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品；经济价值；开发现状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8-006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实地记录了某一民族、地域的人文、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对滋养民族精神、提高文化素质极为重要。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共有29项被列入《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传统技艺就有89项，占总数的1/6。这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十分重视对传统手工技艺的抢救保护，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传统手工技艺仍然具有较大的价值和市场。本文将就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开发现状为主要研究内容，以重庆非遗“五谷粮食画”为实例来讨论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的经济开发现状。
一、开发非遗手工艺品经济价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各族人民用智慧与勤劳共同创造的结晶，是人类精神中一项宝贵的文化财富，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然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现正遭遇诸多问题。唯有通过开发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从而将其从现有的艺术鉴赏阶段向经济效益发展阶段过渡，进入更多人的视野，才能将传承保护工作的实效进一步提升。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民间非遗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进行开发。
近年来，信息化、工业化的时代特点及现代化的生活习惯对传统手工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面临着无人问津、继承人缺乏和知识产权受到侵害等问题，市场上流通的部分手工艺类作品其实属于侵权作品，因此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显越发重要。以经济价值开发为手段的传承保护由于其较强的优势，正被越来越多的继承人所采纳。
二、开发首先要准确把握非遗手工艺品经济价值的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经济、历史、宗教、艺术等许多不同的价值和意义，而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并对其进行有效的发展、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对现有非遗手工艺品经济价值的开发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点特点：
（一）非遗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具有间接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要通过文化价值来展现，通常无法直接表现出来。它的文化价值越大则意味着经济价值也越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开发往往需要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现，可以是工艺产品及工艺技术，也可以是民间艺术节目，还可以是以传统文化为主的文化旅游等。如果离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离开了这些载体，它的经济价值将很难体现。
（二）非遗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具有潜在性
经历千百年岁月的磨练和现代文明的洗礼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原创性和不可再生性正逐步显现，使得其稀缺性十分突出。此类稀缺文化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开发往往需要在人身上或者文化产品上才能够客观体现出来。当这些条件尚未具备时其经济价值只能够是一种可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是不具有任何独立的实物形态，其自身的经济价值表现出较强的潜在性。
（三）非遗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具有区域性及排他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由一群人在其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沉淀下来的。由于在不同的区域内环境变不同，生活、生产习性不同，导致在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每一项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都来源于先辈们代代劳动经验的累积，这就使其所有权属于特定主体并成为这个主体的无形财产，它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进行当下的传承，表现出较强的排他性。
三、民间非遗手工艺品经济价值开发的模式及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开发模式
1.作为文化商品进入文化市场。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精神生活的需求日益强烈，个性化的产品需求以及对制作工艺的高要求使得传统手艺及其制品越来越为公众所喜爱和珍视并且呈现出日益增长之势。宣纸、云锦、漆雕等传统产品能够再次回到大众的视野中并成为文化市场上新的消费宠儿，正是因为能够成功转型为文化商品进入文化市场。
2.作为民俗特色商品进入旅游商品市场。虽然像木板年画、紫砂壶、景泰蓝等一批非遗手工艺品在社会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成功找到其商业化的道路并打开市场，但对于全国89项传统手工技艺来说，仍有较多不适于转化为文化产品来进入市场流通的。这些非遗往往具有浓厚地方、民族特色，脱离了特定的环境将会对其文化价值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因此针对这类非遗手工艺品，要积极转化为当地的特色旅游产品，与当地的人文特色与旅游优势相联系，作为民俗特色商品进入旅游商品市场。
3.作为艺术品进入艺术品鉴藏市场。每一件非遗手工艺品都是当地风土、民俗的集中表现，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鉴赏性，是其他依附现代工业社会所产生的文化不能取代的。因此这些具有艺术品价值的非遗手工艺品应借助国际性艺术展会、收藏品鉴赏、艺术品投资等平台来凸显其文化底蕴，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其自身经济价值的实现。同时，非遗手传承人也将在这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造诣，精益求精，让自己的作品达到更高的藏品等级。这将有效推动中国非遗手工艺品整体水平的提升，形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重庆非遗手工艺品“五谷粮食画”的经济价值开发
北碚“五谷粮食画”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收录在重庆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其第五代传人唐大焱老师从小学习粮食画，号五谷稻人（道人），曾在第十届工艺美术大师博览会上获优秀奖。1984年出生的唐大焱与国内众多老一代继承人相比，他对国内艺术品市场的把握以及对商品经济价值的独特思考更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除了以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术造诣来挖掘“五谷粮食画”的文化内涵，唐大焱还对“粮食画”的经济价值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
1.依托公司对“粮食画”的经济价值进行开发。唐大焱首先成立了“天下粮仓”工作室，专业绘制五谷粮食画和研究五谷文化。随后筹建了重庆大焱工艺品厂，进行规模化的粮食画产品制作。值得一提的是，这家专业生产粮食画的公司也是中国唯一家具有专利和商标的粮食画生产厂家。为了更好地推动商业化，唐大焱将传统工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除了用“粮食画”来表现、仿照著名的传统中国国画、年画，西方印象派、抽象派油画外，还有大量原创作品，其中最畅销的粮食画是以巴渝特色的风景、民俗画面为主的，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依托这个微型公司，唐大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蓝海市场，为粮食画的传承保护以及经济价值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2011年，他的企业被评为北碚重点文化微企并获得了重庆市政府的财政扶持。
2.强化品牌意识，深化对“粮食画”的经济价值开发。为了更好地将五谷粮食画推向市场，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品牌价值。重庆大焱工艺品厂申请了“大焱”和“天下粮仓”两个商标，以扩大品牌影响力的方式进行发展和传承。同时，唐大焱创作出了一幅幅经典作品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提升了品牌形象和美誉度。由唐大焱制作的《人民总理》是国内最大的一幅彩色五谷粮食画，获全国金奖并受到人民网、新华网、凤凰卫视等各大媒体的报导，唐老师本人也被评为当代书画艺术领军人物。他的作品《维纳斯》在中国工艺大师博览会上被六星级高价收藏。正是由于唐大焱在保持对艺术的不断追求过程中仍不忘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谷粮食画”的经济价值的开发，他的企业得到了快速的成长，而“粮食画”也从走出北碚区，走进了全国更多人的视野里。2012年，这个小微企业已实现销售额90余万元。
四、结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保护中国各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智慧的结晶。现阶段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的传承保护以及经济价值的开发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重视度不够、缺乏资金投入以及过度开发、改编等问题。像重庆大焱工艺品厂这样能够成功摸索出一条保护与开发非遗手工艺品道路的企业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资金投入、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挖掘才能进一步推动非遗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开发。要坚持市场化的发展思路，注重科学的品牌定位，制定切实可行的营销战略，集中力量将文化遗产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充分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品的经济价值。
参考文献：
[1]李春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思考[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2]张晓萍.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及其保护利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
[3]辛儒，孙强，赵艳芳.论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产业价值[J].经济论坛，2007，（16）.
[4]徐仲伟，闵绪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原则与措施[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2）.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2
一、保护现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天津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经济贸易交流的中心，极大地促进了天津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在天津独特的自然经济与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给现代人们留下了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2006年开始至现在，天津共通过了22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章将天津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每批数量在图1中用红色线表示，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总数除以34（省级行政区）作为标准与天津作对比。
图1天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数量对比变化趋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生存模式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根据我国公布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和民俗十大类别。
笔者从将要开展的旅游化生存的角度出发，根据这十大类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所承载的功能，将其归并为四大类（表2），将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传统表演艺术（包括传统戏剧、传统曲艺、传统体育、传统舞蹈、传统音乐）民间文学、工艺美术类（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类四大类。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生存模式
我国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采用的旅游模式的研究比较深入。贾鸿雁（2007）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原生地静态开发、原生地活态开发、原生地综合开发、异地集锦式开发四种模式。张春梅（2009）以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四种旅游开发模式：静态旅游开发模式、活态旅游开发模式、综合旅游开发模式、商品旅游开发模式。曹诗图等人（2009）提出以修学旅游为手段，通过亲身接触、体验原生态的民族艺术来启发思维，培养学生观察力、感知力、表现力。肖瑜（2010）提出了主题旅游线路模式、展览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博物馆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周模式、旅游商品模式6种模式。王京传（2010）认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应该形成如下所示的功能分区和产品空间布局：保护中心、文化基地、文化主题公园区、文化产业区、文化产业聚集区。蔡朝双（2011）提出静态展示开发模式、动态参与开发模式、综合开发模式、物品开发模式四种模式。严润成（2011）通过对李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出了整合开发、实景舞台剧、重点节事活动开发三种模式。王淑芳（2013）通过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研究提出了出要对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保护、文化多元性保护、动态开放性保护。
天津虽然比较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但是目前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展开的工作主要还是在保护或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上，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全球化的冲击，使得许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逐步走向衰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同的相适宜的旅游化生存模式组合，才能传承和弘扬天津的非物质文化，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
根据文献综述及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特点总结出适合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生存模式。
①线路，如信仰主题线路旅游可以设计以下几种路线：妈祖信仰游：天后宫一元明清天妃宫遗址节庆旅游。旅游节庆是以举办地优质旅游资源为依托，以独特的地域文化为灵魂，以丰富创意的活动为吸引物，以塑造城市旅游形象，拉动当地旅游业快速发展为目的具有鲜明主题的各种旅游活动的总和。它不仅可以快速的聚焦注意力，提升举办城市的旅游形象和竞争力，还可以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成功的节庆活动是一张闪亮的名片，青岛国际啤酒节、潍坊国际风筝节、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节庆活动使所在城市名扬四海。天津可以依托节庆活动将传统表演艺术、工艺美术类、民俗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于节庆活动中。节庆旅游将美食、游览、购物、娱乐结合在一起，是活态发展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天津的节庆活动层出不穷，但是比较有影响的节庆活动数量比较少，规模不大，特色不突出等现状制约着天津节庆旅游的发展。
②主题线路旅游。天津可以通过整合资源，设计精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博物馆一汉沽妈祖文化经贸园；佛教信仰专题：大悲院一挂甲寺一荐福观音寺一居士林一莲宗寺，独乐寺一天成寺一万松寺一云罩寺等。还可以开创出工艺美术类专题路线、传统戏剧、传统体育项目等的专题路线等。这种形式的主题旅游可以打破原有景点之间的孤立性和封闭性，增强旅游资源的整体竞争力，可以游客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对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个综合地了解和体验。
③特色旅游商品。旅游六大要素之一的购在旅游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手段。现存的旅游商品普遍存在异质性、纪念性、工艺性不高等情况，需要结合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点开发出更多全国知名的天津独特的旅游商品。如可以对天津相声、曲艺等传统表演艺术进行旅游商品的开发，如唱念做打的器具的生产销售，也可以对知名传统表演艺术家进行人偶等的制作，还可将现场表演进行光盘等的录制。传统手工艺术、民间美术、传统医药等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的产品都可以作为旅游商品出售。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上，非遗传承人郭玉凤老人现场不仅熟练展示了达仁堂清宫寿桃丸传统制作技艺，还向观众讲解了优质中药材炮制知识。据她介绍，中医中药炮制技术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积累下来的智慧结晶，炮制可除去杂质、降低药物副作用并增强治疗调理的效果。她现场展示的药品制作过程甚至令围观者不住围观发出赞叹，吸引了诸多游者，也提升了传承人的自豪感。
④博物馆等展示场馆。利用博物馆、陈列馆、文化园等静态方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天津市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物质载体形式融合其中，应用图片、文字、手册等方式介绍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来源、活动形式、传承人、保护状态等全部信息，以音像，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将非物质的转化为有形的，可见的，可再生的。如天津民俗博物馆，前身是天后宫，它不仅是天津市区内最古老的建筑实例，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妃（妈祖）庙之一，征集了民俗文物约两千余件，分别在四配殿和藏经阁、张仙阁开辟了以展示天津民俗民风为内容的基本陈列，介绍了天津漕运兴起、渔盐的发展和习俗。
⑤舞台表演。相声曲艺等传统的舞台表演，在天津有着悠久的历史，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可以将舞台表演与天津茶楼文化相结合。天津的茶楼文化是天津特有的传承至今的为物质文化遗产。茶馆是一种多功能的饮茶场所，一方面可以品茶，品尝美食，另一方面也为人们聚会、休闲、社会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场地。传统表演艺术在过去是与茶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现在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再现当时的场景，让人有种穿越到明清时代的古色古香的感觉。此外，舞台表演还可以和节庆活动进行组合。
三、研究结论
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遗产是指人们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通过唱腔、动作、台词等艺术表现形式来表现演唱者内心世界的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包括传统戏剧、传统体育、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体育。
民间文学在历史上民间文学类非物遗产很少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进行商业化经营乃至实行产业化开发。因此将民间文学类非物遗产直接转化为旅游产品是具有一定的难度。本文就不对其进行旅游化生存的分析了。
工艺美术类遗产是指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传承至今的具有一定技术含量与美学特征的传统工艺与技能。包括传统美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
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生动、市场可操作性强等特点，利于旅游开发和地区品牌塑造。
根据图2可得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化生存类型及模式之间可以进行以下组合。
通过资源整合，可以将两种及两种以上类型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特定的主题进行联合开发，这样既有吸引力，又可以使游客在短时间内对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所了解。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可以与不同的生存途径进行组合。
传统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与节庆旅游、主题线路旅游、特色旅游商品、博物馆等展示场馆及舞台表演相结合进行旅游化生存。如可以设计传统表演艺术主题线路：戏剧博物馆一名流茶馆一天津大剧院一天津评剧院。天津的相声博物馆是传统表演艺术与展示场馆的联合的成果。传统表演艺术鲜少进行特色旅游商品的开发，但是这也是可行的，如可以将表演艺术中的如大鼓、快板等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手工技艺制成微模型，同时弘扬了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图2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化生存模式匹配图
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与节庆旅游、主题线路旅游、特色旅游商品、博物馆等展示场馆联合进行旅游化生存。如：设计工艺美术类专题旅游线路：泥人张彩塑工作室一杨柳青年画作坊一民间绝艺十八坊一民间艺术展，在这些工作室当中，通过师傅现场制作的方式展示了天津民俗工艺品（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彩塑、风筝、剪纸、空竹、内画壶、掐丝葫芦、脸谱、蛋雕等部级及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流程，游客可以直观的了解天津民俗工艺品的制作工艺、历史传承、文化意蕴，还可以在师傅的指导下动手制作，这样的旅游活动融艺术性和实践性于一体，可以增强民俗文化旅游的参与性。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保护性开发宁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近几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单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概念、内涵、价值、保护原则和措施等方面,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更少。本文以宁波为例,拟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进行研究。
一、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保护及开发现状
浙江是我国的文化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2006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首批518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占了44个;2008年第二批510个部级非遗目录中,浙江占了85项,两批入选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宁波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既拥有河姆渡遗址、天一阁等物质文化遗存,又拥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梁祝故事等口头传说、甬剧等地方戏曲、四明南词等民间表演艺术、骨木镶嵌等传统手工艺、“缸鸭狗”汤团等传统老字号、十里红妆等民间礼俗及丰富多彩的渔风渔俗等。其中,梁祝传说、宁海平调、奉化布龙、朱金木雕等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徐福东渡传说、甬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书、骨木镶嵌、晒盐技艺、渔民开洋谢洋节、宁海十里红妆婚俗、石浦――富岗如意信俗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部级非遗名录。到目前为止,宁波部级“非遗”项目已达到14个,名列浙江前茅。
宁波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在全国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至今,宁波市文化等部门抢救和传承了奉化布龙、余姚犴舞、宁海狮舞、前童抬阁、宁波走书、四明南词等民间文艺,培植和建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才,本着继承与创新的原则,成功举办了象山中国开渔节、宁海中国开游节、宁波国际服装节、奉化弥勒文化节等文化节庆,特别是对以梁祝传说作为本源的梁祝文化进行了重点保护和挖掘,开发了梁祝爱情主题公园和鄞州梁祝爱情节等旅游产品,使宁波在对梁祝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等方面都在全国领先。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宣传认识的不足以及保护手段不够等原因,宁波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面临消失的危险,如宁波走书、四明南词、宁海平调等口头文化和传统表演艺术濒临失传,朱金漆木雕、泥金彩漆、骨木镶嵌等民间技能后继乏人,全市23家传统老字号已所剩无几。另外,在对梁祝文化、“十里红妆”等经济价值高、产业优势明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实质性推进力度不大。
根据宁波市“十一五”发展规划,2020年宁波将被建成“海内外闻名的港口旅游城市”。虽然目前宁波市旅游业总收入占到GDp的9.5%以上,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宁波的国际旅游发展明显滞后于国内旅游,旅游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创汇能力在全国十个主要沿海城市中排名靠后。其中原因较多,但最根本的是对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档次不高,缺乏独特性。其实,梁祝故事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与旅游业结合的空间还很大;奉化布龙等传统表演艺术与旅游业发展结合可以丰富游览内容和提升旅游产品档次;利用朱金漆木雕等手工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利用渔港文化和渔风渔俗开发海洋旅游产品、利用宁波缸鸭狗汤团等弘扬宁波饮食文化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
1.注重政府主导和全民参与相结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和全民应各司其责。政府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也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政府应吸引宁波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加入,加大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唤醒旅游者和非物质文化拥有者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各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活动,把一些非遗写入宁波市普及读物,让全市学生从课堂上积极普及非遗保护的知识,进而培养全市民众热爱非遗的观念,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遗的社会环境。同时,笔者建议有必要设立“宁波文化遗产日”,命名“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之乡”,发展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做大民间艺术品牌活动项目,建设民间艺术展示场馆,建立民间艺术产业基地。此外,通过媒体宣传、开设宣传论坛、建立网站以及建立交流演出机制等形式向国内外广泛宣传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深国内外游客对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全民参与抢救和保护非遗的积极性,使广大民众成为非遗保护的真正宣传者和受惠者。
2.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首先,通过民间采风、调研等形式对宁波非遗建立档案、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用文字、图片、音像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实施“记忆工程”。其次,传承非遗的活态文化。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老艺人招收继承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在青少年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要解除老艺人的生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专心致力于非遗的传承弘扬工作,对学习传统手工艺的年轻人可实施激励措施。目前,宁波市已对2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了32个传承基地和31个传承人,这不失为一种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形式,建议能严格按照《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最后,要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意义上保护,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地加以适当地利用。应严格防止借旅游开发名义过度采掘和滥用歪曲非物质文化活动的现象,更应杜绝借继承创新名义随意篡改和无端修正非物质文化中传统艺术的现象,力求做到不因保护招致破坏,而是在大力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基础上再考虑合理开发利用和发展创新。
3.注重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
没有物质,非物质便难以传承,没有非物质,物质便成了空壳。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要以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载体,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联系非常密切。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多的是精神范畴的东西,并且比较抽象,缺乏可感觉性,因而应充分考虑物质再现,与物质遗产相结合,对遗存等建造、制作过程富于历史传统的模拟,吸引人们参与,选择物质再现的项目和内容必须简单和易于操作,形式可以“在遗产地或者众多遗产集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建立一些能让传承者(表演者或工匠)经常光临的机构如文化中心、音乐厅或博物馆等”,强调的是不能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的原真性。如宁波的部级非遗越窑青瓷制作艺术的载体是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该遗址是国保单位,是中国古代青瓷瓷窑的代表窑址,越窑青瓷文化和越窑青瓷遗址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二者不可截然分开,所以对它们二者的保护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保护好越窑遗址、努力挖掘和研究越窑青瓷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开发越窑青瓷工艺品,即使越窑青瓷制作艺术的古老民间工艺发扬光彩,又能为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服务。
三、保护性开发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濒危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特征,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传承。宁波以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民间技艺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了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如何让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如何让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带动宁波旅游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1.保护性开发宁波民间表演艺术
民间表演艺术是所有文艺形式的创作源泉,以民间表演艺术为素材,用世界的通用语言去表现,可以创作电影、小说、漫画、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产品。因此,将宁波民间表演艺术开发成为文化产品,使它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也会是很好的保护开发。比如梁祝,有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开发的旅游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笔者建议,将宁波其他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表演艺术也可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制作成音像制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推广。需要强调的是要保护性开发,既要保持原貌,又要使之很好传播。同时,以民间表演艺术为依托,在博物馆、旅游博览会、交易会将一些传统手工技艺向当地居民和广大中外游客进行展示,聘请民间艺人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民间艺术表演是非物质文化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宁波的一些民间表演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审美价值,如宁海平调的地域性之强,程式化之讲究,堪称国内罕见,尤其是平调的绝活――耍牙,可与川剧的变脸、吐火等绝活媲美,被誉为东方绝技。此外,中外闻名的独特舞种余姚犴舞以及宁波走书、甬剧、姚剧等传统表演艺术性和观赏性都很强,都可为旅游所用。
2.保护性开发宁波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要靠政府扶持。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最贴近大众生活,最富有生活情趣,最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比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虽然全国各地都过此节,但是各地的过法不一样,体现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也可为各地旅游业所用,关键是要深度发掘民俗的文化内涵,并开发相关独特的旅游文化产品,这一点是旅游业尤其需要注意的。2010年世博会即将召开,这是宁波向世界展示的绝好机会,充分研究宁波民俗文化,开发宁波民俗旅游产品,是宁波向世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千载难逢的契机。就宁波目前利用民俗举办的旅游节庆活动来看,中国象山开渔节运作比较成功,但在突出体现目的地个性、加大规模和游客参与度、注重城市的牵动效应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宁波另外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十里红妆”已经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目前已经开发了国内唯一的展示古代女子生活的民俗博物馆,并列入了旅游景点。但还需在强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三大功能的同时,针对游客开发丰富多彩的参与性项目,如让游客体验古代十里红妆婚俗婚礼的活动,同时要与旅游节庆活动开发相结合,举办十里红妆婚俗风情节庆活动等。此外,挖掘生产和销售功能,开发一系列有关红妆的仿古旅游工艺品,也是对十里红妆民俗的有效利用。
3.保护性开发宁波民间手工艺品
每一个民间手工艺品种都凝聚着几代艺人的心血,饱受历史洗礼,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手工艺的湮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层,要使民间手工艺术得到保护,就应该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把民间手工艺术品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宁波的朱金木雕、越窑青瓷、象山竹根雕、骨木镶嵌等历史悠久、富有浙东文化特色的民间手工技艺,有关部门可根据旅游纪念品开发“新、美、实、便、藏、流”的原则,将传统工艺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开发出一批创意新颖独特、设计精美、地方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实用性强、宜于收藏、经济效益好的旅游纪念品。为了既提倡手工艺品的“原汁原味”、保持手工艺传统的精湛技艺,又要考虑把手工艺企业和作坊做大做强,解决手工艺生产企业和艺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保护性开发民间手工艺品的实践中,要坚持走“以精品促产品,以产品养精品”之路。即企业和艺人可安排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创作一批纯手工精品,供政府、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以达到抢救、继承民间手工艺的目的。同时,推进技术改造,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纯手工,开发一些适应不同游客消费层次的产品,降低成本和价格,满足大众游客的消费需求。用精品的声誉为大众产品树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其打开市场销路,实现经济效益,这样就有财力支撑企业培养人才和艺人创作精品,以市场化的产品养工艺精品,又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双赢的目的。
4.保护性开发宁波餐饮老字号
历史上的宁波餐饮业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老字号企业,如梅龙镇、状元楼宾馆、东福园饭店等都曾被命名为中华老字号,如今大多名不见经传,只有淹没在宁波城隍庙美食区的缸鸭狗汤团店还在唱独角戏,但特色也不明显,虽然还供应宁波著名的传统特色小吃――猪油汤团,但主要经营的还是快餐。如何振兴众多宁波餐饮老字号,已经成为宁波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加大政府对宁波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保护和扶持力度外,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是一条理想的路子。政府及相关企业可从特色菜品、旅游线路、旅游纪念品和旅游建筑设施等多个角度进行旅游开发;建立特色饮食中心、饮食文化展示馆,举办美食文化节,与其他节日形成互动,进行连锁经营等旅游形式促进宁波地方旅游业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宁波有关部门应重视宁波汤团、溪口千层饼等名优小吃的开发,认真研究和挖掘宁波饮食文化的背景、历史渊源、民间传说等资料,将品尝和观赏宁波名优小吃活动纳入旅游线路之中,让游客边听、边看、边尝,使游客在吃中感受宁波餐饮文化,于旅游中弘扬和宣传宁波餐饮文化。最后要将传统老字号保护与冰糖甲鱼、锅烧河鳗、彩熘全黄鱼等宁波传统菜点的文化挖掘和创新相结合,扶持和培养几家餐饮名店,使宁波菜与宁波港、宁波帮、宁波装、宁波景一起成为宁波城市形象的五张亮丽名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eB/oL].国家文化部网站.省略nt.省略/zcfg/fgxwj/t20060329_25222.htm,2005-03-26/2007～09～19
[2]伍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温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9(5):123～126
[3]葛慧君:浙江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数量全国第一.[eB/oL].浙江在线新闻网站:zjnews.省略/05zjnews/system/2008/12/11/015070340.shtml)
[4]陈彬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浙江缘何走在前列―访谈篇.[eB/oL].2008.4.10.杭州网:省略/20060801/ca1180966.htm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发
一、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现状分析
伽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丰富县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十九世纪，几乎每个村都有几户手工专业户，生产的棉布制品、柳编制品和土陶制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市场前景广阔，用途广泛。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新型高档服装面料产品进入市场，现代产品代替了手工制品，对维吾尔族传统手工技艺产品的冲击很大。
伽师县传统手工技艺集中在克孜勒博依乡，总面积为365平方公里，34个行政村，188个村民小组，7942户，38255人，20世纪80年代后具有完整工具的家庭约50户，现有传统手工技艺老艺人不足10人，而且年龄平均为70多岁，年轻人不愿意学传统手工技艺，致使维吾尔族传统手工技艺织布面临灭绝。
二、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本方式方法
（一）成立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保护传承中心及办公室，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开展普查。2006年，伽师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普查，用照片、音像等手段真实、系统、全面地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档案和数据库；
（三）建立部级和自治区、地区级和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四）加强对维吾尔族传统棉纺织技艺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传承机制，探索整体性动态保护方式；
（五）将维吾尔族传统棉纺织技艺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培养专门人才，提高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认定和命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使维吾尔传统手工技艺代代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七）通过新闻媒体上宣传报道，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提高社会各界人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抢救性保护。
三、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设想
（一）提高“文化自觉”，克服文化残民心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的系统工程，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全社会人们的文化自觉，克服文化民心态。文化自觉的要义是民族意识，即任何民族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自我”。一旦丧失这种“自我”，其结果必然是被异族同化，最后走向文化殪民。我们讲爱国主义，不应只是一句空鬣的口号，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石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必珍视、承继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尤其是对承载着我们民族一代代人的文化记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见宝不识宝，反视宝为草。
（二）要更新抢救与保护的观念。抢救传统文化是复旧，新的社会生活不需要那些老掉牙的民俗，即使是演示以恢复人民的记忆也没有必要。造成这些错误观念的原因，是一些人缺乏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的审视和理性的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灌注着民精神的民众活的记忆，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抢救与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复旧，而是要更好地认同与养护民族文化之根，延续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如今，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猛烈冲击，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机，某些种类的民间文化，后续无人，濒临灭绝，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的确会自生自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是今后应长期坚持的国策之一，是政府和全社会人民共同参与的浩繁的文化工程，即使有序的保护工程告一段落，抢救与保护工作仍需长久地进行下去，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伽师县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效地增加了农民收入，使当地村民逐步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为建设新农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且，随着传统工艺品制作的发展，创造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使一些原本外出打工的青年重新参与到本县和乡的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双重效益。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产品化方式主要有“物化”、“场景化”、“景观化”三种。通过这些方式，非物质文化资源才能真正走向市场，实现潜在文化资源向市场性文化产品的转化。
（四）加大旅游资源的多样性。文化是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传统手工技艺进行开发、包装和创新，与传统特色文化和艺术内涵相融合，与现有旅游资源进行组合，增加伽师县旅游资源的多样性和文化性，在为游客提供视角享受的同时，满足其文化认知权利。
（五）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旅游产品的稀缺性和新颖性决定了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兴衰，尤其是很多非物质文化资源更能成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进行对外宣传，以其稀有性扩大知名度，不仅可以以一种稀有的文化资源吸引旅游者，还能满足游客不同方面的文化需求，形成其它旅游产品外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当地收入。
（六）“原生态”开发策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旅游文化资源，它所体现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只有将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原原本本呈现给游人，才能彰显其历史文化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必须注重其自身的“原生态”性，即真实性、完整性，使悠久的传统生产工艺走出伽师，让当代人审视曾经辉煌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维护文化安全，增强自豪感，提升区域软实力。
（七）科学性开发策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旅游产业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自然景观或古城遗址风光，非物质文化更能够满足游人的需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不仅仅是恢复原有生产面貌或规模，而是应该就该工艺的旅游价值转换进行科学论证，制定切实可行的开发方案。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5
1.1资源丰富、含金量高
截止2008年,甘孜州已成功申报3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其中部级6项、省级33项[1],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简称《公约》)中分类的4个类别。如果州内外学者将来突破以“山洞”算法的历算[1]考证与研究,甘孜州将填补“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与实践”类非遗空白。2005年色达藏戏团应波兰共和国扎科帕市邀请参加第37届国际山丘民俗艺术节,此次演出分别获得“演唱类金奖、演奏类银奖、表演类优秀奖、主办政府奖、记者最满意奖”5项大奖[2]。在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通过的项目中,仅甘孜州就占四川省通过项目的23%,居全省首位[2]。
1.2康东、康南、康北非遗各具特色
根据甘孜州的地理特点,习惯上将全州分为康东、康南、康北三路[3]。从表1的统计数据可知:①藏族的生活、民族崇拜、信仰等元素是甘孜州非遗文化的主要基质。表1显示,有12.81%的全州性项目分别为“格萨尔文化史诗”、“德格印经院藏族雕版印刷技艺”、“噶玛嘎孜画派传统绘画技艺”、“川族山歌”、“藏历年”,分别反映出区域民族的历史侧面[4]、、审美、生活习俗。②康东。有利于观赏的民俗类非遗资源独占鳌头”。③康北。有利于旅游商业化的藏族民族传统手工艺类非遗资源呈明显优势。④康南。适宜观赏的高品位人非遗与绝美的自然景观同存。此外,甘孜州全州各地均遍布民间歌舞项目。
1.3康东旅游相对成熟地非遗密度较高
随着甘孜州旅游业的推进,全州已打造4a级景区3处(其中海螺沟、木格措皆地处康东),并形成以泸定桥、甲居藏寨、塔公草原、新都桥为代表的知名度较高的景区。康东地区无可争议地成了甘孜州内相对成熟的旅游区。从表1可见,康东地区拥有州内30.78%的非遗和5项全州性非遗,位列州内首位。这一分布规律对旅游相对成熟地区走向精品级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条件。
2甘孜州旅游及非遗旅游开发现状
2.1旅游现状
旅游开发观念落后。甘孜州旅游事业起步较晚、信息闭塞,在旅游开发中存在狭隘的旅游资源观、局限的“旅游吸引物”观、错误的旅游产品观。现代学术界已将传统的旅游资源概念放大,实际上旅游资源可理解为“旅游吸引物的来源”,或“可形成旅游吸引物的资源”[5],而州内仍停留于传统的以自然山水为主体的资源观;在旅游吸引物方面,州内仅注重旅游活动中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景区(点)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景区(点)所在区域(间)吸引力的提升。然而,景区(点)只是旅游者的主要旅游吸引物,我们不能因为强调景区(点)就忽视其他旅游吸引物的存在和其他类型旅游者的需求[6]。在旅游产品方面,州内错误地认为“资源就是产品,产品就是资源”。这些观念致使州内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特别是远离都市的非遗文化资源在政策引导、扶持、资金投入、旅游开发、旅游宣传方面长期落后于自然资源,最终导致州内旅游产品单一,非遗原生地旅游滞后,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肤浅。而文化是一切旅游的灵魂,自然生态旅游业也要讲究文化含量[7],缺乏文化的旅游或旅游产品势必难以博得游客的青睐。如部分游客用“上午拍照、下午泡澡、晚上睡觉”来描述距成都市场最近、最容易进入、开发旅游最早的海螺沟景区。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二郎山隧道的开通、通讯信号塔的增加、旅游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甘孜州旅游基础设施虽得到了部分改善但仍显落后。在交通方面,除康东地区外,各旅游景区(点)至今缺乏与中心城镇快捷直达的通道或交通服务,绝大多数乡镇未通公路。在通讯方面,信息闭塞,石渠、色达、白玉、德格等县的乡村光纤、无线信号、网络等至今仍未开通。旅游接待设施差,游客需求满足度低。仅从住宿业来看,折多山以西地区仅有1家二星级饭店,民居接待中“入厕难、洗澡难、商务联网难”等问题明显。资源分割式开发,削弱了旅游产品竞争力。在自然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州内注重以行政区为单位实施旅游开发,忽略了区间的合作、旅游环节的协作、周边的共建,而形成“资源分割式”开发下的资源优势、旅游投资、产品对游客的吸引力分散。甘孜州的民俗、建筑、节庆等文化的外在表现力虽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但康巴文化是州内任何小区文化的基质,是旅游开发中的内在引力和灵魂所在。任何文化均表现出整体特性,各类文化形成背景的类似性、区间文化的连带性、文化要素构成的整体性最终体现为文化引力的综合性。旅游者希望通过对一个民族(地区)的饮食、住宅、民族心态等全面深入地体验民族文化的整体精髓所在,而非对单一民族文化符号的初浅了解。但州内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却流于以地域为单位进行各自为阵的宣传、分割式的开发、初浅的文化包装等现状,这既不利于民族文化综合吸引力的发挥,也不利于旅游者满意度的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内涵低,旅游精品缺失。甘孜州拥有“世界第三极东地标”的贡嘎山、世界上最长史诗《岭•格萨尔王传》、红军长征战斗遗址泸定桥等诸多不可替代的地标性自然与文化旅游资源。世界旅游组织曾将甘孜州定位为“中国推向世界的自然生态和康巴藏族文化旅游目的地”[8]。州内生态旅游开发已取得一定的发展,但文化旅游仍处在初始阶段,具体表现在:个别地区虽已启动文化旅游开发,但游客的文化体验与消费不足;文化旅游资源市场化极低;部分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彰显不足。旅游从业人员素质低,民族文化型旅游人才奇缺。甘孜州旅游从业队伍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受过专业教育的旅游人才缺乏。在州内18个县级旅游行政区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旅游专业人才平均不足1名[9]。民族地区不仅需要精通旅游业务的人力资源,更需要具有一定民族文化知识的复合型旅游人才。目前,甘孜州旅游一线服务队伍主要由宾馆、酒楼中的本土青年劳动力和景区周边与沿线的中老年劳动力两类群体组成。前者多为中学文化,汉语较为流利,但地方历史文化知识薄弱;后者部分人略懂藏族历史文化,但他们普遍未经过旅游技能的专业培训而按个人意识对游客服务,其汉语交流能力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游客对目的地民族文化的了解,降低了民族文化魅力的部分吸引力。
2.2甘孜州非遗旅游开发现状
重申报、轻开发和利用。甘孜州自着手非遗申报工作以来,从国家、省对州内非遗的审批结果来看实属可喜可贺。但任何文化都应发挥其相应的价值,非遗文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原有的综合功能,也体现在当今旅游业中的积极作用。州内对此明显存在不足:①非遗资源在旅游中的参与度低。一是甘孜州共有非遗200余项[10],而真正直接参与旅游事业的不足5项。二是参与旅游的非遗资源类型单一。目前主要是民族歌舞类非遗参与旅游,而民间美术、手工这些极具旅游体验与商业潜能的非遗项目却处在“久居深山无人识”的现状。三是非遗资源在旅游中的参与形式单一、文化内涵低。甘孜州在上文所述“错误产品观”与非遗旅游开发务虚的双重因素下,州内文化旅游形成了节庆文化旅游就是看粗糙的歌舞表演,村寨文化旅游就是简陋的民居食宿,宗教文化旅游就是进寺庙上香拜佛的肤浅开发现状。②重口号而轻行动。州内十余个县(地区)均分别被冠以“踢踏之乡”、“弦子之乡”、“格萨尔故里”等文化美誉,但对相应的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几乎为零。③有关非遗旅游开发的推进性政策欠缺。甘孜州最大的旅游集散城镇康定县在2005年出台了《中共康定县委、县人民政府关于2005年全县旅游文化发展年的工作意见(征求意见稿)》,但至今尚未制订相关推动文化旅游事业发展的具体政策。对文化“家底”认识不清。甘孜州非遗中美轮美奂的手工技艺、多姿多彩的民族舞蹈、独具匠心的建筑、丰富多彩的节庆、独特神秘的民俗文化皆为川西地区无与伦比的文化旅游资源,是该地区发展旅游事业的制胜法宝。但在近年的旅游开发中,州内却放弃了真文化而挖空心思地去打造新的文化吸引点。仅从民族节庆旅游开发来看,近年甘孜州先后举办了“四川甘孜•康巴国际狂欢节”、“魅力甘孜•首届中国康巴国际汽车旅游节”、“红色汽车旅游拉力赛”、“贡嘎山海螺沟2010国际樱桃节”等。姑且不论这些节事的冠名科学与否,脱离地方文化基质的移植文化实难生存,这些节事皆为当年举办当年终结。2011年泸定投资350万元举办的“中国红樱桃旅游节”期间,仅接待游客400余人,节事期间旅游总收入不详。
3甘孜州非遗旅游开发对策
3.1树立科学的旅游开发观
甘孜州在旅游开发中应以现代旅游理论及学术成果为指导,重新认识“旅游资源、旅游吸引物、旅游产品”等概念,同时应树立以下观念:①文化财富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事实表明文化已成为旅游的“硬实力”。对藏族非遗进行和谐的旅游开发,投入少、见效快,可缓解投入不足、人才匮乏、开发起步晚等对藏区带来的不利影响[11]。文化进入旅游不仅可丰富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走出旅游发展困境,更为提升旅游地文化内涵产生不可替代的功效。因此,甘孜州在发展自然生态旅游的同时应树立“文化财富观”,充分利用州内的非遗资源,加强旅游产品对非遗文化的摄入,高度重视非遗在旅游中的参与度,全力推进文化旅游资源向旅游资本的转变,最终将区域富集的文化资源转变为旅游财富。②非遗保护与开发观。虽国内外对文化资源商业开发的负面问题和不合理行为处于高度关注状态,但并不反对合理、适度、科学地开发文化资源。任何资源的保护与开发都是相辅相成的,《公约》并非持以狭义的非遗保护观。《公约》第一条的宗旨明确指出: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欣赏的重要性意识;第十五条指出:在社区、群体和个人的参与中指出,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这表明《公约》认可以保护为目的的非遗开发行为,对非遗的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而科学的开发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它。对非遗的保护并非仅将其锁在博物馆,封闭于特定的区域,严格杜绝外来民族造访的封闭式保护方式,科学的开发行为也是对其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因此,州内应正确对待非遗保护与开发的辩证关系,直面社会监督与舆论压力,以非遗保护为核心,科学实施“目的—行为”的保护性开发和“行为—目的”的开发性保护工作。前者旨在通过传承、科研、社区参与等方式对部分濒危非遗进行以保护为主要目的的开发,避免部分非遗成为历史,也为旅游者获得更多的“真实性”体验提供相应机会。后者则是对可商业化的非遗资源进行适当的旅游开发,丰富目的地旅游产品类型,提高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增强旅游地的对客吸引力;同时,通过非遗参与旅游提高非遗传承人经济收益,确保非遗开发地原住民的旅游受益度,健全非遗旅游开发收益分配体制等激发非遗存赋地的居民在非遗传承与开发中的参与积极性,也为非遗的保护赢得相应政策及获得部分保护经费提供一定保障。③实事求是,认清家底。在非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甘孜州应重新认识藏族文化主脉,以真文化为凭借,杜绝伪文化,积极开展适宜进入旅游开发的非遗资源调查、评价、分析工作。一方面,摸清州内精品级文化旅游资源存赋情况;另一方面,本着“唯我独有、为我所长”的整体原则实施非遗旅游开发的资源调查与评价工作,为后期产品的个性塑造、旅游目的地特色打造、旅游区域竞争力提升打下基础。④文化资源整合观。在非遗市场引力方面,应以提升目的地整体吸引力为目的、以康巴文化为基质、文化区域为单元,提炼区域文化主题、整合各区间同类文化优势,充分发挥民族文化的整体竞争力,通过区域联动共同打造“康巴民俗风情、康巴民族手工技艺、康巴民间艺术”等非遗文化旅游主题产品,实现甘孜州非遗资源的整体优势引力。
3.2建立科学的非遗旅游开发评价指标
对非遗的旅游开发并非无依据地全盘借用,而是在科学的评价基础上合理对其保护、开发、利用。从表现形式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体可分为“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不可进入市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两类[12]。对非遗旅游开发的评价应遵循“尊重非遗历史功能”的原则开展分类工作。本着《公约》的宗旨,结合国内学者对非遗商业化开发经营的研究成果,笔者提出非遗旅游开发的“Yon”评价指标体系,以提高非遗与旅游的科学结合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Yon”评价指标体系中,Y为明晰度及肯定度较高的信息,o为不确定性因素,n为否定性因素。在对非遗项目的旅游开发中,必须从项目的历史纵向及综合影响横向进行双向评价。评价结果应以“历史指标和现实指标”为核心,综合信息明晰度及肯定度越高表明其开发的可行性越大。
3.3非遗旅游开发原则
在非遗旅游开发中,应以《公约》中6处“尊重”为准则、图1的利益关系为出发点、“Yon”评价指标为依据、游客真实需求为表现、非遗旅游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遵循非遗旅游开发的尊重性、整体性、选择性、真实性、可持续性原则,确保非遗旅游开发的成效。
3.4注重非遗原生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根据“Yon”评价结果及非遗旅游开发原则,针对州内区间实际情况,结合州内文化旅游发展战略,按时序分批建设非遗原生地的基础设施。既为政府主导下的非遗旅游开发奠定基础,也为区间非遗缔造或享用群体自发参与旅游经营提供必要保证。
3.5建立非遗传承人利益保障体制
《公约》的核心是对非遗实施有效的保护。在非遗保护中,传承是核心和灵魂,传承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与现实紧密相关的实践问题[13]。细读《公约》不难发现,传承的核心问题是人的问题,即传承人的延续问题。让传承人从中直接受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在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新龙县藏式面具艺人四龙降泽表示,过去做面具最多有几个买茶叶的钱,而现在却可获年利数万元。部级非遗项目阿西土陶的传承人格里也表示,由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他破天荒带了两名徒弟。非遗传承人是非遗可持续的核心,是非遗旅游的源泉,而利益保障是激发传承人参与、延续非遗的根本所在,因此州内应从以下方面制定非遗传承人的利益保障体制以确保非遗的持续性、旅游目的地文化吸引力的延续性:①经济保障。经济问题是制约传承人参与及延续非遗的核心问题。政府应通过确保传承人经济的有效收入,提供非遗专项扶持资金和免费场所等措施刺激传承人在非遗传承及参与非遗旅游的积极性。②智力保障。智力保障是确保传承人可延续性的技术性手段。其通过向传承人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工艺创新、市场化的专门综合机构,在为非遗提供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激发其大胆创新,以适应当代人及后人的需求变化,提高非遗的生存力,并从观念上引导传承科学地将非遗推向市场,提高非遗在现代社会中的综合价值和自身的供养能力。③社会成就保障。社会成就保障是指当传承人的经济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之后,政府通过精神激励给予传承人社会尊重的满足以刺激其对非遗及非遗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如设立非遗传承人特别贡献奖,制定非遗传承人社会待遇,聘请非遗传承人出任科研或相关院校的部分关联职务等。
3.6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策略
以民族节庆旅游为带动,重点打造“四月八”转山会。甘孜州拥有涉及民俗、农事生产、宗教等传统民族节庆24个,其中被列为非遗的有4个,占总比重的16.67%。这不仅是甘孜州的文化旅游资源财富,更是带动州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州内应以政府为主导,利用民族节庆摆脱时间(季节)的限制,摆脱现有空间(观光点)的不合理布局,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高度集约,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展示和体验[14]的优势大力打造民族节庆旅游。在甘孜州众多的节庆旅游资源中,康定县的“四月八”转山会已被列为省级非遗。集自然、人文旅游资源于一体的跑马山景区是“四月八”的举办地,景区文化底蕴深厚,距离客源市场较近,其旅游依托城镇康定县炉城镇的旅游接待功能完善,“四月八”历经多年的经营已初具市场基础和影响。因此,州内应本着“优势集中”原则将“四月八”转山会打造成极具影响力的地标性旅游节庆,吸引大量游客造访以带动周边旅游的发展,并为其他节庆资源的旅游开发提供参照与机会。以歌舞、民族传统运动项目为基础,分区塑造区间特色。歌舞、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是少数民族地区吸引旅游者到访,丰富旅游地活动,刺激游客旅游游兴,提高旅游者体验度的重要载体。2009年,在第二届“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巴塘弦子、色达藏戏参加了开幕式表演。据组委会统计,在十三天展览时间甘孜州展馆内预计有约30万人次到会参观[15]。甘孜州省级及省级以上的非遗中民族歌舞类共18项,占非遗总量的46.15%。从数量分布来看,其基本均衡分布于甘孜州东、南、北三路,但各路的歌舞主题分别为锅庄、弦子、踢踏、藏戏,艺术表现形式也有着明显差异。此外,赛马、射箭、摔跤、俄多等极具民族特色的藏族体育运动项目呈非均衡状态分布于三路。因此,州内应以非遗分布特点,结合各区的歌舞资源与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情况,着力打造各区的文化主题,强化区间特色,提升各路文化旅游的竞争实力。以民族村寨为深度体验,全力提升甲居藏寨文化品位。非遗最大特点是必须依托于人才能存在[16]。非遗是由创造者、场所、载体构成一个立体空间。非遗以抽象的、隐性的、难以想象的民族意识与具体的、外显的、高感知的物质及形式形态存在。旅游者对前者很难感知而散失对其兴趣,民族村寨不仅具有后者的形式更具有充满情感的民族文化缔造者———人,因此在非遗文化体验方面应注重民族村寨的旅游开发。丹巴县拥有5项非遗,位居州内榜首,且该区非遗涉及藏族建筑石砌技艺、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俗、手工技艺,村寨旅游开发较早,市场基础较好,是距离成都最近的趋成熟旅游地。因此,将其打造为游客对甘孜州非遗深度体验基地,对提升游客的“真实体验值”及全州文化旅游形象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以民族工艺为旅游规模经济增长点,全力开发康北民族工艺加工。《公约》所划分的5类非遗中,精美的手工艺品与其他4类非遗在对开发地的旅游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第一,手工艺品不仅给游客以观赏及体验价值而实现资源向旅游经济的转变过程,且其物权能发生转移倍受游客喜爱;第二,从旅游商品的流通来看,手工艺品可以“顺向”和“逆向”两种流通方式并存而避免旅游商品的单向流通弊端;第三,从生产供给来看,其受旅游季节性影响较小、规模化批量生产易于实现;第四,手工艺品以“旅游资源+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工艺品”的模式参与旅游,卖点多,更具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五,从购后影响行为来看,手工艺品在物权转移后的长期保存下更有利于目的地后续宣传。甘孜州康北地区远离甘孜州主要客源地及目的地中转城镇、自然环境恶劣、旅游基础设施落后,因此不利于游客的造访。表1显示,该区富集藏民族金属、酥油花、藏文书法、石刻、雕版、绘画等手工技艺,其中被列为部级的3项,占全州部级非遗的50%;省级6项,占全州的75%。因此,州内应全力发展康北手工技艺加工业,一方面拓宽该区藏民就业面,为该区偏远乡区提供旅游经济受益机会,促进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丰富甘孜州目的地旅游纪念品,旅游商品种类,提高本地供养能力,减少相应商品的外部进货量从而降低州内旅游收入漏损。此外,在政府的指导与帮扶下,在生产者的不断创新与市场融合下,手工艺品加工业实现可持续性规模经济收益将成为可能。如卡卓七林汪堆成功锻造出消失已久的卡卓刀,并成为当地特色旅游纪念品之一,已经带动1800多人就业,年产值达到五千多万元[17]。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6
1扬州市雕版印刷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1.1雕版印刷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雕版印刷术是运河文化和商业都市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扬州一张独特的名片，有“活化石”、“中华一绝”之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和技艺，雕版印刷术兴于唐，延续于宋、元、明三代，繁荣于清，在我国版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国外的传播主要以佛经为载体。据记载［1］，唐代鉴真大师在日本运用雕版印刷术印刷了律宗三大部，奠定了印刷术在日本发展的基础。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镇，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其生产的印刷类图书书写工整、镌刻秀丽、装帧精良，声名远播。目前，扬州藏有近30万片明清以来的古籍版片，并采用雕版印刷术出版了大量的古籍线装书籍，成为全国最大的线装书加工基地。建国后成立的广陵古籍刻印社拥有陈义时、陆文彬等一批雕版印刷技艺传人，运用传统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贵古籍，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相继成立，传统的雕版印刷技艺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和发展。然而，受铅字印刷、工艺传承、孤本雕版保护等方面的约束，扬州雕版印刷发展十分缓慢，且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首先，面对信息化、无纸化的冲击，雕版印刷术手工技术繁杂，成书速度慢，成本高，色彩较为单一，逐步被西方的先进印刷术挤占，且难以适应知识化和信息化时代快速阅读和高效率的要求。随着各种高科技印刷手段的运用，扬州雕版印刷术几乎退出了市场竞争，雕版印刷的消费者也从普通读者变成了收藏者或者游客，销售量大幅下降，市场潜力很难挖掘。第二，作为非遗保护重要环节的传承人，雕版艺术大师们多已年过古稀，且所剩无几。年事已高的老艺人经验虽多，但精力不足;而年轻人因收入得不到保障，又不愿意从事雕刻和印刷工作，导致扬州雕版印刷行业后继无人。作为传统文化的携带者，老艺人的逐渐离开凸显了这一民间工艺形态灭绝和消亡的危机。曾经创造扬州雕版印刷业辉煌的“师徒制”传承方式已不能适应早已改变的经济基础，必须建立新的、开放的传承方式来取代旧的、封闭的传承方式。第三，保护费用高，致使经费短缺。价值2亿多元的20多万片孤本雕版系梨木所制，每年需熏蒸杀虫保护，其费用约10万元。扬州市政府虽采取各种方式拨款资助，但仍杯水车薪，珍贵的版片腐蚀加剧，“孤本活化石”式的保护、保存状况令人担忧。受经费的限制，营销宣传乏力，雕版印刷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高，市场占有率小，且影响新产品的开发。第四，目前主要由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两个文化事业单位来传承和保护雕版印刷术，但由于文化事业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机制缺失、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未能实现有效的市场互补，扬州雕版印刷产品在国内市场开拓方面效率较低。第五，由于优秀的雕刻制版艺人和印刷艺人缺乏，传统的雕版制作工艺技术开始退化，出现雕版制作工艺退化和质量逐步下降的问题。部分小作坊为降低成本，迎合市场需求，改用低廉的现代化学颜料，追求刷印数量，简化工艺，大量出现错位、重影、跑色等严重的质量问题。传统工艺的退化导致雕版印刷产业的衰落。
1.2雕版印刷产业发展濒危的原因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非遗保护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开放性的世界体系促成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冲击，文化的全球化、农村文化的城市化使得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社会大众追捧的文化，对非遗之历史文化价值知之甚少，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更遑论发扬和创新。再加上地方政府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力度不够，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非遗的保护面临重重困难，很难在短期见效［2］。作为扬州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雕版印刷术之所以处于濒危的境地，除以上普遍原因外，还有以下特殊原因。
1.2.1市场定位不清晰，未能有效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市场分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两个主要支点，也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和主攻方向。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过程也应着重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各自的属性，保证市场细分条件下的各司其职。从性质上讲，文化事业单位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特征，承载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而文化产业则具有经营性和市场性的特点，以向社会提供盈利性的文化产品为目的，具有追求市场份额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除存放30万古籍版片外，还陈列有雕版文物工具，着重展示全套古籍雕版工艺流程和整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承担的是公共文化展示、宣传和教化的功能。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是我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世界非遗传承单位，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古籍线装书生产基地和完整传承雕版印刷技艺的单位，主要开展古籍翻印、修复、传统版画印刷、传统装帧形式的现代书籍印刷以及线装书加工等业务，但由于其市场目标定位不清、市场潜力挖掘不够、产品丰富度不高，直接导致其市场份额的下降。扬州雕版印刷行业中文化事业单位发展较快，而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在不同行业、阶层、教育背景和职业愈加细分的背景之下，文化产业却未能满足多元性需求，是扬州雕版印刷行业濒危的重要原因。
1.2.2市场信息不畅，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美术思想未能无缝对接目前，市场上的雕版印刷产品主要以线装书、家谱、地方志、佛经、名人诗词集和书法作品为主，虽有部分市场需求，但作为传统文化与技艺相结合的产物，其市场消费容量极其有限，产品的消费方式也多以官方礼品赠送或私人收藏为主，渠道偏窄;且在运用配色加工、图形创意、工艺品设计等方面受限，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工艺美术思想领域(如对艺术的“当代崇拜”、折衷主义、人体工程、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等)未曾涉足，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新兴市场需求。
1.2.3传承方式不开放，“传承无人”的难题难以破解在非遗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员数量的多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传承的效果和创新的频率。历史上手工艺人的技艺传承多采用“一对一”的师徒制或家族内部沿袭的方式［3］．而今由于就业很难保障、收入水平较低、工作较为辛苦等原因，年轻的从业者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很容易放弃，导致雕版印刷行业后继无人。而对雕版印刷有兴趣或有志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则受“拜师”的限制，很难入行。
1.2.4市场监管力度不够，雕版印刷行业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两全推进非遗的市场化，进行“生产性”或“机器化”的保护，可能会破坏非遗项目的手工独创性，甚至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传统技艺本真色彩的丧失。扬州雕版印刷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容易抹杀产品和地域特色，在形形的产品中很难分辨是苏州印刷、还是扬州的雕版印刷，雕工和制作良莠不齐，无法保障消费者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作为新兴市场形态，雕版印刷行业监管制度不健全、力度不够是直接原因。
2扬州市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及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根据《扬州市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精神，“十二五”期间，扬州将着力打造国家低碳文化产业特色区、江苏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示范地和宁镇扬都市圈文化产业增长极，振兴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业、文博会展业、工艺美术业等产业，发展扬州智谷文化创意产业园、扬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扬州工艺美术集聚区等十个园区。而加快推进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就是以低碳经济为前提，将雕版大师、学徒工人、题材和材料方面的创新产品、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资源整合，实现从技艺传承、艺术品设计、实践基地打造、展览营销、创意刻印、品牌推广等多个环节紧密结合的多层次产业链条。雕版印刷行业的“生产性保护”不仅是历史文化厚重的扬州彰显时代气息的有利时机，更是促进扬州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促进雕版印刷行业的生产性保护与文化事业的协同发展［4］，应该着力构建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关键支点，高校、科研院所与两个支点紧密协作，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全力配合，以雕版大师、学徒工人以及专业优秀人才组建的人才队伍共同推进产品创新为主要内容，以艺术品设计、展览营销、创意刻印、品牌推广等多个环节为发展方向的新路径。具体而言，应从以下策略领域着手。
2.1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会为文化产业培育良好的文化土壤和消费人群，并通过文化活动的熏陶，感受精神愉悦，从而自觉消费文化产品;同时，健康的文化产业也会带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当雕版印刷类文化产品成为文化事业单位进行重点宣传的载体时，两者的价值追求便实现了有机统一。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同时，应形成文化科学发展的意识，着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应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以广陵古籍刻印社、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为载体，发挥其公益性文化阵地的作用，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采用现代传播手段，加快雕版印刷术的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化覆盖。就文化产业而言，应注重采用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并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整体规划，同步发展。此外，应建立面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将群众评判、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同时，通过普及高雅艺术工程、低价售票等方式发挥文化事业单位的资源优势。2.2有效发挥合作平台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紧密结合应鼓励文化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建创新型组织，发挥扬州大学、江海学院等扬州高校的创意潜力，用文化创意提升文化企业，丰富产品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积极支持企业吸引相关知名高校如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天津美院、广州美院、重庆美院等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并聘请专家、教授对雕版印刷产品的配色、选料、构图等给予专业指导;且加大力度，支持企业吸引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来扬工作，从而优化人才结构，进一步解决艺术内涵缺乏的问题。
2.3加快整合资源，促进文化旅游业和工艺美术品产业的协同升级“十二五”期间，扬州市将发挥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东关街、运河名城博览会等品牌的带动作用，发展多种旅游方式，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其着力点之一就在旅游产品的丰富性和特色性方面。而通过雕版印刷行业的产业化运作，刻印市内各大风景名胜区代表性景点的雕版，形成精美印刷宣传册，销售或者赠送给游客，不仅体现浓郁的扬州文化气息，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其对于丰富旅游产品，促进文化与旅游的紧密结合，提升旅游内涵，扩大消费，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进而助推文化旅游业的升级具有积极作用［5］。雕版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进入私人收藏或者景区收藏的程序，将最大限度地发挥雕版印刷的价值，并保障其文化特色的原汁原味和利益最大化，促进文博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通过文化创意，促进新文艺内涵在雕版印刷产品中的传承，将有助于工艺美术品市场的火爆，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
2.4努力开放传承方式，促进传承人与优秀人才的同步集聚通过制定雕版印刷生产性保护传承人的培养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生产、授徒传艺和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针对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抓紧开展抢救性记录工作，详实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精湛技艺和工艺流程。建立传承人培养激励机制，增强代表性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等措施，鼓励其学习、掌握传统技艺等。与此同时，其传承方式也应有所创新，除了“口传心授”之外，应与省内外设有雕版印刷专业的大学和职业学校联合办学，建立实习基地，定向培养学生，并对这些学校毕业学生的留扬工作给予奖励和补贴。鼓励对雕版印刷感兴趣的爱好者学习传承，逐步形成学校教育、培训、实践基地为主，传统师徒制培养为辅的新的传承方式;加快传承人与具有雕版史、印刷史、出版史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集聚，缓解雕版印刷术后继无人的窘境。
2.5加快展演基地建设，促进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与文博会展业的优势互补2012年2月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展”不仅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工艺作品，而且还有各项技艺传承人现场向参观者展示如何手工织布、制陶、绘画等。这很值得扬州学习。建立扬州“雕版印刷传习展演基地”，不但能成为非遗交流的平台，满足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新需求，同时亦能拓展内外文化、文物交流渠道。艺术家、艺术团体和青少年及广大游客可以在“展演基地”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有利于形成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从而满足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从供给主体来看，可以由企业承担，也可以由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承担。企业的展演基地以研发、试验、实践、创意交流为主，而文化事业单位的展演基地主要承担欣赏、了解历史文化传承的功能。推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单位在展演基地定位方面的错位发展，可以有效满足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多元化的需求［5］。同时，充分发挥已有设施的作用，积极开展宣传、展示、传习等活动，有计划地征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妥善保存和科学展陈传统工艺精品、传承人代表性作品。鼓励开展雕版印刷生产性保护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建设非遗展示馆(室)和传习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遗生产性保护设施建设，进而通过积极承办国际性、全国性重大会议、展览展示活动，充分盘活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的场地与行业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扬州市会展业发展水平，拓展其发展空间。
3扬州市雕版印刷生产性保护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保障措施
3.1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对不同价值的非遗采取不同的措施，但她只是非遗保护领域一部基本法律，仍需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的落实，特别是地方性保护应在深入分析非遗的特点和内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地方非遗保护特点的相关条例。因此，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基础上，扬州市应加快和施行《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保护的方式、传承人的知识产权、资金使用和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
3.2进一步优化政府、社会、艺人和专家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政府应尽领导之责，行政主管部门须将传统工艺保护纳入重点工作日程，采取诸如以精神与物质奖励艺人、减免税收、专款扶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措施，有效促进手艺传承及其振兴。第二，社会和艺人应在政府统一规划与指导下发挥主体作用，提升自身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积极开拓市场、锐意创新，在条件具备时建立行业组织和制订行规，收徒授艺，选送年青艺人到大专院校深造，为手艺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第三，专家、学者要帮助社会和艺人提高对传统工艺价值内涵的认识、树立文化保护的自我意识，并为其改进设计制作、提高产品质量与包装、沟通销售渠道、建立品牌、转变经营机制、开拓市场等提供咨询与指导。政府、社会、艺人和专家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保护雕版印刷非遗的良好氛围。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7
这厚重的历史积淀,无疑是我们民族的先辈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同时这也是留给我们的一付重担。因为,保护的责任是那么重大,而保护工作的分量又是那么异乎寻常地沉重。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这项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相当迅速,从2003年启动至今不到5年的时间,全国就已经确定了两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总数达1028个,并认定了代表性传承人777人。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因为更多的项目正在运作中,更多的发现正在进行中,更多的认识正在形成中,更多的经验也正在积累中。
笔者有幸参加了本地的这项工作,并经历了从起始阶段到现在的过程,其间对许多具体问题进行过相对深入的思考,并通过进一步学习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认识。比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界定,我们就应该根据以下三个突出特征,综合地去进行把握。
一、传承性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唇齿间倾谈的、纸页上流淌的、精神意识层面跳跃着的“活态”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
文化是由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构成,而文化的进化是传承和积累的结果。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化同样也是通过传承和积累来实现,其细致周密和循序渐进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过传递实现传承,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沉淀达到积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集中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文化的自我选择、对文明的自主抉择。应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特定历史阶段,特定种群民族、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人民群众,世代沿袭所传承的结果。其传承过程,生动地保留并表现了这些人群的生存状态、生产习俗、生活风貌、伦理观念,并形成了对当时的社会形式、自然环境和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状况的反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依靠冗繁的传承载体和庞大的传承群体。其中,传承载体重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传承群体离不开人们之间所依靠的“口传心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群体性的传承,包括礼俗仪式、岁时节令和社祭庙会等,主要是依靠群体性传承或者是家庭性传承而构成的传承链传承至今。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和民间知识等文化,一般是由传承人代代相袭而传承延续。一个优秀的传承人,既传承了先人的文化遗产,又以过人的聪慧,按照当时社会发展的节拍推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发展,他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延续起着重要的链接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手段离不开人的因素,传承人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传统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直接面对的是传承人的保护问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为其提供生存和发展延续传统文化的环境和土壤,才能实现当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标。
二、“活态”显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习惯的“活态”显现,它保持了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所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示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存在,既与相关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产生这种文化的土壤和背景,包括民族和地域的独特生活方式、文化传统、文化心理、审美原则和风俗习惯有关。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通过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得以延续的“活态”显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我国古老的羌民族文化就是典型的活态案例。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8
一、湘西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在民族高校传承的必要性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北角的武陵山片区，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孕育了众多的民族文化资源。目前，这些民族文化艺术很多都被申报成了部级、省级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精神财富遗存，由相关的实物载体、行为方式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所体现，包括传统文化的各种表现形式，即口头文学及其表述的语言、美术和表演艺术、有关自然界及生产生活的知识与技艺、礼仪节庆、体育和游艺活动等。如土家族织锦技艺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申报并列为传统手工技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由湖南省凤凰县申报并列为传统手工技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土家族摆手舞、湘西苗族鼓舞、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申报并列为民间舞蹈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踏虎凿花由湖南省泸溪县申报并列为民间美术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名录；土家族打溜子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申报并列为民间音乐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苗族民歌（湘西苗族民歌）由湖南省吉首市申报并列为民间音乐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土家族咚咚喹由湖南省龙山县申报并列为民间音乐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挑花（苗族挑花）由湖南省泸溪县申报并列为民间美术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名录；苗族服饰由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申报并列为民俗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名录；苗族四月八由湖南省吉首市申报并列为民俗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名录；土家族梯玛歌由湖南省龙山县申报于2008年6月7日列为民间文学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土家族哭嫁歌由湖南省永顺县、古丈县申报于2011年5月23日列为民间文学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苗族古歌由湖南省花垣县申报于并列为民间文学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扩展名录；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由湖南省永顺县申报并列为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凤凰纸扎由湘西自治州申报并列为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凤凰蓝印花布由湘西自治州申报并列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根据国家主席充分发挥有关大专院校在参与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传承的要求，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高校进行传承对于湘西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就尤为显得重要。
二、民族高校对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开发现状
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一旦离开了教育，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将无法进行。而在传承发展方面，又有家族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诸多方面，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我国少数民族与世界很多国家的少数民族一样既要学习本国的主流文化又要保留各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是，全球文化一体化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又造成了文化地位的不平等和文化交流上的主动与被动情形，正是因为民族文化艺术的边缘化，很多民族高校开始意识到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作用。就湘西民族文化艺术而言，在民族高校的传承发展状况虽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对其深层的认识与开发尚停留在浅层次上，没有更进一步地发掘与研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湘西民族文化艺术课程的传承开发尚带有自发行为，缺乏规范系统的制度。
笔者就湖南民族地区高校进行调查发现，民族地区高校的课程设置主要采用适合汉族地区的“大一统”课程模式，适应民族特点、照顾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多元文化课程模式尚未形成，且民族特色不够明显，虽然也在艺术专业和通识课中开设了展示民族艺术形式、体验民族风俗与节日等课程，但这些探索也仅是学校或教师的一种自发行为，并没有形成一定的目的和计划，因而教学的评估体系也没有具体的建立，有时甚至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施，课程内容仅停留在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历史、体育等方面，没有囊括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
2.湘西民族文化艺术传承开发途径的单一性和低层次性。
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存在方式往往都是互为联系和多维度的，民族地区高校的课程设置则多是在不改变现有课程与教材架构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一种附加式或补充式的介绍，例如在反映中国工艺美术史就是整个汉族工艺美术史的课程结构和框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则是以汉族历史的编年顺序进行单一层面的附加说明，从而将民族文化艺术知识简单地添加到学科内容中，没有涉及到多元文化课程中所要求的兼顾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目标，所以其开发的途径停留在浅层面上。
三、湘西民族文化艺术在高校的传承发展
湘西地区拥有丰富的民族生活方式课程资源。涉及本地少数民族传统生活、当地生产生活经验、本地区生活文化、民俗宗教和伦理生活等，可以说这些地方性的课程资源具有极大的传承意义与开发价值。
1.将实践经验带入课堂体验并传承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丰富知识。
民族地区高校应该鼓励民族高校师生参与诸如“中国•凤凰苗族银饰文化节”“中国•花垣苗族民歌节”“中国•吉首武陵山民族民间工艺品大赛”“吉首•国际鼓文化节”等大型的民族品牌节庆活动，让学生感受民族艺术的魅力，从而了解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丰富性。民族文化艺术的流布和依存离不开特殊的生态环境和具体的文化空间，民族高校领导和教师可引导大学生把目光瞄准湘西两个核心保护区，即以酉水流域为主的土家族文化生态保护核心区和以腊尔山台地为主的苗族文化生态保护核心区，在政府设立九个特色文化生态保护圈和重点建设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武陵山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园和200个特色村寨、168个传习所进行基地实习和调研，这些对民族高校师生全面研究保护区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状况创造了必要条件。例如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乾州古城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是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基地之一，现有351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56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4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0个，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99个；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18人，省级传承人44人，州级传承人有131位；民间工艺大师30名；拥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36个，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12个。同时，还建立了“土家族文化生态保护基地”“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基地”。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园的建设对于整理、保护、展示、传承和开发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经济的融合，促进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民族高校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实验基地进行深入学习和研究，传承并发展湘西民族文化艺术。
2.深入乡村进行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开放式系统学习。
地处民族地区高校的广大师生积极深入乡村进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学生通过收集图片、文字和多种类型的设计资料，并且下乡向传承人了解和拍摄原生态民族歌舞和体育竞技方式，通过田野作业分析民族生产生活、民居建筑、风俗文化、社会历史等现状，了解湘西民族文化艺术信息，充分感受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艺术魅力。同时，必须结合专业特点对湘西民族艺术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生、发展过程，实现有计划、有目的地传承湘西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并且也以课外活动等形式传承湘西民族文化知识，即民族体育活动和民族音乐（包括民歌、民舞、民乐）等，通过《民间艺术采风》等相关课程的开发，引导高校师生走出校园直接或间接接触丰富的湘西民族文化艺术资源，甚至是直接参与到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工作中。首先，深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民艺作坊，充分和民间艺人交流，认识湘西民族文化艺术存在和发展的根源。其次，通过向民间艺人学习，了解各类民族音乐与体育的韵律、竞技之美。并且感受湘西民族民间美术的工艺美和技巧美。最后，深入研究湘西民族各方面地历史文化知识，不断提炼其精神内涵，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让学生体验乡村生活、展示民族精神风貌为主，进行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等知识的传承发展。由此来看，民族高校大学生通过《民间艺术采风》课程的学习，通过对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等进行学理性研究并撰写相关调研报告，展开对湘西民族人类学、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性研究，并对该课程进行定量分析、定性评价和课程总结，无疑将促进湘西民族大专院校乡土美术课程资源的开发，有利于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保护与发展。另外，在通识课程中教授学生欣赏和了解湘西民族民间传说、历史故事、图腾崇拜等，通过这些教学活动让学生感受湘西的乡村民间及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了解湘西的历史文化知识。达到传承与发展的双重目的。
3.鼓励民族高校师生参与湘西民族文化艺术的相关创作和学术研究。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9
【关键词】高校；非遗保护；可行性
2003年10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其为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精神的象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有效保护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也有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我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现状
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政府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给予了一定的激励措施，也加强了政策方面的保护。然而，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后继乏人、生存濒危的境况还没有得到解决，现有传承人年岁偏大，年轻人因收入偏低、掌握技艺时间长等原因对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情不高；地方政府处于短期利益的诱惑，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明确的保护方式、方法在实践中没有很好的得到贯彻落实，保护的原则性规定被忽视；基层保护工作人员流动性大、专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仍然存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仅依靠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是紧迫的，而高等院校在信息型实践与社会参与中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参与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事业中，发挥大学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信息职能、人才培养和培训以及重要的文化发展创新作用。
二、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
1.政府支持
高等院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具有强大的思想后盾。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内的讲话中提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其中推进文化传承创新首次纳入了高校的重要职能。在高校广泛推广文化教育，开展各类文化活动。陕西科技大学曾多次邀请教育部组织的高雅艺术进校园，在广大学校中普及京剧、民歌等文化，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2.民间艺人进校园
民间艺人走进高校校园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传播。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曾邀请西安市群众艺术馆、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艺术家们来到校园，演示和讲授自己的艺术绝活。大学生一般都有广泛的知识积累和较高的学习能力，通过艺人手把手的教授，大学生学习与掌握艺人的技巧，可以充分感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强大魅力和生命力，进一步了解一些民族传统文化，起到传承的作用。此外，该学院还分别与西安市群众艺术馆、西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安塞县文化文物馆签订了“传统文化教育示范基地”。
3.课堂讲授
大学课堂是学生接受知识的主要途径，在课堂上讲授非物质文化相关知识必然会取得明显的效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课堂，可以让广大的师生更好的挖掘、整理、研究非遗项目，并根据历史的成因，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寻求非遗产业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道路。以安塞腰鼓为例，陕西科技大学将其纳入体育课堂，在进行体育运动的同时，打造高校腰鼓表演团队，并以此为平台来促进非遗项目的弘扬与传播，打造高校的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高校学生来自不同区域，通过课堂内外交流，可以将当地文化带到学校，将课堂所学展示家乡，促进各地文化的丰富与交流。
4.社会实践
学生假期是文化交流最活跃的时期，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最佳时期。参加社会实践是每一名大学生应尽的社会责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学生将课堂所学应用到实践中去，可以将理论知识更好的掌握，从而锻炼自己，服务社会。大学生参加文化类社会实践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完成：第一，将学校所见所学带回家乡，对文化知识进行传播；第二，大学生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源地调研，实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土风情，了解其起源及目的，亲身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魅力和民族精神。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曾利用暑假期间，组织大学生实践团队分别赴陕北安塞、关中澄城、陕南汉中实施调研，开展了一系列卓越成效的宣传活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使大学生深入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
三、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面临的困难
陕西科技大学作为省部合建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仍然有些困难。第一，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课程所需要的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对于具有两万多本科生的陕西科技大学，仅有的几名专业教授明显不够。这需要主管部门对教师统一进行学习培训，集体参加实践教学，亲身体验不同类别的非遗特点，逐渐培养集教学、科研、管理、挖掘、抢救、保护和传承为一体的专业教师队伍。第二，专项经费欠缺。专业教师理论知识充足但缺乏实践，未必能够准确掌握非遗的内涵，如果聘请各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担任客座教授，长期做客大学校园，深入学生之中表演示范，并且为学生进行不同传统文化项目的教学讲座，既可以使学生通过参与这些项目而强健体迫，提升文化素质，也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达到发扬光大。第三，学生兴趣不足。现代的生活方式让青年学生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年轻人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罕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没机会了解这些传统文化，这就很容易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的链条在高校断裂。
四、总结
众所周知，高校作为传播民族文化，创造知识的重要场所，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责无旁贷。基于以上高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行性，陕西科技大学设计与艺术学院已经做出了小小的尝试，铺就了一条小路，接下来需要其他各大高等院校的积极配合和广泛参与，努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前辈用心血铸就的奥秘文化，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尽自己的力量，培养出具有高等文化素养的全能人才。然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民族共同的责任，需要全民参与，社会共同推进。
参考文献：
[1]毛毅钢，闫松.对高校体育课程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设想——以“辽西高跷秧歌”为例[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12），31，12.
非遗手工艺的传承现状篇10
（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云南昆明650201）
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宝贵财产，民族技艺传承人则是传递者。“知识产权”诞生于工业时代，其特点便是将财产私有化。“传统化”与“私有化”构成了民族技艺传承中的传承人和知识产权的矛盾。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传统技艺的知识和工艺，对其进行保护意义重大。
关键词：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390X(2015)01.0030.04
收稿日期：2014.09.11修回日期：2014.09.30网络出版时间：2015.01.0713：06
基金项目：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专项基金项目“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2013K002）；《云财教10年288#助学成才》子项目资金资助；2013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模式研究”（J108）。
作者简介：高慧玲（1988—），女，山西忻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史研究。
*通信作者：秦莹（1968—），女，湖南益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科技人类学、科技史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50107.1306.007.html
SkillinheritorstrainingandKnowledgepropertyRights
protectionUndertheperspectiveofintangible：
aCaseofYunnanprovince
GaoHuiling，QinYing，LiChanghan
（instituteofscienceandCivilisation，YunnanagriculturalUniversity，Kunming650201，China）
abstract：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svaluablepropertyleftbyhumanforoveronethousandyears，andnationalcraftinheritorsarethetransmitters.However，intellectualpropertywasbornintheindustrialage，itscharacteristicisthepropertyprivatization.traditionandprivatizationformstheconflictsbetweeninheritorsand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nthecourseofnationalcraftheritage.minority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sthewitnessofnationalhistoricaldevelopment，aswellasthepreciousstatespiritualwealth，inheritorsmasterandbeartheknowledgeandtraditionalcraft，theyshouldbeprotected，whichissignificant.
Keywords：inheritors；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heritorstraining；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主要是通过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培养来进行。当前民族技艺传承人的培养模式主要是通过拜师、祖传以及高校的培养和媒体的传播来进行的。这种模式的特点便是大众化、普遍化。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提升，“知识产权”意识逐渐深入，它将乡土知识、文化思想两者结合，对其进行保护，说到底，便是对其私有化。那么，传统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化”两者如何兼具和发展，是当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现状
“留住手艺”似乎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词，大众传媒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来拍摄、记录，从而呼吁大家将手艺留住，这其中的主人公便是技艺的传承人。
纵观历史，政治风云变幻，技艺传承人的命运也与此息息相关。从我国的国内情况来看，在20世纪的上半叶，我国长期处于战乱中，这就使得民族技艺传承人一直处于动荡和不稳定中。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这一历史，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的逐步发展，大的背景给技艺传承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且良好的环境，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走向：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发展和政策的变化，加大了对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开发力度，一部分手工艺发展成了新的产业，同时给这些技艺传承人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手工技艺的传承人不仅发展了数百年的手工技艺，也受到了应有的保护，新的传承人队伍也不断壮大。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如：大理的扎染，鹤庆的新华村制银；当然，在此过程中，一般的传承人培养便是师承传承和家族传承，这是中国千百年来的传承模式，特别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技艺传承过程中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种传承模式的好处是技艺和文化很好地传给传承者。除此之外，许多高校也开始聘请一些资深技艺者，为学生们讲解、传授民族的文化、技艺，促进成为技艺传承的载体，从而成为技艺的传承者。
另一方面，一部分手工艺因为某些特殊性和局限性并未得到开发，比如像口头文化传承人，民间音乐、歌舞传承人等，他们无法从事其他工作，生活的艰辛将他们击倒，有的艰难度日，有的病缠床榻，这极大地影响了技艺的传承，同时也影响到后辈们对此学习的积极性，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从而造成我们民族技艺的流失。
二、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深入，我国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关注加大，除了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传承人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云南省文化厅编著的《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中收录了差不多230位传承人，所收录的传承人囊括：民间艺术（铜锅舞、花灯戏等）、手工技艺（户撒刀、白族扎染等）等等。在对传承人的认定方面，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在2010年下发了《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试行）》，共十六条，主要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进行定义，对如何申报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需履行的义务以及政府及相关部门对传承人的资助等，这些都促使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对民族传统技艺知识产权意识的认识。
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就包括石林彝族自治县所申报的民间文学“阿诗玛”等等。他们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通过一些行政保护措施以及通过法律法规（民事措施）来进行保护的；调动专门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传承人展开普查，普查的内容及方向囊括多种，比如医药、手工艺、艺术等等，随后经过严密的整理、筛查、编排后，对其进行申报。在调查过程中，如若发现一些“非遗”的文化传习场所需要修建，则会投资重修；如若发现某些文化即将失传，则政府部门会安排小组，集中专员对其抢救。例如石林县的三弦，因为多方面的原因，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愿意再学习制作以及演奏三弦的手艺。针对此类问题，当地有关部门进行极力地抢救、扶持，建立了专门的三弦演奏队，对其进行培养，现已发展壮大。到目前石林县已经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3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名，县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30名［1］。
除去上面的行政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就是民事保护措施。主要包括著作权保护制度（石林县搜集了与阿诗玛有关的各种版本“资料”论文，编辑出版了阿诗玛文化丛书）、商标权保护制度（石林县制定了“石林彝族自治县关于促进企业创名牌名品的实施意见”，鼓励全县企业争创三级名牌）、专利权保护制度（石林县着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部分工艺美术品申请外观设计）。
以上提到的都是政府措施，那么对于技艺传承人本人而言，知识产权保护似乎还很陌生。
第一，传承人对“知识产权保护”这个概念不懂。即使听到过这个名词，但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的技艺具有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例如，苗族锦鸡舞的传承人，好多拍摄者都会将他们在一些场合下的舞蹈记录下来，并且刻成光盘进行售卖，但他们并不认为这有何不妥。
第二，有一些传承人开始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朦胧的意识。例如一些户撒乡的阿昌族传承人，已经有了朦胧的品牌意识。他们的户撒刀上会印有如下标志：
第三，少量的传承人对品牌经营比较注意，并且已经持有了知识产权。最典型的就是白族的蜡染。
三、民族技艺传承人与知识产权的矛盾
《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然而在现实的操作中，很难界定谁才是真正的传承人，再加上，现在很多地区的人对传承人这个词汇并不是很懂，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关注，或缺乏这种意识。因此除了国家认定的，还有许许多多未被认定的传承人。例如云南德宏州户撒乡阿昌族的张师傅，他们家世代都是做户撒刀的，但由于他们并不知道传承人的说法，也不懂得申报，所以他们并没有被认定为户撒刀的传承人；又如云南德宏州三台三乡德昂族老人邵师傅也是类似的情况，他们从小就会建造他们本民族的房屋，因此他不觉得这是一种独特技能。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千百年来留下来的宝贵财产，它是传统的、大众的，其中，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息息相关，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延存下去的活态载体。而“知识产权”诞生于工业时代，封建社会的“特权”与知识产权的起源追根溯源，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即封建社会的地方官吏、封建君主、封建国家以榜文、敕令、法令等形式授予发明创造者、图书出版者在一定期限内的专营权、专有权。因此知识产权将知识、思想的结晶明确主体，从而开始对其进行保护，说到底，便是对其私有化。那么，我们传统的培养模式的“大众化”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私有化”就构成了民族技艺传承人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矛盾。这种矛盾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法难以达到对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永久保护。例如，在知识产权的整个体系中，独创性的价值趋势与时间紧密联系，成反比关系，因此他的保护期限是有限的，与之相反，在民族技艺传承人的保护中，独创性的价值趋势与时间成正比关系，这是因为，在传承的过程中，一些知识体系得到补充、完善、升华，其价值随着时间的沉淀更加值得挖掘。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法与民族技艺传承的无限延续性特点不相符合。
第二，知识产权体系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保护相冲突，存在许多难以规范和保护的问题。例如，白族的扎染工艺，许多白族人都会扎染这门手艺，所以它的权利主体很难确定，因为它的传承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但是在知识产权体系中却不同，它具体了权力的主体，必须是特定的组织、法人，或者是自然人［2］。又如，在口述文化中，口述者与记述者，谁拥有知识产权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被誉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为了收集整理我国西部民歌，他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终于使得中国的西部民歌传遍世界。但他只能作为他所收集、整理的民歌传承人，而非这些西部民歌的创作者和所有权人。他能享有的权利只是对这些西部民歌在创作作品的著作权，而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有权，因此他根本没有权利授权其他组织或个人使用这些民歌，更不能因此收取费用［3］。
第三，技艺传承人培养重在对民族技艺的保护，而并非效益的实现，这与知识产权的中心思想：开发文化资源、实现经济利益相矛盾。
四、“非遗”视野下的传承人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得以保护得以传承的重要纽扣，因为他肩负着特有的技艺和知识，因此对传承人进行保护急不可待。如何进行保护，主要从三方面入手。
第一，尊重民族技艺传承人意见，培养知识产权意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其本民族的传承人，因此在保护的过程中，不能以搜集资料进行保护的名义，将该民族的文化遗产进行转移，而是应该充分尊重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意见。关键还要培养少数民族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从而加大该少数民族的技艺传承人对本民族非物质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传承人的界定做到合理。由于少数民族技艺的传承人是一个不特定的群体，权利主体难以确定，因此在确定代表性传承人时需要一个健全的法律法规来对其认定。所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极其重要［4］。
第三，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改进，使其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矛盾点下降，争取达到相互契合。几千年以来，至于今日，云南少数民族技艺人的主要传承方式依然是：师承传承、家传传承、学校传承为主。技艺可以传承，技艺传承人也可以获取相关独特的技艺。在同个地域，甚至出现几个技艺传承人以家传和师承出较多的新传承人，这些人获取了相关的技艺，那么由此而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如何划分、规划以及如何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确保，笔者认为，还应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创新，将技艺传承人培养、技艺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等三者有机结合起来［5］。
第四，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化。例如近年来，口述历史的方式在传承人研究中很是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便是云南石林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当地政府通过搜集各种资料以及传承人的口头叙述，将其编辑成册，这种方式就是典型的著作权保护。除此之外，商标权保护制度也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途径。商品若含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的特征或理念，则该商品就可以注册集体商标申请被保护，同时，如若该注册的商标侵犯了少数民族非遗的权利时，国家便可以撤销或者拒绝该商标注册。与商标权保护制度类似的还有一个专利权保护制度，针对的对象可以是特定民族民间传统的手工艺。
五、结束语
云南民族传统技艺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积淀与智慧结晶的融合，不仅仅具有民族的特性，更是跨越地域、跨越群体，同时其继承与变异的特性也相生相伴。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的重要载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谓是息息相关。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以及社会交往群体的知识传统体系构成的，这些传承人通过不断的保存、传承和创新将其不断地发展壮大。
虽然说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权利主体和独创性的确定难之又难，但是它具备着知识产权的一些特征，因此，当务之急是对知识产权理论进行改进、创新，使其与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保护的矛盾点下降，争取达到相互契合。同时，为保证少数民族技艺传承人的权利，建立权利代管机构是必不可少的，管理机构可以以具体的形式对权利进行固定，这样在一些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可以很明确的了解诉讼主体［6］。
［
参考文献］
［1］王瑞龙，李静怡．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证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1）：91.95．
［2］白慧颖．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J］．商业时代，2011（25）：103.104．
［3］黄小娟．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J］．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2（9）：9.11．
［4］陈静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7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