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政策篇1
一、家庭服务政策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由于个人和传统组织承受风险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日趋减弱，积聚社会力量解决这一风险的工作变得重要和迫切，西方制度性的社会福利开始被推行。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社会福利迅速扩大的时期，并出现了各种与家庭津贴和家庭服务相关的政策，其社会服务的范围几乎覆盖了所有个人和家庭所不能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家庭服务政策，是指对家庭服务的政策支持，其基点是基于对家庭这一服务平台重要性、家庭服务功能变化的认识，也是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照护责任，在家庭与政府之间的界定。具体来说，家庭服务政策是指政府为支持家庭服务所制定的政策、法规。从宏观来讲，包含所有政府支持家庭的政策措施，包括对家庭社会价值的导向、家庭的社会法律地位，政府、家庭成员职责的确定，道德文化宣传上的倡导及实际服务资源的政策支持。
从政策支持的方式来说，既有针对家庭服务功能弱化，对其服务对象的直接支持，即家庭功能部分外移，实行社会化；也包括基于家庭服务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对提供服务的家庭成员服务行为的政策支持。从政策规范的指向来说，既包涵对家庭成员服务应尽职责的规定、规范；更指向政府在其中职责的积极承担。
具体来说，家庭服务政策的制定应包涵对以下问题的考虑：
着力维持家庭稳定、促使家庭履行应有职责和发挥功能，是家庭服务政策的核心理念。家庭服务政策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方式、以何种程度去介入家庭是有讲究的，它决定着是支持还是弱化家庭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正规的社会保护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责任。我们应从维护、引导、支持家庭稳定、家庭社会功能发挥，尤其从家庭在老人照护、儿童教育、残疾人护理等独特优势的角度，积极推进家庭服务政策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满足家庭需要、积极支持家庭履行职责，是家庭服务政策的基本导向。家庭服务政策不应再停留在简单道德倡导或强制其履行职责上，或借口经济原因推责。面对家庭服务功能的客观弱化，若政府没有采取实质性支持，介入其中，势必影响家庭的稳定及家庭服务提供者的生活和工作，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基于对家庭功能及其需要的客观评估，由简单地强调家庭成员责任承担，转为积极、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支持家庭成员服务行为、维护承担服务成员的权益，是家庭服务政策的主要内容。对家庭成员服务行为的支持，主要是由家庭服务对于被照护者的特殊意义(情感需求、归属感、人格发展等)决定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家庭照护的社会成本最低。从我国现行的服务体系导向来看，居家养老被认为是我国老年人主流的养老方式；家庭寄养、家庭护养也是社会着力倡导的对孤儿、残疾人等群体的护养方式。这种养老或护养方式的实施，客观上都跟家庭成员密切相关。
体现服务的特殊依赖性、予以全方位的扶持，是家庭服务政策的重要特点。跟经济、基本生活保障相比，服务的保障要复杂的多，服务的完成需要依赖多方面的条件：一是一定的经济支撑；二是专业人员和专业知识技能的支持；三是住房保障。
强调家庭成员服务职责和行为，并予必要规范，是家庭服务政策的组成部分。对家庭成员服务职责的强调和规范，是由以下几个方面决定的：一是家庭服务的重要、不可替代性；二是家庭成员间相互责任的承担；三是我国的老龄人口总量大，程度深。政府一时难以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高标准的保障条件，需要家庭共同来承担和分担。
二、实施家庭服务政策之建议
第一，确立家庭服务政策的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社会福利事业中存在的问题，其背后是欠缺对家庭问题的认识，缺乏对家庭在社会发展中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各级政府部门没有确立起家庭和家庭服务政策的理念，导致在制订社会福利制度、设计社会政策时，没有给予家庭应有的重视；有的政策还造成了分裂家庭而不是促进家庭的后果，即消极的作用。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宣传，提高政府部门、社会各方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自觉把家庭服务作为重要的工作领域，以此推动家庭服务政策研究和落实。
第二，加强家庭服务的组织和法规建设。家庭服务是全新的工作领域。推动这项工作，需要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从组织、制度层面人手。目前，我国政府没有专门负责家庭政策的职能部门，相应的政策分散在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教育、人口和计划生育、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委，以及总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团体。由于部门各司其职，对于老人、残疾人、儿童的照顾政策，不尽完全一致。这不利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建议设立家庭问题的协调机构，从战略层面讨论研究有关家庭服务，制订政策法规，使家庭服务成为国家行动。
第三，建立适度普惠的家庭服务补贴制度。家庭服务政策要加快制度建设步伐，从“补缺型”、“剩余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要通过梳理现有老人、残疾人、儿童家庭服务政策，进行相应的归并和改革，使之更为清晰和可执行，重点是老人服务政策。我们可以建立统一的老年服务补贴政策；建立残疾人家庭补助政策；探索构建儿童家庭补贴政策；探索建立免费的家庭服务培训制度。
第四，形成社区、机构和家庭相互联系的服务网络。社区、机构和家庭是支持、落实社会福利政策的三个平台。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社区和机构服务功能的清晰和科学定位，对家庭服务系统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机构发展要走出片面追求床位数的误区，发挥骨干作用。社区应拓展服务对象，提供符合居家不同层次需要的老年服务。可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做法，为居家老人提供的支援性服务包括家务助理服务、老人日间护理中心、社康护理服务以及惠及所有老人的长者安居服务。同时，提高家庭服务的专业性和服务质量。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对养老服务体系的安排，一般为“9073”或“9064”，意谓90％的老人在家养老，7％或6％的老人社区养老，3％或4％的老人机构养老。如果政府、机构不能对家庭服务成员进行专业技术训练，如果政府不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社区为老设施建设，提高社区为老服务人员的能力，那么这90％的老人和传统的养老就没有区别，这样的养老服务体系就是不成功的。
第五，增设并强化对家庭成员服务行为的政策支持。家庭服务成员，指在居家环境下负责为需要照护的家庭成员提供生活照料、情感沟通、康复训练和教育的人。无论对被照护者，还是对家庭服务成员来说，出台针对家庭成员服务行为的支持政策显得十分必要，这些政策措施是新型社会福利体系必不可少的。具体的政策内容可以包括：在经济保障方面，对三代或二代以上均已60岁的同堂家庭给予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费用扣除，或者给予财政补贴。在原有各种保障的基础上，增加对有高龄老人的贫困家庭的补助金额。在福利服务方面，凡赡养年迈父母的家庭，有优先使用社会服务设施的权利。两代均已60岁以上的家庭，优先进入养老机构。在人力资源的保障方面，鼓励家庭成员进行照料，给予家有8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一定的年假，或者相应的护理补贴。建立家庭社会工作者支持制度，对于养老照护出现困难的家庭，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给予指导。在宣传教育方面，主要是加强传统道德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弘扬家庭服务的先进典型，以此创造一个孝敬老人的和谐环境。
注释：
家政服务政策篇2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家政服务作为新兴行业迅速发展。当前中国家政服务行业存在企业经营不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家政服务人员权益难以保障等现象，社会各界应当采取有力措施，为家政行业创造良好生存环境，提高家政服务人员整体素质，促进家政服务市场发展。
家政服务业以家庭为服务对象，以满足家庭生活需求为目的，以向家庭提供劳务为内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生活方式多样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城乡居民对家政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全国家政服务业有了较快发展，行业规模逐步扩大。但是，我国家政服务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家政服务业发展与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服务需求还不相适应，家政服务业自身还存在不足。了解家政行业市场状况并提出对策，对家政行业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家政行业现状
据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统计，家政服务业中已有近60万家企业、网点和连锁店，近2000万人在该行业就业，全国家政服务业的年营业额达到1600亿元。家政服务业中的就业总人数，仅次于安排农民工就业的建筑业。
从事家政服务工作人员主要来自农村，还有部分城镇企业下岗职工，女性占85%以上。家政服务业大致有20多个门类，200多种服务项目，涉及到一般家务、看护婴幼儿、护理老年人、照顾病人、护理产妇与新生儿、家庭教育等各方面。
由于我国家庭行业起步晚，发展不够完善，当前家政市场存在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企业经营不规范，行业监控力差。
家政企业一般规模小，所需投入少，设备简单，总成本较其他服务行业低，可入性高。而行业准入制度和企业资质认定制度尚未建立，导致家政行业内参差不齐，家政服务鱼目混珠，行业间竞争激烈。我国家政服务企业多属于中介型组织，公司只负责介绍，不能对服务人员和顾客有效的约束，导致了家政服务人员工作的不稳定和家政服务行业的不规范。
（二）家政服务人员素质较差，进一步培训困难。
目前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大部分接受教育的程度不高，素质偏低，亟需通过培训来提高自身素质。但受教育程度不高，制约了培训管理的发展。大部分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更不懂企业管理，本身职业素养低、服务意识差，使现有员工无法胜任培训的工作。缺乏多方面、高素质的人才，制约了家政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三）家政服务人员权益难保障。
由于家政行业发展的不成熟，缺乏家政服务人员的社会保障机制，导致家政服务人员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障。从全国范围看，法律对家政服务行业规定过于模糊，不够明确，没有一部法律对家政服务工作和家政服务员的法律定位做出明确规定。无故克扣工资，工作期间受到伤害，不合理的工作量等问题亟待解决。转贴于
（四）社会对家政服务业的认识不够。
社会对家政服务的理解还不准确，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买菜、做饭等家务劳动，家政服务员就是保姆，看不起家政服务人员。家政服务员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自身也认为工作不体面，工作会被人瞧不起，很多人把工作当成一项不得已的工作，对从事家政服务工作感到自卑，不愿意选择家政服务行业就业，很少人愿意把它当成终身的职业而为之奋斗。
二、完善家政服务行业几点建议
（一）加强家政行业人员权益保障。
目前家政企业主要有会员制、员工制和中介制三种经营类型。会员制和中介制两种经营模式在实践中问题多，不仅家政服务质量得不到保证，而且雇主和家政服务员合法权益也不能得到保障。在规范家政服务行业公司化运作、规范化经营的基础上，引导家政服务公司与家政服务人员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成为公司正式员工。北京推行“家七条”鼓励家政服务实行员工制，家政服务人员可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社保待遇，对于雇主来说将直接与家政企业协商签约支付费用，发生财产损失、人身伤害等纠纷时也由家政公司解决，家政行业将更加规范，企业也将朝着职业化、规模化发展，家政服务行业也更有利于吸纳高层次人才。
（二）加强家政服务行业宣传，深化人们认识。
家政服务作为一门新兴行业，其发展和壮大需要全社会正确认识和支持，改变人们对家政服务“脏、累、贱”的偏见。由于家政服务职业特殊性，家政服务员与家庭成员直接接触，心理压力大，导致从事该行业工作人积极性不高。目前国内已有家政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胆探索，如华夏中青家政服务连锁公司推行的“智慧社区”模式。在智慧社区，家政服务人员不再入户，而是有设立在社区的办公室，平时白天客户不在家时入户工作，晚上住在社区办公室，改变了原有工作模式，在观念上也更容易让家政服务人员接受。
（三）加大家政服务人员素质培养，提升服务水平。
加强对家政服务人员培训是推动家政服务走向技能化和标准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必然选择。目前家政服务人员技能缺乏，素质不高导致工资水平偏低，进而影响工作积极性。家政服务人员在上岗前，要加强管理，狠抓家政培训，通过培训帮助他们掌握从事家政服务必备技能，同时帮助他们端正心态，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
参考文献
[1]赵树海，王喜云，刑林和.北京市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状况的研究分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1)
家政服务政策篇3
关键词：GatS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一、服务贸易的概念
服务贸易是以服务为对象的，所以要想界定服务贸易，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服务。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明确提出了服务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即："对于提供服务的生产者而言，服务就是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1]
我国学界对服务贸易的概念不存在统一通行的标准定义。有些学者认为国际服务贸易在概念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是无形的，指发生于国家之间的直接的服务输出和输入活动。而广义的国际服务贸易既包括有形的劳动力的输出输入，也包括无形的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在没有实体接触的情况下的交易活动，如卫星传送和传播等。[2]
《服务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radeinServices，以下简称GatS）第1条中对服务作了笼统的说明："服务"包括任何部门的任何服务，但在行使政府权限时提供的服务除外。GatS第1条第2款中以服务的4种提供方式对服务贸易作了全面定义：(a)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b)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c)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d)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的存在提供服务。
二、GatS基本框架体系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一揽子协议包括：GatS条款，8个部门协议附件，各缔约方市场准入承诺的减让表。其中GatS分为序言，六个部分共29个条款，其主要原则包括：
（一）最惠国原则
GatS第2条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其中第1款规定："关于本协定涵盖的任何措施，每一成员对于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二）透明度原则
根据GatS第3条的规定，各成员方应及时公布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及签署的国际协定。除了不能公开的机密外，各成员方应及时将所有与服务贸易有关的国内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条例、习惯做法以及所签署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最迟于生效前予以公布，并立即或至少每年将其对有关服务贸易具体承诺产生影响的新的规定或对原有规定的修改向服务贸易理事会通报。
（三）市场准入
根据GatS第16条第2款的规定，成员方如果已就某一特定服务部门作出了市场准入承诺，那么除其在承诺表中另有列明外，一般就不能维持或采取6种限制措施：第一，不得对服务提供者实施数量限制；第二，不得限制其交易总额或资产总价值；第三，不得限制服务交易的总量或产出量；第四，不得限制特定服务部门或服务提供者雇佣自然人的数量；第五，不得限制或要求外国服务提供者必须通过特定形式的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提供服务，即不得对外资企业组织形式进行限制；第六，对参股的外国资本设置最高股权比例或对个别或累计的外国资本投资总额予以限制。[3]
（四）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是GatS中很重要的非歧视性原则，与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一起构成GatS法律框架的三大支柱。GatS规定了在承诺清单所列的服务贸易部门，并根据该清单所规定的条件，每个成员国在影响服务提供的所有措施方面，给予任何其他成员国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不得低于其给予自己的相同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三、GatS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影响
（一）对我国服务业产生冲击
我国服务业发展起步较晚，整体水平不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值不仅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而且长期以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同时，我国服务业不仅长期存在部门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且服务部门在服务技术、管理水平和运作机制上与发达国家也存在较大差距，这使得我国服务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服务业是服务贸易的基础，服务业的滞后会制约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暴露了我国服务贸易法律存在的问题
1、服务贸易立法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调整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行业性法律，以及跨行业的调整企业组织和交易行为的法律，缺乏具有统领全面功能的服务贸易法。处于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最高层次的是《中国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但是该法仅在第四章用5个条文对国际服务贸易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分别涉及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管理体制、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及目录管理五方面内容。这些条文过于简单，并不能有效解决我国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2、服务贸易立法中存在很多空白
目前，我国某些服务部门尽管有专项规定，却没有其行业性法律，如电信服务和旅游服务部门，至今还没有《旅游法》、《电信法》等，这些行业的纠纷一直居高不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法律的空白与无力。服务业的分部门也有数百种，但是我国国务院对此的服务贸易法规却较少，不利于某些服务业的法律规制。此外，我国传统观念上对服务贸易的理解过于狭窄，一般理解为劳动力输出，而忽视了其他类型的服务贸易。致使我国现行的有关服务贸易的法律主要是规范服务贸易中的"商业存在"这一模式，而对GatS中规定的另外三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规定得很少。[4]
3、部分法律法规与GatS存在冲突
GatS作为一个国际服务贸易多边化和自由化的总体法律框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促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和规则。作为wto的成员国，我国相关的法律、政策、措施和政府行为必须符合GatS的要求。尽管我国为适应入世的需要，已经对与GatS相抵触的法律进行了清理，但在我国的立法中，有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及技巧方面与国际规范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出于局部利益驱动，仍有一些成文或不成文的"内部规定"，只由有关部门执行，不对外公开，违反了透明度原则。同时在我国某些服务贸易部门法律中还存在着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违反了GatS的国民待遇原则，这些做法都与GatS相关原则背道而驰。
四、GatS框架下国家管理服务贸易法律政策的思考
（一）构建我国服务贸易法律框架
我国应当在遵守相关承诺义务的基础上，按GatS的要求，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服务贸易法律体系。具体来说，我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从总体上应符合几个基本要求：①与GatS的原则制度相衔接，GatS作为第一个全球性的服务贸易协定，规定了最惠国待遇、透明度、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等一般义务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特定义务，明确了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目标。我国服务贸易立法应以此为基础，在原则精神和具体内容上与国际规则相一致，根据开放的序列和时间进程，作出立法的统筹安排。②必须以法律的形式而不是政策、内部文件作为构建法律框架的基本要件。③在每一服务贸易领域都应有相应的基本法律规范，不允许存在基本法律规范真空地带。④与其他法律之间存在合理的对应与衔接。[5]
1、要完善服务贸易基本法。完善我国服务贸易基本法有两种途径：一是制定专项的服务贸易基本法，二是修改《对外贸易法》。从我国现实的情况来看，笔者赞同第一种方法。因为我国在04年已经对《对外贸易法》做过一次修改，但是服务贸易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还是条文简单，可操作性不强。另外一方面，从GatS对服务的分类来看，服务贸易涉及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在很多方面与货物贸易、技术贸易存在差异，且对其规制的方法也不同，在《对外贸易法》中对其做出详尽规定并不现实，因此针对服务贸易制定专门的基本法律是必要的。我国要制定的服务贸易基本法在服务贸易法律体系中应具有"服务贸易宪法"的地位。
2、要加快部门基本法的制定，填补我国行业立法的空白，并力求与GatS保持一致。如上文所述，现在我国某些服务行业还有法律空缺，我国应该尽快加强对服务贸易四种服务提供形式的研究，并结合我国的服务业的实际情况，完成对各种类型的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应注重参照国际条约和国外的立法经验，按照我国承诺的开放部门，加速公布相配套的部门法规。
3、要根据GatS的要求，加快清理可能导致歧视和不公正后果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首先，对于GatS规定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和规定，可以考虑在一些相关立法中直接予以确定。其次，应该协调我国各机关的职能，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增强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之间的衔接性。
（二）GatS框架下我国管理服务贸易的政策
为了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竞争中寻求自身发展，我国应该在GatS框架下，根据自身特点不断积极调整策略，以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给我国带来的风险与挑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要坚持积极稳健的原则。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带来的竞争可以为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提供广阔的市场，也为我国通过全球分工发展自身服务业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开放意味着竞争，会使国内的服务业面临挑战和压力。因此，我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国情，采取稳健的态度，实现我国服务业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开放。
2、要善于利用GatS保护本国利益。GatS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将服务贸易中的壁垒全部铲除，而是希望"在透明度和逐步自由化的条件下扩大服务贸易，并作为一种有利于促进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因此，我国可以在GatS所允许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形成合理的服务贸易投资壁垒，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重要的社会经济利益，扶植我国的服务业不断向前发展。从现阶段来看，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能无条件开放国内的服务投资市场，各国适度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是必要的。我国可以利用那些外刚内柔的规定做出有利于民族服务业发展的承诺和规定。[6]
3、要把握自身优势求发展。我国在发展服务贸易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我国的整体优势，也要考虑国内不同地方的区域优势来求发展。尽管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发展中国家整体处于弱势，但我国在一些传统服务行业还存在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人口众多，所以劳动力资源也丰富，在劳动密集型国际服务贸易领域内，我国有显著的贸易利益。我国应该多根据自己的这一优势，大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下自然人流动模式的市场开放进程。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优势也不同，我国应该根据地区和服务行业差异，做出差异化发展策略，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整体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l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49页。
[2]汪尧田、周汉明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总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
[3]林燕平：《GatS协定中与竞争有关的规则与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竞争法的完善》，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4期。
[4]李本森编著：《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5]祁红丽：《GatS与中国对外服务贸易法律框架构建》，中国
家政服务政策篇4
一、摸清底数，明确帮扶对象
社区专门设计了调查问卷和登记表册，把社区分为8个片区,由劳动保障协理员带领8位居民小组长及楼栋长，采取挨家挨户上门摸底和电话排查的方式，摸清各类人员底数，做到“六必清六必访”。即下岗失业人员本人情况清、家庭状况清、生活状态清、就业愿望清、技能状况清、就业去向清；零就业家庭必访、低保家庭必访、“4050”人员必访、家中有特殊情况必访、有就业愿望的必访、有就业愿望者就业后必访。
二、开展爱心服务和承诺服务
社区对每户零就业家庭实行上门服务，推行“24小时就业承诺制”，开展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为主要内容的“零距离”援助，对零就业家庭推荐就业不限次数，直至就业为止。目前，社区7户零就业家庭已全部实现至少一人就业。另外，社区还实现了职业介绍、培训报名、社保补贴、小额贷款申报“四不出社区”。社区在贴近服务的过程中，一是坚持做到“接待群众热心、解释政策耐心、处理问题细心、帮助群众诚心、处处体现爱心”，“一个门接待、一把椅子坐下、一杯热水送上、一张笑脸相迎、一腔热情感动”，把“家”的温暖送到每个下岗失业人员的心中。二是对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开展“两承诺、三回访”双向跟踪管理。“两承诺”即社区向用人单位推荐的人选，“承诺”踏实本分、爱岗敬业；同时，社区也要求招聘企业“承诺”兑现应聘人员应享受的各种待遇。对已就业的人员，社区定期开展“三回访”，即实行“回访本人、回访单位、回访家庭”的后续跟踪管理。
家政服务政策篇5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基层卫生司北京100044
【摘要】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已经5年多，该项工作的成效、问题及如何深入推进受到各方关注。本文基于文献、文件及报告资料，对项目背景和进展进行了梳理，分析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并对项目制度建设提出相应建议。项目进展和成效主要表现为，初步形成了制度安排、服务量稳步增加、健康和社会效益初步显现。但是，因项目涉及多部门、多领域及各类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十三五”期间，建议进一步健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效供给机制，重点做好资金筹集和管理、服务内容决策、服务提供体系、服务模式、绩效考核和评价几方面工作。
关键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十三五”规划；均等化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07
作者简介：胡同宇，男（1981年—），硕士研究生，主任科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卫生政策。e-mail：hutongyu@163.com
为解决我国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提高居民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推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我国于2009年启动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目前，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实施五年多，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意识、服务数量和居民认可度均有所提高。如何进一步特别是在“十三五”期间推进该项工作，深入理解项目政策内涵，全面认识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各地采取措施以保证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成为项目政策制定者、执行者和研究者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基于相关文献、文件及报告资料，对项目背景和进展进行了梳理，对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对项目制度建设提出了相应建议。
1项目背景与设计
1.1项目设立背景和发展过程
建国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城市卫生服务体系，该体系中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承担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职能。20世纪80年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减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依靠药品销售维持运行，“以药补医”、“以医养防”问题突出，基层预防保健职能弱化。90年代后期，国家倡导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在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政府采取按服务人口补助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办法，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年人均补助标准为8~10元，将预防接种、儿童保健、孕产妇保健、健康教育等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向居民提供。21世纪初，该项目在东部城市地区逐步推广。200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提出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按一定标准予以补助。同年，财政部、原卫生部印发《关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补助政策的意见》，明确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分别为年人均3元和4元。地方政府积极安排配套经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水平普遍达到10元左右，同时，部分地区进一步明确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内容除传统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外，还包括建立健康档案、慢性病管理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群的双重疾病负担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最主要的健康问题［1］，另一方面重大传染病防控形势仍然比较严峻［2］，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卫生不公平现象依然突出。在上述背景下，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制定和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规定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2009年为15元。同年，原卫生部、财政部、原国家人口计生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的意见》［3］，进一步明确了9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具体内容。2009年底，项目在全国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始全面实施。
1.2项目制度化设计
1.2.1设立目的
一是解决我国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提高居民健康水平。服务项目针对重点疾病、重点人群和健康危险因素。二是提高居民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服务项目由数量众多的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能够在全国范围开展。三是推动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职能，体现公益性。
1.2.2设计思路和特点
一是坚持预防为主，体现“保基本”。首次确定了基本的“服务包”，内容明确、干预有效、居民有需求、成本效益高，各地普遍能提供，财政能够负担，免费向居民提供。二是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体现“强基层”。各项服务主要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网底”机构提供。三是坚持健康管理，突出“建机制”。将以往由不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按条线分散管理的疾病管理模式，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健康管理模式。
1.2.3项目内容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卫生服务需要和财政承受能力适时调整。至2014年，包括建立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管11类。［4］
1.2.4经费保障机制
（1）资金筹集。目前已建立起财政预算、分级承担、县区为主、中央补助的长效资金筹集方式。［5］中央补助资金重点向困难地区倾斜，对西部和中部地区分别补助80%和60%，东部地区补助10%～50%不等。［6］
（2）资金拨付。关于拨付方式，目前中央形成前一年9月下达资金指标(80%)［7］，当年9月考核结算的模式［8］。地方基本形成年初预拨，年底或次年考核结算的模式。［15-18］关于拨付对象，突出县区主体，各级补助资金先拨至县区，然后由县区经考核后拨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各级各类机构不得截留、挪用。关于拨付资金量，对县区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按照人口数及人均经费标准进行拨付，一些地区精细化到按照服务量拨付。
（3）资金使用。坚持“补需方”理念，资金主要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为居民提供规定的各项服务。对暂不具备条件全部开展各项服务的，可由其他机构承担相关工作，并按照“钱随事走”的原则给予相应补助。
（4）资金测算。分两种形式，一种按服务对象，如预防接种等，此类服务有明确的服务对象；一种按照机构，如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报告和处理等，此类服务往往不针对居民个人。［9］
2阶段性成效
2.1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已成为一项制度安排
首次框定了一个“服务包”，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服务人群不断扩大，项目内容从2009年的9类增加到2014年的11类。建立了一笔稳固资金，由政府纳入预算，分级承担，稳步提高，实行年初预拨、考核结算。2009年以来，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从15元提高至2014年的35元，2009—2014年，各级政府累计投入资金超过1929亿元，其中中央投入达1062亿元。［6，8，10-13］形成了一套管理制度，从中央到地方，项目绩效考核、资金管理等管理制度基本建立。［14-15］确立了一条实施路径，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综合管理考核、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业务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
2.2项目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四川、云南等省份专门成立项目管理组织，安徽、湖北、重庆等省份探索实行“服务券”、“计工分”等精细化管理方式，各地不断加快信息化建设，提高管理效率。服务模式不断完善，许多地区实行了团队服务，一些地区探索签约服务，开展上门、巡诊等主动服务。［15-18］
2.3服务量稳步增加，健康效益正在显现
医改监测数据显示［19］，截至2013年底，全国管理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患者、65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分别为8503万、2466.6万、329万和11691.6万，分别是2009年管理人数的5.7倍、5.3倍、5.9倍和3.2倍。2014年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和7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率为90.0%和91.3%［20］，分别比2008年提高11.9和13.9个百分点。2013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9.48%［21］，比2008年提高3个百分点。预防接种工作成效显著，作为预防接种工作重要指标的麻疹发病率从2008年的9.95/10万下降到2014年的3.87/10万［22］；乙肝疫苗全程接种率从2010年的94%提高到2012年的99.7%［23］。2012年，我国正式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的认证，已经达到“将5岁以下儿童慢性乙肝病毒感染率降至1%以下”的目标。［24］
2.4缩小了城乡公共卫生差距
2008年农村和城市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36.1/10万和29.2/10万，2014年分别为22.2/10万和20.5/10万［25］，差距从6.9/10万缩小到1.7/10万。2008年农村和城市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22.7‰和7.9‰，2014年分别为14.2‰和5.9‰［25］，差距从14.8‰缩小到8.3‰。
2.5推动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的建立
实施项目强化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服务职能和内涵，改变了长期“重医轻防”的现象［26-28］；推动了地方重新核定机构人员编制，充实了队伍［22，27］；促进了补偿机制的健全，项目经费占机构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成为重要的补偿渠道，扭转了“以医养防”的局面［26-27，29］；并对稳定乡村医生队伍发挥了积极作用［30-31］。
3项目实施过程中几方面重要关系的分析
3.1均等化与平均化的关系
均等化不是平均化，重点是缩小地区间、城乡间居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差距，而不是“人人享有一样的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调针对重点人群，项目资金亦需统筹使用。若按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占全人口的1/3计算，2014年项目经费补助标准全人群人均35元，主要用于重点人群则相当于人均105元，针对不同重点人群的服务项目补助水平少则几十元，多则三百多元。［9］
3.2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关系
当前，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主要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两者是绑定关系，也是“强基层”的需要。从长远来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等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的服务，随着经费的增加，更加突出“补需方”，强调“通过政府购买来保障居民获得服务”，服务内容将不断丰富，服务提供者也将突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此，抽取一定比例项目资金用作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工作经费的观点和做法既不符合现有政策规定，也不符合项目长远发展方向。
3.3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与基本医疗服务的关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尤其是针对个体的服务，包括“防”和“治”两个方面。基本医疗服务是基础与根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前导和提升，要坚持“防”与“治”的结合，突出全科医生的核心地位，采取团队服务模式，走主动服务、签约服务、健康管理之路，这符合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建立的全科医生制度的要求。［32］反对“抽调公共卫生人员专门干公共卫生服务”。既要避免“重医轻防”，也要避免因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而弱化基本医疗的现象。
3.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关系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服务主体，发挥针对个体的优势，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负责指导、培训、评价等，发挥针对群体的优势。当前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有利于“防”和“治”的结合，确保公共卫生服务的真正落实，有利于形成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避免以往以疾病为中心而造成的分散管理，提高卫生服务提供整体绩效。同时，由县区级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管理项目和资金，可减少管理成本，提高资金统筹使用效率。反对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肢解，交由不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管理。
3.5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关系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共同构成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要形成科学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提高整体服务绩效，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亦是如此。不能“好做的、钱多的项目卫生院揽着不放，不好做的、钱少的项目扔给村医”。当前，各地村卫生室实际承担的任务及获得的经费补助比重普遍偏低［33］，要加大对村卫生室倾斜力度，将2014和2015年农村地区新增经费全部用于村医，通过调整任务分工，力争达到村医承担约40%的任务并获得相应补助。
3.6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与各类专业规范的关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可行性，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各类专业规范（如《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等）更加注重科学性，明确了各级各类机构的工作要求。前者具有约束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后者重在引导性，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相应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时不具有约束性。各地在开展服务时起码要达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的要求，中央对地方开展考核时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依据。
3.7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关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服务对象是常住人口［34］，包括户籍人口和在当地居住六个月及以上的流动人口，中央向各省（区、市）亦是按照常住人口拨付资金［8］。在流入人口较多的市区县，流动人口未能较好获得服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35］，包括：多数地方按照户籍人口安排配套资金，客观造成经费不足；由于实行绩效工资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缺乏服务积极性；流动人口健康意识薄弱，加上知晓率低，其主动接受服务的参与度低；由于信息系统不健全，很难形成连续服务和钱随人走的机制。解决流动人口服务均等化问题，需要完善将流动人口纳入当地社会管理有关制度，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资金投入等方面以常住人口为依据，这些单靠卫生部门难以解决。当前可行的办法是按照实际服务量拨付项目资金，调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动性和积极性，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3.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经费与绩效工资的关系
当前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普遍实行绩效工资制度［36］，许多地方将项目经费直接用于人员工资，项目资金从“办事钱”变成“养人钱”，机构和人员收入与服务量没有直接挂钩，服务积极性降低。同时，将项目资金纳入绩效工资并“封顶”，随着项目经费标准的进一步提高，将出现中央资金进、地方资金退或项目资金沉淀的情况，机构人员不增、收入不增、但任务量在增加，这势必影响项目开展和居民受益水平。因此，应鼓励各地对项目资金实行专账（户）管理，封闭运行、独立核算。按照机构提供的服务量而不是简单按照服务人口数量拨付资金，强化政府购买服务，机构经考核后获得的资金作为业务收入。
3.9国家统一要求和地方自主性的关系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国家统一要求和地方自主性的统一。一方面国家统一要求作为最低要求需要充分落实，如最低人均经费标准、健康档案建档率、预防接种率等指标要求。另一方面要充分体现地方自主性，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财力、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提高本地人均经费标准，增加项目内容，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各项服务补助水平，用经济杠杆引导本地重点工作的落实。
3.10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与基本医保制度的关系
当前，在国家层面两项制度相互独立，前者由政府为居民“防病”买单，后者以政府资金为主为居民“治病”买单。从长远来看，两项制度应相互衔接、补充和统一。如健康体检，可统筹使用两项资金，提高体检质量和水平，避免低水平的简单重复；如对主动全程接受健康管理的对象，可适当提高其医疗报销比例，引导居民主动参与“防病”，最终达到控制医疗费用的目的。鼓励地方积极探索实践，实现基本公共卫生经费与医保基金综合使用效益最大化。
4对“十三五”期间项目制度建设的几点思考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建设，时间还不长，许多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十三五”期间是项目巩固、调整、提高的关键时期，为尽快建立起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有效供给机制，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建立稳定的资金筹集和管理机制。建议建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金，资金由政府财政保障，纳入年度预算。随着针对居民个体的预防保健服务内容的增加及居民认可度的提高，探索参照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做法，实行以政府补助为主、个人适当缴费为辅的资金筹集机制，提高居民参与意识和主动性。对资金实行专账（户）管理，封闭运行，专款专用，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和补需方的理念，按照一定的支付标准，根据实际服务量支付资金，并确保资金收支平衡。
二是建立科学的服务内容决策机制。建议成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家委员会，成员由财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人员和相关专家组成。委员会负责监测、分析、研判全国公共卫生形势，确定需要优先解决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及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确定纳入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内容。服务内容要突出重点人群、防控重大疾病、具有较高的成本效益，既可以是直接针对居民个体的服务，也可以是非针对居民个体、但对全社会和公众有益的项目。委员会负责制订各项服务规范，即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路径”，作为确定项目资金支付标准的参考依据。
三是健全较高可及性的服务提供体系。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普惠性强，要求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要坚持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的服务提供者格局，通过由数量最多、分布最广、与居民距离最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因此，“十三五”期间要继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体系和能力建设。同时，随着服务项目内容的增加，针对部分服务对象特定、技术要求高的服务内容，可由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补充来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保障居民获得服务。
四是建立高效有序的服务模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主体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国家建设全科医生制度的要求［32］，实行以全科医生为核心，包括护士和预防保健人员在内的团队服务模式，提供防治结合的健康管理服务。发挥全科医生健康“守门人”作用，突出重点人群，探索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签约服务模式，“谁签约、给谁服务，不签约、不服务，按照签约数量和服务质量拨付资金”，调动医务人员服务积极性，提高居民参与服务的主动性。同时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畅通的转诊（介）服务机制，实现对服务对象连续、动态、综合的健康管理。
五是健全绩效考核和评价机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涉及健康教育、传染病、慢性病、精神疾病、妇幼保健、老年保健等众多卫生领域，项目组织实施的主体是县区级卫生计生部门。各领域的主管司、处、科室是各自业务工作开展情况的主要责任人，县区级卫生计生部门是区域内项目开展情况的主要责任人。从条线角度，需要建立各类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纵向参与和指导基层开展考核和评价的工作机制，不同级别的专业机构承担相应层级的考核和评价工作。从区域角度，需要建立卫生计生部门统一领导下的各类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考核评价机制。专业机构的考核和评价结果作为拨付资金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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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政策篇6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政策经验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5-0107-02
界定现代服务业，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种角度入手。狭义的现代服务业是指那些与传统服务业相对的新型服务业，是技术、人力资本含量和附加值相对较高的新兴服务产业。本文指的是广义现代服务业，不仅包含狭义的内涵界定，还包括那些由传统服务业改造升级而来的产业。税收政策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而这种直接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定税收政策的能力。因此，借鉴国际间发展现代服务业制定的税收政策成功经验，可促进现代服务业更好发展。
一、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的国际比较
（一）美国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订促进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税收政策。美国一直以来都很注重发展区域产业链，这使得现代服务业可保持较大增速。为促进现代服务业集聚发展，美国在制定税收政策时重视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销售税等税收优惠政策的协调配合。
2.制订以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商业振兴计划。美国对现代服务业实施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政府规定现代服务业发生的营业亏损可向前结转2年，若仍有剩余还可向后结转20年。这种规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产业的经营风险。
3.制定鼓励风险投资基金发展的税收政策。缺乏资金是新兴现代服务业发展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为了将更多的资金引入现代服务业，政府规定减免风险投资收益的60%税收等税收优惠政策。
4.制定鼓励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发展的税收政策。美国政府制定了诸多鼓励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第一，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在进行基础性、公益性科研活动中，得到的收益减免所得税。第二，为解决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在筹集资金方面的困难，规定若其发行债券额度少于15亿美元，对购买者免征利息税。第三，向其捐款的个人或单位可免征部分所得税。
5.制定促进现代服务企业研究开发的税收政策。基于知识、技术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性，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以鼓励各产业重视研究开发。如：纳税人可将研究开发支出作为当前费用而不是资本性支出，这样该支出就可在税前扣除；对大于3年平均水平的研究开发支出增额进行25%的税收抵免。
6.制定促进现代服务业在区域间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美国经济虽然相对发达，但区域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政府在构建联邦税制的同时还设立了针对各州的分层级税制模式，和不同的税收政策，从而协调区域发展。
（二）欧盟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如今，欧盟已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服务经济体。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因为各成员国都很重视利用税收政策，调整现代服务业的税负，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以英国为例，列举相关税收政策。
1.制定促进信息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为使信息服务业获得更多发展所需的资金，政府规定对投资于信息服务业的企业减免公司所得税和增值税，同时也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流入信息服务业。
2.制定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在促进金融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中，起到明显成效的政策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终结了对资本和外汇的管制工作，这就使得大量外资流入本国，必然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第二，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降低金融服务业的纳税额度。
3.制定促进生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生产业的快速发展是英国经济结构得以转型的重要条件，规定降低所得税税率，包括把本来33%的个人所得税税率降至20%，以及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52%降至30%。
4.建立较为完善的服务贸易税收制度。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及贸易活动日趋复杂，这使得税收制度的漏洞逐渐显现，所以政府不得不对服务贸易的税收政策体系加以完善，以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三）新加坡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促进新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由于新兴现代服务业是符合新加坡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以新兴现代服务业一直很受政府重视。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鼓励其发展，包括对符合条件的现代服务产业给予较长免税期，以及降低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2.制定促进扩展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扩展现代服务业是指那些正在扩大规模和业务的现代服务业，政府对这种现代服务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政府规定扩展现代服务业可享受为期5年的免税期。
3.制定促进金融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为促进金融业在新加坡的发展，政府规定：第一，对金融机构在本国的银团离岸贷款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免征所得税。第二，对保险公司在从事离岸风险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时，获得的收入只征收10%的所得税。第三，如果金融产业拨款于研究开发基金，则予以一定额度的减税。第四，对于经批准的技术服务费收入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免征相应税收。
4.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新加坡政府很看重外国资本对本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助力作用，制定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外资现代服务业在本国发展。例如，第一，不限制外商在新加坡任何银行汇出利润、提成费、分红、利息，并对所得利息予以免税；第二，对在新加坡境内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获得的管理服务收入仅征收10%的公司所得税；第三，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从其海外子公司处获得的红利，免征公司所得税。
二、各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相同点
1.通过税收政策缩小各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差距。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均始于某经济发达的集聚区，之后再逐步扩散到各区，这必然会导致现代服务业在各区的发展出现差距。鉴于经济持续发展的长远考虑，必然要制定配套的税收政策加快发展落后区的现代服务业，以缩小区域差距。各国都对投资于经济落后区的企业给予更高的税收优惠，以及更低的税率。
2.通过税收政策引导各类资金流入新兴现代服务业。新兴现代服务业的出现，是顺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会对一国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后续力量，是攻克如今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不难看出，各国都制定了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助力新兴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新兴现代服务业给予一定额度的税收补贴，减免一定比例的税收额度，从而促进更多元的社会资金流入新兴现代服务业。
3.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现代服务产业进行技术研究开发。先进的技术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服务业保持生命力的源泉。规定对于研究先进技术所耗费的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另外，加速现代服务产业固定资产的折旧，从而鼓励各现代服务企业及时更新先进设备。
（二）不同点
1.根据各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发达国家的现代服务业已经处在成熟期，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通常都会将优惠重点放在新兴现代服务业上，对这类产业给予一定的税收补贴。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业仍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新加坡将税收政策的优惠重点放在了扩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上，也就是说鼓励现代服务业扩展其发展的规模和业务。
2.根据区域发展不同的主要矛盾制定税收政策。各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成熟度存在明显差异，在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都将税收政策的优惠重点放在了加快形成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上，促进集聚区内的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质量，以期加强随后的辐射力量。而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则将税收政策的优惠重点放在国内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区，注重各区域的协调发展，缩小不同区域内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差距。
三、启示与借鉴
（一）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1.注重利用各税收优惠政策的组合作用来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税收政策，这些政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配合产生合力，共同发挥作用。各政策相互配合后所产生的作用不仅仅是各政策效用的简单相加，而是会产生大于该和的溢出效用。
2.注重利用税收政策鼓励非营利性科研机构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很重视扶持非营利性科研机构，制定了全面和大力度的税收优惠政策。
3.注重利用税收政策促进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利于增加竞争合力，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必然方式，因而，各国都努力提供利于集群发展的制度软环境，力争提供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环境。
4.注重利用税收政策调整区域现代服务业协调发展。各国无论采取何种顺序发展本国不同区域的现代服务业，其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实现各区域的共同发展。通常情况下，欠发达地区税收政策的优惠力度较大，使得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向欠发达地区现代服务业，促进其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1.逐步完善税收政策体系。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业一般都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相关的税收扶持政策体系还有待完善，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地增强各政策间的配合，发挥合力作用。
2.利用税收政策吸引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领域。资金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服务业来说，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通过实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刺激外资流入本国现代服务业，从而促进其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树文，钟巧玲.我国现代科技服务业发展中政府管理创新研究[J].当代经济，2010，（2）：82-83.
[2]杨晓嫩.西安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动因与策略研究[J].商业研究，2010，（8）：140-143.
[3]王一卉.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研究——基于我国30个省市的实证分析[J].科技与管理，2010，（1）：39-41.
家政服务政策篇7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围绕国计民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这里集中审议讨论。本刊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开设的“两会”专题，曾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广受好评。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今年将继续开设“两会”关注专栏。
日前，根据《人民论坛》杂志社和人民网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今年的“两会”，除了与百姓生活直接相关的政策、措施以及国家重大政策的出台和调整外，政府转型、新农村建设、解放思想问题等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围绕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两会”专题将邀请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等展开讨论。
关键词一：政府转型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进行政府换届。自2003年3月19日本届政府组成至今，已有五年时间。五年来，民生显著改善，农村全面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免除农业税；城镇新增就业5000多万人；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正在建立……这些事关民生的重大举措，往往是从国务院常务会议集中研究、讨论和决定后公布的。从2003年3月19日国务院第1次常务会议，到2008年2月20日的常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经召开209次，先后研究了590余项议题，从教育、医疗、住房到就业、社保、救助，直接讨论民生的议题多达90多个。
根据《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务院常务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三次，如有需要可临时召开。那么，本届政府国务院常务会议有什么样的特征？与民众生活是如何紧密相连的？本刊特邀了有关专家学者梳理了五年来政府转型的不平凡轨迹。
新一届政府组成以来的历次常务会议，坚持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理念，国家治理的基础架构和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标志着我国政府已成功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基本实现了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
国务院常务会议彰显了我国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成功转型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不断向公共领域集中，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服务型政府职能体系。国务院及各部门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基础上，重视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加强了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历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情况看，议题逐渐向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公共领域集中。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点不断向民生问题转移，逐步形成了完善的解决民生问题的社会政策体系。据初步统计，在209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直接或涉及解决民生问题的会议有96次，约占全部会议的46.1％。分析国务院209次常务会议，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发展脉络。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就业、住房保障、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已经成为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重点，并在这些民生问题领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政策。
国务院常务会议聚焦国家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基础性、战略性、制度性的重大问题，逐步形成了国家公共管理的基础架构。主要体现在：着眼于完善基础性的公共政策，解决了最基础的“三农问题”，相继推进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税费改革、农村综合改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建设；着眼于谋划经济社会管理的中长期战略，增强了宏观调节的有效性和社会管理的科学性，相继讨论并制订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等；着眼于完善国家公共管理的立法与公共服务基本制度，讨论的法律草案和审议的行政法规草案达150多个，涉及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保证社会成员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等方面的立法项目；着眼于转变政府管理方式，逐步形成了科学、民主、效能、公开、负责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特点
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不断完善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进一步发展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综合来看，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具有如下特点：
体现了总理负责制与科学民主决策的科学结合，标志着我国责任政府建设与科学民主决策体制建设的新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秘书长组成，由总理召集和主持，体现了总理负责制的原则。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在决策过程中，遵循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将总理负责与科学民主决策的原则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国务院工作规则》规定，各部门提请国务院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必须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或发展规划为依据，经过专家或者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等纷纷成立，对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体现了制度建设与重大工作安排的科学结合，标志着我国政府战略管理、综合协调机制建设的新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国务院工作中的重要事项、讨论法律草案、审议行政法规草案，通报和讨论国务院其他事项；根据需要可安排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集中研究、讨论和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法律议案和行政法规、有关国家投资建设等重大决策。这些重大问题，既涉及国家的立法与法规，又涉及国家的重大政策与重大工作安排。
体现了科学发展理念与完善公共政策的科学结合、公共管理职能与公共管理方式的科学结合，标志着我国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与效能政府建设的新发展。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议事的过程中，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努力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将科学发展理念融入政府公共政策之中。
继续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未来走向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根据党的十七大的要求，未来我国将继续完善国务院常务会议制度，全面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家政服务政策篇8
关键词我国台湾地区长期照护制度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a
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老人福利法”。该法明确规定了管理老年事务的政府机构及各机构职能分工，并提出为“身心受损”老人提供辅助其日常生活的居家服务、建立长期照护机构等内容，养老服务主要集中于对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服务。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在地老化”诉求的加强，我国台湾地区的社区居家养老政策得到迅速完善，形成了较完善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
一、我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护政策
（一）我国台湾地区长期照护政策概述。
我国台湾地区自1980年实施“老人福利法”以来，其长期照护政策经历了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过程；相关政策包括：“社会福利政策纲领”（1994）、“老人福利法（修法）”（1997）、“老人长期照顾三年计划”（1998-2001）、“建构长期照护体系先导计划”（2001-2003）、“照顾服务福利及产业发展方案”（2002-2007）、“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大温暖社会福利套案之旗舰计划”（2007起）等（伍小兰，曲嘉瑶，2010）。
由于我国台湾地区对老年事务的行政管理较分散，很多行政部门，如内政部、行政院卫生署、教育部及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等，皆有相关行政法规的权力，导致我国台湾地区照护资源分散、缺乏完整连续性照护的提供（陈惠姿等，2005）。“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出台之前，我国台湾地区有关长期照护的法规分散于社政（老人福利法、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卫证（医疗法、全民健康保险法、护理人员法等）及退辅（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条例）三大行政体系中，未形成统一的政策法案。
“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大温暖社会福利套案之旗舰计划”（以下简称“十年计划”）的出台弥补了这一政策体系的缺陷，其对长期照护政策的受益对象、服务项目、政府补助、管理制度、人力资源方案、财务制度、法令制度及行政机构权责划分、配合措施等内容进行了完整详细的规定，并在之前政策的基础上，对政府补助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二）受益对象。
老人为“十年计划”的主要受益对象。在界定受益对象时，“十年计划”除以年龄（65岁）为分界线外，还将因“身心障碍、地区因素”（p50）导致的提早老化人群考虑在内。概括起来，我国台湾地区长照政策的受益者包括以下几类人群：（1）65岁以上日常生活活动功能（aDLs）失能老人，（2）65岁以上仅iaDL失能且独居的老人，（3）55至64岁aDL失能的山地原住民，（4）50-64岁aDL失能的身心障碍者。总之，享受我国台湾地区长期照护补贴的老人主要为aDL失能群体及iaDL失能且独居人群；换言之，aDL指标是界定补贴对象的最主要标准。
基于老人的身体情况，依据aDLs和iaDLs指标的规定，“十年计划”将失能老人划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等级，给予不同程度的服务或现金补助。
（三）服务项目。
“十年计划”规定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失能老人提供长期照料服务，其规划的服务在居家、社区和机构式服务方面皆有涉及，但以社区和居家式服务为主要服务方式。
1、居家式服务。
（1）居家服务：包括家务、日常生活照顾服务和身体照顾服务。
（2）居家护理：包括一般伤口护理、注射、一般身体检查、提供护理指导、营养及基础复健运动指导、巡诊、医疗咨询等。
（3）居家复健：对老人的日常生活功能、社交功能进行评估和训练。
（4）辅具购买、租借服务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为失能者提供日常生活（沐浴、排泄、饮食等）及机能训练辅具购买服务，提供轮椅、特殊卧床等不与身体直接接触的辅具租借服务，提供住宅改修服务以使失能者生活更为便利（如加装扶手、防滑、地板材料更换等）。
（5）老人营养餐饮服务：对行动困难的老人提供送餐到家的服务。
（6）紧急救援系统：建立紧急救援体系，当老人在家发生突发事件时，可通过设备发出信号以获得紧急救援服务。
2、社区式服务。
（1）日间照顾：服务对象日间自行或由家人接送至日间照顾机构，晚间返回家中的服务。其可提供家属喘息的机会。
（2）社区复健：在社区进行的，对老人日常生活功能、社交功能的评估与训练。
（3）老人营养餐饮服务：选定适当地点对行动自如的老人提供集中用餐服务，地点一般为社区内部或附近。
3、机构式服务。
2007年出台的《台湾长期照顾十年计划》进一步突出了居家与社区照护服务的重要性，同时弱化了机构服务。在该计划出台前，失能老人可享受的机构服务包括养护机构、长期照顾机构及护理之家三项服务；而“十年计划”中仅保留了长期照顾机构服务（提供生活照顾及护理服务）一项，可见政策对居家和社区服务的侧重。
4、其他服务。
（1）交通接送服务：为协助重度失能者就医和使用长期照护服务，我国台湾地区政府特提供交通（车费）补助，以保证低收入的重度失能者能够使用类似康复巴士等交通工具。
（2）喘息服务：使家庭照护者获得一定时间的休息机会，以减轻照护者压力为目的的服务。
（四）受益内容。
“十年计划”以老人的失能程度及收入水平为依据，对失能老人制定了不同等级的补贴标准。这些补贴皆以实物补贴（即补贴服务）为主，现金补贴为辅。不同的服务项目，补贴标准也不同，例如，有些服务仅提供给重度失能者，而有些服务仅依据受益对象的经济情况进行补贴等级的划分。
（五）资金来源。
我国台湾地区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照护费用由失能者和政府共同分担，分担比例由失能者的失能程度和经济状况决定。一般原则为：家庭总收入未达社会救助法规定最低生活费用1.5倍者，可获政府全额补助，也即自身不必负担服务费用；家庭总收入符合社会救助法规定最低生活费用1.5倍至2.5倍者，需负担10%的服务费用；一般户需负担40%的服务费用；超过政府补助时数的则由民众自行全额负担。
政府的长期照护补贴资金通常来源于税收或社会保险。我国台湾地区“十年计划”中建议于“过渡时期”选择税收作为长期照护补贴资金的主要财源，因其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护体系尚处于发展初期，直接实施长期照护保险制度，民众在缴纳保费的情况下可能会提高对服务的利用率，进而影响家庭照护意愿以及导致正式照护资源供给的不足；相比之下，使用税收制可视政府财政情况提供保障，避免资源的浪费及过高的财政负担。
近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开始规划以长期照护保险制度作为政府补贴的财源，由我国台湾地区卫生署研拟的《长期照护保险法》草案已于2011年3月31日经行政院报请立法院审议，尚未通过。
二、管理体系
我国台湾地区的老年照护与老年健康服务分属不同的行政体系，相关的行政部门包含了内政部、教育部、行政院卫生署及行政院劳工委员会等多方机构；由于各部门的目标人群不同、政策重点与执行理念也不一致，导致我国台湾地区的老年长期照护事业无法统筹发展，阻碍了照护服务体系的完整性与连续性（陈惠姿等，2005）。
为解决老年长期照护服务多头管理的问题，“十年计划”提出两点整合建议豍：
1、在中央层级设置跨部会的长期照顾推动小组，邀请各部会（如内政部、卫生署、劳委会、原民会、退辅会、经建会、财政部等）行政主管与学者专家共同参与，通过制定长期照护政策规划及协助地方政府发展长期照护资源等工作，实现统筹卫生署与内政部派发的补助经费，达到事权统一的效果。
2、在地方层级成立跨局室长期照护推动小组，将地方政府相关局室主管、当地民间相关代表和专家学者联合起来，通过营造有利于照护资源发展的环境、管理照护服务机构、监督服务计划实施、评估实施成效等工作，实现地方相关局室力量的整合。
三、启示与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护政策经历了从分散到整合的发展过程；“长期照顾十年计划”作为一项完整规划，对长期照顾服务的各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长期照护政策的重要特点是：充分考虑了收入水平的影响。对收入水平这一因素的关注，表现在其对受益对象的界定及对补贴标准的划分上，——两者皆以收入水平（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重要判定因素。首先，“十年计划”对受益对象的界定不以年龄为唯一标准，而是充分考虑到生活环境（即地域也即收入水平）对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十年计划”的受益对象不仅包括65岁以上的失能老人，还涵盖了因生活水平较低而提早老化的人群（55-64岁山地原住民）及身心障碍者。其次，在划分补贴等级时，我国台湾地区未如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一般，为照顾社会公平而仅以失能程度作为补贴标准划分的依据，而是将个人收入水平作为决定政府补助额度（即费用分担比例）的重要指标。总体而言，我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护政策充分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收入水平的差异，对发达和欠发达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考评与补贴标准，保证了有限的政府资金提供给更需要的人，兼顾了效率与公平。
然而，我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护政策尚处于较分散的管理体系下（虽然十年计划做出整合管理机构的建议，但建议的采纳与执行效果还有待研究）；我国台湾地区行政管理体系的不统一，阻碍了完整的养老体系的构建，这是我国台湾地区未来发展养老服务事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我国大陆地区发展养老事业时需关注的重要命题。
基金项目：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海外人才专项资助课题“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体系框架研究”（编号：503375）
（作者：刘月，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学历：硕士，专业：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方向：服务管理，养老政策；刘建兵，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运行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学历：博士，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方向：服务创新，服务管理）
注释：
豍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台湾内政部.我国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大温暖社会福利套案之旗舰计划（核定本）[eB/oL].[2007]：340-34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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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叔红主编，《养老服务与产业发展》[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1：61-63.
[3]老人健康检查保健服务及追踪服务准则.台湾医师公会联合会网站：http：//tma.tw/meeting/meeting_02_info.asp？meete_id=2399
[4]社会福利推动委员会、台湾内政部.我国长期照顾十年计划——大温暖社会福利套案之旗舰计划（核定本）[eB/oL].[2007].
[5]台湾老人福利法，内政部网站：moi.gov.tw/
[6]台湾老人福利与政策，内政部网站：moi.gov.tw/
家政服务政策篇9
关键词：养老服务；财政支出；税收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2
据测算，“十二五”期间我国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快，2015年60周岁以上老人将达到2.21亿，2030年预计将突破3.5亿。纵观全球，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也已经入老龄化社会，但是发达国家一般是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不足4000美元。“未富先老”是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养老资金缺口。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持续增长，照料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的大环境下，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刻不容缓。本文试图从财政税收的角度出发，提出能够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养老服务的财税政策现状
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立起适应人口老龄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各省市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促进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一）中国养老服务的现行财政政策
养老服务业具有投资长、见效慢、回报低、风险大等特征，民间资本参与较少，目前主要还是依托政策扶持以及财政性资金投入，近年来，我国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1.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形成。随着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医疗保险制度体系、社会救助制度体系、社会福利制度体系等的建立和完善，以及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老年人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需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保障，为实现党的十七大确立的“老有所养”的战略目标和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的要求提供了制度保障。
2.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促进养老服务发展。政府对养老服务业的投入渠道主要有中央和地方的公共财政支出、公益金收入等。公共财政支出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公共财政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各项支出主要包括养老床位的建设补贴、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补助、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等。据测算，“十三五”期间，公共财政用于养老支出的资金规模年均增长13%，高于同期公共财政支出增长。2020～2030年，公共财政用于养老支出的资金规模年均增长14.9%。2020年公共财政用于养老支出的资金规模达到246亿元①。
福利公益金也是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并且增长迅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规定，民政部本级公益金和地方各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公益金，要将50%以上的资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据测算，“十三五”期间，公益金用于养老支出的资金规模年均增长21.2%。2020～2030年，年均增长16.9%。2020年资金规模达到520亿元②。
除直接投资外，政府还以投资补助、运营补贴、贷款贴息、购买服务等形式加大对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
（二）中国养老服务的现行税费政策现状
税收政策旨在引导、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为老龄产业的正常发展优化制度环境。然而目前，我国仅有一些与养老服务相关的税收鼓励措施，并没有一套直接针对养老服务的税收制度。
1.营业税
免征养老院、残疾人福利机构的营业税；免征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的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的营业税。
2.个人所得税
对于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退休工资、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孤老人员取得的劳动所得，经批准可以减征个人所得税；个人领取基本养老保险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3.地方税
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自用房产、土地、车船，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对经批准设立的民办养老院内专门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顾的场所免征耕地占用税。
4.捐赠免税
包括捐赠税前部分扣除和捐赠税前全额扣除两种政策规定，例如，在捐赠税前部分扣除中规定，当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时，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个人发生捐赠支出时，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获得的社会各界捐赠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在捐赠税前全额扣除中规定，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
5.其他相关费用
免征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的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养老机构提供养老服务也要适当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二、中国养老服务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尽管国家的财税制度在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就，但也凸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存在在财政投入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近年来，尽管国家财政用于养老服务的支出金额不断增长，但占比仍然较低。据统计，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有约112亿元用于老年福利支出，但占比不到1‰。从投入结构看，在我国，社会保障属于中央和地方共担事权，目前总体上地方支出占60%，中央支出占40%。而养老服务则更多是由地方提供，尤其是市、县支出责任更大。自分税制改革后，县乡层面的财政收入比重逐步下降，而财政支出需求呈上升趋势，这就相对弱化了基层政府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此外，各地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财政收入也存在较大差距。近年来中部地区尽管财政收入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东部地区，但收入规模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如果按照同等比例用于养老服务，经济欠发达地区势必出现财政保障不足的局面。转移支付制度作为解决区域财力平衡等方面的重要手段，尽管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地方转移支付的绝对数量，但仍然有限，收效甚微。
在税收政策方面，目前的税收优惠更多的是针对捐赠行为，对于在养老服务体系中覆盖面最广的家庭养老的鼓励优惠政策尚且缺失。而且目前的税收政策中，养老服务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其覆盖范围仅限于全国性、省级社会团体，对于大量活跃在基层，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行业，却因无政策法规支持而很难享受优惠政策，使得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对民间资本的引导作用受到限制。此外，我国对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认定范围、作为减免税依据的捐赠票据没有形成统一的政策约束，导致各省市自行制定的局面，不利于规范和推动全社会公益性捐赠行为，不利于政府有效监管。
三、促进中国养老服务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1.加大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一方面，中央财政应该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等经济发展薄弱区域的养老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力度，另一方面，省级政府也应加大对市、县两级政府的养老服务专项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要相互配合，形成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坚实后盾。此外，还应设立专项经费用以扶持养老服务工作，专项经费可列入当地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承担一定比例，并建立起相关经费的自然增长机制，确保经费的可持续性。
2.进一步明确政府和社会责任，政府继续让渡放权，主要承担监管与委托职责。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各类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或组织，承接政府或社会委托，提供养老服务评估、咨询和第三方认证等服务。同时，政府应挺高对民间资本投资基本养老服务的补助水平。通过财税、金融等多种政策，加强对民间资本投资基本养老服务业的培育扶持。
3.统筹和完善税收优惠法律体系。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多以“意见”、“办法”、“通知”等形式下发，规范性不强，且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建议整合涉及养老服务业的各种政策文件，并将其转化为法律法规，以期待提高政策效果。
4.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有关财务监管的专项法律法规把民政、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的财务监督职责、权限、具体的运作程序予以明确和固定化，从而建立统一规范的政府监管机制，从整体上最终形成政府、社会、公益性社会团体三位一体的监管机制，使得我国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从而解决政府监管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
5.针对居家养老，可以考虑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如对于同老人一起居住的子女，对其所得收入，可在扣除赡养费用之后进行征收个人所得税。此外，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以房养老模式，一是通过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使老人更容易获得资金；二是住房定向传承，鼓励家人及社会人员赡养老人。在今后征收房产税时，对于以房养老的老人可考虑免征房产税，对子女传承的住房可考虑免征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等。
注释：
①胡祖铨.养老服务业领域政府投资规模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5（03）。
②胡祖铨.养老服务业领域政府投资规模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5（03）。
参考文献：
[1]白景明.健全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财税政策思路[J].中国财政，2014（03）：16-17.
[2]宋忠伟.我国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分析[J].社团管理研究，2008（12）：42-46.
[3]胡祖铨.养老服务业领域政府投资规模研究[J].宏观经济管理，2015（03）：46-48
[4]李萌.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财税政策分析[J].中国财政，2014（04）：68-69.
家政服务政策篇10
一、我市家政服务业基本概况
1、家政服务机构及其运作状况。据统计，我市共有各类家庭服务企业和网点近60家。从事家政服务的实体形式多样，主要有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家政服务实体、有限责任公司及个体工商户。目前，我市的家政服务机构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妇联、工会、人社部门下辖的职业介绍机构为代表的非盈利性组织,另一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民间家政服务中介机构。在经营模式上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即员工制、会员制及中介制，在我市从事家政服务的实体多以中介制为主。服务项目主要有家庭保姆、月子保姆、育婴早教、幼儿接送、养老陪护、保洁清理、家教等，其中家庭保姆需求量最大，占全部从业人员的40%左右。另从近两年客户登记的情况来看，2009年的登记数与2008年相比上升了18%，需求旺盛，家庭服务需求呈现出明显逐年上升趋势。
2、家政队伍及从业人员报酬。目前，我市家政从业人员约2万多人，仅以2009年度全市家政服务工作统计数据为例。全年登记求职家政服务员7274人，其中下岗失业人数占29.4%，农村劳动者占43.2%，城郊人员占25.3%，其它人员占2.1%；20-30岁占15%，30-40岁占35%，40-50岁占50%；大专文化占2%，高中文化占5%，初中文化占40%，初中以下占53%。这些家政服务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一是从每年的劳务招聘会上招收一批；二是基层输送的失业、失地妇女；三是自发到家政服务公司来求职登记的妇女群众。可以看出，从事家政服务业的人员有近一半来自农村，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下岗失业女性和城郊征地农民。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93%。目前，我市家政服务钟点工报酬为10-12元/时，半天工作4小时为650元/月，全日制工作10小时为1200元/月，住家型工资为1300元/月。在推荐的上岗人员中，小时工占26.7%，半日制工占38.1%，全日制工占20.1%，住家型占15.1%。部分家政服务员采用灵活就业方式，高者每月可获2000元以上的收入。
3、家政培训及其管理情况。仅以妇联培训为例，自2000年起，我市妇联充分发挥妇女人才培训中心等培训基地的职能作用，积极开展家政服务员职业资格认证培训和专题讲座。截止目前，已举办家政培训班23期，培训人员4000余人，考核合格后基本获得了人社部门颁发的专业合格证书，400余人还获得了中级证书，2人获得了高级证书，2人在省家政服务员技能大赛上获奖。近年来，我们更是将家政业作为促进妇女创业就业的一项重点工作很抓落实，着力在全市叫响“请家政找妇联，做家政到妇联”的口号，各级妇联上下联动，培训重心下移，将家政培训班免费办到基层，努力提高家政就业技能。与商场、企业等单位联合，利用各类招聘会和创业培训班推介家政行业和用工岗位，着力拓展家政服务范围。并利用报纸、表彰会、技能竞赛等多种形式，开展家政工作宣传、培树优秀家政典型，引导广大女性转变择业观念，营造家政业发展的浓厚氛围。2008年，其中一名由市妇联培训并推荐的优秀家政服务员还首次被授予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开创了家政服务员当劳模的先河，充分展示了巾帼家政的良好风貌，也进一步提升了家政服务业的社会地位。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员培训不足，供需矛盾突出。“供不应求”是目前家政服务业的普遍现象。受传统择业观念的影响，很多人仍然把家政服务业视作“服侍人、低人一等”的工作，致使家政服务员队伍增长缓慢。目前，我市城区人口已达300万，城区居民约有90万户家庭，对家政人员的需求大约有20万人，缺口很大。同时现代社会对家政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服务类别等提出更高要求，家政服务已从过去的洗衣、做饭、带孩子等简单服务发展到多元化的综合家政服务。但由于目前家政从业人员普遍年龄偏大，技能单一，文化程度也不高，整体素质普遍较低使得家政职业化步履艰难，我市市场上经过正规培训的家政人员不足两成，培训不到位的根源在于家政服务员的流动率过高，家政机构与家政服务员的工作契约不稳定，加之家政服务员不需持证上岗，同时出于成本因素的考虑，家政机构很难在培训上增加投入。因此，加强宣传培训，将家政服务业作为满足民生需求的产业来扶持显得十分必要。
2、市场尚不规范，行业管理缺乏。目前，全市家政服务行业面临小、散、弱的局面，大多数家政服务机构都是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几个信息牌的小中介，形不成规范化、专业化的规模，外部竞争环境差，违法的成本低，但守法的成本却很高。我市家政服务这一新兴行业，仍处于自发创业初步发展阶段，尚未形成整体产业态势。从管理上来讲，缺乏必要的管理手段，家政服务机构无统一机构章程、无统一行业标准、无统一规范运作模式、无统一收费标准，大多层次较低、管理不规范、后续服务不到位，各家政机构各行其事、各据一方、混乱无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家政服务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3、政策支持不够，权益难以维护。家政业是微利行业，从业者又大多属于社会的特殊群体，所以它的发展离不开政策扶持。就我市而言，作为省会城市，同时伴随着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强力推进，家政业发展更具潜力，但到目前，政府尚没能提供任何帮助。服务员依然属于非正规就业工种，政府对家政员既无行业准入标准，也无劳动合同法的规范，一旦出现纠纷，无行业法规可依。目前，家政服务员与雇主间呈现的是提供劳务服务和雇佣的关系，家政服务中侵权问题往往发生在家政服务员与雇主之间，很难有确凿证据证明家政服务员被侵权，加之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的妇女大多来自农村失地、城市下岗或无业妇女，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较弱，遇到侵权行为往往以辞工的消极做法对待。在我市家政多是实行“中介制”服务，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服务公司和雇主均不建立任何劳动关系，因此只要出现问题，相互可不承担任何责任。另外，由于政府支持和社会关注的力度不够，家政服务员的社会保险等问题也难以真正解决。
三、对策和建议
1、加强政府引导和监管。国务院常务会议已研究部署了发展家庭服务业的五项政策措施，建议各级政府从家政服务业发展对社会民生需求的长远意义去认知，未雨绸缪，运筹帷幄。建立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多部门协调联席会议制度，真正发挥我市家政行业协会的龙头作用，协助政府制定行业标准和家政服务业管理办法，依法规范家政服务机构从业行为。加大财税等政策扶持力度，将家庭服务业作为促进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支持重点，并纳入到我市社会事业和民生工程资金扶持范围。对规模较大、运作较好的家政服务机构在财政税收、工商登记、经营管理上给予政策优惠、重点扶持。
2、开展家政补贴培训和免费指导。目前，家政人员素质不高，技能单一已不能适应家政业需求。因此，建议政府应真正落实国务院会议提出的“要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免费提供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把家政服务员作为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重点,落实培训计划和培训补贴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加大培训的扶持力度和培训面，充分发挥各级培训基地的作用，通过加强对其认证和监督，提高培训质量。与此同时，随着家政服务行业的不断发展，这个行业已不仅仅只限于月嫂、家庭保洁等简单的专业技能服务，还发展到市场需求十分看好，但对知识水平要求相对较高，适合医学、教育、心理学等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从事的“育婴师”和空巢老人心理陪护，所以应不断拓宽大学生家政创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