重要性适当调整其在教材中的有效呈现方式。这不仅有利于中学生物教学、减少对中学生造成的不必要困扰,同时也有利于生物科学的健康发展。
规范术语,是学科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其目的不是统一思想,而是为了统一表达。规范不仅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只有当一门学科的研究者(至少是一部分研究者)形成了共同的规范,该学科才从前科学时期进入科学时期。中学是基础教育阶段,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学生的潜力发展,而扎实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是其前提。如果在入门阶段就让学生对中学生物学的基本概念无从把握,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未来的国家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在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的21世纪,我们理应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投身于生物科学的研究,推动我国生物科学的蓬勃发展。因此,规范中学生物学术语系统迫切而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1赵占良.普通高中生物新课标教材的设计思路.课程•教材•教法,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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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物必修2:遗传与进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4、55、57
6生物必修3:稳态与环境.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31、35、37
7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4、41
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9
关键词:体育概念;名实论;语词逻辑;教育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09)11-0005-05
thedesignationandmeaningof“physicaleducation”
XieSong-lin
(Departmentofmilitary-basededucation,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Changsha410072,China)
abstract:Fromtheperspectiveoflinguistics,bybasinghistheoreticalfoundationonthedesignationandmeaningtheory,theauthoranalyzedthe“designation”and“meaning”thenotionalword“physicaleducation”,pointedoutsuchalogicalerrorasthatthedesignationof“physicaleducation”isnotinconformitywithitsmeaning,andputforwardsuchanopinionasthatthe“meaning”correspondingtotheword“physicaleducation”shouldbelongtosuchaproximityattributeas“education”.
Keywords:conceptionofphysicaleducation;designationandmeaningtheory;wordinglogic;education
“体育”这个词耳熟能详,但它的内涵却自其出现在本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统一的界定。在1982年,这一问题还引起了国家体委(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的重视,体委特意在烟台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门探讨体育本质与概念问题的讨论会,并最终把体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或称“大体育”和“小体育”,分别冠以“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的名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体育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和体育现象的复杂化,体育概念的争论在21世纪前后再次掀起高潮,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本文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并从语言学入手,以名实论为基础,提出界定体育概念的意见。
1体育概念的争论焦点
目前国内体育界在体育概念上的争论焦点是“大体育”是否成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分成两派:真义体育思想和大体育思想。主张真义体育的学者对国内大小体育的区分和界定提出了疑义。如林笑峰先生[1]毕生呼吁教育体育观,他指出要严格区分“physicaleducation”和“sport”,体育对应的是“physicaleducation”,而不是“sport”。韩丹先生[2-6]在查阅了丰富的外文资料后指出,在国外sport和physicaleducation从来不是一回事。赞同这一观点的还有吴翼鉴[7]、王学锋等[8-9]。龙天启先生[10]对广狭义体育的划分也持反对意见,“广义体育(各种身体活动的总称)和狭义体育的定义上可以看出,这样的划分是不科学的,因为‘广’和‘狭’的区分应该只在于体育对象广、狭的差别,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也有很多人维护现在的界定方法,他们支持大体育概念的理由,大致有以下种种:首先有些学者声称这样的大体育概念(sport)在国外也存在,中国只是效仿而已;其次有些学者虽然意识到了概念上有不科学的地方,但建议维持原状。如刘秉果先生[11]认为:“体育作为广义概念的使用,是比较恰当的,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上已经约定俗成、习惯成自然的词语,我们就没必要对它的概念作较大的更动。”又如谭华先生[12]认为“应该维持‘体育是指所有非功利性、非艺术表演性的身体活动’这一规定,因为体育现在已经成为了亿万人约定成俗的语言习惯,改变它的内涵和定义不太现实,不如赋予‘体育’以新的意义和解释,在为数不多的学界人士中谋求一种共识”。再次有张洪潭先生[13]297-302认为“体育”一词不能译成“身体教育”,而应该译成“sport”。最后还有张庭华等[14]认为下定义不能限于形式逻辑,而应该用形象思维或自然语言逻辑。其目的是要否定形式逻辑的概念和本质,为大体育的正当性提供理论基础。
统观体育概念的争论,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个事实:1)现在体育界普遍认为体育是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总和,学校体育是大体育的组成部分。这种观点即大体育观,把体育归为“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等。如在体育院系统编教材中,把大体育(亦称体育运动)定义为“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和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的一种有意义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15]2)就广义体育来讲,似乎没有一个现有概念能比较恰当地统领其麾下的三大领域。也就是说,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3者根本没有共同的质的规定性――所谓的大体育的本质。学校体育是教育,大众体育是生活方式,竞技体育却是一种产业(竞技娱乐业),可谓天壤之别。由于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之间没有共同的大体育的本质,所以导致了大体育的定义在种差规定上一加再加,才导致了把临近的属向上一推再推,以至成为“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等的结果。
对于以上体育概念的混乱现状,其中最需要澄清的地方有以下几点:第一,内涵与外延有反变关系――即内涵越大,外延越小。所以在体育外延不断扩大的同时,体育的内涵应该是缩小的,而不是和外延一样不断扩大。第二,一个概念中的种差规定必须能在所有外延中通约,如若不能就不能被定位为种差。就这一点来看,我国体育概念中的很多“种差”根本就不能通约到外延中的三大体育中去。如上面提到的体育院系统编教材中的大体育定义,其种差规定有:以身体练习为基本手段;以增强体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精神文明为目的;有意义的、有组织的。其中第二点中的几个目的规定就无法在三大外延中通约,因为竞技体育(高水平竞技运动)就显然不是以增强体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这里的错误是:广义体育概念中的所有规定都应该是可以在所有体育外延中通约,而不是每一个规定对应一个体育外延。第三,把体育的临近的属说成是“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时,其区分能力已经仅限于区分“自然”和“人类”,根本不能把体育与其他人类社会文化活动区分开来。就体育现象来看,至少可以更精确地被归为一种身体运动或身体活动。
2从名实论分析现有的体育概念
以上叙述的是国内体育概念的大概情况。本文在此姑且不论这种把体育分为广义体育和狭义体育,认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共同构成广义体育,并认为与“大体育”这个概念相对应的内涵规定是“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的理论是否准确,但仅仅从语言学名实论的角度来看,把体育概念定位为是一种“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绝对是错误的。原因在于这一定义(命名)违反了“能指与所指统一”,或者“名实统一”的定义学定律[16]。
“语言可以言说世界,也必须言说世界;世界可以被语言言说,也必须被语言言说,语言和世界是完全同型同构的”[17]。这是语言学的一个主流思想,而这个思想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就已经被先贤系统地论证过了,他们包括邓析、尹文、惠施、公孙龙和荀子、墨子等。当时这类理论被称之为“名实论”,其中公孙龙著的《名实论》和荀子著的《正名》都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名实问题。公孙龙指出,“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他认为,名的使用得当就是要恰如其分地指谓它所指谓的对象(“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荀子在《荀子•正名》中也指出,“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他认为“制名以指实”,名乱就会世乱。“制名”的解释就是“命名”,即用语言符号来代指某一类外界现象。命名过程中用的是符号,但所指的是事物,符号和事物之间必须要对应――“名者,鸣也”,名称意指的就是所指称的那个对象。因此,在用文字对现象命名时,必须是“能指”与“所指”对应,否则该命名就不能成立。
“体育”是一个词,或者说是一个术语。对“体育”这个术语的准确、简要解释就是概念,概念所对应的应该是体育现象。然而在当前的大体育框架中,情况并非如此。
先来看“体育”一词的构成。按照构词结构分析,名词中都有一个主体字,这个字只能是名词,代表该词的属,且常置于词的后部;另外的字对主体字起修饰作用,代表性质,置于主体字之前。如在“步兵”这个词中,“兵”代表属,是个名词,“步”代表特性,意思是“走步的”,用于规定“兵”这个名词的性质[18]。这一结构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经典的定义公式――“概念=种差+临近的属”。“体育”这个词是“体”与“育”的结合,这两个汉字组合起来构成了一个在我们汉语语汇中意义明确的词,就像“德育”、“美育”、“智育”一样。按照语词逻辑,“体育”一词中的“育”字应该是临近的属概念,“体”是对“育”的规定,是说明特性的。“育”有生育、养育、培育、教育之意,但能和“体”字组合成有效词汇的只有“教育”和“培育”两种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有“身体培育”的说法,只是人们一般不把它简化成“体育”。“身体教育”的说法早已被人们所接受。这就是说,“体育”这个词所指的应该是一种教育,有如“数学”中的“学”代表“科学”,表明“数学”是一门科学;“字典”中的“典”代表“典籍”,表明“字典”是一本书。但“体育”无论如何也推不出诸如“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一类的意思。
如此看来,单就“体育”这个词来讲,它既然是“育”,就不能不归“育”管,因此体育只能是属于教育,而不是社会活动或文化活动。
有的学者会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所以把体育定义为是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也未尝不可[19]。但问题是,从定义学来看的话,这样是不正确的,至少是不严格的。“所谓定义,是指对于一种事务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20]。名称不只是一个抽象符号,它既是被定义项,也包含着定义项。被定义项和定义项必须对应,不能多出,也不能有缺失。被定义项多出定义项犯的是外延过宽(内涵过窄)的错误,定义项多出被定义项犯的是内涵过宽(外延过窄)的错误,这样的定义都不完备。如在“单身汉是未婚男人”这个定义中,单身汉是被定义项,未婚男人是定义项;“未婚”与“单身”对应,“汉”也和“男人”对应;“未婚男人”准确地表达了“单身汉”的内涵。很明显,把体育定义为是一种“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是犯了内涵过宽的错误,这样不能让人很好地把握体育。
也许还有的人会说,名称只是一个约定,我们可以给他加些新的含义“有亿万人已经接受了这一概念”[12]。这种说法同样是不能成立的,原因如下: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说法违反了语言的“经济有效”原则。语言是一个自组织系统,是有生命的,它的目的是用最少的语汇创建一个健康的语言系统,这就是“经济有效”原则。每一种语言的语汇量都有规定,只有是必要的才把它创造出来,相反,认为语汇越多越能有效地实现语言的功能的观点是错误的。荀子说过:“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成俗谓之宜;异于约者谓之不宜”。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在每一次创造新词给外界现象命名时,只能是采取约定的方法,但之后再用这个词时就不能违反先前的约定了。如上分析,“体育”一词不是一个毫无实意的新词,而是一个意义明确的旧词,并且在它最先从日本引入中国本土时,也是指教育。所以就不能再给“体育”约定意义,否则人们就不知道到底应该遵守几千年的“教育”规定和最初从日本引进的“体育”规定,还是遵守刚出现几十年的“体育”规定了。试想假若给“体育”重新约定意义,那么新约定的意义和以前旧有的意义之间势必产生纠葛。如此强加给语言系统的东西将得不到它的承认,最终只能导致语言系统的紊乱。其次,说体育这个概念已经为亿万人所接受,从表面上看确实是如此,但仔细一看却并非事实。严格的说是亿万人都对“体育”这个词有所耳闻,也理解它的一些大概意思,但它的确切意思并没有被大众所了解,包括从事体育行业的业内人士。至少绝大多数青少年家长不同意“电子竞技”也是体育。因此,赋予“体育”一词新的意义之说也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
还有观点认为把“体育”译为“身体教育”并不是必然或必须,仅仅根据“体育”这个词还可以译出很多其它的意思来。张洪潭先生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把“体育”译为“身体教育”不正确,是一个错误的直译。他说,“任何教育都得通过人的头脑参与方可见效,真不知对‘身体’进行‘教育’究竟何意?某些人想当然的把体育还原成身体教育,岂不知若一定要还原体育一词,还有其他好多可能更适宜的词语:例如身体养育、机体发育、体能训育、体格培育,这些词都符合语法规矩。”张先生[13]297认识到了“体育”这个术语的模糊之处,并主张概念问题是逻辑起点,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按他这样说的去做,根本起不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不错,任何教育都得头脑参与,但我们仍然可以称“有头脑参与的身体教育为体育”,只要教育的目的在身体而不在脑力。张先生在这里是混淆了教育的对象:教育的对象从来不是头脑,当然也不是身体,而是人。身体不能接受他人的教育,头脑也不能,只有完整活生生的人才能。区分不同性质的教育根据的是教育的目的对象,是受教育者身上教育者想改变、培养的那个部分。体育的目的对象是身体,智育的目的对象是思维。体育必须有头脑参与,但智育也必须有眼、耳甚至整个身体参与。教育的对象只能是活生生的人。张先生还说到“体育(physicaleducation)”一词还可还原成“身体养育”、“机体发育”、“体能训育”和“体格培育”,并认为把“体育”还原为“身体教育”是错误直译。张先生的意思是说把“体育”译成“身体教育”在意义传达上有错误,因为翻译只能分为意译和音译,而张先生并没有提及应该采取音译的方法。那接下来看看“体育”意译为“身体教育”是否不妥。张先生把“体(physical)”字译为“身体”没问题(严格来说physical应该翻译成“身体的”,但按汉语习惯可以省略“的”),但译成“体能”和“体格”显然不精确。因为体能和体格都只是“体”的部分意思。而译成“机体”的话同样是不合适的,因为“机体”是一个生物学概念,而我们谈的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所以,“体”字只有被还原成“身体”一词才是正确的;关于“育”字,张先生认为还可以还原成养育、发育、训育和培育。其中训育和培育都包含在教育的意思之内,而如果把“育”还原成养育和发育的话就正好是落入了张先生自己给自己下的套,即错误的直译了。总的来看,张先生是脱离了具体语境,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误解。就国际范围来看,存在“sport”和“physicaleducation”两个概念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国际语境。如果要和国际接轨――那就不应该把“sport”译成“体育”,而把“physicaleducation”译成“体育教育”。这样的翻译无法理解,会让我们寸步难行。胡晓风同志[21]讲过一件往事,“我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常务理事,又是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的副会长,因为有外事活动,需要印名片,这‘体育’一字如何翻译,找了许多人还是搞不清楚:结果还是翻成了sport,把sport的帽子给我戴上了。我不是搞sport的!外国人看了我的名片说:你是运动专家?我说:什么都不会。外国人又问:你不是研究sport的吗?你是sport战略研究会的副会长,你们的sport战略是怎么确定的?我说:我不懂,我不知道sport是什么。差到那里去啦!体育怎么成了sport呢?”胡先生的难堪和无奈可想而知。另外,“体育”一词从学校体育衍化而来,这是一个中间语境,谁也不会把“体育”理解为身体发育,也不会把“体育”理解成身体养育。再者,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已经习惯于说“词”,而不再是“字”,像“身体发育”这样的词一般都不会被简化。最后,学校教育由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等组成,这是一个小的语境,我们都知道“体育”意为身体教育,是针对身体进行的教育。出于以上的3个语境,本文认为只有把“体育”译为“身体教育”才是最合适的。
最后是张庭华等人[15]的观点,他们提出了用形象思维给体育定义,自然语言逻辑,家族相似,概念与词源无关和事物没有一个精确的本质等说法。他们利用的工具是和本文所采用的完全背道而驰的思维路线――解构主义。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其步骤有二:颠覆和改变。颠覆意为对先前的解构、否定;改变意为不再构建,只承认游移和变化。张先生等确实找到了质疑经典逻辑学体系的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思想,可以对逻辑、概念和本质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是如解构主义所要求的不再建构,而是在“驳倒”了形式逻辑的概念和本质后,又应用“自然逻辑”去给大体育寻求“合理的”概念和本质。所以本文认为他们并不是解构的,而是纯粹的为了驳斥形式逻辑才采用这种反理性的思维方法。这不得不让人对他们的结论甚至整篇文章产生质疑。另外,在文章中他们引用了“语言没有精确的定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使用语词,就是这个语词的定义”和“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22]之类的思想,来否定形式逻辑的本质和命题等概念。尽管张先生等的文章整体上已存在前后逻辑偷换的嫌疑,但仅就“自然语言”(日常语言)和“家族相似”概念的理解本文还有一些异议: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自然语言主要是针对弗雷格和罗素等提出的人工语言而言的,意指离开特殊社会情境的语词和语句其意义都不能确定;相反,语言惟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能获得它的完全意义。本文认为,语言不能离开情境是事实,但自然语言也绝不可能去否定科学语言的语义和逻辑。因为自然语言的应用基础就是科学语言,不管是在逻辑还是在意义问题上,自然语言都只能是在科学语言的规定范围内的具体应用,这就像自由只能是对必然的认识之后的自由一样。我们应该承认自然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的细微差别,但不应该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别和自己观点的需要就彻底否定科学语言和形式逻辑;就“家族相似”而言,它确有解构的意思在里面,只是张庭华先生等应用这一学说也达不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家族相似”不仅可以否定真义体育,也可以否定大体育,利用它可以否定一切,其本质是怀疑论的。例如,如果可以用“家族相似”来否定共同的内在本质,只承认在外在形式上有某种相似的话,那我们就不能否定体育和劳动、战争等也有某种外在形式上的相似,进而体育自身也会被我们否定。可见,如果真的如此去讨论、去做,那么体育学将不复存在。窃以为这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于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观点,我们应该抓住“家族”一词,而不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相似”。是一个家族最起码说明都是一个姓氏的人员,并且是一个血缘比较近的群体才能称之为一个家族。而家族的内在共性是遗传基因,姑且称这些基因也为本质吧。
3建议
19世纪末语言学开始兴起,紧接着20世纪初兴起了分析哲学,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大部分哲学都是属于分析哲学的。这也许是被科学理性支配的结果,是工具理性盛行的表现。尽管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是分析的,但分析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倒是绝对可取的,尤其是对于接近科学(自然科学)的学科而言。科学精神就应该是一种分析精神。本文认为体育概念问题之所以不能解决,其中不乏有语言学的问题。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亦或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而语词是命题的材料,逻辑的起点。因此,语词的错误决定了体育概念问题的难以解决,决定了体育范畴的无法统一,决定了体育学科体系构建的致命难点。
国内体育概念长期不统一,体育学界人士长期的努力也未见成效,这给社会和体育学的发展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现象会更复杂,到时候体育的概念也许会更加模糊。要根本解决体育概念问题,也许最终也得求助于分析的方法。通过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体育”一词的内在指谓只能是教育,因而建议把大体育中真正属于教育的部分条分缕析出来,“体育”这个名称只能赋予他们;把不属于教育的部分清除出去,取缔它们姓“育”的权力,给它们另取姓名。这就像一个人的姓氏问题,既然姓“李”,就不能否定是李家的人,如果事实上确实姓刘,那就应该把姓氏改过来,否则就会让世人误解。至于当今的三大体育,如果它们确能统一在一个大概念之下的话,如何给它们起名,起什么名都还有待商榷。不过像这种情况,翻译学一般采取音译的方法,如把“sofa”译为“沙发”,又如日本把“sport”译为“斯波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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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学的概念界定篇10
笔者班里一共有7个学习小班，分别有一位班长负责协调本小班的学习活动。在笔者这类学校，班级里面语文学习基础较好、组织能力较强的学生寥寥无几，一般笔者确定好学习班长后，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培养，指导他们有效牵头成员，对照要求开展自主互助学习活动。所以在论述类文本复习的初始阶段，笔者先带领各班一起回眸了江苏近7年高考论述类文本的命题情况，并分小班重点研究了近三年的命题方法及答案表述的基本走向，力求找到命题的突出倾向，做到对考点考情了然于心。
一、指导学生研究命题方法和答案表述的基本走向，把握设题规律
（一）层次思路分析题。这主要考查学生把握段落之间相互联系的能力以及文段内部结构层次的能力。这一题型江苏似乎是年年都考，是相当成熟又具有价值的题型，出题的形式有两种：局部段落论述层次概括和整体文章论述层次概括。
如2014年《乾坤草亭》第17题“请简要分析文章第四段的论述层次（6分）”，答案是“首先，提出人的境界分三层次；其次，阐述了中国画中的小亭或小舟所体现的‘台上玩月’这一境界的心灵特点；最后，指出中国画家都想达到‘高台玩月’的境界。”此段的思路很是清晰，不存在阅读障碍；层次分明，不存在理不清的问题。另外还有2016年《成人不自在》的第17题“请简要分析本文的论述层次。（6分）”答案是“文章首先以孙悟空的经历为例，提出中心论点‘成人不自在’；接着写孙悟空成长，发觉自己空间险隘、生命有限从而反抗，奋斗，接受约束，戴上‘金箍儿’，阐述‘不自在’的原因；然后写‘西天取经’经历磨难，对自我进行磨砺、修心境，最后成为‘斗战圣佛’，阐述‘不自在’的意义；最后写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面临着‘自在’和‘成人’的两难处。”
（二）语句含义理解题。这主要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含义和重要句子含意的能力。
重要概念指准确把握文意时必须理解的概念，要注意这些概念在文中的具体含义。如2014年《乾坤草亭》第16题，“请简要说明第三段中‘个’的含义。（6分）”答案为“‘个’从具体物象到抽象观念，形成了三个层面：竹，点，圆满具足的生命。”此题比较容易，但是此题亦有想不到的地方，即是“从具体物象到抽象观念”，再说，这也不是“个”的含义，如果这句话设分的话，考生就吃亏不小了。
重要句子指对理解文章起重要作用的句子，考点是内涵较为丰富的句子，富有表现力的句子或结构比较复杂的句子。如2015年《罗丹的雕刻》的第18题，“请结合文章，阐释文末‘开向生命的窗子’的内涵。（6分）”答案是“雕刻开启了以生命为表现内容的历史；雕刻成为人们思考生命的载体；雕刻呈现了罗丹对生命的思考与想象；雕刻带给艺术家们以创作的启示。”解答此题，先要弄清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一个比喻句，联系上下文完整表述应为：“‘那些青铜和大理石’是‘开向生命的窗子’”。“那些青铜和大理石”代指罗丹的雕刻作品，“窗子”比喻观察外界的通道；同时这一“窗子”是开向“生命”的，则说明我们观察的对象是“生命”。
（三）概括整合内容题。这主要考查辨别、筛选并整合重要信息的能力。重要信息包括文章的基本观点，以及最能表达文章主旨和作者写作意图的语句等。如2015年的《罗丹的雕刻》第17题“罗丹给雕刻带来的‘根本性的变革’体现在哪些方面？请简要概括。（6分）”答案是“在雕刻观念上，罗丹是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在雕刻内容上，罗丹的雕刻体现人的生命全景；在雕刻形式上，突破具体形象的表现手段，大胆改造人体，恣意表现生命，自由表达想象中的诡奇形象。”这也是一道传统题型，通观全文，“根本性的变革”主要在第2至第4段中。分别找出其中的观点句、概括句、评价句、总结句等，如第2段中的“他以雕刻家个人的认识和深切感受作为创造的出发点”，第3段中的“欣赏罗丹毕生的作品，我们也就鸟瞰了人的生命的全景”，第4段中的“在他之后的雕刻家可以更大胆地改造人体，更自由地探索尝试，更痛快地设计想象世界中诡奇的形象”等。我们可以找出这些关键性语句，再将它们分门别类加以整合。难点主要是在“观念”、“内容”、“形式”这三个“类”的关键词的提炼上。
通过各个学习小班的认真研究，大家发现从命题角度看，近年来江苏省对论述类文本的考查，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套路，文本的选择，甚至每道题的赋分，都有固定的套路。“分析文章思路”与“概括作者观点”是命题的两个基本考点；“理解重要句子含义”与“概括归纳内容要点”是两个基础考点；“分析写作手法”和“语言特色”是容易忽略的潜在考点。同时第1学习小班的周童士同学还发现《考试说明》中“论述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阅读考查能力点“理解（B）”――“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的含义”，用的是“含义”，而“理解文中重要句子的含意”，用的是“含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是如此解释的：[含义]（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含义深奥。也作涵义。[含意]（诗文、说话等）含有的意思。用“涵意”的句子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而用“含义”的句子，我们能理解其包含的意义就行了，不知这样解释是否合理。
二、通过实战训练，共同分析答题失误类型与原因，内化规范
在这一阶段，我们遵循大家在复习前期总结的命题规律，紧扣训练点，精做了学校备课组选出的10篇结构典范、思路清晰、命题规范的论述类文本阅读题。结合标准答案，我们分小班进行互批细批，并进行辨误归类，引导大家形成规范，举一反三。
各小班归纳出来的答题失误类型主要分为以下三点：
1、概念与文本脱离，答非所问
2、答案繁简失当，要点不全
3、逻辑性不强，表述缺乏连贯性
失误原因主要是：审题不仔细，浮躁盲目，急于求成，分析概括能力薄弱，答题习惯较差。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让各学习小班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
以下是第3学习小班提出的总体解决对策：
1、把握论述类文本的关键词句时，要注意整体把握与局部切入的关系。
2、在归纳文本要点，概括中心意思，分析观点态度时可以由标题着手，也可以关注文本的开头与结尾，同时还要结合文体特征，从目的、启示处着手。
3、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时要注意文章结构与文章思路的关系。
4、明确论述类文本的考点要求和命题特点，探索适合自己的解题方法。
5、学会仔细审题，规范答题，准确表述。
以下是第4学习小班对“分析归纳中心意思”考点的解决对策。
1、摘句法：寻找中心句（段），有的标题即是中心，有的开头点明中心，有的结尾揭示中心。
2、合并法：ふ腋鞫沃行木洌合并后提炼概括。
3、提炼法，有的文章没有主旨句，须将全文各段大意综合起来，加以提炼。
三、进行小班化合作命题，促进学生对考点的融会贯通
笔者的小班化目前选择的是小班与小班之间定期变换组员，一般是半个学期根据考试成绩重新分班，或者在某一特定语文主题学习时安排学生自由分班，比如高一课本剧表演，高二唐诗宋词、史记选读等资料搜集，高二升高三暑假附加题复习，高三作文专题分享式复习等。
进入论述类文本复习的后期，笔者给7个学习小班分别指定了篇目，让每个小班按照江苏高考要求对此文本命制三道题目，要求考点明确，有清晰的答案解说，小班内所有成员共同参与讨论命制，各学习小班班长负责本班篇目的课上演示说明。因为在前阶段，学生经过实战训练对论述类文本的命题规律和题型已经比较清楚，所以合作命题这一环节还进行得比较顺利。
以下是第5学习小班对朱光潜《诗与直觉》（原文略）命制的题目：
1、请简要概括本文作者的论述思路。
（能力层级为C，本题考查分析文章结构，把握文章思路）
参考答案：首先，引出话题并引起思考：“见”如何才能升华为“诗的境界”；接着通过分析“直觉的知”和“知觉的知”几组概念的区别亮出观点，集中论述诗与直觉的关系；最后，指出思考、联想对于诗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诗的境界是直觉中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
2、诗的境界的形成与哪些方面有关？
（能力层级为C，本题考查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
参考答案：直觉，思考，灵感。诗的境界的形成必须起于直觉，但通过艰苦的思索，会产生灵感，使诗的境界得以突现而出。
3、如何理解第三段中“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这句话？
（能力层级为B和C，本题考查理解文中重要概念、理解句子的含意和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的能力。）
参考答案：诗的境界是指诗所写的情境，即一种完整的独立自足的境界。直觉的“知”是指通过将全副精神专注于对象本身而见出形象本身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名理的“知”是指借助思考、联想而见出事物的意义或事物之间的关系。本句是作者的观点，指出“直觉”与“诗”的关系，并以崔诗为例，表明读诗时必须要聚精会神地专注于对象本身，才能直觉出诗所写的情境（即诗的境界）。
市教研专项课题《以小班化组织形式承载“积极语用”教学的实践研究》论文。
参考文献：
[1]王兆平，胥照方.近年江苏卷高考论述类文本阅读的命题格局及应对策略[J].语文教学通讯・a刊，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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