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1
摘要：当前，一些中小学的孝道教育在目标定位、内容建构以及教育模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要真正实现孝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必须重视孝道教育的文化传承功能，在内容上与学校德育全面衔接，在教育模式上更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
关键词：孝道教育传统文化德育
作者简介：陈建浦，男，浙江省浦江中学，中学高级教师；沈卫华，女，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孝道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今，面对社会变革、制度变迁、全球化挑战下的道德困境，传统孝文化的德育价值再次受到中小学的青睐。许多学校为缓解学校德育的困境，尝试挖掘传统孝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将孝道引人中小学教育，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是在具体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局限，主要表现为在目标定位、内容体系以及教育模式方面尚未真正体现现代教育理念与价值追求。只有突破了这些局限性，孝文化潜在的现代教育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一、孝道教育既要实现道德教化功能，更要重视文化传承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转型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伴随多元文化的冲击，学校德育实效性低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面临巨大困境。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传统道德力量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其中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道德教化起点和基本内容的孝道，更因其独特的德育价值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作为“德之本”的孝，其最初的涵义是敬亲养亲，是一种建立在亲子血缘关系之上的人伦道德。它既符合人类的自然天性，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又符合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理需求。同时，孝道作为中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信条，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在各地有丰富的地方资源。将其引入学校德育有利学校开发和利用本土化的德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能破解学校德育远离学生生活的难题。另外，孝的内涵经过不断的理论改造与创新，范围从最初的家庭道德向社会道德、政治道德乃至人类道德拓展。这一独特的文化特征有利其与学校德育的全面对接，从而在学生道德品质和政治素养的提升以及理想人格的养成等方面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因此，为破解学校德育的困境，许多中小学纷纷把孝道教育纳入到学校教育中，希望借助这一中国传统道德的力量，提升学校德育的效果。
然而，现代学校开展孝道教育的目标又不应止于此，孝文化本身的传承以及以此为切人点对学生进行中华传统文化启蒙是其更重要的目标。学校教育历来在传统文化传承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是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应当承担的使命，这一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显得尤为沉重与迫切。这是因为全球化的浪潮在促进文化交流与创新的同时也对民族文化带来不少的冲击：异域文化的强势入侵消解着本民族的文化个性，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被破坏，年轻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缺乏认同感。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内核和文明土壤，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识，是国家走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个体的精神家园和自我认同的精神之根。在中小学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意义重大，它有助于保护、传承与创新传统文化，促使年轻一代树立文化主体意识。而孝文化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特征决定了以它为切入点对学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孝文化不仅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德行标准、政权维护的思想工具，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民族文化的演进和传统政治的进程。它不仅是我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基础与核心，儒家思想的仁、爱、智、信、义都可以从孝文化中找到渊源，而且也是释、道思想体系的重要范畴。可以说孝文化是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绕不开的内容。同时，经过几千年统治政权的推广与强化，孝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各层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认知和生活基础，这为孝道教育的实施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学校应该通过推行孝道教育，帮助学生认识中国传统孝文化，并以此为起点了解和认同以孝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精髓和时代特点，形成文化理解力和创造力。
因此，学校德育需要孝文化，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又要借力于学校的平台。学校开展孝道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借助孝文化的德育资源来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也要以此为切人点，培养学生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和创造力。当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互通共赢时，传统孝文化的现代教育价值才得以真正全面地体现。
二、孝道教育内容的构建应与学校德育衔接，注重规范性与系统性
孝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中的一些内容已不符合时代精神，甚至与当代的主流价值观相背离。这就需要对传统孝道进行现代诠释，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语境的表达，才能使学校孝道教育真正发挥德育价值与文化传承的功能。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学校对孝道的现代解读往往比较随意，各行其道。大部分学校把孝道教育等同于亲情教育、感恩教育，使孝道仅局限于私德范畴。另一些学校则是从孝道思想中随意截取部分内容，组成几个相互独立的主题，突击搞几次活动、作几场讲座，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这种对孝文化碎片式的解读和随心所欲的肢解使学校的孝道教育零碎而分散，缺乏有机统整，不利于学生全面系统地认识与理解孝文化，更难对它产生文化认同。与此同时，孝文化的德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孝道教育与学校德育无法全面融合，优势互补，难以产生持续的教育效果。因此我们认为，传统孝道思想的现代改造必须在系统梳理孝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学校德育全面融合。
传统孝观念经过历代儒家的理论拓展和统治者的实践强化，已发展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内涵极为丰富。这就需要我们对它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整合，让学生理解孝道的产生与历史发展，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影响。孝道思想包括个人修养、家庭伦理、社会伦理与政治伦理等多方面。在教育实践中，我们既要关注孝的爱亲养亲的内涵，更要关注如何引导学生将这种具体性的爱亲向一般性的爱人转化，进而爱社会，爱整个人类，爱世界万物，把孝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结合起来。这样，孝道的德育资源才真正全面地得到开发和利用，而且还能帮助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传统孝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价值，以及现代意义及未来趋势，完成孝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对传统孝文化的教育价值进行现代诠释，赋予其全新的时代内涵，使之全面融入学校德育实践中。首先，这种现代的诠释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与我国学校的德育目标保持一致。由于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承载的是一个国家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是学生核心价值观构建的重要源泉，因此把传统文化与政治目标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共同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因为几千年来，历代正统学说对孝观念的道德教化价值进行顺应历史发展需要的挖掘、拓展与完善，才使它得以从最初祭祀祖先的宗教伦理逐渐演变为家庭伦理乃至政治伦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提升个人修养、维系家族、凝聚社会，衍续文明的重要作用。在今天，传统孝道只有被赋于顺应时代需求的解释和理解，才能在当下发挥其潜在的德育价值，才能面向未来绵延不断。所以，学校的孝道教育必须寻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内在统一性，把孝道教育与青少年德性养成结合起来，并结合时代文化特征与学生心理需求给予符合现代语境的表达。其次，针对孝文化内容庞杂的特点，为了使孝道教育更好地融入学校德育实践，我们可以采用“模块”的理念，把逻辑关系紧密、教育目的和手段相近的内容整合成主题化、综合化的德育模块，如规范教育模块、人格教育模块和立志教育模块等，并根据学生认知规律，整体规划，分阶段有序推进。其中规范教育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让学生学会关心自我、自然和社会，具体包括生命知识教育、自我保护教育、生活规范教育、学习习惯教育、遵纪守法教育；人格教育是促进学生自身人格的不断完善，成为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具体内容有心理健康教育、责任感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人际关系教育、挫折教育；立志教育是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和形成学生的生命自觉，促进学生在传承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学会发展，内容有“三观”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意志毅力教育。这样，孝道教育既可以全面地渗入学校德育，从而经常化、系统化、规范化地推进，又能为学校德育注入新元素，使之更具开放性与生命力。
三、孝道教育的模式应强调平等地对话与交流，鼓励反思性建构与批判性思考
孝道历经千年传承，文化资源丰富，经典读本层出不穷，民间孝德故事更是不计其数。孝道教育也因此离不开经典教材重温，传统民间孝德故事学习，古代优秀德育思想借鉴。但是现代孝道教育要在当今学校教育中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蜕变，迸发活力，彰显新价值，除了正确的目标定位、现代化的内容改造以外，在教育模式上也应充分体现现代教育理念，其实质是关注现代教育理念中强调以生为本，重视学生主体性和独立性，与学生的心理需求和生活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而不是如当前许多学校开展的孝道教育那样，教育者凭借权威地位，以“独语”的形式向学生传递有关孝道的知识与外在的规范体系，辅之以机械的操练与模仿，形式大过实质。
第一，在教育中应改变单向度传递信息的德育模式。学校德育要借力传统孝文化提升实效性，不能只满足于对孝文化知识以及伦理规范的浅层认知。孝道教育的旨趣远不是孝知识与外在规范体系的传递，而是在于孝文化精神内涵的影响，目的是要让学生不仅从认知上，更重要的从情感上、信念上对孝文化的精髓产生认同感与亲近感，在道德情感与动机上认同孝文化中所蕴含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并自觉地外化为行动。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只是单向地向学生传授孝德知识，释义古代经典读本，讲述古代民间孝德故事，未必能真正打动学生内心，使学生产生心灵共鸣。事实上，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有各自丰富的精神世界，在接受学校教育之前，对孝道有自己的认识与理解。由于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孝文化的落后性和消极性进行过猛烈抨击和彻底否定，孝文化远离学校教育，许多学生对孝文化的认识主要源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往往与“三纲五常”等封建思想等同，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伴随外来文化的夹击，孝文化在这些学生心目中的形象经常是保守而封建的，落后于世界和时代，应该被淘汰。这就需要教师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正视学生内心的这些认知与情感上的冲突，通过平等对话，双方敞开内心，共建彼此信任。在此基础上，教师深入学生的内心，了解学生对孝文化的前认识。对于那些有悖于现代价值观念的内容如绝对的长者本位、服从权威等思想，不是一味地回避遮掩，而是应当允许学生质疑，甚至主动创设问题情境鼓励学生批判性思考。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和分享，观点的碰撞、反思与修正，形成视界的融合，使学生充分认识孝文化的两重性：认可孝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当今社会的价值，理解和悦纳其中具有继承价值的如孝亲敬长、珍惜生命、忠实诚恳、承志立身等思想；对孝文化的局限性应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去观察，不能因其局限性而非理性地全盘否定而是应该探索如何突破这种局限陛。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方式，能让他们在对孝文化全面认识与理性反省中，萌发文化主体意识，完成对孝文化在知、情、信、意上的反思性重构，激发自身在孝文化传承与创新上的责任感，并赋于孝文化以新的理解和内涵。这个过程，是教师与学生一起实现孝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也是学生发展道德判断力与道德情感的过程。
第二，孝文化教育的形式与取材要回归学生生活。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必须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充分考虑中小学生的认知能力和成长需要。这是德育以生为本的具体体现。但是传统孝文化的载体一一古代经典读本以及民间孝德故事，大多以古文的形式出现，对学生来说艰涩难懂，年代久远，与自己的生活距离遥远，不易勾起兴趣，更难引起共鸣。这就需要在教育中充分了解和研究学生，根据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找到传统孝文化与学生文化、学生生活实际的结合点。通过开发本土特色的校本课程、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孝德知识与观念、构建“孝文化”的隐性课程、开展主题和形式多样化的德育实践活动等各种途径来推进孝德教育。让抽象的孝文化转化为学生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在理解、体验和践行三个层面上引发学生道德思考和情感共鸣，最终达到文化熏陶、人格培养、提升道德素养的目的。在教育内容的取材上，应避免哗众取宠、一味追求眼球效应、脱离学生生活的形式主义做法。教育案例、活动主题、隐性课程资源等都应尽可能地源自于学生亲身经历或耳濡目染的生活经验，尤其是能反映学生实际生活和真实世界的冲突与矛盾，能帮助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资源。如举办“助力高考”、“草坪养护行动”、“光盘行动”等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主题活动；开展“孝义之星”的评比活动，利用校园文化长廊、黑板报、升旗、集会等形式和场合宣传他们的典型事迹；充分挖掘和利用有地域特色的孝文化资源，带领学生实地参观访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内心体验和深层感悟，使他们从中感受到传统孝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增强文化受益感。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2
[关键词]伦理规范；社会转型；孝文化；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G122；B82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6.009
孝作为一种传统文化，长期存在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称为“百善之首”，也是中国社会伦理的脊柱。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曾说过：“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1]孝文化是家庭关系有序的保障，是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重要工具，千百年来，它极大地巩固了中国独特的血缘宗法体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同时，血缘宗法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牢固地位，也使孝成为中国道德伦理最重要的内容，并逐渐发展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准则和自我规范。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社会转型促使社会制度、生产关系及社会伦理规范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基于此的社会思想文化自然也会发生转变，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需要重构。1980年以来，孝文化逐渐引起学界及社会的重视，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孝文化进行了研究。总的说来，国内学者从实证角度分析研究孝文化的较多，而从社会转型角度研究孝文化的较少。关于社会转型，学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本文拟从社会结构变动的角度出发，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社会转型对孝文化自身引发的问题及孝文化历史演变进行厘定，对孝文化进行历时的分析和共时的考量，在此基础上提出重构适应时代需求的孝文化，以期为新时代中国孝文化的建构与发展提供路径参考。
一、孝文化的产生及演变
刘德忠[2]认为，孝观念的产生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亲亲关系，这是人类一种古老的感情，氏族社会就是靠它来维系的；二是个体家庭经济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家庭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男耕女织是其基本的生产方式，在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活动中，社会需要有一套相应的道德规范来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孝文化就是顺应这种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的。
孝文化最初是伴随着父系社会与父子关系的确立而产生的。西周时期，统治者在权力上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孝就是保障这一制度得以实施的伦理法则。《尔雅・释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3]；《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4]；《辞海》对孝的注释是，“善事父母曰孝，对祖先也称孝”[5]。可见，善事父母、尊老敬老、崇敬祖先、传宗接代是“孝”字最初的含义。
随着封建社会制度的确立，中国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和以血缘宗法的家庭为社会组织个体的国家体制，而家庭和家族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原本只限于保障家庭内部稳定的孝就被延伸到更为广泛的社会领域。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把孝纳入到了儒家思想之中，认为推行孝道就是“为政”，因为“孝慈则忠”，子孝于父可使臣民忠于国家和君王。这样，“孝”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就被融入了社会伦理，融入到以小农家庭为单位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从实践上把孝的概念政治化，出现了“汉以孝治天下”的情形，孝被纳入封建道德体系中，开始成为封建家长制统治的工具。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关于孝的代表作就是《孝经》。随后，孝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不断被强化，并被掺杂入一些统治者的意念而逐渐扭曲。
肖群忠[6]认为，孝文化具有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前者是基于人类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的敬爱之情，是人类情感的需求，体现的是一种永恒、广博的价值取向；后者内含于孝文化之中，具有封建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统治者不断将其极端化、专制化、神秘化和愚昧化，从而使全社会形成愚孝，以利于其统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孝文化逐渐被异化。在宋朝，程朱理学通过对孔孟孝道观念的阐释将孝的理念与封建政治紧密结合起来，把忠、孝混同起来，并且对孝的含义进行了改造，将“善事父母”改造为父权思想，并将其与忠君思想进行捆绑，提倡把“忠孝”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孝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最终形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愚孝思想。
在封建社会，孝文化从最初的产生、发展与完善，到最后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逐渐走向极端化、愚昧化，这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的“孝”的异化。孝作为宗族社会的伦理规范，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一方面，它满足了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协调家庭成员关系的需要，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时，尊老敬老的道德观念，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家庭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在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把孝与“忠君”思想捆绑在一起，使之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其愚昧腐朽的部分严重束缚了广大人民的思想，束缚了劳动人民的文化创造力，并由此滋生出许多腐朽的封建糟粕思想与传统，从而窒息了近代中国的发展。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刘梦林：社会转型与孝文化变迁研究二、社会转型对孝文化的影响
随着欧美诸国相继完成产业革命，世界科技获得巨大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飞速提高，中国社会也进入了快速转型时期，这些都促使中国孝文化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次巨大的社会转型，在这些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之间产生了激荡与交融，而长期以来被中国人视为伦理文化支柱的孝文化则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20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孝文化基本上是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而被批判的，孝作为一种文化，其普遍意义被忽略了。[7]因此，社会转型对中国孝文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1.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
辛亥革命了封建帝制，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市场，大量的新兴科技被引入中国，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遭到冲击，以传统小农经济为产生基础的孝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孝文化开始缓慢瓦解。一方面，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已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需要，更多的家庭成员走出家庭聚居地，走进城市与工厂，孝文化生存的基础单位（家庭）受到资本主义伦理的破坏，传统孝文化对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约束力被弱化。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民主、独立、自由的思想观念被奉为拯救中国的精神宝典，传统的旧道德观念受到质疑与批判。特别是以来，有志之士把主要矛头直接指向以儒家“三纲五常”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及专制主义，开展了“打倒孔家店”“破四旧”等各种反封建的运动，儒家思想体系被全盘否定，封建社会的宗族制度与孝文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工人和农民是受封建思想压迫最为严重的阶层，也是孝文化生存最为广阔的土壤，马克思主义在工农阶级中的广泛传播，全面地解放了封建愚昧思想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束缚。在这一时期，孝文化最根本的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虽依然存在，但被封建统治者所异化的愚忠愚孝观念受到了彻底的否定。
2.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后，首先在立法上明确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地位，确立了人人平等的社会地位，平等互助的社会交往模式受到提倡，这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了新的定义。其次，经济体系的转变使“父权压迫”失去了可能。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力图使我国尽快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大国，科技的进步促使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而青年人接受新兴科技知识的能力较强，这使得家庭权威向青壮年阶层转移，传统的“父权压迫”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铲除了思想压迫滋生的土壤，但同时也削弱了孝道的约束力。再次，多次文化革命冲击着传统孝文化的思想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为保证革命的胜利果实不被窃取，国内开展了一系列对旧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的批斗，建立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主导的新型思想体系。但是，随着的开展，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思想斗争走向极端化，不仅封建的腐朽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受到批判，我国的传统孝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在多重作用力的共同作用下，孝文化的生存空间和作用发挥被再次压缩与替代，传统的孝文化体系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加速崩解的态势。
3.改革开放后
1978年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增长被提到国家发展目标的首位，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发展被排在了第二序列。这一时期孝文化的发展是危机与机遇并存：一方面，社会转型给孝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人们在物质需要得到一定满足后，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又给孝文化的重构提供了机遇。制度上，孝文化产生的基础――家庭――随着社会制度的变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家庭呈现内部结构单一、规模较小、关系密切、大家庭数量骤减、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淡化等趋势。而且，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关系虽然密切但代沟加大，沟通不畅。尊老、敬老、养老观念的淡化与传统家庭伦理的混乱等现象，使得“啃老”“空巢老人”现象普遍出现。经济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公民养老压力开始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身上。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养老服务的产业化，社会养老成本不断增加，现代养老面临着经济压力加大的困境。文化上，在经过近代社会的疯狂批判与带来的思想冲击之后，传统文化表现出疲软无力的状态，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丰富的物质满足的同时，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在中国社会的精神文化领域悄然兴起，这无异于又给虚弱不堪的传统孝文化狠狠的一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越来越被社会所重视。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迈向老龄化，老年人群日益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处理老年人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现代社会养老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孝文化由于其文化根源的特殊性，在解决家庭关系与社会情感问题方面具有极强的功效性，因此重构现代孝文化无疑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重构新型孝文化的路径
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我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有促进的一面，还在精神文化层面影响着社会的风俗、风气，对缓解当前社会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针对当前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现状，孝文化要得到发展，就必须适应历史发展的新情况，与时俱进，实现其现代转换。具体说来，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溯本求源，明确孝的本质内涵
要重建新型孝文化，我们就必须溯本求源去探寻“孝”的本真含义。因为，只有继承传统才能推陈出新，构建起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特征的新型孝文化。新型孝文化提倡尊老爱幼、关爱他人，处理人际关系坚持平等互助、诚信宽容。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坚持公平和民主原则，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应该是平等的。孝的概念产生于家庭，它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也必然要回归于家庭。社会是由家庭所构成的，家庭中的伦理道德规范是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础。孝的本质是爱和善，是对父母之爱的回报，是对家庭成员血缘感情的维护。当代社会的发展理念虽更为重视平等与自由，但对父母的尊敬依然是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对待孝文化，我们要抛弃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传统的不一定都是腐朽的，也不一定都是无法与现代社会发展相融合的。我们要正确对待传统，理性地分辨传统中的精华与糟粕，取其精华、去之糟粕，真正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
2.弘扬孝文化，加大宣传力度
弘扬优秀的孝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孝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是形成和睦社会风尚、保持社会稳定的精神措施之一。孝是爱国心的根源和动力，孝是民族团结、兴旺发达的精神基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核心。”[8]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作用，孝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内容，在当代社会依然有着很重要的功用。政府应加大对孝文化的宣传，通过公益广告、敬老基金、社会表彰等多种途径，在全社会对尊老敬老的淳朴孝道予以褒奖。201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寻找“最美孝心少年”公益活动，每一个孩子的故事都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他们对孝道的不同诠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孝的核心内涵是爱，是子女对父母的爱的回报，人们从父母那里学会爱、感受爱、传递爱，从爱的传递中学会承担责任。这种责任一开始是对父母的责任，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这种责任会演化成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责任。应强化青年人的养老意识，强调其责任，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正能量的传播，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3.加强对青少年的孝道教育，通过科学的互动方式传承孝文化
开展孝道教育与优秀道德文化宣传活动，对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学校是青少年获得知识与社会意识的主要渠道，学校教育不仅包括知识教育也包括道德教育。西方社会的“亲子课堂”即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家庭情感建设途径，它通过亲子互动的形式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直接接触，利用团队合作的方法增强家庭成员的凝聚力，因为家庭成员情感的建立不仅存在于言语中的爱与尊重，更存在于实际生活中的互助。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浮于言表，情感互动匮乏，这不利于孝道文化的传承。单一的语言教育无法使青少年对于孝道情感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学校可通过有计划的教学与互动，加强青少年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正向沟通，引导并帮助青少年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伦理观念。
4.健全法律制度，为孝文化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孝文化具有二重性，它既关乎道德层面，又关乎法律层面。对父母的尊敬孝顺，是孝文化对子女提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子女赡养父母义务的执行，则是法律对社会伦理道德与公平的维护。法律赋予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权利平等的条件下，父母给予子女的是关爱而不是恩情，子女对父母的孝顺是尊敬而不是报恩。互尊互敬，才是和谐社会的家庭相处之道。社会转型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扶与不扶”“老年人养老”等，这些问题既属于道德问题，也涉及到法律问题，而如何处理这些特殊的社会问题，是新型孝文化发展的关键。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在面对当前社会转型中所出现的问题时，要做到德治与法治相结合，以德为教，以法作保，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们要加快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以保证在处理涉及老年人问题时有法可依，以保障老年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举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四、结语
新型孝文化可唤醒人们对长辈的尊重与敬爱，强化家庭成员间的紧密联系，对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养老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有积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阶段，新型孝文化的构建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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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3
一、提出“以孝兴区”理念的背景
（一）历史传承所需
“孝”在中国具有悠久传统。甲骨卜辞中“孝”字的出现，说明至少在殷商时代，中国人就有了孝的观念。西周时期，孝道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概念正式提出，统治者主张敬天、孝祖、敬德、保民，重视尊老敬贤的教化。西周以后，有大量的文献对“孝”作了记载，比如，《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春秋战国时期，孝道文化的思想体系、伦理道德观念和基本规范已经较为完整。宋至清代，孝道文化进一步上升到社会意识高度。朱熹等人倡导孝为立身之本、立国之根。近现代时期，孝道文化不断得以发展和传承。华夏儿女孝亲敬老，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社会发展所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同时受西方文化“金钱至上”的侵蚀，一些人内心浮躁，人情冷漠，甚至道德沦丧，不但不尽赡养义务，反而虐待老人，致使有的老人衣食无靠，患病无医，晚年只能惨淡度日。这样长久下去，中华传统美德的基石，就必然会坍塌，社会和谐和经济快速发展，也只能是“水中之月”。同时我国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全国老龄委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未来20年是中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到21世纪中叶，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峰值4.87亿。所以说，解决老龄化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孝道文化建设。
（三）个人进步所需
“孝道”是为人立身之需。一个具有孝心的人，才是真正的品德健全的人。在两汉时期，朝廷提倡“以孝治天下”，将“举孝廉”的方式作为提拔官员的途径之一，并在20万户中举荐一个孝廉。据统计，“举孝廉”的官员犯错者很少。唐代时，参加医学、算学、律学考试的人，可以不用读五经，但《论语》和《孝经》却是必读的。可以看出，在古代就已经以“孝”来加强人格培养。因此，加强孝道文化建设，对于培养人的性格情操，促进人们的全面进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于此，国家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以孝兴区”的理念，以孝管理，以孝治区，促进了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二、实施“以孝兴区”的主要做法
（一）教育先行，筑牢思想基础
弘扬孝道文化，必须以教育为基础手段。一是经常性地组织学习《二十四孝》和《新二十四孝》，邀请专家对孝道文化进行深入解读，要求全区干部和广大群众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陪父母、节假日与父母共度、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亲自为父母做一顿饭等；每逢春节、重阳节、中秋节等节日，开发区领导带头为老人送鲜花、送温暖；每月为百岁老人提供生活基本保障金，并在每月月底举行职工父母集体祝寿茶话会，全方位扩大“孝贤”影响。二是广泛开展“孝行动”巡讲活动，以歌曲、快板等方式宣扬孝道文化，并邀请评选出的孝子孝媳，结合自身事迹来宣讲行孝的意义及如何行孝等。三是抓好学生教育，开展“弘扬孝贤文化，争做孝贤少年”等活动，创新孝道教育方式，将孝道教育融入到学生校园生活和活动中，使他们从小就懂得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四是将弘扬孝道文化教育深入社区，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助老道德教育，并与开展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结合起来，在全区形成敬老、养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二）强化宣传，引导公众认知
一是将孝道文化宣传与学习《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相结合，与党建、法律、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的培训相结合，把孝道文化贯穿到全区各项宣教活动中去。二是利用报告会、座谈会、研讨会、培训会等各类会议进行学习宣教，利用公文内刊、文艺节目等形式进行宣传，利用演讲比赛、征文大赛等进行宣扬。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使孝道文化走进机关、走进企业、走进学校、走进农村、走进社区、走进家庭、走进每个人心中。三是广泛开展“购好书、学好人、做好事”等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以扶贫帮困、排忧解难等具体行为来落实孝道。
典型带动，实施榜样引领。以弘扬孝道文化为主线，唱响弘扬孝道文化主旋律，表扬了一批尊老敬老、孝顺父母、诚实守信的好人好事，大力倡导社会新风；广泛开展“十大孝子”“十大孝媳”评选活动，挖掘了一批孝贤典型人物的先进事迹，对其进行物质和精神奖励，充分发挥了榜样引领作用。同时邀请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陈伟鸿先生任开发区爱心形象大使。
（三）完善机制，保障老人权益
首先，积极开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健全法律援助制度，以解决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问题。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健全法律援助，规范群众的孝贤行为，加强老年人法律服务工作，对不尽养老义务的人给以惩罚。最后，积极采取法律措施，倡导以签订《家庭赡养协议书》《敬老保证书》和《继承财产办法协议书》等形式，减少赡养纠纷，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老年人在物质上有保障、在生活上有照料、在精神上有慰藉。
（四）善于结合，融入发展全局
一是与干部考核制度结合起来，从全区实际出发，制定孝贤行为准则，将人员孝道践行的情况纳入干部职工年度考核、党员发展和干部管理等范畴，把孝贤作为优先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二是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以“孝”为支撑，倡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把对老人的尽孝和关爱，扩展到对事业的忠诚、对岗位的敬重上来，将“孝”提升为自身干事创业的动力源泉。三是与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将是否具有优秀的企业文化作为招商的重要标准之一。
三、实施“以孝兴区”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注意与时俱进
“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历史的产物，也必然带有历史局限性。如历史上的“三纲五常”“子不言父过”等愚忠愚孝思想，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在新时期，深入推进孝道文化建设，既不可毫无批判地全盘继承，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
（二）注意长效机制
孝道文化的倡导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并非一两个评比、一两次活动就能形成。因此，要注重完善“以孝兴区”的制度保障、环境保障、机制保障。通过完善各类制度，使人人不敢不孝；通过优化环境，使人人争相尽孝；通过健全机制，使人人乐于尽孝，从而形成“以孝兴区”的长效机制。
（三）注意提炼升华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孝伦理；道德重塑；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优良的文化传统支撑着华夏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滚滚向前、生生不息。特别是凝聚了民族智慧、德行与力量，集中体现了民族生机与活力的道德传统，更是成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发展中的精神素养、民族标志和动力源泉。孝伦理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孝文化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人际关系上，曾经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进入近代以后，由于社会变迁，制度的转换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西文化交融日益强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孝观念日趋淡薄。尤其在以经济效益为第一要义的今日，随着现代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我们的孝文化根基已发生了动摇。伴随着孝伦理观念的缺失，必然会出现家庭关系紧张、道德失范、社会秩序失衡的不良局面。面对新的时期、新的形势，我们必须秉承“中国特色的孝伦理”，重塑道德文明，弘扬孝顺美德。这就需要发掘中华传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诠释传统孝伦理的深刻内涵和巨大力量，用以熏陶和感染当代人，从而提升其道德素养。
1孝伦理的形成和发展
孝的观念源远流长，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1]中国人的孝道观念产生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产生于商代，也有人认为形成于西周时期。西周灭商以后，周公摄政，制礼作乐，建立宗法制度，孝意识被纳入到宗法制度之中，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宗法制度的本质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统治阶级的各种利益和特权，实质上是把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上的等级制度相结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孝开始从家庭向社会和国家转化。孝的内容也由单纯的善事父母扩展到敬奉祖先，祭祀先祖，孝从家庭伦理扩大到宗族伦理。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传统孝道随着宗法制度破坏而出现动摇，个体家庭经济进一步发展，养亲问题逐渐突出。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对传统孝文化进行新的改造。孔子在西周孝亲意识的基础上将孝和仁、孝和悌相结合，提出孝亲不仅要做到养亲，更重要的是敬亲和爱亲。曾子则“移孝为忠”，将孝扩大到政治领域。这样，经过儒家的改造，孝文化开始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和中华民族的意识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
2孝伦理的本真含义
孝是中a民族极为重要的道德品质，包含着侍亲、养亲、祭祖、敬老、忠君等丰富的内涵。而孝养作为孝的核心内容，是指在父母有生之年尽心竭力善待父母。《尔雅・释训》中说：“善父母为孝。”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说：“孝，善待父母也。”这都说明孝的本真含义是善待父母。如何算是善待父母？孔子已经做了较为充分的阐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物质供养。作为子女，应当竭尽全力使父母在生活上得到良好的照顾，“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子女应尽可能地承担一切事务，有酒肉美食要让给父母享用，“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论语・为政》）。
第二，精神赡养。要使父母内心宽慰、精神愉悦，子女要尽可能想父母所需，做父母所需，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孔子说：“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礼记・檀弓下》）。意思是说，即使喝豆粥、饮清水，只要能让父母心情愉快，就算是尽孝了。
第三，生活敬养。奉养父母时要时刻怀有敬爱之心。孔子严厉批评那种对父母只养不敬的态度，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因此，在侍奉父母的日常生活中，尽管“色难”（《论语・为政》），但仍然要保持虔诚尊敬的态度。
第四，秉承遗志。这是指父母有远大志向未能实现，子女应当继承父辈的遗志、继续先辈的事业。《论语・学而》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第五，委婉劝谏。这是指对于父母的过错，做子女的应该委婉地进行规劝。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几谏”的意思是进行委婉的劝告。
3孝伦理的衍生含义
中国传统孝道崇尚从爱亲开始转而再去爱人，即所谓亲亲、仁民、爱物。孝是历史上修养人格的切实的基础，但孝的含义不仅仅表现在简单的爱人上，而是要推而广之是去爱社会、爱国家，爱世界万物，而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当然这已超出了孝的范畴，但这是孝之爱的必然延伸。
一方面，孝亲的人，才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另一方面，孝亲的人，才能“明伦守分”。
4孝伦理的现实价值
从伦理的视觉来看，孝亲思想是一个跨时空的永恒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孝亲的伦理问题就会存在，因此孝伦理就能够获得扩展性、时代适应性和开放性，这也是实现传统孝伦理现代转换、赋予孝伦理现代价值的前提。“古老的种子，它生命的胚芽蕴藏于内部，只是需要在新时代的土壤里播种。”[2]在当代社会，批判地继承先秦孝伦理的合理内核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现代社会，家庭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自然的血缘纽带、生育和扶养，家庭成员之间的共同生活，使个人同父母之间结成所有社会关系中最为密切的深厚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任何时代、任何阶层、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在孝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特别是就“奉养父母”这个应然要求而言，孝伦理具有时空普遍性，反映了人生自然规律性和家庭伦理生活的规律性，既符合人性的要求，也符合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需要，是家庭和睦幸福的伦理道德保证。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一个没有孝的社会，“等于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圆满收场的社会，也即是每一个人从他的工作退休时，即失去了人生意义的社会”。[3]因此，重构新的孝养文化，无论是对于个人的终极关怀，还是家庭的和谐，乃至社会的稳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合理挖掘孝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使孝道重新回归家庭伦理规范，把孝文化中的家庭伦理观融入和谐社会中，这些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美德，增强个人孝亲的意识，规范现代社会家庭伦理，树立尊老敬贤的时代新风，以及增强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都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98
[2]文汇，刘爱荣.佳句秀语大辞典[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340
[3]徐复观.中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31―173
[4]罗国杰.“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J].道德与文明.2003，3.79-80
[5]汪受宽.孝经译注（广扬名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8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5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著有《导读》，译有《妙趣横生的心理学》《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等。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孝与德之间的关系。当代道德教育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流派，它就是道德认知学派。这个学派认为，，儿童的道德水平随着他们道德认知能力的提高而提高。它有一个出发点，这是一个叫做“海因兹偷药”的道德两难实验。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海因兹（Heinz）的人，他的妻子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只有一种药能解其绝症，但发明此药的医生却坚持卖高价。海因兹凑不到足够的钱，只能去偷药救妻。这个两难的故事往往贴上了“西方化”的标签，现在我们想做的是，如何把这个理论的基础夯实一些。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一个与之类似的道德两难故事，就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论语》中恰好有一个现成的道德两难故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这个故事说的是，如果父亲偷羊，儿子应如何做，是向司法部门举报还是为父亲掩饰罪行？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道德两难问题：在“人伦”（谨遵孝道，为父亲掩饰罪行）与“国法”（遵纪守法，向司法部门举报）之间如何选择。它与“海因兹偷药”非常相似。另外，我们在进行道德教育的时候，还面临着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是常说的如何让“老树发出新芽”来。我们在这里就通过“孝”这个题目来漫谈一下这些问题。
一、孝的内涵：无违与敬
上文《论语》提到的那个道德两难，本质上涉及到一个“孝”字。在讲孝之前，我想问一问道德的作用。很多哲学家认为，道德的主要作用是把社会粘合在一起。“孝”在我国传统社会所起的整合作用，是由其自身的内涵决定的。因此，要考察孝的社会意义及其在德育中的作用，首先应该分析孝的内涵。《论语》中对孝是这么讲的：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可以看到，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弟子时，对孝的含义做了解释，其中主要包括两点：一曰“无违”，具体而言就是对父母要“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说，对待自己的父母应遵“礼”而行，孝在这里成了一种具体的社会规范；第二是“敬”，孔子说，孝就是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如果认为孝仅仅指的是能够养活他们，那么他实质上就是把孝敬父母等同于豢养家畜，和喂狗、喂马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们要看到孔子言语里面的深层含义，即人不等同于禽兽，所以孝敬父母也就不能像喂养家畜那样来简单地对待他们，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应该把“敬”体现出来。通过对孔子的解释可以看到，孝的含义包括了两个层次：让自己的父母不受冻馁之苦，这只不过是较低的动物性的层次，而孝作为人的五伦之一，关键在于晚辈对长辈的尊敬，这是一种较高的层次，才是孝的本质特征。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传统社会才会把孝作为德育的最基本内容。
二、孝的功能：事亲与事君
德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比如责任、爱国等等。有了这些道德品质，人们才会自觉地遵守社会规范，进而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在现代社会，孝是否还具有这些功能呢？
儒家学者认为，“孝”的作用很多，并贯穿于整个社会。《孝经》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勿庸置疑，孝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培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主要从“事亲”（家庭伦理）和“事君”（公共伦理）两个方面来考察“孝”的功能。
通过“事亲”，孝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孝是老年人得以安度晚年的保证。传统社会的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老年人的生活只能依靠儿女，否则，他们的生活就会毫无保障。如果不依靠父慈子孝，那么老人这个弱势群体必定会因为衣食问题流向社会，成为不稳定因素，进而可能会危及国家统治。但如果有孝作保障，那么这种不稳定因素就会削弱或消失。显然，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并非一无是处，而是有社会根源的。
当前，我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处于传统社会和新的社会秩序转变过程中，这一阶段的社会保障机制尚在建立健全当中，所以孝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价值，能够有效弥补社会保障机制的不足，为社会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执政者强调孝，是因为它能够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其中的关键是要把孝转化为“忠”―爱国，因此“移孝作忠”成了《孝经》的一个核心命题，它就是通过一整套的理论来说明孝和“忠”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目的就是把孝的血缘感情，转移到对国君的“忠”这样的政治情感上，从而维护国家的统治。孝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这需要重新解释忠和孝，应该用“旧瓶装新酒”，也就是说，根据当前时代特征来赋予它们全新的意义。忠是指对国家的忠诚，孝是在地位平等基础上对家长的尊敬，我们不能把忠简单地看作一种情感，而要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来确定它们的具体内容。
三、孝对当代德育的价值
上面，我们讲了孝的含义、社会和政治意义，讨论了进行以孝为基础的德育的必要性。现在，我们还要讲一讲能不能把孝作为基本的德育内容。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分别加以说明。
在实践层面上，孝在家校合作、全员德育中发挥重要作用。德育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全员德育是必要条件之一。所谓“全员德育”，就是要整合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资源，发挥三者的合力，让学生、家长、教师等都参与到德育当中。但是，全员德育是“樱桃好吃树难栽”，如果能够形成全员德育的局面，德育工作必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困难是，如何整合德育资源，通过什么途径形成全员德育局面。换句话说，用什么作为整合社会资源和形成全员德育的切入点和抓手。我认为，孝是比较理想的途径之一。
一方面，孝在家庭教育中地位的凸显，能够有效地把家长吸收到德育工作中。在现代社会，应试教育导致了“重智轻德”，家长对子女的德育越来越不重视，家长和教师之间因为缺少配合而导致德育的效果不好，这是青少年道德素质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家庭教育中倡导以孝为基础的德育。在我国，孝一直是传统德育的重要内容，积累了丰富的关于孝的家庭教育的资料，如诸多的家训、诫子书等，其中的知识和经验表明，孝在我国古代家庭德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良好的效果，比较好地处理亲子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孝的两头是父母和子女，父母既为人父，又为人子的双重身份，使他们自己的行为对子女的道德养成具有重要的暗示和引导作用。此外，在家庭当中进行孝的教育，不但对子女具有教化作用，而且对家长本身也是一种激励。
另一方面，把孝作为德育途径，能够提高教师从事德育工作的积极性。根据调查表明，德育工作难以取得实效，原因在于德育工作的手段和目的比较抽象，德育效果和工作业绩难以测量。前者导致德育教师的工作很难有系统、有计划地开展，后者则导致他们在心理上得不到认同，进而导致工作积极性受挫。对于德育理论性较强的特点，人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规避它，只能找出相对具体的方面，以此作为德育工作的切入点。相对于其它德育手段而言，孝具有较强的层次性、实践性和可测性。
孝的层次性随着道德认知能力的提高和道德水平的增长，其内容也可以随之不断扩展和抽象，其中包含着两层意思：（1）是关于孝之内容的层次性，即既有关于孝的具有教育引导意义的生动案例，也有关于孝的系统理论。（2）孝在德育实践上具有层次性。孝在内容上的层次性与实践上的层次性为德育工作奠定了基础。孝的实践性主要体现于：在小学阶段，可以通过现实生活中关于孝的具体案例，例如为父母洗脚，帮助学生形成关于孝的道德体验，这一阶段对学生来说主要是“观其行”；中学阶段教师可以把孝的典故贯穿于语文、历史、政治等很多课程的教学当中，把德育和智育有机的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形成基本的道德理念，这时候要“察其言”；大学阶段，可以通过对传统文化典籍中对孝的理论阐述，提升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理性地认识和分析孝的内容，这就是“辨其理”。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德育工作的学段衔接问题。
作为教师，如果能依此来实践，则能够部分解决德育中存在的抽象、难以操作和难以取得实效等问题，使德育教师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操作方法，提高德育的实操性。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引用的关于《论语》中的道德两难问题能够借助道德认知理论证明，儒家道德规范与现代社会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因为根据原始儒家的解释，儿子为父亲进行掩饰罪行才是正理，因为“爱有差等”，亲属尤其是至亲犯罪，应该考虑的首先是亲属而不是外人的利益。
随着儒家伦理发展成熟，这种将人伦置于国法之上的道德理论已经得到了修正，《孝经》就已经克服了《论语》中那种道德情感主义的局限性，《孝经・谏诤章》中有这样的论述：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寝、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可以看得出来，儒家学者已经开始认为，当孝与义发生冲突时，儿子应该守义而劝谏父母，使父母能依义而行。这种看似轻视孝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却恰恰体现了孝行，即儿子劝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父亲的声誉，表面上对父亲的“忤逆”，实质上却是一种至孝，而对父亲的错误一味地唯唯诺诺才是真正的不孝。这样，孝与义两种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就得到了解决，判断一个人是否孝，标准是他是否依义行事。这显然表明，中国的道德规范中也具有层次性，高层次的规范才是社会的最终判断依据。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6
人民论坛记者：孝道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道德规范，在您看来，当前孝道有了什么新的时代特点？
于丹：孝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外安其身”。关心老人的物质生活，比如说给他们零花钱、做顿饭、买保险、带他们旅游、带子女回家等。衣食无忧，人才能够安顿。孔子说，我的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中，“老者安之”就是让老人有比较好的生活状态。
其次，“内安其心”。很多子女在“外安其身”这条做得不错，但“内安其心”就做得远远不够。老年人真正需要的是肯定其自身的价值，不能让老人因为年龄大、离开工作岗位而感觉远离时代。
国家层面倡导孝道的深意何在
人民论坛记者：客观地讲，尽孝是较私人化的行为，为什么在当今时代背景下，需要从国家层面提出和倡导？
于丹：尽孝是中华民族约定俗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现在重新提倡，恰恰表明当前我们的行为需要重新确立导向。原来老“24孝”里面有很多是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提出来的，显然是过时的。今天的“孝”到底怎么落地生根，怎么跟当今人们的行为关联？这需要一个行为导向。现在提出，正说明当今社会缺失了尽孝的行为导向。缺失不是说亲子之情缺失了，而是道德界限模糊了，人伦之情常在，但大家存在选择上的迷惑，孝道的新特点正好给了社会可以参考的行为标准和行为导向。
“论心不论迹”，尽孝未必技术主义
人民论坛记者：孝道是否需要明确的标准？做到了就叫孝顺，做不到就叫不孝吗？
于丹：曾经有一个国际化的标准，叫做“好的学习导致行为的改变”，意思是好的学习能够使人从头脑到整个行为发生改变。
“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尽孝，首先是内心的愿望，孝道行为标准就是提倡大家要去尽孝，不是说做不到其中20条就不是孝子。理解这件事情，完全不必技术主义，希望大家领会孝道的深层含义。“论心不论迹”，别光看表面上要求你做哪条，很多事情不一定说每个人都要逐条做，但是你要理解，尽孝背后是两代人之间的心意相通。
孝的标准让我们从中找到一些可行的尽孝方式，包括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进行取舍。我认为，孝道提出的这些标准，都没有“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情，都是举手之劳。无非就是“为长者折枝”的一些事情，无需技术主义式地一条一条对应。
破解尽孝困局：内心有敬意，外在有孝行
人民论坛记者：当今的孝文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局，一面是“重孝”的社会情节，一面是“不孝”和“难孝”的现实尴尬。如何破解这个困局？
于丹：我一直强调这句老话，“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迹”。教人要善良，是从孝敬自己的老人开始的，有什么样的孝心，比具体的行为更重要。古代子游向孔子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是说，如今所谓的孝，只是能够赡养父母便足够了。然而，就是犬马都能够得到饲养。如果人的心里没有深深的敬意，不存孝敬父母之心，那么赡养父母与饲养犬马又有何区别呢？这句话说出了孝的根本内涵，即内心有敬意，外在有孝行。
但是，我们不能不从行为做起，仅有一颗孝心是不够的。《论语》上有一句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的年龄不可不牢牢地放在心里，想起他如此高寿，一方面特别高兴，另一方面也有忧惧，尽孝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尽孝不能等。当自己人到中年、年华老去的时候，才知道内心最深的眷恋是什么。你没办法让老人等我们，时光是不等人的。
新“24孝”作为行为标准，说的是外在的孝行，内心的这份敬意是没法给定标准的。但是，从外在的孝顺到内在的敬意，从自己的小家到影响整个社会，多一点温暖的成分，少一些偏激、愤怒，无论如何这是善意的起点。
孝道有助于亲情缝合与伦理重塑
人民论坛记者：时下，孝道式微，愈发成为人们的共识和普遍焦虑，“磕头言谢”、“洗脚示孝”反衬出亲情反哺的贫乏。在此语境下，您认为孝道对家庭建设有怎样的价值？
于丹：首先，以孝为导向，会让父母子女都快乐。跟老人相处的日子，无非就是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在巨大的压力之外，全家人共同创造天伦之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孝的标准可能是改善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好建议。尽孝，仅仅是我们在为父母付出吗？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生命的一种收获，获得一种伦理上的幸福感。
其次，孝的标准对婚姻建设也有重要意义。我一直认为，恋爱是两个人的事，而婚姻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社会群体的事。孝的标准绝不仅仅是针对自己的父母，也针对配偶的父母。所以，新标准提出要带爱人和子女回家。不带着自己的小家回来，还不算是一种真正的融合，因为婚姻里面，爱基于什么？基于交流和建设，而跟爱同等重要的，还有责任。
第三，孝的标准提供了家庭和谐的具体方式。例如，陪老人聊天。从聊天说孝敬，这也是古训。孔子的学生子夏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回答得很简单，只说了两个字——色难。给老人一个好脸色看是最难的孝敬，这句话真是经典，好话好好说，说话别甩脸色，这就是孝敬。“色难”这件事情，需要通过多沟通逐渐解决，从在自己家聊天到带老人去朋友圈子，不断加深老人和子女间的交流，彼此增加了解，在不断的交往中，逐渐改变观念。
人民论坛记者：随着社会工业化、经济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物质追求也在提升，对精神和道德的追求偏于弱化。您认为孝的标准的提出，对当今社会的道德重构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具有怎样的意义？
于丹：首先，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还是一种行为。再看孝的标准，教老人上网，带老人出去旅游，给老人买医疗保险，孔子那时候没有，但这就是今天你能够为老人做的事。表达孝道的行为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内心的那份敬意是亘古不变的。
其次，按照孝的标准尽孝，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有一个伦理的根。中国人的伦理不是小事，“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在伦理里面能找到生命所有的安顿，能够找到伦理亲情中的信仰。中国人伦理的源头，是我们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情结。
最后，孝的标准有助于社会和谐。中国人历来尊重“天地君亲师”。现在，时代变化了，我们进入一个民主、法制的新时代，“君”这个环节过时了，但是“亲”和“师”还是值得我们深深尊敬；对于“天”和“地”应该要有敬畏，不能因为科技发达了就违背自然规律。
因此，我认为，新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很必要，它更能让我们幸福和快乐。今天我们强调做事，不能只强调它的价值和意义。孝敬父母，除了意义，还有快乐。尽孝付出的同时，也是一种收获。因为，尽孝会让我们在老去的年华中不再仓惶，孩子会学我们，像我们那样去孝敬老人。生命温暖，这样往前方走，人的心才会有定力。
我认为，孝道作为伦理重塑的一个切口，有助于唤回人们的道德觉悟和精神认同。在今天要传承传统文化，要接地气、能扎根，这就是回归伦理、回到自己的家。都市化的进程让我们不能老的小的一起挤在村头看戏，但是跟老人说话、陪老人旅行还是可以的。我们不能在都市文明的急遽变化中，破坏伦理的根基。可以说，孝道是善的起点，是护卫传统文化伦理根基之所在。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7
关键词：儒家；孝道；孝经；当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孝的文化；传统中国社会更是奠基于孝道之上的社会。孝不仅在中国文明中有其广泛的文化综合意义，它不仅是一种亲子间的伦理价值观念与规范，而且包含着诸多文化意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与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之一。
一、孝之含义与孝道理论的完成
“孝”的观念产生较早。孝为会意字，像小孩搀扶老人。康殷说；“象‘子’用头承老人手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表示‘孝’。”孝之初始含义有二，其一：尊族敬宗。其二：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至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孝的含义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就是西周春秋之尊族敬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之初义，向善事父母的转变。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社会意识、家庭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经过儒家的阐释发挥，使“善事父母”最终成为孝的核心甚至唯一内容。
孔子是儒家孝道理论的开山鼻祖。孔子出身于贵族家庭，他所生活的鲁国又是周公旦后人的封地，保存着大量的周文化典籍，所以，他是在周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对西周传统的思想和制度极为赞成和拥护，因而对周初以来所大力提倡的孝道，当然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而且对西周传统孝道有重大发展。
孔子为传统孝道的合理性找到了人性的根基，解决了孝道存在的哲学前提。孝被孔子还原为一种朴素的家庭伦理意识，它的人性基础既不是具有很强宗教意味的祖先崇拜，而将注意力转向了广大人群所共有的人心之仁，从而为孝道的合理存在找到了更普遍更坚实的根基。
在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中，曾子可以说是儒家孝理论的集大成者。孔门中曾子不仅以其孝著称，而且在孝道理论方面无疑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孝道思想。曾子思想以孝为核心，开创了儒家的至孝派。
曾子对孝道理论进行了全面泛化和深化。首先，曾子强调指出孝是人们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它存在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之中。这是曾子关于孝道理论的基本点。曾子强调发自内心的诚恳的孝。其次，曾子把孝作为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在传统的儒家中，仁、义、礼、信、忠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内容，而曾子则以孝为中心，将这些内容都和孝联系在一起，或者说是将这些都纳入了孝的体系之中。第三，曾子还论述了社会各阶层之孝，及孝之等级等一系列问题。曾子说：“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谏；士之孝也，以德从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恶食，任善不敢臣三德。”[4]并且说“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
二、孝的伦理思想在当代现实意义
（一）孝道具有社会普遍意义和人类共同适用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应该随之变化，许多传统道德面临着时代的冲击与抉择。孝道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虽然传统的孝道多有时代局限和具体实践上的种种不足，但毕竟涉及人类共同的心理和情感，在任何时候都是道德全民性和稳定性的体现。所以，孝这种伦理道德，是合情合理的美好道德，是民族精神、社会风尚的体现。因此，它不仅作用于过去，而且作用于现在乃至将来。
就孝道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性来讲，我们至少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第二，敬重父母是最高尚的孝。第三，孝并非唯命是从。把孝道引向对父母的唯命是从，是古代孝道的最大弊端。在今天讲求法治和民主的时代，要想使孝道生机勃勃，必须把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作为行孝的前提。当然，孝道不必与现代民主和法治精神相对立，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对父母和亲人的孝，往往容易与民主和法治的精神产生现实的矛盾。所以，要想使传统的孝道美德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必须把一份民主和法治的责任心放在首位。
（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弘扬孝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但与此同时，人们也耳闻目睹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置亲情于不顾，不尽人子之责，不赡养父母，甚至歧视、虐待父母和老人，致使许多家庭为此而破裂，影响到社会安定。有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出现，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片面的。
一个人要想保持与父母兄弟的亲情，要想尽好孝道，必须保证事业的发展和成功。只有各方面都实现了事业成功，尽孝尽悌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在行孝的过程，明确各方面的责任和义务，也是非常必要的。父母长辈既不要无原则地提出要求，子女晚辈也不要无原则地推诿和搪塞，这就需要借鉴市场经济的规则和信用。如果各方都不讲规则，都在随心所欲地理解和实行孝道，最终将是孝道的灾难。所以，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尽孝尽悌与市场经济的规则形成良性互动，既可以保证孝道这一传统美德的发扬光大，也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弘扬孝道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和国家的基本细胞。基本单元稳定，社会才能和谐；细胞健康，国家这一机体才会强壮。而要保证家庭和睦稳定、生机勃勃，克尽孝道就是基础的基础。
中共中央在2001年颁布的关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正确对待和处理家庭问题，共同培养和发展夫妻爱情、长幼亲情、邻里友情，不仅关系到每个家庭的美满幸福，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要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鼓励人们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这样的要求，就把家庭美德与家庭关系、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以及家庭问题同国家的安定和谐等关系统一和一致起来，非常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设。
（四）新时期的孝道必须积极地应对现实问题
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理解孝道的积极意义并不难，难的是把传统的孝道美德与现代的精神理念相结合，有效地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
既然孝道是要解决晚辈与长辈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当代，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如何让全社会的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既是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每个家庭和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发扬善事父母、孝敬老人这一传统美德，对于亿万家庭的安定、乃至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有其重要意义。其次，随着独生子女越来越多，赡养老人的责任无疑会变得越来越沉重。面对这种形势，从父母到子女，必须对传统的孝道加以新的理解和诠释，以新的孝道理念指导人们的行为，满足人们的精神要求。再次，我国现在有5000多万青壮年民工在城市务工，他们如何对待远在家乡的父母才算是尽孝，他们的父母长辈如何得到孝养，都需要我们以继承传统孝道美德为基础，以与时俱进的姿态作出适时的合理调整。
提倡孝道并不意味全盘继承，现代孝的规范是对传统的扬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抛去封建因素，尊老、敬老、养老仍然是我们应具有的传统美德。
【参考文献】
[1]康殷.文字源流浅说[m].北京：荣宝斋，1979.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8
一、高职院校中孝文化的思修政治教育中功能
首先，传统孝文化对于培养高职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具有重要意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重要法宝。多少爱国志士在民族危亡时刻都表现出对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古有精忠报国的范仲淹、文天祥、岳飞等，近有魏源、林则徐、杨度等，他们的民族气概无不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大孝。不少高职学生对民族历史、民族孝文化了解甚少，大力弘扬传统大孝文化，教育学生民族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有利于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孕育力量。
其次，传统孝文化有利于加强高职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自爱，是遵守孝道的根本。高职院校学生多为95后独生子女，心理上较为幼稚与脆弱，不少学生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漠视生命，自杀、自虐现象时有发生。加强高职学生的传统孝文化教育，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人生观，从而珍惜生命，勇于奋进。
再次，传统孝文化对于高职学生伦理道德与人格修养的陶冶具有重要影响。学习传统孝文化，对于学生人格的培养和素养的提升意义重大。“鸭有反哺之恩，羊有跪乳之德”，传统孝文化历来强调感恩与心理感化，“孝悌”是道德文化的主要方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加强高职学生的传统孝文化教育，有益于学生自我反省、自我领悟，从而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最后，传统孝文化对于高职学生人际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有益借鉴。提倡和谐，宣扬仁爱，是传统孝文化的重要内容。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体，各民族、各个体要在尊重世界多样性的前提下团结相处。在当今高职院校生源下降，独生子女居多的背景下，学生多以自我为中心，不懂谦让，缺乏包容，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甚至脱节。在高职院校中的思修政治教育中融入传统孝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与人和谐相处的能力，对于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传统孝文化在高职院校思修政治教育中的缺失
面对高职学生日趋激烈的就业环境，根据专业需求进行社会务实培养，着重强调专业知识而削弱人文素养的培育，对传统孝文化缺乏有意识的引导是大多高职院校共同的人才培养现状。
(一) 对人文素养培育有所减弱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独生子女的增多，全体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文素养都有所下降，不少学生对传统孝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甚至不知道“孝悌”为何物。高职教育越来越倾向于满足社会需求的专业教学，学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专业知识学习上，其他少量的课余时间用来学习应付考试需要的英语与计算机学习，几乎没有时间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有需要生活费时才和父母联系的同学普遍存在;不懂谦让、缺乏包容，不知与同学和谐相处的现象随处可见;凡事以自我为中心，缺乏集体荣誉感的同学比比皆是等等。掌握一门外语与相应的计算机知识固然重要，但对传统孝文化的学习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与提高人格素养的基础。
(二) 高职学生对传统孝文化了解甚少
据一项“高职院校学生对传统文化了解情况”的调查发现，有74%的学生表示非常支持把清明、端午、中秋列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但仅仅是因为假期而非对这些传统节日本身的重视。[1]近年来，情人节、万圣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在校园中掀起了一股热潮，学生常常游离于麦当劳、肯德基、西餐厅，认为这是一种浪漫、情调与时尚。而把过七夕、吃中餐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气息的行为当成了一种俗气，23%的学生甚至表示“不知重阳节是做什么的”。[3]对于孔子、孟子、荀子的代表思想，不少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甚至完全不了解。
(三)高职学生对传统孝文化价值认识缺乏
近年来，日韩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传统孝文化给予了高度认可，掀起了学习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热潮，而不少高职学生却盲目追求“时尚”，思想、行为都日趋“西化”的同时，对西方文化又了解不足，盲目学习西方文化的表层，而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对中国传统孝文化却没有必要的体会。高职学生把心思都花在“明星”的八卦新闻上，对传统精忠报国的英雄却了解甚少;对于“个性、叛逆、自我”等价值观盲目追求，对父母亲的付出与期待却全然不顾。殊不知，传统孝文化是全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纽带，是五千年大国的灵魂所在。
(四)高职学生传统孝道观念较为淡薄
当今高职校园中，很多现象都与传统孝文化背道而驰，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等方面都做得相当欠缺。如长期不与父母联系，稍有不如意就顶撞父母;对老师缺少必要的尊重：见到老师缺少必要的问候，即使老师进到宿舍，依然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视而不见;对老师顶撞、态度差劲、背后辱骂老师的学生大有人在。另外以自我为中心，跟同学公然吵架，与同学有矛盾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反而变本加厉的辱骂、报复同学等现象随处可见。三、高职院校亟需实现思修政治教育与孝文化的有效对接
中国传统孝文化对高职学生思修政治教育有着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辩证的取其精华，融入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元素对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与针对性、培养学生人格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也是弘扬传统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重要手段。
(一)充分利用课堂教学
加强传统孝文化教育，充分实现孝文化在高职院校中的思修政治教育功能，最直接最有成效的方式就是把传统孝文化充分融入到教学中。现今有关孝文化知识在历史、文学等文科类专业中涉及相对较多，而理工科类学生只能在思政等公共课、传统文化教育等选修课中听到只言片语。因此，首先把传统孝文化带进课堂，在思修政治教育教学中充分融入传统孝文化的精髓，是加强高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其次，加强传统孝文化教育，还需要把三观教育、感恩教育与责任教育同时融入到思修政治教育课堂中，采取让学生易于接受的形式，寓教于乐，增加课堂感染力，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与成长。
(二)丰富践行传统孝文化的形式
在课堂教学之外，学校还应寻求更多丰富可行的具体方法，把弘扬传统孝文化落到实处，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了解、接受、崇敬传统孝文化，从而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陶冶情操、提高人格素养。首先充分发挥学生社团作用，鼓励全校学生经常践行尽孝活动。如举行“孝悌”主题演讲会、孝文化有奖知识竞赛、 “孝文化”主题微电影有奖征集赛等;在清明、重阳、父母亲节开展感恩主题活动;组织学生多参观博物馆、历史文化遗址等，引导其关注孝文化遗产;利用海报、宣传栏、视频、组织集中观看主题电影等方式宣传孝文化;学校社团还可以参考“齐鲁卫士十大孝老爱亲模范评选”等活动，组织学校孝子评选活动，发挥榜样的号召力量。其次建立学校孝文化网站。 “中国孝子网”、“中华慈孝网”等典型的孝文化主题网站，在孝文化传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学校作为教育的主体机构，是传播传统孝文化，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和社会价值的最主要平台。学校孝文化主题网站可以及时更新“孝悌”有关的实践动态，宣传孝文化，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悟、认可、内化、实践传统孝文化。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9
关键词：清朝；孝文化；研究
一、清朝孝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之一
中国在历史上就对孝有深的研究，也对孝的行为一直推崇。不仅只看到德性，也注重孝的行为。在古代选拔官吏孝是放在首要位置的。从我国的汉代开始，就有过举孝廉。直至发展到清朝，清朝把它发展为科制，孝廉方正科是清朝科举的一个重要科目。顺治皇帝统治时期，举孝子授官的事情就发生过。而孝廉方正科是从康熙六十一年开始的，皇帝当时把孝的行为作为选拔官员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能够获得推荐资格的因素。在清朝统治期间，利用孝悌来考察朝廷官员，还有通过孝悌察举当官的人不在少数。尽管这种方式不是主流选拔官员的方式，也是选拔官员比较常见的方式。如果通过孝悌选任的官员，为官后会传播孝道。对孝行进行宣传和褒奖，并且能够言传身教。利用孝这种文化来教化百姓，能够联合统治者，不仅敦化民风，还能够配合统治者进行管理。
二、清朝统治者以身作则
践行孝文化在我们国家的清朝时期，统治天下的思想是孝文化。清朝的皇帝也亲自示范，给国家的臣民做出了榜样。汉族的先进文化对清朝的统治者有很大影响，他们比较倾慕。清朝满足入主中原以后，对先进的儒家文化以及道德等都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在我国古代传统的儒家道德思想里面，孝应该是最核心的内容。孝不仅让统治者所学，同样为他们所用，他们在统治国家的时候利用孝作为思想武器。让社会都学习孝，并形成孝文化，形成一定的氛围有助于国家的统治。儒家文化思想中有很深的理解，尤其是对孝文化的理解，它更是当时社会中主流的认识。清朝的清世祖和清世宗都对孝经做了注释，并颁布天下。在清王朝统治的时期对孝十分重视，让整个社会对孝都直观了解。就连皇非常重视孝，延伸到大臣和子民，他们把孝形成一种风气，让大家都去准守，这样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下过关于孝的圣谕，来倡导孝的风气，因为统治者非常清楚孝对于他们统治国家的重要性。让大家做个有孝行的人，能够忠于国家和皇帝，能让老百姓成为顺民。
三、清朝对孝行的褒奖方式
清朝统治期间，对民间百姓如果在孝上面做的比较卓著，朝廷会对他加以表彰和奖励，不仅给他们建立牌坊，还会给他修祠宇，对他还会以银两赏赐的形式给予奖励，还会有段匹等形式的奖励。目的是为了鼓励大家都能够效仿他，都能够行孝尽孝，让孝义风气倡行。清朝的顺治皇帝就曾给孝子建立牌坊之事，而且在形成定制，用来鼓励后人。给孝子赏赐银两是对孝行为的鼓励。皇帝不仅对百姓这样，对宗室内也是一样。如果孝的人生活上有困难，不能够生存，清朝当时的制度还存在赐予口粮，让他能够生活下去。孝子在清朝的朝廷中表彰，渠道很多，比如赐予匾额，还有制词章等等，以及题名方式进行奖励。这些行为的目的性都是想弘扬孝的行为所做的措施。在生活当中不断树立典型，树立模范，用这些孝的模范进行对人的教化，对民众的教化。而且在清朝注重养老，以及敬老的风气，对老人比较尊重。康熙皇帝举办过千叟宴，这一行为正表示清朝对养老敬老的重视。
四、清朝对“不孝”的法律约束
我国清朝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不仅倡导孝文化的发展，鼓励孝行为的开展，而且还对孝进行了法律上保护。对于不孝的人和行为作出相应的制裁，从清朝的法律上面就作出了规定。如果不孝会根据具体情况给出不同的惩罚，能够真正让父母以及长辈的权益得以维护和保障。例如：孝经中所说的“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这都是对不孝的行为作出鄙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不孝是多大的罪过，在清朝法律中规定十恶不赦就有不孝行为。尽管在清朝法律对不孝有很多惩罚，法律也是相当严格的，如果法律与孝之间发生冲突，那么法律会让孝先行。孝道的地位是第一的，法律也是为维护孝道地位而设立的关于孝的法律。清朝对不孝的法律约束有助于孝文化的推行，更利于国家稳定。
五、清朝对于“孝”的伦理
约束孝在清朝不仅有法律的约束，也有它的伦理要求。而伦理和道德是不同于法律，它没有强制性，更多的应该是一种精神力量，它的形式更多是以舆论和教育完成。从教育观念上清朝把孝文化深深根植于国民教育当中。如把《孝经》作为学校的讲授内容之一，而且清朝不仅是学文的，包括武生都要学习《孝经》。认识到了孝是做人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在扩大它的影响力度，让孝走进每一个家庭，在社会当中形成孝的风气，让社会舆论对孝进行传播，不仅利于孝的传播，还有助于国家的稳定。因为人们受到孝文化的影响，相继效仿，能够引导人们改的坏毛病。让人们自己内心都有有道德标准要求自己，让社会局面趋于稳定化发展。
六、结束语
清朝统治期间，对孝文化不仅有很多研究，更对孝文化非常推崇。选官上面以孝为一个考核条件，并且统治者也亲自践行孝的行为，做出表率。在朝廷和民间都对孝行为做出褒奖，奖励方法甚多。孝行为可以说在当时及其盛行，如果不孝会有相关法律制裁。社会需要孝行为存在，更是清朝时期对孝伦理的呼唤。
参考文献
[1]孟森著.清史讲义[m].中华书局,2006
[2][(春秋)孔丘著],耿葆贞注释.孝经[m].新华出版社,2003
[3]肖群忠著.孝与中国文化[m].人民出版社,2001
[4]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6]谢宝耿编著.中国孝道精华[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对孝道文化的理解篇10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孝逻辑起点历史演进伦理归宿
“孝”――上“老”下“子”，是维系中国基本亲缘关系的伦理规范。作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孝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嬗变，①从祖先崇拜的宗教伦理、尊祖敬宗的宗族伦理、善事父母的家庭伦理到孝治天下的政治伦理，其伦理内涵不断演变，成为传统伦理的源头活水和理论根基。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孝道被变易、被否定、被打倒，孝的观念逐步解构。历史向来是在悲剧性的二律背反中行进，近代文明的进步却付出了道德的代价，孝观念的缺位，直接导致了孝行为的失范。那么，孝在时间流转中究竟发挥了何种历史作用？又为何在近代消弭殆尽？步入现当代，走向现代化，孝究竟还有无必要，又将何去何从？笔者试作一探究。
一、“孝”的逻辑起点：“家国同构”与“我”的失落
孝虽然起源于上古的祖先崇拜，但是其逻辑起点应当设定为“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原因有二，一是儒家对孝的阐释发挥于此已经趋于完满；二是“我”在这一演变中最终被嵌入到纲常法纪之中，孝的异化肇始于此，为新文化运动“反孝”埋下了伏笔。
（一）“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
孝，经过孔子的改造实现了由宗族伦理到家庭伦理的转向，经由曾子开创“移孝作忠”的先河、孟子的性善奠基、荀子的后天教化和《孝经》的经典总结，完成了传统孝伦理的系统化。至《孝经》，“孝”作为亲子关系的伦理准则基本已被政治化，由家庭伦理转向政治伦理。
图1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逻辑与孝的“政治伦理化”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也提到“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1]通过类比类推（如图1），“国”就是放大了的“家”，在家庭中“父为子纲”，子女对父母要“孝”，由此类推，在国家中“君为臣纲”，臣子对君王要“忠”，“忠”是“孝”在政治伦理上的延伸，“孝”由此被赋予了政治伦理意义。从此，“孝”与政治同兴衰。孝，原初是一种家庭伦理规范，反映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伦理关系，但在历史嬗变过程中，不断地吸纳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其他道德规范，最终形成了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特征和传统的孝文化，演变成为封建社会的国家道德准则和意识形态，进而体现了以社会道德为内容的政治价值，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孝在古代的价值意义，因其政治功能而被极大肯定，成为传统社会高度认同的伦理规范。
（二）“家国同构”视阈下“我”的失落在“家国同构”这一视阈下，中国人的“我”有“小我”和“大我”之分。与“他人”相对的“我”，是指生物个体的“个己”、“自我”；而与“外人”相对的“我”，是指扩大了原有自我结构和边界的“我们”、“自己人”和“自家人”，包含了一切“重要的、相关的、有意义的他人”。相对而言，前者是“小我”、“私我”，后者是“大我”、“公我”。[2]在传统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极少使用第一种意义上的“我”，由于“家国同构”视阈下自我与社会的分化不充分，导致第二种意义的“我”成为日常生活和行为的主体，“我”的边界是放大的，模糊的，这是“乡土本色”、“礼俗秩序”、“差序格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