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内在矛盾;演化;经济危机的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8-03
0前言
目前,有关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问题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解释:其一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从经济行为主体心理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市场供求失衡。其代表人物是J.m.凯恩斯。其二是运用矛盾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
笔者认为,以唯心史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只是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并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在短期来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其理论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由此而来的危机治理政策也会收到很强的效果。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美国经济从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迅速摆脱,并在二战中得到强劲复苏。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并未触及到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故而只能针对经济危机的表象实施一些反危机政策与措施,给经济机体的长期健康发展留下隐患。追根溯源地讲,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凯恩斯主义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为二十世纪末以前发生的经济危机提供了最为完整、最为系统、最为全面、最为科学的解释。然而,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推广,现代信用的高度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以高度证券化和资本化为显著标志的、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已高度发达,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却表明,仅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引起的(实体经济领域)生产相对过剩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还是远未达到事情的根底。但是,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矛盾分析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法。本文正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视角对商品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从而深入探讨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演化与经济危机的形式的演化的内在联系,进而得出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的结论。
商品经济是人类劳动生产力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正是这一水平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推动作用是通过推动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形式的演化来实现的,而这种演化又决定了经济危机形式的演化。1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与局部性的经济危机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以个体分散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与这一时期人类劳动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在于实现不同个人劳动产品的互换。最初这种交换是以以物易物即商品――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一形式下,买的过程就是卖的过程,买和卖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因此,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商品经济时期根本不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商品交换的日渐频繁与商品生产的日益扩大,商品经济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阶段,商品交换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货币――商品。货币的产生使买与卖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过程,一个人卖了自己的产品并不一定要马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别人的产品。这就可能造成另外的卖者卖不出自己的产品。这种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对立需要在危机中实现二者的统一。这便产生了一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
货币的使用带来了经济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逐渐产生了以赊销商品和延期付款为形式的商业信用。这时,社会上的一部分商品是以赊销的形式出卖的。尽管商品已经转手,商品所有者之间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人们要的是实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危机。这是普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一时期,这些构成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的商业、货币和信用危机。例如,“17世纪初,由于投机倒把和伪造货币引起的卢卑克的危机;1673年郁金香的疯狂投机造成的尼德兰的商业、货币危机;1763年的汉堡商业危机等。这些危机的重要特点是由商品生产以外的因素引起,并反过来影响商品生产,只是这种影响微乎其微。由于这些危机都是发生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局部,对社会经济整体影响较小;故而我们统称它们为局部性的经济危机”。
2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随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许多人集中在一起生产商品的现象,这标志着商品经济已由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过渡到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时期是由发生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时期。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演化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由此,经济危机也开始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简单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运动包含着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笔者认为,这里的关系就是指在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机器大工业和逐步走向发达的信用关系以及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传导机制(如图2-1)是:首先商品生产与消费之间即供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暴露于商品生产流通领域(表现为由于产品的大量过剩而导致的产量下降、物价指数的下滑和工商企业的大量倒闭),进而波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表现为失业的大量产生和资本市场的极速滑落)。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危机反过来影响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的衰退。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典型事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1929年中期,美国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到同年秋季,局势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设业,都在大幅度减少,工商企业大量倒闭。”“1929年10月23日,股市急转直下,10月24日即“黑色星期四”股市再次惨跌。”“1930年爆发的银行危机使美国从1929-1930年经济衰退中实现复苏的努力付诸东流。大萧条带来大量失业。1929-1933年,美国Gnp下降近于30%,失业率从3%升至25%。”
3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与虚拟经济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实体经济是指“从事生产的实际活动,包括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服务,以及交通、旅游等为直接消费提供服务的活动。”虚拟经济是指“经济活动中,以虚拟资产为对象,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经营,以谋取利润或报酬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包括对虚拟资产的买卖、中介、咨询等,此外,业、业等根本脱离实际经济活动的行业也属于虚拟经济。”
生产要素市场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证券化和资本化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在实体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但与此同时,虚拟经济的运行又可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运行,形成相对独立的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由此,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演变为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爆发便表现为虚拟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形式的发生机制(如图3-1)是当虚拟价值增殖过程极度活跃(主要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极度泛滥),从而超过了实体经济过程的承受能力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就要通过虚拟价值的贬值(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值的下降和金融衍生品价格的大幅下降)来恢复,这一贬值过程会导致作为虚拟经济运行载体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或运行困难以及资本市场的严重波动(主要表现为股市的狂跌和债券市场的混乱),重挫人们的心理预期,由此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影响实体经济顺利运行甚至造成全面停顿,实体经济的困难又反过来加重虚拟经济的危机。
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危机的典型事例是由肇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后来,“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升为6.8%”。“利率的高调,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降,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相应地以此为基础发行的各种金融金融衍生工具也开始急速贬值和股票债券市场的暴跌,以及雷曼兄弟为代表一系列投资银行的生存危机,至2008年10月终于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伴随着危机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的逐步蔓延,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的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国民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打击。伴随着企业的大量倒闭,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经济面临着陷入全面萧条的危险”。
4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矛盾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化,而这种演化又决定了经济危机形式的演化。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人们就时刻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威胁,尤其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形式出现时更是如此。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这一矛盾形式的基础是在人类常态社会中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剥削劳动)的矛盾运动,只有实现了人类劳动的完善化,消灭了变态劳动,商品经济的这一基本矛盾才失去了运行的基础,人类社会才可由此进入产品经济形态,只有到那时人类才可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梦靥。然而,现时代的人们必须努力用社会理性来抑制人类变态劳动的疯狂,加强对这一变态的表现形式――虚拟经济尤其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有效监管,实施强有力虚实经济一体化调控,将虚拟经济的发展控制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使社会经济尽早过渡到产品经济形态。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是以商品经济一般为对象,并未涉及对经济制度问题的考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一般性来讲,它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特征,故而,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运动,在实行这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起到作用;另一方面,就其特殊性来讲,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更强的社会理性。这种优越性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表现的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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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3.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2
一、用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学习与分析就业问题
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它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同时还要求我们重视正确意识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的就业现状是:人口总量和劳动力总量都比较大,劳动力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完全适应,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就业信息不畅通。这种现状在我国是客观存在的,是物质的。这种现状决定我国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党和政府要加强引导,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这种现状也决定劳动者本身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即树立自主择业观、竞争就业观、职业平等观、多种方式就业观,靠自己的双手开拓新的生活,展现平凡而伟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风采。同时党和政府这种积极的就业政策的实施、劳动者正确劳动观念的树立,一定会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改变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
作为主观意识范畴的国家就业政策与个人的正确的就业观念始终紧扣我国的就业现状,而这些就业政策与观念又对改变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好体现了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二、用矛盾的观点学习与分析商品的基本属性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的对立属性是斗争性,是矛盾双方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属性,它体现着对立双方相互分离的倾向和趋势。矛盾的同一性是矛盾双方相互吸引、相互联结的属性和趋势。它们是矛盾所固有的相反相成的两种基本属性。要求我们必须用一分为二、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将矛盾的斗争性与同一性有机地统一起来。
商品的基本属性是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性表现在:商品是两者的统一体,缺一不可。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如果物品没有使用价值,人们也不会愿意在上面花费人的劳动,就形成不了价值。同样,如果一件物品有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它也不能成其为商品。两者的对立性表现在:使用价值是指商品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即商品的有用性。它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体现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价值是指人类凝结在商品中无质的差别的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作为商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可能同时占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生产者为实现商品的价值必须让渡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商品的消费者要想得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必须支付商品的价值。
三、用联系的观点学习与分析有关经济全球化的问题
联系是指一切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联系是客观的,它的客观性是指联系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客观现象,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人们强加给事物的。世界上没有孤立存在的事物,每一种事物都是和其他事物联系着而存在的,这是一切事物的客观本质。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劳务、技术、资金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配置,使各国经济日益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趋势。各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一个国家不可能不与其他国家毫无联系而孤立存在,在社会不断发展的今天,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取代了。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坚持参与经济全球化。
四、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学习与分析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3
关键词：改革；社会基本矛盾；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17(C)-0254-01
众所周知，改革按其内容和在社会上引起的深刻变化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但就其性质而言，则如邓小平所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p121
改革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也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一些根本制度，如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等，与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合的；而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则是一些具体体制。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般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在不改变社会根本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来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身的要求，是一种自觉的行动。改革是社会主义自觉再认识的结果。它能使人们觉察到各种体制的弊端，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不理想的症结所在，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这种自觉行为首先表现在，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而不是某个人的随心所欲。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维护社会主义性质。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改革不仅不能动摇和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竭力维护、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同其他事物的生长、发展过程一样，是一个自身发展的渐进过程。比如，要解决体制问题，就要根据具体情况、根据实践，不断总结经验，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由不成熟到比较成熟，这个过程，自然不需要外在的强制力量，只能通过改革来不断完善。
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一论断，深刻反映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着重强调了改革不能改变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必须维护社会主义性质，对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一切做法，都要坚决纠正。同时，也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对采取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当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加以反对。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时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这些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没有阶级性。”[1]p298邓小平关于“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对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认为社会主义是“纯而又纯”的，凡与资本主义沾边的都害怕。邓小平教育我们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之后，改革中就可以大胆地采取一些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的措施，诸如发展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发行债券和股票，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运用价格、信贷、税收等多种经济杠杆。这些都是伴随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利用它们加速发展生产力，尽快摆脱贫困。
要解决人们害怕、担心资本主义的问题，除了要清除过去“左”的思想影响外，主要的是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事实来说明。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商品经济的管理方式和组织形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同时又牢牢地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力地消除了人们的疑虑。但是，也应注意到，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甚至不满意的问题，比如在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税收工作没跟上，管理措施不得力，一部分人并非是诚实劳动而获得巨额收入。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相违背。对此，邓小平告诫人们：“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是真的走了邪路了。”[2]p99
总之，我们一方面要把发展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搞出一些什么新的资产阶级来。
作者简介：毛贻伟（1968.08―），男，河南原阳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09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孙常青（1979.11―），男，河北威县人，河北大学政法学院，09级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4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5
1.商品，商品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有了社会分工和私有制以后才出现的，而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社会生产力经过封建社会的缓慢发展，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而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生产力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也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中日益显露出来了。换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尖锐化，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垄断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和现代世界的三大矛盾，这一系列矛盾又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要从根本上克服这些矛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而代之。资本主义的灭亡，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3.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的产生、发展、状大，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目前，在我国已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同时，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仍然不高，而且发展又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呈现多层性，这就决定了我国不能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我国逐步建立的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分别与不同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在各自的范围和领域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们评价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不能以“一大二公”为标准，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
4.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迅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发达阶段的商品经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5.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使社会中出现日趋复杂的行业和部门，各部门、各行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会影响其他部门，因此，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等经济资源，按一定比例配置给各个部门，也就是要求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正确安排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发展。
6.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中间环节，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才能促进经济建设的更快发展。我国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它是由我国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按劳分配是主体，坚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执行鼓励一部分人和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它使劳动者的个人收入与他们付出的劳动直接联系在一起，必然激励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使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改进和革新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他分配方式也是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它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的发展。正确引导消费，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6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违背其基本原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有局限性，但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历史时代的局限性。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品质和鲜明特征，应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科学真理的同时深化对其的再认识和深入研究。
通过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和深人研究，我们意识到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是在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后，即工业化初期的蒸汽机时代。当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农业物质生产为主，非物质生产比重很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生产中体力劳动占绝对优势。所以，马克思以考察产业资本为主，着重研究的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科学与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和经济发展迅猛强劲，市场机制的作用和范围不断扩大，使得现代劳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构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深切表明: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种类在增加，已不局限于产业劳动者的直接生产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领域也在拓展，即向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早已不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实践在发展，理论要创新。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
其实，马克思也不是对此一点没涉及和预见到。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生产中也不是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商品价值的惟一创造者。马克思一方面鲜明指出资本家是社会生产中的寄生虫并坚决抨击之，另一方面，马克思绝不无视或轻视作为企业管理者的资本家在商品价值创造中的作用，相反，马克思也承认他们参与了商品价值的创造，并对管理型资本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中的领导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解决了前人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理论困难，回答了为什么劳动要转化为价值，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又怎样创造价值的问题。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首先发现并论证的，它是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劳动价值论及其劳动二重性学说，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进行政治经济学学习与研究的决定性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劳动二重性是揭示商品经济内在矛盾运动发展的钥匙，也是揭示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化商品经济道路的钥匙
马克思第一个阐明了商品的二因素，指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物，由此创建了商品二因素学说，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就看出了这一点，却不能解决它。亚当·斯密在其政治经济学范畴中就反映了商品的二重性，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但是，由于他(他们)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因而不真正懂得商品的二因素，最终只能将价‘值和使用价值混同起来。马克思明确指出:在他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为“劳动”的分析都是不清楚和不彻底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也就是说，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商品二因素不过是劳动二重性的产物和表现形式。
货币是商品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商品的第一次外化。商品是使用价值的体现、具体劳动的产物;货币是价值的体现、抽象劳动的结果。马克思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包含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现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是商品交换的必然。
货币之所以能作为价值物存在并行使其职能，始终是因为它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所以，从本源上看，货币拜物教和现代拜金主义一类，不过是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在认识上颠倒商品与货币，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根本不懂得或歪曲了劳动二重性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劳动服务是商品的第二次外化。但无论是它的使用价值或价值，都不具有物质形态，所以服务商品的二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这也是我国第三产业发展长期滞后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因。其实，服务作为商品，具有一切商品所固有的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二因素。只不过其二因素在表现形式上有不同于任何其他商品的特点。服务的使用价值即由劳动服务引起的效用，比如马克思举例分析的运输业所出售的商品使用价值，就是场所的变移。为了取得场所变移的这种效用，劳动在特殊的合乎目的的形式下被消耗，而相应耗费的还有生产资料如燃料、运输工具、交通设施等;“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而且，服务的价值同样取决于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价值运动要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因此，在一个时期的服务价值变动，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化方向和速度是基本一致的，即呈上升趋势。
马克思通过劳动二重性对服务商品二因素的揭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讲，不管它是以物质形态出现显而易见也罢，还是以非物质形态隐蔽地出现也罢，其实质都是资产阶级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来讲，认识服务商品的二因素，把服务业及其产品作为市场交换的内容和社会总产品统计的对象，对积极发展第三产业，扩大社会生产力和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都有直接的指导性。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商品的第三次外化。劳动力成为商品是有条件的，同时也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必然产物。劳动力一旦成为商品，不容置疑的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结合，只是有它自身的特殊性而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其特殊性在于它可以还原为维持劳动者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了一个历史的道德的因素。正因为这样，劳动力价值的构成内容、范围、比例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而且使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劳动力商品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即创造商品价值的能力。
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向我们充分表明了培养人尤其是教育人的重要性。人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一切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实现“两个转变”，要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身体健康的劳动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和科技发展体制。因此，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所揭示的发展生产的两种方法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以增加社会劳动总量，增加投资来发展生产，扩大财力开发是可以的，但对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却十分有限。因此，与之相适应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和外延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过时。而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基础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无限的，因为具体劳动的增长、科技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是无限的，这就是我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走以内含扩大再生产为主的道路的依据。
二、劳动二重性是解析资本主义复杂经济现象的密码，也是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复杂现象新情况的密码
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经常会碰到许多矛盾的经济现象和复杂的经济过程。只有透过这些矛盾的现象和复杂的过程，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充分预见到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困难，他说:“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盾”，可能把他们引人迷途。他还告诫后人，要科学地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仅仅依靠某些个别的、偶然的、孤立的事实是完全不够的，甚至还可能产生歪曲资本主义经济实质的论点，而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作系统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劳动二重性学说。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视为剖析资本主义关系的方法论。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及其方法论作用是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全部事实的基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是从商品细胞开始的。他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指明商品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而且阐明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因素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以商品生产从而也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全部矛盾的萌芽状态开始的;因而，贯穿资本主义经济始终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抗性矛盾自身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表现形式。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引起政治经济学革命性变革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以劳动二重性为依据的。正是考虑到劳动二重性学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及其基本规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科学地提出并解决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必须以明确区分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价值的劳动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为前提。从劳动二重性学说出发，马克思成功地解决了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成为难题的关于简单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分问题。尽管简单商品流通(w-G-w)与资本流通(G-w-G}存在似是而非的相同之处，而实际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属于两个不同经济时代的标志，是以商品二因素的对立为基础的。
正是由于把劳动二重性的方法引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他写道:“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由劳动二重性决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的观点，还引出了雇佣工人劳动的二重性、资本主义工作日的二重结构，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剥削程度的二重方法，资本的现象和本质以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等重要观点。由此展开的进一步分析，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并阐明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的其他重要理论，如积累理论、流通理论、再生产理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经济危机理论等等，都是以劳动二重性原理为基础的，都可以劳动二重性作为方法论手段来破译和论证。
三、劳动二重性学说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创新社会主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否定与发展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走过的一条成功道路。没有密切地联系实际经济生活，特别是在对一切新经济现象的分析中，不断与资产阶级经济学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会有今天的蓬勃生气。劳动二重性作为认识经济过程的方法，也是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力武器。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建立自己的理论时，“毫无例外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是普遍地把具体劳动同抽象劳动相混同，尽管这种混同在不同流派有质的区别，但根源却是共同的，在于它们的阶级局限性。
在古典学派那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凭直觉划分劳动的两个方面，而没有把握它们内在的矛盾统一。其代表人物就是亚当·斯密，由于他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于是也就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外部形式与内在本质的对应关系，结果只能得出片面的自相矛盾观点。发展下去，不可避免会产生像著名的“斯密教条”那样的错误结论，因此马克思鲜明地指出:“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不过，马克思并未就此否定斯密理论的科学内涵，相反地肯定了他促使人们去认识劳动二重性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在庸俗政治经济学则是另外一回事。对它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划分，正好相反，蓄意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混同，是其理论思想的一般原则，实质是要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抹煞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界限。“生产要素”论就是典型的例证。
“生产要素”论的创始人让·萨伊，以斯密的“伟大继承者”自居，但却否定劳动是价值的基础，抹煞了斯密的主要贡献，主张物品是否有价值在于它是否有效用。他以生产三要素论来说明效用的产生，认为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并且偷梁换柱，在用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代替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之后，把参加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具体劳动、生产资料、土地概括为价值的源泉。很明显，萨伊混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更是混淆了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妄图用一般生产来偷换资本主义生产，用一般劳动来顶替雇佣劳动，用生产资料取代资本，用土地代替地产，以此达到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资本剥削的本来面目。萨伊还否定了斯密分配理论中的科学成份，主张既然价值(效用)是生产过程三要素共同创造的，那末，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基本阶级收人的源泉就应该是:劳动—工资的源泉;资本—利息的源泉;土地—地租的源泉。这就是马克思所批判和讥讽的“三位一体公式”。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7
一、经济发展是工商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当人类在进入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以后，由于扩大了商品的生产，后来就渐渐形成了国家而且还使得国家的集权不断地加深，为了维护私有制和统治阶级利益，设置一个专门性的工商管理机构来对商品经济的市场主体以及一些市场交易行为进行管理与监督，维护并规范市场的经济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以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为代表的商品经济产生及发展是工商管理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决定因素。我们还不难发现，工商管理机构的形成，正在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向成熟和完善迈进。
二、经济发展与工商管理是相互促进的
当商品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有了市场经济这一产物，它是市场作为一种配置社会资源的“无形的手”在发挥基本的调节功能的经济。从一般的市场经济来看，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市场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的种类不断增多，市场的法规不断完善，市场的发育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自主意识不断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等，都为我国的工商管理不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以及需要对其进行优化、改良的紧迫性。而且，工商管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促使了市场经济自身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两者之间是由于互相补充和完善从而实现共同发展的。
三、经济发展是推动工商管理进行完善的动力
如果按照原先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基本观点来看的话，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就需要生产关系的不断优化和调整。当人类从自然经济状态进入封建经济甚至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时代以后，商品经济的许多活动中，都存在着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这些主体通过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在彼此之间产生各式各样的利益关系，这样的多元主体中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首先，单个的经济主体所追求的活动目标就是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而这样的情况就可能会与我们国家的整体宏观目标不同，甚至是与国家所追求的经济目标背道而驰或冲突，对于这一类的经济行为要进行调整，仅靠经济个体本身和单一的市场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个体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也会存在一些弊端。由此可见，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的工商管理部门利用一定的强制手段或是政策措施来对其予以监督和协调。
其次，单个的经济主体为获得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进行物物交易活动中取得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异会爆发出一场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这就会使得市场经济一系列活动中现存的矛盾更加加剧或者是出现新的矛盾，这就要求工商管理部门要考虑并参照实际的市场现实情况，按照维护和建立一个有序、公平、竞争和开放的经济型市场，对各个利益主体的交易活动进行适当的管理和干预。
最后，如果我们将范围进行扩大，在世界性的市场领域中，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的物物交易活动，由于国家同样存在自己的利益需要，所以促使了经济主体间存在的经济利益矛盾不断加剧。外汇制度、倾销以及资本流动贸易的限制等都对商品市场经济和谐稳定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为了更好地维护整个世界的经济稳定和商品交易活动的公平性，维护正常的、和谐的国际贸易交往秩序，就需要工商管理活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全球化的工商管理机构来对国际贸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加以解决或是协调。根据上述的内容可以看出，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发展和生产关系进一步的优化，经济飞速的发展引起了各种利益主体彼此之间的矛盾关系渐渐频繁化和复杂化。本来单纯的市场调节机制就不够完善，它自身的力量就非常有限，所以就要求工商管理能够不断完善机制、更好的发展，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现有的市场经济进行维护、管理、监督、协调和完善。
四、结束语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8
论文摘要：当前进行的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具有以往争论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实际上，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草之间矛盾的理论表现。而这一矛盾却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内容。它表明：这一矛盾在改草之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研究、探讨这个问题，并做出正确的回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理论工作者不能回避的责任。
一
当前，以晏智杰教授与卫兴华教授为代表的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具有已往争论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突出地表现在:(1)双方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在是劳动价值论的个别问题，而是其根本问题;(2)争论的双方，不再是共同承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展开的争论，而是其中一方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正确性、科学性提出质疑，认为应该加以修改或突破而展开的争论。
这场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诚如晏教授概括的:“你说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重新认识经济学的价值概念，他说这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不相符合;你说价值源泉不仅有劳动，还有其他要素，他说这是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观点;你说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一定否认剥削，他说这不可能，理由是:马克思就是这样批判萨伊三要素价值论和三为一体分配公式的;你说传统的劳动价值论有历史局限性，应该对之有所突破和超越，他坚决反对，理由是:这样做就是否定劳动价值论，就是反马克思主义，……”晏教授用“你说，他说”的形式，概括了双方争论的一些主要问题。所说的“你说”的你，指的就是晏教授本人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他说”的他，指的就是卫兴华教授以及和他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双方争论的这些主要问题，即从价值概念、创造价值的源泉，直到劳动价值论是否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等问题，涉及的都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本性和实质性问题，即劳动价值论本身存亡筱关的问题，因而，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和注意。
在这场争论中，晏教授表示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正确性和科学性的质疑，明确表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的要求，应该修改和突破。如他所说:“其实我对劳动价值论的缺点和不足所做的说明都是一些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例如，我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预见，因为按照马克思经济学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就应当寿终正寝;又如我还指出了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同样超出了原来的预想，尤其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而传统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同商品生产或市场经济是势不两立的，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我根据世界发展潮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也难以从传统经济学得到理论的支撑，其间的距离和抵触该是何等的巨大，对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该是何等的关切。”.
在这里，我们不去对所谓“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进行是非的讨论，也不想对“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是否科学等而展开辩论。需要指出，引起人们关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说对“尽人皆知的基本事实”和晏教授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和重大决策”，“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如果不对这些否定，那它“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了”。晏教授把市场经济改革的事实和理论与马克思经济学说之间的对立、不相容等说得如此明白、透彻。这正表明晏教授已经深刻地感到马克思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着极其深刻的难以弥和的对立和矛盾。
面对这一矛盾，晏教授试图用修改、突破和超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办法，使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要求，提出:“传统劳动价值论有历史局限性，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对之有所突破和超越……。”“哪怕是劳动价值论这样的基本理论，在新形势下甚至会被要求加以修改和突破同样不可避免。’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科学论断”，诸如“价值源泉不仅有劳动，还有其他要素”，“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一定否认剥削”等等。然而，正是这些所谓“新的科学论断”，在卫兴华教授等人看来，非但不是什么“新的科学论断”，而且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丑化、窄化和矮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和否定，故而加以反驳和批判，从而展开了这场意义重大的争论。
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生活中，集中表现在这样一个间题上，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全民所有制的条件下，能不能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这是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提出来，但未能很好解决的老间题，现在又被重新提出来了。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的回答是，社会主义不但不能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而且，还要消灭商品或市场经济。如恩格斯明确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会被消灭。”主张并坚持社会主义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人们则认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在内)的条件下，不但可以也应该搞商品或市场经济，而且，还要大搞商品或市场经济。
这样两个鲜明而又对立的观点通过劳动价值论的这场争论充分地表现出来，一是要坚持并捍卫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必然是反对社会主义走发展商品或市场经济改革之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说对资本、对私营经济、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定的，否则就不是马克思经济学了。反之，而要坚持走商品或市场经济改革之路，必然要提出修改、超越和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因为，改革的行为和理论都“难以从传统经济学得到理论的支撑……其间的距离和抵触该是何等的巨大，对我们改革和发展的命运该是何等的关切。”
二
晏教授等人根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间存在矛盾，并以此为由，提出修改、超越、突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这种根据或理由是片面的，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同样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不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经济学说，来否定这种改革实践。这两种说法各执一端，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像这样重大的间题，必须要有更充分的不容辩驳的事实，才能进行说明。基于这种要求，像晏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可是，却没有说明“成功实践”指的是什么?是指社会主义已经成功地搞起或搞成了市场经济?还是指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成功地巩固、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指的是前者，是不会有异议的，因为，社会主义完全可以把市场经济搞起来，而且，还会使它不断完善、健全。然而，搞起来的市场经济是不是巩固、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方面需要用建立市场经济以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变化的事实来说明。
关于这个间题，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曾告诫过:“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人那些为自己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个纽带，最初，……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的耕地;最后，货币促成了遗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在这里，恩格斯清楚地阐明了商品经济是怎样一步一步地否定、瓦解公有制，使人们似乎有身临其境目睹其过程之感，首先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然后，破坏为自己生产而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各个纽带。最初，使个人耕种代替共同耕种;后来，取消了定期重分耕地;最后，把剩下的一点公有部分也分了。
历史的事实也充分地证明了商品经济必然否定、瓦解公有制。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之间发生了商品交换，这是商品经济的萌芽状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渗透到公社内部，其结果，不是巩固、强化了原始社会的公有制，相反，加速了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破坏和瓦解。当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原始社会公有制的瓦解，促进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不是从社会的进步而是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它也充分地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是不相容的，是商品经济否定、瓦解公有制的历史证明。
遗憾的是，现在有些人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商品经济和公有制并存这一事实，看作是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可以相容的历史证明。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欠妥。事情很清楚，假设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能够相容，那就一定会相得益彰，即商品经济发展了，公有制也能得到强化和巩固。然而，事实相反，商品经济发展了，公有制却逐渐地被削弱、瓦解。可见，把原始社会末期出现和存在的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作为商品经济与公有制之间没有矛盾，可以相容的证明，是不科学的、不恰当的，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曲解。
三
中国改革实践也在继续证明发展商品或市场经济，必然削弱、否定、瓦解公有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加以说明。
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改革以来，采取有偿转让的形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也有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相对地缩小。改革过程中，国家采取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它们发展很快，在个别地区还占有绝对优势。就全国来看，在数量、固定资产、商品零售额、上缴税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经济部分对当前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不是1/3了，而是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国一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私营单位数量已占总数的43.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数量。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明显地在相对缩小。
三是中、小型国有企业越来越被个人所控制。在实际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广泛推行着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在这些责任制中，权力、责任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承包者个人或私人身上，他们有决定和左右企业和职工命运的权力，承包者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同时，也更明显地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生产或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将成为企业“本身的主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向私有制演变，这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私人成分在不断扩大。如果说在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中，私人成分还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出现，那么，在改革进一步深人并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则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存在和扩大着。
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这样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通过互相参股或出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构成这种股份制的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不明确，即资产、资金等产权都是不明确的。当它们拿着自己握有的那部分产权不明确的资金去购买股票，即把产权不明确的资金换成了股票，那么，这些股票的产权是不是就明确呢?显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这里改变的不是资金的产权，而是资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来的货币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通过购买对方股票或互相参股而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样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来购买对方股票的资金，其产权是不明确的，现在换成股票了，其产权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经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把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只用私有制经济来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
一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改革以来，采取有偿转让的形式，使相当多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转为集体企业或私营企业，也有的国有企业被私人企业兼并，使全民所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绝对地减少了。
二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相对地缩小。改革过程中，国家采取允许、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几年来，它们发展很快，在个别地区还占有绝对优势。就全国来看，在数量、固定资产、商品零售额、上缴税收等方面的比重也在迅速增加。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经济部分对当前经济总量的贡献，已经不是1/3了，而是超过了50%。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报告显示，截止2001年年末，我国一共有法人单位510.7万个，其中私营单位数量已占总数的43.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数量。这一切表明全民所有制经济明显地在相对缩小。
三是中、小型国有企业越来越被个人所控制。在实际存在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广泛推行着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在这些责任制中，权力、责任和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承包者个人或私人身上，他们有决定和左右企业和职工命运的权力，承包者越来越成为企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支配者，同时，也更明显地成了企业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发生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种现象，即生产或生产资料的支配者，将成为企业“本身的主人”。随着这种趋势的进一步加大，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现象发生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
四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在向私有制演变，这主要表现在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私人成分在不断扩大。如果说在承包等形式的责任制中，私人成分还没有以它本来的面目直接地出现，那么，在改革进一步深人并广泛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主要是股份制中，私人成分则以它本来的面目出现、存在和扩大着。
就全民所有制企业来说，可能采取的股份制形式，不外有这样三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的各个企业通过互相参股或出资创办的股份制企业。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显然是解决不了的。因为，构成这种股份制的各个全民所有制企业本身的产权不明确，即资产、资金等产权都是不明确的。当它们拿着自己握有的那部分产权不明确的资金去购买股票，即把产权不明确的资金换成了股票，那么，这些股票的产权是不是就明确呢?显然，是不明确的。因为，这里改变的不是资金的产权，而是资金的存在形式，即把原来的货币形式变成了现在的股票形式。第二种基本形式，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公有制形式的企业通过购买对方股票或互相参股而组成的股份制形式。同样的道理，全民所有制企业用来购买对方股票的资金，其产权是不明确的，现在换成股票了，其产权依然是不明确的。第三种基本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其他各种不同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建立的股份制经济。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清楚，我们把其他各种所有制经济只用私有制经济来代表。即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改为股份制时，可以将国有资产折合成许许多多有一定面值的股份或股票，其中国家可以按比例握有绝大部分的股份。比如握有80%、70%…的股份，其余的20%、30%…的股份可以以股票的形式由私人经济所购买，这样，原来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就成了股份制企业，问题是，这种股份制形式能不能解决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确的问题呢?很显然，也是解决不了的。因为，国家握有的或占有的80%、70%…的股份，是由全民所有制企业产权不明确的资产或资金转化而来的，这些产权不明确的资产或资金转化成股份或股票其产权显然也是不明确的。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9
[摘要]本文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入手,说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构成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则力求开辟新的空间突破这种限制,当新的空间被资本开发殆尽时就会出现严重的全局性危机。文章回顾了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资本输出、国家干预、经济金融化等几个阶段突破基本矛盾的限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通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与世界战争、70年代滞胀和当前的金融危机一次次对资本主义发展构成新限制。文章认为当前危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发展空间开发殆尽的结果。今后,资本主义只有找到新空间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价值形式所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只有在货币形式上才能成为现实,因此,劳动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虽然取得了价值的性质,但并未直接取得被社会所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它们还必须经过那“惊险的跳跃”。
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占有社会生产条件的资产阶级能够通过控制和支配他人劳动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一特征,使得占有和掌握社会生产条件的阶级——资产阶级可以人为地把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人阶级的消费控制在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从而使社会形成大量的社会剩余产品。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经济的普遍化使得剩余产品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1](p651)剩余价值的占有与分配形成了十分复杂多样的经济范畴与运动形式、运动机构。
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些特征使它与生俱来背负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运动又产生出以各种具体形式存在和运动着的具体经济矛盾。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只有建立在社会化生产力基础上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力形成了生产之间的广泛联系,这一性质要求社会从生产的整体关联性出发,理性地处理生产中人与自然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内容也在日益丰富。然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条件下部分人对物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控制,使得社会生产不是按照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安排,而是按照少数人控制他人、占有他人财富的利益要求来安排的。生产的商品形式使价值与货币成为追求财富的直接目标,占有剩余价值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内容。价值、剩余价值作为独立的范畴,它们的存在与运动使生产活动可以超越其物质形式的限制,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弹性。也正是生产的商品形式,价值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也使人们看不清甚至看不到价值生产背后的物质联系,使价值拜物教成为根深蒂固的普遍观念。生产服从于少数人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地具有危机的倾向。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危机成为现实,这时,尽管社会已经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却不能用来为社会成员生产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劳动者与生产条件分离,物质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
商品经济的根本矛盾篇10
[关键词]：我国、三次、危机
[论 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也发生经济危机问题，现在理论界中争论不休。本文拟就我国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经济危机，谈一点浅薄看法。
一、问题的提出
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柬，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①斯大林所说的情况，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曾经出现过，只不过危机的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践的时间还很短，建国40年来，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受的挫折也很大，走了不少弯路。我们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找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引为鉴戒，才能加快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对于我国何时曾发生过经济危机，危机的表现如何，其原因是什么，应该怎样认识等问题的探讨，仍是十分必要的。
二、危机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中就医治了多年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接着用了不到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一九五七年顺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我们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尔后就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急于求成，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混乱状态，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从一九五九年冬的农业危机开始，后来发展到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业危机。在三年多的危机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危机在生产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生产大幅度下降。首先农业连续三年减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农业产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粮食总产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点三；接着工业也减产，一九六一年工业生产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八点二，一九六二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六点六。钢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二点五。煤炭的产量一九六一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一九六二年又下降百分之二十多。轻工业生产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十四。大批工厂、企业被迫实行“关、停、并、转，”一九六o年全国的企业单位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九千个，上万项未完工的工程停工下马或者报废，损失浪费极大。后来国家不得不缩减二千万名职工回乡生产，这相当于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危机在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表现是商品奇缺、严重不足，通货膨胀，物价不稳，自由市场的物价飞涨。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货币发行量猛增了一倍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国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点九，国家财政极为困难。危机在消费方面的主要表现是农村严重缺粮，发生了饥荒，城镇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一九六一年比危机前约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许多日用消费品都要执行严格的配售制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这次危机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据估算，危机使我们损失了国民收入一千多亿元，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我国进入了所谓“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是我国出现第二次经济危机的时期。这两年，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前期，也是“全面内战”“文攻武卫”的非常时期。那时群众被分裂成两派，搞武斗，各种条例、各种规章制度都受批判，被否定掉了，工农业生产很混乱。危机的表现。许多工厂企业处在停产或半停产的状态。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严重阻塞，使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都不能正常地维持下去，造成了工农业减产。比如，一九六七年工业生产比一九六六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八，一九六八年又下降百分之五；钢产量一九六六年已达到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七年却下降了百分之三十四点七，一九六八年再下降百分之十；一九六七年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一九六八年下降了百分之二点五。生产的下降造成了市场上商品短缺，日用消费品供应紧张，人民群众生活困难。
第三次危机是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三年，“四人帮”的破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民经济跌到了崩溃的边缘。危机表现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实际上处于半计划、半无政府状态，供、产、销严重脱节，企业开工不足，严重影响了整个工业的正常生产。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工业生产出现停滞，一九七五年略有上升。钢铁产量一九七三年已达二千五百万吨，一九七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六，一九七五年回升到二千四百万吨，到一九七六年又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九七六年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国营工业企业发生亏损，亏损额超过了七十亿元。市场上许多日用消费品供应严重不足，实行配售制，农贸市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出现财政赤字五十多亿。有些地区农民吃不饱饭，生活很艰苦。这次危机使我们的经济损失相当严重，据估算，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铁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述三次危机表明，危机在生产、流通各个领域中都有表现，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严重不足，其他各种表现都是由于社会再生产遭到破坏，生产严重不足所致。所以，我国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另一种形态的生产严重不足的危机，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不同。
三、危机的原因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的危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和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本身。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②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固有的基本矛盾被消灭了。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否也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
有的同志认为，造成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工作中的“严重失算”。我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联系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时间不长，它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很不完善。毛泽东同志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建国40年来，除了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和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及粉碎“四人帮”后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的十年外，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做出了“左”的判断，忽视了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基本方面，没有坚持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充分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而对它们之间互相矛盾的一方面，未能及时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调节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相反，我们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不断在生产关系和上基建筑方面进行所谓的“革命”，使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最终达到了冲突的地步。经济工作中的这种“严重失算”，引起了上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
回顾40年来的历程，我们在哪些方面人为地扩大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呢？
首先，过急过快地变革生产关系，使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所决定的，“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客观的关系。同时，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是，这一基本原理在我国却没有得到很好地运用。一九五六年，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理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合作社所有制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以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这是符合生产关系“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但我们却无限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只要一味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就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左”的观点影响下，既忽视我国农业是以手工劳动为主的生产力现状，也不考虑各地区、各生产单位之间的很大差异和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轻率地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甚至大搞”一平二调”，大刮“共产风”。企图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并要集体所有制尽快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种随心所欲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出现了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大倒退。在生产和交换方面，不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出发，错误地否认充分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长期以来，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看作同资本主义没有多少差别，企图取消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特别是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因而生产就不问市场的需求，不讲劳动消耗补偿，不讲经济效果，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在分配问题上，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企图用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来代替之。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劳动差别，想用穷富拉平的办法过早地消灭“三大差别”，造成“端铁饭碗”“吃大锅饭”盛行，“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所有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水平会变革生产关系，不是越变革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
其次，领导机关和企业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封建官僚习气和小生产的习惯，以致不懂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管理十分混乱，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旧社会的痕迹，使得官工官商式的、宗法式的超经济强制，以及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不同程度地带到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中。表现在，各级领导机关和企业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迭，效率低等官僚衙门式的经营管理方式，政企不分，不懂得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生产上不计耗费，不计成本，造成极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领导机关和企业中的强迫命令，家长制统治残余仍然严重存在，从重大经济方针、政策，到重要的建设项目；既不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群众的意见，也不经集体讨论，由领导人说了算，如一九五八年发动的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等；在工业中搞，小而全”、“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不注意发挥各地的优势，忽视生产专业化和分工协作；在农业中，不管各地自然条件的千差万别，一味强调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搞，要求各地区粮食统统自给。其实搞的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样混乱的经济管理是与我国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思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如果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失，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方面的祸害，从我国发生的几次危机都可以见到。
第三，频繁的政治运动以及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了我国生产力的极大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和我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为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由于我们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停顿地搞政治运动，频繁地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这是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一九五九年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使我们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停滞倒退。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运动初期，各级领导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工农业生产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这是我国发生第二次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文化大革命”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他们的干扰破坏使得计划经济机关不可能编制科学的国民经济计划，无法进行综合平衡，无法坚持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尤其是他们的破坏最猖撅的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大批“唯生产力论”，把抓生产加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资本主义”的罪名进行批判，致使工业不能根据社会需要和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农村则关闭农贸集市市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出现了第三次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总之，从我国出现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看，导致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正确地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是人为地扩大了这些矛盾，使矛盾发展到冲突的程度。
四、应如何认识
对我国发生的三次经济危机，应如何认识呢？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承认经济危机，而不能讳言危机。这样有人会发问：一，既然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它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什么区别？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还有没有优越性？
关于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经济危机，两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一，危机的实质不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恩格斯指出：“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pi’ethorique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可见，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而从我国的三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却是生产严重不足。第二，危机的特点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这是其根本的特征。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趋势正趋于周期短，危机愈益频繁。危机的范围广，可以波及到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各个部门。而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不具有周期性，它的趋势是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正确运用而愈益减少以至无危机，不会波及到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危机的原因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危机必然产生，是因为生产的集体性和占有的个人性发生矛盾。”危机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伴侣。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并不带来危机的必然性。危机是由于人们没有能够及时地和正确地调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互相矛盾的方面，反而扩大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冲突的地步出现“严重失算”所引起的。
上述表明，社会主义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