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1
摘要
6月14日，由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新华社《中国记者》、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新闻专业期刊总编辑年会在武汉举行，与会代表就新形势下新闻专业期刊遇到的共性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並通过《武汉共识》。
关键词
新闻专业期刊
评价标准
社会影响力
参加第二届全国新闻专业期刊总编辑年会的代表相聚武汉，就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期刊的办刊方向和评价标准等议题进行讨论。经过深入交流与研讨，达成以下共识。
一、当前，传媒业态和新闻传播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新闻专业期刊在新闻理论传播和业务研究方面负有重要使命。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媒体发展迅猛，媒介的生态环境及生存样态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媒体在实现全媒体转型和数字化建设方面硕果累累，出现了很多新的模式和经验。移动技术改变了阅读，也改变了新闻的生产与传播。作为为业界和学界服务的专业期刊，应当适应新的形势，关注前沿问题，研究现实问题，为推动业界的改革发展服务，同时提高专业或学术期刊自身的影响力。
二、我国新闻传播类的专业期刊有不同定位与研究方向。然而，不言而喻，新闻传播在现阶段具有更强的实践意义，不仅需要追求学术价值，更应直面时代课题，注入现实关怀。
目前，我国新闻传播类专业或学术期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由大学新闻院系办的院校类刊物；第二种是由全国各类新闻协会或学会主办的刊物；第三种也是数量最大的是由新闻媒体（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等）主办的刊物。三类专业或学术期刊的服务对象和研究方向各有侧重。然而，无论上述哪一类期刊，其办刊主旨都应是为中国新闻业界和学术研究服务。在推动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改革创新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是我们的共同职责。
三、现阶段，在新闻与传播学领域需要建立一个科学的、符合理论和实践要求並得到普遍认可的新闻专业期刊评价体系。
我国现有的关于新闻传播学期刊的评价体系具有一定的评价功能，但有的存在侧重量化评估，忽略社会影响力评估的问题。建立以质量为导向，注重社会影响力评价，结合量化评估的更为科学合理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不仅是新闻传播类期刊紧跟时代、服务读者的需要，也有助于新闻传播学学术的健康发展。
四、建立更具实际意义的评价标准，应注重对新闻专业期刊综合考量，评估研究论文的社会影响力。
国际上普遍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文献计量方法得出的数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质量，但並不能代替质量评价。专业和学术期刊的质量评估的重要参数，应当是期刊文章的原创性、精准性和重要性。
研究或学术论文的社会影响力主要指“学术”之外的影响力，包括经济、社会、政策、文化和社会生活。新的标准体系应当以质量为导向，结合量化评估，综合评估各项指标，诸如在权威机构的获奖情况、在权威期刊的发表或转载情况及发行量等等。在此基础上，由业界专家和学者组成的第三方评估小组，对学术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进行筛选。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2
一个名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省部级新闻会评估组”的机构已经低调运作7年。“京派”清华大学和“海派”复旦大学作为评估组“左右手”,承担着为国新办历年新闻活动“举牌亮分”的任务,并为我国发言人系统不断培训、输送新鲜血液。
“中国的发言人制度由国新办原主任赵启正设立,蔡武继任后推动了三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如今正在走向创新之路,军队新闻发言人和党委新闻发言人的制度设计即是力证。”评估组负责人之一、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以下简称清华中心)李希光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而在评估组另一负责人、曾经担任过国家重要课题“2008奥运会中国形象传播战略”和“2010上海世博会形象传播战略”课题组组长,现任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孟建看来,对国新办新闻会的评估是对“科学发展观”在中国新闻制度建设方面不折不扣的落实和执行。
用“两弹一星”精神研究国际传播
李希光至今清晰记得自己参与评估的第一场新闻会。
1999年夏天,时任中共中央外宣办主任的赵启正就美国国会污蔑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考克斯报告》召开记者招待会。
结束后,赵启正邀请李希光、美国学者刘康和主持记者会的中央外宣办一局局长钱小芊就会效果进行评估。大家一致认为那场会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赵启正懂得跟记者说话的艺术。李希光建议举办培训班,培养能够与西方记者沟通的发言人。临别时,赵启正对他说:“将来国新办举办发言人培训班一定请你来讲。”
从三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到如今的党委新闻发言人的集中亮相,都是西方世界判定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没有关上大门的重要指标。
在此之前,李希光曾在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做访问学者,曾任上海市长、海协会会长的汪道涵与他谈话,希望他能在这个为美国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的智库“师夷长技以自疆”。
2001年11月,由中央外宣办举办的首届“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在北京开班,李希光带领清华中心的一支教学小组执教。“这将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赵启正如是说,因为它正是后来风靡全国的政府发言人培训班的前身。
2000年春,汪道涵在北京贵宾楼饭店会见赵启正和李希光,指出“研究国际传播,特别是美国媒体,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极大的学术价值。我们要用当年研制两弹一基的精神来重视国际传播这个重大课题”。
2003年,赵启正和李希光将“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开至贵阳,却因“非典”被迫中断返京。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在国新办新闻会上宣布“已经逐步有效地控制了疫情”,却被北京301医院的一位老军医直斥“说假话”。
以此为导火线,时任国新办主任的赵启正授意李希光带队开始在全国开展新闻发言人培训。
赵启正告诉李希光,发言人是熟能生巧的艺术,基本的技巧和策略都要通过培训实现。他的任务就是“帮助领导干部读书”。
自2001年以来,清华中心主讲了30余期“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以及近千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和省部级新闻发言人班,为中央和国务院66个部委和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培养了几万名政府和企业发言人。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是这些培训带动起来的。”一位中央主管领导的评价,是对清华李希光团队的充分肯定。最标准的新闻会是怎样炼成的
2009年11月26日,国新办连夜召开新闻会,邀请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解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清华中心政府科研部主任苏婧已经早早坐在最前排准备进行现场评估。
案头上整齐地摆放着会的中英文材料,苏婧和工作人员仔细阅读以判断材料是否准确翔实。他们手握计时器,对发言人的自主时间和回答记者提问时间分别记录。
“早期新闻会照稿念读的情况比较多,”苏婧告诉本刊记者,而现在按照他们的评价标准,发言人自主时间以lo～15分钟为宜,重点放在记者提问环节,一般以6～8个问题为宜,答问的质量、主持人对提问记者的选择都是现场评估的指标。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评估小组正聚集在一起,观看该场新闻会的电视直播。“因为不像清华占据地利优势,早期还没有网络视频时,我们是通过看电视直播和―遍遍观摩录像来完成评估的。”孟建告诉《望东方周刊》记者。
“发言人思路是否清晰、表述是否准确、时长、气氛以及是否掌握主动权是新闻现场评估的重点。”苏婧说,媒体报道则以标题、主题、关键词、引语、题材以及时间为标准进行量化分析媒体是否准确传达了会的内容。
“在这场新闻会中,主持人对提问记者的选择可圈可点。两家境内媒体一为央视,一为地方都市报,其他都是境外媒体,包括BBC、美联社、法新社、德国电视台、《卫报》以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而解振华和何亚非的立场和观点同参加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是一以贯之的。之后一个月,那场新闻会都有舆论热度。”苏婧说。
在孟建看来,7年来新闻评估工作已经走出了过去较简单的模式,向前迈了一大步。“以前我们就一场新闻会本身进行评估,而现在正在逐步尝试阶段性、动态、全过程的评估。”以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的60多场国新办“搭台”的新闻会为例,对一个阶段的会进行整合评估对下一阶段的新闻工作是具有指导意义的。
主动策划力度和议程设置意识增强,是苏婧的直接感受,“现在国新办新闻会除了要求准确及时地传递政府声音,还在主动掌握话语权方面开始突破”。还是以“应对气候变化新闻会”为例,在西方舆论对中国为实现快速发展而以环境为代价进行指责时,中国政府新闻发言人强调了中国在计划生育领域的成就,这就是一种主动意识的体现。
整套装备收集舆情
清华组和复旦组作为国新办省部级新闻活动评估组的“左右手’在互为“对照组”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各自不同的评估重点和方向。
清华大学的舆情监测同中央各部委的联系更加密切。今年以来,山西疫苗事件、江苏狂犬病疫苗事件、三聚氰胺事件、麻疹疫苗事件、圣元奶粉事件层出,清华中心的舆情通报也每天一期,向卫生部以及国家食品与药品监督局。
苏婧以山西疫苗事件为例分析了舆情监测的重点:比如近期关注度的高低、主题和题材的分布、焦点文章、转载率与点击率等都会作为舆情搜集的指标并辅以研究人员的分析向卫生部通报,另
外还有媒体关系图以及人物关系图,比如他们通过对圣元奶粉案的媒体报道进行分析,发现确实存在“行业内其他竞争对手的利益诉求”。
2009年初,清华中心承接了“舆论引导力建设”重大课题。为“做好舆隋的评估和预警”,李希光给他的团队进行了“标准化配置”:台式电脑、手提电脑、上网本、黑莓手机一应俱全,以便随时随地分类舆情。
复旦组侧重的是“大的社会背景联动和多学科资源整合”。据盂建统计,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的最初几年,复旦大学参与评估的国新办新闻会场次一年能达到20～30场,最多时有四个小组分工对不同场次进行评估。
今年截至目前,呼估场次刚超过10场。“在场次减少的同时,是评估向深度开掘的过程,”盂建指出,这是我国新闻会和发言人队伍放量增长之后,开始着力于完善制度、提高专业水准的体现。
具体体现是,复旦组开始尝试在深圳、广州等地试点对新闻会后“受众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转变”进行评估。比如,他们通过对全国五大区域抽样、发放问卷的方式对深圳龙岗舞王歌舞厅大火事件后民众对政府处置和媒体报道的满意度进行调查。
“必须要注意到,一场大火还牵连出了公安系统内所谓的‘亿元贪官’等诸多‘衍生灾害’。”孟建指出,如果不对突发事件进行动态、发散、全过程的关注和监测,新闻的效果亦会大打折扣。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2010年6月30日,中央11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集体亮相于国新办新闻会的蓝色背景板前,只不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字样被“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所取代。清华评估组对此次会、中央党校的专场新闻会以及党校参观活动进行了综合评估。
“国际媒体的反应出乎意料的积极”,是清华评估组得出的结论。
在西方的语境中,“共产党”的话题往往是负面的。李希光坦言,在此次外媒的报道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例如Cnn的报道,在介绍了中国的改革举措后,记者反问“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生存下来?”
“Cnn所采取的是冲突的报道框架,”李希光分析指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中央此次新闻发言人亮相及党校开放等展现“透明度”的举措报道还是给予了肯定。文章认为,这是一种“适应”过程,中国正在前进。在“政党问题无法客观”的大背景下,能看到如此的报道,活动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他认为,这次活动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管理者对自己执政的合法性越来越不自信,普遍存在着脆弱的执政心理”的西方观点的自信回应。
孟建表达了相似观点:“从三级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到如今的党委新闻发言人的集中亮相,都是西方世界判定中国民主政治改革没有关上大门的重要指标。”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是孟建对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未来发展方向的概括。
2008年3月,清华评估组受国防部新闻局委托开展了对世界军事强国新闻制度研究、国际主流媒体对我军报道研究、重大军事事件中的媒体角色研究,并就中国设立军方发言人制度和运行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李希光团队还为军方首批新闻发言人开展了系统专业培训,并参与策划了国防部首场新闻会。这成为近年除党委新闻发言人之外,继政府新闻发言人之后“帻向到边”的又一创新举措。
孟建认为,当下受新闻力量和水准的制约,“纵向到底”还不宜铺开至乡镇。
这些年来,他不厌其烦地对受训的省市新闻发言人提问:“公务员最应具备哪些能力?”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3
健康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是任何媒介都不会忽视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健康传播的内容与形式因为有了各种媒介的积极介入而显得丰富多彩。在人们对健康日益关注的今天，健康传播对受众的健康影响更加明显，不仅影响受众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理念，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还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所以说媒体不仅仅是健康信息与健康知识的传播者以及健康理念的倡导者，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公民健康素质的社会责任，同时，作为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还担负着社会望者的职责，是观测社会健康风尚的窗口，是引导公众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导向标。因此，健康传播中媒体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其他传播类型相比，责任更加重大，任务也更加繁重。
健康传播的特点要求媒介更加关注受众需求、传播内容与效果
健康传播是专业传播的一种，它是以医学、公共卫生学、心理学等专业知识为支撑的知识传播，其目的是为了向社会大众传播健康知识，提高人群的健康素质与健康水平。“有什么都不能有病”、“健康是1，其他都是1后面的0”，等等。这些经典的话语反映了当今社会大众对健康的清醒认识，健康成为现代人追求的目标。如何获得健康?健康知识从何而来?信息社会中的媒介成了健康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不同媒介进行的健康传播构成了社会大众获得健康知识的重要途径，媒体在全民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普通受众通过健康知识的传播可以获得疾病预防、卫生保健的有益知识与技能；患者可以通过针对性疾病知识的学习，有效地进行治疗和康复；特殊人群可以通过健康知识的学习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由于健康传播与人群的身心健康、生活与生命质量密切相关，所以，与其他传播活动相比，健康传播具有自身的特点。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传播内容的科学性与及时性。健康传播的信息内容是以医疗卫生领域的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包括一切有关人的健康的知识、观念、技术、技能和行为。因此，它关注的主题可以是卫生领域中所有与人类的疾病和健康有关的卫生知识与信息。这些知识与信息直接关系到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来不得半点虚伪，不能夸大事实，也不能缩小危害，必须实事求是。同时，在某些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为了引起大众的关注，应在力求科学性的前提下，做到快速的信息传播，以便人们迅速树立起疾病防治的意识，了解有关传染病的知识，掌握正确的疾病预防技能，为有效地控制疾病的传播发挥作用。社会大众对健康传播信息科学性与及时性的需求，要求媒体充分予以满足，发挥其传播的功能，履行其自身的社会责任。
传播效果的社会性与广泛性。在我国，新闻传播媒介是政府主导型的，具有无上的权威性，被认为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所以，当电视、广播就某个疾病进行信息传播时，其在群众中造成的社会反响是相当大的。一般情况下，当某个健康问题受到媒体的关注时，它往往意味着某种疾病的传播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下，媒体传播的效果容易产生放大效应，在关系到人们切身利益的健康传播中，这个放大效应会更加明显。放大效应就会出现正反两个方面的效果：正效应是当有关某个健康问题的信息传播出去以后，会引起广大受众对某个问题的关注，引起政府的重视；同时，由于媒体全方位、多手段的传播，也会在短时间内形成万人瞩目、众说纷纭的现象，这种对某种疾病的强烈关注容易造成社会的恐慌，使广大受众出现不必要的紧张情绪，影响受众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甚至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如何避免健康传播中负面效应的出现是媒体应该研究和注意的问题。
传播受众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健康传播的受众既是全体传播媒介的受众，又是具有特殊需要的群体。关注健康知识与健康信息的可以是健康的普通大众，也可以是有某些个别需求的健康人群，所以，健康传播的受众既有一般受众的普遍性特征，又有自己的特殊健康需求。健康传播的媒体要在满足普通受众需求的前提下，对受众的特殊需要及时给予关注。在追逐热点健康问题的同时，要兼顾大众的普遍性需求以及不同受众群体的特殊需求，做到点面兼顾、重点突出。所以，在健康传播中，媒体在满足受众常规性与普遍性需求、关注健康领域的经常性话题的同时，还要注意特殊人群的个性化需求，创新健康传播的特色文化。
新时期的传播环境呼唤媒介具备更强的社会责任意识
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在新闻报道上，新闻媒介要向公众提供“获得日常消息的充分的机会”；新闻媒介只有负起相应的道德义务，才能享有道德权利。所谓义务，一是对自己的良心尽责，二是对他人和社会尽责。它要求新闻媒介在享有自由权利的时候，恪尽“对社会和公众的义务和责任”。虽然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但对今天的传播活动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借鉴意义。传播媒体作为大众获得健康知识的桥梁和中介，所传递的健康信息直接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判断与健康取向，社会责任重大。加上新时期传播环境的巨大改变，传播媒介在进行健康传播时更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发挥其强大的社会作用。
信息源的多样化与复杂化要求媒体更加谨慎地筛选信息。在当前的信息化社会，信息来源呈现出多样性与多渠道的特点。近年来，网络的快速普及与发展，使得信息的来源途径更加繁杂。由于互联网具有匿名的传播特征，在网上任何人都可以新闻。这种信息来源的不明、信息传播的多源性导致了消息传播可靠性的大大降低，使得信息失去真实性与可靠性的可能性大大增强。而互联网的即时性、广泛性的特点，又可以使各种信息几乎在的同时，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虚假新闻、不当信息的快速传播，在造成新闻传播失范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面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手段的出现，健康信息的信息源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征，大量真真假假的健康信息让人眼花缭乱，互相矛盾的健康知识充斥荧屏、报端……如何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选择科学的、准确的健康信息，就需要健康传播机构与传播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样才能练就一双辨别真伪的“火眼金睛”。
市场环境中商业利益与社会效益的冲突要求媒体始终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观念。媒体向社会大众提供的不是物质产品，而是新闻、信息及其精神产品，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健康传播中，媒介的信息传播不仅直接影响着受众的身心健康，引导着全社会受众的健康意识与健康理念，甚至与特定受众的生命质量与生死观念息息相关。媒体所担当的更广泛和特殊的社会责任需要不能像企业一样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己任，而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使经济效益服务并服从于社会效益。但是在媒介发展日益产业化的今天，为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伪健康信息的传播，助长了医药卫生行业的不良行为，致使假药泛滥、江湖医生到处行骗、药品价格虚高不下，造假者为所欲为。商业利益的追求直接危害着目标受众的身心健康，因此，在健康传播中，传播媒介一定要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树立社会效益第一的观念，切实把受众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避免健康传播中媒体之间的不合理竞争。追求独家新闻是新闻媒体的生命力所在，但在传播渠道不断扩大的现阶段，媒体在追求独家新闻传播的同时，也容易造成其盲目跟风、不理性的炒作行为。随着信息的多元化，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充斥着人们的视野，作为传播载体的媒体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媒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追求关注度成为普遍现象，它们为了留住已有的受众群并吸引更多的受众，通过高度煽情性、轰动性、庸俗化的信息传播来吸引受众的眼球。如果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缺乏责任意识，过于浮躁，追求眼球经济，仅将新闻工作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就会导致他们在采编过程中缺乏新闻素养，甚至出现杜撰虚假新闻的事件。因此，当一个健康事件出来之后，各种媒体蜂拥而上，报纸长篇累牍地报道，电视镜头反复回放，广播节目循环不断地播出……各种媒体大肆炒作、盲目跟风的现象，不仅会使社会大众不由得产生恐惧心理，还会因不真实的信息误导受众对整个卫生事业及健康事业的认识和理解，造成各种不必要的矛盾，如医患矛盾、医疗纠纷等，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媒体在健康传播中，应避免“眼球经济”，对健康问题的处理应采取合理、适当、适度的策略，严肃认真地加以对待。
媒体要增强自身业务素质的培养，主动承担起健康传播的社会责任
鉴于健康传播的传播内容、传播效果与受众特征具有不同于一般传播的特点，加上传播环境的改变，要求媒介在进行健康传播的过程中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既要及时准确地将科学的健康知识通俗易懂地传播出去，又要注意媒体传播中可能给受众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求社会的稳定，群众生活的安定有序。同时，在健康传播的过程中，媒体不仅要有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更应具备相应的传播能力与业务素质。
首先，媒体中从事健康传播的专业人员要有一定的医学、卫生学等专业知识。健康传播具有一切传播行为共有的基本特性，同时，有其独自的特点和规律。它要求健康传播者不仅要具备传播方面的素质，而且要掌握公共卫生、社会学、行为科学、健康教育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只有如此，才能在健康传播的实践中得心应手，获得良好的成效。在当今全新的信息社会中，医学科学已从单纯的技术服务发展为技术服务与知识服务并重，健康传播也在内容上实现了从“提供生物医学知识”到“促进行为改变”的重大转变。因此，从事健康传播的媒体从业人员在掌握一定传播学知识的基础上，更应该具有医学与公共卫生学科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符合现代健康传播的需要。
健康媒介要注意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评估。健康传播是以促进“人人健康”为中心，为个人和群体提供科学的健康知识，力图达到改变受众的不良生活行为，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态度、建立起健康的行为。因此，哪种传播方式更能够适应传播目的、更能够受到受众的欢迎，需要媒介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进行有效的调查评估。评估可以及时修正健康传播计划，改进健康传播工作，从而使不同的媒体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传播方式，使传播活动达到真正的效果。
评估可以分为健康传播活动开始之前的受众需求评估，活动中的过程评估以及活动之后的效果评估等。这些评估可以通过社会上的专业调查评估机构来进行，也可以由媒体自身在健康传播时通过传播者与受众及时有效的双向交流来获得反馈信息。健康传播者只有对受众的健康需求进行调查，对受众接受健康信息的渠道、所喜欢的传播方式等进行调查分析，才能及时把握受众的真实需求。由于健康传播的目的有不同的层次，由低到高可以分为知晓健康信息、健康信念认同、形成健康态度、采纳健康行为等四个难度不同的健康传播的效果，因此，媒体在进行健康传播时，要根据传播预期达到的效果，合理地采用与之相适应的传播方式。
要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媒体机构的从业人员要注重自身的职业道德建设，这是有效开展健康传播的前提保障。社会主义的新闻职业道德要求新闻传播注重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倡导科学精神、弘扬社会正气；要求新闻工作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性原则，以及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社会主义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是媒体开展健康传播应坚守的行为准则。面对健康问题，只有坚持真实、客观、公正地反映事实，从国家大局出发，从群众利益出发，才能确保健康信息传播的准确、完整，才能保证受众获得及时、全面的健康知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经济的正常发展，也有利于群众生活的安定有序和健康传播效果的最终实现。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4
【关键词】新闻可信度；中国媒介；媒介表现
【中图分类号】G206.3；G206.2；G219.21【文献标识码】a
伴随1990年代末互联网成为重要的新闻媒介，研究媒介可信度的兴趣被重新激发出来(Cheong-Yipark,2005)。
新近更多的研究强调使用跨媒介比较的研究方法，来确认相比于传统媒介网络的可信度如何(e.g.,Flanagin&metzer,2000;Johnson&Kaye,1998,2000;mashek,1997)。这些研究显示，网络可能被认为拥有更高、更低或相等于传统媒介的可信度。而且，这些研究由于通常以网络使用者为样本或非随机选择研究对象而受到局限(SpiroKiousis,2001)。因此，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来帮助我们充分地理解新、旧媒介之间的差异的特性和含义。有研究者建议：“将来的研究应该在全体人群中展开，测定网络被视为可信的程度，以及它是否真的被判断为比相对的传统媒介更加可信”(Johnson&Kaye,1998)。
虽然从大众传播研究领域的早期以来，可信度研究就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miriamJmetzger,2003；李晓静，2006，2007)，只有非常少的媒介可信度研究在美国之外进行。已有研究表明，可信度可能由于所处的评估情境的不同而不同(Cronkhite&Liska,1976;Delia,1976;Gass&Seiter,1999;Gunther,1988,1992;Stamm&Dube,1994),并建议，更多的研究应该在不同的国家开展，因为这些国家拥有可能对媒介可信度产生不同影响的不同的文化体制和媒介体制(wilson&Howard,1978;Strack,1968)。
网络已经快速地渗透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本研究于2005年中期调查了800名上海市居民，其中37.4%已经采用网络。
本研究试图通过在中国一个城市的全体人群中获得的随机样本，来确认人们相比传统媒介有多么相信网络新闻。特别是，本研究在中国情境中修订先前媒介新闻可信度研究的指标，并使用它们来确定媒介新闻可信度的决定性要素。本研究也检测了可能影响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控制变量，包括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和人口学变量等。
研究问题
网络和媒介可信度
媒介可信度是大众传播研究的传统的重要主题。发源于经典的劝服研究中的来源可信度(Hovland&weiss,1951)，媒介可信度研究的焦点已经从信息来源的特征转移到媒介行为的特征上(Gaziano&mcGrath,1986)。媒介可信度研究现在则更集中在渠道效果(newhagen&nass,1989;李晓静,2006,2007)。
自从1960年代早期Roper调查发现，受众评价电视作为新闻媒介比报纸更可信，媒介可信度的跨媒介比较研究已经成为新的研究主题(Gaziano&mcGrath,1986)。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的可信度一直被测量和比较(Finberg&Stone,2002)。
随着接触和使用网络比率的非凡的增长，网络已经在全世界成为重要的新闻来源。许多研究试图去发现人们相比于传统媒介是如何评估网络信息的可信度(Johnson&Kaye,2000b;Flanagin&metzger,2000;Kim,weaver&willnat,2000;Schweiger,2000;Kiousis,2001)。一些研究发现公众将网络视为可信的新闻来源(Johanson&Kaye,1998;Flanagin&metzger,2000;Kim,weaver,&willnat,2000;Schweiger,2000)，一些研究则显示网络上自由的、不受控制的信息流动造成难以获得可信的信息甚至导致错误的信息(andie,1997;nadarajan&ang,1999)。这些相互冲突的结论要求更进一步的研究去探求人们在与传统媒介的联系中是如何评估网络信息的。
问题1：哪种新闻媒介在中国被认为最可信？
媒介可信度的影响因素
人际传播和传统媒介的可信度研究的批评家，已经争论多年，认为可信度是高度情境化的，依赖于受者与媒介、讯息来源和讯息本身之间的关系(Chaffee,1982;Cronkhite&Liska,1976;edelstein,1978;Gunther,1992)。因此，学者强调，研究网络用户或研究的参与者，包括他们的人口学特征，使用模式，对网络上特定讯息的态度，对于全面理解新媒介环境中的可信度观念很重要(miriamJ.metzger,2003)。
媒介使用和媒介依赖
已有研究表明，人们视某种媒介多么可信与其多么经常使用它正相关(westley&Severin,1964;Carter&Greenberg,1965;aSne,1985)。可是，Rimmer和weaver(1987)指出，相比一般的使用，依赖是可信度的一个更强的预报器，因为媒介使用只简单显示了行为，而对依赖的测量检测了对个体媒介的态度。
然而，关于网络依赖对网络信息可信度的影响的研究发现是混杂的。最近，当Kiousis(2002)发现网络依赖没有预测网络来源的可信度，另外的研究又暗示人们越多地使用网络，他们认为网络信息越可信(Greer,2003)。
问题2：媒介使用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问题3：媒介依赖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人口学变量
许多研究已经检测人口学变量是否影响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估。这些研究提出，男性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以及媒介使用水平高的人，一般来说更可能批判媒介(mulder,1981;Robinson&Kohut,1998,aSne,1985)。因此，这些与高度使用网络相联系的人口学变量特征，也与对可信度的评估负相关。
已有研究提示，年轻人最可能判定媒介是可信的(westley&Severin,1964;Greenberg,1965,1966)。关于网络，Johnson和Kaye(1998)发现，年轻的、文化程度低的女性倾向于判定网
络可信。可是，最近的研究却发现与此相矛盾的结果(Johnson&Kaye,2000,2002)。
问题4：媒介新闻可信度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相关？
媒介表现成分（performancecomponents）和媒介可信度媒介表现成分指构成新闻可信度指标的因素。媒介可信度传统地被认为是一个多维度构念，但是，可信度维度的构成在各项研究之间却是不一致的(Gaziano&mcGath,1986;Kiousis,2001;meyer,1988;mulder,1980,1981)。
Hovland和weiss(1951)把可信度的维度分为内行和可信赖。内行考虑的是传播者是否胜任，而可信赖考虑的是传播者为了影响受者的态度是否可能发出错误的信息。Gaziano和mcGrath(1986)分析了美国报纸编辑学会(aSne)发起的一项测量不同媒介渠道的表现（performances）的调查，并发展出了一个包含12个条目的新闻可信度综合指标。meyer(1988)开展了一项关于Gaziano和mcGrath量表的验证性研究，发现他们的量表实际上测量了新闻可信度的两种属性，并提出了一个被定义的范围更狭小的可信度指标。
与可信赖（believability）一道，过去研究所提出的最共同的媒介可信度成分是，准确（acuracy）、公平（fairness）、无偏见（lackofbias），完整（completeness）、深入（depth）和可信赖（trustworthiness）(Flanagin&metzger,2001;Johnson&Kaye,1998,2002)。
然而，我们很少知道新、旧媒介可信度的决定性因素的可能差异(Cheong-Yipark,2005)。虽然meyer的可信度指标被广泛地在研究中使用，它测量美国社会的旧媒介的可信度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它不能直接用来测量网络可信度，也不能直接在其它国家复制使用，因为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媒介运作规范。
在一个首次调查新、旧媒介可信度的决定性因素的差异研究中，Cheong-Yipark(2005)通过使用Gaziano和mcGrath可信度指标的一些条目和meyer的可信维度，并添加了一些包括网络的特征和韩国媒介的特别情境的新条目，测量了韩国媒介的可信度。她发现“公平（fairness）、完整（completeness）和准确（accuracy）”是报纸、电视和网络可信度的共同组成部分。“信息量（amountofinformation）”只适用于网络可信度，“具有社会意义（Beingsocialmeaningful）”和“提倡自由（advocatingfreedom）”则适用于报纸和电视的可信度。
由于中国媒介体制的独特结构和功能，媒介可信度在中国扮演了重要角色(Zhu,1997a)。我们使用Gaziano和mcGrath可信度指标和meyer可信维度共有的三个条目：准确（accuracy）、公平（fairness）和完整（completeness），测量中国媒介可信度的内行维度。长期以来，中国新闻媒介总是将“以正面报道为主”作为重要的工作原则；同时，通过分析中国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主要受众调查发现，受众最主要的反映是“新闻媒介反映群众意见不充分”（廖圣清，1997，2005）。因此，我们采用“舆论监督功能强”、“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贴近百姓生活”三个条目，来测量中国媒介可信度的社会效用（socialutility）维度。还有一个条目是“拒绝煽情/炒作”，因为，从199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它意想不到地引发了挑战媒介社会责任的煽情炒作。
问题5：上述7条媒介表现条目如何分别地决定中国网络新闻可信度和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
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05年3月8日到4月19日在中国上海进行的一次大型调查。
我们之所以选择上海，因为它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经常被当作中国变化趋势的晴雨表。正如研究者已经揭示的，新传播技术在中国的扩散，不过是大城市通过少数几年引领其它地方的时间函数(Zhu,1997c;1999;JonathanJ.H.Zhu&ZhouHe,2002)。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从上海获得的结论可以推论至不久的将来的中国其它地方。
我们采用多阶段按容量比例概率抽样（ppS）程序在上海产生了一个居民样本。首先，我们在上海随机抽取了80个居委会，并收集了被选中居委会所有居民的住址，由此形成我们的抽样框。其次，在每个被选中的居委会随机抽取10个家庭（共800个家庭）形成初始样本。最后，从每个被选中的家庭中随机选择一名年龄在12岁-70岁的居民进行了面访。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二年级本科生执行了本次调查。所有学生就访问要求和调查研究伦理进行了培训。最后成功访问800名居民。
因变量测量
因变量主要是媒介（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新闻可信度。被访者要求在从1（可信度最低）到10（可信度最高）的10级量表上，对每种媒介（网络、报纸、电视、广播和杂志）的新闻的可信度进行评估。
自变量测量
自变量主要包括媒介表现成分、媒介使用、媒介依赖和人口学变量。
媒介表现成分
对媒介表现成分的测量是，要求被访者指在从1（很不同意）到7（很同意）的7级量表上，就中国媒介的新闻报道要获得人们的信任的7种标准的条目，表示出他们的认同程度。这些条目通过使用焦点群体访谈和专家评估而获得。这些条目包括“准确”、“公平”、“完整”、“舆论监督功能强”、“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贴近百姓生活”和“拒绝煽情/炒作”。
媒介使用
对一般的媒介使用的测定，要求被访者回答5个方面的测量问题：平均每周接触网络的时间、平均每周看电视的时间、平均每周读报的时间、平均每周听广播的时间、平均每周读杂志的时间。所有测量都是开放式的，以分钟为测量单位。
媒介依赖
关于依赖某种媒介来源获取新闻信息，要求被访者回答问题：“在下列媒介中，你最主要通过哪种媒介获得新闻？（1）、报纸（2）、电视（3）、广播（4）、杂志（5）、网络”。
人口学变量
本研究采用了传统的关于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的测量方法，来检验对媒介可信度的评估和人口学变量之间的关系。
数据分析
t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被用来检验研究问题。数据分析包括四个步骤：首先，运行了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描述性统计。其次，运行了相关群体的t检验比较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均值。然后，执行了媒介使用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媒介依赖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人口学变量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三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最后，进行了一系
列的回归分析来揭示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对各种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
研究结果
样本构成
本研究成功访问800名被访者。其中48.6%为男性、女性是51.4%，平均年龄43.3岁，23.4%具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32.3%处于中等以上家庭收入水平。
被访者每周平均花费13.01小时接触网络，14.90小时看电视，6.55小时听广播，6.31小时读报，4.67小时读杂志。
网络在中国的采纳和使用
在样本中的800名被访者中，37.4%已经采用网络。这些使用者平均使用网络4年。他们平均每周花费13.01小时接触网络，比看电视少，但是比听广播、读报和读杂志都多。与使用者相比，不使用者显著地年纪大、文化程度低、并更有可能是农民、工人、待业人员或退休人员，以及已婚者。
问题1：哪种新闻媒介在中国被认为最可信？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公众认为传统新闻媒介比网络新闻更可信。在1到10的10级量表上，4种传统媒介的平均得分，从电视的8.58到杂志的5.95，网络新闻为5.22。这表明被访者认为电视新闻是最可信的。
我们执行了相关群体的t检验，来看这些差异是否达到统计上的显著。相关t检验显示，只有广播新闻和报纸新闻之间的差异不显著，t(642)=1.21，p>.05。其它的电视新闻、报纸新闻、广播新闻、杂志新闻和网络新闻之间的差异都很显著。
特别是，电视和报纸新闻可信度之间的t值是t(711)=12.29，p
问题2：媒介使用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数据显示，网络使用与对报纸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是微弱的负相关(r=-.164,p
相反地，看电视和对电视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没有关联。其它媒介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媒介使用似乎与对电视新闻、广播新闻、报纸新闻、杂志新闻和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没有关联。
问题3：媒介依赖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关吗？
本研究发现，媒介依赖和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强烈相关。人们越依赖媒介，他们越认为这些媒介的新闻可信。对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纸）的依赖与对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纸）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正相关，越依赖传统媒介越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对网络的依赖与对电视和广播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负相关，越依赖网络越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新闻不可信。对杂志的依赖与对广播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负相关，越依赖杂志越认为广播新闻不可信。对广播的依赖与对网络可信度的评估之间负相关，越依赖广播越认为网络新闻不可信。
问题4：媒介新闻可信度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人的年龄、性别、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相关？
本研究发现，性别与对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没有关联。年龄与对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正相关，年龄越大越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文化程度与对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负相关，文化程度越低越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可信。而经济收入只是与对电视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负相关，经济收入越低越认为电视的新闻可信。所有人口学变量与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都没有关系。
问题5：上述7条媒介表现条目如何分别地决定中国网络新闻可信度和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
这7条表现条目对杂志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显著影响。“公平”和“贴近百姓生活”对关于传统媒介和网络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显著影响。对于广播，“完整”和“拒绝煽情/炒作”可以显著地预测对其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的高低，越认为广播的新闻报道“完整”、“拒绝煽情/炒作”，越认为其新闻可信。其它3条表现条目分别对电视、报纸、网络三种不同媒介的新闻可信度产生显著影响。越认为电视的新闻报道“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越认为电视新闻可信。越认为报纸的新闻报道“准确”，越认为报纸新闻可信。越认为网络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强”，却越认为网络新闻不可信。
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解析中国媒介的新闻可信度。我们检验了中国公众如何判断传统媒介和网络的新闻可信度，并探求了哪些因素影响对这些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
研究发现，中国公众认为传统媒介的新闻比网络新闻更可信。网络的新闻可信度的得分显著低于其它媒介。被访者认为电视的新闻可信度最高，属于非常可信。他们认为广播和报纸的可信度相近，属于比较可信，而杂志和网络的可信度相似，有一些可信。
总体而言，与相关研究(Zhu,1997)相一致，我们发现，媒介可信度在中国的影响力显得比在西方国家发现的大。这是中国媒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的受众基础，也提醒媒介需要努力满足受众的相关信息需求，不辜负受众宝贵的信任。
为什么网络可信度在中国这么低？
对此的一种解释是，网络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相对缺乏专业的把关人，而报纸、书籍、杂志和电视都经受一定层次的事实确认、内容分析和编辑审核(metzgeretc.,2003)。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下面要讨论的媒介表现和网络新闻可信度之间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另一种替代性解释，则可能是网络对于中国使用者来说依然是新的媒介。本研究发现仅有17.2%的被访者依赖网络去获得新闻。
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反，本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人口学变量可以显著预测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也就是说，人口学变量的差异没有影响被访者如何评估网络新闻可信度。年龄和文化程度影响人们对传统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年龄大的、文化程度低的被访者认为传统媒介比
较可信。
本研究发现，媒介使用与对所有媒介（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和网络）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关联。相反地，媒介依赖与对媒介的新闻可信度的评估相连，而且广播、报纸和网络三种媒介的相关显著达到.001水平。这一发现与过去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显示出媒介依赖是比一般使用更好的媒介新闻可信度的预报器(Rimmer&weaver,1987;Johnson&Kaye,2000,2002;Greer,2003)。
本研究的一个有趣发现是，对某种媒介（特别是网络）的依赖与对其它媒介的可信度的评估之间存在负相关。使用网络越多越认为报纸新闻不可信，越依赖网络越认为电视、广播的新闻不可信。这似乎表明报纸、电视和广播所提供的新闻与网络所提供的新闻有很大的差异，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网络对传统媒介带来的潜在的、强大影响性，我们进而也可以推测，网络和这些传统媒介之间目前是一种重要的互补关系。
“公平”和“贴近百姓生活”对于任何媒介新闻可信度的评估都没有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具有广泛而重要影响的“公平”原则，对人们如何评估中国媒介的新闻可信度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值得深思，也需要开展后续研究深入探讨。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个媒介表现因素对所有媒介的新闻可信度产生影响。这或许正如newhagen和nass(1989)所证明的，当评定不同媒介的可信度时，人们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本研究显示，“完整”、“拒绝煽情/炒作”只适用于广播，“关注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准确”和“舆论监督功能强”则分别适用于电视、报纸和网络。
有意思的是，“舆论监督功能强”与对网络新闻可信度的评估之间显著负相关。对此，我们该做何解释？
我们认为这或许可从两个方面辨证地去分析。一方面，由于政府传统地对传统媒介进行了较好的控制，网络作为受众最新且最强的除了政府控制的媒介之外的替代性信息来源，许多人使用网络去获得他们需要的（传统媒介不能提供的）信息。也因此，如上所讨论，人们越依赖网络，他们越可能认为网络新闻可信，而传统媒介由于其相对的信息不完整而被认为不可信。另一方面，相比传统媒介，网络提供了海量信息，但由于缺乏严谨的编辑审核过程，导致其更没有社会的、专业的压力去确认网络新闻的整体准确，容易出现不准确的信息，因此被人们怀疑其可信度。因此，网络需要在提供大量信息的同时，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
我们由此可知，媒介的可信度确实是一个多维度的重要构念。不同的媒介要在遵循信息传播的一般规律（特别是真实、准确）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自身的特性，并将其充分发挥为独特优势，从而获得受众对其可信度的高度认可。
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深入探究人们为什么对不同的媒介采用不同的评价标准。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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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5
有科学效果评估的危机传播管理才更有价值
重视策略实施而忽视效果评估，这是目前危机传播管理界显而易见的事实。管理者通常会对于危机处置过程倾注大部分热情，一旦“警报”解除，则往往以为万事大吉——或者至多进行一番经验教训“总结”（缺乏科学性和客观性）；有的甚至不知道还有评估这个环节。对于危机传播管理所采取的诸多措施策略是否有效、危机传播管理的诸多制度程序是否合理、组织危机传播管理的战略设计是否可行，都缺乏必要的科学检验。对于成功之中是否还有不足之处，失败之中是否还有可取之处，更难以分辨，因而很难避免“以成败论英雄”的一刀切式的管理效果评价。当然也就难以做到“吃一堑长一智”，进而摆脱管理水平“原地踏步”的状况。
关于科学评估的意义，我们用三句话来概括：1.科学的效果评估是危机传播管理必要的环节；2.评估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只有科学的评估才有价值；3.科学的效果评估还具有深度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已然行为的评价，更在于对将来管理水平的提升。也就是说，没有效果评估的危机传播管理是不完整的；有“评估”但不具备科学的方法也是难以体现其真正的价值的；而真正科学的效果评估将有助于组织危机传播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实现螺旋式上升。我们以三鹿集团两次遭遇危机的不同命运结局作为案例来作分析。
2004年安徽阜阳大头娃娃与“毒奶粉”事件中，三鹿集团受到牵连——因疾控中心“误报”而被阜阳市整顿清查组列入公布的55种不合格产品黑名单。一时声讨之声四起，舆论压力巨大。三鹿公司迅速反应，一天之内通知了全国93家媒体。同时，针对误报事件，三鹿公司拟定了10多篇新闻稿件，陆续在《北京青年报》、《南方都市报》、《中国食品质量报》等20多家媒体上刊登，从而成功化解了一场舆论危机。三鹿集团的这一“成功”经验也因此而被管理者津津乐道。但，这一“成功”却因为缺乏必要的科学评估成为下一次失败的铺垫。
2008年三鹿集团再次遭遇危机，很多食用三鹿集团婴幼儿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三鹿集团仍以2004年的处置“经验”为参照，依然采取了花钱安抚受害者、沟通媒体撤销稿件（帖子）、声明问题奶粉为假产品等措施。三鹿集团向媒体表示，无证据显示这些婴儿是因为吃了三鹿奶粉而致病的。并声称三鹿集团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三鹿奶粉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标准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然而这一次，三鹿集团没有成功。
为什么昔日的“成功经验”如今不能发挥作用？我们发现，三鹿集团缺乏对2004年“毒奶粉”事件危机传播管理效果可靠的、科学的评估。
回头来看，2004年的危机传播应对中，三鹿集团“成功”的真正“王牌”是什么？是花钱封口的行动能力？是庞大的合作媒体阵营？是强大的政府关系？都不是。真正能保护三鹿集团的是自身产品的质量——这才是真正的根基。因为是被“误报”（自身质量并没有问题），并且自身的清白能够获得权威部门的证实，这才有媒体沟通的顺畅，也才有政府部门的支持，进而得以扭转危机舆论的乾坤。当这一根基不复存在时，上述种种手段都将难以奏效，曾经的“经验”自然也不再是有效的经验。因此，缺乏科学的效果评估，不能真正提升自己的危机传播管理能力。
观念：科学危机传播效果评估的前提性问题
观念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效果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评估行为。管理学理论认为，有效的评估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客观”的基础上。如果管理者认为危机传播是科学的工作，就会接受科学的评估方式。如果管理者认为危机传播管理活动只是个人的经验，那么评估也就难以摆脱“总结”的局面。正确的观念产生正确的行为。传播学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人类的传播活动有着独特的规律，需要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因此只有科学的效果评估才会真正有效。
什么是效果？简单地说，效果就是“由某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但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效果还和目标相关。或者说，效果的评估要以目标为参照，没有目标也就不可能有针对性的效果评估。因此，美国著名公关学者格鲁尼格和亨特提倡“以目标为主的公共关系”。他们发现大量“无目标的公共关系”——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只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组织需要公共关系部门”，但“很少问为什么”；相反，“公共关系人员关注的是过程本身——必须多少新闻稿，年报应该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在危机发生时大众媒介应该怎样行事”。①
然而，危机传播管理目标是多层次的。危机的特殊情境压力、管理的效率要求、传播的效果层次体现等等，决定了危机传播效果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去理解。从概念构成来看，危机传播管理至少涉及三大目标：危机处置（舆论应对）、传播效果（信息、观念、行为的影响）、管理效率（投入行动后的组织声誉和形象的影响变化、组织生存发展环境的影响变化）。因此，科学的危机传播管理效果评估必须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不仅仅是三个方面的简单叠加，还要考虑相互之间的渗透影响和权重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理清危机传播管理的效果评估层次。
首先，微观层次的效果，要看具体做了哪些工作。从危机处置方面看，管理者做了哪些沟通活动，是否有大的遗漏？所有的利益攸关者是否都进行了沟通？是否进行了积极的信息？从信息传播层面看，了多少（以及什么样的）信息、信息的覆盖率、到达率如何？信息投放的频率如何？从管理角度看，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调配是否顺畅？
其次，中观层面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对危机处置的社会接受程度、信息传播的态度影响程度、组织管理的制度成效等三个方面的检验。从终极意义上看，这一次的传播危机是否得到了瓦解或者至少是缓解？即利益攸关方的态度是否缓和？舆论立场是否出现松动？舆论强度是否下降？具体而言，所采取的沟通行为是否得到认同和接受？信息传播是否对公众态度（评价）产生有利的影响？组织的危机传播管理制度是否合理有效？付出的代价是否合适？
第三，宏观层面的效果评估着眼于整体和长远的影响，衡量危机传播管理活动是否对组织的整体价值和长远利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及产生了多大的积极影响。管理者要能够分清局部和暂时的得失与长远整体利益之间的价值关联，防止因小失大。比如：为了暂时平息舆论而采取欺骗的做法，结果却伤害了公众的信任。这是综合衡量三个方面的目标并且加入时间因素之后，得出的一个总体效果。
组织的媒介形象评估：重点、难点与突破
不难看出，从公共关系学意义上讲，宏观效果评估最为重要。微观层次的评估相当于一般的“工作总结”，可用于表层工作考核。这是目前业界普遍的做法。但相对来说意义有限。中观层次的效果评估着重点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情况，是对一次“战役”的效果评估。但局限在于过分关注一“城”一“地”的得失，体现不出对组织的全局和长远的影响，也容易导致战略判断上的失准。宏观效果评估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一不足。
但宏观环境概念宽泛，如果找不到恰当的执行标准，评估效率不高。格鲁尼格的“卓越公共关系”理论认为，“双向对等”的模式是最佳的公共关系模式。②因此，公共关系的宏观目标在于营造与环境的双向互惠、和谐共赢的关系。然而，我们仍然缺乏一个“抓手”来作为传播管理的执行目标。随着组织形象理论的发展，我们发现，这个核心就是组织形象。③
有研究者认为“组织形象”是“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是整个公共关系理论概念群中的核心概念，甚至可以说公共关系就是关于组织形象问题的学问。④组织形象（organizationalimage），是社会公众对组织多方面（组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经营作风、管理水平、人才实力、经济效益、福利待遇等）表现综合评价后所形成的总体印象。它标志着一个组织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的认知定位，反映的是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状况。
静态的组织形象评估是通过对构成组织形象认知的主要指标进行认知调查测试完成的，即通过测量。动态的组织形象评估，则通过传播活动前后的形象评估比较来了解组织形象所受影响及变化情况。然而这样的调查主要反映受众的认知影响，并不能反映危机传播管理行为所产生的具体作用。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引进另一个概念：组织的媒介形象，即组织在大众传播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形象。它反映的是组织传播活动的综合结果。在信息化时代，它对于公众组织形象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⑤这样，通过组织媒介形象前后的变化，我们就能清楚地了解危机传播管理对于组织形象的影响情况。
但是，组织媒介形象评估技术复杂，执行周期也较长，而且特别依赖数据的积累，这些都要求组织机构强有力的资源支持。这就需要组织做好两项基础工作方能实现突破：一是建立传播效果评估制度，二是建立形象评估数据库。建立制度可以保证必要的资源支持，建立数据库则可以大大方便管理者进行危机传播管理的宏观效果评估。
注释：
①【美】詹姆斯·格鲁尼格等著：《卓越公共关系与传播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4页
②【美】詹姆斯·格鲁尼格等著：《卓越公共关系与传播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第223～253页
③袁传荣宋林飞：《公共关系学新论：组织形象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夏赞君：《试论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湖湘论坛》，2005年第3期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6
主要问题
电视新闻报道的同质化问题。电视新闻的同质化主要是指新闻报道事件相同、内容雷同、观点相似等现象，新闻的同质化还包括新闻栏目的定位相似。新闻的同质化问题导致节目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被扼杀，受众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同质化新闻内容，使各台在竞争中对新闻事件的选择有失偏颇，导致电视新闻中各种血腥、纷争、鸡鸣狗盗内容越来越多，与党和国家的和谐社会定位失之偏颇。
电视新闻报道的娱乐化问题。新闻报道娱乐化是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出现的一种现象，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或尽力使“硬”新闻“软”化，即所谓“硬新闻软着陆”。新闻娱乐化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内容上“软化”新闻，其二是挖掘“硬”新闻中的娱乐要素，其三是强调形式上的吸引力。而这样的做法通常会带来一些弊端，因为挖掘新闻事件中的娱乐部分而忽略了新闻的事实本身；因为新闻被“娱乐”使新闻更多关注在娱乐圈与娱乐人士的身上与生活中，使新闻娱乐化与娱乐新闻界限不分；因为要从一个新闻事件中挖掘其具有的娱乐性而过分夸大新闻事件的一个部分而忽略掉其他大部分，使新闻报道有失客观和公正。
电视新闻报道的虚构化问题。新闻报道故事化主要是指在新闻报道中运用文学的手法，使新闻报道带有故事性的叙事。新闻报道故事化本意为通过故事化的表述增加新闻的娱乐性和趣味性。但是有些新闻为了强调故事化，人为地在新闻中插入悬念，使新闻事件看上去“跌宕起伏”实则是忽略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还有的新闻报道为了提高收视率，将新闻事件过分“感情”化，从而博得一部分受众群体的眼泪，将感情介入新闻报道使新闻的舆论导向因为编导的意志而改变。更有一些新闻报道为了故事化而故事化，总是选取一些新闻事件中的“细枝末节”着力展现冲突的一面。
电视新闻报道的民生化问题。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广播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栏目发展困难重重。为了满足电视新闻受众群体日益增长的传播信息需求，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新闻栏目呈现出大扩容，新闻题材大贴近和新闻形态不断创新的新状态、新格局、新走向。在这种情形下，“民生新闻”应运而生。民生新闻要求新闻报道及时、新闻点准确，并且新闻播出之后能真正反映和解决广大的民生问题，这就要求相关民生栏目组不仅仅要具备普通新闻栏目组的一切特性，还需要在新闻采访中能深入群众，在新闻事件的解决中起到广大人民群众与政府相关部门的桥梁作用，而这些是很多电视台尤其是市、县级电视台力所不能及的问题。
我国电视新闻报道中存在问题的
原因分析
电视新闻行业体制相对落后。虽然近些年来，网络等新媒体崛起分流了部分受众，但从普及率和接触人群来看，广播电视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也是大众文化最强大的传播者。正是鉴于这种影响力，无论是行政主管部门，还是广电从业人员，也包括作为使用者的广大受众，都希望广播电视能够给社会提供可口的精神食粮，满足他们多元的文化需求。然而，好节目的评价办法却各说各话，因此，制定一套科学完备的节目评估体系，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广播电视节目评估体系的建构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收视率为主的电视节目评估方式，已经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潮流。这就要求在电视节目评估体系当中，不能一味注重收视率，要真正去评估新闻价值，建立以社会价值为导向的评估体系。
纵观我国的电视行业，普遍存在着管理过于集约化、功利化等问题，造成了电视行业改制困难、工作懒散、作品水平低下、播出运行成本居高不下，难以满足受众需求。部分电视台管理机制不健全，从业者缺少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影响电视新闻正常报道的一个因素。在广播电视的立法方面也有等级偏低、有空白点等问题。建立行之有效的自律机制，按规程进行电视新闻节目的生产制作，在制作过程中加强自律，可以提高电视管理的行政效率和社会效益。
电视新闻从业者政治观念淡薄，业务水平参差不齐。我国的电视新闻事业是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的，新闻从业者应该时刻谨记新闻报道应以新闻的客观事实为依据，公正地、客观地在电视上对新闻事件进行展现，在新闻的评述中要谨记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是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存在的。这就要求电视台对新闻事实的报道要坚持真实性原则，在对重要的时事政治和全局性新闻信息的及传播影响上，尽量进行准确的先期估测。
我国目前的电视新闻从中央电视台到省级电视台再到地、市、县电视台，表现出良莠不齐的状态，表现为在电视新闻报道中不能真正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表现和评论。例如，某台在2012年2月22日播出的《“北京华联超市”强迫员工买枣》新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记者在随机采访超市普通员工时，镜头由被采访人腿部为起幅，到被采访人工作胸牌为落幅，没有注意对采访对象进行保护。再如在2012年4月11日的《深圳停电》中，出镜记者在医院采访相关当事人时问，停电是否对当时正在打点滴的病人造成妨碍，明显没有把握住主要方面。因为对医院的停电影响，大家更关心的是危重病人的安危，如iCU病房的病人情况，当时是否有正在进行的急救手术，情况如何等。
电视新闻行业非理性跟风。娱乐化、故事化等电视新闻报道形式，是电视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根据受众的心理需求，创造性开创出的电视新闻报道形式。如果不能真正理解其内涵，只是表面模仿，就会造成电视新闻的同质化、娱乐化、故事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大都来源于电视新闻行业的非良性竞争。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7
“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部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8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概况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9
关键词 台湾地区 新闻教育 实践性教学
实践性教学课程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性教育课程的设置理念、管理实施、效果评估等，攸关新闻教育的成败。目前
台湾地区的新闻教育比较先进，在世界范围内也有一定地位。新闻实践性教育是新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连接学界与业界，检验学校教育是否适应市场需求的重要环节。新闻传播学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不同，要求学生必须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本文着重考察台湾实践性教学的具体做法与特点，以期大陆高校新闻教改可以有所参考与借鉴。
一、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各阶段的实践性教育
根据郑贞铭教授的观点，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可分为教育的奠基时期(1949年——1970年)；发展时期(1971——1990)与蓬勃时期(1991——至今)。
在台湾新闻教育的奠基时期，也就是五十年代——七十年代，台湾地区经济初步获得发展，社会对专业新闻人才的需求量也有所增加。此间，台湾成立了政治作战学校新闻系、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政治大学新闻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系新闻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私立
台湾目前也存在新闻实务师资缺乏的问题，尤其是缺乏具有广播、影视学专业博士级的实务人才。由于新闻传播实务界中经验丰富的人士不见得具备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师资聘用标准，很多实务性课程都只能聘请媒介人员担任。但这些人士因为业务繁忙，不一定能很好地承担课程任务，而且课后也没有时间与学生充分交流并给予辅导。为解决这个矛盾，一些学校采用了自己培养实用人才的方式，选拔硕士阶段已经具有良好动手能力(能独立制作广电节目、纪录片等)的优秀青年，送他们到国外攻读博士，然后回校任教。教育界人士也时常呼吁业界能更多反哺学界，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机会。
二、台湾地区新闻传播教育的特点明亮启示
综上所述，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性教学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台湾新闻传播教育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从创办初期，各校就形成了校内实习、毕业实习或校外实习的传统。各新闻院系均设有自己的报纸、电台、电视台、实验室供学生实习使用。高年级学生协助教师进行管理。政大新闻提出的“在做中学”已成为新闻界教育的共识。各高校在实习管理、评估方面的制度方面已较为成熟。
其次，台湾各校均重视新闻实习的硬件建设，不论是创办初期开设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展时期购买先进的广播电视、电影制作设备，还是繁荣时期更新数字设备、搭建网络平台等等，各校始终想方设法、筹措资金，购买先进的设备充实教学，跟随时代进步，使学生保持较好的竞争力，不至于落伍。这也充分说明了新闻传播专业不是普通的文科专业，有心办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须在财务上给予保障，因陋就简式的教育。培育不出高水平的新闻人才，也不符合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
新闻传播学科评估篇10
关键词电视；品牌；竞争力；改革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2）77-0020-02
未来三年，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三年，也是建设包头文化大市的新三年。包头电视台确定了今后三年的战略发展目标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新闻立台、事业兴台、产业强台”的总体方针和“创新、创优、创效益”的管理理念，全面推进各频道的品牌建设，提升办台质量和节目水平，努力开创电视事业、产业发展的新局面，为实现打造一流电视媒体的目标而奋进，为推动建设包头文化大市做出更大的贡献。
包头电视台作为一个城市电视台，经过近40年的发展，在包头市本土和自治区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和媒体优势。但随着我国电视传播规模的快速发展，作为区域性媒体的城市电视台受到了来自中央、省级卫视台及网络、报纸等媒体的冲击，如何在强手如林的电视业中保持竞争优势、拓展生存空间、实现新的发展成为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实施品牌化战略，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树立“包头电视台”媒体品牌
随着频道制改革的实施，包头电视台已完成三个频道的专业化布局，在“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今后，要在频道专业化设置的基础上，抓好以栏目和频道为主体的品牌建设，稳步实施频道品牌化发展战略。
1.1突出优势，全力打造新闻综合频道强势频道
1）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重要作用
电视台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新闻宣传要继续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决策，第一时间传递市委、市政府的声音，发挥主流媒体引领舆论、服务大众的重要作用，坚持“新闻立台”的频道宗旨，打造“主流媒体、权威舆论”的地位，把本地新闻做足、做好，不断提高频道的影响力、公信力和核心竞争力。
2）加大民生新闻的报道力度，更好地服务电视观众
坚持“三贴近”，充分发挥城市电视台本土性和贴近性优势，继续办好民生新闻栏目《鹿城600秒》、《直播包头》和民生故事栏目《包头故事》。
3）推动新一轮新闻改革，以名牌栏目带动频道品牌建设
新闻综合频道要打造品牌频道，增强竞争力，推开新一轮的新闻改革，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整合现有栏目。在每晚黄金时间，设置《新闻联播》、直播民生新闻栏目《直播包头》、本地时政新闻《包头新闻》、深度新闻《特别关注》四档新闻节目，与民生故事栏目《包头故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大板块新闻链，更加贴近百姓、贴近民生，满足观众对新闻资讯的需求，让这四档品牌栏目做到家喻户晓，并以此形成核心竞争力。
4）增强时效意识，推进新闻直播常态化
如今，新闻竞争日趋白热化，电视新闻也已由录播方式向准直播、演播室直播，发展成为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对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目前也已经成为电视媒体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成功实现大型晚会直播的基础上，我台将把推行“新闻事件的现场直播”及“现场直播常态化”作为新闻改革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直播包头》是我台首个尝试准直播的新闻栏目；新闻直播将实现常态化，不断深入的现场直播将成为我特的新闻报道手段。通过大型新闻行动、栏目进社区等活动提高栏目和频道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将新闻综合频道打造为包头地区的第一强势频道。
1.2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着力打造品牌频道
2006年，包头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开播，采取“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定额上交、结余留用”的全新的企业化管理模式，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成为我台经营创收增长最快的名牌频道。今后，包头电视台将继续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频道定位，创办品牌栏目，以品牌提升影响，以品牌创造价值，走品牌强台之路，包头电视台强势媒体品牌基本确立，并初步实现我台品牌化发展的战略突破。
2创新管理机制，建立科学、公平、高效的管理运行模式
伴随电视媒体的快速发展，电视台内部需要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通过建立科学、规范、有效的机制来推动事业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
2.1积极推行栏目制片人制
包头电视台将全面推开栏目制片人制，并制定《包头电视台栏目制片人管理办法》，充分调动制片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制片人管理制度。
2.2继续推进制播分离改革
除政策导向性节目外，其它如文艺、体育、生活、服务、娱乐等节目逐步实行制播分离或成立节目制作公司，引入市场机制，走社会化生产的路子。已推开制播分离节目《房产生活》、《车行天下》等，在此基础上，每年确定10%左右的自办节目为制播分离节目。
2.3积极推行成本核算制度
建立科学的成本核算体系，推行切实有效的成本管理制度，充分发挥成本核算在财务管理中的作用，实现电视事业从事业型向经营管理型转变。
2.4创新广告经营模式，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
加大市场运作力度，做到宣传业务和经营业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大广告监管力度，杜绝违法广告和荧屏污染，倡导绿色收视率；创新广告经营模式，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采取统分结合的管理办法，广告由总台统一管理，制定统一的广告政策、统一的广告价格；各频道分散经营，有序竞争，避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广告经营实现资源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
2.5建立全台节目考核评估体系和节目准入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