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1
公积金异地还贷购房，条件各不同
日前，很多城市都相继调整了有关公积金异地还贷购房的规定。武汉从今年10月20日开始执行调整后的公积金政策。在新调整的规定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允许异地购房可以动用本地公积金还贷。这意味着在武汉的市民被允许在武汉市行政区域之外，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来偿还商业性住房贷款。
武汉使用公积金异地还贷购房，需要提供《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抵押银行盖章）；借款、抵押合同；缴存银行出具的职工个人信用报告（缴存银行盖章）、贷款银行出具的近3年银行还款流水明细；单位审核盖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表》和《武汉住房公积金提取凭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另外，广东的珠三角地区8城已实现异地互贷，其中包括广州、佛山、珠海、惠州、江门、中山、东莞、肇庆。想在这些城市间实现异地公积金互贷操作，要看在哪个城市贷款，就按哪个城市的规定办。因为具体的异地互贷的限制条件，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大家还要细心查看各地政策，确保自己是否符合这些细节方面的条件。
公积金贷款额度提高
多地公积金的贷款额度都有不同程度上调，武汉市民首次使用公积金买二手房，贷款限额由40万元提高到60万元，但在具体贷款时，也有不同的标准要求，不是人人都能贷到60万元的。
深圳市将住房公积金贷款由原来的80万元提高到90万元。大连、深圳等城市将首套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降至两成。广东江门市同意开平、鹤山两县调整公积金贷款额度的申请。按照调整后的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限额统一提高到一人25万元，两人或以上50万元；二套房贷款最高限额一人20万元，两人或以上40万元。昆明不仅提高了贷款最高额度，也放宽了公积金贷款还款年限，厦门、芜湖、合肥等地也相继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等，为公积金贷款松绑成为了地方政府刺激楼市的主要手段。公积金贷款额度不仅可以对市场释放微调信息，也不会影响限购限贷的政策底线，是地方政府微调的最容易执行的办法。
父母可成为共同还款人
深圳规定在子女用公积金贷款买房时，允许将父母作为共同还款人。需要注意的是，在提取公积金还款时，提取的是公积金个人账户余额。父母没有作为共同申请人的，才可以申请为共同还款人，还款时扣减其住房公积金的个人账户余额，用于提前偿还子女的公积金贷款或公积金组合贷款中的公积金贷款部分，每年扣减一次。
在公积金贷款申请时，本人为公积金贷款申请人时，配偶应当为共同申请人，配偶父母在本市缴纳公积金的，也可以成为共同申请人，申请人和父母一并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另需提供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公证机构出具的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北京可一次性提取公积金个人账户
虽然目前北京、上海暂时还不支持公积金异地互贷政策，但在北京缴存了公积金的购房者，如果在外地购房，可以一次性提取个人缴存账户内的公积金余额。
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2
我国从1980年提出住房制度改革,经十多年的酝酿和准备,1992年启动实质性改革,历时25年,主要经历以下几项改革:提租补贴、建立租赁关系;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公有住房按成本价向职工出售,盘活存量住房资产;开放二手房市场。提前允许房改房上市交易,为职工进入市场卖旧房、买新房创造了条件;实施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
一、住房改革面临的困难、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目前全国基本实现了停止实物分房、逐步实行了以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发放一次性住房补贴或按月发放住房公积金补贴等形式的住房货币化补贴制度,初步建立了收入高的家庭购买或租赁市场价商品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或普通商品住房、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的住房供应体系。但住房公积金制度、住房补贴制度、住房供应体系依然存在和面临不适应、不适合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住房公积金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两极分化情况严重、住房公积金的个体差异过分悬殊、住房公积金占个人工资收入的比重过高、一些企业利用住房公积金规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不够广、住房公积金贷款限额偏低、住房公积金管理不善等现象,不利于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健康有序发展。
《国务院住房公积金条例》规定,住房公积金每月按工资基数的一定比例缴交。但对工资基数界定未作具体规定,由各地自行规定,且未对工资基数实行封顶,造成不同单位之间、同一单位职工之间住房公积金月缴额过分悬殊。如有的单位职工平均月缴交额高达3000元,有的单位平均不足200元,个体最高达上万元。显然存在过分悬殊有失公正性和保障性,存在利用住房公积金规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嫌疑。由于与工资收入挂钩,造成高收入者得高额住房公积金,低收入者少得住房公积金的怪现象。
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对《住房公积金条例》的宣传和执法力度不够,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明显不够广。据来自建设部的数据显示,2004年实际缴存职工人数为6138.5万人,覆盖率仅为58.4%。主要是住房公积金还存在应建未建的现象,如一些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的职工还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大量进城务工人员,非常需要在城市买房或租房居住,但目前住房公积金也没有覆盖到他们身上。一些单位利用当前就业压力,对一些新招员工签订固定薪酬合同,将住房公积金故意排除在外。
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据建设部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为4893.5亿元,除去个人住房贷款和购买国债,仍有沉淀资金2086.3亿元。这些资金的保管运作完全掌控在340多家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手中。近年来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对住房公积金的运作管理强化监管已刻不容缓。由于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制度没有真正发挥职能作用,“房委会决策”流于形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未能真正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的事业单位”运行,个别地方资金管理分散,有过分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住房公积金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一些地方住房公积金监督机制不健全,住房公积金存在风险隐患。
(二)住房补贴制度矛盾突出,住房补贴发放进展缓慢
以杭州市区为例,对1998年12月31日前参加工作的住房未达标和无房户按可享受面积每平方米1200元发放住房补贴,对1999年1月1日以后参加工作的无房新职工按月工资的25%发放住房公积金补贴。
一方面,对于杭州市市区商品房价高达每平方米10000元甚至远郊也高达7000元以上,住房补贴简直是杯水车薪;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对庞大住房补贴资金需求不堪重负,至今累计发放率不到20%。新人的住房补贴比例又明显过高,按现行住房公积金同口径计算,住房补贴每月普遍高达1000元,新老职工之间严重不平衡。
(三)住房供应体系亟待完善
过高的商品房价使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梦难以成为现实,苛刻的廉租房条件使一些低收入家庭既买不到也买不起经济适用住房,又不能租住廉租房。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对不同收人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由于商品房价过高,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对政府经济适用住房寄予厚望,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量又非常有限,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同时,这里还存在一个由什么机构、怎么来认定个人家庭收入的问题。由于巨大的利益差异,又缺乏相关权威的收入证明机构,收入线的划分形同虚设,使得一些事实上的中高收入者能利用各种手段,模糊收入来源,混入购房队伍,加剧供需矛盾。
(四)异地调动、军转干部住房政策矛盾较大
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住房政策、标准、需求有较大的差异,各地住房政策也不尽相同,这对组织需要异地调动的干部、军转干部的住房安置带来较大的差异和矛盾。从落后地区调到发达地区工作的干部、军转干部解决自住住房的能力较弱,难度很大。由于干部交流、异地调动造成两地分居的家庭又增加了居住成本,个人难以承担。
(五)住房维修基金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在公有住房按房改政策向住户出售时,原产权单位按售房款的15-30%提取了住房公共部位和公用设施维修基金简称住房维修基金,由于同一小区或同一幢住房原产权有多个单位管理交叉,许多居住区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房改部门没有统一的可操作的住房维修基金使用管理办法,使得住房维修资金长期在银行沉淀,其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二、进一步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对策和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存在的月缴额差距过大、覆盖面不广、比重过高、管理不善等问题,主要是制度缺陷和管理缺位问题。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分配货币化的主要形式,具有福利性、保障性和互助性等特点。不同单位、不同职位之间不应有过分的悬殊。职工工资中已体现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住房公积金再与工资挂钩,高收入者多得住房公积金,低收入者少得公积金,有失公平。既然住房公积金具有住房保障性,住房公积金的月缴额度就应根据当地的商品房价格、经济发展水平有所限制,对一个职工年平均工资不到20000元的城市,一些单位住房公积金人均月缴额高达3000元是有点离谱的,比个人所得税起征点1600元也高出许多,从制度上也给人进行所谓合理避税的驱动力,显现住房公积金制度上的缺陷。笔者认为,住房公积金月缴额应与工资基数脱钩,按当地的经济水平、住房市场价格水平、适当拉开差距、适当考虑职务职称等原则确定缴交额。以杭州市为例,按市场均价每平方米8000元购买90平方米住房计72万元,按工作30年计,通过银行按揭需每月支付3882元,按夫妻二人计算,职工个人享受的住房公积金和住房补贴每月合计不应超过2000元,对享受住房补贴的职工每月的住房公积金应不超过1000元。
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不广的根本原因是对《住房公积金条例》宣传不够和执行不力。据了解,许多新参加工作人员、私企员工和进城务工人员基本不了解或根本不知道住房公积金的概念,更不了解立法规定,在当前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一些员工就是知道了也不敢向企业提出缴交住房公积金的要求。因此,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住房公积金条例》,设立维权机构,加大执法力度,扩大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维护职工权益。
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管理,是有效规避住房公积金风险、发挥住房公积金效能的重要措施。要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的决策作用,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的结构,适当增加金融、房地产、法律专业人才比例,为科学决策提供保障。
(二)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推进住房补贴发放进程
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大力度,推进住房补贴的发放。据分析,住房补贴发放进展缓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企事业单位领导重视不够,一些单位没有将住房补贴工作列入本单位工作计划,无视弱势职工的权益,不愿意有计划地安排资金发放住房补贴。
二是住房补贴资金来源严重不足,事业单位本身收入来源有限,财政补贴又难以到位,企业单位要看经济效益来确定。
三是由于企事业改革改制过程中未考虑老职工的住房补贴问题,改制后的企业又不愿承担住房补贴的责任,造成无人管现象。
四是企事业单位对住房补贴政策的了解不够,不了解国家、省、市对住房补贴政策的优惠支持,如企业发放住房补贴资金可以在成本上列支等等。
笔者认为,房改、财政部门应加大力度,促进住房补贴的发放进程,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加强政策推动力度,对企事业单位区分情况分类指导,对有能力解决的单位应限期发放,对一次性解决有困难的单位应研究办法分步实施,对确实困难又符合财政支持的要加大加快财政支持。
二是对企事业单位改制改革中未考虑的应由现企业会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房改部门研究解决。
三是加大住房补贴宣传力度,让企事业单位重视和掌握政策,加快实施步伐。
四是加强对住房补贴政策研究,增强解决政策实施中出现矛盾的能力,尽快出台解决群众反响较大的新老职工补贴不平衡问题的政策。
(三)加强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调整供需关系,完善住房供应体系
住房是老百姓的最基本需求,建立基本的住房保障体系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但政府要立即解决全部的住房问题是很困难的,也是不现实的。政府应从确保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有房住”,通过完善经济适用住房制度、廉租房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一要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供应对象。在收入多元化的今天仅通过工资性收入作为收入线划分是有失公平的,但其他收入又是难以掌握的。因此,笔者认为,应摒弃不具有操作性的收入线作刚性规定,对正在户籍改革中要剔除附加值的户口不应作为简单条件,改户口迁入年限作为要件,如将具有本市常住户口5年以上的住房困难中低收入家庭作为供应对象将更加具有合理性,抑制那些为了马上购买经济适用房迁移户口的出现。
二要规范经济适用住房面积标准、户型标准。住房是经久耐用商品,要有适当超前意识,尽管是经济适用住房,但也不宜过小、功能过于简单。要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致,如多数城市为了节省建设成本,经济适用房选址较远离市区,生活成本又很高,房子户型、面积又很不如意,成了中低收入家庭“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这与开发经济适用住房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此,要根据需求适当增加面积、提供多种户型满足不同层次家庭的需求。
三要倡导租售并举,引导合理的住房消费,改变“有房产”为“有房住”的观念。购买住房不是解决住房的惟一途径,应通过规范租赁市场、加强租赁服务、减低租赁租费等有力措施大力倡导向市场租赁来解决自住住房困难。据了解,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通过租赁解决住房的人占60%以上,自有住房率在40%左右。要合理引导人们的住房消费观念,首先要“有房住”,其次才是“有房产权”,二者可分步解决,不求一次到位。
四要适当扩大“廉租房”供应对象。对卖不起甚至租不起经济适用住房又不是最低收入的困难家庭,应逐步列入廉租房解困对象,采取适当补贴支持向市场租房,逐步消除住房“夹心层”。
五要采取措施抑制投资炒房带来的“泡沫需求”。政府宜采用金融、税费政策抑制购买第二套住房的投资者,如通过对购买第二套住房和大户型购房者加大首付比例、贷款利息、交易时间限制、交易税费等政策,来抑制投资购房和非理性住房消费。
(四)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制定实施异地调动、军转干部的住房管理政策
2003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了《建设部、中组部、财政部关于异地调动干部住房管理暂行规定》,对异地调动干部承租或购买现住房、申请领取购房补贴、建立临时周转住房制度、建立调动干部住房档案、严肃住房纪律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并规定由各省、市、区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笔者认为,省、市、区在制定实施办法时应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切实保证异地调动、军转干部能住得上、住得起房。由于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应适时调整补贴标准,对原工作地退出房改房产权的应不受准购条件限制优先供应经济适用住房。
(五)加快研究制定住房维修基金使用管理办法,充分发挥住房维修基金的作用
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3
[关键词]区域性差异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引言
不同经济区域制定和执行有差异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体现在其政策目标上,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来看,促进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一个国家在货币政策效应体现区域协调的统一,是提高国家货币政策总绩效的治本之策。相对而言,从我国整体货币情况来看,只有在国家金融政策的倾斜下制定区域金融政策、解决完善资本积累效率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市场运作效率、解决资本不足等问题后,才能构成一个有效刺激区域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环境,才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如果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可能会带来高的通货膨胀,造成币值的不稳定并波及其他地区,所以,在一个特定的区域里,货币政策传导的是一种渠道,是一个地区可能比另一个地区有更强的经济效应,即不同地区的具体经济金融状况以及特定经济环境下,政策操作会产生不同的区域效应。
一、货币政策的区域间差异表现
1.1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失衡
我国货币政策是以人民银行总行为调控主体,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单一总量集中调控模式。这种调控方式提高了金融宏观调控的效率,实现了货币政策的总体调控目标,但同时也促成了基础货币的集中投放与信贷资金的集中供给,使得信贷资金在发达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配置失衡,客观上从货币层面加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
目前,我国的基础货币投放通常是人民银行总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投放于各金融机构,随后形成的货币供给经由金融机构信贷渠道依照效益原则流向各个行业和地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分割明显,资金趋利性使其必然更多的流向产业化水平较高、市场发育相对成熟的经济发达地区,造成了发达地区货币供给集中,欠发达地区供给不足的货币供给不平衡配置状态。这种总量货币政策在调控区域间信贷资源配置上表现乏力,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使得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总供给曲线产生差异,相同货币供应增量在经济发达地区会导致更大的产出效应,反过来更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流向,加剧了区域差异。
1.2区域间货币乘数差异
根据moore等人的研究成果,全国货币乘数与区域货币乘数并不相同,因此在经济状况差异较大的发达与欠发达区域,统一的货币政策会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统一货币政策下的不同区域,货币乘数应在全国货币乘数的基础上增加对区域漏出效应的考虑。
由于在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进程、融资渠道宽窄等方面的区别,欠发达地区的信贷和储蓄资金流出总量要大于区域外的投资资金流入总量,同时本地区银行等机构发放借款用于本区域“出口性”产业,产品将会被出口到其他区域,货币产生漏出。因漏出效应,货币政策在各区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货币乘数效应。在全国统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前提下,一方面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低造成其需要消耗大量资金来获得所需的生产消费资料,最终导致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货币乘数效应小于东部地区。
1.3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差异
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发达地区目前正处于高投资、高效益、高收入、高储蓄、货币需求和货币供应同步增加的良性循环状态;而欠发达地区则积累严重不足,经济基础和市场条件相对薄弱,信用评价较低,资金效益偏低。相对于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对欠发达地区的信贷投放采取更为严格的控制。这些因素导致不同区域间在货币传导顺畅性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对货币政策导向的敏感度及传导能力大为降低,形成不同区域之间的货币政策效应差异。例如,中央银行利用准备金、再贴现等政策手段对流动性进行调控时,流动性不易因此而发生预期变化,货币政策传导受阻;又如,在近年利用利率杠杆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同时,东西部不同区域之间货币传导主体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从金融机构数量来看,除了国有金融机构按省区设立分支行外,新兴的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多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东部城市商业银行机构数量是中西部地区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之多。从近年发展趋势来看,国有商业银行从资金盈利和安全性出发,也纷纷精简中西部地区机构设置,同时略增东部地区的分支机构数量。伴随着这种主体发展程度的区别,存贷业务规模上也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因素也加大了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上的差异。
自1999年以来,中国近十年一直实施着“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显著成效。事实上,从2003年起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货币政策持续呈现收紧态势。2007年中国经济在高位上继续保持了快速增长的势头,为防止经济过热,2008年开始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原因是:首先,我国改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由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明显过热的苗头所决定的。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使我国的资源、环境等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经济结构的矛盾也日益突出。而要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温,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要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抽紧银根,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其次,2007年以来居民消费品物价走势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物价上涨水平大大超过预期,因此必须严把货币闸门,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最后,货币政策向从紧方向调整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即在流通中资金规模大大超出了经济运行正常的需要。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合理引导社会通货膨胀预期,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来缓解通胀水平的进一步上升。
二、区域差异下货币政策实施的建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是一个“市场失灵”的领域,因为“市场力的作用倾向于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因此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加强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逐步缩小以至消除区域差异,使各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为此,一方面需要积极促进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同时也必须正视区域差别,在统一的调控政策下,采取有区域差别的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办法。
2.1引导区域金融市场发展,完善金融市场基础条件
在保持对发达地区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同时,政府应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引导其金融市场的加快发展。首先,根据“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各项区域发展战略,除了银行信贷渠道外,有必要尝试设立区域开发基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上的支持;其次,推动中西部地区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设,根据资源禀赋及人文历史的沉积,选择培育区域金融中心,发挥区域联动效应,带动欠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其完善金融渠道和市场条件;另外,在完善保障机制的前提下,加大对非国有企业的信贷力度,尤其要加大中西地区非国有企业的扶持力度,增强经济活力,提高中西部资金收益能力和实体经济的信用程度,理顺货币传导渠道。
2.2跟踪分析区域货币乘数,制定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根据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可以不断推行利率市场化,扩大资金的市场来源渠道;在中西部地区,则有必要在一定的国家担保下,根据不同区域货币乘数的测算制定实施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适当降低欠发达地区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同时,采取一定优惠的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和央行再贷款政策,增强中西部地区的货币供给能力,通过区域间的结构调控,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总量上而且在区域间实现均衡,进而促进经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2.3加强利率杠杆作用,实施差别利率政策
由于区域间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差异,欠发达地区的利率杠杆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在统一的基准利率下,赋予央行各大区分行一定的利率浮动权,通过不同地区间利率的反向差异调整资金的流动方向。同时,为避免资金自我增殖本性导致中西部地区的资金外流,有必要通过政策法规的方式对此进行限额比例管理,限制欠发达地区的向外净拆出资金规模,避免区域漏出效应。此外,也可以探索政府的利率倾斜,通过利息补贴鼓励投向落后地区的开发资金。这方面有国际经验可资借鉴:比利时政府即曾为了鼓励对落后地区的投资,采用为期5年、5~7%的利息补贴方式,补贴额可达投资总额的75%;80年代初,法国政府为推动老工业区“再工业化”计划和老工业区企业技术改造,专门设立了优惠的“再工业化”贷款基金,以9.75%(通常为16.18%)的利率直接发放给企业,或者先按9.75%的利率发放给信贷公司,再由信贷公司以13~14%的利率发放给企业。
2.4完善区域经济金融运行分析制度,加快金融一体化进程
差别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必须以准确掌握我国货币政策的地区性差异的基本情况和货币乘数等关键数据为基础,为此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区域经济金融监测指标体系,全面掌握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定期对区域经济金融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为区域差异化货币政策的有效制定与执行提供可靠的前提依据。另外,必须看到,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是源于不同地区在要素禀赋、经济开放度、产业结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的区别,因此在制定差异化货币政策的同时,必须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金融市场的培育和市场条件的完善、提高地区信贷效益与规模等方式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金融发展,加快其金融一体化进程,从而更好的解决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区域间资金配置失衡等方面的问题。
三、结论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基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和人文历史的沉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大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常形态和基本特征。许多发达国家在历史上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到协调发展、区域差异缩小以至消除的过程。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差别明显,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区域间差异及由此导致的区域资金配置失衡对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在未来的一段较长时期内,货币政策的差别制定与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控上的不足,而大力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发展才是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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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4
会计在满足一定的条件时能够产生变更，会计政策的变更会给企业的会计事务以及涉税处理产生影响，为了尽可能地降低其带来的影响程度，可以利用追溯调整法来适当地调整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文章研究了追溯调整法在企业涉税问题及财务报表中的应用，旨在降低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所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追溯调整法；企业管理；涉税问题；财务报表；财务管理
1概述
会计政策变更指的是企业用新的会计准则取代旧的准则来处理企业相关的会计项目。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方法有追溯调整法及未来适用法，企业为了使得会计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使得会计更加的合理可靠，应采用追溯调整法来处理自身的会计政策。企业在运用追溯调整法对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进行计算时，需要对会计政策条件下的所得税的调整额及差异额。同时为了研究会计政策的变更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利用的是追溯调整法来对财务报表期间各期项目中的净损益值及其他有关的项目进行调整，另外企业会计人员应该将企业的财务报表中的早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有关项目进行适当的调整，以此来比较以前的会计政策变更对企业财务报表的累积影响数。
2追溯调整法简介
会计指的是企业在会计方面采用的计量原则以及会计处理方法，在一般情况下，企业应用的会计政策相对稳定，在会计期间不得随意变更，若随意变更会对会计的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了企业管理者的相关决策，当然，企业的会计政策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够变更的，新的会计准则中规定的条件为：（1）在新的会计政策中具有比以前更加可靠详细的准则；（2）国家相关的法律或会计政策等要求作相关的调整，当会计政策变更时，企业可采用追溯调整法，在新旧会计准则之间进行调节，以便能够使得新的会计准则对企业的会计计量的影响降到最低。该调整方法是指，采用适当的管理方法将企业的相关交易或事项选用会计政策变更后的准则，适当调整相关的项目，其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累积影响数指的是依据变更后的会计计算规则计算变更前各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之间的差额进行追溯，同时适当调整会计政策的相关报表项目及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进行适当的调整。在新的会计准则中，具体规定追溯调整的事项，对于没有规定的事项，应该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于追溯调整法适用的项目，应调整期初留存收益，追溯调整法的适用范围有：
2.1采用公允价值的负债以及资产项目（1）公允价值模式，即投资性房地产；（2）可以出售的金融资产；（3）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及金融资产中，即金融负债以及金融资产；（4）衍生金融工具；（5）在企业年金基金运营中的投资。
2.2预计负债项目（1）资产弃置义务；（2）辞退福利义务；（3）重组义务。
2.3企业合并/长期股权投资（1）企业合并部分项目；（2）长期股权投资。
2.4其他适用范围（1）股利支付；（2）所得税需要按照新准则调整负债账面价值以及资产，并比较同其计量基础。
3追溯调整法在所得税调整中的应用
追溯调整法的应用按照以下步骤进行：第一，计算出由会计政策变更引起的累积影响数，在计算影响数时，可以分为如下两个步骤：（1）应该在会计政策变更当期，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追溯计算以前各期，计算出列报前期最早期初留存收益金额；（2）在变更会计政策当期，列出期间最早期初留存收益金额，包括未分配利润以及盈余公积等，其中将由于损益的变化而应该补分的股利或利润排除在外。对于累积影响数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如下步骤得出：（1）计算出受到新会计政策影响的前期事项或交易；（2）将新旧两种会计政策下的金额差异计算出来；（3）计算出所得税的差异金额，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一般情况下不会涉及应交所得税的调整，但是，若出现暂时性的差异，则应该考虑递延所得税的调整，这时，会涉及到调整前期的所得税费用；（4）将前期中每一期的税后差异计算出来；（5）将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计算出来。第二，将相关项目的调整分录编制出来，利用“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核算在追溯调整法下涉及损益调整的事项，同时利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核算，出资产负债表在以后所需要调整的涉及到损益调整的事项及本期发现前期存在重大差错的事项。第三，将列报前期最早期初财务报表中的相关项目及与之对应的金额调整出来。第四，进行相关的附注说明。
实际中，“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科目是贷方还是借方，采用的是“递延所得税负债”还是“递延所得税资产”科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般有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会计政策与税收法在变更前是一致的，而变更后就会产生不同；因为其在会计政策变更前与税收法一致，则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科目的余额为零，由于会计政策变更后与税收法不一致，则会有暂时性的差异存在，若出现此种情况，则应该要进一步的判断其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同时还要判断是将其计入递延所得税负债还是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关的会计目录为：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贷：递延所得税负债。或，借：递延所得税资产，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第二，变更前与税法不一致，变更后一致；因为在会计政策变更之前与税法不一致，则会出现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有账面余额，当会计政策变更后与税法一致，则无暂时性的差异，也就是说调整后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与负债没有账面余额，则相应的账务处理为冲销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账面余额的账务处理。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或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贷：递延所得税资产。第三，会计政策变更前和变更后与税收法均不一致；因为会计政策变更前与变更后均不一致，则会出现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的账面有余额，即形成暂时性差异；当变更后，其与税收法仍然不一致，则仍然会出现暂时性差异。然而一般情况下，变更前后的会计政策所形成的暂时性的差异均有所不同，变更后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在原有的基础上减小或增加，同时可能会出现递延所得税负债与资产的性质发生变化，则会计政策变更前所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账面金额的差额与在会计政策变更后形成的暂时性差异所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就是会计政策变更导致的所得税金额。在对具体财务进行处理时，往往会存在如下四种情况：（1）增加递延所得税账面金额，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借：递延所得税资产；（2）调减递延所得税账面金额，贷：递延所得税资产，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3）调减递延所得税账面余额，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借：递延所得税负债；（4）调增递延所得税负债账面余额，贷：递延所得税负债，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第四，编制调整分录；采用追溯调整法时，对期初留存收益进行调整，应依据会计政策表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并且不计入当期损益，所以采用“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替代会计政策变更涉及到损益类的科目，一般不能够使用“以前年度损益调整”科目。对于年前应交所得税一般情况下不会受到会计政策变更的追溯调整的影响，即不调整企业的应交所得税，当会计人员在利用追溯调整法时，出现暂时性差异，那么，会计人员应调整前期的递延所得税以及所得税费用。
4追溯调整法在财务报表调整中的应用
4.1对财务报表进行调整企业会计人员采用追溯调整法来调整财务报表，应在变更当期期初留存收益中包含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为了比较在财务报表期间的会计政策变更产生的影响，应该调整期间的净损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同时会计人员应研究对比在会计政策变更前后产生的累积影响数的变化，依据实际情况，对财务报表中的有关项目的期初留存收益及其他有关项目作适当的调整。实际中，所要调整的项目有：利润表中的相关项目的上年数、年初数、资产负债表等项目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其中，年初数、上年数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为避免会计政策变更对当期净利润产生影响，同时，会计人员应将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计入到变更期期初留存收益中。表1为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调整方法。
4.2财务报表的披露企业利用追溯调整法来披露自身的财务报表时，既要能够披露财务报表本身必须包含的信息，又要能够包含其他相关信息，这些其他的披露信息在财务报表中以附录的形式存在，这些信息包括：（1）在各个列报前期和当期的财务报表中受到影响的调整金额和项目名称，还包括由追溯调整法计算出的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各列报前期和当期财务报表中需要进行调整的受到影响的金额和净损益，另外还有其他需要调整的金额和项目名称；（2）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性质以及原因；（3）对于无法采用追溯调整的项目，应该说明原因以及项目的具体应用情况和会计政策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的时点。
5结语
会计政策的变更会影响到企业会计本身的处理及所得税的处理，企业中的相关人员应该审时度势，依据外部会计环境变化的情况，采用适当的调整方法来对企业的会计计量进行适当的调整。在一些调整方法中，追溯调整法是较为普遍使用的方法，会计人员采用追溯调整法对供电企业中的会计相关项目进行调整，使得会计政策变更能够给供电企业带来有利的影响，最终使得企业在变化的会计环境中维护自身正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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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5
关键词：公积金制度；住房保障体系；供给侧改革
一、引言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作为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内容，它推动住房从实物向货币分配的制度转轨，促进福利性住房制度向以市场为主体住房制度的转变。随着住房公积金的规模不断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社会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一方面支持了城镇居民住房条件改善，提高了城镇居民住房消费能力，在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面临诸多新问题和挑战，制度公平性、管理的效率屡遭质疑。
近年来，关于“取消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争论常常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无论是从缴存覆盖范围，或是提取、使用、分配、投资机制，亦或是决策、管理、监督制度，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管理体制的落后成为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背景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是适应新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需要，特别是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再定位，进一步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性质，建立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公积金制度，将有利于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带来的制度红利和成果。
二、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问题
当前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及其管理体制的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公积金的缴存制度问题。现行制度下，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制度覆盖面较窄。一方面，城镇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的实际缴存率不高。现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主体是所有城镇单位的在职职工，所有城镇单位也有义务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尽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能够实现全覆盖，但城镇中部分民营企业、民办社会组织等考虑到为控制成本、减少支出，逃避社会责任，对缴存住房公积金并不积极。另外，住房公积金缴存的强制措施不足，法律法规不完善。住房公积金未被列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范围，发生纠纷时公积金管理部门的执行力度有限。因此，这部分职工现实中的实际缴存率较低。按照《全国住房公积金2015年年度报告》（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以下简称《报告》）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就业人口数据的计算，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公积金缴存率仅为30.67%；另一方面，住房公积金制度并未覆盖城镇全部就业人口。按照国务院提出的“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和“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发展目标的要求，现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与国家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是不相适应。
2.公积金的分配、使用、投资问题。我国当前住房公积金的使用效率较低，投资渠道较少，资金闲置严重，存在公平性欠缺的制度缺陷。从使用效率上看，我国住房公积金的资金使用主要为个人提取、个人住房贷款、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购买国债、专户存款5个类别。根据《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住房公积金提取总额为48815.64亿元，占缴存总额的54.55%。可见，公积金缴存人中使用过个人住房贷款的比例低，住房公积金的受益面不足，资金闲置较为严重。从投资渠道上看，目前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仅包括个人住房贷款的利息收入、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的利息收入、国债利息收入和专户存款利息收入。住房公积金的资金投资渠道目前仅限于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和购买国债，其他增值收益项目的收益率均比较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缴存人的利益和社会福利。从使用公平性看，住房公积金贷款多流向高收入家庭。高收入居民家庭与中低收入居民家庭相比，购买住房的机会更多，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机会更大，贷款额度也会更高，能够更多地从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受益。这就出现了中低收入居民家庭向更易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高收入居民家庭提供逆向补贴的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该制度的不公平性。
3.公积金的管理和监督制度问题。在管理层面上，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是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决策机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日常运作，银行提供专户存储，财政部门负责监督。管委会和中心两者在实际公积金业务的运转中均存在定位不清晰、履职不到位的问题。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实质上是地方的分管市长主持下的一个民主议事组织，既不是独立法人，也不是常设机构，其职能虚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性质是直属城市人民政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独立事业单位。管理中心自身没有资本金，专业管理人才不足，在会计审计、信息披露以及风险监控机制上都不够规范，无法承担存贷款、呆坏账处理等金融功能。这种功能的错位，导致管理中心运行效率低下，制约其高效履行法定职能。在监督层面上，住房公积金监督部门由财政、住建、央行和审计等部门组成。这种监督体制主要存在的题是监督主体受其部门职能的限制，单一部门监督责任有限，多头监督使监督力量分散，协调配合不足，难以形成有效合力。以城市为单位的属地管理体制，由于不同城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存在巨大差异，管理难以统一协调，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不能实现异地流转和使用，从而对缴存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不同城市间的由于资金不能相互调用，资金无法实现优化配置，也导致每个中心的资金规模均有限，抗系统风险能力较差。
三、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重新定位
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上一轮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的目的是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性，将城镇居民收入中一部分用于住房储蓄，把归集住房资金支持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形成由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共负担的建房资金筹集机制，拓宽住房开发融资来源，增加住房建设与消费资金的积累规模。但目前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机制已经形成，住房问题和住房保障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项制度在住房供给方面，由于不能发放住房建设项目贷款，保障对象有限，效率不足；在支持住房消费方面发挥的保障性作用也有限，缺乏对低收入群体强有力的扶持和保障，公平性不足。2015年底，中央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当前经济改革的关键领域。2016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存在去库存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部分城市房价高企，地价高涨，市场高热的现象。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上，既有大部分城市出台一系列刺激购房、鼓励住房消费等宽松政策，又有一部分城市制定较以往更加严厉的限购政策。全国房地产市场严重分化，居民住房消费差异性大、地区情况复杂性、矛盾性加剧。面对这种情况，为适应房地产市场发展，特别是住房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住房公积金制度迫切需要重新定位，进一步明确其管理机构的性质，建立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管理体制，更好地满足我国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需要。
1.明确住房公积金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成为我国住房保障体系融资的主体地位。我国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是一项完善住房市场发展，解决居民住房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保障性住房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建设的周期比较长、收益率不高。即使有中央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和多渠道的融资模式，但是以公租房为代表的这类保障性住房建设很少能吸收到社会资金的介入。基于住房公积金的准公共产品性质，政府有权使用公积金中的沉淀资金和增值收益用于履行必要的住房保障职能，通过进一步扩大资金使用的范围来支持保障性住房的建设；通过改变原来高收入人群在其中受惠较多，而中低收入人群处于受惠的劣势地位的局面，在各方面特别是住房贷款上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从而为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提供更多支持。
2.明确住房公积金作为政策性住房金融的核心地位。我国住房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带来了住房需求的大幅度增加，住房市场供给和需求在短时期内存在较大的不平衡。在资本市场欠发达、专业住房金融机构缺位、住房融资手段有限、市场监督机制不完善的前提下，将所有的住房问题完全交由市场来解决是不现实的。住房公积金由于其所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互的特点，既体现了住房保障的性质，但又不同于政府无偿补助和社会救助，运行机制具有明显的金融机构属性，将其定位于政策性住房金融的核心位置，名正言顺，也正当其时。
四、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路径
基于住房公积金是中国我国住房保障体系融资主体和政策性住房金融核心的准公共产品定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为立足于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住房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改进住房公积金运行机制的薄弱环节，建立多层次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管理体制成为我国政策性住房金融的核心，更好地为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提供金融服务。因此，未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演进路径可以按照改革现有不足、省级层面集中、全国层面统一的三步骤推进。
1.改革公积金的缴存、分配、使用、投资、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的不足。缴存环节上，拓宽住房公积金缴存对象的范围，逐步建立个人自愿缴存、单位和个人共同缴存两种方式并存的缴存方式，使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到每个城镇就业者。实施住房公积金差异化缴存方式，适度扩大缴存人自愿缴存比例；对于不同的家庭收入水平，提供差异化的存款利率；对不同缴存额度，设定梯度递减的存款利率，体现住房公积金的社会保障性。提取环节上，简化审批程序，缩小住房公积金的提取时间间隔，低收入家庭租房时提取能实现一月一提。使用环节上，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放宽职工提取公积金的限制，进一步推广个人住房担保贷款政策性贴息业务，实施差异化贷款利率。管理监管环节上，加快实现全国住房公积金联网监控的进度，提高公积金运作透明度。推进住房公积金管委会的组织结构的改革，强化管委会的决策和监督管理职能；增加普通市民代表比例和财政、审计等方面的独立专家的比例，重大事件的决策可以举办听证会，广纳民意；成立独立专家委员会，由专家委员会参与决策的过程。
2.在完善现有公积金制度基础上，在省级层面上可成立一个跨地市的机构来协调均衡地方住房公积金流动性和支持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成立省级住房公积金中心，将现有的地市一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所管理的本地住房公积金部分余额集中到省级住房公积金中心，成为其会员机构。省级住房公积金中心将本省的住房公积金部分余额归集起来统一运作。地市一级公积金管理中心出现流动性不足时，会员向省级住房公积金中心申请贷款增加流动性；会员可根据出资比例得到相应分红。省级中心通过购买地方财政为了筹集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发放的地方政府债券，或购买会员单位的住房抵押贷款等方式来保值增值。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逐步转型成为地方政策性银行，参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发行地方金融债券来支持本省的保障房建设。
3.在省级中心运行较完善的基础上，可成立全国层面的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来统筹全国的住房公积金。通过设立全国住房公积金政策性银行来补充和完善住房市场的政策性融资机制，服务住房保障体系，解决当前公积金制度所面临的问题。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可由中央财政直接注资，成为储蓄型住房政策性银行。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成立以后，采用全国统一的运作原则，在资金上实施全国跨区域性调配，强化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有效分散和管理住房信J区域性风险，构筑起跨地区的住房金融风险防范控制的防火墙。省级地方住房政策性银行入股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成为股东和会员单位。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向会员单位提供贷款、购买会员单位的抵押贷款，为其注入流动性。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通过发放全国政策性金融债的方式为保障性住房提供资金，保障性住房所在地的会员单位优先购买住房政策性金融债，为会员单位的公积金提供一个安全的增值保值途径。中央住房公积金银行对会员单位的流动性提供支持，并将部分利润以红利方式、按照所占股份比例返还给会员单位。
通过建立地市、省级和中央层面的三级公积金管理运行制度，将地方公积金管理职能中的金融功能转换为省级和中央层面的政策性银行来运作，有利于统筹全国范围内的公积金，能够保持公积金充足的流动性，同时按照金融机构的投资模式进行公积金投资，发行适当的金融产品，扩大了公积金资金的来源渠道，进一步放大公积金余额的资金效应。通过中央和省两级住房政策性银行的方式，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既可以得到中央、省级财政以及央行的政策支持，有利于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优势，也充分考虑到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对独立性，使其把管理住房公积金的重心放在金融功能以外的管理环节中，从而使得这项制度更加科学、有效、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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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15JJD810021）；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
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6
1、租房提取额度更高。今年以来，已有多个城市上调公积金租房提取限额，额度的调整其实不是在放松楼市，而是让买不起房的小伙伴租房更容易。简单来说，这体现出鼓励租售并举的政策导向。
2、不同城市互认互贷。今年以来，已经有多地推出公积金互认互贷的规定。目前已经推出互认互贷的城市包括四川省、重庆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除此以外还有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等。
3、加装电梯也能用。如今越来越多地方将公积金使用在刀刃上，之前有地方已将大病救助等列入公积金用途，买房钱也可成为救命钱，现在还可以将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上。
4、异地也可以办理提取。一些地方逐步明确，异地也可提取公积金。西安、哈尔滨等地都出台了相关规定，异地也可以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此外，有些地方通过调整公积金政策，以达到严禁炒房收紧额度。
（来源：文章屋网）
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7
自2004年我国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财政补贴在促进农业保险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积极效果。然而，从补贴资金的效率看，现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仍有改进空间。“以奖代补”支持开展农产品保险政策，有利于提高经营激励效果、促进保险公司有效竞争，进而提高农业保险市场整体发展水平，更好地发挥补贴资金的激励作用和使用效果。
关键词:
以奖代补;农业保险;补贴
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自2004年实施以来，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地区主导试点阶段(2004～2006年)、中央主导试点阶段(2007～2009年)、加快发展阶段(2010～2012年)和健全完善阶段(2013年至今)，从政策执行效果看，财政补贴政策对促进农业保险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积极效果。但现行的补贴政策仍存在一些弊端。如，保险公司创新活动受补贴政策影响较大，保险公司更倾向经营有补贴的险种，对非补贴险种的研发不够，导致保险产品不能满足农户需求;［1］补贴过于平均、激励不足，不利于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补贴资金涉及政府层级过多，资金发放滞后，使用效率不高，［2］等等。“以奖代补”支持开展农产品保险政策，有利于打破“平均主义”、提高经营激励、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保险公司有效竞争、提升保险公司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高农业保险市场整体发展水平，增强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和恢复生产的能力。
一、“以奖代补”政策的实施机理及面临的问题
(一)“以奖代补”政策实施机理及作用
“以奖代补”是把专项经费集中起来重点使用，对政府要求的某个项目完成比较好的地区、单位或个体以奖励的方式给予补助的资金分配管理办法。［3］“以奖代补”创新了财政补贴政策的新模式，促进很多准公共领域的良性、持续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扶持资金太过分散出现“撒胡椒面”的问题。近些年，该政策在“三农”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也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总体看，“以奖代补”政策具有以下优势:
1.有效提高政策实施效果。“以奖代补”将补贴资金发放从政策实施的前端转移到后端，或采取边实施边补贴的阶段性补贴方式，弥补了传统补贴政策补贴发放过早、不利于对政策实施监管的缺点。这种事后奖励的方式有助于政府有效监管和控制项目实施过程和结果。对项目执行主体来说，该政策的激励作用一直贯穿整个实施过程，不达标意味着奖励减少甚至无法获得奖励，因而执行主体将严格按照标准执行项目，这不但能降低政策监管成本，还能提高政策实施效果。
2.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与传统补贴政策相比，“以奖代补”是一种弹性较强的引导性政策，能为参与者提供更大的能动空间。该政策弱化了实施的强制性，更尊重参与者的意愿，参与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意愿决定是否参与及参与的程度。另外，“以奖代补”打破传统补贴的“一刀切”和平均主义，依据“谁劳谁得、多劳多得”给予参与者奖励，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即如果把传统的补贴看做是单纯的输血，那么“以奖代补”则更多的是增强造血功能。［4］
3.实现互补优势。“以奖代补”模式实质是一种ppp模式(公私合营模式)，在该模式下，个人、私营企业、其他组织与政府进行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其中，政府更多承担引导者和服务者角色，个人、企业等更多扮演主导者和执行者角色。通过角色转换，可使项目建设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促进个人、企业等发挥更大能动性，也可最大限度发挥政府在行政、执法、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和个人、企业等在自身经营管理上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可见，“以奖代补”有利于政府简政放权、转变职能。［5］
4.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首先，“以奖代补”政策在实施之前，相关政府部门会制定明确的奖补标准，项目完成后严格按照标准对执行结果进行考核，只有达到标准，才能对执行主体给予奖励，这就做到专款专用，在较大程度上预防出现补贴资金乱用现象。其次，“以奖代补”资金往往是由较高级别的政府部门直接发放到终端参与执行单位或个人手中，因此能减少奖补资金在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流转环节，防止资金流失，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二)“以奖代补”政策的适用领域
1.“准公共物品”市场失灵的领域。从国内实践看，“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广泛应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金融、农村土地整治、环境治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这些领域大多提供各种准公共物品。理论上，准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加以调控。然而，完全由政府部门提供准公共物品也面临低效率和不公平问题。“以奖代补”政策工具是将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公共部门转嫁给私人部门，事后再对私人部门给予奖励，这样能有效促进公共物品供给市场中私人部门的有效竞争，在保证准公共物品充分供给的同时，提高财政资金效率。
2.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领域。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是“以奖代补”政策工具的另一项适用领域。我国农业生产存在规模小、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等特点，加上我国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发展滞后，［6］政府部门很难及时、充分了解“三农”真实信息，在向农业领域提供准公共物品时通常面临很高的信息获取成本。信息不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策制定和执行效果。“以奖代补”将准公共物品的供给由政府公共部门转交给私人部门，后者往往身处“三农”领域第一线，熟悉公共物品需求者信息，不仅信息充分而且获取成本较低，在获取信息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如，在农地整治中，政府难以了解每位农民对整治耕地的具体需求，强制整治土地成本高、效率低，而农民因为完全掌握自身信息，并且了解村民的信息，能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因而在土地整治成本和效率方面更有优势。
3.目标群体需求差异较大的领域。实践表明，“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往往适用于目标群体需求差异较大，至少是不完全相等的领域。如，在对农民购买农机给予奖补时，平原和山区的农民对农机的需求种类和大小要求存在差异，如果不考虑具体需求而设定唯一的补贴标准，就会降低目标群体的积极性，不利于政策有效实施。［7］但如果目标群体需求差异较大，利用“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区别对待差异化需求，就能够打破平均主义，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当然，“以奖代补”能否成功实施，除了考虑其适用领域之外，还需要考虑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精准聚焦、有效瞄准等其他条件。
(三)“以奖代补”政策执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虽然与传统补贴政策工具相比，“以奖代补”政策具有诸多优点，并在许多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但其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问题。首先，奖补发挥的激励作用不够充分。目前，奖补资金规模还处于较低水平，奖补比例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参与者的积极性，奖补应有的激励效果尚未有效发挥。其次，政策目标群体瞄准不够精确，存在目标群体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有些应被选定为目标群体的对象却被排除在外。再次，奖补资金管理与审批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奖补资金管理困难，有的奖补资金来自多个部门，存在资金交叉管理和重复申请等现象。［8］二是对建成项目的考核、审批过程存在寻租行为。“以奖代补”制定严格标准进行补贴，是为保障项目实施的公平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少数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让不达标项目得到补助，不利于项目实施，并引起不公平问题。最后，政策宣传不到位。“以奖代补”作为新的政策工具，参与者往往不了解，如果存在政策宣传不到位或曲解政策等现象，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二、“以奖代补”政策在农业保险中应用的可行性
“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在农业保险补贴政策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为农业保险符合该政策工具适用领域的诸多条件。首先，农业保险是一种具有正外部性、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物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导致其有效供给的不足，这必然要求获得政府补贴和扶持。［9］其次，农户对农业保险产品的需求有很大差异，农户会根据他们种植或养殖的品种及所在地区自然风险发生的种类等因素，选择他们需求的保险产品。再次，农业保险运作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同时政府在对农业保险补贴时也面临信息不对称，这将降低补贴资金的实施效果。农业保险的上述特性与“以奖代补”的适用领域相吻合，为“以奖代补”政策在农业保险中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同时，从国家宏观政策、财政支持和已有实践等方面看，“以奖代补”在农业保险中具有可行性。首先，有利的宏观政策环境。自我国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以来，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不断完善，先后经历了从地方政府补贴到中央政府补贴，从试点地区补贴到全国范围补贴，从种植业部分险种补贴到养殖业、森林、藏区品种多个险种补贴的变化。而“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将是对现行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的一次创新和补充，符合国家尝试新的农险补贴方式、提高补贴效果的总体方向。同时，“以奖代补”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公私合营模式优势，减少行政干预，给予农险公司更多的自主经营空间，并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其次，有力的财政支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发展阶段，财政对农业领域的投入将不断增加。农业保险作为重要的农业风险分散工具，得到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中央财政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强，这为“以奖代补”应用于农业保险提供有力的保障。2007～2015年，中央财政共拨付保费补贴资金780多亿元，年均增长27%。受补贴政策激励，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发展迅速，保费收入从2004年的3.7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325.7亿元。最后，已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我国在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以奖代补”实施经验。早在1991年，山西省交口县就将“以奖代补”应用于小流域综合治理，对效果好的承包户给予奖励，使该县的水土流失问题得到很好的治理。［10］近些年，“以奖代补”在农业领域和非农业准公共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的农村土地治理，江西省的农机维修中心建设，交通运输部的交通运输节能减排项目都采取“以奖代补”政策并取得良好效果。这些成功范例为“以奖代补”应用于农业保险补贴领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三、“以奖代补”应用于农业保险领域的建议
理论上，“以奖代补”政策工具如果应用于农业保险补贴领域，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可行性。实践中，在农业保险补贴领域尝试“以奖代补”政策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一)制定总体规划，明确奖补标准
合理的总体规划和明确的奖补标准是“以奖代补”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以奖代补”是对传统补贴政策的创新，但仍依托于传统的补贴政策。因此，“以奖代补”应在原有农险补贴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在制定标准时，应考虑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一刀切”。但同一地区、同一险种的奖励标准应统一，不宜设置多重标准，确保公平。
(二)加强政策宣传
政策能否被广泛深入宣传往往影响政策执行效果。“以奖代补”作为农业保险领域的创新型政策，应加大对地方政府和农业保险公司的宣传，使他们了解“以奖代补”的政策内涵和特点。同时，应对政策执行人员进行辅导，使其深入了解即将执行的政策，这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长，农民对农业保险的意识不强，应进一步加强宣传，使农民充分认识到农业保险的重要性，激发其参保的内在需求。
(三)注重试点工作
政策试点是新政策全面推广实施的重要环节。“以奖代补”政策在试点时需充分认识我国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农业发展、风险状况的不同，以及农业保险在险种和区域方面存在的差异性特征。因此，试点时，应充分考虑地区的代表性。可适当多选择试点地区或延长试点时间，避免因个别典型而造成错误的结论。
(四)强化资金监管
依托现有农业保险管理体系，设立农业保险“以奖代补”资金监管部门。具体看，业务监督部门可由省级相关政府部门和试点地区政府部门联合组成，负责对试点地区农业保险机构的承保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奖励资金的管理部门可设在试点地区的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负责奖补资金的发放，对考核合格、符合奖励标准的保险机构进行奖励，并对奖励结果进行公示。全流程要确保奖励资金管理和运作的透明。
(五)鼓励创新保险品种
设立奖补资金，奖励开发适用于当地自然条件、农业发展新险种的农业保险公司。这能改善保险公司过分依赖财政补贴的弊端，鼓励农险公司开发满足当地农民需求的新险种，给保险公司更多自主经营的权利，有利于保险公司间的竞争，进一步促进农业保险市场的发展。
作者：吕开宇张驰李春肖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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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8
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初探
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是为了解决广大职工的住房问题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通过金融互助,增强缴存公积金的职工购房支付能力的国家支持社会自助形式。自住房公积金制度实施以来,各级审计机关相继建立了对住房公积金的经常性审计制度,并对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尚未形成较系统完善的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模式。本文从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的必要性、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的目标、内容、评价指标和方法等方面对公积金绩效审计作些粗浅探讨。
一、开展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的必要性
(一)开展绩效审计是住房公积金的快速发展的需要。从住房公积金归集和使用的规模看,住房公积金的快速发展,使得其归集、使用和管理机制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客观上要求开展绩效审计。从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需要看,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强化对公共资金流转过程与使用效果的监督与评价,也必然要求开展绩效审计。
(二)开展绩效审计是突破住房公积金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局限的需要。伴随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快速发展,审计必须突破住房公积金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局限,重点关注住房公积金制度存在的缺陷,如缴存政策不合理,缴存差异大,住房公积金大量沉淀,投资效益低下等制度层面存在的大量问题,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解决的办法和建议,满足成果使用者对审计的要求。
(三)开展绩效审计是审计工作转型的需要。审计署对绩效审计项目在年度审计项目计划中所占的比重有明确要求,安徽省审计厅也要求审计机关力争到20xx年以后实现绩效审计项目在年度审计项目计划中所占的比重要达到80%,最终实现从由财务收支审计为主导的阶段向以绩效审计为主导、财务收支审计与绩效审计同时并存共同发展的阶段的重要转变。不失时机地选择并开展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是政府审计从传统审计向现代审计过渡的标志之一。
二、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的目标
(一)真实性、合法性。近几年来,尽管随着住房公积金经常性审计的开展,住房公积金制度的逐步完善,住房公积金领域里违法违规问题逐年减少,但是挤占挪用、违规投资、损失浪费的问题依然存在,并直接制约着住房公积金效益的发挥。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住房公积金的真实、合法性审计仍是审计机关的重要任务。
(二)安全完整性。是我国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的一项重要目标。在真实性审计的基础上,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应通过对住房公积金制度和政策的评估以及对决策、资金管理、使用效果等方面的审查,揭露反映体制转轨时期影响经济活动效益、效果和效率的体制性、机制性和管理性问题。
(三)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在保证住房公积金真实完整的基础上评价政府部门管理、使用住房公积金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
(四)公平性。我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基本框架仅仅初步形成,仍处于不断改革和完善的阶段,特别是住房公积金不同受益人群之间、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公平性原则未得到重视并体现在每项制度和政策中去,导致不同地区之间住房公积金不平衡,或是同一地区不同单位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归集额和归集比例都存在较大差异。住房公积金中公平的实现,将极大影响住房公积金制度功能的发挥,故绩效审计必须高度关注住房公积金公平性审计。
三、住房公积金绩效审计的内容
(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效果性审计。从我国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来看,主要用于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闲余公积金投资的范围限于银行存款、买卖国债等,因此在审计时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1.审计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使用情况,分析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与住房公积金归集余额占比情况,进而分析资金沉淀率的高低状况和成因。
2.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流向。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人群的分析,揭示公积金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和惠及面。
3.住房公积金的放贷存在的潜在风险。由于目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贷款回收采取的是委托银行在借款人的工资收入中按时扣款,因而存在部分公积金借款人因工作变动、中途退休、调往异地、自动离职、下岗以及非正常身亡等导致贷款回收的风险增大。
4.闲余公积金投资情况。分析银行定期存款、活期存款、购买国债的比重,以及各自获得利息收入的比重,进而分析公积金增值目标的实现情况。
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9
关键词：会计估计变更；会计政策；会计差错更正
中图分类号：D922.26文献标识码：a
一、新旧会计准则异同分析
(一)准则名称改变。原准则的名称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新准则的名称为《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新准则将“会计差错更正”修订为“前期差错更正”。
(二)增加了无法进行追溯调整和追溯重述的规定，并要正确理解追溯重述法。运用追溯调整法需要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的累计影响数，运用追溯重述法需要确定前期差错的影响金额。如果这种影响无法合理确定，追溯调整和追溯重述也就无法进行。因此，新准则增加了无法进行追溯调整和追溯重述的规定。就以前某一特定期间而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即可认为无法对会计政策变更应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调整或无法对某项前期差错应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1、应用追溯调整法或追溯重述法的影响数不能确定；2、应用追溯调整法或追溯重述法要求对管理层在该期当时的意图做出假定；3、应用追溯调整法或追溯重述法要求对有关金额进行重大估计并且不可能将提供有关交易发生时存在状况的证据和该期间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时能够取得的信息这两类信息与其他信息客观地加以区分。实际工作中，要正确理解并按规定执行，而且要正确理解追溯重述法，它是指在发现前期差错时，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更正的方法。例如，2005年年报中的收入为1，200万元，在2006年10月发现多计收入100万元；在编制2006年年报时，应视同该差错没有发生过，即2005年的年收入应改正为1，100万元。
(三)将会计差错改为前期差错。原准则将会计差错分为本期发现的与本期相关的会计差错、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非重大会计差错和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重大会计差错。本期发现的与本期相关的会计差错和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非重大会计差错的会计处理，调整发现当期的相关项目。本期发现的与前期相关的重大会计差错，如影响损益调整发现当期的期初留存收益及相关会计报表其他项目的期初数。如不影响损益，调整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期初数；新准则将重大会计差错改为前期差错，增加了前期差错和追溯重述法的定义，前期重要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采用追溯重述法。确定前期累计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应该注意的是，新准则中，将舞弊产生的差错单独做了强调。对存货、固定资产的盘盈，按原制度作为当期事项计入营业外收入中；新准则规定应作为会计差错，进行追溯重述。例如，2005年6月购入一台设备，价值100万元，货款未付。2006年年末财产清查时，盘盈设备一台，应作为会计差错更正，借记“固定资产”科目，贷记“应付账款”科目，同时补提折旧。这种做法，比原制度将盘盈结果100万元转入营业外收入要合理得多。
(四)对披露要求更具体。新准则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披露要求更为具体。例如，对于会计政策变更，原准则要求披露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理由、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数、累计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的理由；新准则除要求披露以上这些内容外，还增加了会计政策变更的性质、当期和各个列报前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调整金额及无法追溯调整的，说明该事实和原因以及开始应用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的时点、具体应用情况等信息披露要求。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和会计披露，没有区分非重大变更与重大变更，而是将它们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披露方式以同样的方法或方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使会计信息提供的成本大于其产生的效益。笔者认为，对重大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进行充分、详细的会计处理和披露；对于非重大的变更，则可以采用简化的处理办法（重要性原则）。对于重大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以及前期差错的更正，应将其对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加以说明。如果由于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的更正，使股东财富受到重大影响，股东应该更清楚地了解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变化情况。新准则对重要的前期差错与非重要的前期差错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重要的前期差错要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更正，非重要的前期差错可以直接调整相关的科目，若涉及损益的，则计入当期损益。但是，新准则对于如何界定前期差错是否重要，并没有清晰阐述。笔者建议，新准则可增加相关规定，如“重要的前期差错一般来说金额比较大，通常某项交易或事项的金额占该类交易或事项金额的10%及以上，则认为金额比较大”。
二、新旧会计准则衔接规定
新准则是对会计政策变更处理方法的具体规定，因此仅指明了生效日期，而未专门提出衔接办法。新准则主体部分指出，企业按照法律或会计准则等行政法规、规章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时，应按国家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如果没有相关的会计处理规定，应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并将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数也应一并调整，但不需要重编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如果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会计政策变更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因此，对于新准则施行之日以前发生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其会计处理方法与新准则规定的方法不同的，应予以追溯调整。如果累积影响数不能合理确定，则应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应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充分披露。
三、执行新准则由于所得税处理方法的差异对企业权益、损益的影响
新准则规定，所得税核算方法由原会计制度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法下的递延法和收益表债务法，改为纳税影响会计法下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所得税核算注重的对象由原来的永久性差异、时间性差异转为暂时性差异（包括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考察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分别反映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中。
(一)会计政策变更。新准则要求，除特殊情况外，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会计处理。变更引起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期初留存收益，会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的期初数也应一并调整。因此，会计政策变更将直接影响期初的留存收益，使所有者权益出现变动。同时，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相关资产、负债科目的调整，将导致资产结构发生变化。例如，某公司2006年12月购入一台管理用电子设备，原价32万元，预计使用5年，净残值为2万元，采用直线折旧法，2006年6月25日设备闲置，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该设备从7月份开始未计提折旧，2007年1月1日该公司开始执行新准则，按新准则规定，未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应计提折旧，该公司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税率33%。税法规定，未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不得计提折旧，但可以在固定资产清理时作为清理成本在税前扣除。因此，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小，而其计税基础大，两者差异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按10%计提盈余公积，用追溯调整法进行处理。
1、计算累积影响数（表1）
2、2007年进行相关的账务处理
（1）调整累积影响数
借：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20100
递延所得税资产9900
贷：累计折旧30000
（2）调整由于净利润的减少而调减的盈余公积
借：盈余公积2010（20100×10%）
贷：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2010
3、调整会计报表项目。该公司应调整2007年资产负债表年初数、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2006年栏有关项目。对于资产负债表，应调整2007年年初数，即调减盈余公积2，010元，调减未分配利润18，090元，调增递延所得税资产9，900元，调增累计折旧30，000元。对于利润及利润分配表，应调增2006年管理费用30，000元，调减2007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8，090元。
(二)会计估计变更。会计估计变更时不需要计算变更产生的累积影响数，也不需要重编以前年度会计报表，但应对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发生的交易或事项采用新的会计估计进行处理。可见，会计估计变更不影响以前年度的权益和损益。会计估计变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如，企业原按应收款项余额的5%提取坏账准备，由于企业不能收回应收款项的比例已达10%，则企业改按应收款项的10%提取坏账准备。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的，其影响数应当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如，应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其有效使用年限或预计净残值的估计发生的变更，常常影响变更当期资产以后使用年限内各个期间的折旧估计变更。如果不易区别是会计政策变更，还是会计估计变更，则应视为会计估计变更，并按会计估计变更的核算方法进行处理。例如，某公司原来对无形资产的成本按照其预计使用年限分期摊销，但公司近年发现该无形资产已不能给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决定所有未摊销成本全部列为当期费用看，属于会计政策变更；如果从其成本分摊期限由若干年改为一年看，则属于会计估计变更。对这类业务，将其视为会计估计变更，按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处理。
四、延伸新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第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和差错》（以下简称iaS8）中相关内容的规定基本相同，但还是存在差异
(一)关于会计政策的选择和运用。iaS8在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方面，规定了管理层应如何选择和运用会计政策，尤其是在没有适用准则和解释公告的情况下管理层选择会计政策时应参照的文献；新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对相同或相似的交易或者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进行处理，其他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关于披露内容。iaS8要求披露尚未采用的已未生效的准则或解释公告将产生的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新准则对此未作规定。
(三)关于重要性。iaS8对“重要性”进行了定义，从采用会计政策和更正差错角度阐述重要性的应用：1、如果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的会计政策对主体的影响不重要，则主体不需要采用这些会计政策；2、如果财务报表包含重大的差错，则这些财务报表不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规定；3、重要的前期差错应在发现后批准的第1套财务报表中以追溯的方式予以更正；新准则对此未作规定。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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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异地使用政策篇10
摘要：创建北部湾区域金融中心必须依靠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才可能促进金融积聚。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针对金融聚集动因，文章提出了从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管理两方面进行倾斜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积聚；政策倾斜
根据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北部湾经济区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目前广西提出打造北部湾经济区区域金融中心的设想，但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水平和金融业发展现状，单纯依靠自然渐进模式必定是漫长的过程，只有通过政策倾斜、制度创新，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才有可能促进金融积聚。
一、金融积聚动因分析
关于金融积聚的动因，金融聚集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从微观角度较好地解释了金融积聚的现象。
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74）认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体现在跨地区支付效率和金融资源跨地区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过对金融服务业领域的调查发现，在大都市区域里，各种规模的金融服务产业都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无论对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产业积聚。
规模经济理论主要针对金融活动的外部经济解释金融聚集现象。韩国学者pak（1989）认为跨国银行为了降低成本会采取扩大经营规模的战略，在不同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行，将银行服务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业务。当某一地区跨国银行的数量增多、规模增大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国际银行中心便形成。我国学者潘英丽（2002）、冯德连、葛文静（2004）均认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例如，行业内银行之间的协作；金融机构之间共享基础设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邻近；信息沟通的快捷、市场流动性提高、投资成本和风险降低等等。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国内的金融机构地域集中现象风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国内所有的宏观调控部门和监管部门；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证券、保险和外汇交易市场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场；深圳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积极发展股份制银行、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保险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珠三角洲地区金融企业的集聚地。金融积聚以良好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同时，通过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的发挥，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二、区域金融政策倾斜的理论基础
区域金融政策倾斜是政府采用宏观干预的方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制定的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区域金融政策。国内外各类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约束论及国内学者对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为金融政策倾斜提供了理论支持。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区域金融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的形成与产出能力给区域经济发展形成了推动作用。近年来，许多国内学者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框架应用到省区层面上，如陈莹（2002）、黄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别对江苏省、广东省、山东省的区域金融发展状况做了实证研究，都认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
金融约束论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要通过一定程度的金融约束来达到金融深化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存贷款利率限制、市场准入限制、资本市场运作机制和稳定的宏观政策等一整套区域金融政策为金融部门和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得它们采取有社会效益的行为，弥补地区内发展不平衡及市场本身的缺陷，实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国内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表明，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指出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进金融积聚北部湾经济区的政策建议
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两廊一圈等多层次发展区域的交汇处，区位优势和未来巨大的市场容量是吸引金融积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倾斜的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初期，如何通过金融政策倾斜加速金融机构聚集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一）金融机构设置倾斜
1、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蒋升湧（2007）主持的课题“建立北部湾银行问题研究”中提出，参照徽商银行模式对广西现有城市商业银行进行兼并重组，在其基础上组建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北部湾银行。作为区域性股份制银行，北部湾银行的业务发展方向应以支持环北部湾经济圈特别是北部湾三市社会发展与经济开发为主要目标，其信贷资金的投向重点应是北部湾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有利于北部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建设项目，此外，就是积极支持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北部湾银行应重点吸收境外、东部资金，在成熟时，应将业务和分支机构延伸至国外特别是东盟国家，使之成为一家国际性银行。北部湾银行的资本金来源尽可能多元化，多元化体现在行业、地域（包括境内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处是分散风险、保障资本金的长效稳定，并且可以发挥地缘优势，为今后引资多元化奠定基础。资本金可以采取阶段性扩充办法，在建设初期可以考虑只吸收境内资金，后期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针对北部湾经济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北部湾银行应该承担起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提供融资或担保的责任，通过争取国家给予类似渤海银行的新业务试办权，例如开办股权抵押贷款，一方面避免与其他银行业务同质化，同时也为其他金融机构创造市场机会，彼此形成合作关系，以利于资本聚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有差别地构建多层次、多种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区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完整的金融产业链，种类齐全的金融机构可以创造市场机会和分散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发展包括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担保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主体结构。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约束较少，可以通过专业投资方式改变社会资金结构，将社会闲置资金引向资金需求最为迫切的企业或项目。当前，可以考虑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组建多种类型的担保公司，以适应小企业抵押贷款的灵活性需要，改造某些准金融机构为信贷机构，加快步伐构筑中小企业融资平台。通过财政补助等手段补充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本金，对这些企业实行有区别的税收政策，促进其较快发展，更好地实现高效的资金配置。
（二）金融业务管理倾斜
1、根据区域产业优先发展目录，制定区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据规划，广西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壮大食品、有色金属、汽车、石油化工、冶金、机械、电力等七大产业，同时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高新技术、林浆纸、水泥建材、现代中药、海洋等产业。对资金投向广西上述产业的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在税收、财政补贴等予以优惠，同时，允许贷款利率适当浮动。
2、实行差异化的信贷管理政策。根据金融服务与产业的原则，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比例、放宽利率浮动等措施促进资金及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聚集。对于广西境内的金融机构允许其以低于全国规定的存款准备金比例开展业务，这样有助于该区域的金融机构以较低的成本吸纳来自全国的资金，促进资金向广西及北部湾经济区的重点产业流动。同时，可以将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试点区域，允许本地区的金融机构根据市场需求适当调整存贷利率，或者对本地区以外的金融机构向北部湾经济区的贷款提供利差补贴及地方政府担保，以保障重点产业的资金来源。
3、增加政策性银行对北部湾经济区的资金投入。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规划层次，在金融政策及资金层面应尽早落实。因此在资金额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开发的限制，从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多层次发展战略交汇点考虑，设立专项发展基金或者增加原来的额度，根据北部湾经济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为重点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同时，对政策性银行贷放的专项资金所需的配套资金实行差异化待遇，例如，对来自北部湾经济区及广西本土金融机构的部分实行国家财政补贴利差及地方政府担保的双重优惠政策，带动商业金融机构资金流向北部湾经济区。
四、金融政策倾斜应注意的问题
金融政策倾斜带有明显的政府干预色彩，对于金融产业基础薄弱的地区经济起步有着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倾斜往往以牺牲国家或地方财政为代价，并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缓慢，因此，金融政策倾斜应该考虑时效性，防止微观企业对国家财政的过分依赖。并且，金融机构积聚、资本流动最终取决于市场因素。因此，金融倾斜政策应着眼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设施、为微观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造有利于金融产业积聚的金融生态环境，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金融机构云集、资金流动活跃的热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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