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1
关键词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防范
中图分类号：G316文献标识码：a
1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的概念界定与分类
近年来，科技共同体的越轨行为已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社会现象。科技共同体是指遵守同一科学规范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在同一科学规范的约束和自我认同下，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掌握大体相同的文献和接受大体相同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探索目标。早在1988年，美国政府就在《联邦登记手册》中提出了misconductinscience这一概念，并定义为：编造、伪造、剽窃或其它在申请课题、实施研究、报告结果中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科研不端行为即违背科学研究道德规范的行为。科学研究并不是科学活动的全部，它还包含诸如科研基金申请、科研成果鉴定、科研论文的评审和发表活动。因此，不端行为可能出现在科学活动的方方面面。本文参照默顿的科学规范的分类，按照违规的性质对科技共同体的越轨行为进行如下分类：（1）违反无私利性，包括不规范公布科研成果、非科学目的地使用科学资源和获取科学资源恶性竞争。（2）违反公有主义，包括不尊重他人科研成果、不适当的科学保密和无端占有他人成果。（3）违反合理的怀疑主义，包括为伪科学张目、进行伪科学甚至反科学研究和缺乏学术民主等。（4）违反普遍主义，主要是指非学术标准的学术资源分配、形而上学对待科学名流和科学沙文主义等。（5）违反诚实性，包括伪造数据、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和虚报科研成果。（6）违反科技道德伦理规范，如实施与社会伦理相悖的研究和实施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害的研究。
2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
科学共同体这个系统是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所以应该把科技共同体的越轨行为放到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任何科学家都不是生来就是越轨者，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通过各种机制和方式造成了他们的越轨行为。笔者认为科技共同体的越轨行为是社会、科技共同体和科研人员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
2.1市场经济影响下科学价值观的异化是导致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发生的外在原因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这种一切追求利益最大化，“为钱是图”的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到学术界，致使学者们的传统价值观、学术观发生异化。科学越轨行为在中国泛滥的社会性根源性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出了问题，使整个社会处于“失范”状态，没有统一的价值道德规范，使人们无所适从。这种社会失范状态从根本上动摇了每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人际关系物化，对物质利益热切追求，加上制度缺陷的便利，致使利益追逐成为一些学者或是有权人员权力行使的价值目标，学术权力异化。
2.2中国文化中科学精神和科学信仰的缺乏是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发泛滥的根源性原因
文化对一个国家或是学术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却是非常深远的。中国一直都缺少理性精神，这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的。中国的文化传统主要是一种“德性文化”。中国文化讲究的是中庸哲学和经世致用，缺乏对自然的认知，只注重生活准则的探究，而不着重归纳，注重逻辑的论证。这一切沉淀至今的结果，就必然导致理性精神的缺失，而理性精神的缺失一定程度上会导致科学精神的缺失和法律精神的缺失。一直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科学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发育成为一个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当然也缺乏西方科学界的求实创新等科学精神和自我约束的科学道德。
2.3科学规范不完善和科技共同体的制度不健全是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发生的体制原因
当前除了默顿规范之外，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公认的科学规范，而科学规范是科学评价、科学奖励等系统的制度基础，为其健康运行提供规范依据。科学规范结构的不完善和存在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科学系统的运行无章可循，这为越轨行为埋下多种隐患。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科研成果过度量化的管理方式，使数量成为科研人员追求的现实目标，由此造成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追求数量而不惜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甚至以不正当手段骗取信誉。我国的科研奖励制度侧重于功利性的物质奖励，且奖励与报酬、个人福利挂钩，这样奖励就失去了其以精神激励进行科研创新的作用，正是由于评价机制和奖励机制的失灵使防范科研不端行为失去了外在的屏障，这是科研不端行为普遍发生的体制原因。同时我国科学机制的建构，缺乏发达的正式控制机构，主要采取非正式控制，同行评议制，科学规范系统、科学奖励机制存在诸多漏洞，这使很多越轨者有机可乘。
3科技共同体越轨行为的防范与治理
3.1重视科学道德的自觉培养
科研越轨行为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很难通过规范来防范所有的不端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诚实是不能被规定的，我们需要提倡道德自觉意识、加强舆论的引导特别是要重视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道德规范教育。在极端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更应倡导求实、创新、自由、独立的科学精神，无私、诚实的科学道德。只有当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内化于科学共同体每个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中，科学共同体获得了自身道德伦理的主体地位，才会使科学共同体对其成员产生道德上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3.2建立全方位的科研档案管理制度
科研的原始资料是揭露科研造假的最好证据，将科研结论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存储于一个安全的环境中，建立起科研档案管理系统是防范科研不端行为的又一制度保障。科研档案应该是科研的全程记录，即课题申请时的申请书；立项时的科研批文、任务书、方案论证等文件；研究阶段中的各种重要原始记录、专利申请材料；总结鉴定验收阶段中的科研工作总结报告、论文、专著、技术鉴定材料；成果和奖励申报阶段中的成果和奖励申报资料及申报审批材料、推广应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证明材料等；推广应用阶段中的推广应用方案、总结等，都要求有归档证明，同时要求科研档案要长期保存，那么剽窃、伪造、篡改等行为就会大幅度减少。
3.3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在全能的学术委员会中分设科研道德委员会
在现代社会，媒体单位对各种科学越轨事件的揭露，对越轨所起的威慑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们应该凭此建立起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同时要重建科学道德，关键还是制度保证，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改革目前的学术委员会制度，建立学术委员会与科研道德委员会共存并相互制约的体制。科研道德委员会负责科研道德建设和科研不端行为处理。
3.4将科技共同体越轨的惩治纳入法律轨道
处理科学越轨事件，不能只靠科学界和科学家本身的自律，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手段做后盾。科学越轨不仅属于道德范畴，而且由于其发生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与许多人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有关。因而对于严重的科学越轨行为，必须借助法律手段严加惩处。需要强调的有两点：（1）要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2）要依法治理，违法必究，不搞法外留情。
总之，科技共同体的越轨行为的发生涉及社会、科技共同体以及科研工作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有效的科技共同体的外在社会控制需要全社会各阶层的努力，既要有国家和政府的适当干预，又要有法律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公众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一种诚实守信的良好的社会氛围，减少和有效防范科学活动中越轨行为的发生，从而促进科技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和良性运行。
参考文献
[1]张雅旋，成良斌.默顿规范的反思和科研规范的重建[J].科学管理研究，2008（2）.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2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二、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三、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群体推理是发生于实际社会中的现象，不同领域里的学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研究了不同的群体推理的逻辑，并取得了丰富成果。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说刚刚起步，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3
[关键词]群体推理，逻辑，群体理性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四、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中国整理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4
[关键词]群体推理，逻辑，群体理性
一、导论
人们通常认为，逻辑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规范性的科学。这样的推理和论证是纯形式的，与内容无关的；并且逻辑研究的是纯客观的。逻辑学所得出的逻辑学定律是适合“所有人”的，这里的人是指具有推理能力的理性人。
然而，社会事实是，并非独立地存在许多“个人”，所谓的各个“个人”是相互联系的。这里的联系有多方面的，如生理的、物质的、经济的等等。我们这里关心则是“心灵的”。即：一群人组成的群体被称为一个社会，我们的逻辑是适合该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存在群体进行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吗?
有人会认为，这样的问题本身是可质疑的。因为，社会虽然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一个总体，但它毕竟不是如单个人那样的一个“总体”。即社会“总体”本身不是一个自主的像个体那样的单位。这样，没有认知主体，哪来的推理和论证?
认为不存在这样的群体主体的理由是，任何一个群体它本身不说话，它不可能像我们每个人那样思维、表达、论证，甚至争论，除非由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社会，该独裁者“代表”群体的每个人。但一个独裁的社会已经退化到一个人。
的确，确实不存在像单个人的“社会总体”，但这不构成“社会”不能进行推理的理由。对上述反对理由的一个类比反驳是，不存在社会心灵，但同样存在研究群体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群体心理学”。因此，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同样可以存在。
多个人组成的群体或组织的决策与行动方式不同于单个人，它有独特的“规则”。我们不能要求一个群体像一个人那样，否则它就“是”一个人。至于社会的不同于个体的思维、决策过程，正是我们研究的。如，一个群体中“所有人”“知道”“金属导电”，“所有人”“知道”“铁是金属”，那么“所有人”“知道”“铁能够导电”。尽管我们可以用谓词表达式刻画这个推理，但我们将所有人看作一个单位，它便是指某个像个人的单位。再比如，在给定规则下，一个群体要在a、B两个候选对象间表达群体的偏好时，它当然不能或不应该能够得出，“a比B优”并且“B比a优”!再比如，一个群体它不能或不应当做出“从事a”并且“不从事a”行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决策。前者是关于命题的推理，或者是关于决策或行动的群体推理。
自弗雷格将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严格区分开来之后，现代逻辑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逻辑研究的推理和论证是人的许多心理现象中的一种，既然心理学中群体心理学获得巨大的发展，是否存在研究群体推理和论证的逻辑学?
二、从个体认知逻辑到群体认知逻辑
认知逻辑(epistemiclogic)是现代逻辑中的一个分支。认知逻辑刻画认知主体对命题的认知态度(如知道、相信、怀疑等)中的客观过程。如知识逻辑刻画理性的人“知道”的逻辑结构。
逻辑学家发现，刻画群体的认知状态需要新的关于群体的认知逻辑。
博弈论研究有各自目标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理性人如何在互动中进行决策。起初，博弈论专家假定博弈中的参与人是理性的——具有使自己效用最大化的推理能力，然而，奥曼(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人发现，这样的假定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人都是理性的”是该博弈所有参与人组成的“群体”所知道的，即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是群体中的“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或翻译成共同知识)。
什么是公共知识呢?公共知识是相对于某个群体的，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该群体”“知道”该真命题p，即CKp。群体知道与群体中的各个成员知道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某个真命题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指的是，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知道真命题p(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知道p(KjKip)，群体中的每个成员知道他人t他人知道p(KkKjKip)……由此可见，某个命题p是群体的公共知识即群体“知道”p，与p是群体中的每个人的知识即每个人都知道p，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知识分布状态。
举一个例子。我们假定，对“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均知道，“4能够被2整除”，即我们假定“4能够被2整除”是所有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的知识；并且我们假定，这也是任何群体的公共知识：如果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他应当知道“4能够被2整除”。对于一个由有限个受过小学以上教育的人所组成的群体而言，“4能够被2整除”尽管是他们的每个人的知识，但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原因在于，他们均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不是该群体的公共知识。很有可能的是，其中有人不知道其他某个人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或者，某人不知道对方知道他受过小学以上的教育……。
所谓公共知识逻辑就是某个群体中的所有人“共同知道”的逻辑。公共知识逻辑其实刻画的就是群体作为一个总体的推理系统，公共知识逻辑有下面这些特征公理：
C1：CK(G，p)p(若p是群体G的公共知识，p是真的)；
C2：CK(G，p)∧CK(G，q)CK(G，p∧q)(若p和q是公共知识，p且q也是公共知识)；
C3：CK(G，pq)∧CK(G，p)CK(G，q)(若p蕴涵q是公共知识，并且p是公共知识，那么q也是公共知识)；
C4：～CK(G，～p∧p)(矛盾式不是公共知识)；
C5：CK(G，p)CK(G，CK(G，p))(若p是公共知识，“p是公共知识”也是公共知识)。
C6：～CK(G，p)CK(G，～CK(G，p))(若p不是公共知识，“p不是公共知识”是公共知识)。
对公共知识逻辑的研究是多主体(multi—a-gent)认知逻辑学研究的内容，但它同时是多个学科如计算机、人工智能、博弈论、社会科学关心并研究的内容。
认知逻辑中的公共信念逻辑(commonbelieflog-ic)同样研究群体的推理和论证，在研究群体信念的逻辑中，没有如C1这样的公理，因为信念不必为真。
三、研究群体推理的科学逻辑
科学是理性的活动，但同时是集体性的活动。科学哲学家努力研究科学家的群体推理规则。
那么是否存在适合“所有”科学家的推理规则吗?传统哲学家认为存在这样的东西，这便是“科学方法”，方法论专家的任务即是找到这个方法。这个科学方法包括发现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科学家能够发现真的科学理论和辩护的方法——根据这个方法，某个理论能够得到“证明”。然而，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逻辑经验主义认为要严格区分发现的范围和辩护的范围。他们认为，不存在发现的方法，但存在辩护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试图给出对理论或假说进行归纳辩护的方法。
逻辑实证主义努力给出的归纳证实的方法论标准，以及波普(K.popper)的演绎证伪的方法论标准，是超科学、超历史的，所有科学家都应当遵守的。
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库恩则认为不存在这样的方法论标准，任何标准都内在于“范式”，范式是一科学家共同体区别于其他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推理规则”。库恩认为，范式是科学活动的基本单位。——所谓范式是科学家共同体共同拥有的东西。在库恩看来，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拥有不同的范式。科学的发展表现为范式的变迁。
在库恩那里，科学活动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活动是理性的——理性表现为科学家群体进行理论选择有公认的标准，此时科学家群体对什么样的理论是好的理论、什么是“疑难”等有确定的标准；而科学革命时期，由于没有裸的观察，任何“观察负载着理论”，科学活动没有理性可言——因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有不同的理论评价标准，而不存在中立的、客观的评价不同科学家共同体范式的标准。那么在科学革命时期，理论选择是如何进行的呢?根据库恩的观点，此时的理论选择完全是根据科学家的偏好进行的，而偏好是由范式决定的。
库恩努力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共同体所拥有的范式本身是一套“群体的推理规则”，信仰同一个范式的科学家群体用这样的推理规则进行群体推理；而不同的科学家共同体因推理规则不同(范式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科学哲学家所力图揭示的是科学家进行群体推理的规则，不同的是，“逻辑主义者”哲学家认为，存在不变的规则；而“历史主义者”则认为这样的标准随群体的不同、历史的发展而变化。
四、公共选择理论：
研究群体选择的逻辑我们每个人在行动选择时；根据自己的偏好在多个行动中选择有利的行动。这是一个推理过程。然而，一个包含两个或以上的行动者的群体或社会是如何做出共同行动或集体行动决策呢?即：群体是如何进行行动选择的推理的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偏好，群体行动的选择依赖于群体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collect)，以形成群体的偏好。对群体中各个人的偏好进行加总是通过投票来完成的。对群体如何加总个人的偏好的研究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群体的投票规则即是群体的偏好形成的推理规则。如，一个群体对某个提案进行表决时，大多数规则——这是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规则——说的是，一个“议案”若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以上则获得通过，即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获得了通过；或者说该群体“认为”该议案通过比不通过要好。若一个“议案”没有获得投票总人数中的一半，在此情况下，“该群体”“认为”该议案不通过比通过要好。
一个议案或者通过或者不通过，此时，投票群体进行投票便是在二中择一。当一个群体面临的候选对象超过两个(即三个或三个以上)时，情况便复杂起来。人们发明了许多加总投票人偏好的方法。如孔多塞的两两相决的规则，逐步淘汰的黑尔体系(Haresystem)和库姆斯体系(Combssystem)，一次性决策的赞成性多数(approvalvoting)和博达记分法(Bodacount)。
逻辑主要是研究推理和论证的。若研究的是推理，在推理中存在前提和结论：前提是已知的，而结论要根据有效推理得出的。在群体投票中，我们根据投票者对某个议案的偏好——这构成推理前提，和投票规则——这构成推理规则，而得出投票结果——它便是结论。这样看来，群体加总群体中个人偏好的特定投票规则便是逻辑学中所说的系统，我们称这种系统为群体偏好推理系统。
在实际中存在不同的投票规则，因而存在不同的群体偏好系统。我们考察逻辑系统时，往往考察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群体偏好推理系统的完全性和可靠性如何呢?
对于个体，他所用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或者我们假定它满足完全性和可靠性。研究社会选择的经济学家首先研究理性的偏好关系。偏好关系以“≥(弱优于)”表示。某个理性人认为“a≥b”，表示的是，对于该理性人而言，备选对象a与b相比，a至少与b一样好。经济学家认为“理性的”的偏好关系应当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条件：(1)完备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a，b，它们的关系是或者a≥b，或者b≥a，二者必居其一；(2)传递性：对于任意的三个备选对象，如果a≥b，b≥c，那么a≥c。
满足这两个假定的偏好关系的推理系统，如果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该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任何两个备选对象都具有一个偏好关系；上面的完备性正是说明了这点；该系统同时具有可靠性——不会产生矛盾的偏好关系；由传递性作保证。一个群体进行推理时，该群体能够做到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是下一部分要回答的。
五、群体理性如何得到保证?
群体推理的理性如何保证?
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同一个范式下的活动是理性的，因为存在一套为科学共同体中所有人都接受的不相互矛盾的规则体系。此时，科学共同体的理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在科学革命时期，由于不存在共同接受可以对不同的范式下的规则进行评价的元规则，科学理论之间的竞争是非理性的。这样，不同的科学家群体组成的更大群体的理性得不到保证。
在群体选择中理性是不是也得不到保证呢?
群体的偏好关系推理系统具有完全性和可靠性吗?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群体用于偏好推理的系统能否适合一切可能的偏好组合，这是可靠性问题；第二，该系统进行推理时能否保证不出现矛盾，这是完全性问题。偏好关系推理系统的特性是许多学者所关心的重大问题。
一个极端情况是，加总的规则为独裁规则，即某个人的偏好即群体的偏好，那么将不出现所谓矛盾性的结论。超级秘书网
阿罗证明了，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给定偏好顺序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满足下列4个条件并具有传递关系的社会福利函数：第一，定义域不受限制——社会福利函数适合所有可能的个人偏好类型；第二，非独裁——社会偏好不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偏好来决定；第三，帕累托原则——如果所有个人都偏好a甚于b，则社会偏好a甚于b；第四，无关备选对象的独立性——如果社会偏好a甚于b，无论个人对其他的偏好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a与b的偏好关系不变，社会偏好a甚于b不变。
这被称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个定理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了，群体作为总体不可能像个人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作出“理性的”排序。孔多塞投票悖论反映的正是这个情况：群体得出了矛盾的结果。
群体投票是群体推理过程，投票规则是群体推理系统。以这样的视角看，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对于有三个以上的备选方案的情况下，群体推理系统不可能既是完备的——适合所有的人的偏好类型，又是可靠的——不出现矛盾性的结论。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5
[关键词] 范式转换；商榷；体系；行政法
21世纪中国行政法的发展问题，愈益频繁地受到行政法学界的关注，已经或正在成为时下的主流话语①。在分析21世纪中国行政法发展问题的诸多理论中，笔者发现“范式转换论”②可谓是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其独到之处在于：不再拘泥于传统行政法的研究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亦或其他比较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而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范式”方法，提出了中国行政法发展问题上的一系列“新”的趋势———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不是“控权”、“管理”或“平衡”，而是以问题为定向，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行政的理念以公共行政替代国家行政，行政法的分析视角以行政权力为中心，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等等。显然，这些新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对于繁荣和丰富我国行政法的发展理论是极为有益的，但是，笔者却不敢苟同为“范式转换论”所推崇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所得出的某些研究结论和运用的研究体系。
一、对“范式转换论”的研究方法之商榷
为“范式转换论”所尊崇的新的研究方法，就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S·库恩创立的“范式”方法。何为“范式”，根据库恩的理解，它是指科学共同体在某一学科中所共有的理论背景、框架和传统。这种知识背景规定了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具有可通约性，从而形成为该学科共同传统，并为该学科发展规定共同方向和历史路径。〔1〕（p292-294）新旧范式不断更替的目的在于促进科学进步，进步的实质乃是使科学理论与自然界趋于一致。“在这个过程中，它（科学理论）将愈来愈多的方面，以愈来愈多的精确性同自然界相匹配。”〔2〕（p266-267）笔者之所以对“范式转换论”运用“范式”方法分析中国行政法的发展的理论问题提出商榷性意见，是因为：
（一）“范式转换论”抹煞“范式”方法适用的具体条件，将适用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作为社会科学的行政法，主张存在（实然）与当为（应然）简单合一，是不可取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不论从提出“范式”这个命题、还是对其予以论证和说明，以及运用它去分析和解释具体的问题，都是仅针对自然科学领域内的社会现象的。〔3〕（p76）“范式转换论”现将这一方法挪用到作为社会科学的行政法内，并且来分析行政法的发展———如此宏大的理论问题，是否妥当？这其实涉及到19世纪以来发生的一场持久的方法论之战———自然科学的方法能否适用于社会科学或精神科学，也就是说存在与当为能否合一的问题？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其《逻辑体系》一书中不仅不承认精神科学有某种独立的逻辑，相反却认为“作为一切经验科学基础的归纳方法在精神科学这个领域内也是唯一有效的方法”。〔4〕（p4）而德国著名哲学家、现代解释学之父狄尔泰则认为，自然科学是机械的，而人文科学是精神世界，人们是无法用自然科学因果解说法来认识精神世界的，建议人们用“理解”来代替自然规律方法。〔5〕（p114）德国另一位著名社会科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指出：“社会文化生活的实在无论如何都不能从那些规律和因素中推演出来，凭空这些规律也无法使我们达到对于社会文体个体的认识。”〔6〕（p6）库恩的“范式”分析方法不同于纯粹的逻辑归纳法———任何科学知识都是起源于经验，由个别经验通过概括就可以直接过渡到一般理论，而将人的因素、制度的因素、历史的因素引入科学，使科学发展突破逻辑主义的范围。可以说，这是库恩“范式”分析方法的主要贡献。但库恩“范式”方法仍试图使科学研究以“以愈来愈多的精确性同自然界相匹配”。如果说在自然科学领域通过范式不断更替确实能使自然科学理论趋于自然一致，但在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行政法学上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则不无疑问。这是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意义或目的是发现自然规律或秩序，存在与当为能够浑然一体，人们可以从应然命题推出实然命题，但行政法学研究不仅仅是去发现行政法现象或事实，不是去寻找行政法现象间的机械式的因果关系，其意义或目的更多是被人为地设计的东西，存在与当为之间不可简单等同，应然命题与实然命题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认为存在与当为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7〕（p182）
现代法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表明，人们虽然已不再绝对否定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方法或经验事实的验证等方法来分析社会科学（包括法学），但在对待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时，还是作严格区分的，也就是说对于应用法学，自然科学中的实证等方法可以适当运用，〔8〕存在与当为的区分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对于理论法学而言，人们仍是遵循存在与当为相对分离原则，反对在理论法学研究中建立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方法。〔9〕（p7）由此可见，“范式转换论”将作为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范式”方法来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理论问题，认为行政法确定了新的研究范式后，就可以规定行政法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路径，解决在旧的范式下无法解决的新问题，从而为行政法的发展规定某种规则性的理论，其实是抹煞了该方法适用的具体条件，是不足取的。事实上，库恩自己也宣称，社会科学至今尚未进入常规科学，因为它们至今仍然观点分歧，无统一范式。〔10〕（p266-267）
（二）“范式转换论”认为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是新“范式”———公共行政范式替代旧范式———国家行政范式的过程，由此将行政法发展视为是一个“革命”的、“剧变”的过程，是不可取的。“范式”分析方法能够为“范式转换论”所吸引，无非是该方法具有强大的学术功能：在一定时期内为科学工作者指明某一领域中应当研究些什么问题，采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混沌和费时的争论；吸引一批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消解科学研究中的私人化色彩，整合学术资源；判定科学活动中的重大事实，解释公认的理论，提高理论应用精确性；标示某一学科已形成系统完整的体系。〔10〕（p74）“新范式”代替“旧范式”，也就意味着上述学术功能将以全新的面目出现。从逻辑推演，如果中国行政法的发展就如“范式转换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以新的公共行政范式替代旧的国家行政范式，从而
能以新的更为完善学术功能来分析和解释行政法现象，则赋予其最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不为过。但是，如此强大的学术功能是建立在严格和规范意义上的“范式”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库恩的观点：科学周期性地经历着猛烈的“革命”，革命前后的范式是“不可通约”的，其中包括每个概念，像观察、事实、问题、方法、标准等等都是“不可通约”的。〔2〕（p269）更为形象地说，在旧“范式”下，纸上的这个符号最初看来像一只鸟，在新的范式看来则像一只羚羊，或者反过来也是这样。〔3〕（p71）然而，将行政法视为如此“革命”的过程，如此“推倒重来”的过程，符合客观事实吗？显然，常识告诉我们，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是连续性、继承性和批判性的有机统一，绝对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的过程。“范式转换论”者势必也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他们的论述中没有体现出来，原来他们“巧妙”地了库恩“范式”概念的完整意义，将有利于其论点的观点加以引用（如范式的强大的学术功能），将不利于其论点的观点加以“忽略”了（如范式的绝对性）。但在笔者看来，这类似于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简单道理，如果了范式概念的完整意义，也就失去了其本来的学术功能。事实上，库恩自提出“范式”这一方法以来，虽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但也受到强烈的批判。“库恩的相对主义错误乃是哲学思想方法走上极端的结果，他要求不同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之间，要么就是绝对同一，要么就是绝对不同，否认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这就必然导致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科学发展是连续性和间断性、继承性和批判性的统一，科学发展前后两种范式虽有质的差别，但是新的范式并不是对旧的范式的简单否定，而是辩证扬弃。”〔2〕（p70）由此看来，为“范式转换论”所推崇的“范式”方法，并不那么具有“革命”的意义，即使运用了“革命”意义上的“范式”概念，中国行政法的发展也仍就是连续性、批判性和继承性的有机统一。二、对“范式转换论”的若干研究结论之商榷
在“范式转换论”所提出的中国行政法发展的一系列“新”趋势中，其中以下两方面特别引人注目，也恰恰是笔者持保留意见的。
（一）认为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问题要以政府主导变为以问题为定向，以公共利益目标为主导。何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依据“范式转换论”的观点，就是行政法的主要任务。所谓政府主导，是指行政法考虑的是政府应该怎样行政的问题。以公共利益为主导，则是行政法应尽可能增进社会福祉。何为以问题为定向，“范式转换论”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依笔者的推理，其大致的意思是从现实出发，只要能增进公共利益、民主行政，就不必拘泥行政法原有的概念、行政权作用方式、行政权行使主体等。
“范式转换论”为中国行政法发展所设定的基本问题不可为不深远———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为达此目标所设计的方案不可为不周密———以问题为定向，“抛开僵死的教条和学科限制”。但是，笔者的疑惑也随之而来，中国行政法发展的基本问题难道就是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为实现此基本问题，就可以“抛开僵死的教条和学科限制”，“天马行空”的演绎行政法的概念、原理和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关于行政法的根本任务或基本问题，行政法学界历来就存在诸多观点。归纳起来，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来加以确定：一是从行政法的功能角度来阐述，由此，形成了“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综合控权论”，“服务论”，“服务、管理、法制监督论”，“保障公益、授权与控权论”等多种观点；二是从行政权的性质角度来阐述，由此形成了“公务论”、“公共权力论”等观点。行政法学界对行政法基本问题的观点虽极不一致，但也存在共同之处，即认为从功能的角度来确定行政法基本问题是科学的，行政法的基本问题应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基石，对行政立法、执法和司法都具有指导力、渗透力、涵盖力和浓缩力。〔10〕（p37-38）现在“范式转换论”提出以“问题为定向，以公共利益目标为主导”作为行政法基本问题，笔者以为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问题”与“公共利益”都是极不确定的概念，以两个不确定概念的组合，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有失基本问题的“基本性”。何为以“问题”为定向，“范式转换论”并没有作一确定的说明或解释①。何为“公共利益”，“范式转换论”者自己也承认“公共利益”是中外学者争议较大的一个范畴，没有确定的含义。我国有学者也指出“迄今为止，可以说人们还没有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界限问题上，包括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的概念确定以及有关它们的详细清单，达成能够得到普遍、一致认同的结论”。〔11〕（p238）可见，将两个不确定概念排列在一起以为就可以作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是不符合作为基本问题的一些基本要素的。
第二，姑且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现代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也绝不是以公共利益为主导。行政法发展的学术史告诉我们，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理论由来以久，并且始终是与专制、集权和管理等不太光彩的词联系在一起的。“缘19世纪后半叶以来，德国行政法系以秩序与安全保障为中心，较为偏重行政组织，尤以官史制度为最。”〔12〕（p37）二战前的日本行政法就借鉴了德国的理论，致使“当时的行政法是一部带日本特色的，是自上而下的特权官僚为维护其‘臣民统治’而制定的法律便鉴文集”。〔13〕（p4）与此同时，前苏联的行政法与德、日如出一辙。“在苏维埃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范的任务是调整苏维埃国家管理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这种调整的目的在于保证管理关系的参加者的行为符合苏维埃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14〕（p52）以“公共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理论的历史功过自应由事实来评价。当德、日饱经二战的罹难后，其行政法理论早已经历了彻底的革新。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苏维埃行政法理论也进入历史博物馆。这些理论对中国行政法的影响到底如何，我国行政法学界已有定论。但现在“范式转换论”重提已成为历史垃圾的理论，这到底是进步，还是退化？笔者当然确信“范式转换论”所指的“公共利益”不是二战前德、日和苏联行政法理论中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公共利益，但是，即使以“此时的公共利益”作为我国行政法目标，也是不可取的。这是因为，强调以公共利益作为行政法的目标，隐含着这样一个逻辑预设，即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绝然对立或严格分离的，对于行政法而言，它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逻辑预设其实尚未摆脱“管理论”或“控制论”行政法的窠臼。现代行政法理论认为，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是此消彼长、水火不融的严格对立关系，而是可以互相转化、妥协和共同增长的统一关系，不存在公共利益绝对优于个人利益的情况。庞德指出，每一种主张、要求或愿望并不一定永远只属于一个范畴，基于不同的目的，就会从不同的立场看待同一主张、要求或愿望，公共利益包含着个人利益。德沃金在其权利理论中认为要处理好个人权利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使个人权利与社会目标彼此妥协，强调“选择或折衷是必要的这个观念”。为了反映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这种关系，现代行政法主张在设计行政法机制时，要形成既制约行政权非理性膨胀、保护相对方合法权益，又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利、维护行政秩序；既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为公众谋求更多的公益，又激励相对方积极实践法定权利、参与行政，以实现私益的递增的良好态势。〔15〕由此可见，“范式转换论”主张以公共利益为主导作为行政法基本问题既不符合历史，也与现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相背离，是不可取的。
第三，从“目标”的角度来确定行政法基本问题，极易将属于行政法该部门法所特有的基本问题泛化。众所周知，当代任何部门法的目标，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情况。如果非要认为行政法的目标是以公共利益为主导，那么刑法、反垄断法的目标或许更能体现这一点。行政法界多年来
的研究已表明，从“功能”角度来研究行政法基本问题是最为科学的，“范式转换论”提出从“目标”的角度重新确定行政法基本问题，难道就是所谓“抛开僵死的教条和学科限制”？笔者不知其用意何在？（二）认为行政法的分析视角应从以公共权力为中心转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中心。“范式转换论”指出中国行政法不能再机械地以公共权力作为认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而要以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为中心。笔者十分同意“范式转换论”提出的中国行政法的分析视角不再应是公共权力，但对认为应转到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上来，则持反对意见。行政法的分析视角是行政法学研究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是指行政法学科共同体认知、分析和解释复杂的行政法现象，建构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和框架（包括行政法的概念、基本原则、功能、价值等）的切入点。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学理论一直以权力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分析视角，至今仍被诸多学者所运用。典型的如：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正是为了行政权的需要应运而生，脱离开行政权就无从理解和说明什么是行政法，为什么需要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应用和发展规律。〔16〕从行政权力（也就意味着从国家行政主体）的角度来展开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固然可以突出行政法与行政权力密不可分的关系，但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化倾向。因为，其忽视其他主体的权利，特别是行政相对人权利在行政法理论中的应有地位。检讨权力分析视角的历史背景，笔者以为这是由我国自建国40年来，一直实行的全能型政府管理模式为基础的。全能政府在经济上实行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控制着整个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资源，拥有几乎所有的生产手段———工厂、设备和土地。在政治上实行以社会公共管理职能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政府组织体制实行严格和繁杂的层级控制、政府过程以命令和服从为标志的政治体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渲染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强调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至上。在全能政府阴影的笼罩下，国家、社会和个人都溶合在强大的行政权力中，相对人无非是行政管理的客体，其独立的行政法地位尚未确立。由此，就不难理解权力分析视角一直为传统行政法学者奉为圭臬的事实。
“范式转换论”显然意识到权力分析视角的弊端，为此开出了以公共利益作为新的分析视角的药方。其效如何，当然有待事实检验。但从理论上而言，只会模糊、遮蔽行政法研究者的视线。如前所述，公共利益的本质、内涵和判断标准是极不确定的，它是个人言人殊的概念，由其作为行政法分析视角，在行政法的定义、原则、制度中加以充斥，只会消解行政法规范体系，无助于增长行政法知识和增强行政法分析能力。
事实上，在行政法学界，有识之士业已提出新的分析视角，即关系分析视角。它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法定义、理论体系、性质、功能等都应从（行政）关系的角度予以展开。上个世纪末，罗豪才教授在阐述行政法的语义时，首次正式提出，行政法可以表述为调整行政关系和基于行政关系而产生的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17〕之后，以关系作为行政法现象的分析视角，渐渐在行政法学研究中取得相应地位。如有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关系的法，行政关系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18〕（p7）
从关系视角分析行政法，就要以辩证方式看待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权利、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将相对人仅仅视为行政管理的客体。“对于行政法学而言，‘关系’就意味着要辩证地理解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对立统一性，将行政法视作一个有利于促成双方博弈的‘场域’，而非片面保护某一方主体的僵化结构。”〔19〕相对于权力分析视角以全能政府作为立论基础，关系分析视角以有限政府为基础。因为在有限政府条件下，由于公共管理权力的多中心，思想文化的多元化，资源配置形式的多样化，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不再是全能政府下单一的命令与服从关系，而是相互支持、帮助、渗透，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关系分析视角能为诸多学者所尊崇的事实。
三、对“范式转换论”的研究体系之商榷
姑且承认“范式转换论”以库恩的“革命”意义上的“范式”作为研究方法，也就是不检讨其为了立论的需要而完整意义的范式概念的做法。这就意味以“公共行政范式”替代“国家行政范式”将是中国行政法（学）整个体系的变化。也就是说是“国家行政范式”下组成行政法（学）体系的方法论、本体论和运行论三部分都将转变到“公共行政范式”下的行政法（学）体系中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范式转换论”者虽然打着“行政法学范式转换的旗帜”，但并没有在规范意义上的行政法学体系上下功夫。
分析“范式转换论”的研究思路，从批判、颠覆国家行政范式下行政法学体系，到建构公共行政范式下行政法学新的体系，基本上都是在行政法本体论方面打转转。“范式转换论”指出国家行政法范式下的行政法学已发生了危机，诸如非政府组织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上的地位问题，都是行政法本体论方面的问题，即使在建构新的范式下行政法学体系时提到扩大行政救济的范围、丰富行政救济的类型、强化行政救济的力度等内容，也只是涉及到部分行政法运行论方面的问题，丝毫不提行政法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试问对传统的行政法学研究方法不作任何反思、鉴别，仅在行政法本体论方面做些文章，就断定传统行政法学已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行政法学范式要经历“革命性”转换，有这样的逻辑吗？
事实上，作为一门学科，行政法学研究方法与整个行政法学体系是须臾不可分离的。行政法学认知、分析和解释行政法现象的工具不仅仅只有概念、原则或制度，还有方法。“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同样被列为工具，是站在主观方面的手段，主观方面通过它与客体联系。”〔20〕（p532）而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21〕（p232）德国学者拉伦茨甚至更为极端的指出：“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22〕（p80）由此可见，行政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个行政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范式转换论”在不检讨、质问传统行政法学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就匆匆下结论———中国行政法学范式转换了！
其实，与行政法学本体论和运用论相比，我国行政法学研究方法可能是更需要加以转换的内容。对于行政法学的研究方法，国内许多教科书已作出了列举。不外乎以下几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其中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根本方法，也是其他研究方法的方法。〔18〕（p25-27）对于这些研究方法的功效和缺陷，笔者不予一一探讨，在此只对为行政法学界奉为“神器”或“法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作些检视。笔者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分析行政法学研究的宏观问题，它的作用是一种指导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并且，该方法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它的自然主义倾向———试图在社会科学领域建立类似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某种普遍有效的规则。这一点是为诸多哲学家、
社会学家所诘难的。马克斯·韦伯就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分析社会科学领域时具有三方面的偏见：“第一，人们认为，历史实在的‘根本的’内容和‘本质’必定记录在那种理论的概念图景之中，第二，人们把它们用作历史应当塞入其中的普洛克路斯忒之床，第三，人们假设这种‘观念’是处于现象变幻之后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真正的’实在和实际的‘力量’。”①〔6〕（p17）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分析作为社会科学（包括行政法，特别是理论行政法）时，存在过于简约化的缺陷。它试图在行政法领域内建立某种普遍有效的规则，行政法学者的使命在于寻找这些规律，从而为行政法发展获得确定和客观的知识。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规律的确能够发挥某种类似词典的作用，但也仅此而已”。〔6〕（p6）这说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在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问题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存在发展的余地。四、余论
由此可见，“范式转换论”为中国行政法发展设计的宏伟蓝图，并不那么有效。在此，笔者也想对中国行政法的发展问题提出方法上的若干思路。笔者以为模式分析法，是推动这一课题向纵深发展的有效工具。
所谓模式分析法是研究者有意选择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中若干重要特征加以抽象，在此基础上建立分门别类的概念模型，以此作为整理和规范社会现象的工具。模式是一种思维建构的抽象概念，它是由互有联系的要素所组成，它不会以纯粹形态存在于现实之中，也没有完全的经验例证与其相对应，但它绝非是随研究者的主观意志想象出来。它是研究者透过对具体问题的经验分析，参考对现实因果关系的了解，予以的高度抽象。其目的不是单纯拷贝社会现实，而是作为比较和衡量社会现实的手段，以便成为引导人们达到认识社会现象的指示。模式具有相对性和暂时性的特点。这表明，模式是研究者从某些观点和经验材料出发形成的一种理想构想，决不代表唯一可能的观点。随着研究者实际认识的获得和实践的新发展，原有模式可能不再有效，为了更有效地认识社会现象，就需要建构新模式，通过模式不断代替，促进对社会现象认识的进展。〔6〕（p19）模式分析法意识到行政法现象的极端复杂性和特定时期行政法学者理性的非至上性，故不去刻意追求精确和客观的规律来认识行政法现象，它也承认行政法学研究的连续性和累积性，故不去充当“革命者”的角色。
在当代，构成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模式主要有：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单向与双向、权力与关系、积极与消极、制约与激励。通过这些模式，可以从行政法调整对象、行政权力作用方式、行政法学研究分析视角、行政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作用和行政法机制等五个方面来认知中国行政法发展方向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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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6
关键词：高校学生；学术不端；规范性文件；规制
近年来，我国高校学生中学术不端行为频发，已有泛滥之势。随着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各高校纷纷设立了学术委员会，主管本高校的学风建设事宜，但由于《实施意见》内容较为简便，缺乏足够的指导，导致各高校的具体实施细则内容不一，这不利于对全国范围内的高校学生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规制。
一、学术不端的概念剖析
对于学术不端的概念，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科研作伪行为是“在科学研究与评价过程中，为骗取科学共同体和社会的承认而出现的伪造和剽窃行为”[1]。也有学者认为学术不端是高校教师在学术共同体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有遵守研究的规则，出现篡改数据、捏造事实、剽窃成果等行为，并将学术不端行为与学术失范行为区别开来[2]。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学术不端主要是指学者涉及抄袭、剽窃的不良行为，也指学者恶意的一稿多投行为，并将其与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区别开来[3]。总的来看，学界对学术不端行为主要界定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科研诚信和学术道德的违反，主要类型是剽窃、篡改以及抄袭。
在我国的规范性文件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概念也有相关的规定。2006年《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是是指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包括：（一）在有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二）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三）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四）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五）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六）其他科研不端行为。2007年的《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中，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定义是：学术不端行为是指，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各种造假、抄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2009年《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将学术不端行为范围规定为（一）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二）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三）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四）伪造注释；（五）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六）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七）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由此可见我国法律对学术不端行为并没有标准准确的定义，而通过行为模式和类型进行描述。
二、规制学术不端行为的规范性文件的不足
目前我国规制高校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正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之中。规制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最高规范性文件是法律，主要是2015年12月修订的《高等教育法》，该法规定由学校学术委员会主管“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但是没有规定调查、认定对象的范围。其次是部门规章，这主要是由教育部的各类部门规章组成，主要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前者对学校处分学生的权力、学生的申诉权利等内容加以规定，后者则对学位沦为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调整。再次是其他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主要有《教育部关于印发的通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这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加强处理学术不端的要求、规范学生学位授予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要求将学术道德纳入学生教育过程当中去等。
除了这些直接有关于规范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法律法规之外，还有一些如《科学技术部、教育部、财政部等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的通知》、《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试行）》、《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卫生计生委中科院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关于印发的通知》等，这些主要都是以学术共同体为规范对象，并不直接针对或并未针对学生群体。
三、高校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规制策略
（一）统一学术不端的概念
明确学术不端的概念并不是指在全国范围内规定内容完全一致的概念界定，而是各个学校在根据自身学术环境特点的前提下，制定明确而严谨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概念。只有存在明确的行为边界，才能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有效地规制和管理。
首先是明确规制学术不端行为的目的所在，从“立法目的”的解释出发，界定学术不端行为的边界；其次，从学术不端行为的特征入手，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明显特征进行描述，以缩小概念边界；再次，从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入手，对于经常出现的不端行为进行列举，以便于规制的便利实施。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列举是最不容易严谨概括一个概念的方式，因而还需要留有一定的解释余地，也就是回到了目的解释的范畴。从多个角度对学术不端的概念进行描述，就能够尽可能地缩小偏差，以实现规制的有效性。
（二）捋顺规范文本体例，细化处置制度
从类型繁杂、内容不一的法律法规可以看出，我国并未对规制学生学术不端行为制定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因此，需要对混乱的规范体系进行清理。鉴于目前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规范文件主要集中在部门规章这一层面上，因此整合后的规范体系任然以部门规章为主。
首先是在法律层面，只需要对学校的处分学生的权力、处分机构职责、处分原则和程序以及学生的权利做出大体的规定即可。其次是部门规章，这主要是指教育部的的部门规章，但不排除学位委员会等其他机构的存在，但要求尽可能减少规章的数量，以便减轻规范体系的混乱程度。部门规章需要对学生学术不端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区别于其他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不端行为；并授权学校（以及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对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处理，同时将法律所要求的处理程序、保障学生权利等内容进一步具体化。
在各个学校的具体规定上，获得法律法规的授权之后，学校需要对规制机构（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责进行明确，并对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概念在结合本校或本地区特色的基础之上进行确定。而学校规定最重要的部分便是实施程序，这主要包括发现、举报、调查、裁决、申诉以及监督等几个部分。值得注意到是，对发现渠道的扩展，对举报程序的规范，对举报人的保密，惩处体系的构建，对调查的公正性、裁决的程序性、申诉的便利性的保障以及监督渠道的扩展等内容进行详细而严谨的规范，以保证规则实施效用的最大化。（作者单位：重庆大学）
参考文献：
[1]樊洪业.科研作伪行为及其辨别与防范[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1）：17.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7
关键词：伦理实体；科学共同体；科技；伦理；生态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
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近代以来物质与文化生活的繁荣兴旺，人类自由程度的空前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共同体的推动。但是在人类社会繁荣和进步的同时，由于科技理性的任意扩张，导致了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人性危机等全球危机。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的认知与社会互动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推进科学发展进程中，科学共同体只有坚持其伦理实体的价值诉求，实现科技与伦理的生态整合，才能成为促进科技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积极的主体力量。
一、“伦理实体”释义
实体，《辞海》中对其释义为“构成万物的基础”，即实体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这种本体或者是物质，或者是精神。古希腊时期的水、火、原子、理念等，中国古代的气、天、道等，均是以不同方式所表达的作为世界本原的实体。也就是说，实体是对世界本原、本质的一种形而上思辨表达，其本质内容在于本原性、普遍性和统一性。实体通常被理解为物体或实有之物体等哲学本体论含义，又被引申为具有一定组织规模的集体、团体或共同体。实体既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又具有内在的结构与生命。从这种意义上理解，实体是一种共体、整体或公共本质，是“单一物”和“普遍物”的统一，并通过精神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实体的道德哲学意蕴是：具有“普遍物”的特性，但不是抽象的普遍物；包含个体，但又不是个体的简单集合，而是个体与共体的统一；是个体，但不是单个的、个别性的个体，而是“整个的个体”；是“公共本质”，既包含特殊，又包含普遍，是具体的和辩证的统一体。
伦理实体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具体说来，伦理实体具有以下内涵和特性：
首先，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体系。现实中的社会关系体系种类繁多，并非任何社会关系体系都能作为伦理实体而存在。只有那些超越了偶然性和特殊性，并由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的社会关系体系才能成为伦理实体。伦理实体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偶然性与特殊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体系。在这种关系体系中，存在着差别性的个体，因而伦理实体既是存在差别的现实的实体，又是“在实际存在着的意识的复多性中实现了的绝对精神”[1]7，这种绝对精神就是公共本质或共体、共同体。也可以说，伦理实体是包含个体的共体，是一种自在自为的精神。
其次，涵摄差别的共体。伦理实体不仅是具有必然性、普遍性的关系体系，而且是存在差别的共体。伦理实体是具体而多样的，作为多样性存在的伦理实体彼此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别。而且，伦理实体是人类自我立法的规范的关系体系。“伦理性的东西就是理念的这些规定的体系，这一点构成了伦理性的东西的合理性”[2]165，这些规定的体系“是从事物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规定”[2]165，因而“构成自由的概念”[2]165。由此可见，伦理实体是以一定社会共同体为内容的关系体系，是一种具有一定规范范型的关系体系。因而作为存在差别的现实的实体，伦理实体是在这些实际存在着的个别性中实现了的绝对精神，即公共本质、共体或共同体。
最后，个体的偶性存在。伦理实体是个体的本质，它规定了个体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个体从伦理实体中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规定。因而在伦理实体中，个体获得了新的规定性，不再是单一的、形式的个别存在，而成为社会整体有机结构中的一员。个体之所以有自由，之所以有真实性，原因在于他体现了伦理实体的本性。进一步说，任何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都有依其伦理角色而具有特定的伦理权利和伦理义务，但其具体内容则不以个体的特殊意志为转移，而具有某种确定性。尽管“个人对他特殊性的权利也包含在伦理性的实体性中，因为特殊性是伦理性的东西实存的外部现象”[2]172，但是这种特殊性并不能决定个体的本质，个体只有把伦理实体的精神本质内化于自身，使他的伦理行为成为伦理实体的自觉表现，这时他才是自由的。对此，黑格尔精辟地表述为：“个人主观地规定为自由的权利，只有在个人属于伦理性的现实时，才能得到实现，因为只有在这种客观性中，个人对自己自由的确信才具有真理性，也只有在伦理中个人才实际上占有他本身的实质和他内在的普遍性。”[2]172
综上分析可见，伦理实体是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构成社会生活价值合理性之根据的伦理关系体系。或者可以说，伦理实体是一切具有伦理的内涵和特性并实行有效的伦理互动的伦理关系的精神体现，是“伦理的共体或社会”[1]8。
二、“科学共同体”伦理实体性之内在根据
英国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米切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1942）最早使用“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Community）这一概念，他在探讨科学自主性的过程中，把全社会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作为一个具有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群体，称作“科学共同体”，以区别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按属性归类，科学共同体一般指两种情形：一种是共同职业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一种是共同专业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前者是广义上的，指整个科学界，体现科学共同体的外在功能。后者是狭义上的，指由科学家组成的各种专业集团，显示科学界的内部结构。
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共同体具有不同于社会的本质内涵：一方面，共同体应该“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3]52，而社会则“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3]52；另一方面，共同体的实质是一种结合，而社会则意味着分离。“在共同体里，尽管有种种的分离，仍然保持着结合；在社会里，尽管有种种的结合，仍然保持着分离。”[3]95据此，作为共同体的特殊模式，科学共同体本质上具有共同体所蕴涵的伦理向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社会群体。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性日渐突出，社会、文化、伦理等因素日益渗透于科学的认识过程。科学共同体不但涉及对科学认识论的阐释，而且科学与社会的互动、伦理价值向科学的融入等问题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关注的重要内容。换言之，伦理实体已经成为科学共同体人文本性的实质内涵。
首先，科学共同体具有稳定联系的整体性特征。科学共同体是“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完成特定的社会功能，通过相对稳定的联系而形成的社会群体”[4]，“他们在他们自己之中维持着为促进科学过程而建立起来的特有关系”[5]138。科学共同体就是拥有共同范式的科学家所组成的群体，“他们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一起……这种共同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内部交流比较充分，专业方面的看法也比较一致”[6]。
其次，科学共同体体现了精神气质上的共同性和秩序性。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认为，科学研究的惯例形成了科学家的动机、热情和种种社会关系，形成了有形、无形的科学家的行为准则。这些研究惯例和行为准则紧密地与科学家的创造成果相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ethosofscience）。科学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关系的结合，它突出科学家之间共同的精神气质，并将它作为相互联系的纽带。科学家在社会中构成特定的集团，这些集团“环绕特定的知识目标形成各种独特的共同体，它们控制着研究设备，在相对独立的条件下决定自身的工作目标和程序。共同体一旦建立，将沿着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7]。
再次，科学共同体以某种共同价值信念为基础。科学共同体是主体间性的形式，它强调共同体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普遍性意识，它是一种遏制拆解共同体的力量，依赖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强烈的伦理情感或共同信念来维系。这种价值信念是共同体的持存所不可或缺的，没有或者丧失它们，科学共同体就是不健全的。科学共同体“试图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就像遵循着一个共同一致的和稳定的范式那样行动。事实上，虽然科学的内容有大量的变化和不断的变革，存在有范式的这种假定却有助于确定一个共同体的边界，这就像存在着对其他种类的共有传统的假定，可以确定民族的、宗教的和其他的团体的边界一样”[8]。
最后，科学共同体蕴涵着多重伦理关系。科学活动的社会化使伦理关系成为科学共同体活动关系的重要部分，“不仅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了复杂的伦理关系……而且还形成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科学与自然的伦理关系”[9]168，而“在处理上述伦理关系的过程中，还生成了科学工具伦理观、科学理性伦理观、科学社会伦理观、科学伦理价值观等”[9]169。在这种伦理关系中，科学共同体以科学成果向生产过程和精神领域渗透，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其权利和义务得到了统一，构成了社会伦理生活的有机单元。
可见，并非任何科学家群体或集体都能称为科学共同体，只有体现科学共同体之普遍本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美国社会学家李克特揭示，科学共同体不能简单地根据它的成员来定义,因为科学家们可能会因各种各样的目的组织起来，例如科学家的一个协会可能会变得等同于一个工会，功能主要是保护其成员的经济利益；或者它也可能变成一种以谋求改变政府政策为目的的政治压力的群体，而且科学家也可能因为政治权力而组织起来。致力于这些目的之一的科学家集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共同体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存在，即科学家们组织起来是为了以相对直接的方式促进科学过程本身。[5]138-139因此，科学共同体具有一种必然性和普遍性的本质规定，这种普遍性、必然性体现了伦理实体的根本特征。
三、科学共同体伦理实体性之价值诉求
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实体性蕴涵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诉求：
首先，摒弃“原子”追究，以“实体”为形上出发点和价值根据。当前对于科技领域中伦理问题的探讨多注重“原子”追究，或侧重科学的伦理要求，或侧重伦理对科学的规约，或强调科学家的伦理规范，忽略了科学共同体这一实体的伦理道德内涵。“原子”追究往往导致这样的后果：“以实体内部的伦理性，消解实体与实体之间、实体与它所面对的自然之间的道德责任，于是，在这些理念之下，就会出现这种状况：对内部关系来说，实体是‘伦理的’，甚至是非常‘伦理的’；但对外部关系，包括实体与实体、实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说，它却可能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常‘不道德的’。”[10]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在“原子”思维方式的影响下，由于仅仅强调个体的道德性，而那些由个体所形成的集体，由伦理所造就的实体，就会因为对于道德和道德责任的集体缺场，而给现代生活和现代文明造成众多悲剧性的后果。因此，实现由“原子”向“实体”的价值转换，是科学共同体伦理实体性的重要人文优势。
其次，扬弃“个体主体”，推进为“实体主体”。长期以来，道德哲学所关注的道德主体仅仅是个体，而忽略了集体或实体的道德主体性，因而由个体所组成的集体，或者由伦理所造就的实体，往往逃逸于道德的规责之外。“而且都似乎由一个预定的前提或经验直觉出发：个体意识行为需要透过道德的反思和引导，而集体或共体的理性和冲动，则天生是伦理的……这样做的时候，集体、共体或实体的行为便逃逸于伦理评价和道德反思之外，于是，便不可避免地导致这样的悖论：伦理的共体与不道德的主体。”[10]虽然不能否认个体是道德的主体，但是需要强调的是：道德的最重要的主体是集体或实体，道德主体的本质性是实体主体性。这就要求不仅作为共同体成员的科学家个体具有道德要求和社会责任意识，而且更寻求科学共同体这一实体的伦理意志和行为。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不仅应具有内部伦理性，还应具有外部道德性。必须将道德责任的主体由科学家个体转向科学共同体这一实体，坚持实体的道德义务（而不是实体内部个体对实体的道德义务）之本质性，诉诸科学共同体这一“整个的个体”的道德行为，最终实现内部伦理性与外部道德性、个体责任与实体责任的辩证统一。
最后，超越“本体思维”，转换为“生态思维”。科学共同体的伦理实体性的最终形成和确证，在于科学共同体实体的科技冲动力―伦理冲动力的“合理体系”的建立。而这种“冲动力”合理体系的建立，既不是科技对伦理的本体决定，也不是伦理对科技的价值控制，而是科技与伦理两种冲动力的辩证互动和有机统一，这种互动和统一形成了合理的科技―伦理生态。它表明，无论是基于科技还是基于伦理的本体追究，都既不具有理论合理性也不具有实践合理性，只有科技与伦理的“生态”才是科技与伦理的真实而合理的存在状态，应该在整个文明及其发展的生态体系和生态视野下，考察科技―伦理生态的价值合理性。因此，科学共同体伦理实体性这一人文本质的一个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就是关于科技－伦理的生态思维和生态理念，它既不固持科技的价值本位，又不因循伦理的气质决定，而是以科技与伦理生态关联的实体性为价值取向，超越科技伦理问题中的科技或伦理的本体归责，既扬弃科技决定论和伦理相对主义，又扬弃伦理气质论和科技悲观主义，实现科技伦理困境的生态修复，从而超越现代科学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人类自身、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避免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自然环境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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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8
[关键词]图书馆学范式理论综述
[分类号]G250
自库恩于1960年在其经典之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paradigm”这个名词之后，该词已变成科学史、科学哲学史与思想史讨论中常常出现的概念。该词在中国大陆被译成“范式”，在中国台湾被译成“派典”或“典范”。库恩范式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引入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从目前掌握的文献来看，最早利用范式理论的是邱昶、黄昕，他们在1982年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上的《论我国信息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一文中，首先引用库恩科学革命论观点，指出当时我国图书馆学正处在危机和革命的交接处，从而提出图书馆学危机说。之后，国内许多学者利用库恩范式理论对我国图书馆学所处阶段展开了讨论，并由1988年马恒通先生的《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一文引起“图书馆是前科学与常规科学”的争论。在进入21世纪之前，“图书馆学是一门前科学”的观点占到上风，获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之后经过10多年的发展，国内图书馆学界基本对“图书馆学是常规学科”的观点保持一致，并开始探讨图书馆学范式是什么而不再进行图书馆学有无范式的争论。
根据库恩范式理论得出：有无范式是常规科学与前科学区别的标志。对于一门常规学科来说，该学科的研究范式既能够“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从而使他们搜集材料与理论表述都成为高度有目的的活动，以提高学科的研究效率，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范式规定了学科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考察整个图书情报学理论发展的历史，就是各种研究范式相互‘对话’的结果”。由此可见范式对一门学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那么图书馆学的范式是什么?国内的研究进展如何?本文试图对国内的研究现状进行一番梳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1 关于范式概念的理解
马斯特曼将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各处提到的范式总结出22种意义，大致可分为三类：①形而上学范式，如一组信念、有效的形而上学思辨、标准、看法、统率知觉的条理化规则等；②社会学范式，如公认的科学成就、具体科学成果、一套科学习惯等；③人造范式，如教科书或经典著作、工具仪器、类比、格式塔图像等。由此可以看出范式概念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因而不同的学者对该理论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国内学者对库恩范式的理解有以下几种说法。
马恒通教授认为，库恩提出的“范式”就是科学家们所共同接受的一种(或两种)理论体系，并据此判断发展至今的图书馆学仍然处于前科学阶段，整个学科尚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时隔10年，马教授重新认识了库恩范式的含义，指出根据库恩对科学规范的论述，规范的含义就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规定了该学科发展的共同方向。范式的两个根本特点是：①它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②它又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汪冰等认为，一个范式是某一学科的成员观察其责任领域现象的一种“有色眼镜”。改变这种“有色眼镜”就转变了用来完成实践或研究的方法，就重新描述了影响实践和研究的价值观，并日，改变了对学科范围包括什么的认识。台湾学者赖鼎铭、国内学者王子舟教授及张力等认为库恩所说的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约定俗成的科学准则，是公认的科学成就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解答的范例，并认为库恩范式的概念有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等。范式的作用有：①是一个学科成熟的象征；②是研究人员入门的指导；③是研究传统延续的条件；④让研究详细而深入；⑤平息争论、建立研究的自信心；⑥用来区分不同科学社群。范式能够解释学科对象的普遍现象、能够统领学科概念群。而储流杰认为科学研究的范式是科学认识主体的信念、理论、方法等整合机制，对科学认识主体的心理或知觉有定向作用，对科学研究共同体的研究工作和目标具有定向与纲领作用。学者陈慧鹏从库恩的背景及范式理论产生的根源出发对范式概念进行了梳理总结，认为学术界基本上同意将范式理解为“表示一种由诸多概念、假设与方法构成的框架，在此框架中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从事着他们的研究。”并指出学术界对范式理论几个方面的批评：①范式概念的模糊性；②由范式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与其密切相关的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③库恩的范式理论会导致研究陷入相对主义。学者白卉、蒋永福认为“范式”是一种“话语模板”，“只要一群研究者使用同一种价值标准阐发他们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并形成对后米者来说是‘绘图指南’的话语‘模板’，那么这种话语模板就可称之为是一种范式。”
还有学者认为库恩所说的范式就是一个学科的内核。它决定了学科的基本性质，该学科大部分的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认同和遵循这个内核。该学者从马里兰大学的教授Ritzer在1975年出版的著作中对范式做出的一个比较公认的定义出发理解范式的概念，认为范式其实就是科学研究最底层的结构，它包含四个方面：①对真的基本判断标准；②元问题；③元方法；④元表述。而范式的基本特点是：①要求从事某个学科的研究学者都要认可该学科的研究范式；②限制和制约学科的研究命题；③对研究方法有基本的估计；④研究范式不是不变的。笔者认为此学者对范式的理解较为深入。
综合以上学者对范式的理解，范式具有以下特点：①范式与科学共同体密不可分，有了科学共同体才有了范式；②范式与模式的含义几乎相同；③范式对学科来说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2
图书馆学范式理论研究
2.1
图书馆学有无范式
国内学者对图书馆学有无范式的看法，是由对图书馆学是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争论引发并深入的。20世纪70年代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信息产业迅速崛起，美国大批有名气的图书情报学院、系纷纷倒闭或者改名，在此背景下，我国图书情报界20世纪80年代也开始倡导“图书情报一体化”，不少图书馆学院系纷纷改名为“图书情报学”院、系。这些大规模的改名引发了学术界一些人的思想混乱。于是有人对图书馆学是否是一门科学提出质疑，有人认为图书馆学仅仅
是一门前科学。那么图书馆学究竟是不是前科学呢?由此国内学者展开了争论。
持“图书馆学是前科学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马恒通先生，他在1988年和1998年发表两篇文章深入分析后认为目前图书馆学处于前科学阶段。在马先生做出该结论之后，国内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回应。如陈耀盛、王子舟、蒋永福和尹鸿博等，他们认为图书馆学有范式，图书馆学是常规科学而不是前科学，并分别从库恩范式的概念出发来说明图书馆学范式存在的原因。
例如，陈耀盛教授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并非如马恒通等学者所说的是一种统一定义、观点的理论体系，不能以有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作为划分图书馆学是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根据。他还从图书馆学存在自己的科学家共同体、存在核心模式等方面对“前科学”说进行了反驳。王子舟教授认为图书馆学是由许多具体分支组成的学科，各个分支的发展不平衡，有些分支的发展已比较成熟，其中文献分类学是有范式存在的。学者储流杰明确提出，图书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经过近200年的艰辛开拓，已经建立了基本稳定的理论体系和理论规范，是有范式的。蒋永福先生指出一门学科是否形成有范式，并不完全取决于该学科是否已经处于常规科学阶段。只要该学科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话语群像，就可认为存在有范式。学者尹鸿博通过对当代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著作的比较，从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研究方法、相关学科5个方面形成范式证明图书馆学是常规科学。
“前科学之争”促进了范式概念在图书馆学界内的理解与运用，从之后发表的文章来看，大多数学者认可了图书馆学存在范式，至于其范式是什么或者有哪些，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或许可以看作“图书馆学范式的新一轮争论”，而正是这些学术争论才促进了图书馆学不断向前发展。
2.2
图书馆学范式的含义
经过1998年~2000年的第二次“前科学”争论过后，图书馆学范式的存在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不断有学者就图书馆学范式的具体内容提出自己的观点。
国内明确提出图书馆学范式含义的学者很少。其中有陈耀盛和白卉、蒋永福等。陈耀盛认为，图书馆学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者所共有的东西，即专业的一些科学准则和范例、专业或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共同的传统、学科发展的共同方向，就是用来解决图书馆活动实践之问题的基本原理方法(主要包括图书馆藏书建设、分类编目、读者工作的基本原理方法)。他在《二评图书馆学是前科学》中提到，图书馆学发展的常规科学阶段的标志是图书馆学名称概念和整理说的提出。1807年，德国施莱廷格首次提出“图书馆学”概念，1808年出版的《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提出以图书配备和编目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馆整理理论”体系，从此形成了图书馆的范式，也是图书馆从业人员和图书馆学研究人员研究活动的模式――图书馆活动的原理方法。之后，白卉、蒋永福把图书馆学范式理解为：对图书馆理论或实践的本质及其发展持有相同或相似观点／信念的一群研究者所共有的价值取向和话语特征。而其他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图书馆学范式就是图书馆学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框架和研究视角。
2.3 图书馆学范式转换
在国内学者对“图书馆学存在范式”的观点取得共识之后，大多数学者对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转变进行了讨论与总结。100个人就有100个图书馆学，讨论总结的结果也有很多种。
王子舟教授总结了图书馆学历史中对研究对象问题的各种观点的演变过程，即整理总和说、图书馆管理说、图书馆事业说、知识交流说、信息资源说到知识组织说，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各个观点的范式特征。储流杰从不同的侧面出发总结了图书馆学在发展过程中主流范式的转变：①从对研究客体的研究角度和视点看，经历了整合总和范式――图书馆管理范式――图书馆事业范式――知识信息交流范式的转换过程；②从对研究客体的研究层次看，经历了微观实体范式――宏观系统范式――(微观和宏观兼具的)技术应用范式的转换过程；③从对研究客体的认识深度上看，经历了具体表象的认识范式――整体抽象的认识范式――本质规律的认识范式――深入整合的认识范式的转换；④从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来看，经历了文献范式――信息范式――知识范式的转换过程。熊伟把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因素划分为“主体”、“客体”和“中介”三个方面，认为图书馆学近200年的历史主要是“客体――中介”综合范式形成与转换的历史，并认为这种范式发生了三种转变：一是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三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而今面临着全面的范式转换。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有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范式形态：一是客体范式新形态；二是中介范式新形态；三是“主体”范式新形态。
学者张力认为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的演进过程是量化研究范式――质化研究范式――复杂性研究范式。杨晓农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出发认为图书馆学在近20年发展中经历了三次嬗变：第一次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以图书整理为主的研究转变为80年代中期后的文献学研究；第二次转变是从80年代中期后的文献学转变为90年代初以信息资源为逻辑起点的图书馆学；第三次嬗变是从90年代初的以信息资源为中心的研究转变为世纪之交以知识为中心的研究思潮。柯平教授总结近三十年来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得出图书馆学发展轨迹可以归纳为一次对经验描述的历史传承和两次关于研究范式及研究重心的重大转折：一是从机构化经验描述到社会化功能发挥的研究范式变革；二是源自技术进步的研究重心转移。白卉、蒋永福根据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所存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话语特征，将图书馆学范式划分为技术范式、人文范式、知识范式、认知范式、信息资源范式和制度范式六大类型。傅荣贤先生认为，迄今为止的图书馆学研究可以归纳到实在论和价值论两大范式之下，并指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从几个方面进行：①研究对象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②图书馆学价值目标应该从一元走向多元；③研究内容应该从图书馆小文本到社会大文本；④研究方法从二维线性模式到多元立体模式”。
从上述学者讨论的结果看出，由于对范式概念本身的理解不同，研究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多数学者从图书馆学研究内容出发来总结范式的转变，如王子舟、储流杰、熊伟和杨晓农等，也有学者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总结范式的转变，如张力；而白卉和蒋永福总结的范式既有研究内容的角度也有研究方法的角度；对图书馆学范式理解较为全面的是傅荣贤，考察了研究对象、学科的研究内容、价值目标和研究方法四个维度。
3 图书馆学范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3.1
关于存在问题的研究
对于图书馆学范式研究存在的问题，储流杰认为
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并未形成主流范式，指出图书馆学基础研究的突出问题不是缺乏理论假说，而是缺乏深入扎实的系统研究，缺乏良好的学派传统，而目前所形成的范式也只能属于前范式。柯平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少模式化的学派式研究，“目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分散式研究较多，集团式研究或学派式研究较少，如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就有五十余种，到90年代末则有五六十种之多。许多学说提出后，也缺乏研究者本人的深入后续研究或他人的系统全面跟进”。
蔡艳艳、赖辉荣认为，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在研究范式上，学者们更多的是遵循着直接建构整体的学科体系，但这种范式偏重于对学科做整体性考虑，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学科体系的严谨性、完整性和包容性上。而有的学者怀疑图书馆学是否真正存在这种整体性范式。
3.2 关于解决对策的研究
储流杰针对图书馆学未能形成主流范式的问题，提出图书馆学应该进行整合形成学派，以此形成主流范式。他认为图书馆学的整合可以从整合图书馆学研究资源和整合图书馆学学术资源两个方面进行，并针对整合提出了具体模式。陈慧鹏认为图书馆学范式理论的意义在于归纳出图书馆学中的不同学派和观点，做系统化的总结与区分，以促进研究的深入。他认为图书馆学应该是一个多重范式多维并存的学科。由此图书馆学研究应该更多关注子范式的研究，而不应该过多探讨整体性范式的存在与否。
4 图书馆学未来的研究范式
一个学科有无前途是看其能不能发展，而能不能发展要看其有没有未来，进一步从实际来看有没有学者在思索其未来。针对图书馆学的发展，不少学者从范式理论角度进行了探讨。
陈业奎在指出目前图书馆学存在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两种范式之后，认为两种范式的融合是图书馆学研究不可避免的发展走向。储流杰则认为，知识组织理论将成为图书馆学的主流范式。熊伟指出本体――客体――中介――主体综合范式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未来范式，并分析了新范式的新起点、新的程度、新在何处等问题。张力提出图书情报研究范式的未来应具有应用取向，其特征有以下几点：①研究视角向多元化拓展；②研究重心渐向知识领域移动；③研究特点呈现从“技术至上”到“人文”领先的态势；④研究过程显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钟丽萍、孟连生认为未来图书馆学研究新范式为循证图书馆学(evi―dence―basedlibrarianship，eBL)。蔡艳艳、赖辉荣认为走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出发点的“问题研究”范式的道路，是发展和完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途径和必然选择。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9
一、行政伦理学建设的背景和意义
行政伦理学的提出是近年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一问题的提出有着复杂的社会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要求我们对包括各类职业道德，尤其是对行政道德等伦理道德在内的诸多行为规范进行调整和重新规范。同时也相应地要求对行政领域，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职业角色及其伦理道德进行规范和调整。因而，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对适应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是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行政行为，既是法律规定的行为，又是伦理道德许可的行为。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由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的变化，原来那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以政治规定代替行政道德的现象己不适应发展的需要，相应地需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伦理道德及具体的行为规范。因而，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完善和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意义。
第三，是新时期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需要。建立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队伍是新形势下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建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化的公务员队伍，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且势在必行。相比较而言，以往对公务员队伍建设中的政治规范、法律规范等较为重视，而对应有的伦理道德规范却较为缺乏，甚至相当欠缺。如果说有建设的话也只是在道德建设方面，而伦理建设方面却未有足够的重视和着力，也缺乏系统的研究。由于公务员职业的特殊性，其行为不仅代表一定政党的意愿和目标，而且代表政府的政策和形象，对社会生活影响很大。其行为方式不仅要有政治、法律方面的规范，更要有伦理道德方面的规范，尤其要有伦理方面的规范。因而，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新时期公务员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是党和政府及全社会反腐倡廉的需要。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很复杂的社会因素，但制度不完善，尤其是伦理道德及相应伦理制度方面的不完善，是一个重要的不可轻视的因素。对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政治和法律的规范只能进行原则性的规定，而大量的与其职业活动相联系的行为规范，却应由伦理制度及相应的道德规范来进行。由于市场经济的初创，没有及时建立相适应、相配套的伦理制度和道德规范，换言之，没有建立当前条件下与公务员身份相适的有一定张力的伦理制度和道德规范，使大量的行政行为受不到应有的规范、制约和监督，必将造成严重的失范和违规现象。现实中，不仅行政伦理和行政人员道德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相反却大量存在着以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代替道德教育，以政治原则和政治规范代替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情况。显然，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制度、道德规范的建立，对于反腐倡廉，提高行政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意识和自律水平，强化行政伦理约束和道德规范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五，是公共行政建设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社会经济活动的市场化取向是一个趋势，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行政也是必经之路。在社会主体多样化，社会经济活动复杂化的情况下，在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中，建立一套反映现实需要的切实可行的公共行政机构，建设一支高效廉洁的行政公务员队伍，建立健全与之相配套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我国行政当局和伦理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不可否认我国已有一定的基础，但如何从公共行政和行政伦理的角度进行建构，却是一项新的课题。因此，建立行政伦理学及相关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对公共行政建设和行政伦理建设，对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结合等，都具有重要的开创性的意义。
二、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行政伦理的建立、完善及其制度化，既是公共行政的内在需要、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应用伦理发展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建设，呼唤建立与公共行政相适应的行政伦理。为此，应建立相应的行政伦理学以促进和保障行政伦理道德建设的进行。
一门新兴学科的建设，不仅要充分把握其必要性，还要进一步把握其可能性。从学科建设来说，一门学科的建立首先应完整把握其学科性质，即应有确定的研究对象，鲜明的学科性质，明确的研究任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合理的社会功能。这里仅就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特征进行讨论。
所谓行政伦理是关于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在公共行政活动中的道德行为规范、伦理管理制度、价值观念模式等的总和，其核心是行政组织活动和行为的行政伦理规范和行政伦理制度。行政伦理学则是以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的活动、行为和观念为对象的应用伦理学，是获得伦理规范和价值指导的行政管理学。它以政府及行政组织和个人作为行政主体以其在管理活动中施行的行政行为出发，运用伦理学和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揭示行政与伦理的内在、现实及应然关系，明确行政行为及活动的伦理性质和价值，规范和引导行政主体的活动，提高公共行政的效能和信誉。简言之，是关于行政机关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的伦理规定的学科。
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决定了它的学科性质。具体地说，它是一门交叉学科，是伦理学和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相交叉的产物。又是一门应用学科，是运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规范及相关理念,去研究分析行政及活动的伦理性质的学科。提供关于行政伦理及道德规范的基本理论、观念和基本知识。此外，还是一门规范学科，即以对行政活动和行为的伦理定位为基础，提出一套可供在行政和管理活动中具体执行，从而规范、教育、评价和引导的具有鲜明行政领域特色的行政伦理理念、行政伦理制度和行政道德规范。同时，不仅重视实然，而且重视应然，即不仅科学地分析行政行为的伦理性质，提出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而且提出一定的价值理想和目标，反映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愿望，并给予积极引导和价值评价。因而，行政伦理学是一门关于行政伦理问题的知识体系、规范体系和价值体系的统一。
三、行政伦理学的学科特征
行政伦理学的特定对象、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不仅决定了它的学科性质，而且规定了它的学科特征，即科学性、伦理性、规范性和导向性。
第一，科学性。这是行政学和伦理学的共同要求和行政伦理学建立的基本条件。即运用行政学和伦理学作为知识体系或科学体系所具有的理论和方法，以分析行政活动及行为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和意义为基础，着重揭示行政活动和行为的伦理性质和道德价值。在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下，政府和行政组织及个人的行政活动和行为，不仅是政治行为，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和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要求，而且是法律行为，代表政府和行政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一行为还是伦理道德行为，是具有伦理性质和道德价值的行为，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党和阶级的伦理要求，表达社会公共活动必需的道德规范。揭示行政与伦理的内在伦理关系和道德价值，是行政伦理学的科学性的重要体现和要求。
第二，伦理性。这里所说的伦理性不是通常说的道德性，而是指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及其观念，所反映的是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所特有的伦理意识形态。它既不同于政治思想、规范和法律思想、规范，也不同于社会一般的道德意识，而是指在社会一般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基础上概括和提升起来的，直接反映和表达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伦理。社会普遍存在的道德并不都是、也不就是伦理，它往往具有复杂的内容、多样的方式和繁杂的伦理主题。它包括本国、本民族传统的古典的道德，包括在近代、现代革命和战争中产生的革命道德，也包括近代和当代改革开放过程中传入的西方道德;它既包括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产生的道德，也包括近现代手工业和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道德，同时包括在现代科学和高科技条件下产生的道德;它不仅包括农民阶级、小生产阶级的道德，也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道德，同时也包括无产阶级等革命阶级的道德;这既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道德，也包括集体主义、革命功利主义的道德，等等。只有反映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表达和概括社会大多数人意愿和目标，能够为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可和遵循，经历史和现实检验富有成效，经系统概括和总结并凝结为社会的一定制度和统一规范的道德，才能成为现实社会的伦理。因而在这里，行政伦理就具有突出而鲜明的伦理性质。属于直接反映和表达社会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政党所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伦理。它以伦理的形式明确表达了社会的伦理目标和道德规范，并成为政府和公务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行政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行政活动及行为的伦理性，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
第三，规范性。这是行政学和伦理学共同规定的特征，也是行政伦理学作为应用学科的应有特征。行政活动和行政行为在实施中的突出特点是具有规范性，不仅受到政治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约束，而且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行政伦理学的伦理道德规范性既指伦理制约性，又指道德规范性，通过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和学习，使我们明确一项正确的行政活动和行为，既要符合政治的和法律的规范，还应符合伦理道德的规范。对一项行政行为或政策的评价和考核，不仅需要政治的和法律的标准来评判，还需要伦理道德的标准来评价。行政伦理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依据行政伦理的要求，制定切合行政管理和权力实施及相应具体岗位的具体的道德规范。
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篇10
关键词：科学共同体科学社会学同行评议科学政策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往往是因为其揭示问题的独特视角或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具有发人深省并且长久不衰的价值，给人以常读常新之感。对于关注科学政策的人们而言，默顿（RobertKingmerton）的论著无疑正是这样的经典。正当我国科学界和科学管理部门为如何提高国家科学水平，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且争论不休的时候，重读默顿那些科学社会学的经典论述，对于我们深入思考科学政策中的一些基本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近年来，“创新”恐怕是我国科技界、特别是科技管理部门使用最为频繁的关键词了。从形形色色由“创新”一词派生或衍申出的“创新族”词汇，诸如“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原始性创新”、“集成性创新”、“源头创新”、“自主创新”等等，到有关部门、机构以及科学家竞相推出的冠以“创新”之名的科学工程、科研计划和研究项目，再到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甚至科学期刊上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报道，仿佛我们正进入一个创新“大跃进”的时代。然而另一方面，在近几年出台的一些政策文件中，管理部门对在科学界总体上的“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水平不高”等等的焦虑跃然纸上。与这种焦虑相伴的，还有科学界对愈演愈烈的浮躁与浮夸之风的担忧与批评，对剽窃和作假等科学不端行为的抨击与指斥，进而引发出对于科研评价、科研道德、学术规范、科学政策与科技体制等等的讨论与评说，远远超出了科学界的范围。我们不由得要问，在一个以增进知识、产生新发现与新发明为使命和特征的科学领域，“创新”何以成了问题？目前鼓励创新的政策是缺失还是失当？我们对创新的强调是太多还是不足？到底怎样才能真正保护和鼓励创新？对创新的制度基础及其保障应该怎样认识？如此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是先从默顿的学说开始吧。
一科学的规范系统与奖励系统
当我们细读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经典论述的时候，可以认识到他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发现了科学的规范系统与奖励系统之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为人们理解科学一种作为社会建制的特点及其运行机制，提供了精当的理论框架。在默顿指出这一发现之前，人们只是看到发生在科学界和科学家身上的一堆似乎杂乱无章的现象，看上去既无联系，又不协调。比如，在科学家的世界里，一方面人们看到的是对学术标准普遍性的强调，对科学的公有主义和无私利性规范的崇尚；但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科学家在评价同行的工作时也会掺入非学术的因素，甚至有人为了标榜其研究成果的独创性不惜欺骗和作假。默顿的研究表明，这些看似矛盾和反常的现象，并非仅仅出自科学家的个人品质，毋宁说，这些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这一社会建制的必然产物，是科学的“规范系统与奖励系统之间特有的不连续状况的结果”（默顿，2003，378页）。
科学的技术规范和行为规范都属于科学的规范系统。默顿认为，科学研究在本质上属于认识活动，其制度性目标是扩展已经得到了证实的知识的疆域。因此，科学研究必须遵循认识活动的技术性规范，例如，经验证据的适当性和可靠性以及规律陈述的逻辑一致性。科学研究的行为规范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也被默顿称为“科学的精神特质”，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普遍主义要求对科学发现的判断必须服从于“先定的非个人性的标准”（默顿，2003，365页），不依赖于做出发现的科学家的个人特性或社会属性；公有主义要求科学家充分并公开地交流其研究成果，承认其科学发现对前人和他人研究的依赖性；无私利性要求科学家的活动不得用于谋取私利，而且任何研究及其成果的可证实性，都必须得到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有条理的怀疑则要求科学家按照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对已有的和具有潜在可能的研究结论进行质疑。上述规范是保证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虽然其约束的对象是从事科学活动的科学家，但建立与维护这一规范系统却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事实上，该系统的运行状况常常取决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和道德风尚等外部因素。
与科学的规范系统不同，尽管科学家不得以谋取利益作为从事科学活动的目的，但是科学的奖励系统要求从制度上对科学家所做出的贡献予以承认，奖励系统的核心就是承认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因此，鼓励科学研究的独创性成为奖励系统的核心，这也是我们众口一辞说“创新”的关键所在。问题是，要承认研究的独创性，首先必须对独创性予以确认。那么，应当由谁来确认？怎样确认？应遵循怎样的程序和准则？默顿对此是这样表述的，科学家的贡献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学术声誉，“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那个领域的科学界同仁对他的评价”（默顿，2003，395页），换言之，即所谓“同行”的评价，而不是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
规范系统与奖励系统是现代科学重要的社会运行机制，规范系统为科学研究制定“游戏规则”，奖励系统则为科学发展提供必要的原动力。有时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但有时二者也会发生冲突。如果过于强调奖励系统而忽视规范系统，科学界就会产生无序竞争甚至恶性竞争的局面；如果过于强调规范系统而忽视奖励系统，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信念和积极性则得不到足够的保护。这两种局面都会对科学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片面强调创新的负面效应
由于科学的奖励系统在制度上加强了对独创性的推崇，并使独创性成为现代科学重要的制度化目标之一，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在科学领域，创新何以成为最重要的话题，创新为何会成为屡屡强调的目标，对重大创新成果的奖励为什么会特别慷慨。然而，正如默顿所说，强调独创性的价值观只是构成科学的精神特质的一整套复杂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是不可孤立存在的一部分。
同任何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的制度一样，强调创新的制度在不同的环境中，也会存在产生正面或负面效应的可能性。如果科学制度仅仅把独创性视为至高目标，把对独创性的奖励作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唯一手段，那么，手段将会演变成目的，科学家可能会因为追求包括奖励在内的各种利益，而忽视甚至藐视科学的规范。近年来我国政府以及各科研管理部门虽然逐年加大对科研的投入，连连出台包括重奖SCi论文等在内的鼓励创新措施，但科学界严重违反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的风气却屡禁不止，造假、剽窃、浮夸、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等现象甚至愈演愈烈，似乎再一次证明了默顿理论的正确。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欲要“夫”“勇”，仅靠“重赏”是不够的，“重赏”充其量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有些情况下，“重赏”非但不能成就“勇夫”，甚至反而会招来“骗子”和培养“懒汉”。同理，毋庸置疑，对于以独创性为重要目标的科学活动而言，鼓励创新的奖励制度极大地激发了科学家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是，如果过分倚重科学的奖励制度并忽视规范制度的建设，鼓励创新的制度将产生危及其终极目标的负面效应。特别是由于科学的奖励系统和规范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补充又相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因此，要协调二者使之和谐互补并非易事，况且在奖励系统的运行中还常常受到来自科学共同体外部的干扰，规范系统的失效就更加不可避免。
众所周知，科学领域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由于奖励制度的存在而加剧，但运行良好的规范制度可以发挥奖励制度的正面效应，而将日趋激烈的竞争限制在不危及科学事业自身的范围之内。以笔者近年来关注较多的同行评议为例，同行评议既是科学的奖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规范系统建设的必要手段，因为对科学贡献的承认必须建立在科学家同行的评价之上，而科学的规范系统也要求科学领域所有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必须得到同行专家的严格审查。然而，当同行评议受到科学界以外的力量的严重干扰，科学家与其同行间的关系变得远不如与外行（如媒体、官员、商人等）间的关系重要时，由有资格的同行进行严格审查的规范与控制机制就会失效，而外行又不可能对真正具有科学意义上独特价值的研究及其成果加以识别，更别说公正有效地进行奖励了。于是，对所谓“创新”的盲目推崇，会变成对奖励的贪婪渴求和对科学资源的肆意争夺。没有约束的恶性竞争，终将导致人们不择手段地抬高自己打击对手，不负责任地浮夸和厚颜无耻地作假，甚至滥用科学权威和炮制伪科学。最终的结果将是，宝贵而有限的科学资源被浪费，真正创新性的研究得不到支持乃至被埋没，这些对科学事业无疑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因此，对片面强调创新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应当特别警惕。
三鼓励创新的制度基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仅仅强调鼓励创新是不够的，因为鼓励和保护创新必须具有制度基础。不仅需要建立与维护运行良好的规范制度和公正有效的奖励制度，而且需要使这两个充满张力的制度的效力之间达至平衡。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要构建鼓励创新的制度基础，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制度，包括科学的技术规范和行为规范。规范是科学世界的游戏规则，凡是身处这一世界和将要加入这一世界的人，都必须了解规则，严格遵守规则。遵守规则不是为了得到奖赏，而是参加游戏的必要前提；如果违反规则，必得受到惩罚——要么出局，要么承认并改正错误。笔者以为，在科学的行为规范系统中，科学的公有主义是当前尤其需要强调的。如前所述，遵循公有主义的规范，不仅意味着科学家必须公开自己的研究结果，与同行进行交流并接受同行的检验，而且还要求科学家承认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并说明自己的研究与前辈和同行研究的关系，说明哪些是建立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之上，以及自己又是怎样进一步探索与发展的。没有“横空出世”的科学家，再杰出、再伟大、再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也必须承认，自己的发现是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正如默顿常引用的牛顿的格言所表述的：“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即使那些动辄声称改写科学史并且断然否认他人研究价值的人，有谁能说自己是比牛顿更伟大的科学巨人呢？但现在的问题是，大大小小的科学狂人和学术骗子，往往非但不会为自己的狂妄和欺骗行为付出代价，反而会从中获得利益，在科学世界里不时上演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闹剧。这一定是我们的规范制度出现了问题，而建立一个运行良好的科学的规范制度，需要科学界、政府、科学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其次是建立公正有效的同行评议机制。由同行进行评议的方法，从制度上改变了靠政府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配置科学资源的体制，这是与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相伴随的。同行评议既是科学的奖励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奖励系统正常运行的重要规范机制，有学术“守门人”之称。但同行评议的本质在于评议的学术性与独立性，而非评议方式本身。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的同行评议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同行评议依然存在许多问题。笔者认为，其中的一大误区，就是简单地将专家评议等同于同行评议。殊不知，由于现代科学领域的日益分化，每个具体的科学研究领域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技术规范和学术价值，因此，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同行”不会太多，也没有“全能的”科学家。只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了解学科前沿并在本学科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才有资格评判其同行的研究工作。甚至在库恩（thomasS.Kuhn）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仅仅是为其同行工作的，因为只有同行才是能够“分享他自己的价值和信念”的读者和听众（库恩，1980，136页）；而且，一些重要的科学贡献也是由同行组成的共同体（即科学共同体）与“外行和日常生活的要求”隔绝的结果（同上）。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科学规模相对较小、科研整体水平相对还不很高的国家，一些研究领域的同行数量更少，在同行评议中出现外行评内行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且，由于评议缺乏独立性以及受到非学术因素的较大影响，对评议公正性更是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致使有些情况下的同行评议只是徒有虚名，不可能对被评对象起到学术上把关的作用。尤其是由已经脱离科研岗位多年的政府官员作为重要的同行专家，参加学术性很强的研究项目或成果的评议，不仅这种做法本身缺乏基本的科学根据，而且对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以及充分发挥科学家在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领域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较大的阻碍。原因是，其一，虽然这些政府官员或许过去曾经是优秀的科学家，但由于较长时间离开科研岗位，难免对科学前沿把握不准确；其二，当这些官员参加同行评议时，由于其主要社会角色是官员，因此，尽管他们以专家的身份参加评议，但他们自己的角色转换未必及时，甚至不可能完成转换，加之其他专家在评议中也往往将其作为必须尊重（如果不是服从的话）的特殊“专家”、甚至仍然当作“领导”而非平等的同行对待，必然影响评议的公正性；其三，当官员在评议中受到部门利益的影响时，评议就更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社会应当给予我国科学共同体以成长和发展的空间。无论是科学的规范系统还是奖励系统，维护其正常运行的一大前提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其赖以植基的社会必须承认科学自身的价值，即承认科学的存在同政治、经济等其他的社会建制一样，具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这种价值不取决于来自科学以外的权威或力量。而且，正是由于秉持科学所独有的价值观，才使得身处不同地域、受雇于不同机构的科学家能够组成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的核心，就是具有共识的学术规范和公认的学术价值观。在现代社会里，没有相对独立的科学共同体的存在，科学就很难获得其长久性发展壮大所必须的自主性，不能成为其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堡垒”，而正是这一堡垒能够“维护科学制度所发挥的独特的功能”（默顿，2001，249页）。伴随20世纪初现代科学在中国开始的体制化进程，中国科学家逐步形成一个共同体，其孕育和成长也走过了坎坷的历程。无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抑或深陷于政治运动的漩涡，还是沉浮在经济大潮的波谷与巅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似乎都难以理直气壮地承认科学共同体及其独有价值的存在，因此，也很少为科学共同体的成长和发展提供足够的社会空间。当历史一再吹响“科学救国”、“科教兴国”的号角，人们是否明白，自己手中的科学“武器”远不够锋利，自己背靠的科学“堡垒”也并不牢固？当我们不得不回顾历史来考察科学创新活动的制度基础时，我们恐怕也应当承认，一个独立且自律的科学共同体尚未发育成熟，应该是我国科学的规范制度缺乏和奖励制度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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