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1
【关键词】服务主导逻辑；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经济潜力
导论
传统的企业管理理论认为，生产企业是价值链中的核心，产品在价值链的前进过程中，伴随着附加价值的不断增加，直到企业通销售环节将产品转移给终端客户，产品的价值才会总结。我们将这种经营模式称之为商品主导逻辑理论，因为企业经营的最终的关注点落在商品上面。在GDL基础之上，Vargo和Lusch在2004年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理论，并在2008年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理论体系。简单来说，服务主导逻辑理论认为所有供应链中的全部参与者（包括供应商、制造商、消费者）都被视为资源的整合者，而产品的价值只有当消费者使用或满足某种需求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将其称之为使用价值或者共创价值。
在讨论服务主导逻辑为企业带来怎样的经济潜力之前，我们需要首先梳理服务主导逻辑是如何影响企业的经营体系的。
1.服务主导逻辑的转型影响企业体系。
1.1价值网络
Vargo和Lusch阐述了企业从商品主导逻辑转型到服务主导逻辑，所需要清楚的十一个概念，在这理念中，共创价值是服务主导逻辑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服务主导逻辑中，供应链转变为共创价值网络的概念。Basole与Rouse（2008）阐述了将消费者和供应商纳入共创网络中以及共创价值网络中的复杂关系，Gebauer（2010）将这共创价值网络运用于公共运输服务中并得到了良好的共创价值效果。
1.2顾企互动行为
Vargo和Lusch（2004）指出，在价值共创的过程中，由顾客决定价值实现，价值建议则由制造企业提出，而互动行为是服务主导逻辑的关键因素。之后，Gr?nroos（2006）、Gummesson（2006）和payne（2008）等学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类似的探讨。pe?aloza和Venkatesh（2006）以及arnould（2007）在他们研究中认为所有参与者都是资源集成者，各方资源的交互和集成能增加价值创造的能力。
1.3企业组织结构变化
服务主导逻辑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原因在于，一方面企业的组织为顾企交互行为提供了可能性，而交互行为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另一方面，服务主导逻辑中必须的共创价值以及快速响应顾客需求也需要一定的组织结构作为支撑。
2.模型逻辑框架
对于企业经济潜力，我们根据Shang和Seddon（2002）的研究，将企业的经济潜力分为五类，分别是运营价值，战略价值，基础设施的价值，管理价值，组织价值。我们将其用于我们的研究中，这样我们便初步构建了我们的模型体系，逻辑框架如图1所示：
根据我们第一节的分析，我们梳理出企业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所带来的三个方面的竞争优势。而根据是Shang和Seddon（2002）的研究，我们同样将企业经济潜力划分为五个基本维度。最后我们将通过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企业竞争优势和价值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行为依托于企业所拥有的独特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战略资源、人力、政策等。而企业行为又反过来影响企业绩效，最终导致了企业经济潜力的提升。企业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在这里就可以视为企业所拥有的独特资源。我们根据muller等人（2008）在研究中采用的影响链（cause-and-effectstructure）的方式来构建我们企业行为层中的因素，具体因素如图2所示。
3.实证分析
我们总结了先阶段国外书籍、教材、杂志、报刊上的有关于服务主导逻辑的成功案例，并将其分发给从业人员进行影响链的勾绘。具体步骤为，从业人员分析该案例中成功的元素，从一层中选出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a，然后在下一层中选择与因素a逻辑关系最为紧密的因素B，这样层层推进，构建出一条完整的影响链链条，示例的影响链如图2中所示。根据统计分析，因素被最多链接到的即为该层中的最重要因素。我们总共找到127份二手资料，将其分发给从业人员进行影响链的勾绘。最终回收了89分有效问卷，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
4.管理学推论
根据我们实证调研的数据显示，企业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的经营理念时，企业最为看重的是，这种服务理念为企业带来了更好的“交互行为”（47次），而最终服务主导逻辑的经营理念最能提升企业的经济潜力是在“运营价值”方面（53次），（下转第56页）（上接第54页）其次在于“战略价值”方面（20次）。为了更好的梳理模型两段的逻辑关系，直接链条统计表如表1所示。
由表1和图2的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统计学推论：
推论1：服务主导逻辑提升企业经济潜力最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运营价值”层面，即企业通过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通过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更好的需求管理）使得企业的运营更有效率和效果，可以为产品或服务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市场方案。
推论2：服务主导逻辑提升企业经济潜力次要体现在企业“战略价值”层面，即企业通过转型为服务主导逻辑，通过上下游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协调合作（供应链协同能力的提升）使得企业和上下游参与者之间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更具战略上的竞争力。
推论3：企业向服务主导逻辑理念转型，可以为企业创造的竞争优势最主要来自于顾企之间的交互行为（47次），而这种交互行为导致的企业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于“运营价值”层面（37条链接）。
推论4：企业向服务主导逻辑理念转型，可以为企业创造的竞争优势次要来自于企业和合作伙伴之间形成共创价值网络（31次），而这种价值网络导致的企业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于“战略价值”层面（11条链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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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2
关键词:呼叫中心;J2ee;排班管理;erlangC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0)01-235-03
排班管理是一个优化决策系统,它以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客服代表绩效为目的,即根据客服中心制定的服务指标、排班规则、人力资源等条件,利用决策优化理论合理安排客服代表的排班、休假,以使客服中心的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降低运营成本。目前流行的排班管理方式主要是基于手工排班方式,这种排班方式受约束多,困难多,如:1)计算繁琐、耗时;2)获取数据困难;3)难以实时观察到话务量的变化趋势;4)难以安排处理多技能的座席;5)难以满足员工的愿望;6)难以分析员工的选择等。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都会导致预计员工座席数量与实际需求数量的偏差,如果预计的员工数量少于需求,就会降低呼叫中心的服务水平,反之,就会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增加,降低运营效率。可见,这种排班管理已不能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了,然而,采用自动排班的算法如基于优先级自动排班算法pCSa的设计与实现方案、基于多目标优化的遗传算法、基于erlangC函数的数学模型、回溯算法等就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本文通过制定erlangC参数和利用历史话务数据来进行坐席数预测、话务预测,进而生成坐席和话务的预测曲线,最终实现安排不同时间段和技能组的工作班以及在突发事件中调整工作班等功能。
1erlangC算法介绍
1.1erlangC算法的基本思想
erlangC的计算方法通过计算静态的等式来预测排队时长、员工工作量和最佳的员工排班水平,并利用这个公式来计算满足服务水平目标所需要的人员数量以及中继线数量。当给出设定的员工人数以及确定的来电数量时,该公式可以计算出来电延误接听的数量。基于erlangC可以计算出多个不同服务水平状态下所需要的不同的员工人数,排班管理人员只需要挑选一个最接近于或者等同于所设定的服务水平指标的一组数值,就可以确定在一定量的来话次数情况下,要满足设定的服务水平指标所需要的人员数量,并可以了解任何一个时段在排定不同的人员服务水平时的队列情况及员工负荷情况。
1.2关于erlangC函数及其应用说明
erlangC公式基于泊松分布模型、计算话务量、服务水准与所需人力资源之间的关系。
erlangC公式假定:在一个呼入型呼叫中心内,当顾客来话时,如果话务员不能立即接听电话,该电话将进入等待队列。
erlangC公式还假定:所有的话务员在当班期间可以一直接听电话,不会休息,也不会处理与电话无关的业务。这一假定与实际情况不同。
erlangC公式再假定:当顾客电话进入等待队列,顾客将一直等待,从不挂断,直到该电话被接听。这一假定也与实际情况不同。
总之,基于erlangC函数的数学模型,在计算呼入型呼叫中心的人力资源需求时,并不能反映实际工作的全貌,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对数学计算结果做进一步的人力资源调整。
本系统在计算时采用的erlangC公式如下:
1)函数计算需要的三个输入参数:
呼入电话数量(个/小时),即对于特定的时段,呼入电话的平均数量。
平均处理时长(秒),即从话务员振铃,到完成呼叫并准备接听下一通电话,话务员处理一通电话的平均时长。
服务目标(秒),即可以容忍顾客(平均)等待的时间。这是一个服务目标,通常根据呼叫中心的经营要求设定。
2)基于服务目标,函数计算给出一个重要的输出参数:
最少人员需求,即所需要的当班话务员的最少人数。
3)基于特定的话务员数量,函数计算给出一组输出参数:
话务员,即当班且能够全力接听电话的话务员人数。
延迟率,即有多少顾客进入等待队列。
平均应答速度,即无论顾客是否需要等待,其在等待队列中的平均时间。
占有率,即话务员用于接听电话的时间占其全部工作时长的比例。特别注意:我们假定话务员不休息,也不会处理其它非话务事务。
服务水准:顾客电话在服务目标时限内被接听的比例。特别注意:我们假定所有电话均不会被放弃。
2系统设计
2.1系统功能模块划分
排班是指在对服务历史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预测模型对未来业务量进行预测,并按照一定的规则合理安排服务人员值勤班表,以满足实现服务目标的过程。
排班管理包括对排班提供业务量预测、人力需求预测、排班生成、班务调整、结果监控等方面的管理。
1)业务量预测包括预测数据源、预测模型、模型参数、统计粒度、拟合度、预测周期、预测结果的展示、业务类型统计以及客户类型与技能预测结果的关系。
2)人力需求预测是指根据业务量预测的结果及期望的服务水平(满意度)、员工的工时利用率参数对各时段需要的人力进行预测,为自动排班作参考。
3)班表生成是指基于人力预测的结果,根据系统中实际人力资源及排班条件,为预定时段内自动合理安排人力资源的过程。
4)班务调整是指在自动排班结果的基础上,根据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如请假、换班、加班等班务调整申请,对排班结果进行人工调整和优化的过程。
5)班务监控是指对某一时段现场业务量产生的实际人员需求和当前班表设定的人员数量进行实时监控和比较的管理过程,班务监控的结果可以作为班表实时调整的依据。
2.2基于J2ee实现方式
下面通过分析设计排班管理功能的实现过程来说明该系统基于J2ee的实现方式。该系统是在J2ee平台上设计开发的,其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为了充分满足排班管理在安全性、稳定性、实用性、可移植性、易扩展性、易维护性等方面的要求,排班管理采用基于Java平台的J2ee技术体系,采用JSp、Servlet、eJB、XmL等编程技术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方法,将复杂的业务逻辑、流程控制逻辑和数据存取逻辑通过在不同的技术层面上实现,并通过应用服务器实现业务逻辑的快速部署和灵活调整,以充分保证数据库系统能被安全可靠访问。
2.2.1数据访问层的设计与实现
数据访问层在整个系统中的逻辑位置如图2所示。
数据访问层位于业务逻辑层与数据层之间,封装了所有的数据访问操作,也是业务逻辑层与数据层交互的唯一接口。数据访问层的实现策略对排班管理的性能与伸缩性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业务逻辑层不以高效的方式与数据层(oracle)交互,则系统将是低性能的且不可伸缩的,由此,数据访问层采用了以下的实现策略:
1)oracle对标准SQL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扩展,使用这些扩展对增强系统的稳定性与提高系统的性能都具有很大的作用,因此,数据访问层不引入支持数据库平立的第三方持久性框架(比如:Hibernate),以避免第三方框架带来的对SQL的限制、性能代价和配置复杂性。
2)数据访问层对JDBC进行轻量级的封装,隐藏JDBC使用的复杂性,为业务逻辑层提供简单一致的接口。
3)数据访问层使用J2ee应用服务器的连接池与数据库进行连接,系统使用连接池管理类统一管理数据库连接。连接池管理类在系统第一次获取数据库连接时,使用JnDi查找数据源,然后缓存查找到的数据源,便于以后获取连接时不需再进行数据源的查找,从而显著地提高了获取连接的性能。
4)数据访问层提供给业务逻辑层的接口不需要业务逻辑层获取与关闭连接。数据库连接的获取与关闭封装在数据访问层,由数据访问层确保可靠的关闭连接,避免数据库连接泄漏。
5)数据访问层不进行事务(transaction)管理,事务是业务逻辑的一部分,由业务逻辑层的eJB容器管理事务。这降低了数据访问层的代码复杂性,增加了事务管理的灵活性。
6)数据访问层支持通过绑定变量的方式与oracle交互。使用绑定变量的方式具有以下优点:
①可以减少SQL语句的硬分析,节省CpU时间;
②可以优化SQL共享区的使用;
③可以减少拴锁(Latch)的数量。
④事务处理型应用通过绑定变量的方式与oracle交互是构建一个可伸缩与高性能系统的关键,如果系统不使用绑定变量的方式则肯定是不可伸缩的。
2.2.2业务逻辑层的设计与实现
业务逻辑层定义统一的业务api(业务接口)且实现业务接口。业务逻辑层的功能示意图如下:
从图3可以看出,业务逻辑层的实现必需满足以下要求:
1)能满足各种客户端(J2ee客户端与非J2ee客户端)调用的要求,业务逻辑层是呼叫中心排班管理的统一业务api,任何业务操作都通过调用统一的业务api完成,从而确保业务口径的一致性以及业务逻辑变更时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展性。
2)业务逻辑层能支持客户端的本地(Local)调用与远程(Remote)调用。
3)业务逻辑层能支持客户端的同步(Synchronization)调用与异步(asynchronization)调用。
4)业务逻辑层能支持可配置的声明性事务管理,事务逻辑是业务逻辑的一部分。
5)业务逻辑层能支持集群的部署,以提高性能、可靠性与可伸缩性。
6)根据业务逻辑层的实现要求,排班管理的业务逻辑层采用了以下技术:
①无状态会话eJB(Statelesssessionbean);
②webService,把eJB实现封装成webService服务,这样,同一个业务逻辑的eJB实现既可支持eJB的调用,也可支持基于webService的调用。
2.2.3表示层的设计与实现
表示层的主要功能包括:生成用户界面、显示用户界面、响应用户的操作、采集用户的输入、调用业务逻辑层提供的接口(业务代表)完成业务操作等。表示层的逻辑位置示意图如图4。
2.3数据对象设计
排班管理应用涉及的数据对象包括班表、排班规则、服务人员、班务调整申请、预测模型和历史数据等,如图5所示。
排班管理应用涉及的数据对象的实体关系如下:
1)班表制定依赖于历史数据和预测模型。
2)一个班表必须包括一个或多个服务人员,服务人员也应该从属于一个或多个班表。
3)排班规则适用于一个或多个班表,班表不一定限定排班规则,因此一个班表对应零个或多个排班规则。
4)服务人员可以提交班务调整申请,一个服务人员对应零到多个班务调整申请。
5)班务调整申请必须由服务人员提交,因此,班务调整申请可以对应一个或多个服务人员。
6)班务调整申请的批准结果会影响到班表的调整,因此,班表依赖于班务调整申请。
3结束语
该系统采用了三层结构的设计方案,给出了此次开发的呼叫中心排班管理的体系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排班算法的模型以及基于J2ee的实现方式。由于此设计方案是在J2ee平台上开发的,所以该系统可以很好地与其他系统集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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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3
关键词：档案分类分类实质分类规律分类规则分类标准
档案分类问题一直是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在该问题的研究实践中，人们不仅关注档案实体分类问题的研究，而且关注档案内容（信息）分类问题的探讨。另外，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针对档案种类划分、全宗划分等问题的研究，也属于广义的档案分类问题研究范畴。可见，它既是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又是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现代档案学理论知识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和我国档案分类实践面临的问题，谈谈对档案分类的实质与作用、规则、标准等问题的新认识，希望对我国的档案分类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所贡献。
一、档案分类的实质
档案分类的实质是通过再现文档之间的“历史逻辑关联”和文档内容之间的“主题逻辑关联”，建立“档案有机体”、构建“档案信息体系”，提高档案资源的品质和可用性。
一种信息资源的品质和可用性程度不同，会对这种信息资源的价值实现和存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会愿意不计成本地长期保存某种低质的、可用性差的信息资源。档案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不论是对政府机关还是企业事业单位及各种其他社团组织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证据意义和信息价值，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管理的重要社会使命之一就是要通过有效、科学的管理，为人类社会的存续和健康发展提供高品质的、可用性强的档案资源。诚然，分类作为一项档案业务管理活动，并不是唯一可以提升档案资源品质的业务管理活动，除此之外，其他档案管理工作也对提升和保障档案资源的品质和效用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然而，从档案资源的组织化、条理化、有序化的管理要求来说，如果没有合理、科学的档案分类，那么其他档案业务管理工作的成效也无法得到很好体现。
档案分类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档案实体分类和档案内容（信息）分类两个层面的业务工作内容。其中，档案实体分类，又称“全宗内档案分类”，是“按档案在来源、时间、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分门别类，构成有机体系。是档案整理中介于区分全宗与立卷之间的一个环节”。这种解释的最主要思想成就，就是说明了档案实体分类的根本性目的——构建档案有机体。从目前的档案管理基本对象来说，档案实体主要包括两种基本存在形态，一种是通过模拟方式记录的物理形态的档案实体，另一种是通过电子方式记录的数字形态的档案实体。
尽管这两种“实体”有所区别，即与“载体”或“存储介质”之间的关联度不同（前者是“终生定居式”的，后者是“临时寄居式”的），但这两种形态“档案”的分类目标是基本一致的，即都是通过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再现文档之间的历史联系，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使档案资源成为一种“有机体系”。由于数字形态的档案同特定的存储介质之间存在可分离性，所以电子文档之间的历史关联可以通过相互链接的方式，以多种历史的逻辑关联形式呈现出来，更能反映文档之间的多种历史的有机联系性。所以，从根本意义上说，传统形态的档案有机体系的建设，因受“载体与其记录内容不可分离性”的影响，只能采用“线性方式”将文档之间的历史联系中比较主要的“关联性”再现出来；而数字形态的电子档案，由于其“记录内容”可以不依赖特定的载体（或介质）而存在，并且相同的文档可以同时存储于不同的介质中而不影响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所以有条件根据不同的业务需要和管理需要，呈现文档之间的多种历史有机联系。
西方国家通常把“文件与档案分类（classification）”界定为“在文件和档案环境下，按照分类系统中逻辑结构的惯例、方法和程序规则，对文件进行鉴别和排列的过程”。其实，他们所说的“分类系统中逻辑结构”的确立前提，也是指对文档之间的历史的逻辑关联性的呈现，并且通过“惯例”总结、方法确立和业务“程序规则”的建立等方式，将文档之间的历史的逻辑联系再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档案学理论中对档案本质的认识比较重视“文件有机体”：而我们国家的档案学理论对档案本质的认识强调抽象意义上的“原始记录”。由此也使中、西档案分类理论的研究呈现出互有侧重思想成果。我国的档案分类理论整体框架比较完整，对档案分类理论的宏观性研究较多；西方的档案分类理论比较注重方法、规则和程序、惯例层面的研究，注重可以指导文件和档案分类实践的“分类系统”、“分类体系”和“分类方法”的实用性研究。可以说各有优势，只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是完善和发展我国档案分类理论之道。
档案内容（信息）分类，应属于信息内容组织与管理范畴，其实质是依据用户的需要，快捷、准确满足用户对档案信息的业务需求和信息需求的目标价值取向，将档案内容依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和方法加以分门别类，形成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档案内容主题关联体。由于用户需求的多样性、动态性影响，所以基于此种需求导向的档案内容分类所构建的档案信息分类体系也同样具有类似的特征。
尽管两种意义上的档案分类存在着较大的区别，但是有一点必须加以强调：档案实体分类所再现和确立的、反映文档之间有机的、历史逻辑联系的文件体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档案内容（信息）分类所要达成目的或实现目标的前提与基础。换言之，通过档案实体分类所“固化”和“确定”的文档之间的有机的历史逻辑关联，是我们正确理解、判断和全面认识有关文档“整体价值”的必要前提；失去了这种“历史关联”，我们将无法真正认识和把握档案文件的利用价值。基于此种认识，我们才得出了上述结论，同时我们也反对将两种“分类”对立起来的看法和观点。诚然，我们也反对将两者完全混同的思想认识。
能够有效再现文档之间历史的有机关联性，并能够通过一定的逻辑形式予以呈现的档案实体分类，是我们确立档案实体有机体，建立科学的档案分类系统的重要保证。基于用户需求导向的档案内容（信息）分类，必须严格遵守逻辑分类要求，发现档案内容之间的“主题关联”，构建反映档案内容（信息）之间主题联系的逻辑分类体系。档案实体的历史逻辑关联是理解和判断档案利用价值、整体使用价值的重要前提。档案实体分类的目的就是通过有效维护和再现这种历史逻辑关联，提升档案资源的品质和可用性；而档案内容（信息）的分类，则可以通过体现用户多样性、动态性需求的文档内容之间“主题逻辑关联”的信息分类体系，来满足用户的需求。
档案分类有两个层次，即认识性分类和管理性分类。档案的认识性分类即档案种类的划分；档案的管理性分类即档案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实践中，对档案实体和档案的内容信息所进行的分类。档案的实体分类和档案内容信息的分类，不仅含义与所指不同，其作用特点和要求也明显不同。档案实体分类是指针对档案本身即实存或理化意义上的档案所进行的分类，其作用与目的是建立档案存放保管时的秩序与体系。档案内容信息的分类是对档案所记述的内容信息所进行的分类，其作用和目的主要是对档案内容信息进行条理化的加工、处理，为人们对档案内容信息的利用提供尽可能多的途径、角度，为充分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内容信息的价值与作用创造条件。
二、档案实体分类规则
档案实体分类规则的确立，不能片面强调形式逻辑规范的要求，也应充分考虑到档案有机体的历史生长特点，辩证地开展档案实体分类实践，维护每个全宗档案有机体的历史真实面貌。
根据我国的档案实体分类理论的要求，“分类作为一种基本的认识方法和管理方法，必须具有逻辑性，符合基本的逻辑规则”。这些形式逻辑规则包括：严整性规则（子类的外延之和等于母类的外延）、同一性规则（每一次具体的划分只能使用一个分类标准）、排他性规则（同位类之间不能相互交叉、重叠）。这些形式逻辑规则的遵守，对保证档案实体分类体系的整体逻辑联系，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档案实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有机的文件体系。每个全宗的档案都不是一种按照严格的“纯逻辑规则”形成的文件体系，其中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非逻辑的“产物”，这也是“历史的东西”所具有的一种特征。如果人为强制地加以“拆分”，则会“损伤”全宗内文件有机体的“整体完整性”。所以，不能像对待档案内容（信息）分类那样，要求档案实体分类一定要严格遵守“逻辑性”或“形式逻辑规则”的要求，而应予以客观地对待，并采取相对灵活的分类方法来区分档案文件所属的类别。
例如，某企业的档案实体分类方案中，依据企业的职能活动特征，在“产品管理”类目下设立了“项目开发”和“项目建设”两个二级类目，可以说是符合“形式逻辑规则”严整性要求的，但在“项目建设”的类目下仅设置了“设计管理、材料设备管理、施工管理、统计管理和项目工程验收”等5个三级类目，如果从逻辑上分析，明显确立一个三级类目，即“供应商评估”。但是，这并没有影响该企业档案实体分类的质量，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该企业并没有在职能活动中形成记录和反映“供应商评估”方面的文件。再如，有的组织在编制档案分类方案的过程中，设置了“特种载体档案”类，这与其他一级类目的划分标准（职能分类标准）是不一致的，似乎也违背了“形式逻辑规则”中的“同一性规则”。但是，档案实体分类的目的之一就是“方便档案实体的安全保管”，而不同载体档案的保管条件要求是不同的，所以按载体的特殊保管要求，在分类方案中增加“特种载体类”是没有问题的。此外，在类目名称的选择方面，有时我们所使用的类目名称，如果从“概念的外延”角度来考察会存在“交叉”问题，但又没有办法找到更合适的类目名称表达“词汇”。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时，比较好的处置方法就是通过“类目注释”的方式来分别予以说明。所以，形式逻辑规则所要求的“排他性”，在具体实践中，决不可机械地运用，而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形，做好相应的变通处理。历史与逻辑即有统一性，同时也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因为逻辑的东西往往已经抽调了历史的东西中那些“枝节和末梢”了！
三、档案实体分类标准
档案实体分类标准的选择应注意强调其选择和确立的客观性及其对档案实体形成规律与特点的有效表达性，不能因图一时方便而错误地将不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的属性、特征作为档案实体的分类标准选择和确定档案实体的分类标准，必须遵从档案有机体的历史形成规律和主要特点，不可主观地、人为地简单从事，更不能将错误的分类标准选择思想制度化、规范化。
从我国档案实体分类实践的具体历史情况来说，主要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其一是不考虑各个立档单位档案有机体的特殊历史形成性，片面地强调构建统一的“档案实体分类体系”；其二是将“价值判断结果一一保管期限”作为组织全宗中“文书档案”实体分类的主要标准来使用和推广。这两种做法均违背了档案实体分类的规律性要求和国际上通行的档案实体分类惯例。分析其症结，主要体现在：
第一，错误地将各个立档单位的档案认定为完全符合逻辑的产物，忽视了各个立档单位档案有机体形成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档案人，尤其是档案管理规范的制订者，务必要清醒地认识到：各个立档单位的档案全宗都是历史的、“自然生长”的文件有机体系，具有各种样态，整理和划分全宗及全宗内的档案实体必须坚持尊重历史的态度和原则，不可想当然地进行。
第二，错误地将仅适用于档案内容（信息）分类的规则和思想，运用到档案实体分类实践中。如前所述，档案内容分类是为了体现档案信息之间的“主题关联”性，所以可以打破全宗界限，按照形式逻辑规则来组织档案资源的信息分类，构建便于用户使用的档案信息逻辑体系；而档案实体分类的目的是为了重现档案文件的历史有机联系性，建立档案有机体。如果在实践中忽略这两者的区别，则会“张冠李戴”，人为地制造档案实体管理的混乱。
第三，错误地把保管期限当成档案实体的“客观属性和特征”，并把它应用于指导各立档单位文书档案实体分类。其实，凡具有基本档案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作为档案实体分类标准使用的“档案属性和特征”必须符合两个基本条件要求：一是客观性要求，二是稳定性要求。“档案保管期限”就是人们对档案保存价值分析、判断结果的标记，它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每个时代的鉴定档案保存价值的标准都具有很大的人为性特征，所以档案的“保管期限特征”并不是一种“客观的、稳定的”特征，它会随着人们的认识能力、鉴定业务水平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基于上述认识，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及时调整不当的做法，则会及时纠正失误，使档案分类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相反，如果继续把失当的做法和规范要求当成所谓的“制度创新成果”，讳疾忌医，则会给中国档案分类实践造成更大的损失。一种错误的思想理论如果尚停留在认识层面，其对现实档案实体管理活动还不会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但如果将其“制度化、标准化”甚至以一定的“强制力”予以在档案实体分类实践中推广，则无疑会给档案资源的科学管理和档案资源体系的建设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改革的结果不一定都是好的、合理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对各种“改革的产物”进行科学论证，并按照“七分研究三分制定”的要求，审慎地注意改革成果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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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4
中图分类号：tp31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767（2016）01-085-02
作者简介：徐鸣（1982-），女，上海人，本科，工程师。研究方向：计算机软件工程。孙德忠（1987-），男，河北唐山人，硕士，工程师。研究方向：计算机软件工程
国土资源测绘经过多年的应用和发展，已经引入了先进的信息化系统，比如地理信息系统、水下地形测量系统、电子地图制作系统、地图绘编系统、土地利用遥感动态监测系统、三维景观图制作系统等，这些系统有力支撑了国土资源测绘信息化管理工作，提高了国土资源测绘效率和准确率，更好地帮助政府机构掌握国土分布、使用情况，制作更加完善的地理信息系统，可提高国土资源保护成效和利用率。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其基础通信网络也逐渐发展到了光纤通信、4G移动通信时代，带宽已经达到了百兆、千兆速度，系统接入的用户规模也迅速上升，因此策划管理系统需要实现联网工作，实现逻辑业务处理和数据共享等服务功能，以便提高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的智能化、自动化和共享化。目前，测绘管理系统常用的分布式管理架构包括客户机/服务器（C/S）体系架构和浏览器/服务器（B/S）体系架构两种。基于笔者多年的管理系统架构实践和研究经验，分析了体系架构存在的问题和优缺点，以便能够为开发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提供参考和帮助。
1通信软件C/S体系架构设计
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开发与设计中，C/S体系架构是最早使用的网络共享、分布式系统架构，该架构包括两个关键组成部分，分别是客户端和服务器端。C/S体系架构的通信软件使用时，用户需要安装客户端软件，以便提供与系统交互的界面，客户端能够直接向用户提供强大的网络基础条件支撑，客户端可以为用户提供输入界面，并且可以显示系统逻辑业务处理的结果；服务器端是C/S体系架构模式的通信软件核心组成部分，服务器承载了许多的重要的逻辑业务功能和数据库服务处理功能，可以解析用户输入的逻辑业务请求，操作数据库。目前，由于许多用户使用计算机都配置了强大的硬件资源，可有效处理许多业务，有效帮助服务器解决逻辑业务请求，降低服务器通信系统的带宽占用资源，降低系统的逻辑业务处理开销，因此许多的分布式管理系统都采用C/S体系架构模式。
随着分布式管理应用软件的快速发展和应用推广，不同的应用软件需要构建不同的逻辑处理组件，以便满足不同的逻辑业务程序进行功能处理，并且随着C/S体系架构的快速发展，软件开发模式存在极大的可扩展性。另外，随着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的发展，使用用户越来越多，分布式应用系统越来越多，所有的客户都必须安装客户端，应用程序可以连接到服务器，用户规模迅速增多，导致操作系统使用存在极大的瓶颈，并且客户端应用程序的安装需要专业人员进行操作，非计算机专业人员使用非常不便，因此，需要对C/S体系架构进行有效的改进，提高通信软件的易用性和处理速度，需进一步改进系统的应用普遍性。
2通信软件B/S体系架构设计
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已经积累了海量的用户资源和数据资源，为提高通信软件的交互性能、处理速度，许多的计算机学者和软件工程师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改进，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布式管理系统架构，被称为B/S体系架构，该架构包括三个层次：分布式表示层、业务功能处理层和数据功能处理层。其适应现代互联网的发展需求，用户仅仅需要在浏览器上安装一些插件或使用简单的浏览器就可以登录管理系统，并且向管理系统发出各种通信管理实时数据监控逻辑业务请求，以便能够进行及时的处理，完成互联网监控需求。B/S体系架构可以把分布式管理系统分为三个逻辑独立的层次结构，在系统运行过程中，B/S模式的每一个层次都可以独立的完成相关的逻辑业务处理工作，其可以把相关请求发送到下一个逻辑业务请求处理层次，并且把处理得到的结果返回到上一个层次结构，并且把相关的业务集成在一起，就可以实现用户的请求管理操作。每一个层次的描述如下。
2.1表示层
在基于B/S系统架构的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中，表示层位于第一层，其与用户能够进行直接接触，可以把用户的逻辑业务请求输入到系统中，表示层将用户的业务请求发送到业务功能处理层，之后再把业务功能处理层和数据功能处理层处理的结果反馈给用户，将信息显示在用户终端上，呈现与用户，供其进行浏览。表示层是处于用户端的，使用方能利用其ie浏览页面来发送请求，而且能够接受到处理的结果。
2.2业务功能处理层
业务功能处理层位于web服务器上，其主要功能是接收表示层所传送来的应用请求进行处理，并在业务逻辑的处理过程中，可以实时的检测到用户的逻辑业务请求，发现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中存在的逻辑业务处理功能，实现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的数据处理，比如可以解析出来系统相关的SQL处理语言，并且对系统的程序进行操作，反馈给表示层，并把请求处理的结果返回到客户端表示层。
2.3数据功能处理层
数据库功能处理层位于数据库管理系统中，在B/S架构里，数据功能处理层主要是对逻辑层传送来的应用数据请求进行处理，数据库的操作引擎实现了此层数据处理的过程，具备庞大的数据操作的性能，可以对数据库进行查询、更新等操作，并且把数据操作的结果返回于系统逻辑层，进而返回给客户端的表示层，把操作的结果提供给用户浏览。基于B/S系统架构的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登录方便，运行维护简单，易于推广。
3结语
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架构经过多年的研究与改进，基于C/S架构的软件需要安装客户端，运行与升级维护比较复杂，已经逐渐不再使用。基于B/S体系的通信软件可以在服务器端实现所有的业务处理和数据操作功能，用户客户端仅仅需要一个浏览器即可，不需要安装任何的客户端程序，在国土资源测绘管理系统工作过程中，用户浏览器只需要进行逻辑业务请求服务，把所有的工作都将集中在系统服务器完成。随着云计算、移动计算和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测绘系统在应用过程中得到极大提升，需要开发更加先进的系统架构，比如混合体系架构、云计算服务架构等，提升系统的处理性能，便于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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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地方重大民生专项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13aZD089）、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结构、互动与集体行动：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研究”
“民主”作为一面旗帜，一直伴随着中国救亡和现代化复兴的道路。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热烈呼唤“德先生”，中国共产党秉承“五四”以来民主建国和兴国的原则建立起新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迅速成长，社会巨大变迁，不断朝着民主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迈进。但是，近年来，本来毫无疑问的“民主”竟然成了一个“问题”。各派学者争论不下，社会民众也莫衷一是。排除掉那些非学术性的争论，能够称得上严肃、科学的民主论争大致有两派：反对民主的学者一般都是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认为如果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必将导致决策低效、福利刚性、庸人治国、多数人暴政、选举腐败、政策短视等；而支持民主的学者不仅认为民主是不能化约和牺牲的政治价值，而且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民主机制可以解决现实公共治理中诸如政治腐败、少数人暴政、漠视民生、决策失误等重大问题。本文认为，行政逻辑和民主机制，是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两种基本手段。如同国家的两只治理之手，不可偏废其一。为了实现善治，须行政和民主两只手相互补充协作，共同发挥作用。
行政逻辑的功能与局限
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行政力量主动介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行政力量的渗透和影响，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过程。行政力量所秉持的行政逻辑，集中体现在化约性、集中性、计划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由于这些内在特征的作用，行政力量的影响往往迅速有力。行政逻辑的四个内在特征也造成其内在的局限性，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1.化约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广阔社会，行政力量永远是有限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这一矛盾日益尖锐。[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政力量往往采取化繁为简的“化约”逻辑，即将复杂社会简单化，使其成为行政力量可以操控的对象。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当国家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国家会通过管理制度重塑自然和社会，对社会和自然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例如整齐一致的政策动员运动，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结构（例如单位）等。而社会和自然的复杂性，被抹杀和掩盖于简单化的管理制度之中。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目的是便于管理，简单化、清晰化、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和自然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2]当行政体系缺乏足够能力重构社会时，“化约”逻辑就用简单化和抽象的指标来替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GDp替代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指标替代人的差异，土地统计指标替代土地的复杂性，“文明创建”的指标体系替代社会发展，发案率和破案率替代社会安定秩序，金牌数替代体育事业与服务等。通过指标来代表社会的复杂性，尽管能够抽象出公共事务的部分要素，但是也往往掩盖了更多的丰富内涵。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指标化”的管理手段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行为中，还随行政逻辑一道渗透到其他非行政领域，如教育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中的指标化管理。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环境下，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都喜欢那些能够看得见的指标，即所谓具有可视度的“显性”指标。“显性”指标逻辑的盛行，对自上而下“可视度”的强调，经常扭曲管理目标，从上往下看的管理图景，往往与管理实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2.集中逻辑。行政体系在规模和资源上都是有限的，而公共治理的对象却拥有海量的规模。在治理实践中，行政力量往往只能选取很小的局部领域施加影响。其典型的策略是确立优先次序和重点工作，将主要精力和优质资源投入其中，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这个逻辑。行政力量的集中逻辑在于“以点带面”，通过点的发展引领面上的发展。这种现象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例如国家发展主义的“优先发展战略”，我国改革以来盛行的“项目化”治理风格等，均体现出行政治理的集中逻辑。在集中逻辑的策略之下，行政资源和精力不成比例地投入部分领域，而其他大部分治理领域的事务则被轻视、忽视，放任自流。由于这种策略集中使用资源，因而在某些点上的见效快，通过“以点带面”也不乏成功案例。但是随着公共治理日益复杂化，这种集中逻辑越来越遭遇困境。例如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从项目化的开发与治理，转向全覆盖的公共服务提供时，集中逻辑往往表现出严重不适。在改革发展朝纵深发展，治理目标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的任务要求已经不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而是要解决资源分配的比例问题。即“问题不是等次，问题在于比例”[3]。总之，行政体系的集中逻辑可以解决优先次序，却无法应对比例分配资源的复杂局面，其结果是往往导致政策失败，引起政策合法性的挑战问题等。
3.计划逻辑。计划性是行政理性的重要体现。行政力量在目标确立之后，需要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划，设定具体步骤，按部就班地推行政策实施。行政体系的计划逻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性规划。行政决策一般依靠行政管理者或者少数专家的经验与决策理性，而外部决策力量很难产生影响。第二，指令性资源配置。在封闭决策的基础上，行政资源的指令性配置成为关键性机制。行政资源的分配权呈现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在科层的金字塔上，少数决策者掌握了资源的配置权。行政管理的节点，就是自上而下对各种资源进行有计划分配的环节。第三，工作分解。在计划逻辑的指导下，复杂的行政管理任务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分解，即部门单位的分解和时间单位的分解。对行政任务的分解，可使执行压力更加具体地传递下去，确保任务的完成。任务分解的做法在计划逻辑中比比皆是，而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和折损，往往影响原先任务的完成，甚至面目全非。
计划逻辑建立于行政理性的基础之上，与市场逻辑及其社会后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计划时常脱离于管理实践，计划经常留在口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尤其严重的是，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大大提高，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打了折扣的计划实施，反过来又会影响行政逻辑的实施，以及它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行政的计划逻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无法容忍计划外的变数。这种逻辑时常外化为“操控”策略，对新生事物和力量往往采取怀疑和压制的态度，造成行政体系刻板、封闭、守旧的形象。解决计划逻辑所造成的难题，依靠行政力量本身往往无济于事，需要引入外部影响力量，以弥补计划逻辑的不足。例如以开放性的决策市场，替代依靠少数人理性的封闭决策，以竞争性手段替代计划性的资源分配等。
4.组织逻辑。马克斯?韦伯提出，有组织的体系是现代官僚机构的重要特征。[4]行政机构的重要行动逻辑，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系统组织起来，依靠有组织的行政机构实施治理。因此，行政行为深刻地因循组织逻辑，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控制。与一切组织具有相同的特性，政府组织存在着天生的控制导向，“管理就是控制”，政府对管理对象表现出很强的控制倾向。而随着控制对象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程度不断提升，组织控制的悖论日益体现，并挑战控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5]第二，单打独斗。行政力量的组织逻辑还表现在对行政组织自身的过分倚重。其原因在于行政组织自身的扩张特性，容易将公共治理中的其他主体排斥在外。同时行政组织的自负态度，也容易导致决策者怀疑其他主体的道德水平和执行能力。行政力量单打独斗的治理格局，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现代治理需求，而行政力量往往又排斥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多主体治理结构难以形成。第三，“人”问题。行政力量必须依靠有组织的力量施加影响，必然产生“人”的问题。在科层结构中，命令链条在延伸过程中必然产生信息不对称和指令变异的情况。指令的执行者常常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严格执行指令。当前，组织逻辑之下产生的人问题，对人的监控不力，是官员滥用权力，造成民众不满的主要诱因。
民主机制的治理功能
民主肯定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医百病。但是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手段，民主机制之于公共治理体系的意义却是根本性的，可以弥补行政手段的弊端和不足，减少行政手段的负效应，使公共治理进入良性循环。
1.民主机制改造治理生态。希望通过几次选举，就能够遴选出最理想的领导人，作出最合适的决策，获得最佳的治理效应，这当然是书生之见和不切实际的奢望。现实中的庸人当政、决策迟缓、治理低效等，一直是伴随民主体制的病症。但是，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机制，却可以根本性地改变公共事务的治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行政逻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机制，就是选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民意代表或者领导人。诚然，选举本身不是决策，更无法消除争端。[6]选举是民主的第一步，是决定谁来充当决策者，谁来化解争端。选举以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方式建立起领导人与选民之间的问责关系。选举不能改变领导人的品格，选出来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但是如果选举机制缺失，领导人的行为生态就根本不同。即使没有选举机制，也许领导人会出于道德价值追求、政党意识形态，或者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在治理过程中为民众谋取福利。但是决定领导人是否当选的不是选民，而是政党决策或上级官员。因此在其决策衡量中，将自上而下的命令与监督放在首位，自下而上的民众压力则在其次。由于不存在选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任命委托关系，行政力量获得相对于民众的自主权，决策考虑中往往顾及治理者的处境，忽视治理对象的诉求；重视像企业这样有组织的利益，忽视民众个体的多样化需要。由于选举机制的作用，在根本上改变了领导者的治理环境，迫使其严肃考虑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眼睛不仅要往上看，更重要的是还要往下看。同时也要求官员合理平衡个体民众与有组织团体的不同利益要求，要注重企业、利益团体等有组织的政策需求，也要充分吸取广大选民的政策需求。
民主机制的功能不仅在于选举，还在于产生一个代议机构来表达民众意志。代议机构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在日常政策过程中反映选民意志。民主体制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代议机构与行政机构同样发挥常态性功能。代议机构对行政机构的限制和制衡，改变了行政机构的运行环境。尽管代议机构会延缓决策的时间，甚至会阻挠和否决正确的决策，但是整体上而言，代议机构能够在法定的程序过程中，限制和校正行政决策，防止决策失误，减小错误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地方政治体来看，民主体制使地方民众能够决定地方领导人的人选，以及地方代议机构的组成。因此民主体制往往赋予地方较大的政治和行政决策权。地方与中央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例如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派往这些地区访问取经的官员惊奇地发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做出决策，而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7]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地方的自主空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源。当地方无法制约中央行政力量时，则导致央地关系失衡。中央权力过大过强时，往往热衷于超大型的治理项目。[8]
2.民主机制重塑合法性。公共治理的前提是有一套合理的制度，人民自愿服从制度安排，从而实现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公权运行和公共治理需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提出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合法性。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合法性是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用我国的体制话语，就是“人民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因此，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制度的合法性，这套制度规定公共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运行，在冲突中如何提供合理公平的裁决等。现代政治生活中，民主机制奠定了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在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支持下，通过选举决策者，公民自愿接受制度安排，民主机制是最主要的合法性供给制度。同时，合法性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公民对制度合法性的质疑始终存在。民主机制中的参与、议事、协商、监督功能，能够有效校正公共政策，制约治理过程，通过民主机制的合法性构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总之，民主机制不一定能够产生最理想的领导人和最合适的公共政策，但是可以赋予决策者和政策最巩固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选择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至少是民众所接受和认同的。
合法性是一切政治体制运作的基础，如果不能从民主机制中获取合法性，就需要从其他路径建构合法性基础。首先，从意识形态之中寻找合法性。清晰有力的意识形态，的确具有稳定的合法性建构功能，但是现代社会更多强调个体感受，强调价值理念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因此，现代国家就是需要将意识形态的愿景与治理现状联系起来。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国家一般会倾心于大型社会改造项目和治理项目，在大型项目中吸引民众和动员民众。[9]通过宏大叙事来建构合法性，强调整体利益和集体主义，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间时常存在反差。在结果上，大型项目的失败极大地瓦解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其次，如果缺乏民主机制提供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来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共治理的日常绩效，在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生活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单纯通过治理绩效获得合法性，必然面临许多现实的难题。例如，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公共治理的结果不仅与政权的主观努力相关，而且还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因素。也就是说，治理绩效的好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好心不一定能够办好事”，再好的政策和体制也无法保证总有好的治理效果。一旦治理绩效下降，就会造成合法性受损。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实际上要面对更高的绩效压力和更严重的合法性饥渴。同时，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社会的利益需求分化日益明显，公共治理的绩效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必然不同，甚至会完全相左。例如，当前中国改革之所以进入深水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用一个“改革”话语，不可能通过放松管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可以让所有人满意。不论是什么政策，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一定是不同的。希望用一个整体发展和惠民的好政策来博得所有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已经完全不现实。
民主机制不仅为民众提供一个投票选择和参与的平台，也提供一个汇聚民意、理性讨论的平台。当然，民主机制缺位，民意也要以相应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影响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对体制的冲击性和破坏性更大而已。而且，总是有少数人获得不成比例的民意表达途径。例如在网络上发声、卷入冲突事件的毕竟是民众的少数，但是他们往往获得更大的民意表达机会，或者被误认为就是全部民意。由于缺乏民主代议机制，行政力量常常也只能屈服于少数人的意志。资源配置可能会朝少数人方向倾斜，更为严重的是少数人，或者少数团体可能会绑架大多数人，因为沉默的往往是大多数，不在行政力量的视野之内。这种状况最终导致民众不满更加郁积甚至爆发，导致公共治理的阻碍力量和运行成本急剧上升。
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民众发声的平台，各种利益需求平等协商和竞争的平台。看起来民主机制会使政府决策受到掣肘和制约，但政府也依靠民主机制获得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改善治理生态。在治理绩效下降，意识形态日益模糊，社会利益需求对立冲突时，行政力量如果能通过民主机制获得制度合法性，反而能够让行政机构从绩效压力、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脱身于合法性困境的泥沼。
3.民主机制构建“决策市场”。林德布洛姆在《决策过程》一书中，分析了理性决策困难的原因，包括政策问题难以界定；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无法获取充分的决策信息；以及各方在政策目标和价值观上无法统一等。[10]因此，单单基于行政理性进行决策是非常困难的。通过行政机构运用其理性确立目标和价值追求，界定政策问题，排列出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研究各种手段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通过比较每一个选项的政策目的和政策后果，从而决定最为理想的政策选择，这种理想图景在行政实践中往往不存在。行政理性决策的困境，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而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关门决策模式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11]同时，因决策失误造成治理困境，也成为社会冲突加剧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理性决策存在着固有困难。而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不断提升，单一行政决策越来越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开放决策的空间。民主机制在决策上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能够打开决策参与的通道，构建一个“决策市场”。就如同经济市场提炼简化经济信息，决定资源配置方案一样，“决策市场”也是让更多主体参与决策过程，[12]通过信息交流、讨论、协商、妥协等过程，带入新的政策知识，汇集决策信息，形成更为精准的决策。
民主机制形成“决策市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主机制下公共决策参与方除了行政机构之外，还包括代议机构、司法机构、政党组织等。不同机构在决策中代表不同的政策主张，如行政机构侧重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代议机构侧重政策后果和选民反应，司法机构侧重政策是否符合法律精神与规定，政党组织侧重政策的政治影响等。不同决策主体在同一个政策之上可能秉持不同的价值目的和政策偏好，不同主体间的制约、平衡、对冲和协调，使决策结果可以避免失之偏颇和流于谬误。第二，民主机制让公共政策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卷入政策过程，例如政策操作者、专家、利益集团与政策受众等，利益相关者更为实质性的参与，使决策信息更加丰富，信息交流和讨论更加充分，为准确决策奠定基础。第三，民主机制在纵向的中央、地方、基层的维度，在横向的政府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部门维度，都可以实现分散决策。即将公共决策权和决策内容分散给更多的层次和决策机构。这种分散化的决策风格，有利于形成制约和避免巨大的政策失误。第四，民主机制能够将不同的政策知识容纳到决策过程之中。上层行政机构主要依靠通过逻辑演绎形成的普适性知识，地方和基层机构，尤其是基层政策参与者，则能够将世代实践累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或者乡土知识有效利用起来。[13]斯科特分析如何避免国家大型项目的失败，也寄希望于深藏于民间的“米提斯”。[14]
民主机制所构造的“决策市场”，时常导致决策主体的相互制约和抵销，必然延长决策时间，耗费大量精力，甚至无法进行正确决策，这也是民主机制常常受到诟病的原因。民主体制下的决策模式，尽管没有激进和激动人心的大动作，而是以中庸妥协的渐进微步为主，很难在复杂纠结的公共问题中“快刀斩乱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大有作为；但是从长时段考察，民主的“决策市场”，则有利于决策定位的准确化，减少大型决策失误的产生，能够更长远地达到效率目标。
4.民主机制培育参与和合作。在传统模式下，行政管理具有专业化和科学化特征。行政管理者是一群独立于公众的专业群体。他们基于行政理性和科学逻辑，通过技术标准贯彻政策。选民通过政党政治、问责和政治任命影响行政体系的顶层人选，而直接操作的行政官不需要考虑公民的政策偏好和利益追求。由于现代公共治理日益复杂，行政管理的难题越来越多，治理失效和失败的案例上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下降。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公民获取信息能力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影响治理绩效的愿望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再满足于通过代议民主间接控制官僚体制，而是希望直接参与和体验公共治理，公民参与运动形成趋势。
一方面，新公民参与运动是解决西方公共管理传统弊端的途径，因而“参与”成为西方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公民参与运动也是巩固民主政治基础，治疗民众政治冷漠的方法，因而“参与”是“强势民主”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日益成为一种外在力量，发挥着校正公共治理，提升公共支持的重要作用。
奥斯特罗姆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靠市场制度或者政府行政管理，都不是最佳的管理手段。通过社区管理的方法实现集体治理，是管理公共资源最为有效的制度安排。[15]公民参与不仅直接干预公共治理，而且在参与实践中锻造和不断夯实公民社会。社会资本是衡量社会合作能力的指标，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平等、参与型社会，其社会资本类型更有利于社会形成合作，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16]
公民和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治理，与其他传统治理主体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它解决了行政机构单打独斗的治理困境，不同部门的治理资源和治理风格互补，建立了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民主参与和多中心治理是内在联系的。在治理实践中，如果缺乏足够深厚的民主精神和参与氛围，公民和第三部门不会得到能力提升和发展，无法具备公共参与的能力。当行政机构需要治理主体的协助时，往往就找不到有足够能力的治理伙伴。此时国家会反过来更加倚重行政机构，形成鸡和蛋的恶性循环。在公共治理的难题面前，行政机构越来越需要外部治理主体的参与。而民主机制对于培育有效的公民参与能力，形成合理的多中心治理结构都具有基础性作用。没有民主机制，就没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能力，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合作治理格局就无从谈起。
行政和民主是国家治理的“两只手”
行政逻辑与民主机制，是公共治理的两种基本路径，就如同人的两只手。只有民主，而缺乏有执行效率的行政机制，则无法获得公共治理的良好绩效，难免落败于国家间的竞争；而缺乏民主机制的规范、制约和补充，强有力的行政逻辑就如同没有中和的一味猛药，负面效应凸显，无法解决内乱问题，最终动摇公共治理的体系。虽然民主政治表现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在治理体系中，民主不仅本身锻造出新的治理手段，而且可以限制和制约行政逻辑的缺陷，减少负面效应。可以说，民主机制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6
面对商业环境的数字化变革，市场营销展现了全新面貌。在数字化浪潮中，大量处于领导地位的传统企业已进行互联网转型，积极谋求变革，但仍然逃脱不了衰退的局面。例如，在^去100年里，宝洁一直是全球企业学习的榜样，它开创的品牌管理制度等写入了教科书，其大量的营销实践是mBa教学的经典案例。然而，在201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里，宝洁在全球销售大幅下滑了12%，创下了连续7个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这促使我们思考，曾经一度被奉为教科书式的理论和做法，是不是到了需要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线下世界产生了诸多宝洁式营销的经典逻辑，而数字化技术的世界催生了颠覆的逻辑。
虽然，由传统现实世界发展而来的市场营销的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很多仍然适用于线上世界。而且，数字化技术和环境的存在，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践行市场营销的理论，实现市场营销的理想。然而，在数字化的线上世界里，诞生了大量颠覆性的营销逻辑。这种逻辑是全新的，已全然不同于传统的线下世界。
例如，在市场研究方面，对于线下收集的样本数据，我们强调因果关系研究，而在线上世界产生的大数据环境中，我们发现相关关系是重要的；在线下世界里，80/20法则主导了价值分析的逻辑，而在线上世界里，《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aderson）在2004年提出了长尾效应，解释了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挑战了80/20法则，即原来我们认为20%的关键客户并不能带给我们80%的销售收入，20%的主流商品并不能带给我们80%的销售收入；在线下世界里，企业创造价值并把价值让渡给顾客，然而在线上世界里，企业与顾客共创价值成为核心的逻辑，直接颠覆了传统新产品开发的流程。
在数字化技术的世界中，我们有必要了解哪些品牌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数字化时代，究竟产生了哪些颠覆性的品牌逻辑？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品牌基本逻辑做一些简要介绍。
品牌的基本逻辑
要了解品牌与品牌化最基本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验证品牌作用的经典实验：请被试者喝撕掉品牌标识的两个品牌的可乐（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进行态度评价。结果发现，其中有51%觉得第一种（百事可乐）好喝，44%觉得第二种（可口可乐）好喝，5%觉得模棱两可；然后再让被试者喝正常包装（带有品牌标识）的两种可乐，结果却是23%觉得百事可乐好喝，而65%觉得可口可乐好喝。
前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结果反差，关键就在于品牌的作用。因为第一次被试者看不到可乐的品牌标识，他们品尝的仅仅是可乐这种产品。而第二次被试者看到了可乐的品牌标识，在这种情况下被试者品尝的就不仅仅是可乐这种产品了，而是产品加上品牌。也就是说，是品牌的力量让产品本身相似的商品区分出了明显的差异。
因此，这也就出现了以让・诺艾・卡普费雷（Jean-no?lKapferer）为代表的欧洲学派，他认为品牌是产品加上产品之外的附加值。作为奢侈品发源地的欧洲，他们崇尚工匠精神，品牌活动都建立在产品基础之上，脱离产品谈品牌是站不住脚的。
而以凯文・凯勒（KevinLaneKeller）为代表的美国学派则认为，品牌是产品之外的附加值。在美国发达的工业化和资本市场环境中，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品牌创立崇尚市场导向，靠资本市场迅速筹集资金，通过品牌实现差异化，因此品牌的作用表现为产品之外的附加值。
以上由于历史文化和经济环境的不同，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对品牌根本性的认识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
但我们所认同的品牌及品牌化的研究取向，并不是非此即彼地选择其中某一个，乃是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即每类产品在其品牌化时，都存在着上述两种取向的组合比例，即顾客要购买的多少是产品价值，多少是产品之外的附加值。对于不同的商品类别，如普通品牌、高端品牌和奢侈品品牌，它们相应的比例会各有差异。不同的组合结构，反映并确定了品牌创建的基本战略模式。
因此，具体到不同的产品类别来考虑，就存在产品驱动的品牌和品牌驱动的品牌两大取向，前者强调产品价值来驱动品牌，后者强调附加值来驱动品牌。不同的产品品类情况当然各不一样，如电子产品主要靠产品驱动，而化妆品则主要靠品牌驱动。甚至同类产品在不同市场中，驱动因素也不同。例如，对于轿车产品，在中国市场中，品牌驱动因素的重要性要重于西方发达市场。
从这个基本逻辑出发，也决定了我们的商业目标。也就是说，从品牌的逻辑出发，整个商业战略有两大逻辑：有形资产取向和无形资产取向。有形资产强调的是销量和市场份额，是短期取向、战术主导、自下而上，以现实为基础；而无形资产强调的是品牌附加值，是长期取向、战略意识、自上而下，以愿景为基础。
这两者之间有时候是矛盾的，比如，追求销量和市场规模的目标，会导致品牌地位降低。所以我们要尽力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企业在制定商业战略时，也存在更注重有形资产增长还是更多注重无形资产增长的选择问题。
六大被颠覆的品牌逻辑
目前我们已处在一个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不可阻挡的变革时代，这种变革已经成为一种环境常态，每家企业都必须要积极地去面对。
笔者认为，下面六大有关品牌建设的方法，在数字化时代已经正在或将要被彻底颠覆。教科书上的经典知识到了需要更新，甚至需要重写的时候。
颠覆1品牌概念
经典说品牌就是用以识别一个或一群产品或劳务的名称、术语、象征、记号或设计及其组合，以和其他竞争者的产品或劳务相区别（美国市场营销协会定义）；或者按大卫・阿克（Davida.aaker）对品牌权益（brandequity）的定义，“一组与一品牌的名字及符号相连的品牌资产（assets）与负债，它能增加或扣减某产品、服务所带给该企业或其顾客的价值。”简单地概括，品牌好似开设在顾客心里的账户。所谓品牌的力量就体现于“顾客因品牌知识（brandknowledge）而引起的对该品牌营销的不同反应”（Keller，1993）。产品加上品牌与不加上品牌，加上a品牌还是B品牌，就会带来差异化结果。
现实说今天，通过很多的商业实践所能理解的品牌却是“Hub”，即品牌是一个资源连接器，品牌是整合所用的相关资源来做平台。不仅企业做平台品牌（例如淘宝、京东、亚马逊等），产品也做平台品牌（例如360杀毒软件、苹果手机、微信）。平台品牌具有跨市场的“网络效应”，越大的网络使得平台中的供给和需求有了更好的匹配性，越大的规模产生越多的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的使用者。“网络效应”提高了用户的粘性，形成了竞争优势。怪不得业界有种说法，平台品牌或将取代公司品牌。移动互联网是造就平台品牌普遍存在的核心动力。
颠覆2品牌导向
经典说品牌化的经典逻辑强调，建立品牌一定要遵循品牌导向（不同于顾客导向），即有明确的规划和想法把品牌做成什么样，强调一切结果都要在品牌主的控制之中。在品牌建设过程中，关于品牌要传播的信息，在顾客心目中要建立的形象和感知，都在企业的掌控之中，由企业来牢牢控制。
现实说建立品牌的环境是开源品牌化（opensourcebranding）。企业无法控制品牌的一切，相反，在一个开源的空间中，消费者处于主导地位。你根本无法预料消费者的想法，因为在社群和社交媒体上的消费者可以畅所欲言，传播关于品牌的想法和体验。有时在一种自发的状态中，就会形成高度瞩目的舆论中心，品牌因此被广为关注。例如，2016年3月，优衣库与世界级别潮流艺术大师KawS的合作，成功打造爆款商品，开售一周中国销量已达58万件，引起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热切关注和讨论，成为一场极具影响力、波及人群极广的社会化事件。短期内数字媒体用户浏览量超过870万人次，数字媒体用户参与量超过24万人次。对于企业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品牌控制管理变为品牌风险管理，品牌舆情监测成为日常工作。这种新的品牌化方式导致某些品牌迅速建立，例如网红。你或许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一夜之间成为品牌人物，没有按照之前大家公认的品牌建立的程序来走，却一夜之间能把品牌建立起来。这就是所谓的用户产生的品牌化，品牌在消费者使用的过程中口口相传，用户的体验交流成就了品牌的影响力。
颠覆3品牌识别系统
经典说建立品牌的第一步是发展品牌识别系统，包括品牌精髓、核心识别和延伸识别等很多要素，以表明品牌的身份。强调要通过清晰的识别元素，使得信息和形象得到一致性的传播，保证对外传播的统一性。
现实说今天，在共享经济模式下诞生的那些纯粹的平台品牌，比如Uber、airbnb等等，其品牌识别系统本身似乎不重要了。或者说，不是靠传统的那些品牌要素来建立识别系统。
所谓平台品牌（platformBrand），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联结产品（服务）交易或信息交互的双方或多方，并整合各方资源，为其提供直接交易、信息互动的服务中介。平台品牌可以分为平台企业品牌（如京东）和平台产品品牌（如苹果手机）。2015年全球最有价值十大公司当中，就有五家是平台企业品牌，它们是：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和Facebook。平台企业品牌可以进一步根据平台对价格、产品、互动等权限的控制程度分为：纯粹的中间商或传统平台品牌（purereseller）、混合平台品牌（Hybridplatformbrand）和纯粹平台品牌（pureplatformbrand）。
举例来说，Uber就是纯粹的平台品牌。那些加入Uber的私家车形形，各不相同，司机也无统一着装要求，车上甚至并不呈现Uber标识，乘客靠认准车牌号码而上车，认错车的情况很容易发生。但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各家公司都会使用明显的识别系统（包括颜色），乘客很方便就可以区分不同公司的服务，认准品牌。传统意义上靠服务标准化来建立品牌强度都很难实现。共享经济下那些纯粹的平台品牌如何建立品牌识别系统呢？虽然现在这个任务还不是十分迫切，因为同类的纯粹的平台品牌数量还不多，竞争还不充分，但我们也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颠覆4品牌传播模型
经典说品牌化的经典告诉我们，品牌建立的步骤可以由品牌资产金字塔来概括，自下往上包括四层结构：品牌识别（品牌突出性）、品牌意义（功效与形象）、品牌反应（判断与感觉）以及品牌关系（共鸣）。品牌建设是依据这样一个顺序逐层发展的。
此外，传统的有关传播致效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模型aiDa也是金字塔结构，即传播的效果是自下往上开展的，从注意（awareness）、兴趣（interest）、愿望（Desire）到最后的行动（action）。
两个金字塔模型反映似的思想，即营销的效果首先来自于大范围的消费者注意（或意识），通过层层过滤，最后产生行动。忠诚顾客只是金字塔尖的极少部分。遵循这样的思路，传播的首要目标是要扩大基数，建立广泛的知名度。
现实说今天，线上营销和线上传播已是企业常用的手段，一些企业的营销传播预算甚至全部都是数字媒体。发动线上传播战役，我们发现传播致效的模型变化了，它变成从金字塔上端往下端进行（可简称为逆向金字塔模型，见图1）。也就是说，先找到关键意见领袖（KoL），利用他们的影响力，通过蜂鸣式营销（buzzmarketing）和病毒式传播（viralmarketing），形成口碑扩散效应，层层向外层扩散，最后传达到最普通的基层大众。
这些所谓的关键意见领袖，可以是品牌的最忠诚、最资深的用户，也可能仅仅是利用他们自身的影响力。例如，小米在开发miUi系统的做法，就是首先找到并利用它的重度发烧友参与开发。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把新旧两个金字塔模型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模型。新模型的重点是关注金字塔顶层之后的那些忠诚顾客的行为效应，通常包括满意、重复购买、分享/口碑、游说和公司的主人翁意识，又会形成一个扩散的倒金字塔结构（见图2）。
颠覆5品牌延伸策略
经典说品牌化的经典逻辑认为，品牌延伸是发挥品牌资产效应的最主要策略，通常也是业务扩张的模式之一。所谓品牌延伸，就是公司采用一个现有的品牌作为刚推出的新产品的品牌。它可以仅使用现有品牌，也可以将一个新品牌与一个现有品牌结合使用，即母子品牌的形式。品牌延伸通常关注跨品类延伸，即母品牌被用来从原产品大类进入另一个不同的大类。这就存在一个合适性的问题，即顾客对延伸的新产品态度评价如何。例如，百事可乐推出百事薯片、百事内衣等，前者比较合适，后者就不太合适；茅台酒（白酒）推出茅台葡萄酒，尽管同为酒类产品，但也被认为不太合适。
现实说在当前环境中，那些在品牌延伸中用来考虑是否合适的、非常谨慎的条条框框似乎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看到互联网助力创新，是大幅度的跨界创新与频繁的业务拓展，着眼点在于形成品牌生态圈。所谓品牌生态圈，就是以开放型平台品牌为基础，大量超越产业边界的商业组织与资源联结在一起，共同进行价值创造，彼此形成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和互惠循环的结构化社区关系以及网络效应，并不断演化出新的能力和价值，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生态圈集合价值。
如果说品牌延伸管理还是着眼于“供应线”（pipelines），那么品牌生态圈的核心管理就是一个平台的管理。平台包含服务、工具提供和技术支持，生态圈中的其他成员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强化自身的绩效。豆瓣、乐视、韩都衣舍，无不按照品牌生态圈的逻辑来建设发展自己的品牌，形成超级品牌帝国。
颠覆6品牌营销
经典说品牌化的经典逻辑认为，建立品牌的手段包括营销组合、整合营销传播以及通过次级联想杠杆撬动品牌资产，最终目标是建立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强烈的、积极的忠诚关系。这种建立品牌的方式只是考虑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多对一的关系，并不考虑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多对多的关系。
现实说在互联网环境中，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变得尤为容易和频繁，因此，品牌社群成为一种普遍的建立品牌的方式和手段。所谓品牌社群，是建立在使用某一品牌的消费者之间一整套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专门化社群，它是一种非地理意义上的社群性质。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企业往往通过会员俱乐部的形式，把顾客聚集起来，开展活动，但对品牌的影响力有限。在互联网环境中，线上品牌社群能够凝聚更大的能量，创造更大的价值。品牌、产品、消费者、营销者均为品牌社群的重要组成要素，顾客与企业、顾客与产品、顾客与品牌、顾客与顾客这四类关系形成广泛的联系，尤其是顾客与顾客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变成一种开放性的动态关系，这时品牌就成为联结顾客的资源连接器（Hub）。
品牌社群对于品牌创建的价值主要在于：第一，形成顾客与品牌共创价值的平台，比如卡萨帝双子云裳双筒洗衣机设计的突破性创新想法就直接来自品牌社群中顾客的痛点；第二，制造口碑传播环境，有助于形成病毒式传播的效力；第三，通过顾客之间的相互影响，建立强烈的顾客与品牌联结的身份感；第四，通过顾客的体验和使用，自发地创造出新的品牌意义，成为品牌附加值的来源。第五，通过类似宗教性的仪式和活动，建立高度的顾客融入（engagement），形成超乎寻常的品牌粘性与忠诚度。
要“经典”还是要“颠覆”？
今天我们处在经典的逻辑与颠覆的逻辑并存的时代。一方面，大量经典的逻辑仍是教科书的重点，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另一方面，颠覆的逻辑不断地跃现，在鲜活的实践中随处可见，已经或正在进入教科书，它们扩充了经典的内容，或者改写了局部的结构。我们应该从以下四个原则来理解两种逻辑的关系，并用这四个原则来指导企业的商业实践。
第一，把经典的逻辑作为基本功，把颠覆的逻辑作为必修课。今天，经典的逻辑仍然是指导线下世界品牌管理的基本理论。因此，我们要把理解经典的逻辑作为基本功。只有很好地理解了经典的逻辑，才能更深刻地明白颠覆的逻辑带来的超越和突破，才能领悟线上世界为何需要颠覆的逻辑。由于线上世界已是普遍性的消费者生活空间以及品牌的市场空间，因此，颠覆的逻辑应该成为品牌管理者的必修课，并且要认识到在很多场合中，其重要性超越了经典的逻辑。
第二，明辨经典的逻辑与颠覆的逻辑的适用场合。经典的逻辑产生于线下世界，而颠覆的逻辑产生于线上世界，是数字化技术催生的产物。经典的逻辑可以扩展到线上世界，但颠覆的逻辑并不一定适用于线下世界。因此，如果是传统型的公司，从事的是线下的业务，应该遵循经典的逻辑，踏踏实实进行品牌管理；如果是线下公司实现互联网转型，应该启用互联网思维，大胆采用覆性的逻辑，重新布局品牌管理的整体思路；如果是线上业务的公司，则应该主要采用颠覆性的逻辑，遵循线上世界的规律指导品牌实践，方能站在主流位置。
第三，灵活地组合使用经典的逻辑与颠覆的逻辑。在线下与线上两个并存的世界中，颠覆的逻辑并没有淘汰经典的逻辑，因此在很多场合需要灵活地加以组合使用，特别是o2o企业，更是要注意采用组合的方式。比如，品牌资产金字塔模型与逆向金字塔模型，实际上是一种组合关系，形成新的组合模型。品牌延伸的原理仍然是业务拓展角度的核心品牌管理理论，无论是线下跨品类拓展，还是线下向线上延伸。但站在商业模式与互联网战略的角度，品牌生态圈成为主流理论。
第四，把颠覆的逻辑作为全面创新的战略指引。2001年，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为拙书《网络营销基础》（复旦大学出版社）作序时写道：“网络一定是一把枪。今天那些棍打得很好的人，他不会去练枪，而你从来不会使棍，你拿起枪就把他打死了，枪的威力太大了。”在马云看来，传统营销是使棍，网络营销是动枪。十多年过去了，互联网在今天仍然是商业创新和突破的核心技术和动力。因此，引领企业的全面创新，需要深刻领悟颠覆的逻辑精髓，并以之作为战略的指引。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7
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就由对于组织趋同的现象分析进入了组织所处环境问题的理论细分。按照斯格特的梳理，新制度学派将组织所处环境区分为两种类型，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前者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待组织的运行，包括组织外部的资源与市场、组织内部将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系统等，后者是指组织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观念和社会规范等因素，但新制度学派所关注的制度环境主要是社会的共享观念及规范因素，也就是支撑社会生活稳定化和秩序化的、被普遍接受的符号体系及其共同意义。社会学新制度学派坚持认为，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具有不同的影响。技术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程序满足技术效率，而制度环境则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做法对组织的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例如，企业在内部结构上采用科层制，常常不是出于技术和工艺流程对管理的需要，而是因为科层制已被社会广为接受，如果某家企业不采用这种组织形式，其在市场上的“合法性”将受到怀疑。因此，制度环境对组织的要求可能与技术环境相矛盾。为了满足这些相互冲突的环境要求，组织的一个重要对策是把组织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的正式结构分离开。一个组织建立了许多的规章制度却并不真的实施，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规章制度是为了应付制度环境的要求，与它的内部运作无关，［2］这就使得组织内部可能存在毫无实际意义的结构分化。为了更明确地反映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对组织所具有不同的影响，弗里德兰和阿弗德提出了组织环境具有多元逻辑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每一种组织环境都有一个中心的逻辑，包括一系列的物质实践、社会关系和符号构成，这种多元逻辑之间可能是互补也可能是矛盾的。社会成员便可能利用不同的逻辑来满足自己的目的，有时符号和规则被内化并提供趋同性，而有时它们又成为个体、群体和组织利用作为变迁的资源。［3］这样，组织环境问题又派生出逻辑问题，而这些不同组织环境及其派生逻辑在社会学新制度学派看来，不仅存在同时并存的理论可能，而且正在社会中实际发生着。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环境与逻辑
补习教育机构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面对着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两种不同环境同时对补习教育机构施加合法性约束，根据笔者的调查和分析，技术环境要求的合法性主要表现为一种经营型逻辑，而制度环境要求的合法性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服务型逻辑。
(一)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技术环境与经营型逻辑的生成
组织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没有任何组织能够自给自足，组织必须在与环境的交换中获得资源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因而组织领导者必须为组织制定出有效率的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交换过程的顺利实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技术环境”就成了传统组织研究中较早诞生的一种理论发现，也集中反映出早期组织研究以组织目标达成为核心的理论诉求，如早期的组织研究者迪尔曾将技术环境定义为“与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有着潜在联系的所有环境的总称”。［4］补习教育机构由于多为私人投资兴办，基础相对薄弱，因此从所处环境中获得足够资源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便是该类型组织的首要目标，也是补习教育机构所面对技术环境的最重要内容。为了实现上述组织目标，补习教育机构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主要表现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转换，“布迪厄认为劳动时间的积累是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共同实质，也是它们可以相互转换的根据”，［5］具体而言，补习教育机构的运作过程是通过知识讲授、经验传递和技能培养等具体内容来实现机构成员身上所负载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进而获得财富性收入。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是一种新型的资本存在方式，“是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储存于个人身体中的文化知识、文化技能和文化修养”，［6］掌握文化资本的社会成员，也是“文化产品”的所有者，但他们只有通过进入类似补习教育机构等组织，才能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销售，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就是一个交换环境，一个供两种不同资本形态相互转换的资本转化场。经营型逻辑是指在补习教育机构与技术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趋于以成本效益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经营型逻辑表现为结果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以最为有效的途径达到目的和取得成效，［7］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率就成了其中的关键。在经营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重点在机构运行中的成本和收益环节进行控制和处理。在成本方面，面对场地费用和员工工资两部分最大支出，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们都极尽节省之能事。面对场地费用，在笔者调查的20家补习教育机构中，仅2家使用自有房屋，其余皆为租用房屋，且20家机构中有19家使用民宅作为教室，其余1家使用商用写字间作为教室，教室的隔墙、水、暖、气、电、通信等各种设施均为居住用房使用，完全达不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1年8月8日颁布修订的《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GB50099－2011》中的教学空间要求，可以说“办学条件”颇为简陋，而这种“人为”简陋的背后自然节省了场地费用的大笔支出。面对员工工资费用，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往往并不雇佣文化资本含量较高的优秀“教师”，而是在满足补习基本要求的情况下雇佣普通“教师”，以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转化时的转化率，这也是当前补习教育机构中在校大学生充任“教师”情况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在收益方面，补习教育机构更是直接地表现出了经济资本优先的经营型逻辑。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常常会在学生的补习周期内加大课程密度，安排较多课程，以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收益，甚至于，一部分组织者全然不顾本机构成员文化资本的实际状况，将普通“教师”包装成所谓“名师”，进行虚假宣传招生。
(二)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与服务型逻辑的延续
“技术环境允许组织使用基于生成系统制造产品特征的控制手段，产品和服务可以根据相对成本和质量来估价，这就产生了‘结果控制’，制度环境强调的是组织遵从形式理性规范的程度、正确过程得以实施的程度以及恰当结构处于合适位置的程度”，［8］换句话说，制度环境要求组织内部的结构和制度符合社会公认的“合法性”，也就是采用在制度环境中已被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制度，而不管这些组织形式和制度对组织的实际运作是否确有实效。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具有私人投资性质，但在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却与主流教育密不可分，这种延续自主流教育的共享观念便是社会学新制度学派论述中的补习教育机构所处制度环境。具体而言，补习教育被学者和社会公众理解为“影子教育”，［9］一种对于校内主流教育的延伸。相较于补习教育的资本转化场特征而言，主流教育则是一个文化资本的输出场，政府投资兴办主流教育机构的目的是通过向国民传递文化资本来提升国民素质，使个人得以适应社会参与社会生活，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本也被政府视为类似医疗健康、住房保障等社会生活必需品，为此政府对文化资本的“购买价格”和“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以保障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法》第25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厉以宁先生也将义务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视为纯公共物品性质和基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服务。［10］可以说，在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主流教育关注平等，惠及普遍的根本特征已深入人心，成了一种社会共享观念，而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在社会公众眼里也与主流教育不应有别。服务型逻辑是指补习教育机构在与制度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以彰显制度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的共享观念、规范因素和符号体系为机构行为特征的组织规则。从组织合法性角度考察，服务型逻辑表现为过程的合法性，即机构行动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共同期待内容的有效彰显，而如何在这过程中提高文化资本传递的有效性被视为其中的关键。在服务型逻辑的主导下，补习教育机构的组织者需要努力满足教育管理部门及社会公众的共同期待内容，而这些内容大多与主流教育联系密切。例如，为了响应国家和政府提升国民素质的号召，主流教育日益注重学生素质的全面提升，努力将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一些在传统教学环节中不受重视的音体美等科目逐渐受到校方青睐，在这一客观背景下，作为“影子教育”的补习教育机构也相应出现了一些调整，其中近年来部分补习教育机构增加心理咨询和励志类教育内容就是顺应这一客观趋势的表现。校外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两种环境及逻辑同时构成了对于机构的合法性约束，但两种约束之间并不和谐，而是处于一种紧张和对立之中。技术环境及经营型逻辑要求补习教育机构以工具理性方式展开运作，强调成本与收益，这对于私人投资兴办的补习教育机构而言实属正常，但相对于自主流教育延续而来的“影子教育”特征而言，又可能与补习教育机构面对的制度环境及服务型逻辑相冲突，因为主流教育坚持消除不公，培育平等精神，主张不能因为收入、身份、种族等各种外在条件而产生差别对待。这种现实存在的紧张和对立逻辑，构成了补习教育机构当下面临的双重逻辑约束或曰逻辑困境，而正是在它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补习教育机构实际发生着诸多行为偏差。
三、双重逻辑约束下的补习教育机构行为偏差
在补习教育机构面对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两种不同环境时，如何在由不同环境及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之间谋得平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便成了补习教育机构选择行为策略时的关键。但碍于这两种环境及逻辑对立甚至冲突状况的客观存在，补习教育机构无论如何尽力调适自身行为，终究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行为偏差，其中主要表现为“行为市场化”和“机构冗余化”。
(一)经营型逻辑约束下的“行为市场化”
面对技术环境和经营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严格比较投入和产出，努力提高效益，最大化地获取财富性收入。虽然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做法源自补习教育机构所处的技术环境，也符合其组织目标，但若对这一目标不加控制地恣意追求，势必会出现“行为市场化”的偏差。事实上，这种“行为市场化”的偏差已在当下补习教育领域中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主流教育的冲击和影响。如在利益驱使之下，部分补习教育机构投放虚假招生广告，违规宣传，还有一些补习教育机构组织者为了追求补习生员数量的增加，通过贿赂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的方式来求得对方协助招生，甚至于一些主流教育中的在职教师也受到“行为市场化”的影响，公然违反在职教师不得办班补课的禁令，开班办学，造成极坏影响。虽然补习教育机构受所处技术环境影响而存在追求合理经济利益的诉求，但作为以知识为产品的社会窗口行业，如果放纵自身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使知识沦为金钱的附庸，在社会中形成一股庸俗之风，严重冲击和影响主流教育制度，还会客观上加大不同背景家庭子代间的地位分化，使得补习教育成为催生新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最终影响补习教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二)服务型逻辑约束下的“机构冗余化”
面对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补习教育机构的行为策略是通过调整自身内部结构设置，不断地仿效主流教育内部结构和功能，延续“影子教育”的公众定位。虽然这种与主流教育形式趋同的做法能有效满足制度环境提出的合法性要求，达到规避风险的目的，但常常以增加补习教育机构的内部设置为代价，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机构冗余化”。笔者在长春市进行的调查中发现，一些补习教育机构配有心理辅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还有些机构常年开设针对学生成长的励志课程，而除此之外的一些类似特色课程设置也是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机构组织者对此类现象的解释中却有着些许无奈，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环境和服务型逻辑的约束和影响。一位组织者曾向笔者介绍，“这些文化课程辅导之外的课程设置起初是没有的，都是后来对眼下主流学校教育中普遍开设相关课程的模仿，因为家长在为学生选择补习教育机构时很看重这些内容，所以很多补习教育机构都开设了这些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赔钱设置，因为这些课程都是辅质课程，任课教师稀缺不好找，人工费用极高，很难在这类课程上赚钱。”原本只提供文化课程补习的补习教育机构，其组织目标在于实现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但由于所处制度环境的要求而使得补习教育机构不得不在应对过程中不断地“全面”发展，机构设置越来越庞杂、冗余，而冗余的机构设置又必然会产生额外的费用支出，最终造成对补习教育机构正常运作的冲击和影响。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部分增加的额外费用支出也正是笔者前文中发现“消失利润”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结语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8
[关键词]公共项目；发展结果导向管理；绩效管理；逻辑框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1－0052－03
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项目是公众社会生活的平台，对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共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直以来，我国的公共项目发展暴露出供给严重不足、建设质量低下、经营效益不高等特点[1]。同时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私有资本、社会要素和市场主体逐渐参与到公共项目的建设中来，给公共项目的绩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因此，新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理论、方法和工具亟待探索和研究。
本文尝试在公共项目的绩效管理中引入“发展结果导向管理”理论，简要介绍发展结果导向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机制，及其相关绩效管理工具和方法。
二、理论基础――发展结果导向管理理论
“发展结果导向管理（managingforDevelopmentResults,”mfDR”）”理论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三次世界性的圆桌会议。2002年，在美国国会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国际经合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联合启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结果导向的投资项目绩效管理”。当年在世界银行总部召开了mfDR第一届圆桌会议，主题是“发展结果导向，寻求更好的绩效、监测与管理”。第二届圆桌会议于2004年在非洲摩洛哥召开，主题是“mfDR：发展结果导向的投资监管”，提出了绩效管理的结果报告机制和加强在监测与评价领域的战略调整与信息系统研究。第三次国际圆桌会议于2007年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会议建议通过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确定关键指标、加强计划实施过程中有效监控和评价以提高发展成效。这样基本形成了发展结果导向管理理论的方法和管理原则。
“发展结果导向管理”是在“面向结果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管理理论。它通过一些基本的原则的应用来实现对公共项目的更为有效的绩效管理[3]。这些原则包括：在项目实施的所有阶段致力于与结果相关的对话；在一致认可的结果的基础上把规划、监测和评估联系起来；尽量使得对项目实施的期望结果的反馈报告系统简单、低成本和便于使用；通过安排资源来实现结果而不是片面的用结果决定管理；充分利用结果信息进行管理学习、决策制定以及整体的报告和责任系统。
“发展结果导向管理”是一种改进计划、监测和评估工具的管理学方法，其目的是达到预想的发展结果，并使这种发展结果具有可持续性。采用“发展结果导向的管理”理论作为公共项目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改变了传统意
义上公共项目绩效管理以经济评价为主的理论前提，更加关注项目的相关性和持续性，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三、发展结果导向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
（一）管理思想
发展结果为导向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通过确定公共项目绩效方面的关键要素――投入、产出、产效和影响，和他们的因果关系、评价指标，以及可能对公共项目成败产生作用的假设和风险进行规划、监测、评估，对公共项目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管理。
“结果链”就清晰的反映了实现发展结果的绩效管理流程（见图1）。投入是指开展项目所需的人、财、物等各种资源。活动是运用项目投入，为产生预期的项目产出而执行的一系列任务。产出则是项目提交的直接产品或者服务。产效是项目产品给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直接效益。影响则是项目对国家、社会、行业带来的长期性的效益和影响。
图1、结果链
发展结果导向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方法的核心思想体现在：①强调发展干预（公共项目）的结果导向。在项目的概念化设计阶段，要对项目的发展结果（产出、产效、影响）有明确的设计和界定，也就是要明确项目开发要实现的目标。在整个公共项目开发过程中，要为了这些发展目标的实现进行绩效管理。②注重项目设计阶段的公众参与。参与是开展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方法。通过公众参与可以了解公众的现实需求，使得项目开发的目标与公众的现实需求相符合。③重视对公共项目发展结果的管理。通过对项目长期的跟踪和绩效管理，实现项目对发展问题带来的持续改进，从而实现发展目标。这要求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看待公共项目的效益。对宏观社会带来的长远影响。
以发展结果导向管理为基础的公共项目要求把项目的规划、监测和评估联系起来[4]。在项目规划的时候，应该是从结果链的末端开始，首先考虑开发的长期目标和深远影响，再考虑项目要达到的近期目标和效益，然后才规划项目的直接公共产品。进而分析项目的具体开发活动和投入。在项目实施和监测评估过程中，就应该顺着结果链的顺利依次进行。
（二）相关的绩效管理内容和工具
发展结果导向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的管理工具包括利益相关者分析、问题――目标分析、绩效监测评估逻辑框架、贫困影响分析等内容和方法。
1.利益相关者分析
利益相关者分析是在明确待解决的发展问题的基础上开展的，其目的就是要明确发展问题直接或间接涉及、或影响到的人和组织。在这个阶段可以发现公共项目的支持群体和反对群体，也就是解决发展问题的有利条件和阻碍条件，以便各方协调一致，达成共识，实现公共项目的顺利实施，最终解决发展问题。经常采用利益相关者分析矩阵进行分析和讨论。
利益相关者矩阵（见表1）分析涉及到项目的相关方、各自的利益、对问题的看法、拥有的资源和掌握的权力[5]。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关键在于要让可能对发展问题持反对意见的利益集团参与，尽可能完整的收集各方的意见，排除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干扰。利益相关者分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整个项目期间要重复的进行，并不断更新。利益相关者分析的重点是明确公共项目所涉及的主要的利益相关者，以及各方对问题主要的分歧和矛盾的地方，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为项目的实施创造条件，最终使得项目符合各个相关者的利益[6]。
表1.利益相关者分析矩阵
2.问题――目标分析
问题――目标分析是把发展问题转化成发展目标分析的过程，是探究问题原因和寻找解决方法、分析问题后果和明确项目目标的过程。这个过程最重要的分析工具是问题树――目标树（见图2）。通过发展问题分析找出问题的原因和后果，从而得到项目的发展目标，确定项目的发展结果，即产出、产效和影响，再根据问题原因寻找具体的实施方案。
图2、“问题树――目标树”思维导图
发展问题是当前公众面临的负面形势，也是整个项目需要解决的问题，更是利益相关者分析阶段围绕讨论的主题。在问题树分析时要找出发展问题相关的问题和主要限制因素，并阐述其后果，问题树就清晰的反应了原因――结果之间的关系。
解决发展问题就是实施项目的发展目标，对应的建立起项目分析的目标树。建立目标射的过程就是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过程。如果问题树的逻辑存在问题，则必须返回到问题树，重新检查其因果关系，再回到目标树进行方案分析。问题树――目标树分析的最终成果就是找到解决发展问题的方案，明确其实施的发展结果。
3.绩效监测评估逻辑框架
逻辑框架法主要用于项目的绩效监测评估阶段。项目的垂直逻辑由项目的投入和发展结果构成，包括投入、产出、产效和影响，这样就形成了逻辑矩阵的目标层次，用来阐释各个目标层次的内容和祥和之间的因果关系。绩效监测评估的水平逻辑包括绩效指标、数据来源和假设风险，与垂直逻辑的每个目标相对应，对各个层次的结果加以具体说明和评价。其作用是通过水平逻辑的内容来衡量一个项目的资源和成果。
表2.逻辑框架――公共项目绩效监测评估
逻辑框架工具主要用于项目的绩效监测评估阶段。项目的垂直逻辑由项目的投入和发展目标构成，包括投入、产出、产效和影响，这样就形成了逻辑矩阵的目标层次，用来阐释各个目标层次的内容和祥和之间的因果关系。绩效监测评估的水平逻辑包括绩效指标、数据来源和假设风险，与垂直逻辑的每个目标相对应，对各个层次的结果加以具体说明和评价。其作用是通过水平逻辑的内容来衡量一个项目的资源和成果。
用逻辑框架法来确立项目目标层次间的逻辑关系，用以分析关于公共项目发展结果四个方面的内容：项目的效率、效果、影响和持续性[7]。效益用于反映项目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反映项目把资源转换为直接产品或服务的程度。效果反映的是项目的产出对项目目的和目标的贡献程度。影响分析主要反映项目目的与最终目标间的关系，评价项目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和非项目因素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持续性分析主要通过项目产出、效果、影响的关联性，找出影响项目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并区别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4.贫困影响评估
公共项目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外部性[5]，因此发展公共项目一定要考虑公共项目给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带来的好处，这是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要求的。在公共项目的规划和经营中，要采取各项措施给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尽可能多从公共项目受益的机会。发展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政府间以及各发展部门间的努力和合作，通过公共性、基础性项目的开发减少贫困，追求持续而公平的经济增长，以及更好的解释和衡量发展成效[4]。亚洲开发银行的贫困影响矩阵提供了一种贫困影响评估的框架和模式，具有极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四、结论
公共项目的开发需要符合多数人的利益、要面向社会公众、面向弱势群体。发展结果导向的公共项目绩效管理模式关注项目的长远发展结果、强调公众参与、重视项目的持续改进和长期效果的管理。这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需要，对我国的公共项目的发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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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戴维.罗伊斯，布鲁斯.a.赛义等著.王军霞，涂晓芳译.公共项目评估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7]asianDevelopmentBank.HenrikeFeig，BobFinlayson.SpecialevaluationStudyonaDBassistancetopublicprivatepartnershipsin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m].2008.
performancemanagementofpublicprojectforDevelopmentResults
HeYonglang，wuZongfa
（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1804,China）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9
1电力仿真框架
电力安全培训的三维仿真系统要想真实地反映电气设备的外观结构和运行环境，就需要三维仿真系统能够展现规模庞大的现实虚拟场景，所以，在开发系统的逻辑控制程序时，就需要将三维仿真系统的整体架构分为电力仿真框架和通用三维仿真引擎两部分。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是通过仪表设备操作控制电气设备的，而在三维仿真培训系统中，则是通过复杂的逻辑系统实现对其的控制，将现实中的电气设备和仪表转化为抽象的虚拟设备和操作逻辑。为了使各种动作状态在三维效果中显示得更加正确、合理，达到预定的视觉属性，往往需要重新组织节点名称和节点坐标。
2通用三维仿真引擎
通用三维仿真引擎的功能是达到图形渲染、交互控制和网络通信的目的。它是由资源管理、场景管理和动画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的。通用三维仿真引擎与逻辑操作无关，它主要是为了实现三维虚拟场景的重建和环境渲染。电力仿真系统与通用三维仿真引擎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三维仿真培训系统。
二、系统实现的主要技术要求
1仿真对象和电气属性的同步
在三维虚拟环境下，为了保证虚拟对象和行为的一致性，往往需要借助事件、属性、对象的三位一体机制来实现。电气设备的虚拟设计是电力安全三维仿真培训系统的主要对象，除了颜色、缩放比例等常见的属性外，还需要对仿真对象的电气闭合状态和相关参数等重要的属性进行逻辑设计。当虚拟操作导致电气设备的闭合状态发生变化时，电气设备的相关属性就会发生变化，最终使得电气设备的参数发生变化。当信息传递到设备管理器时，就可以重新计算电网的参数来更新事件的状态。
2逻辑控制与复杂操作的对应关系
电力安全三维仿真培训系统的操作过程应当全面支持操作者的各种开放式操作行为。简单来讲，虚拟的操作逻辑应当及时地判断和反馈操作者的操作行为。开放式的操作控制逻辑与封闭式的操作控制逻辑相比，其应变能力和复杂程度都大幅提高了，在这种操作控制逻辑下，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习惯灵活操作，避免复杂的操作流程带来一定的操作压力。在错误的操作下，操作系统也会及时给予警告或提示，这样便可以更好地实现智能化培训的目的。
3大规模场景的情境渲染技术
由于电力安全培训的三维虚拟场景范围比较大，需要仿真对象根据培训人员的操作产生动态移动，这就要求在具体的逻辑设计中，不能把全部的仿真对象放置在同一个渲染列表中，以免影响操作过程控制。在实际设计中，可以将仿真对象分为可渲染对象和可移动对象两种。可渲染的仿真对象一般是指场景对象的模型数据，它只要求有显示的功能，而可移动仿真对象则需要能够在三维坐标中来回移动。当场景数量较大时，可以分别优化处理静态场景和动态场景。只更新动态场景的空间信息而忽略了静态场景的空间信息，不仅能够提高渲染速率，还可以有效地节约计算资源。
4三维交互模式的实现
三维交互模式的首要功能是当用户轻点三维场景中的某一个物体时，系统就可以快速地检测到该信息的传送情况，并快速反应，从而实现三维交互模式中的人机交互。三维物体是根据射线相交的原理实现的，当鼠标点击的位置发射一条平行于视线的射线与场景射线相交计算时，交点即该物体的位置标识。常用的三角形检测方式往往会占用较多的计算资源，影响定位速率。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采取包围球体的检测方式与三角形检测方式混合使用的方法，提高检测速率。
三、三维仿真培训系统的应用
根据上面的整体架构设计和主要问题分析，可以初步实现包含场景编辑器、逻辑编辑器、地图编辑器在内的三维仿真培训系统。场景编辑器可以实现三维场景的构建功能，逻辑编辑器可以将复杂的逻辑语言转化为可视性的操作过程，实现虚拟设备的响应控制功能，而开发人员则可以通过地图编辑器实现三维场景的布置功能，并且可以及时查看编辑结果。
四、结论
人力资源管理的逻辑篇10
关键词：网络架构虚拟化技术数据中心网络
中图分类号：tp3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416（2016）06-0244-01
1引言
在企业信息化的建设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信息应用系统逐渐覆盖企业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若把应用系统当作车辆与货物，那计算机网络就像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的中枢则是数据中心网络，它保障了应用系统可靠、稳定、高速的运行。在建设数据中心网络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网络的性能、可维护性、安全性、可扩展性，还要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去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其中一种有效利用资源的技术就是虚拟化技术，它可以为网络提供高可配置性的技术。
2虚拟化技术
2.1虚拟化技术概述
用多个物理实体搭建一个逻辑的实体，该实体可以是网络、应用资源或存储，这样的技术称为虚拟化。而虚拟化技术则是在资源层次的基础上，将基础的资源变成逻辑上的资源，来打破资源之间的不同，使得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虚拟化技术最开始出现在服务器上，著名的Vmware软件虚拟多个计算机就是利用硬件计算机来实现的，每个虚拟机需要有独立的内存、CpU、网卡资源，这样的特性使得可以将其当作独立的计算机来使用。由于虚拟系统采用文件的保存形式，很容易进行备份及转移。
2.2网络虚拟化技术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过程里，在网络领域虚拟化技术出现的比较晚，这是由于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来讲，用户更看重它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对虚拟化所带来的灵活性与经济性的要求不多。随着硬件设备的逐渐提高和虚拟化技术在信息的其它方面的成功经验，使得虚拟化技术在网络领域受到关注，从而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性较高的技术。
2.3虚拟化平台的架构
虚拟机是利用系统虚拟化技术，在一个隔离的环境运行、拥有完整的硬件功能的逻辑计算机系统。利用虚拟化、动态资源管理、集群管理、负载均衡等技术可使虚拟化平台对物理资源的虚拟化得以实现。虚拟化平台由最上层、中间层及最下层三部分构成，最下层提供基础虚拟化能力的支持，中间层执行各控制能力，最上层可以管理、控制中间层，为虚拟化平台的统一管理提供能力。
3网络设备的虚拟化
虚拟化的关键技术在于网络的基本结构上，高密度及大规模的虚拟机网络的连接是实现的基础。传统的环路网络不能建构大规模的两层网络，因此出现了网络虚拟化技术。网络虚拟化技术主要由通道虚拟化及设备虚拟化组成。
3.1通道虚拟化
多用户共享一张物理网络，不论是出于安全或独立管理的需要，都应通过一定的技术来实现用户安全独立的访问网络。客户及上层网络可以不去关注网络的实际物理状态，直接将网络切分为独立的逻辑链路，达到数据通路的完美切分。
3.2设备虚拟化
设备虚拟化技术多虚一（n：1）技术及一多虚（l：n）技术这两种技术构成。n：1技术是为了解决大规模二层网络存在的问题像结点数量过多、拓扑复杂造成管理难度大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减少网络构架上的逻辑结点数量来简化二层网络拓扑的管理。而对于网络及业务规划者，经过虚拟化之后，对外逻辑设备将显示为单个的结点，这样就可以将整个网络逻辑设备的数量降低到一半或更多，从而简化了网络规划，降低了网络拓扑设计的复杂度，1：n技术是在同一个物理设备上对其他不同的客户提供相互隔离的设备。这种隔离不仅存在于转发方面，还包括相对于管理控制方面的逻辑隔离。对用户来讲，将拥有一个独立的设备和属于自己的完整资源。这表现在网络层面上是说不同的虚拟机对应的网络隔离与共享是不同的。大部分的企业用户均有网络共享和多业务隔离的需求，使用虚拟化隔离技术可以将物理网络划分为不相通的逻辑链路。客户可在同一网络里独立访问自己的网络，进而实现网络通道的虚拟化分割的目的。
4数据中心网络服务器的虚拟化
虚拟化技术不但包括通道及设备的虚拟化，而且包括服务器虚拟化的应用。服务器的“逻辑式”管理是实现服务器虚拟化技术的基础，用户不需要去关心实际的服务器物理设备的数量，只需要对动态管理服务器里的一些硬件设备进行管理，做到各种存储在CpU中的资源灵活调配。服务器虚拟化技术为企业数据中心的建设带来更多的机遇，然而也面临着各种挑战，以下这些问题亟待解决：
（1）需要将服务器的处理效率从20%提升到80%，由此也导致了数据中心网络的承载性能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是因为服务器的端口流量显著提升，同时也就意味着要使用更为可靠的网络。于是，数据中心的安全设备和其核心的交换设备，就成为了数据中心网络面临的两大问题。在设计网络的过程中，使用更大规模的网络数据平台，将可保证网络的可靠性；同时若采用万兆以上的交换机并集成安全模块在交换层，也可确保网络的安全性；（2）设计在同一个物理服务器上的多个应用程序，用户可能没法控制这种叠加网络流量。而产生网络拥塞通常有2种：其一是多个端口向其中某一个端口发送数据，其二是通知由于错误命令导致该端口向低速端口发送数据。因而，通常利用一种缓存机制，该缓冲机制可以扩大在分布式设备的数据中心网络，从而解决网络拥塞的问题。为尽可能的减少流量对接入层交换机设备的产生的影响，在网络设备有一定的缓存能力时，可采用缩小收敛比的方式来解决。
参考文献
[1]康楠.数据中心系统工程及应用[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