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1
内容摘要：我国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低，地区宏观税负高与地方财政收入低的矛盾并存。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弱、困难大，难以保障公共服务产品的正常供给。本文以贵州为例，分析了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比较低的现状，认为进一步推进税制改革，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自给率是贫困地区走出公共服务低水平困境的长期战略选择。关键词：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产业结构税制改革贵州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现状用居民实际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作为衡量指标，得出我国各地区教育、医疗、交通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项目差异状况，由此可知贵州公共服务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很大。（一）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从义务教育普及率看，贵州中小学入学率分别达到98.3%和98.7%，但是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低于全国99.15%的水平，中小学入学率离我国“普九”人口覆盖率达到100%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从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看，2005年全国小学为1327.24元，中学为1498.25元，而贵州分别为885.91元和1010.9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6.7%和67.5%。全国最高的上海是贵州的9倍和8.3倍。（二）卫生医疗条件较差2005年全国平均每千人医生1.52人，贵州仅为0.91人；全国平均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3.5人，贵州仅为1.98人；全国每千人医院、卫生院床位数2.45张，贵州仅为1.50张。贵州卫生机构人员数、卫生机构数以及医疗机构床位数占全国同类指标的比重分别为1.75%、2.20%和1.84%，同期贵州人口占全国的比重为3%，贵州卫生医疗条件三项指标都低于人口指标，在全国所占份额很少。（三）社会基础设施和生产基础设施落后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看，贵州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还存在较大差距。用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市用水普及率、城市用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拥有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七项指标来衡量，2005年贵州分别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8.1%、97.0%、66.5%、70.2%、55.4%、67.4%、68.8%，七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社会保障水平较低2005年贵州养老、失业和医疗三项保险参保人数仅为493.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3.2%；而全国三项保险参保人数为41917.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2.1%。2005年贵州参加养老、失业和医疗三项保险职工人数占全国三项保险参保人数比重分别为1.05%、1.21%和1.31%，三项保险的参保人数比重均较大幅度地低于人口比重，贵州社会保障参保人数在全国所占份额过低，覆盖范围十分有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要靠公共财政的财力支持。但是贫困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能力，难以支撑公共服务庞大的投资需求。在中央财力有限、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缺陷的状况下，等、靠、要终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最佳办法。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滞后，是导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存在较大落差的根本原因。因此历练内功，优化地区产业结构，提高经济自给率是贫困地区走出公共服务低水平困境的长期战略选择。产业结构不合理制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实现（一）导致公共服务产品供给难三大产业中生产总值比重结构不合理，导致经济发展滞后，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低，难以保障公共服务产品的正常供给。经济发展一方面是GDp等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与总量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世界经济发展进程显示，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是产业结构升级、工业化加快的过程。从我国学者根据世界100多个国家的资料计算结果看，人均收入水平600美元时，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在第一、二、三产业的比重大致依次为21.8∶29.0∶49.2；人均收入水平1000美元时，该比重依次为18.6∶31.4∶50.0。从GDp在三大产业中的分布看，与上述指标相比，当前贵州经济结构矛盾突出，第一、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不合理。2005年，贵州三大产业比重为18.6∶41.8∶39.6，同期全国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12.6∶47.5∶39.9，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贵州GDp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第二产业比重明显过低，第三产业比重虽然与全国基本相当，但与世界各国600美元时（2005年贵州全省人均GDp折算约合626美元）第三产业的比重49.2%相比低了近10个百分点，差距仍然很大。2005年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合计全国平均为87.4%，贵州为81.4%，低了6个百分点。有研究表明，二、三产业产值比重高，对税收的贡献度大，第一产业产值再高也不能提供太多的税收。另外，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够，导致经济发展水平滞后，进而导致地方财政收支水平过低。2005年贵州人均GDp5052元，人均地方财政收入464.26元，人均地方财政支出1324.68元，三项指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0%、19%和51%，在全国名列倒数第一、第三和第二，财政自给率仅为35%，财政支出65%依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财政能力薄弱，地方政府不得不以牺牲公共服务供给来应对财政困难局面。（二）造成税负高与收入低的矛盾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地区宏观税负高与地方财政收入低的矛盾现象并存，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存在困难。1.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宏观税负过重。世界银行1987年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一国宏观税负与该国人均GDp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在750美元以下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13%左右；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23%左右；人均GDp在10000美元左右的国家，最佳税负水平为30%-40%。从世界各国人均GDp与宏观税负水平的相关关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趋势，即人均GDp越高，宏观税负水平也越高。而我国有些地区却呈反向变化，如人均GDp最低的贵州，宏观税负却相对最重。近年来，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经济计划的逐步推进和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各地区税负横向相比均衡状况较过去有所改观，特别是东北三省税负明显降低。虽然如此，但用上述世界银行公布的指标来衡量，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较，我国仍然存在较为严重的税负不公现象。2005年全国、西部地区、东北三省、贵州人均GDp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计算，分别为1740美元、1130美元、1792美元、626美元，而同期税收占GDp的比重分别为16.9%、13.8%、13.0%、16.0%。全国人均GDp平均值是贵州的近3倍，而贵州税负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2个百分点；西部和东北三省人均GDp平均值分别是贵州的1.8倍和2.8倍，而贵州税负比西部和东北三省分别高出2.2和3个百分点。由于产业结构、税收结构的分布不同，各地区宏观税负也各不相同。贵州地区受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的制约，其产业结构基本上以第二产业中的重工业为主，现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实行无疑使贵州承受着较重的宏观税负。同时，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所覆盖的产业，如烟、酒行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税率较高，客观上造成像贵州、云南这样一些地区宏观税负偏重，形成区域性税负不平衡。2.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导致地方财政收入水平低。按常理而言，宏观税负较重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会相应较充裕。然而，按现行财政分配体制，前述增值税的75%和消费税的全部属中央财政固定收入，须全数集中于中央。因此，形成地区宏观税负重，而地方财政收入拮据、财政收支缺口大的反常现象。如前所述，2005年贵州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而通过中央财政补助(包括税收返还)后，贵州财政支出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观，2005年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1%。贵州无论是地方财政收入还是地方财政支出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财政困难现状客观上使贵州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力弱、困难大。贵州推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税改建议（一）研究消费型增值税尽快在贵州实施的具体方案继2004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改革试点以后，2007年增值税转型试点又扩大到中部六省26个城市六大行业，增值税转型在试点地区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了试点地区产业结构的良性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丰富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贵州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必须依托资源发展重化工业。贵州是一个资源大省，但技术水平落后，机器设备更新步伐较慢，企业缺乏竞争力，与国内其它省区特别是东部相比，是一个弱势省份。增值税转型所涉及的主要是第二产业，实施增值税转型，对第二产业中的采矿业、煤气电力、自来水生产以及制造业会产生重要影响，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获益明显，预期利润率会随之提高，会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和民间投资流入，必将带动相关企业加速设备的升级换代。随着机器设备更新步伐的加快，第三产业中商贸业也会得到提升，从而促进贵州二、三产的发展。（二）研究加快贵州第二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有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增长比东部发达地区更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工业化是其它产业发展和就业增长的根本，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有第三产业稳定快速的增长，因此不能忽视第二产业发展对第三产业的拉动作用。对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制造业、能延长产业链的产业应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其加快发展。比如利用优势资源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的煤、油化工、精细磷化工和煤电铝、煤电磷联营体、减耗降污和环保产品等相关企业，在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源税等方面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三）研究加快贵州第三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贵州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具有优良的资源环境、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优势、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强大的个性魅力，比较优势明显。文化旅游产业具有资本循环周期短、投资效益好、产业关联度高等特点，是最有希望率先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产业。据统计，2005年贵州文化产业占全省GDp的比重仅为1.5%，落后于全国2.15%的水平，更落后于周边省区市4%-5%的水平，以文化旅游产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比重太小。通过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民间资金、外省资金、海外资金向第三产业投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吸引相关产业的省外、境外高端人才，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把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可以拉动相关产业和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可持续、跨越式发展。参考文献：1.谢旭人.发挥税收职能作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J].中国税务，2005.62.高培勇.经济社会发展坐标中的税收[J].中国税务，2005.13.葛士尧.构建和谐税收政策：将纳税负担转化为百姓福利.第一财经日报，2007-7-114.钱振伟，陈镘亲.产业结构对就业增长影响比较分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版），2005.1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2
【关键词】资源型地区财政转型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调节器，承担着优化资源配置，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功能。由于受粗放型增长模式和资源依赖性特征局限，资源性地区的财政转型面临着诸多难题。如何依靠财政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是资源密集型地区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一、资源型地区财政的特点
资源型地区的财政问题既有与其他地方共通的问题，如基层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财政行为不规范等，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资源型地区财政问题的特殊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源收益分配不合理，县级可用财力明显不足
资源型地区主体税种主要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都是共享税种，且中央和省级的分享比重大，地方分享比重小，财政收入往上解缴的比重大。对于主要作为地方收入的资源税费收入，考虑到没有相应的资源补偿机制，存留地方的比重比较低。而因现行资源税费制度的缺陷，以及价格机制的原因，资源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能源开发收益分配不合理，导致财富由资源型城市向资源消费地转移，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有失公平。在资源型城市内部，因为开采权转让的无序，造成真正依赖资源地生存，承受资源开采负外部性成本的群体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收入差距扩大，不利于当地的和谐发展。
以陵川县为例，该县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传统产业的拉动，属典型的煤铁资源型经济。2012年，全县工业共完成税收17142.9万元，仅煤炭企业上缴税金就高达15911.4万元，占到了全县工业税收总量的83%，产业单一化的矛盾相当突出，可以说是煤炭一着凉，经济就感冒。近年来，该县经济发展纵向比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由于受自然条件和各方面因素制约，陵川始终没有摆脱产业小县、经济穷县、民生困县的状况，是晋城地区唯一的财政困难县和财力补助县。全县地方财政收入虽然增辐快，但本级财政自我调控能力较弱，财力自给能力还不到15%。2012年，该县增值税收入完成25826万元，所得税收入完成15167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76.03%，而留县比例分别仅占13.75%和22%，是典型的资源型经济。这种收入结构导致财政收入增幅越高，一般预算收入占比越低。每年的可用财力除发工资外，只能勉强维持机构的低水平运转，而且每年的新增财力只够当年的正常增人增资支出。在支出结构中，以工资和公用经费为主的人头类支出比例较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共支出较低。
（二）历史欠债重，支出压力大
一方面，资源型地区普遍存在民生和环境历史欠债大的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压力大。特别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矿产行业衰退后，原先该行业的大部分职工将失业，导致财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必然加大。近年来，陵川县财政支出总额逐年增加。2007—2012年，全县财政支出分别为15920万元、23653万元、34357万元、43203万、58129万元和71497万元，平均每年以1亿元以上的速度递增。2012年，全县社会保障就业支出达10358万元，比2007年增加7707万元，增长290.72%；另外，生态环境损坏严重，恢复治理生态环境，财政要支付一笔很大的资金。至2012年底，全县各类矿山占用土地面积121.83公顷，其中占用耕地50.16公顷。因采矿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达68.58公顷，导致财政在恢复治理生态环境方面的支出逐年增加。三是在基础设施“硬”建设方面，需要强化城市功能，增加财政支出。2012年，陵川县财政在“一般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达12155万元，在“交通运输”方面的支出5456万元，分别比2007年增长87.30%和76.44%。
另一方面，许多作为资源型地区支柱的资源性产业，如煤炭、钢铁、水泥等，由于其产能过剩严重，国家又严格限制新上项目和扩大规模，资源型地区壮大现有财源又受限制。这无疑对资源型地区财政是“釜底抽薪”和“雪上加霜”。受发展惯性、区域环境制约、资金短缺以及技术瓶颈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新的财源建设举步维艰。而资源型地区要实现经济转型，对现有资源开采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或投资支持、引导新的产业和产品发展项目；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培训职工，或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等等，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财政资金的严重短缺已成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最根本的制约因素。
（三）财源过趋单一，抗风险能力弱
资源型地区的产业结构通常比较单一，多以第二产业为主体，所依赖的资源种类也较为单一。由于有丰厚的资源收入“坐享其成”，政府往往缺乏发展其他经济门类的动力，使得其单一产业结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反映在财政上，由于财源结构单一，地方财政对个别产业的发展依赖重，财政易受市场和政策的影响，风险较高，资源一旦“坐吃山空”，政府财政失去基本来源，更加无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财政的稳定性越来越差，可能使整个财政经济发展陷入困境。此外，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受国家的环保、产业调整政策影响大，设备的更新换代、产业的调整过程中，财政收入存在减收风险。以陵川县为例，2012年，全县财政总收入为4.23亿元，其中煤炭、轻工建材、商贸流通、冶铸和化工行业分别完成税收31221万元、5608万元、1075万元、1789万元和1781万元，五个行业对财政的贡献率保守估算也超过了90%以上。从2013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看，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依然在这几大行业上，特别是煤碳一股独大的局面更加显现。与此同时，三产不发达，三产衍生的财税收入总量明显偏小，对全县财政总收入的贡献率较低。
与此同时，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源产品的价格易受市场影响，波动幅度和波动频率较大，相应以资源产品为依托的财源无法稳定，加之现代交通已突破了资源的空间限制，非资源型城市不仅可以发展初加工产业，而且还比资源型城市更有技术和市场优势。所有这些都使资源型地区财源不稳性更加突出，财政基础不稳。
二、资源型地区财政转型的方向及路径选择
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总体目标是培植新的稳定而广泛的财源，为财政提供保障。方向之一就是要培植接续或替代产业，探索资源型城市的其它替代资源和产业潜力，改变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的不合理结构，尤其是要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方向之二是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逐步改变国有大中型企业独大的所有制结构；方向之三是进一步挖掘资源产品潜力，就地延伸产业链，彻底改变资源型城市中以提供原材料或初加工产品为主导产品的不利局面，实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资金优势，为财政收入提供稳定的财源基础。
在路径选择方面，针对陵川而言，一是多元发展战略。以延长矿产品深加工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附加值为发展基础。鼓励其它非矿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在延伸产业链条和发展循环经济上下功夫，加快对煤炭、冶铸、化工、建材等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推动产业向下游延伸、产品向高端发展，走“内涵”式发展之路；二是适度开发和集约经营战略。根据拥有的可采资源量，进行适度开发，强化“全循环、抓高端”发展理念，紧紧扭住链条拓展、园区集聚、提质增效三个重点，认真落实“提升传统产业抓工业、承接梯度转移抓工业、依托比较优势抓工业”发展思路，大力推进工业转型升级，为县域经济聚合财力，实行产业转换与城市转型赢得时间。三是生态绿色战略。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坚持“强龙头、活三产、促融合”发展思路，着力破解旅游开发体制机制障碍，着力推动旅游产品转型升级，着力拓宽旅游市场空间，加快发展以旅游产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大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不断增强县域发展后发势能。四是筑巢引凤战略。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开放，筑巢引凤，敢于舍小利谋大局，善于以优势资源换项目、换技术、换资金、换市场，吸引外部人才、技术和资金进入陵川。五是借鉴引进战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目前国内外资源型地区经济成功转型的案例很多，特别是国家第一批确定的12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都很成功。对此，中央不应仅将注意力集中在资源已枯竭或即将枯竭的城市上，而应扩大试点范围，将所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问题纳入统筹考虑的范围。同时，各省市也可以借鉴中央的做法进行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试点。就陵川目前而言，要紧紧抓住中央实施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机遇，积极在土地、金融、科技及财税等政策方面争取更大支持，特别是积极向上级争取实行自求平衡的财政体制，即按现行财政体制上交中央和省、市的预算内外资金由省财政全部返还本县，提高县级收入留成比例，切实提高县级财政保障能力。
三、经济转型中的财政措施
（一）改革税收征管体制，提高依法治税水平
加强税源监控，严禁随意减免税收，杜绝越权减免或随意多征、少征、缓征和不征行为，不折不扣地执行财税法规，同时，要加强非税监管，深化非税集中征管、收支两条线改革。认真贯彻“依法治税、有税尽收、无税禁收”的方针，严格执行税收政策，保障执收单位正常工作经费，降低税收成本，确保有限的财力更多地用于改善民生。
（二）改革资金管理办法，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推行行政事业单位收支统管，全面加强事业单位内部的财务管理，重点是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和专项资金使用政府集中审批制。全面推行项目绩效考评制度，既要管好资金拨付，更要加强资金的使用监督，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实行全程监管，实行项目建设责任终身负责制，严格执行项目计划，禁止随意变更项目预算，留下资金缺口。
（三）完善预算监督体制，实施全程公开监督
增强预算的透明度和刚性约束，从源头上管好用好财政资金，将财政预算的全部信息通过外行看得懂、群众信得过的形式向社会公开，挤干预算编制中的“水分”。同时，要对支出过程实时监督，重点加大对公务费、项目资金、民生资金的监管，防止在预算执行中扩大范围、超过标准以及贪污浪费、挤占挪用等问题发生，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保证预算执行的准确性、有效性。
（四）改革财政投融资体制，发挥财政宏观调控职能
建立和完善重大项目及龙头企业财政支持机制，并根据县级财政增长情况逐年增加，对新兴创税明星企业实施财政重奖鼓励，促使税源企业扩大再生产，实现涵养税源、培植财源的良性循环。灵活运用财政政策工具，采取财政贴息、奖补、担保以及提供短期周转金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以及各商业银行加大主导产业投入，使一批具有成长潜力的中小企业迅速壮大，形成群体优势，对县域经济形成新的支撑。改革政府公用事业投入机制，防止资金浪费。政府部门不再担任公用事业建设投资业主，组建公用事业投资管理公司，靠市场化运作降低建设和管理成本，防止政府直接投资项目的浪费、腐败行为，实现财政资金社会效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文振富.资源型城市难点：重点都在可持续发展[J].求实，2010（04）.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3
根据会议安排，我将全市1-9月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汇报如下。
一、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财税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省委九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和市委二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实施四大战略、推进五个突破、打好老区建设发展翻身仗”重大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生财抓发展、聚财抓征管、用财抓节俭”切实履行财政职能，积极组织财政收入,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1-9月全市财政收支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1-9月，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实现33304万元，为预算的80.15%，增长21.44%。其中：税收收入实现23772万元，为预算的81.47%，增长24.72%（其中：国税收入实现4219万元，为预算的94.7%，增长41.29%；地税收入实现19553万元，为预算的78.77%，增长21.64%）；一般预算非税收入实现9532万元，为预算的77.65%，增长13.96%。一般预算总收入实现75763万元,增长31.42%。基金预算收入实现16543万元，为预算的36.72%，下降0.25%；预算外收入实现11253万元，为预算的82.05%，下降7.22%;上划中央两税实现15650万元，为计划的90.04%，增长46.44%。
全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完成308205万元，为预算的80.33%，增长33.76%。基金预算支出完成16190万元，为预算的33.66%，下降3.97%；预算外支出完成9733万元，为预算的70.97%，增长10.46%。
二、财政收支预算执行的特点
（一）收入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长速度回落。今年以来，我市国民经济总体呈现平稳增长的态势，1-9月，全市GDp实现158.45亿元，增长12.1%；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完成增加值15.84亿元，增长29.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6.11亿元，增长4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56.36亿元，增长21.8%。与此相适应，1-9月，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长21.44%，超时间进度5.15个百分点。但由于受到宏观经济发展减缓、“5.12”汶川特大地震和跨期收入入库的影响,1-3月、1-6月、1-9月全市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幅分别为51.97%、30.76%、21.44%,增长速度逐渐回落。
2、税收收入平稳增长，但税种之间不平衡。1-9月，税收
收入增长24.72%。从税种来看：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全市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主要增长因素。四税累计完成17750万元，对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额和税收收入总额的贡献率分别为53.3%和74.67%;四税累计增收3481万元，对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增收和税收收入增收的贡献率分别为59.2%和73.88%。但营业税由于新增税源有限,1-9月增长速度仅为15.63%,增幅比年初回落34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下降35个百分点,对全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总额和税收收入总额的贡献率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2个和3个百分点。从产业来看：房地产相关产业（包括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等）对全市税收收入的贡献较大，实现税收收入16426万元(全口径)，占税收收入总额的24.09%,增长为24.22%；但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作用，房地产新开工项目和在建项目减少，特别是地震灾害过后，市场观望气氛更加浓厚，商品房销售继续回落，1-9月，房屋销售面积、房屋销售额同比分别减少46.5%、37.1%，房地产相关产业对税收收入总额的贡献率比去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增幅下降73个百分点。
3、基金收入入库严重欠进度。全市基金收入实现16543万元，仅占预算36.72%。主要原因是：今年以来受房地产业疲软的影响,全市土地交易量大幅减少，与土地交易相关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分别仅实现12074万元、343万元、49万元，分别差进度15015万元、827万元、196万元，合计影响全市基金收入实现进度35.6个百分点。
4、县（区）财政收入均衡增长。巴州区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095万元，为预算的76.70%，增长16.18%；南江县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527万元，为预算的85.41%，增长30.05%；通江县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517万元，为预算的85.23%，增长21.65%；平昌县实现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6522万元，为预算的81.53%，增长29.95%。南江县受矿产资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影响,增值税增幅高达76.91%，收入完成情况较好。
（二）支出预算执行的主要特点
1、支出规模继续扩张。1至9月，全市一般预算支出完成30.82亿元，为预算的80.33%，增长33.76%。其中民生支出完成21.95亿元,增长33.52%，发展支出完成1.39亿元,增长172.55%。
2、重点支出保障有力。（1）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及时下拨生产性补贴资金，加快农村扶贫开发，推进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态建设。全市农林水事务支出32979万元，增长23.21%。（2）支持经济发展。加大基础设施专项投入力度,努力改善发展硬环境,全市城乡社区事务支出7989万元，增长30.86%；加大科技和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全市科技支出1404万元，增长84.98%，全市环境保护支出4458万元，增长67.41%；积极研究支持企业改革发展的财政政策和措施，支持加快推进优势产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确保石油价格改革顺利实施，做好财政补贴落实工作,全市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完成12460万元，增长185.52%。（3）教育投入持续增长。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提高保障标准，扩大保障范围；加大校舍扩建和改建投入，确保全市学生秋季正常入学。全市教育支出71782万元，增长35.81%。
3、民生工程有序实施。全市各级财政部门扎实做好民生工程项目资金需求测算，积极筹措资金，加强执行监督，确保“民生工程”顺利实施。1－9月全市民生工程已筹集到位资金15.3亿元，完成预算83.42%。
4、全力支持抗震救灾。截止9月底，各级财政安排和社会捐赠我市的抗震救灾资金共计6.66亿元，其中，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全市按5%-10%的比例压缩公用经费筹集抗震救灾资金1676万元。目前，已按照规定安排使用6.5亿元，全力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财政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收支平衡压力大
减收因素：一是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停征、5.12汶川大地震出台的减免税收政策等导致政策性减收；二是自然灾害减收，受5.12汶川大地震的影响导致财政收入直接减收3818万元（税收收入2600万元、一般预算非税收入1218万元）；三是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预计将大幅下滑。增支因素：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兑现公务员津补贴、化解“普九”债务、实施重点工程等。财政支出缺口约5.5亿元，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全市全年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很大。
（二）经济运行质量不高
一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我市含税经济成份低，1-9月，我市一般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78%，远低于全省8.33%的平均水平；二是财政收入结构不合理，虚增可用财力，预计全年全市一般预算非税收入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将达到35%左右，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12个百分点；三是骨干税源企业集中于矿产、政策性垄断行业，缺乏支柱生产型企业。
（三）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低
我市财政收入总量处于全省末位，增速低于全省24.85%的平均水平，在市州中除“5.12”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外排名倒数第二位,与相邻地区南充、达川、广安相比分别低13、12、2个百分点，全年差距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四、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收支目标任务的建议
面对严峻的收支形势，今后三个月全市各级财政部门要紧紧围绕市委重大发展战略和省财政厅今后五年财政发展规划，按照市委二届十次全会“坚持省委九届四次全会重大部署和奋斗目标不改变，坚持实现今年主要目标任务的决心不动摇”的总体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努力完成全年各项财政工作任务。
（一）开源节流，确保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1、强化收入征管，确保完成全年财政收入目标任务。坚持把收入征管工作放在首位，千方百计克服减收因素带来的困难，确保完成市委、市政府确定的财政收入超年初预算6%的目标任务。一是加强财政、税务和其他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大力支持税务部门依法征管、科学征管，抓好清欠堵漏，挖掘增收潜力，千方百计弥补短收缺口，确保收入目标任务的完成并力争超收；二是积极探索建立非税收入征管激励机制和“收支脱钩”管理改革，严格执行有关减免政策，确保应收尽收并及时入库；三是加快基金收入收缴进度，确保年初既定目标任务的落实；四是加大对县区收入预算执行的督促检查力度，通过按旬检查督促，按月考核通报等方式，以引起各县区的高度重视，确保全市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
2、积极调整支出结构，确保各项重点支出需要
强化预算约束，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积极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确保会议费、接待费、小车购置费支出零增长，努力节约行政成本；优先保障基层政权运转、改善民生、抗震救灾、重点建设、维护稳定等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近期内根据财力及支出实际，认真做好今年财政的预算调整工作，确保实现全年财政收支平衡。
（二）积极培植财源，增强财政发展后劲
一是加大项目建设工作前期准备、储备和立项的财政投入，支持全市重点项目推进工作；二是整合财政贴息、税收减免、国债投资、转移支付等多种财政政策，创新财政投资管理和资金运作方式，支持重点企业发展和培育支柱产业；三是加快农业综合开发，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着力发展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推动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四是积极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营造诚信氛围，用好用活用足金融资源，搭建好融资平台，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保障。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4
长期以来，在我国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财权和事权不匹配，中央政府直接承担教育、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较小，而地方政府往往承担责任较大的地方事权。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全国城镇化率由2001年的37.66%上升到2014年的54.77%，各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地方财政收入不足导致客观上需要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城投企业）进行间接融资。地方融资平台从有无到有，直到近年来的发展壮大，带动了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也间接促进了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发展。
城投企业（也称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是指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土地及股权等资产注入，以公益性、准公益性项目的投融资、建设和运营业务为主的独立企业法人。从城投企业业务分类来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从事市政道路、棚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和土地开发等基础设施类城投企业；二是以水电燃气、污水处理、管网设施和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类城投企业。
目前，我国大部分省级、市级、县（区）级以及开发区等行政级别政府均设有政府融资平台，部分地级市融资平台数量更是多达5～7家，其融资平台债务规模与当地财力严重不平衡，导致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压力较大。城投企业带来地方政府债务压力上升的同时，也造成政府与企业债务偿还责任模糊、融资成本高企等问题。长期来看，根据政府性债务体制改革方向，城投债将会被偿还责任更为明确、融资成本更低的地方政府债券所代替，城投企业的融资平台职能将逐渐被剥离，未来城投企业将逐步转型为一般工商企业，但融资平台体制已运行多年，转型不会一蹴而就，城投企业和城投债仍将存在相当长时间。
不同于一般的产业类企业，城投企业建立的初衷是地方政府为了满足融资和建设的需要，构建的投融资平台，既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又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总体来看，城投企业多依靠政府的资产注入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但由于其定位为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占用城投企业资金较多，其现金流通常较弱。
城投行业风险分析
1.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导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滑，部分省份财力增速下滑严重，城投企业偿债风险加大。
2014年以来，宏观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进而导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持续下滑。2014年，全国实现公共财政收入14.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较2013年下滑1.5个百分点；2015年一季度，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至3.9%。我国公共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税收收入，近几年税收收入占比均在80%以上，而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尤其是第二产业增长乏力直接导致税收收入减少，2014年以及2015年一季度，我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7.81%和3.40%。
在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大背景下，东三省和部分资源型省份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幅度更大。东北三省最主要的产业仍是装备制造业、能源化工等传统产业，在外部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导致传统产业过剩、经济增长乏力，从而导致财政收入大幅下滑。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公共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4.58%、4.01%、1.85%；2015年一季度，三省公共财政收入增速进一步下滑，同比增速分别为-30.4%、-4.90%和-21.5%。以山西为首的资源型省份也面临经济和财政增速下滑的风险，山西省以煤炭经济为主，由于煤炭行业持续疲软，2014年山西省经济增速只有4.9%，企业效益下滑明显，进而导致税收收入增速减缓。与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相对的是财政支出的较快增长，2015年一季度，黑龙江、青海、宁夏、湖南、河北和贵州等地财政收入增速均低于10%，而财政支出都保持在15%以上的增速。财政压力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地方债务偿还压力的增长，部分省份的流动性将会显著减弱。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房地产市场景气度下降，导致土地出让收入波动较大。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增速仅为3.2%；2015年一季度，土地出让金出现负增长，同比增速为-36.4%。从目前城投的类型看，公用事业类城投企业现金流较为稳定，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发类的城投企业盈利能力和经营现金流通常较弱，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土地资产，通常此类城投企业将土地资产和土地出让收益作为偿还债务的重要来源，粗略估算目前全国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占比为40%左右。土地出让收入的持续下滑，对于存量债务的覆盖能力也持续减弱。同时，部分城投企业土地资产较差，部分土地资产为划拨地或工业用地，土地价值较低，同时部分土地资产出让土地手续办理存在法律流程上的瑕疵，未来资产变现过程中或遇到诸多问题。
2.部分区域政府债务压力上升，发生信用事件概率较大，同时城投债发债主体行政级别呈下沉趋势，低信用级别的城投企业数量增长较快。
目前，部分区域政府债务压力上升明显，主要原因有两个：1）地方经济结构单一，近年来经济增速出现大幅下滑，导致财力对债务覆盖能力大幅下降，如鄂尔多斯市。鄂尔多斯市经济发展过度依赖煤炭产业，受煤炭行业持续疲软影响，全市经济增速出现下滑，2014年，鄂尔多斯市完成公共财政预算收入430.1亿元，同比下降2.3%。同时，煤炭利润的下滑也引发了民间高利贷的债务危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自2012年开始，鄂尔多斯市土地出让收入持续下滑，2013～2014年增速分别为-72.08%和-17.5%，导致鄂尔多斯市综合财力波动较大。2）部分区域城投企业数量快速增长，如江苏省内的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以及云南省的昆明市等地，区域内城投企业债务规模和当地综合财力收入不平衡，财力对平台债务的覆盖程度不足。以镇江市为例，目前镇江市有镇江城投、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镇江水投和镇江交投四大基础设施建投融资平台。由于近年来镇江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较为集中，融资规模大，根据公开资料，截至2013年末，镇江城投、镇江新区经济开发总公司和镇江交投三家城投有息债务规模共计805.91亿元，而2014年镇江市全市财政总收入仅为656.1亿元，债务压力很大，同时融资平台数量较多易分散镇江市政府的财力支持。在上述这部分区域的城投企业中，如发生多个城投企业资金周转困难情况，地方政府或将放弃地位不重要的融资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区域内城投企业数量较多，城投企业之间往往存在规模较大、关系复杂的往来款项，也经常出现城投企业之间资产划转事件，这些都将对债券市场流动性和估值产生重要影响。
近年来，城投债发行区域行政级别下沉趋势明显，低信用级别的城投企业数量增长较快，由于城投企业信用水平和当地经济、财政实力关联度较高，城投企业真实信用水平也在逐年下降。同时，由于外部评级公司业务竞争加剧，部分评级机构如鹏元等对城投企业评级序列把握尺度较松，也导致低信用级别城投企业水平参差不齐。总体来看，省、直辖市及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其经济、财政实力总体较强，区域内城投企业信用风险相对较低；而部分经济实力较弱的市、县区域，由于经济财政实力较弱，融资渠道受限，区域内城投企业发生信用风险事件的概率较大。
3.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减缓了城投债发行节奏，未来如何化解存量债务尚未明确，城投企业面临政策过渡期的不确定风险。
43号文明确城投企业将不再允许作为地方政府举债主体，文件出台后，发改委减缓了城投债的审核速度，城投债发行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收紧，城投债一级市场发行量出现小幅下降，由2014年9月的106支下降到2014年12月的32支，即使考虑年底及春节假期因素的影响，2015年以来城投企业发行规模和支数均同比出现下滑。43号文出台后，发改委要求新发城投企业债券均需按照43号文的精神更新材料，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提出类似更新材料的要求，受此影响，债券市场上相继发生“14天宁债”和“14乌国投债”等地方政府债务认定先出函后撤销的变脸事件。政府融资平台体制已运行多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城投企业存量债务规模极大，而其盈利能力普遍较弱，目前偿债来源主要依靠“借新还旧”的方式，如城投债发行政策持续收紧，将对城投企业2015年的还本付息带来压力。
根据已公布的政府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30日，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偿还18，578亿元，考虑到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增的债务，预计2015年到期的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政府债务约为2.6～2.8万亿元。对近期已出台的存量债务应对政策进行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城投企业存量债务解决路径主要有三个：1）根据全国人大审议的2015年预算报告，2015年一般地方政府债的净增量为5，000亿元，专项地方政府债的净增量为1，000亿元，这部分政府发行债券额度可以对目前存量债务进行置换；2）近期，财政部向地方下达1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置换存量债务，置换范围是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确定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3）按照2015年以来企业债等直接债务融资工具发行规模，全年城投企业预计有约2000～3000亿元城投债的发行规模，上述应对政策可提供约2万亿元的资金进行存量债务置换，还不能对2015年到期偿的负有偿还责任的政府债务实现全覆盖。此外，考虑到未纳入政府性债务的城投债，2015年城投企业债务偿还有相当大的风险敞口，预计政府将会有新的应对政策出台。目前政府甄别结果迟迟未公布，进一步细化指导政策尚不明确，新的融资方式如ppp、项目收益债目前还未形成规模，无法作为目前城投企业存量债务的主要解决手段。后续财政部是否会继续加大存量债务置换规模、监管部门能否松绑一级市场发行政策、当地政府能否采取妥善的偿债保障措施，这将对2015年城投债市场的整体信用风险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4.债务甄别结果的公布将会对未纳入政府性债务的城投企业债务形成一定冲击，存量债务的信用品质将会出现分化。
目前，政府性债务的甄别工作进入实质阶段，根据351号文，各省需要在2015年1月5日前上报甄别结果，2015年2月12日，财政部发文要求各省对甄别结果进行自查，并于2015年3月8日前上报财政部。目前，政府性债务的甄别结果还未公布。根据2014年11月对存量城投债进行的统计和预测，纳入政府性债务的城投债比例约为31.58%。
未来，城投企业将不再具有政府性债务融资的职能，对于纳入政府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的城投企业债务，其信用水平将等同于当地政府信用水平。但对于未纳入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的城投企业债务，政府是否会继续为其提供隐性政府信用担保存在不确定性。虽然相关政府部门在多个场合表示，不允许系统性政府债务风险的出现，但甄别结果的公布仍将导致存量债务的信用品质出现分化。
5.城投企业未来将面临职能定位调整和业务转型的不确定性风险
未来政府财税改革的方向为“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的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剥离融资平台政府融资职能”，失去政府融资平台职能的城投企业将失去与政府的紧密关系，相当部分城投企业将转型为一般工商企业，这个过程中城投企业将面临以下两方面风险：1）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城投企业已经形成了相当规模的资产，但大部分城投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未来在转型后能否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并发展将存在不确定性；2）在未来城投企业转型过程中，城投企业主动转型的动力不足，地方政府或主动谋划城投企业的并购重组，出现“抓大放小”的可能性较大，或出现较多存量城投债发行企业的资产划转事件。此外，城投企业的领导和员工长期处于体制内，如完全脱离政府体制将会遇到较大的阻力，预计城投企业的转型将会持续1～2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6.受担保行业风险上升和土地市场波动较大影响，部分城投债增信措施的增信效力出现弱化
根据统计结果，截至目前存量城投债券中，约26.32%的债券采取了增信措施，对于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在aa以下的债券，采用增信措施主要是为满足监管机构发行条件，其余增加增信措施则更多是为降低债券发行成本。目前增信措施主要有第三方担保和抵押、质押担保两类，如前文所述，在目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不景气的趋势下，土地变现存在较大难度，土地抵押增信效力有所下降。此外，部分土地资产手续不齐全、评估价值虚高，亦增大了土地变现的难度。目前，城投企业采用应收账款质押增信方式的债券数量呈较少趋势，但此种增信方式仍然存在，具有较大风险。首先，城投企业应收账款对象多为政府和区域内其他融资平台，款项多为拆借往来款，回款时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其次，对于应收账款质押，债权人无法控制支付方是否将款项支付至监管账户，也无法直接向支付方追偿，实际担保效力较弱。
第三方担保主要分为专业担保公司担保和一般工商企业担保两种，专业担保公司提供的第三方连带责任担保更为规范，实际增信作用也更强，但随着宏观经济增速下滑、违约事件不断出现，部分担保公司的代偿压力明显加大，其自身信用品质和偿付能力也在弱化，前期出现的河北融投危机事件和中海信达担保资质撤销事件等都显示了担保行业的信用风险正在上升。
如何投资城投债
1.回避区域性风险较大的城投债。部分地区地方债务压力较大，平台数量较多，目前城投行业处于政策变革期间，容易出现城投企业的资产划转事件，对于债务压力较大或城投企业数量较多的区域如鄂尔多斯、江苏镇江等地区的城投债采取回避措施。
2.应对城投企业资产质量进行具体分析。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投企业普遍盈利能力较弱，现金流情况较差，其通常通过政府注入的土地资产进行融资。但近年来，城投债发行主体信用资质下沉趋势明显，部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城投企业为增强对外融资能力，注入规模较大的土地资产，部分企业土地资产质量参差不齐，未来如集中处置变现或存在难度，应对城投企业资产质量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3.应挑选在相关城市发展重要性很强、地位较高的发行人。根据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未来相当部分城投企业将转型为一般工商企业，在转型过程中或出现区域内城投企业的重组合并，部分规模较小、地位较弱的城投企业或被兼并，资产或将被划转。从这个方面考虑，应该选择成立时间较长、资产规模在区域内平台排名靠前、所从事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区域内重要性很高的城投企业，对于部分成立时间较短、从事基础设施业务规模较小的城投企业应尽量回避。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5
关键词:农业保险;政策性保险;商业性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6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7-4392(2009)06-0030-02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有效提高了农牧业的抗御风险能力,带动了农牧民增产增收。河北省自2007年8月开办财政补贴能繁母猪保险以来,农业保险业务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跃成为财产保险主要险种之一。但是,一些主客观因素制约着农业保险业务的拓展和保险保障作用的发挥,亟待研究和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改进和解决。
一、基本情况
农业保险始自1982年,但由于风险大、经营成本高、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和国家财政扶持政策缺失等原因,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缓慢。2007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国推开后,我国农业保险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2007年8月,河北省开办了财政补贴能繁母猪保险。2008年,《河北省种植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管理办法》和《河北省养殖业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办法》正式出台,政策性农业保险在全省全面铺开,开办了能繁母猪、奶牛、玉米、小麦、棉花保险等5个政策性业务。2008年全省农业保险原保险保费收入4.70亿元,同比增长354%,一跃成为财产保险业务第三大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也带动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农作物火灾保险、塑料大棚保险、林木火灾保险等商业性农业保险均有较大发展。
目前,河北省经营农业保险的有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三家。现以保定为例,具体分析农业保险发展现状、实际效果、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农业保险健康发展的方式方法。保定地区共有保险分支机构18家,其中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只有人保财险和中华联合财险2家,开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仅有人保财险1家。
(一)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展情况
保定地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于2007年开始试点,当年推出了玉米和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又相继推出了奶牛和农作物小麦、玉米和棉花险种,保险对象为全辖所有农户。小麦、玉米和棉花等农作物的保险范围为因风灾和雹灾等自然灾害所遭受的损失,赔付标准为玉米260元/亩、小麦300元/亩、棉花400元/亩。能繁母猪和奶牛等牲畜的保险范围为因疾病死亡所遭受的损失,赔付标准为能繁母猪1000元/头、奶牛5000元/头。2007、2008年全辖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1022.6万元、7544万元,保险赔付支出分别为149.5万元、5323.2万元。
(二)商业性农业保险开办情况
2005年人保财险公司推出了商业性农业保险,保险品种为小麦麦场火灾保险,保险对象为种植小麦的农户,最高赔付标准为300元/亩。2005-2008年保费收入分别为96.6万元、92.7万元、99.3万元、90万元;2005-2007年保费支出分别为50.4万元、180.6万元、33.6万元,2008年没有火灾发生未发生赔付,占保费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2%、195%、34%、0%。
二、实际效果
(一)提高了农牧业的抗御风险能力
政策性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开办,给辖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2007年、2008年所承保的农作物政策性保险总标的分别为0.4亿元和5.9亿元;承保的畜牧业保险总标的分别为1.2亿元和5.9亿元。2005-2008年所承保的商业性农作物保险总标的分别为9.7亿元、9.3亿元、9.9亿元、4.5亿元。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牧业抗御风险的能力,保障了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减少了农牧民的因灾损失
农民所承担的保费有限,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中,农民只承担保费的20%。农民支付的保费标准为玉米3.6元/亩、小麦3元/亩、棉花5.2元/亩、能繁母猪12元/头、奶牛70元/头。以有限的保费投入有效弥补了农牧民的因灾损失。2007年、2008年辖区农民得到的政策性保险赔付分别为149.5万元、5323.2万元;2005-2007年得到的商业性保险赔付分别为50.4万元、180.6万元、33.6万元。2005-2008年农业保险共为辖区农民减少因灾损失5737.3万元。
(三)调动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确保了农牧民增产增收
农业保险,尤其是政策性保险的开办有效提高了农牧民的生产积极性,农牧业总收入明显提高。调查显示,与2007年相比,2008年辖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增加22万亩,牲畜总数增加27万头;与2007年相比,2008年辖区农作物和畜牧业两项合计增收6.8亿元,其中农作物增收2.2亿元,畜牧业增收4.6亿元。
三、存在的问题
(一)地方财力有限,影响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序推广
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中政府财政补贴占80%,其中市、县各补贴10%,参保农民户负担20%。据调查,2008年保定辖区22个县共承担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1408.2万元,农作物和畜牧业的承保面却仅为6.1%和16.7%。保定辖区大部分县市多为吃饭财政,财力紧张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序推广。
(二)承办机构和承保品种少,难以满足农牧业发展的保险需求
辖区开办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机构分别只有2家和1家,大部分县市从事农业保险的人员为2-3人,且缺乏农牧业专业知识。开展的政策性农牧业保险险种只有小麦、玉米、棉花、能繁母猪和奶牛,其他农作物和牲畜均未加入农保行列,农民群众的选择余地很小,农业保险产品对农业风险的保障不足,很难满足目前农业保险的需求。
(三)农业保险业务风险大,影响农业保险业务发展
农业受自然界影响比较大,如洪涝、干旱、风雹灾害,一旦发生,其损失是巨大的,赔付率也很高。以定兴县为例,2008年该县政策性农业保费收入为229万元,而政策性农业赔付支出为399万元,赔付率高达174%,影响了保险公司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四)农民参保意识较弱
调查发现,有的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义、作用及保险知识缺乏必要的了解,对农业保险是降低农业风险、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途径缺乏认识,参保意识不强。
四、政策建议
(一)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应保尽保
根据农业保险开展状况,适当增加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在农业保险方面的投入,采取多种形式扩大农业保险宣传面,最大限度地增加农业保险承保对象,将国家惠农政策辐射到千家万户。
(二)以区域为单位确定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农保险种,创新差别化的农业保险产品,使农业保险逐渐体现区域化、人性化的特点。
(三)将政策性与商业性保险有机地结合起来,确保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应根据业务险种、承保对象、承保风险和承保责任的不同,采取法定强制和自愿保险相结合的方式推进,避免出现因低参与率与高保费之间的恶性循环,而导致农业保险市场萎缩,保障农业保险的可持续性发展。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6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公共财政；问题；措施；要点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在政府财力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支持保护的条件和能力，这就需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乡村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采取有利于“新农村”发展的财税政策及合理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要顺应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趋势，高度关注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实行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城乡公共财政政策，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
一、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1城乡二元的税收制度，违背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国长期实行传统的农业税制与现代工商税制并存的二元税制。2006年1月1日，国家废止农业税条例，改革农村税费制度，是一种短期效果很大的突破措施。但是，完全取消农村税制，会产生新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的中西部落后地区，农业税是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例如，四川达县农业税款占该县全年财政收入的80%.因此，取消农业税会使这些地区县、乡两级财政面临巨大考验，有可能带来涉农收费的反弹。
2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差距在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
与城市相比，全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特别突出。我国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是两种制度，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靠国家财政投资，农村的路、电、水、气、通信等基础设施主要靠农民投资建设，国家只给予适当的补助。这种政策安排导致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落后于城市。2005年发行国债近10000亿，而用于农业、农村的投资大约只占1/3.而这1/3还有用于大江大河治理的纯公益性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外部性极强的公共品。在这种投资政策安排下，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
3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社保等发展滞后
农村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既远远落后于城市，也无法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基础设施建设一样，我国教育卫生等公共资源也实行向城市偏斜的政策。财政将大量公共卫生资源、公共教育资源投向了城市，农村获得的公共财政资源很少。
教育经费方面，城市比农村要高23%～30%左右。公共卫生资源方面，尽管这两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广，但到目前为止只有1.56亿农民受益，占农村总人口的16.6%，还有83.4%的农民期待享受这种惠民政策。社会保障方面，在农村目前除了正在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外，唯一比较完善的是“五保户”救助。在农村尚未有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只在个别发达地区才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安排。
4资源要素向城市快速流动，而农村劳动力转移缓慢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较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可以进城打工，但不能随便落户进城。相反，在金融和土地等制度安排上，我们却可以促使大量土地和资金快速向城市流动。根据有关方面统计，在过去十年里，农村有7000多亿元储蓄资金流向城市，有1亿亩农村土地流向工业、流向城市。
二、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政策改进的措施
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政策，需要与时俱进，打破城乡分割的旧观念，树立城乡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打破城乡分割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给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国民待遇。
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从存量和增量中拿出一部分资金投向农业、农村发展，并不会给财政支出结构带来实质性影响。“十一五”期间，要围绕新农村建设，将国家对三农政策的重点从过去的“少取”转向“多予”，“多予”的核心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切实把投资重点放在农村，重点解决新农村建设中的公共资金需求问题。要做到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征用土地转让收益主要用于农村。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一个是存量结构，一个是增量结构，在现行的资金管理体制下，各地区、各部门都掌握了大量的建设资金，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努力增加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有条件的地方，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使财政性建设资金更多地投向农村。要加大支农资金协调整合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切实解决资金分散、效率不高的问题。
2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各级政府应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和领域，进一步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各级财政支农支出预算的增长幅度。
调整农村财政的投入结构，合理配置政府用于农村的公共资源。一是要调整并压缩粮食流通领域的财政补贴，增加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减少交叉和中间环节，提高农业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二是要重新配置教育、卫生、文化、乡村合作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现有财政资源，增加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的财政投入；三是采取税收优惠、贴息等财政性措施鼓励社会其他力量进入农业农村社会发展领域。
采取区别对待的政府投入政策，加大不发达地区的农村财政投入政策。我国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较高，对中央、省级财政依赖程度低，而西部和老少边陲地区经济发展落后，政府财力及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水平相对低，因此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力度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相应承担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农村财政投入比重，包括加大直接财政投入、财政补贴、国债资金支持的力度等等。
合理确定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优先顺序，将有限的政府财力运用到农村急需所用之处。由于政府财力要受当期经济增长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将所有财政资金运用到农村建设。这就决定了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必须分阶段、分区域地排出优先顺序，应该先保障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基本生活需要，后创造条件促进农村发展；先保证纯公共产品，后提供准公共产品和混合产品。
3加快县乡财政体制改革
当前地方基层政府财政收入的薄弱致使地方基层政府财政紧张与农民负担过重同时并存，减轻农民负担和减少政府收入之间的矛盾需要多方面的协调，同时由于我国一些地区县级财政也很不宽裕，转移支付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整个财政体制的调整，建立从上到下的转移支付体系。由此，中央政府应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一是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财政困难县乡的支持力度；二是扩大推行省管县财政体制试点范围，省级财政在体制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财政结算、资金调度等方面尽可能直接核算到县，减少财政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三是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差距，以及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核定各地区标准化收入和标准化支出，合理确定对各地区的转移支付的规模，进一步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村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强中西部地区农村财政保障能力；四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4加强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
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我国已经计划从2006年至2010年，逐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探索一个长效机制，从制度上根本解决农村的义务教育问题，包括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义务教育问题。还需要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力量上逐步统一城乡标准。
加快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国绝大多数的省份于2003年开始建立新型合作医疗的试点。“十一五”时期，应当继续推广好的经验并使其制度化。最重要的是建立可持续的筹资机制，将各级政府的补助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在若干年内将中央和地方所有财政新增加的卫生投入全部用于农村。建立农民连续“参合”的奖励机制，调动农民“参合”的积极性。
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如果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用财政支出的0.12%就可以全面解决近3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对五保户、残疾人员、需要搬迁的移民、患有长期慢性疾病等缺乏正常劳动能力或基本生活条件的人口，继续沿用原来的开发性扶贫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也很难根本解决问题。“十一五”时期，我国应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农村低保管理和执行制度。可由民政系统专项负责，以县级政府管理为主，对低保所需资金实行专项转移支付，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中央财政可按统一标准向各地支付发放低保资金，而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生活水准调整本地农村低保标准。
探索建立符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制度。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到134亿，超过总人口的10%；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十一五”时期，可以按照“低水平、广覆盖、适度保障”探索现阶段的农民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由县级政府制定并主导实施，采取“五五制”的办法，个人承担50%，村集体和国家承担50%.
5深化农业税制改革，建立规范的城乡统一税制
2006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了农业税条例，这称得上是农村地区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是新农村建设中“多予少取”的典型表现。但是，“多予少取”是针对整个中国的农村而言的，就具体而言，还需要因地制宜，有的可以“多予不取”，有的可以“少予多取”。因此，应该立足农村税费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进行制度再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农业税制，将改革推向新阶段。
总体方案是：在彻底取消农业“两税”后的5年内，对那些平均收入达到全国最低生活水平2倍以上的地区，基本实行城乡统一税制，以后逐年对达到该水平的地区实行统一税制。主要税种包括：直接对农业生产者征收农村土地使用税（土地资源税）和物业税相结合的财产税，对进行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家庭征收农村个人所得税，通过一般纳税人申报、购进环节缴纳以及进项退税和加价补偿假定相结合的办法对农业生产者销售农产品征收增值税。
（1）财产税。可以将税基宽广、税源易于掌握、征收相对容易的财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一是农村土地使用税，按土地登记确定税率，按土地价值确定税负，采用地区差别的幅度税额。同时，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与此相适应，农村的土地使用税应以村集体为纳税人，这样还可以降低税收征管难度；二是物业税，将农村居民住宅纳入征税范围，实行“低税率、广征收”政策，按房屋用途设置税目，以房屋的评估价为计税依据，采用地区差别幅度税率，在筹集财政收入的同时可以调节农村居民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
（2）农村个人所得税。我国的农业生产以分散的家庭经营为主，农民也应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可以扩大现行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增加“农林牧渔业生产所得”，使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扩大到包括农业生产者在内的各类公民，同时，在税率的设计上要参照城乡个体工商户的税率水平，并适当考虑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势地位，计税依据则按家庭经营的纯收入（总收入减去经营成本、费用、损失）再减去当地最低生活费用来计算。
（3）增值税。要将进入流通领域的农业产品统一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完善流转税制，考虑到农产品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重要地位，应按低税率征收。对农业投入物的进项税额实行充分抵扣或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低征收率，以减轻农业税收负担、增加农民投资。也有利于形成完整的增值税链条。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三、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政策把握的要点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国家财力有限，实行城乡统筹的财政政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承认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缩小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是建设全面小康最重要的内涵之一。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还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差距。所以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财政政策，要承认城乡差别的现实，实事求是，量力而行，逐步扭转“三大差别”，而不是急于求成，追求一步到位。
2要认识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发展水平的差异
我国地域辽阔，农村人口众多，各地发展极其不平衡，每个地方对农民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瓶颈制约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因时制宜、突出重点、循序渐进，防止一刀切，充分注意三个差异：
一是城乡差异。农村建设和城市建设有很多的不同，不能一味仿效。新农村建设必须采取适合农村特点的模式进行。
二是地区差异。中西部的农村和农业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所以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起点应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已经有充分财力在农村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而在最贫困落后的地区首先要巩固温饱的成果，在还没有解决饮水的地区要首先解决饮水问题，优先解决农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学的问题。
三是发展阶段差异。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若干阶段组成，应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循序渐进，因时制宜，扎实工作，保证农村的持续发展。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7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财政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4；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5-0001-14
一、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性及政府财政的作用
（一）正确界定包容性发展的内涵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开始引入“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有益探讨。
一般认为，“包容性增长”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它涉及平等与公平的问题，包括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在2012年6月出版的亚行报告《亚洲的贫困、收入差距与包容性增长》中，包容性增长被定义为“机会均等的增长”，主要政策含义包括：通过高速、有效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通过投资于人才能力建设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机会均等；改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风险和冲击带来的影响，减少赤贫。因此，包容性增长旨在创造经济机会，并使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世界银行在2008年推出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当年的《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明确提出，“包容性发展”就是要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通过一种规范稳定的制度安排，让每个人都有自由发展的平等机会，让更多的人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让困难群体得到多方面的保护，得到政府政策和投入方面的优惠；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重视社会稳定等。
可以看出，上述关于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发展两个概念的界定，并无实质性的差别，二者都强调平等和公平，注重经济发展的成果涉及所有人群，注重发展和改善民生，注重提高劳动者特别是贫困人口、农村人口的收入和福利水平，注重制度创新和政策改进。
（二）充分认识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大战略意义
包容性发展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学术探讨，日益变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一种重要执政理念。在2009年和2010年，总书记先后两次深入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这是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构建瞄向包容性发展的新发展范式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包容性发展有利于促进城乡及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要求。这一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打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桎梏，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政策没有得到充分的落实，城乡、区域之间非均衡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突出。倡导包容性发展，通过以工补农、以城带乡，让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有利于让农民和城市居民共享改革成果。同时，倡导包容性发展，继续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也有重要作用。
包容性发展有助于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特征。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因为没有处理好发展战略、收入分配差距和对外经济关系等问题，无一例外地陷入了这一“陷阱”。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当下中国正面临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包容性发展”强调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广泛的社会公平，要求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确保人民享有增长权利，突出强调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社会民生事业，必然为中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提供持续动力和根本保障（张峰、罗海波，2011）。
包容性发展有利于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建设的核心价值，最具包容性特点。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机制，有利于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局面，这在本质上体现了社会包容、和谐与公正。
（三）政府及公共财政在实现包容性发展中的作用
实现包容性发展，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世界银行在《变革世界中的政府》报告中，通过近100多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的实证研究，指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现代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使命和任务包括：一是建立法律基础；二是保持非扭曲性的政策环境，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三是投资于基本的社会服务与基础设施；四是保护承受力的阶层；五是保护环境。可以看出，上述关于政府职能和作用的界定，已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追求包容性发展的客观要求。
亚洲开发银行对此问题进行了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研究。在2012年新近出版的《亚洲的贫困、收入差距与包容性增长》中，全书四部分专门有一部分研究促进包容性增长相关政策和制度问题，概其要者是：其一，政府必须为寻求劳动力充分就业付出努力和投入资源。报告指出，就业是基本人权，持续的失业和不充分就业是一种社会排斥，而产业政策在促进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发展中经济体的成功转型要求将私营部门积极性嵌入到公共行动的框架中，这一框架鼓励重组、多样化和技术进步。其二，探索获取基本服务的论题，关注初级教育、医疗保健、供水和公共卫生和电力，提出用以改善获取基本服务（尤其是针对贫困社区）的许多优先政策，包括：使富人能够并负担得起服务；消除实物障碍；提升对所需服务以及获取途径的了解和认知；为提高服务质量作出更多努力；增强治理腐败。其三，为预防极端贫困而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报告指出，社会保障是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素，因为它是一种确保边缘化和脆弱人群参与增长并从中受益的机制。解决措施包括：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和行政能力以执行其核心职能，具体方法包括更好的会计核算、更严格的财务控制、人力资源开发、计算机化以及加大对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披露；将针对全部人口的社会保障计划与针对特定高风险群体的计划区分开，从而有助于防止稀缺的社会保障资源被转移到不那么脆弱的群体中，同时使这些资源投向最需要的人群；使社会保障改革与其它的互补改革配套。其四，良好的治理和制度作为关键性政策议题对包容性增长战略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治理和制度质量两者尤其是在政治责任、民主和控制腐败等维度上，与增长与收入水平两者之间的长期正相关是强烈和无可辩驳的，因此，增强政府效能、提高监管质量和法治以及控制腐败完全可以用作本区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潜在切入点。
既然政府在包容性发展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职责，那么，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公共财政对于支持和促进包容性发展就必然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使命和作用。一是公共财政通过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活动，综合利用税收、支出、补助等政策手段，优化宏观收入分配格局，调节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差异，加强对整个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保护；二是公共财政通过积极推进财政体制创新，动态调整转移支付制度和办法，不断完善和改进中央及地方及省以下政府间关系，可以为财力的纵向均衡和横向均衡奠定基础，从而有效地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相对均衡发展，为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及整个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获取提供财力基础；三是公共财政支持包容性发展，不仅具有直接的调节效应，而且通过资金分配、财税政策优惠等手段，有效发挥财政的间接调节效应或引导功能，也就是引导社会民间资金、银行资金及国外资金等向欠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向“三农”倾斜，引导社会富裕阶层通过捐赠、慈善等手段向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帮助，从而使社会包容与和谐得到更好体现。
二、当前我国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包容性发展的现状分析
“十一五”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财政收支规模不断迈上新的台阶。2011年GDp已从2005年的18.3万亿元上升到47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从3.16万亿元上升到10.37万亿元，财政支出由3.39万亿元上升到10.89万亿元。随着国家财政经济实力的提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财政改革与政策措施，对于社会包容性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一）近年来出台的主要财政政策及效果
1.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
“三农”问题始终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瓶颈，破解“三农”难题是实现包容性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七大”首先提出，必须持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个统筹”之首，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随着针对解决“三农”问题认识的强化，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步伐明显加快。一是“三农”财政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从2006年起对农民免税免费，从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对农民实施生产者补贴（种粮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补贴、生产资料补贴），加强农村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如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实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施农村公共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机制等。二是“三农”财政投入增长很快。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投入从2006年的3，517.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10，498亿元，6年累计投入40，122亿元，年均增长24%。全国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2011年为29，342亿元，比上年增长21.2%，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为26.9%。2012年国家继续加大财政“三农”支持力度，中央财政“三农”支出安排12，286.6亿元，增长17.9%。其中支持农业生产支出4，724.2亿元，对农民四项补贴1，628亿元，促进农村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支出5，313.9亿元，农产品储备和利息等支出620.5亿元。三是财政“三农”投入的资金整合与管理不断规范。财政政策和资金投入的加强，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积极作用。
2.集中财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关系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党的十六大以来，财政部门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基层和弱势群众倾斜，着力建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和发展成果。2003年～2007年，全国财政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支出累计分别达到2.43万亿元、1.95万亿元、6，311亿元和3，111亿元，分别年均增长18.6%、14.9%、24.4%和16.5%，比上一个五年增长1.26倍、1.41倍、1.27倍和1.3倍。2008年～2011年，财政的民生支出范围进一步拓宽，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2011年，全国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合计38，108亿元，比上年增长30.3%，用在农业水利、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与民生密切相关的支出合计35，629亿元，上述两者合计，2011年全国财政的民生支出为73，737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高达67.7%（见表1）。应该说，当前财政的民生支出增长机制日益完善，我国的民生保障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全面落实，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推进，社会保障和就业制度框架不断完善，廉租住房保障制度基本建立，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3.转移支付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
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统筹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要求，通过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分税制财政体制及相应的转移支付制度逐步成为提高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重要的体制保障和制度安排，从而促进了中西部地区财力水平的上升，改善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差异状况。近年来在完善分配办法的同时，着力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政集中的收入主要用于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1994年～2011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由550亿元增加到34，881亿元，增长了62.4倍，年均增长28.4%；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从189亿元增加到18，311亿元，年均增长31.6%。转移支付的90%左右用于中西部地区，占地方一般预算支出比重由1994年的13.6%，提高到2011年的37.6%，年均上升约1.8个百分点。以2011年为例，中央对中西部各省的转移支付数量平均在1，000亿以上，黑龙江、广西、内蒙古等地均超过了1，500亿，有的地区甚至达到了2，000亿，有力地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7年如果将东部地区作为100，中西部地区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仅为31和33。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后，中西部地区人均财力分别上升到47和55。到了2011年，区域间财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在转移支付以前，如果东部地区是作为100计算的话，中部地区只有35，西部地区只有40左右，通过转移支付以后，西部已经达到了97，中部达到76，分配的均衡度大大提高，大大改善了地区之间人均财力水平的状况（见表2）。
4.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县乡财政是国家财政的基层组织，也是县乡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推进县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2005年开始，针对县乡财政困难状况，财政部对县乡财政实施了“三奖一补”机制，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县乡财政困难问题得到明显缓解。即：对财政困难县乡政府增加税收收入和省市级政府增加对财政困难县财力性转移支付给予奖励，对县乡政府精简机构和人员给予奖励，对产粮量大给予奖励，对以前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工作做得好的地区给予补助。2005年～2007年，中央财政每年都在增加“三奖一补”政策的投入力度，其中2005年投入150亿元，2006年投入235亿元，2007年投入335亿元，3年投入资金总量超过700亿元。“三奖一补”政策的实施产生了强烈的政策导向作用，调动了地区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带动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808亿元，全国791个财政困难县共增加财力1，298亿元，平均每县（市）增加财力16，410万元。到2007年，全国财政困难县个数已经由2005年的791个减少到27个，困扰多年的县乡财政困难得到明显缓解。从2010年起中央财政全面部署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当年安排奖补资金682亿元，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2011年下达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775亿元，增长13.6%。2012年预算数更是超千亿元，达到1，075亿元，增长38.7%。通过中央奖补机制的建立，加之引导和激励各地调整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加大对县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强化县级财政收支管理等，从而有效提高了县级财力保障水平，基层财政困难大大缓解。
5.大力支持扶贫开发
无论是从国内还是国际看，解决贫困问题始终是各自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实现包容性发展和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府财政面临的一个重要职能。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坚持不懈地推进扶贫开发，使我国的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这当中财政政策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001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近10年来，中央和各省进一步加大扶贫资金投入，资金管理更为规范，有力地推进了减贫发展。其一，财政扶贫资金投入稳步增长。《纲要》实施以来的10年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1，440多亿元，年平均增长9.7%，地方各级政府投入也不断增加。还通过财政贴息引导了1，400多亿元的扶贫贷款投入。2010年中央、省级财政扶贫资金预算安排共302.68亿元，比上年增长15.7%。其中中央222.68亿元，增幅为12.9%；省级安排80亿元，增幅24.45%。其二，集中投入、突出重点。2010年在到省的212.88亿元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中，安排到中西部22省209.4亿元，占扶贫资金总量的98.35%，其中西部占66.5%。投入国家重点县148.9亿元，占资金总量的82.2%，投入贫困村191.2亿元，占89.8%。从支持内容看，包括开展贫困村整村推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培训、产业化扶贫和移民扶贫等。其三，创新机制，提高资金效益。包括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财政贴息引导、开展绩效考评等。通过上述措施，构建了多渠道促进减贫的财政政策框架体系，提升了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能力，促进改善了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缓解了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突出困难，农村贫困人口从2000年底的9，422万减少到2010年的2，688万，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减少到2.8%（见表3）。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近10多年国家财政采取了众多改革和政策措施予以支持包容性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必须看到，当前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和谐仍面临众多矛盾，择其要者是：
1.全社会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分配不公问题日益严重
其一，社会总体收入分配差异。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世纪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20世纪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资料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1988年为0.382，1995年为0.445，2000年为0.454，2003年为0.458，2004年为0.465，2005年为0.47，2006年为0.47，2007年达到0.48，2010年则0.5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另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当前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这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其二，城乡间收入差异状况。改革以来，城乡居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收入差距在经历了1985年的低点之后逐年扩大，如1990年为1∶2.01，1995年为1∶2.72，2000年为1∶2.19，2005年为1∶3.22，2010年为1∶3.23（详见表4）。
其三，地区间收入差异状况。中国的地区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有所下降，但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中国地区总体差距主要来自于内陆和沿海之间的差距。截至2009年，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23，153.21元，比中部、西部、东北部分别高7，613.82元、7，630.18元、7，310.57元。江西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4，156元）仅为上海市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58，336元）的41.4%。
其四，行业间收入差异状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异已扩大到15倍，跃居全世界之首。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人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强资本、弱劳动”的现象非常突出。
2.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
中央十七大报告提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可见，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完善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根据中央部署，财政切实加大民生投入，基本公共服务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总体而言，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的矛盾仍较突出。
从供给情况看，过去长期以来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和范围不明确，公益领域投入长期不足，历史欠账较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从城乡情况看，农村公共服务严重滞后，可及性差。在义务教育方面，2008年，城市普通小学和初级中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分别是农村的1.2倍和1.3倍，城市普通中学高学历教师比例几乎是农村的2倍。在医疗卫生方面，2008年，城市每千人口病床数是农村的4.22倍，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是农村的2.52倍，而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则分别是城市的2.8倍、2.9倍和1.2倍。
从区域情况看，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但不同地区公共服务差距大于经济水平差距。近年来，地区间人均GDp差异系数在逐步缩小，但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系数仍较大。2008年人均地方财政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支出差异系数为0.529，远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系数（0.267）。再如，目前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差近10倍，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地区之间最多相差4倍以上。这些数据都反映出区域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此外，不同人群之间的差距也较大，城乡低收入家庭和社会弱势群体基本公共服务的权益还不能得到充分保障。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就农民工工资、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若干指导性意见。这些政策与措施的实施，使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有了很大改善。但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农民工在工资收入、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基本社会保障在农民工群体中的覆盖面偏低。2006年，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共有2，367万农民工参保，比上年增加了1，878万。但是，农民工被纳入基本社会保障的比例仍然偏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数据，目前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互助合作保险的比例，分别为33.7%、10.3%、21.6%、31.8%和5.5%，远低于城镇居民。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更低，分别为2.9%、3.1%和5.6%。国家统计局的调查表明，74.81%的农民工未参加任何保险，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由单位购买的比例分别只有11.89%、12.61%、8.41%和23.09%（人民网，2008）。
总体来说，近10年来，中国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服务、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加大了供给力度。虽然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仍然面临着水平低、欠账多、覆盖面不宽、投入不足、供给不均衡等突出问题。从深层看，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具体包括：公共财政保障机制不健全，供给制度城乡二元分割，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条块分割且布局不合理，基层政府事权财权不匹配，以及缺乏有效的评估监督机制等。这既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也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滞后的问题。因此，我国距离真正形成完整制度和达到均等化还有很大差距，未来的任务十分艰巨、紧迫，仍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必须指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在地区间，城乡间以及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的较大差距将成为我国目前反贫困的重大阻碍。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其分配方式的公平与否也将制约着每个人能力发挥，尤其是公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保健、最低生活保障等基础性公共服务供给，不仅关系到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且有着超出个人投资回报的巨大社会效益，是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实现个人平等参与机会的基本前提，也是影响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而贫困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居民在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30年前因缺乏基本生存条件导致贫困有所不同的是，当前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是贫困产生、积累和代际传递的重要根源。
3.贫困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扶贫攻坚面临新的挑战
如前所述，近两年来我国扶贫开发取得显著成就，农村贫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按原来的扶贫标准，我国2010年底的农村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人，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重大贡献。但必须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贫困问题仍然相当突出，扶贫工作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
其一，按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适时提高扶贫标准是国际惯例。目前有88个发展中国家有扶贫标准。过去20年中有35个国家调整过自己的扶贫标准。1986年中国制订了206元的贫困标准。2000年适用625元的贫困标准和865元的低收入标准双轨制，2008年将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一，统一使用1，067元作为扶贫标准。2010年标准进一步调到1，274元，2011年国家研究制订了新的2，300元农村扶贫标准。按照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将从2，688万人增加到1.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13.4%。
其二，贫困地区人口收入水平低。收入指标是反映贫困状况的一个综合指标，从实际看，近10年贫困地区的农民收入始终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全国扶贫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2000年为59.40%，2005年为53.0%，2010年扩大为55.3%（见表5）。
其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情况仍较严重。目前农村用水、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医疗、教育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缺失情况仍较严重（见表6和表7）。
其四，14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范围广，难度大，任务异常艰巨。按照国家2011年～2020年新的扶贫纲要，国家确立了14个连片特困地区，涉及680个县，这些地区普遍特征是，自然条件差，生态脆弱，财政经济基础弱，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因此这些地区是全国扶贫对象最多、贫困发生率最高、扶贫工作难度最大的地区，需要国家和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三、近中期促进我国包容性发展的财政政策取向与建议
实现包容性发展既是一项长远战略目标，也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和政府应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根据前面理论和现实分析，近中期财政政策支持包容性发展的基本思路是：完善政策，增加投入，明确方向，抓住重点，解决突出矛盾，切实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前瞻性，逐步实现包容性发展的目标。现据此提出3点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财政调节功能，推动社会收入分配从失衡向公平迈进
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构建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是当前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建立和谐社会和实现包容性发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涉及面很广，这里仅从财税政策角度提出一些建议。
1.完善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既有收入功能，又有调节功能，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功能和作用非常重要，这方面的改革重点：一是改革个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差距的重要工具，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为了实现税负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政府在最近几年连续调高个税起征点。但是，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依然发挥不够，税负不公平的情况依然突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以个人收入作为扣除标准，没有考虑到家庭负担，两个收入相同的个人可能面对迥然不同的家庭负担，但是在目前的税制下他们必须缴纳相同的税收。为此，应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把居民的婚姻、家庭赡养人口、教育、养老等一些支出纳入家庭单位的税前扣除额范围。同时，要切实加强税收征管。二是运用税收政策支持就业创业。就业创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要对特殊群体（如大学生、农民工和特殊困难群体）允许就业给予税收优惠。小微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可进一步提高，税率可以下调，可由20%降到10%，同时清理整顿和取消有关收费，社会保障交费在一定时期可缓交。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于减轻企业税负、促进第三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具有重要作用。建议在今年10省市扩大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尽快在全国推开。三是加快出台房产税改革。目前政府在一部分城市实施的房屋销售限购措施，只能是过渡性的，要尽快出台房产税取代限购措施。要充分认识房产税对收入和财富的调节功能，同时它对房价的合理回归、银行风险的防范以及推进房地产和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具有独特的作用。房产税的基本政策框架是：要把增量房和存量房统一纳入征税范围，要按照适当的人均面积而不是房屋套数作为免征额，要将房产的评估值作为计税依据，房产税要低税率起步，要在税政统一前提下适当赋予地方一定的征税自，要逐步使房产税发展成为地方市县政府的主体税种。四是完善第三次分配的税收政策。现在国际上把国民收入分配分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所谓第三次分配就是通过捐赠、慈善等方式从富裕阶层中集中一定收入，用于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支持和帮助，是政府财政再分配的重要补充，也是社会救助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要认真借鉴国际经验，积极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制订出台慈善事业促进法，建立健全捐赠税收减免机制，形成良好的三次分配的社会氛围。
2.完善财政支出政策
一是支持社会保障改革，提高财政的社保支出份额。近10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力度很大，其基本制度框架已经建立，长远的目标模式是城乡社保制度趋于统一，但近中期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仍是必然选择，不过其差异水平应不断缩小。随着今后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水平的提高，中央和地方财政应适时适度提高对社会保障的支出份额和补助水平，同时应建立社会保障基金预算管理制度，使社会保障真正成为社会稳定的安全阀。国内外经验表明，社会保障由于覆盖范围广，保障内容多，涉及全社会人口，支出需要量大，支出刚性强，因此，一定要注意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要防止陷入当前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的福利陷阱和债务危机。二是全力确保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是缩小不同群体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要健全投入机制，改善办学条件，推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向薄弱地区倾斜。要特别注意支持进城务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将其逐步纳入现有城镇的公办学校范围。解决过去长时期存在的“就学歧视问题”。三是支持就业创业服务。城镇家庭的贫困与其家庭成员的就业状况直接相关，个体收入差异也与就业与否及就业的行业紧密相连。因此加强财政对就业创业的扶持是非常必要的。要激发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人员的创业动力，加大企业培训和创业服务力度，更好落实完善鼓励企业的扶持政策，营造有利于创业的环境，提高创业成功率。要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进一步完善职业培训、就业服务、劳动维权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逐步解决农民工的城镇就业、落户、子女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工城镇化进程。
3.调整国企利润分配格局，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3.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是实现县级财政从过去的“两保”（保工资、保运转）向今后的“三保”（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迈进，这是我国下一步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县乡基层财政困难、促进省域范围公共产品均等化的制度创新。近年来，中央财政已采取了不少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措施，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下一步要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具体建议：一是明晰改革精神和政策取向。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应该是“明确目标，地方为主，中央奖补，分步实施”。所谓“明确目标”，就是确保县级财政的基本财力能够“三保”，促进县级财力的均等化和县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所谓“地方为主”，就是适应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以地方财政为责任主体；所谓“中央奖补”，就是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给予重点补助，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好的地区给予适当奖励；所谓“分步实施”就是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在全国推开。二是通过体制创新实现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目标。改“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为“上不封顶、下要保底”，进一步从机制上巩固和扩大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成果。目前的省管县改革更多的是实现了省对县资金的下拨上划方式变化，而并没有在事权、收支范围及转移支付方面有根本的突破。为此，下一步要构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则应在扩大奖补资金规模，增强省级调控能力，完善保障措施上进一步改革。根据规划的目标，合理确定资金负担办法。新机制引入民生保障后，政策涵盖面和外延性较大，尽管中央财政在不断增加奖补规模，但引导作用仍显不足，应有大的扩充，在此基础上，根据中西部财力及民生工作面临的形势，确定更加有利于目标的实现、总体推进并付之于显著区别的资金负担办法。要科学确定县级财政“三保”的范围、标准和财力需求，在范围和标准制定上，既要兼顾面上的推进，又应注重提高保障水平。在保障措施上，对财力较好的上级政策资金引导其发挥内生动力，对财力较差的，应尽量通过上级加大调节力度予以带动。
4.积极推进创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是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确保贫困人口更公平收益的重要途径。一是完善公共服务的提供策略，确保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能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平等、充分地获益。要注意降低甚至消除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类门槛，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对于贫困人口的可及性。比如在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过程中，制度设计各类服务项目时就应充分关注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群对公共服务的可及时、可获得性，应尽可能地使贫困人口更多地、更为公平地从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受益。二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机制，大力拓展社会扶贫。在坚持公益事业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原则下，探索基本公共服务多元化、多样化供给，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市场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一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等方面，都可以对传统的预算拨款、政府直接举办并提供的方式进行大胆改革，可以对传统的预算拨款、政府直接举办并提供的方式进行大胆改革，探索、创新有效的供给机制。比如，用“教育券、健康券”代替传统教育、卫生经费的拨付方式，放宽基本公共服务投资的准入限制，通过招标采购、合约出租、特许经营、政府参股等形式，创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投资体制，将原由政府包揽的直接供给职能交由市场主体行使，政府主要职责转换到做好筹资与监管。三是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使贫困地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偏好如何、优先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诉求等，均可通过恰当的机制充分表达出来，并通过一定的程序使这种需求转变为政策决策的参考依据和行动目标。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达机制对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关系的相对平衡、减少公共资源浪费、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贫困人口合理权益、改善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逐步建立政府行政承诺制度、听证制度、信息查询咨询制度，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体现公众需求。
（三）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大力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减贫与发展
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及扶贫标准提高和扶贫人口的增加，我国下一步扶贫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大力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财政政策在这方面的责任更重，需采取以下对策：
1.建立健全国家和社会多元化的扶贫投入机制
扶贫工作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政府财政对解决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制导作用。同时必须看到，贫困地区的减贫与发展涉及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提供、居民收入增长等，仅靠财政单一渠道远远不足，财政也负担不起，因此，必须建立国家和社会多元化的扶贫投入机制。一是确保财政扶贫投入的合理增长。财政扶贫资金的增加要与政府职能、国家财力增长、贫困发生率及扶贫开发需要相适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行政都有责任增加扶贫投入，提高扶贫资金在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二是中央的转移支付要向贫困地区倾斜。要按照地方人均财力作为均等化转移支付的核心因素，各项专项转移支付也要提高对贫困地区的分配份额，省一级的各类转移支付也要向贫困地区倾斜。三是继续保持并逐步增加信贷扶贫资金规模。要研究制定信贷扶贫战略和政策，通过完善财政贴息政策，引导银行增加扶贫贷方投入，降低贫困地区的贷款利息负担。四是鼓励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特别是民间企业和外资到贫困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在实行优惠财政、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注重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便利条件。
2.国家的公共政策要向贫困地区倾斜
要把农村反贫困行动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国家的相关政策要适当偏向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是实施差别化产业发展政策。国家制订贫困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和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在项目审批核准、投资、用地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二是提高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投资支持力度。国家有关部门专项资金投入要向片区倾斜，提高对公路、铁路、民航、水利、林业等建设项目投资补助标准或资本金注入比例。三是制定优惠的土地政策。国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要优先满足片区易地搬迁建房需要，同时支持探索通过补充相同耕地面积、落实占补平衡的前提下，研究提高补充耕地质量的新途径。四是合理确定片区节能减排指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贫困地区工业化程度一般较低，经济发展又受到环境的硬约束，国家的相关环境约束指标应考虑地区差异。同时，中央财政要加大对贫困地区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关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五是取消片区内中央有关补助资金的资金配套。中央开始沿用多年的地方配套政策，其出发点是调动地方投入的积极性，但贫困地区财力有限，往往无能力配套，甚至出现虚配假配情况。因此，国家在连片特困地区安排的各类公益性建设项目，有必要取消县及县以下的资金配套。六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要通过减免税、投资抵免、减计收入、加计扣除等方式，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推进资源税改革，按照统一部署，将适宜从价计征的产品改为从价计征，适当提高部分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原矿和其它非金属矿原矿的税率标准。
3.明确国家资金投入及政策扶持的重点和方向
新时期如何尽快改变连片特困地区的落后面貌，让贫困群众普遍受益，至关重要的是，抓住扶持重点，明确资金投向。一是突破基础设施瓶颈制约。连片特困地区大多处于山区、边远地区，基础设施仍较滞后，要集中财力率先解决饮用水安全、道路、通电、通信、小型水利设施等贫困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还要把贫困地区的农民危房改造纳入国家的补助范围。国家的农村基础设施“一事一议”要向贫困地区倾斜。对生存条件恶劣、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要逐步实行易地扶贫搬迁。二是壮大扶贫主导产业。要继续着力扶持传统特色优势产业，不少贫困地区往往是“产粮大县，财政穷县”，国家要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强农业生产扶持、提高重点产粮县转移支付份额、将粮食产量和调出量与产粮大县奖补挂钩等政策，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粮食生产。我国一些贫困地区还重点培育了马铃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棉花等扶贫主导产业，国家的政策及扶贫资金也应给予必要的扶持。此外，还应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及环保节能产业、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贫困地区优化产业结构和发展经济的战略之举。三是提升自我发展能力。脱贫致富，教育为本，因此，下一步关键是教育扶贫还要加力，要建立中小学公用经费稳定增长机制，确保十二五期末生均教育经费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巩固和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水平。要大力发展免费职业教育，使未升入高中和大学的贫困地区学生立即转入职业教育体系学到专业技能。
4.从长远讲，构建惠及所有穷人共享式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和公共政策体系
从长期来说，中国必须建立一套可以惠及脆弱群体、使之共享城乡一体化发展成果的政策体系和发展模式，避免伴随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贫富群体隔阂以及紧张关系的通病。一是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大量农村劳动力在城镇稳定就业问题。为外出打工人员提供培训项目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已经被证明非常成功。如在印度的安德拉邦，在三个月的培训项目之后为弱势的年轻劳动者提供在城市或近郊地区的就业选择机会；在孟加拉国，相似的对农村贫困家庭的短期培训也非常成功，为他们在城市或者近郊工作提供技能培训，同时给予食物上的援助。二是构建城乡统一、平等的生产要素市场。推行“非精英化”的户籍制度改革，使大部分的城市就业人口可以达到入户的门槛。给予农村土地真正完整的产权，实现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同价。保证对失地农民的公平“补偿”。三是建立城乡一体而非城乡分割的、“碎片化”的公共服务政策体系，将城乡居民作为一个群体，从全国层次构建覆盖城乡脆弱群体的生计安全网。在社会保险计划中的很多农民工在一段时间后即选择撤保是因为当他们选择搬迁时无法享受保险给其带来的利益。此外，当他们选择撤保时通常也只能拿回自己为这些资金贡献的份额，而雇主为他们支付的保险金仍留在当地。为了解决农民工的问题，不仅现有的计划本身需要延伸，而且需要制定新的独立项目来满足农民工的特殊需求。考虑到各省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和现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制约，可在中央财政给予一定支持的情况下，鼓励各省先实现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省内统筹，待条件成熟时，再扩展到全国范围内的一体化。四是建立“属人”和“属地”相结合、具有贫困视角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教育、医疗、养老保险、扶贫等公共服务，应强化针对“属人”而非“属地”的补贴机制。五是充分考虑农村留守人群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统筹考虑城镇化所引发的城镇公共服务资金需求的膨胀以及农村弱势留守人群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使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惠及留守群体，避免将这类弱势群体进一步边缘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课题组，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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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8
关键词:公共财政,和谐社会,财政调控
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在财政运行机制作用下,公共财政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和谐,不是某些局部领域和环节上实现和谐。具体说来,是追求和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宏观,政策-[飞诺网]
一、公共财政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第一,公共财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其主要特点是公共性。市场经济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必须介入。因此,公共财政应力求有效解决市场经济外部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公共财政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所追求实现的是社会整体。全面的发展,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第二,公共财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物质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需要公共财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而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总体上一片和谐气象。但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和谐的因素,区域经济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岗失业大量增加。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严重等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政府通过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重点公共需要支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稳定发展,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保障。
第三,公共财政体制必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当前公共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致使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和谐的问题,如果不加快公共财政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将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就必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
二、分配中的不和谐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总量年年攀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形成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发展良好。富裕安康的大好局面。在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低水平但相对均衡的分配格局被改变,分配不均造成利益冲突,使各方面矛盾突显,影响社会和谐。分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专家计算,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排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2倍左右。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财力分布不均。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GDp占全国GDp的份额分别为55%。19%。17%。9%。经济不发达直接造成中部地区财力远不如东部地区。2003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441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4.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98.2元,不仅大大低于东部的1336.3元和东北三省的792.7元,而且低于西部的448.1元。2004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783.55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5.3%。
三是县域经济仍然薄弱,城乡差距明显。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等工作的推进,部分地区县乡财政困难比较突出,债务负担沉重。特别是乡镇一级财力更差,财政收入渠道单一,城乡差距明显。
四是公共服务不均,均等化服务未能实现。表现在:(1)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很低。一方面,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在软硬件设施上与东部地区相差很多,农村地区的医疗配备也远逊于城市地区。另一方面,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2)在教育领域,教育理念还未完全落到实处,资源投入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教育腐败现象还在蔓延。(3)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截至2004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仅1634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0584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分别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4432万人的21.96%。14.22%和16.64%。
三、运用公共财政手段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1.着力推进收入分配的和谐
公共财政要在分配中维持公平,一是要控制和缩小城乡差别。在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之后,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同时,对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稳定并提高农民收入。逐步将农民纳入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资助比例。二是要控制和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别。要以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予税调节高端阶层收入,同时,对弱势群体开办小生意在一定时期内给予税费减免优惠。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按时足额发放。要尽快将社会保障基金转换为社会保障税,以增强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的强制性。三是要控制和缩小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差别。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推行不同部门人员之间工资收入。津贴透明公开的“阳光”收入改革。
2.着力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通过财政资金和政策手段积极主动地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走低消耗。高效益。重环境集约型经济发展路子。一是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和环境补偿机制提供财力保障;二是落实好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推进行业结构调整的财政促进政策;三是建立财政扶持资金投入。退出机制,以经济的方式,努力推动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四是通过财力转移和政策倾斜大力支持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传统产业新型化和新型产业规模化;五是要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
3.着力推进社会事业的和谐发展
一是要大力支持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进一步落实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继续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等途径,切实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二是要加大财政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投入,切实保证科学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的增长比例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力支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三是要研究制定相关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四是要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9
【关键词】规范农村；财务管理；调查
一、近年来东坡区加强和规范农村村级财务管理的情况
近年来，为规范村级财务管理，保障集体资产的安全完整，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东坡区各乡镇、街道办事处在加强和规范村级财务会计管理实践中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创新，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
1.扎实有效地开展了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2009年11-12月，东坡区试点性地开展村级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为搞好试点工作，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工业镇（松江）、一个农业乡（金花）、一个街道办事处（大石桥），探索性地开展村级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在对开展审计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实施，区级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成员单位深入现场指导，共同探讨、解决审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初步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
2010年7-10月，为巩固工作成果，在试点基础上，东坡区结合即将开展的村级干部换届选举工作，首次在全区全面开展了村级财务清理和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对全区24个乡镇、街道所辖的220个村、62个社区的522名村（社区）党支书、主任，全面开展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此次共组织审计人员147人，审计资金总额为19904万元。经审计整改，归还原资金渠道6.26万元，已调账处理金额19.30万元，自行纠正258.19万元，通过审计查出违纪金额4.4万元，由区纪委立案查处2人，组织处理2人，正在调查1人。通过审计，全区村（社区）的会计基础明显加强，财务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干群关系明显改善。为加强村（社区）干部权力制约和监督，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规范农村财务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1年，东坡区还开展了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对全区24个乡镇（街道）40个村（社区）党支书和村主任进行了任期经济责任交叉审计，对规范村级财务收支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2.对农村“三资”进行了全面的核实清理
东坡区继2007年合村并组财务清理和2009年农村“三资”清理之后，2010年7月，按照区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决议精神，对除政园合一的两个乡镇以外的24个乡镇（街道）的220个村、62个社区自2007年3月1日以来的集体“三资”及财务状况进行了全面清理，与村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同步推进。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个别问题多，群众意见反映大的村组进行了重点清理。对下拨资金、土地补偿费、一事一议筹资筹劳资金等进行了重点审计。通过核实清理，摸清了全区集体资产存量，界定了产权，规范了账务，健全了制度，切实维护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干群关系得以改善。
3.加强村级财务制度建设
从2007年以来，东坡区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开支审批制度、民主理财制度、规范票据管理制度、财务档案管理制度、会计人员变动移交制度等。对集体资源利用实行公开协商和招投标制度。2011年又制定、修改完善了《眉山市东坡区村组财务管理制度》、《眉山市东坡区村（社区）财务双代管实施办法》下发各乡镇、街道实施。
4.大力推行村财乡镇代管的新模式
针对农村财务人员变动频繁、业务素质不高，财务支出监管薄弱等问题，自2007年以来，东坡区积极试点，制定并出台了《东坡区村账乡镇管理办法》（试行），大力推行村账乡镇代管新模式。目前，全区24个乡镇中，实行村会计委派制的有2个乡镇，实行村账乡镇代管的有8个乡镇，实行钱账双代管的有2个乡镇，其中三苏乡的村级财务已实现会计电算化。2012年，东坡区拟全面实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在全区每个乡镇、街道设立村财中心，在保持“四权”不变的前提下由村财中心对所辖村（社区）的资金和会计业务集中统一代管，并实行电算化管理。
二、认真开展调研，查找村级财务管理存在的弊端
2011年底，省、市、区财政部门联合对全区部分乡镇农村村级帐务与财务管理开展了一次调查，尽管区财政和农经部门及各乡镇在规范农村村级财务管理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个别乡镇从事村级财务会计工作的人员，由于业务素质、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的差异，使村级帐务与财务管理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个别行政村还存在家底不清，产权不明，无资产台账，集体资产出租和发包不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存在一定差距；帐务处理与财务管理与制度不符；会计档案遗失，管理不规范；民主管理和监督不到位等现象，造成工作不规范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村会计人员变动频繁，会计经验积累不足，政策业务水平低下等。针对以上情况，区农经部门和财政部门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现行的政策规定，对规范村级帐务财务管理制定了新的举措，以达到全面规范农村村级经济组织财务管理的要求。
三、东坡区探寻规范村级财务管理新思考
规范农村村级财务管理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查找和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采取区（县）财政、农经和乡镇、村联动办法，统一宣传口径，统一财务会计管理模式，选择先进的适合农村村级财务管理的办法，对农村村级财务管理进行全面彻底的规范：
1.加强法制宣传，提高认识，做到依法治村
一是在全区范围内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加强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制度的宣传教育，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认识和政策水平，让干部群众充分认识加强农村财务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级党委政府应把村级财务管理列入基层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专人负责，为各村解决财务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帮助各村管好财，理好财，让他们懂得聚财生财与用财的道理，增加和积累更多的村级财力，用有限的财力，为村民们办更多的实事；二是对村干部和财务人员开展财经法规制度和财务管理知识的培训，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切实做到按章按制度办事。三是要对广大村民开展民主理财教育，把政策制度交给群众，使他们真正懂得村民的权利，增强村民的参政意识和理财意识，使其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以堵塞村级财务管理工作中的漏洞。
2.规范集体资产管理，力求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
一是在在各行政村摸清家底、明晰产权，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界定和产权登记，理顺产权关系，维护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各村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的清产核资小组，对本村或本社的资产进行彻底清查，对现有的资产进行产权界定与评估，明晰资产所有权，进行产权登记。对账上有而实际已经不存在的资产要按规定程序进行核销，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存量、结构、分布和运用情况，做到账实相符、帐帐相符和帐表相符。
二是建立资产台账，各村根据清产核资的结果准确无误地建立资产台账，做好集体资产的登记工作，将所有集体资产纳入管理范围，全面、及时、准确反映资产的使用、经营和管理状况，防止资产的流失，保护集体资产的安全和完整。
三是搞好资本营运，盘活存量资产，确保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根据不同类型的资产特点，搞好资产经营。经营性资产重点抓增效，非经营性资产重点抓增值，资源性资产重点抓开发，福利性资产重点抓保护。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充分利用集体资产，如发包出租、使用权拍卖、统一经营等，达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目的。
四是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村级专项资金主要包括征地补偿费、“一事一议”资金等。首先是规范各村征地补偿费的管理。各村征地补偿费应按《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严格执行专户存储、专账管理、专款专用的原则。土地补偿费的分配、使用预算方案须经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批准，事后要将土地补偿费的实际开支、管理情况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报告并定期向村民公示。对征地补偿费收支原始凭证应单独装订成册，归档管理。其次是规范“一事一议”资金的管理。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入，村（社）集体兴办生产、公益事业要求社员出资、出力的，应严格按照“一事一议”管理办法来筹集资金，在向群众收取时，要开具统一的“一事一议”筹资收据。“一事一议”收取的资金实行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不得挪作它用，由村民理财小组进行全过程监督，使用、开支情况要及时在村务公开栏向村民公布。
五是正确处理“村改居”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问题。在“村改居”过程中，应搞好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工作，处置资产的，资产处置方案须经村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杜绝一切平调、侵吞、私分集体资产的行为，以确保集体资产的安全与完整，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
3.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确保村级财务管理有章可循
建立财务制度是搞好村级财务管理的关键。为使村级财务管理工作有章可循，各村的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应严格执行农业部、财政部新颁布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和《村合作经济组织财务制度》，从各村的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如“岗位责任制度”、“财务报销制度”、“资金审批制度”、“票据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等，要求各村做到账簿齐全、记账及时、独立核算、民主理财、规范管理。
4.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理顺管理体制
推行村（社）会计委托，是各乡镇近年来针对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开展的一种新的财务会计管理模式，是在保障村集体资金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四权”不变的前提下，依托乡镇农经部门和财政所，建立村社会计记账中心（办公室），按照自愿的原则，与村社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记账协议，进行记账的一种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为村民集体财产的保护加上了一道保险，使村级财务管理风险防范更切实有效，也有利于加强干部监督，保护村民集体资产安全和干部安全，堵塞农村财务管理漏洞，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滋生，密切干群关系。全区应全面推行三苏乡村（社）会计委托的成功做法，全面实行会计电算化，以便更好的实现群众监督。办公设备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或区财政预算。
5.搞好村级财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严格按照农业部、监察部《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公开暂行规定》和有关规定，将村级财务活动情况定期、如实地进行公布，接受村民监督。财务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财务计划、各项收入和支出、各项财产、债权债务、收益分配和其它需要公开的财务事项。财务公开栏应固定设在村级办公地、或群众集体居住地、或主要交通路口等方便群众阅览的地方，财务收支要在财务公开栏张榜公布。财务公开要及时，做到每季度公布一次财务收支情况，财务往来较多的，收支情况应每月公开一次。涉及村级及其成员利益的重大事项应随时公开；对村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要专项公开，重点解释。财务公开的账目要真实可靠，公开的内容要存档备查。每次公开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要及时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对村民提出的疑问，要及时做出解释；对村民提出的要求，要及时给予答复；对村民提出的合理建议，要及时予以采纳；对大多数村民不赞成的事项，应当坚决予以纠正。民主理财小组要充分履行职能，坚持原则，认真听取和反映村民对村级财务管理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民主理财小组有权参与制订本村的财务计划和财务管理制度，有权检查、审核财务收支账目，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有权监督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制度的执行情况，真正做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6.加大审计力度，强化会计监督
农业、审计、财政等部门应以经济联席审计会议形式，协同配合，区级农经管理部门应设立专门的内审机构，加强对村级财务的审计监督。乡镇农经管理机构要有固定的审计人员，有计划地依法开展村级财务审计和村干部离任审计，杜绝非法立项、层层加码、隐瞒截留、挤占平调、侵占挪用和挥霍浪费等现象。审计工作结束后，要及时向群众公布审计结果，落实处理意见，建立审计的长效机制。
7.抓好村级财会队伍建设，夯实组织基础
农村财务管理既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又是一项业务性和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应重点抓稳定财会人员队伍，加强村会计和村干部培训，提高财会人员素质。各村财会人员被确定之后，一般不要随意变动。财会人员的任免和调换应由村民委员会提名，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经乡镇农经管理机构审核。村主要干部及其直系亲属不得担任本村的财会人员。财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建立岗位责任制。农经部门应加强对农村财会队伍的管理，与财政部门共同做好村级财会人员的培训、发证、年检等工作。每年均应从财政安排一定专项经费，组织村级财会人员和村干部培训一次，培训学习会计制度、财经法规和政策，教育和督促他们自觉遵守财经纪律，坚持原则，爱岗敬业，廉洁奉公，保护和支持村级财会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保障其合法权益，对违反财务规定的单位和会计人员按有关法规进行严肃处理。
行为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区别篇10
这次会议是区委、区政府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任务是对年全区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进行全面总结、讲评，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研究部署下年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年初确定的工作任务。根据会议安排，我就全区经济工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年经济运行情况
受年初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影响，加之国家紧缩银根地根，宏观经济环境偏紧，今年的经济运行是在困境中开局，在恢复中发展，总体上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月，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4867万元，增长10.2%，增速全市排名第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520万元，第二产业增加值27618万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9729万元，分别增长3.1%、8.3%、14.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4729万元，增长8.1%；规模工业增加值18440万元，增长11.2%；实际利用内资7.2亿元，增长28.6%；市对区考核口径财政收入2468万元，增长22.3%，其中一般预算收入1506万元，增长27.4%，增速全市排名第1。
工业兴区稳步实施。月，全区完成工业总产值79558万元，增长16.4%，其中规模工业总产值64917，增长17.4%，规模工业增加值18440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3.6%，工业对全区GDp的贡献率达43.7%，工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全区规模工业企业进一步加快发展步伐。东信棉业、李文食品、恭兵食品、美丽来发制品等企业实施技术改造，累计完成投资6200万元，生产能力恢复至灾前水平。东信棉业完成工业总产值9980万元，增长16.8%。湘窖酒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4168万元，增长40.9%，入库两税2719万元（含1月份在大祥区入库税款569万元），现正在抓紧实施5万吨储酒扩改项目。李文食品柑橘、果蔬加工及基地建设一体化工程进展顺利，吉平建材竣工投入生产，康尔佳中药饮片完成仓库建设。重点污染源治理取得实效，区内10家年产万吨以下造纸企业严格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实行了停产整治。
农业农村工作成效明显。一是农民种粮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全区继续实行种粮补贴，同时对农用柴油、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实行综合直补，共发放补贴资金221万元。完成早稻播种面积1.2万亩，农田抛荒现象得到遏制。大力引进新品种、新技术，推广超级杂交稻2000亩，35%的水田种上优质稻。二是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以畜牧、蔬菜、柑桔为主的城郊服务型农业得到加强。月，全区出栏生猪4.9万头，出笼家禽124万羽，分别增长2.9%和8%，生猪养殖效益提高，生猪出栏价比去年同期增长60%。李文食品在市园艺场、茶元头等地发展优质柑桔基地2000亩，通过发展订单农业，降低了农户经营风险。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全区完成荒山绿化4000亩，补植补造2000亩，公路绿化40公里。年初冰冻灾害受损的塘库、渠道、堤坝、供水管网等得到修复，安全度过主汛期。涟江村4.8公里村道硬化到位，李子塘、万岁庙、贺井等4个村的通村公路已完成路基建设。田江水厂改造主体工程完成80%，净化设备已购回，预计8月底可投入使用。柑子塘饮水工程建设已完工，可为1500余名村民提供干净、安全的自来水。
招商引资取得新的进展。今年以来，先后组织参加了会和沪洽周，重点招商项目30个，接待各类客商200余人次，达成招商协议10个。实际利用内资7.2亿元，增长28.6%。通过积极运作，已和浙江客商签订89#、91#地招商合同，面积330亩，用于房地产综合开发，总投资逾5亿元。
财税工作克服压力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今年以来，区委、区政府根据市、区财税体制调整的实际情况，对乡（办、场）和财税部门的财税工作考核办法进行了调整，进一步强化了税收征管，理顺了管理体制，规范了运行机制。财税各部门克服了申报税源少、规模企业产销下降、征管难度大和税制调整等不利因素，完成了“双过半”任务。月，全区完成财政总收入2468万元（市对区考核口径），增长22.3%，其中耕地占用税169万元、契税82万元、非税收入391万元，分别为全年任务的75.5%、70.3%和60%。财政部门千方百计组织好资金调度，保障了农业农村、社会保障、教科文卫和行政事业单位增资等刚性支出，维护了机关的正常运转。
路网建设艰难推进。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4279万元，增长8.1%。受建设资金紧缺影响，今年已启动建设的8个路网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680万元。其中北塔路完成投资600万元，建成崀山路至南山路段下水道1300米；中山路拉通毛路300米；龙山路拉通毛路1500米；九江路完成下水道100米；青云路硬化200米；书院路安装下水管100米；资兴路硬化路面200米。此外，魏源东路完成投资1200万元，管网铺设基本到位。
社会民生不断改善。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有所提高。上半年，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749元，增长8.9%；农民人均纯收入2241元，增长14.6%，增速排名全市第2。二是为民办实事取得实效。省、市下达的24小项实事任务，通过认真梳理、及时分解、科学调度，已取得较快进展。市定城市义务教育学生学杂费全免，城镇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就业援助率100%，新农合参保人数44058人，新建农村安居房20户，新建通村公路4公里，完成城市低保3847人、农村低保570人，以上7项已全部完成市定任务。此外，农村贫困家庭就业援助200户，完成80%；城镇新增就业1223人，完成68%；企业基本养老保险新增参保人数383人，完成69%；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工作正在进行摸底登记。三是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建设得到加强。全区新农合参合农民44058人，参合率86.1%，今年前5个月共报销医疗费用119万元，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陈家桥卫生院改建基本完成，即将投入使用，田江卫生院已破土动工，主体工程9月底可完工。
上半年全区工作按照年初预定目标和任务，真抓实干，稳步推进，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建设和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建设资金紧缺。开发区负债沉重，还贷的压力越来越大，虽千方百计筹措，但建设资金仍然十分短缺，路网项目推进困难。二是工业经济运行速度下降。全区年初受冰冻灾害影响，纺织业受“两价三率”（原材料价格、劳动力价格、利率、汇率、出口退税率）影响普遍减产，三化在奥运年实行阶段性限产，加上8家规模造纸企业停产治污，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由于工业经济的增速减缓，地区生产总值比年初预期低两个百分点。三是财政收支矛盾依然突出。虽然今年的财税总收入将突破亿元，但刚性支出增长快、收入结构不合理、税源不足的问题依然明显。四是维稳压力较大。上半年，全区进京赴省上访量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特别是到市集体访相对突出。月，全区共发生进京上访7案7人次，赴省上访14案21人次，到市上访211案769人次。群众反映的问题，很大部分集中在拆迁安置、涉法涉诉、村级财务管理等方面，问题积压多年，矛盾复杂突出。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下半年经济工作中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从全国的经济形势看，尽管受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减速、年初冰冻灾害和“”汶川地震三大不利因素影响，但国民经济仍然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从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中部崛起战略、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经济合作趋势没有改变，公共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社会建设的力度在进一步加强。上述因素，都将为我区经济建设提供动力。不利的方面是，全国范围内煤、电、油等结构性矛盾导致供应紧缺，部分要素价格持续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节能减排、银行信贷紧缩以及土地闸门的严控，将继续对我区的经济工作带来压力。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在客观分析困难的同时，进一步增强发展信心，用项目引进投资，用投资带动建设，用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7月28日，市委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童书记、郭市长分别做了重要讲话，点评了上半年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部署了下阶段工作，提出了严格具体的工作要求和措施。其核心内容是，随着邵阳市整体纳入湘西开发、省里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全市上下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突出发展重点，坚定不移的抓好“一化三基”工作，即实施新型工业化，加强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工作。在战略层面，要坚持以新型工业化为龙头，突出抓好优势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四大建设”。在操作层面，要坚持从基础工作做起，突出抓好项目、招商、园区、要素、服务“五项工作”。我们要深刻理解其丰富的内涵，进一步统一思想和行动。
下半年，我们要紧紧围绕年初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奋斗目标和“两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迎难而上，扎实工作，确保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地方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20%，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5%，招商引资增长30%，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等各项指标。重点要抓好以下6个方面的工作。
1、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是项目建设的黄金季节，也是攻坚阶段。要严格落实区级领导联系项目工作机制，认真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集中有限的建设资金，切实加快北塔路、书院路、云山路等路网项目建设进度。魏源路东段建设是市委、市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市、区两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了年内拉通东段的目标，一定要在征地拆迁上下些苦功夫、拿出硬措施，工作不仅要到位，更要有效果。责任单位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年内全面硬化资江北路、贯通九江路一期主排水系统。特别是资江北路，市里早已承诺配套绿化、灯化，建设沿江风光带，这个承诺拖久了将有无法兑现的风险。新滩镇“饮水过江”工程要多方位、多渠道向上衔接，争取市领导重视，年内尽快实现供水。邵安高速公路7月底已开工建设，要抓紧进行前期工作，做好二广高速连接线的道路设计。
2、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抓好万桥工业小区建设，配套园区基础设施，做好环评工作，尽快完成资江给水工程，解决落户园区的康尔佳、中南电源、信多利等企业的用水问题。抓住当前电力供应逐步充裕的有利时机，引导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加强产销衔接，提高效益。对已投产的志伟钢构、吉平建材等企业，要主动上门协调服务，促其尽快步入正轨，发挥带动和示范效益。湘窖酒业实施新扩，增加储酒能力，要认真做好征地拆迁、矛盾调处等服务工作。切实开展重点污染源治理，抓好年产万吨以下废纸造纸企业的停产整治。对于造纸企业停产造成的影响，发改部门要加强与市里的衔接，为年底考核提前做好准备。违法洗锰砂是今年出现的新情况，污染严重，流动性强，6月底在茶元头查处了一起，现在有蔓延之势，环保、工商、公安等职能部门和乡（办、场）要互相配合，严厉打击，制止在萌芽状态。
3、全力扩大招商引资。北塔经济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没有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的持续投入，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下半年陆续有邵阳（广州）工业和旅游专题推介会、深圳活动周、邵商联盟暨经贸洽谈会等重大招商活动，这是对外推介北塔的平台，吸引客商的窗口，要精心组织，做好准备。特别发改、商务等部门要做好项目库的梳理和更新，政府其它部门、乡（办、场）要根据发展情况，充分调查研究，年内编制1至2个新的项目，充实项目库，在网上发表公布，吸引客商洽谈投资。今后，全区要把项目库更新做为一项重要的日常工作来抓，形成制度，确保更新及时，使项目能反映北塔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大工业项目的引资力度，力求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上有所突破，确保年内引进3至5家上规模的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想方设法拓宽融资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做好第五次开行贷款的申报衔接工作。下半年，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争取项目资金的目标管理制度，抓紧时间向上争取，确保年底完成任务（全区各类无偿项目资金5500万元）。
4、扎实做好农业农村工作。要确保粮补、直补、农机具补贴等资金按时发放到户，保障农民政策性增收。新农村建设要突出产业特色，特别是要围绕服务城市，建好无公害蔬菜、优质畜禽、经济林基地，发展城郊休闲农业。继续抓好白田蔬菜基地、响水生态农庄建设。指导农业生产，禁止农田抛荒。林业部门要抓紧完成山林定权测绘工作，确保年内把林权证发到农户手中。田江水厂改造在抓进度的同时要注意质量，把实事办好，建立日常管理维护制度，确保周边4村1校5000多人的饮水安全。加强动植物疫病防控，确保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密度达到100%。根据气象部门的分析，“大汛过后有大旱”，从现在开始就要科学调度，做好蓄水防旱工作。
5、着力增加财政收入。今年我区产生的税收将突破1个亿，迈上新的台阶，但征收的压力仍然不小。由于可用财力不多，刚性支出增长快速，今年的财政形势仍然严峻。下半年，要继续围绕增加财政收入，努力培植税源，加大征管力度，确保实现地方财政收入同口径增长20%的目标。要厉行节约保重点支出，加强财政资金管理，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发展，切实规范财税运行，确保实现收支平衡。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对应纳入政府采购的货物、工程和服务全部实行政府采购，提高财政性资金的使用效益。
6、全面完成为民办实事任务。今年的实事办理任务，共有24项考核指标，与往年相比时间更紧、任务更重。其中大都是关系民生排解民忧的大事，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不能有丝毫放松。各单位要进行认真梳理，排出时间表，及时解决实事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按时完成任务。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是今年实事办理中的一件难事，更是全区群众拭目以待的大事，从目前的情况看，问题和困难很多，形势不容乐观，从启动到结束只有3个月时间，相关单位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在规定时间内做好基础数据采集、录入等工作（任务参保人数40830人）。要完成田江卫生院、状元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尽快将改造后的陈家桥卫生院投入使用，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加快区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力争10月份完成主体工程，提高民政服务保障水平。做好十五中校舍维修工作，秋季开学要投入使用。
下半年，在抓好上述工作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加强拆迁安置、计划生育、维稳综治、城区创卫和安全生产等工作。要把安置工作做为构建和谐北塔的首要任务来抓。上半年，完成了邵新加油站、市工商局搬迁、魏源路东段建设等项目拆迁房屋20栋，面积9000多平方米，启动了九江、北塔、高撑、资枣、柘木、匡家、杨旗岭等处的安置工程。下半年要进一步加快安置进度，抓紧时间完成安置房基础，尽快交付使用。各项目组、相关单位要积极主动的协调安置矛盾，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人口和计生工作保持全省一类县（区）水平。离一年一度的考核排队只有2个多月时间了，据了解，今年的检查考核方式有新的改变，查的更细、纪律更严，不能有丝毫侥幸心里。从最近的督查情况看，流动人口管理不到位，社会抚养费征收不规范的问题依然明显。下阶段要针对这些问题，进一步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三位一体阵地建设，加强计划生育综合治理部门的协调配合，查漏补缺，整改到位。抓好维稳综治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两抢一盗”和“黄赌毒”等犯罪行为，深入开展平安北塔创建活动。认真落实区级领导包案制度，对没有调处落实的案件，要认真研究、健全制度、转变方法，力争逐渐办结销号，特别要解决因开发建设、拆迁等容易引发集访、群访的重点难点问题。当前的重中之重是杨家垅非法家禽市场的稳定工作。全力开展城区创卫。今年是三年创卫的最后一年，市里的目标非常明确，今年一定要实现创建达标。在全区创卫动员大会上，区委、区政府已经把各项任务细化到每一个具体的单位，下一步，关键是落实到位。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素质教育，培养市民卫生意识。加大环卫基础设施投入，对城区垃圾果皮箱进行统一更新，对损毁的人行道板进行维修、更换。加强规范化管理，健全卫生清扫保洁和城区市容市貌的长效管理机制。以办事处（乡）、社区（村）为单位，将整治的工作重点下移，深入基层，联建共创。切实抓好安全生产。月，全区事故死亡人数1人（全年指标6人），安全生产考核综合排名全市第1。下半年，要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抓住“源头管理，过程监控，应急救援，事故查处”四个环节，彻底整治安全隐患，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继续保持上半年的良好势头，杜绝各类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三、增强政府执行力，确保完成全年工作目标任务
执行力就是政府的生命力。当前，我区正处在新一轮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政府各部门进一步增强执行力，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提质、提效、提神，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确保全面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
第一，必须树立穷则思变、困则谋通的发展观念。怎样加快经济发展，怎样变通、图谋，突破瓶颈，关键是树立“四种观念”。要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具体到北塔，就是要结合实际，勇于探索，扎实推进，务求高效，“不发展即最不科学”；要树立开放包容的观念，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精神，敢于放开手脚，突破条框束缚，创造性地谋求发展、开展工作；要树立效率观念，按照“立即行动，马上就办”的原则，做到工作高效率，办事快节奏；要树立服务的观念，真诚服务企业、服务纳税人、服务群众、服务基层，要在“人性化”的基础上实现便民、亲民、惠民。
第二，必须弘扬务实理性、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要实现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就要按“理性执政”的要求，不唱高调，唯抓实事。要倡导一种不唯上、不求大、唯求实的风气，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议论，先做不评论；不允许坐而论道，无所作为；在干中积累经验，在干中完善效率。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坚决刹住奢侈浪费之风、贪图享受之风。要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整顿，对工作散漫、不在状态的突出问题要公开曝光，特别要严厉查处上班时间打牌、泡茶馆等歪风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