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0:10:27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1

摘要: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户籍身份的差异对潜在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状态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在我国当前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有存在着许多种不同不同户籍特征的劳动群体,当前的这种户籍身份差异也体现了我国城市劳动力市场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还存在着制度分割。

关键词:户籍;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

适龄劳动人口在劳动市场上具有三种状态: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就需要对劳动参与率、失业率和就业率进行综合分析,这样才可以得出一个科学合理的结论。对这三个重要的指标,存在以下关系:就业率=劳动参与率×(1-失业率)。而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的劳动力群体在市场上的状态也具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相对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比较高,失业率也比较低;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比本地户籍的要高,失业率也较低。本文主要结合的调查数据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这项调查数据不仅调查的覆盖面广,而且样本容量很大,极具代表性。

一、劳动力市场户籍构成情况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对失业和就业相关问题基本上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原则进行相关设计,成为了迄今为止对我国城市地区劳动力市场状态调查的极佳的数据。根据调查,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在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的数据显示:潜在劳动力样本包含了968794,其中本地非农业户籍者499623人,外地非农业户籍者46619个,本地农业户籍者是309807个,外地农业户籍者112745个,其所占据的比例是51.57%,4.81%,31.98%,11.64%,通过加权计算后,所占比例分别为50.24%,4.41%,35.07%,10.28%。

二、劳动力市场各户籍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状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在一定年龄范围内的人口可以被归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市场的参与者,例如就业者和失业者;非经济活动人口则是指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的非参与者。本文将潜在的劳动力或劳动力适龄人口定位16周岁及以上的人口。并对劳动力的人口户籍性质进行定义,户口登记在本地市潜在劳动力为本地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外地户籍劳动力;户籍是在农村的则是指农业户籍劳动力,否则就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因此结合调查,将就业人口定义为了调查日以上一周为取得收入而从事了一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或者是由于在职休假、临时停工、学习和季节性歇业而没有工作的适龄劳动人口;失业人口则被定义为调查日上一周没有做任何工作,或者是在三个月内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工作或者是为了自主经营需要而作准备,并且在提供工作机会的前提下能够在两周内进行工作的劳动适龄人口。对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参与者则被定义为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和。对于劳动力市场非参与者和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则是指不满足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定义标准的劳动适龄人口。根据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968794个劳动适龄人口的调查样本中,失业人口的样本为35313,就业人口的样本为603944,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为320537,所占比重分别为3.65%,62.34%和34.02%,通过对数据的加权计算之后,比例分别是3.44%,63.31%和33.24%。通过对不同户籍状态的劳动力人口考察,又可以发现:外地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本地的户籍劳动力,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又要高于非农业户籍劳动力;本地户籍的劳动力失业率要高于外地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率失业率又要高于农业户籍劳动率。在劳动参与率方面,外地农业户籍达到了85.33%,本地农业户籍达到了73.68%,都远远高于全国66.76%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而对于非农业户籍的劳动参与率,本地的是58.01%,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外地的是68.04%,略高于全国水平。在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都远远低于全国的5.15失业率水平,其中,本地农业户籍的失业率水平是2.61%,外地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2.67%;而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都高于全国水平,其中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是5.28%,本地的非农业户籍失业率水平则更是高达8.15%。在就业率方面,农业户籍都很高,其中外地农业户籍高达83.05%,本地的农业户籍也有71.77%,都远远高于全国63.31%的水平;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就很不乐观了,外地的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还好一点,达到了64.44%,略高于全国水平,但是本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就业率却非常的不容乐观,就业率仅仅只有53.27%,远远低于全国的水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普遍较高,失业率很低,另外外地的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要高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子啊失业率方面又要低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非农业户籍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普遍不高,其中外地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又相对高于本地农业户籍劳动力,但是非农业户籍劳动力的失业率却是非常之高,而本地的非农业劳动力又要高于外地的非农业劳动力;另外,本地非农业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最低,失业率最高,而外地农业劳动力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都最高,失业率也最低。不过这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动态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对我国社会公平的一种损害,对社会造成了效率的损失。因为不同户籍的群体对工作的需求程度不一样,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也存在诸多差异。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国必须要持续加快和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促进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2

【关键词】“全面二孩”;劳动力市场;经济发展。

一、背景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公报中指出,要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意味着,我国将实行“全面二孩”政策。

此前,我国的人口政策经历过若干次调整。建国后,我国的人口政策为鼓励“多生多育”,四年之内我国人口迅速增加了1.26亿。20世纪70年代,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转变为“男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政策被定为基本国策。2013年,我国的人口政策从“只生一个好”调整为“单独二孩”。

我国人口政策的每次调整都顺应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而此次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调整,是国家对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三步走”(即“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必经过程。

二、政策预期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行,源于我国当前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状态等客观条件以及日益高涨的民意呼声,其实施后势必会对大至社会小至家庭产生各方面的影响。

(一)中长期内缓解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

“全面二孩”政策及时,将在中长期内提供更多的适龄劳动人口,使我国经济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不枯竭,从而延续人口红利,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调整人口结构,应对老龄化

在人均寿命增加和低生育率的共同作用下,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倒金字塔结构日趋显著。根据联合国标准,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逐渐出现适龄劳动人口供给不足和社会抚养负担加重等问题。“全面二孩”政策有望增加年轻人口数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状况。此外,“全面二孩”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生育数量限制,我国人口结构中的男女比例也将有可能出现积极的调整。

(三)化解社保金空账危机

我国目前实行“现收现付”模式的养老金制度。当前老龄非劳动人口迅速增加的状态使社保基金出现巨大的缺口,“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将在长期中增加劳动人口比例,这样才可避免社保空账的危机。

(四)增加消费红利,促进关联产业发展

有机构预测,如果“全面二孩”政策落实到位,预计每年新增的新生儿可能达到100万-200万人,2018年所有新生婴儿可达2000万人,产生的消费红利每年大约1200亿-1600亿元,加之相关产业政府支出的带动作用,每年有望增加2250亿元的收入。

可见该政策的实施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众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而本文将从该政策的经济学原理入手,着重研究经济学最为关心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以及如何将该方面的影响转化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三、“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当前人口政策下劳动力市场的现状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对我国经济持续性、高比例的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长期实施的“一孩”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社会抚养比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包含了少儿和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社会劳动年龄人口的重要指标。在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期间,少儿抚养比高而老年抚养比很低。1982年,中国社会总抚养比是62%,其中少儿抚养比是54%,老年人口抚养比8%;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2013年以后,少儿抚养比降低,老人抚养比开始升高。截至目前,我国少儿抚养比是22.5%,老年抚养比13.7%,社会总抚养比36.2%。人口结构中的少儿可以被视为未来中长期内劳动力资源的储备,少儿抚养比快速下降和老年抚养比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劳动力储备可能出现下降的事实。我国劳动力人口自从2012年出现拐点后,总量持续三年下降。2014年,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6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的人口总抚养比为36.2%,一些发达国家社会总抚养比甚至比中国还高,比如,英国54%,德国52%,法国56%,美国50%,日本61%,韩国37%,根据国际通行的指标和对比显示,我国人口红利仍在持续。

但是根据《2015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的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供需双降”的情况,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中长期内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5年,我国城镇新增长劳动力1500万人左右,而在总量需求方面,2015年中国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人左右。这就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的供需差大约500万人。按照惯例,春节之后的3个月是招工高峰,但根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上报的数据,2015年一季度进行招聘的企业数以及企业招聘的工人数都出现了下降。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全国主要城市的监测显示,2015年一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约525万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约469万人。与去年同期相比,需求人数减少了91.9万人,下降了15.7%;求职人数减少了78.6万人,下降了15.1%。除了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其他因素,劳动力市场形势的新变化一定程度反映了我国当前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后开始迅速下降。

(二)新政实施后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

1.“全面二孩”政策效果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其效果将受到目前人口的可支配收入、生育成本、生育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当前高昂的生育成本与生养后代带来的人生快乐和养老保障等“收益”相比较,仍将可能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而多年以来形成的“优生优育”、“质大于量”的生育观念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效果产生消极影响。因此,政策实施对中长期内劳动力人口的增长效果,应首先确保短期内新增生育数量的增长。

2.中长期内增加适龄劳动力人口

“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中长期。新生儿数量的增加,只有在新生儿成长至劳动年龄,并接受适当的教育后,才能成为中长期内青年劳动力供给的增长。根据卫计委的预测,该政策出台后到2030年左右,对劳动力的供给会产生0.5%左右的正效应,政策出台到2050年,我国将会增加3000多万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将会降低社会抚养比,从而延续我国的人口红利,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预计在2030年-2050年间,有可能每年促进GDp增长0.20%左右。

3.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

如上文所述,政策实施后短期内新生儿增长的数量是政策效应向劳动力市场传导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鉴于我国生养儿童成本高企的现状,生育二孩的部分家庭为了弥补额外的消费支出,可能将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如参与兼职获得额外收入,未工作的家庭成员参加工作以取得更多的收入,甚至退休的祖父母通过返聘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等等。而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增加了二孩,父母需要更多的闲暇来照顾孩子,那么部分高收入或有足够收入家庭的成员会选择退出工作或减少工作时间,从而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以上两方面效应的叠加,会使短期内劳动力市场变化具有不确定性。

四、政策建议和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改善未来劳动力供给的状况从而延续人口红利,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内劳动力市场状况继续恶化。因此为了确保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就需要配合其他政策的实施,以使“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最大化。

(一)鼓励生育的相关政策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于原本就有二孩生育意愿的家庭来说,相当于通过免除社会抚养费降低了生育成本。但是通过网络民意调查显示,高昂的生育和供养成本仍使许多家庭表示“生不起”,“不敢生”。因此就需要政府研究和制订配套的鼓励政策,比如:(1)通过制度安排,保障生育二孩家庭的产假和育儿时间,同时对其托儿所、幼儿园入学给予政策支持,缓解二孩家庭精力方面的压力;(2)减免二孩家庭成员的个人所得税,从而增加可支配收入;(3)制订更积极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政策,从而减少储蓄倾向,增加当前的收入;(4)参考西方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的经验,对生育二孩的家庭给予补贴,对二孩实行免费教育或延长免费教育的年限;(5)对于有生育二孩意愿的家庭,应全面简化审批手续并缩短审批时间,避免政策壁垒造成错过最佳生育时机。通过相关政策的落实,才能使“全面二孩”政策为中长期劳动力增长创造更多的人口基数。

(二)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一边“找不到工作机会”一边“招不到工”的结构性短缺。因此除了增加劳动力数量,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使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和供给相匹配,才是化解矛盾的关键途径。目前,以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远大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所以就需要政府依据产业结构转型的规划,制订对储备劳动力的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并通过免费教育和培训、就业指导等鼓励措施,使劳动人口转变为符合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人才”。通过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人口红利逐渐转变为“人才红利”,使适龄劳动人口转变为高质量人力资源,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优势。

(三)结论

“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里程碑是我国调整新一轮人口政策、应对老龄化并延续人口红利的起点,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求。政府需要委托科研机构对我国的人口状况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趋势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根据研究成果和实际情况择机制定积极有效的配套政策,从而使“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积极作用最大化。

参考文献:

[1]薛继亮,延迟退休和放开二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4,2

[2]赖德胜,2015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王培安,“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就实施全面两孩政策答记者问”,http:///xcs/s3574/201510/b03bbb9da18044c29

9f673f0b84eeab1.shtml,2015-10-30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失业;就业弹性

一、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必要性

事实证明,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的制约因素,直接影响到劳动就业这一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采取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已经日益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1.解决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信息功能的需要。要解决摩擦性失业的难题,就必须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特别是强化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收集、整理和传递功能,尽可能使不同市场主体对信息的了解和掌握的差异性相对缩小,从而逐步消除信息不对称产生和存在的基础,为实现充分就业创造必要的信息条件。

2.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扩大异地就业的需要。劳动力市场建设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力流动总量的增加和频率的加快,个人的职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没有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高度统一的工资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户籍管理等行政手段,对劳动力在不同工作单位和经济部门之间的流动加以严格控制,劳动力的流动率是很低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加快,我国的劳动力流动率有所上升,但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的调查,在北京、无锡、珠海三城市,劳动者的职业生涯中,从未改变过工作单位的个人比例仍较高,达30%以上。这一比例与日本横滨1970年的比例(34.9%)大致相同,高于美国底特律1970年的比例(13.9%)。这种状况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的流动程度是比较低的,已经严重阻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与国际接轨,也不利于我国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的有效解决。因此,进一步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幅度(即劳动力流动的频率与跨度)已经具有明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3.缓解摩擦性失业的社会压力,实现充分就业的需要。摩擦性失业几乎在所有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过在我国问题尤为严重,表现为一定时期内某地某种劳动力严重短缺,而另一地此种劳动力却大量过剩,处于失业状态。这种由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形成的摩擦性失业从根本上说是在劳动力总供求基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其解决路径主要是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完备和对称。而后一方面问题已越来越成为摩擦性失业问题得以缓解的制约因素,有必要作为我国政府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性问题加以解决。

4.进一步提高就业弹性,遏制我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性趋势的需要。所谓就业弹性是指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率。其计算公式是:就业弹性系数=就业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情况下,就业弹性应在0—1之间。一般地说,就一国长期总量生产函数而言,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但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非一致性。一方面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却逐步下降,失业人员逐年增多,2003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4.3%,1991—1997年间,我国就业弹性系数保持在0.08—0.17之间,明显偏低。2002年的就业弹性系数比1996年又下降了0.02个百分点。要遏制劳动就业方面这种非正常状况,除了政府采取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调节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以市场化的调节机制协调就业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劳动力市场建设的路径

尽快改变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的“三不”状况,使劳动力市场成为解决劳动就业问题的健康有效的平台,并做到与国际劳动力市场接轨,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此,有必要深入探讨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有效路径。

1.进一步从理论上给劳动力以科学的市场定位。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社会各界所公认。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真正确立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允许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从而实现优化配置,实现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理论观点。需要各级政府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劳动力的流动,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克服劳动就业问题上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各种行政壁垒,正视并解决劳动力自由流动可能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而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2.对劳动力市场的科学定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和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一个局部,是市场体系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力市场的健全和完善与否反映一个国家的市场体系是否健全,也是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劳动力市场还不同于其他要素市场,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对象是劳动力,而劳动力的载体是人,所以,劳动力市场是特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市场。同时,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发展的状况离wto的要求还有较大距离,一些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把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实抓好,并尽快解决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4

关键词:知识经济人力资本供求教育体系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劳动力资源资本化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势所趋。人力资本是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已得到了全世界广泛认同。然而,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极其丰富而人力资本极度匮乏的国家,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技能还不能跟上知识经济时代的步伐,因此,重视人力资本的培育和配置问题将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前提。本文以劳动力市场作为体现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载体,反映市场机制作用下人力资本的配置状态,通过对现阶段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分析和预测,以期为进行人力资本培育提供重要依据。

劳动力供求状态与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关系

(一)人力资本水平的衡量

大量关于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健康的总和。其中,直接体现为人类劳动水平和效果的是劳动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用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代表其知识积累程度,称为教育资本;用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以及职称等级等反映其劳动熟练程度,可称为技术资本。

(二)劳动力供求状态的本质

一个具备高效率的熟练的劳动力更容易被劳动力市场所接受,原因是其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这些低素质劳动力往往是供大于求,而对人力资本较高的行业和职位则是供小于求。因此,劳动力的供求状态从本质上来看正是其人力资本在市场上被认可、被接受和参与竞争的结果。

人力资本供求趋势预测与分析

为反映我国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本文选用求人倍率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求人倍率是反映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适应程度的指标,其基本公式为:求人倍率=劳动力需求量/劳动力供给量,该指标用一个数值同时反映供需双方的状态,并衡量其供求平衡程度,可以反映相对供给的人力资本需求急迫程度,非常适于分析人力资本供求趋势的变化。

本文选取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的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数据,通过对2001年1季度至2005年2季度共18个季度中,100多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加工汇总后进行统计分析。考虑原始数据散点图基本呈直线趋势和锯齿型波动,本文选择直线趋势模型作为衡量劳动力市场上教育资本以及技术资本供需动态的基本模型,其具体形式为:Yt=b0+b1t(t=1,2,Λ,18)。其中,Y为各季度对不同人力资本劳动力的求人倍率,t为时间变量,b0为截距项,反映人力资本初始供求状态,b1为斜率,反映人力资本供求状态的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将数据引入模型,用oLS法估计参数,可以分别得到对教育资本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的模拟结果和趋势分析。

(一)教育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表1列出了五个层级的人力资本供求模型的有关参数。模拟结果显示,大学和硕士及以上教育资本的初始相对需求最高,但近年来相对需求变化甚小,甚至在逐渐下降,说明市场对该层级人力资本的吸收愿望和能力较小。从供求变动情况来看,市场对较低学历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吸收能力,初中和高中学历的劳动力是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相对需求日益增大。

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教育资本类型的不同态度恰好反映出了我国当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缺乏竞争力的产业结构。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对劳动力的需求绝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商业餐饮业中,低层次的产业结构自然带来低层次的劳动力需求。

(二)技术资本供需状态及趋势分析

根据劳动者所拥有的不同技能水平,笔者对技术资本也分为五类分别模拟其供求趋势,并将有关参数列入表2中。

可以看到,对技术资本的需求较教育资本而言其增长态势相当明显,尤其是对初、中、高级技工的需求增长更为突出。虽然其初始相对需求较低,但近年来市场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认可程度已经越来越高,未来对技术型人力资本的需求还将看高。

(三)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本的供求趋势

1.教育型人力资本并未受到市场认可和追捧。在现今的劳动力市场上,受教育程度的“筛选”功能日益减弱,这一方面说明企业在挑选人才的价值观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加看重能力和综合素质,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的高等教育存在不足,高等学历的“筛选”功能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难以延续,而我国教育体系的培养目标、内容、方法和手段等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培养出的学生脱离实践,缺乏综合能力,千人一面的“机械化产品”。

2.对技能型人力资本受重视程度增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完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政府、地方和个人在技能型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力度会逐渐加大。由于技能型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干中学”、在职培训和职业教育来获得的,因此我国未来的职业和成人教育将会得到大的发展,提倡“终身教育”将是我国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主要途径。

3.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关系会进一步失衡。初级人力资本日益供过于求,高级人力资本总是供小于求,由于人力资本的形成主要依靠接受教育和积累工作经验,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此外,劳动者从接受教育并开始工作之后,还有一个技能应用和成为熟练劳动者的时间过程。因此,人力资本培育具有很强的“滞后”效应。因此,初级人力资本过剩和高级人力资本短缺的状况在未来一定时期会更加恶化。

4.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还将延续。教育型人力资本与技能型人力资本的割裂使得我国难以在短期内积累起符合新的经济增长方式需求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培育的目标应该是尽快改革我国的教育体系,培养出能被市场认可的劳动者,只有同时兼具厚实的教育型资本和丰富的技能型资本的劳动力才能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撑力量。

解决人力资本供求失衡的对策

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来人力资本供求失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人力资本的供给结构,而教育体系的重构正是前瞻性人力资本培育的核心所在。

(一)树立“大教育”观和“终身教育”观

“大教育”观是教育不仅依靠学校正规教育,还有赖于家庭、社区、企业的共同参与;“大教育”观强调丰富多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大教育”观强调的是各层级教育子系统的相互衔接和协调运转,为经济发展输送合适的人才,这也是我们重构教育体系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终身教育”观则是在实践中落实“大教育”观,建立“大教育体系”的基础。建立国民终身教育体系将对现有国民教育体系起到补充作用,并通过其完善和衔接,最后建成“大教育体系”。

(二)整合国家、企业、家庭、社区教育

与大多数人的一般经验相反,我国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份额其实并不算低,关键在于我国是穷国办大教育,只依靠国家是很难办好教育的。在“大教育”体系中,还应该充分发挥企业、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在这一点上,日本、德国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在日本的教育体系中,学校负责培养具有高水平“综合智能”的毕业生,雇主则从学校挑选合适的雇员,为新员工提供所需的一切技术和工作技能,大雇主花大力气为新雇员提供一流职业技能的结果是日本企业的员工能够很快地适应不同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创造性。德国企业则通过其著名的“学徒制”为新员工提升工作能力提供有效的帮助。

此外,我们应该重视家庭和社区的学习和教育功能,针对家庭和青少年教育及发展制订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如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女性人力资源开发问题等,并利用社区教育功能的广泛性,提供多种工作――学业衔接项目来提升劳动力的教育型人力资本和技能型人力资本,以弥补国家、企业和家庭教育的空档,对于构建完整的“大教育”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发展职业教育和职后培训

我国的职业教育从1998年开始出现生源减少、质量下降,这与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社会观念的限制作用以及职业学校规范化程度低,教学质量差,专业设置与现实需求脱节等不无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对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学质量等方面重新以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规范。

而职后培训则需要更长期的坚持和投入,由于职后培训往往在工作场合进行,是直接提高现有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但我国职后培训还较为薄弱,企业不够重视,在职工培训方面的开支达不到国家规定的职工工资总额1.5%的最低标准。因此,制订法规政策保证企业和个人在职后培训上的投入应该得到重视。

(四)建立灵活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5

一、工厂内的专制

(一)生产的政治和工厂政体

“生产的政治”和“工厂政体”两个概念的提出是布若威(b~y)对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的重大贡献.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市场的混乱导致生产中的专制,即所谓“市场专制”(m田火etdespotism),他认为这是唯一与现代工业和追逐利润的压力相适合的劳动过程规则模式,而市场专制的存在有四个条件,一是公司间的竞争,二是工人真正附属于资本,三是工人依赖于出卖劳动力获得工资,四是国家只维持生产外部的秩序(这是市场力量独立发挥作用的条件。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会必然导致工人数量的增加、受到训练、团结、和组织起来⑧反抗资本的压迫.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的发展,生产过程的管理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所论述的四个过程的顺次发生及其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关系受到了质疑,导致市场专制的四个条件也并不总是存在。布雷弗曼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他认为,随着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引入,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了“去技术化”,导致生产的“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工人丧失了对机器的控制能力,相反,工人的“活劳动”受到了机器的“死劳动”的控制。①布若威则认为应该考察生产过程怎样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塑造了工人阶级。这个过程是卷入到物质生产中的一套相互协调的活动和关系,是控制与型塑生产场所中斗争的设置(即paratuses),是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三者的统一。②布若威将生产过程中的斗争称为“生产的政治”(politicsofproduction)。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进行产品生产的同时,渗透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使资本家取得剩余价值的过程获得合法性。布若威将马克思在上层建筑中的概念“政体”引入了对劳动过程的研究,用“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指“生产中的所有的政治形式,既包括劳动过程的政治作用,也包括生产的政治设置。③“工厂政体”受制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的方式、市场竞争和国家干预等四个因素,并决定生产领域中工人斗争的利益和能力。④布若威依据国家干预的程度及其与工厂政治规范工具的融合程度,划分了工厂政体的类型。当劳动力再生产依赖于国家或者市场的分配时,往往在工厂内形成专制(despotism)为主导的政体,如国家社会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而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则由于国家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劳动力再生产不再依赖于工厂,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在工人中“制造甘愿”(manufactureconsent),工厂政体就会向“霸权”(hes。盯ony)转换。⑥

(二)失序专制主义—中国的工厂政体

对于中国的农民工,目前尚未建立足以使其不再依赖工厂的社会保障制度,工厂内管理层并不在意工人的“同意”(甘愿),实行专制的管理方式。尽管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国家的一定程度的介入,中国当下的工厂己经较少使用暴力强迫劳动的办法,但仍持续了专制的管理。工厂中很少使用如布若威所说的给予资深员工优势特权等方式建立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的频繁流动正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动因希望某一个工厂的“永续生存”。而工厂的“内部国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工人没有任何能够与管理阶层进行协商的“团体”,即使有工会,工会的领导也是管理阶层的人,甚至有时就是厂长本人.

农民工具有高度流动性。他们频繁地在一家家工厂间流动,尽管为此会付出诸如被原来工厂扣发最后一至两个月工资、丧失社会保险金的损失。而他们之所以选择不停地流动,正是因为时刻处于受歧视、被剥夺的不安全状态,他们要不停地试图寻找更为安全、有保障的工作岗位。他们既是“像鸟一样自由的”,也是像鸟一样时刻要准备面对不期而至的灾难.

灵活的“计件工资”不会让工人获得过高的工资(工厂内的计件工资其实是非常灵活而模糊的,工人们只知道因为是计件工资,多干才能多得,所以一定要多干。至于究竟能得多少,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实际上,工人不知道明确的工价,但他们的工资总是在控制之中的。对此,拟另文论述。)却足以使工人不会偷懒怠工,甚至会积极地加班。加之流水线生产的压力,没有工人能够顶住一条线上其他工人的压力而自己去休息或者放慢一点速度。由此,日常的管理中,老板并不需要使用强迫的手段,工人们就会自觉自愿地努力工作了。较多地使用威胁的时候是辞工以后。因为一个月的工资总是到下一个月才会发下来,如果辞工,那这个月就算白干了。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来要钱的话,遇到的就是威胁了。工人们对此都颇有怨言,但也没有办法,无论通过哪种途径讨要工资都很难成功,而且成本巨大。所以,工人一般会尽量不辞工,迫不得己辞工,就只有默默地放弃至少一个月的工资。这种对自己权益受侵害的“沉默”不是农民工的维权意识问题,而是他们中无数的人经过了无数次的“试错”做出的“效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地方政府和资本结成的“增长联盟”使国家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干预极其无力。本应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工会,或者根本没有,或者完全受制于工厂管理者,沦为“花瓶”.

偶有发挥作用的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和管理层谈判,而是代表管理层,做“工人的思想工作”.

而第三方社会组织尚在萌芽阶段,且常被视为“挑起事端”者,被地方政府压制。更没有可能对劳动关系发挥有效的协调约束作用。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失序专制主义”政体。①

二、市场粉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从马克思、布雷弗曼、布若威以至后布若威时代的劳动过程理论集中关注了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控制与反抗,权力与服从的关系,以工厂政体(factoryregime)的概念,考察了工作现场中“活劳动”的型塑机制和型塑过程。劳动过程理论在布雷弗曼以降的发展,解决了马克思劳动过程理论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所遇到的新问题—为什么工人们在工作现场不是如马克思预言的那样和资本展开斗争,而是积极地投入到劳动中去,为资本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压榨自己的同谋者.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机制,都将自己的研究焦点对准了劳动过程之内。在它们解决了劳动过程之内的困惑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农民工们进入劳动过程的机制是什么?而资本又是怎样始终可以将农民工纳入到工厂的劳动过程中,以“专制”方式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而无需改善条件和待遇呢?须知,无论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后支配他们的是霸权还是专制,促使其努力工作的是霸权下的“甘愿”还是专制下的强迫,他们的确是争先恐后地来到城市,“积极”地投身于剥削自己的劳动过程。他们尽管不断地从一个个工厂退出,却又不断地进入另一家工厂,重新进入同样地剥削自己的劳动过程。工厂一方面放弃了暴力强迫的专制手段,另一方面也并没有建立如布若威所说“内部劳动力”和“内部国家”等霸权机制,但资本依旧能够严格控制工人的“活劳动”,从而榨取其剩余劳动。这是如何可能的呢?在笔者看来,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的劳动关系,更深刻地揭示中国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态势.

(一)畸形的劳动力市场的挤压

对于上述问题,当我们深入的对工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秘密在于劳动力市场之中。在这个劳动力市场上,工人无论走到哪里,面临的都是几乎同样的待遇和结局。他们即使从一个工厂退出,最终还是要进入另一个工厂。新进入的工厂待遇和原先的工厂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多可能是老板待人和善一点,或者因为善于经营订单充足,让工人有更多的活干,而这不仅意味着工资能多一些,也意味着更加辛苦的劳动和更多的贡献自己的剩余劳动给老板。而他原先的那个工厂里的岗位很快就会有其他的和他一样的工人去填补。总体的工人始终承受着总体的资本的压榨和盘剥。而且,工人的总体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增加,工人的总体也会不断增加。工人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日益激烈,使得资本无需为工人的短缺而发愁,自然也绝不会感受到工人罢工之类的反抗有什么太大的压力。而工人们也“自觉自愿”的接受着资本的盘剥,并竞相进入劳动过程.

劳动力市场的畸形一方面表现在劳动力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即刘易斯所谓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况。近几年中,学界关于这种“无限供应”状况是否己经转变,即我国劳动力供给是否己经到达“刘易斯拐点”发生了争论(有经济学家,以国家的人口和就业统计数据提出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但被批评使用数据片面等错误。限于篇幅及本文主题,不对此展开讨论)。主张己经“刘易斯拐点”己经到来的学者提出的一个例证是“民工荒”现象。但对于民工荒的大量研究说明,.“民工荒”不过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与供应结构出现了严重的错位。①这也正是劳动力市场严重畸形的另一个方面.

某些层级劳动力的近乎无限的供给,使劳动力之间产生激烈的竞争。在市场上,劳动力形成恶性竞争,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资本。而劳动力供求结构的错位,使这一现象在劳动力的某些层次(如无技术的初级工人即“普工”和下层白领)、某些产业部门被加剧的同时,另外一些层次(如技术工人)、产业部门却招不到足够的劳动力。在前一种情况的产业部门中就又加剧了工厂中的专制程度。在我们对服装厂的调查中,有技术的工人(如样衣工、大烫衣工等)有较大的选择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而没有技术的普工,则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个案hjl:我是,这个,做技术部的样衣工。缝样衣的。(技术)还可以吧。这个(当工头的)想法我没有.就是我们没有文化水平,假如我(们)再多一点知识,电脑再通一点的话,还可以再高一点.(合同是)个人的.个人和公司签的。(签了)一年。到期以后就……假如说我们对这个公司满意了,可以续签。假如不满意了,可以不要签,可以解约,也可以的问:管理人员对你们的态度怎么样?答:这个怎么(说),我们讲句那个的话啊,就是在外面呢,工人像我们这样工人是很难找的.现在的工人不像以前的工人那样好找,现在我们讲在小厂里啊,工人是当大爷对待的.

问:主要是您有这个技术是吧?像这个技术工人他就很难找是吗?答:对.

问: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吧。你要是没这个技术就不一样t.

答:对(笑),那肯定。……假如说工作方面呢,假如说我们想这个衣服,因为他打这工价,假如说他厂方说这个衣服一天能做到十件,这个我们自己来讲,我们觉得只能做到两件,或者假如拼死了做到两件半,这是他讲,他不可能按照你的两件来打这个工价的,他是按他自己的思路来打的.

问:那这中间会不会有一个这样讨价还价的?答:有的时候还是有的。(笑)还是有一点那个的.假如说一件衣服感觉到实在低了啊,下面就找几个人跟经理谈,就说这个衣服做得不好做,能不能适当加一点.但假如说这个就是终盘,董事长已经定下来了,不可能变了,下面讲可以适当补贴一点.他有这个讲法出来.

问:那就是下面这个中层领导,他想别的办法给你补.

答:哎。在另外一款给你适当地提高一点.就这一款上你吃亏了,在另一款上给你补回来.

个案hjl不但享受了国家政策规定的各项劳动福利,在厂里可以和管理人员就工价讨价还价,管理人员甚至老板也要对其客气三分。这种政体就更符合“霸权主义”政体而非“专制主义”政体,而这种难得的待遇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他所从事的非常特殊的工种—样衣工。这个工种的工作是依照客户给的图样做出整件的衣服来,没有被细化的分工所分割.

也因此,其二,这个工人拥有着自己的技术的价值.

而个案sjc,虽然处于“民工荒”更严重的地区,在服装厂做普工,情景却相差极大.

个案sjc:“最低工资”没有!黑厂子!别说了,黑厂子!真的.别说保险了,什么保险都没买!就一般的合同都没有.合同不签,管理制度又是差极,差极.……反正那个辞工,他不给批嘛,就是.辞工嘛,就是压的那个月的工资拿不到嘛.是啊,基本上走的就是差不多丢掉一个月工资走的嘛。要?那不白要啊?是吧?那肯定要不到啊.你就投诉人家也没用啦.真是。他投诉,有人去投诉啦,投诉当天晚上来,一顿黑打嘛.在宿舍被黑打了一顿.这里面黑得很啊。前两天,有一个组嘛,就说工资低啊,他带着人走了.

后来他回来要工资。那老板把他打了一顿嘛。他就告了,告他。告了,法院就判了,叫老板给钱发工资嘛。老板叫他去拿嘛,那个组长都不敢去拿.被打怕了嘛.(保险)没有.他连工资都不说,这个月出了多少货,他就说,按,..…给你发一点,如果说(货)出了太少了,一千块钱都不一定,都没有。(生病)自己拘钱观,那个.他还管你死活哟!工资他都卡,不给.加班到三四点,第二天早上一样的工撒(上班).工资都不想给你,还管你死活咯.

这个个案是生产线上的农民工,代表了大多数的工人情况。尽管将所在的工厂称为“黑厂”,农民工们还是要在这里做下去。畸形劳动力市场的挤压作用型塑了当前工厂内的“失序专制主义”。而在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迅速转型期,在政策法规的不健全、执行不力、工会缺失的背景下,这种型塑作用严重加剧。在我们的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反复听到的是这样的回答:“你(如果对待遇)不满意,你(就)走.”,“找老板提(意见)?(老板说)你不想干你走.”在工人阶级的“结社力量”(associationalpower)和“结构力量”(strueturalpower)①两种力量中,但农民工的结社力量显然是根本没有形成的。而“结构力量”所包含的两种“讨价还价”的能力,一种是“市场讨价还价能力”(marketb魂ainingpower),另一种是“工作现场的讨价还价能力”(workplacebargainingpower)。前者又包括了三种情况:工人具有雇主所需要的稀缺技术;较低的失业率;工人具有脱离劳动力市场、完全依靠非工资收入而生活的能力。由于劳动力的大量供给和生产的“去技术化”,对于当下的农民工来说,除了其中非常少数的人具有对某种工作的熟练而勉强具有一些讨价还价的能力,大多数人很少具有任何的结构力量。而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回到农村去,则意味着放弃自己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当然也意味着比城市农民工更加低劣的生活水平.

可见,农民工进入劳动过程的“甘愿”是由畸形的劳动力市场制造出来的。正是这种畸形的劳动力市场把农民工推进了劳动过程,接受着工厂内的专制.

由于整个畸形劳动力市场的挤压,工人处于完全劣势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劳动力需求和供给信息沟通不顺畅的问题。工人到任何一家工厂所获得的待遇没有太大的差别。因而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从工人自己的角度看,不过是把自己的血汗转移给一个又一个老板:而劳动力总是有的,从老板来看,不过是工人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从整个的劳动力市场看,则工人将自己的血汗贡献给老板们的状况没有任何变化.

(二)市场霸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l)市场中的政治和市场霸权政体

中国当前的国家、社会和市场三者之关系,国家己经从劳动过程中退出,不再或者不能够再直接对劳动过程进行干预。即使通过了法律法规,在工厂内的执行也是无力的。社会的发育则仍处于萌芽状态,远远不能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在市场经济不断推进,市场话语成为主导话语的情境下,无疑市场对于工厂政体的型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工厂内的政体是嵌入于它所在的外部环境中的,和国家、市场是密切相关的,而不是独立于其外的。将视野专注于工厂内部的劳动过程固然揭示了劳动过程中的秘密。但如果劳动社会学的研究仅仅满足于此,则难免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尤其在国家和社会对于工厂内的劳动过程都无力干预的情境下,这一限制则势必使我们的研究走进绝望的死胡同。因此,笔者认为,将劳动社会学的视野引入对市场的考察是必要的.

将布若威的方法如法炮制,我认为可以将马克思在国家政权的概念“政治”和“政体”引入,利用“市场中的政治”和“市场政体”来对劳动力市场加以考察。“市场中的政治”指在市场中针对“市场上的关系”所展开的斗争,它确保市场上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市场政体”则是由经济(市场主体的经济状况)、政治(社会关系的生产)及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关系的实践经验的生产)“多元决定”的领域。市场政体的形态,取决于国家政治与市场政治之间的关系,即取决于国家对于市场干预的程度。干预的手段则包括直接的行政干预和经济手段的间接干预.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供应方的农民工,有土地作为最后的生存保障,但城乡二元格局使农村的生存状态远远比城市差,由此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动力。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需求,而且技术层级不平衡,更使得部分层级的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谈判中,农民工的无组织状态使其无法取得和资本的平等谈判地位,只能被动地得接受厂方的条件,农民工的权利在于可以在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选择。同时,资本主导着市场中意识形态的构建,诱使农民工争相进入工厂的劳动。于是,资本取得在市场上的霸权.

(2)市场霸权下的专制主义工厂政体

生产政体是由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决定的。①在以“单位制”的衰落为标志的国家从生产过程退出之后,公民社会又尚未发育起来之前,显然市场对生产政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前文所述李静君所提出的专制主义工厂系统存在的两个地方性制度条件,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并且也只能与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相结合而显现出来.

中国工厂内的专制与布若威后来的发现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中霸权政体能够削弱工人的抵抗能力,使工人在“被剥削”和“失业”的两难选择中,唯有选择前者而接受专制,从而形成霸权基础上的专制(hegelnoni。despotism);①而在中国,工厂内的专制却不是其内部霸权政体演变的结果,其基础来自工厂外部的劳动力市场。农民工一进入城市就遇到了资本在市场上的霸权,只能甘愿地接受工厂内的专制。因此中国工厂内的专制主义政体是市场霸权下的失序专制主义。由于其来源于市场,也必将随着市场政体的变化而变化。而国家对其干预,也只能通过对市场政体的干预而发挥实质的作用.

在严重畸形的劳动力市场中,加之国家对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强化,资本取得了绝对的霸权,而这种市场霸权构成了工厂内部专制政体的基础保障。在这种市场霸权之下,农民工难以产生反抗的能力甚至意识,而“甘愿”进入到劳动过程中,在工厂内部的专制之下承受资本对其剩余劳动的剥夺。由此,资本则不仅牢固地确立其在工厂内部的专制政体,而且有能力对抗国家对于工厂内部政体的干预。市场霸权下的失序专制主义成为中国当前工厂政体的普遍特征.

三、结语

诚如沈原所说,“在劳动生产过程之外去研究劳工”是滑稽可笑的,②但如要达致“社会学干预”(sociofogicalinte~tion),③不仅需要对劳动过程内部的透视,还需要在此基础之上找到它与外部的关系,找出与之相关,甚至是对其有着决定作用的因素。仅限于劳动过程内部的研究则是有局限的.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6

论文摘要:长期以来,《劳动法》在用工制度方面对劳动者保护的力度不大,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的成本不高。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压力下,作为弱势的劳动者为求得一份工作,有时只好委曲求全,只能“随行就市”,最终导致劳动关系紧张,劳动争议数量大幅增加本文就我国当前的劳动用工和劳动关系现状进行分析,并阐述了改进状况的措施。

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在充分体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这一立法宗旨方面进一步强调了用人单位的责任和义务,加大了对用人单位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了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规的成本。当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立劳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己成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共识。但是,就我国当前的用工关系和劳动关系现状来看,劳动合同签约率低且不规范、拖欠、克扣职工工资现象比较普遍、不给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等问题仍大量存在。本课题目就是针对现在劳动用工与劳动关系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自己的改进观点。

一、我国劳动用工与劳动关系现状的分析

首先,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占了主导地位,但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很多,一是处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劳动关系,使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实现市场化;二是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其次,劳动关系多样化复杂化。

再次,市场化改革对体制内和体制外两大就业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国有部门和其他体制内的就业人群来说,主要表现为就业灵活性的加强,而对非国有部门和其他体制外的就业人群来说,则表现为政府规制的逐步强化。

此外,劳动关系总体上稳定,但局部问题突出,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严重,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改革中劳动关系处理的难度加大,非国有企业职工权益受侵害严重,农民工就业状况差且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非正规就业人群就业状况堪忧,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劳动关系调节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等。

二、我国当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主要任务

我国当前劳动关系领域面临的主要任务主要包括:

第一,妥善处理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劳动关系。

第二,进一步推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

第三,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劳动关系协调制度,维护私营企业劳动者的权益。

第四,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的管理和规范,切实维护非正规就业人群的权益。

第五,改革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进一步加强劳动执法。

三、改善劳动用工与劳动关系现状的具体法律措施

(一)强化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在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中所起的作用

首先,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方法提高这支队伍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以及执政为民的意识。其次,提高他们的劳动法规政策知识水平和依法执法的专业技能。再次,建立与当地劳动用工状况相适应的执法队伍。第四,配备必要的交通工具、摄像或者录音等取证所需的执法设备。第五,强化工作纪律和责任追究制度。从目前的劳动用工状况来看,这些执法人员即使每天都去企业检查和监察,也是无法适应劳动保障监察工作需要的。第六,把专项检查和日常监察结合起来。每年都应当明确监察工作的重点,制定专项检查工作方案,日常检查不能间断。第七,完善与劳动争议仲裁工作相适应的劳动仲裁院的工作条件。第七,通过大众媒体及时把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争议仲裁的结果公开报道。

(二)建立劳动用工备案制度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履行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加强对用人单位劳动用工宏观管理的重要措施,是规范劳动用工秩序,全面实施劳动合同制度,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做好这项工作,对促进劳动关系和谐,保持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范劳动用工备案的内容和要求:

1.用人单位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的信息应当包括: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招用职工的人数、姓名、性别、公民身份号码,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起止时间,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人数、职工姓名、时间等。

2.用人单位新招用职工或与职工续订劳动合同的,应自招用或续订劳动合同之日起30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用人单位与职工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7日内进行劳动用工备案。

用人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经济类型、组织机构代码发生变更后,应在30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变更手续。用人单位注销后,应在7日内办理劳动用工备案注销手续。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7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影响因素,解决对策

一、人力市场理论概述介绍

人才市场,又称劳动力市场、劳动市场、劳工市场、职业市场、就业市场、求职市场、招聘市场、人力市场等,是指劳工供求的市场。“人才队伍总量持续稳定增长;人才的素质逐步提高;人才向第三产业过度集中;人才地域分布仍呈东强西弱态势,我国人才资源配置正处于历史性转折过程中,这是现在我国内地人才发展最主要的特点。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概况

1.劳动力市场供给需求矛盾突出

【1】劳动力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

中国每年将新增劳动力700万左右,同时,农村约有2亿剩余劳动力。2004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2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2%;城镇调查失业率在7%-8%左右。就业总量矛盾突出,中国将长期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2】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

我国的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在技能型人才中,高级技能人才更为短缺。劳动力总体素质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提升的需要,“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也成为制约扩大就业的一个主要原因。

2.就业结构和状况

【1】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

就业结构与GDp的比例严重不相适应,第一产业只占GDp总量的15.2%,但就业人数却占了46.9%。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由农村向城镇的转移,是中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非正规就业人数庞大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非正规就业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那些低收入、低报酬、无组织、无结构的很小生产规模的生产或服务单位”;目前我国还没有按照这一分类进行的官方统计,但初步估计,中国城镇的非正规就业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3】流动就业规模巨大

中国目前流动就业人数大约在1.2亿以上,流动就业的大多数是所谓农民工。其中跨省流动就业人数约6000万人,约占全部流动就业人数的一半;绝大多数流动就业人员进入城镇就业,占城镇全部从业人员的近40%。目前农民工占加工制造业职工总数的近60%、建筑业的80%、服务业的近50%。

三、劳动力市场问题影响因素

1.劳动力总量过剩

我国劳动力总量多,但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专门职业技术培训的高素质人才不多,所以大多数劳动力只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但这个产业能吸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所以造成劳动力过剩,而对高素质人才有巨大需求的产业却是求贤若渴,招不到符合条件的员工。这也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国家应该适应市场需求,多培养高素质人才。

2.劳动力市场存在流动

由于户籍管理制度,就业管理制度及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了劳动力市场流动。举例而言,北京,上海,天津等都市有着户口准人就业的限制,西部比东部劳动力流动性较差。劳动力市场处于城乡,地区及部门之间相互分割的状态,阻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3.毕业的大学生当前出现过多状态

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毕业的大学生当前出现过多状态。但是目前却出现岗位少,大学生过多情况,另外刚刚毕业大学生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因此培养的成本、职业化的成本很高。据悉,今年,我国高校应届毕业生大约630万人,加上历年未就业的大学生,需就业的大学生接近千万。

4.劳动力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业机制

受地方保护主义的限制,跨地区就业的比重相当小;毕业生就业仍处于由国家安置就业向通过市场,实行竞争就业的过渡阶段;在人才的分配上也主要是面向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小企业难以获得搞技术人才。此外,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尚未有效形成,工资分配制度处于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并存的阶段,企业间,企业内部职工之间工资分配仍不能完全反映劳动力价值和供求关系。

四、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措施分析

1.改善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状况

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现状是我国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如前所述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同时,技术工人及高技能人才却非常短缺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这就意味着,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对于改善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失衡,进而改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提高劳动者技能素质的主要途径是要尽快建立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就业培训体系。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培训体系的建设来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质,可以增强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改善其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

2.充分发挥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

针对我国当前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经常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状况,必须正确定位工会的角色,充分发挥工会代表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作用。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求中国的工会要明确自己应当承担的角色:第一是工会代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角色。第二是工会在劳动争议处理中的角色。第三是工会在协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关系中的角色。第四是工会在集体合同关系中的主体角色。工会角色的正确定位可以增强工会在协调劳动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以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3.逐步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

首先是建立高效率的就业促进体系,实现城乡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平等竞争就业。取消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限制性政策和歧视性规定,实行城乡统一的就业与失业登记制度、用工管理制度、劳动合同制度、劳动报酬制度、就业培训和劳动预备制度、就业准入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要建立城乡统筹就业服务平台,完善农民工就业的服务工作。其次是构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尽快研究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社会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办法,建立覆盖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养老、医疗、失业、生育、工伤“五险合一”的基本社会保险框架,健全城乡统筹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再次是建立有效的市场监督调控体系,切实维护农村进城务工者权益。要加大劳动保障监察力度,把城乡各类企业纳入劳动保障监察范围,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4.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

【1】在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方面的举措有:建立和完善平等的劳动法律制度:包括建立反就业歧视的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平等劳动合同制度、建立劳动者待遇公平分配制度。

【2】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责任制度:包括强化政府责任、强化用人单位责任,完善劳动争议解决制度:包括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和完善劳动仲裁和诉讼制度

【3】在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方面的举措有:加大劳动执法力度,保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得到落实,推进劳动合同制,对用工单位拒绝签订合同的行为予以纠正乃至惩处,劳动合同公证实行免费服务,加大合同监管、劳资关系协调的力度,把有关法规、政策普及到企业和劳动者当中去。

参考文献:

[1]湛新民.国有企业就业弱势群体形成原因与治理对策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3(1)

[2]姚先国.黎煦.劳动力市场分割:一个文献综述[J].渤海大学学报.2005,(1)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8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 就业 转移

一、河南省概况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

1、概况。河南省总面积约16.7万平方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北、西、南三面有山脉环绕,间有陷落盆地,中部和东部为辽阔的黄淮海冲积大平原。山区丘岭面积占44.3%,平原占55.7%。有耕地1.1亿亩。人口9256万人,其中男性4775万人,占51.59%;女性为4481万人,占48.41%(数据来源:2000年11月1日0时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第1号公报)。总人口中,按接受教育程度分类,文盲人口(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为543万人,接受小学教育的3073万人,接受初中教育的3646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928万人,接受大学(大专以上)教育的248万人。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的人口为2401万人,占25.94%;15~64岁的人口为6211万人,占67.10%;65岁以上的人口为644万人,占6.96%。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147万人,占23.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7109万人,占76.8%。人口总量过大,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不足。全省常住人口大致相当于甘肃、西藏、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六个省区的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14%。每年出生

130万人,净增70万人以上,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全省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74%,全省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4.3人,每平方公里比全国多出419人。1999年,全省人均耕地为1.16亩,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01亩。全省水资源

413亿立方米,人均536立方米,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5。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人均指标也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背负着沉重的人口包袱。

农业人口比重大,主要经济指标人均水平低。全省农业人口为7109万,占常住人口的76.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2.89个百分点。1999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占24.5%,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8个百分点,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省。全省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705.0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01.68元,只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7.3%,

近几年,河南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有所增加,人口上行性迁移增加较快,同级迁移大幅度下降;因婚姻迁入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务工经商的比重则大幅度上升;迁移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从迁入人口的职业构成看,农、林、牧、渔劳动者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工人则大幅度上升。人口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务工经商和中转,以18~35岁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由于河南经济落后,不能形成强大的经济吸引力,迁入人口较少,前来务工经商的人口比重不高,省际人口迁移模式在近期和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

2、河南省就业状况。城镇就业。根据统计,全省17个地级市(含省会郑州)和一个省辖市济源市,都存在失业下岗情况。按河南省的城市规模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可以说,城镇就业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农村就业。根据我国农业专家和经济专家测算,按我国农业劳动者目前生产力状况和农资、农产品等价格水平,每人经营20亩土地可保本,经营30亩土地才有钱可赚。据此,河南省现有耕地1.1亿亩,仅需要367万劳动力。而我省农村实际劳动力数量是1800万人!二者相比,悬殊1400多万!每个农业劳动力耕作面积约0.4公顷,是美国农业(52.56公顷/人)的0.7%。隐性失业严重,大量农业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导致劳动效率、效益的十分低下。

3、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从上述情况看,影响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原因是:河南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低,还没有完全从传统经济和农业社会中脱胎换骨出来,二、三产业和城镇的接纳能力弱小;其二,庞大的人口基数和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据测算,按河南省城市和城市经济规模(2002年状况),在正常情况下,维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劳动人口和人口增长率,仅目前的城市人口已经足够,在部分城市可能还绰绰有余;其三,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强烈排挤、限制和制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分配制度和教育制度,几乎堵死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入城市的通道,以及僵化的思想意识观念,既抑制了城市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造成大量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农村经济的落后与贫困;其四,农村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是制约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特别是转移层次提高的重要因素;其五,河南省农村非农产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发展水平不高,对剩余劳动力的容纳能力有限;其六,河南省劳动力市场发育滞缓,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低,政府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河南省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

近几年来,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有所松动,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进城所从事的主要是一些边缘工作,即城市人不大乐意干的脏、累、苦、险等工作。如建筑、饮食服务、废品回收、环境卫生、小商小贩等这些城市人退出或自动放弃的工作岗位。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等非农产业转移是大势所趋,是实现农业化的条件,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当然,也是促进经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是进步的必然结果。这将是今后五十年多年内河南省需要面对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浪潮和由此引发的其他问题。

1、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仍不能满足高素质劳动力需求。从改革开放开始到90年代中期,除了高考、招工等所谓正规转移进城的劳动者外,大部分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或初中以下;90年代中期后,城镇对转移劳动力的文化要求有所提高,基本上是高中或高中以上,但是很难满足。这说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程度已经迫在眉睫。2、劳动力在省内转移就业的比重较大。河南人的乡土观念太重,到外省市就业的比重较低。另一方面也说明河南省劳动者在外省市的竞争力弱。3、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明显兼业性(既从事其他产业活动,又不放弃农业者)。事实证明兼业农户的出现,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商品市场,同时对于缩小城乡差别和稳定社会也具有良好作用。4、从转移的行业看,第三产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5、就目前情况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仍然受到传统与惯性的较严格的限制和压缩,如所谓“正式固定工”、“计划合同工”、临时工、农民工等。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应该尽快解除各种观念的束缚和限制条件,敞开城市的大门迎接他们。6、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方式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这表现在:一是劳动供求信息不畅,二是缺乏合理引导,三是无法可依。

三、河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和发展趋势

1、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契机,通过发展精细农业,增加农业的含量、资本含量及劳动密集程度,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这是从需求上消化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合适选择。增加农业内部就业岗位是一种成本较低的消化方式。2、大力发展乡镇和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规范企业用工管理,切实维护职工在企业中的合法权益。3、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治本之策。建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信息渠道。利用各种宣传媒体,教育农民转变择业观念;建立适合农民就业的教育新体系;充分发挥乡镇劳动就业服务所的作用,努力掌握本地区劳动力知识需求信息、企业用工技术信息;对有意愿转移到其他行业去的农村劳动力组织起来,参加一段时间的职业培训和相关教育,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为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对口就业创造条件。4、建立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1978年以来我们的农村政策和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农业劳动者和土地的关系,使我国农业经济再一次滑向小农经济、经济的泥潭。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要求的恰恰是弱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雇于资本的劳动者是大多数,他们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户应该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转让其所拥有的土地和住宅,从而获得他们离土离乡、在城镇生活所必须的基本保证金和经营资本;对那些有一定耕作经验和经营能力、而又不愿离开农村的种田能手,应该向他们提供资金帮助,允许他们按照市场价格获得土地和大型农业机械,通过耕地向种田大户集中,加速农业规模化经营。5、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实施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制度,打破进入限制,调整有关政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7、加快城镇化进程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问题。我们非常欣喜地看到,河南省省委、人大、政府等已经着手加速河南城市化建设问题。8、参与国际竞争,开拓国际劳务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世界范围内就业岗位的增加速度远远赶不上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扩张速度,就业岗位正在成为或者说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资源。另一个情况是,发达国家在争取占据更有利分工领域、从高科技产业中获取更多国际比较利益的同时正在丧失对就业岗位的竞争能力。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中包括制造业,向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转移已成明显趋势。事实上,我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扩张最快的产业领域。彩电、洗衣机、冰箱、空调、微波炉、摩托车等产品的产量规模已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2002年,我国轿车的产量和销售量的同比增长速度均在30%以上。从现实情况看,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岗位的国际化竞争已经不可避免。从我国的切身利益出发,我们需要高度重视这一态势。要积极参与而不是回避这一竞争。争取把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来,“就业优先”应当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取向。在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本到河南投资、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扩大对外劳务输出也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途径。河南省劳动力供大于求和就业压力大是长期问题。除开拓国内市场以及通过输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创造就业机会外,直接向海外输出劳务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条途径。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9

所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主要是指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这一比例又叫分配率,它是衡量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指标。分配率越高,表示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所得份额越大。反之就越小。

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适度比例问题,过去长期被忽视,以致经济发展如此之快,而普通职工工资水平多年来提高幅度不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其他国家的实践,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的水平后,GDp中劳动力报酬部分的增长将明显加速,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反映。然而,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到2007年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000美元,但从我国工资的变动情况来看,过去11年间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从17.28%下降到12.16%,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减少了将近1/3,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大大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一般在54%~65%之间。显然,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是较低的。

那么,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企业工资性收入是如何决定的?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工资管理体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主要部分――工资完全由政府决定,实行的是低工资、低消费。改革开放后,我国劳动报酬即工资的决定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集中在政府手中的工资决定权逐步转变为市场决定,市场作为工资决定的主要力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在各类企业,其工资的决定都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双方的相互选择、相互竞争来实现的。当某一行业、部门、企业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工资水平就会上涨;而当劳动力的供给已经饱和或超过一定的限度,工资水平就会下降。可以说,市场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

然而,当前我国工资决定机制还有十分复杂的问题。

首先,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由于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中,劳动力市场呈断裂和分割的状态,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竞争很不充分,这主要体现在国有部门所在的劳动力市场。在该市场,由于受传统就业体制、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部分城市劳动力受到制度的保护,以致该市场劳动力供给的压力较小,工资上升的抑制功能较弱;加上国有部门中一些行业受到国家政策保护,使之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还由于改革中分配行为不够规范,一些单位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这使得一些国有部门、特别是国有垄断部门的工资不断提高。而在国有部门以外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农民工所在的就业市场,由于存在劳动力过剩情形,竞争较充分,工资水平的上升就受到了大量劳动力闲置的制约;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缺乏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劳动力需求方刻意压低工资,特别是从初次分配的基础机制、计件工资这一工资结构形式上――或是提高劳动定额、或是降低单位价格――以变相的方式压低劳动报酬,这使得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整体偏低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从政府的财政体制来看。一般来说,GDp可分解为三大块:一块是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块是资本所有者所得,一块是国家的财政收入。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地方政府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而政绩考核的核心指标是地方官员能否创造出更多的GDp,为本级与上级财政贡献更多的收入。为了使GDp与财政收入能够快速增长,地方政府通常以税收优惠、或压低本地区普通工人工资成本以保证外来资本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率为条件而吸引更多的资本来本地区投资。由此,在GDp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听任本地普通工人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保持较低水平以保障资本的利得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就是近几年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和财政收入增长均大大超过GDp的增长、而劳动者所得比例远低于GD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从企业的工会制度来看。一方面,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改制的同时,工会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表现在许多国有单位的工会还停留在传统的角色上,而没有在企业集体协商制度所需具备的条件上去进行建设,或直接作为职工代表参与集体谈判。另一方面,在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发展亦很缓慢,或者根本就没有建立起工会组织。即使有工会组织,工会也不能代表职工参与收入分配政策、工资水平和各项福利待遇等的制定。面对普遍拥有用工权和工资水平决定权的企业,工人只能是企业收入分配的被动接受者。这就导致资方与劳方谈判地位的失衡。以至于企业利用其强势地位,压低工人工资水平和应有的福利水平,提高剩余占有率,这是导致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整体偏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对于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我们应如何看待?应该说工资――这一经济中的重要变量,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非常显著的。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表明,低廉的工资成本无疑是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和巨大的市场,中国形成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成为世界上重要的产品加工和制造基地。也正是凭借低廉的工资成本,使我国资本积累不断加速,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不过,在看到低工资给中国经济带来成功的同时,也还应该看到低工资也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阻碍产业结构的演进、难以支撑对外贸易的发展、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导致居民收入结构失衡。

由上我们看到,中国宏观经济中的各种突出的问题,如消费和积累的关系失调、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不强、农民工市民化受阻、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等,都与低劳动报酬或者说与低工资水平及其决定因素有关。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劳动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价格。这一价格是通过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双方的竞争而形成的。工资水平是影响市场经济运行是否有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市场机制是一个整体,它是由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等多重市场组成的。任何一个市场的不均衡将导致整个市场体系的不均衡。当前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就是要素市场不均衡的反映,是劳动要素报酬过低、资本、管理要素报酬过高的反映。因此,要维护整个市场的均衡,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必须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工资决定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那么,如何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

首先,从完善劳动力市场入手,消除市场的割裂状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是由市场决定的,但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受到相关制度的影响,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流动受到阻碍,市场竞争不充分;再加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之一是大量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受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影响,供求双方在权利和地位上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这使得我国劳动力市场工资整体处于较低水平,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因此,要消除各种制度,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实现各类劳动力的平等就业,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使劳动力市场的统一,这是让劳动力价值得到合理的体现、劳动者报酬率得到客观反映的基础。

其次,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由于中国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关系还不完善等,以致出现企业劳动合同签约率低,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不高,职工劳动保护不够,职工工资被压低、被拖欠等不和谐现象,这使得市场经常会出现失灵,工资水平的决定更为复杂。因此,必须依靠政府进行干预,以确保劳动者劳动报酬权等各项权益不受侵犯。

国外劳动力市场现状篇10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0-0266-01

一、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研究的理论演进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与劳动力市场分割相对应的概念。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可以由价格机制实行充分调节的统一体。劳动力的买卖可以在这里实现平等的交换,工资决定了劳动力供给的平衡。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的研究是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前提下进行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便是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所以根本就不会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变迁、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观点提出质疑。

从20世纪中期开始,很多学者发现对一些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问题如歧视、贫穷、劳动力流动障碍等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往往无能为力。于是很多学者转而把视角定位在制度和社会因素对劳动报酬和就业的影响上,并于70年代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应生水起,从而使得劳动力市场一体化问题逐渐得到理论界的重视,逐渐成为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

所谓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主要就是要修复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这必然要打破现今这种分割的局面,减少行政力量对市场的干预,增强市场活力。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分割现状

就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看,既有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所述的正式劳动力市场与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同时也有城乡分割、地区分割、所有制分割以及行业分割等。同时这些分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渗透,从而使劳动力市场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多重分割的格局。

1.制度性分割。制度性分割主要包括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不同体制的部门之间的分割等。

2.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中国一级劳动力市场与二级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趋势日益显现,由正规企业、行政机关和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职员所组成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与这些部门之外的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3.行业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古典经济学假定劳动力市场是一元化的和统一的,劳动力具有同质性。但实际上,经济结构是复杂的,不同的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其生产效率是有很大差异的,工资决定的方式也不相同,因而即便人力资本积累相同,所获得收入也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特定的制度设计以及制度的惯性密切相关,也有学者认为市场本身的运行也有一定的影响。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种种分割必然是对劳动力市场竞争原则的否定,严重影响劳动力资源配置和劳动效率的发挥。借鉴国际经验来看,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市场分割,但是政府可以减少行政干预和改革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以此来培育市场机制,逐步建立一个统一的,具有弹性的、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二)分割的影响

1.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制约

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会受到来自投资回报方面的制约,从而使得人力资本的积累总量受到影响。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会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的投资。这种投资包括正规教育、在职培训和流动。

2.对就业增长的制约

一级劳动力市场上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率抑制了厂商增加雇员的动力,同时,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失去工作的的劳动者亦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造成的自愿失业。最后信息搜寻障碍导致的摩擦性失业。

3.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

将一个经济体系的不同部分切割开来,各个不同的部分自我循环,而且还可能出现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生产剩余的占有,这是导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即便不能说一级市场上的高收入导致了二级市场上的低工资,但可以确定地说,弥合两个层级市场的分割有助于降低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差距。

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思考

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要从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角度出发,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通过改革创新,利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的调控手段,打破这种分割的局面。政策保障的前提下,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使劳动力能够根据市场的需要合理的流动。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一)户籍制度改革

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隔绝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主要障碍。由于我国目前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还较为悬殊,且在今后相当一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近期内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难度较大。户口迁移政策的放宽,要从我国实际出发,按照尽可能降低改革成本,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

(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培育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障为劳动力供求双方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解除了后顾之忧。

由于非市场性因素的普遍存在,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就业和福利保障的保护程度。用人单位通过压低工资水平或不承担外来民工其他福利保障支出而获得比雇用城市本地劳动力更高的利润,这既加剧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难度,也成为完善一体化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障碍。

(三)培育市场中介组织

培育市场中介组织,能够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进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中介服务要和劳动力市场信息网联网,从传统的介绍工作,向上下游延伸。要加强制度建设和市场培育。政府对劳动力市场中介的发展,应定位于宏观指导、监督管理;重点加强劳动力市场中介行业协会建设和进入、退出机制建设,促进行业规范、自律;加强对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的绩效考核,通过绩效测评与管理改革,改善中介组织的市场服务水平。总的来说,对市场中介组织的培育要达到有效传递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产业之间的供求状况和信号的能力。

(四)人力资本的投资

经验证明,劳动力素质对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关系极大。提升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能力,对于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具有重要意义。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就业职能培训更是重点,我们要根据农村劳动力的素质状况做好就业职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劳动力的就业竞争力。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相继推出对农民工文化和技术水平种种要求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民工培训的力度,否则农民工将很难跨越这道门槛。

四、结语

在进行以上改革的同时,政府要对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政策上有所倾斜,主要有发展第三产业、和发展乡镇企业等。另外,各种政策层面的改革要注意相互间的衔接,各种配套改革要并行不悖。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需循序渐进,首先在发达地区探讨建立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的机制,实现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在若干这样区域市场建立且充分运作基础上逐步扩展,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