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监管的意义篇1
关键词国有商业银行行为支付矩阵金融监管部门概率
一、引言：研究金融监管部门和国有商业银行经理行为的必要性
1998年10月，官方报道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6000亿美元，部分分析家认为日本银行机构的不良贷款达到10000亿美元，占未回收贷款的20%。
国务院总理于2003年1月24日在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系统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深化金融改革，有步骤地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强金融队伍建设，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
原中国人民银行戴相龙行长在2002年3月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宣布，2001年末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债权为贷款余额的25.37%。
截至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口径，建行不良贷款率15.36％，比年初下降3.99个百分点；中银集团不良资产率22.37％，比2001年末下降5.14个百分点；工行不良贷款率25.52％，比年初下降4.26个百分点。与其它三家国有商业银行相比，农行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尽管如此，去年农行不良贷款占比在连续两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72个百分点，三年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银行不良贷款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也较多。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把资本充足率、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列为三大支柱。
其中资本充足率=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12.5*市场风险资本要求+12.5*操作风险资本要求），《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的信用风险是指由于借款人和市场交易对手违约而导致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正确的内部操作流程、人员、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证券和商品价格发生变动导致损失的风险。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既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也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以鼓励银行开发和采用更好的风险管理技术来监测和管理它们的风险，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行业监管。市场纪律对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提出了一整套强制规定要求和建议，是对银行全面风险进行的社会监管。
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强调如何测算贷款风险，缺少对银行不良贷款生成机理的分析。
国外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在研究银行危机的文献中同时讨论，如：BrendaGonzales-Hermosillo（1999），HesnaGenay（1998），JennYCoRBett;JanetmitCHeLL;andrewwinton（2000），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Joepeek;ericS.Rosengren（1999）、《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脆弱性的文献中讨论，如：minsky,Hymanp.（1964，1982，1986，1995）等。国内研究银行不良贷款的文献一部分是专门以“银行不良贷款”为题目的，如：于为群（2001），李玲（1999），林永平、袁桂祥、蔡友才（1998），刘桃生、徐长生、方先明（1998），刘文庆（2001），毛瑞宁（2002），孟猛（2000），彭歆（2000），史建平（1997），薛峰（1997），中央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2），周银华（2000）等。另一部分是在研究金融与信贷风险时、企业的高负债时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如：余永定（2000），谢平（1992）、易纲（1996），袁钢明（2000），林毅夫（2000），樊会文（1998），杜佳（2001），韩平（2001），苏同华（1999），张陶伟（2001），陈学彬（1997），张亦春、余运九（1998）等。
上述文献对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属于委托人）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人）行为的研究不够。除了上述文献外，还有众多的文章，其特点大多与上述文献相似。所以完全有必要进一步地研究，特别是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
由于金融监管部门代表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监督检查，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属于委托关系，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取决于委托人与人间的利益冲突。
这种利益冲突可用便士博弈模型的变种（监管模型）去研究，即用扩展的监管模型进一步地研究金融监管部门与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的行为参数，他们的行为参数决定了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企业借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金融监管部门对明知将成为不良贷款的国有商业银行各分支机构的经理人员选择检查还是不检查的概率的大小。
二、建立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博弈的监管模型并且分析模型
1、假设与模型的支付矩阵
a．假设有一个企业向一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万元，信贷部的经理人员决定是否发放这一笔贷款，经调查，这个企业不具备还款的能力，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将成为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
B．这个企业向信贷部的经理人表示，如果这一笔万元的贷款到帐后将用万元作为回扣，为每一元贷款的回扣，即回扣率。
如果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合作，共同分配万元回扣。如果回扣率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的关系是万元，为金融监管部门所分配的回扣万元的倍数（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即金融监管部门可获得万元，万元来自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回扣RL万元，这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实际得回扣-=（1-）万元，C．若金融监管部门检查这一笔万元的违规贷款，则检查成本为万元，为每一元贷款的检查成本。金融监管部门可以挽回（L-）万元的违规贷款损失。并且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万元的罚款，为每一元贷款的罚款，即罚款率，罚款万元全部上缴金融监管部门。
D．当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发放贷款给这个企业，同时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得到万元的负效用，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
e.参数、、、、可以大于等于零，也可以小于零，假定。
显然从上面的假定可知，上述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不贷款；假如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检查，则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最优策略是贷款，假定满足；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检查；假如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不贷款，则金融监管部门的最优策略是不检查。
F．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各自的概率选择自己的行动，构成混合战略。假定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的混合战略为（即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以的概率选择贷款，以的概率选择不贷款）；假定金融监管部门的混合战略为（即金融监管部门以的概率选择检查，以的概率选择不检查）。
由上面的假设可以写出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见表2
表2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关于不良贷款博弈的支付矩阵。
2、关于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经理对不良贷款选择贷款与不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商业银行的信贷部的经理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的贷款概率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即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降低。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隐含的政策意义为：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反而可以增加不良贷款。
，即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意义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心理素质，降低感情因素，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比较容易理解。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能够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是建立在假设“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的基础上。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
政策意义为：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即当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是建立在假设“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的基础上，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罚款率增加，尽管增加了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损失，但是由于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与罚款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
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罚款并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下降。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一方面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要遭受罚款，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要参与回扣的分配，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下降。这一点难以从直观上理解，通过上面的数学演绎得出了这一明确结论，不过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少见。政策意义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回扣反而能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增加。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能增加不良贷款。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降低不良贷款。（这种情况的效果实际上与一样）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即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
原因在于：当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获得的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不会因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负效用，也就是负效用为零（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时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影响人际关系而获得的负效用），或者是金融监管部门对回扣全部提取，即，在以上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为了最大化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贷款的概率不变。这一点容易从直观上理解，这一种情况在实际中也常见。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增加回扣也不能增加不良贷款。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不能降低不良贷款，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银行的脆弱性不变。
（4）、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增加（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
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不能参与分配回扣，否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将会增加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稳定，增加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时）。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其原因在于金融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虽然已经开始合作（分配回扣），但是表示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当B为每一元可贷款但是未贷款的负效用为负的情况，即当金融监管部门不检查，且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选择不贷款时，不仅不会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负效用，反而对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产生正效用，即，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所以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种情况只有理论意义，实际中很少见）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降低（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意味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减少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这一结论也很难从直观的分析得出，通过前面的模型设定和商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其效用函数的演绎得出这一明确的结论。
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能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越能使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降低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改善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其意义为：当增加，则不变（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中提取的比例增加，在保证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最大化效用函数的前提下，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暗含的政策意义：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回扣，分配回扣的比例越高，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的行为是不改变对这一笔不良贷款的贷款概率，不影响商业银行的脆弱性。
3、对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与不检查不良贷款的行为做分析
根据前面的假设，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是最大化效用函数，表示为
由上面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的表达式可做如下分析：
一般我们讨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概率大于零的情况，存在两种组合。
i
此时要求保证。
ii
此时要求以保证。
i种情况是容易在理论和实践中成立，ii种情况理论上可以满足，但实践中成立出现的概率较少。
（1）、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因为假设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
政策意义：严禁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才能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因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分配的比例小于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可以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少见的，因为的意思是罚款率可能为负数，即金融监管部门不仅不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罚款，反而还奖励。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当回扣率增加时，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大于零，因为，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实际上不罚款，反而倒给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以很大的奖励，这当然使金融监管部门的收益受损，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就必然增加。
暗含的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因而可以降低不良贷款。
经济学意义是：虽然回扣率增加，但是金融监管部门不参与回扣的分配，不会增加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所以金融监管部门不会增加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积极性。政策意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部经理收取回扣增加时，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增加，因而不能降低不良贷款。
（2）、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含义是上缴国库），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尽管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罚款率的增加反而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表示金融监管部门参与回扣的分配，分配的比例，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当罚款率增加，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经济学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因为代表，
此时，金融监管部门尽管会因为罚款而增加罚款所得万元，金融监管部门会因为不检查而损失掉万元的不良贷款（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一笔万元的贷款分文不能回收）和参与回扣的分配率刚好等于回扣率的倒数的共同作用，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
政策意义：当罚款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能降低不良贷款，罚款率增加不能降低银行的脆弱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得出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用图1表示为：
图1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此不良贷款的概率与的关系
在顶点t的左方，；在顶点t的右方，。
（3）、分析
下面分别分析讨论：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降低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大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降低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罚款率与1之和小于零时，随着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越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增加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了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降低了不良贷款，改善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经济学意义：当回扣率，当金融监管部门可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可以提高，为了最大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效用函数，金融监管部门的行为将是不改变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不变，不会降低不良贷款，也不会降低银行的脆弱性，所以金融监管部门可以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后面三种情况的假设出现的概率较小，出现概率较大的情况是第一种情况，即，政策意义：当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的比率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降低金融监管部门选择检查这一笔不良贷款的概率，增加了不良贷款，增加了银行的脆弱性，所以严禁金融监管部门从回扣万元中提取比例。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2
浅谈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及企业信用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中，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信用问题是当前经济活动中十分突出的问题，也是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工商部门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主要是信用行为的监管。提高企业公平、公正的信用水平是工商部门整顿和规范企业行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和归宿点。本文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的意义、框架、作用及规范做初浅的探讨。
一、工商部门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的意义
1、建立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是入世的需要。
随着加入wto，我国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击。进一步强化法制观念，培养遵守国际规范、规则的意识，特别是建立信用体系，这是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政府入世，企业同样要入世；政府要按国际贸易规则办事，企业同样要按国际贸易规则经营。世贸组织规则中强调的市场开放、公平竞争和政策透明度原则，其核心是国家信用原则，全球的自由贸易靠的是信用，维护国家的利益靠的是作用力。要更好的规范企业信用行为，工商部门必须把握新的形势，改进监管方式，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
2、建立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是企业生存、健康发展的需要。企业的经济运行主要是靠信用来支撑，没有信用的企业最终是要倒台的。维护信用企业的合法利益，打击不讲信用的企业行为，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健康发展是工商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工商部门通过对企业信用行为监管，将不遵守国家法律和经营道德的企业从市场中清除出去，使诚信企业得到保护。
3、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体系有利于全社会营造讲诚实守信用的浓郁氛围，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工商部门推行信用监管，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来使企业经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人人恪守经营运行规则，个个按章办事，造就诚实信用、公平竞争的环境。对于推动“三个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4、建立和完善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是工商部门监管职能的重要体现。工商部门担负着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重任，市场信用是市场管理的核心。围绕着这一核心，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我们必须以创新的精神主动而不被动，自觉而不盲目的推进企业信用监管工作。
二、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框架构成
根据工商部门所担负的职能，信用监管体系框架构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市场主体准入登记、合同监管、市场行为规范、信息透明和接受社会监督。
1、市场主体准入登记中的信用管理。市场主体的登记是确立市场主体资格的法律制度，它是确保企业信用的基础。登记注册的信用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企业名称使用管理。企业名称登记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使用过程要体现企业信用制度。二是企业的注册资金、注册资本。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履行民事责任的能力和企业经营的实力，同时也代表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承担商业信用的能力。加强对企业注册资金、注册资本的审查管理，查处企业虚报、抽逃注册资金行为，是保障企业信用度的重要措施。三是对企业经营方式、经营范围信用行为的审查。四是对企业法人代表信用资格的审查。规定了无民事行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担任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五是对企业经营期限的信用审查。六是对企业章程的条款审查，体现企业诚实信用，按所订立的章程开展经营活动。
2、合同监管是工商部门对企业信用监管的重要手段。企业信用往往是通过履行合约来表现的，合同管理是工商部门的重要职能。工商部门根据《合同法》对企业订立的合同进行审查，监督企业履行合同。对合同纠纷进行调解、仲裁，对欺诈虚假合同进行查处。指导企业开展“重合同，守信用”活动，保护恪守合同条款、诚实信用企业的合法利益。同时掌握企业信用信息，应用自己职能，收集企业履约能力、经营状况，失信记录及违约行为的情况，为企业签约提供服务，减少企业签约的盲目性，防止上当受骗，创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推进企业信用按市场规则运行的进程。
3、加强日常监管提高企业信用意识。这是企业信用监管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企业信用意识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加强日常管理，才能逐步实现。围绕监管职能，我们一是要加强打假治劣的力度，提高企业信用意识。制假售假已成为仅次于贩毒的第二大公害，假冒伪劣行为说到底就是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不惜破坏市场秩序，追逐暴利的行为。信用环境的恶化，造成交易成本增加，秩序混乱，经济运行不畅，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同时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国家形象，也影响我国对外贸易，迫切需要我们加大打击力度，使制假售假行为无处藏身，净化市场环境，净化企业信用行为。二是通过企业年检工作开展事后企业信用监管。在年检中有目的地对企业的资本使用、资金流向、经营状况进行了解，对企业亏损金额、亏损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警示和改进意见，加强企业信用的履行能力，同时向企业主管部门反映企业经营情况，为上级领导决策提供依据。三是清理“三无企业”。三无企业是无信用能力的企业，它即没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可能，又没有承担社会义务的可能，已经失去了市场主体资格，没有信用可言。
4、企业信息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企业信用制度的建设、信用体系的建立，只有采用现代信息管理技术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近年来。工商部门大量的应用计算机联网技术，已经成为对企业信用监管的重要模式。广泛采用计算机技术，通过收集整理市场经营主体资格、履约能力、信誉情况、失信记录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等涉及企业信用方面的各种信息进行公开、透明地向全社会提供信息服务，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关系，创造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促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三、规范企业信用行为，保护公平竞争
1、当前我国企业不守信用的表现主要有：一是合同履约率低。据国家工商局20xx年统计，全国每年签定合同超过40亿份，而合同履约率仅有40左右。二是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严重。利用签定合同搞欺诈、骗取钱财的行为屡见不鲜，企业因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的侵害造成损失而破产、倒闭现象数不胜数。三是逃避各类债务现象严重。采用各种手段逃避企业和银行的债务，使其他企业和银行遭受损失。四是市场交易行为严重不规范。由于缺乏信用，一些企业害怕上当受骗，非现货交易而不做，丧失营销良机，错过交易的最好的时机，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五是制售假冒伪劣行为突出，造成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上述这些不守信用的表现值得我们深思。
2、抓好企业信用行为规范，保护公平竞争。
市场经济在承认其主体追求最大利益行为的同时，也有一定的规则约束其主体合法经营。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开展市场竞争的基本要求。守信用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手抓”的一个重要方面。企业只有加强信用意识，才能更好地和国际接轨，这是入世新形势对每个企业的基本要求。规范企业信用行为，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工商部门要充分应用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发挥自身职能优势，创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具体要做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宣传法规，帮助企业提高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当前要根据我国入世的新形势，加强对企业入世教育，帮助企业了解世贸，了解国际贸易规则，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要组织企业学习《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有关法规，提高合同履约意识、竞争意识、规范意识、诚信意识，增强企业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自我保护能力和企业公平竞争能力。
二是以建设“服务型工商”活动为契机，开展信用服务，指导企业做好诚信。要在企业合同订立上为企业把关，防止合同欺诈和不履约行为；要在产品销售环节上为企业把关，防止“三无产品”流入市场；要在经营信用度上为企业把关，防止企业投机经营不守信用行为；为企业讨回公道、保护合法权益服务；为企业追讨合同欠款服务；为企业宣传自己、创造信用环境服务。
三是加快企业信用监管体系数据库的建立，发挥征信服务效能。工商部门在对企业登记和日常监管中积累大量的企业信用信自资源，如企业的资产情况、经营业绩、产品情况、商标使用、合同履约、签约动产抵押、投资等等，这些企业信息是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东西，我们应该把企业信用信息社会化。在法规的规定范围内，应用计算机网联技术，加快建立工商部门企业信用数据库，尽快使征信数据开放。征信数据规范为全社会所用，同时也使企业信用接受社会监督。在目前阶段，工商部门企业信用监管服务的实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企业的开业、变更、注销登记资料、资信情况、违法违规记录及商标使用、合同信用等记录通过工商互联网向社会开放，允许公众查阅，同时给每个企业都建立网上经济户口，实行电子监控。
（2）严禁失信人员担任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担任企业董事长、董事、经理、会计等，并建立电子档案。对失信企业在工商年检中给予处罚或划定为B级企业，限制企业行为，规范企业信用度。
（3）建立失信企业名单档案。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充分披露不讲信用的企业行为，向社会曝光，让舆论谴责不讲信用者，接受社会监督。
（4）通过计算机网络工程提供信息，进行行业监督。工商部门要积极牵头，成立各行各业的行业协会，由行业协会对失信企业进行民间处罚。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3
在金融监管理论体系中，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处于核心地位，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以能否达到监管目标作为衡量的依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推出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指出：监管的目标是保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和信心，以降低存款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银行监管还应努力建设一个有效的、充满竞争的银行体系。因此，有效金融监管要从金融系统的有序程度与竞争程度两方面进行评价，其综合目标应当是要达到有利于金融持续发展的最佳效率状态。在信息论的意义上、系统的有序性、组织程度与信息约束程度属于同一个概念，系统有序性增加就是组织程度加深，系统的负熵增加，信息的约束程度加强。而系统的效率由竞争的有效程度决定，竞争的有效程度又与系统的差异度成正比，也即与熵成正比，竞争的有效性加强，就表现为系统墒的增加。在刻划熵对经济的影响时，通常用信息效率e＝H／H表示，其中，H*代表系统最大熵，H代表系统实际熵，因而金融系统的竞争程度表示为F(e)＝ae，约束程度表示为R(e)＝B(1—e)，从而决定了金融监管目标的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受制于信息效率这一个核心要素。在短期内，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H’可视为不变，则信息效率对有效金融监管的约束就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无法获得H量的信息，使监管控制不力，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降低了监管效率。第二，为了克服金融监管信息的不足，人为地抑制竞争以降低H，造成金融系统动力不足，这种情况下，即使加强了金融监管当局的控制能力，有利于维持金融秩序，金融监管仍然是低效的。
进一步分析，不确定性既来源于自然因素，也来源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在两个不同的金融系统中，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与分工程度相等从而H*相等，但是由于人具有不同程度的机会主义倾向，也会导致H的不同，H较大的系统必然会使金融监管面r陆着更大的控制困难。因而对机会主义的抑制是金融监管不可缺少的环节。机会主义倾向是人的一般行为假定，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会加剧人的有限理性，助长机会主义倾向p而机会主义倾向又会导致歪曲信息或信息阻隔，进一步加大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规范程度是决定环境的不确定与复杂程度的重要因素，机会主义倾向程度与信息规范程度成反比，同时也表现为干扰信息规范，加深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程度，因此金融系统的信息规范程度是制约金融系统机会主义倾向的重要因素，在信息的质上构成了对金融监管信息约束。金融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技术加强与机制设计得以提高，但是如果处于一个信息不规范的监管环境中，引入先进国家的监管手段与机制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甚至完全失效。如，采用同样的监管指标体系，在信息高度规范的社会中，其所包括的信息、量足以满足控制要求，而在低度信息规范的社会中，指标所包括信息的可信度降低，就降低了控制质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金融监管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受到环境信息特征的约束。
二、有效金融监管与信息约束及信息披露的关系
从不同对象看，信息约束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从监管者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客观制约条件；第二，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信息约束是金融监管的一种手段。在一个完全竞争的金融系统中，一切信息应当能够完全在市场公开并为相关各方所拥有，储蓄与投资各方根据完全信息，合理调整风险预期，从而形成资金和利率均衡，此时市场机制完全起作用，不良金融机构将被驱逐出市场。但是，如果对金融机构的任何过失都将导致市场惩戒，那么这种机制反而是低效的。因此，在任何金融系统中都存在着必要的信息约束，金融监管当局代表储蓄者的利益占有信息，从而降低了社会的风险意识与风险预期，监管惩戒机制取代市场惩戒机制。信息约束不仅可以稳定金融系统，而且可以扩大资金供给。如图，
Q代表储蓄资金，R代表利率水平，S线代表资金供给，D线代表资金需求，这是一个新古典资金供求均衡模型。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完全由风险预期决定，而风险预期又由市场信息量决定。如果市场信息完全公开，储蓄方根据理性预期调整所得的平衡利率水平为Ro，此时均衡水平的资金量为Q0。由于金融监管存在，通过信息约束，降低了市场风险预期，从而使5线向右下方移动。此时达到新的均衡点Q1和R1，Q1＞Q0，R1＜R0。可见金融系统可以在较低利率水平得到更多的资金。这一部分资金利益是金融系统利用信息约束所得的租。因此，金融监管的作用不仅表现在风险防范和稳定系统的功能上，而且是增加资金来源，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约束论强调了国家人为降低利率的创租行为，而金融监管可以利用信息约束创租，其意义并无区别，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定的信息约束是必要的，关键在于信息约束所产生的租应当能够用以加强商业银行的资本化，以及保证对产业的资金投入产生实际的效果。
市场信息量由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双方决定，金融监管代表储蓄方提出了对金融系统的信息要求，各种危机处理措施，如存款保险制度等的存在都可以降低市场信息的需求动力，从而决定市场信息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达到均衡。但是，这种均衡状态能否在长期内维持下去，取决于社会的平均风险程度。即使金融监管当局不披露关键金融信息，储蓄方也可以从其他渠道得到一些启示。如果风险程度累积至一定程度，足以改变储蓄方的风险意识，就会改变信息供给决定预期风险的状况。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储蓄方并不能区别好银行与坏银行。根据阿克劳夫旧车市场逆向选择原理，市场会高估系统的整体风险程度，在图上，市场利率将上调到B2，资金供给量将下降到Q2。阴区域就是先期信息约束产生的租的返还。如果动态地看，租的产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分布于从1到t各期，而租的返还在瞬时间产生，由于t十1期的社会资金总量是以前t期的总和，从而在t+1期时租削减的基数很大，使社会资金供给量迅速地后退n期，n的大小由风险预期调整程度与t期的长短决定。此时由信息供给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就成为信息需求决定的资金市场均衡。信息约束就会从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形成租的削减。此时，为了降低过高的风险预期，必须向市场披露金融机构的真实状况，以公众形成合理的预期。
信息约束的这两个相反的作用可以从世界监管实例中得到反映。美国监管当局在处理储蓄协会的大量呆账时，不是积极地加以化解，而是修改会计制度，掩盖风险信息以达到信息约束，试图以此取得资金流人从而解决流动性问题。日本监管当局对于金融系统巨额不良资产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一拖再拖，试图加以掩盖而继续取得租。但是无一例外过度的信息约束加大了风险预期，加长了t的期限，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租返还。因此，金融监管在利用信息约束的正效应时，必须深刻认识到信息约束对金融监管逆效应，与此相应，必要的信息披露制度是金融监管发展的必然成果。
三、我国金融监管所面临的信息约束
从上述两个层面的意义上末考察，我国金融监管中所面临的信息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第—，金融监管受到信息低效率机制与低规范度的制约。我国金融系统发展过程中金融管制与放松管制交替产生，总体来说，金融监管成本不断加大，金融风险程度加深，而对金融系统的抑制不断加强。对于低效的金融监管，可归因于诸多因素，但信息约束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从信息的角度考察，金融放开表现为系统炳的增加，如果金融监管系统不能保证获得完全信息，就只能以管制手段减少系统炳，使金融系统能够处于控制范围内。但是由于此时经济发展扩大了系统的最大炳，因而e＝H／Hx减少，从而金融系统的活力不足，信息约束导致经济约束，因此，只能再次放松管制。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低效监管系统与低效金融系统的均衡。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均衡所反映的监管系统信息能力的不足，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不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我国金融系统复杂程度，金融监管系统信息能力是相对不足，而我国金融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社会信息特征决定的。我国是一个规范程度很低，信息高度集中的社会，因此，金融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与信息不完全状况较之其他国家更加明显，也决定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与日本类似的现象与困难。第二，金融信息对社会实行高度的约束。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与日本一样，必然可以通过高度集中、高度保护的过程，形成金融信息约束，保证金融系统可以获得最大可能的资金资源。但是信息约束必然对金融监管产生反作用，监管的效率会随着经济发展而降低，而作为对策，日本开始注重金融系统的信息披露，强迫金融机构以SeC的标准向公众披露信息。日本目前面临的金融困境所产生的根源与中国极其相似，而日本金融监管现行措施也应当是中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因而，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必须注重：第一，提高监管系统的信息能力，这包括改善信息技术条件，提高监管人员素质，理顺信息渠道等方面；第二，加强信息规范，提高信息质量，并逐步走向信息披露。后者不仅具有中国的特色，而且本身受社会习惯与历史传统等影响，对于改革而言，即十分迫切，又更为困难。
四、我国金融监管信息约束的化解
1．会计制度的改革。信息规范对会计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国际金融监管工作来看，金融创新与会计确认和计量原则的冲突已成为信息披露的难题，传统的财务报表无法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世界各国正在寻求多种方式对会计制度加以弥补。日本大藏省在1994年推行按市价计值的会计标准；在墨西哥已规定各银行采用美国的会计核算标准；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正在为推出报告综合收益工具而努力，将一些本来不在传统收益表内列示的项目，如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信息，纳入表中加以揭示。我国的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时日未久，在实务中遇到的会计问题更多，比如，目前各银行系统尚未统一会计处理，准备金提取和应收未收利息入帐的制度规定不符合慎审性原则等。表内信息的揭示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而表外信息的透明度更低。当务之急在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会计对金融业风险与收益的揭示功能。
2．信息主体的创造。披露制度是信息供给主体与信息需求主体之间力量均衡的结果，构造合格的供需主体是制度有效性的保证。因此，首先，要界定供给主体，对信息供给形成有效的约束。从对制度的反应和行为动机这两方面来考察，管理者显然比具体操作者更关心信息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应确立信息提供单位的管理层为提供主体，并严格规定披露主体要对信息披露行为负主要责任，使其行为更加谨慎，从而减少信息阻碍。其次，要通过各种方式创造合格的信息需求主体。在向市场披露的层次上，要通过宣传和教育，树立公众的风险意识和债权人意识，逐步加大市场对内部信息披露的压力；在向监管当局披露的层次上，要明确规定监管者的职责，严格追究失职责任，提高其获取信息的主动性；在向内部管理者披露的层次上，要根据我国银行的产权特点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构造权责对称的约束机制，加强上层对下层的信息要求。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4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摘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行为的分工越加细密化，各分工领域也越加专业化，组织医疗行为成为现代医疗的主要模式。因此，组织医疗行为中的医疗过失责任分配也成为医疗刑法理论中的重要问题。组织医疗行为中过失责任的分配因组织形式的不同而分配标准也有所不同。在医疗共同过失犯中应以共同犯罪的责任原则——部分行为全部责任来分配责任；在医疗过失竞合犯中应以原因力规则来分配责任；此外在医疗责任的分配中还不能忽略对医疗监督过失和医疗管理过失责任的分配，以免出现“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这种责任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发生。
关键词：组织医疗行为；医疗风险；医疗过失；责任分配；信赖原则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2-0069-09
收稿日期：2014-10-09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cnki．net)2014年12月29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龙敏（1984-），女，江西遂川人，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博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在现代技术社会之下，随着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行为的分工越加细密化，各分工领域也越加专业化。并且，由于现代社会中医疗器械的使用与药品的成分等越来越复杂，从而使得医疗行为的实施越来越离不开各个不同专业的多数医疗行为人的共同参与，这种由各种专业和不同级别的医务人员共同参与，通过分工与合作来实现医疗目的的医疗模式就是所谓的组织医疗行为。组织医疗行为的专业化与分工合作的特征给患者带来了福音，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医疗风险。在现代医疗环境下，一个完整的医疗行为通常包括医、护、药、技等各个领域的具体行为，各具体行为又包含着自身的风险，可见一个完整的医疗行为中存在的风险是各具体领域中医疗风险的组合。因而有必要通过医疗参与人之间责任领域的分割来将危险防止的重担在医疗过程的参与者之间进行分配。例如，医生在诊断与治疗过程中往往需要参考血液化验、尿液化验、X光检查等各种必要的化学、物理医学检验等，医生治疗过程中，可能还需要药剂师、麻醉师、护士等专业人士的配合才能达到医疗目的。医疗事故的发生，可能是医生诊断或治疗中的过失，可能是医学检验过程发生的过失，也可能是药剂师、护士等医务人员的行为过失．还可能是医学检验、诊治过程等环节都存在过失，最终共同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本文的目的在于理清组织医疗行为中常见的各种组织过失情形，并讨论如何明确各医疗行为参与人的责任领域，进而实现组织医疗中过失责任的合理分配。
一、医疗共同过失犯的刑事责任分配
（一）医疗共同过失犯
共同过失犯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负有防止违法结果发生的共同注意义务，由于共同的过失行为，以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形。组织医疗行为是现代医疗中的主流形态，各医疗行为参与人各自履行其专业领域内的职务，承担着不同的注意义务内容，但是对于处于相同地位且不分工地从事同一医疗专业行为的医疗行为人往往担负着共同的注意义务，这些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医疗行为人由于共同的过失而导致医疗损害的，就构成医疗共同过失犯的情形。
在共同过失犯中，各行为人的共同注意义务是其成立的核心所在。所谓共同注意义务是指具有同等法律地位的行为人在共同进行某一危险行为时所承担的共同的防止损害结果发生的义务。这种共同的注意义务不仅强调各行为人负有防止自身行为违法产生损害后果的义务，还强调各行为人督促其他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参与人注意防止因违法行为导致损害后果的义务。正如大塚仁教授认为的，当数人的共同行为具有容易使某种犯罪结果发生的高度危险时，社会观念上要求行为人应该相互为防止危害结果发生做出共同注意的事态，当共同者处于平等的法律立场共同进行某一危险行为时，可以承认全体成员之间存在着共同注意义务。在组织医疗行为中，医疗共同注意义务则是具有同一法律地位，不分工地从事相同医疗事项的医疗行为人共同承担的防止因违法行为导致医疗损害的义务，其中包括防止自身行为违法而导致医疗损害的义务，也包括防止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其他人因违法而导致医疗损害的义务。
（二）医疗共同过失犯的刑事责任承担
我国《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从这一规定来看，我国目前还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属于共同犯罪，共同过失犯应当按各行为人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也即无所谓刑事责任的分配问题。但是，从客观上说共同过失犯罪确实是存在的，共同过失犯即两个以上具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在共同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过失心态下实’施了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且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这种客观现象的存在不能以法律的否定而予以否定。因此，目前多数学者均在呼吁承认过失共犯的共同犯罪性质，并且认为过失共犯的刑事责任应当以共同犯罪的原则处罚，而不应当适用分别处罚的原则。
在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责任原则是“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在承认过失共犯的共同犯罪性质的基础上，医疗共同过失犯的刑事责任分配问题就迎刃而解。医疗共同过失犯中，各医疗参与人就其共同的医疗损害行为共同承担过失责任，并且这种共同承担是按“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原则来确定各医疗参与人之间的刑事责任的。也就是说，在医疗共同过失犯中，各共同过失犯罪行为人即使只实施了共同行为中的某一小部分行为，也应当平等地承担全部的过失责任。笔者以为，这种责任的承担方式是十分合理的，理由在于在共同注意义务中，不仅强调各行为人负有防止自身行为违法而产生损害后果的义务，还强调各行为人督促其他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参与人注意防止因违法行为导致损害后果的义务。在某些医疗损害的发生中虽然只是个别或有些行为人的具体行为引起的，但其他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医疗行为参与人应当因其没有尽到督促的义务而共同承担医疗过失责任。因此，在医疗共同过失犯中，各负有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参与人应当平等地对整个行为负全部过失责任。
二、医疗过失竞合犯的刑事责任分配
（一）医疗过失竞合犯
过失竞合犯（也有学者称为过失同时犯）是指各自承担独立注意义务的共同行为人分别违反自身的注意义务，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情形，其中各共同行为人之间是相对独立的，不具有共同的注意义务。在组织医疗行为中，往往是由各个不同专业领域的医务人员进行分工合作来达到医疗目的的，例如一个组织医疗行为的完成需要医师、护士、药剂师、检验员等医疗行为人的协同与合作。这些具有不同分工的医务人员各自承担着自己专业领域内的不同职责：如果各方因各自的过失行为而共同导致医疗损害时，就属于医疗过失竞合犯。
医疗过失竞合犯与医疗共同过失犯不同，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各共同医疗行为人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医疗注意义务。如果各医疗行为人之间没有分工地共同完成某一医疗事项，则各医疗行为人具有共同注意义务，因违反共同的医疗注意义务而导致医疗损害的属于医疗共同过失犯的情形。如果各医疗行为人之间存在着分工的情形，各自承担着不同的医疗事项，且因各自独立的医疗过失行为共同作用而导致医疗损害的属于医疗过失竞合犯的情形。例如，医生甲在给病人下处方时由于疏忽而写错了标点，使药物的剂量加大了10倍，护士乙和护士丙两人在值班过程中按医嘱给病人输入药液后躲到一旁去聊天，没有及时观察到病人的不适反应，导致病人因药物浓度过大中毒且未得到及时的救治而死亡。这一案例中，医生和护士都存在过失，且共同导致了患者死亡的损害结果。其中两位护士因为不存在分工的情况，承担着共同的注意义务，因而属于医疗共同过失犯，而医生与两位护士之间因分工不同而不具有共同注意义务，属于因各自的独立过失共同产生结果的情形，因而属于医疗过失竞合犯。
（二）医疗过失竞合犯的刑事责任承担
鉴于过失竞合犯与过失共犯的区别，过失竞合犯不能认定为共同犯罪，因此其责任的承担不能以共同犯罪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为原则，而应当适用各自处罚的原则。在对各医疗行为人进行各自处罚的过程中，各行为参与人的责任分配问题成为了关键。过失竞合犯是多个独立的过失共同造成一个损害后果的情况，属于“多因一果”的情形，各医疗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应当按照过错程度和原因力的大小进行分配。
所谓过错程度即指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的过错程度，由于过失犯罪主观过错表现为对注意义务的违反，所以在判断过失行为的主观过错程度时可以根据行为人所违反的注意义务的重要性和对注意义务违反的程度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判断。在医疗过失犯罪中，即表现为行为人所违反的医疗注意义务的重要性和对医疗注意义务的违反程度两个方面的综合判断。医疗过失行为所违反的医疗注意义务越重要，其主观过错程度就越大，相应的责任也就越重，反之则越轻；对医疗注意义务违反的程度越大，其主观过错程度也就越大，相应的责任也越重，反之则越轻。由于并非所有的医疗过失都构成医疗过失犯罪，只有严重违反医疗注意义务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医疗过失行为才构成犯罪。因而，凡是能够构成医疗过失犯罪的医疗过失行为一般都是对重要的医疗注意义务的严重违反，在构成医疗过失犯罪的情形下各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都相差不大，即便存在差别也是较小的差别。因此笔者认为在医疗过失竞合犯中各过失行为责任的分配关键还在于各行为对结果发生原因力大小的判断。
所谓原因力，在法医学上也被称为“损害参与度”，在医疗损害领域还被称为“医疗过错参与度”，是指在引起同一损害结果的数种原因中，每个原因对于该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3]。在原因力规则下，当医疗事故发生后，可以通过医疗事故鉴定来认定各医疗过失行为的损害参与度，即各医疗过失行为对损害后果发生所起的作用比例和概率，进而确定各医疗行为人的责任范围和比例。在各医疗行为的原因力分析中可以采用以下方法进行：首先，应当确定医疗损害的发生是由哪些医疗行为所引起的；其次，分别确定各医疗行为是属于医疗损害结果的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主要原因还是次要原因、强势原因还是弱势原因；最后，对各种原因力对于医疗损害发生所起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各医疗行为的具体原因力大小。在各原因力的比较分析中，可以把全部的损害后果看成是100010，根据上述步骤进行比较分析后，最好能够确定各个原因力在全部医疗损害原因中所占的百分比，这样才能够更准确地确定各医疗过失行为的具体原因力程度。根据原因力的具体百分比可以更公平更精确地分配各医疗行为人的责任。
在各原因力占全部医疗损害原因中百分比的确定中，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医疗侵权损害处理法草案建议稿》的经验，该建议将医疗行为的原因力分为7级：a级为原因力100%，医疗损害后果完全由该医疗行为造成；B级为原因力70%以上，医疗损害后果主要由该医疗行为造成，其他因素起轻微作用（如间接原因等）；C级为原因力51%以上，医疗损害后果主要由该医疗行为造成，但其他因素起次要作用；D级为原因力50%，医疗损害后果由该医疗行为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各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有两个以上原因的，应当相加）；e级为原因力49%以下，医疗损害后果主要由其他因素造成，该医疗过失行为起次要作用；F级为原因力20%以下，医疗损害后果绝大部分由其他因素造成，该医疗行为起轻微作用；G级原因力为0，医疗损害后果完全由其他因素造成。
总之，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越大的原因力，行为的过失责任就越重，反之则过失责任越小。
在上述案例中，甲医师与乙、丙护士之间属于医疗过失竞合犯，应当根据双方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来分配各方应承担多大的过失责任。在该案中，首先应当根据医师甲和护士乙、丙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做出判断。根据医疗鉴定结果，若医生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的话就应当由甲来承担主要责任；若护士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大的话就应当由乙、丙共同承担主要责任；若医生与护士的过失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原因力相当的话，则医生与护士各承担同等的责任。在关于原因力判断的详细医疗鉴定结论下，可以明确各过失行为人责任承担的具体比例。
三、组织医疗中的监督、管理过失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的出现也是为了实现风险的分担与责任的分配，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地位越高、离现场越远、越没有责任”的不公平责任分配现象，使处于监督和管理地位的人也分担一定的风险，承担必要的责任。监督、管理过失事实上是属于过失竞合的一种，即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以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过失竞合情形。该理论的产生与独立成为一种犯罪形态是为了侧重于追问监督者与管理者的刑事责任。监督、管理过失理论在医疗领域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运用，早在1955年，德国就出现了医生由于对护士的行为存在监督过失而被定罪的案例。我国在经历2003年“非典”事件以后，对医疗卫生事故所涉及的监督与管理责任开始更加的重视。
监督、管理过失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两个方面。监督过失是指处于指挥、监督直接行为人地位的监督者，因没有履行或者没有正确履行监督义务而没有防止直接行为人的过失行为的情况。而管理过失则是指由于管理者没有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体制或建立的安全管理体制不完备，或者对自己管理、支配范围内的危险源管理不善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例如，在医疗领域中，医疗管理者没有制订健全有效的医疗安全管理制度，没有尽职尽责地配置、维护好各种医疗设备等等。在监督过失中往往是指对人的监督，而管理过失中不仅包括对人的管理也包括对物的管理。
（一）医疗监督过失及刑事责任的分配
医疗监督过失就是指在医疗活动中处于监督地位的医务人员没有履行或者没有正确履行监督义务，从而导致被监督人过失地引起医疗损害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处于监督地位的医务人员应当与被监督人共同承担医疗过失责任。医务人员的监督义务在医疗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带教医务人员对实习或进修人员的监督义务，另一种情形是医师对医疗辅助人员的监督义务。
在第一种情形中，由于实习或进修的医务人员往往是没有取得执业医务人员资格或者在某些方面知识与经验较为不足需要进修的医务人员，这些人在医疗知识和医疗经验方面都较为薄弱，所以根据医疗法的规定，这些人需要在上级医务人员（即带教医务人员）的指导与监督下实施医疗行为，例如实习医生、护士、药剂师需要带教医生、护士、药剂师的指导与监督等等。带教医务人员对实习或进修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负有监督义务，若因其疏于监督或没有正确履行监督义务而导致被监督人过失引起医疗损害时，应当与被监督人共同承担过失责任。由于监督过失事实上属于一种过失竞合犯的情形，因此应当根据上文所述的原因力规则来进行责任的分配。通常情形下，被监督者的医疗行为权限来源于监督者，监督者在共同医疗行为中往往处于主要地位甚至支配地位，其对于医疗损害的发生具有更大的原因力，所以在责任的分配中监督者应当承担更重的过失责任。例如眼科医生甲对某6岁患儿实施结膜炎手术。手术麻醉时，让一名无医学经验的实习护士乙配药，甲未加直接指示、监督，致使乙将盐酸普鲁卡因粉末0.05毫克，误配为混合盐酸50cc(本应混合蒸馏水50cc)，且始终未发现错误。甲将错配之药剂注入患者之左眼结膜后，造成患者左眼失明的后果。在本案中，眼科医生负担有对实习护士配药行为加以监督和指导的注意义务，眼科医生因没有履行监督义务而造成医疗损害的情形下应当承担监督过失的责任，且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在第二种情形中，由于医师是医疗行为的核心，其他医疗辅助人员只是辅助医师实施医疗行为的，因此在医疗行为中医师通常处于指挥、监督的地位，因此认为医师对其他医疗辅助人员负有监督义务。如果严格要求医师对医疗辅助人员的监督义务，则必然导致医师在实施医疗行为时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进而影响医疗效率和医疗效果的实现，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应当适用信赖原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笔者将在下文予以论述。但是在一些特殊情形下，不能以信赖原则来免除医师的监督过失责任。对于一些风险较高的医疗行为，为了防范医疗风险，相关医疗规范或医疗惯例会对医师的监督义务做出特别的要求，在这种情形下，医师就必须履行监督义务而不能主张适用信赖原则来减轻或免除过失责任。例如，按照麻醉工作制度的规定，在实施麻醉时，护士准备好麻醉药品、器械及急救设备后，麻醉师在使用前必须对相关药品、器械和设备进行检查与核对后才能使用。若麻醉医师因没有履行这一监督义务而未及时发现麻醉药品、器械或设备存在问题，在麻醉过程中导致医疗损害后果的，麻醉医师应当与护士共同承担医疗过失责任，其中麻醉医师所承担的就是监督过失责任。
（二）医疗管理过失及刑事责任的分配
医疗管理过失即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医疗机构的管理人没有建立安全的管理体制或对医疗机构的物资、设备等管理不善从而导致医疗损害的情形。在医疗机构中，其管理者应当为医务人员提供相应的医疗工作条件，并进行正确的管理（例如合理地配置和管理医疗设备，建立安全的管理体制，制定完善的医疗工作制度等等），以确保医疗行为的顺利进行。由于医疗机构管理者的疏失可能导致重大医疗事故，例如医疗机构对医疗设备管理不善，使医疗器械在使用时出现问题而致使患者受到伤害或无法得到救治；医疗机构管理者没有建立完善的急救或转诊制度，从而使患者因得不到及时或合理的救治而受到伤害；医疗机构管理者没有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使患者因本机构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限制而受到医疗损害等等。在这些情形下，有必要追究管理者的管理过失责任。在管理过失责任的追究中，往往涉及多级别的管理者，根据管理过失责任的分配原则，一般级别越高的管理者，应当承担越重的过失责任。
四、组织医疗中信赖原则的具体适用
在组织医疗行为中，由于各医疗行为人分工合作与分配风险，为了顺利且高效地防止医疗风险和实现医疗目的，各医疗参与人之间有必要形成一种分别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严格按照规定行事的相互信赖，并以此为前提，尽心履行各自的注意义务。信赖原则在组织医疗中的适用有利于各医疗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及过失责任的分配。根据医疗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医疗分工分为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两种模式，相应的医疗行为参与者之间的信赖可以分为水平信赖和垂直信赖两种形式。
（一）“水平信赖”中的责任分配
水平信赖即组织医疗行为中水平分工所形成的信赖关系。组织医疗行为中的水平分工也被称为横向分工，指具有同等地位的医疗参与人，各自在其专业领域内实施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同时与其他医疗参与人合作，进而完成医疗任务，实现医疗目的。在水平信赖关系中，各医疗行为人都是处于平等地位的，互相之间没有监督和指示的义务。由此，水平信赖即组织医疗行为中处于平等地位的各专业医疗行为人相互之间对其他人能够为适切行为的信赖。常见的水平信赖包括医疗组织中不同专科医师之间的信赖和手术小组参与者之间的信赖，其中前者包括诊治医师与检查、检验人员之间的信赖，诊治医师与药剂师之间的信赖等，后者包括主刀医师与麻醉师之间的信赖，主刀医师与护士之间的信赖等等。
信赖原则具有分担风险、分配责任的功能。在组织医疗行为中，整个医疗行为的风险是各分工医疗行为所存在的风险的总合，任何一个分工医疗行为人对于整个医疗行为的风险往往较难控制，而只能较好地控制各自专业领域的医疗风险。信赖原则的适用正好可以根据医疗参考人的分工不同来实现各自对风险的分担。在水平信赖的基础上，各平等的医疗行为参与人之间在责任分配上采用责任自负的原则，即各医疗行为参与人只需对自身职责范围内的行为承担过失责任，而对于其他医疗参与人的过失行为无需承担责任，也即各具有平等关系的医疗参与人只需谨慎地完成自己分内的职责，履行自己专业领域内的注意义务，就可以信赖其他专业领域里的同僚也能够和自己一样为预防、治疗疾病慎重地履行所分担的职责，而不用承担起监督、检查同僚是否履行与是否正确履行的义务，对于同行所犯下的过失，也由该同僚自负其责[10]。此时信赖原则在组织医疗行为中会免除平等医疗行为主体之间的指示义务、检查义务及纠正义务等医疗注意义务，从而提高医疗行为的效率。当然，这种责任自负的责任分配原则在其他医疗参与人出现显而易见错误的时候是不适用的，当某医疗行为人发现共同合作的其他参与人出现了显而易见的错误，有义务及时地提出异议或给予纠正，否则造成损害后果的，应当由行为人和能够发现错误的行为人一起承担过失责任。也即，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行为人也要对其他参与人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共同承担过失责任。
以诊治医师与药剂师之间的信赖为例，其中包括诊治医师对药剂师的信赖和药剂师对诊治医师的信赖。在诊治医师对药剂师的信赖中，诊治医师可以信赖药剂师会按照处方抓药而不会擅自更改处方内容或采用替代药品，也可以信赖其不会因为疏失而发错药物。基于这种信赖就不再规定诊治医师有对药剂师所发的药品进行确认的注意义务。如果药剂师擅自更改处方，擅自采用替代药物或者由于过失而发错药造成医疗损害的，由药剂师自身承担责任，而诊治医师可以因信赖原则而不承担过失责任，在药剂师对诊治医师的信赖中，药剂师可以信赖诊治医师所开出的药方是正确、有效的，没有向诊治医师确认药方的正确性与有效性的注意义务，如果因诊治医师的药方错误而造成医疗损害的，由诊治医师自负过失责任，药剂师不承担过失责任。但是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处方中存在明显的错误（如药名写错、药物剂量明显不合理，药物使用对象明显不符等错误），药剂师则有义务向诊治医师提出异议，要求其再次确认处方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否则药剂师对医疗损害不能以信赖原则要求免除过失责任。
（二）“垂直信赖”中的责任分配
垂直信赖即组织医疗行为中垂直分工所形成的信赖关系。组织医疗行为中的垂直分工也被称为纵向分工，是一种具有上下位阶关系或指导关系的医疗分工情况。在垂直信赖关系中，其中的医疗参与人之间不再是平等关系，而是一种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下级的医疗行为权限来源于上级，上级医疗行为人为了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于较为关键、危险性较大的医疗事项，而将一些较为辅助性的事项交给下级医务人员或医疗辅助人员。
在垂直分工的医疗模式中，由于上级对下级担负着监督、管理的义务，因此责任的分配不再像水平分工模式一样简单地按实行行为人自负其责的责任分配原则，如果上级医疗行为人存在监督、管理不力的问题，对于下级医疗行为人的过失行为应当共同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一概否定信赖原则在这种医疗模式中的适用，那么这种分工就失去其既有的意义，上级医务人员的责任无法得到分担，就无法更好地将注意力集中于关键性、危险性大的医疗事项上。因此，有些场合应当引入信赖原则，在上、下级医疗行为人中实现责任的分配，使上级医疗行为人有足够的空间在自身专业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也使下级医疗行为人能够不为上级的过错而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在垂直信赖关系中包括下级对上级的信赖和上级对下级的信赖。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5
关键词：董事责任；直接责任；归责原则；勤勉尽责标准
中图分类号：DF438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2）03-0065-11
信息是证券市场效率的核心要素，提高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减少信息成本。①上市公司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可以减少整个市场的信息获得成本，如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被视为上市公司管理层和证券持有人之间最有效的交流方式。②但欺诈或信息不足则会减损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③因此，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监管和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显得尤为必要。多年来，信息披露一直是中国证监会证券监管的核心环节。由于民事诉讼发展不足，刑事责任追究不力，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一直是打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中国《证券法》构建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发行时信息披露和持续性信息披露，其中持续性披露又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两类。
上市公司监管法律责任设计的价值追求，主要在于填补投资者所受的损害和阻却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从后者着眼，遏制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违法行为的关键应当是将责任主要配置给该行为的实施者和最有可能的受益者，即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为经验表明，由于个人利益的驱使，上市公司的董事和高管往往是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主谋或实际执行人。④笔者仅以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为切入点，以董事责任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证监会公布的涉及追究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决定案件的研究，试图揭示证监会在对董事作出不同处罚决定时的政策关注和法律意见，归纳和总结其行政裁判思维。
一、董事责任的法律渊源
“从根本上讲，法律责任是和社会政策、立法目标相联系的。责任来源于角色、职权、因果关系、道义或者正义、精神状态、能力及法律规定。责任强调应为性，是义务和制裁之间的桥梁”。⑤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的法律责任，一方面来自于法律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来自于董事作为股东受托人的受信义务。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规定，行政处罚的构成要件包括行为的违法性和处罚的该当性。上市公司是主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人，但具体的信息披露行为是经董事会或者主要高管认可的，所以对其中存在的违法情节仅处罚公司而不处罚董事、高管个人并不足以遏制违法行为。《证券法》第193条为证券监管机构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中的个人实施处罚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包括未按规定披露或者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但上述行为的责任主体只限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未明确为董事和高管。结合《证券法》第68条、第69条的规定来看，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负有保证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责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上市公司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侵害投资者权益的行为，与发行人、上市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⑥所以，从体系解释的进路不难得出结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违法的责任人员。但如何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是否一旦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上市公司的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应承担相应行政责任，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证券法》第68条规定了董事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负有保证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义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58条进一步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公平性负责，但有充分证据表明其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的除外。”也就是说，如有充分证据表明董事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可免除该董事的相关责任。
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责任不仅源于法律法规的规定，还源于董事对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所负担的受信义务。董事作为掌控公司权力的人，应当诚实信用地按照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履行自己的职责。受信义务也称为信义义务，包括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忠实义务的本质要求董事不得将自己的私利置于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位置或情形，董事不仅要避免做任何有害于公司的事情，抢夺公司的利润或好处，还应全身心地努力、积极维护公司利益。⑦注意义务则强调并确定管理人员应当如同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以注意、谨慎、小心的行为态度来处理公司事务。⑧其中，对股东如实披露公司的经营信息，也是董事受信义务的题中之义，作为受托者，董事应当向其委托者解释、说明其活动及结果。近年来，随着公司实践的发展，有学者提出受信义务应当包括一项独立的“披露义务（dutyofdisclosure）”。⑨比如，在公司并购或关联交易的场合，法律要求董事会对涉及交易的重要元素进行披露，履行公示程序。此后，信息披露义务逐渐延伸到董事不得允许对公司财务状况有所误导和隐瞒的信息，在美国的一些判例中，法官认为董事向股东提供关于公司运营的错误信息，即构成对信义义务的违反。⑩
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2005年至今，在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披露违法有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涉及追究董事个人责任的共有72起，其中，涉及上市公司未按规定报送定期报告的有5起，涉及上市公司定期报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的有68起。
如前所述，《证券法》中规定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施以一定行政处罚，但对以上两类责任人员的区分标准却付之阙如。证监会的相应行政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中亦未出进一步解释。在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凡2006年1月1日新《证券法》施行后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均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进行了分别认定，而此前的行政处罚决定虽未明示这一区别，但在处罚幅度上体现了责任大小和程度的区分。
在上市公司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化，社会资本分散，公司公共性和社会性增强，公司决策由董事会和管理层控制；而随着内部科层的增加和分工的细化，董事逐渐演变成为公司系统运行的设计者和维护者。“董事负有合理督导或看护公司商业行为的职责，同时，可以得出，董事应当采取合理的步骤及时了解传递给董事会的信息，作为督导程序和技巧的结果”。因此，董事应当对公司内部治理失衡、对外信息披露不当承担责任，而不应以董事的行为直接导致了某一结果的发生为限，对“直接责任”一词的理解，不能囿于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在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书中多次言明，在年报披露违法行为中对董事责任的追究，“不直接负责”、“不主管”、“不参与经营管理”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责任的理由。
董事往往采取集体决策方式行使职权，在这一组织形态中确定他们当中哪些人为“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似乎存在指向的模糊性。在行政部门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一般确定为单位违法行为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包括违反行为的决策人、事后对单位违法行为予以认可和支持的领导人员，由于放任或疏于管理而对单位违法行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领导人员等。但在上市公司中，很难根据“领导角色”来判断“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通过对现有案例的初步整理概括，不难注意到以下现象：其一，如涉案人员包括董事长、总经理，一般认定其为主管人员，在涉及定期报告虚假记载、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的68起案例中，除未明确对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区别认定的3起外，认定董事长为主管人员的共62起，认定总经理为主管人员的共23起；其二，如违法披露事项包括财务会计事项，则认定财务总监为主管人员，上述68起案例中有11起。将董事长、总经理与财务总监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与其在上市公司中的角色和具体职责紧密联系的，同时，对“主管人员”和“其他人员”的认定往往依据具体的违法事实分别进行，而非笼统概之。如在神龙发展案中，证监会认为：“时任董事长陈克恩对前述第一项违法事实负有领导责任，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副董事长兼神龙集团董事局执行主席陈克根对前述第二项违法事实负有领导责任，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副董事长唐华，时任董事兼神龙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纪金华，时任董事兼神龙集团投资银行部总经理叶能湘，时任董事潘超然为神龙发展2002年年报存在虚假陈述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当然，在许多国有企业中，有关主管部门往往也据此认定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领导责任”，在此不予讨论。
参见证监会［2004］3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theCommitteeontheFinancialaspectsofCorporateGovernance(CadburyCode),December1992,GeeandCo.,Ltd.（一）董事长
董事长一般被推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因为董事长负有督促公司董事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并“确保董事根据其需要及时得到相关信息”的职责。同时，董事长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战略决策通常享有全面的、日常面对的、临机处置的权力。我国公司立法存在将董事长设定为公司最高管理者的倾向。1993年《公司法》规定，董事长有权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签署公司股票和公司债券，可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其部分职权；同时强行规定董事长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具有唯一性和法定性。2005年《公司法》对董事长权力有所限缩，仅包括召集和主持董事会决议、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由于董事集体行使职权，无单独对外代表权，依照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长与董事均享有一票表决权，因此董事长的角色更多应理解为董事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但《公司法》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或者经理担任（实际上，上市公司法定代表人仍以董事长担任为多），因此，当董事长意见与其他董事意见甚至董事会决议不一致时，董事长的对外行为依然有效。在现实中，除法律法规明确赋予股东大会的权力和应由董事集体行使的权力外，董事长往往具有广泛的对外代表公司的权力。我国企业素受“一把手”领导体制的长期浸淫，上市公司也不例外，在公司内部治理中体现出集权化特征，即配置给董事长以特别的地位和职权，董事长得以直接行使对公司的管理权力，是公司的最高管理者。所以，从公司内部治理的权力架构来看，董事长被推定为对定期报告虚假陈述承担主要的直接主管人员责任合乎情理。
不过，在实践中存在一种情况，即上市公司董事长实际并不参与公司管理，其职位带有一定名誉性质，但证监会认为，既然担任有关职位，即必须履行其相应义务，须从董事长的法律定位和应尽职责为依据认定其责任。在“大唐电信”案中，董事长周寰以其只是挂名，并不实际管理公司事务为由提出抗辩，但证监会在行政复议决定书中指出：“申请人作为大唐电信的董事长，应当全面了解、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公司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主动调查、获取决策所需要的资料，并在信息披露文件审议过程中进行质询、提出意见。”由此认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二）经理
《公司法》中规定的“经理”在上市公司中往往以“总经理”、“总裁”等称谓出现，且经理、副经理兼任董事的现象较为普遍。由于其全面负责上市公司的日常管理和决策执行，在获取和掌握公司相关信息方面比其他董事更具优势，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部规范流程中具体责任也较其他董事更突出。副经理并不是《公司法》规定的法定职位，但依据《公司法》是高管人员，也属于受信义务人。在证监会的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副经理是否被追究行政责任，是否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首先取决于上市公司的违法程度，包括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如违法所涉事项对投资者判断影响大）和情节的严重性（如行为的次数）等。如上市公司行为违法程度严重，监管机构则可能扩大主管人员的范围。如此，监管机构还能结合岗位职责与具体违法实施的联系来认定其责任的大小，例如分管财务、分管资金调拨、分管某一子公司的董事或副经理分别对销售、财务、资金调拨、某一子公司事项的违法披露负有主管的直接责任。
（三）财务负责人
其中银河科技涉嫌多年虚构营业收入、虚构成本、虚构利润、隐瞒关联方资金往来和对外担保事项；上海科技涉嫌未披露重大银行借款与应付票据、关联交易等事项；湖北迈亚涉嫌少披露负债、未披露关联方资金应用；创智科技涉嫌未按规定披露股东关联关系、关联方占用和对外担保事项、虚假披露资产与主营业务收入；兰光科技涉嫌未披露对关联方借款、担保事项；大唐电信涉嫌虚增利润、年报存在重大遗漏等。
财务负责人对公司的会计账簿、财务报告负责，其具体职责包括保障公司规范、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协助董事会和总经理进行财务管理，上市公司年报披露违法中若有财务信息披露违法，则财务总监难辞其咎。美国《索克斯法案》即规定，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对公司呈报给SeC的财务报告负有个人的保证义务。在笔者收集的72起案例中，共有7起将财务总监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就其违法事实来看，该7家上市公司均发生了较为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三、区分责任确立适用标准的理据解析
证监会对责任主体的认定，并不因已经区分直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而止步。在相关行政处罚案例中，证监会往往结合责任主体的角色、职责、能力和专业背景，对不同责任主体课以不同层次、不同分量的责任。
（一）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
外部董事一般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其职责为参加董事会会议，为公司提供建议和咨询、监督经营董事和管理者。在我国《公司法》中，并无外部董事的概念。但在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我们发现其实际上适用了外部董事和内部董事的区别。如南京中北案对徐益民的行政复议决定中，证监会认为：“上市公司董事的信息披露责任与外部审计机构的责任不同，不能以审计机构未发现违法情形为由，当然免除董事的责任，但考虑到当时作为外部董事在违法行为中的地位、案发后督促公司采取纠正、补救与整改措施，在公司经营方面履职尽责等情节，对事先告知的处罚幅度进行了调减，给予其警告，并处以3万元罚款，已属于较轻的处罚。申请人提出的有关情节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已经考虑，本会对其复议请求不予支持。”
在北大科技案中，证监会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通过北大科技2001年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的董事是卢蔚松、黄治家、方项、黄俊涛、魏沪平、罗瑞和成清泉。经查明，签字董事卢蔚松在担任北大科技总经理期间，北大科技虚增了上述大部分技术服务收入，因此认定其为上述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主管人员。黄治家时任北大科技董事长，也是该违法行为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签字董事是该项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中，方项和黄俊涛分别任北大科技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因此，其所承担责任较其他未在公司担任管理职务的董事更重。”
可见，证监会实际认可外部董事与内部董事这一分类，而且监管部门认为，鉴于外部董事在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中的外部性角色，应对其施以低于内部董事的注意和处罚标准。外部董事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在公司出现的违法披露行为中往往处在监管者而非参与者的地位，监管又需要依赖于其自身能力和谨慎素养，并且他们需要更多地依赖内部董事及高管人员来行使职权。由此，监管机关在实施处罚行为时当然应该作出区别对待，除非有证据证明其明知该违法行为存在。而这种区分政策，在全球任何执行法律的场合都是具有普世性、正当性理据的。
（二）独立董事与执行业务董事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与其所受聘的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法中应承担何种程度的责任，与对其设定何种程度的勤勉尽责标准相关，事实上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从自身的角色定位来讲，独立董事一般是外部董事，并不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但同时，法律赋予独立董事不同于其他董事的特殊职权：（1）对法定事项的决定权，如重大关联交易、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2）对法定事项发表意见的权利，如提名、任免董事，聘任或解聘高级管理人员等。独立董事之特殊性在于其“独立”，因此法律、法规规定上市公司的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机构必须有一定比例的独立董事参加，在特殊事项中充当“公司的内部检察官”。例如，监管者认为，独立董事独立于控股股东和管理层，所以能够承受公司操纵盈余的压力，有效地监督财务会计程序。另一方面，独立董事一般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须“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在实践中，许多独立董事都是具有职业资格和一定职业经验的律师、会计师和学者。
在大唐电信案中，证监会认定独立董事李敏应对公司年报虚假陈述行为承担责任。原因是李敏“作为会计专业人士的独立董事，并且在当时担任大唐电信审计与监督委员会的主任，尽管对个别会计处理问题提出过异议，但对其余虚假陈述事项仍没有勤勉尽责地加以注意”。有观点认为，此案例表明证监会试图对董事中的会计专业人士或审计委员会成员施以较高的勤勉尽责标准。但笔者认为，此观点并不能成立。首先，在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中，对审计委员会成员施以较高标准并无规定。虽然审计委员会为上市公司董事会所必设，但目前尚无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其在会计信息披露中的具体职责，如须出具书面意见、指导年报编报、对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实施独立监控等。相反，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设审计委员会的，年度财务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应经审计委员会1/2以上同意并提交董事会决议，在此立法例下，对审计委员会委员要求较高的注意标准可以成立。但在我国大陆地区，审计委员会委员在年报审核中的角色与其他董事相比无实质区别，均为在董事会会议上对不认同事项提出异议，虽然审计委员会应当先行听取公司财务部门和外部审计机构的汇报。其次，证监会在该处罚决定书中的论证并不能理解为较高标准的确立，该案中大唐电信涉嫌财务作假、虚增利润，而李敏仅就“投资收益确认的会计期间”等问题提出质疑，与违法事实并不相关。对比天一科技案中证监会对董事提出非与违法事项相关的异议不能认定为勤勉尽责的论述，可见对李敏就个别非实质事项提出质疑不予认定为勤勉尽责的决定并不存在较高标准的适用。
证监会以董事行为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为核心，考虑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不同角色和职权，结合董事的专业背景、具体职位和履行职责情况来判断每一位董事的责任程度与大小以及董事是否达到勤勉尽责的标准，这种思路是恰当的，其综合考虑、个别判断的努力值得赞赏和沿袭。
四、归责原则的具体情景考量
《证券法》第193条并未规定信息披露违法责任的构成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依据“无过错无责任”的基本法理，任何公正合理的制裁都须以被制裁的行为具有可谴责性为基础，而行为的可谴责性往往表现在具体的过错上。故意或者过失等心理状态是法律责任不可缺少的要素。一般来说，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以过错推定为主。侵权法的过错推定原则，是指在某些侵权行为的构成中法律推定行为人实施行为时具有过错。行政处罚法上的过错推定，是指只要行为人有违反法定义务的事实存在，行政机关就可推定义务违反者主观上具有过错；只有在行为人证明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免除其法律责任。结合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具体责任追究，董事在定期报告披露中的法律责任以过错为前提，但相关责任人得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证券法的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在于保证证券市场的公开、公正和公平，证券监管部门很难面面俱到地调查了解到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充分、完整的事实，实行过错推定，既有利于减少制度执行成本，也能促进上市公司建立完善和有效的治理机制。
在证监会［2010］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天一科技在投资公告中关于投资方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有关董事指出其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已经明确提出异议或建议，已依法履行职责。对此，证监会认为：“部分董事虽然对相关议案表明了异议，但其提出的异议、意见和建议涉及的只是如何防范公司在合作开发矿产项目中的操作风险、管理风险以及进一步明确责、权、利等方面的事宜，而对于协议中存在的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以致董事会披露的信息含有虚假记载，违反了《证券法》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故上述申辩事由不能成立。
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9页。
参见江必新：《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载《法律适用》1996年第6期。
参见赵旭东主编：《上市公司董事责任与处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实践中大多数责任的追究都是基于董事的过失。那么董事的过失如何认定呢？侵权法上的过失根据注意义务的程度可以分为重大的过失、具体的过失和抽象的过失，对过失的认定本质上是在法律规则确定的标准和当事人事实上的谨慎小心水平之间作一个比较。董事介于一般人和职业群体之间，一方面，满足《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董事资格认定的特殊规定，任何人均可以成为公司董事；另一方面，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上市公司董事又承担更高的风险、负有更高的责任。因此，对董事注意义务标准的界定是相当困难的。一般认为，上市公司董事应以一个普通谨慎的人在相似情况下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的注意去处理公司事务，即董事如果有具体的过失就要承担责任。因此，董事应当证明其已经尽到了注意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责任。然而，在我国相应的法规中并没有采用“注意义务”这一表述。《公司法》第113条规定了董事的决策责任，但没有提及注意义务标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58条规定，如有充分证据表明上市公司董事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免除董事在信息披露违法中的行政责任。但“勤勉尽责”如何认定，是否可以等同于注意义务尚难确定。在实践中，证监会主要采取“签名+异议”标准，如果在通过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并且没有提出异议，或者虽然提出异议，但未能明确记入记录，就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任。
对董事行为的过错构成，需要通过具体情景认定其是否符合勤勉尽责的标准。通说认为，英美法上的注意义务通常包括三个标准：（1）善意；（2）勤勉尽责，要像在类似职务上的普通谨慎的人那样尽到同等程度的勤勉、注意和工作付出；（3）合理地相信其职权行为符合公司最佳利益。其中，勤勉尽责主要是一项客观行为的评价标准，强调必须勤勉、亲自出席、行使公司的决策权等。从现有规范来看，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3—37条，《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8条对勤勉义务作了具体规定，但上述规定并未细致地区分学理上的董事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合规审查义务，其主要是从客观行为来认定勤勉义务，而且包括了对董事能力的要求。因此，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董事在信息披露中的勤勉尽责义务标准是客观的行为标准，而不强调善意、主观上必须为公司谋取最大利益。
行文至此，我国公司董事的勤勉尽责标准仍然不够清晰，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中董事究竟应当如何作为尚难把握。证监会如要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强化公司内部监控，仅对董事进行事后的责任追究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会有行政权力滥用之嫌。因此，对证监会有关行政处罚进行梳理和整合，从中整理出证监会对董事行为的正面标准，对上市公司的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当然，即便在同一国家、同一个证券监管体系下，董事的勤勉尽责义务也存在诸多区别，在尊重公司本身特性的前提下，笔者对相关案例做了粗略的总结，证监会对董事信息披露中的勤勉尽责主要有以下几项具体标准：
（一）定期出席董事会会议
对规模较大的上市公司而言，董事无须时刻留意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其职责主要在董事会会议及其所属的专业委员会会议上履行。因此，在一般合理的情况下按时出席、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是对一个董事的最基本要求。在美国法上，董事必须定期出席董事会会议早在判例中就被确认为董事勤勉义务的基本标准之一。在证监会［2008］24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监管人员非常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立场，“谭启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任职期间没有亲自参加过一次董事会，其未勤勉尽责履行董事职责的情形十分明显，申辩理由不成立”。类似的论证，在证监会［2008］3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阿城继、朱大萌等9名责任人员）中也能看到。
《上司公司治理准则》第33条规定：“董事应根据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忠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第34条规定：“董事应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其应尽的职责。”第35条规定：“董事应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对所议事项表达明确的意见。董事确实无法亲自出席董事会的，可以书面形式委托其他董事按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委托人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第37条规定：“董事应积极参加有关培训，以了解作为董事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熟悉有关法律法规，掌握作为董事应具备的相关知识。”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98条规定，董事“应谨慎、认真、勤勉地行使公司赋予的权利，以保证公司的商业行为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各项经济政策的要求，商业活动不超过营业执照规定的业务范围；应公平对待所有股东；及时了解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应当对公司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保证公司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应当如实向监事会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不得妨碍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职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章程规定的其他勤勉义务”。
参见张开平：《英、美公司法上的董事注意义务研究》，载《商事法论集》（第2期），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361页。
在该处罚决定书中，监管部门认为：“鉴于段洪义对他人代其签署同意年报一事在信息披露之前和信息披露之后均未公开表示异议，且其作为履行国有出资人职责的代表，从未亲自参加讨论通过公司2003、2004年度年报的董事会会议，未切实履行董事职责，其有关申辩意见不予采纳。”
（二）谨慎行使投票权
审核和通过定期报告，是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应有职权。结合《公司法》第113条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24条、第38条的规定来看，董事如认为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就应该在董事会同意公布该定期报告的决议上签字确认；如对定期报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无法保证或存有异议的，应当陈述理由和发表意见，并予以披露。据此，证监会在已有对董事处罚案例中表现出来的思路，主要是根据造成后果的轻重、董事是否在通过该定期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来判断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而主要的免责事由是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明确提出了异议并记录在案。董事是否谨慎行使了投票权，是对其责任认定的重要环节。
在朝华科技未按规定披露年报一案中，证监会认定董事赵晓轮、陈昌志为公司该项违法行为的责任人员，理由如下：“经查明，朝华集团因2005年年报未获董事会决议通过，导致未能在2006年4月30日前按期披露。直到2006年5月26日，朝华集团才正式披露2005年年报。董事赵晓轮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参会时对决议事项授权不明，受托人只能投弃权票；董事陈昌志在没有看到年报内容的情况下直接授权其他董事投弃权票，两人也没有采取其他积极措施促成2005年年报的按期披露。赵晓轮、陈昌志两人在促成公司年报按期披露事项上未勤勉尽责，导致年报未获董事会通过，是朝华集团未按期披露2005年年度报告的责任人员。”
可见，证监会对董事行使表决权的要求包括：在开会前研读有关记载表决事项的文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活动；尽量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亲自行使表决权；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的，谨慎委托他人并明确投票权限。在委托他人投票的情形中，委托董事必须事先审议其提交讨论表决的议案，对所委托事项作出独立判断，并对每个议案明确表示同意还是反对，而且委托董事必须对受托董事行为与所委托事项实施必要的约束与监督。如果董事因身体原因或者其他重大事由无法亲自审议、参加董事会决定有关事项且形成持续状态，也不能委托他人代为履行的，上市公司应考虑更换董事。在实践中，常有上市公司董事以身体或其他客观条件限制为由连续不亲自出席董事会，将其董事权利“全权委托”、“授权委托”给他人行使，这种做法应当不予允许。在上述朝华科技案中，董事没有正当理由否决年度报告，也未采取其他积极措施促成年度报告按期披露，应对未按规定披露年度报告承担责任。但若董事有正当理由，出于保障年度报告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考虑而否决年度报告，致使披露期限违法，当然不能认定董事不尽责，目前未见对此类董事追究责任的案例。在董事投票权行使上，证监会的要求不再仅是勤勉尽责，还包括了对董事是否出于善意的考量。
董事委托投票的法律后果由委托人自行承担。在深信泰丰案中，董事丁力业称，对于该案涉及的公司2003年定期报告，系其书面委托董事肖水龙参加并行使表决权，因此对该定期报告内容不知情，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看，肖水龙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应归于丁力业承担，这符合委托投票的法律关系性质，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责任。
书。但是，如何判断董事投票权的行使已经达到了勤勉尽责的标准呢？在实践中，常有董事就通过定期报告的行为作以下抗辩：
1.出于对公司其他人员或会计师、审计师的合理信赖。在南京中北案中，部分董事主张“年报审计机构未发现公司有关联交易、巨额资金被占用等违法情况，董事在通过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正是基于对审计机构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因此不应当承担责任”。类似的抗辩还发生在安信信托、聚友网络等案件中。
对此，证监会的处罚思路非常一致，其在安信信托案中指出：“本会认为，会计责任和审计责任是两种不同的责任。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是被审计单位的会计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责任不能代替、减轻或免除会计主体的会计责任。公司不能以对会计师事务所的合理信赖为借口免除自己的会计责任；公司虽然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说明了股权转让事宜‘中国证监会已受理正在进行对该事项的审批’，但在不应确认收益的情况下确认收益，致使本是亏损的财务报告变为盈利，已构成虚假陈述。”
可见，监管部门认为，董事会作为公司的内控机制不能以外控机制（如会计师事务所的外部审计）对年度报告无异议为由不履行自己审核、保证其准确合法的职责，外控和内控责任不能互相取代。但财务报告的编审专业性较强，董事对编制报告的原始数据应当独立复核、确保其准确性，但对会计处理等专业问题，要求其全面复核、发现问题未免强人所难。在此方面，如董事能够证明其在了解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性、独立性的前提下，出于善意合理地信赖会计师事务所呈报的财务报告，在经过适当调查后相信其中的陈述是真实的，那么应当认为董事已经履行勤勉义务。同理，董事对公司雇员和职员呈报的相关数据材料，合理地认为其是值得信赖的，可以免除责任。但如有证据表明董事可能知道管理人员或者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报告有可能虚假，仍通过该报告，就应为其故意欺诈或疏忽承担责任。易言之，公司董事可对管理层或外聘会计师进行授权，对其行为予以信任和依赖，但不能丧失督导和监控，否则，仍须承担法律责任。
2.对有关事项并不知情。在信息披露违法时，董事最常用的抗辩理由之一是对有关事项并不知悉。知情包括应当知情和实际知情。如果董事对定期报告披露存在违法实际知情，却未在董事会审核定期报告的过程中提出异议，显然属于未勤勉尽责的情形。但通常情况下，监管部门很难证明董事对某一事项实际知情。董事应当承担证明自己是否知情的责任，除非董事有证据证明其确实不知情，否则应当认为董事实际知情。在［2007］2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时任董事林秉军、周荣铭在申辩材料中提出其对公司违法行为不知情，其无法发现公司存在违规行为。监管部门明确表示：“对于本案中认定的违法行为，董事如勤勉尽责应当能够注意到，免责事由不成立。”在天目药业案中，证监会查明天目药业有关联交易未经公司内部决策程序，也不进行披露，系董事长章鹏飞一手操控，但有关董事仍应就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承担责任，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董事曾经督促、监督天目药业形式上的公司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制度真正发挥作用，也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董事曾经对章鹏飞的行为实施必要的、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因此，只有在处于类似情形的一个正常谨慎之人即使勤勉地履行了其监督审核职责也无法得知相关情形下，董事才能援引自己不知情的理由而免除责任。对“应当知情”的判断，主要依据是董事在上市公司中的角色和职责，如董事系某股东选派的董事，则对该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一般认定为应当知情；如董事系分管与信息披露违法事项相关的特定公司事务，则一般推定其对该违法事项应当知情；如董事对公司经营管理负全面责任，如董事长、总经理，则一般推定其对公司违法事项应当知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行政处罚决定中，我们可以发现证监会结合案例的具体情况对勤勉尽责标准的灵活运用。在关联交易频发、公司内控机制紊乱、有既往违法违规事实情形的上市公司，或者当出现特定事实或重要情况，该情况足以使一个负有合理注意义务的董事予以注意时，监管部门往往要求董事对有关事项施以特别注意。如在两面针案中，证监会对外部董事方振淳的要求就隐含了这一逻辑，由于方振淳作为两面针董事以及同时作为两面针关联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的身份，其应当对其控制公司与两面针之间的资金往来更加敏感、审慎。同时，由于其控制的公司曾参与两面针虚构销售收入行为，因此对可能发生的此类行为持有“审慎怀疑的态度”。这一案例有代表性地表明了证监会在运用勤勉尽责标准上的灵活和坚定。
“调查发现，在2004年两面针向上海诗玛尔转让中信证券股权垫付资金过程中，汕头市方大印刷担当了资金中转方的角色，作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大股东，外部董事方振淳辩称其对上海诗玛尔支付两面针资金的来源实际并不知情。方振淳2004年6月成为两面针董事后，其实际控制或担任董事、法定代表人的公司与两面针之间的交易，如果符合相关规定，可能成为需要披露的关联交易。方振淳作为对上市公司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法定责任人员，应对汕头市方大印刷与两面针之间的交易是否属于需要信息披露的范围予以足够关注，对两面针向其汇入1640万元后要求其向上海诗玛尔进行划款的真实目的和后续影响应当抱有审慎怀疑的态度。同时，在2003年期间，方振淳任法定代表人的另一家企业汕头方大应用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就曾参与两面针虚构当年销售收入的行为。因此，作为法定代表人的方振淳应当对此划款事项更加谨慎，以避免任何有损于两面针股东权益的事项发生。但是，方振淳没有勤勉履行董事的职责，汕头市方大印刷直接根据两面针的要求将1640万元转给了上海诗玛尔，客观上协助了两面针不当确认转让中信证券股权收益。因此，我会认定方振淳是两面针2004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保持独立性
严格地说，董事履行职责时应当不存在个人利益关系，保持独立性，这也是董事忠实义务的题中之义。在相关行政处罚案件中，证监会对董事独立性的要求分为两个层次：⑴一般地说，董事行使其职权应不受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支配和干预；⑵如果董事与有关行为涉及方存在家庭、财务或者商业关系，应保持客观性并应公开说明和避免参与上市公司相关决策。在九发股份案中，有关董事主张其在通过年度报告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是迫于压力、为保住职位的无奈之举，监管部门未予采纳。在南京中北案中，董事许正苟主张其履职行为系根据组织安排、受领导指派，是南京中北、万众公司的企业行为，不是个人行为。但监管部门认为此抗辩“于法无据”，并进一步主张，即便许正苟系有关股东指派，其行使表决权应以公司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由此可知，监管部门在信息披露违法行为中对董事的要求并不以其客观行为勤勉尽责为限，而包括了其职权行使须合理地相信是为上市公司最佳利益的主观心态。这一裁决思路其实已经超过了《公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对“勤勉尽责”的界定，可见证监会对董事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标准有细微的理性扩张。
由于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属于国有企业改制产生，许多公司治理规则实际上沿用了行政部门或“党内组织纪律”的方式，这意味着某种情景下董事的行为受到囚徒困境的制约，集体违法和政治保障的侥幸心理腐蚀着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的肌体健全。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作任何妥协和迁就。在上述行政处罚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董事以“上级指示”、“组织安排”等为由抗辩时，证监会坚决予以驳回，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立场表达。
（四）主动发现、立即揭露、及时制止违法行为
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中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发生，很大一部分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不合理、缺乏有效监控机制造成的。对此，证监会对董事的要求，不仅是在董事会决议上提出异议或投弃权票、反对票，而且要求董事对有可能侵害上市公司的行为——往往是定期报告中隐瞒、遗漏或虚构的对象，主动发现、坚决制止和立即揭露。如董事由于客观原因虽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通过，但采取其他积极措施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亦可以相应免除责任。
在兰光科技案中，公司长期向关联方提供借款、担保而未披露。对此，监管部门主张：“所有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应恪尽职守，不悖信任，不负重托，在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前提下，为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服务。不把自己或者其他第三人利益凌驾于上市公司利益之上，并且认真履行职责，主动发现、坚决制止、立即揭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第三人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是衡量一个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基本标准。如果因怠于履行法定义务而未发现，或发现后不制止、不揭露，甚至策划、指挥、放任、包庇、配合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何为“主动发现、立即揭露、及时制止”，这可以在南京中北案证监会对3名独立董事免予处罚的理由陈述中找到答案：“本案另有三位时任独立董事，在通过南京中北2003年年报和2004年年报的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经审查有关证据材料，并综合考虑以下情节，我会决定对其免予处罚：第一，从这三位独立董事多年的履职记录看，能够较好地参加董事会、审查议案材料、审慎发表意见、进行独立判断，曾经否决了经营层提出的不成熟的投资决策，并对南京中北的公司治理和内控做了一些督促工作。第二，发现南京中北存在巨额资金外流并损失的情况后，立即责成董事会质询管理层人员，督促董事会聘请江苏省外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南京中北的贷款资金流向进行专项审计、就南京中北自查发现的问题立即向全体股东公开通告，同时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第三，积极主动地督促公司追讨外流资金并进行内部整改。”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6
一、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过
义乌市农村合作银行是在原义乌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于2003年11月开始筹建的，在义乌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和全程指导下，历时近一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筹建工作。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义乌市信用联社被确定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单位后，义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由市长吴蔚荣任组长，副市长王奎明、朱江龙任副组长，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义乌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抽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一名业务骨干组建改革指导小组，指导、协调义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4月26日，成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认真研究，制定方案。市改制领导小组根据（国发〔2003〕1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的精神，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并结合义乌市实际，制定了《义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于3月12日上报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4月6日获得批准。4月27日，义乌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至此，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启动。
（三）全面开展清产核资。根据《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清产核资工作指导意见》，义乌市农村信用社于20*年2月10日开始清产。在信用社自查的基础上，聘请具有评估金融企业资质的金华安泰资产评估公司、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义乌市农村信用联社和下辖农村信用社的全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清查。4月底，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并形成《义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产核资报告书》和《义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净资产确认书》。经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信用联社和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三方确认，并通过金华银监分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的验收。
（四）认真细致，做好各项具体的筹建工作。
一是研究制定筹建方案。根据《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批复书》关于同意组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意见，按照《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结合《义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研究制定《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方案》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可行性报告》等有关筹建材料。
二是召开原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4月下旬，义乌农村信用联社及所辖农村信用社分别召开原社员代表大会，并完成以下几项工作。（1）审议通过取消自身法人资格，与联社及其下辖各信用社合并，组建成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所有债权债务由合并组建后的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承继。（2）审议通过原信用社社员股金清理方案。（3）授权委托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向银监机构提出合并组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申请。
三是全面清理原信用社社员股金。对于原信用社社员股金，分四类情况处置：一是对愿意入股义乌银行的社员，自然人股将股金额增资至1000元、法人股将股金额增资至10000元，作为义乌银行的资格股。二是对不愿入股义乌银行的社员，股金予以同额清退。三是对既不愿增资又不愿退股的，将股金统一转入专户集中管理。列专户管理的股金，只享受分红，不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四是以生产队名义入股的股金，原则上予以清退；不愿清退的转入专户集中管理。列专户管理的股金，只享受分红，不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上述方案经联社及各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4月28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与各农村信用社联合公告，4月28日—5月10日，全面开展农村信用社股金清理工作。据统计，2003年末实际应清理股金24676户、5781.2万元，已清理21310户、5779.3万元，占应清理户数的86.36%、占应清理股金的99.97%，未清理股金3366户、19559.3元。
四是确定股金募集方案和募股对象，发起设立农村合作银行。义乌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严格设定入股条件，精心研究募股方案。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决定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金募集的全过程实行公开操作，即：公开增资扩股方案和增资扩股指标，公开符合条件要求申请入股的法人、自然人名单，在《小商品世界报》上进行公告，并由银监办事处、纪委监察局、审计局组成入股资格审查监督组，负责对整个资格审查过程、结果进行全程监督。7月2日至7月9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对申请募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法人、社会自然人股金资格认定结果在《小商品世界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经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资格审查监督组认定，符合募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法人股资格131家法人，社会自然人4749人，其中：重点客户1666人、非重点客户3083人。根据银监会意见，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以发起形式设立，符合募股条件的法人和自然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于7月14日前签订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发起人协议书》，认购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发起人股份，自愿发起设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
五是及时上报筹建申请。上述各项工作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完成后，经浙江银监局审核同意，于8月4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申请，8月4日申请核准。9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筹建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批复》，同意筹建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
六是完成筹建准备工作。筹建申请批复后，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立即开展各项筹建工作，向发起人募集股份，起草章程（草案）、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主要管理制度，选举产生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中国教育资源网点73家，其中1家营业部、38家支行、34家分理处，分别为营业部、宾王支行、长春支行、春江支行、梅湖支行、稠城支行、大桥支行、城中支行、江滨支行、商城支行、城北支行、城站支行、陈塘支行、福田支行、下骆宅支行、尚经支行、荷叶塘支行、江东支行、青口支行、九联支行、稠江支行、杨村支行、江湾支行、后宅支行、城西支行、东河支行、夏演支行、上溪支行、吴店支行、义亭支行、佛堂支行、赤岸支行、苏溪支行、大陈支行、廿三里支行、北苑支行、前洪支行、柳青支行、凯吉支行、香港城分理处、商贸分理处、长江分理处、广南分理处、徐江分理处、东江分理处、绣城分理处、锦都分理处、官塘分理处、鹏城分理处、湖门分理处、塘李分理处、新凉亭分理处、杭畴分理处、王阡分理处、畈田朱分理处、新世纪分理处、合作分理处、田心分理处、王宅分理处、塔山分理处、倍磊分理处、毛陈分理处、东朱分理处、毛店分理处、溪南分理处、巧溪分理处、联合分理处、楂林分理处、东塘分理处、华溪分理处、中新街分理处、群星分理处、城东分理处。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拟配备高级管理人员名，其中董事长1人，监事长1人，行长1人，副行长2人；财务、信贷、审计部门负责人各1名，营业部、支行正、副行长78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配备从业人员864人，具有从事过1年以上金融工作的人员占98%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约占14%，大专学历人员约占60%以上，中专学历人员约占17%，中专以下学历人员约占9%。从业人员中，经济类专业从业人员约占23%，法律类专业人约占0.1%，计算机类专业从业人员约占0.6%，财会类专业约占28%，其中专业人员约占53%。
（五）拟定主要管理制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银行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的要求，起草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责》、《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职责》、《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责》、《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行长办公会议制度（草案）》以及《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信贷管理责任制实施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贷款操作规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财务管理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会计基本制度操作规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稽核工作管理规定（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员工聘任聘用管理办法》等主要管理制度，将分别在一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上审议通过。
（六）制定了经营方针及发展规划。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第
一、稳健发展”的经营方针，进一步突出信贷支农这一工作重点，力争办成功能齐全、业绩优良、运营安全、服务优质的股份合作制社区性精品银行。具体目标是，至2006年末，总资产达到亿元，总负债达到亿元，存款规模达到160亿元，贷款规模达到115亿元左右，20*—2006年，分别实现利润1亿元、1.3亿元和1.6亿元，不良贷款分别控制在2.0%、1.8%和1.5%以内，农业贷款分别达到6.5亿元、8亿元和9.45亿元，占各项贷款分别为7.2%、7.8%和8.22%。经营方针符合《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精神，发展计划切实可行，特别是能够充分保障支农信贷，达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目的。
三、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主要体会
（一）领导重视、部门配合。义乌作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先行试点，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银监会、省政府和省联社领导多次到义乌视察和调研，听取有关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提出了改革工作的时间要求，对改革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并对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解决意见。金华银监分局、省联社金华办事处对筹建工作全程予以深入指导、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把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对筹建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人大、政协、纪委也高度重视和支持，确保了筹建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市财政、工商、城建、土管、税务、人劳、审计等部门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在政策把握上给予积极地指导，为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二）积极稳妥、严谨规范。为切实把握改革原则和政策，严格按照国务院和银监会的规定筹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及办公室先后召开会议数十次，特别是增资扩股方案、股金募集方案和股东资格认定方案，在充分酝酿、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几易其稿，最后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并向人大、政协作了汇报。
（三）加强宣传、营造环境。重点宣传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市政府专门召开了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义乌的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各级各部门支持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通过宣传，各镇、街道，各部门对改革高度重视，广大原信用社社员和客户也对改革予以理解和支持，使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四、下阶段工作安排：
一是积极做好开业准备。收集、整理、装订开业申报材料，于月日前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待银监会批复后，凭新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申领营业执照。并立即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开业。
二是抓紧完善机构设置。根据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经营管理职能，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分支机构进行适当重组，达到既确保安全经营、又促进业务发展的目的。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7
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法律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上市公司收购立法层次过多,而具有实际操作性的规范以行政规章为主,效力层次有欠缺。其次,尚欠缺关于反垄断的规定,而这与我国整体上欠缺反垄断法律制度有关。
上市公司收购的当事人
上市公司收购是一项复杂的交易,牵涉到收购人、目标公司、目标公司股东、目标公司董事会等各方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处于主要地位的是收购人和目标公司股东。
收购人是指通过受让上市公司股份获得或者试图获得上市公司控制权的人,包括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承担信息披露、发出强制性收购要约等义务。但收购人往往通过某种安排和其他人一起购买目标公司股份,以规避这些义务。为防止出现该情形,各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大都引入了一致行动人的概念。综观各国有关规定,一致行动人是指通过某种安排,互相之间积极合作,通过其中任何人取得某公司股份以取得或巩固对公司的控制权的人。一致行动人的概念存在以下特点:存在行动的合意、取得一个目标公司的投票权、积极地进行合作、以获得或巩固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为目的。
我国《披露办法》也对一致行动人做出了界定:通过协议、合作、关联方关系等合法途径扩大其对一个上市公司股份的控制比例,或者巩固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在行使上市公司表决权时采取相同意思表示的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见我国在一致行动人定义中增加了对其在行使表决权时的“一致行动性”的要求,我们认为这样的限制固然可以增加一致行动人认定的准确性,但同时又可能造成困境。因为行使表决权是取得股份的结果,而认定一致行动人的意义在于其取得或者将取得股份时令其承担一定义务,但是此时其可能尚未行使过表决权,而等到行使表决权再认定其构成“一致行动人”,则认定意义已经丧失。因此,我们诊断不应把行使表决权时的一致意思表示作为认定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
被收购人是指上市公司收购所指向的目标,即被收购的上市公司。被收购人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其内涵不是很明确。在我国《收购办法》中,被收购人有三种表述,即被收购公司、被收购人公司的股东和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这种表述比较科学、合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协议收购还是要约收购,交易标的虽然均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但收购人的交易对方为持有该等股票的股东,这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此外,由于被收购公司、被收购公司的股东和被收购公司的董事会属于不同的民事主体,所以从理论上讲,应当对他们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严格区分,不能加以混淆。
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
综观各国上市公司收购制度,上市公司收购的方式主要有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和集中竞价交易收购,本文主要讨论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
(一)要约收购
要约收购是指要约人通过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在要约期满后以一定价格购买其持有的股份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收购。收购人发出的收购要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是按照一定价格购买股份的意思表示。由于控制权本身具有价值,因此一般认为收购价格应该高于市场价格;第二,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份持有人做出;第三,除收购失败的约定以外,要约不得附有条件。
根据收购人是否自愿发出收购要约为标准,要约收购可以分为强制要约收购和主动要约收购。前者是指收购人已经持有目标公司股份达到一定比例并拟继续增持或者从一定比例以下拟增持并超过该比例股份时,必须向目标公司全体股东发出购买其持有的股份的要约,以完成收购;后者是指收购人自主决定通过发出收购要约以增持目标公司股份而进行的收购。
根据要约收购的标的是否是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要约收购可以分为全面要约收购和部分要约收购,前者是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为标的的要约收购,后者是指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持有的全部股份的一部分为标的的要约收购。
强制要约收购是一个颇多争议的制度,采用的国家主要有法国、英国及其原属殖民地。支持该制度的观点认为,收购人在收购成功后可能会以其控股地位侵害少数股东利益。因此,有必要要求已获得控制权的收购人以不低于其为取得控股权所支付的价格向其余所有股东发出收购要约,为小股东提供退出机会。
反对该制度的观点认为,首先,强制要约收购不过赋予受要约人全部出售其股份的机会,不能消除要约过程中小股东的受“压迫”问题。其次,强制要约制度会大大增加收购人的收购成本,减弱了证券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在我国,《股票条例》和《证券法》建立了强制要约收购制度,证监会颁布的《收购办法》对该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将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持股比例定在30%,规定收购人不论以何种方式从30%以下拟增持至30%以上,或者已持有30%而拟继续增持的,均应发出收购要约。
主动要约收购因其收购股份比例一般低于100%,因此各国在对待主动要约收购的态度上各不相同。如英国采取个案审批主义,《城市守则》规定,所有主动要约收购均应取得收购与兼并专门小组的同意。如果要约不会引致要约人持有目标公司30%以上投票权,该要约收购通常会获得同意。如果要约可引致收购人持有目标公司30%以上股份,则一般不能获得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求进行强制要约收购。而美国等国家对此则采取法律许可主义,收购人可自由地进行要约收购,这些国家通常没有强制要约收购制度。
我国《收购办法》确立的主动要约收购制度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不同,即如果要约收购30%以下的股份,采取法律许可主义;当收购方预定收购的股份超过被收购公司已发行股份30%,又只打算继续进行部分要约收购时,必须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强制要约收购。从这点看,这种情形则又采取个案审批主义。简而言之,我们认为,根据现行规定,收购人可以主动要约的方法收购目标公司30%以下的股份,也可以以主动要约的方法向全部股东的全部股份发出要约。但是如果要以主动要约的方式向全部股东介于30%-100%的部分股份发出要约,则必须事先得到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二)协议收购
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在证券交易所之外,通过和目标公司股东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受让其持有股份而进行的上市公司收购。协议收购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协议收购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协议收购的出让方为目标公司的特定股东,受让方为收购人。而要约收购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出让方都是不特定的。第二,协议收购以收购人和目标公司股东订立股权转让协议为形式要件。第三,协议收购的交易程序和法律规制相对简单,交易手续费低廉,可以迅速取得对目标公司的控制权。第四,协议收购方式可以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同时使用,而要约收购只能单独运用。第五,虽然《收购办法》明文规定允许协议收购上市公司流通股,但在实践中协议收购的标的主要是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原由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都是非流通股,往往只有收购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才能达到控股目的,而且其收购成本远较要约收购低。
《收购办法》还明确规定了协议收购流通股的相关程序,对《证券法》规定的协议收购的标的是否包括流通股做出了明确,体现了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监管与时俱进的精神。这些合理规定有必要通过《证券法》的修改,上升为法律。
收购中的信息披露
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之价值目标在于:保证收购各当事人处于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尤其是保障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免受收购人在收购过程中类似突袭行为以及有关当事人内幕交易、操纵价格等行为的侵害。因此,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是整个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中的重点,也是监管机关对上市公司实施监管的有效手段。
和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基本出发点相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目的也在于使投资者充分获得信息,避免因为证券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目标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受损、操纵价格等现象发生。但是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又具有不同于证券发行、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限于发行人,上市公司收购人也承担信息披露义务;第二,在信息披露的具体制度上不仅要求收购人披露收购交易的详细内容,还要求收购人根据其持股情况逐步披露其持股情况,用以提醒目标公司股东上市公司收购的情况。
和国外相关制度比较,我国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制度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信息披露制度缺乏弹性,更多地采取一刀切的方式。例如,在信息披露的持股信息披露制度中,未根据披露人是否具有取得控制权的意图对股东持股变动的披露义务做出区别。投资者在购买股票时不一定是出于获得控制权的意图。再加上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集中,使得对于不具有取得控制权意图的股东来说,根据持股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所作的信息披露似乎过于严格。因此,本文认为可根据购买股票的意图确定披露内容,一方面既可以提高信息披露的效率,同时也节约整个社会信息披露的成本。
其次,信息披露制度在遵循重要性原则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所谓重要性原则主要是指信息披露不是越全面越好,而应将那些足以影响投资者决策的信息予以披露。这一方面有利于投资者及时准确地获知信息,而不至于很多重要信息被湮没在信息的海洋中;另外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和收购过程来看,则可以达到节约成本与提高收购效率的双重目标。
第三,在收购信息披露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确定收购人意向阶段,潜在收购人是否应当披露有关信息,这些信息的具体内容如何规定等。
第四,目标公司董事会信息披露制度中,没有规定在发生收购活动时,目标公司董事会应在可知晓的范围内披露自身利益与要约收购成功与否之间的关系。而《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规定:董事会应声明公司全体董事没有任何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利益冲突,如有利益冲突,相关的董事已经予以回避。这一规定令人费解,因为出具董事会报告是一项披露义务,并非就一项决议进行表决,有利益冲突的董事应当重点披露,何来回避之说?我们认为应予以完善。
最后,我国现行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法律制度对违反有关收购信息披露规定的法律责任问题内容涉及比较少。《收购办法》涉及上市公司收购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规定只有两条,而且这两条主要是针对收购人的,而对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律责任没有涉及。我们认为,应当就进一步细化收购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
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
国外对上市公司收购监管的模式大体可分为集中型、自律型、综合型三种类型。所谓监管模式一般包括监管法律制度体系、监管主体设置及监管方式等。集中型监管体系模式是政府设有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它是以统一的证券监管立法为基础,以权威的证券监管机构为中心,以规范管理为特色的体系。美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自律型监管体系模式指政府相对较少对证券市场进行集中统一的干预,而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依靠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组织实施自律性监管。它是以非独立性的证券立法为基础,以自律组织为中心,以自律监管为特色的体系。英国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综合型监管模式是介于集中监管型与自律型监管体系模式之间的一种监管模式。既强调集中统一的立法管理,又注重自律约束。实施该模式的国家以德国为典型,其特点是证券监管既有立法管制的成分,又不失自律管制的色彩,而两者的结合又不同于集中管理的美国模式与自律管理的英国模式。
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框架是以各国的证券法为主,各个相关法律以及证券交易所的章程和业务规则为辅,形成对证券市场的全面覆盖。从国际范围来看,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统称“证监会”)与证券交易所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的职责已经越来越明确,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之间的监管分工的一般模式是:证监会主要监督整个证券市场的法律执行情况。证券交易所则负责上市公司信息的持续披露、防止市场价格的异常波动、对市场参与者的一般违规行为按照交易所规则进行处罚。
《收购办法》中对于监管主体在上市公司收购中的定位是,证监会依法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实行监督管理;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赋予的职责及其业务规则,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实行日常监督管理;中国证监会可以设立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就具体交易事项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当事人应当如何履行相关义务、具体交易事项是否影响被收购公司的持续上市地位以及其他相关实体、程序事宜提出意见。但是,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对上市公司收购进行监管仍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上市公司收购监管中缺乏反垄断的内容。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在上市公司收购的反垄断方面依然是盲区,处于无法可依的阶段。第二,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效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收购的监管主要体现在监督证券交易、对会员和上市公司进行监管以及管理和公布市场信息等三个方面。在实践层面,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权限还有待明确。例如,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涉及到非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证券交易所是否有权监管,如何监管,能采取什么样的监管行动。只有解决好此类具体问题,才能有效发挥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的监管职能。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改善,第一,制定反垄断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专门针对收购过程中有关市场垄断的禁止收购规则。第二,在证券交易所成立收购与兼并专家小组,该小组主要由金融、证券、会计、财务以及法律等方面的专家以及交易所有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属相对松散型的。其主要职能是对具体的上市公司收购个案中涉及到有关问题进行分析并做出决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现行制度跟不上实践的矛盾。第三,设立一个基于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由于证券交易所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裁量权不清和效力不足的局面,交易所通过其先进的信息披露系统,可以建立一套专门针对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信用管理系统,主要收集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在收购过程中所发生的信用记录,并定期或不定期予以披露。
收购监管的法律冲突和国际协调
各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化过程,随着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上市公司收购过程常常涉及外国因素,导致多个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试图对同一项收购予以监管,由于各个国家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法规在收购程序、信息披露、会计准则等方面存在不同之处,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上市公司收购监管法律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带有公法冲突的性质。为了促进收购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进行,同时使收购各方特别是投资者的利益得到妥善安排,各国证券监管机构试图协调其监管职能,消除法律冲突带来的消极影响。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证券监管既是经济学问题，亦是法学问题，在经济分析法学和社会法学的思想中有其法学的理论基础。从法律意义上讲，证券监管指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法，属于经济法的范畴，其法律价值主要表现为秩序、效益和公平，它是证券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强心剂。
证券监管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在管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市场失灵理论中有其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证券监管也是一个法律问题。证券监管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证券监管机关的设立及其监管权力的取得和行使都离不开法律的规定和授予，离开了法律，不仅证券市场将失去控制、规范、指引、和保障，而且证券监管机关也失去了监管的标准、权威、手段和基本前提。
一、证券监管的涵义
从广义上来说，证券监管指的是立法机构、行政机关、行业组织等证券监管机构，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公平、效率，消除证券市场价格扭曲、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保障其有序运行，利用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对证券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及各市场主体实施监督和管理的行为总和。狭义上仅指的是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市场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即法律意义上的证券监管。当今世界，证券监管的模式一般分为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和以英国为代表的自律主导型，以及以法国为代表的中间型监管模式。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集中统一监管模式。
证券监管的主体广义上包括国家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行业组织，立法机关制定监管法律法规，行政机关负责执行法律法规，而行业组织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对自己行业的成员进行自律监管；狭义的监管主体指政府行政机构。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特点，授权不同的政府部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管。
证券监管的对象是证券的发行、交易等各个环节的活动和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各国对证券发行的监管主要是通过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和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而对证券交易则通过证券上市制度和上市公司信息持续披露来实施监管；同时采取禁止操作市场、禁止内幕交易和禁止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规制证券市场。证券市场活动的主体一般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投资人(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证券交易所、证券市场中介(证券承销机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证券信息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证券监管的目的是提高市场效率，减少市场风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作用，保证合法的证券交易活动，督促证券经营机构依法经营，禁止违法行为，防止少数机构垄断操作和扰乱证券市场，从而保护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
证券监管的法理基础主要体现在经济分析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的思想中。
1．经济分析法学派。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奠基人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其结论被人归纳为科斯定律。科斯定理的第一律是假定交易无费用，不管怎样选择法律、法规，权利分配的最终结果与规则无关，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到达理想的有效益的结果。这种理想状态事实上是不存在的。第二律是交易成本为正，有效益的结果不可能在每个法律规则、每种权利配置方式下发生。这种情况下，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效应减至最低的规则。这些效应包括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避免这种交易成本而做出的无效选择即机会成本。科斯定律无疑表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是实施监管必须考虑的，而且对不同的市场要应用不同的调整方式。在零交易成本的市场中，法律没有必要以任何特殊的方式和措施来配置资源，仅需要民法调整；在正交易成本的市场中，为了把交易成本减至最少而获得最大的效益，政府必需实施其他行政和法律监管措施。证券市场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市场。发行者需要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承销机构等各种中介费用，投资者需要交纳交易佣金、印花税、交易税等费用。因此，应用科斯理论，证券市场不仅需要一般的民法调整，而且需要实施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监管，以降低交易成本，保证证券市场效率。
经济分析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法的宗旨是效益，即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分配社会资源，一切法律的最终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资源配置的激励环境来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公平即是效率，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首要标准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化，但也容许效率、自由、平等等价值原则之间相互协调；法律必须是具备可行性、公开性以及与其自身目的相适应的规定权利和义务的主权者命令，所有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活动归根到底是通过法律提高利用社会资源的有效性，增加社会财富。_3从波斯纳的观点来看，市场需要制度上的效率和公平，效率比公平优先；制度(主要是法律)ife用于权利分配，从而影响效益。由于证券市场自身的弱点和复杂性，如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对称性往往致使投资者受害；存在着垄断和操纵行为从而导致不良竞争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过度投机现象扭曲价格信息、抑制资源有效配置等等，市场的自我调节的功能受到极大制约，权利和资源在市场中的分配往往背离社会效益与公平。因此，制定证券监管法律制度，依法实施证券监管，合理分配权利和充分利用资源，是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信息公开与交易公平、提高证券市场效率的必然要求。
2．社会法学派。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应注重的是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的内容，而法律的作用在于承认、确认、实现和保障利益。他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是包括在个人生活中并以个人名义所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公共利益是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并以政治生活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社会利益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并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和活动而提出的各种主张、要求和愿望。这些利益都是应该由法律通过规定权利与义务、维护权利和强制义务的制裁方法来得以承认和保护。三种利益中社会利益是最重要的利益，公共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时是重合的，当三种利益存在重叠或冲突时，更应强调的是社会整体利益。我国证券市场中显然也存在着各种利益的冲突，如发行人不及时披露信息造成投资者受损，机构投资者、庄家操纵市场损害个人投资者的利益，掌握内幕信息的人通过内幕交易捞取不正当利益等等，这种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引起整个证券市场的混乱，扰乱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当道德的手段不能调整和协调这种冲突时，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作为社会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法律，于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产生了。通过制定和执行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制裁各种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行为，使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运行，从而达到维护整个社会利益的目的。
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本质
一般来说，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调整国家在实施对证券业的监督和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公法和私法的融合法，即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产物。私法公法化是指公法对私人活动干预的增强，从而限制了私法原则的效力，并导致私权自治范围的缩小，实质是要求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干预、协调并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对权利滥用、契约绝对自由等所产生的弊端给予矫正，以谋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公法私法化则是指由于国家职能的扩大，国家直接作为私法主体的身份出现或者通过国家控制的企业按私法的原则来执行公共职能。公法与私法相互渗透和融合，是现代法律发展的一大特征。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结果，使得出现了一些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法律部门，如经济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等，有学者把这些法律法规称为社会法，证券监管法就是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融合的产物，是社会法的一种。它所调整的证券市场关系是市场关系的一种，原本属于私法调整的对象，而它的调整方法却主要是公法调整方法，如命令、禁止、许可、查封、冻结等。当然，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也包括私法调整方法如自律监管。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经济法的范畴。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全局性的、社会公共性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证券市场作为市场经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和宏观调控的重要领域。对这个领域实施宏观调控即监督和管理其法律规范就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因此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属于宏观调控经济法的范畴，是经济法一个重要的部门法——证券法的分支。
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法律本位，是指法的基本目的、基本任务或基本功能，反映了法的基本观念，昭示了法的逻辑起点和存在意义。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就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之一。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立法宗旨。各国证券立法中几乎无不把规范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立法的目的和宗旨。(2)证券监管的各项法律制度如证券发行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其实质都是为了维护证券市场的有序状态，从而达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3)证券监管机关的一切监管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证券监管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其职责，不得滥用职权侵犯证券市场中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价值
对于法的价值，众说纷纭。但秩序、自由、平等、公平、效益、正义、人权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价值的组成部分，无不得到认可。而最能反映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本质特征的价值是秩序、效益、公平。
1．秩序。秩序总是意味着在社会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进程的连续性、行为的规则性，以及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_6与秩序相对的是无序，也就意味着杂乱无章、难以控制、无法预测的状态。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所蕴含的秩序价值在于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和维护证券发行秩序、证券交易秩序，预防和制止无序状态的出现，实现证券业的稳定、健康和良性的发展。具体体现为通过法律明示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合法和违法行为的法律后果，设定证券市场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模式，发挥法的指引、强制、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把人们的证券行为纳入合法的轨道。
2．效益。效益或效率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资源的合理配置，利益的最大化，意味着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法律的效率意味着权利、权力等社会法律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具体表现为：法律应当保障个人的物质利益并鼓励个人去追求合法的物质利益；法律应当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为了效益的目的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应当确认和保护、创造最有效的经济运行模式，使之容纳最多的生产力。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效益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审核、批准、许可、命令、指导、处置、鼓励、查封、冻结等调整方式，来规范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等行为，以降低证券市场的交易成本，提高整体效益，并防范证券违规违法行为于未然，从而降低社会成本；第二，通过制定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市场欺诈等禁止性规范来防止各类非法行为，以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第三，在证券违规违法行为发生后，通过追究证券法律责任来补救或弥补违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从而降低市场的负效益、提高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益。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9
一、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过程
义乌市农村合作银行是在原义乌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于2003年11月开始筹建的，在义乌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和全程指导下，历时近一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筹建工作。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义乌市信用联社被确定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单位后，义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由市长吴蔚荣任组长，副市长王奎明、朱江龙任副组长，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义乌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抽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一名业务骨干组建改革指导小组，指导、协调义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4月26日，成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认真研究，制定方案。市改制领导小组根据（国发〔2003〕1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的精神，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并结合义乌市实际，制定了《义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于3月12日上报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4月6日获得批准。4月27日，义乌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至此，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启动。
（三）全面开展清产核资。根据《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清产核资工作指导意见》，义乌市农村信用社于2004年2月10日开始清产。在信用社自查的基础上，聘请具有评估金融企业资质的金华安泰资产评估公司、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义乌市农村信用联社和下辖农村信用社的全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清查。4月底，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并形成《义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产核资报告书》和《义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净资产确认书》。经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信用联社和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三方确认，并通过金华银监分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的验收。
（四）认真细致，做好各项具体的筹建工作。
一是研究制定筹建方案。根据《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批复书》关于同意组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意见，按照《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结合《义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研究制定《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方案》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可行性报告》等有关筹建材料。
二是召开原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4月下旬，义乌农村信用联社及所辖农村信用社分别召开原社员代表大会，并完成以下几项工作。（1）审议通过取消自身法人资格，与联社及其下辖各信用社合并，组建成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所有债权债务由合并组建后的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承继。（2）审议通过原信用社社员股金清理方案。（3）授权委托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向银监机构提出合并组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申请。
三是全面清理原信用社社员股金。对于原信用社社员股金，分四类情况处置：一是对愿意入股义乌银行的社员，自然人股将股金额增资至1000元、法人股将股金额增资至10000元，作为义乌银行的资格股。二是对不愿入股义乌银行的社员，股金予以同额清退。三是对既不愿增资又不愿退股的，将股金统一转入专户集中管理。列专户管理的股金，只享受分红，不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四是以生产队名义入股的股金，原则上予以清退；不愿清退的转入专户集中管理。列专户管理的股金，只享受分红，不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上述方案经联社及各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4月28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与各农村信用社联合公告，4月28日—5月10日，全面开展农村信用社股金清理工作。据统计，2003年末实际应清理股金24676户、5781.2万元，已清理21310户、5779.3万元，占应清理户数的86.36%、占应清理股金的99.97%，未清理股金3366户、19559.3元。
四是确定股金募集方案和募股对象，发起设立农村合作银行。义乌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严格设定入股条件，精心研究募股方案。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决定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金募集的全过程实行公开操作，即：公开增资扩股方案和增资扩股指标，公开符合条件要求申请入股的法人、自然人名单，在《小商品世界报》上进行公告，并由银监办事处、纪委监察局、审计局组成入股资格审查监督组，负责对整个资格审查过程、结果进行全程监督。7月2日至7月9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对申请募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法人、社会自然人股金资格认定结果在《小商品世界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经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资格审查监督组认定，符合募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法人股资格131家法人，社会自然人4749人，其中：重点客户1666人、非重点客户3083人。根据银监会意见，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以发起形式设立，符合募股条件的法人和自然人在自愿的前提下于7月14日前签订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发起人协议书》，认购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发起人股份，自愿发起设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
五是及时上报筹建申请。上述各项工作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完成后，经浙江银监局审核同意，于8月4日向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申请，8月4日申请核准。9月9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关于筹建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批复》，同意筹建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
六是完成筹建准备工作。筹建申请批复后，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立即开展各项筹建工作，向发起人募集股份，起草章程（草案）、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主要管理制度，选举产生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股东代表。今天，我们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第一次会议。至此，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完成。
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落实情况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经过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明确目标、认真实施、落实责任，在各方支持和努力下，如期完成各项筹建工作。
（一）拟定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充分酝酿、反复推敲、完善，起草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内容包括总则、经营宗旨和业务范围、注册资本和股本构成、股东和股东代表大会、董事和董事会、监事会、行长、财务管理、终止与清算及附则等十个方面，对机构性质、股份、法人治理、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审议通过后将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组织与行为、合作银行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
（二）股份已经募集到位。由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发起人认购全部股份，共募集股本总额为30071.2万元，其中资格股11714户、1282.1万元，占总股本的4.26%，（其中企业法人资格股123户、123万元，社会自然人资格股10737户、1073.7万元，员工资格股854户、85.4万元）；投资股28789.1万元，占总股本的95.74%。（其中企业法人股8979万元，占总股本的29.88%；社会自然人股12440.3万元，占总股本的41.36%；银行职工股7369.8万元，占总股本的24.5%）。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资格进行审查和验资，并出具了《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东资格审查报告》和《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验资报告》。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一是建立股东代表大会。按照合作银行有关股东代表组成比例的规定，选举产生农户及农村工商户股东代表22名，企业法人股东代表14名，职工股东代表14名，共计50名股东代表组成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这次股东代表大会代表，是根据《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精神，由入股自然人和法人选举产生，其中企业法人和社会其他自然人的股东代表候选人由各信用社推荐，筹建工作小组审核，并征求镇（街）党政领导以及市政府、人大、政协、计生、公安、税务等部门意见后，提出股东代表候选人名单，以镇、街为选区选举产生；职工股东代表设14个选区，由职工股东提名股东候选人，经联社党委审核报筹建工作小组确认，提交各选区选举产生。在确定候选人时，社会自然人包括农户、农村工商户代表;企业法人注重行业分散；职工包含了高级管理层、中层以及各个不同岗位员工，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本次选举产生的50名股东代表，其中党员代表 名，占代表总数的 %；大专以上学历代表 名，占代表总数的 %；中级职称以上的 名，占代表总数的 %；女代表 名，占代表总数的 %。
二是建立董事会监事会。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期间将召开的一届一次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将分别选举产生拟任董事长和监事长。根据《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共13名，农户、企业法人、职工和独立董事的比例为4:4:3：2；第一届监事会成员共7名，职工监事2名，企业法人、社会自然人监事5名；独立董事2名，正在考察之中，准备今后在符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规定条件的前提下，选聘在金融管理方面有较高造诣的教授、专家担任。
三是组建经营班子。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一届一次董事会，将聘任拟任行长、副行长和财务、信贷、稽核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经营班子。
（四）拟定机构设置方案和高级管理人员配备方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总部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信贷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市场经营部、计划财务部、会计结算部、稽核保卫部、国际业务部、企业文化部等10个职能部室，分支机构在原有独立核算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结合区块经济的发展规划，拟设营业网点73家，其中1家营业部、38家支行、34家分理处，分别为营业部、宾王支行、长春支行、春江支行、梅湖支行、稠城支行、大桥支行、城中支行、江滨支行、商城支行、城北支行、城站支行、陈塘支行、福田支行、下骆宅支行、尚经支行、荷叶塘支行、江东支行、青口支行、九联支行、稠江支行、杨村支行、江湾支行、后宅支行、城西支行、东河支行、夏演支行、上溪支行、吴店支行、义亭支行、佛堂支行、赤岸支行、苏溪支行、大陈支行、廿三里支行、北苑支行、前洪支行、柳青支行、凯吉支行、香港城分理处、商贸分理处、长江分理处、广南分理处、徐江分理处、东江分理处、绣城分理处、锦都分理处、官塘分理处、鹏城分理处、湖门分理处、塘李分理处、新凉亭分理处、杭畴分理处、王阡分理处、畈田朱分理处、新世纪分理处、合作分理处、田心分理处、王宅分理处、塔山分理处、倍磊分理处、毛陈分理处、东朱分理处、毛店分理处、溪南分理处、巧溪分理处、联合分理处、楂林分理处、东塘分理处、华溪分理处、中新街分理处、群星分理处、城东分理处。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拟配备高级管理人员 名，其中董事长1人，监事长1人，行长1人，副行长2人；财务、信贷、审计部门负责人各1名，营业部、支行正、副行长78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配备从业人员864人，具有从事过1年以上金融工作的人员占98%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约占14%，大专学历人员约占60%以上，中专学历人员约占17%，中专以下学历人员约占9%。从业人员中，经济类专业从业人员约占23%，法律类专业人约占0.1%，计算机类专业从业人员约占0.6%，财会类专业约占28%，其中专业人员约占53%。
（五）拟定主要管理制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银行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的要求，起草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责》、《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职责》、《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责》、《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行长办公会议制度（草案）》以及《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信贷管理责任制实施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贷款操作规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财务管理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会计基本制度操作规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稽核工作管理规定（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员工聘任聘用管理办法》等主要管理制度，将分别在一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上审议通过。
（六）制定了经营方针及发展规划。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第一、稳健发展”的经营方针，进一步突出信贷支农这一工作重点，力争办成功能齐全、业绩优良、运营安全、服务优质的股份合作制社区性精品银行。具体目标是，至2006年末，总资产达到 亿元，总负债达到 亿元，存款规模达到160亿元，贷款规模达到115亿元左右，2004—2006年，分别实现利润1亿元、1.3亿元和1.6亿元，不良贷款分别控制在2.0%、1.8%和1.5%以内，农业贷款分别达到6.5亿元、8亿元和9.45亿元，占各项贷款分别为7.2%、7.8%和8.22%。经营方针符合《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精神，发展计划切实可行，特别是能够充分保障支农信贷，达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目的。
三、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主要体会
（一）领导重视、部门配合。义乌作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先行试点，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银监会、省政府和省联社领导多次到义乌视察和调研，听取有关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提出了改革工作的时间要求，对改革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并对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解决意见。金华银监分局、省联社金华办事处对筹建工作全程予以深入指导、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把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对筹建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人大、政协、纪委也高度重视和支持，确保了筹建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市财政、工商、城建、土管、税务、人劳、审计等部门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在政策把握上给予积极地指导，为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二）积极稳妥、严谨规范。为切实把握改革原则和政策，严格按照国务院和银监会的规定筹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及办公室先后召开会议数十次，特别是增资扩股方案、股金募集方案和股东资格认定方案，在充分酝酿、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几易其稿，最后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并向人大、政协作了汇报。
（三）加强宣传、营造环境。重点宣传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市政府专门召开了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义乌的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各级各部门支持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通过宣传，各镇、街道，各部门对改革高度重视，广大原信用社社员和客户也对改革予以理解和支持，使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四、下阶段工作安排：
一是积极做好开业准备。收集、整理、装订开业申报材料，于月日前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待银监会批复后，凭新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申领营业执照。并立即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开业。
二是抓紧完善机构设置。根据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经营管理职能，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分支机构进行适当重组，达到既确保安全经营、又促进业务发展的目的。
信用监管的意义篇10
一、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过程
义乌市农村合作银行是在原义乌市信用联社的基础上于2003年11月开始筹建的，在义乌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密切关注和全程指导下，历时近一年时间基本完成了筹建工作。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义乌市信用联社被确定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单位后，义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成立由市长吴蔚荣任组长，副市长王奎明、朱江龙任副组长，有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义乌市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抽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一名业务骨干组建改革指导小组，指导、协调义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4月26日，成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筹建工作，为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认真研究，制定方案。市改制领导小组根据（国发〔2003〕15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的精神，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并结合义乌市实际，制定了《义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于3月12日上报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4月6日获得批准。4月27日，义乌市政府召开了全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至此，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全面启动。
（三）全面开展清产核资。根据《浙江省农村信用社清产核资工作指导意见》，义乌市农村信用社于2004年2月10日开始清产。在信用社自查的基础上，聘请具有评估金融企业资质的金华安泰资产评估公司、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义乌市农村信用联社和下辖农村信用社的全部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进行清查。4月底，清产核资工作结束，并形成《义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清产核资报告书》和《义乌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净资产确认书》。经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信用联社和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三方确认，并通过金华银监分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的验收。
（四）认真细致，做好各项具体的筹建工作。
一是研究制定筹建方案。根据《浙江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批复书》关于同意组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意见，按照《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结合《义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研究制定《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方案》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可行性报告》等有关筹建材料。
二是召开原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4月下旬，义乌农村信用联社及所辖农村信用社分别召开原社员代表大会，并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1）审议通过取消自身法人资格，与联社及其下辖各信用社合并，组建成立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所有债权债务由合并组建后的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承继。
（2）审议通过原信用社社员股金清理方案。
（3）授权委托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向银监机构提出合并组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申请。
三是全面清理原信用社社员股金。对于原信用社社员股金，分四类情况处置：
一、对愿意入股义乌银行的社员，自然人股将股金额增资至1000元、法人股将股金额增资至10000元，作为义乌银行的资格股。
二、对不愿入股义乌银行的社员，股金予以同额清退。
三、对既不愿增资又不愿退股的，将股金统一转入专户集中管理。列专户管理的股金，只享受分红，不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
四是以生产队名义入股的股金，原则上予以清退；不愿清退的转入专户集中管理。列专户管理的股金，只享受分红，不享受股东的其他权利。上述方案经联社及各农村信用社社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4月28日，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与各农村信用社联合公告，4月28日—5月10日，全面开展农村信用社股金清理工作。据统计，2003年末实际应清理股金24676户、5781.2万元，已清理21310户、5779.3万元，占应清理户数的86.36%、占应清理股金的99.97%，未清理股金3366户、19559.3元。
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落实情况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经过周密计划、精心组织，明确目标、认真实施、落实责任，在各方支持和努力下，如期完成各项筹建工作。
（一）拟定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经过充分酝酿、反复推敲、完善，起草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内容包括总则、经营宗旨和业务范围、注册资本和股本构成、股东和股东代表大会、董事和董事会、监事会、行长、财务管理、终止与清算及附则等十个方面，对机构性质、股份、法人治理、经营管理等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审议通过后将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组织与行为、合作银行与股东、股东与股东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
（二）股份已经募集到位。由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发起人认购全部股份，共募集股本总额为30071.2万元，其中资格股11714户、1282.1万元，占总股本的4.26%，（其中企业法人资格股123户、123万元，社会自然人资格股10737户、1073.7万元，员工资格股854户、85.4万元）；投资股28789.1万元，占总股本的95.74%。（其中企业法人股8979万元，占总股本的29.88%；社会自然人股12440.3万元，占总股本的41.36%；银行职工股7369.8万元，占总股本的24.5%）。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对股东资格进行审查和验资，并出具了《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东资格审查报告》和《浙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验资报告》。
（三）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一是建立股东代表大会。按照合作银行有关股东代表组成比例的规定，选举产生农户及农村工商户股东代表22名，企业法人股东代表14名，职工股东代表14名，共计50名股东代表组成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股东代表大会。这次股东代表大会代表，是根据《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精神，由入股自然人和法人选举产生，其中企业法人和社会其他自然人的股东代表候选人由各信用社推荐，筹建工作小组审核，并征求镇（街）党政领导以及市政府、人大、政协、计生、公安、税务等部门意见后，提出股东代表候选人名单，以镇、街为选区选举产生；职工股东代表设14个选区，由职工股东提名股东候选人，经联社党委审核报筹建工作小组确认，提交各选区选举产生。在确定候选人时，社会自然人包括农户、农村工商户代表;企业法人注重行业分散；职工包含了高级管理层、中层以及各个不同岗位员工，具有较全面的代表性。本次选举产生的50名股东代表，其中党员代表名，占代表总数的%；大专以上学历代表名，占代表总数的%；中级职称以上的名，占代表总数的%；女代表名，占代表总数的%。
二是建立董事会监事会。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将选举产生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第一届董事会和第一届监事会，期间将召开的一届一次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将分别选举产生拟任董事长和监事长。根据《农村合作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共13名，农户、企业法人、职工和独立董事的比例为4:4:3：2；第一届监事会成员共7名，职工监事2名，企业法人、社会自然人监事5名；独立董事2名，正在考察之中，准备今后在符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章程（草案）》规定条件的前提下，选聘在金融管理方面有较高造诣的教授、专家担任。
三是组建经营班子。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一届一次董事会，将聘任拟任行长、副行长和财务、信贷、稽核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经营班子。
（四）拟定机构设置方案和高级管理人员配备方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总部设办公室、人力资源部、信贷管理部、风险管理部、市场经营部、计划财务部、会计结算部、稽核保卫部、国际业务部、企业文化部等10个职能部室，分支机构在原有独立核算农村信用社的基础上，结合区块经济的发展规划，拟设营业网点73家，其中1家营业部、38家支行、34家分理处，分别为营业部、宾王支行、长春支行、春江支行、梅湖支行、稠城支行、大桥支行、城中支行、江滨支行、商城支行、城北支行、城站支行、陈塘支行、福田支行、下骆宅支行、尚经支行、荷叶塘支行、江东支行、青口支行、九联支行、稠江支行、杨村支行、江湾支行、后宅支行、城西支行、东河支行、夏演支行、上溪支行、吴店支行、义亭支行、佛堂支行、赤岸支行、苏溪支行、大陈支行、廿三里支行、北苑支行、前洪支行、柳青支行、凯吉支行、香港城分理处、商贸分理处、长江分理处、广南分理处、徐江分理处、东江分理处、绣城分理处、锦都分理处、官塘分理处、鹏城分理处、湖门分理处、塘李分理处、新凉亭分理处、杭畴分理处、王阡分理处、畈田朱分理处、新世纪分理处、合作分理处、田心分理处、王宅分理处、塔山分理处、倍磊分理处、毛陈分理处、东朱分理处、毛店分理处、溪南分理处、巧溪分理处、联合分理处、楂林分理处、东塘分理处、华溪分理处、中新街分理处、群星分理处、城东分理处。
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拟配备高级管理人员名，其中董事长1人，监事长1人，行长1人，副行长2人；财务、信贷、审计部门负责人各1名，营业部、支行正、副行长78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配备从业人员864人，具有从事过1年以上金融工作的人员占98%以上，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约占14%，大专学历人员约占60%以上，中专学历人员约占17%，中专以下学历人员约占9%。从业人员中，经济类专业从业人员约占23%，法律类专业人约占0.1%，计算机类专业从业人员约占0.6%，财会类专业约占28%，其中专业人员约占53%。
（五）拟定主要管理制度。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银行经营管理、风险控制的要求，起草了《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股东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董事会议事规则》、《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监事会议事规则》、《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职责》、《董事会薪酬委员会职责》、《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责》、《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行长办公会议制度（草案）》以及《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信贷管理责任制实施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贷款操作规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财务管理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会计基本制度操作规程（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稽核工作管理规定（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办法（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劳动合同制实施细则（草案）》、《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员工聘任聘用管理办法》等主要管理制度，将分别在一届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上审议通过。
（六）制定了经营方针及发展规划。义乌农村合作银行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的经营理念，坚持“质量第一、稳健发展”的经营方针，进一步突出信贷支农这一工作重点，力争办成功能齐全、业绩优良、运营安全、服务优质的股份合作制社区性精品银行。具体目标是，至2006年末，总资产达到亿元，总负债达到亿元，存款规模达到160亿元，贷款规模达到115亿元左右，2004—2006年，分别实现利润1亿元、1.3亿元和1.6亿元，不良贷款分别控制在2.0%、1.8%和1.5%以内，农业贷款分别达到6.5亿元、8亿元和9.45亿元，占各项贷款分别为7.2%、7.8%和8.22%。经营方针符合《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国发〔2003〕15号）精神，发展计划切实可行，特别是能够充分保障支农信贷，达到“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目的。
三、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主要体会
（一）领导重视、部门配合。义乌作为全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先行试点，各级领导非常重视和关心。银监会、省政府和省联社领导多次到义乌视察和调研，听取有关改革工作的情况汇报，提出了改革工作的时间要求，对改革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并对改革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进行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解决意见。金华银监分局、省联社金华办事处对筹建工作全程予以深入指导、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把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听取筹建工作的情况汇报，对筹建工作进行细致的部署，人大、政协、纪委也高度重视和支持，确保了筹建工作的进度和质量。市财政、工商、城建、土管、税务、人劳、审计等部门对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支持，在政策把握上给予积极地指导，为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证。
（二）积极稳妥、严谨规范。为切实把握改革原则和政策，严格按照国务院和银监会的规定筹建义乌农村合作银行，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及办公室先后召开会议数十次，特别是增资扩股方案、股金募集方案和股东资格认定方案，在充分酝酿、统筹考虑的基础上，几易其稿，最后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并向人大、政协作了汇报。
（三）加强宣传、营造环境。重点宣传农村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作的贡献，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市政府专门召开了义乌市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会议，全面部署义乌的改革试点工作，动员各级各部门支持这次农村信用社改革。通过宣传，各镇、街道，各部门对改革高度重视，广大原信用社社员和客户也对改革予以理解和支持，使信用社的业务经营活动得以正常开展。
四、下阶段工作安排：
一是积极做好开业准备。收集、整理、装订开业申报材料，于月日前报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待银监会批复后，凭新的《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向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申领营业执照。并立即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开业。
二是抓紧完善机构设置。根据义乌农村合作银行的经营管理职能，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当调整”的原则，对分支机构进行适当重组，达到既确保安全经营、又促进业务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