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1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
法律应赋予非遗传承人自愿传承的权利。因为自愿是非遗传承人主观独立意识的体现，也是其自的基础。只有出于自愿，非遗传承人才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有效地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实现此权利，关键是政府，即在实践中政府和其他组织应充分尊重非遗传承人的自愿传承权利，做到是否传承完全出自非遗传承人自主决定，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强迫或其他违法行为。同时，政府还应发挥其保护职责，创造各种条件，帮助非遗传承人实现这项权利。自主决定传承内容与方式。在自愿传承的基础上，非遗传承人还应享有自主决定传承内容和选择传承方式的权利。非遗传承人可根据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传承哪些内容、不传承哪些内容。对此，政府和其他组织不得横加干涉，但可采用探讨、研究等其他辅助方法引导传承人对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进行删选，在保有其“原味”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优化传承内容，保证传承质量。此外，在传承方式上，非遗传承人还享有选择权。非遗传承人可自主选择传统“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也可选择现代“培训班”的方式，甚至是“职业教育”等多种方式，只要合法，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法律均许可。获得资助权获得资助权是指为更好地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传承人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政策支持和精神鼓励的权利。政府应提供传承活动所需的场所、条件，创设有利于传承活动的环境，给予优秀者精神上的鼓励。为此，非遗法第30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提供必要场所、必要经费、支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文化部45号令第12条也出台了相关具体规定。这些法律以政府法律义务的形式客观上承认了非遗传承人应享有获得资助的权利。实践中，非遗传承人的资助权已获得了部分落实，如中央财政从2008年起专门资助部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而文化部表示，从2011年开始，对非遗传承人每年的资助从原来的8000元增加到1万元[6]。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通过劳动创造完成的智力成果，可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获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权利，如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享有著作权，而某些传统药物、自然成分及组合也可经过申请获得专利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主要义务传承是传承人的权利更是义务。非遗传承人传承的不仅是技术、艺术、历史知识，更是一个民族、地区的传统道德、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故传承人必须积极履行传承义务。非遗法第31条概括性地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需承担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等四项原则性义务。同时，为督促非遗传承人认真履行义务，该法条第2款还创造性地规定了非遗传承人的“退出”制度，即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或确实无法履行规定义务时，文化主管部门可取消其资格，重新认定其他人作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此法条改变了原来非遗传承人“终身制”的规定，标志着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重心由“申请阶段”转入到“管理阶段”，是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体现出政府对非遗传承人的管理制度正日趋成熟。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社会保障制度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6-0004-01
1.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是指人类过去的生活中产生、使用，经过历史汰洗留存到现在并且应该被传诸未来的一种共同财产。非物质遗产系指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或文学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传统和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以人为载体的知识技能的传承。所谓非物质性，并不是与物质绝缘，而是指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包头剪纸、九原区梅日更召信俗、固阳县莜面饮食制作技艺、东河区面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和九原区的哈布图哈撒儿祭祀、土默特右旗的坐腔、二人台牌子曲、二人台、民间吹打乐、五哥放羊传说、计氏羊皮画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包头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而包头大多活态传承人都年事渐高，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许多优秀的传统技艺、艺术也会随着他们的离世而失传。
因此，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对于解决包头非物质文化传承危机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研究也将丰富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助推内蒙古乃至全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的发展。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世界范围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制度上，日本、韩国等走在了前列。日本最早提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也比较超前。1950年了《文化财保护法》，并不断完善。日本将传承人认定区分成个人认定、团体认定和综合认定。目前国际上对传承人的认定采此法的较多。韩国1962年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政府大力宣扬韩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公众参与热情也很高。在1993年举行的第142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事会上提出"普及无形文化遗产制度"的提按，并被采纳。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取得较大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分工设置比较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完备的认定制度。意大利整体化保护方式，趋向于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完整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文化生态环境等等打包一体化保护。这种保护形式其实有利于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系统且全面的保护。法国没有明文规定对传承人的保护，但在整体上有许多间接保护行为，实际上形成了对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如对合理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个人免相关税收，给与津贴或奖励等等手段倡导民众保护传统文化。
21世纪初，我国开始关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研究可具体分为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研究。其中普遍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关键的保护措施是健全传承人制度。李晓秋和齐爱民《商业开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化"与"反异化"----以韩国"人类活的珍宝制度"设计为视角》（2007）认为韩国的"人类活的珍宝制度"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许多学者就日本各时期《文化财保护法》传承人认定制度进行详细的介绍，进而展开学术分析，探讨我国如何借鉴日本经验展开非遗保护。如刘晓峰的《谁是"人间国宝"？--日本"重要无形文化财"的传承人认定制度》（2009）。我国目前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的法律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立法保护，但在各省各部的许多地方立法或者政策立法上有不少尝试。我国传承人的认定体系是是官方与民间两个认定体系交叉并存，没能形成统一标准化体系。认定制度较简单，就是书面材料加逐级上报。
关于包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制度的研究几乎为空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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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义华，闫丽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问题与对策--以湖北长阳对传承人的保护为个案[J].三峡文化研究，2008，（8）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3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传承人
湖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孕育产生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法律的途径和方式对对传统的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使得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并提高工作效率，对非物质文化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这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及我国政府、学术界长期努力的方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议题，对其开展专门的研究，也是一项具有前沿意义的理论课题。
一、传承与文化的概念及其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包括民族艺术表演、手工艺制作技艺、传统的民俗活动等等。按照不同的内容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口头表演类、传统艺术表演、社会实践类、节庆仪式类、手工艺技能类别。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情感和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当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尽管起步较晚，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逐步清晰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保护中的意义。与其他文化保护相区别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传承。一定意义上，文化与传承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概念。在互联网的检索系统中，文化传承的概念多达几百万条。可见，传承是文化延续的最基本特征。当然，传承也不仅仅是文化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其独特的方式。口头传承、技艺学习、跟班学艺等方式都是非遗文化传递的最重要的途径。当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认识，并不只是在民间的口头上的口口相传，更应该从国家非遗文化保护的视角，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遗文化的认识。当然，我们也需要将传承人和口头传承、工艺技能代代相传、跟师学艺作为一个重要的起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传承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核心作用
我们知道，联合国科教组织曾经提到过一个概念，即“口头和非物质”（the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从这个概念中，我们可以理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口头传承有及其密切的关系。尽管非遗文化的传承是有着多种途径，但是一定意义上，传承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至关重要的内容。
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创造的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文化是可以不断创新的，但是文化的遗产如果不被保护好就会消失。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如果不保存好，在消失后都不可能再生。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保护工作的关键在于人。但是，两者保护的方式还是存在着显著差异的。主要是保护的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尽一致的。物质文化的保护主要是一种组织管理工作，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涉及到内容的衔接和传递。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却完全由传承人来决定。也就是说，如果传承人消失的话，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会随之消失了。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传承人在保护遗产重点作用。这也要求我们对传承人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当然，传承人之所以成为“传承人”，也有着独特的形成过程。传承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应的民间文化穿有着深厚感情的“人”，只有具有深厚的感情，才可能以极大的求知欲望，精湛的掌握这种遗产中的工艺、技能、技术。同样，传承人在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夯实传承人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机制
非遗文化的保护意义十分重大，是有利于子孙后代的战略性文化工作。因此湖南省应该秉承“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保护好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传承人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政府要积极作为，发挥主导作用，引导社会广泛参与协调非遗文化保护的事宜。要按照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进行细致深入的规划。湖南省各级地方政府应该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政府行使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监督与引导，担负起非遗文化保护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非遗文化保护责任的机制及相应的追究机制。政府文化部门应该密切配合政府，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加强管理，要加强对非遗文化的调查研究，及时将非遗文化相关事项向政府进行汇报，及时研究解决非遗文化保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商讨应对之策。
二是要积极构建非遗文化保护的法律机制。法律是非遗文化保护的最基本的依据。法律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最具权威性。因此，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工作首先需要积极构建并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当然，制定完善非遗文化的法律法规，除了法律和文化相关专业人士和工作人员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扎实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外，还需要其能够深入到非物质文化所在地深入调查，不断总结非遗文化保护的经验，广泛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和建议，集合各方力量草拟相关法规，并不断进行修改优化，使方案机制切实可行。
三是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非遗文化传承机制。要对列入非物质文化名录的遗产，湖南省政府要进行及时命名，同时要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进行资助、表彰、或者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特别要引导鼓励遗产的传承人要进行相应的传习活动。要通过一定的形势，引导传承人对非遗文化开展社会教育，甚至学校教育，不断拓展非遗文化的传承。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家命名办法》、《民间艺术之乡命名办法》等规章制度，使民间艺术申报非遗文化的工作及时有效的开展。
四是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合力，相关各方要工作做好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当前，湖南省非遗文化保护各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同时，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投入的人力、无力、财力、资源也十分有限。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要从给地非遗文化保护的实际出发，加强对非遗文化资源整合与共享。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各级地方政府及文化部门、群体艺术部门、图书馆、科研部门和地方高校等单位，为非遗文化保护加强联系，发挥特此，共同为非遗文化的保护奉献力量。在这个工作中，特别要加强文化行政部门与其他相关们的信息交换，即要更加重视非遗文化保护部门与其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和信息传递工作，要畅通各个部门的信息沟通渠道，进一步完善非遗文化保护的共享机制。
五是要加大非遗文化保护的经费投入。非遗文化保护工作是一项公益事业的工作。非遗文化如果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其自身很难产生经济效益。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待文化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非遗文化保护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实际上也有着难得的机遇。因此，湖南省政府要加大对非遗文化的资金投入，且要扎扎实实落实好经费。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诸如《民族、民间艺术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每年安排专项对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进行财政滚动投入。各级地方政府，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金对所属非遗文化进行保护。同时，政府还要吸纳社会资金参与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并形成良好的投入机制。
六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机制。非遗文化的保护工作要责任到人，就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各种考核机制。这些机制既包括奖励现金、鞭策后进的奖励机制，也要包括保护不当、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处罚机制，这样才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扎扎实实并取得实效。比如，在考核过程中，要重点考核各级政府部门是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作同等列入的十三五规划的重要议事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是否有计划、有目标、总结，是否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的考核标准，是否每年的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考核会议。要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考核机制，促进各级政府和部门在非遗文化保护工作发挥主导作用，并形成全社会支持保护非遗产文化的良好氛围。
四、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
鉴于传承人在非遗文化保护中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认为，湖南省对非遗文化的保护还大有可为。综合考虑到湖南省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从传承人的社会保障角度而言，湖南省政府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首先，要确定传承人法律上的社会地位，提高传承人的认可度。传承人作为保护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对象，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地位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湖南省应该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高度，来看待传承人的社会地位及其为国家文化保护作出的重大贡献，同时要对传承人给予相应的经济社会保障。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9-0137-03
[作者简介]史玲（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活态性和传承性，由于其保护和传承靠的是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相继实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资助措施、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及“退出机制”等作了相关规定。但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环境仍很艰难，通过法律保护传承人，不仅可以调动传承人传承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一、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况
从2001年开始，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重要议程。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明确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并规定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也于2015年2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文化部已命名和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数共1986人。截至2013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认定和命名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7713多人。在文化部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辽宁省共有部级代表性传承人38人，其中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分别是27人和11人，男性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女性。目前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刘振义（辽宁鼓乐）101岁，年龄最小的周丹（沈阳评剧）也已经45岁了，年龄跨度达56岁，38人当中年龄超过60岁的有26人，占总数的68%。由此可见，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状况不容乐观，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承人保护立法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就在于传承人的培养。《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虽然对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定和退出机制、约束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仍然需要细化，如缺乏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培养机制，缺乏对传承人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缺乏对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进行考核奖惩措施，没有实现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化管理。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以完善传承人培养和保护机制，从而调动传承人的传承积极性。
（二）传承人老龄化严重，断层趋势明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通过传承人的传承而得以发展。可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消失。在辽宁省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高龄者占很大比重。然而，正是传承人的存在和发展，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精良技艺的继承和创新，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而目前大部分掌握各种技艺的人年事已高，如海城喇叭戏传承人、辽宁省铁岭市朝鲜族农乐舞等，传承人后继乏人、断层现象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难题，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难以传承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变迁等外部客观因素。另外，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非遗传承工作，或者因为传承人的“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保守意识的影响，年轻人也难以找到师傅，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复杂，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而且掌握技能后还可能面临收入低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单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会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此，积极保护现有传承人和培养后备传承人已刻不容缓。
（三）扶持传承人资金投入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任重而道远，最主要的是需要资金支持。2005年以来，辽宁省财政逐年投入大量资金，各市县也投入相应资金支持传承人培养。文化部对部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人1万元，辽宁省文化厅给予省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每年每人3000元的补助经费，这些只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极小的一部分，仍无法保障传承人的基本生活，导致其进行传承活动的积极性较低。虽然《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明确规定了省、市、县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但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生活贫困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大而支持资金又有限的情况，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仍难以为继，甚至许多抢救性保护工作都无法开展。
（四）传承人培养途径单一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和活态性等特征，传承人的培养主要通过家庭传承、口传心授的方式，培养途径较为单一。现阶段，辽宁省虽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乡镇、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但仍未形成常态。目前虽已建立一些传承基地和传习所，但是数量较少且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辽宁省虽然已有38人被文化部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文化厅命名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01人，但是缺少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监督管理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动态管理，缺少相应的规范管理办法。目前，很多省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河北省还推出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年审制度，每年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进行评估，实行动态管理。辽宁省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的立法和实施的经验，制定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暂行办法，从而实现传承人保护规范化。在内容上，为了保证传承人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艺更好地传承，应细化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条件及相关条件的认定制度，并且严格退出机制的执行力度，对于满足退出条件的代表性传承人经过相应评审考核后及时执行退出程序。
（二）加大政府经费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首先，加大经费投入。建议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标准从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到3―5万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标准应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其次，在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对经费使用进行管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规定省、市、县政府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虽然加大了省、市、县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扶持力度，但是缺乏可操作性，未制定经费投入的相应标准和长效的投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因此，建议制定行之有效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应涉及如下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经费、传承人补助经费、传承基地补助经费、组织管理经费、宣传经费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进行细化，明确标准，并对各项经费的使用范围、预算、申报、审批及管理考核、使用和监督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第三，按照“社会参与”原则，多元化开拓资金渠道。允许和鼓励社会资金注入，逐步形成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对于企业及社会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的捐赠和赞助，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声望
提高传承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提供更广阔的传承空间和更有利的传承条件。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使之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中能够代表所有的传承人发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积极建言献策。授予传承人名誉称号，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作出一定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突出贡献奖”“大师”“民间艺术家”等荣誉称号，还可以通过博物馆购买、收藏、展示当代民间大师的工艺精品等方式，使传承人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肯定，增强其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创新培养途径，壮大传承人队伍
当前，培养传承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瓶颈。辽宁省应借鉴国外和其他省市的经验，创新传承人培养途径，探索具有特色的传承手段和方式。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制定传承人个人带徒传艺制度，使传承人的培养制度化、规范化，主要内容包括：传承人带徒传艺获补贴的标准、传承人带徒的职责、考核和奖励的标准等。另一方面，建立传承体系，搭建传承人培养平台。传习所、传承基地是培养传承人的重要路径，应加大力度提高传习所和传承基地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如海南省将黎锦技艺在技校进行专业教育，培养黎锦技艺专职人才；北京市将京剧作为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济南市将山东快书、鼓子秧歌、泥塑等引进了中小学校。通过学校教育，使传承人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向结合，可提高传承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政府还应支持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或培训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免费提供场所，鼓励传承人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班人。同时，为了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对接受传承者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
（五）为传承人提供社会保障
除了对传承人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还应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首先，应提高传承人医疗保障标准，建议给予60岁以上的传承人等同于机关退休干部的医疗待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专心致志搞传承。主管部门还应该安排他们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使传承人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控制和降低因为生命健康问题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的风险。其次，对生活困难的传承人，应享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解决其后顾之忧，使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传承工作。
（六）加强传承人档案和数据库建设
由于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重视不够，因此建立传承人档案将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工作。建议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由档案部门通过对传承人的调查、走访、登记等各种可行的办法，为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传承人档案应将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载体有机结合，尽快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库和数据库。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5
关键词：非遗传承；职业教育；非遗教育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第18号《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七条第三款中指出：“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中得到继承和发扬。”2013年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研究和管理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借力于学校教育的一大组成部分的职业教育，此举是教育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切实可行的措施之一。
一、非遗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
1.非遗是中华文化的富贵财富，时代要求职业教育更有文化内涵，内容更加多样化，而引入非遗的内容，无疑迎合了这一需求。一旦与非遗结合，职业教育将成为非遗人才培养和文化传承，解决非遗问题的有力途径之一。
2.作为地方性院校的职业教育，从地方学术和教育的功能性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前沿阵地。一方面，职业院校担负着培养技术实用型人才的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任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之一是其典型的地域性，作为地方类职业教育，本应牢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地域文化发展，文化育人、进而传承和开拓创新。与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结合之后，职业教育将更具亲和力，在教育和人才资源上拥有优势，可以为非遗传承提供良好的平台，并有利于相关的科研创新的发展。
二、职业教育与非遗相结合的意义
1.非遗教育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极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体现出了爱国主义情怀、创新精神、审美意识、意志品质等教育价值。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文历史的根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培养一大批非遗研究的专业人才。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不仅有利于增强广大师生员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也具有重要意义。
2.职业教育有力推动非遗保护。职业教育增加了非遗保护的传播途径，依靠职业教育培育传承人，为非遗储备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才断层问题日益严重，作为一大教育群体的职业教育一直是丰富非遗传承人的受众群体的最佳方式之一。在职业教育院校内做好相应的人才储备工作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顺利传承。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加强了非遗项目理论建设。
三、非遗进入职业院校的问题：教育基础相对薄弱
1.在校学生对非遗了解不深，尚未形成很深厚的校园基础。根据一些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大师的介绍，目前一些“年轻大学生不愿意学习传承项目，成长速度又太慢，非遗代表人们只能干着急。”人才短缺、对年轻大学生的吸引力不足，如今已经成了制约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一大短板。另外，校园文化建设缺乏特色，缺乏与地方文化的充分融合。院校开展具有“非遗”色彩的校园文化活动更是少见。
2.目前，职业院校开始开设非遗教育类的课程，但是数量有限，且师资力量相对比较薄弱。从事非遗教育与研究的师资队伍也严重匮乏，非遗教育课程教材体系的匮乏等问题也比较突出。非遗保护工程的迫切需要和社会对非遗专业人才的实际需求日益增长与“非遗”人才培养缺少系统性和理论形成了矛盾。
3.教育领域与非遗的学科发展与课程建设尚未进入实质阶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我国还没有创办部级的文化遗产管理学院，教育部也没有较高级别的文化遗产学科设制，基本是以相近专业替代式发展文化遗产专业学科的。对于文化遗产实践的需求，教育领域的学科开拓严重滞后。同时，专业研究缺乏社会学视野，具有针对性与实践意义的个案研究成果较少，大量科研项目资金的投入，得到的是文本式的空泛理论，而现实的文化遗产问题并没有得到建设性的研究或解决。
四、非遗传承与职业教育结合途径的探索
要推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调整专业设置，加强专业建设，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式，实施对口培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研究和管理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1.结合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建设开展“非遗”教育。首先，结合学校的教学实际与人才培养特色，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及选修课，培养新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其次，教育主管部门也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高职院校专业、课程设置上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倾斜。除此以外，还可以请非遗方面的专家、代表性传承人以及相关研究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进一步增强学生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积极性，深刻体悟当地“非遗”文化精神。
2.发挥第二课堂作用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各种主题活动。由于职业教育学时较短，课时比较紧张，可以发挥第二课堂的作用，积极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各种主题活动。树立高职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艺术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3.加强“非遗”教育师资建设与传承人培养。职业院校应制定“非遗”教育师资队伍培养方案，邀请相关专家以及民间文艺工作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艺术类课程师资队伍的培养，有计划地对相关教师进行培训，定期举行相关“非遗”教育实践活动和教学研讨等，培养一批集保护、科研和传承为一体的专业教师队伍。
4.在现实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往往依靠师徒授受的传、帮、带教习模式，因此，还应将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传承人聘为学校的名誉教授，承担部分实践内容的教学或专题讲座，民间艺人大师与学校教师共同授课，进行示范教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教学实践密切结合，使教学和传承融为一体。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在学校开设“非遗”工作室，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实训中心，并挑选一些有潜质的学生收为徒弟，成为后辈的传承人。与此同时，还可以发挥高职院校学科专业交叉、专业人才聚集的优势，推进“非遗”教育人才队伍的建设。
非遗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大多数非遗项目面临着传承危机。如何更有效率、更科学地传承非遗，与职业教育相结合显然是一个值得尝试和关注的途径。基于时代的要求，职业教育将面临巨大挑战，使得其更有文化内涵，内容更加多样化。那么在职业教育中引入非遗传承，无疑迎合了这一需求。在各大职业院校中开展“非遗”教育，对我国非遗保护和发展职业教育都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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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Z].北京：国务院办公厅，2005.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4]乔晓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教育[J].集美大学学报，2007（2）：30-32.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6
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确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唯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工具、实物、手工艺和文化场所。从类别看，主要包括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5大类保护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际性概念，其内涵基本等同于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
当今时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众在特定时空环境中有关自身发展，及其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系列实践活动的结果，展现了民众卓越的智慧和超凡的创造力，表现了多样化的生活、生产方式，也为人类文明基因库提供了优秀的种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担负着双重使命，既关乎具体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民众身份的认同，也担负着国民文化身份的确认和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专家学者发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实命运令人堪忧的慨叹与呼吁。
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分析
辽宁省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集聚的重要地区，拥有数量众多、种类齐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及民俗等项目，其中包括谭振山民间故事等级别较高的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锦州义县社火等42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发展的见证，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现着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也构成一个民族、社会、国家的根和源。
然而，当今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变革之中，“全球化”、“现代化”作为一种促进社会开放、转型的外部力量，加大了区域间经济、文化、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其中非西方世界的传统社会一经卷入“全球化”、“现代化”进程，其社会的变迁、文化的整合就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目前，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处于这样一个快速变迁的进程中，文化遗产流失非常严重，其速度之快、内容之多超越了人的想象。
当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传承团体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于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其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使用和传承文化的人。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通过保护传承人和传承活动方式，才能有效。辽宁的现状却令人堪忧。“谭振山民间故事”人选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国务院公布的518个项目中唯一的“个人品牌”。谭振山是全国讲故事数量最多的人，真正的“国宝”。然而，现已82岁的他从未收过徒弟，数量如此巨大的民间故事由谁来传承，这关系到中国民间故事的发展传承。医巫闾山、满族剪纸、抚顺地秧歌、凌源皮影、辽西木偶戏以及阜新玛瑙雕等的传承存在同样的问题，随着老艺人的相继离去，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正濒临消亡，亟需保护。
此外，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令法规也十分欠缺，制约了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很多项目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进行的自主创造，有自己的特色，应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立法保护。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传承人的法律意识淡漠，传承人在社会民众中的法定地位欠缺，开展活动的专项资金以及传承人的培养经费匮乏，遗产被肆意使用，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等。法律上的瓶颈不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将难以为继。
三、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机制构想
(一)活态原则，强化对传承人及传承团体的保护
传承人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组织成员。对其保护主要针对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2006年11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公布了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辽宁省政府也应定期组织传承人的申报选拔评定活动，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传承人的法定地位，明确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被认定为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者在社会上应享有至高的荣誉与社会地位，受到认可与尊敬。在经济上，政府及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对传承人尤其是年事已高的老艺人提供生活保障，拨付专款鼓励他们不断提高技艺以及对传承者的培养，建立有效的传承机制。对传承人所属团体也应给与资金支持，鼓励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研究，将活态的遗产以活态的方式传承下去。
(二)立法先行，提升社会民众的法律保护意识
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保护工作一直都很重视。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于2003年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辽宁省应结合国家法规，立足实际，极早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法规制定工作，实现遗产保护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遗产保护内容主要涉及到继承人的保护、文化遗产本身的保护和相关的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等几个方面，同时应该确立保护为主，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应注意提升传承人的法律传承意识，强化社会大众的保护及传播意识，规避开发利用过程中的不良行为，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法律地位。
(三)政府主导，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环境
政府的有效管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文化部、财政部于2004年4月下发的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通知中明令指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辽宁省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原则，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资金投入，制定科学可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采用政府组织、各部门分工协作的方式展开遗产的摸底普查工作，对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和整理，结合遗产现状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方案，而且要遵循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下，使遗产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协调起来，形成政府规划、民众保护、企业开发、永续发展的良性发展模式。
(四)旅游利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民间性等特点决定了对它的保护不能仅仅是摄影录音、资料整理、建立名录体系等静态方式，而应采用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与模式，即引入旅游市场机制。旅游动机的形成来源于人们对于异地或异质文化的憧憬与渴求，人们希望到非常态的文化情境中实现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参与、感悟及体验。而且，旅游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人们获得文化认知，实现文化权利的重要手段。旅游的这种文化属性使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提供了机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动力，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提供了场所，因此成为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现实选择模式。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体验性强，休闲功能完备，地域特色鲜明。适应体验经济时代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特点，开发休闲功能突出、高参与性的旅游产品，使游客在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自觉成为遗产的宣传者和保护者，从而实现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单一保护向整体保护，静态保护向动态保护的转变。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7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与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记忆保护有关，还与我们延续至今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结合《公约》，对《非遗法》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评，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所助益。
一、法律性质与立法目的
《非遗法》首次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的角色和职责，为政府、社会和遗产持有者积极、稳妥、科学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其根本目的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实践中的保护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根据《非遗法》第七条规定，政府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二、《公约》概念的本土化
《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
由于《公约》所界定的非遗概念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而且面对各成员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公约》在成员国的适用势必有一个本土化过程。我国《非遗法》对非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就是结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境进行的本土化界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①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②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③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④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⑤传统体育和游艺；⑥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定义的内涵更概括，外延结合我国国情更为具体明确。
三、非遗的分类保护
《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保护”使用英文“Safeguarding”而非"protection”，并将其界定为“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preservation)、保护(proteef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表明，“Safeguarding”实质上是指包括上述九项内容的一套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的卫护工作，其目的在于确保非遗生命力。其中"protee，tion”，仅是整个非遗护卫工作的一项内容或一个环节。
为充分利用非遗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影响，适应我国非遗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对非遗采取了分类保护的措施。根据《非遗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对所有的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护；对其他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可见，我国对不同非遗分类采取保存或保护措施。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将“保护”进行了狭义界定，即“传承、传播”等行为。
四、三大制度的建立
三大制度，即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传播制度，是根据我国非遗保护实践而建立的。调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现存的非遗种类、数量、分布、留存传承、生存环境等，以便有效保存和保护。早在2005年文化部就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此外，调查中也发现我国大量文化资源流往国外，不少境外人士常深入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收购民族服饰、工艺品甚至火镰等生活用具。流往国外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实物，有的外国人收录歌曲、舞蹈等民间艺术，制成光盘出版，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此，我国在立法中对境外组织或个人来华的调查进行了规范，要求境外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调查非遗，要报批并提交有关调查报告及资料复印件。
《公约》要求成员国应拟定国家一级的非遗清单，而我国非遗数量庞大，保护必须有所取舍。为此，《非遗法》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旨在对进入名录的项目实施重点保护，以科学利用我国有限的行政、财力资源，推动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抢救、传承和传播。为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根据《非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该规定表明进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根据官方解释，前者要求该项目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符合时展方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先进文化，而不是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文化现象。后者要求该项目对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方面的研究、创作、欣赏等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确有保护的必要。二者作为非遗项目列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两个要件中
都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如第一个要件中对优秀和落后的价值判断，第二个要件中对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有所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判断非遗的价值时，采取何种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何种价值观又最终取决于以何种历史观作指导。根据《非遗法》第十九条，推荐列人部级非遗项目应提交以下材料：(一)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二)传承情况介绍，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三)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四)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的区别在于其是一种“活态”文化，非遗保护是为了确保其生命力。为此，《非遗法》建立了传承、传播制度，旨在通过对列入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进行传承和传播，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非遗“保护”应更多体现在对那些作为传承载体的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只有通过自然人的传承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因此，《非遗法》规定了传承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根据《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认定程序上则参照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2007年至今，文化部先后认定并命名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传统医药界共有29人人选，其中最高年龄91岁，最低年龄45岁，平均年龄约为70岁。这种高龄化现象在非遗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这足以说明保护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紧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对今天依然掌握、表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自然人进行有效保护，惟有传承人的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延续和保持其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五、生产性保护
我国学界率先提出了“生产性方式保护”并在我国政府的非遗保护中予以认可与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它由最初的传统技艺类延伸适用到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由一般的学理概念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理念，并在《非遗法》中得到认可。《非遗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流传下来，是因为其融入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并不断得到了改进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只有通过生产性方式保护，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和传习条件，促进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持久的、有深厚基础的保护与传承。因此，生产性保护是当今传承发展非遗的重要方式。
实践中，开发利用非遗项目的多为老字号，为此，2007年商务部和文化部联合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45号)，要求从发展民族商业、弘扬民族品牌、振兴民族经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战略着眼，提高对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针对老字号对传承人和传统技艺保护重视不够，珍贵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得不到有效传承等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国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通知要求对掌握主要传统手工技艺的老字号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资助代表性传承人授徒传艺，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传习活动场所，以及开展展示、研讨和宣传活动的条件。对于老字号所蕴含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根据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分别纳入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切实加以保护。这其中必然会涉及有关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此外，对于部级名录的生产性保护，可能涉及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其保护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如实践中，有些传统工艺产品涉及的商业秘密、商标保护即可以适用现有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就商标保护而言，商标保护的对象是基于非遗制造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非遗本身。
六、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存在分歧意见，但鉴于实践中出现的如赫哲族民族乡政府诉歌曲《乌苏里船歌》创作者郭颂，中央电视台，安顺市文化局诉《千里走单骑》剧组等案例，《非遗法》对此作出了衔接性规定。《非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基于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尚无定论，而且本法目的只是对非遗提供行政保护，因而不宜对知识产权这种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该条规定实际上只是针对使用非遗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个规定，并不涉及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部级非遗项目“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本身的商标权难以成立，但使用这种技艺生产出来的布鞋产品则可以申请商标注册获得保护。又如，生产中药产品过程中的中药炮制技艺可以通过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由此可见，前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常会涉及非遗使用而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在非遗保护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8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及传承要素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指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的条件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它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在该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经过历史积淀世代相传的，并且在实践中值得继续延续的富有创新性的产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就是保护人类的创造力，寻求人类与环境、与自然界的联系，让人类不断加深对自身的认识，激发人类的创造活力。同时，定义还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它对文化的认定作用，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特定环境下的文化的联系带有标志性，保护它，就是保护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此定义下，人们逐渐把关注的目光从传统的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转向曾被人们忽略、没有引起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群体特性的生活、生产方式，是特定群体、团队甚至是民族的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以技艺、形象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的形式而得以延续传承。所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的过程来说，“人”就显得非常重要。老艺人雕刻出了精美的工艺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但是，那位老艺人身怀绝技的技艺，包括口传心授的传承、对作品的艺术构思和操作的手法技巧、行业规矩、禁忌等，都是人们无法看到、难以触摸到的无形的非物质遗产。
二、博物馆的性质决定了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负有重要的职责
国际博物馆协会对博物馆的定义是：“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该定义也表明了博物馆的性质和任务，它对人类遗产的保护、研究、传播、展示都担负着特殊的使命。由此也决定了博物馆在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所负的重要职责。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一些传统文化，是通过口传心授来传承的，例如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等民间传统文化形式。还有一些事通过手传心授来传承的，例如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杂技与竞技等民间手工技艺，则是通过手传心授来传承的。物质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而通过物质文化的形式来体现手工制作技艺，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并在以某种形式悄悄地替代传统文化。经济持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逐渐消失的危险，如现代印刷、传统印染、机器绣花等，使古老的雕版印刷、蜡染花布、刺绣等传统技艺在生产生活中逐渐淘汰，从人们的视线中逐渐消失。随着工业化、数字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任务显得更加艰巨。而博物馆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其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负有重要的职责。博物馆是通过收藏、保护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来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的。同时，对博物馆来讲，仅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载体的文物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将这些口传心授、手传心授的技艺，通过人来演示出来，这才是最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的东西。
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多的在于保护民间传统艺术能够活态地传承下去的生存能力，博物馆的作用在于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保护力度。让更多优秀的传统艺术走进博物馆，向社会展示，提高优秀民族文化的社会地位，可以利用博物馆的专业优势，通过举办展览、办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去宣扬传统民族文化的艺术魅力。要充分利用博物馆在保护文化遗产中的传播、教育功能，展示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社会价值，同时向公众进行遗产知识教育。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以激发掌握这种文化的民间艺人的自豪感和使命感，继续培养传承、创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意识，引起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增强全民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走进博物馆展示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很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构建了一个大舞台，也为传承人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大平台。以传承人为核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示，向观众传播了最真实、最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和现今的生存状态。
去年6月，在“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京味儿――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北京开幕。“京味儿――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是自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以来，在北京举办的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技艺最精湛、作品最丰富的传统文化类展览展示活动。展览分雕錾塑作、扎绘织绣、琴棋书画、传统医药和表演竞技五个单元，展出43个部级项目、37个北京市级项目，古琴艺术、中国书法、中医针灸、中国篆刻和中国皮影5个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不仅有众多琳琅满目的非遗产品和观众见面，还采用120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技艺演示及实物、图文、视频结合的方式，生动地呈现老北京的生活之美和文化魅力，所展出内容代表了北京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医药等领域的最高水平，从不同层面展现了古都文化神韵和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独特魅力。
展厅里，观众川流不息。他们在笔墨纸砚前挥毫，在围棋、象棋桌旁对弈，在古琴展示区内欣赏自己弹奏的“天籁之音”……兴致勃勃地参加体验项目。观众们说，这个展览真是让人快乐又有收获，希望能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展览。从媒体报道中也看到了社会公众对这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评价很高。使我们看到了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物馆的作用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以这次大展上亮相较多的传统技艺类作品为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在保护这项技艺存在的文化环境和它承载的文化信息。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除了欣赏精美绝伦的作品，更要关注那些无形的信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集中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传播，营造浓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达到广泛深入开展保护、传承、利用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9
关键词：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新思考
检索：.cn
abstract：theuniquenessofChinesefolkculturehasdecidedittoChines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pavedthewayfordevelopmentoffar-reaching，andfolkculturealsoneedstointroduce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thisnewcultureprotectionconcept，innovativeresearchapproachtoexpandtheprotectionoffolkculture，improvethefunctionandsignificanceofculturestudyoffolkcustom，continuetostudythefolkcultureofth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basedonthisresearch，thetwoculturalindustriesanddevelopmenthaveagreatrole.
Keywords：FolkCultur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newthinking
internet：.cn
当今社会是经济、文化的兼并与包容时期，特别是独特的地域文化很容易因外来文化的强势侵袭而对本地区的传统文化和固有生活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会严重威胁到文化的多元性和多样性，特别是对于地域文化的削弱，更有可能因弱化过大而被历史所淘汰。这是相关研究者不愿看到的，在现今一体化的实际格局和全球文化多元化的意义重大的局面下，加强二者的互通，对保护我们独特的文化，将产生极深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传统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互通分析，二者就像孪生兄弟，代表着中国的古老文化，若想真正的研究和保护它们，就必须结合发展，分开研究，民俗文化孕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得到了社会与国际的认可和了解。如，杨柳青年画的是民俗文化中对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景，天津的黄会、天津的妈祖信仰也是因为民俗中对神明的崇拜和对信仰的推崇而发展壮大，甚至成为天津的名片，独特的地方文化特色。民俗就像树根，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树的枝叶，没有根持续不断的营养供给，枝叶是不可能发展的这么迅速，所以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一、中国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异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总结出的文化用词，以前的研究者一直将中国的一切古老而传统的研究内容称之为民俗文化，因为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太过复杂，外在表现形式又很相似所以相当一部分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文化混为一谈。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者认为所研究内容已经包括了民俗文化所以新的领域可以代替超越旧的方向，新的研究方向更加的鲜明生动，贴近现代人的生活环境与思维习惯，所以民俗文化的研究意义不大。而一直致力于对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的专家们则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不过是托生于民俗文化，而且与之相对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包括在民俗文化之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过是将一些民俗文化重新命名，重新归类，所做的研究工作都是重复民俗文化的研究，一切从五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文化都属于民俗文化的研究氛围，无出其右者，而且比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于民众的艺术性研究，博物馆式保护，民俗文化代表的最广大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文化表现形式，它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的丰富多彩，更加自由，发展与传承以民众为主。民俗文化的主人从来不仅仅是传承人和专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来源于生活，润泽于生活，完善于生活，民俗文化的研究者只是把它们提取和归纳起来，只是让大家不要忘记中国曾经的文化存在形式，它的目的是将其归还给普通大众，让曾经的辉煌与精彩再次绽放光芒。民俗不是固态的，而是一种活态的生活文化现象，它以广大人民为载体进行活态传承，民俗是我们本民族的文化根源，代表传统文化的本态，它就像空气，一直弥漫在人民周围，为民众提供生活的规范，是民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任何人，只要是生活在人群中，就脱离不开民俗的影响。民俗依托于劳动生活，如天津的黄会、天津的妈祖文化信仰、天津的茶楼文化等，现代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极快，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冲击，我国传统社会文化发生了很大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思想内容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已经存在千年的民俗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慢慢开始衰败，民俗文化的存在状态每况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将有形的文化遗留与无形的文化传承区别开来，国际统一运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词语，顾名思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一定是以技艺、环境、表演形式等存在的，它的特色是一切的保护都以传承为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人的保护，现在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已经在慢慢从博物馆式的保护为主体，转变成以传承为目的的保护主体。越来越多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开始走下神坛，它们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人才学习与传承，很多旧的手工艺人，改变旧有思想，利用互联网，利用现代的表现形式将本来已经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重新焕发了青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是创新，活态的传承，它的一切存在形式都是非固态、非实物，内容以传承人的存在与发展为一切研究的基础，如果对传承人的保护与研究不到位，就意味着一切的研究都是妄谈，只有将传承人的保护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才有意义与作用。现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主要是保证生活的基础上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传承人得到普通大众的认可，他们的技艺得到民众的尊重与了解，并且也让古老的技艺融入现代的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包罗万象，其中的民俗文化项是中国的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存在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普遍认为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就是民俗文化但这与中国的民俗文化研究者对于中国民俗的注解有极大的分歧，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相存在意义是求同存异，它们的差异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所研究内容的确定性与理性的研究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注重对历史的展现、对文化的再解读、科学的研究。而民俗文化的研究内容更加繁杂，它的特点是事无巨细、包罗万象、既有新的文化传承也有其封建守旧的一面，民俗文化的研究特性注定了它的复杂与变化，两者的不同还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内容既有大众也有传承人；而民俗文化的传承全部来自于普通的劳动人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是非物质性，而民俗文化的内容则包括物质与非物质。相同点是二者都是以人为本的保护原则、传统活态程式化的特殊发展原则，而且都面临着失去既定生存环境的危险，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及时解决。
二、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互研究分析
近年来普通大众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也慢慢对精神生活有了一定的要求，其中最能给大众带来文明认同感的传统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开始为人们所关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得到了地方和国家的大力扶持，因为它们代表中国民族性，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更应该深入的进行交互性研究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民俗文化的意义是它将民俗文化中的精化部分提取，让传统的、古老的民俗文化开始慢慢吸引现代人的目光进而喜欢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更不能抛弃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独立存在，独特的传统文化可以最好的区分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发展与传承的特色，不会形成千城一面的情况，不同的环境必然带来不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背景，地方特色是研究的重点，研究者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一）许多民俗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仔细深入的研究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会发现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交叉点非常多，传统民俗古老而庞大，不可避免的也包括了我国古代的封建迷信内容，但其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它代表的是中国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自然的敬畏，其中不以物质形式存在的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内容。中国民俗文化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于世界之林，传统文化并不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但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伊始的存在面目的确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传承的变迁而渐渐区别于之前，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关注的同时，传统文化的研究也大众化、现代化，两者的存在都是为了将我国传统民族特性保持下去。民俗文化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国家、民族、家庭、人群、锅碗瓢盆、房前屋后、江河湖海、山川日月、文化信仰、怪力乱神，柴米油盐、生老病死，只要涉及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精神文化，都包含于民俗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必然产生于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也必定会被民俗文化所影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来自于民俗文化，具体包括观念、知识、信仰、道德、情感五方面的影响，题材、形式、内容的具体影响。
（二）民俗文化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我们热爱生活所以我们歌颂生活，我们热爱祖国所以我们歌颂祖国，我们热爱家乡所以我们歌颂家乡，这强烈的表达意愿决定了我们一定会对其进行研究，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意愿。具体解释就像是中国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存在，毫无疑问中国的民俗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先决条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代表了民俗文化在现代生活环境下的表现形式，民俗文化就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Dna，也许我们并不能清楚的描绘但它一直都在，并且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进方向，也因为民俗文化一直都在研究发展中，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不像无根的浮萍，无论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何巨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改进，我们一直都记得它本来的样子，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才具有传承伟大中华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穷则思变，变则思通，这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定律，中国一切传统文化的出路都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只有贴近时代的脉搏，吸引年轻人的目光才能让传统的文化找到新的出路，变不是抛弃旧的文化而是为了更好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的文化基因，代表中国的价值观，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关于其的研究一直着眼于保护与传承，但是在推广为目的、以实践为原则的特色文化实体表现方面做得很不够，结合民俗文化的灵活性，将之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中国的文化表现重心，意义十分重大。提升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地位与民族意义，增加媒体重视度，在电视荧屏上通过电视剧表现古琴演奏的美妙，就是完美的提升了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度，转化成具体的影响就是古琴培训班人满为患，使古琴重新走进民众的生活，旗袍制作也是中国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色彩斑斓的道具服装为其做了一个最好的宣传保护，高级服装的定义也由晚礼服向中国古典旗袍转变，比如东阿阿胶桂圆羹不知让多少人口水大流，山东东阿阿胶是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走进人们的餐桌，成为进补的首选佳品，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转化就是将居于庙堂的文化遗产走进我们的生活。
结语
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生存环境中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急需加大传承保护力度，作为同源的存在又代表中国最民间的两种文化，如何让这“旧时王谢堂前燕”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协同保护是最好也是最事半功倍的办法。分而治之不如和而同之，在保存两个学科特性的同时，利用重合部分，互通研究，深入保护，深入研究的意义十分巨大，应该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这也是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
本文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京津冀地区民间工艺美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调查与传承研究”研究部分，项目编号：12BG062
参考文献
1仲富兰.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2-50.
2[德]卡西尔著.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21-35.
3何华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传承人对非遗传承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中小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侵蚀，物质消费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急剧改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丧失了其生存传承的生态环境，正以惊人的速度损毁、消失和流失，面临濒危、失传的重大危机。”[1]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社会的真实状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这种文化遗产对于凝聚民族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真实写照，所以它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培育民族精神不可多得的优质资源。我国政府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但是，由于社会历史原因和自身的原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面临生存危机。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广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展示和普及教育活动。然而，除个别高校、艺术学校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局对此有所重视外，作为我国基础教育主体的中小学在教育教学中却鲜有涉及。特别是在中考、高考的强大压力下，学校领导极少关注这一课程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与传承在中小学几乎是空白。
二、经发中学的实践
西安经发中学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学校校本课程，在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目前已经历了如下阶段：
第一阶段：相遇相识。
2009年校长、德育主任偶遇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汉战鼓的传承人，了解到现在打这种秦汉战鼓的都是村里的老人，没有年轻人愿意学习，面临失传的危险。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责任感，双方达成共识——将秦汉战鼓开发为校本课程。
第二阶段：成立秦汉战鼓校本课程研发组。
学校聘请传承人作为校本课程的总顾问及秦汉战鼓课程教学的校外辅导员，双方签约，由学校颁发同时展开聘书。派秦汉战鼓的历史渊源研究及鼓谱整理。研发组按照鼓谱将每段击鼓所反映的精神内涵进行提炼，经综合整理形成校本教材。
第三阶段：成立秦汉战鼓学习组。
派教师向传承人学习，观摩村上秦汉战鼓表演团的演出，掌握秦汉战鼓的击鼓技巧，交流心得体会，成为秦汉战鼓教练，为向学生普及做好准备。
第四阶段：列入课程，组织学生秦汉战鼓表演团。
学校将秦汉战鼓校本课程列入高一课程，供全体高一学生修习，以此为基础，组建高一学生百人表演团，在学校大型活动中为家长、同学和老师汇报表演。
第五阶段：总结提高传播。
经过一年的学习、训练和表演，学生每人写出对秦汉战鼓的理解和对自身的影响。学生和家长普遍反映，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秦汉战鼓的学习，学生感受到秦汉战鼓的内涵蕴意，加深了对秦汉历史的理解、振奋了精神、增强了团队意识。实现了课程所设定的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继承、发展民族文化目标。同时学校秦汉战鼓队多次受邀在市区大型活动中表演，秦汉战鼓以其磅礴的气势，多变的旗阵，将秦汉精神具象地植入观众心田，赢得了多方赞叹。在此基础上，经发中学又开发了特别具有陕西地方文化特色的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腔》，陕北腰鼓、剪纸、茶道等也陆续得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通过学校的系列校本课程，真实地走进了学生的生活。
西安经发中学的校本实践，走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创新之路，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小学传承教育提供了具有实操性的样本。根据社会整体状况，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进入中小学，才能真正恢复生命力，从而得以保护、传承和发展。
三、关于中小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工作的路径思考
1、提高全民族的认识，推波助澜
党的十七大的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我国如果想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保持中华文化的竞争力，就必须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这是我党的使命所在，也是炎黄子孙的使命所在。因此，我们既要加强对我国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更要构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立体体系。这既需要法律层面的保障，也需要全社会支持；它不仅是文化部门的工作，更是教育部门的职责。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当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积极推动，大力提倡，在学校考核中，加入相关内容。例如，要求所有中小学，根据区域、民族的不同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开发3-5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校本课程，作为学校课程的必开内容。
2、政府链接传承，保驾护航
认识到位是基础，但制度的保障才是关键。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被认为是民族的共同财富，但申报认定后，往往成为个人名下的文化财富。在学校与传承人的合作中，费用是个绕不开的问题。有些传承人要求支付产权保护费、劳务费等，费用不高，学校还能应付，费用要求高，学校则无力支付，这势必造成合作的流产。因此政府部门应当出面组织协调，为学校和传承人和传承项目牵线搭桥，同时拨付专项资金予以支持。政府部门可以每年组织一批项目，由各学校选择承接，并开发为校本课程，纳入课程体系。教育行政部门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纳入学校的办学能力和办学效果中进行专项评价。同时由文化部门、宣传部门定期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汇演、表彰、推广表演等等，使之成为媒体节目以及学校艺术节的保留项目。让全国人民加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传承，提高新生代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学校实践传承，落地生根
对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认识，考验着校长对教育的理解深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助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和审美理想，激发奋斗向上的追求精神，锻造真诚和谐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创新意识，提高实践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增强可持续发展力，让学生理解‘真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含义。”[3]中学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恰是素质教育的应有之义。具体实践可通过以下步骤进行：第一步：整理呈现，开发校本教材。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为口传心领，很少有具体的文字呈现。学校应组织教师与传承人交流探讨，根据传承人的口述或表演，通过记录、文献查阅等将项目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和精神内涵呈现出来，然后根据内容开发为课程。第二步：确定修习方式，列入课表。学校可根据课程的内容，选择不同的开设方式，如固定在一个年级年年开设等。同时可根据项目内容和难易程度分为：掌握类（全部学会）、了解类（概括了解即可），确定不同的学习目标与学习方式。第三步：培养校内传承教师。课程开设后，可以请传承人现场上课、表演、辅导，加强直观感受和传承意念，但在实践中完全由传承人授课既不现实，效果也未必理想。因此请传承人担任校外辅导员、总顾问比较合适。为了课程的顺利进行，学校应先请传承人培训校内老师，之后由校内老师牵头组织授课、考核。第四步：组织学生成立表演团队。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不少是属于可表演类型项目，学校课堂课程学习以外，可组织学生表演团，在具体的实践中让我们的新生代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沃土中得到滋润、顿悟成长。
4、媒体加强宣传，花开遍地
学校传承解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推介的问题，但最终形成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还需要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弘扬。目前媒体特别是影视媒体，为博得眼球，总是把个人为名利的选秀竞争作为人生成功的代名词，极大地刺激了青少年功利心，功利主义泛滥成灾，为争取名利不惜一切代价，浮夸、造假、攀比更使这个社会人人浮躁，唯独缺失对于民族与国家的责任感。所以，期待媒体勇敢的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传递给社会大众，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开祖国大地。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校本课程，通过学校的课堂行为让更多的人特别是新生代感知、熟悉、传习，加上在学内外的交流、展示，必定会成为部分新生代的兴趣和爱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就实现了后继传人，这种培育传承机制坚持数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危机就会自然解除。所以，在教育教学中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是势所必然，也是最佳传承方式。全社会都应用积极的态度，把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平台，探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模式，形成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氛围环境。那么，民族精神得以代代相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注释】
[1]张卫民.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路向—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探究.民族艺术研究，2005.5.
[2]刘魁立.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河南社会科学，2007.1.
[3]朱丹.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必要性.神州，20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