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思维概念篇1
1创新思维的特点
概念设计是产品开发过程中将用户需求转换成产品或服务及其各方面属性的过程。概念是人对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特点及意义所形成的思维结论，产品概念即设计者对设计问题及其求解所产生的思维总结。产品概念中所包含的设计信息，体现了设计师在创意过程中对设计知识的处理与应用，是创意思维活动的结果[3]。任何新想法的产生都是基于已有知识的推理与转化。创新与创意是将先前没有关联的事物之间建立了偶然的联系［4］。发散性思维，也称“头脑风暴”，作为一种有效的拓展和建立事物之间关联性的思维方式，被设计界广泛应用。头脑风暴，是基于内部信息（设计师的个人知识与经验）与外部信息（从其他外部环境获取的知识与信息）的一系列搜索、关联、匹配和初步筛选过程。富有创造力的人往往能将常人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事物进行关联与转化，这种联想与类比的能力是设计创新思维的典型表现(图1是阿莱西公司的设计想象力，将产品的使用情景进行主题关联与比喻）。在创新研究中，对创新的度量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差异性度量（divergentthinking，Dt），侧重于考察发散性思维成果的多样性[5]；另一种是远距离关联性测试（remoteassociationtest,Rat），侧重考察聚敛性思维（convergentthinking）成果的独特性。创新的度量方式是基于创新性定义的三个方面的内容：独创性（original)，有用（useful)，以及非显而易见（nonobvious)。独创性，即要求新的产品概念相较于已有的同类产品之间存在差别，也即具有新的特征与属性；有用，即设计能满足某些需求或解决某类问题；非显而易见，从思维的过程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信息资源更丰富，信息的关联结构更复杂，以及信息匹配更充分。
1.1限定性认知环境
正如我们只能无限接近真理，人对信息的掌握也只有趋于完善，而不可能绝对完备。现实中，由于知识与信息客观获取情况以及思维主体自身的信息处理能力，直接限制了创意活动中参与的个体或组织可利用的信息资源。这些所有可供利用的知识与信息的总和构成了创意思维的认知基础。在现有的限定性认知基础之上，进行以设计问题为中心的信息搜索提取，以及一系列创意思维的知识处理过程。激发创意时经常提到的“thinkoutofthebox”，这里的“box”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相对稳定的认知基础。因此，可调用的信息储备越完善意味着创意思维的认知环境越广阔，从而有利于建立起更充分和广泛的信息关联与匹配。
1.2信息关联结构
信息存储于人脑的记忆空间中，被提取与关联的前提是信息的激活。Gabora[4]指出，记忆在人脑中的分布具有稀疏性，且每次只有部分记忆能够被当前任务或经历所激活，激活强度从激活中心扩撒衰减。也就是说，越靠近激活中心的信息，越容易被人脑所关联和提取。如图2所示，记忆空间的激活范围以红圈为边界，区域内的所有信息将被有效激活。且由于d2＜d1，信息标签2的激活强度大于信息标签1。这种机制保障了距激活中心最近的信息，通常也是最具相关性的信息，能获得最高的提取优先权，从而大大节省了信息搜索与处理的时间。由于距激活中心近的知识与信息是普遍能关联到的解决方案，而当那些距离更远通常认为难以被利用的信息一旦得到成功激活和应用，往往出人意料。这也是Rat创新度量方法主要考量的指标。信息关联是以最初的激活点为中心，向扩散中产生新的激活点，并建立起这些激活点之间相互联系的过程。建立的这些信息点之间的关联结构，从形式上可以分为线性和网络两种。充分的线性关联有树状结构的特点。而网络关联打破了线性的层级结构和概念边界，将极大地拓展信息之间的可关联性。
1.3信息匹配模式
创意过程主要涉及两种思维模式：关联模式（associativemode)与推理模式(analogicalmode)[4]。关联模式是通过对非近邻或非常规关联的建立来获取潜在的新的解决方案。推理模式，被认为是创意智能的核心环节。在创意设计中被广泛应用的创意推理包括：跨领域信息转换（类比），概念的整合，以及概念空间的拓展和转变[6]。其中类比推理是根据类比原型和认知对象两者之间的属性相同或相似，从而推知它们的另一个属性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不同于联想与想象的自发性，类比推理是一种有预定目的的思维活动，它以原有知识为基础，作进一步知识的扩展，使认知从一个领域过渡到另一个领域，是创造性思维的重要体现。通过推理与关联两种思维模式，信息得以进行搜索，匹配，转化与应用，从而获得创新思维成果。设计活动中，根据匹配的信息内容可分为：情境匹配、任务匹配、偏好匹配、形式匹配等。设计师对产品概念的规划与用户对产品概念的解读，都是信息匹配的过程。前者是根据自己的设计认知环境构建产品概念空间，并以设计语言为媒介进行表达；而后者的过程刚好与之相逆，用户以产品的设计语言为线索，对产品概念空间进行重建和认知。设计师通过恰当的设计语言引导用户构建正确的心智模型，从而保障设计概念被顺利理解。因此，设计创新活动主要存在于两个环节：一是对产品概念空间的构建过程，另一是对设计语言的探索与表达。这两个环节都涉及信息的语义认知和匹配过程。准确而丰富的信息匹配能提高产品的可用性水平，拓展产品的概念空间，增强使用体验。
2设计创新模式
创新思维概念篇2
关键词：图形创意思维模式
在今天的信息化社会里，图形已成为信息传递的一种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能体会到视觉转达设计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好的图形创意，是一种国际化语言，它可以排除人类语言及文字的障碍，可以超越地域和时空，为不同种类的人提供更为简明的交流方式。
中国的设计教育在改革开放20多年来，虽说有较大的变化，但仍处于漂浮不确定阶段，各院校仍旧只注重学生的课堂成绩，缺乏实际创新能力，从而制约了图形创意的发展，导致市场出现低劣的设计和平平的设计，甚至有平面设计的图形直接从图库中调出来运用，没有任何创意可言，制造了视觉垃圾。
那么，什么样的图形才算有创意的图形呢？这也是在课堂教学中，是学生提出最多的疑问。首先思维方法是图形创意的关键，思维方法的多样性可以通过训练来完成。思维的训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系统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不断地改善思维品质，从思维的想象力和独创性、灵活性和敏捷性等诸方面进行训练。只有这样才能在图形创意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笔者在图形创意教学中主要是通过这几种思维模式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图形创意中，想象和联想思维是极其重要的，往往是决定设计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图形创意的训练首先要从想象和联想入手。联想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或将一事物的某一点与另一事物的相似点或相反点的形象、意义并联起来，进行由此及彼、由近及远、由表及里的一种思维过程。而想象是在感性形象的基础上，用新的方法提炼组合，使这些记忆和印象重生，创造出新的形象的心理过程。以下是想象与联想思维的几种具体的方法：
一、循环联想思维模式
这种图形的联想方式强调过程而不注重结果。就是由一个物体所产生的连续的一系列联想。有外形产生的联想，也有内涵连带产生的联想。训练主要是激发思维灵感，提高表现力和造型概括能力，使联想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训练时要求学生运用抽象或具象的元素进行连带性或相似性形象联想，产生循环往复、从起点回到起点的形象联想。如图1：圆的循环联想。通过循环联想的训练可以增强创意图形设计的创造性思维基础培养。
二、转移联想思维模式
转移思维模式就是把验证过的事物形象移置、变换到与之相似的形象中，这种相似可以是形象与形象之间的相似，也可以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相似，或形象与概念之间的相似。其中的每一组联想思维绝不是孤立的、截然分开的，而是在灵活、多变、相互交叉中进行的。
1.形象与形象之间的转移联想：在创意图形设计过程中，经常用各种各样的形态来表现所要传递的信息。因此，应尽可能地寻找发现并利用具有相似性的形象来组合结构。虽然，形象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属性，但是由于外形的相似，也会使新的组合形象显得得体、自然。（如图2）
2.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转移联想：概念是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形象的认识经验，并加以理性概括和总结，所以概念源于形象，反映形象和概括形象。亦可以用形象去比喻、会意和象征概念。概念有抽象概念和具象概念之分。在图形创意的设计过程中，利用概念联想概念，然后再把概念转化为形象，借概念之间的相似规律，进而使思维变得更清晰，条理而有序地充分表达出所要传达的意念。这种利用概念相似性直接作用于视觉形象的联想途径对创造性视觉艺术的推进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如图3）
3.形象与概念之间的转移联想：人们的联想思维，有时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有时是有计划、有意识地展开。尤其是人们想要打破旧的思维习惯，开辟新的联想空间时。仅仅对形象进行联想，往往使思维远离对象，不着边际。无形象的概念联想又是难以表达的。所以只有在具体的形象思维和抽象线性的概念想象空间中寻找嫁接的相似类别，从而创造出新的结构形态。在图形创意的设计过程中，这种以意生形、以形达意的奇妙组合结构关系能够有效地、准确地完成信息传递功能。（如图4）
三、发散想象思维模式
发散想象思维模式，是由一个形象到概念或由概念到形象之间的一个破坏与重建的联系思维过程。通过发散联想的训练可以使潜藏于内心深处的概念、想象空间和创造性的形象思维表达，立体全面地呈现出来。发散联想思维模式的建立，推动了创造性思维走向更宽阔的思维领域。
1.一义多形：一义多形是指由诉求的含义可以引发出多种图形形式，因为概念意义产生于对形象的概括，具有模糊性。（图5）
2.一形多义：一形多义指同一对象可以被赋予多种象征意义。多数概念意义源于形象，反映形象和概括形象，反过来，用形象亦可以去比喻、会意和象征某种概念意义。（如图6）
四、逆向想象思维模式
创新思维概念篇3
一、注重数学概念的教学
数学概念的教学，首先是认识概念引入的必要性，创设思维情境及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抽象、概括。此时，如果教师能结合有关数学史谈其必要性，将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大好时机。比如，为什么要将实数域扩充到复数域，扩充的办法为什么是这样，这样做的合理性在什么地方，又是如何想出来的等等。也就是说，数学概念教学的任务，不仅要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是怎样想到的”问题，以及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如何建立和发展理论的问题。即首先要将概念的来龙去脉和历史背景讲清楚。
其次，就是对概念的理解过程，这一过程是复杂的数学思维活动的过程。为了使学生正确而有效地理解数学概念，教师创设思维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和兴趣以后，还是进一步引导学生对概念的定义的结构进行分析，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总之，要从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即培养学生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又使他们学到科学的研究方法。
二、精心预设，细心打磨，因“材”而“导”
追求数学课堂的“有效教学”，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是起点也是基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师要全力扮演好“编剧”的角色，因“教材”而施教，做足课前真功夫：准确把握教学内容，定位于学生“双基”的掌握。教师要准确把握教材的编写意图，细心捕捉“教眼”，用心揣摩“教法”，通过对教材的再加工、精加工，将简单、静态、结果性的文本材料，设计成为丰富、生动、过程化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再创造”活动中，获取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从而促进学生主动发展。
数学概念是基础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掌握数学基本技能的钥匙，更是学习数学知识的基石。由于概念本身的抽象性，给学生的学习增加了不少难度。长期的实践探索，我创设的“画龙点睛”概念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具体概括为：在概念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大胆“篡改”、重新整理，使概念的表述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琅琅上口，这样学生理解起来较为透彻且过目不忘。
三、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所谓创新思维，实际上就是合理地、协调地运用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以及直觉思维等多种思维方式，使有关信息有序化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它具有新颖独特、突破常规和灵活变通的特点。数学思维的目的性与问题性具有训练思维创造性的作用。那种认为数学思维只管训练人的逻辑思维的看法是一种曲解。因为就创造性思维而言，可以按创新的相对程度分为创造与再发现两类。创造是指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具有社会价值的思维活动。再发现是指相对于思维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价值或认识意义的新颖独特的思维活动。例如，学生在解决学习活动中的问题时的思维活动就是一种再发现。创造并不能一蹴而就，它是“再发现”式创造性思维的积累和发展。只有“再发现”式的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的发展之后，才可能达到真正的发明、创造。在此意义下，创造性思维对任何正常人都是可能产生的，而数学思维在训练人的创造性思维文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四、多媒体技术与传统教学间的优势互补
多媒体技术是一种辅助教学的工具，帮助学生对数学难点进行分析和理解，它并不能完全代替教师进行授课，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彼此间是相互存在并且相互影响的，所以需要将二者进行优势互补，更好的提升数学教学的质量。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使将数学当中一些非常抽象的概念定理以及推导公式，通过动态的演示更加具体、形象的表现出来，弥补传统教学单体模型以及理论表述在空间感以及逻辑性不鲜明的弱势，即便是一些更加深奥的数学问题也可以用多媒体技术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在学生面前，再加上教师适当的点拨引导，使学生更轻松地理解数学精髓所在，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
创新思维概念篇4
【论文关键词】培养；创新思维；创新意识；创新能力
前苏联科学家皮卡查认为，数学课是最适合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学科之一，因此，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室要求通过概念、计算和应用题的教学，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1．在概念教学中引导创新
数学概念是数学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抽象和概括是形成概念思维过程的科学方法。概念是通过抽象概括而形成的，概念的形成过程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属性进行抽象概括的过程，同时也是舍弃对象的非本质属性抽取本质属性的过程。因此，在概念教学中，教师要注意根据学生的具体形象思维为主的实际，重视学生的操作活动，为学生营造以个民主，生动活泼的教学环境，促使学生的观察、想象、思维和情感。异常活跃和丰富，从使学生通过概念发展的过程获取新知，并勇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学会在与他人合作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自己的想法，进而提出新思想、新方法。如教学“圆的认识”一课，首先充分利用学生日常生活的经验，举出“硬币、钟面”等实物，让学生观察它的形状，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脑海里有个圆的抽象概念，进而理解圆的结构特征及直径、半径圆心等概念。再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学具（圆）让学生动手折一折，动脑想一想，动口说一说。然后在巩固练习中，让学生在一组图形中标出各图的直径、半径、圆心等，既调动学生积极性，又巩固了概念。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还可以克服单向思维中学生自觉或不自觉的思维特性和思维定势。
2．在计算教学中鼓励创新
《小学教学大纲》指出：“要充分考虑到学生计算能力上的差异，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不要过分追求计算速度和加大计算繁杂程度，要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尝试运用多种方法，合理》灵活地进行计算和检验。”这段话告诉我们，要承认差别，不能搞“一刀切”，尤其在计算速度上更不能搞“一刀切”，不要把大量的时间、精力耗费在计算速度的教学上，不要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做多少题，不要要求所有学生都参加口算速算竞赛。要要求学生理解算理，但不是要用单一的思维模式解算理。要提出探索性和开放性的教学问题，引导学生自主探索，鼓励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尝试用多种方法，合理﹑灵活地进行计算和检验，通过这样的教学形式，使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落到实处。
例如，在教学“简便方法”“25×16” 中的一题，首先放手让学生大胆尝试运用所学的运算定律合理简算，结果学生在黑板上列出了很多的方法：
① 25×16=25×4×4=100×4=400
② 25×16=25×2×8=50×8=400
③ 25×16=25×8×2=200×2=400
④ 25×16=25×（10+6）=25×10+25×6=250×150=400
⑤ 25×16=5×（5×16）=5×80=400
⑥ 25×16=（20+5）×16=20×16＋5×16=320﹢80=400
⑦ 25×16=5×5×2×8=（5×2）×（5×8）=10×40=400
学生汇报结果之后，要及时给学生以肯定，并说明这些简算过程都是正确的，但教学中还不只限于这些，要再进一步让学生观察﹑比较来找出众多方法中，哪一种方法是最合理简捷的，在学生达成一致共识“25×16=25×4×4”是最简捷的，计算教学中鼓励创新并选择最佳思维点就是目的落到了实处。
3．在应用题教学中培养创新
思维能力是数学的核心，思维能力的提高与发展必须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进行。因此，教师要在应用题教学中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求异思维的机会，创设应用情境，引导学生大胆设想，敢于标新立异，独立解决问题。在训练学生发散思维时，首先注意培养学生的一题多解。例如：“在一辆汽车2小时行驶64千米，用这样的速度，从甲地至乙地共行驶了5小时，甲乙两地之间的公路长多少千米？”看到此题学生们很快想到用归一法莱解答：64÷2×5或64×（5÷2）
教师再问：“除此外，还有什么方法？”学生又想了想，举手回答：用比例法解答
解：设甲乙两地公路长x千米。
创新思维概念篇5
关键词：创造性；生成探索模型；概念
中图分类号：B84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53-02
创造性认知活动的研究者认为创造性思维活动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个必备特征，其思维活动的结果是作用于现实生活中的，所以它们满足创造的两个标准：新颖性和效用性。按照创造性认知的观点：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活动，从最普通的到最伟大的，都以这些创造性思维活动为基础。所以，要全面了解创造性活动，我们必须了解创造性认知活动。
在创造性活动中，虽然思维的灵活性很重要但它并不能决定整个创造性活动。因此在研究创造性认知活动中，研究现有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发生，怎样影响，有哪些知识会影响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就变得很重要。虽然创造性认知研究中假设每个人都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认知能力，但是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在创造力上是不存在差异的。不过一些基于认知心理学实验的创造性认知研究，认为平常的和超常的创造力表现之间有认知功能的连续性。
创造性认知研究也承认，除了认知过程以外会存在很多其他的因素会影响一个人产生创造。这些因素包括：内部动机、环境情景、偶发事件、不同文化对于个体所赋予的不同的价值观等等。但是，创造性认知研究的基础是假设许多非认知因素是通过影响认知功能而产生重要作用的。
一、生成探索模型
早期的创造性认知研究方法的基本框架是基于创造的生成探索模型，它旨在生成一种广义描述的、启发式的模型。这个模型的核心是：把创造性思维描述为首先产生不同于一般的观念或问题解决方法，随后是对那些观念进行扩展性探索。生成探索模型假设，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生成和探索在认知活动过程中是交替进行的，根据具体的任务要求和限定条件来不断改善。
认知探索的过程包括在现有认知概念结构中寻求新颖的或者可以满足当前需要的特性，寻求现有结构中的启发式的暗示，寻求现有结构的潜在功能，从不同的视角或不同的情景对现有结构进行评估，为描述问题的可能答案而对结构进行解释，并寻求结构中表现出的各种实践的或者概念的局限性。创造性认知的特征体现在不同认知过程的组合方式及运用上。所以，通过考虑各种类型的生成和探索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在一个广泛的认知框架内研究创造性认知的各个不同方面。
生成探索模型对创造性认知中的认知过程和这些认知过程运作时的心智结构也做了区分。例如，芬克等人提出一种特殊的被称作前发明结构的心智结构，它在创造性探索和发现中起着重要作用。生成探索模型还假设：生成或探索阶段的任何阶段都可能产生对最终创造的约束性影响。这就使得这个模型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情景和不同的限制条件下应用。因此，创造性认知的研究一个重点就在于什么时候应该考虑怎样的约束影响。
在研究创造性认知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避免使用单一的认知过程或特征来定义创造力。相反，我们把创造性思维看成涉及生成和探索过程的许多分支，涉及各种类型的前发明结构，创造性思维并非一定需要出现特殊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构。除了强调一般和特殊的创造性是通过一系列共同的过程连接起来的以外，这种特征描述的一个优点是，创造性思维和非创造性思维可以被看成一个连续体。生成过程、探索过程和前发明结构涉入的程度以及产生明显特征的程度只增加了一个创造性想法或产品出现的可能性。所以，在创造性和非创造性认知之间有相当大的重叠。
二、一些创造性认知的研究方法
创造性认知的研究中专家们研究较多的是创造性认知对于顿悟、酝酿等传统创造性的思维活动，以及概念扩展、概念组合和创造性想象等问题。由于生成探索模型中把创造性思维描述成一个在生成和探索步骤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对待创造性思维的认知研究时，并不明确区分创造性思维过程。
1.顿悟
创造性认知研究中一个典型的研究就是斯库勒和梅尔彻的顿悟研究，斯库勒和梅尔彻设计了一系列巧妙的研究，来研究有意识的言语活动对于顿悟的影响。他们假设有意识的言辞表达抑制了某种导致顿悟的无意识过程，那么要求一些被试在思考的同时，进行言语表达应该会阻断顿悟的表现。实验观测的结果也确实如此。表明语言表达对于思维的影响不是普遍地使问题解决能力下降，而只是影响有意识言语表达时顿悟性问题的解决。
斯库勒和梅尔彻继而概括了其他一些发现，这些发现把各种个体差异——比如知觉重构能力、场依存与在顿悟问题上的表现联系起来，提供了启发性的证据。后来，其他有关顿悟的研究也已开始把基本认知加工问题和创造性思维相联系。虽然，历史上顿悟的例子极为罕见，以致可以将这类现象放在经验科学所能涉及的范围，但是，已有的研究显示了引发和研究顿悟这一突出现象的创造性途径。
2.概念扩展
从根本上讲，人类认知的概念功能是一个创造性的现象。人类认知活动中的概念结构最常见的创造性应用就是扩展这些概念结构已形成新的概念。沃德等人称这种创造性认知活动为概念扩展。
关于创造的描述中：新的观念，即使是十分有创造性的那些新观念，通常都来自对熟悉概念的扩展。有时候正是这个由旧到新的变换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然而有时候熟悉的概念也阻碍创造性思维的发生。因为已有概念的特性会对新概念的形成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所以研究和概念扩展相关的种种认知过程是很重要的。
3.概念组合
许多日常例子表明，新组合出的概念即使是十分简单的组合也可被看做是创造性的。如果说概念组合可能会出现在所有创造性认知活动中，那么平凡的和非凡的创造力的差别可能就体现在概念组合的程度上。心理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已经通过实验的方法仔细考察了理解概念组合所包含的各个基本过程，从中得到一个明确结论，即单个概念的属性常常出现在那些组成成分都不明显的组合概念中。组合概念的新属性是新异性的来源，这就证实了概念组合可以促进创造的推测，也强调了实验室研究可以用来检验创造性认知功能。人们已经建立了许多的模型来解释人如何理解概念组合。
汉普顿属性继承模型提供将概念组合这种精细的认知加工概念化的方法。该模型指出，一个合成词的任何一个成分所必需的任何属性都将为该合成词所继承，而任意成分都不可能具有的属性则不会被该合成词继承。
维尔肯菲尔德也证实，概念组合能加深我们对创造的理解。她用马克曼和简特纳的结构校正模型来解释她的研究结果。相似的一对概念有相容的结构，使得理解者较易合并它们，其结果是它们在原有概念之外的属性中很少能突现出来。不相似的一对则很不容易联合，并引起超出原有概念的探索以解决其结构中的冲突。其他的一些研究也强调了在概念组合中概念的相似性是如何影响组合过程的。
最后，萨加德对概念组合在创造力中的作用做了一个以连贯性为基础的论述，这个模型使用了多重约束满足的概念：新概念的各个成分都对组合出的概念的解释造成约束。
4.创造性想象
想象在创造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而在创造性认知方面的一些研究已经验证了想象对于创造的重要性。创造性思维可以通过发展还未被特定目标或任务的知识干扰的前发明结构来培养。这说明除非必须确保使一个想法的形式有明显价值功能的方法外，不限制范围的功能解释也许可以让这个想法本身具有新的、潜在的功能。就创造性想象而言，当解释范畴被随机限定而不是自由选择时被试更可能发现一个创造性概念。运用意料之外的范畴显然鼓励了人们探索在前发明结构最初生成时没有得到考虑的其他可能性解释，由此促进创造性的发现。当然。对一个概念结构做解释时，某领域的专家通常要比新手更能发展出创造。所以，尽管在前发明结构生成时专业知识会阻碍创造性思维的生成，但在随后对这些结构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时候，专业知识还是相当重要的。
同时，也有很多其他研究者研究了创造性认知过程的其他方面，这些研究表明，使用认知科学的一般方法来研究创造性思维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实验室条件下，人们使用认知科学传统领域内已经研究过的过程和结构，也能做出真正有创新性的发现。这些研究还指明如何将认知科学的许多传统理论应用于创造力，而且，从这些更富创造性的情境中得到的发现，可以对基本认知过程提出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FinkR.a..Creativerealism.inS.m.smith，t.B.ward&R.a.Fink（eds.）.thecreativecognitionapproach.Cambridge[m].ma：mitpress，1997.
[2]wardt.B.，FinkR.a.&SmithS.m.Creativityandthemind：Discoverthegeniuswithin[m].newYork：plenum，1995.
[3]Finke，R.a.，ward，t.B.，&SmithS.m.Creativecognition：theory，research，andapplications[m].Cambridge，ma：mitpress，1992.
[4]wardt.B.Structuredimagination：theroleofconceptualstruct-
ureinexemplargeneration[m].Cognitivepsychology，1994.
创新思维概念篇6
【关键词】概念；数学；教学；中学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880（2011）12-0072－02
概念是人们对事物本质认识，逻辑思维最基本的单元和形式。数学概念是反映现实世界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数学概念是数学知识的基础，是数学教材结构的最基本的因素，是数学思想与方法的载体。正确理解数学概念，是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前提。如果学生不能很好地掌握概念，就很难在实际中解决一些问题，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概念是数学教学的一项基础工作，如果照本宣科地教学，对于部分接受知识比较慢的学生达不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如今教学应该用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充分有效地理解数学概念。
在教学过程中我在边学习边自我更新，总结如下几点方法：
一、注重概念的本源，概念产生的基础
每一个概念的产生都有丰富的知识背景，舍弃这些背景，直接抛给学生一连串的概念是传统教学模式中司空见惯的做法，这种做法丢掉了培养学生概括能力的极好机会，且常常使学生感到茫然。由于概念本身具有严密性、抽象性和明确规定性，传统教学中往往比较重视培养思维的逻辑性和精确性，在方式上以“告诉”为主让学生“占有”新概念，置学生于被动地位，使思维呈依赖性，这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学习最好的途径是自己去发现”。学生如能在教师创设的情境中像数学家那样去“想数学”，“经历”一遍发现、创新的过程，那么在获得概念的同时还能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由于概念教学在整个数学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重视在数学概念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引入是概念教学的第一步，也是形成概念的基础。概念引入时教师要鼓励学生猜想，即让学生依据已有的材料和知识做出符合一定经验与事实的推测性想象，让学生经历数学家发现新概念的最初阶段。
二、概念的教学中注重思维品质的培养
如何设计数学概念教学，如何在概念教学中有效地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思维品质，是我们在教学中经常遇到并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以“两条异面直线所成的角”一课的教学设计为例，谈谈概念教学中各个阶段上培养思维能力，优化思维品质的一点粗浅体会。
（一）展示概念背景，培养思维的主动性
思维的主动性，表现为学生对数学充满热情，以学习数学为乐趣，在获得知识时有一种惬意的满足感。以正方体为例观察异面直线，揭示了异面直线所成的角出现的背景，将数学家的思维活动暴露给学生，使学生沉浸于对新知识的期盼、探求的情境之中，使积极的思维活动得以触发。
（二）创设求知情境，培养思维的敏捷性
思维的敏捷性表现在思考问题时，以敏锐地感知，迅速提取有效信息，进行“由此思彼”的联想，果断、简捷地解决问题。（如何刻画两异面直线的相对位置以及角和距离？揭示课题。）
（三）精确表述概念，培养思维的准确性
思维的准确性是指思维符合逻辑，判断准确，概念清晰。新概念的引进解决了导引中提出的问题。学生自己参与形成和表述概念的过程培养了其抽象概括能力。（如用相交直线的夹角刻画异面直线的夹角。）
（四）解剖新概念，培养思维的缜密性
思维的缜密性表现在抓住概念的本质特征，对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全面深刻地理解，对数学知识结构的严密性和科学性能够充分认识（如两异面直线所成角的概念完全建立）。在这个过程中渗透了把空间问题转化为平面问题的数学思想方法。
（五）运用新概念，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思维的深刻性主要表现在理解能力强，能抓住概念、定理的核心及知识的内在联系，准确地掌握概念的内涵及使用的条件和范围。在用概念判别命题的真伪时，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在用概念解题时，能抓住问题的关键。巩固深化阶段：在学生深刻理解数学概念之后，应立即引导学生运用所学概念解决“引入概念”时提出的问题（或其他问题），在运用中巩固概念。使学生认识到数学概念，既是进一步学习数学理论的基础，又是进行再认识的工具。如此往复，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达到培养思维深刻性的目的。
（六）分析错解成因，培养思维的批判性
思维的批判是指思维严谨而不疏漏，能准确地辨别和判断，善于觅错、纠错，以批判的眼光观察事物和审视思维活动。深化阶段：对数学概念的理解要防止片面性。除在运用概念时，用典型的例子从正面加深对概念的理解、巩固概念之外，还应针对某些概念的定义中不易被学生所理解，容易被忽视的有些关键性的字眼；某些概念的条件比较多，学生常顾此失彼，不易全面掌握；某些概念与它的邻近概念相似，不易区别等等。举反例，从反面来加深学生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培养思维的批判性。
数学概念是数学大厦的基石，是数学的逻辑起点，它是学生认知的基础，是学生进行数学思维的核心，在数学学习与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对数学概念的理解掌握深刻与否，直接影响学生数学观念、数学素质的形成。所以数学概念学习与教学的理论研究受到了广泛重视，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的概念是每位教师的责任。■
【参考文献】
创新思维概念篇7
【关键词】创新思维数学培养课堂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9-0144-01
知识经济的核心是科技，而科技的发展要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良好的创新思维培养的主阵地也在于课堂。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在数学教学中实施教育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是新时代的要求，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那么如何在数学课堂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呢？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设计问题情境，激发思维的积极性
实践证明：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进入探索未知的主动思维状态是促进提高思维活动，获取学习技能，发展学生智力的关键。因此，数学教师在数学教学的课堂上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设计问题情境，让学生带着问题进行思维活动，以促进思维的发展，且注意不应直接将现成的结论传授于学生，而用特例、实验、多媒体等手段，设计一系列由浅入深、由表到里，以及从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发展的有梯度的问题，激发学生积极思维和主动探究，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知识的过程，使学生逐步形成认识实物和发现真理的方法，从中培养创新思维。初中数学是基础学科，虽然教材易读，但学生往往存在看看都懂、问问不会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对某一问题缺乏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思考，认识水平停留在“浅”或“表”的层次，因此教师应注意“于不疑处设疑”，多问几个“为什么”，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将学生的学习情绪、注意力和思维活动调节到最佳积极状态，让他们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课堂的学习中，从而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古人云：“于不疑处生疑方为进。”学生只会回答“为什么”是远远不够的，主要是要引导学生形成发现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技能，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学习的主体，鼓励学生主动提问，欢迎学生进行争辩，营造一种鼓励求异的学习氛围，激发学生思维的积极性。
二加大理解概念的深度，培养思维的深刻性
一般的思维是利用现有的知识经验进行一般的分析综合后做出判断推理的过程，而创新思维是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进行想象、加工、构思，以全新的方式解决他人未解决的问题的思维过程，他最根本的特征是不受陈规旧俗的约束，不迷信于旧有的结论，而是独立自主地探究和判断一切问题。依据思维的特征可知，创新与质疑和探究有关，质疑和探究是创新的起点，这就需要教师在授课中要对学生加大理解概念的深度，让学生更深一步地理解概念的真正内涵，要让学生在概念的理解中多问几个“为什么”养成一问多思、一问多答、一问多解的习惯，要从‘正向、逆向；横向、纵向；平面、立体；宏观、微观；客观、主观’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去思考问题，促进发散思维的形成，培养思维的深刻性。思维的深刻性指思维的抽象和逻辑水平及思维活动的深度，它集中表现在对概念理解的深刻程度，在平时的数学概念教学中，学生往往死记硬背定义、公理、公式等基本概念，不注重对概念的深刻理解，不能真正掌握其中的含义，从而导致虽对概念倒背如流，而遇到问题时却束手无策，其原因在于没有用心去体会定义、公理、公式的内在含义和本质规律，没有完全掌握概念的用途和应用范围，因此数学教师应将自己所掌握的数学知识、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在学习中求异，激发学生的求异思维，让学生经历“无疑――有疑――无疑”的过程，帮助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理念，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树立善于深刻思考问题的思想，实现思维的深化，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思维概念篇8
关键词：宪法概念，宪法思维，宪法规范，宪法事实，规范发现，宪法解释
一、引言：谁思维？法律思维还是法学思维？
欲使宪法摆脱昔日人们心目中作为政治附庸与工具的那种形象，其途径之一就是增进宪法的科学化，这就需要加强对宪法问题的宪法思维。宪法思维是一个以宪法概念为起点和工具，对特定宪法事实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在于对宪法事实形成一个新的陈述。在形式逻辑上，这一新陈述既可以是全称判断，也可以是一个假言判断；既可以是肯定判断，也可以是否定判断。在司法实践上，这一新陈述就是一个新规范。
那么，宪法思维和宪法学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吗？这须探究法律思维与法学思维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事实，或者更正人们原来对某一事实的错误认识，并用文字形式将这一事实描述出来。这也是科学之所以被称为描述性而非规范性学科的由来。所谓描述性，指的是对事实的客观陈述，亦可称为事实陈述，不涉及价值判断。所谓规范性，指具有评价性，评价需要标准，标准带有规范性质，涉及价值判断，可称为规范陈述。“自然科学、经验性的社会科学以及经验性的语言通常被理解为描写性（描述性）科学，而诸如法律或者伦理则被称为规范性科学。”[1]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而言，科学并非总是能够做到价值无涉。世界观、自然观、生活态度、科学目的等均作用于科学发现过程，这使得即使是科学研究，也总是在一定价值指导下进行的活动。作为规范性科学的法律研究，法律思维无非是以法律概念为工具对一个法律事实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其目的和结果是发现一个规范。广义上的法律思维主体是法律人，包括立法者、律师、法官、检察官在内的法律实践者，狭义上的法律人仅指法官。如果将法学视为一门科学，则法学就具有科学的一般属性，这就是发现。只是法学思维主体是法学家，而不是法律实践工作者，法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法律问题，而非法律规范。由于法学研究不仅是对司法实践中各种方法的评说，法律问题的发现还对实践具有指导价值，蕴涵着通过立法或者司法程序创设新规范的可能性。这使得法律思维和法学思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也是为什么英美法学传统并不甚区别“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原因。
一本美国作者所著的《法律研究过程》（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也被翻译为《法律研究方法》，[2]翻开来，通篇所讲的是“什么是首要法源？”（primaryauthority）“什么是次要法源？”（secondarysources）及法律语言、法律术语、怎样使用法律词典、为什么要研究判例？程序规则是什么？法律道德如何等。台湾学者所著的《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名为“法学方法论”，其全部内容是对充满法官中心的法律、法律类推、类推适用、解释方法等的评说。[3]这样的内容曾经引起我的困惑。我就想，这是谁的方法？这不是法律家包括律师、法官和检察官所关心的事吗？作为学者或者法学研究难道与作为纯粹实践意义上的法律家的工作没有区别吗？翻开欧陆法学家的著作，可以看到，欧陆法学家在充分认识到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法学研究和法律研究之间的密切联系和差异的前提下，在撰文过程中通常将两者等同起来使用。例如，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在谈到法律方法问题时就认为，关于法律方法并非只涉及到甚至也不是主要涉及到“法学”。在权力分立的国家，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首先的问题是怎样和应该怎样在实践中适用法律规范。这是因为，法学除了教育的功能外还有一个任务，即立法中支持立法者、在法律适用包括法官造法中时支持法院。它也支持着方法规则的发展以及对方法规则适用的批评。并说道：“在这个意义上，真正在实践中使用的、司法与行政的法律方法就是法学理论、法学研究和法学批判的重要对象。”[4]因此，从方法思考的主要目的看来，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学方法论”，而是真正相互竞争的法律实践的方法。正因为此，司法实践中法官所适用的包括程序在内的各种规则、解释方法就既是法律实践中的方法论，也构成法学研究的对象，在实践和学术研究的双重意义上被既作为一种工具，也作为一种术语使用着。只是在此需要注意这一问题，既然实践意义上的法律方法被法学家作为对象研究着，在此意义上两者合一，那也需要充分注意到两者之间的区别。这就是，法律方法除服务于实践中的规范发现之外，作为研究对象，它还是学者对法院裁决使用方法的说明与批判，或者批评性讨论。[5]也就是说，作为实践工具的法律方法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法学方法并无实质区别。同时，在区分法律方法和法学方法的过程中也可以识别出判例法和大陆法两种法学传统的差异，及两大法系分别注重法学家和法官对法律解释和法律形成影响的特征。此外，英美法研究传统一直注重服从实践中问题的需要，无论是分析、研究，还是推理和判断都带有很强的实践指向性，少有大陆法传统那样的纯粹学理意义上的抽象与思辨。这或许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对英美法传统影响的结果，也是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英美法传统中的体现。此处便不难理解霍姆斯那一著名的“普通法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的法律论断所体现的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判例法基础，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理性传统，即英美理性传统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理性、经验理性和个案理性，大陆理性传统则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理性和普遍理性。
作为一种实践工具，方法论的意义就在于获得法律和形成法律。德国法理学家就认为“法的获得属于方法问题”，“法律适用的方法也总是法律形成的方法”。[6]由于法律适用者应该将有效的法适用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或者纠纷，而这一问题或者纠纷就是疑难案件，因此，“方法的任务之一就是指导法院和其他法律适用者从有效的法中去获得法”。“这也是一个符合宪法地、被合理监督且可监督地将一般抽象性表述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纠纷或者问题的过程”。[7]法律方法就是一个涉及到法的发现、法的形成、法的获得的问题。这样，法律方法和法律思维过程也就可以等同起来。思维的最终结果不外是根据一个确定的、已知的、权威的、实定的或者有效的法去发现一个解决案件和纠纷的规范。具体到宪法而言，在司法适用宪法的国家里，宪法的实施主要是一个法官在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的规范涵摄过程。特别是在疑难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需要通过宪法解释经过精密的证立过程推导出新的规范。这一过程是宪法解释、宪法思维和规范发现的有机统合，它们构成全部宪法学的研究对象。宪法学者对这一过程的客体化或者对象化的结果也是一个宪法思维和宪法方法的综合运用，其目的也不出宪法规范的发现、形成或者获得。所以，法律思维与法学思维、宪法思维与宪法学思维既无法，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区别开来的。
在此，尚需特别明确的是，无论是宪法还是宪法学，都无从能够在纯粹意义上隶属于真正科学的范畴，因为真正的科学只有自然科学才能做得到。康德就曾经坚定地认为：“只有数学才是真正的科学”。[8]这样，按照数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标准，作为从属于法学分支学科的宪法学是无法被称为“科学”的。通常，可将科学划分为规范性、描述性和分析性科学。其中描述性的即为自然科学，是指主体对客体或者对象的客观陈述；而分析性的则为逻辑的，指对某一事物的内部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说明；而规范性的，则指带有主观的评价功能。按照这一标准，宪法学就不能单独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它既非像自然科学那样是对事实的客观描述，也并不是对宪法规范结构的抽象分析，更不只是停留在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上，而是对实践具有评价功能。同时，法教义学理论认为，法教义学是一个多维度的学科，可分为三个维度：描述——经验的维度；逻辑——分析的维度；规范——实践的维度。[9]其中，第一个维度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第二个维度是对规范的分析，第三个维度是规范的适用和实施。这样，与其说将宪法和宪法学恢复其科学性，毋宁说，宪法学既带有科学品质，也不乏分析性格，还有实施和适用意义上的规范属性。而宪法学的科学性，也就仅限于以宪法概念为依据分析和评价宪法问题，一如考夫曼对法学的科学性所做的评价那样：“法学的科学性只在于一种合理分析不是处处都合理的法律发现的过程”。[10]
二、何为宪法概念和宪法思维？
既然宪法的科学性在于主体以宪法概念为依据解决宪法问题，这就意味着对规范的评说和分析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历史的，更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政治分析将宪法规范——事实视为一种服从既定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政治交易和利益权衡，属于实质法治主义的政治决断论；历史分析则将宪法规范视为历史的形成；哲学意义上的正当性探讨是对实定的宪法规范进行纯粹应然层面的价值判断。那么，什么是宪法概念和宪法思维？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厘清三个基本问题：一是什么是概念？二是什么是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三是宪法概念和宪法学概念的区别与联系何在？
所谓概念，就是一个命题，也是一个被证明为是真的事实陈述，这些陈述必须共同构成一个系统，亦即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且这一系统还须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11]概念的另外一个替代词是“范畴”，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成果，又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12]一个概念的生成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而是对根源于某一特定或者既存事物的高度抽象。往往，一个概念和语词除了有与之对应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个甚至多个与之区别的事物和指代这一事物的概念存在，概念的相互区别使各自成为区别于他物的存在，从而具备自己的独有属性。《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对“概念”解释为：“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中国古代称为“名”之是也。概念虽在形式上是抽象的，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事物的关系，也即“名”与“实”之间有内在的有机联系。《墨子·小说》中指出：“以名举实”。《荀子·正名说》中指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概念既指事物的属性，又反映了具有这些属性的事物。前者就是概念的内涵，后者就是事物的外延。简言之，概念就是事物本身。[13]形式逻辑上的概念包含三层意思：概念本身要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明确的了解；对于不易为人了解的概念，必须加以明确的表达。[14]一方面，无论何种概念，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从事物中抽象出特有属性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的阶段。概念是思维的起点，有了概念才能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15]因此，可以这样描述概念的一些特点：事物的本质属性；是特定事实的语词表达；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和程序获得；必须经过说理和证明。
各学科和知识领域的概念就是名与实（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化学中的化合、分解，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哲学中的物质、意识、矛盾等。法律概念是什么？[16]法律概念和法学概念有区别吗？《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想家通过具体的法规和案例进行研究以后进行归纳而产生的具有一般意义和抽象意义的概念。概念是法律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并是我们将杂乱无章的具体事项进行重新整理归类的基础。”[17]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认为：“法律概念是由法律制度所确定的”，“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和必不可少的工具”。[18]德国法理学家考夫曼认为，“法律概念，尤其是法律基本概念的学说，传统上即属于一般法律学说的领域”，他将法律概念区别为两类。一类是“与法律相关的，非原本的法律概念”；一类是“法律的基本概念或原本的或类型化的法律概念”，并认为“最基本的法律概念之一，就是法律规范”。[19]非原本的法律概念是指那些源自于事实，而非取自于法律，虽然他们偶与原本的法律概念相重合，如出生、死亡、物、财产等。原本的法律概念是指那些取自法律上的，亦即立法上的或者制定法上的规范，他们是“纯正的”。虽然有的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思想家抽象出来的，有的认为是法律概念是立法者创立的，有的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创设的，但从上述定义中依然可以看出法律概念的一个共有特性，即法律概念是与实定法律规范或者判例规则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法律概念源自既定的规范，这个规范既可以是制定法上的规范，也可以是判例法上的规范。如果概念是用语言所表达的事实，则法律概念就是以法律规范所表述的事实。只不过这里的事实是法律事实或者制度事实，而不是自然事实。因此，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就是法律所规定的事实，它们与特定的规范连接在一起。[20]也可表述为，一个法律概念或者法律事实是一种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这一认识将为其后的讨论预设了一个前提，即法律概念可以区分为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创设的概念及法学家所创设的概念。
以此类推，作为法律概念的一个种类，宪法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就是宪法规范的那些事实关系，它们由当为语句组成，调整着国家和社会，并指导着立法、行政和司法的行为。也就是说，宪法概念就是写入宪法的那些概念，既然它们被写进了宪法，当然也就表达着特定的宪法关系或者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而它也就是一个宪法规范。且如美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每一个写入宪法的重要概念都包含者若干彼此冲突的理念。”[21]实定法意义上的宪法概念并不是能动的，它们不能自动创设和生成，从概念关系中演绎和推导出来，而只能经由立法者或者宪法修改才能产生新的宪法概念，或者通过法官在个案审理中解释宪法创设出来。这里，必须区别法学家的法律概念证立和作为规范的法律概念证立。如前所述，概念的成立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也就是需要证明，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皆然。一般而言，法律概念的证立包括逻辑证立和实践证立。法学家的概念证立即属于前者，其过程是能动的，他可以将“法律政策的设想或者愿望装进法律概念的语言外壳，之后将预先装入的内容假定为逻辑规范的命令从已经改变过的概念内容中再次抽取出来（解释）”。[22]严格而言，这类概念只是存在于教义学上，是法学家所使用和创设的概念，只是经过了理论和形式逻辑的证立，并没有经过实践的证立，因而不能算做完全的法律概念或者宪法概念，只能称为法学或者宪法学概念。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的实践证立则是立法者或者法官经过了立法程序或者司法程序的证立过程。以“隐私权”、“乞讨权”和“生命权”为例，“隐私权”就是一个由美国法官创设出来的宪法概念，是法官在“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一案中分别结合对实定宪法规范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解释而创制出来的，因为美国宪法无论在哪儿都没有提到这一名词。我国法学界所讨论的“乞讨权”则是一个学者经过理论论证所创设的宪法概念。“生命权”作为一个宪法概念，虽然存在于外国宪法规范或者判例法上，但在我国却依然属于一个宪法学概念，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宪法概念，不像“隐私权”在美国那样，可以通过判例拘束力而产生宪法效力。在此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这一命题与判断。“隐私权”在美国一俟创设，就产生了判例法上的拘束力，成为一个新的宪法规范。我国学者所讨论的“乞讨权”和“生命权”只是对立法和司法提供一定的学理指导和参考。在没有通过立法或者修宪将其规定为一个实定规范之前，“乞讨权”和“生命权”这两个宪法概念并没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又以美国宪法上的“默示权力”为例。这一宪法概念就是马歇尔大法官在“麦卡洛诉马里兰州”一案中，结合对宪法第1条第8款第18项规定的国会有权“制定为行使上述各项权力和本宪法授予合众国政府或政府中任何机关或官员的一切其他权力所必需和适当的法律”而创设出来的。还如“道德滋扰”（moralpestilence）这一概念，它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837年的“themayorv.miln”中通过对宪法中的“商业条款”的解释而创制出来的，用以允许对那些本来仅应由联邦政府管制的流通物进行管制或排除。[23]就此，法律概念和法学概念、宪法概念和宪法学概念可以区别并被识别出来。
宪法思维既具有一般思维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独有属性。思维是整个认识活动和过程的总称。宪法思维就是主体以就是以宪法概念（规范）为工具和前提的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具体表现为法官依据宪法规范解决宪法案件、纠纷和疑难案件过程中的一个规范证立过程，亦即主体通过一个实定的宪法规范确立一个新规范的过程。前一个规范是实定的宪法规范，后一个规范就属于规范发现，或者价值确立。这里的“价值”是指与事实对应意义上带有评价、规范和指引功能的宪法规范，而非纯粹与法规范对应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应然规范；此处的主体则主要指法官。
三、为什么要以宪法概念思维？
概念是思维的起点，宪法概念是主体判断、推理和论证的起点。解决宪法问题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亦即以宪法概念思维是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衡量、评判宪法事实（问题）及解决宪法纠纷的客观需要。
概念是任何一门学科大厦的基石，法律概念则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成单位。德国法理学家魏德士也认为：“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建筑材料。”[24]台湾民法学家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文中指出，王伯琦先生在其“论概念法学”论文中谓：“我可不韪的说，我们现阶段的执法者，无论其为司法官还是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学，不患其拘泥逻辑，唯恐其没有法律概念。”并认为，“可见，确实掌握法律概念，是何等的重要和何等的不易。概念是法律的构成部分，处理问题的思考工具，因此必须藉着实例的演练去理解和运用。”[25]也就是说，包括学者在内的法律人，不害怕大家没有自由的思维，而是太自由了，以至于不按照科学进行思维；不害怕大家不懂得逻辑，而是太拘泥于形式逻辑，不按照法律概念去思维。此即是指出运用一般的法律概念进行科学思维对于一个法律人的意义。在此过程中，尤其需要结合实例去锻炼法律思维能力。这里的实例，既可以是具体的法律纠纷，也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问题。只有将已有的法律概念结合实例进行思维，才能判断对这些概念的理解、掌握和运用能力，法律概念才不至于沦为一堆知识的机械累积，而是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
宪法概念以规范形式表现，既是宪法规范对特定事实的高度抽象，也是对一个或者若干个基本宪法关系的精妙陈述。在一般意义上，概念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名”，也即“符号”，其还保有“实”。对概念的掌握不能单纯停留在对它的机械记忆上，而是须对与之对应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透彻的了解。这就要求对所使用的概念有清晰的了解，不仅明确其内涵，也要熟悉其外延。从表面来看，思维也好，写作也好，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文字”或者“符号”游戏。实际上，由于各“符号”不仅有内涵，也有外延，符号游戏就是对事物之间关系的排列组合过程。[26]法律概念和宪法概念在服从形式逻辑这一基本法则的前提下，又有自己的属性。这就是，既然一个宪法概念就是一个宪法规范，就是宪法所规范的那种事实，则各种宪法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构成各种规范事实之间的关系。对宪法概念的思考也是对宪法所规范的各种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
因此，以宪法概念思维是宪法的规范性要求。作为对实践有法律拘束力的规范，宪法始终须面对着事实（问题）或者纠纷。解决宪法纠纷需要以现有的、实定的、有效的宪法规范为依据，对这些纠纷和事实（问题）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形成一个新的宪法认识，因而也就抽象出一个新的规范，疑难案件得以解决。可见，宪法概念或者宪法规范是进行宪法思维和判断的工具。没有宪法概念，就既不可能对各种各样的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进行分析和评判，也不可能对这些宪法问题形成一个确当的认识，更不可能发现、找出、获得或者形成解决这些宪法问题的思路或者方法。简言之，以宪法概念思维是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
四、怎样以宪法概念思维？
思维的结果是形成一个新的命题或者陈述。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宪法事实的分析、推理和评判结果所形成的新命题则是一个新规范。这既是教义学上规范分析的任务，也是司法实践意义上法律或者宪法思维的目的与结果。
根据德国法学家的概括，教义学有三方面的使命：法律概念的逻辑分析；将这种分析概括成为一个体系；将这种分析的结果用于司法裁判的证立。[27]这是法学家（者）以宪法规范为依据对社会政治事物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法学家或者学者。学者的宪法评判过程是一个教义学意义上的纯粹学术推理过程，在严格意义上，它不包含着具有实定法上的拘束力那样的规范发现，但却可以发现法律问题，并将法律问题再概念化，从而蕴涵着知识的创新，可指导立法者制定规范，也可在一定意义上影响法官的司法判决，表现为在判例法国家，法学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作为规范法源，故而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思维过程所包含的问题发现有着积极意义。
实践意义上的宪法思维也遵循这一过程，只不过由于主体不同，各自的宪法思维有一定的差异，其所得出的新陈述与规范又有一定的区别。归纳起来，有三类宪法思维主体。第一类是社会公众就生活中的宪法问题结合宪法规范的评判过程，思维主体是社会公众；第二类是制宪者、立法者（修宪主体）按照修宪程序从事的创设宪法规范的过程，思维主体是立法者；第三类仅指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法官运用宪法规范，结合司法程序对宪法案件（事实）进行裁断的过程，思维主体是司法者。虽然这三类宪法思维存在着很大差别，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以宪法规范对特定宪法事实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
实践意义上第一类宪法思维是社会一般公众以自己的宪法知识对宪法事实的分析评判过程，涉及宪法意识，在此不予赘述。立法者的宪法规范制定因按照修宪程序进行，其所发现问题并非是教义学意义上的学术推理和逻辑演绎，而毋宁说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也是一个各方利益主体的冲突权衡和政治交易过程。司法者的宪法思维既不同于教义学上的学理分析，也不同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宪法实施决定着司法者的宪法思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宪法的司法实施过程是法官就个案（宪法事实），依据具有约束力的既定规范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或者获得的新规范被运用于纠纷与个案的解决。这也是一个司法裁断和推理过程。这一推理过程就是一般的法律适用，它包含着“目光的来回穿梭”。法官需要在大量的浩如烟海的规范中寻找挑选出适合于当时的问题或者纠纷的法律规范并予以适用，也就是解释。[28]具体而言，这一过程包括四个步骤：认定事实；寻找一个（或者若干个）相关规范；以整个法律秩序为准进行涵摄；宣布法律后果。在此再次明确，这里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活事实，而是规范事实，是指某一事实认定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又因其必须根据法律规定以认识认定为前提调整其内容。这就是通常所谓的“规范涵摄”。由于规范适用的目的在于解决纠纷，所以，这一规范涵摄事实的过程也并非就是法官目光在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机械地“来回穿梭”，而是将一个有效规范作用于特定事实（问题）。在法官的规范涵摄过程中，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认为规范涵摄过程就是一个演绎推理或者逻辑推理过程。规范涵摄同时包含着规范作用于事实过程中的逻辑推论，这表现为规范的逻辑推理。由于此处的事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简单事实，而是不确定的事实，故法官并不能机械地将规范与事实对应，宣布结果。在将一个既定规范作用这一不确定的事实之时，蕴涵着新规范获得和形成的契机。这是因为，这里所讲的事实并非一般事实，而是规范事实，即规范规定的事实，而规范对事实的规定并非绝对严密和完整。在事实构成中，立法者有时故意将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定义权授权给法律适用者；在自规范颁布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变化中有一些立法故意不予解决的地方；在法律规范的事实构成中存在着不准确的、有歧义和错误的表达，此即为法律漏洞。这样，司法者在适用规范面对事实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对上述漏洞和空缺予以填补，从而预示着新规范的诞生。
五、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规范）创新：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
创新，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发现。如前所述，一方面，抽象出概念的目的既是为了形成判断，进行推理，做出论证；另一方面，人们从判断、推理、论证中获得的知识，又会凝结为新的概念。一个新概念的形成也是一个将某问题再概念化的过程，它预示着一种看待问题的新思维的成立及解决问题的可能。这一状况同样适用于宪法思维。在以宪法概念思维的规范涵摄过程中，不确定的宪法事实蕴涵着新规范的成立契机，因而宪法思维中的概念创新就是一个规范发现。
概念创新并非是纯粹的逻辑演绎，而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思维发展的结果。在此，思维通过以语言为符号形式的概念作为载体，这一概念承载着大量的事实信息。概念创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粹学理上的，也可称为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一类是在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教义学上的概念创新是主体以宪法现象为对象的抽象思维过程，它需要符合三方面的条件：一是须有学术源流为依据；二是必须是对客观事实的高度抽象；三是须经过理论论证和实践检验。司法审查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则是一个法官规范证立和推理判断过程，也是一个规范发现和确立价值的过程，即法官造法。美国学者也指出：“判例法可从具体的情境中创制出概念。”[29]这样，宪法思维过程实质上就是宪法解释过程，对宪法问题即对宪法规范与宪法事实之间关系的思考集中在对宪法规范如何“理解”上，这便是一个“诠释”问题。说到底，理解既涉及到方法论，也是一种程序。程序应在此引起充分注意。前面曾提到，“科学可以理解为通过采用一定的方法或程序而达到的某种结果。”因此，不借助一定的程序，既无法进行解释，也无法取得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之所以成为诠释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并进而影响了法解释学，原因就在于它强调程序在获得理解和达成共识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此处的程序主要指交往和对话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如平等地参与、平等地发表意见等。如果没有这种程序上的机会均等，则达成的所谓共识就有可能是独断的，因而也就不具备客观性。宪法解释过程中对宪法规范的理解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司法释宪则需要遵照司法程序规则。借助各种方法论和程序，可以成功地将符号还原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暂时地达成理解。在此，不管是文义解释，还是体系解释，抑或是历史解释和目的论解释，其目的都在于依据一个实定的和有效的规范，通过不同的方法扩充、更新、发展其内涵，从而为解决纠纷提供依据。至于法官选择使用哪一种方法，则服从于眼前的宪法事实或者宪法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宪法解释方法有很多，法官选择哪一种方法并无一定之轨的原因。而诠释学法学之所以在各种异彩纷呈的法学流派中独占鳌头，就在于在教义学意义上，法解释学和宪法解释学实际上是各种法学流派和方法的汇集，它既有描述——经验的维度，也不乏逻辑的分析，还是一个规范实践的过程。因之，宪法解释过程中的各种司法解释方法就成为发现规范的工具和通往“理解”的找寻之路。因此，“理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新规范的形成过程，人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的共同认识就是一个新的规范。[30]以新的共识为起点，人们在充满荆棘的问题之路上继续前行，周而复始。
但是，这一过程也有一定的风险，缺乏基础、证明或者证明不当的所谓概念创新很有可能是在曲解事物内涵基础上进行的，这就使得概念创新需要格外谨慎。对于宪法学研究者而言，学术意义上错误的宪法思维很可能使其得出的宪法判断是一个不真实的虚假判断，确立一个本身不存在的问题，或者一个伪问题和假问题，相应的建议和对策因而也失去其科学性和可采性。在实践意义上，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如果宪法思维有误，一个新的宪法概念或者规范的创新很可能得出一个错误判断，进而对其行为产生误导；对于立法者而言，错误的思维很可能导致形成一个与事实不符的规范，从而使这一规范丧失实际的规范、评价和指引意义。对于司法者而言，错误的宪法思维会使新规范面临着不客观的指责，进而影响个案正义。这是因为，规范发现与一般意义上的概念创新既有共同之处，也有着显著区别。实践意义上法官的规范发现必须服从民主法治国家的一般原则，如民主原则、权力分立原则与法治原则等。与前几种规范发现和新概念的确立相比，司法者在解决个案纠纷中的规范发现始终无法回避对自身民主合法性的质疑，即使立法者制定新规范有误，民主合法性本身就是一块挡箭牌，大不了日后再行修改。法官创制规范则不然，他必须面对诸如是否有代替立法者造法的倾向？是否取代了民主主义机构本身的职能？是否以自身的价值判断强加给公众？是否偏离实定规范太远？等问题的质疑。因此，对于宪法思维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和规范发现，法官必须通过一套严密的证明方法或者司法审查标准，方可从事实中提炼出规范。这一方法或者标准的确立既须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如特定事实须符合历史与传统、人们的基本信念、社会理论、价值观等，也须受到严格的司法程序规则的约束。只有在两者统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推理和论证过程才比较可靠，所做出的判断即发现的规范才是一个符合宪法精神和原则，具备正当性，具有生命力和实际约束力的规范，或者说是一个真实和有效的规范，个案正义才可能实现。
还需要说明的是，法学或者宪法学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创新或者发现并非如哲学那样，是发现真理；并且，法学或者宪法学的概念创新必须借着常识和个案，而非形式逻辑意义上以某一定理为前提的逻辑推演。在严格意义上，这一过程已超出了科学或者形式逻辑范畴，是一个诉诸热情、真诚、执着与投入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事情。这是因为，绝对意义上的真理是永恒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说的真理实际上即为“客观性。法学或者宪法学中的概念或者规范的客观性则并非绝对，而是相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法律或者宪法需要经常立、改、废的原因。特定规范在一个时期有客观性做基础，而在另一个时期则丧失客观性；在一个时期没有客观性的主观诉求，在另一个时期则具备了客观性，需要将其上升为法规范或者宪法规范。这一方面是因为宪法和法律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工具属性，作为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存在，虽然其不乏价值属性，但当一定的社会情况发生变化之时，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由于其失去存在的客观性基础，因而法规范或者宪法规范相应地也需要修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事实与价值并非截然对立，事实中蕴涵着价值。美国宪法中的奴隶制及其后的废除，以及法官创设的许多非文本的宪法外新权利就是一例。正因为此，在强调宪法的科学性的同时，不应忽视这一学科独有的政治和社会属性，即它不是自足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研究的感悟与认识对宪法学研究颇有启迪。弗里德曼倾毕生精力致力于经济学研究，撰写并发表了被引用最为广泛和影响最大的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所提出的范式其后成为实证经济学的经典框架。他在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段话至今依然让人回味无穷。他说：”人们要想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取得进步，不仅需要对现有假说进行验证和完善，而且需要不断地建构新假说。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构造假说是一项需要灵感、直觉与创新的创造性活动，其实质就是要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这个过程必须在心理学范畴中讨论，而不是在逻辑学范畴中进行讨论；必须研究自传和传记，而不是研究专著；必须由公理和实例推动，而不是推论和定理促进。“[31]所以，法学家在概念创新过程中，必须借着宪法概念和个案进行推理，经过严密的证立过程，俾使新概念具备客观性，避免独断，
六、以宪法概念思维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以宪法概念思维既是进行宪法学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如何在规范与事实确立恰当联系，解决宪法问题的需要。随着我国公众宪法意识的提高，即使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实践中的宪法问题也呈日益增多的趋势。无论对学术意义上的宪法学，还是对实践意义上的宪法都提出了挑战。学者、政治家和法官，都需要以宪法思维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的判断和形成的认识才可能对我国的宪法学学术研究和宪政治建设有所助益。
首先，以宪法概念思维是深化宪法学理论研究和宪法学科学化的需要。以宪法概念思维说到底是一种方法，目的不外是对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提供专业的理论分析和阐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是一门科学成熟的标志。正确的方法既有助于提炼出符合事实的问题，也有助于提升一门科学的专业化程度。在法学家族中，只有具备专业品质的宪法学才能为宪法事实和宪法问题贡献出具备自身学科特性的、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阐释，指导实践的发展。同时，以法律实践中的各种规范发现方法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作出评价，还可以丰富宪法学自身的研究内容。
其次，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提高宪法学研究过程中的规范化程度。前述分析中所指出的概念创新对于宪法学研究者有一定的警示意义，即学者不是不可以创造新概念，且学理研究过程中的概念创新对于立法和司法有一定的指导价值。但是，宪法学概念创新必须遵守规范，必须以人们公认和已知的宪法概念为前提，凭借着实例去进行推演，经过充分的证明，而不是经过纯粹的形式逻辑推论或者凭空自造。否则，所创造出来的概念既可能因缺乏客观性而沦于独断或者武断，也会对立法者和司法者形成误导，进而影响法律或者宪法的正义价值。
再次，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加深对宪法文本的认识。作为规范科学，宪法规范以文本形式表现，这些文本对宪法学和宪法实践具有约束力，是所有宪法思维的规范起点。宪法的规范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是以文本形式表现出来，在此意义上又可称为文本学。[32]这里的文本并非单纯指宪法典，而是指所有有效的宪法依据，包括宪法判例、宪法修正案、条约等在内的规范文本。另一方面，宪法的规范性还表现在宪法规范具有内在的逻辑结构，表现在宪法整体价值（规范）秩序、宪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规范与规范之间的逻辑关联性、规范内部的逻辑结构与关系、宪法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关系等。严格而言，对规范的逻辑分析最具科学性。无论从加强宪法学学科科学性，还是从指导法律实践的角度而言，都需要提高规范的分析能力，在学术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摆脱宪法对政治、历史和哲学解读的依赖，将宪法纳入规范分析之中。
第四，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增强对各种宪法规范的规范属性和效力的多样性认识。当今宪法已走过了纯粹政治宪法，而进入了多样性宪法范式并存的时代，经济宪法和文化宪法的出现使宪法的规范形式和效力发生了很大变化。政治宪法多以严格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规范形式存在，它们对司法有拘束力，可被法院强制执行；经济宪法和文化宪法规范多属于宣示性格，具有纲领性和政策性特点，在文本形式上多样化，其名称也各有分别，规范效力亦不同于传统规范。例如，一些具有经济和文化内容的规范不在宪法正文而在“总纲”之中；有的在名称上冠以“政策指导原则”等，以与传统具有司法强制力的、可被法院实施的规范区别开来。这些规范的属性和效力与传统规范相比有了较大改变。对这些纲领性或者政策性规范，既不可以传统规范视之，也不可简单否定其规范价值，而是须确立其新的规范属性认识，将其视为对国家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指导。同时，对这一类型规范的违反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违宪形态，相应地司法审查标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例如，立法不作为及其违宪责任的确立即属其一。
第五，以宪法概念思维还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它可以指导制定宪法规范和解决宪法纠纷。前述分析多次指出，宪法思维的最终目的和取向是为了解决纠纷，发现规范，宪法思维可以帮助法律人提供这方面的能力。目前，公众宪法意识的提高和宪法问题的增多对宪法法律人也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基本的宪法判断，提供解决问题的宪法思路。以宪法概念进行判断、推理和论证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认识各种宪法问题，并可对宪政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第六，以宪法概念思维有助于增进对各种宪法解释方法的了解。凭心而论，我们对各种司法释宪方法的精微之处还缺乏深刻认识，特别是由于我国缺乏违宪审查制度，实践中少有法官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推理和论证机会，客观上缺乏实践这些方法的机会，自然更无从在此基础上发展宪法解释方法。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无须在深入的意义上学习、识别和领会其精深之处，相反，两大法系的趋同使我们非常有必要熟悉判例法国家法官的活动，对有别于制定法体系的法官法的创制和发展有一个基本认识。
第七，以宪法概念思维蕴涵着宪法发展的契机。以宪法概念思维所从事的规范发现是宪法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实行违宪审查的国家里，很大程度上，法官在宪法思维指导下的宪法解释使宪法成为活法，而不致被沦为僵死的教条，或者使宪法成为社会现实发展的桎梏。法官造法虽然不断招致指责和批评，但并未在根本上动摇这一制度。凭借法官的规范发现活动，新的价值和规范通过个案不断被从事实中提炼出来，弥合了规范与事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既解决了纠纷，也为宪法发展提供了通路，使宪法不必动辄通过修改而历久弥新。
注释：
[1][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5页。
[2][美]克里斯蒂纳·L·孔兹等著：《法律研究方法》（theprocessofLegalResearch），英文影印本，2000byaspenpublishers，inc，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3]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01页。
[5][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3页。
[6][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89、290页。
[7][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5页。
[8]参见康德《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转引自[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9][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11页。
[10][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90页。
[11]参见[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1页。
[12]《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579页。
[13][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4]《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2页。
[15]《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42页。
[16]本文在撰述法律概念的过程中没有引用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因为《法律的概念》一书所分析的内容并非本文所指的法律概念，而是分析法律这一概念的含义，是对“法律是什么”的说明，其具体内容是对“法律是以威胁为后盾的命令”、“法律是正义”、“法律是规则”这三个命题的反驳。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17][英]戴维·沃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3年，第533页。
[1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及其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0、488页。
[19][德]考夫曼：《法律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53页。
[20]关于法律概念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可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4页。另参见[德]考夫曼：《法律哲学》第九章“法律概念——法律与制定法——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00——224页。
[21][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页。
[22][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5页。
[23][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24][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25]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6]语言哲学认为，“符号”除了其所指代的事物外，也有自己的规则。如语言除了与言说的事物有关系之外，语言本身还服从自己的规则。这一认识因此成为后现代思想流派之一，并促成当代意识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向。传统观点认为，人的行动包括思维和写作是由意识支配的，用中国化的说法就是“吾手写吾口”，“吾手写吾心”。但语言哲学认为，人的行动或者写作本身与其说是由思维或者意识支配的，不如说是由语言支配的。这一现象可以更为通俗地表述为：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其实，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例子。许多话是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说出的，说完之后自己都奇怪，怎么这样说话？或者说出了这样的话？完全没有受大脑或者意识支配，而是受控于语言自身的法则和冲动。可是，说出去的话，反过来又约束言说者自身。所以，到底是人在说话呢？还是话语支配了人的行动？同时，语言也是法律思维、法律证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语言哲学问题，可参见[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5页。关于法律与语言的关系，可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之第五章“法与语言”，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80——101页。[德]考夫曼：《法律哲学》之第八章“法律与语言——归责行为沟通的过程”，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63——199页。
[27]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314页。
[28][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29][美]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30]实际上，各学科和知识领域殊途同归，最后的问题无不归于“理解”一题上。我们看到，几乎各种学科和知识领域都经历了一个经由价值的、分析的，最后发展到以“理解”和“诠释”为中心的阶段。法学皆然，它由早期的自然法、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法社会学、以及各种交叉和边缘性的法学流派，最后发展到诠释学法学占据统领地位的时代。当然，对该问题的思考还牵涉到另外一个更深层问题的追问上，这就是，理解是可能的吗？或者为什么能够理解？对这一问题，哲学家们的回答不同。意大利的维柯1725年认为，我们只能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对我们来说，自然则是永远无法被理解的，亦不可能被我们所理解。德国的施莱尔马赫（1768——1834）则认为，“理解”是将自己投入到另外一个人的境况中去“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其后又将之补充为“一是对照比较，二是创造发挥”。对他来说，理解是一个通过将自己置入作者的思路之中，重建另外一个陌生人的内心活动的过程，因为人与人之间具有本质上即灵魂的共同之处。对他而言，“感情”与“设身处地”的能力使理解成为可能。狄尔泰吸收了两者的思想，认为理解的基础是前科学时代人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生命把握生命。但由于这一认识只限于人文科学领域，因而所有观点和理论只能相对有效，只与解释者所生活的世界有关，而不能适用到自然科学领域。参见[德]汉斯·波塞尔：《科学：什么是科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8——182页。而人们究竟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交往，还是误解使人们更能和谐相处？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作者注。
创新思维概念篇9
一、深化概念教学，强化知识网络，为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夯实基础
数学的发散思维是体现数学各部分知识相互联系的过程，这种思维能力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扎实的数学基础知识做后盾。因此，在数学教学中，我们必须首先重视对学生基础知识的培养和巩固。要做到这一点，深化概念教学，强化知识网络，就显得尤为重要。
1.深化概念教学。数学概念是整个数学知识结构的基础，是数学思想方法的载体。所以，在教学中，应要求学生对概念的掌握必须做到“四要”：一要了解概念的产生过程和背景；二要准确表述概念的内容（包括文字表述、符号表述、图形表述）；三要深刻挖掘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即对条件限制的挖掘、特殊情形的挖掘、思想方法的挖掘）；四要学会普遍联系，揭示规律，明确概念所带来的解题中思维的关键点（也即思维发散的关键点）。例如，在教学“直线与平面所成角”的概念时，首先通过直观教具显示直线与平面除垂直的位置关系外，还存在其他几种位置情形，让学生了解概念的必要性。同时，让学生回顾空间两直线位置关系的度量方式，并自然引出“直线与平面所成角”的定义，体现定义的合理性、完备性和科学性，最后通过与异面直线成角的定义进行对比，反映度量的本质，揭示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
2.完善知识结构，形成知识网络。在教学中，要从“纵”“横”两个方面实现对教材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的系统化、网络化。“纵”——统揽全局，巩固知识，“横”——突出联系，提示方法。例如，在对“直线和平面”一章知识的梳理时，“纵”的方面，引导学生按教材章节从整体上把知识划分为四部分：平面和平面的基本性质，空间的两条直线，直线和平面空间，两个平面及其空间位置关系状况，并以此为主要内容进行详细分解，画出知识结构示意图。“横”的方面，让学生根据知识的共同用途进行归纳联系。如在归纳“证明平行和垂直”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对基本思想方法进行总结。
二、适时营造课堂氛围，为培养学生发散思维能力提供可持续的情感支持和学习动力
数学教学过程虽然是一个认识过程，但同时也是一个情感活动的过程，只有认识过程与情感过程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才能构成数学教学中一个自然和谐的整体。
1.营造和谐的师生情感氛围。在实际的教学中，要以尊重为前提，信任为原则，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位学生，为学生创设愉悦的空间，用爱心包容学生学习所犯的错误，用信任和激励燃起学生克服困难的勇气，培养其探究精神。
2.倡导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乐学氛围。在教学中，应采取精讲、少讲的方式，把时间还给学生，进行多样化的学习。例如通过开展“错题汇编”，分组进行研究，让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活动”起来，使学生在分析、探索中感受成功的喜悦，培养其克服困难、坚持不懈的优良品质。同时，课堂教学应重视数学与日常生活、自然界和其他学科的联系。
三、积极创设问题情境，采取“散”式教学，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发散思维训练
由于发散思维具有多端性、独特性、变通性等特点，因此教学中应适时创设问题情境，采取“散”式教学，有目的、有计划地训练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即借助典型实例，通过各种不同的思维发散形式，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问题、多渠道求解问题。在实际教学中，应通过以下两种发散形式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
1.命题的发散。所谓命题的发散是指变更命题的条件、结论，或变换命题的形式，而命题的实质不变。通过这种形式的教学，能够引导学生不断根据变化了的情况积极思维、归纳、概括，从而多角度、多方向地揭示命题本质。这样能提高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这也正是思维的变通性得到培养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2.解法的发散。解法的发散是指解题方法的发散，即对同一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探求不同的解答途径，或对不同的问题利用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题多解”和“一法多用”。利用这种教学形式，能够引导学生在多思、多练、多用的过程中，熟练掌握解题方法和解题技巧，体会数学思想，优化解题思路，从而不断提高其创新意识，使学生的思维“散”在广阔性和深刻性中。
创新思维概念篇10
关键词：概念教学；数学；“再创造”
如果说数学是锻炼思维的体操，那么数学概念就是这种体操的基本功。体操是美丽的，然而，数学概念因为抽象，往往呈现出“冰冷的美丽”。人性化的数学，不应该是很干巴、很冰冷的面目。如何将“冰冷的美丽”变为“火热的思考”，让数学概念学习在学生的眼里“生动而又深刻”呢？这就需要我们数学教师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即在数学概念教学中要基于一个新的视角——概念的“再创造”。
一、关于数学的“再创造”
这里的“再创造”源自荷兰著名数学教育家费赖登塔尔提出的数学教育思想。首先，弗赖登塔尔认为：“数学是最古老的科学，也是最容易创造的科学。”一个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自己“再创造”很多的数学，为此，他一再强调数学教育方法的核心是学生的“再创造”，即学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中，依据自己的体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重新创造有关的数学知识。其次，数学的“再创造”过程就是一个“做数学”的过程；是一个认识发现而非吸纳性的过程，强调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活动对学生理解数学的重要性，以及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做数学”是学生理解数学的重要条件，并把数学教学视为数学活动的教学。
二、关于数学概念的“再创造”
数学概念是数学的“基石”，是学生获得系统的数学知识的源泉，是导出数学定理和数学法则的基础，是提高能力的前提。
数学概念是从客观现实中抽象出来的，概念的确立，不是来自权威，而是来自实践，出自合理；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灵活多样的。每一个重要的数学概念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着丰富的经历，如无理数的发现、函数概念的逐步完善、集合概念的建立……都充满着人类探索的情感成分和对真理不懈追求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形式化的数学概念这一“冰冷的美丽”里面蕴涵着人类探索的“火热的思考”，数学概念形成过程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含义。数学概念绝不是生来就枯燥乏味的，相反，它应是生动的。因此，概念教学中让学生在已有的“前概念”（又称生活概念）的基础上积极地、反复地进行概念的“再构建”和“再创造”，充分领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生动而又深刻地理解概念的本质，才能让学生的数学学习方式不应只限于接受、记忆、模仿和练习，还必须倡导自主探索、动手实践、合作交流、阅读自学等学习数学的方式，力求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成为在教师引导下的“再创造”过程。
三、实施数学概念“再创造”教学的基本环节
数学概念教学应突出数学思维和认知环节的实践过程。教师的任务是引导和帮助学生去进行这种“再创造”的工作，而不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从中学概念教学的一般规律出发，联系弗赖登塔尔的“再创造”理论,探讨数学概念“再创造”教学的基本环节如下：
1.唤醒“前概念”——激发学生的“再创造”动机
学生在系统学习某一数学概念之前，在生活中早就具有这一概念的“前概念”。如“角”“直线”“平面”“集合”“椭圆”等这些概念，学生都有它们的“前概念”。但“前概念”具有个体性、随意性和直接性，与正确的数学概念之间有距离或有冲突。当学生产生了认知困惑或冲突的时候，最容易激活学生的思维潜能，从而唤醒和推动创造行为的原动力。
在数学概念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激发学生“再创造”的动机，如创设实验操作情境，创设生活情境，创设问题情境，创设趣味情境等。
如在椭圆的定义教学中，教师可以让两个学生上黑板演示，一个学生固定绳的两端，另一个学生用粉笔绕绳勾勒一圈。课堂中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观察得到的图形，教师抓住机会让学生边观察、边思考，与自己原有的对椭圆的认识（“前概念”）作比较、分析，有什么同与不同，再步步深入探讨数学中椭圆的正确概念和本质
属性。
总而言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数学情景化的导入，有利于唤醒学生的“前概念”，使学生进入“以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未能”的境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再创造”的欲望。
2.探究新概念——着眼“数学现实”，在“再创造”中探究新知
探究新知是根据教师创设的情境，学生探究学习的过程。它可以是学生个体的探究方式，也可以采取相互讨论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启发点拨。
学生要形成一个概念，需要经历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模糊到清晰，从表象到本质的复杂的思维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弗赖登塔尔认为，应该充分关注学生的“数学现实”，以学生的“数学现实”为基础进行教学，而不是将一个现成的定义强加给学生。
3.形成新概念——在“合情推理”中，帮助学生形成概念
伴随“再创造”概念的同时，将情境与学生的“数学现实”结合，对这个概念的形成过程进行反思，通过分析、归纳、做更为抽象与形式的加工，即形成数学概念。这是对情境中数学成分作符号化处理的数学化过程，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在概念教学中要允许学生“异想天开”，善于捕捉闪烁学生灵性的智慧火花，鼓励学生的合情推理，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直觉思维，从而帮助学生形成概念，猜测公式、定理等，这是“再创造”的重要过程。
4.深化新概念——在“数学化”过程中“再创造”，实现对概念理解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弗赖登塔尔认为，与其说让学生学习数学，还不如说让学生学习“数学化”。数学化就是人们运用数学的方法观察世界，分析研究各种具体现象，并加以整理组织的过程。在数学教学中，就是要让学生运用自己的数学知识为具体问题建立新的数学模型，使学生学会数学化。从而达到深化概念、巩固概念与运用概念的教学效果，这是“再创造”的进一步深化。
如在“一次函数”的教学中，教师可以给出如下的一个函数图象，要求学生将图形与文字说明配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和数形结合能力，深化对函数概念的理解。
5.提升新概念—在总结、反思、提高中，实现“再创造”的升华
教学法表明：任何概念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概念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若学生只是孤立地、片面地了解一些零星的概念，那就不可能获得系统的数学知识，对数学概念本身也会缺乏深刻的理解。因此，教师必须在概念系统中教会学生更好地掌握概念。即对学生学过的概念进行系统分类，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各概念之间的联系，帮助学生建构起良好的知识结构，形成系统，实现从“再创造”到创造的飞跃。
总之，数学概念的教学应强调概念的“再创造”过程。从问题出发，引导学生从中分析、抽象、概括出数学概念，让学生有条件去经历再发现、再创造的过程，使他们真正理解、掌握，并能应用这些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正所谓用今天的“再创造”促成明天的真正的创造。
参考文献：
［1］张奠宙.数学教育研究导引［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03.
［2］李善良.数学概念学习研究综述［J］.数学教育学报，2001（8）.
［3］辛艳芬.中学数学教学中概念“再创造”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