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调查方案篇1
关键词：土壤污染调查；地统计条件模拟；污染概率；局部空间变异；污染区范围；布点优化；
作者简介：谢云峰(1981—)，男，副研究员(博士)；e-mail：xieyf@craes.org.cn；
1引言(introduction)
土壤采样调查是获取土壤污染物空间分布信息最重要的手段，采样调查结果的精度直接影响污染风险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和风险管理决策的合理性.土壤污染调查包括土壤样点布设、样品采集、污染物含量分析等环节.实际工作中，通常认为污染物分析方法的准确性是影响污染物调查准确性的最主要因素(Crumblingetal.，2001)，而忽略了土壤采样布点方案的重要性.大量研究表明，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变异性，人类活动影响越大的区域，局部变异程度越大(thompson，1996；丛鑫等，2009；杜平等，2006；张娟等，2014；郑一等，2003).针对空间变异性较大的环境要素，样点布设方案是影响调查结果准确性最主要的因素之一.Jenkins等(1997)对土壤中三硝基甲苯污染的调查结果表明，至少95%的变异度(统计方差)是由采样位置导致，而含量分析(室内分析和现场分析)手段对变异度的贡献不超过5%.其他类似研究也表明，土壤采样导致的不确定对污染物含量测定不确定性的贡献超过50%(argyrakietal.，1997；theocharopoulosetal.，2001；Jenkinsetal.，1999).因此，科学合理的土壤采样布点方案对保障污染调查结果的精度非常重要.现有的土壤污染调查布点方法主要包括判断性采样和非判断性采样(姜成晟等，2009)，其中，判断性采样主要根据已有先验知识设计采样布点方案，并在潜在的高污染风险区域加大采样密度(UKenvironmentagency，2000)；当缺乏场地污染物分布的背景信息时，就只能采取非判断性采样方法，如随机采样、均匀网格布点采样等(thompsonetal.，1995；USepa，1989).传统的土壤污染调查布点方法主要用于对污染物总体(平均含量)的最佳估计(Brusetal.，1999)，样本量主要取决于污染物含量的空间变异程度.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污染调查主要关注目标污染物的超标程度及污染区范围.因此，以总体估计为目标的传统土壤污染调查布点方法对土壤污染范围的估计精度通常不能满足修复决策的需求(刘庚等，2013；谢云峰等，2010).近年来，应用地统计学方法来提高土壤污染调查精度已成为研究热点之一(D'or，2005；Demougeot-Renardetal.，2004；Juangetal.，2005；VanGroenigenetal.，1999；Vantoorenetal.，1997)，该方法基于土壤污染物空间分布的自相关性，优化土壤调查布点空间布局，可提高土壤污染调查效率(Burgessetal.，1981；Demougeot-Renardetal.，2004；englundetal.，1993；阎波杰等，2008；赵倩倩等，2012).虽然基于地统计学和条件模拟方法的样点布设方法效率最高(Jonesetal.，2003)，但在土壤污染调查过程中却很少用于土壤污染调查布点优化(Verstraeteetal.，2008).
为了获得准确的土壤中污染物空间分布信息，土壤污染调查通常包括污染初步调查、污染详查等多个阶段.初步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识别土壤主要污染物及潜在污染区域，通常样本量较少.污染详查是在初步调查基础上，在潜在的污染区域增加样点，确定污染区的范围及其污染程度.土壤污染调查方案的误差主要包括污染区被低估和清洁区被高估(marchantetal.，2013；Ramseyetal.，2002)，其中，前者会导致污染区面临的污染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后者会导致不必要的修复投入.为了获取准确的污染区信息，通常需要增加样本量，但这会导致采样分析成本的增加.高效的采样方案是将采样调查成本与调查不确定性导致的经济损失的总成本降到最低(Ramseyetal.，2002).采样方案优化的目的就是要寻求降低污染修复不确定性的最佳样本量(Demougeot-Renardetal.，2004).土壤污染物的空间分布受污染来源、环境条件、污染物性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其在空间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空间相关性和变异性，对土壤污染物空间变异性的描述准确与否是影响调查结果的关键.本研究结合土壤污染调查的特定需求，提出基于污染概率和污染物局部空间变异特征的土壤污染调查加密布点方法，以提高土壤污染调查方法对污染区范围和污染程度的估计精度，并为土壤污染调查提供方法学支持.
2土壤污染调查加密布点方法(Samplingdesignoptimizationprocedurefordetailedsoilpollutioninvestigation)
土壤污染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主要出现在污染物含量过渡区域(刘庚等，2013；谢云峰等，2010；Xieetal.，2011)，为此，该研究针对污染调查结果的不确定性，提出土壤污染调查加密布点的工作流程和方法(见图1).土壤污染调查加密布点的2个核心问题分别为确定需要加密布点区域和样点布设方法.
2.1加密布点区域的确定方法
由于土壤污染治理仅关注污染物含量超过相关环境标准或修复目标值的区域，因此，提高污染区范围的估计精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密布点法正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提出.由于初步调查阶段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污染物分布信息，所以在加密详查阶段只需要针对污染分布信息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域进行补充调查即可，其中，不确定性区域是指污染物空间分布精度低于修复决策需求精度的区域.
为了定量评估土壤污染调查的不确定性，该研究引入土壤污染概率方法.基于初步调查数据，利用概率制图方法预测土壤污染物超过环境标准或修复目标值的概率，常用的概率制图方法有地统计条件模拟方法、指示克里格方法等.其中，地统计条件模拟方法包括多种模拟算法，如序贯高斯模拟、序贯指示模拟等.污染概率的取值范围为0~1，概率值越高，可优先判定为污染土壤；相反，污染概率值越低，可优先判定为清洁土壤.概率制图结果中，概率值介于高值和低值之间者即为不确定性区域，需要进一步补充调查确认.假定某污染土壤地统计条件模拟的污染概率阈值范围为0.1~0.8，设定污染概率阈值和清洁概率阈值分别为0.5和0.3，则污染概率为0.5~0.8者为污染区域，0.1~0.3者为清洁区域，0.3~0.5者即是需要加密调查的区域.
不确定性区域污染概率值较低的可能原因为：①区域内污染物含量较低；②区域属污染区域，并且样本量较少.为了进一步探究其具体原因，该研究引入局部变异特征方法.基于初步调查数据，分析土壤污染物含量的局部变异特征(包括变异系数、方差、自相关性等)，如果局部变异性较大，表明土壤中污染物含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大；反之，则表明污染物含量空间分布差异较小.对于局部变异性较大者，通常是污染物含量高值区向低值区的过渡区域，也是调查结果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域；对于变异性较小者，通常是高值集中或低值集中的区域，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较高.因此，根据土壤污染物的局部变异系数，将土壤污染调查结果划分为不确定性区域和确定性区域.假定某污染土壤局部变异系数为20%~200%，设定变异系数阈值为100%，则变异系数为100%~200%者为不确定性区域；低于100%者为确定性区域.
综合污染概率和局部空间变异系数确定的污染调查不确定性区域，即为污染调查加密布点的目标区域.
2.2不确定性区域样点布设方法
不确定性区域样点布设包括加密样点的数量和样点的空间位置.其中，加密样点数量主要与不确定性程度相关，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域，加密布设的样本量也较大；样点的空间位置主要与污染物含量空间变化趋势相关，主要利用趋势分析方法分析土壤污染物空间变化规律，沿着土壤污染物含量变化的方向布设加密样点.
本研究提出的污染调查加密布点方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提高污染区范围的估计精度.在初步调查结果的基础上，结合污染概率和局部变异系数方法确定加密布点的目标区域，再根据土壤污染物含量分布的空间变异性及其变化趋势，确定加密样点的布设方案.该方法可优化加密布点的位置，降低加密布点的数量，提高加密布点的效果，从而在保证调查精度的前提下，降低调查成本.
3加密布点方法案例验证(Validationofthesamplingdesignoptimizationprocedurefordetailedsoilpollutioninvestigation)
3.1案例区概况
案例数据来源于某重金属污染场地，场地面积约14.50km2.按照200m间隔进行均匀采样，在部分高污染区域适当增加样本量，共采集359个土壤样品.土壤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土壤重金属Cu、pb、as、Cd等污染物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以该场地土壤Cd污染为例，开展土壤污染调查详查加密布点优化方法研究.
3.2样点加密布点方案
案例验证研究过程中并不实际开展土壤污染初步调查布点取样，以及初步调查结果分析和详查加密布点工作.而是利用案例场地已有的359个调查数据，采用空间抽样的思路，模拟开展土壤污染初步调查和加密详查布点过程.具体操作步骤为：首先基于案例数据的359个样点数据，进行模拟的土壤污染初步调查.根据图1的工作流程可知，土壤污染物空间变异特征研究和土壤污染不确定性区域确定是土壤详查加密布点的2个最重要的环节.地统计学的半方差分析方法是最常用的空间变异特征研究手段之一，为了获取比较准确的土壤污染物的空间分布规律，需要有足够的样本量.因此，在初步调查阶段，将研究区域划分为10×10的网格，落在网格内的土壤样点作为初步调查样点，当网格内有多个土壤样点时，随机选取其中一个，由此共获得土壤初步调查样点97个，样点间平均距离约为386m.在初步调查的97个样点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本研究提出的加密布点方法进行加密布点.具体步骤为：基于初步调查数据，利用地统计学方法分析场地土壤Cd含量(w(Cd))的空间分布规律.利用条件模拟方法预测该场地土壤Cd污染概率(图2a).基于污染概率预测结果，设定污染概率阈值(pt)和清洁概率阈值(Ct)，污染区域确定方法如式(1)所示.土壤Cd污染概率阈值和清洁概率阈值分别设定为0.8和0.2，基于污染概率划定的不确定性区域见图2b；在此基础上，结合土壤污染局部变异特征(图2c)，将局部变异性大于变异系数阈值(CVt)的区域划定为不确定性区域(图2d)，变异系数阈值设定为局部变异系数最大值的75%(式(2)).综合污染概率和局部变异系数的结果，即为土壤污染详查布点的优先区域，根据土壤污染物空间结构分析结果，沿着污染物含量变化的方向确定加密样点的位置(图3a).由于该研究是模拟研究，如果在最佳的采样位置没有样点数据，就选择邻近样点作补充，土壤详查加密样点为57个，布点方案见图3b.将加密布点后的污染调查结果与案例场地359个数据获得的结果进行对比，评价加密布点的效果.
式中，Rp为污染概率分区，Z(x)为条件模拟预测的土壤污染物含量，Zc为土壤污染评价标准，pt为污染概率阈值，Ct为清洁概率阈值，Rcv为污染变异系数分区，CVx为局部变异系数，CVt为变异系数阈值.
3.3数据处理方法
利用GS+7.0软件进行土壤污染物含量的空间结构特征分析.样点污染物含量局部变异特征是在样点VoRonoi图的基础上，借助arcGiS10.1的Geostatisticalanalyst工具，计算每个样点及其邻近样点的变异系数.采样网格、初步调查样点设计及所有空间制图均在arcGiS10.1软件中实现.土壤污染物含量条件模拟及污染概率计算在GSLiB(GeostatisticalSoftwareLibrary)中实现(Journeletal.，1998).地统计学条件模拟方法较多，该研究采用最常用的算法之一序贯高斯模拟方法(SequentialGaussianSimulation，SGS)(谢云峰等，2015)，该方法算法简单、灵活、计算方便，其基本思路为：根据现有样点数据计算待模拟点污染物浓度的条件概率分布，从该分布中随机取值作为模拟实现；将得到的每一个模拟值，连原始样点数据一起作为条件数据，进入下一个点的模拟.
3.4结果与讨论
3.4.1土壤Cd统计特征的估计精度
由表1可见，土壤Cd污染初步调查样点(97个)与污染详查样点加密后(154个)的统计特征很相似，平均值差异仅为0.01mg·kg-1.加密详查后样本的变异系数降低.与总体样本相比，初步调查和加密详查这2个阶段采样的Cd平均值都偏高，误差为5.40%.变异系数较总体分别降低2.79%和6.71%.初步调查平均值的估计精度较高，而加密详查并没有进一步提高平均值的估计精度.在污染详查阶段，由于在土壤污染空间变异较大的区域增加了样点，因此，其变异系数降低.
3.4.2土壤污染区面积的估计精度
土壤污染调查重点关注的是污染信息的识别精度.初步调查和加密详查阶段，根据样点w(Cd)超标率(表2)估算的污染区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68.04%和70.13%，比所有样本的估算结果分别高3.14%和5.23%.污染概率预测结果表明，当污染概率阈值为0.8时，污染概率预测的污染区面积所占比例在53.58%~57.84%之间，比样点超标率估计结果低7.06%~16.39%.基于超标率估算污染区面积，意味着当某个采样网格内的土壤样点污染物含量超标时，则判定该网格超标.样点加密详查后，增加的样点都位于污染概率较高的区域，因此，总体样点中污染区域样点的比例增加，导致污染面积估计结果增大.
初步调查和加密详查这2个阶段估计的污染区面积非常接近，样点加密后污染概率预测的污染区面积仅增加0.16%，初步调查与加密详查估算的面积均小于总体样本的估计结果，污染面积低估4.10%.为了评价污染区范围空间位置的预测精度，将不同采样阶段预测的污染区范围与总体样本预测的结果进行空间差值运算，并根据差值结果将污染区空间位置预测精度分为相同、低估和高估3种情况.相同表示污染程度预测结果一致，低估表示污染区被预测为清洁区，高估表示清洁区被预测为污染区(图4).从污染区的空间位置精度来看，初步调查污染区面积预测的准确度为79.35%，分别有12.45%的区域污染程度被低估，8.20%的区域污染程度被高估.加密详查后，污染区面积预测的准确度提高到86.10%，污染程度被低估和被高估的面积分别降至9.00%和4.90%.
土壤Cd平均值估计结果表明，在初步调查阶段，其估计精度就已达到94.00%以上，而污染区的估计精度仅为79.35%.表明在土壤污染调查过程中，平均值或土壤污染统计特征的估计精度，并不能反映污染区范围的估计精度.土壤污染治理过程中，污染区空间分布信息比平均值更重要，直接影响到修复成本的估计.本研究提出的土壤污染详查加密布点方法，在保证土壤污染总体平均含量估计精度的前提下，显著提高了污染区面积的估计精度；加密详查后，污染区面积的估计误差为4.10%，空间位置精度为86.10%，比初步调查精度提高了6.75%；土壤污染调查的样本量显著降低，初步调查和加密详查的样本量仅为总体的42.90%.
本研究的样点优化思路是在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域内增加样点，不确定性区域的界定标准为条件模拟的污染概率和局部变异系数.从图2可知，不确定性区域主要分布在污染区边缘，在这些区域增加样点密度，能显著提高污染区空间位置精度.初步调查过程中，污染程度被低估时，污染区域被误判为清洁区域(见图4左下角和左上角的绿色区域)；样点优化过程中，清洁区域不会补充调查样点，因此，优化后的结果仍然是被低估.污染程度被低估与初步调查布点、污染概率阈值选择有关.由于没有污染物分布相关的背景信息，网格随机采样布点法对总体平均含量和变异程度的预测精度较高，对局部污染信息的预测精度较低.在初步调查前，收集场地污染源排放、土地利用方式、土壤理化性质、水文地质条件等影响污染物空间分布的相关信息，辅助调查样点设计，可以提高对污染区识别的精度(Falketal.，2011).污染概率阈值选择对加密点的空间分布有较大影响，如果选择的污染概率阈值过低，就会导致被高估的区域不能被识别；概率阈值过高，则会导致不确定性区域增大，需加密的样本过多，从而降低加密效率.本研究为了获取较大的不确定性区域，选择了较高的污染概率阈值和较低的清洁概率阈值，用于检验样点优化方案的效率.在具体应用中，应结合研究区的特点和调查目标，选择适宜的污染概率阈值，进一步提高样点优化方案的效率.加密详查样点优化过程中，基于污染概率和局部变异系数筛选出不确定性较大的区域，该研究并没有在这些区域增加样点，而是根据已有的样点数据，基于距离邻近原则，用邻近样点替代最佳位置的样点.增加的样点在空间位置上并不是最优化的，这可能会降低样点优化的效率.实际应用中在最佳的空间位置补充样点，应该会取得更好的调查效果.
本研究提出的加密布点方法的核心是在污染预测结果不确定性的区域，根据污染物空间分布规律补充调查样点.如图1所示，在污染物空间分布、污染概率预测、预测结果不确定性评价等阶段都应用了地统计学方法.根据地统计学方法的基本假设，应用该方法时要求污染物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重金属、多环芳烃等污染物在土壤中的空间分布都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胡克林，2004；郑一等，2003).因此，地统计学方法是适用的.对某些污染物，如化工场地的氯代烃污染等，这类污染物主要是通过泄漏释放到土壤中，然后通过土壤孔隙进一步向下迁移.在水平空间上，存在泄漏的区域就会检出污染物，没有泄漏的区域就不存在污染(韩春梅等，2009)，因此，这类污染物在空间上自相关性较差，本研究提出的加密布点方法就不适用.土壤中污染物空间分布受污染源分布及释放特征、区域环境条件、污染物性质及环境行为特点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不同尺度上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规律.针对具体区域开展污染调查时，需综合考虑污染物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同时可借鉴前期研究和其它类似研究的成果，初步分析土壤中污染物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进行初步调查布点.基于初步调查结果，应用地统计学方法研究污染物空间分布规律，如果污染物具有较好的空间自相关性，就可以采用本研究的方法进行加密布点优化，否则，本研究的方法就不适用.加密布点是在初步调查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辨识污染物的空间分布规律，结合污染调查的要求，开展详查布点优化.因此，初步调查的可靠性会直接影响加密布点的效果.地统计学应用半方差分析研究污染物的空间自相关性.相关研究表明，样点数量和空间分布会直接影响半方差分析结果的准确性(Goovaerts，1999).从样点数量来看，由于污染物类型、研究区域条件的差异，不同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通常认为样点数小于60时，难以获得较准确的半方差(秦耀东，1998).在具体应用时，可根据半方差函数的拟合效果，评估样点数是否足够.从样点空间分布来看，为评估污染物在不同距离和不同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规律，初步调查样点应尽可能在研究区域内均匀分布，在不同距离和方向上都有足够的样点数用于分析污染物的空间分布规律，可帮助提高加密布点优化的效率.
4结论(Conclusions)
1)土壤污染调查布点方法对土壤污染物含量的估计精度较高，案例场地土壤中Cd平均值的预测误差为5.40%，变异系数的预测误差为6.71%.
土壤调查方案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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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自查报告
一、概述
为深入推进2020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全县土壤环境质量，安化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根据国务院《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益阳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益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和《资江流域益阳段锑污染整治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2020年度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自查如下：
二、土壤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一）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湘农联〔2020〕24号）和《益阳市农业农村局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益阳市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方案的通知》（益农联〔2020〕2号）文件要求，我县认真开展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并按要求完成了治理目标任务。
（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我县暂无污染建设用地地块，根据《关于印发〈2020年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核算方法〉的通知》（环办土壤〔2020〕28号）文件精神核算方法，我县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视为100%
三、土壤污染防治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总体方案》要求，我县开展了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
一是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详查。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湖南省2019年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方案》要求，我县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工作已由省农业农村厅进行了统一部署安排，已经形成了乡镇耕地土壤质量类别分布图、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评价单元信息汇总表和耕地土壤环境治理类别划分评价点位信息表等相关成果。
二是重点行业企业用地调查。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安全有序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确保如期完成目标任务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20〕77号）文件要求，我县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的工作布置和进度安排，配合信息采集单位将辖区内已采集的基础信息反馈给企业做进一步复核确认,特别是对无主关闭搬迁企业地块的信息复核确认。对企业信息填报不准确的地块，收集提交相关佐证材料。已完成了重点行业企业信息采集和风险筛查工作。
（二）源头预防
1.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
一是开展了全口径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查的通知》要求，我单位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对清单内企业进行核实，最终核实我县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全口径清查内企业8家。
二是开展了涉镉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的排查整治。
根据涉镉等污染源整治清单，按照“一源一档、边查边治、以治为主”原则，对列入整治清单中污染源逐一制定管控、治理方案并组织实施。我县涉镉污染源整治清单中有11家涉镉企业，已全部制定了污染源整治方案，建立了整治清单及动态更新制度，每季度按时上报进展情况。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治任务。
三是切实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涉重企业治污与清洁生产改造力度，严厉打击超标排放与偷排漏排，规范企业无组织排放与物料、固体废物堆场堆存，稳步推进重金属减排工作。全年未发生涉重金属重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2.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环境整治
加强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监管和打击力度，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工作实施方案，对重点监管单位工业固体废物堆存场所全面防控、不留死角，实行动态管理，加大督查频次和力度。开展我县危险废物大调查大排查专项行动，对发现问题建立了问题清单，督促企业立行立改并跟踪检查，指导企业建立管理档案，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对环境产生新的影响。
3.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
2020年我县化肥使用实物总量60441.11吨，比2019年减少1358.63吨，亩平减少0.72公斤，减少折纯总量434.9吨，亩平减少0.23公斤，减幅2.21%；全县计划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面积174万亩，实际完成178.06万亩，完成计划任务的102.3%，主要农作物应用面积达到95%以上；经水稻、玉米试验比对，肥料平均利用率达40%以上；同时，通过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项目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化肥减量增效项目的实施，辐射带动全县推广有机肥施用量52.46万吨，茶叶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区有机肥用量较去年提高了21.03%。
2020年我县农药商品折百用量总计138.32吨，较去年144.94吨减少了4.57%。其中国家禁用农药使用量为0，限制型农药使用量5.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的4.04%，较去年下降了14.37%。杀虫杀螨剂39.3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28.44%，较去年下降了3.28%，其中有机磷类杀虫剂减少了15.22%。杀菌类农药全年使用34.17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24.77%，比去年减少了0.29%。各类除草剂今年总用量64.06吨，占全年农药使用量的46.32%，较去年下降了7.52%。
4.废弃农膜回收利用
今年，我县农膜总使用量为417.26吨，总回收量为340.43吨，回收率81.59%。其中，地膜使用量134.04吨，回收量110.48吨，回收率为82.42%；棚膜使用量283.22吨，回收量229.95吨，回收率81.19%，主要回收方式为网点回收和农民自行回收。经调查，目前全县农膜回收企业0个，回收网点34个。全县主要农膜销售主体81个，2019年共销售67.22吨，2020年全县销售主体共销售79.84吨，同比增加18.77%；主要农膜使用主体131个，2019年购买使用197.87吨，2020年购买使用345.46吨（其中外地购买265.62吨），同比增加74.59%。
5.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
我县坚持“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在全县大力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努力解决城镇垃圾“上山下乡”问题。2018年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聘请第三方技术公司制定了安化县农村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方案，组织对清塘铺镇（袁桃社区、清塘铺社区）、梅城镇、仙溪镇、大福镇、龙塘乡、羊角塘镇、滔溪镇、小淹镇、柘溪镇、古楼乡、长塘镇等11个乡镇1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逐一进行实地勘察，按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位置、主要成分、规模以及垃圾治理成本分类制定了整治计划，明确了责任人员、整改要求和整改时限，因地制宜对不同地域的垃圾堆放点采取了挖转运、原地封场、覆土绿化三种技术整治，同时做好排水沟、挡土墙修建和防渗处理，恢复地表生态。2019年12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已全部按照整治方案整治完成，并组织环保等部门完成了联合验收。2020年无整治任务。
（三）农用地分类管理
1.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定
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工作的通知》和《评估考核规定》要求，对照说明是否完成全省类别划分，并按照《省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成果报送规范》（农办科〔2020〕11号），成果报送农业农村部和生态环境部。
2.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治理修复
一是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我县洞庭湖流域化肥农药农业废弃物污染整治epC项目分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程、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工程、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工程、其他工程五个部分。该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涉及柳坪村、岩坡新村和杨林社区3个行政村，区域总面积63.2平方千米，居民人口12122人，生猪养殖规模4900头，鸡、鸭养殖规模47000羽，耕地11500亩。截至2020年12月3日，地表径流污染治理工程部分已完成柳坪村和岩坡新村单户四格净化池系统基坑开挖200套，成品化粪池88套和玻璃钢水池200套已进场，生态塘改造完成6个，株溪河道改造已完成530米透水砖铺贴及绿化带土壤回填；农业废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工程部分已完成农业投入品废弃物收集池32座、田间堆沤池15座，有机肥加工车间施工地完成土地平整；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部分已完成储粪棚16个，格栅池10个，厌氧池16个。二是认真开展受污染耕地入户调查,土壤详查严格管控区调查,安全利用区调查；三是稳步推进安全利用区治理,超额完成上级下达治理任务。
（四）建设用地准入管理
1.疑似污染地块名单建立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要求，建立了安化县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信息平台并与上级部门联网，及时上传至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系统并动态更新。完成对辖区内同级自然资源和规划、住建部门“全国污染地块信息管理系统”账号的分配，并已建立土壤污染防治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协调机制。经核查，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
2.污染地块名录建立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及有关要求，按时填报和更新了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系统，同时在市生态环境局官网上公布污染地块名录及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经核查，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
3.暂不开发利用污染地块环境风险管控
根据《土十条》《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有关要求，我县暂无受污染建设用地地块，无相关风险管控任务。
（五）试点示范
1.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项目是安化县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重金属污染防治（一期）项目，该地块为林业用地，项目2017年获得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100万元，2018年年底完工，治理成效明显。
安化县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重金属污染防治（一期）项目是益阳市争取的第一个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益阳市将其作为一个标杆型工程，严格按照实施方案的要求开展施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三项，一是对清塘铺廖家坪废弃尾矿内的36800m3废弃废渣及渣土混合物进行无害化处理，统一运至新建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进行安全填埋，并对填埋场进行生态恢复；二是对项目范围内6840m3污染土壤清运至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并对该区域约3969m2进行生态恢复；三是建设库容约44661m3Ⅰ类固体废物安全填埋场，用于填埋稳定化处理后的废渣、渣土混合物及污染土壤，最后再进行生态修复。
项目的成功实施，在当地取得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是项目区生态环境得到恢复与改善；二是重金属消减量显著；三是示范作用重大。不但可以有效改善我县土壤、水体中重金属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全县环境安全保障水平，进一步消除或减轻污染对居民身体健康的危害，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而且能及时化解由于环境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纠纷，维护和保障群众权益。通过重金属污染防治的广泛宣传，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意识，将有力推进全县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2.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
安化不涉及。
3.鼓励地方创新和先行先试
为切实加强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全县土壤环境质量，根据《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湘政发〔2017〕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并于2018年1月7日颁布实施。该方案明确了以县政府为责任主体，各县直单位按照责任分工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各个领域分工负责。
二是强化监管执法，加大执法力度。重点监测土壤中镉、锑、汞、砷、铅、铬等重金属污染物，重点监管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
三是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遗留石煤矿环境污染问题治理，2017年12月15日由安化县人民政府下达关闭6家矿山的决定，根据《益阳市石煤矿山关闭治理工作方案》（益办〔2019〕4号）要求，2019年4月12日，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其采矿许可证依法予以公告注销。2018年6家石煤矿关闭企业开始场地调查报告编制、实施方案编制，并通过了场地调查报告评审、实施方案评审、环评批复、发改立项批复、挂网招标、中标公示、施工图设计、图审、工程概预算、财评。施工单位进场后按治理工作方案按步推进，按时按质量均完成整治工作，于10月22日通过了县相关部门组织的工程验收,11月2日均通过了市级相关单位和专家的项目管控验收。
（六）落实各方责任及公众参与
1.部门协调配合《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和工作职责，压实了责任。建立了全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协调做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2.环境信息公开
根据《土十条》等有关要求，区域内重点监管企业自行监测并将结果向社会公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行政区域内各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并向社会公开，湖南安化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在全国污染源监测信息管理与共享平台公布了企业基本信息和监测方案。
3.宣传教育
为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建设良好人居环境、宣传土壤污染风险防控知识，特邀湖南省环保厅宣讲团来对各乡镇进行了土壤污染防治宣贯培训，同时订购了土壤污染防治宣贯资料，通知各乡镇来领取并发送到村上组织村民学习。我分局组织编制宣传手册，印发至各相关部门、乡镇、重点监管企业，并在高速路口、重要交通要到树立了生态环境保护的宣传牌，宣传土壤污染防治的治理意义。此外，区环保分局制定了有奖举报办法，鼓励公众通过“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对乱排废水、废气，乱倒废渣、污泥等污染土壤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4.土壤污染事件
安化县全年无因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超标或人居环境安全事件等情况。
四、地方开展的特色工作、经验和主要成效
一是出台了《安化县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目标，压实了责任。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担责、公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
二是加强监管，严格准入，预防土壤环境污染。对经开区和高明循环经济工业园严格项目准入，严管环境污染。确定重点排污企业名单，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根据益阳市2020年重点排污单位名录里，我县要求15家重点排污企业开展土壤与地下水自行监测，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同时加大落后产能淘汰力度，取缔一批污染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非法加工小作坊、“散乱污”企业和集散地。
三是统筹兼顾，综合施治，开展土壤修复治理工作。今年扎实有序的推进了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最快有效地确保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治理。其中金华锑矿历史遗留治理项目主体工程已完工，并组织了验收评审会；大福镇木溪村场地污染综合治理应急工程主体工程已完工，正在准备验收工作；安化县奎溪镇木榴村原松溪锑矿废矿坑环境污染风险管控项目和安化县马路镇金正锑冶炼厂遗留场地风险管控项目均已完成了发改立项、技术方案编制、招投标，工程建设正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中。通过治理项目的实施，有效的控制了污染源，切断其继续污染周边环境的途径，阻止污染地块扩大。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困难及打算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县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由浅入深，由点到面，逐步推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突出问题。
1、土壤环境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缺失，给土壤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带来一定困难。
2、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起步晚、宣传少，还没有引起各级政府的足够重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划分也不够清晰。
3、土壤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土壤环境保护工作没有专项资金来源，市场化投资渠道不够畅通。
4、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的缺失使土壤污染修复工作进展缓慢，已经开展的一些治理项目也只是在局部地区和较小范围进行实验。
5、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和突出，工作面不断扩宽，土壤环境监管体系不完善，专业性强，人员配备与工作任务不相适，未能适应全面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要求。
6、治理难度大，治理经费短缺。
（二）下一阶段打算：我局将进一步加强领导，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扎实做好土壤环境保护各项工作，确保土壤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1.严格土壤环境监管。以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和排放重金属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行业企业为重点，强化工矿企业环境监管；以肥料、农药、地膜和养殖饲料的生产使用为重点，加强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管；以危险废物收集、贮运和处理处置为重点，严管废物处理处置活动，严厉打击随意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行为，有效控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
2.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将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政府对辖区内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工作负总责，明确工作任务，落实部门分工，严格目标考核；按照“谁污染、谁治理”、“谁损害、谁赔偿”的原则，落实企业治理土壤污染的主体责任；加大宣传力度，接受社会监督，逐步建立政府引导、部门联动、公众参与、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建立土壤污染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对于因违规审批、违规建设项目等原因造成土壤严重污染的，依法追究责任。
3.加大土壤治理投入。按照“政府引导、企业担责、社会参与”的原则，拓宽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资金渠道，积极推进土壤污染治理工作。加大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的财政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
4.加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以保障农产品质量、人居环境安全和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为出发点，以拟开发建设居住、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和公共服务等项目的污染地块为重点，强化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
土壤调查方案篇3
――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
环保历来是全国两会的热点话题，2017年两会提案涉及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多类议题，其中不乏与环保法律法规相关的提案。如何以立法的手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成为两会的热门话题之一。
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从国家层面制定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确立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尽快形成顶层设计；划清土壤污染防治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在一个部门统一管理的基础上，建立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调，协同推进土壤污染防治，加快完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今年两会上，有地方代表团建议道。
土壤污染防治事关人们舌尖上的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继大气污染、水污染之后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急需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从国务院有关部门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来看，我国的土壤环境总体上形势严峻、不容乐观，部分地方污染严重。
长期以来，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基础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单行法律，使得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的法律依据，这一问题亟待解决。“我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散见于环境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缺乏系统性、针对性。‘土十条’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土壤修复提供了政策性指引，然而其约束力有限，尚存在监督管理力度不够、相关部门职责不明确等现象。”业内专家指出道。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就曾3次领衔提交关于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议案。
此外，农工党拟提交全国政协提案：建议加快完善土壤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提出要首先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从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制定中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宜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强化“风险管控”立法理念，在“源头预防”与“末端治理”两头发力，完善土壤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系统解决土壤污染防治问题。
针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呼声，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向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交工作报告表示，201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3月9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两会期间的记者会上表示，环境保护部将继续配合开展大家都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起草工作。
“‘土十条’为立法提供了基础，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的相继修改，又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提供了成功经验。”全国人大代表刘正军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时机已成熟，具备出台条件。
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翟勇介绍：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整理相关意见。“这部法律仍然在制定过程中。”他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初步计划在2017年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表示，2015年以来，全国人大环资委牵头成立了土壤立法专家组、工作组和协调组，制定了立法工作方案，组织召开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部门座谈会和专家座谈会，初步形成了征求意见稿草案。
事实上，随着土壤污染防治专门立法的启动，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相关制度也将逐步完善。其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争议较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业内专家指出，关于土壤保护利用，除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外还有土地管理法，这使得“一个事情被人榉挚了”。这有点类似于“水法管水量，水污染防治法管水质”。在管理机构上，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也是各管一摊。
由于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存在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问题，不利于部门间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过程中，应考虑划清有关部门的权限和职责。有代表建议，在坚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管的前提下，要明确和强调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农产品产地土壤污染防治工作中的作用。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认为：我国污染场地的治理修复仍然要坚持“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对于历史遗留污染场地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能够找到污染者的还是应当要求污染者承担责任，对于因改制或企业破产关闭等原因无法确定污染者的，可以考虑根据“受益者负担”的原则，由现有的土地使用权人进行修复。
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
“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建议修改现行的《人民警察法》或相关法律，增加对环境警察的规定，加强对环境污染的刑事打击。”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出：“设立环境警察加强对环境污染行为刑事打击”。
业内专家指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污染行为主要以民事和行政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相对刑事责任来说，民事与行政责任执法效力比较薄弱，而对污染环境行为的行政处罚居多，刑事处罚甚少，导致对污染者形成不了大的威慑力。
相比过去，随着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环境污染案件“入刑”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了。但是在基层的环境执法过程中不难发现，由于环境管理部门与司法部门在调查取证方面的程序、认定结果等存在不同，导致在两部门案件移交和衔接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由于在权职设置方面，法律只赋予了环保部门间接强制权，所以导致其存在一定的被动性，致使执法力度偏弱，执法效率偏低。”朱列玉表示：建立环境警察制度，使得环境保护部门能够获得直接强制执行权，在执法过程中就不会处于被动地位。朱列玉提出，增加环境警察的规定，首先要从法律上使环境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设立环境警察并不是单单将目前的公安干警抽调出来执行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任务。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公安机关既要肩负起打击违法犯罪行为重任，又要承担起环境保护职能，往往导致案件堆积，不能及时处理。同时环境污染具有复杂性、潜伏性、长期性和隐蔽性等特征，导致污染环境的犯罪案件证据采集困难，影响了环境犯罪的发现及案件移送。”
有鉴于此，近年来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对于设立专门的环境警察的呼声并不在少数。其根本目的，是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更大的威慑，加大执法和处罚力度。
陈吉宁在3月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通过配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过去行政执法采用的很多证据跟刑事证据接不上，很难把它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环境相关案件得到落实。
陈吉宁表示：通过这些工作，去年全国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共6064件，比2015年增长37%。另外，环保部还联合公安部组织开展全国打击涉危险废物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共检查涉危险废物单位46397家，立案查处1539件，移送公安部门330件。
事实上，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相关法律法规也正在不断完善，在基层执法过程中，过去对于环境污染行为“没有办法”的局面也正在改变。与此同时，部分地区对于“环保警察”的制度先行先试，取得显著的成效，也提供了可贵的探索经验。
“拳头硬了。”汕头市公安局环境保护侦查大队负责人蔡炜说：“环保警察具有刑事执法权，现场查处时可采取强制扣押等手段，对犯罪嫌疑人可采取刑事拘留等措施。这一招，对环境违法分子震慑力极大。”环保部门属于行政执法机关，只有行政执法权，在执法中经常遭遇企业耍无赖不配合调查，有的甚至暴力抗法、毁灭证据。
“行动快了。”广东佛山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分局局长陈振华表示，以前一个环境犯罪案件从环保部门取样、到上报省级环保部门鉴定、再到移交公安部门大约要30天，容易造成犯罪嫌疑人逃匿或者销毁证据。如今，进入案发现场后，环保部门负责污染物采样，环保警察则控制嫌疑人，双方联合进行现场勘验取证。
“目前，设立‘环境警察’，是各地自发进行的。作为一项环境监管体制的重大改革创新，在已有多地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国家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总结成熟的经验，从国家层面进行。”业内专家指出道。
若没有立法保障，最终只能是权宜之计，难以持久发挥作用。若作为一项长期实行的制度，则需要通过修改《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在环境保护上的基本职责等有关问题予以明确，以保障环境警察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依法办事。
以法律制度厘清环保责任
“环境问题并不是单纯依靠环保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当前，环境质量的改善幅度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污染问题一旦曝光，环保工作人员经常被问责甚至免职。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地方党委政府责任不可推卸；环保部门责任重，压力大，承担了很多本不应由他们承担的责任和职责。”吕忠梅表示。
正如代表所言，环境保护工作涉及到产业政策调整、落后生产工艺和产能淘汰，也涉及道路扬尘、机动车尾气等诸多方面。这些责任环保部门独家承担显然难以胜任。
将党政“一把手”的治水任“抗在肩上”，落实属地管理，建立长效机制，河长制正在全面推进；全面实施网格化监管，基层环保责任正在落实……但是，出现环境问题环保部门第一时间被问责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就目前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言，环保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并不十分明确。虽然在《环境保护法》中强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却比较概括。”全国人大代表吴青提出道。
因此，在今年两会上，有不少代表提出：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从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制定入手。明确权利与义务，各级环保部门有必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属于本级环保部门法定义务的内容制作权力清单，向社会公开。
“要明确细化相关部门环保职责，并督促其切实履行。落实环保责任，需对环境保护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应承担的环境管理责任以及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相关环境保护责任应进行的责任追究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办法。”吴青表示。
另一方面，全国人大代表钟勤建提出：除厘清责任，严肃问责之外，还应制定环保部门尽职免责的细则，确保环保部门失职问责，尽职免责。“如果国家层面的时机还不成熟，可以在省级层面先行先试”。
土壤调查方案篇4
2016年5月，《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历经50余次修改后，由国务院颁布出台。“土十条”提出，我国将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10年开展1次。而且，每年要重点调查一个地方，还将建立全国土壤污染监测体系。同时要按污染程度将农用地划为三个类别，实施农用地分类管理，保障农业生产环境安全。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开展国家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建立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评估制度，开展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
11月8日，《“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出台。《规划》提出，要将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从2015年的70.6%提高到90%左右，将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提高到90%以上。
近年来，防治土壤污染、维护土壤安全问题在多个政府颁布的重要计划、纲要中被浓墨重彩涉及到。而《土壤污染防治法》也在紧锣密鼓制订中。2015年6月25日“全国土地日”，首份全国耕地“体检”报告。报告显示，我国有3488万亩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耕地，耕地污染形势严峻。对土壤安全的重视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易被忽视，也最难治理
土壤是构成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战略资源。土壤污染与食品安全、人居健康息息相关，相比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土壤污染更为隐蔽、更容易被忽视，也最难治理。
在2016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引述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一份报告称：“无论是直接的土壤污染，还是由土壤污染导致的大气、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最终对动物和人造成危害。”
2005至2013年，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开展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并于2014年4月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耕地点位超标率达19.4%。
这份公报未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空间分布图，但披露了总体上的土壤污染特征。从土壤污染的分布情况来看，中国南方的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三角、珠三角、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四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公报未土壤污染趋势相关数据，但指出了中国土壤污染正在增加。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
2015年，国土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结论是东北黑土地有机质明显下降，南方耕地酸化和北方耕地碱化趋势加剧。调查耕地范围内有21.6%的耕地酸化严重，29.3%的土壤碱化趋势加剧，造成土壤板结，肥力下降。
2016年5月31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土十条》）由国务院颁布。《土十条》出台后，有环保专家对记者表示，“其实，叫《土壤污染防治初步行动计划》更为贴切。因为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目前土壤污染的具体情况谁都说不清楚。”
也正因为如此，“摸清底数”成为土壤污染管理和防治的首要任务。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05至2013年，该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调查面积约为630万平方公里，其中，耕地调查精度为8公里×8公里，林地、草地调查精度为16公里×16公里，未利用地调查精度为32公里×32公里。
“总体而言，现有各项调查的精度难以满足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的需要，需进一步提高调查精度。”这位负责人说，为此，《土十条》提出要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工作，摸清土壤污染底数，为深入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基础支持。
从“土十条”到《土壤法》
“土壤是大部分污染物的最终受体，因土壤污染影响农产品质量事件时有发生。”环保部土壤环境管理司副巡视员周志强表示，土壤是生态系统中一种非常重要的介质，如果不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总体环境质量难以得到根本的改善，而且对农业生产等会造成影响。
万物土中生，有土斯有粮。粮食、果蔬等餐桌上的健康和安全问题，需要回归脚下的土地来审视。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理事、中国绿色食品协会副会长党永富指出，健康的土壤是健康农产品的首要条件，“没有好的土壤，哪来优质、高产、安全的农产品？”
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积累性、隐蔽性、潜伏性、综合性等特征，但是又不能像大气污染、水污染那样迅速而直接地被人们所感知，这成为土壤安全被长期忽略的原因之一，而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专项法律的缺失，也使得我国土壤污染长期得不到遏制。因为缺少土壤污染防治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体制，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具体标准，也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制度依，因此导致了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呈现碎片化格局。
但这样的不良局面，在未来有望得到改善。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法案室主任付莎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经形成，目前正在征求意见。“征求意见工作从2016年11月10日开始，我们向120多家机构、协会、企业、专家发放了征求意见稿，时间为一个月。力争2017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付莎表示。
负责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全国人大环资委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听取并吸收了土壤修复产业界、学界、工业界、法律界、社会组织等许多科学的、有前瞻性和国际视野的、切合我国国情的意见和建议。法的科学性、体系性和可操作性有了显著提升。比如规定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和义务以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能真正落实，规定建立基金和制定相关管理办法以确保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的投入和效益，规定监督检查和法律责任以增强对污染者的威慑作用等。
土壤调查方案篇5
记者围绕近400亩的地块走了一圈，发现面向主路的一侧现已砌上围墙，地块大门紧闭、戒备森严、不准拍照，从门缝看去，一些工人正在忙碌着培土栽树，空气中不时飘过轻微的气味。
此前，环境保护部、江苏省政府曾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并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常州进行现场调查。
4月25日深夜，常州市政府新闻办通报称，“在原常隆地块修复处置过程中，初步调查发现四个方面的问题：新北区没有按时完成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学校在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未完工情况下仍按原计划进行搬迁，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工程施工单位没有按照要求落实防护措施，新北区监管部门对地块修复的监管工作不到位等。”常州外国语学校与常隆地块仅相隔一条马路。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数日来的调查也基本印证了上述的政府调查结论：正是由于该修复工程并未按照原有的施工方案去实施和操作，涉及层层转包谋利，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非法倾倒危险化学废料，以致成为常外学生污染事件、“数百名初中生群体性身体异常”的重要推手。
“毒地”何来：农药厂52年旧厂址
公开资料显示，常州农药厂始建于1958年，主要产品有农药、聚氨酯、高分子合成材料、有机中间体和精细化工等五大类153个品种。2000年，常隆化工在原国有常州农药厂和常州有机化工厂的基础上改制组建而成。
常隆化工原厂址所在地龙虎塘街道的一位居民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常隆化工周围居住的居民开始受到刺鼻农药气味的困扰，他们成天投诉反映，希望化工厂尽早搬迁。
2010年常隆化工全面完成整体拆迁，留下被污染的地块闲置着。
据媒体报道，为了盘活土地资源，常州新北区政府引入了菲律宾华裔首富施至成，对这块被污染的地块进行商业开发。
2013年，施至成旗下的Sm集团与新北区政府达成协议，准备将该地块开发成一个集大型购物中心和城市住宅为一体的商业综合体，占地1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3万平方米，总投资2.9亿美元。
2011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规定，“被污染场地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的，应进行安全评估和无害化治理”。这被外界称为要进行“毒地修复”。常隆地块
2014年5月，常州环保局在《2013年常州市区环境状况公报》中提出，积极开展土壤污染防治，完成32家关闭污染企业遗留场地的环境调查和风险评估，确保所有挂牌上市的土地无土壤污染风险。启动常隆及周边地块污染场地修复工程。
常州市新北区政府2014年曾对外表示，常隆地块土壤修复一期工程于2014年3月由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团）总公司正式牵头实施。
“毒地”用途：从原定“商用”改为“绿化”
修复“毒地”本是好事，但因产生的次生污染遭到常外和常州天合国际学校的学生家长极力反对。2014年11月，有学生称，常隆地块修复时的刺激性气味引起头晕、恶心、呕吐等身体不适症状，有些学生戴口罩上课。
2015年12月，修复工程对3个重点污染区域进行试挖，挖出的污染土壤暂存在堆场未运走，因此，刺鼻气味再度袭来。一位学生家长说，他在学校门口闻到很冲的味道。因刺激性异味太大，修复被迫叫停。据媒体报道，早在2014年底，常外隔壁的一所学校就有家长投诉“修复场地飘来异味”。
断断续续的土壤修复以及浓烈的异味招致家长强烈抗议。今年1月15日，常州新北区政府做出决定，组织专家制定并实施常隆地块应急处理方案和土壤修复调整方案，同时将该地块用途由商业开发调整为绿化和配套设施用地，由环保部门加强施工监管。
常州市政府通报称，鉴于常隆地块周边环境以及敏感目标的变化，原修复方案会对周边敏感人群产生一定风险，故此将土壤修复方案调整为覆土、绿化、让污染物质自然降解的方式，并将土地用途更换为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用生态公园取代了原计划中的大型商场。
“毒地”修复工期和方案被质疑：一个月不到就验收通过;“覆土封盖”只能是临时性措施
据了解，修复方案调整为在污染土壤的上层覆盖黏土，但没有继续清除该地块的地下污染物。1月20日，调整后的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评审，修复工程随即再次启动。2月2日，现场施工完成，2月15日，工程通过验收。
修复方案的改变让家长们质疑，新的修复方案里，黏土层的堆高需要充分计算和论证，还要考虑增加地块外的防护措施，从1月15日土地规划更改到1月20日专家评审通过新方案，仅仅用时5天太过仓促。
有环保专家提出质疑，覆土封盖只能作为一种临时性处理方式，化工厂产生的污染土壤，其自然降解能力很弱，如果不进行隔断处理，将来造成新污染转移，会给附近居民和学校带来长期威胁。
针对常隆地块的土壤修复工程验收技术方案，专家组曾给出意见，建议“强化场地土壤修复工程完工后的环境空气质量控制验收，规范环境空气质量验收监测方案”。
“毒地”修复工程违规操作：本该封闭操作，实际却露天作业
更严重的是，在实际的修复工程操作中，监管缺失、施工不规范等问题滋生出了次生污染。
常州市环科院院长徐圃青说，在修复工程中，承建方和施工方应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方案进行封闭操作，架设钢结构，结果却只在地块上简单地盖了塑料薄膜，进行露天作业。
浙江大学空气污染与健康研究中心专家尧一骏认为，该修复工程没有使用大棚覆盖和隔绝翻出来的危险化学品污染物，很不规范。以前对杭州农药厂旧址进行土壤修复时，为防止土壤中刺激性气味的扩散，操作工人戴上防毒面具，施工单位制作了一顶高36米、面积达2万平方米的白色充气大棚，有效防止土壤中的异味扩散，最大限度降低异味对周边百姓的影响。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侯红称，对“毒地”进行修复，不存在技术上的困难，此次事件更多是操作层面不规范造成的，比如土地污染修复还没完成，常外就已搬过来了，显然不合程序，因为未加封闭的土壤修复现场，会对学校人员构成严重的污染威胁。
对于常隆地块上危险废弃物未按规定密闭处置的情况，土地修复工程的施工方负责人曾对媒体表示，他们按照处置流程是向水泥厂提供危险废弃物并进行烧炼，但因水泥厂处于“去产能周期”而导致开工不足，没有及时将危险废弃物送往水泥厂，而是开挖后现场堆积，但在处理方法上“现场覆盖与完全密封不同”，考虑到水泥厂可能随时需要，因此没有“完全密封处理”。对此，熟悉危险废弃物处置的连云港铃木组废弃物处理公司的相关专家表示，该处置方式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至少环保部门应该对其进行巨额处罚。
“毒地”的工程土方又污染了李家村：施工方或违规处置危化废弃物
4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常州采访时，曾来到新北区春江镇李家村，找到了从常隆地块修复工地现场拉出去填埋的危化品废弃物。
从李家村刘华兴家向南，沿田埂步行数十米走到一沟渠旁，这里也是S122省道的施工现场，经过当地村民指认，记者发现，沿着沟渠数百米的距离，随处可见抛撒的成片的黑色土块，有些深埋入泥土里，有些还在外。
村民周国良拿着铁锹，在地上随意铲下去，便挖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一股刺鼻的农药气味扑面而来，两三铁锹下去，更多油光发亮的黑泥块被挖上来，记者停留一会儿，感觉喉咙非常不适。
据村民刘华兴回忆，2015年1月9日晚上8点，大型渣土车不停地驶进这个地方，倾倒卸土，连续好几天都是如此，直接将土块倒在田地上，并且都是在夜里才来。村民们无法阻止，便报警驱赶，当时公安和环保部门来了不少人，但一直没有说法。开春村民来种树，直接被熏跑了。
对于这些土块的来源，新北区春江镇副镇长、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环保和安监局局长孙国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些土方来自常隆地块。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常州新北区环保局发给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环保和安监局的一份名称为《关于S122省道倾倒工程土方的复函》的文件中看到，“经现场调查，倾倒在该区域的工程土方，来自‘三江口地块土壤修复工地’，该地块修复工程建设单位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而三江口地块包含常隆化工在内的3家化工企业的老厂址。
“毒地”修复工程谁负责：层层转包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中国采招网上看到，2013年12月30日，《三江口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土壤治理工程》挂出预中标结果，江苏天马万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从41家竞标施工单位中脱颖而出，一举中标总价为8238.09万元的土壤治理工程标段，该工程的建设单位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另据记者从中国污水处理工程网上获悉，《三江口地块土壤修复工程地下水处理项目（一期）》显示，该工程已由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和常州市新北区经济发展局立项批复，批文为：《关于常隆（华达、常宇）公司原厂址地块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修复工程项目可研报告的批复》，其编号为常开经计〔2013〕340，现已批准建设，招标人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建设资金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国有资金，该项目的计划开竣工时间为2015年8月20日至2015年12月18日，投资总额为39414.83万元，拟中标单位为上田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地益源环境修复有限公司和江苏金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上述两项工程的建设单位均为常州黑牡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黑牡丹建设”），其母公司即为上市企业――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0510.SH，下称“黑牡丹股份”）。另据了解，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正是黑牡丹股份的控股股东。
记者从黑牡丹股份于4月18日的2015年年报摘要中看到，其称三江口地块土壤修复工程等项目正按计划稳步推进。
土壤调查方案篇6
法律护航
德国很重视土壤保护的法律框架建设，联邦与各州政府都有关于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治理的专门法律和相关法律。
为解决土壤保护以及历史遗留污染问题，1999年以来，德国制定了土壤保护法、土壤保护和工业废地处理条例等法律。这些法律对土地使用者预防风险的措施及强制性义务、施加于土地上的各种材料的性质及其风险的预防与控制、土壤监测以及土壤保护的具体要求、风险的评估等作了规定。各州政府则依据联邦法律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如萨克森州有土壤保护与污染废地特别法、污染土地登记管理条例等。
萨克森州环境部门的官员介绍说，除了专门法律之外，其他一些法律也有关于土壤保护与污染治理的条款，联邦一级有水保护法、地下水保护条例实施准则、循环经济与垃圾处理法等。萨克森州的垃圾处理经济与土壤保护法、警察法、水利法、自然保护法等法律中，也有土壤保护的内容。其他可以援引的法律包括欧盟的水保护条例和地下水保护条例等。目前，欧盟没有土壤保护的专门法律，但正在制订土壤保护指导性原则，草案已经出台。
为了给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治理提供指导和咨询，德国联邦政府在环保部长会议下面设了一个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组（简称LaB0），工作组实行理事会/全体会议制度，下设3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法规制订、预备性土壤污染调查以及历史遗留污染调查。按照字母顺序，由各州轮流担任理事会会长，任期两年。委员会向理事会报告需要处理的议题，理事会对议题和当前重要问题开展讨论并形成报告，环保部长会议对理事会报告进行审议和批准。
同时，联邦政府环境局下面设了一个专门负责土壤保护的机构；各州还成立了土壤保护委员会，成员为来自高校及研究机构的专家，他们出版一些小册子进行宣传，并提供政策和技术咨询。
基础治理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接下来是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最后，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萨克森州的工业衰退得很厉害，当时就开展了一次污染场地的调查。截至2010年4月，有超过28500块土地以及38680个局部地块被怀疑受到污染，占全州国土面积的5%。目前，经过进一步的调查，16%已经排除污染，12%已经得到修复，52%的怀疑对象受到监视，目前没有进行处理，17%的地块有必要进行修复，3%的污染土地必须马上处理。
第三，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根据调查结果，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修复理念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根据这一理念，德国现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但真正需要采用技术改造的只占10%左右。
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目前，德国主要采取3种措施治理土壤污染：一是净化污染源，比如把污染土壤挖出来处理；二是隔离封闭，如把污染物固封起来，以免污染地下水或者空气；三是保护与限制，如限制人群接近污染源。通常情况下，3种措施要综合应用。政府相关部门为污染治理企业提供治理手册，给予指导。对于没有资金或者不需要马上处理的污染场地，要把它单独隔离出来，进行跟踪监测。
Beispiel是一家德国炼油企业，其炼油废渣对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1996年，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出资，共投入1.2亿欧元，对污染场地进行修复，于2012年6月结束。主要措施是把废油渣以及土壤挖出来焚烧，在原来的土地上种草、种树，恢复生态。对于另一个砷、铅矿区污染场地的治理，则是把受污染的土壤挖出来进行密封隔离，在上面建设停车场。
土壤修复需要高额费用，谁来付费？德国实行“谁污染谁付费”原则，对于无主的土地，先由政府垫钱修复，然后调查污染到底是由谁造成的，最终确定由谁来进行治理或者支付费用。如果一家企业拒绝清除自己对土壤造成的污染，监管部门将会根据法律给企业开出罚单，然后由法院执行。一般情况下，监管部门会给企业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清理，要么由当局指定一家公司代为清理。
对一些历史遗留下来的污染场地治理，德国给予政府补贴，但有严格的规定，政府的资金仅用于防止污染风险扩散、土壤保护部门确定的措施。而且污染必须是在1990年前产生的，且于1992年前向政府提出申请。污染场地治理费用绝大部分是由企业自己承担的，政府资金主要用于解决两德统一前遗留下来的污染问题。如果污染企业无力治理，即使向政府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仍要承担10%的费用。其余90%的费用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承担，其中60%由联邦政府出，40%由州政府出。目前，只有少数企业获得政府资助。
土壤调查方案篇7
西工环保分局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完成了以下工作。
1、制定了2019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任务，明确责任人。
2、函告区国土资源局和区城乡规划局，疑似地块（单晶硅厂）的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在开发利用前应对疑似土壤污染地块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待确定是否污染前，不要对该地块国土、规划手续方面予以审批。另告知区教育教体局要对疑似地块开展土壤环境初步调查，待确定是否污染后，再根据调查报告情况进行该地块开发利用等相关工作。
3、按省厅要求对核实不查企业存疑清单内的企业进行了再复核，并按照“一企一档”准备相关证明材料。
土壤调查方案篇8
1.1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
土壤肥料学的核心内容分为土壤学和肥料学两部分，土壤学部分主要介绍土壤的水、肥、气、热等肥力因素以及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理论性较强，概念琐碎繁多，内容抽象分散，是学习肥料学部分的基础和先导；肥料学部分主要介绍常用化学肥料的基本性质、作用及其在土壤中的转化、施用原则和技术，实践性较强。目前教学时多将这两部分内容分别讲解，导致二者缺乏关联性和完整性；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取舍上多以本科院校为标准，过分强调内容的完整性，缺乏针对性与实用性。
1.2教学方法和手段
单一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方式，通过语言简介和描述来传输知识，较枯燥、琐碎，学生被动接受。
1.3实践教学欠缺土壤肥料学作为培养学生操作技能的应用型课程
其教学体系的构建和教学内容的安排是建立在实践课基础之上的，实践课应贯穿教学始终，实践课的完成状况直接反映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目前，实践教学依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将整个实验体系割裂成若干相互独立的实验，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限制下分别进行传统验证型和单一性实验，以教师讲解和演示为主，学生简单操作，缺乏对知识系统性、关联性认识，动手能力较差。
1.4对学生创新能力
培养严重不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人才，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知识迁移能力和创新意识。传统教学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仍停留在撰写论文、课堂小组讨论等层面，无法有效培养和提升学生创新思维。
2对策研究与分析
2.1构建以能力模块为主的教学目标
优化更新教学内容教学目标中土壤肥料学综合能力模块包括4个方面：土壤基本理化性状、土壤养分、植物营养、施肥原理。以这4个模块为中心衍生出测土配方施肥技术、土壤养分测定技术、植物营养诊断技术、土壤改良技术等核心技术，从而构架完整的课程体系。作为一门内容涉及面广、内涵丰富的专业基础课，土壤肥料学既要突出农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又要强调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重视农业基本技能的掌握。因此，要按照专业要求，对繁冗分散的知识点加以整合和提炼，高度概括课程基础知识与理论，不可涉及过深，以“必需、够用”为度，以强化应用为重点。比如在讲解土壤酸碱性时，重点讲授土壤酸碱性检测、改良，对于土壤酸碱性的产生原因作简要介绍，让学生有所了解即可。增加应用性知识，重点掌握实际生产中正在使用或新近推广的技术，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及时渗透学科最新进展，将农业生产实际和学生未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紧密结合。在讲解土壤养分检测技术基本原理时，一方面讲授常规测定方法，如奈氏试剂比色法测定铵态氮、二苯胺法测定硝态氮、四苯硼钠比浊法测定速效钾、磷钼蓝（氯化亚锡还原）比色法测定速效磷等常规操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要讲解目前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常用的技术方法，如基层农技中心常使用养分速测仪，向学生介绍养分速测仪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方法，相较于实验室常规操作的优劣，以及如何改进与克服等。
2.2丰富教学方式与手段
2.2.1采用网络教学模式充分利用
现代教育手段，尽可能选择教学媒体信息资源，使用视听教学资源充分调动学生各种感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持久集中注意力。如在讲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时，由于学生从未接触过，对知识停留在理论阶段，不易理解，因此，可选择一些测土配方施肥的操作视频展示给学生，让学生对术语有更直观的感受和理解。此外，还可就这一问题继续拓展，搜集相关网络资料，如农田土壤配方施肥技术、设施农业培肥施肥技术、国内外不同配方施肥技术等网络资料（视频或图片），让学生进行比较，分析优劣，深入理解。
2.2.2采用启发式教育以学生知识水平为基础
按照学生的逻辑思维方式，充分发挥教师的导向作用，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和思考，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多使用“为什么”“如何理解“”怎么解释”这样的语言。同时，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空间。例如在讲解土壤类型时，问学生：“天水的土壤质地与敦煌的土壤质地有什么区别？”学生回答：“天水土壤肥沃，敦煌土质不良。”引导学生从土壤质地、土壤粒级组成的角度区分不同土质。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随时解答学生疑惑。
2.2.3多开展课堂讨论
加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例如在讲解土壤氮磷钾肥施用时，可结合授课班级农村生源地学生实际，以家乡种植什么作物、土壤养分如何、作物生长状况如何、一般施用什么肥料以及采用哪种施肥方法等问题，让学生积极讨论、充分发言，教师及时补充、归纳总结，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保证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活跃，不仅加深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且引导学生发挥主体意识，激发学生主动思考，使学生真正成为知识信息的主动构建者，达到良好教学效果。
2.3以科研项目带动实践教学
2.3.1以科研为导向、以项目为载体
开展实践教学将传统分散的实验教学内容加以整合，把土壤肥料学中的单项小实验整合为贯穿整个课程学习的综合性大实验，让学生以科研课题、项目研究的方式做实验，打破课程界限，将学科单项实验转变为以专业为单位的综合性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将实验型学生转变为研究型、探索型学生。新型实验教学体系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学生可实际操作的应用型项目为载体，开放式组织实验教学，形成科学、规范的实验教学管理机制。例如在传统实验教学中，常规实验有土壤样品采集与处理、土壤样品制备、土壤速效氮测定、土壤速效磷测定、土壤速效钾测定、土壤酸碱度测定、土壤盐分测定。每个实验需两课时，共14~16课时，对于整个课程教学来说，实验课所占比重很小，对学生要求也低。教师在上课之初就本次实验的目的、原理、要求、步骤、注意事项、结果分析、实验报告书写规范等进行详细讲解并写在黑板上，学生只需要按照要求进行操作即可，无需做过多准备和思考，因此对实验细节并不注意，印象不深刻。此外，对学生实验成绩的判定也是以实验结果正确与否以及实验报告书写规范与否为标准，没有给予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以项目为载体的实验教学突破了原有知识序列，要求学生综合利用所学知识，在开放的实验环境中进行探索和研究。学生具体实施的过程就是综合运用知识进行比较、分析、判断、演绎、归纳、想象和创造的过程，从而培养了创新精神、科学精神、实践能力。实施以项目为载体的实验教学时，教师应严格把握课程知识面和实验要点，选择可行性强、易于操作的项目，例如调查当地某一土壤状况并进行分析研究。首先对学生进行分组，5~6人为一个实验小组，不同实验小组可选择不同土壤为研究对象，如露天土壤或设施农业土壤。项目确定后由教师给出大体实验思路和框架，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每个实验小组独立搜集资料，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实施步骤，并将方案提交给教师，参考教师反馈意见对方案进行修正，方案确定后进行实施。具体实施过程：对目标地块的土壤样本进行采集和处理，分别检测土壤含水量、土壤容重、土壤孔隙度等物理性状，以及土壤有效养分含量（速效氮、速效磷、速效钾等）、土壤有机质含量、土壤pH值、土壤盐分等参数，每项小实验由不同学生负责完成，协作开展。例如在测定土壤含水量时，不同实验组选择了烘干法、酒精燃烧法等不同方法；在测定土壤质地时选择了简易比重计法、干测法、湿测法等不同方法，通过小组间结果比对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实验过程中，教师要给出引导性问题让学生在试验中探索研究、分析解决，如比较大田土壤与设施土壤的特殊属性并分析原因，以及如何克服和控制连作障碍改良设施土壤等问题。当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到问题（如实验设备使用、实验操作细节、实验结果与预计不符等）时，可在教师指导下自主解决。实验结束后进行汇总和分析，针对不同土壤提出可行性较强的改良措施，如土壤酸碱性改良、贫瘠土壤培肥地力、科学灌溉等。
2.3.2广泛开展社会实践活动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积极探索、勇于思考、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促使学生以研究的态度看待问题、解决问题，勇于面对困难并积极思考解决。组织和鼓励学生开展农村调查和当地测土配方施肥，指导学生利用假期，对家乡地区土壤物理性状、养分水平，制约当地主要作物增产的限制因素，当地化学肥料施用状况，当地采取的土壤改良方法等进行调查分析，同时进行田间调查检测，对于需要实验分析的数据，可提取样本带回实验室检测，进而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和措施。通过开展实践调查活动，鼓励学生参与农业生产，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兴趣，培养并提高学生查阅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例如指导学生深入农户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采用实地走访、现场考察、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当地土壤养分状况、农民实施测土配方施肥现状及推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常用肥料使用状况与肥料利用率等问题。学生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给出具有一定指导价值的建议和意见。
3结语
土壤调查方案篇9
“毒地”修复再利用并非孤例。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城镇化过程中，原先处于市中心或者市郊位置的化工厂、造纸厂、矿场等相继迁出，为了达到地产开发的环保测评要求，这些受到污染的土地首先要经过一番“解毒”手术，尽管耗资不菲，但后续的土地增值效益更加可观。属于复合型重金属污染的沈阳冶炼厂地块，治理难度高，当时由沈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全权负责，根据其提供的数据，一共治理修复污染土壤15.2万平方米，总投资1.2亿元，修复后场地实现土地增值约7.3亿元。土壤修复市场价值魅力凸显，引得众多企业涌入掘金，并初现产业链雏形。
城镇化撬动千亿土壤修复市场
在经历30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受到污染的土壤面积有多广？目前并没有权威部门披露相关信息，但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事件正是这一问题的表征。环保部曾联合国土资源部斥资10亿元，耗时6年时间对全国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摸底，然而最终这一调查结果被束之高阁，未能公开。中国土壤污染的严重程度不言自明，但真实情形却“犹抱琵琶半遮面”，从而给土壤修复行业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
土壤污染主要分为有机污染（以农药污染为主）、化肥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其它污染。原环保总局早期调查显示中国大约90%的土壤污染为重金属污染。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化工业和矿山开采、各类制造型工厂，以及近年兴起的it产业供应链都是重金属污染的原凶。据公开报道，it配套业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其中10%属严重超标。土壤污染具有延时性、隐蔽等特点，当土壤所受污染超过自身净化能力时，如不及时修复，重金属会不断累积，说其为定时的化学炸弹并不为过。
“毒地”规模庞大，但具有商业修复可能性的则相对“瘦小”许多。由于受到修复资金短缺等限制，污染地块必须要具备后续开发价值，地方政府才有足够的动力与资金去修复。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扩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紧张，原工业、矿业用地，市郊的生活垃圾用地，或其它特殊用地（如危险品生产、贮运、处理处置等用地）都可能变身城市新区的一部分，污染地块必须经过治理方可再规划，而这部分治理成本通常都能够通过地块拍卖或升值收回。这也是为什么在城区污染场地修复、矿山土地修复和耕地修复三种土壤修复类型中，污染场地修复成为掘金焦点的原因。
污染场地修复的具体价格取决于受污染的程度及修复时限长短。从各地披露的信息看，一个大型污染场地的修复动辄耗资过亿元。2011年，武汉市环保局对口区化工企业搬迁后腾退的土地进行了初步调查，4118亩土地中，污染土壤面积为1260亩，占比30.6%，而后期的土壤与地下水详查及土壤修复工程总投资预算约24亿元。2013年，苏州、常州、无锡等地也相继推出了五六个上亿规模的项目。
据中科院地化所估算，目前中国城市受重金属污染地块共有七八百块，以此推算场地修复市场规模不下千亿元。而在未来，随着环保立法的跟进，矿山污染、耕地污染等更严重的问题或可解决资金难题，土壤修复企业的市场空间将进一步扩容。事实上，在环境产业发达的国家，土壤修复产业在环保行业中的产值份额高达30%-50%，而这一比例在中国当前还不到1%。“十二五规划”中，节能环保行业总产值将在2015年达到4.5万亿元，庞大的基数效应加乘规模占比的攀升，可以预见，现在还稍显冷门的土壤修复产业在日后将攫取更多的注意力和资本的关注。
40%高毛利集结产业资本
土壤修复行业刚刚起步，2011年，有20多家以“环境修复”为关键词的新公司注册，现在仅北京地区就已增加到100多家。行业前景看涨，传统的专业技术力量和受前景及高利润率诱惑的企业一同涌入，共同塑造着现下野蛮生长、无序竞争的行业格局。
从程序上看，土壤修复的过程大致可分为污染土壤的环境评估、修复方案的咨询设计、修复工程的实施，及修复后的验收测评。不过，由于中国土壤修复产业目前主要服务于房地产开发，且无相关法律法规约束，因此具体如何操作还是由开发商说了算。各地环保局科研所及相关院校如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地质大学等，由于具有专业知识上的积累，主要参与环境风险评估、方案咨询设计及验收测评这三个环节。在政府立项的重难点示范工程中，由于具备政治资源及地缘的优势，也会出现由科研机构全面负责的案例。但科研机构在产业中面临着施工资质缺乏、需借助外力修复施工以及实施效果好的修复技术因耗时长而难以进入商用市场两大竞争劣势。
相比科研机构，专业的土壤修复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引进扮演着创新者的角色，其优势在于具有更好的市场敏感度，且能更方便地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国内第一例农药污染场地、焦化场地、石化场地修复项目均由其完成。纵观其发展历程，一方面是积极与传统科研机构的合作成立修复技术研发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借助外部知识力量提升自身技术；而另一方面，母公司北京建工集团也为其提供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凭借“立足北京”的区域优势抓住了北京城市改建的机遇。目前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已基本成长为全能型选手，业务也扩展至兰州、武汉等地。而在长三角等地，以杭州大地环保、北京高能时代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则在分食着中小型土壤修复项目。
资本同样已悄然入驻。北京建工环境修复得到了红杉资本、北京国资部门及中持环保等的增资入股，而德丰杰基金也在密切关注这一产业中的投资机会。土壤修复产业的快速增长和高毛利是实业及资本捧场的重要因素。从创业板上市公司永清环保（300187）2012年的年报中不难看出，重金属土壤修复的毛利率高居所有业务之首，达到40%，且2012年的营收同比增长了2.6倍（表1）。
在市场规模扩大，而现存企业规模小、数量少的情况下，不少相关企业将土壤修复列入了转型扩张的新方向。通过巨潮信息检索发现，从事餐厨垃圾、固废回收处理的环保企业如江苏维尔利、桑德环境、铁汉生态等，均在积极储备与土壤修复相关的技术和人才，而园林景观类企业如东方园林，也毫不掩饰对生态修复市场的垂涎之意，在其二次创业的新发展战略中，计划以景观为切入点，整合流域治理和土壤修复技术，进军生态修复板块。
与土壤修复相关的土壤质量检测是另一大商机。引入第三方来评估场地污染情况及修复后的效果，将使修复过程更加透明。不过，土壤检测作为环境检测中的一个分支，目前只要取得Cma资质认可的机构，就可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因此这一领域的掘金者是现成的，竞争也已相当激烈，科学院所下辖的检测中心如清华大学环境质量检测中心、专业的第三方检测企业如华测检测等均已覆盖这一业务，并可实现网络下单、异地送检等一站式服务。
同样经历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发达国家拥有着成熟的环保产业，海外环保巨头在中国污水处理等领域占尽技术及资本优势，不过在土壤修复行业则受到政策掣肘。因为土地污染数据的敏感性，目前外资企业主要参与方案咨询设计环节，而未能进入修复施工领域。不过巨头们并不甘心就此蛰伏，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潜伏其中，如比利时Deme集团与中方对半合资成立了大连德泰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成为老东北工业基地上的第一家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治理的专业公司，大化老厂区成为其示范工程试点。而国际工程咨询服务公司伊世特（eSD）收购了一家名为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的中资企业，曲线进军中国市场。日本的土壤改良公司Jem则和曹妃甸开发区合作，试验的盐碱地改良项目效果明显，销售额有望从3亿日元摸高至100亿日元。
总体来看，专业选手正在积极热身跑步入场，非专业选手满天飞则是当下的尴尬现状。由于中国土壤修复行业暂无具体法规，对企业的准入门槛和资质也尚未有明文定规，在有的地产商那里，土壤修复工程简化成两个词—“挖走，埋掉”。只要不影响自己开工，是否造成“二次污染”不用理会。在地产商偏好于以价格高低决定项目权的大环境下，专业的土壤修复企业抵不过挖土方的工程队也是常有之事。中国环境修复网总编高胜达就评论道，根据他们的统计（2012年），100多家企业在做土壤修复相关的事情，但真正有能力做好的不足10%。
法治与环节独立：
成熟市场的修复经验
巨大的掘金价值伴随着法律空白下的无序竞争，是没有“裁判”的必然现象。虽然中国早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了相关法案的起草工作，但尚未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缺乏土壤污染治理的专项法律法规。作为立法组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王树义曾于2013年初透露，酝酿多年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不久将出台，该法将最终确定以“治”为重点，“防治兼顾”的立法方向。
从环保产业发达的国外市场来看，有法可依将是产业发展的有力催化剂。日本在上世纪经历“四大公害事件”后，先是于1970年颁布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2002年又出台了主要针对城区工业迹地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据日本环境省土壤环境中心的初步计算，仅《土壤污染对策法》就催生出13.3万亿日元的行业产值规模，其中调查费用2.3万亿日元，净化费用11万亿日元。该法的实施还刺激了土壤污染评价、土壤调查对策工程中介，以及与土壤污染有关的保险业务、金融业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法律的“定责机制”无疑将保障修复资金来源。不过，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取舍平衡，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自筹污染修复的资金，一步到位并不现实。国家专项基金援助也必不可少，荷兰在20世纪80年代已投资15亿美元进行土壤污染的修复，而德国在1995年一年之内就投资了60亿美元净化污染土壤。中国也已开始初步尝试，在“十二五”规划中，土壤修复工程成为重点规划的治理项目，国家初步投入的专项资金将达300亿元。
土壤调查方案篇10
启示之一：
立法治污是常用手段
土壤污染并非中国特色，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某些发达国家就因倾倒化学废弃物而导致严重的土壤污染。上世纪70年代，美国发生了著名的“拉夫运河事件”，引起民众对土壤污染问题的关注，美国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该法律的制定推动了美国土壤修复市场的发展。
在时间上，及早立法赢得主动
梳理东西方国家的立法情况，会发现日本在时间上走在了多数立法国家的前列。
进入工业化较早的日本，1968年的“痛痛病”事件直接导致了1970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台。在经过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工业大发展后，日本的土壤污染情况一度非常严重。日本在1970～1980年间进行的专项调查发现，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染农业用地的区域有124个，面积达到6350公顷。而到了1986年，已查出的污染地区累计为128个，面积达到7030公顷。20世纪70年代以后，城市地区频繁出现了大量土壤污染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是1975年，大量六价铬污染土壤事件在东京地区频繁爆发，逐渐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而引起全社会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关注。在此背景下，2002年5月29日，日本公布了针对“城市型”土壤污染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并于同年12月26日公布了《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
日本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壤污染对策法》。其中，《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的主要目的是防治和消除农业用地被特定有害物质污染以及合理利用已经被污染的农业用地，内容主要包括指定及变更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制定及变更农田土壤污染对策计划、指定及变更特别地区、调查测定农业土壤污染、现场调查、农作物等种植的劝告等等。
当然，日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并不仅限于这些专门立法，还有大量与土壤污染预防相关的立法，包括《大气污染防治法》《Dioxine类物质特别对策法》《水质污浊防止法》、《废弃物处理法》《化审法》《肥料取缔法》《矿山保安法》等。这些立法通过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特定化学物质污染、化肥和农药污染以及矿物污染的控制，从不同方面阻断新的土壤污染源，从而达到预防土壤污染的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及早立法与全面方法，使日本在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方面卓有成效，理应成为多数国家学习取经的典范。
在设计上，两种模式防治结合
纵观世界各国和地区立法，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方面，有独立的立法模式与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之分。在立法体例上采取独立的立法模式，将土壤污染防治作为单行法规范对象进行立法的有日本、韩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与此相对，采取附属性立法模式的国家有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东亚、东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将其有关土壤保护的有关内容分散在一部法典或其他法律的不同位置之中。
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均采用附属性立法。这些国家虽然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但都在其环境保护相关立法或政策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明确规定。如文莱的《环境命令草案》，泰国的《自然环境质量法》，马来西亚的《环境质量法》，新加坡的《环境保护法》及印度尼西亚的《20号政府令》。
众所周知，专门立法效果显而易见，那么是否建立在其他法规之上的“法中之法”就效果不佳呢？结论是否定的。
以俄罗斯为例。至今，俄罗斯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保护土壤的立法均建立在其他法律法规之上，即在其他相关法律中对土壤污染防治作出规定。目前，主要是在《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俄罗斯土地法典》《俄罗斯联邦大气保护法》《俄罗斯联邦水法典》《俄罗斯居民卫生安全防疫法》《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中有一些相关规定。其中，《俄罗斯土地法典》中规定了土地保护的目的和土地保护的内容，其中包含对土壤及土壤肥力的保护;并责成土地的所有人、土地的管理者、土地的使用者以及承租人都应该提高土壤的肥力，采用环保的工艺进行生产，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农业活动而使土壤的生态状况遭到破坏。同时规定了消除污染后果、保持已达到的土壤改良水平，复垦被破坏的土壤、恢复土壤肥力等土壤污染修复方法。以《俄罗斯联邦关于安全使用化学杀虫除莠剂和农业化学制品法》为例，其对使用的农药、化肥的一系列试验、登记、生态鉴定等活动，以及对使用农药化肥制剂的严格规定，都是对土壤污染的预防制度。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是造成农田土壤污染的重要原因，因而要建立和完善农药、化肥的使用制度，尤其要禁止使用剧毒农药，对于高毒、高残留及残留期较长的农药要限制使用。
由此可知，在立法的顶层设计上，无论是专门的立法，还是综合的立法，都是一种形式而已，其目的都是为了防治结合，并不会由此影响到对于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效果。
在进程中，多次修法应对变化
在这方面，韩国做得比较好。
尽管韩国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始于1995年，从时间上而言要晚于日本。但在应对发展变化和立法进程中，做得比较好。为了使立法更有针对性和取得实效，韩国对相关法律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确保了立法始终跟上发展变化进程。
自1995年开始，此后经过多次修订，韩国主要完善健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和《土壤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其中，《土壤环境保护法》的颁布，使韩国得以建立一个土壤污染防治的综合法律框架，对土壤环境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6年，韩国环境部建立了“土壤污染监测网”，以防止与矿山、精炼厂、军事基地、储油设施、垃圾处理场相邻地区的土壤污染。
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以及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及时应对、修订完善法律，使法律法规始终与变化同步，与时代同步，不仅强制实施土壤污染调查、土壤污染的指定和修复等制度，而且极大促进了企业自愿进行土壤污染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在内容上，细致严谨丰富内涵
从我国的实际国情而言，法律层面有个瓶颈问题，即：立法易，执法难！
不止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教训。而在执法层面做得较好的国家无疑是德国，其立法内容的丰富与严谨执行值得我们学习。
可以说，德国是一个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有着立法和执法丰富经验的国家。目前，德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主要有《联邦土壤保护法》和《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其中，《联邦土壤保护法》于1998年2月6日通过，该法的最后条款于1999年3月1日实施。主要内容包括：立法目的、土壤变质回避义务、净化主体及其义务、污染土壤调查义务和情报公开制度等。
为了保障农业生产过程中不污染土壤和水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德国提出发展生态农业，并制定了一系列农业环境保护政策和法规，例如《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和《垃圾处理法》等。因为在农业生产中经常要施肥也会对土壤造成严重污染，为此德国在1996年制定了施肥法条例，将其肥料的使用依法规范，防止因施肥而引起土壤污染。
德国人以严谨细致而著称于世，面对立法与执法这么严肃的话题，德国人当然会更加严谨细致，更为务实执法注入了丰富内涵，具有借鉴意义。
启示之二：
科技治污起关键作用
世界多个国家的经验做法说明，采用科技手段和先进技术，可以更有效地开展土壤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并取得明显的效果。
以英国为例。众所周知，英国是早期工业发展国家，有着极为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英国最早开采的矿主要是煤炭、铁矿、铜矿，时间都在300年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与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许多矿区早已停止了开采，但当年开采遗留下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却并没有消失。在尝试使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技术进行治理的过程中，考虑到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将挖出的污染土壤并移至别处，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经过探索与发展，当前的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成熟和规范。具体而言，其科技手段主要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技术三个方面，值得许多国家学习和推广。
物理方法治理重金属
物理方法常见有三种：①电动土壤修复法，主要适合重金属污染物治理，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电渗流或电泳等方式使土壤中的重金属被带到电极两端从而清洁污染土壤。②热处理法，即对土壤进行加热升温，使挥发性有害重金属或挥发性有机物挥发出土壤并将其收集起来集中进行处理。③机械清洗法，该方法是一种较新的石油污染修复技术，采用纯粹的机械方法异位清洗土壤。
化学方法降解污染物
分为化学栅法、化学氧化法和生物修复技术三种。①化学栅法。该方法是利用一种既能透水又具有较强沉淀污染物能力的固体材料，将其置污染堆积物底层或土壤次表层的含水层，使有机污物滞留在固体材料内，从而达到控制污染物扩散并对污染源进行净化的目的。②化学氧化法。该方法是向被石油烃类污染的土壤中喷洒或注入化学氧化剂，通过与污染物之间发生氧化还原反立，使污染物以降解、蒸发及沉淀等方式去除掉，最终达到净化的目的。③生物修复技术。早在1983年，英国就提出了利用超富集植物清除土壤中重金属污染的思想，即生物修复技术。首次利用遏蓝菜属植物修复了长期施用污泥导致重金属污染的土地，并证实了这一技术的可行性。
目前，英国已开发出多种耐重金属污染的草本植物用于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和其他污染物的治理，并已将这些开发出来的草本植物推向商业化进程，建立了超富集植物材料库。
启示之三：
分类治污使效果明显
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类污染问题：水污染、固体污染、大气污染、矿物质污染、农药和化肥残留物污染……针对不同的污染源和污染物，必须采用不同类别的方法和手段，方能有针对性地取得明显效果。以德国以例，德国在工业化阶段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针对土壤保障和环保工作，德国的策略是“分类治污”“逐步深入”。
开展调查摸底数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如森林用地、绿化用地、耕地以及特殊用地等，对土壤进行监测，对土壤的生物、物理、化学特性以及有害物质含量等进行描述，目的是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排查筛选定方案
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治理土壤污染的第一步，是对所有怀疑可能受污染的地块进行登记造册，并展开预备性调查，范围包括潜在的污染源、以前的厂区以及废料堆放地。第二步，根据调查结果对污染场地进行风险评估，确定有没有必要采取措施排除危害。第三步，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有哪些污染物，浓度多少，哪些污染物在什么时候会对人体健康、动植物、水环境、土壤、大气以及文化资产等造成危害。第四步，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第五步，制定污染治理与土壤修复规划并实施。
建立数据动态管理
根据调查结果，德国会对各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在土壤修复方面，德国的理念是保护土壤的特殊功能，而不是土壤本身，对不同功能的土地，区别对待。哪些土壤需要治理？德国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治理。
少用土地避拓展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表土剥离防污染
除了以上德国分类治理的办法效果明显外，日本在分类治理方面也有“一招鲜”：表土剥离。该方式即剥离受污染地区的表土并覆盖或进入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表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日本曾一度污染严重。其中，土壤中的超标物质有镉、铜、砷等，尤其是镉超标的土壤占污染田地面积的90%左右。为了治理土壤污染，日本开展了特定的土地改良事业，并指定了一些地区为防止土壤污染对策地区。在具体治理过程中，日本各地根据地下水位、地质条件及污染程度等的不同，因地制宜选取填埋客土法或上覆客土法等方法。
其中，前者是先剥离被污染的表土并就地挖沟掩埋，其上利用砂石土形成“耕盘层”，最上层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通常是干净的山地土）;后者则是在污染的表土上直接客入砾质土形成耕盘层，再客入剥离自其他地区的山地土。这两种方法都需制作一层起隔离作用的“耕盘层”，以防止植物根系扎到客土层以下的污染土中。因此，为确保植物生长在无污染的土层中，剥离自其他地区的表土形成的客土层应保持一定厚度（通常在15cm以上）。这种表土剥离方法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推广。
启示之四：
税政治污促主动作为
梳理发现，世界各国在税政治污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成功做法：一是直接向生产企业和主体征收环境税;二是对于低碳生态工业企业和主体减免其他应缴的税费。这两种通过税费手段防治污染的办法不妨称之为“税政治污”，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工业主体主动作为。
以美国为例。美国环保局（epa）在1995至1996年间制定了棕色地块行动议程，1997年5月，克林顿政府为落实这项议程，发起并推动了“棕色地块全国合作行动议程”。在该议程的倡议下，美国国会于1997年8月通过了《纳税人减税法》，以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刺激私人资本对棕色地块清洁和振兴方面的投资。四是美国2001年通过的《小型企业责任免除和棕色地块振兴法》，对有关免除中小企业有关1980年《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中的一定责任，促进棕色地块的清除和再利用，为棕色地块振兴提供经济援助和其他目的等进行了规定。
据一份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说，环境税在世界各国成功地减少了污染。有研究人员发现，在荷兰已用环境税手段减少重金属的排放，瑞典已用来减少氧化氮的排放，在德国则用环境税手段减少有毒废物的产生。报告说，可以用这些税收抵消工资税，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建议在欧洲联盟范围内征收碳税和能源使用税，以此来减少工资税作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手段。
启示之五：
赔偿治污为责任底线
一旦发生污染问题或事件，及时合理地赔偿由此带来的环境、身心健康和治疗费用等方面的损失，考量着政府和民众的底线。
提到土壤污染及相关赔偿的话题，美国人会想起“拉夫运河事件”。20世纪40年代拉夫运河干涸后被一家化学公司购买，当做垃圾仓库倾倒工业废弃物。后来，该公司将充满有毒废弃物的河道填埋覆盖后转赠当地教育机构。政府在这片土地上盖起了大量住宅和一所学校，随后的多年间，这里的居民不断患上各种怪病。
更让美国人心惊的是，当时全美境内有成千上万个类似拉夫运河地块的危险废弃物简易填埋场，犹如一颗颗定时炸弹，严重威胁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了《环境应对、赔偿和责任综合法》，批准设立污染场地管理与修复基金，即“超级基金”，这一法案也因此被称为《超级基金法》。该法规定了危险物质泄漏事故的报告制度和国家应急计划制度;明确了负有治理责任的主体包括总统、州政府、地方政府、印第安部落、危险废物设施或船舶的所有者和营运人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体;治理的行动，一是清除，二是救助;治理费用应由发生危险物质泄漏设施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或该设施所处土地的所有者或营运人承担。
为了解决治理费用承担者不明或费用承担者无力承担治理费用的问题，该法规定建立危险物质信托基金和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关闭后责任信托基金。该法还规定了治理费用承担者费用承担的范围和限度以及财政担保，并对揭发、检举非法泄漏危险物质违法者的人规定可给予最高达1万美元的奖金，对违法者可处以每次2.5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每违法持续日2.5万美元以下罚款，对累犯者，每违法持续日的罚款额可高达7.5万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超级基金的初始基金为16亿美元，来源有两个：13.8亿美元来自对生产石油和某些无机化学制品行业征收的专门税;2.2亿美元来自联邦财政。1996年美国国会修改超级基金法时，将基金总数扩大到85亿美元。其中25亿来自年收入在200万美元以上企业的附加税;27.5亿来自联邦普通税;3亿来自基金利息;3亿来自费用承担者追回的款项等。
超级基金主要用于支付以下的费用：一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迁移和补救行为的全部费用;二是任何个人实施的，针对那些不符合《全国应急计划》的废物处置进行的其他“必须”的责任费用;三是因泄漏危险物质而造成的对“天然资源”的破坏等等。
启示之六：
社会治污提专业水平
土壤污染防治，必须走市场化与专业化相结合，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的道路。
一是坚持倡导以专业化为基础的市场化。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表明，专门性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会产生较大冲击，法律实施也为土壤污染防治产业带来巨大市场，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日本和韩国尤为成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立法宽严不一，决定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国情和区情。立法过宽，难以遏制土壤污染;过严，则不仅伤害经济，也不利于土壤污染的整治。
二是实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和民事责任的社会化。这是因为，无论政府还是污染者，都无法单独承担土壤污染整治的巨大费用，法律责任的多元化必不可少，并通过土壤污染整治基金制度、保险制度等实现土壤污染整治民事责任的社会化。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业务对专业技术性和职业诚信的要求很高，须由专门机构来承担。日本《土壤污染对策法》称之为委派调查机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负责有关设立、变更和终止和监督事项。韩国《土壤环境保护法》详尽规定了“土壤相关专业机构和土壤净化业务”，还特别规范了禁止出租土壤相关专业机构的书面授权、禁止同时经营其他业务、土壤净化业务的注册等具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