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的定义篇1
一、关于财产保全申请错误的认定
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他人损失的行为从本质上看是一种侵权行为，属于《民法通则》规定的行为人由于过错侵害他人的财产、人身，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2欲追究其侵权民事责任，亦需认定其具备侵权行为的构成必须具备的四项条件，即损害、损害与行为人行为间的因果关系、过错及行为的违法性。3行为的违法性是显而易见的，认定上并无困难，而行为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分析。主观过错是否存在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而是通过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的违法性来进行推论的，即根据财产保全申请的违法性来推论申请人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严格意义上讲，过错与错误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4但是针对错误申请财产保全，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论著皆使用“错误”来表述主观过错，其实质内容仅限于主观范围，等同于“过错”。5基于对财产保全申请的违法性6的分类，财产保全申请错误可以划分如下三种类型：
1、前提错误
前提错误，即诉请错误，是指作为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前提的诉请存在错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7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将来生效的判决的执行。诉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申请财产保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基于合法、合理的诉请申请人才可能申请财产保全，而诉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需要通过法院最终生效的判决来予以确认。若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没有获得判决的支持，无论是全部不予支持还是部分不予支持，那申请人保全他方财产就没有合法的理由，要么是违法的保全了不应承担实体责任的受害人的财产，要么就多保了被申请人的财产。由此可见，申请财产保全的人，应当是民事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的一方，当申请人不享有权利时，申请保全他方财产就是违法的。如果申请人对于诉请不能到法院支持是明知的或是应当明知的，其基于此诉请再申请财产保全存在就存在过错，给他方财产造成损失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由此而受到的损失。8
2、申请对象错误
申请对象错误指申请人错误的申请保全了不应保全的对象，即应申请保全甲的财产却错误的申请保全了乙的财产。从财产保全的目的来看，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对象应为可能承担实体责任的当事人，只可能是诉讼中的被告或是承担实体责任的第三人。而申请人由于其主观的原因错误的申请保全了与本诉无关的，根本不可能承担实体责任的无辜的案外人的财产，从而侵犯了受害人的合法权利，应对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申请金额错误
申请金额错误系申请人申请财产的金额超过了其诉请金额。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诉讼制度，人民法院仅在原告的诉请范围内审理案件，被告或可能承担实体责任的第三人仅可能在原告诉请范围的内承担责任。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是为了保证被申请人到时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执行。因此，申请财产保全的范围不应当超出诉请范围，否则系权利过度行使，侵犯了被申请人应有之权利。
在存在违法申请财产保全的情况下，认定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法官应有自由裁量之权利，综合考虑相当之诸多因素予以确定。笔者认为：申请对象违法和申请金额违法属于明显错误，申请人应当注意到其财产保全申请已经超出其拥有的权利范围，并预见到此违法行为之法律后果，但出于故意或过失仍为之，应当认定为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存在过错。但是对于前提违法，认定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是否存在过错则复杂得多。笔者曾了一起错误申请财产保全引起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华信公司与旭华公司因参建合同发生纠纷，华信公司遂旭华公司，要求其按协议支付利润900万元并申请保全了旭华公司价值700万元的财产。但是法院最终判决协议无效，旭华公司仅需向华信公司返还400万元。旭华公司认为华信公司申请财产保全错误，给其造成巨额财产损失，向法院要求华公司赔偿损失。华信公司在前案件中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全部支持，从而使财产保全金额低于其诉请金额但超出其判决实际支持的金额，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是不是足以认定被华信诚公司申请财产保全存在过错呢？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当事人仅能根据其所掌握的知识提出诉讼请求，但并不足以知晓判决的结果，也无从知晓。因此诉讼请求与实际判决结果存在差异是相当普便的。而当事人进行财产保全是为了保证将来生效判决的执行，其金额的确定是以可能得到法院支持的诉请金额为限。这里就有一个"reasonable"的概念，对于基于现有证据并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从而提出诉讼请求的原告来说，判决金额与诉讼请求金额不符是其不可预见的；以这样的诉讼请求为限提出财产保全也不存在任何主观过错。笔者认为：对于前提错误，如申请财产保全金额在诉讼请求范围以内但超出判决实际支持金额的，申请人只要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则不能认定为其申请财产保全存在主观过错，只有在申请人其恶意保全被申请人的财产的情况下才能认定其存在过错。在上述案件中，华诚公司基于善意履行合同的原则根据双方一系列协议的约定的权利义务提出诉讼请求是合理的，已经尽到谨慎的理智。至于相关协议被确认无效，系法院对双方当事人争议事实进行审理后所做出的国家干预，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华信诚公司所提出的财产保全系错误的申请。华信诚公司没有权利，也不可能在时明知合同无效，只能善意的按合同约定来确定双方权利义务。因此判决金额与诉讼请求金额不符，对被告来说是不可预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诉讼角度而言，华信诚公司所提出的财产保全是为了保障其在合同有效基础上能得到的权利的保障，因此华信诚公司在财产保全的申请上无主观过错，经过激烈的辨论后，法院深刻理解了我国相关法律的立法原意，最终采纳了笔者的意见。
二、关于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失的认定
认定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失的范围与数额，是正确认定责任的先决条件。若认定不当，要么就是不合理的加重申请人的责任，要么就会使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合理弥补。确认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失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确有实际损失的存在；二是损失的出现与错误的财产保全申请有因果关系。只有二者同时具备，方可认定为是申请人的过错造成的损失。9但在实践中可能涉及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1、错误申请财产保全的范围
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有错误可能是全部错误（如保全对象错误）或是部分错误（如保全金额错误）。对于全部错误的，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可以就全部保全范围引起的损失要求申请人赔偿损失；对于部分错误的情况，情况就复杂得多。如甲对乙提讼，诉讼请求500万元，但申请保全了乙价值700万元的财产（包括200万待售房产、200万资金、200万股票和100万实物），保全金额高于诉请金额，对于高出部分，即价值200万元的财产，申请人存在明显的申请错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由于保全的财产的不同，给乙带来的损失也是不同的，究竟应以保全的哪一部分的财产带来的损失来赔偿呢？这里就存在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范围的确定问题。笔者认为：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是处于主动的地位，应尽到谨慎的义务，否则应承担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而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则处于被动的地位，只能承担保全的后果。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在申请人未尽到谨慎义务，错误申请财产保全并带来损失的情况下，无辜的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有权选择错误申请财产保全的范围（往往是造成损失最大的部分），以保护其合法权利不受侵害，并敦促申请人谨慎行使财产保全之权力。
2、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失的类型及举证责任
在实践中，因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损失的形式是多样的，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资金实物申请保全措施，影响被申请人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使其在利润上遭受损失；2、由于财产保全，扣押、查封了被申请人的某项财物或产品，使得被申请人不能履行与他人的合法合同，而致其承担违约责任遭受损失；3、申请人申请对某项特定物进行财产保全，使被申请人无法从事某项特定活动而造成的损失；4、因错误的申请财产保全，致使被申请人在商业信誉、企业形象上遭受的损失；105、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股票债券实物等进行保全措施，使被申请人在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无法出售，造成的跌价损失；6、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债权等采取保全措施，请法院予以划扣，造成被申请人的利息损失；117、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实物申请财产保全措施，造成的保管费用支出。除以上类型以外，还存在申请人对被申请人的实物进行保全，由于实物无法长期保存或自然损耗造成的损失等其他情况。
无论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失属于何种类型，由于此种损失系侵权之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负担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12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应在诉讼中对自己所遭受的损失负举证责任。如果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无法举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其所受到的损失，那么其就要承担对自己不利仍至败诉的后果。这种后果，可能是部分的败诉或是全部的败诉。13
3、错误申请财产保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损害与行为之间存因果关系是行为人对该损害结果或不法事态负民事责任的必备条件之一。14对于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害赔偿，仅存在错误申请财产保全以及损害结果并不足以使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还应当证明错误申请财产保全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就是错误的申请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关联性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普遍要求。15如果被申请人遭受的损失并非由于申请人错误申请财产保全，就不能归责于申请人。如何认定错误申请财产保全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笔者认为应结合错误申请财产保全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必要性、充分性和关联性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予认定。
4、被申请人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义务
对于错误申请财产保全造成的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与《合同法》规定的防止损失扩大义务16相类似这一义务实际上是一种不真正的义务，即如当事人违反这一义务，并不会因此承担法律上的否定性评价和不利后果，仅仅是丧失对扩大部分的损失应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当事人本来有权请求某事项，但其没有履行某义务，致使其丧失了这一权利。17这一原则这与《民法通则》的过错责任原则18也是一致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被申请人本可采取措施避免，但是由于其自身的原因没有尽到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致使这部分不应发生的损失出现，被申请人自行承担。如申请人请求法院对被申请人的原材料进行保全，被申请人本有能力另行购进或借用却有意不予作为，造成停产，使得非必然出现的损失人为的出现了；又如申请人请求法院对被申请人的房产进行保全，致使被申请人无法履行与他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被申请人完全有能力提供其他等值财产以供保全或提供担保，但被申请人既不通知法院或申请人，又不采取相应措施，造成其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违约责任。
三、法院在财产保全中的义务及其责任
对于法院在财产保全中的法律地位及其义务，法律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法院在财产保全中没有审查义务，仅是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进行保全，因此对于财产保全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有人认为法院在财产保全中有实体审查义务，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是经过法院实体审查并审批的，并最终由法院作出裁定后对被申请人采取保全措施，没有法院的认可，仅有申请人的错误财产保全申请不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损失，因此法院对财产保全错误有共同过错，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还有人认为法院在财产保全中承担形式审查义务，对财产保全错误仅在法院未尽到形式审查义务的情况下承担相应的责任。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
首先，当事人毕竟没有权利对他人财产进行财产保全，仅能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经法院作出裁定后，由法院对被申请财产进行保全。法院在财产保全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自然会承担一定的义务。从程序上来看，申请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后，法院并不是当然照准，而是应当对该申请进行形式审查，经审查合格后，法院根据申请人的财产保全申请作出财产保全裁定，并由保全组以被申请人的财产进行财产保全。一般情况下，法院的形式审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全主体审查，即审查申请人是否为诉讼中的原告或是反诉原告。第二、保全对象审查，即审查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的对象是否为诉讼中的被告或可能承担实体责任的第三人。第三、保全金额审查，即审查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的金额是否在其诉请范围以内。第四、保全担保审查，即审查申请人是否提供了合格的财产保全担保19。经过法院的形式审查后作出的财产保全，法院已经尽到了形式审查的义务，对可能出现的财产保全申请错误不承担任何责任。相反，如果由于法院没有尽到形式审查的义务，致使本不应当发生的财产保全错误出现，法院对于被申请人或其他受害人的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除此以外，法院在进行财产保全时还应承担谨慎义务，合法的合理的进行财产保全。如果申请人申请财产保全并无过错，而法院在进行财产保全过程中或保全了非被申请人的财产、或超额保全了被申请人的财产、或对法院保管的保全财产未尽到谨慎管理义务造成他人损失的，应由法院承担赔偿责任。此类损失在法律属性上并不属于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而是与法院错误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同属于法院违法执行职务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通过国家赔偿程序予以救济。20
其次，法院的财产保全裁定毕竟不同于对案件的判决，审判程序是从实质上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程序，而财产保全程序则是一种中间性的暂时性的程序，其目的并不是要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和义务之争，而是为了保全交来可能发生的强制执行。21财产保全裁定是在判决之前由立案庭或审判庭作出，不应也不可能对案件的实体结果作出判断和认定。因此，要求法院在案件尚未作出实体判决前对财产保全申请（包括诉请的合理性及合法性）进行实体审查明显对法院过于苛求，也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法院仅能按照法律对于诉讼保全的形式要求进行审查，至于错误申请财产保全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则可以通过财产损害赔偿之诉予以司法救济。
1王铁汉著：《关于财产保全若干法律思考》（《当代法学》，2001年第6期），第71页。
2《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3佟柔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564页。
4错误是包含主客观两方面的含义，而过错则属于主观范畴，两者是既密切相关但又不是完全一致。
5下文所使用之“错误”和“过错”皆具有同等法律含义。
6财产保全申请的违法性包括前提违法，即诉请违法、对象违法和金额违法三种类型。
7《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案件，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财产保全的裁定；当事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8柴发邦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63页。
9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致人损害的处理》（《审判业务》），第17页。
10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致人损害的处理》（《审判业务》），第17页。
11此处所指利息损失包括两种可能：一、在法院划扣款的情况下，一般不予计息，被申请人无法按同期同类存款利率享有利息；二、由于被申请人无法使用被划扣款，向金融机构贷款或是向民间借贷，由此所支出的合理贷借款利息。
12《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13柴发邦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26页。
14佟柔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564页。
15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错误申请财产保全致人损害的处理》（《审判业务》），第17页。
16《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17李国光编：《合同法释解与适用》（新华出版社，1999年4月版），496页。
18《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
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8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规定，在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时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的，提供担保的数额应相当于请求保全的数额。”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财产权利
政治文明建设表现的是人们对和谐的社会关系、理想的社会制度的追求。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是一定阶级、阶层、政党、社会集团、社会势力和个人运用各种手段来调整和处理阶级内部、阶级之间、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以及其他政治事务的积极成果，表现为一定社会能促进人类政治生活进步发展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行为等。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从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在我国建设政治文明，就要从根本上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
一、政治文明来源于x，-j-财产权利的保护
1．政治制度的契约目的是保护财产权利
西方学者历来强调政治制度要保护私有财产和发展私有财产权利体系。柏拉图主张以限制人口和财产数量来保持私有财产的恒定。亚里士多德则把人类获得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活动纳入“家庭管理”，他认为这样才符合自然的人类本性。古罗马法论证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肯定了商品生产中出现的买卖、借贷、债务与契约等关系，容许借贷牟利。到15世纪出现重商主义后，西欧各国更将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者共同追求金银货币的要求结合起来，建立了扩大私有财产和增进国家利益的双重理论政策体系。而后由斯宾诺莎倡导的民主政体、霍布斯的君主政体、洛克的君主立宪政体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共和政体也都无不以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与自由为前提。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就阐述过人类文明社会生活的方式是社会契约，认为国家只能增进人民的福利，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最高权力侵犯到个人权利，不适用的契约将归于无效，人民可以重新订立契约，革命便是天赋权利。霍布斯则提出财产契约起源论，认为人民交出权利虽不需主权者参加约定，但后者应受契约宗旨约束，它的权力要有利于人民的自保，使人民交出权利而不丧失自身。从西方政治学家的学说来看，政治契约是把个人利益视为惟一目的和一切行动的动力，国家权利和法律只是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恰如卢梭所言：“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约的真正保障。”。而马克思也指出：“无论怎样高度估计财产对于人类文明的影响，都不为过甚。财产曾经是亚利安人和闪米特人从野蛮时代带进文明的力量。管理机关和法律建立起来，主要是为了创造、保护和享有私有财产。”
因此，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而不是掠夺财产，政治权力对私有财产不能绝对独断专行，立法或最高权力机构不能独揽大权，必须颁布有效的法律并由司法部门判断人民的权利；甚至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走任何人任何财产的某一部分。为实现这一目的，孟德斯鸠区分了政治法和民法，认为前者能使人获得自由，后者应使人得到财产。如果国家和个人同时纳入民法范畴处理财产关系，公家以私人资格和私人交涉，就能保障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防止公共利益运用政治性法律法规去剥夺私有财产。
从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出发，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确立了西方的政治体制，即国家的成立是为了保护财产权利，它是人们为保护财产权利而组成的契约性组织。一旦国家背离这一原则，那么人们便可以重新回到自然状态，重新约定契约，组成国家。为了不让政治解体，就必须以人的财产权利的保护为归宿，完善政治体制，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保证人们财产权利的公平交易，实现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
2．作为政治文明主要表现的民主发轫于财产权利
一个社会的财产权利与其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不同的财产划分形式往往对不同的民主产生深刻影响。这意味着，任何以财产权利变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改革，最终会寻求或得出一种民主的政治形式；而只有正确确定人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民主政治形式，才是能保护人民的财产权利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最好政治形式。从最早的古希腊民主形式到近代民主的发轫都说明了这一点。
古希腊的雅典民主政治与梭伦改革密不可分。公元前六世纪，雅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针对雅典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宣布废除债务奴役制，公民按财产分等级，各个等级按财产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并建立起四百人议事会和陪审法院等民主机构，确立了公民财产制度，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在古希腊那里，财产神圣而又古老的意义在于，它是超越必然性，使人升入政治领域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达致幸福生活的条件。”近代的代议制民主制度的起源也是和财产权利联系在一起的。公元1215年6月，以坎特伯雷大主教史蒂芬·兰顿为主要领袖的英国贵族反叛同盟的25位代表在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茨草地上与英国国王约翰签署了一份名为《大宪章》的政治文件，以重申先例的方式宣示了国王与臣民的关系应予遵守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臣民对其财产和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在臣民与君主的契约关系中臣民对暴君的反抗权”。大宪章被认为是英国国民自由的起源，它通过相当具体的条款确立了“王在法下”和“无代表权不纳税”这两项最实质性的宪政原则，使英国的最高统治权屈居于法的权威之下。“大宪章”奠定了英国式民主的基础，即统治者只有在被统治者同意下才能够统治，否则被统治者有反抗的权利。到l3世纪后期，英王爱德华一世为解决国家的财政困境又强行征税，遭到贵族的广泛抗议。结果，为了赢得纳税人的合作，爱德华一世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和让步——建立一个机构，以便纳税人的代表能够对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行监督和控制。这样，由财政危机引出了近代的“议会”。到17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议会的力量逐渐扩大，占据了优势。议员的地位和权力也逐渐增加，议会垄断了立法权，英国近代代议制民主初步形成，从而为现代政治文明奠定了民主的基础。哈林顿断言，国家的性质、政府的形式(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就是由财产即土地的分配情况决定的。他说：“产权的均势或地产的比例是怎样的，国家的性质也就是怎样的。”当财产归一个人占有，必然形成君主制；为少数人或一个贵族阶级占有，必然形成贵族制；为全体人民所占有，必然建立共和国。社会财富的归属在决定国家政权性质的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权力的性质，表明国家权力总是维护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这样，便使财产和财产权利构成了政治和政治文明的基础。
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财产的所有制决定了民主的性质和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在财产关系演化的过程中阶级间在社会政治权力上的一种相互妥协。财产的占有关系存在着一个从不完全占有到完全占有的发展过程，与这一过程相联系，国家的民主也经历了从不完全民主到完全民主的演化。而由于民主制的出现，国家制度表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
3．政治文明的确立是财产权利受保护的结果
国家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高级形式，相对于低级形式的政治共同体，如部落而言，它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文明。随着围绕着财产权利而形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社会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压制对抗阶级的公开冲突的机关。国家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统治阶级的财产权利。
首先，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上，是对财产权利保护的结果。洛克认为，生命、自由和财产是自然法为人类规定的基本权利，而财产权利是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其他权利都是以财产权利为基础的。“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洛克看来，最好的政府形式是能够确保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政体。正如麦迪逊所言，“当一个人被说成有权占有财产时，他可能同样可被说成他的各种权利即他的财产。政府的组成是为了保护任何财产，以及那些见于种种个人权利之中的事物的……这就是政府的目的，只有如此才是一个公正的政府，一个公正地保护每个人财产的政府。”
其次，在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上，也是对财产权利保护的结果。1776年美国发表了《弗吉尼亚权利宣言》，1789年法国发表了《人权宣言》。在这两个宣言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得到确立，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私有财产权利体系。这一体系严密概括了绝对私人所有权、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和行使私人财产权利的自由。西方经济学家认为，私有财产权利体系在法上的确立能保证社会安全与秩序、市场公平与竞争以及经济的增长与积累。社会立法和公共政策的目的，就应是在防止私有财产过度集中和防止为了反社会的目的而滥用财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鼓励和促进私人广泛取得财产和拥有财产。
第三，在国家的经济制度建设上，也是对财产权利不断保护的结果。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认为，当人口的增长超过资源被利用的限度时，资源就稀缺起来，就必然产生对资源的竞取和争夺。这样，就必须去界定财产权利，以限制资源开发中的矛盾。从历史上看，新建立的财产权利首先是在部落之间进行的，后来移至部落群体内部来制订规则，明确个人的财产权利。最终，财产权利的建立和保护从非官方管理的自愿性团体转到由国家来进行。这是因为，财产权利的建立、保护和实施是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和费用的。而由国家承担起保护和实施所要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性团体，这样“便有一种刺激，促使自愿团体用岁入(税金)来交换政府对所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这样，就使得国家建立一种经济制度来使财产权利保护成本最小化，以最大程度地利用经济资源。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要能够保护人们的财产权利
1．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对人们财产权利的保护
我国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从政治上推翻了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从而使人民当家作主，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就在政治上为人民拥有自己的财产准备了条件。首先，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当然不是恢复传统的私有制，但也不是把个人变成没有任何私产的“无产者”，而是重现财产的原初意义。马克思清晰地指出了这种财产的原初意义。他说：“财产最初意味着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他没有否定这种财产的意义，没有否定“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看作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个体的存在方式”。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财产。只不过他指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个人属于某一部落，二是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个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化，一是个人所属的部落演变成为历史第三大社会形态“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在当代中国就表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外部生产条件是被严格对象化了的社会存在物，是被克服了劳动异化后的私人财产。
其次，从劳动产生财产权利的理论来说，一个劳动者应该拥有除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财产，不然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的状态中，他的劳动都不能得到解放，他就不可能成为“自由人联合体”里的自由人。劳动者的财产在这里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归结为使劳动获得自由的基本条件。同时，在这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经作为自己的财产而与劳动力所有者相统一。社会主义反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财产，而欢迎使劳动成为主人的财产。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使人民摆脱了各种奴役，从根本上解决了劳动者劳动不自由的状态，从而也使人能够以自我劳动获取自我财产，为人的发展寻求物质的根本途径。
第三，从人们平等拥有财产来说，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人人平等的政治地位，从而为人们提供了保护财产及其权利的公平制度环境。虽然资产阶级提出了“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口号，但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资料资本家占有为基础的，人民群众的权利实现却是为资本家的权利实现所约束的，是滞后于他们的权利实现的，这就使得对人们的财产权利保护事实上不平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行，人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为广大人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条件，为人们公平地实现财产权利提供了平等的制度保护。
2．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完善对人们财产权利的保护
虽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人们的自由和财产权利准备了制度性的基本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具备了这一条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人民虽然从政治上翻了身，但并未在经济上、物质生活上获得极大丰富，人们的财产权利依然不多，人们的发展能力依然很薄弱。究其原因，既有经济上的，也有政治上的。在政治上，邓小平明确地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事实上，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不进行高度政治文明的建设，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要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要受到限制，进而使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利受到限制。
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人们之间契约关系的重建，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必然涉及到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与谈判。在交易和谈判的过程中，就需要平衡与协调各方的利益冲突，保证改革获得最广泛的社会支持。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人们的财产及财产权利，从而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首先，政治体制改革要保护和尊重劳动者自身劳动力要素的财产权利，创造使劳动解放和活力进发的环境，凋动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使财富创造最能动的源泉充分涌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一要做到按劳动力价值分配，使收入水平与人力资本价值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联系起来，并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以调动全社会劳动者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途径不断提高其人力资本价值的积极性；二应该使劳动者对自己创造的经济剩余有一定的索取权，纳入按劳分配收入，以调动劳动者奉献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劳动的积极性。其次，政治体制改革还要保护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产权主体的财产权利，为各种非劳动要素的产权主体提供诚信、合法、经济、稳定的制度预期，营造“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环境，激励资本、技术、信息等各种非劳动要素的所有者把它们提供出来，投入社会生产，用于社会财富的创造的增加过程。第三，政治体制改革还要塑造信用政府、责任政府、效率政府，来保证人们的财产和财产权利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行政理念和行为方式都有积极的变化。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发挥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利于调动劳动、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的产权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特别是我国国家权力运行对财产的生产、分配、交换及消费等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很大。当行政权力对公民个人合法财产进行非法侵犯时，公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缺少有效的法律手段来抵御公权的侵害行为。“规范市场一定要规范政府行为，没有规范的政府，就不会有规范的市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保护产权，试图用加强政府管制的办法规范市场秩序常常事与愿违．””这就说明了，以财产交易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秩序的维护，首要的是依法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去保障人们的财产及财产权利。
3．保护合法私有财产的入宪及《物权法》的出台将促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财富也极大丰富起来，人们获取物质财富的途径和来源也大大增多了。在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的趋势下，人们财产的扩大与丰富，使得人们对财产权利保护的要求也逐渐强烈。一是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另一方面也使人们积累起了一定程度的私有财产，对这种私有财产的保护和需求反映了人们对财产权利保护的需求。二是自由职业的不断出现，一方面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也为人们获得个人财产提供了更多的途径，这也同样对个人获取财产的自由权利，对所获得的财产具有不可侵犯的权利提出了要求。三是由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的分化，使得弱势群体要求一定的财产保护，要求社会通过制度建设和再分配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对他们的财产权利进行切实的关注和保证。四是党的十六大提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而这些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都反映了人们的财产权利，对这些权利的保护是人们的必然要求，否则就不可能使它们的活力竞相进发。还有，现在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民营企业的经济发展作用。强调发展民营企业，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但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保障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利不受侵犯。这主要是指，作为财产权利裁判者的国家如何作为。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3
关键词：广义财产人格
在现代民法理论上，“财产”与“人格”被确定地分裂成为两个纯然不同的法律范畴。无论给财产以如何定义，财产也不过是人格的派生物。而人格，则似乎完全可以脱离财产而独立存在。当人格权被视为一种由人格产生的独立权利类型时，人格事实上便被缩减为一种单纯的法律主体资格，而法人人格的存在以及有关法人人格权与自然人人格权应一体化保护的主张，则使自然人人格更为深刻地被进一步缩减为一种民事主体资格，并且，由于人格权保护被视为对人格的直接、全面的保护，因而“穷汉亦有其人格”，故财产保护便完全不具有人格保护的意义。不仅如此，在一些人的观念中，财产保护甚至被视为人格保护的异己力量，这不仅表现为对于近代民法“重物轻人”的指控甚嚣尘上、经久不衰，而且表现为在中国民法典体系安排讨论中曾经上演过的一场有些令人恐怖的纷争（那时节，人们如此小心严格地稽查每一个本国或者外国民法的法律条款，稽查每一本民法教科书和论文的文字表达，凡“人”在前而“物”在后者，尊为“人文主义”革命派，凡“物”在前而“人”在后者，则一律打成“物文主义”反动派）。财产和人格真的构成了民法之两相独立的“二元价值结构”吗？在此，重温19世纪两位法国民法学家aubryetRau（奥布里和罗）在阐释《法国民法典》的过程中提出的著名的广义财产理论，对于重新认识财产的本质、人格的本质乃至民法的本质，具有特别紧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的回顾：广义财产理论及其演进
历史上，前述后一种“广义财产”（patrimoine）[3]的概念和理论为19世纪法国著名学者aubryetRau（奥布里和罗）所创设。他们在其著名的《民法学原理》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广义财产的概念：“广义财产由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组成。积极财产为财产之整体，亦即权利的总和；消极财产则为债务及负担。”[4]这一理论第一次从整体的角度对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观察，其抽象、概括和独特的视角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在古代罗马法或者欧洲中世纪的习惯法中，均不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
据学者考察，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财产概念是familia和pecunia（前者主要指奴隶，后者主要指羊群等财产）。后来，罗马法上出现“mancipium”（财产权）的概念（其实际为一种家长权，设定于其权利支配下的人及重要的物）。大约在罗马共和国末期，alfenusVarus等罗马法学家开始使用“dominium”（所有权）的用语。但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被予以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者“财产”（proprietas-也可译为所有权），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5]诚然，罗马法上之财产包括“有形财产”（有体物-rescorporales）及“无形财产”（无体物-resincorporales）两种。但其有形财产指的是“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而为人之五官所可觉及者也”，如土地、房屋、奴隶、牛马、货币等：其无形财产指的是“法律上拟制之关系，而为人之五官所不可觉及者也”，如用益权、地役权、继承权等，但罗马法上并没有出现总揽一个当事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权利及负担的全部财产义务的所谓“广义财产”的概念。[6]而在法国中世纪的习惯法中，一个当事人的财产被依照其目的性而分别加以理解。鉴此，财产被区分为自由地（lesaleux）与（封建领主）的采地（lestenures）、贵族财产（lesbiensnobles）与平民财产（lesbiensroturiers）、自有物（lespropre）与获得物（lesacquêts）、动产（lesmeubles）与不动产（lesimmeubles），每一种财产均有其自身的制度及不同的财产继承人。[7]显而易见，广义财产理论完全超越了罗马法和法国中世纪习惯法对于财产所作之狭隘的观察，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
首先，它揭示了民事主体财产的整个状况，将自然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从而使构成一个当事人之“财产”的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相互之间结合严密、协调一致。它表现了一种对于民事主体财产的独特的观察角度：当我们观察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时，我们能够看到其拥有的财产，也能看到其负担的债务，但其拥有的财产和负担的债务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如何才能以一种明确妥帖的方式表达一个当事人有关财产的整体实际状况？广义财产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而最为重要的是，广义财产理论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
非常特别的是，就本来意义而言，广义财产应当仅仅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无财产内容的权利被称之为“非广义财产的权利”（lesdroitsextra-patrimoiniaux），其不属广义财产之列。如政治权利、确定家庭身份或行使家庭权力的权利（亲权或监护权）以及人格权利等。但奥布里和罗还进一步认为，所谓广义财产除了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之外，还包括人格权利。他们指出：人格与广义财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故人格权利实际上应当被包括于广义财产之中。为此，他们将人格权利称之为“天赋财产（desbiensinnés），认为”就纯粹理论上讲，广义财产无区别地包括一切财产，尤其是天赋财产“。[12]
很显然，根植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性格，广义财产理论也有一种狂放不羁的秉性，它超越了财产领域，直达有关“人”的根本领域及“人格”范围，试图在财产与人格之间打开一条通道，其强烈的人文气息跃然纸上。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上，广义财产（patrimoine）的文字表达也偶有所见（如该法典第878条），但奥布里和罗系统创设的有关理论，不仅赋予这一概念以崭新的内涵，而且全面准确地解释和深化了该法典编撰者的立法用意，其有关财产与人格之关联的思想观念，对该法典精神实质的把握和理解，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自19世纪末以后，传统的广义财产理论不断受到抨击，在法国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突破乃至否定“广义财产具有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及“广义财产具有人格属性，系于主体之人格”这样一些重要命题。
很显然，上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的理论的提出，与法国同一时期探索团体之民事主体地位的确认方式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法国人尚不能完全接受所谓“团体人格”的观念）。虽然此种理论最终并未被法国民法所完全接受（仅只后来法国法有关基金会和全部财产用于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的规定，受到此种“无主体之目的财产”理论的影响），但其无疑为新的法律人格即公司等法人组织的出现扫清了障碍。而在以后的法国民法上，由于德国法之法人理论和制度的全面侵入，前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理论也变成了历史文物：此种“无主体财产”的理论在否定广义财产与自然人人格的联结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与团体人格的联结，对于团体人格存在之必要性明显是一种致命打击，其当然会在法人诞生的凯歌声中被无情抛弃。与此相适应，现代法国学者对于广义财产自然有了新的注解。他们认为，自然人或法人均有其广义财产。就财产与人格的关系而言，尽管由于法人人格为法律拟制，其财产与人格的界限显得较为模糊，但无论公司、社会团体或者各种基金会，其法律人格与其广义财产无不存在内在联系。凡有法律人格，便必然有一广义财产；凡有广义财产，则必然有一法律人格。[17]而当广义财产理论继续发挥其阐述“责任财产”的作用，并被同时用作法人人格的表现之时，其经典论述中有关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人格的精彩部分，即逐渐被封存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唯有在法国现代学者的财产法著作之开篇部分，能够通过简要的介绍得以窥见其原来面目。
二、历史的反思：广义财产理论的启示
然而，用力拭去一百多年前辉煌一时的广义财产理论被蒙上的厚厚尘埃，我们蓦然发现，它依然散发着我们久违的耀眼的人文主义炫目光彩！
众所周知，源自古罗马法的人格理论是非以财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罗马法上的人格纯粹由身份因素构成（人格为自由人、家父与罗马市民三种身份的综合体）。故可言古罗马时代“无身份，即无人格”。事实就是，在古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身份等级社会之中，财产依附于身份而存在，为身份的要素，并不存在近代法意义上的“财产”。近代史上，将财产与身份相剥离，否定身份，“纯化”财产的任务，首先是由《法国民法典》完成的。为此，该法典第一次确定了“所有权绝对”的原则。而“任何权利均因人而设”，由此，脱离了身份的财产，必然地走向了与“人格”（一种完全不同于古罗马法之人格的、与社会等级身份完全无关的、表现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因而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崭新“人格”）的结合。在此，广义财产理论最为精妙之处，便在于将抽象的整体性财产与人格合为一体，从最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出发，揭示了人格与财产的统一性。这一思想显然为近代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的某些根本性的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只有当把财产与人格相连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无财产即无自由”、“无财产即无人格”。由此，财产之最为根本的属性（财产之人格属性）得以揭示，而人格之最为重要的基本构成要素（财产要素）也获得全面充分的展示。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以所有权为中心而设置的全部财产法制度，也获得了其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观念基础。言及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内中存在不言而喻的道理，而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中，“穷汉”实际上难以有人格甚而至于根本“无人格”，也是毋庸教诲、孺幼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曾几何时，财产与人格的距离竟会如此遥远，保护财产并非保护人格的论断何其一本正经！在此，不得不分析德国民法的深远影响。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4
论文摘要:婚姻财产制度，主要是一国关于夫妻财产所有权问题的法律制度，它涉及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财产的分钊等一系列问题。现就婚姻存续间继承和受赠与的财产归属问题，从夫妻财产的发展历程，我国立法的缺陷等作出简要分析，以期使我国的相关立法更趋合理。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为婚姻财产制，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各种夫妻财产制的设立，变更与废止;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处分;以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的对外财产责任;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问题。作为婚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保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和谐以及实现家庭职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因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程度各异，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财产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必须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保护财产所有权人财产权的经济关系。而继承和受赠之财产作为构成夫妻财产之一部分，也必须体现以上之原则。我国在2001年修订《婚姻法》以前，就有许多学者对以上两项财产定为夫妻共同之财产提出质疑，但修订后的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显然违背了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趋势，不符合我国经济基础对该类财产立法之要求，忽视了财产权人处理财产的权利。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变迁过程
(一)封建社会里的夫妻财产制度
封建制度下的夫妻身份关系，是建立在支配、服从的关系上的。Ul家族里有家长和家族之分，在身份关系上，家长支配家属，财产关系上亦同。在家庭中，丈夫居于权力核心的地位，支配和控制整个家庭的财产，妻子只是作为家族中的一个从属，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力。严重体现当时的夫妻不平等关系。而依其内容之进化，大致可以分为财产吞并制、财产共同制和管理共通制等三种。
在吞并制下，妻的人格完全为夫所吸收，财产亦复被吞并。妻在丈夫的支配下，毫无拥有财产之权利，所有财产权集中在丈夫的手中，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并无夫妻财产之存在，只是因为妻子的财产被丈夫所吞并，故勉强可以称之为财产吞并制。后来在自由婚姻制取代严格婚姻制后，在罗马法上已不再被采用。取而代之的是以分别财产制为主体的嫁资制，吞并制从罗马法上消失。
统一财产制是妻子婚后将其全部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到丈夫之下，在婚姻解散的时候，丈夫或其继承人应返还当时妻子财产的原本价格。也就是说在结婚后，妻子丧失其全部的财产所有权，只是在婚姻解散时方有债权之请求权。
管理共通制，是指夫妻对于自己之财产各自保有独立的所有权，只是丈夫对妻子的财产拥有管理、收益及使用的权利。管理共通制存在于中世纪，虽然一度没落，但是于近世再度崛起，时至今日仍在一些国家实用。只是在不同的秩序中，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二)市民社会的夫妻财产制度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在市民社会里，社会市民的成员之间，无上下服从的关系，而是洛克所说的，每个人都处于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状态。川“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逐步取代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独立、自由和平等等理念为市民社会所崇尚。经济主体的个人人格得以挣脱家族身份关系的重压而逐步凸现并不断丰满。相应地，原来潜藏于身份关系背后的财产关系也就堂而皇之地步上法制的前台。此际的婚姻财产关系不再依附于支配与服从的身份关系，而是因应着个人主义的追求及男女同权浪潮的高涨呼声，渐进地发展为夫妻别体主义下的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中，夫妻对于各自婚前婚后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并得独立行使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等权利而不受对方的干涉与支配。
至此，个体人格价值取代婚姻共同体的存续而成为夫妻财产制的单一化价值基准。财产问题对于婚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性仅在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上有所体现—唯此义务只发生于配偶一方陷于生活困难的特定条件下，财产不再是婚姻的必要基础，而退居补充性保障的地位。
(三)现代社会法时期
“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辨证关系原理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过的:“每种生产关系都产生它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s1就一国国内而言，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的自由经济受到极大的挑战，于是凯恩斯提出的以市场为主导，宏观调控为辅的经济体制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美国最先采用，后被现代大部分国家所借鉴。相应的在法学领域，强调绝对的独立、自由与形式平等的个人主义，其负面性影响也逐步显现。因为，不同经济主体各自条件并不均等，弱势个体在经济交往中总难免要屈从于强者的意志而承受各种实质的不平等，其结果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法因应社会发展变化，对原来的个人主义进行调整，导入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理念。观之20世纪以来的立法，乃有峰回路转之势。契约之地位，一部又被身份占领。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利。使之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但所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亦仅权利本位法制之调整，绝非义务本位法制之复活。在于矫正19世纪立法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其基本出发点，仍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
在婚姻家庭领域，基于传统社会分工中男女角色定位的不平等，主妇婚仍为主要的婚姻形态，女子多从事家事劳务，缺少独立财产的取得，一旦婚姻消解，则于分别财产制下将一无所获。这不但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障，而且妻忙家事劳动的贡献实抽象凝聚于夫的职业劳动所得中，却又不获评价，难以符合分配公平的意蕴。于是在强调夫妻人格并立基础上适用社会法的保障原理，对形式平等的纯分别财产制进行修正，于是形成现代的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下，夫妻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共同财产，双方行使平等的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权利，共同财产于夫妻关系终止时得加以分割。共同财产制的根本，在于谋求夫妻经济生活与身份生活趋于一致，内部和外部的一体，既符合婚姻共同生活的本质目的，又保障由于从事家务劳动而无收入或收入较低配偶一方的权益，有助于实现实质意义的夫妻平等。较浓厚的社会保障法色彩，使共同财产制更多体现了对婚姻共同体存续价值的追求。未来夫妻财产之理想状态是什么?有人主张共同财产制，有的主张分别财产制。但归根结底都是以实现男女平等和保护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利这一目标为根本之出发点。
就国际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趋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之一部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引起和推动法律的全球化。其主要表现在法律的“非国家化，.法律的“标本化”、法律的一体化以及法律的“趋同化”。
其速度之快，程度之高，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想象。婚姻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脱离这一趋势，不管是大陆法系之间、英美法系之间，还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婚姻法律的规定都正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而走向趋同。
从以上的夫妻财产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一历程与其说是夫妻财产制的发展史，毋宁说是一个个性张扬、权利意识觉醒、尊重个人的意志自由、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兼顾社会公平的崛起史。也是随着国际经济化背景下的法律趋同史。因此，我国《婚姻法》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夫妻财产制度，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但将受继承和受赠与的财产皆定为共同财产的合理性就值得商榷了。
二、继承和受赠与的财产不应视为共同财产
从以上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婚姻财产之法律应将尊重个人财产权利与兼顾社会公平、稳定以及符合国际对与此类财产规定之精神为立足点，而将继承和受赠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社会发展之要求。
(一)违反市场经济要求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为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下，提倡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是其客观要求，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从民法理论上看，赠与人将其财产赠与他人，被继承人立遗嘱指明某人继承，法定继承确定的继承人范围，都体现了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处分权。所谓处分权，是指所有人对财产(生产数据和劳动产品)进行消费和转让的权利。川它是财产所有人最最基本的权利，也是财产所有权的基本内容。因此，即使他们没有明示或明示有暇疵是夫妻一方之财产，依照最基本的逻辑推理也知道其希望财产的受益人，如果把本应由一方继承、受赠的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让非继承人和非受赠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强行将原财产之公民关于个人财产处理意志的变改，这不只是侵害了继承人和受赠人的财产所有权，更是侵犯了被继承人和赠与人的财产处分权。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夫妻一方在履行其赡养义务的时候，对父母的支付费用越多，投入的时间越多，精力越多，就意味着夫妻财产的某种减少，对婚姻共同生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减少，因此，继承人继承的财产与其配偶有着很切身的关系，应将继承的财产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配。这一观点是将拥有继承权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即一方在尽。赡养义务的时候相应的减少了对家庭共同财产和生活的投入。然而继承的产生更多是基于特殊的人身关系，而非交换所得。更何况此观点对于以下情况无法解释。
1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可以看出，我国婚姻关系之确立是始于取得结婚证之日。若甲乙二人取得了法定夫妻资格，而无一起赡养被继承人之实际，甲方因父或母逝世而继承的财产。根据我国《婚姻法》第7条的规定，也应作为共同财产。但其并没有导致以上理论之夫妻共同财产减少和损失，因此乙应无获得权利之理由。
2.根据以上观点，一方分享另一方之继承财产，是因其帮助尽了赡养之义务，那么在两人共同生活多年，且一起尽了多年的赡养义务后而离婚，是否应向对方索要其付出之费用。特别是当离婚后不久其曾一起赡养人逝世，也是否应取得其财产之继承权?因这也曾经导致了他们共同财产的减少，但是我国法律对此是禁止的。可知，继承之果并非完全基于赡养之因。
(二)不符合国际惯例
任何国家的立法，首先应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考虑本国的历史、习惯等具体国情。但是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立法上必须借鉴或参考他国的有关规定，以使法律更具有合理性和判决之效力得到相互的承认及执行，以促进国际立法的统一和交往。就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规定方面看，大多数国家法律—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个人。如德国民法亲属篇规定“共同财产应除去保留财产”，作为保留财产的有“夫妻一方由死因处分而获得的财务或者第三人无偿赠与的财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将夫妻一方婚后受赠或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划归夫妻一方所有。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影响最深的苏联模式，在其1968年的《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22条也规定:“婚姻期间作为礼物或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分别归各方所有。”可见，我国的这一规定与国际立法不相符合。只要国际交流不断，法律的相互影响和趋同乃自然之趋势，我们的立法也应与国际同步，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外国许多民法典虽然规定继承和赠与所得财产归夫妻一方所有，但是外国的许多民法典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都与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不同。例如同样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有的实行所得共同制，有的实行动产及所得共同制，有的实行劳动所得共同制，有的实行一般共同制，而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海洋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差别就更大了，他们皆实行的是以分别财产制为主的夫妻财产制。
每个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必须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根源和立法理念来规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其根本之目标都是以保护财产的所有权和交易的安全性，以及有利于国际交往为目标，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因细微的不同而改变这一宗旨。
(三)与我国其它相邻法律立法精神相冲突
把通过法定继承的财产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与《继承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原则相违背，以至把个人权利变为事实上的共同权利。我国《婚姻法》规定，法定继承人限于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其直系亲属以及最近的旁系亲属。作为被继承人的姻亲，只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和女婿，才能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条件相当严格，如果确定继承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等于法定继承人的配偶无条件的继承财产，这与《继承法》的立法精神是相矛盾的。同时，根据《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受赠人不履行合同所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并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如果某一受赠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接受了一项附义务的赠与，但在财产权转移后(此时该项财产已属夫妻共同财产)没有旅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便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但此时受赠人已与其配偶离婚，其配偶分走了赠与财产的全部或部分财产，这样将导致赠与人返还财产的要求无法实现，使赠与人的交易安全没有得到保护。而赠与(包括遗赠)是当事人行使财产权处分权的一种合法形式，任何人都无法破坏和剥夺。当事人决定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特定的人，不赠与其它人，包括受赠人的配偶，都是其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如果将一方受赠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和否定，违背了赠与人的意思，这与民法之精神不符。
还有一些学者从家庭职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将继承和受赠与作为共同财产能够更好的履行养老育幼之职能。养老育幼，即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以及照顾病残者。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它完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将继承和受赠的财产作为共同财产，能更好的履行这一职能。
但笔者认为，健康的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各尽所能，共同承担家庭之经济义务。财产也相互混淆，很难分清其中的个人部分，所谓的财产只有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方体现其价值，同时我国婚姻法还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相互抚养、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以及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就算是个人财产，在需要的时候也是与共同财产同等对待，不存在因此而不能履行养老育幼之职能，若夫妻关系已存在不正常之状态，更应保护个人之财产权利，以防不法之徒利用这一时期，破坏财产之价值。
三、对我国此类财产的立法建议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的这一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但是应怎样规范我国此类财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提出应把此类财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规定为个人财产，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的风俗习惯不符，同时不利于提倡赡养长辈之优良传统;有的提出应根据财产价值之大小作出不同的规定，夫妻一方继承、受赠的生活品，不管继承人，赠与人是否指明为夫妻某方个人财产应不限条件，不管结婚时间长短，婚后应一律共有;继承、受赠的不动产等价值重大财产划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今后实施细则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重大财产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应有结婚时间的限制。夫妻一方继承、受赠价值特别重大的财产(或中型以上私人企业)，结婚多年的应给另一方一定分额的补偿。这种不管是否帮助尽了赡养义务，哪怕是在虐待公婆或岳父母的情况下，只以财产之大小及结婚之年限作为是否拥有继承权利的判断标准，不利于鼓励儿媳和女婿对配偶老人的赡养。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对于此类财产应规定为:“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是夫妻个人财产，但一方帮助另一方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在婚姻存续期间受帮助一方继承的财产，在离婚时帮助一方具有就该类财产请求一定份额补偿之权利”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1.能更好的保护个人财产权利
保护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表现之一。我们只有将被继承人和赠与人的财产确定为其期望的归属人，才是对其财产处理权之尊重，同样也是对应该享受财产所有权人的有利保护。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应把此类财产确定为夫妻个人财产。
2.基本与国际保持一致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中，不管是以共同财产制为主的国家还是以分别财产制为主的国家，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因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对于推进国际交往和法律效力的相互承认及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规定与国际立法基本保持一致。
3.有利于发扬尊敬父母的优良传统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长期以来形成了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应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将妻子孝顺父母作为衡量是否有“德”的标准，并将妻子虐待父母作为法定离婚的首要事由。川将以“孝”为核心的血缘家庭组织作为国家的统治基础，并用刑法保障其实现。在唐朝的时候，更是规定若妻子和丈夫共同将父母送老归终后，丈夫不得与妻子离婚。后不管社会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尊敬父母的传统一直得以保持和发扬。现在我国《婚姻法》第九条也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如果儿媳对公婆或女婿对岳父母的财产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这不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同时不利于鼓励儿媳对公婆和女婿对岳父母的孝顺，因此我们在原则上确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的前提下，一方帮助另一方尽了主要之赡养义务，在婚姻存续期间受帮助一方继承的财产，在离婚时帮助一方具有就该类财产请求一定份额补偿之权利。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5
论文摘要:婚姻财产制度，主要是一国关于夫妻财产所有权问题的法律制度，它涉及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财产的分钊等一系列问题。现就婚姻存续间继承和受赠与的财产归属问题，从夫妻财产的发展历程，我国立法的缺陷等作出简要分析，以期使我国的相关立法更趋合理。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为婚姻财产制，是规范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各种夫妻财产制的设立，变更与废止;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处分;以及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的对外财产责任;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问题。作为婚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保护家庭稳定，促进家庭和谐以及实现家庭职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因社会制度、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程度各异，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财产制度。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必须体现男女平等的社会关系，保护财产所有权人财产权的经济关系。而继承和受赠之财产作为构成夫妻财产之一部分，也必须体现以上之原则。我国在2001年修订《婚姻法》以前，就有许多学者对以上两项财产定为夫妻共同之财产提出质疑，但修订后的我国现行《婚姻法》并没有采纳这种建议。这显然违背了夫妻财产制度的发展趋势，不符合我国经济基础对该类财产立法之要求，忽视了财产权人处理财产的权利。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变迁过程
(一)封建社会里的夫妻财产制度
封建制度下的夫妻身份关系，是建立在支配、服从的关系上的。ul家族里有家长和家族之分，在身份关系上，家长支配家属，财产关系上亦同。在家庭中，丈夫居于权力核心的地位，支配和控制整个家庭的财产，妻子只是作为家族中的一个从属，没有独立的财产权力。严重体现当时的夫妻不平等关系。而依其内容之进化，大致可以分为财产吞并制、财产共同制和管理共通制等三种。
在吞并制下，妻的人格完全为夫所吸收，财产亦复被吞并。妻在丈夫的支配下，毫无拥有财产之权利，所有财产权集中在丈夫的手中，从严格意义上来看，并无夫妻财产之存在，只是因为妻子的财产被丈夫所吞并，故勉强可以称之为财产吞并制。后来在自由婚姻制取代严格婚姻制后，在罗马法上已不再被采用。取而代之的是以分别财产制为主体的嫁资制，吞并制从罗马法上消失。
统一财产制是妻子婚后将其全部财产的所有权转移到丈夫之下，在婚姻解散的时候，丈夫或其继承人应返还当时妻子财产的原本价格。也就是说在结婚后，妻子丧失其全部的财产所有权，只是在婚姻解散时方有债权之请求权。
管理共通制，是指夫妻对于自己之财产各自保有独立的所有权，只是丈夫对妻子的财产拥有管理、收益及使用的权利。管理共通制存在于中世纪，虽然一度没落，但是于近世再度崛起，时至今日仍在一些国家实用。只是在不同的秩序中，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二)市民社会的夫妻财产制度
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在市民社会里，社会市民的成员之间，无上下服从的关系，而是洛克所说的，每个人都处于自由、平等、独立的自然状态。川“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逐步取代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独立、自由和平等等理念为市民社会所崇尚。经济主体的个人人格得以挣脱家族身份关系的重压而逐步凸现并不断丰满。相应地，原来潜藏于身份关系背后的财产关系也就堂而皇之地步上法制的前台。此际的婚姻财产关系不再依附于支配与服从的身份关系，而是因应着个人主义的追求及男女同权浪潮的高涨呼声，渐进地发展为夫妻别体主义下的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中，夫妻对于各自婚前婚后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并得独立行使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等权利而不受对方的干涉与支配。
至此，个体人格价值取代婚姻共同体的存续而成为夫妻财产制的单一化价值基准。财产问题对于婚姻共同体存续的重要性仅在夫妻间相互扶养的义务上有所体现—唯此义务只发生于配偶一方陷于生活困难的特定条件下，财产不再是婚姻的必要基础，而退居补充性保障的地位。
(三)现代社会法时期
“法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一命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辨证关系原理在法学领域的运用。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过的:“每种生产关系都产生它特有的法权关系、统治形式。;(s1就一国国内而言，乃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全的自由经济受到极大的挑战，于是凯恩斯提出的以市场为主导，宏观调控为辅的经济体制理论应运而生，并在美国最先采用，后被现代大部分国家所借鉴。相应的在法学领域，强调绝对的独立、自由与形式平等的个人主义，其负面性影响也逐步显现。因为，不同经济主体各自条件并不均等，弱势个体在经济交往中总难免要屈从于强者的意志而承受各种实质的不平等，其结果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民法因应社会发展变化，对原来的个人主义进行调整，导入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理念。观之20世纪以来的立法，乃有峰回路转之势。契约之地位，一部又被身份占领。为使社会共同生活之增进，法律即强使负担特定之义务，限制或剥夺其某种权利。使之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但所谓社会本位之法制，亦仅权利本位法制之调整，绝非义务本位法制之复活。在于矫正19世纪立法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社会利益之偏颇，其基本出发点，仍未能脱离个人及权利观念。
在婚姻家庭领域，基于传统社会分工中男女角色定位的不平等，主妇婚仍为主要的婚姻形态，女子多从事家事劳务，缺少独立财产的取得，一旦婚姻消解，则于分别财产制下将一无所获。这不但不利于妇女权益的保障，而且妻忙家事劳动的贡献实抽象凝聚于夫的职业劳动所得中，却又不获评价，难以符合分配公平的意蕴。于是在强调夫妻人格并立基础上适用社会法的保障原理，对形式平等的纯分别财产制进行修正，于是形成现代的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下，夫妻的全部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共同财产，双方行使平等的占有、管理、收益和处分权利，共同财产于夫妻关系终止时得加以分割。共同财产制的根本，在于谋求夫妻经济生活与身份生活趋于一致，内部和外部的一体，既符合婚姻共同生活的本质目的，又保障由于从事家务劳动而无收入或收入较低配偶一方的权益，有助于实现实质意义的夫妻平等。较浓厚的社会保障法色彩，使共同财产制更多体现了对婚姻共同体存续价值的追求。未来夫妻财产之理想状态是什么?有人主张共同财产制，有的主张分别财产制。但归根结底都是以实现男女平等和保护财产所有人的财产权利这一目标为根本之出发点。
就国际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根本的特征和最基本的趋势。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成为其中之一部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引起和推动法律的全球化。其主要表现在法律的“非国家化，.法律的“标本化”、法律的一体化以及法律的“趋同化”。
其速度之快，程度之高，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想象。婚姻法作为民法的组成部分，也不能脱离这一趋势，不管是大陆法系之间、英美法系之间，还是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对于婚姻法律的规定都正相互借鉴，相互融合而走向趋同。
从以上的夫妻财产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一历程与其说是夫妻财产制的发展史，毋宁说是一个个性张扬、权利意识觉醒、尊重个人的意志自由、意思自治、契约自由，兼顾社会公平的崛起史。也是随着国际经济化背景下的法律趋同史。因此，我国《婚姻法》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的夫妻财产制度，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但将受继承和受赠与的财产皆定为共同财产的合理性就值得商榷了。
二、继承和受赠与的财产不应视为共同财产
从以上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婚姻财产之法律应将尊重个人财产权利与兼顾社会公平、稳定以及符合国际对与此类财产规定之精神为立足点，而将继承和受赠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社会发展之要求。
(一)违反市场经济要求
法律作为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为首要目标，在市场经济下，提倡按劳分配、尊重和保护个人财产是其客观要求，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从民法理论上看，赠与人将其财产赠与他人，被继承人立遗嘱指明某人继承，法定继承确定的继承人范围，都体现了财产所有人对财产的处分权。所谓处分权，是指所有人对财产(生产数据和劳动产品)进行消费和转让的权利。川它是财产所有人最最基本的权利，也是财产所有权的基本内容。因此，即使他们没有明示或明示有暇疵是夫妻一方之财产，依照最基本的逻辑推理也知道其希望财产的受益人，如果把本应由一方继承、受赠的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让非继承人和非受赠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实际上是强行将原财产之公民关于个人财产处理意志的变改，这不只是侵害了继承人和受赠人的财产所有权，更是侵犯了被继承人和赠与人的财产处分权。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夫妻一方在履行其赡养义务的时候，对父母的支付费用越多，投入的时间越多，精力越多，就意味着夫妻财产的某种减少，对婚姻共同生活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的减少，因此，继承人继承的财产与其配偶有着很切身的关系，应将继承的财产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配。这一观点是将拥有继承权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的，即一方在尽。赡养义务的时候相应的减少了对家庭共同财产和生活的投入。然而继承的产生更多是基于特殊的人身关系，而非交换所得。更何况此观点对于以下情况无法解释。
1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可以看出，我国婚姻关系之确立是始于取得结婚证之日。若甲乙二人取得了法定夫妻资格，而无一起赡养被继承人之实际，甲方因父或母逝世而继承的财产。根据我国《婚姻法》第7条的规定，也应作为共同财产。但其并没有导致以上理论之夫妻共同财产减少和损失，因此乙应无获得权利之理由。
2.根据以上观点，一方分享另一方之继承财产，是因其帮助尽了赡养之义务，那么在两人共同生活多年，且一起尽了多年的赡养义务后而离婚，是否应向对方索要其付出之费用。特别是当离婚后不久其曾一起赡养人逝世，也是否应取得其财产之继承权?因这也曾经导致了他们共同财产的减少，但是我国法律对此是禁止的。可知，继承之果并非完全基于赡养之因。
(二)不符合国际惯例
任何国家的立法，首先应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考虑本国的历史、习惯等具体国情。但是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在立法上必须借鉴或参考他国的有关规定，以使法律更具有合理性和判决之效力得到相互的承认及执行，以促进国际立法的统一和交往。就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规定方面看，大多数国家法律—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都规定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属于个人。如德国民法亲属篇规定“共同财产应除去保留财产”，作为保留财产的有“夫妻一方由死因处分而获得的财务或者第三人无偿赠与的财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也将夫妻一方婚后受赠或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划归夫妻一方所有。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影响最深的苏联模式，在其1968年的《苏俄婚姻和家庭法典》第22条也规定:“婚姻期间作为礼物或通过继承获得的财产，分别归各方所有。”可见，我国的这一规定与国际立法不相符合。只要国际交流不断，法律的相互影响和趋同乃自然之趋势，我们的立法也应与国际同步，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有的学者认为，外国许多民法典虽然规定继承和赠与所得财产归夫妻一方所有，但是外国的许多民法典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都与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度不同。例如同样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有的实行所得共同制，有的实行动产及所得共同制，有的实行劳动所得共同制，有的实行一般共同制，而我国实行的是婚后所得共同制。海洋法系的英国和美国差别就更大了，他们皆实行的是以分别财产制为主的夫妻财产制。
每个国家在立法的时候必须根据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根源和立法理念来规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其根本之目标都是以保护财产的所有权和交易的安全性，以及有利于国际交往为目标，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因此，我们不能因细微的不同而改变这一宗旨。
(三)与我国其它相邻法律立法精神相冲突
把通过法定继承的财产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与《继承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原则相违背，以至把个人权利变为事实上的共同权利。我国《婚姻法》规定，法定继承人限于被继承人的配偶和其直系亲属以及最近的旁系亲属。作为被继承人的姻亲，只有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儿媳和女婿，才能成为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其条件相当严格，如果确定继承财产为夫妻共同所有，等于法定继承人的配偶无条件的继承财产，这与《继承法》的立法精神是相矛盾的。同时，根据《合同法》对赠与合同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受赠人不履行合同所附义务，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并可以向受赠人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如果某一受赠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接受了一项附义务的赠与，但在财产权转移后(此时该项财产已属夫妻共同财产)没有旅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便要求返还赠与的财产，但此时受赠人已与其配偶离婚，其配偶分走了赠与财产的全部或部分财产，这样将导致赠与人返还财产的要求无法实现，使赠与人的交易安全没有得到保护。而赠与(包括遗赠)是当事人行使财产权处分权的一种合法形式，任何人都无法破坏和剥夺。当事人决定将自己的财产赠与特定的人，不赠与其它人，包括受赠人的配偶，都是其合法行使权利的行为，如果将一方受赠的财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对这种权利的限制和否定，违背了赠与人的意思，这与民法之精神不符。
还有一些学者从家庭职能的角度出发，认为将继承和受赠与作为共同财产能够更好的履行养老育幼之职能。养老育幼，即赡养老人、抚育未成年子女以及照顾病残者。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家庭的重要职能之一，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它完全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将继承和受赠的财产作为共同财产，能更好的履行这一职能。
但笔者认为，健康的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各尽所能，共同承担家庭之经济义务。财产也相互混淆，很难分清其中的个人部分，所谓的财产只有在离婚分割财产时方体现其价值，同时我国婚姻法还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相互抚养、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以及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就算是个人财产，在需要的时候也是与共同财产同等对待，不存在因此而不能履行养老育幼之职能，若夫妻关系已存在不正常之状态，更应保护个人之财产权利，以防不法之徒利用这一时期，破坏财产之价值。
三、对我国此类财产的立法建议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的这一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但是应怎样规范我国此类财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提出应把此类财产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规定为个人财产，笔者认为:这与我国的风俗习惯不符，同时不利于提倡赡养长辈之优良传统;有的提出应根据财产价值之大小作出不同的规定，夫妻一方继承、受赠的生活品，不管继承人，赠与人是否指明为夫妻某方个人财产应不限条件，不管结婚时间长短，婚后应一律共有;继承、受赠的不动产等价值重大财产划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今后实施细则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重大财产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应有结婚时间的限制。夫妻一方继承、受赠价值特别重大的财产(或中型以上私人企业)，结婚多年的应给另一方一定分额的补偿。这种不管是否帮助尽了赡养义务，哪怕是在虐待公婆或岳父母的情况下，只以财产之大小及结婚之年限作为是否拥有继承权利的判断标准，不利于鼓励儿媳和女婿对配偶老人的赡养。基于此，本文认为我国对于此类财产应规定为:“夫妻一方继承或受赠的财产是夫妻个人财产，但一方帮助另一方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在婚姻存续期间受帮助一方继承的财产，在离婚时帮助一方具有就该类财产请求一定份额补偿之权利”更为合理。理由如下:
1.能更好的保护个人财产权利
保护财产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主要表现之一。我们只有将被继承人和赠与人的财产确定为其期望的归属人，才是对其财产处理权之尊重，同样也是对应该享受财产所有权人的有利保护。因此，在原则上我们应把此类财产确定为夫妻个人财产。
2.基本与国际保持一致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中，不管是以共同财产制为主的国家还是以分别财产制为主的国家，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些小的方面因一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而存在差异，这对于推进国际交往和法律效力的相互承认及执行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规定与国际立法基本保持一致。
3.有利于发扬尊敬父母的优良传统
我国是一个礼仪之邦，长期以来形成了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应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将妻子孝顺父母作为衡量是否有“德”的标准，并将妻子虐待父母作为法定离婚的首要事由。川将以“孝”为核心的血缘家庭组织作为国家的统治基础，并用刑法保障其实现。在唐朝的时候，更是规定若妻子和丈夫共同将父母送老归终后，丈夫不得与妻子离婚。后不管社会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尊敬父母的传统一直得以保持和发扬。现在我国《婚姻法》第九条也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如果儿媳对公婆或女婿对岳父母的财产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这不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同时不利于鼓励儿媳对公婆和女婿对岳父母的孝顺，因此我们在原则上确定为夫妻个人财产的前提下，一方帮助另一方尽了主要之赡养义务，在婚姻存续期间受帮助一方继承的财产，在离婚时帮助一方具有就该类财产请求一定份额补偿之权利。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6
本文从行政法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冲突、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不足、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四个部分，对私有财产的行政法保护进行了分析。
一、财产权及行政法对财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一)财产权的重要性
从古至今，财产权都与人的生存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黑格尔把财产权与人的自由联系在一起，认为财产权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人的社会地位由其经济状况决定。卢梭则认为财产、自由和生命是人类生存的三个最基本要素，并且财产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自由还重要。
财产权的这种重要性，其实是根植于人类维护自己利益，不断的改善自己生存质量，提高自己生存环境的基本要求的。这也彰显了财产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的地位。在古典自然法学派看来，财产权是与生命、自由同等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因为财产权不仅构成公民全部基本权利的基础，而且是实现其基本权利的工具。
(二)对财产权行政法保护的重要性
2004年的修宪标志着我国公民基本权利获得更全面，更明确的宪法保障。因为本次修宪明确宣布“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2004年的修宪为我国加强财产立法提供了有力的宪法保障。
行政法是确保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能够落实的最重要的法律。行政法的公法性质，决定了行政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具有当然的保护义务，而其内容特点决定了行政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的高强能力，而其广泛的范围，决定了行政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可以做到无微不至。
二、行政权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冲突的现状
在行政主导型国家，行政权具有不可比拟的地位，因此行政权成为对公民财产造成威胁的最隐蔽，最强大的力量。“因为公共权力可以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有能力有条件侵犯私有财产，并且这种侵犯还经常打着‘合法’的旗号，公民面对公共权力的侵犯，自我保护的能力和手段也会受到限制”。目前我国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
(一)行政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公民财产权
《宪法》中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公民的私有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因此，在现实情况下，公共利益和法律授权成为了行政权干预公民财产权的借口。但由于公共利益的利益内容不确定，以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在公共利益的伪装下，商业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实现具有了合法的外衣，但公民的合法财产却遭到了侵犯。
因此假借公共利益直接侵犯公民财产权成为行政权运行中的常态。就现行的“拆迁条例”，政府对旧城改造，修建道路等出发点的确都是为了更好的改善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认为政府为推动城市化进程进行一些拆迁，和老百姓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但因为此前很多拆迁是将公共利益的概念嫁接于商业目的中去进行的强制拆迁，才会导致极端的事情出现。
(二)行政权的违法行为侵害公民的财产权
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集权统治的传统，我国行政机关拥有巨大的权利。这就使行政机关违法行为侵害公民财产权有多种表现形式。在所有的行政行为中，行政执法涉及的范围最广，对公民的影响最直接。以行政处罚权为例，其在国家行政管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重要的执法手段之一。
但是，行政处罚又是对公民合法权益产生极大影响，在某些情况下，将造成极大损害的行政行为。我国每年的罚款数额十分可观，但是在这个领域中，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规则，反而形成了行政处罚“乱”、“滥”，执法者违法行为的严重问题，对公民财产权等权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三、我国公民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制度的不足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都存在极大的问题。随着我国公民财富日益增长，法制不断完备，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才逐步进入正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不仅在我国宪法中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权的概念，而且规定为不受侵犯、积极保护到依法补偿三个层面。这为我国公民的财产权的保护提供了更加明确、全面、有力的保障。但是，从总体上来讲，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制度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仍然存在很多不足：
(一)现行行政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范围偏小，缺乏应有的积极性的制度保障
在一些法律中，财产权“通常被理解为所有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物权，以及债券、继承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使用权等具有直接经济利益的经典财产权利，而公民对公务员任职的公平录用权、劳动就业权、参加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权等，都排除在财产权范围之外。
事实上这些权利在一定意义上是公民对私有财产正当取得的权利，甚至要成为行政相对人赖以生存、生活的经济基础，应当归于财产权的范围”。显然，这种对财产权的狭义理解，是极其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的，而且与公民日益扩大的财产权的发展趋势是不一致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修正案中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只是消极性的对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要让该规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还需要发挥行政法作为确保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能够落实的最重要的法律的作用，对行政权侵害公民财产权的行为予以明确禁止。
很明显，目前有很多行政领域存在着这种缺乏完善法律制度的情况，导致行政权和公民私有财产冲突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顽疾。公民私有财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二)法律对行政权的约束性规定过于宽泛，缺乏操作性
在理想的宪政状态下，政府是有限的政府，政府的权力来源与公民的让与。因此行政只是手段，而公民的权利才是真正的目的。
但是政府拥有强大的物质资源和强制能力，他很有可能偏离自身正当的目的而侵犯公民的权利。因此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是行政法存在的应有之意。虽然我国的行政法律体系日益完善，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行政主导，追求行政效率的习惯，导致法律其对行政权的约束性规定过于宽泛。由于这些规定都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过于抽象，导致其缺乏操作性，失去了本应有的约束功能，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乏力。(三)行政救济中对公民财产权的救济不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救济制度是公民财产权保障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但从总体上来看，
现行的救济制度对公民财产权的救济还不够。表现在诉讼制度对财产权的保护有限，行政赔偿规定的范围过于狭窄。我国《宪法》中关于公民财产权的规定处于第一章总纲之中，“这表明我国现行宪法是把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经济制度’的一项内容来规定的，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只是一种基本经济政策，私有财产权不属于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范畴，不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
很明显，在宪法上对财产权做这样的规定不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行政权，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因此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成的决定着能否对公民财产权提供充足的保护。而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大大的限制了公民提起诉讼的机会，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一个国家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完善直接影响着该国公民财产权的受保护程度。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采用的是列举的方式，这对财产权的保护形成了严格的限制。
四、完善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
(一)明确公民财产权的范围，正确认识公民财产全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财产权的范围不仅应当包括物权，债权，还应当包括公民对私有财产正当取得的权利，例如公民对公务员任职的公平录用权、劳动就业权、参加经济活动的公平竞争权等。对于公民来讲，既要有重要的意义。要健全公民财产的行政法保护必须正确认识公民财产权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在行政法上，公民的财产权作为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是行政法设定或确认的权利;在行政法律制度中行政主体不仅负有不得实施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侵害公民财产权的义务，还要负有保护公民财产权的义务，如果未尽保护义务而是公民财产权受到损害，还要承担赔偿义务。
(二)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
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因此公共利益的需要构成限制私有财产的理由，也是防止私有财产权被任意侵夺的界限。因此公共利益的认定是关系到公民财产权能否得到有效保护的关键问题。姜明安教授认为首先应该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其次尽可能全面的列举出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范围;再次设立一个兜底性条款，即立法时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此外再设立一个排除条款，即明确排除那些不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笔者认为，通过这样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予以界定，可以对行政机关限制公民财产权的行为加以规范。
(三)确认并保障公民财产权的实现
政府本应是消极的守夜人，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政府越来越积极的为公民提供各种服务。因此现代行政是服务行政，行政机关有义务去确认相对人的各项财产权利，并对相对人的财产权利加以积极地保障。行政机关必须履行其保障公民财产权的义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点应该在法律中予以明确的规定。此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还要对自己有准确的定位，明确自己的终极使命在于保障人民权利，尤其是财产权。
(四)完善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行政救济
即使法律对公民权利、自由规定得再完备、列举得再全面，如果在这些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之后，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的话，那这些权利和自由都将成为一纸空文。在行政法上，对于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必须赋予其救济的权利，即通过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给予公民以救济的机会。我国对于侵犯公民财产权的习惯拯救及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
但行政诉讼中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通过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几类，这对于保障公民财产权是远远不够的，而国家赔偿中，赔偿标准过低，征收、征用补偿标准过低，都无法弥补相对人的实际损失，因此要建立统一、完善的行政诉讼、国家赔偿，行政补偿制度，从而为公民财产权提供更有效地保障制度。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已于20**年3月16日由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将自20**年10月1日起施行。物权法分5编19章247条，内容非常丰富，调整对象大到山脉、草原、江河湖海和地下矿藏的归属，小到居民住宅的停车位、电梯、水电管线的归属和维护。物权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基本法律，关系着坚持和完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什么是物、物权和物权法
物权法中所说的“物”，是指“有形财产”，即看得见、摸得着的财产，如土地、房屋、汽车、手机等，是与无形财产（如知识产权）相对应的。有形财产，以是否可以移动为标准，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土地、建筑物等，属于不动产；船舶、飞机、机动车、彩电、冰箱、手机等，属于动产。
所谓物权，就是支配物、享有物的利益，以及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物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适用本法。”这就是说，物权法是关于动产、不动产的归属和利用的法律规则。
所谓“归属”，是指某项财产归属于谁，实际上讲的就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人们对自己的财产的权利。
所谓“利用”，是指利用他人的财产的权利，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是“利用”他人财产的“使用价值”，即对他人的不动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户利用集体土地进行种植、养殖、畜牧的权利，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户利用集体土地建房的权利，建设用地使用权是企业利用国有土地建造厂房、写字楼、商品房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都属于用益物权。担保物权，是“利用”他人财产的“交换价值”。比如，借款人向银行借款后，把自己的不动产、动产或者有价证券抵押、质押给银行，担保银行的贷款债权；借款人到期不能归还借款本息时，银行将拍卖该抵押、质押财产，从拍卖所得的价款中获得清偿。抵押权、质权、留置权，都属于担保物权。
物权法就是关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法律规则。
物权法的作用：“定分止争”、“物尽其用”
关于“定分止争”。商鞅在《商君书》中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这里所谓的“名分”，就是指“权利归属”，即所有权属于谁。山里的野兔属于无主物，所有权归属未定，谁抓住就是谁的，因此一只野兔出现，百人竞逐；而街市上卖兔子的很多，却连小偷也不取，因为那些兔子的所有权归属已定，谁要擅自拿取，就会触犯法律。
关于“物尽其用”。财产所有权界限清楚并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可以促进所有权人利用其财产，发挥物的效用。物权法发挥“物尽其用”的功能，更重要的方面是所有权人通过设立用益物权，将自己的财产交给最能发挥物的效用的“他人”利用。如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交给农户使用，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发挥了农村土地的效用。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具有实现“物尽其用”的功能和作用。
制定和实施物权法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
市场交易的实质，是不同的财产所有权人相互交换其财产所有权。从市场参加者来说，其参加市场交易的前提，是拥有财产所有权；参加市场交易的结果，是获得财产所有权。完善的所有权制度和完善的合同制度，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制定和实施物权法，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基础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类财产的使用关系最为重要，一类是土地使用关系，一类是资金使用关系。在这两类使用关系中，财产所有权人自己不使用财产，而交由非所有权人使用，即所谓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的这种使用关系，是由用益物权制度予以实现的；资金的这种使用关系，是由担保物权制度予以保障的。没有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就不可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物权法规定了所有权制度、用益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物权法上的用益物权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用益物权是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法律形式。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均规定了用益物权制度，但用益物权制度所具有的意义和所发挥的作用，又因实行土地公有制或者土地私有制而有程度上的差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土地归私人所有，土地所有者自己使用土地，是土地使用关系的主要形式；土地所有者自己不使用而交给他人使用，是土地使用关系的次要形式。我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己使用土地，是土地使用关系的次要形式；而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交给他人使用，是土地使用关系的主要形式。因此，用益物权制度对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国所具有的意义和所发挥的作用，要远远超过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制度，能够保证资金使用关系的高效与安全。国民经济能否长期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不断满足各类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金供给主要采取融资方式，必须考虑融资风险问题，即金融机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的问题。要切实保障金融机构作为债权人的权利，就必须保证金融机构无论经济环境正常或者发生变动，都能够按期收回贷款本金和利息，尽量减少和避免发生不良债权。这就必须依赖于建立完善的担保物权制度。
物权法的实施，对于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尤其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经验，可以归结为农地所有权与农地使用权的分离，即由原来体制之下的集体所有、集体使用，改为集体所有、农户使用。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确认，目前主要采取的是家庭联产承包合同形式。这种以承包合同为基础的农地使用关系，在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农村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缺点。物权法关于用益物权制度的规定以及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为实现农地使用关系的物权化提供了法律基础，使农户对农地的使用权由债权转变成物权，使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合同制度平稳过渡到用益物权制度。这一转变有利于消除和减少侵害农户合法权益的行为，保护广大农户的经营自，进一步激发其生产积极性，保障我国农村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从而巩固农村改革的成果，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物权法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基本法律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地位上平等，并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应当完善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公民合法取得的财产应当得到与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同等的法律保护。
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私有财产，与实现党和国家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全面小康社会是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社会，必然意味着人民群众拥有相当数量的动产和不动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全体人民实际拥有的私有财产的总量来验证。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要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进一步发挥。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他们积累的财产能够受到切实的保护。物权法不仅明文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明文规定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而且还针对严重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违法行为，创设了各种法律对策。比如，关于征收制度的规定，就将商业目的用地排除于国家征收之外，企业取得商业用地，须按照合同法的规定与土地使用权人农户或居民谈判签约；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可以解决任意撕毁承包合同及强行摊派等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些规定，能够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精神安宁。
制定和实施物权法有助于推进依法行政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8
据学者考察，罗马法上最早出现的财产概念是familia和pecunia（前者主要指奴隶，后者主要指羊群等财产）。后来，罗马法上出现“mancipium”（财产权）的概念（其实际为一种家长权，设定于其权利支配下的人及重要的物）。大约在罗马共和国末期，alfenusVarus等罗马法学家开始使用“dominium”（所有权）的用语。但在罗马法中，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被予以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者“财产”（proprietas-也可译为所有权），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5]诚然，罗马法上之财产包括“有形财产”（有体物-rescorporales）及“无形财产”（无体物-resincorporales）两种。但其有形财产指的是“实体存在于自然界之物质，而为人之五官所可觉及者也”，如土地、房屋、奴隶、牛马、货币等：其无形财产指的是“法律上拟制之关系，而为人之五官所不可觉及者也”，如用益权、地役权、继承权等，但罗马法上并没有出现总揽一个当事人所拥有的全部财产权利及负担的全部财产义务的所谓“广义财产”的概念。[6]而在法国中世纪的习惯法中，一个当事人的财产被依照其目的性而分别加以理解。鉴此，财产被区分为自由地（lesaleux）与（封建领主）的采地（lestenures）、贵族财产（lesbiensnobles）与平民财产（lesbiensroturiers）、自有物（lespropre）与获得物（lesacquêts）、动产（lesmeubles）与不动产（lesimmeubles），每一种财产均有其自身的制度及不同的财产继承人。[7]显而易见，广义财产理论完全超越了罗马法和法国中世纪习惯法对于财产所作之狭隘的观察，其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
首先，它揭示了民事主体财产的整个状况，将自然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从而使构成一个当事人之“财产”的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相互之间结合严密、协调一致。它表现了一种对于民事主体财产的独特的观察角度：当我们观察民事主体的财产状况时，我们能够看到其拥有的财产，也能看到其负担的债务，但其拥有的财产和负担的债务之间的连接点在哪里？如何才能以一种明确妥帖的方式表达一个当事人有关财产的整体实际状况？广义财产恰恰解决了这一问题。
其次，它解释了债务清偿的一般担保现象及概括继承。广义财产理论对于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阐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就债务清偿问题，该法典第2092条规定：“凡本人负债者，应以现有的及将来取得的动产及不动产履行其清偿义务。”此规定应当被理解为：债务人的财产由其拥有的一切所构成，其全部积极财产（包括“现有财产”即债务产生时债务人享有所有权的财产，以及“未来财产”即债务人在债务发生后取得的财产）必须用于担保其全部消极财产（即债务人负担的全部债务）。这样，广义财产理论不仅揭示了《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债的一般担保之构成的机理，而且通过其概括性，揭示了一种所谓“物的替代”的现象，即主体之一项具体的财产随时可能被另一项具体的财产所替代，解释了普通债权的一般担保随债务人财产的变化而变化的内在原因。[8]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第732条规定：“法律在规定遗产继承时，不考虑财产的性质与来源。”对于这一规定，应当解释为：无论何种财产，均属遗产范围，均依同样程序转移（此规定与法国古代法[9]中每一种财产都包含一种转移的不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导致了继承不得为部分继承之原则的确定。而上述有关“全部财产抵偿全部债务”及“概括继承”两项原则的理论阐释，在整个近代和现代民法的历史发展中，自始至终保持着其经典意义。
而最为重要的是，广义财产理论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
奥布里和罗特别强调广义财产与人格的相互关系，认为广义财产系于主体的人格，“广义财产为人格的表现，体现了人格与外部事物的联系。”[10]他们指出，在财产拥有者的人格中，广义财产所包含的权利和义务寻找到了其相互连接的纽带。如果说二者（指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是通过其差异性所表现的话，那么这仅仅是因为其全部因素均受制于主体的自由意志。具体而言，广义财产理论确定了四条基本原则：（1）唯有民事主体可以拥有广义财产。无人享有的广义财产是不可能存在的；（2）一切民事主体均有其广义财产。即使当事人一无所有，即使其债务超过财产甚至于只有债务，其亦拥有广义财产。例如，婴儿一旦出生，即已有广义财产（其享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无产者（leprolétaire）亦如此。“由于缺乏劳动能力，其要求生活费的债权也可构成完全的无财产者（have-not）之不可减少的财产……归根结底，无产者的广义财产表现为一项对抗社会的债权。”[11]实质上，广义财产为一种可以完全被“空置”的“范围”，它可以表现为获得权利的资格即主体资格。正是基于这一点，广义财产表现了它与人格的紧密联系；（3）任何人均只有一项广义财产。如同人格之不可分割，广义财产也具有不可分割性：一个人可以将其某些财产用于某种目的（如商业经营），将另外的财产用于另外的目的（如个人消费），但其广义财产只有一项。其用于商业经营的全部财产（营业资产）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广义财产，而仅只为广义财产的组成部分。广义财产的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条基本规则：一是继承不得为部分继承。二是当事人的任何财产都应用来清偿其债务，即“全部财产抵偿全部债务”。广义财产的这些特征，构成了其概括性特点；（4）广义财产与主体的人格同生共灭。广义财产在生者之间不可让与，仅其包含的某些因素（特定的财产）可以成为有偿转让或无偿转让的标的。
非常特别的是，就本来意义而言，广义财产应当仅仅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无财产内容的权利被称之为“非广义财产的权利”（lesdroitsextra-patrimoiniaux），其不属广义财产之列。如政治权利、确定家庭身份或行使家庭权力的权利（亲权或监护权）以及人格权利等。但奥布里和罗还进一步认为，所谓广义财产除了包括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之外，还包括人格权利。他们指出：人格与广义财产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故人格权利实际上应当被包括于广义财产之中。为此，他们将人格权利称之为“天赋财产（desbiensinnés），认为”就纯粹理论上讲，广义财产无区别地包括一切财产，尤其是天赋财产“。[12]
很显然，根植于法兰西民族的浪漫性格，广义财产理论也有一种狂放不羁的秉性，它超越了财产领域，直达有关“人”的根本领域及“人格”范围，试图在财产与人格之间打开一条通道，其强烈的人文气息跃然纸上。虽然在《法国民法典》上，广义财产（patrimoine）的文字表达也偶有所见（如该法典第878条），但奥布里和罗系统创设的有关理论，不仅赋予这一概念以崭新的内涵，而且全面准确地解释和深化了该法典编撰者的立法用意，其有关财产与人格之关联的思想观念，对该法典精神实质的把握和理解，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自19世纪末以后，传统的广义财产理论不断受到抨击，在法国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生活的发展需要突破乃至否定“广义财产具有统一性与不可分割性”以及“广义财产具有人格属性，系于主体之人格”这样一些重要命题。
对于传统广义财产理论的某些结论，挑战至少来自两个方面：（1）一个主体可否拥有数个概括财产？依照经典广义财产理论，一个人（一个人格）只能拥有一项广义财产。但是，在一个发展了的经济社会，商人为什么不可以仅仅确定其部分财产（商法上的广义财产）用于商业活动，保留其余财产（民法上的广义财产）以保障家庭生活？（2）财产可否在无主体的状态下存在？依照经典广义财产理论，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的人格。但是，财产为什么不能在无主体的情况下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存在（如慈善基金或者其它基金会）？上述疑问表面上是欲将自然人投资于商业的财产（资本）与自然人的其他财产相分离（否定广义财产的一致性、不可分割性），但其更为实质的意图则是欲建立一种非以自然人人格为依托的新型的财产归属关系（否定广义财产的人格属性），这一观点，显然是为了解决团体财产的独立性而提出来的。
为此，在早期，受德国民法理论（尤其是耶林-Jhering有关“权利目的”的论述）的影响，以萨莱耶（RaimondSaleilles）和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一些法国学者试图以所谓“目的性广义财产”（patrimoined‘affectation）的理论来否定传统的广义财产即“人的广义财产”。[13]根据这种理论，当事人除了其一般的广义财产之外，还可具有用于特定目的的广义财产，法人则是一种无主体的广义财产，而广义财产的不可分割性将不复存在。狄骥在其《宪法理论》一书中指出：“广义财产中，事实上，除带有特定目的的某些财富被作为一定的社会用途的保障之外，别无他物。”[14]而对于广义财产批评的锋芒主要是集中指向“广义财产系于人格”的观点。批评者认为，财产应独立于主体之人格，而广义财产只能“客观地”被视为财产的整体（当不存在实际支配的具体的财产时，便不存在所谓广义财产），亦即被视为具有一定目的之财产的总和。“广义财产与人的关系应当淡化，而相反，广义财产与其构成部分的财产的联系应但强化”。[15]这样，具有一定宗旨的共同体或者团体（communauté）得将其成员相互间的差异予以连接，团体取代了其成员的人格并使特定的财产无需依托于成员的人格。如此一来，财产就可以在无主体的情况下存在，此即所谓“目的财产”（patrimoirnes-but），其类型由其设定方式而确定。[16]由此，目的财产理论确定了以下基本原则：（1）当事人除其一般的广义财产之外，还可具有用于特定目的的广义财产；（2）特别的广义财产可以在生者之间概括地转移；（3）当事人可以通过生前赠与而分出部分财产以设立慈善基金或者其他基金。
很显然，上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的理论的提出，与法国同一时期探索团体之民事主体地位的确认方式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法国人尚不能完全接受所谓“团体人格”的观念）。虽然此种理论最终并未被法国民法所完全接受（仅只后来法国法有关基金会和全部财产用于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的规定，受到此种“无主体之目的财产”理论的影响），但其无疑为新的法律人格即公司等法人组织的出现扫清了障碍。而在以后的法国民法上，由于德国法之法人理论和制度的全面侵入，前述目的性广义财产理论也变成了历史文物：此种“无主体财产”的理论在否定广义财产与自然人人格的联结的同时，也否定了其与团体人格的联结，对于团体人格存在之必要性明显是一种致命打击，其当然会在法人诞生的凯歌声中被无情抛弃。与此相适应，现代法国学者对于广义财产自然有了新的注解。他们认为，自然人或法人均有其广义财产。就财产与人格的关系而言，尽管由于法人人格为法律拟制，其财产与人格的界限显得较为模糊，但无论公司、社会团体或者各种基金会，其法律人格与其广义财产无不存在内在联系。凡有法律人格，便必然有一广义财产；凡有广义财产，则必然有一法律人格。[17]而当广义财产理论继续发挥其阐述“责任财产”的作用，并被同时用作法人人格的表现之时，其经典论述中有关广义财产系于自然人人格的精彩部分，即逐渐被封存于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唯有在法国现代学者的财产法著作之开篇部分，能够通过简要的介绍得以窥见其原来面目。
二、历史的反思：广义财产理论的启示
然而，用力拭去一百多年前辉煌一时的广义财产理论被蒙上的厚厚尘埃，我们蓦然发现，它依然散发着我们久违的耀眼的人文主义炫目光彩！
众所周知，源自古罗马法的人格理论是非以财产为基础的。作为一种组织社会身份制度的工具，罗马法上的人格纯粹由身份因素构成（人格为自由人、家父与罗马市民三种身份的综合体）。故可言古罗马时代“无身份，即无人格”。事实就是，在古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的身份等级社会之中，财产依附于身份而存在，为身份的要素，并不存在近代法意义上的“财产”。近代史上，将财产与身份相剥离，否定身份，“纯化”财产的任务，首先是由《法国民法典》完成的。为此，该法典第一次确定了“所有权绝对”的原则。而“任何权利均因人而设”，由此，脱离了身份的财产，必然地走向了与“人格”（一种完全不同于古罗马法之人格的、与社会等级身份完全无关的、表现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因而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崭新“人格”）的结合。在此，广义财产理论最为精妙之处，便在于将抽象的整体性财产与人格合为一体，从最为广阔的社会视角出发，揭示了人格与财产的统一性。这一思想显然为近代民法乃至于整个法律的某些根本性的理念提供了理论依据：只有当把财产与人格相连之后，我们才可以说“无财产即无自由”、“无财产即无人格”。由此，财产之最为根本的属性（财产之人格属性）得以揭示，而人格之最为重要的基本构成要素（财产要素）也获得全面充分的展示。与此同时，《法国民法典》以所有权为中心而设置的全部财产法制度，也获得了其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观念基础。言及财产与人格的关系，内中存在不言而喻的道理，而在一个贫富不均的社会中，“穷汉”实际上难以有人格甚而至于根本“无人格”，也是毋庸教诲、孺幼皆知的生活常识。但曾几何时，财产与人格的距离竟会如此遥远，保护财产并非保护人格的论断何其一本正经！在此，不得不分析德国民法的深远影响。
必须看到，在《德国民法典》以前的近百年中，“人格”基本上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民法问题。至少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的法国人看来，建立于区分人与人之不平等基础上的古代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及其制度，在一个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社会，毫无可取之处和用武之地。依据法国人当时所崇尚的自然法思想，人的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是一种客观结果，并非基于立法者的恩赐。据此，在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已经确认“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人的自然的不可动摇的权利”之后，《法国民法典》没有任何必要和根据再创制一副纯属多余的“人格”面具发放给每一个已经当然获得平等地位的人。由此，虽然《法国民法典》毫不犹豫地借用了古代罗马法所提供的一切重要的法律形式，但对其人格理论和制度，却弃若敝屣。在《法国民法典》编撰时期，自然人人格被视为一种包含人的全部生存条件的一般法律地位，不仅包括自然人生存所需的精神条件（自由、安全和尊严），而且包括其生存的物质条件（财产权的享有）。正因如此，根据《法国民法典》的精神，广义财产理论明晰地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将个人拥有的抽象意义上的全部财产视为其人格的自有之物而非派生之物或者异己之物。根据这一理论，整体抽象意义上的财产本身即人格的构成要素，无财产即无人格。在此，人格没有被仅仅视为一种“法律主体资格”，亦即没有被视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壳地位”。人格本身就是由而且必须是由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权利（自然法意义上的权利和实证法意义上的权利）所构成。而在此之前，就人格之包含自然人基于自然法生而享有的生命、安全、自由和人格尊严的权利的问题，无须予以论证，但就人格何以直接包含人对财产权利的享有的问题，则尚无清楚的阐明：尽管人们可以感觉到在具体的财产（所有权）与人格之间所存在的某种内在联系，可以据此断言对所有权的侵害亦即对人格尊严的侵害，但具体财产亦即所有权和其他财产权利并非为人生而有之，且可以依人的意志而转让、放弃，故其实为人格的派生物。质言之，财产可谓其为人格的“表现”，但不可谓其为人格本身。此种思想，限制了人们对财产之人格属性的理性认识。然而，社会实际生活以无情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脱离财产的人格非为一种完整的人格，甚至可以说，无财产的人格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无论自由也罢，安全也罢，尊严也罢，非以财产权的享有为基础不可。而广义财产理论无比聪慧地运用了一种最为抽象的方法，阐明了人格之中所必须包含的财产要素，使人格的阐释达到丰满，进而从根本上凿穿了《法国民法典》之“人法”与“物法”的通道，使人文主义精神在法国民法中得到全面、彻底的张扬。而《德国民法典》的出现及后来的理论对其所作的解读，却断裂了了这一近代民法人文主义思想之进路。
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以抽象思维能力见长的德国民法理论，完全没有对广义财产理论发生任何兴趣。尽管《德国民法典》中有许多规定是以某一主体的全部财产作为规范对象，[18]其《民事诉讼法》等其他法律也有此类规定，[19]但德国民法中却没有关于财产的概括性规定，即既无概括性财产的定义，也缺乏对有关法律后果的一般性规定。对此，德国学者认为，规定概括性财产也好，规定其法律后果也好，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因为财产概念不会因此而在本质上产生什么问题：一个人的财产当然包括其支配的物及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而就具体问题而言，调整不同财产的法律规范均具有差异，因此，对财产无法作出某种概括性的定义。至于对财产规定概括性的法律后果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与主物和从物的关系不同，一项财产所包括的各件具体的东西，不一定非得构成某种经济上的整体不可，这些东西的特征，仅仅在于它们都属于同一个人所有，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维护一个人的财产的整体性的理由。[20]聪明的德国人总以擅长概括抽象为标榜，却不仅不考虑接受广义财产这种高度抽象，而且对于“概括性财产”（即构成广义财产之一部分的“积极财产”）的观念也持排斥态度，这是极为反常的。也许，广义财产的抽象角度不太符合德国人的口味？-广义财产的理论并非是以对各类财产“求同存异”的方法提取“公因式”（如同“物权”、“法律行为”的抽象）而产生的，也不是以人为地将某种事物一分为二予以“分割”（如同“”之独立于委任契约、“物权行为”之独立于“债权行为”）而产生的，更不是完全借助于一种想象或者虚拟（如同“法人”）而产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聪明的德国人并非不懂得广义财产的科学性，他们摒弃这一标准的德国式思维成果，是基于比满足抽象化偏好更为重要的其他原因。
在《德国民法典》所欲完成的诸多重大改革中，法人制度的创制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解决了团体人格的塑造问题，而且据此形成民法上主体之统一制度，为德国式民法典总则的体系建构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材料。根据笔者新近的分析，[21]为了法人制度的设置，德国民法不得不重新启用古代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和制度，予以变通，并实施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创新措施：（1）借鉴罗马法上的人格理论，仅仅截取其所含之“权利主体资格”的形式要素，创制出一种新式的人格面具即“权利能力”；（2）将这一人格面具赋予得成为交易主体的团体，使之区别于其他组织，能够成为财产权利义务的载体；（3）与此同时，“顺便”将这一人格面具（权利能力）“赋予”自然人，使之从驾驭世间万物之“生灵”的崇高地位上走下来，屈尊等同于原为自己控制之物的“团体”。这样，戴着面具的自然人便能够与戴着同样面具的团体们共居一室，不分彼此，平等相待，为精美绝伦的“民事主体制度”的法典体系安排作出贡献；（4）与此同时，抽去人格之“人之成其为人”的本质内涵，将已经面目全非的“人格”赋予那些团体，使之能够被视为“法律上的人”并拥有“法人”的称谓。德国法上述创新的必然结果，便是使一种新型的“人格”取代了本来意义的人格，通过人格的形式化而实现了人格的“空壳化”，使其成为一种无任何实质内容的法律资格或者民法地位。于是，财产和人格首先发生了完全的分离，人格不过是取得并享有财产权的资格，人格要素中，不复存在任何财产要素。广义财产理论费尽心机所建立的人格与财产的本质关联，毁于一旦。不仅如此，依据一种必然的逻辑演绎，德国民法还通过“人格权”的创制，釜底抽薪，将人格彻彻底底变成了一具空壳！与团体人格之创设同步进行的人格权的创设，为德国民法理论十九世纪的重大成果，而其所作所为，不过是将人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要素（自由、安全、尊严）与人格相剥离，将其类型化为生命、身体、健康、名誉等所谓“人格利益”，并将之命名为“人格权”。而一当人格权被作为一种实证法上的权利之时，生命、自由等等价值，便不再是人人与生俱来、当然拥有且不可剥夺，而是必须依赖于制定法的承认和赋予，实证法学由此获得根本性的辉煌胜利。与此同时，当人格权被视为人格的派生物之时，人格本身所包含的精神要素如同财产要素一样，遂不复存在。至此，人格成了享受人格权、财产权的一种地位，一种资格，一种可能性！而此种所谓“人格”不仅自然人得具有，团体亦得具有。“由于对所有的人的法律人格即权利能力的承认成为民法典的规定从而成为实定法上的原理，得到从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上的承认，故而其自然法的基础却逐渐被忘却”。[22]亦即人格的“空壳化”，使人格原本负载的社会政治、社会伦理以及有关人道主义的丰厚价值，因此而被忽略，被视而不见。对于德国民法竟然将法律人格“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23]将人“简化成这样的、纯粹法律技术上的人的概念”之举，虽有德国学者惊呼其纯属胆大妄为，因为“法律上的人是依据根本的、即法律本体论和法律伦理学方面的基础产生的，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法律科学都不能任意处分这些基础”。[24]但《德国民法典》魅力无比的形式理性，仍然征服了后来的绝大多数法学家，也征服了我们。回首历史，法国的广义财产理论究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其一，民法上财产观念之反思。
可以说，现代民法理论在财产理念上的某种犹豫彷徨，也许正是人格“空壳化”的必然结果。法国广义财产理论的浅表层贡献，在其揭示了“责任财产”和“概括继承”的形成秘密，而其深层贡献，则是揭示了财产的人格属性，使包括财产法在内的整个民法理论和制度沐浴于人文主义的灿烂光辉，也使“所有权神圣”和“契约自由”的宣言寻找到了法律价值理念基础。而德国法以后的民法理论，通过人格的空壳化，剥离了人格要素中的全部财产要素，使财产权与人格之间不仅不再存在必然联系，而且否定了财产在任何意义上与人格的价值认同。由此，人格的保护或者被理解为对人的法律主体资格的保护，或者被理解为对人格权的保护，但对财产的保护，则被认为是与对人格的保护并无直接关联。由此，财产所具有的人文属性被忽略乃至否定，民法典中的财产法与人法，被视为两相独立的制度。如此一来，“财产权利”在任何意义上均仅具有经济价值而无精神价值，民法之保护私有财产的意义便大打折扣。而民法的任务应当而且主要是确认和保护财产之特性，便被罩上一层怀疑的阴影。由此，包括《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内的几乎一切国家的民法典“重物轻人”的指控无端发生，而中国民法典起草过程中某些学者将“人”与“财产”的绝对对立，则进一步分裂了民法的观念整体，导致立法指导思想的混乱。而民法的精神和本质在这种否定历史乃至反历史的潮流中，变得混沌而又模糊。事实就是，当财产被认为与“人之成其为人”并无必然联系之时，当“财产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可以成为一个讨论得天翻地覆的话题之时，当财产权被视为相对于人格权的“低等级”权利之时，“财产”以及“财产保护”的字眼便被蒙上了一层低俗、猥琐的阴影。但在一个以物质条件为生存基础的社会中，在一个“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社会中，财产以及财产保护的重要性乃至第一性却是无法否认的：离开物质生存条件，谈何自由？谈何安全？谈何尊严？剔除唯恐被斥责为所谓“物文主义”的揣揣不安，理直气壮地把财产保护放在民法的第一位，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其二，民法上人格观念之反思。
广义财产的理论不仅巧妙地解释了财产与人格的联系，而且将此种解释扩张于社会政治、经济和家庭伦理领域，使“人格”不仅具有财产的属性和伦理的属性，而且具有社会政治的属性，由此，人格便不仅仅具有私法上的意义，同时还具有公法上的意义，人格的本质得以充分全面地展现。例如，当我们为“自然人的人格始于其出生”作出理论阐释时，也许常常会忽略其财产。由于初生婴儿之“一贫如洗”，我们难以认清人格的享有与财产权的享有之间存在什么必然联系。但依广义财产理论，初生之婴儿即有要求其父母抚养的权利之财产，这样，亲属关系中依身份而当然享有的抚养请求权，便找到其社会学、伦理学或者法学上的根据。而再依广义财产理论，一无所有的“穷汉”的人格，首先系于一项获得社会救济的权利亦即对抗社会的债权！“无财产即无人格”，有人格者则应当而且必须有财产。而当一个声称“一切人均有其平等人格”的社会竟然不能给予一切人均有其保证基本生存条件的财产时，其关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宣称便是一纸空文！在此，民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社会价值，得以酣畅淋漓的表达，而民法学者关注穷人、关注弱者、关注社会真真实实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之人文主义博怀，得以淋漓尽致的抒发！而现代民法理论中的“人格”，则是一个混乱至极的概念。如前所述，这种混乱不仅来源于德国法上“权利能力”的运用，而且来源于人格权的创设，而团体人格的出现，则是加剧此种混乱的直接原因。这种混乱，不仅导致自然人的人格观念被囿困于私法之狭小领域，而且使之进一步脱离了财产法的领域，成为一个纯具伦理性的概念。与此同时，法人“人格”与自然人“人格”在同等意义上的运用，则反过来又导致法人人格的伦理化（即所谓“法人亦得享有人身权利”），而民法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也由此而产生。例如，当人们声称“人格权由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格关系而产生”时，怎么也不想想，无论作何解释，“人格”也是人的“法律地位”，亦即人格描述的是一种法律状态而非事实状态。有人格，方可有所谓“人格关系”发生。而如果人具有了人格，则人们之间因具有人格而发生的关系即为法律上的关系，而法律关系并非民法调整的对象而为其结果，所以，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所谓“人格关系”其实是不可能存在的。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先有人格的赋予，而后有平等人格关系的生成，再后才有人格权的发生，那么，脱离了“自由、安全、人格尊严”（一般人格权）和“生命、健康、名誉等”（具体人格权）之全部构成要素的人格本身，就无法直接使“人成其为人”（亦即自然人是因为享有人格权而非具有人格才成其为人）。这种不能直接使人成其为人的“人格”，还能叫做人格吗？如果说人们竟然将决定“人成其为人”的人格当作一种纯由咱民法赋予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将人格权作为一种纯由咱民法确认或赋予自然人的民事权利是表达了一种民法帝国的霸权主义的话，那么，当人们敢于公然声称“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25]时，人格的异化便已到达疯狂的顶峰！寻回在人格的保护狂潮中失落的人格，寻回在理性巅峰的超越中失落的理性，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其三，民法上人格权之财产化之反思。
依据奥布里和罗的极端理论，广义财产除包括具有经济利益的权利之外，甚至还应包括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的“天赋财产”即人格权利，尽管他们这种把人格权利赋予财产性质的认识完全不符合有关财产权的一般观念。因为一项权利之成为财产权，其必须具备“可估价性”（能够用金钱等值）、“可转让性”（可以在生者之间转让）以及“可继承性”（可因权利人死亡而由他人继承），而任何人格权利均不具备上述特征。但是，奥布里和罗的此种思想（将人格与财产融合）的确表现出一种对事物发展的与众不同的洞察力：在现代社会，人格权（至少是某些人格权）的“财产化”甚至于“商品化”，早已成不争的事实。当自然人的姓名及肖像的使用权被作为纯粹的财产来进行交易的合法性被认可之时，当人格尊严的侵犯越来越单纯地导致财产赔偿（即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成为社会的共识之时，甚而至于，当“人”本身可以作为一种财富来予以估价并转让之时（如被俱乐部标价“出让”的足球明星），人格与财产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以至于在现代社会，对于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的估计，究竟应当以他所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为基准，还是更应当以他因具有一定的地位、身份、技能或声誉而拥有的财产资源（获得财产的可能性）为基准，竟有可能成为一个引起重大争论的话题。正因为如此，某些法国学者在评价奥布里和罗在上上个世纪就广义财产理论所作的“夸张”分析时，认为这种认识也许正是一种真正的“先知先觉”。[26]事实上，当人格以其广阔的胸襟包容了“人成其为人”所需之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全部基本要素之后，各要素之间的交融或者转化，因其不会相悖于人格的本质，也就自然不会是一件不可理喻或者不可接受的事情。这样，伴随社会的发展，人格要素中那些原本被认为是非财产的精神要素或者伦理要素部分地转化为财产要素，便有可能寻找到合理的解释。不必遮遮掩掩地承认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乃至身体可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财产。现今世界中谁能断言，再过一百年，人的生命不可以标价出售？
法律是由现实的逻辑构成的，但法律思想却可以依据未来的逻辑运行。世间不存在永恒，所以，试着改变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思想就可以挣脱历史和现实的桎梏，飞向广袤无垠的天空。
这就是广义财产理论给予我们的第三个启示。
注释：
[1]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20页。
[2]引自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8页。
[3]法文中，“patrimoine”一词的原意为“祖产”、“遗产”、“家产”、“产业”以及“父亲向儿子转移其遗产”等（参见《法汉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916页），我在撰写《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时，根据有关法文著作中使用这一用语的实际含义，将之译为“广义财产”。而法文中更为常用的“biens”一词，则与中文中“财产”一词的用法基本相同。
[4]aubryetRauparBertin，op.cit.，supra，note17，p.334。
[5]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及其注释；尹田：《法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
[6]有学者认为，罗马法一直将所有权及其它物权与各种物等同对待，统称为“物”（res）或“财产”（proprietas），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周楠：《罗马法原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76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而在罗马法中，“一个物不是意味着物质客体，而是一种‘财产’，即能够在表明个人财产状况的财产清单（actif，aktive）中反映出来的任何物，以及他的对世权和从债中产生的对人权。死者的遗留物（遗产）也包括在财产之中，遗产构成了一个权利和义务的复杂的集合体，但为了许多目的，遗产是作为单一的财产来对待（universitas-概括继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编：《外国民法论文集》，第178页。转引自王利明：《物权法论》，第18页）由上看来，罗马法中似乎也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罗马法将所有权之外的其它物权视为“物”，只是隐含着较之所有权更为宽泛的“财产”的观念，当这一观念中包含了对人权（即债权）时，即只可谓其形成了广义“积极财产”的观念。而当罗马人将包含义务的遗产作为单一的、整体性的财产予以对待时，广义财产的观念便基本成立。但对此，还需要更多的史料予以证实。同时，即使罗马法上确实存在广义财产的观念，因其不具普遍意义，故充其量只能说，罗马法上已经“孕育”着广义财产概念的胚胎。
[7]a.m.patault，introductionhistoriqueaudroitdesbiens，p.U.F.，Droitfondamental，1989，no85.
[8]Jean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13。
[9]法国古代法（anciandroit），指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法律，也有译作法国“旧法”或者“古法”的。
[10]FraneoisterréetphilippeSimiier，Droitcivil，Lesbiens，4eéd，DaLLoZ，1992，paris，p.5.
[11]在法国，于1988年12月1日颁布的法律给予不能劳动的穷人以一项最低收入（leR.m.i）。参见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p.24-25.
[12]aubryetRauparBertin，op.cit.，supra，note17，p.334。
[13]R.Saleilles，《法律人格》，Rousseau，2eéd，1902，p.478.
[14]L.Duguit，traitédedroitconstitutionnel，SireydeBoccard，1913，t.iii，2eéd.1913，p.309，citéparmalaurieetaynès，Lesbiens，p.17.
[15]FraneoisterréetphilippeSimiier，Droitcivil，Lesbiens，4eéd，DaLLoZ，1992，paris，p.9……
[16]Carbonnier，Droitcivil，tome3，Lesbiens，p.18。
[17]malaurieetaynès，Lesbiens，p.18-19。
[18]如该法典第310条及以下条款、第419条、第1085条、第1363条第2款、第1364条、第1365条、第1373条及以下条款、第1922条第1款等。
[19]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803条、《德国破产法》第1条等。
[2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89页。
[21]参见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6期。
[22][德]里特纳（Rittner）：《法律上的人和法人》，载《法律中的自由与责任：迈耶尔-哈约兹诞辰庆贺文集》，1982年，第335页。转引自[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第57页之注释。
[23]引自[日]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法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164页之注释。
[24][德]里特纳（Rittner）：《法律上的人和法人》，第57页之注释。
[25]引自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四编第2条。
[26]参见：philippemalaurieetLaurentaynès，Lesbiens，15eéd，pUF.1992，paris，p.13。
内容提要：19世纪法国学者奥布理和罗创设的广义财产理论，将自然人人拥有的个别财产以及承担的具体义务抽象概括为一个法律上的整体单位，不仅阐释了《法国民法典》所规定的债的一般担保以及概括继承之构成的机理，而且揭示了财产与人格的内在联系，阐明了人格之中所必须包含的财产要素，使《法国民法典》所张扬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其“人法”与“物法”之间得到贯通。但这一理论在《德国民法典》以后被逐渐忽略。由于权利能力概念的运用以及法人制度和人格权的创制，人格中的财产要素和精神要素均被剥离，导致现代民法上人格观念的混乱。重温广义财产理论，可以启迪我们对于财产观念、人格观念和人格权财产化等问题的反思，以重新认识财产的人格属性，寻回失落的人格。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9
「关键词宪法原则，财产神圣，公有财产，私有财产
世界各国宪法对财产保护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保护公有财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宪法应进一步完善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已有的公有财产保护共同确立为宪法之财产神圣原则。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财产神圣原则释义
财产神圣原则在我国理论界更多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障私有制”或“保护财产”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将社会主义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确定为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财产神圣原则应作广义理解，财产神圣原则首先是指宪法作为民主政治事实固定化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所有制尤其是私人所有制变革与确认的结果，近代政治革命在物质基础的准备方面是由所有权或产权的变革引起的。其次，宪法对所有制的确认更多地是以财产权的方式表达的，但是财产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社会或国家，同时宪法所确认并保障的财产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又是人权的特殊内容，不同于一般的公民权利。
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其中鼓励经济长期增长的所有权制度是最为关键的。在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转变过程，其物质基础是私人所有制的确立，即所有权的革命，以私人所有权为核心的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是西方社会在近代转型的动力，马克思、韦伯对此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近代资本主义宪法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或核心支柱，主要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2].私人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个人财产权或资本家的财产权，而是与古典自然法思想、自由、民主共同融合在一起的推动近代宪政的产生的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财产的确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亚当·斯密和休谟都将市场看作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的自由体系和惟一的决定因素。认为没有所有权的确立过程也不可能导致民主宪政的产生，“因为立宪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私有财产、普通法和市民社会。市场和市民社会先于宪法”[3].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认识到个人所有权只有得到宪法的特殊保障，才能使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否则将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破坏，因此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上升到宪法的基本原则，并通过财产权的形式在宪法中得以保护。“休谟和斯密都泰然地强调，私人财产制度必须在整体上，并且要作为一个系统受到保护，因为其共同利益要求它必须如此运行；任何在某一特定时候，在受到对痛苦和贫困——而并非真正的饥荒——的关注的影响时，对这些利益所做的分配，都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会威胁到其产生这些利益的能力，进而扰乱财富积累的自然过程”[4].因此宪法中公开地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被认为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最具实质性的原则，是一切条文中最为重要的规定，是资产阶级类型宪法的核心，也是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是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利[5].就在于通过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确认，从而保护市场经济体制免遭外部权力的破坏，因此确认私人所有制的神圣地位与维护政治民主是互为因果和具有逻辑关联的。一部好的宪法可以为点燃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之火起到重要作用。“宪法中对财产权的坚强保护再加上独立的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鼓励国际投资的绝好方式。这种设计也能促进国内投资，为国内投资提供动力。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国内外企业所寻求的必要经济活动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任何人在这些国家从事经济活动都会认为国家可能会强占他们的财产或废除他们的合同。宪法保护是保护私有企业的一整套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3].
在近代，洛克首次对私有财产和政府关系作出了哲学上的论证，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有限参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后人甚至认为洛克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6].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他所提出的议会主权、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洛克民主宪政思想的动力，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奠基人的洛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论证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既存前提，他的人性论、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7].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建筑在所有权的”，所谓产权“就是对土地金钱或商品的所有权”[8].近代契约论产生同自然状态下不能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市场经济的确定和发展必须以维护个人所有制为核心，洛克认识到对市场经济最大的破坏力量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和王权，因此必须通过宪政来限制权力，通过议会主权来限制主权。休谟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认为私人所有制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怎么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9].对私人所有权的承认和保障，才能实现社会正义，因此休谟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了使私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致危及社会，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范围进行限制，即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卢梭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立社会契约的真正保障，人类从自然状态到结成社会契约，丧失的是天然自由和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唯有在财产权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10].在卢梭的政治理论构建中，财产权是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0].
近代宪法确定私有财产神圣原则和对财产权的保障，涉及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不受政府干涉的私有财产权对民主是必要的、或至少是有益的基础。通过宪法巩固私有制经济，使经济自由与政治发生了必然联系。进入20世纪，虽然所有权的绝对性被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政策所遏制，但二战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复兴以及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再次得到关注，市场经济所内含的个人所有制同民主宪政的联系问题再次得到论证。弗里德曼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不是必然导致宪政国家的出现，但它是实现宪政的必要条件。弗里德曼指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自由市场的存在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仅在于它是规则的制定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府的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争的程度[2].因此二战之后，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都重申了古典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对于宪政政府的重要性，把宪政视为调整私有制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政制形式[11].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法律与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解释市场经济运行。
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宪法时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所有制，因此首先强调公有财产和全民所有制的神圣性。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私有制[12]，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绝对排斥私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以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运行的手段和片面强调公有制，导致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集体主义代替了个人主义。我国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90年代以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全面替代而完成了第一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再度开始了它全球时代的到来，因此我国宪法理应确定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个人财产权，完善我国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
二、财产神圣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财产神圣原则在近代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体现得较为鲜明，列宁指出“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共和的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13]，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内部调整，在财产神圣原则的表述上发生了变化，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以公有财产的形式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第一，近代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明确地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财产权的形式，或者是以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整体形式表现出来。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7条规定，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由于合法证明的公共需要，并且在公正的、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权都不受剥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赔偿，不得收为公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的补偿下才能收归公用。1950年印度宪法第31规定：除法律准许之外，任何人之财产不得予以剥夺。总之，通过公民财产权的形式或直接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贯彻在近代宪法之中，私有财产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财产权，不仅包括民法上的物权，还包括债权、知识产权等，即对一切私人所有权的完全控制，从宪法上进行确认，这是确立并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第二，19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增加，“社会福利”、“公共目的”等政策出现，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障开始受到重视。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在公平补偿的前提下，私有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开始发生动摇，这是社会本位思想以及对古典自由主义提出挑战的工团主义的理论主张，宪法内容也体现了变化的社会状况。如早在1831年比利时宪法第11条规定：除为公共目的依照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补偿外，任何人之财产均不应予以剥夺。1919年德国宪法第151条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的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各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但法律为了保证私有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为人人均可享有，得规定获得与使用私有财产的办法以及私有财产的范围。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收之。进入20世纪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还发生其他变化，为了强调公共福利，对私人财产权进行相对的义务限制，1919年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的福利”。在规定权利的同时，也相应规定义务。同时财产权的范围和内容也由法律进行了规定。很多国家宪法还出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问题，说明了私有财产在征用补偿的前提下，其神圣性也可以动摇。
第三，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一般确立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具有集体性质的计划经济，因此宪法首先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进行规定，只在有限范围内对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进行了保护，主要涉及公民的生活资料方面，而对生产资料甚少涉及。我国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此外该宪法第6条、第7条、第9条等内容都是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进一步展开。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这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三、财产神圣原则评析
多年以来，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公共财产的保护作为划分资本主义类型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基本依据之一。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时代，应对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进行再度的深入思考。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作为宪法的支柱，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民主宪政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宪法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但是在肯定私人财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公有财产，即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非牺牲或不重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通过确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地位，间接地、不自觉地已经对社会或国家的财产进行了保护。在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社会里，谈论保障公有财产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更多地流于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通过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财产的保护，并且认为人性自私与对利益的贪婪并不会绝对造成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破坏。亚当·斯密认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4].在财产私有制占主导的情况下，出于私利的行为却如何产生了公共利益的后果呢？是通过交流、互利、信任与激励因素，出于私利的行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产生了公共的后果，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和交换为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自利的同时，为了实现自利而不自觉地作出了利他的行为，因此在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必将能够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财产进行保障。因此私人财产所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缔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的力量能够将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善举，因此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是真正实现保障公有财产的前提，“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不但有益于社会，而且在现代经济制度中，它也是生产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唯一有效的途径”。“而个人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并非来自于其服务于社会的利他主义思想，相反，这种贡献仅仅源于其服务于自身的原始企图”[15].在提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社会里，出于逐利的目的和市场调节的功能，公共财产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
第二，从宪法的产生和宪政的实现来看，市场经济是宪法产生的经济前提，以确立个人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是宪政实现的社会基础，在这层意义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维系宪政社会的基本前提。弗里德曼认为，因为私有企业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更能创造物质财富，比起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一个基于财产私有之上的权力分散的经济制度更能保障个人的自由[15].权力分立与对权力的制约的真正实现，必须确定个人所有制的前提，个人自由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充分提供个人追逐利益的机会和条件，在鼓励竞争的体制下，能够在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弗里德曼指出，没有自由，就绝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进步。要使自由成为经济繁荣的动力，关键是要保证财产私有权的不受侵犯。如果财产私有权不能充分实现，个人就不能负责地行使自由的权力，而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容忍也将受到侵蚀。一个基于财产私有与交换之上的经济制度更能保障我们的自由。同时个人的自由是与集体的自由协调一致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实现公民权利的物质基础，只有私有财产权得到了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公民其他权利和做人的尊严。因此近代以来，很多思想家都承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维护个人自由的根本条件。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中，财产权居于核心地位，是政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洛克、卢梭等人以及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和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都将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与财产神圣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经济学家格瓦特尼认为，私有财产可以解释西方世界的自由和繁荣，因为私有权激发了明智的管理工作；私有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增进了公众的福利；私有权鼓励个人以最有利于他人的形式开发并利用资源；私有权为解决稀缺问题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知识空间；私有权促使现有资源的所有者为将来节约资源。并认为，在这个星球上，私有财产最受重视的地方，也就是个人自由最为安全，专制国家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15].因此，不能对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进行片面理解，应当承认它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一致，以及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及宪政建设的重要性。
第三，我国现行宪法确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符合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但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应当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从1982年宪法制定到其后的三次修改，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个人所有制和财产权的重视，宪法的修改进程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私人所有制的过程。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宪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说明了我国宪法也开始了对个人财产权进行保护。但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中并未规定个人的财产权。只有公民个人所有权在宪法中得到明确时，才能界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产权划分，才能增强投资和生产的信心，才能有效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公民财产权如果得不到确实保障，公共财产也不能很好地得到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内容，首先，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只是规定生活资料，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物的所有权，还包括知识产权、债权和因投资而得到的收益等财产权，将其范围扩展。其次，应明确在实行国有化或征用时，必须规定实行的条件和进行补偿，确保公民的合法财产不社会变迁而化为乌有。我国宪法完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现有的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并不矛盾，二者应当并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产神圣原则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1][美]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2][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11-16.
[3][美]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4.
[4][英]邓恩。民主的历程[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52-253.
[5]罗豪才，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2.
[6][美]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5-16.
[7][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7.
[8][英]哈林顿。大洋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
[9][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36-540.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30-31.
[11][美]罗森鲍姆。宪政的哲学之维[c].北京：三联书店，2001.225.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
[13]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17.
财产保全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宪法原则，财产神圣，公有财产，私有财产
世界各国宪法对财产保护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保护公民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侧重保护公有财产。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我国宪法应进一步完善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与已有的公有财产保护共同确立为宪法之财产神圣原则。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财产神圣原则释义
财产神圣原则在我国理论界更多地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障私有制”或“保护财产”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将社会主义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确定为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或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财产神圣原则应作广义理解，财产神圣原则首先是指宪法作为民主政治事实固定化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所有制尤其是私人所有制变革与确认的结果，近代政治革命在物质基础的准备方面是由所有权或产权的变革引起的。其次，宪法对所有制的确认更多地是以财产权的方式表达的，但是财产权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社会或国家，同时宪法所确认并保障的财产权既是人权的主要内容，又是人权的特殊内容，不同于一般的公民权利。
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1].其中鼓励经济长期增长的所有权制度是最为关键的。在从中世纪的神学政治向近代民主政治的转变过程，其物质基础是私人所有制的确立，即所有权的革命，以私人所有权为核心的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是西方社会在近代转型的动力，马克思、韦伯对此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近代资本主义宪法都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确认为宪法的首要原则或核心支柱，主要原因在于自由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2].私人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个人财产权或资本家的财产权，而是与古典自然法思想、自由、民主共同融合在一起的推动近代的产生的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财产的确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许多不可或缺的作用，亚当·斯密和休谟都将市场看作是现代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自然的自由体系和惟一的决定因素。认为没有所有权的确立过程也不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因为立宪过程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私有财产、普通法和市民社会。市场和市民社会先于宪法”[3].同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也都认识到个人所有权只有得到宪法的特殊保障，才能使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否则将受到不受限制的权力的破坏，因此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上升到宪法的基本原则，并通过财产权的形式在宪法中得以保护。“休谟和斯密都泰然地强调，私人财产制度必须在整体上，并且要作为一个系统受到保护，因为其共同利益要求它必须如此运行；任何在某一特定时候，在受到对痛苦和贫困——而并非真正的饥荒——的关注的影响时，对这些利益所做的分配，都不可避免地、或早或晚会威胁到其产生这些利益的能力，进而扰乱财富积累的自然过程”[4].因此宪法中公开地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并被认为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中最具实质性的原则，是一切条文中最为重要的规定，是资产阶级类型宪法的核心，也是整个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支柱，是资产阶级最强烈要求保障的权利[5].就在于通过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确认，从而保护市场经济体制免遭外部权力的破坏，因此确认私人所有制的神圣地位与维护政治民主是互为因果和具有逻辑关联的。一部好的宪法可以为点燃经济发展和民主改革之火起到重要作用。“宪法中对财产权的坚强保护再加上独立的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鼓励国际投资的绝好方式。这种设计也能促进国内投资，为国内投资提供动力。如果没有宪法保护，国内外企业所寻求的必要经济活动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任何人在这些国家从事经济活动都会认为国家可能会强占他们的财产或废除他们的合同。宪法保护是保护私有企业的一整套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3].
在近代，洛克首次对私有财产和政府关系作出了哲学上的论证，为私有财产和经济活动中政府的有限参与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后人甚至认为洛克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对“个人对私有财产的所有权”的论证[6].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他所提出的议会、政治自由主义和分权原则都是为了这一目的服务的。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洛克民主思想的动力，作为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奠基人的洛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论证也是他全部政治思想的既存前提，他的人性论、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理论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方面，自然状态有着许多缺陷”[7].早在17世纪，哈林顿就指出：“所有权，即产权是一切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建筑在所有权的”，所谓产权“就是对土地金钱或商品的所有权”[8].近代契约论产生同自然状态下不能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因此市场经济的确定和发展必须以维护个人所有制为核心，洛克认识到对市场经济最大的破坏力量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和王权，因此必须通过来限制权力，通过议会来限制。休谟对当时英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进步的和乐观的赞扬，认为私人所有制是符合社会正义的，“正义只是起源于人的怎么和有限的慷慨、以及自然为满足人类需要所准备的稀少的供应”。“自私是建立正义的原始动机：而对于公益的同情是那种德所引起的道德赞许的来源”[9].对私人所有权的承认和保障，才能实现社会正义，因此休谟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为了使私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致危及社会，应当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范围进行限制，即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卢梭认为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订立社会契约的真正保障，人类从自然状态到结成社会契约，丧失的是天然自由和无限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唯有在财产权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10].在卢梭的政治理论构建中，财产权是基础，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10].
近代宪法确定私有财产神圣原则和对财产权的保障，涉及到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基本形成的共识是：不受政府干涉的私有财产权对民主是必要的、或至少是有益的基础。通过宪法巩固私有制经济，使经济自由与政治发生了必然联系。进入20世纪，虽然所有权的绝对性被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政策所遏制，但二战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全球的复兴以及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再次得到关注，市场经济所内含的个人所有制同民主的联系问题再次得到论证。弗里德曼认为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集体经济计划确实干扰了个人自由，市场经济不是必然导致国家的出现，但它是实现的必要条件。弗里德曼指出，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自由市场的存在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仅在于它是规则的制定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府的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争的程度[2].因此二战之后，弗里德曼、哈耶克、布坎南等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都重申了古典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对于政府的重要性，把视为调整私有制经济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的一种政制形式[11].新自由主义经济重视法律与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而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通过“看不见的手”来解释市场经济运行。
社会主义国家在制定宪法时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所有制，因此首先强调公有财产和全民所有制的神圣性。因为，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消灭私有制[12]，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绝对排斥私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以计划经济体制作为经济运行的手段和片面强调公有制，导致国家权力对经济的全面控制，集体主义代替了个人主义。我国从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到90年代以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全面替代而完成了第一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市场经济开始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市场经济再度开始了它全球时代的到来，因此我国宪法理应确定私有财产的神圣性，以根本大法的形式保障个人财产权，完善我国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
二、财产神圣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
财产神圣原则在近代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中体现得较为鲜明，列宁指出“以前所有一切宪法，以至最民主共和的宪法的精神和基本内容都归结在一个私有制上”[13]，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内部调整，在财产神圣原则的表述上发生了变化，同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也以公有财产的形式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原则。
第一，近代宪法和宪法性文件中明确地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以财产权的形式，或者是以政治自由与权利的整体形式表现出来。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第1条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的手段，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第2条规定，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权、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7条规定，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除非由于合法证明的公共需要，并且在公正的、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权都不受剥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手续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赔偿，不得收为公用。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53条规定：所有权，受宪法之保障。1946年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的补偿下才能收归公用。1950年印度宪法第31规定：除法律准许之外，任何人之财产不得予以剥夺。总之，通过公民财产权的形式或直接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贯彻在近代宪法之中，私有财产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一切财产权，不仅包括民法上的物权，还包括债权、知识产权等，即对一切私人所有权的完全控制，从宪法上进行确认，这是确立并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第二，19世纪末期开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增加，“社会福利”、“公共目的”等政策出现，宪法对公共财产的保障开始受到重视。为了公共利益和公共目的，在公平补偿的前提下，私有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开始发生动摇，这是社会本位思想以及对古典自由主义提出挑战的工团主义的理论主张，宪法内容也体现了变化的社会状况。如早在1831年比利时宪法第11条规定：除为公共目的依照法定程序，并予以公平补偿外，任何人之财产均不应予以剥夺。1919年德国宪法第151条规定：经济生活之组织，应与公平之原则及人类生存维持的目的相适应。在此范围内，各人之经济自由应予保障。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法律承认并保障私有财产，但法律为了保证私有财产能履行其社会职能并使其为人人均可享有，得规定获得与使用私有财产的办法以及私有财产的范围。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得有偿征收之。进入20世纪以来，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保障还发生其他变化，为了强调公共福利，对私人财产权进行相对的义务限制，1919年魏玛宪法第153条第3款规定“财产权伴随着义务。其行使必须同时有益于公共的福利”。在规定权利的同时，也相应规定义务。同时财产权的范围和内容也由法律进行了规定。很多国家宪法还出现了对私有财产的征用补偿问题，说明了私有财产在征用补偿的前提下，其神圣性也可以动摇。
第三，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一般确立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核心的具有集体性质的计划经济，因此宪法首先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进行规定，只在有限范围内对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进行了保护，主要涉及公民的生活资料方面，而对生产资料甚少涉及。我国1982年制定的现行宪法第12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此外该宪法第6条、第7条、第9条等内容都是对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保护的进一步展开。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这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三、财产神圣原则评析
多年以来，把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公共财产的保护作为划分资本主义类型宪法和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基本依据之一。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时代，应对宪法的财产神圣原则进行再度的深入思考。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作为宪法的支柱，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民主奠定了物质基础，由于宪法对个人财产权的绝对保护，也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但是在肯定私人财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并没有排斥公有财产，即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并非牺牲或不重视对公有财产的保护。通过确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核心地位，间接地、不自觉地已经对社会或国家的财产进行了保护。在一个不能保障个人财产权的社会里，谈论保障公有财产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更多地流于形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通过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财产的保护，并且认为人性自私与对利益的贪婪并不会绝对造成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破坏。亚当·斯密认为：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4].在财产私有制占主导的情况下，出于私利的行为却如何产生了公共利益的后果呢？是通过交流、互利、信任与激励因素，出于私利的行为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产生了公共的后果，因为市场经济是以分工和交换为主要手段的经济体制，在自利的同时，为了实现自利而不自觉地作出了利他的行为，因此在提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如果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必将能够对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财产进行保障。因此私人财产所有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缔造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的力量能够将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转化为有益于社会的善举，因此对私有财产的保障是真正实现保障公有财产的前提，“追逐个人利益的行为不但有益于社会，而且在现代经济制度中，它也是生产和分配得以实现的唯一有效的途径”。“而个人劳动者对社会的贡献并非来自于其服务于社会的利他主义思想，相反，这种贡献仅仅源于其服务于自身的原始企图”[15].在提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社会里，出于逐利的目的和市场调节的功能，公共财产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
第二，从宪法的产生和的实现来看，市场经济是宪法产生的经济前提，以确立个人财产权为核心的市民社会是实现的社会基础，在这层意义上，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维系社会的基本前提。弗里德曼认为，因为私有企业制度比计划经济制度更能创造物质财富，比起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一个基于财产私有之上的权力分散的经济制度更能保障个人的自由[15].权力分立与对权力的制约的真正实现，必须确定个人所有制的前提，个人自由是经济进步所必需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充分提供个人追逐利益的机会和条件，在鼓励竞争的体制下，能够在为自己创造利益的同时，带动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弗里德曼指出，没有自由，就绝对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经济进步。要使自由成为经济繁荣的动力，关键是要保证财产私有权的不受侵犯。如果财产私有权不能充分实现，个人就不能负责地行使自由的权力，而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容忍也将受到侵蚀。一个基于财产私有与交换之上的经济制度更能保障我们的自由。同时个人的自由是与集体的自由协调一致的，对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实现公民权利的物质基础，只有私有财产权得到了保障，才能真正实现公民其他权利和做人的尊严。因此近代以来，很多思想家都承认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维护个人自由的根本条件。在公民权利保障体系中，财产权居于核心地位，是政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洛克、卢梭等人以及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和1791年美国的“权利法案”都将生命权、自由权、平等权与财产神圣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美国经济学家格瓦特尼认为，私有财产可以解释西方世界的自由和繁荣，因为私有权激发了明智的管理工作；私有权使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增进了公众的福利；私有权鼓励个人以最有利于他人的形式开发并利用资源；私有权为解决稀缺问题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知识空间；私有权促使现有资源的所有者为将来节约资源。并认为，在这个星球上，私有财产最受重视的地方，也就是个人自由最为安全，专制国家最不可能出现的地方[15].因此，不能对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进行片面理解，应当承认它与市场经济的本质一致，以及对于市场经济本身发展及建设的重要性。
第三，我国现行宪法确定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符合社会主义宪法的本质，但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应当加强对公民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从1982年宪法制定到其后的三次修改，体现了我国宪法对个人所有制和财产权的重视，宪法的修改进程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建设是一致的，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私人所有制的过程。对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宪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都说明了我国宪法也开始了对个人财产权进行保护。但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体系中并未规定个人的财产权。只有公民个人所有权在宪法中得到明确时，才能界定国家、社会与个人的产权划分，才能增强投资和生产的信心，才能有效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能够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与财富的增长。公民财产权如果得不到确实保障，公共财产也不能很好地得到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权的内容，首先，在宪法总纲中明确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只是规定生活资料，更主要的是生产资料，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物的所有权，还包括知识产权、债权和因投资而得到的收益等财产权，将其范围扩展。其次，应明确在实行国有化或征用时，必须规定实行的条件和进行补偿，确保公民的合法财产不社会变迁而化为乌有。我国宪法完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与现有的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并不矛盾，二者应当并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财产神圣原则的完善和发展。
「注释
[1][美]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5.
[2][美]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9，11-16.
[3][美]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74.
[4][英]邓恩。民主的历程[C].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252-253.
[5]罗豪才，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22.
[6][美]普雷斯曼。思想者的足迹[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5-16.
[7][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77.
[8][英]哈林顿。大洋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0.
[9][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36-540.
[10][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3，30-31.
[11][美]罗森鲍姆。的哲学之维[C].北京：三联书店，2001.225.
[1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41.
[13]列宁。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