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1
【摘要】罪名是浓缩的罪状和高度提炼的犯罪构成,规范的罪名应当简明扼要、提纲挈领,但是目前学界对犯罪行为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罪状及犯罪构成方面,对罪名规范的专门研究却鲜有涉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罪名频繁修订,一方面是资本市场纵深发展致使各类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提炼罪名时,未掌握相关概念的内涵,误将犯罪判断要素当作规制对象。因此,厘清资本市场相邻概念是开启罪名研究的钥匙,探寻罪名归纳技巧则是深入把握该罪实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资本市场;规制对象;判断要素
罪名是罪状的概括,是犯罪构成要件的高度提炼。但是实践中对罪状及犯罪构成要件的关注度远甚于罪名规范本身,前者的研究成果也较后者丰富。究其原因,系罪状及犯罪构成理论关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一罪与数罪,而罪名本身既不涉及罪也不影响刑,只是一种形式意义上的符号或标志。笔者认为,罪名、罪状以及犯罪构成之间是立体、动态的关联关系,对具体犯罪行为的研究应当贯彻“三位一体”的思路。从功利主义角度衡量,罪名的意义在于以点带面而非“管中窥豹”,对罪名发展做专门研究,不但可以探索其规范规律,也可以折射出社会相关领域的变化。
对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法定犯而言,其罪名选择、发展与资本市场中形形色色的金融概念密切相关,了解其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极有必要。中国走上经济改革之路是中国资本市场产生的先决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多样化,成为中国资本市场萌生的经济和社会土壤{1}(p.3)。“资本市场(主要是股票市场》……实现全市场乃至全社会资产配置的优化。”[1]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需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作程序。然而,资本市场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诸如欺诈、虚假等违法违规行为,并且逐步呈专业性、复杂性、隐蔽性等趋势,现行刑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发展迅速的犯罪类型。学界对资本市场法律规制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并且成果丰硕,[2]不过这些探讨主要围绕该罪的犯罪构成或者修正条款等实体性内容展开,尚无论着从基础性角度对该罪的罪名选择进行系统研究分析。鉴于此,本文拟撇开常规的研究方法,从罪名的产生、发展入手,理顺资本市场相邻概念之间的关系,揭示罪名规范的发展规律。
一、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罪名变更评述
诚如上文所述,罪状是指刑法分则包含罪刑关系的条文对具体犯罪及其构成特征(要件)的描述,是犯罪构成的载体或规范表现形式。只有通过对各罪状的剖析,才能掌握种种犯罪的构成特征,明确如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2}(p.240)。而罪名具有浓缩罪状和归纳犯罪构成的特性。这种特性对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均提出了严格要求,不但应当注意罪状规定的科学性、明确性而且应当在掌握罪状规定本质的基础上,简洁、概括、明了、专业地进行罪名选择。通过对罪名衡量标准以及发展变化作深入研究,可以从侧面反映犯罪构成的变革,把握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对立法或司法机关提供学术参考。罪状把握不准、罪名归纳必然有失偏颇;反之,罪名选择不当,必然紧随罪状的修订而频繁变动。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的连贯性,而且影响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该犯罪行为的清晰把握。随着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资本市场细分概念越来越多、界限越来越模糊,加上资本市场的特殊性,错误使用概念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如何科学归纳、规范选择罪名应当成为新的研究方式。
1997年刑法典第182条规定,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或者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法释[1997]9号)的规定,该条罪名为“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但是立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很快发现,期货市场同样存在操纵行为,发生频率、欺诈手段以及社会危害性丝毫不亚于证券市场。1999年刑法修正案(一)[3]第六条对该罪进行了补充修订,将期货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法释[2002]7号),将该罪罪名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现实的迅速变化,这是大陆法系国家最显着的特点,立法机关试图制定出明确的、系统化的法律以适应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一目标不可能完全实现{3}(p.80-83)。实际上,期货市场发展时间并不晚于证券市场。[4]操纵期货市场未能与操纵证券市场同时“入罪”,显然不是因为“立法活动总是滞后于客观现实”,罪状稍作修改即导致罪名修订值得深思,有悖于罪名是罪状的高度提炼这一基本特征。刑法第182条以及刑法修正案(一)无论是立法内容、立法技巧,还是罪名归纳方式均经不起仔细推敲。
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颁布施行,实现了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根据“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法释[2007]16号),该罪罪名最终修订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从罪名发展看,《修正案》(一)是罪名的被动修订,而《修正案》(六)则是罪名的主动完善;从内容上看,修正案(六)从多个方面对该罪进行了颠覆性完善,在此不再赘述{4}(p.70-71)。不过罪名频繁修订足以说明对资本市场相关概念进行理清的重要性。首先,罪名变动频繁,不利于保持刑法的稳定性,尤其是证券、期货这种法定类型的犯罪。刑法第182条从“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到“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再到“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成为我国刑事法律中修订频率最高的罪名之一。不仅反映出相关主体对证券、期货市场违法犯罪行为的本质认识存在局限性,而且也使得立法活动远远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状况显露无遗。其次,罪名变动频繁,反映出罪名与罪状的协调性差强人意,例如原条文开宗明义描述“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情节严重”的行为,但客观要件第(2)、(3)项却规定“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说明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行为不仅包括操纵交易价格,同时也包括操纵交易量。第三,罪名变动频繁,表明罪名归纳技巧尚需完善。
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罪名相关概念及功能
“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3}(p.67)。界定基本概念对于研究具体罪状及犯罪构成必不可少,对于罪名选择尤为重要。虽然有不少学者尤其是普通法系学者对“概念法学”提出了猛烈抨击,但是对研究对象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和层层剥离,是进一步解析犯罪性质的基础,对基本概念把握不准,也是罪名频繁变动的原因之一。
在诸多资料中,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股票市场在许多场合常被当成相同的概念使用,在述及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时也不例外。实际上,三者之间不但内涵迥异,外延也大相径庭。在研究操纵市场犯罪时,证券市场与股票市场是否等同,期货市场与证券市场是否同一层次,关系到是否准确、规范使用罪名。需要说明的是,该罪罪名的研考本应从“证券市场”入手,但是在金融市场体系中,“资本市场”处于承上启下地位,以“资本市场”为切入点,可以更清晰地理顺不同层次概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根据商务印书馆《英汉证券投资词典》的解释,资本市场即进行长期资本交易的市场,是指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各种资金借贷和证券交易的场所。在金融活动中,该市场涉及资金期限长、风险大,具有长期较稳定收入,类似于资本投入,故称之为资本市场,亦称“长期金融市场”、“长期资金市场”,旨在与调剂政府、公司或金融机构资金余缺的短期资金市场相区别。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5]基金市场和中长期信贷市场等,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政府要培育和发展资本市场,刑事立法机关要规制破坏资本市场秩序的行为,相关司法机关要总结罪名,首先都应当弄清资本市场的性质及内涵。目前相关司法机关或者刑法理论学者对资本市场的理解存在偏差,政府机构的纲领性文件也含糊不清,以致于刑事法律关于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犯罪的表述存在不少误区及漏洞。[6]
为了理顺金融体系内部各层次子项目之间的关系,从立体、直观的角度论述证券、期货市场犯罪行为,有必要对相关概念及其功能进行简要分析。
1.金融市场与罪名排序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下属一级子项目。金融市场是指资金供应者和资金需求者双方通过信用工具进行交易而融通资金的市场,广而言之,是实现货币借贷和资金融通、办理各种票据和有价证券交易活动的市场。金融市场的构成十分复杂,它是由许多不同的市场组成的一个庞大体系。[7]“我国将大力发展包括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5}.无论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还是期货市场,层次虽然不同,理论和实践中对三者之间的地位也有争论,但是均属于金融市场的范畴。[8]因此无论从罪状、罪名考量,刑法典将第182条置于刑法第3章第4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顺理成章。但是该罪名中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两个体系是否同处于平等位阶,各自承担何种功能,该罪名能否囊括所有的证券、期货等违法违规行为,尚需继续展开研究。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2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增加，用户投资理财需求的不断提升，以传统pC到手机终端再到以互动电视为代表的互动新媒体发展也越来越兴盛。
现阶段证券行业主要特征表现在:证券市场开放速度加快。现在中国证券市场最大的趋势是国际化。国际化包括客户的国际化、竞争对手的国际化、投资理念的国际化、市场经营的国际化、经营理念与经营人才的国际化。目前证券市场开放呈现明显加速的态势。金融服务环境多样化。现在银行、信托、资产管理公司、产业投资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全面介入非传统的证券业务领域。纷纷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私人客户理财等业务，正在迅速改变传统的融资模式、业务模式和资产管理模式，甚至一些科技公司也在利用技术优势向网上证券业务靠拢。金融服务环境多样化的趋势使客户有了更多选择余地。监管模式日益市场化。佣金自由化以后，现在正在推行发行审核制度改革、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制度等。另外，最近推出的基金管理公司货币市场基金产品、证券公司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等，都表明了监管机构鼓励市场创新和监管模式日益市场化趋势，而且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对证券公司将有长期和深刻的影响。证券公司竞争白热化。现在证券公司的数量、资本规模都是数倍于几年前的情况。而市场容量变化的速度明显落后于证券公司的数量扩张。这里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竞争加剧，新的竞争格局正在出现，新的业务模式正在出现，证券行业也正面临产业重组和升级。
随着数字整转跨过高峰期，运营商关注点从技术上的数字化向业务上的多元化转移。由于芯片等主要硬件成本降低，终端从标清、单向向高清、双向普及，给更高级的业务模式开拓奠定了技术基础。软件平台从各芯片厂家专有操作系统向Linux系统移植，进展速度超过了过渡方案“中间件”的推广速度，大有将“中间件”时代消灭在萌芽中，跑步进入linux时代的趋势。随着芯片处理能力的提升及操作系统一致性等数字电视终端pC化趋势明显，对在传统pC上提供各类应用业务的厂商进入数字电视的准入门槛大幅降低。随着业内巨头St及Hisi的加入，特别是后者将成本压得极低而性能强劲，会进一步加速终端更新换代的步伐。单向业务市场占有率已经成迅速下滑的趋势。
重庆、广东、江苏、河北等主要业务开展区域分别环绕或依附区域中心城市，使得当地的广电运营商具有更强烈的新业务发展需求，促使终端的升级换代加快，继而挤压传统产品及服务的影响范围。陕西、江西、青海等地区业务模式发展的步伐会落后于上述地区，尚有缓冲余地。
由于券商的运营模式发生变化，各个券商在增开营业部的同时，大幅削减单体营业部的营业面积以节约成本，原来在营业部的散户甚至大户都不得不回家。他们急需在家中有一台与交易所终端高度相似的终端行情获取及下单委托设备。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普及性使得此类设备成为上述群体的第一选择。毕竟采购计算机并加装宽带，在没有更多的应用的环境时并不是一种划算的行为。上述群体中中老年客户占很高比例，由于观念及习惯的原因，很难适应计算机灵活多样的功能。对他们来说，灵活意味不确定，多样等同紊乱。基于的同样原因，遥控器的使用方法看起来好像远远简单过键盘+鼠标组合，虽然事实上在另外的群体眼中这种说法并不准确。由于中老年客户占相当的比例，在视觉上，这部分群体更愿意接收大屏幕的电视而不能适应计算机显示器屏幕上细腻的字体。内嵌电视节目带来新的应用体验对大多数用户有吸引力，信息资源的匮乏本来也是困扰这部分群体的问题之一。多年来忠党爱国的教育使得这类群体对于电视形式的媒体更易于信任和接受。
根据行业调查，非现场交易客户占相当的比例。各大券商都在压缩场地、设备、员工等的维护成本，提高收益率。但压缩场地，不等于把客户赶回家，不为客户服务。所以各个券商都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开发终端产品，将服务推送至每一个客户面前。在数字电视平台，现在还没有一个理想的产品能够同时满足券商普遍覆盖、简单易用、下单委托、差别服务的理想产品存在。广电的相对混乱的供应商结构抵御了专业领域厂商的大规模进入。对于券商来说，机顶盒的结构简单，功能受限，也大大的降低了终端维护的成本。毕竟用户使用不当对计算机程序的破坏能力远远超出对机顶盒的破坏能力，越是简单的设备，维护成本越低。券商对于视频推送的效果越来越看重，而广电平台对于此项任务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政策层面还是技术层面甚至客户的信任程度都具有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优势。通过走访几家证券公司，了解到券商对机顶盒终端的期望如下:即时可见、可听性:即时行情即时看见，即时委托成交即时可见，即时资讯即时了解，即时语音定制即时收到等;多功能性:集看行情(大盘分析、报价分析、即时分析、技术分析、特别报道、公告信息)、委托交易、收资讯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易操作性:采用图形和快捷键方式，操作简单，易学易会(建议采用钱龙界面);安全性:采用网上交易同等加密方式确保交易安全;快捷性:委托下单数据处理迅速;稳定性:全在线方式，保证行情交易稳定;多样性:看电视的同时，还可以看行情、资讯和下单;低维护成本:不要像计算机一样，经常莫名其妙的原因导致上门服务。
迫切需要向客户销售各类新业务，而几乎所有的新业务都是基于高清、互动。发放终端就成为当下最重要的任务。目前还没有特别成功的业务可以为普及终端保驾护航，急需寻找突破点。网络公司下属研究院终端事业部打造了多款性能强劲的终端，却没有足够丰富且有实在市场需求的应用，为体现自身价值也要积极寻找合作伙伴。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3
一、证券内幕交易及其民事责任
证券内幕交易,是指内幕人员利用知悉的、尚未公布的重大信息,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内幕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内幕交易的构成要素,包括实施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行为。在三者相互关系中,其核心因素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而不在于是否是内幕人员,非内幕人员也能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我国《证券法》及《刑法》中规定的法定义务———不得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同时还规定,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民事赔偿。
二、美、澳、台湾地区及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发展状况
(一)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的国家,《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美国现代内幕交易的立法奠定了基石。此后,国会又制定出的《1984年内幕交易制裁法》和《1988年内幕交易和证券欺诈执行法》都明确规定,掌握非公开信息的个人进行证券交易或通过透露非公开信息帮助他人进行证券交易,必须赔偿同时参加反向交易的对方损失,并在具体民事赔偿范围和赔偿额计算上做了相应的规定。美国法律通过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赔偿,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通过2001年的金融服务改革法案修改了《公司法》,将违反内幕交易规定的行为置于民事处罚之下。澳大利亚《公司法》第1043L条对违反内幕交易规定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情况,规定了四种特殊的民事赔偿责任,其中第5款的规定是内幕人有可能承担双重赔偿责任。
(三)我国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是以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模型制定的,其《证券交易法》中明确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员,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规定损害赔偿额以内幕信息公开前内幕人买入或卖出该股票之价格,与信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价计算。同时还规定,如内幕交易情节重大,法院将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的请求,将责任额提高到三倍。很明显,台湾地区证券法对内幕交易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规定极为清楚,为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途径。
(四)我国证券民事责任的发展与机制缺位
就立法而言,证券违法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已与其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并列,构成对证券违法行为的制裁体系。但证券民事诉讼在我国获得合法性,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1998年12月中国首例股民状告上市公司虚假陈述赔偿案以“原告所述其股票纠纷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处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原告。随后,又有若干起损害的民事诉讼被法院驳回起诉。最为甚者,2001年9月,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涉及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使证券民事诉讼成为彻底的不可能。所幸不久,2002年1月最高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后简称2002年高院通知)了,法院可以受理投资者提出的要求虚假陈述的证券违法行为人赔偿的民事案件。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证券内幕交易和操纵证券市场等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受害人仍然不能通过诉讼途径获得赔偿。
笔者认为,证券民事诉讼的功能之所以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至今仍处于缺位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以下三点:1.立法者对证券民事责任的功能存在认识上的片面。从《证券法》的条款中也不难看出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责任占绝对主导,只相信唯有“严刑峻法”才能遏制违法犯罪,而所谓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经济补偿,无需作为法律责任对待,因而造成证券民事责任缺位,法律地位无足轻重。2.立法者对当前证券市场存在的与法治市场要求不相符合的各种矛盾日益突出的后果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了解,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由于证券欺诈行为长期得不到法律支持,有的认为自己经常处于受骗与无助的境地,而将要远离股市。3.当前法官素质总体看来尚不足以应付技术化、专业化程度极高的证券赔偿诉讼。当某种证券不法行为发生后,有时的确难以将正常的投资风险与投资者受到不法侵害所造成的损失区分清楚。然而这些客观上的困难不应该继续成为日益走向市场经济的现实中国回避证券民事损失责任的理由和藉口。
三、建立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机制的必要性
(一)充分认识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是建立完善机制的前提
证券市场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大规模融资,而要做到这一点,市场和上市公司必须赢得公众的信任。但内幕交易违法活动却从根本上破坏了以市场信用为基础的游戏规则,损害的不仅是少数直接受害人,而会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使得广大投资者产生人人自危、处处是陷阱之感。特别是遭受损失而又得不到应有赔偿的广大中小投资者,最终可能“用脚投资”退出市场。那些正在证券市场门前观望徘徊的投资者,也会“望而却步”。证券市场将丧失支撑,成为无源之水。现代证券市场因其脆弱性、敏感性和在市场经济中的某种导向作用而容易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破坏力,甚至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而成为引发经济危机的导火线。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和现代化程度很高的美国,都有过引发世界范围股市暴跌的实例。我国前些年,一批如琼民源(已摘牌)、亿安科技(000008)、银广夏(000557)、郑百文(600898)、杭萧钢构(600477)等上市公司恶劣的市场侵权行为相继曝光,导致整个市场的震动,极大地动摇了证券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连着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都惊叹“中国的证券市场,连规范的都不如”。证券市场因其价格指数的敏感性具有国民经济状况晴雨表功能,内幕交易的频繁发生,扭曲了正常的价格反映机制,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准确性,最终会危害宏观经济秩序。因此,充分认识内幕交易的危害性是建立民事责任机制的必要前提。
(二)建立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机制刻不容缓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各项规则制度不够健全,因此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动员广大投资者参与监控,利用民事赔偿方式来惩治违法行为,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挥;通过对受害人的赔偿补救,有效地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是关乎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发展的大局;推行民事赔偿责任。允许受害人对上市公司有关人员内幕交易行为提起损害赔偿,给不法行为人施加沉重经济负担,剥夺行为人非法获得利益,不仅可以遏制内幕交易行为再次发生,并对其他行为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有效打击、遏制证券市场的各种违规行为;通过强化民事责任的作用,有利于减少政府的职能,充分发挥司法者最终解决纠纷的作用。诚然,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不是万能的,但可以成为市场投资者免受损害的最后保障。投资者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有足够的动力密切注视上市公司的一举一动以及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行为,并在发现后,主动提出保护其权益的诉求,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的公平与公正。总之,当前建立与完善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机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四、建立我国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机制的探索
(一)证券内幕交易民事诉讼程序的探索
基于近些年来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事件频频发生,但又无法可治,无法可依,有的法律工作者曾建议,证券内幕交易民事侵权纠纷案件可否比照2002年《关于受理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高院通知》)中的虚假陈述案件的规定处理。笔者认为《高院通知》在证券虚假陈述案件的受理和操作上本身尚且存在一些受到质疑和困惑并急需完善之处,何况内幕交易行为较之虚假陈述行为更具有许多差异。因此,必须探索真正适合我国证券内幕交易特点的民事诉讼问题,如案件管辖问题、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问题、诉讼形式问题以及诉讼的前置问题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以有助于证券诉讼立法的完善,并进而有助于人民法院及时、公正地处理证券民事侵权纠纷,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的良性运转。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4
一、操纵行为的科学界定。
“操纵”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我国多数学者在民商法书籍中,援用现成法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七条精神来确定证券操纵定义,即操纵行为是指任何单位或个人以获取利益、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
美、日等证券立法较为发达国家的典型解释为:“意图造成不真实或是以令人误解其买卖处于活跃状态;或者抬高或压低证券的价格,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项证券而进行涉及买卖某一证券的一系列交易行为”。
也有部分观点认为,操纵是指:“为抬高、压低、稳定某种证券价格而实施的一系列故意干扰证券市场供求的自由运行”的行为。
综观上述三种概念表述的内涵及外延,笔者认为均有欠妥之处:第三种表述概念过于简约,以致没有将操纵行为包涵无遗。第二种解释在对操纵行为涵盖方面同样有重大遗漏之处。首先,操纵行为虽一般表现为入市交易行为,但并非所有的操纵行为都需要入市交易才能实现。例如,为影响证券的发行、交易而故意散布谣言或不实资料,就是一种比较古老且十分典型的操纵行为。其次,也未能包括违反证券交易的自由运作精神而作故意稳定某种证券或证券市场价格的行为。即作所谓的安定操作。第一种定义除概念描述稍显冗长、繁琐外,倒还差强人意。
笔者认为,所谓证券操纵行为是指:任何机构或个人,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影响证券市场的自由运作,故意抬高、稳定、压低证券市场价格,诱使其他投资者买卖证券,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换言之,任何机构和个人人为地故意变动或稳定股票、债券等证券行情,以引诱其他机构和个人参与买卖交易,从而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转嫁风险的,均属操纵行为。
二、证券操纵行为对社会的危害。
操纵行为的实质是一种欺骗行为,它旨在通过人为地影响证券市场的价格,欺骗广大投资者使自己从中得利,这种人为地扭曲证券市场价格的行为,给证券市场的秩序造成极大的危害,也是我国及其他国家证券立法所禁止的。其主要危害有:
(一)破坏证券市场秩序,危害国家金融体系,妨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严重的可引发金融风波和经济危机。
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体系主要是由证券市场、银行、汇市等组成,证券市场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部门,牵一发动全身。操纵行为破坏市场运行机制、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市场声誉,进而会导致证券市场应有的诸如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提高经济效益等功能丧失或彻底崩溃,甚至有可能引发国家经济危机,给社会经济生活造成劫难。
(二)虚假的供求关系,扭曲正常价格,造成资金的异常流动。
证券作为一种金融商品进入市场,实际上是虚拟资本。其价格是发行公司赢利情况及资本利率的集中体现,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操纵行为利用了市场调节证券价格的原理,通过故意抬高、压低等手段人为影响市场供求关系,操纵者在证券价格的变动中,误导资金流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资金不流向最需要它的企业、公司,而是流向能给操纵者带来暴利的部门。
(三)损害投资大众(主要是中小散户)的合法利益。
操纵者利用资金、信息或持股等优势联合操纵或连续买卖,造成交投活跃的虚象,而资金、信息等方面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申言之,操纵者谋取的暴利或避免的重大损失正是以牺牲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前提。可以这样说,证券市场中的操纵行为是对投资大众合法权益的侵害,对其财产的变相榨取。
(四)损害银行信用、加剧证券抵押物的不稳定。
证券操纵造成股市、债市的行情大起大落,尤其是股市暴涨时,会吸纳大量银行存款流入股市,尤其是大机构规避法律,从银行融资炒股,更是增加银行风险,损害银行信用;另外,以证券作为抵押物的抵押关系中,因为证券交易的多变性和证券价格的波动性,本来就是一种不很稳定的债权、债务关系。假如操纵行情者不时地兴风作浪,使证券市价暴涨暴跌,就会使这种关系更不稳定,增加了许多风险系数。
三、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构成要件。
根据《暂行办法》以及新近出台的《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构成证券操纵行为的民法要件,主要是主观方面要件和客观方面二大部分,即目的(动机)和行为。
(一)目的和动机。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5
关键词：证券市场；效率；内涵；评价
从理论上说，科学的证券市场效率评价原则和方法，首先要建立在科学合理地界定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基础上。从实践上说，如何制定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和方法，直接影响到各种政策的制定及其导向。因此，科学全面地理解和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结合我国实际确定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辨析
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金融学逐步形成了以“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cymarketHypothesis。简称为emH。也称为“有效市场理论”)为主体的证券市场效率理论。1965年，法玛(Fama)首次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给出了一个描述性定义：如果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可得的信息，每一种证券价格都永远等于其投资价值，则该证券市场是有效的。有效市场理论(emH)使用市场定价的信息有效性来衡量证券市场的效率。长期以来，大部分的学者把信息有效性与资本市场效率等同起来了，认为“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
20世纪70年代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外学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有效市场理论进行检验和实证研究。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态和半强态有效的状态特征，我国证券市场也尚未达到中强态有效；但对于是否达到弱态有效，则存在较大分歧，有半数以上的学者认为我国证券市场已达到或接近弱态有效。20世纪70年代后期，有效市场理论不断受到质疑：即使一些学者对有效市场理论进行了修正，放宽了一些假设条件，但该理论仍无法解释市场中越来越多的异常现象。市场有效理论对中外证券市场效率状态评价结论的不确定性，加之对市场异常现象的无法解释。暴露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和现实解释能力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批学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也进行了理论探讨。一般认为，证券市场效率应理解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笔者认为，无论是有效市场理论对证券市场效率内涵的界定，还是按照其他学者的观点——把证券市场效率理解为资源配置效率。都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证券市场效率的全貌。那么应该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呢?
1．证券市场效率是“效率”的经济学内涵在证券市场的具体表现和应用。在经济学一般意义上。效率是指生产活动所得到的经济成果与投入的比较值，即收益与成本之比，比值越高，则效率越高。因此，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可以从证券市场资源的配置利用、信息处理、资产定价、交易运行以及市场监管等多个环节的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中得以体现。因此，证券市场效率应该既包括作为证券市场效率核心的信息效率，也包括以最低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融资效率，还包括使市场投资者高效地进行信息交换和投资交易的运行效率。
2．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功能发挥程度的反映。从根本上讲，证券市场效率高低就是其功能发挥程度的高低。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必须从对证券市场功能的分析人手——应由证券市场功能的构成以及影响功能发挥的因素，研究证券市场效率的构成及其影响因素。因而，证券市场由其基本功能和辅助(或附属)功能决定。
3．证券市场效率是一个多侧面的多种子效率的综合体。如果将证券市场效率内涵仅局限于信息效率和定价效率来评价证券市场，就不能全面完整地反映证券市场的全貌。事实上，证券市场效率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划分为多种相互联系且彼此相互作用的子效率体系。如可以从影响范围的角度划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观效率；从功能角度分为运营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等。
二、证券市场效率的评价原则
正因为证券市场效率内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评价证券市场效率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1．评价证券市场效率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从根本上说，由于证券市场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证券市场的效率需要通过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来实现，同时需要从实体经济中得到检验。因此，评价证券市场效率的结果，应当与证券市场的运行和功能发挥程度相一致，与其促进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效应相符。
2．评价证券市场效率应包含但不限于证券市场有效性的综合考察。证券市场效率不仅仅表现为信息效率，市场价格反映信息的有效性并不能完全替代资本市场在资本形成与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因此，对证券市场效率的考察绝不能仅限于基于有效市场的各种信息有效性检验，还应当依据帕累托标准，包括对各种子效率状态的综合考察。
3．证券市场效率评价应当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经济体制特征。证券市场的制度安排和产权结构是影响证券市场效率最重要的因素。我国经济体制尚处于转型期，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才不过16年的时间，正处于迅速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证券市场的部分功能受到制度性约束和内部结构不健全影响而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证券市场却对我国原来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西方成熟证券市场所没有的。尽管按照证券市场有效理论，我国证券市场效率是低效，甚至是无效率的。但实际上，证券市场为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资源动员、优化配置等多元化的巨大促进作用。因此，确定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和评价方法，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国外的做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证券市场的历史阶段性特征。
三、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总体评价
1．融资效率迅速提高，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6
信息是证券市场正常运行和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基础，信息得以公正、透明、及时、准确和完整地披露，对证券市场的秩序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相当重要。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在整个证券市场普遍存在，而这种不对称的现象会造成市场主体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危险发生。因此，为了改善市场功能，抑制这些弊端的不利影响，政府需要对信息披露进行管制。[1]我国证券立法对信息公开制度一向重视，从证券法的制定到修改，我国都将公开原则置于三公原则的首位。而在法律规范的实质内容上，对证券市场当事人的披露义务、监管机构的监督义务、需要公布的文件内容及其格式、披露程序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都作出了规定，并在上一次修改时要求对实际控制人进行披露，使之从幕后走向台前。另外，修改后的证券法还增加了对公司管理人的责任承担规定，尽可能地加强了对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定。但即使增补了这些相关的内容，证券法仍不足以应付现实中发生的问题。现实中存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一些公司为取得上市资格，在其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中编造虚假利润，高估盈利预测现象，作虚假陈述的情况严重；部分公司对信息披露不及时；一些公司对其偿还能力、关联交易情况披露不充分，缺乏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信息披露标准不完全统一，可比性降低。除了因为信息披露监管体制不顺、力量薄弱和处罚不力，会计准则较为滞后、制定程序存在缺陷，中介机构风险意识薄弱、内部质量控制水平较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内部人/大股东控制”现象严重等问题之外，最重要的是我国关于信息披露公开制度的法律体系、法律规定不够完善。[2]针对上述主要问题，笔者对国外相关制度进行了学习，对我国证券法公开制度的再修改提出一些建议。一、加强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实际控制人的法律责任的追究现行证券法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实际控制人的规定都相当简略，对上述人员的威慑作用不够。对于这些人员的惩罚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虽有提及，但是跟证券法并不能很好的衔接，如刑法中规定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而证券法中对此的规定仅是“给予警告，并处以3万元以上30万以下的罚款”，对于处罚形式的规定不同，导致裁判依据不明确。在有关行政责任的规定上，上市公司存在诈欺行为时，证券法只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实际控制人予以警告和罚款，不够严厉，导致上市公司欺诈案件禁而不止，证券法再修改之时应该进行更严格的规定。二、增加责任主体的规定关于披露责任人的内容，现行证券法只规定了发行人、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等人在披露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疏漏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公司的发起人没有明确要求。发起人未必是控股股东，而其存在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其他国家的证券法律中都有相关的规定，因此修订证券法应增加发起人为民事责任主体内容。三、缩短对信息公开时间要求的规定时效是信息的关键，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告、年度报告的时限规定过长，对即时提交的临时报告强调审核，在这样长的间隔里，其所披露的信息会失去时效价值，更易为上市公司造假提供机会，并助长小道消息的蔓延，削弱信息披露制度的效率和作用。证券法再修改时，应当缩短信息公开时限，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并对大公司实行重大信息即时披露制度，以使其尽力完善会计制度、提高市场透明度。[3]四、增加追究监管机构责任的规定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主要是证监会，其负责审查上市公司报送的以及证券市场其他需要被公告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合法，只有通过审核信息才能公布。但现行证券法对监管机构的法律责任完全没有提及。监管机构既然负责对信息进行审核，自然会有审核不及时或者审核存在疏漏的问题，对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证监会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追究监管机构的责任是要对其工作加以法律监督，并不是对行政权力的质疑（何况证监会并不是行政机关），立法者大可不必担心民众会滥用诉权对证监会的监管职能造成妨碍或者是动摇行政权力的威信。因此，再修改证券法的时候应考虑将监管机构的责任追究规定入法。信息披露的公正、及时、完整、准确，对于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和证券市场的顺利发展都十分必要，证券法的公开制度对于信息披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尽力完善证券市场的公开制度，以使我国证券市场乃至我国经济发展得以顺利进行。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7
徐旭初、黄华继著述的《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与产品创新》（以下简称《中国证券市场》）一书在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行系统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尝试梳理我国金融体系制度变迁到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逻辑线索，分析过程环环相扣，层层深入。由于本书作者长期从事资本市场方面的教研工作，对我国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因此，他们能够把读者带到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践的前沿，有助于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和分析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方面的问题。
该书的金融体系变革篇讨论了我国金融体制变革的重大问题（主要包括金融业开放与混业经营的趋势）及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分析过程紧扣时代脉搏，文字清新流畅。
证券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子市场，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必然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作者通过分析指出金融业开放是我国金融业的必然选择，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相应推出了QFii制度与QDii制度；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变革作为更加开放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势必也会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在我国，金融混业已初露端倪，并可能成为一种制度安排，混业一方面可以提高证券业的经营效率，另一方面会给我国证券市场带来较大的风险。
“开放可以给我们带来清新的空气，也可能飞入蚊子与苍蝇”。此次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在开放条件下风险在全球扩散的结果。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机理分析，学界虽然尚未达成统一认识，但基本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创新过度、混业经营、金融开放与国际货币制度不合理是导致此次危机爆发与蔓延的主要原因。《中国证券市场》对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剖析了金融市场开放的利与弊，并对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了深入的反思，其分析路径与得出的某些结论对于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该书还分析了危机可能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虽然作者并不能前瞻性地预见到正在肆虐的全球金融危机，但也为此次危机对证券市场影响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分析架构与技术线路。
“混业可能提高效率，但也可能扩散风险”。20世纪下半叶，世界金融史上发生了两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二是以日本金融大爆炸以及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等为标志的金融混业潮流的形成。混业如何提高金融效率？混业又将给证券市场带来怎样的风险？混业是否是我们的必然选择？如果是，我们又该如何去走混业之路？趋利避害永远是我们规划证券市场运行的原则，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见到很多学者呼吁加快推进我国金融混业经营的步伐，其主要关注点在于效率层面。《中国证券市场》对混业可能给证券业及银行业带来的风险予以高度关注，指出我国金融混业之路必须是一个审慎渐进的过程。因为混业经营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那就是：（1）金融主体产权明晰，自律能力强；（2）金融法律法规完备；（3）金融监管高效有力。从我国金融发展实践来看，距离上述要求尚有一段距离，分业体制仍为现时所需要，盲目激进的混业将可能催生股市泡沫并导致其进一步扩大，证券业与银行业风险相互传递，进而造成经济金融的混乱，甚至可能诱发金融危机。
“乐观助长乐观，悲观助长悲观”。《中国证券市场》还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对证券市场的超调现象进行了解释，指出股改以后股票价格上涨的原因既有基本面的改善，也可能包括群体行为导致的非理性泡沫，股票价格上涨的基础最终只能是实体经济的增长，为防止股市的剧烈波动，加强投资者教育在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证券市场》的证券产品创新篇从产品创新的逻辑与方法出发，分析了我国证券市场已有与即将推出的一些创新产品，并分析了我国证券产品创新的未来趋势，具有较好的可读性。
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作者能够将较为深奥的问题以生动并富有逻辑的形式表述出来，这在说明金融工具的创新逻辑部分表现最为明显。如在说明从远期产品到期货产品的衍生逻辑时，通过案例指出，虽然签订远期合约可以规避风险，却需要耗费较大的成本（包括搜寻成本和谈判成本），同时面临违约风险。要解决搜寻成本，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个集中交易的市场，让所有的有交易意愿的买方和卖方都到这个市场中来；降低谈判成本的基本方法就是变议价成交为竞价成交，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合约进行标准化改造，使得市场交易的标的物是相同的；要解决违约问题，基本方法是引入信誉良好的中间人，并由合约双方在中间人处缴存一定数量（比例）的履约保证金。“当远期合约按照以上方法进行改造以后，即衍生为期货合约。”
《中国证券市场》对我国权证市场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我国权证的市场风险进行全方位的实证分析在此之前是少之又少的。作者运用大家普遍熟悉的Black-Scholes模型计算出权证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平均绝对偏离度与相对偏离度，并进行权证价格变动与标的证券价格变动的相关性分析，虽然其间中并没有分析方法上的创新，但也是分析方法在其应用领域上的推广，不能不称之为一种尝试和探索。作者对权证产品产生严重价值偏离原因的分析同样耐人寻味。除投资者教育的缺乏与追涨杀跌的投机心态外，作者认为一些机构投资人的推波助澜与权证创设的制度安排同样值得重视，“一些机构投资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利用大多数散户投资者对权证知识的缺乏，在权证上市初期购买权证并推动权证价格的上扬，然后在合适时机抽身离开，将风险与最终损失留给散户投资者”；“权证创设制度导致权证供给的大量增加，客观上使权证投资者的总体损失进一步扩大。同时，权证创设制度在现行的权证交割安排下，也进一步加剧了权证的执行风险，甚至会产生倒逼行权机制。这里所谓的倒逼行权机制是指，权证创设机构基于自身利益，在行权日即将到来时利用自己的资金实力，人为地影响标的证券价格，倒逼权证持有人行权，以便将他们持有的标的证券脱手，将标的证券的价格风险合理地转让给本已在权证投资中遭受损失的权证投资人。”正是基于这些独到的分析，作者提出的政策建议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现实可行性。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8
大家都在猜测被证监会逮到的第一例“忽悠式重组”到底是哪家？终于在3月10日中国证监会网站上揭开了谜底，在《证监会亮剑重组乱象重拳出击有毒资产污染资本市场》一文中披露：九好集团通过虚增2013-2015年服务费收入2.6亿余元，虚增2015年贸易收入57万余元，虚构银行存款3亿元，为掩饰资金缺口，借款购买理财产品或定期存单，并立即为借款方关联公司质押担保。通过这些手段，将自己包装成价值37.1亿元的“优良”资产，与鞍重股份（002667）联手进行“忽悠式”重组，以期达到借壳上市之目的，九好集团及鞍重股份的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
真相大白，“忽悠式重组”终于有了具体案例，而这次证监会从准备装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方开始稽查应该属于第一例，毕竟九好集团不是上市公司，被遏止在信息披露违法阶段，没有最终得逞，避免了有毒资产流入股市。但是警示意义重大，市场高度关注证监会的处罚措施，如果对拟上市公司或拟注入上市公司资产违规行为不进行严惩，a股市场的“冲关制”特征将不会改变，但从目前中国的法律法规条文来看，缺乏对未上市企业的惩戒，如果这个环节有所缺失的话，冲关不成、虚构包装上市公司的违规代价很低，大量有毒资产都会徘徊在ipo和上市公司被并购的门口，如果审查不严、监督不力，很有可能这些有毒资产就会冲关成功，从而圈到一笔钱之后在股票市场再迅速业绩变脸，a股市场这类现象确实不少，对于拟上市资产违规行为进行严惩和震慑很有必要，否则ipo堰塞湖、资产重组堰塞湖永远不能改变。
据有关媒体报道：“证监会这次拟对九好集团、鞍重股份主要责任人员在证券法规定范围内顶格处罚，对本案违法主体罚款合计439万元，同时对九好集团造假行为主要责任人员郭丛军、宋荣生、陈恒文等采取终身市场禁入以及5-10年不等的证券市场禁入。”如果按照这样的处罚力度，估计很难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与37.1亿元的对价比起来，简直九牛一毛，如果证监会没有稽查而侥幸重组成功，其获得的收益与这点成本比起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估计连证监会的稽查成本都不够，为了这个案件证监会从12个派出机构抽调在造假类案件办理经验丰富7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案组，由稽查局指挥跨多个省份、历时数月深入调查出的结果。由此可见，对违规案件的稽查成本很高，如果不严惩、缺乏震慑效应，则这种稽查方式不可持续，也很难保证未来不再出现“忽悠式”重组和欺诈上市。
近期证监会也加大了ipo在审项目的核查力度，从目前的ipo排队企业中随机抽取了10家和指定了20家（来自贫困县、中报利润不达标）进行深度核查，即使查出问题、成功阻止ipo，如果不进行严惩，也很难起到警示作用，还会有很多企业冲关和来碰运气。既然中国证监会要下定决心逮鼠打狼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就需要有持续的监督稽查能力，需要从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上进一步改善。
a股市场之所以出现大量的欺诈上市和违规行为，主要是监管后置和违规成本过低，导致很多公司“带病”上市。我们在证券监管方面照搬了国外成熟市场的事后监管制度，但这种监管方式需要有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和有效的惩戒手段作为保障。而很多a股上市公司在上市前期缺乏相应的监管引导和法律约束，加上违规成本远低于圈钱成本，让很多企业冒险闯关，如果没有闯过ipo也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在美国市场公司一旦进入上市注册环节，无论上市与否都将承担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如果在上市注册环节出现欺诈则视为犯罪。这正是很多公司在上市前和并购重组时虚增利润、欺诈上市公司。目前有必要把监管关口和信息披露的责任前移，从源头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以事前监管配合事后查处来弥补监管不足，提高违规成本和降低监管成本，对类似于九州集团这样的拟上市企业违规行为要严刑峻法，否则难以有效保障上市公司的质量。
其次，对中介机构的监督和责任约束不到位。要建立和完善以强化中介机构监督为中心的监管体系，如果中介机构说假话，则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取消中介机构中介资格。另外，在上市辅导阶段，加强对保荐机构尽职调查工作的监管；在发行申报阶段，加强对保荐机构核查工作和发行承销工作的监管，对拟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工作进行跟踪监管，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要及时将发行承销情况及时报发行部和发行人所在地派出机构备案。
另外，退市制度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和法律依据薄弱，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没有获得应有的惩罚，退市成本太低。若要从源头保障上市公司质量，必须要在退市机制上较真。就像美国的世通和安然事件，他们的Ceo和CFo不但要赔偿巨额罚金，还要追究刑责，而且中介机构也难逃其咎，要承担集体诉讼的巨额赔偿。目前中国证监会试图完善退市制度，但是哪些公司该退市？退市后的r偿机制和司法救济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只有这些基础制度完善之后，a股市场的注册制推出才会没有障碍和风险。
当然，监管者也不能游离法外，尤其在中国监管者需要被监管，其行为需要被约束，这样一来证监会和证监会下属机构行政执法不能肆意妄为，要依据法律框架和尊重法律程序，监管流程和监管行为都应该透明化。从目前证监会的态度来看，显然是在朝着好的方面改善。执法和监管透明化，至少会减少证监会对下属证监局执法人员的行为误判，他们的违规执法将不再被证监会背书，同时公开处罚对象也是接受外界公开监督的一项举措。这是好事，是a股法制化、市场化进程的必经之路，希望a股市场越来越透明、执法越来越公正、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
要想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质量，除了要对违规者和中介机构严刑峻法，提高二级市场的违规成本之外，及时修改法律法规，对非上市企业ipo前的虚假陈述和并购重组前的违规行为要纳入证券法惩处的范围，改变“冲关制”特征，也可以大大缓解ipo堰塞湖和并购重组堰塞湖。估计中国证监会也想对非上市公司进行行政处罚，但又苦于无法可依，即使处罚也只能按照《中国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违反信息披露的虚假陈述标准来判罚：“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三十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过去很多上市公司ipo造假都是按照这个处罚标准来执行的，显然处罚力度太轻。
非上市公司虽然没有对投资者造成直接损失，但行为的恶劣程度是一样的，如果当时没有被媒体监督出来、没有被发审委截留，这些蒙混过关的公司一样会带来危害，因此对非上市公司的处罚也应该涉及中介机构，对相关责任人也应该采取必要的刑事追究。但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显然无法惩戒到中介机构和无法进行民事诉讼。希望我国尽快修改法律条文，学习成熟市场的监管经验，对非上市公司同样纳入监管框架，对其违规行为同样要严惩。
以美国为例，美国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规定发行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中一旦违规，其承担的法律责任要比我们严厉很多。《1933年证券法》第十七条（a）款规定，在证券发行、销售中从事下列行为均属非法：①对重大事实做出不真实的陈述；②做出因省略重大事实而误导公众的陈述；③运用各种手段从事欺诈活动；④从事任何产生欺骗后果的活动。《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十条（b）款规定，任何就证券的购买或出售使用美国SeC所界定的操纵或欺骗手段或人为的方式均属非法。而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分别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美国联邦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如果故意违反联邦证券法的注册或反欺诈条款均可能构成犯罪。《1933年证券法》的第二十四条规定，任何人故意违反该法中的任何条款或SeC根据合法授权所制定的各种规则和条例，或故意在依据该法律提交的注册报表中对重大事项做出不真实的陈述或未予陈述，该等行为被证明有罪后，将被处以不超过10万美元的罚款，或被判处五年以下的徒刑或两者并处。
《1934年证券交易法》的第三十二条规定，任何个人在根据该法或依该法制定的任何规则和规章需要所提交的任何申请、报告或者文件中做出虚假或有误导性的陈述，当属犯罪。证券交易法规定的最高刑罚为10年有期徒刑，自然人最高罚款为100万美元，非自然人最高罚款为250万美元，徒刑和罚款可以并处。
对于潜在的违规行为美国也有法律来约束，根据美国1990年制定的《证券执行措施和零股交易改革法》（SecuritiesenforcementRemediesandpennyStockReformact，简称：SeRa）授权SeC（美国证监会）对任何违反证券法的人士发出“停止息念令（CeaseandDe-sistorder）”。根据这一授权，SeC在发现任何人已经或即将违反联邦证券法或其他有关的条例、规则时，可向行为人发出命令，令其停止违规行为并打消将来违反证券法规的念头，SeC有权诉讼有违规行为的公司高管或责任人。显然这些法规将注册期的非上市公司也包括其中，中国的证券法规和行政处罚应该借鉴这些经验。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9
兰生股份名列证券投资金额占总资产比例最高的10家上市公司之榜首,原因有三:首先是主业低迷,相关资产不增反减;其次是对海通证券的投资历尽艰辛终获成功;最后是对上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生国健)的投资也很成功,却以成本法核算,账面上未能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至今为止,兰生股份的故事称得上长期投资的一个成功案例,然而,随着持有的海通证券股票解禁,下面的故事同样值得我们关注。
主业低迷
兰生股份是一家历史悠久的上市公司,1994年2月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作为一家外贸轻工行业的企业,自1997年起,兰生股份的经营业绩开始逐年下滑。
2006年,兰生股份的净利润猛增,但那只不过是因为将以前计提的对海通证券股票投资的减值准备冲回1.41亿元,而近三年虽然表面上看公司还有盈利,却是拜投资收益之赐。
主业如此低迷,相关资产不增反减就是意料中的事情了。1999年年末,兰生股份的流动资产高达10.25亿元,而到了2009年年末,就只有3.98亿元了。固定资产也从2001年年末的1.27亿元下降至8482万元。
投资求生
早在1999年的年报中,兰生股份就提出要介入金融投资领域和高科技领域,以规避外贸风险,在这里,外贸风险其实就是公司的主业风险:“2000年我国有望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入世”对我公司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入世”对我国所惠及的商品,如鞋帽、服装、玩具、文教用品等,均是我公司经营的商品,出口潜力巨大。但“入世”后国外贸易公司将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全面开放外贸经营权,拥有进出口权的国内企业层出不穷,专业外贸公司面临更为激烈的价格竞争。”
1999年9月,兰生股份召开股东大会通过决议,自筹资金2.5亿元,认购海通证券有限公司股份2.5亿股,并于2000年实施了投资。我想,其后发生的事情充分展现了作为专业外贸公司的兰生股份经历了何等的经营困境,也说明了当时投资海通证券决策的正确。
2007年7月,海通证券反向收购都市股份得以上市。截至2009年年末,兰生股份持有的海通证券股份账面值高达29.58亿元(如果按持有股数乘以市价计算,则为38.94亿元)。
2010年11月,兰生股份持有的海通证券股份将可以流通。我们作了个简单的测算,如果公司在年末以10.64元的价格(2010年5月31日收盘价)将其全部抛出,则自2000年起这十年,兰生股份对海通证券的投资内部收益率高达24.29%,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在十年中,兰生股份曾历尽艰辛,根据年报披露的内容,海通证券直到2008年才开始向其派发现金红利,在此之前,兰生股份还一度要为这项投资计提巨额的减值准备。
会计因素
其实,除了海通证券外,兰生股份对兰生国健的投资也很成功。1999年,兰生股份出资1400万元创建了上海兰生上科高科技创业有限公司。2000年,兰生上科组建了兰生国健,主要从事生物医药的研究与生产。
有趣的是,据2009年年报披露,兰生股份持有兰生国健34.65%的股权,却按成本法对其进行会计核算。这样一来,兰生国健股权的价值就不像海通证券那样能够充分在会计报表中体现出来,2009年年末其账面值仅4906万元。然而据东海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估计,兰生国健持有中信国健49%的股份,即兰生股份间接持有中信国健17%的股权,而这部分股权即价值30亿元。
尚不完美
到目前为止,兰生股份给我们讲述了一个通过长期投资取得佳绩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并不完美。
首先,由于资金匮乏,兰生股份的多元化投资受到了制约。从表3中可以看到,兰生股份的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很弱(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这或许是其2004年开始就再没有为投资支付过现金的一个重要原因。
投资者们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将伯克希尔的资金从纺织业务中抽出来投资从而大获成功的故事,但与伯克希尔相比,兰生股份并没有巨额的折旧,也就少了一大块除了盈利之外的资金来源。以2009年为例,兰生股份的折旧仅916万元。
其次,所持海通证券股票可流通后,如果将股票出售,所得资金是否能够运用得当尚不肯定。兰生股份在年报中的描述令人感觉其心情很迫切,却又没有明确的方案:
公司拥有的海通证券股份近两年为公司带来较好收益,这部分股份将于2010年11月可以流通,公司将组织专门人员仔细分析市场情况和发展趋势,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公司发展战略,做出专业判断。
简述证券市场的功能篇10
摘要:本文对证监会的所谓“基础性制度建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当股市已被推倒,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候,坐论“基础性制度建设”,必然贻害无穷,其不但不能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反而成为无所作为的一种籍口,会使证券市场再次错失发展的机遇。本文还从使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能够拨乱反正;使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使股市对投资者有吸引力;使股市中的诚信和公平有法治的保障;使股票的发行和交易能够实现互利多赢等五个方面,阐述了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应创造的条件,并提出了共计15条具体建议。
正文:
当股市已被推倒,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候,身负监管重任的证监会主席,却还在那里坐论“基础性制度建设”,简直就是一种罪恶,是一个中国政治人丑陋的表演。这是任何一个真正关心中国股市,关心中国市场经济前途的人所绝难容忍的。笔者虽一介布衣,也要在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坚定地呼请我们的政府,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顺应市场经济本质的要求,积极果敢的创造条件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此乃当务之急。
中国沪深股市陷入今天这步田地,虽然原因多多,但其根本症结乃在于政府凡十几年来忽视资本市场诚信和公平的建设,以至市场中诚信缺失,公平无着。所以,虚假包装能够大行其道;恶意圈钱每每得逞;各式各样的股价操纵屡见不鲜,几近“成为市场中的常态”;各种“黑幕”一再涌现。所以,监管政策混乱不堪,一错再错,朝令夕改;设租寻租层出不穷。所以,股民们缘于九座大山(如:体制上的弊病、虚假上市公司、违规的机构投资者、商人经济学家、不负责任的传媒、贪婪的中介机构、理念上的模糊不清、信息不对称以及股民自身认识上的一些局限性等)的压迫而九死一生;互利多赢则成为人们心中遥远的梦。所以,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诸多条件已然渐次丧失怠尽。此种情况下,政府急切需要做的,当然是要积极果敢地创造各种条件,使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能够拨乱反正;使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使股市对投资者有吸引力;使股市中的诚信和公平有法治的保障;使股票的发行和交易能够实现互利多赢。惟有如此,才能真正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使其实现可持续的景气和繁荣,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进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持。而如果此时还去坐论什么“基础性制度建设”,则必然贻害无穷。因为所谓“基础性制度建设”,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所成就,其不但不能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反而成为无所作为的一种籍口,会使证券市场再次错失发展的机遇。现就政府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应当创造的各种条件,简单叙述如下:
一、创造证券市场监督管理能够拨乱反正的条件
沪深股市所以陷入危机,所以被“边缘化”、“荒漠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无论如何是难辞其咎的。这里,“王小石”事件等所彰显的种种“寻租”现象,暂且不论。仅以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所推出的监管政策之混乱;以其面对庄股横行、各种“黑幕”、“灰幕”而无所作为;以其眼见股市已被推倒,各种危机频繁引暴,却还标榜“基础性制度建设”等来说,就足见其执政能力之低下。为此,政府要想真正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首先就应当创造条件大大提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执政能力,使证券监督管理能够拨乱反正。其主要的举措,可有下列几项:
(一)设立国家证券发展委员会
证券市场是政治经济的情雨表,更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命脉所系。所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证券市场的建设,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在我国现阶段,要实现国有银行的上市,要实现国有资本的证券化、基金化,要真正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证券市场是不行的。这更要求政府有一个强有力的关于证券发展的决策机构。现有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实在难以担当此任。所以,应当尽快设立国家证券发展委员会,使其能够专职负责拟定有关证券市场发展的大政方针。这样,可以尽量避免证券监管的混乱不堪。
(二)证监会主席应当易人
为了更好地处置现今沪深股市的种种危机,应当象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免去北京市市长、卫生部部长职务一样,对证监会主席也采取组织措施。这样,可以迅速地传达中央政府对于发展证券市场的坚强决心,从而强有力地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而努力。
(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岗位实行公开招聘
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的主要岗位实行公开招聘,有利于吸纳全社会真正优秀的人才,有利于引入外部的监督机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近亲繁殖”,防止内部人控制可能招致的腐败。
二、创造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的条件
上市公司有投资价值,也是促进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要想沪深股市中的上市公司真正有投资价值,靠“温水煮青蛙”或者“慢放气”,使股价持续反复的下跌,所谓“累积的风险逐步释放”是不行的;靠机构投资者“抱团取暖”,人为炮制“二八现象”、“一九现象”是不行的;靠“涨停板敢死队”制造连续的“涨停”或者“跌停”是不行的;靠“强制分红”或者“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不行的;靠少数上市公司因产品价格膨胀、或者搞低水平、低素质的规模扩张,成就的所谓“绩优蓝筹”,也是不行的。在现今的情势下,必需得于下列各方面作出努力。
(一)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
我国国有企业(包括但不限于国有上市公司),改革凡28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大体上可以说,是“吃完财政吃银行”(如从跑“部”,到跑贷款)、“吃完银行吃股民”(如从跑贷款,到跑上市)、“吃完股民吃自身”(如从跑上市,到跑mBo)的这样一条从掠夺到自取灭亡的死亡之路(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已然消失)。所以,如果不在改革路径上进行根本变革,要指望国有企业有真正的投资价值,简直就是痴心妄想。而要在改革路径上进行根本变革,其关键就在于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使国有资本证券化、基金化则可达成这一目标。
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是笔者在研究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的时候,最早于2001年12月,创造性地提出的。关于其比较完整的论述则见诸于笔者2003年12月11日所完成的《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及其意义》一文中。该文明确提出了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的主要内容,包括1、将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集合起来,按中央和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分别设立国家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和地方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2、国家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可以设立两家以上;而地方上的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原则上只设立一家,而如上海、深圳等上市公司较多,金融人才也不少的地方,则也可设立两家以上。3、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以净资产值为基准,结合考虑净资产的收益率等因素,折合成基金单位。并将其按20、30和50的比例分别交由社保基金、原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4、原国有股被质押的,改为以相应的基金单位质押。5、基金单位在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解决之前暂不上市流通(即不能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连续竞价的方式转让),但可以经由做市商在场外进行转让。当国有股上市流通问题解决之后,或者社会公众持有相应基金单位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额,并且持有的基金单位的数量达到一定比例时,则可安排上市交易。6、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原国有股不能上市流通,除非原国有股经过缩股(如按市净率缩股等)则可有控制地上市流通,或者虽然国有股未经过缩股,但征得流通股股东多数同意则可减持。7、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原国有股的上市流通、缩股或减持的原则、程序等,经全国人大授权,由国务院制定。8、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资格、选任等,可参照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以及将要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等。同时,该文还深入分析了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意义,认为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构想是在公平、正义理念引导下完成的制度创新。如能实施,则能促进股市的诚信和公平建设;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能切断关联交易的黑手,从根本上遏制虚假包装、虚假重组、以及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资财、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现象;能使国有股成为证券市场持续发展的发动机和稳定器;能使原国有股通过基金单位在场外的转让而得以间接流通;能使国有股的全流通或减持变得轻松自如;能使社会保障基金获得相当充分的资金补充;并能为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提供资金支持。所以,其意义十分巨大而深远。现今,在这里,所以再次提及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在于指望通过它可以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从而开辟国企改革的全新路径,为上市公司真正具有投资价值创造条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实践夯实基础。
(二)合理解决股权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