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区概述篇1
关键词：智慧社区；信息技术；清华园街道；社会服务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1-0013-03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心也由单位向社区转移。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信息科技在社区建设领域的应用，目前已经在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服务和管理系统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这对于提升社区管理和服务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适时引入智能技术，实现社区建设的智能化飞跃既是客观需要，又是信息化建设的逻辑必然。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海淀区的领导下，清华园街道充分依托自身优势，在智慧社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初步而富有成效的探索。本文拟结合他们的实践，就智慧社区的概念、结构、特征及其应用等问题进行探讨，抛砖引玉，借此为智慧社区的建设发展尽微薄之力。
一、智慧社区的基本概念
作为信息化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曾于1998年提出了数字地球的概念：“我们需要一个‘数字地球’，即对地球的一个多分辨率、三维的表示，可以在其上添加许多与我们所处的星球有关的地学数据。”[1]其主要思想在于数据的信息化集成和显示。数字地球的概念虽然转瞬即逝，但由于实际需求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其思想在不同层面获得了实际的推进和应用。2008年，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提出智慧地球的新概念，期望把智慧嵌入系统和流程之中，以智慧的方式实现服务的交付、产品开发、制造、采购和销售，从而使从人、资金到石油、水资源乃至信息的运动方式都更加智慧，使亿万人生活和工作的方式都变得更加智慧。其是以一个产业或者社会生态系统为对象，实际上是将智能技术有机应用于全过程，从而提高系统的运行效率，推动系统运行模式的变革。2009年，iBm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即它是城市运行各子系统智慧化的综合。iBm所提概念是一个商业化的远景展望，它既有具体的商业方案，又有抽象的概念运作。[2][3]
智慧社区建设以上述概念为借鉴，但立足社会实际和技术实际，既要有独立深刻的长远眼光，又要有实事求是的阶段规划。关于智慧社区的定义，目前完整的表述并不多见，且大多侧重于技术层面的表述。例如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是：智慧城区（社区）是指充分借助互联网、传感网，涉及到智能楼宇、智能家居、路网监控、智能医院、城市生命线管理、食品药品管理、票证管理、家庭护理、个人健康与数字生活等诸多领域，把握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和信息产业浪潮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信息通信（iCt）产业发达、RFiD相关技术领先、电信业务及信息化基础设施优良等优势，通过建设iCt基础设施、认证、安全等平台和示范工程，加快产业关键技术攻关，构建城区（社区）发展的智慧环境，形成基于海量信息和智能过滤处理的新的生活、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模式，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城区（社区）形态。[4]张彭等则认为智慧社区是指充分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传感网等网络通信技术对住宅楼宇、家居、医疗、社区服务等进行智能化的构建，从而形成基于大规模信息智能处理的一种新的管理形态社区。[5]
我们对智慧社区的定义则更多地从社区的基础功能层面即提供基本服务与管理的角度来进行，在明确具体对象状况的前提下，通过运用智能化的信息手段对社区服务和管理进行流程梳理和重构，从而在本质上达到提高服务管理水平的目的。具体说来，我们认为，智慧社区是以提高服务水平、增强管理能力为目标，针对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及其发展趋势和社区管理的工作内容及其发展方向，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应用的智能化，从而建立现代化的社区服务和精细化的社区管理系统，形成资源整合、效益明显、环境适宜的新型社区形态。智慧社区的构建依赖网络技术、传感器技术、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智慧社区的应用覆盖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所涉及的商业服务、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安全保障、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智慧社区的优势体现于社会信息的充分获取和及时有效的处理，体现在对于表象信息的知识挖掘，体现在对现有公共资源、基础设施的充分整合和效能发挥，从而使社区服务更加优质高效，社区管理更加规范科学，实现以居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管理，变被动满足居民多元化的需求为主动引导居民服务需求与生活品味，进而实现宜居、安全、健康、文明、和谐的“五型”社区目标，促进人的生活更加幸福。
二、智慧社区的运行结构
智慧社区是智慧城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智慧城市所涉及的虚拟政务、交通管理、公共服务和安全监控等系统的延伸；同时，智慧社区也有自己独立的服务、管理模块和结构。智慧社区的基础是现实生活中的各个社区，社区的基本结构决定着智慧社区的基本部分，智慧社区的运行由具有一定智能属性的各类服务、管理系统有机构成，体现其“智慧性”所在。如下图所示：
智慧社区的运行结构具体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传感器层——智慧社区的数据来源。通过对于社区各个系统所产生的各类数据的收集、存储，形成智慧社区的基础数据。例如，通过小区门禁系统采集居民出入楼门的信息，通过小区安防系统获得各类视频、消防等信息，通过服务机构获得居民的服务需求信息，通过环境监测获得小区环境数据等等。传感器层所产生的数据具有量大、种类多等特点。
2.公共数据专网——智慧社区数据高速公路。智慧社区的各个子系统均通过数据专网进行互联，无论是数据的获取、查询、，还是应用系统的处理结果均通过专网实现。
3.数据库——智慧社区数据的存储中心和交换中心。智慧社区各个系统的数据均在数据库中存储并进行相互之间的交换。
4.专用系统——智慧社区“智慧”特点的体现和核心价值所在。通过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等技术手段，实现对于海量数据的及时处理与知识挖掘，根据相关规则进行决策支持，从而实现各个应用模块的处理结果。
5.应用系统——智慧社区的关键模块。智慧社区的应用价值全部体现在这些应用系统，其是智慧社区的集中体现。例如，社区的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它可以综合统计、显示小区人口信息和地理分布情况；它可以进一步与安防系统相结合形成安全地理信息系统，与为老服务相结合形成老年人服务地理信息系统等。
6.综合应用界面——智慧社区的门户。智慧社区各个系统均通过统一的应用界面与各类使用者交互。
三、智慧社区的主要特征
智慧社区应该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1.智能化信息技术与社区服务、管理流程的融合。智慧社区是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的综合应用实现对社区服务与管理流程的支撑与改造。一方面，通过科技手段的应用可以大幅度提高原有办事流程的效率和覆盖面；另一方面，科技手段的应用又可以推动流程改造，甚至可以增加服务与管理的内容，使得广大居民群众可以获得更为全面、周到的服务，可使政府的管理行为更为精细、全面。因此，智慧社区的首要特点就是智能技术与服务、管理流程的充分融合。
2.社区信息的集成化和处理的智能化。一个社区每天产生的信息是海量的，例如人口信息、安全信息、消费信息、需求信息等等。信息的及时获取、分类、存储和处理，通过知识挖掘等智能技术手段从海量信息中分析居民现状、行为特点，预测管理与服务需求，发现表象信息所反映的实质内容等，都是智慧社区的智能系统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信息的精细化、综合化、集成化的过程，信息处理的智能化过程。
3.系统的开放性和动态性。智慧社区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有长远规划和体系结构的兼容能力，还要有接入能力。因为，智慧社区所依赖的技术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社区服务与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同时社区作为一个社会结构的基层单元，还要接受来自上层服务与管理机构的纵向管理要求，所以，系统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就成为智慧社区不可缺少的特征之一。
4.充分满足居民多元化、人性化、个性化的需求。智慧社区的本质还是服务居民，因此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而实现智慧社区充分满足辖区居民的多元化、人性化、个性化需求，应该是智慧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对于居民的服务也可以做到从原来的单一服务目标向综合服务目标转变；反之，对于服务评价也可以从原来的客观指标逐步向主观指标过渡，进而实现智慧社区服务居民的方便快捷，社会管理工作更加规范高效；同时，逐步实现管理与引导相结合的社区管理体系。
四、智慧社区的实践应用
清华园街道从2005年起就着眼于新型社区的发展方向，建立了社区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并逐步开始智慧社区的理念探索与应用实践。经过几年来的建设和不断完善，目前已经实现了可扩展的现代化社区服务和智能化社区管理体系，并获得了“全国社区服务先进街道”、“北京市社区服务科技应用示范区”和“北京市社区信息化综合示范街道”等荣誉称号。结合清华园街道社区信息服务管理平台的未来规划和已经实现的系统，通过下面几个应用系统，可展示清华园街道智慧社区建设实践的基本雏形。
1.通过人口地理信息系统综合展示社区情况。清华园街道辖区为清华大学校园，面积3.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万余人（学生集体户口约3万余人），流动人口近8000人。其中居民总户数超过9000户，居民人口约2.6万人，有9个居委会和1个家委会，居民楼150余栋，平房超过500间。由于历史的原因，居民的人口及地理信息一直没有实现信息化管理。清华园街道办事处计划于2012年内建设完成辖区人口地理信息系统，即将辖区人口信息与居住房屋信息实现综合统计、展示的信息系统。该系统还可以进一步与房屋维修信息、周边管道信息、监控信息等实现综合集成，从而为辖区管理提供一个综合展示和决策系统平台。以人口地理信息为例，为解决辖区为老服务问题，可以很方便地通过该系统查阅辖区内老年人口情况、地理分布情况、独居情况、关联的儿女信息等，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相应服务的提供等给出基础的决策信息。
2.综合安全管理系统。以门禁和小区监控为基础的综合安全管理系统是智慧社区的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清华园社区已经在两栋高层建筑试点了以门禁为基础的人员管理系统。通过推行实名制社区会员卡，并以此卡为基础建立门禁系统，从而实现以卡管人的目标。通过实名制社区会员卡即门禁卡，可以实现对于出租房屋情况的简单控制，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统计，以及对申请开通服务的老年独居老人的监护等功能，还可以结合小区安防系统进一步实现更为综合的社区安全管理，如结合视频监控系统实现可疑人员判定、人员大规模聚集发现、消防安全预警等功能。此外，综合安全管理系统的信息同样也可以集成至小区地理信息系统，从而实现一个更为复杂、综合的社区地理信息系统。
3.综合的社区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清华大学的校医院同时也是清华园地区的社区医院，服务清华园街道辖区居民。清华园社区综合服务平台已经与社区医院联合建立了居民健康服务系统，实现了网上挂号、慢性病管理、体检管理、公共卫生管理等功能，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看病和对自身的健康管理。通过进一步的工作，该系统还可以实现对于辖区居民的综合健康服务。例如通过积累与分析体检数据及体质监测数据，可以对辖区特定人群进行健康提示与指导等。
4.建立辖区服务商的闭环管理系统。通过智慧社区的网络平台系统，将各类服务商纳入辖区闭环服务体系管理。所谓闭环管理是指这样一个流程：居民提交需求服务商或者管理团队派遣服务居民服务反馈与评价服务商或者管理团队优胜劣汰更大程度上满足居民需求。通过这样一个闭环过程，不仅可以为居民提供必要的周到的服务，还可以对服务商及管理团队进行服务质量评价，从而建立服务质量档案，形成考核机制与退出机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更进一步，如果可以积累更为充分的数据，采用更为先进的分析手段，还可以根据居民大量的日常生活数据，为管理者提供居民的服务需求预测，从而进行管理导向，而不是仅仅响应服务需求和被动实现管理与服务。
总之，智慧社区作为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社区居民服务与管理的一个综合表现，其意义在于整合社区资源、优化社区服务、提高管理效率、方便群众生活。通过大量应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把原来不清楚的居民状态了解清楚，使原来互相不沟通的管理信息实现共享，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为决策提供支持。需要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智慧社区的建设与维护必须由政府主导和投入，只有如此，智慧社区才能获得持久的健康发展，也才能够更好地统筹社区资源，发挥最佳效应，服务广大居民。
参考文献：
[1]戈尔.数字地球对二十一世纪人类星球的理解[J].地球信息，1998，（2）.
[2]王阳.“智慧的城市”美好的明天[J].中国计算机用户，2009，（17）.
[3]彭明盛.智慧的地球[eB/oL].？re=spf.
智慧社区概述篇2
这样精深博大的事业需要清晰的建筑学和目标明确的选材，整体和自己的主导的陈述意图才不至于在精微部分的细节上从视线中消失。博德[的思想]集中在造成“整体区分”的位置[复数]上，它们对于由他的工作所突出的在思想的各个时代的思想形态[复数]的整体性是不可放弃的。因而，宗旨不是时间历史-全书式的总体性，而是按照事质来划分的整体性。各个思想家乃至他们的位置对于思（denken)是“建筑工具”，这种思把自己本身理解为一种“建筑性的”思，更专业地说：一种“理性关系建筑学的”思。
在整个建筑学中，博德区分三种各自作为整体来理解的精神历史阶段：（1）从古希腊直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历史，（2）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达到顶峰的现代和（3）接下来的“次现代”[submoderne]（博德优先选择的措辞）或者后现代。博德所关心的是突出在这些阶段之间的每一次“切割”的彻底性，而不是在往往不加追问地设置为前提的哲学“运作连续性”的意义上，通过效用历史和问题历史的视角化把这些阶段“粘贴起来”：这样的方式只是掩盖了[如下事实]，思在每一个时代都遇到各不相同的理性使命。
就博德的首要的哲学关怀正是这种区分而言，因而需要划分各个使命的清楚界线乃至各自所完成的思想[gedachten]的清楚界线。作为在个别阶段内的位置[复数]（所谓rationes[理性关系]）的区分原则和建筑原则，一种三分式起着重要作用，博德从海德格尔的用语“思想之事的规定”那里借来这种三分。一个位置让自身由此来得到规定：它是从（一）思，（二）从[思之]事还是从（三）前两者的规定来取其开端，接下来的两个其它关系项[termini]的顺序是如何构成的。每三个位置亦即rationes[理性关系]组成一个形态[figur]，它的联系每一次由这些关系项的一位来承担并且完成。这种抽象的结构原则已经指出理性这一概念的基本的内容上的区分[复数]，博德的全部工作围绕着理性地运筹和继承这些区分：“自然理性”（对于现代：“技术理性”）从作为第一关系项的思乃至认识来发展自身，“世界理性”（“mundane”）的形态[复数]围绕着其ratioes[理性关系]中的事-关系项，而“概念把握的理性”[die“coneptualevernunft”]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每次皆从规定开始。[2]
在献给西方之思第一阶段的《形而上学的拓扑学》（=tm）中，博德阐明“自身不再运动的形而上学”，为的是“在形而上学之知中寻访开端性的理性的或者‘开端的’思想的原则，而原则首先为历史性的。”（tm49）。这里他发现一个基本模式，这让他把形而上学的历史分为三个同等的时代：时代所特有的智慧形态[weisheits-gestalt]每一次都走在形而上学的思的前面，这就是说，一种非哲学的知，一种关于人的规定的知先行于哲学。在否定的乃至排斥的关系中，自然理性处在这种智慧的对立面，自然理性从自己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观察中提出一种知，并且试图占据原始智慧的地位。这种自然之知最终表明自身没有根据，同时带来原始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约束性的危机，这导致理性与自身相区分。区分是这样发生的，理性作为“概念把握的”[conceptuale]（“形而上学的”）通过自然哲学的知而和原始的sophia[智慧]“结合”：这种衔接的发生是由于概念把握的理性赋予丧失约束力的智慧以相应的“逻辑”和与之不可分的确定性，这意味着，把智慧建立在相应的原则上并且将它带到第一科学——形而上学——的形式中。在这种由概念把握的理性所造就的对智慧中的已知[的知，gewussten]的保护或者掩护[bergen]中，理性显示为在哲学的词义[“爱-智慧”]上的理性，形而上学显示为真实的“爱-智慧”：“形而上学知道自己从它的每一个开端上就是爱-智慧。在它的每一个时代它皆以此为目标，这就是把智慧本身呈现为科学，并且是以这种方式：智慧是给所有理性[vernuenftigen]去知晓的礼物。”（tm442）
为了适应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智慧之知，为了能够恰当地“用概念来继承”[concipieren]智慧之知，理性必须特地规定自身，把自己作为概念把握的或者形而上学的理性与自己作为自然的理性区分开来。所以，到黑格尔为止的哲学历史在博德的阐述中最后只有通过理性本身的区分运动才能够把握。因而，对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回答与其把注意力转向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象规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区分）或者神学（最高存在者的学说），不如将注意力放在作为思想形态的形而上学理性或者思辨的理性上，放在由这种理性所缔造的得到论证的洞见的统一性上，这是对一种在源泉上并非由理性所造就的知的洞见。
把这种结构原则应用在由博德的工作所突显的智慧形态[复数]的三分式[3]和与智慧形态[复数]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复数]上，其组织构成如下：缪斯之知出现在第一时代（荷马，赫希俄德，索伦），知的核心内容在所是[wasist]和所应是[waszuseinhat]的同一性上，这种同一性以神性的决议为依据。与这种得到启示和神性担保的关于如其所是的约束性的智慧相对立，自然理性出现在宇宙论的形式中（阿纳克西曼德，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一种以观察为依据的知否定上述智慧。然而正是这种纯粹的人的洞见的不完满导致这样一种危机，在危机中形而上学的理性首次以巴门尼德的形态而出现并且把那种孤绝的[daseine]存在者[巴门尼德的另一准确的说法是：如其是/wieesist。]规定为约束性和完美洞见的结合原则。柏拉图的善的理式处在认识论的完美中，在这里亦如在亚里斯多德的作为第一科学和神学科学的形而上学那里——有不动的推动者作为理性的纯粹现实性，缪斯智慧的具有约束性的已知[的知，gewusste]最终在变化了的形式中找到科学的掩护[bergen]。结论是：“第一时代的形而上学用“让”[lassen]的方式来完成可以洞见者和所应是的相同性[selbigkeit]，让kosmos[宇宙]存在——这是它最后的思想。而亚里斯多德没有忘记，他在开端上须感谢谁：他的荷马。”（tm165）
在形而上学的中间时代（在博德这里中间时代包括[从亚历山大大帝到奥古斯都的]晚期希腊文化和晚期古典）新约智慧的福音（对观福音，保罗，约翰）打破已经先于它而存在的教条的、怀疑论的和奥秘的哲学之知，哲学企图“以自然的方式，也就是由自己本身而成为智慧”（tm205）。奥古斯丁关涉到基督的智慧或者sapientia[“智慧”的拉丁文]，但却不是通过上述自然的世界智慧，而是通过时代的第一个形而上学的位置自身，这就是普洛丁。普洛丁否定了基督智慧，把最终为单纯的和不可言说的原则给予了中间时代。中间时代的哲学用奥古斯丁的爱-智慧（amorsapientiae）接受了原则的规定，与这种爱紧密联系的是“践行真理”，作为精神的行动，在这里人的精神是上帝的镜像。在结束的位置上，托马斯的神学显示自己是“中间时代的形而上学的科学”（tm301）：作为神性的科学（scientiadivina）它通过启示的中介在自然理性的前提下和人的第一科学联系起来。在这个合题中，自然之光在它的认识能力中始终依赖于给人们去信仰的articulafidei[信仰的宣告]，神性启示的智慧为概念所继承并且被掩护在科学的稳定性中。
核心的智慧在最后的时代为形而上学的理性所继承，它是在艺术（米朗凯基罗），宗教（路德），自然理解（布鲁诺，培根，伽俐略）和公民的诗中（卢梭，席勒和荷尔德林）所宣布的对自由的知和情感。这种前-形而上学的自由的确定性现在依赖于一种形而上学，它在纯粹以自然因果性为依据的观察方式面前保护自由的确定性，把自由确认为必然设置为前提的理性理念。这个最后时代的完成也是形而上学历史的完满，它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实现了，特别是在《逻辑学》中，它呈现了形而上学的“完满的体系”（tm27）：“没有什么在任何较早的形而上学中……的思辨，不在这部著作中被接纳，更有甚者：在其中被创造并且从方法上巩固下来。”（tm44）在这里纯粹概念变成知的理性中介，自然和精神在理性中介里结合起来，具体说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物理自然和精神自然的理论框架里（《哲学全书》）最终有效地允许概念把握的理性成为其自然对应物的主人，理性表明自身与自然是一体。理性在自身的区分因此而回溯到一个唯一的原则，它最后在黑格尔的现实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乃至理性的现实性的用语中也扬弃了任何存在和思想的差异。
尽管已陈列出呈现各个时代的结构原则，博德在这里仍然看到自身的理性使命，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理性的特殊形态正在形成，一方面是在原始智慧的形式中的关联点，另一方面是事、思和规定的基本关系[复数]每次都在变化。形而上学是一个整体，这是因为时代每次所完成的[使命]把理性与自身的区分在上述基本关系中带往穷尽自身的结束。“形而上学的共同事业”（tm50）合情合理地完成了。随着黑格尔，形而上学“关闭起来”，其完满的历史不是别的，就是爱-智慧的历史，因为：“所呈现的种种关系的结果让人认识到，人的规定已经完成，一如形而上学把它从原始的知的形态[复数]中掩护起来。”（tm686）
博德在《现代的理性结构》（=vgm）中致力于后黑格尔的现代，现代在核心处的标志是对作为纯粹理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彻底拒绝，在理性科学中理性“事实上不和别的，只和自身打交道”（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708）：世界理性在现代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并且“追求‘从事情上’得到规定，抵达‘事本身’[复数]，事作为某种无法扬弃的与世界理性不同的东西对于它[指世界理性]是‘被给定的’。”（vgm689）现性也不再作为概念把握的而关涉到一种并非由它造就的知，而是面向三大“全体性”：历史，世界和语言，现性与它们处在一种直接的关系中，这就是说，不再通过自然理性或者理性概念中介的关系。现代世界理性对先行给定者的省思可以分为三大形态，在这三大形态内每一个位置（或者ratio[理性关系]）皆完成了上述三大全体中的一个。这种双重的三段论[triadik]与ratioterminorum[理性关系的关系项]及其事、思和规定的变化顺序的动机密切相关，是现代整体的建筑学原则。第一个形态，对科学[复数]的省思，其标志是在内部发挥作用的理性的功能性或者操作性，每次进入省思的全体性由此显现为具有技术规定性的整体：相互关涉的思的技术语言（弗雷格），统一的自然现实性的世界（石里克），最后是科学的问题状况的历史（库恩）。这里，现性作为技术的是形而上学时代的自然理性的一种继续，然而不再有对应的概念把握与之相区别，以至于科学[复数]最终不断地陷入技术的内在本性[inhaerenz]。随着这种自然理性和技术理性的连续性假设，博德同时突出与海德格尔的命题的区别，这个命题就是技术之思是形而上学理性的遗产。
如果形而上学或者概念把握的理性还在现代有地位的话，那么，似乎在第二种省思中，它以解释生活为目的：在历史性生活的解释学（狄尔泰）和世界意识的现象学更新（胡塞尔）中，难道不正是在这里一种先行的赋予[vorgabe]被理性所继承并且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第一科学了吗？但是，这里必须注意先赋[vorgabe]的区别：形而上学时代的智慧[先赋]提出真理的要求并且以内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为标志，这种理性呼唤出哲学的理性[vernunft]，而现性的先赋是“无理性的，体验的生命……，一如它在历史、世界和语言中展示自身并且总是被阐释出来那样”（vgm231）。因此，不再可以把这种被体验的生命的“众说纷纭的”[“doxischen”]形态放到逻辑上透明的科学统一性中，而只能放在一种奠立意义的理解学说中，理解在这里是对本身无理性的生命的理解。这种从根本上不同的逻辑表明现代解释学之思只是对概念把握理性的“模仿”[simulation]。维特根斯坦对社会生活的语言性的省思给上述“形而上学的余烬”（vgm188）一个结束，哲学概念的规范区别在语言游戏的多样性中灭亡了，语用的理性[vernuenftigkeit]在一种logondidonai[讲故事][4]的形态中显示自身，这种理性在被制定的生活形式中，在消除任何论证的呼喊——“我正是这样来做”——中被取消了。
博德在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那里，在由他们实现的对人的创造性本性的省思中看到现代的完成（现代的“核心省思”）。在这个“非哲学的核心省思”中（vgm362），与哲学史的鸿沟最大化了，对人的规定的追问并非从先行的智慧之知中表达出来，而是从人的本质经验中说出来，人的本质不仅向外部是创造性的，而且也正是鉴于人自身是创造的。然而核心省思的经验表明这种创造性却在历史和当前被系统地歪曲了：在资本的自我兑现过程中创造性本性贬低为商品（马克思），意志的价值创造为否定生命的基督教道德所否定（尼采），在纯粹技术的理性中结束的形而上学之思的自我遗忘（海德格尔）。所有这三个位置都回答了这种“缺失-经验”和与此相连的人的创造性本质的“困境”，答案是必要的人与自身在将来的区分：共产主义的人，超人和领受死亡的人的此-在。这第三种省思形态的世界理性突出了存在先于思想的不可扬弃的先行性，与黑格尔的现实性和理性的同一性原则处于彻底的对立和否定中。彻底拒绝一切思辨哲学，指明即将来临的迄今之人与自身的区分，在这里现代的世界理性竭尽了自己的明辨力量；它也完成了其划时代的理性使命，其结果是：现代显现为一个整体。
以变化的目光关注业已完成者，博德结束了对历史（哲学或者形而上学的历史）和世界（现代省思的世界）两大“全体性”的工作，此后尚待完成的是理性关系的建筑学与语言及当代或者次现代之思的交锋：以建筑的方式，博德要用以整体为目标的三段式建筑学阐明次现代的看来似乎不可简约的多元主义，他把无序的次现代（梅洛-庞蒂，福柯，德里达），结构的次现代（雅考普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和分析形态（莱尔，奥斯丁，达米特）区分开来。接下来最后一步应该是对在西方智慧形态[复数]中给予尺度的“言语”的尊崇和评价，至此，博德的思想自身最终作为爱-智慧而圆满结束。
博德的事业在当今的哲学风景线上当然显得像一块漂流石般孤独，作为敢于体系化的思想的见证，它现在就自身方面屹立在其自身使命的完满之前，“理性地谈论理性”（vgm16）。它以时常夺人心魄的西方之思的建筑学面对读者，这种建筑学无疑地要求矛盾。每一次交锋在这里都应该把博德下面的话铭记心上：“因为批判不在原则上也就不在整体上造成区分，所以它停留为学术活动，这种活动没有超出诸如牢骚的价值。”（tm46）
贺伯特·博德的重要著作：
《形而上学的拓扑学》，卡尔·阿尔贝出版社，弗莱堡/慕尼黑1980。(书店已售完)
topologiedermetaphysik,karlalber,freiburg/münchen1980.
《现代的理性结构》（缩写vgm），弗莱堡/慕尼黑1988。(书店已售完)
dasvernunft-gefügedermoderne,freiburg/münchen1988.
《历史的建筑工具——希腊和中世纪哲学论文演讲集》，格哈特·迈尔编辑整理，维兹堡：科尼希豪森出版社1994。380页，42.——欧元
bauzeugdergeschichte,aufsaetzeundvortraegezurgriechischenundmittelalterlichenphilosophie,hg.v.gehaldmeier,würzburg:königshausenundneumann,1994.
智慧社区概述篇3
引言
2009年我国《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旅游业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支柱性产业。而随着《中国旅游信息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颁布，“以信息化为途径，提高旅游服务效率”开始成为我国旅游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智慧旅游概念、智慧旅游城市的建设也因此应运而生。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中，旅游智慧城市的建设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从“智慧地球”、“智慧城市”、“智慧旅游城市”的一系列概念进化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更加明确旅游智慧城市建设对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重要意义，而中国旅游形象、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也能够由此实现较好提升。
一、智慧旅游的概念
为了较好完成本文智慧旅游城市展开的相关研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智慧旅游的概念，而为了明晰这一概念我们则需要了解智慧旅游的来源智慧城市。结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在2012年提出的“在数字城市建立的基础框架上，通过物联网将现实世界与数字世界进行有效融合，由云计算中心处理其中海量和复杂的计算，为城市管理和公众服务提供更智能化的服务。”这一智慧城市概念，本文将智慧城市视作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为主线，结合相关城市的具体要求、条件与目标，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对于智慧城市来说，资源的最优使用、先进思想的较好融入、新科技的有效结合都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我国居民也能够因此获得更高质量的城市生活。
随着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如火如荼，旅游业界创建了智慧旅游这一旅游业界新名词，智慧旅游的建设由此兴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智慧旅游在我国当下实现了较为长足的发展，但在笔者的调查中却发现，智慧旅游本身在我国当下缺乏政府、旅游业界、信息技术界公认的智慧旅游概念，“技术应用论”、“新旅游形态论”、“务实操作论”等都属于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智慧旅游做出的定义，而结合叶铁伟早在2011年提出的“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通过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借助便携的终端上网设备，达到对各类旅游信息的智能感知、方便利用的效果”这一智慧旅游概念，我们就可以将智慧旅游视作，以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智能数据挖掘等技术为基础，以顾客满意度、个性化需求为前提，实现旅游业资源更好共享，促进旅游产业升级的新旅游形态，这一形态能够保证旅游企业通过广阔的智慧营销平台与客源市场实现自然的更好发展，智慧城市的创建也将得到智慧旅游建设的强劲支持。
二、智慧旅游城市的界定
早在2012年我国便选定了苏州、南京、武汉、镇江、成都几个城市作为部级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但这一时期智慧旅游城市的概念尚不明确，关于智慧旅游城市的研究较少，智慧旅游城市概念缺乏的现状一直维持到2014年《青岛市“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规划》的出台。在《青岛市“智慧旅游城市”建设规划》中，智慧旅游城市被定义为围绕旅游产业，综合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洞悉城市吃、住、游、行、娱、购六要素、为游客提供智慧化的旅游体验的城市发展过程。
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支撑”、“三个平台”、“五大应用”、“九大看点”进行具体的智慧旅游城市界定。具体来说，这里的“一个支撑”指的是“城市建设及运营支撑体系”；而“三个平台”则是指旅游综合服务平台、旅游云计算平台、以及旅游物联网平台；“五大应用”是指智慧景区、智慧交通、智慧乡村旅游、智慧酒店、智慧商场应用、智慧旅行社五部分；而“九大看点”则主要包括智慧营销、智慧管理、智慧体验、智慧监控、智慧运营、智慧指挥、智慧引导、智慧评估、智慧服务。结合这些指标，我们就能够较好完成旅游智慧城市的界定。
三、我国智慧旅游城市研究的重点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我国当下关于智慧旅游城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与智慧旅游城市的竞争力两个方面，而这一研究为我国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更好展开带来了较为强劲的动力支持。
（一）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研究
对于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研究来说，分析我国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现状与存在的不足、详细论述智慧旅游相关技术、结合具体城市情况提出更好实现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策略是这一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从这一研究内容中我们不难发现，结合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展开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我国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发展的更好实现。例如，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研究――以张家界为例》这一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研究中，该研究对智慧旅游概念的发展背景、智慧旅游城市建设动因、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支撑技术、张家界市建立智慧旅游城市的建议和措施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论述，而从这种典型的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研究中，我们就能够获取一定更好开展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经验。
智慧社区概述篇4
关键词：智慧园区；智慧城市；产业园区
中图分类号：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113-02
引言
国家为了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在1984年开始设立经济开发区作为促进区域快速发展的主要形式，其后相继设立了高新技术园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等，由此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由民营和政府合办的产业园区。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各地积极建设智慧城市，吸取对方经验，产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产业转型发展的平台，成为建设智慧城市的核心工作之一。因此，研究我国智慧园区概念、发展要素是十分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智慧城市有积极引导作用。
一、智慧园区的概念
“智慧园区”是在智慧城市背景下提出的，智慧园区的建立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先行者，智慧园区的发展有其历史过程，也有其发展方向，更具有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对智慧园区的概念主要有以下观点。百度百科上对智慧园区的定义为：一般由政府规划建设，供水、供电、道路、仓储及其他配套设施齐全、布局合理且能够满足从事某种特定行业生产和科学实验需要的标准性建筑物或建筑群体，主要包括工业园区、产业园区、物流园区、科技园等。张擎[1]、张凯书[2]都认为，智慧园区是借助新一代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通过监测、分析、整合及智慧响应的方式，改变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交互方式，将园中分散的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有效连接起来。吴君[3]则认为，智慧园区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应用多种技术，服务于多个对象的多维立体的复杂系统，强调“公共管理、基础配套、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安全保障、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六位一体的整体布局模式。太极总经理洪劲飞对智慧园区的理解是以园区为平台，由政府或企业规划建设的，通过对园区内人与物及其行为的全部感知和互通互联，提高园区的运行效率[4]。综上所述，智慧园区是以智慧城市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其核心也应该体现“智慧”，即智能化，主要通过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为手段，合理配置园区内的资源，时刻感知园区动态，提高园区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是建立在数字化园区基础上的智能化园区。
二、智慧园区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和基础
（一）传统园区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但目前，我国产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我国产业园区建设总体处于初级阶段，很多园区的建立是为了落实国家政府，增加政府业绩，没有将园区的建设落到实处，仅仅是照搬照抄国外园区建设的模式，没有体现中国特色[5]。
2.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园区整体建设缺乏统一的、规范的、整体的网络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园区内的网络设施存在多网并存，造成资源的浪费，也降低了园区的企业效率。虽然大多数园区积累了丰富的信息资源，但缺乏整体信息资源分类、采集、管理、共享机制，导致信息资源共享与开发资源利用困难[1]。
3.园区服务功能薄弱。传统园区强调简单的物业服务，注重公共领域的管理与服务，对企业、政府及入驻企业的多样化需求难以满足，而且其服务形式、服务内容也单一落后。
（二）智慧园区助推传统园区转型升级
智慧园区建设更加强调“智慧”，是在数字化园区基础上，全面实现网络设施一体化、公共服务人性化、经营管理协同化和产业结构集约化。
1.智慧园区是以泛在网为支撑平台。园区内以基础通信网络的建设为主，实行三网融合，通过信息管道网络、无限网络覆盖、光纤宽带网络接入网等基础设施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园区的智能化，使得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的结合更加密切，更加智慧化。这种网络设施一体化的建设，为企业、政府和公众的联合创造了便捷条件。
2.园区智慧化实现资源共享，提高企业效率。智慧园区通过建立完整统一的网络系统，采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园区进行智能管理，实现园区内信息互通互联、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从而提高信息交换、信息、信息综合利用、信息应用与服务等智能。园区智慧化建设将更有利于集中管理，避免重复设置，节约成本。
3.智慧园区服务更加人性化、智慧化。智慧园区是一个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的产业园区，以实现人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进步。智慧园区的服务方式以需求为根本出发点，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及社会的需求，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和增值服务，而且可以实现政府、企业和公众的互动。
三、智慧园区建设的意义
智慧园区的建设是国家实施信息化战略的具体表现，对促进信息化发展有积极作用，同时也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关键，智慧园区统一、协调的建设将利于传统园区改造升级，转变传统园区管理和服务上的发展方式。
第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园区经济牵引智慧场所建设，为区域经济发展创造内动力，提升产业层次，支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园区作为生产要素的集聚区，有效改变了传统产业“单兵作战”的发展方式。通过特色园区、专业园区建设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依托资源优势、传统优势、市场需求逐步形成“特色产业化”“产业特色化”的经济发展布局[6]。
第二，智慧园区的建设有助于智慧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推进城市向智能化、网络化发展。产业园区通过产业发展核心要素集、整体产业链协同发展，实现产业规模效应。智慧城市建设可以以智慧园区建设作为牵引，拉动智慧城市建设，将智慧园区的管理方式融入到城市管理体系中，真正实现城市管理模式的“智慧化”。
参考文献：
[1]张擎.智慧园区：源于数字化高于数字化[J].中国高新区，2011，（9）：128-129.
[2]张凯书，张怡，严杰.智慧园区信息化建设解决方案[J].信息通信，2012，（6）：118-119.
[3]吴君.关于智慧园区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5，（34）：141-142.
[4]洪劲飞.智慧园区建设解决方案――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J].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2015，（2）：30-31.
智慧社区概述篇5
关键词智慧；智力；道德；人格特质
分类号B844
1引言
智慧是人类最重要的积极人格特质之一，是实现美好生活（goodlife）的重要资源，它为人生中诸如怎样获得有意义和幸福的生活等问题提供洞察与指导（Bares&Staudinger，2000）。自古希腊与先秦起，东西方思想家就对智慧展开了探讨。但或许是由于行为主义学派以及智力测验与智商（iQ）概念的流行，“智慧”在1970年代以前只约略出现于erikson的“人格发展八阶段理论”中，1984年之后由于有关高龄者智能发展的研究而渐受瞩目，到1990年代后期智慧主题又因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的兴起而更受重视（Baltes&Staudinger，2000）。至2005年止，智慧心理学研究在以下4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1）智慧的概念与结构。研究者沿着内隐理论和外显理论两种研究取向，采用描述特征词等级评定法、智慧者提名法、自传式叙述法、出声思考法以及实验法等调查外行人和专家学者心目中智慧的概念与结构，并比较了不同年龄、性别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对智慧理解的差异；（2）智慧的理论建构。研究者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建构出各自的智慧心理学理论，如BaRes和Smith（1990）等的柏林智慧模式、Sternberg（1998）的智慧平衡理论等；（3）智慧的测量方法。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理论观点建构出智慧的心理学测量方法，如Baltes和Staudinger（1993）、Sternberg（1998）开发的与智慧相关表现的问题情境测量模式等；（4）智慧的应用。研究者开展了丰富的智慧教育实验，在中小学校掀起了智慧教育的热潮（sternberg&Jordan，2005）。自2005年至2012年的7年中，随着研究视域的开阔、研究方法的改进、智慧教育的推动，尤其是一些来自认知神经科学和神经生物学的新证据，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智慧的心理学研究在其定义与结构、类型、测量方法以及与其他相关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进展，及时系统、深刻地对近7年中外智慧心理学研究最新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有助于启迪人们在未来更好地开展智慧的心理学研究。2智慧的定义与结构
什么是智慧？它由哪些成份构成？至今尚未获得一致性的定论，表1对近年来主要的智慧定义与结构研究成果进行了概括与归纳。
从表1可以看出，智慧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可被定义为一种知识系统（Baltes&Staudinger，2000）或是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实践智力的成份之一（sternberg，1998）。但同时研究者又相信：智慧还包含旨在帮助自己和他人获得美好生活的善良动机，因为智慧必须是：（1）有助于自己和他人获得福祉的；（2）有助于个体有效协调自己的认知过程和善良道德品质的（Baltes&Staudin～er，2000）。或如Sternberg（1998）所言，使智慧区别于（实践）智力的是它朝向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ardelt（2003）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知识系统转化为认知（对信息的接收、处理与应用）与反思（直觉力、洞察力），将朝向公共利益转化为情感（同情、怜悯、关爱他人），并将智慧视为这三者相整合的人格特质。可以发现，这些定义虽然表述不一，但都蕴含有“德才兼备方是智慧”的思想。同时，webster（2003）、Brown和Greene（2006）等采用因素分析法，Bluck和Glfick（2005）、meeks和Jeste（2009）、Hall（2010）等采用文献分析法，都得到了类似的智慧构成成份。若对以上各种智慧成份进行同义项合并，那么“知识”、“认知能力”、“洞察力”等可概括成“聪明才智”（才）；“良好人格特质”、“良好情绪与情绪反应”、“善良动机”等可概括成“良好品德”（德）。因为与“良好品德”相比，“良好人格特质”与“良好情绪与情绪反应”更倾向于是一个中性词，而有些良好人格特质以及善于调控和表达情绪，不仅真正的智慧者常常拥有它，像希特勒这样的愚蠢者也常常拥有它（sternberg，2004）。综合来看，近几年的智慧定义与结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一般都承认“德才兼备方是智慧”，一般都主张智慧在本质上是良好品德与聪明才智的合金，是良知与良行的有机统一。为此，根据这一最新研究取向并结合多种智慧定义，我们明确提出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并主张智慧是：个体在其智力与知识的基础上。经由经验与练习习得的一种德才兼备的综合心理素质，主要南聪明才智与良好品德两大成份构成（wang&Zheng，2012；汪凤炎，郑红，2008，2011）。智慧的结构如图1所示。
3智慧的类型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测量智慧以及在实际情境中应用智慧，研究者将智慧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见表2。
从表2来看，Kahn（2005）基于进化心理学视角，从是适应常态环境还是适应异常环境将智慧分为常规智慧与应变智慧，并认为常规智慧提供了一套稳定的行为信念和规范来帮助人们适应常态环境，而应变智慧努力寻求的是思维和行动的变化。这种分类看到了智慧具有“有效性”和“德才兼备”等两大特性，但常规智慧更像是一种、一套或多套实用知识（包括经验在内）和记忆的正常应用，这些内容并不一定能被描述为智慧，因为其内并不一定包含智慧的重要特征——新颖性。Cowan（2009）从组织行为学角度提出群体智慧和组织智慧，群体智慧与群体动态、团队绩效等领域相关，是研究群体功能和产品的主要方法，组织智慧与作为领导力维度的组织学习、领导力的类型、组织中信息处理的最高水平、组织情境内的知识、伦理和行为以及组织学习中的判断和决策等概念相关联。这种划分为管理领域的智慧管理以及领导力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Staudinger和GlUck（2011）基于哲学上第一人称本体和第三人称本体的观点将智慧分为个人智慧与一般智慧。根据他们的观点，webster（2003）和ardelt（2003）等的智慧概念与测量属于个人智慧取向，而柏林智慧模式（Baltes&Staudinger，2000）和智慧平衡理论（Sternberg，1998）则属于一般智慧取向。这种划分为智慧的测量与干预提供了便利。wang和Zheng基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依据智慧里所包含才能的性质不同提出了德慧和物慧（wang&Zheng，2012；汪凤炎，郑红，2008，2011），并根据个体在这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同，将智慧者分为德慧型、物慧型与德慧和物慧兼有型三种。这种分类为看清智慧的本质以及在智慧教育中开展因材施教提供了新依据。
综上来看，智慧的分类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但目前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分类的视角与标准不够统一，划分出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未来研究应该整合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采用多种方法加以验证，以形成科学合理的智慧类型。
4智慧的测量
在智慧的测量上，Bakes和Staudinger（1993）曾主张用“最佳行为来测量智慧”，具体做法是：事先设计一些有关个体生活管理方面的问题，然后根据被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来评价其智慧水平的高低，这属于用假设情境来测量个体的智慧。ardelt（2004）认为，假设情境并不能充分测量出个体的智慧，其评估的结果只是被试所拥有的专家知识的数量或是与智慧相关的知识与判断技能，其测量的是假设的被试关于智慧的表现，而不是智慧本身。相应地，ardelt主张在个体的真实生活情境中测量个体的智慧，主张用“最典型行为来测量智慧”，采用的是类似于人格测量的自陈量表。目前，自陈式量表成为智慧测量的主导工具，见表3。
ardelt（2003）的三维智慧量表包含39个项目，采用5点Likert式量表计分。在老年人样本中，3个维度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8、0.75、0.74；3个维度的相关系数在0.30—0.50之间（ardelt，2003）。在大学生样本中，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1、0.75、0.66；相关系数在0.44～0.48之间（ardelt，2010）。在不同年龄的国际样本中，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1、0.75、0.70；相关系数在0.45～0.49之间。3D-wS与环境掌控、主观幸福感、生活目的、以及主观健康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症状、死亡逃避、惧怕死亡以及经济压力感存在负相关（ardelt，2003）。3D-wS与宽恕、心理幸福感以及SawS的情绪管理与幽默维度存在正相关（ardelt，2011）。webster（2007）的自我评估智慧量表包含40个项目，采用6点Liken式量表评分，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重测信度=0.838）、内部一致信度（cronbachα=0.904）以及结构效度，能有效预测愚蠢（负性的）、繁衍感以及自我整合感（webster，2007）、领导风格、宽恕、心理幸福感及社会赞许回答水平（webster，2010）。但在因素分析中，幽默的因素负荷得分较低，还需要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Brown和Greene（2006）的智慧发展量表包含71个项目，采用7点Likert式量表评分。各分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在0.84-0.88之间，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43-0.86之间。Greene和Brown（2009）采用专家和大学生两个样本的研究显示，wDS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但学习意愿有别于其他维度；专家样本比大学生样本的区分效度更好；wDS与iowa量表存在较好相关，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该量表能够在促进智慧发展的组织机构和干预措施的综合测评中发挥重要作用。
虽然智慧的自陈量表测量取得了较大成功，成为目前智慧测量的主导工具，但是该类测量也有缺陷：一是它采用了大量与人格相关的维度、项目以及表达方式，使其测量结果看起来与人格特质的测量更为接近，让人无法看清到底是测量了智慧还是智慧人格；二是它与智力测量相关较小，其原因在于自陈量表只是测量了个体内在的知识经验与情感表现，缺少了与个体外在智慧行为表现相关的行为操作测量。未来研究应该同时兼顾内在智慧特质与外在智慧行为的两种测量。
5智慧与相关变量的关系
近年来，研究者对智慧与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探讨，得到一些新结论与证据。
第一，智慧与年龄。研究认为，智慧不会随年龄而自然增长，但个体的生活经验、道德推理、人生态度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从而有助于个体智慧的提升。ardelt（2010）研究证实，那些追求智慧的发展和那些愿意且能够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的中老年人的智慧会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提升。Brugman（2006）研究发现，智慧并不是老年化本身的结果，只有那些最优化地使用他们人生经验的老年人随其年龄的增长而易于获得智慧。Grossman等（2010）研究显示，尽管老年人的流体智力或问题解决智力有所下降，但老年人展现了更好的社会推理能力。Hall（2010）通过大脑成像实验显示，老年人在情绪管理上表现更好；理性决策最重要的大脑区域一前额皮质一是积极老年化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第二，智慧与性别。研究认为。个体智慧的性别差异较小。Gluck，Strasser和Bluck（2009）研究发现，在被试按智慧的重要性评定智慧的特征中，性别差异很小，但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认知取向；在被试报告他们所经历的智慧事件中，男性大多报告了工作中的事件，女性报告了家庭事件以及与死亡或疾病有关的事件；在被试描述的男性智慧者和女性智慧者中，性别差异也相对较小。ardelt（2009）采用3D-wS对男性和女性智慧者进行研究，发现智慧与性别无关，然而，女性在智慧的情感维度上得分比男性高，相反，在老年群体中，男性在智慧的认知维度上超过女性。在智慧的三个维度上，男性与女性之间没有发现显著差异。从智慧的整体性来看，智慧既不具有男性的刻板特征，也不具有女性的刻板特征（aldwin，2009；ardek，2009）。
第三，智慧与文化。研究发现，不同文化对道德智慧和自然智慧的重视程度不同，东方文化更重视道德智慧，西方文化既重视道德智慧又重视自然智慧（王立皓，2011）。究其原因，Brugman（2006）认为，现代西方的智慧概念主要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自古就有既注重个人幸福又注重知识运用的传统，从而在智慧的专家定义与外行人定义中都有明显的道德智慧与自然智慧取向。相反，东方的智慧概念倾向于不太重视物质世界，而重视控制个人欲望和放弃物质享受，通过道德修炼通达天人合一境界，从而更加重视道德智慧（ardeR&oh，2010）。takahashi和oregon（2005）还认为，东西方智慧的文化差异与东西方的思维方式差异有关，西方文化多采用分析模式，强调知识与认知的复杂性；而东方文化多采用整合模式，关注知识与道德的整合。研究也发现，智慧的基本概念在不同文化中的几千年发展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Jeste&Vahia，2008）。
第四，智慧与教育。研究认为，智慧可以通过教育得到有效提升。Gliick，Bischof和SiebenhUner（2012）认为，培养智慧中的认知成分，尤其是认知能力与对他人的关注，是中小学生智慧教育的重要内容。Sternberg，Jarvin和Grigorenko（2009）提出，应将通过教给学生某种技能和思维方式以促进其智慧的发展作为教学课程的一部分。此类智慧课程应该包括阅读经典智慧著作、训练辩证思维、鼓励学生反思和讨论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等。此外，应该鉴别出智慧发展的关键期，从而使有些技能可在生命的早期得到培养，如共情与正念（mindfulness）可在儿童期进行培养，尤其是在幼儿园和小学进行正念训练能够帮助儿童集中注意力，以及学习感知自我、他人以及周围世界。塑造接纳、尊重以及不自私的价值观，鼓励道德观和价值观差异讨论的家庭氛围也是重要教育内容。在纽约州为退休者设置的“作为技能的智慧”课程中，trowbridge（2007）设计了三项智慧训练活动：通过阅读哲学、宗教学和心理学文献学习智慧；通过训练与智慧有关的人格特质如同情、开放性和公平发展智慧；在实际生活情境中练习智慧，如按杂志上的目标智慧地行动并与他人分享。
第五，智慧与人格。研究发现，智慧与人格存在较高关联。Staudinger，D6rner和mickler（2005）认为“智慧地思考”与包容以及开放的心态有关，而后者恰恰是大五人格中“经验开放”维度所包括的内容。ardelt（2008）也认为仁慈有爱心、开明有深度、谦虚且低调以及其它整合认知、情感、反思、行动四方面的特质都是智慧者所拥有的典型人格特质。领导力理论研究认为某些人格特质使得一些人更容易成为领导，尤其是智力、判断力、外向性、责任心、经验开放、控制力、自我效能感被认为是与领导智慧最相关的人格特质（Foti&Hauenstein，2007）。Gltick和BaRes（2006）在一项询问被试在面临生活问题时不是他们将要做什么而是一个智慧者将如何反应的实验中，发现有三项资源的整合能够增进智慧：晶体智力（使用知识的能力）、生活经验、自我管理和对成长开放的人格特质，并认为智慧是“为达到某种智慧结果的人格特质。”
第六，智慧与思维方式。研究认为，智慧可以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得到促进。Staudinger，Kessler和Dǒrner（2006）研究发现，通过教给被试一种特定的知识搜索策略，或是有关怎样从个人经验中做出推断的洞察力的教导（如生命回顾）能够显著地提升个体的智慧。在Kross和Grossmann（2012）的实验中，主试引导被试推理具有深刻意义的个人问题，如失业者在经济萧条期的职业期待，让被试出声地从远景和近景两种角度推理经济衰退对他们就业的影响，经过干预后，发现从远景视角看待问题更能有效地促进个体的智慧推理能力（辩证思维，知识人性化）、态度（与合作相关的态度认同）以及行为（愿意参加合作）。Sternberg，Reznitskaya和Jarvin（2007）在美国中学提出的与智慧相关的指导中，要求教师帮助学生辩证地和问答式地思考，如训练学生思考他们是怎样学习一切的，他们是怎样认识一切的，以及一切是怎样被用于更好的或是更坏的目的的，以促进个体智慧的发展。
第七，智慧与智力。智慧与智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相对独立在一定条件下又相关的非线性关系。神经生物学研究还进一步发现智慧和智力存在着共同的活动脑区。meeks和Jeste（2009）对智慧的神经成像和脑区定位的文献分析发现，智慧需要大脑精密地配合与整合这些区域的活动：背外侧前额叶皮质（参与对自我保护必要的、理性的、缜密的和运算的活动）、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参与种类生存所需要的友好的、支持的、社会的以及情绪的行为）、前扣带皮层（检测和减轻前额叶皮质的两部分的冲突、参与身份的冲突、情绪稳定性以及明智决策）、杏仁核与纹状体边缘区（反馈回路）。他们由此提出了一个假定的由前额纹状体回路和前额边缘回路组成的智慧神经生物模型，并认为智力、推理和智慧在脑区定位中存在部分重叠。Jung和Haier（2007）在对人类智力与推理的神经成像文献分析中提出了智力的顶额叶联合理论（parieto-Frontalintegrationtheory，p-Fit），并认为几个明显涉及顶额叶联合的脑区有助于智力与推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Bas6，9，10，45，46，47，），下顶叶（Bas39，40）和上顶叶（Ba7），前扣带回（Ba32，），颞叶（Bas21，37）和枕叶（Bas18，19）内区域，白质（即弓状束）也有涉及。然而，智慧与智力也存在重要区别：首先，智力倾向于指个体与生俱来的聪颖度，具有一定的超文化性，智慧倾向于指个体通过后天的知识经验而获得的聪慧度，具有一定的文化相对性和后天习得性（汪凤炎，郑红，2008）；其次，智力主要涉及个体的聪明、才智，而智慧不仅是对知识或智力的明智运用，还与如同情、以他人为中心以及利他主义等的亲社会态度与行为相关（e-g.，ardelt&oh，2010）；最后，智力与智慧和个体的成就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同。研究表明，智力与个体的成就和幸福感之间相关不够显著，而智慧与个体的成就和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Bergsma&ardelt，2012）。
6研究展望
综上来看，在近7年的研究中，智慧的定义、结构、类型、测量以及与相关变量关系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意义，未来研究应该继续沿着这些方面进行深入探究。
第一，纵深探索智慧的概念与结构。虽然智慧的实证研究在近年来才算真正开始，但对智慧概念的探讨却是一个古老话题，在pubmed数据库中采用“智慧”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至2008年，有关智慧的研究文献增加了7倍（meeks&Jeste，2009，），然而，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公认的智慧定义。通过对近年来智慧定义与结构研究成果的梳理看，智慧可能涉及实践智力的运用、使用知识谋取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情感与知识的整合等，这些结论都从不同侧面暗示聪明才智与良好品德的有机统一乃是智慧的本质。未来研究还应该采用多种实证方法沿着这两种成份进行深入探究，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思考这两种心理成份在个体智慧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在个体不同年龄阶段中的发展程度等系列问题。
第二，继续拓展智慧的研究方法。以往的智慧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了描述特征词等级评定法、智慧者提名法、自传式叙述法以及出声思考法等，由于智慧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以及研究者调查的人群和研究视角不同，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缺乏良好的可比性。今后还应该编制出信效度良好的问卷，多采用跨文化比较研究以及设计构思巧妙的实验以深入探讨智慧的概念、结构以及厘清不同文化背景中智慧的差异。在以上研究回顾中还发现，在有关揭示智慧发展的生理与心理机制的研究中，尚未发现有人运用脑电和脑成像（eRp，fmRi）技术直接探讨智慧的脑神经生理机制，只有少量综述性文献对与智慧相关联的大脑区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Jung&Haler，2007；meeks&Jeste，2009；Jeste&Harris，2010；Hall，2010）。因此，未来研究应该进一步利用神经心理学的方法，如eRp或fmRi技术，以期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揭开智慧的大脑奥秘。譬如，智慧的生理机制主要位于大脑的哪个区域？能否通过fmRi技术确定智慧者和非智慧者之间、不同科学领域中智慧者之间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中智慧者之间大脑活动的差异？
第三，开发信效度良好的智慧测量工具。编制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智慧水平测量工具是当前智慧研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从目前的智慧测量方法来看，主要有柏林智慧模式主张的与智慧相关表现的测量以及ardelt、webster、Brown和Greene等主张的自陈量表测量两种范式。在Sternberg（2004）看来，Baltes与ardelt二人的做法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因为有时候人们可以从众多他人给予的建议中明智地选择最妥当的办法解决问题，有时候人们必须自己独立进行明智的思考然后才能妥当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所以人们要善于根据不同情境具体运用它们，千万不可偏执一端。同时，如果说Baltes等人所主张的用“最佳行为来测量智慧”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能力测验”，那么，ardelt主张用“最典型行为来测量智慧”的做法就是一种典型的“人格测验”，这两者都并非完全的智慧测量，这两种测量方法都有一定的风险，毕竟要测量一个人的智慧行为，势必要求此人去解决一些富有挑战性的难题。基于此种思考，未来的智慧测量应该在与智慧相关表现的测量和自陈量表测量的基础上，设计与开发出各种实验情境测量（如现实或虚拟情境的智慧测验）以及智慧行为操作测量（如韦氏智力量表中的操作量表部分），只有将智慧的认知因素与智慧的行为因素两方面相结合才能真正地测量出个体的实际智慧。
智慧社区概述篇6
随着实践哲学的复兴，“实践智慧”（phronesis）逐渐成为哲学话语的一个关键词。
对于“实践智慧”这个词语，学者们已经有了许多考证和说明。在汉语读物中，较早专题考察phronesis的论文有洪汉鼎的《当代诠释学与实践智慧概念》、《论实践智慧》等。[1]考证较为详尽的是汪子嵩等著的《希腊哲学史》。在讲到巴门尼德时，该书对巴门尼德所用过的跟“思想”有关的几个词作了比较分析，它们是：noema、nous、phronein和logos。其中，phronein的词根是phren，phronesis的词根也是这个。该词根指的是心或横膈膜（midriff），有视之为思想器官的意思。赫拉克利特也大量使用以phren为词根的动词、分词、名词，并且混入了“深思熟虑”、“持重”、“慎重”等伦理性含义。该书作者认为：“在哲学上，nous引申为不牵动意志、目的的心灵活动，如积极理性、沉思等；而同心、胸膜相联系的phren，则引申为牵动意念和追求的理性，所以英文有译（指译phronesis，——引者）为prudence、practicalwisdom的。《希英大词典》将这个词作两类解释：一是广义的指目的、意向、思想、感觉、判断等，二是狭义地指实践智慧（practicalwisdom）和治理事务中的深思熟虑（prudenceingovernmentandaffairs）。”[2]
我想指出的是：最早考证该词的可能要算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而且他特别揭示了一层很重要的意思。在《克拉底鲁篇》中，苏格拉底说：“phronesis这个词可以表示phoraskairoeenoesis（运动和流变的观念），或许是phorasonesis（运动的好处），但不管怎么说，它与pheresthai（运动）有关。”[3]phronesis（智慧）不仅跟意志有关，而且跟运动有关，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概念应当大有裨益。当然，“苏格拉底”在同一个地方也说sophia（智慧）也跟运动有关，这两个“智慧”意思相近。这里涉及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分歧，下文再议。
希腊语世界中对phronesis形成了最系统思想的是亚里士多德，其根本特点在于将phronesis和sophia明确区别开来，将前者视为专门在实践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而将后者视为专门在理论领域起作用的智慧。这是本文探讨的主题。
拉丁语用来翻译phronesis的词是prudentia。在拉丁语世界，托马斯·阿奎那承接亚里士多德传统，对prudentia作了最系统的研究，他的重要创新之一是将prudentia看成联系伦理德性和理智德性的枢纽。[4]
英语的prudence来源于拉丁词prudentia。德语的klugheit英译为prudence。康德把klugheit看作伊壁鸠鲁伦理学的核心，而把sittlichkeit（德性）看作斯多亚派伦理学的核心。[5]伊壁鸠鲁派跟亚里士多德传统接近，斯多亚派宗师苏格拉底。康德自己也是贬抑klugheit而尊崇dasmoralischegesetz（道德律）。
当代哲学家中，加达默尔是复兴和弘扬亚里士多德的phronesis最用力的人。他直接讨论的就是phronesis和sophia的差别，并且特别强调了维柯在发挥phronesis传统中的重要作用。[6]
这样一来，在phronesis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就有两种传统：一是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经斯多亚派到康德的传统，其特点是否定或贬低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一是从亚里士多德经阿奎那等到加达默尔的传统，其特点是肯定跟sophia完全有别的phronesis，伊壁鸠鲁派和维柯很靠近这一传统。
汉语对phronesis的译法有很多。上世纪30年代，严群译这个概念为“深虑”（prudence）。[7]向达所译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上海）笔者未见。《尼各马可伦理学》在大陆近出的两种汉译本——苗力田译本和廖申白译本均译为“明智”，在台湾的高思谦译本译为“明智”或“实践智慧”。[8]吴寿彭的《政治学》汉译本译这个概念为“明哲”。[9]潘小慧译阿奎那意义上的prudentia为“智德”。[10]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译phronesis为“实践智慧”，他们主要参照的是ross等人的英译法。ross在其所翻译的nicomacheanethics中译phronesis为practicalwisdom而译sophia为philosophicwisdom，[11]有意凸显两种智慧之别，可谓用心良苦。显然，汉语的译法跟译者所参照的英译有关，也跟理解有关。在柏拉图的意义上，phronesis和sophia都可译为“智慧”，但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这两者固然也都是智慧，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译为“实践智慧”应最确切，当然同时还须有译sophia为“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为之对照。在阿奎那的意义上，“智德”之译颇佳；在康德的意义上，“明智”之译已经有抬举之意了。
2．“实践智慧”概念在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位置
“实践智慧”以及直接相关的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讨论，但较为集中的讨论是在其实践学科的几种著作和《灵魂论》中，其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大伦理学》讨论最充分，《论善与恶》中也有精彩之笔，尽管这后两篇著作被认为可能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亲作，而只能算成他这派的作品。不过，单从跟“实践智慧”有关的论述看，这些作品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故本文放到一起讨论。
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和灵魂学说入手来定位其“实践智慧”概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和“潜能—实现”说，任何事物都由形式和质料两方面构成，并且都有一个从潜能到实现的发展过程。对有生命的事物来说，其质料无疑是其躯体，其形式则是其灵魂。植物的灵魂是营养，动物的灵魂中除了营养外还有感觉欲望，而人的灵魂中除了营养、感觉欲望外还有思想。[12]对人来说，思想是人的灵魂中有“逻各斯”的部分，亦即理性的部分；营养和感觉欲望是无“逻各斯”的部分，即非理性的部分，其中，营养部分既非理性又无所谓是否听从理性，感觉欲望虽非理性却有是否听从理性的问题。按希腊人的观念，任何事物的功用发挥出色就叫德性（arete），人的灵魂的各部分也就有德性问题。与灵魂的构成相应（撇开营养部分不看），人的德性也包括两方面：理智德性和伦理（道德）德性。理智德性包括理论智慧（sophia）、理解（seenesis）和实践智慧（phronesis），道德德性包括慷慨与节制等。前者可以教育而成，后者只能在行为中养成。[13]理智（dianoia）的共同特性在于求真，其方式有五种：技艺（techne）、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和努斯（nous，ross译为intuitivereason，直觉理性）。努斯求科学理论的前提之真，科学求推论性知识之真，理论智慧则是二者的结合，这三者都属于认知性的沉思，即理论活动（theoria），以始因不变的事物为对象。技艺和实践智慧都以可变的事物为对象，属于计虑打算性的理智，求的是生产和实践之真，其中，技艺指导外在器物的制作（poesis），实践智慧指导伦理和政治行为，即狭义的实践（praxis）。[14]
显然，实践智慧就是实践领域的智慧，既不同于理论领域的理论智慧，也不同于制作领域的技艺（维科后来将技艺发展为poeticwisdom，实即“制作智慧”）。实践和制作都属于可变的领域，不同的是：前者变化的根源在于人的感觉欲望中有一种自为性机制，后者变化的关键则在生产对象的可塑性。人的感觉欲望的状态分为三个层面：一是感情，包括喜怒哀乐等；二是能力，即感到喜怒哀乐等的能力；三是品质，对待喜怒哀乐等的态度和方式。喜怒哀乐属人之常情，能喜怒哀乐也是人之本能，没有人会因这两个层面的状态而被称赞或谴责。这点相似于《中庸》所谓未发之中。但是，当喜才能喜，当怒才能怒，且喜怒皆要有分寸，类似于“发而皆中节”之谓，这里面就包含了人的品质，有人的意愿和选择等自为性机制在起作用，存在着过、不及和中道三种可能。在这个层面做得恰倒好处就叫做有德性（确切讲为伦理德性），就会被称赞，而过与不及则都会受谴责。这些品质包括温和、勇敢、谦谨、节制、公正、慷慨、友爱等十四种，都是习惯所成，修养所致。“伦理学”（ethike）就是这种“习惯”（ethos）之学，德性也就是人的灵魂的优良习惯。[15]可见，实践是指把人自身变好的活动，跟制作是把物品做好的活动明显不同。
伦理德性是人的灵魂中感觉欲望部分的良善（agathon，指具体的善），是狭义的人的行为所追求的目的；而整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则是生活的总体良善（tagathon），即生活得好、行为得好、德福双全，亦即幸福（eudaimonia）。对人而言，其可能实践地达致的最高目的就是幸福，幸福之上更无目的。神的幸福固然高于人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对于人来说最多只能在理论沉思中歆羡，而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人的幸福是人所能获得的各种良善的总汇与和谐，这些良善既包括灵魂的良善（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也包括身体的良善（如健康、美丽）和外在的良善（如财富、朋友），还要有好运当头、神灵护佑。但这些因素中最能被我们自己把握住的、最应该通过我们自身的努力来达成的只有灵魂的良善，即德性。德性，特别是伦理德性一旦具有，甚至比科学知识的拥有还要稳定可靠。学到的知识可能遗忘，但高尚的品行即使在厄运中也闪烁光辉。幸福不是一个静止的终点，而是灵魂的合于完满德性的现实活动，包含着无数的具体行为和目的，并通过这些具体行为和目的而一步步实现出来。这好比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并完善游泳技能，——这就是潜能和实现的辩证法在实践中的体现。伦理德性既通过每一个行为来养成，又能帮助我们确定每一个行为的正确目的，而实践智慧作为一种特殊的理智德性，其意义就在于为我们计虑达到每一具体目的的正确手段，并且这种计虑要以对生活的总体良善的周全考虑为坐标。如果只有伦理德性而没有实践智慧，则良善的目标就会因为缺乏正确的手段而无法实现；如果只有实践智慧而没有伦理德性，则有效的手段就可能被错误的目的所利用，而服务于错误目标的聪明才智并不配称为实践智慧，因为它跟人生的总体良善是背道而驰的。伦理德性是灵魂养成的优良习惯，它可以保证我们的行为总是趋向正确的目的，尽管这种保证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必然。伦理德性本身不包含计虑打算的功能，所以需要灵魂中理性部分的帮助。实践智慧是理智德性之一，其特长就在于理性地思考跟实践行为相关的种种因素，以寻求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尽管其思考结果不像科学命题那样确定。实践智慧不属于感觉欲望方面的优良习惯，其自身不具有保证行为人一定趋向正确目的的功能，所以它主要充当伦理德性的助手。不过，由于每一种伦理德性所确立的都是单一目的，实践智慧则要考虑整体的和终极的目的，因而实践智慧以其理智之光能使每一种伦理德性在达致幸福的整个过程中显明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就此而言，相对于伦理德性来说，实践智慧又不仅仅是依附性的，它还具有对于伦理德性的开显和整合功能。这类似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对感觉经验所起的作用，可表述为“伦理德性无实践智慧则盲，实践智慧无伦理德性则空。”伦理德性和实践智慧只有配合一致才可能为人生谋求到现实的幸福。城邦政治的意义和使命就在于为全体公民实现合于德性的幸福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16]
在《善与恶》中，对实践智慧概念有一个较在其他著作中更为完备的界说：“实践智慧在于深思熟虑，判断善恶以及生活中一切应选择或该避免的东西，很好地运用存在于我们之中的一切善的事物，正确地进行社会交往，洞察良机，机敏地使用言辞和行为，拥有一切有用的经验。记忆、经验和机敏，它们全都或源于实践智慧，或伴随着实践智慧。或者，其中的有些兴许是实践智慧的辅原因，例如经验和记忆，但另一些却是实践智慧的部分，譬如深思熟虑和机敏。”[17]
3．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的理由
要领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提出实践智慧概念，最关键的是弄清这个概念跟理论智慧的关系。
在前面引用的柏拉图对话中，phronesis和sophia并无区别，并且这二者跟techne（技艺）也没有实质的区别，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在流变的世界中把握确定性的优秀品质（亦即德性）。据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对于智慧和明智并未加以区别，而是认为，凡是知道并且实行美好的事情，懂得什么是丑恶的事情而且加以谨慎防范的人，都是既智慧而又明智的人。”[18]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通常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但如果放到亚里士多德的框架中去解读，应该再加两句话：“明智即智慧”（实践智慧统一于理论智慧），“道德即理智”（伦理德性还原为理智德性）。把德性归结为普遍性的知识，意味着只用把握普遍性的理论智慧就能同时解决认识和实践两方面的问题。沿着这条思路，柏拉图更进一步，将理论的目光锁定在对普遍的、不变的和独立的“相”（idea，eidos，通常译为“理念”）的追寻和把握上，比如，如果要在实践上真正成为“善的”，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知道那个“善”本身。这条思路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在于无法将“相”的世界和具体事物的世界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在实践上的根本困难在于这种主张无法获得符合其理论预期的操作成效。
亚里士多德主张“实践智慧”，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困难。据我的理解，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最根基性的区分应是神人之分。如果有普遍、不变和独立品质的存在（on，“是”、“所是”），那一定是属神的或者说分有了神性的。人的灵魂中用于把握这种“所是”的品质就是理论智慧，这种智慧是人的灵魂中的神性部分。人拥有这种神性的理智，仅仅是为了以沉思的方式去接近神、摹仿神，求取类神（相似于神）的幸福。也就是说，这种智慧是高贵的，但却是非实践的。所有神性的存有都是不可改变的，人不能把不可改变的东西作为自己实践的对象。人自身属于动变世界，人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为的动变，指导行为去应对动变的世界以求取相对稳定的幸福，需要一种特殊的智慧，即实践智慧，这是一种纯粹人性的或属人的智慧。神的智慧是单纯的，而人的智慧则由神性成分和人性成分混合而成，故人的本性是一种混合本性。[19]用实践智慧处理好纷扰的人事，可以为理论智慧腾出闲暇，使其更好地去做通神的工作，所以，实践智慧又被比作理论智慧的管家。[20]重视神人之分，这在亚里士多德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是一致的，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神性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具有可实践性，甚至是实践性的源泉，而亚里士多德的神性则只有理论性，没有可实践性，实践性的源泉在于纯粹人性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看到人性的混杂性，而只是说在他们看来人性的问题可以归根到底由神性来解决，二者是可通约的，相反，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性中的神性成分和纯粹人性成分是不可通约的，只能分类解决。
分类解决的思维方式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精髓。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把“是”（on，或译为“存在”）分成十个种（genos）或范畴，并在许多地方都明确反对把“是”本身看成统一这十个种的更高的种。[21]在《后分析篇》中通过对三段论的细致分析，他得出了不同学科有不同本原（arche，或译“第一原理”）的“一种一科”（onegenustoonescience）原则。[22]这些分类思想与其神人相分的价值观互为表里，构成了一种迥异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维方式，而其庞大又细密的学科分类体系正是这种思维方式所结出的果实。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亚里士多德倡言实践智慧的逻辑学和本体论根据。《优台谟伦理学》指出：“善”和“是”一样有多种含义，抽象的“善”本身正如抽象的“是”本身一样，即使具有理论意义，也不具有实践意义；实践中有意义的善必须可以操作，因而是十分具体的。[23]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讲了同样的道理，并且对快乐也作了多角度的分类。[24]《大伦理学》仍延续了这种对“善”严加分类的观点。[25]对“善”进行分类，就好比将柏拉图的“善”的相打成碎片，幸福于是得以取而代之成为实践所追求的最高价值。跟“善”的相不同，人的幸福是不能理论地规定的，因为它无非是那些“善”的碎片靠诸多因缘在一生一世中凑成的一种非稳定的和谐状态。实践智慧所关涉的就是这种“凑在一起的东西”，[26]它的特长就在于根据每一个实践活动的具体情况协调各种凑在一起的因素。“善”的种类在实践上不可通约，就是说“善”在实践上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ity，“种类不同”之意），这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学科的根本理论前提。正是这个前提使得“相”论在伦理学中遭到瓦解，使得用理论智慧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发生塌陷，从而为人生的“实践智慧”之需提供了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还有很多理由，但我以为上述理由是最重要的。
4．有关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其他问题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还牵涉大量其他问题。这里暂列几种，供进一步讨论之用。
第一，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本体（ousia，或译“实体”）只能是个别，知识只能是普遍。这应该是区分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学理原点，但亚里士多德自己没有明确讲过。这是有待我们深入挖掘的。[27]
第二，如果把分类原则贯彻到底，那么在实践方面就会走向彻底的个别主义，而在理论方面则以“作为是的是”（toonheion）为主题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就难以成立。关于“是”的分类理论和普遍之“是”的学问之间的关系，西方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至今未有定论，[28]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三，实践智慧是一种针对个别性的智慧，这是亚里士多德反复强调的，但主张实践智慧的学说却是普遍性的，如是，伦理学、政治学等实践学科与其主张的实践智慧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进而，关于实践问题的理论研究对实践本身来说是否还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又是什么？对此，尽管亚里士多德有论述，但道理远未讲清、讲透，需要我们接着往下讲。
第四，按照今天流行的广义的实践概念，制作也是一种实践，其中也有智慧（即技艺），这种智慧跟实践智慧颇多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在讲实践智慧时也总是忘不了捎带讲讲制作的智慧，那么，这两种智慧究竟是什么关系？制作的智慧在一定条件下可否与实践智慧相整合？这也需要深究。
第五，“实践智慧”问题牵连整个哲学史，从这个角度切入，整部哲学史都要改写，各家各派都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这更是一项大工程了。
第六，总起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理论与实践（广义的实践）的关系问题。不管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纯粹理论领域的理论，还是以实践领域和制作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或准理论，它们作为对普遍性的认识跟实践、跟制作究竟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跟实践无关的理论？有没有跟理论无关的实践？普遍的理论跟个别的实践究竟应当如何关联？这些都是亚里士多德没有回答而我们不得不回答的问题。[29]
主要参考文献：
1．thebasicworksofaristotle,themodernlibrary,2001,newyork.
2．亚里士多德著：《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3．亚里士多德著：《灵魂论及其他》，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北京。
4．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北京。
5．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6．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北京。
7．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1、8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1994年，北京。
8．《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9．色诺芬著：《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北京。
10．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
11．加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上海。
12．严群著：《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商务印书馆，2003年，北京。
13．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著：《希腊哲学史》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7、2003年，北京。
14．eleonorestump:aquinas,routledge,2003,newyork.
15．洪汉鼎著：《论实践智慧》，《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16．潘小慧著：《德行与伦理——多玛斯的德行伦理学》，哲学与文化月刊杂志社，2003年台北。
智慧社区概述篇7
【关键词】智慧图书馆；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生活
图书馆的发展是渐进式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科技的创新和进步。随着物联网概念的正式提出并迅速波及全球，在图书馆界，继复合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之后，以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智慧图书馆正在走进人们的视野。
1.智慧图书馆的概念
目前社会各种各样智慧的概念，如智慧城市、智慧企业、智慧医疗等成为人们研究和描画的重点。其中，智慧图书馆也概莫能外。
当前关于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研究者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相应的描述，例如从智能建筑的角度等。检索近期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关于智慧图书馆的研究较多地与物联网、云计算及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等概念相联系。笔者认为，智慧图书馆是建立在物联网和数字图书馆基础之上的新型图书馆，具有物联网和数字图书馆的双重特征。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是智慧图书馆的技术基础，人物互联是智慧图书馆的核心构成，而实现由知识服务向智慧服务的提升则是智慧图书馆的精髓。可以说，智慧图书馆的外在特征是泛在，即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提供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服务；而其内在特征是在继提供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之后，提供以人为本的智慧服务，满足读者日益增长与不断变化的需求。可见，智慧图书馆是未来图书馆服务技术提升、服务理念创新、管理形态转型的一场革命。
2.智慧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及特点
智慧的定义是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把握和解决事物的能力。智慧是推动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实现知识价值化的重要力量。图书馆作为人类社会的知识中心，是知识聚集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场所。图书馆要帮助读者在使用知识的过程中创造新知识、解决新问题，不是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就能做到的，必须依靠图书馆创造性的知识服务，也就是说图书馆要提供有智慧的知识服务。可见，智慧服务是建立在知识服务基础上的，运用创造性智慧对知识进行搜集、组织、分析、整合，形成全新的知识增值产品，支持读者的知识应用和知识创新。因此，图书馆智慧服务是通过知识产品的服务给读者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知识产品的增值性。同时要求图书馆员应具备高水平的职业技能，为读者提供更深层次的信息服务，才能构建“智慧图书馆”[1]。
图书馆智慧服务具有五大基本特征：一是公共性。其服务是面向广大用户、社会群体和全人类的，是一种普惠范围的服务；二是智慧性。图书馆所提供的服务是在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基础之上的智慧服务，图书馆充分发挥客观知识的拥有者、整合者、启发者的核心作用，帮助用户在知识应用的过程中创新知识、提升智慧；三是资源丰富性。图书馆必须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的信息技术，掌握丰富的信息资源。它包括纸质资源、数字资源、网络资源等；四是管理集群化。图书馆通过集群化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知识的共建性整合、集约式显示、便捷性获取、无障碍转换、跨时空传递等；五是服务协同性。包括行业协同、地区协同、国家协同、全球协同等，在系统的顶层设计上整体推进，使资源由分散趋向集约、由异构趋向统一，克服资源在布局上各自为政、分散管理和重复建设的弊端，实现智慧图书馆的管理使命。
3.智慧图书馆的服务形式
“图书馆2.0”与“智慧图书馆”体系都是建设在复合图书馆或数字图书馆基础上，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硬件及技术上。“图书馆2.0”主要依赖“web2.0”技术，包括Blog、Rss、wiki、instantmessage、tag、ajax等等，而“智慧图书馆”则主要依赖于物联网、传感技术和云计算机。因硬件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智慧图书馆”与“图书馆2.0”相比能提供更高层次、更具个性、更加智慧的信息服务，但两者的服务理念与内涵是一致的，都是“以读者为中心，以个性化服务”为原则。
智慧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应该是基于图书馆员智慧的知识服务，是基于信息资源的深度知识挖掘以及具有用户需求分析功能的专家式的系统服务，是一种有内容、有品质、有价值的高层次服务。柯平教授曾说：“图书馆服务的发展是在不断提升的，有三个台阶：由文献服务到信息服务再到知识服务。这一路径反映了服务从依赖资源、技术与工具到越来越依赖图书馆人的智慧。”在智慧图书馆环境下，图书馆服务的台阶应该增加一个，即第四个——智慧服务[2]。
4.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构建
从信息管理与应用的角度来看，智慧图书馆建设可分为信息汇集、协同感知和泛在聚合三个阶段。智慧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构建必须具有异构性、开放性、移动性、协同性、融合性等特点。在建设过程中必须关注读者的实际信息需求，通过构建、整合各种信息资源、网络平台，提供让读者放心且安全的使用环境，让读者能够跨越时空、无障碍使用图书馆资源，满足读者不断变化的各种信息需求。
4.1资源服务原则
在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体系的构建中，资源、技术和服务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关系。技术是必备的手段，资源奠定了内容基础，而服务是最终的结果。阮纲纳赞曾说“书是为了用的”，在物联网和云计算环境下可以看作“资源是为了用的”，“资源利用”是图书馆服务的根本所在。技术是图书馆智慧信息服务体系的支撑，资源是智慧信息服务体系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资源，智慧信息服务体系统就会成为“无米之炊”。服务是智慧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的根本目的，是智慧服务平台构建的立身之本。
4.2资源利用原则
资源集成是在各个文献信息机构和各类文献之间建立起跨系统应用集成、跨库网转换互通、跨媒体深度融合、跨部门信息共享、跨馆际物流速递的服务与管理模式。它是智慧图书馆管理与服务的技术基础，图书馆借助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整合集群管理系统和文献感知服务系统[3]。目前国内已有110多家图书馆自愿成立联盟，如2012年3月成立的首都图书馆联盟由国家图书馆、北京市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图书馆和中小学图书馆等联合组织。建成的联盟组织将给首都市民仅凭一张读书卡就可浏览百余家图书馆的文献资源。达到“一馆藏书、各馆共享”、“一馆办证、各馆通用”、“一卡借阅、就近还书”、“一馆讲座，各馆转播”、“一馆咨询、多馆服务”和“与出版机构合作，推出优惠图书”的便捷性和资源共享性。
4.3以人为本原则
在资源集成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与人的时时相联，其中既包括资源与馆员的互通相联，也包括资源与用户的互通相联。这是智慧图书馆服务与管理的关键，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图书馆发展理念与实践。如深圳图书馆研制出的第二代智能书车和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系统，台湾研制的智慧型图书馆和图书定位系统，上海普陀区图书馆设立的图书漂流自助亭等。这些表面看起来无人值守的图书馆，其自助服务是建立在前台的服务机与图书馆后台的集群网络化布点、信息化管理、一体化物流的庞大的管理系统之上的。通过后台强大的管理系统和集成化服务，实现了馆员——资源——用户的互通互联，依靠现代信息技术满足了用户的信息需求，体现出图书馆服务以用户为中心、以人为本的原则[4]。
4.4服务读者原则
图书馆阅读呈现多样性的变化，表现为纸本阅读与电子阅读、物理阅读与网络阅读、定点阅读与移动阅读、碎片阅读与集中阅读、文字阅读与视听阅读、个体阅读与群体阅读、线性阅读与互动阅读、大众阅读与经典阅读、本土阅读与国际阅读融合共存、交叉汇聚的阅读新形态，对图书馆的阅读管理与阅读服务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需要运用创新驱动战略，坚持读者为本的理念，对阅读进行再认识，并进而对传统的图书馆业务程式和流程提出转型发展的新要求，以适应社会阅读的新变化和新需求，为书香中国添砖加瓦。
5.智慧图书馆是图书馆未来发展方向
智慧图书馆为图书馆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新的愿景和新的希望，也为读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满足。尽管现阶段智慧图书馆的建设仅仅处于初始阶段，一些尝试也属于试验性的，但随着RFiD等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图书馆的发展前景一定十分远大。一是建立起用户与馆员多维的交互模式，图书馆服务也更加人性化、个性化、智能化和智慧化。二是借助物联网技术实现用户信息的自主组织和自主知识空间的构建，通过网络技术、语义技术对原始数据进行语义抽取，构建行业或学科的宏观知识空间和用户特定的微观知识空间[5]。
未来的公共图书馆将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专业人士提供科技咨询以及确立人与社会和环境和谐相处为主要服务发展方向。为此，有待探讨和研究的问题是：公共图书馆在当代科普工作中的地位与定位；图书馆科普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图书馆科普工作的方向与内容；公共图书馆开展现代科普的教育的途径和方法；阅读推广工作与科学普及等。
参考文献
[1]董晓霞，龚向阳，张若林等.智慧图书馆的定义、设计以及实现[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11（2）：76-80.
[2]严栋.基于物联网的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学刊，2010（7）：65-68.
[3]王世伟.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新模式——智慧图书馆[J].图书馆建设，2011（12）：1-5.
[4]姜永常.基于知识构建的知识服务实现机理研究[J].情报资料工作，2011（2）：76-81.
智慧社区概述篇8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将其运用到旅游业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文章概述了智慧景区相关概念，分析了智慧景区的兴起与发展，提出在“智慧+”背景下景区发展对旅游人才的新需求，并从培养目标、师资队伍、校企合作等方面分析了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的改革策略，以期提高旅游管理专业人才的质量，进而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
智慧景区；旅游管理；人才培养；对策
一、引言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理念应运而生。2015年3月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即“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是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及信息通信技术，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创造出新的发展形态。在此背景下各大旅游景区大力发展，实现了从传统模式到智慧管理模式的跨越，为景区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也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与目标。在智慧旅游的发展背景下很多学者进行了智慧酒店人才培养分析、导游人才培养分析等，但对于智慧景区背景下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分析相对较少。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察以及深度访谈等方法深入了解智慧景区背景下对人才新的技能的需求，为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提供了有效依据。
二、智慧景区的内涵及其发展
1.智慧景区的内涵
近年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景区在我国蓬勃发展，取得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成果。但国内对于智慧景区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文献相对较少。学者们对智慧景区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未能达成统一定义，主要观点见表1。综合以上观点，笔者认为智慧景区是以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虚拟现实等新兴信息技术与科学管理理论的高度集成为基础，围绕游客体验和景区管理两条主线，建设以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为中心、以智能化管理为保障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低碳智能运营景区。
2.智慧景区的兴起与发展
因“智慧地球”“智慧城市”与“智慧旅游”概念的实践与启发以及在我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智慧景区应运而生。2013年，九寨沟景区实行“智慧九寨”这一全新管理模式，“智慧九寨”的实质是通过信息化手段解决高峰期游客分流难题、实现景区办公自动化、资源利用最大化、环境保护系统化、决策管理实时化、游客体验舒适化、产业效益最大化的目标。2015年，古北水镇、乌镇两家旅游公司与高德软件公司进行合作，在两景区建设智慧化、移动化、互联网化的“智慧景区”服务，将高德的定位系统与景区数据进行对接，实现景区智能化管理。智慧景区已成为旅游发展的新潮流，我国很多智慧景区相继开发了电子票务系统，门禁管理系统、语音导游系统、实时监控系统、风险评估系统、应急响应系统、危机决策系统、智慧导览系统以及纪念品购物o2o系统等，这大大提高了游客体验度和景区智能化管理水平。
三、智慧景区背景下对我国旅游人才的新需求
1.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
智慧景区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对旅游行业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跨界复合型人才成为新需求中重要的一点。现代信息技术在各个行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景区管理自然也不例外。近年来，智慧景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由于智慧景区的规划是在景区数字化与智能化的基础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景区的门禁系统、监控系统、导览服务、餐饮服务、援助服务等进行综合高效治理的方式，因此要求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掌握现代信息技术，为日后开展景区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
2.掌握新媒体营销能力的人才
随着智慧景区的发展，很多景区都开通了自己的官方微博、建设了景区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景区app，游客可以通过这些平台了解景区近期动态、景区布局、景区发展历程、最适宜的交通路线、网上购票、餐饮住宿以及周边概况等服务。同时这也要求我们要具有微平台、网站以及app的开发与后期维护能力，使得这些平台能够及时更新，为游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新媒体的应用能大大提高智慧景区的宣传、管理和运营能力，使景区的发展充满智能化与信息化，使游客有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因此，高校应针对当前旅游业发展的新趋势培养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为智慧景区的发展献计献策。
3.拥有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
智慧景区旨在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产品与服务，景区通过设置电子票务系统，避免了旅游高峰期人工购票排队等待时间过长的现象，通过自动购票，自动检票，为游客提供快捷优质的服务。电子门票相当于景区一卡通，通过提前充值，可以在景区内购买各种娱乐项目，支付餐饮费用，乘坐景区观光车等。智慧景区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宣传旅游景区，销售旅游产品，游客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购买到全国各地的旅游纪念品，享受优质的旅游服务。因此，高校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智慧景区注重旅游人才的创新思维与科技能力，要求旅游人才处于时代前沿，一方面通过理论学习了解智慧景区创新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创新能力大赛，运用智慧景区的管理、服务、技能、营销等手段促进旅游人才培养。此外，学生还应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与顽强的社会抗压能力等。
四、智慧景区背景下我国旅游人才培养优化策略
1.确立新的人才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
以智慧景区市场需求为导向确立旅游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顺应时展、顺应历史潮流的大势所趋，改革高校旅游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相脱节的现状。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应联合相关部门对高校旅游管理专业以及智慧旅游背景下旅游的发展开展广泛的社会调研，针对目前智慧景区人才的市场需求进行分析，制定出符合时展的培养目标，另外各个高校应根据当地智慧景区的发展情况制定出适合自己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为智慧景区背景下的新时代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应具备多方面综合能力，首先，应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能力。21世纪是信息化社会，我们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在潜移默化中受信息的影响，我们要有一双慧眼对信息进行识别，筛选出对我们有益的信息。然后，应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高校通过安排学生到智慧景区顶岗实习，延长学生实习时间，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学校通过建设智慧景区实训基地，增强学生对智慧景区的管理与操作能力。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高校只有培养学生各方面综合能力同步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高速发展的旅游产业。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软硬件环境
智慧旅游背景下的智慧景区建设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是多元文化融合的产物，因此高校旅游师资队伍应是具备互联网背景与智慧景区管理背景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高校旅游管理教师采用兼职与专职教师并行模式，一方面，学校应积极聘请智慧景区管理人才来学校担任兼职教师，讲述景区内部经典案例、景区运营情况和景区对人才需求状况，根据市场需求培养旅游人才；积极邀请企业行业专家来学校举办讲座，让学生了解旅游发展情况、最前沿的旅游信息，丰富自身阅历增长见闻开阔视野。另一方面，积极引进具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丰富旅游知识的优秀教师来高校担任专职教师，为教师提供专业培训。例如，教师亲自到智慧景区中参与管理工作，到各个学校进行调查访问等。高校旅游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是顺应智慧景区发展的关键。高校教学信息化硬件环境建设方面：首先，建设功能齐全的旅游多媒体教室。学生通过多媒体机器获得智慧景区最新资料，进行自主学习，通过电脑连接与老师进行一对一交流讨论，从而激发学习热情，提高学习效率。其次，建设覆盖全校的校园网络。校园网络的全面覆盖使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利用零碎时间观看旅游新闻，了解旅游最新动态，可谓足不出户，遍游天下。软件环境方面：通过多媒体课件库、教案库、习题库、素材库、学科资料库、数字化图书馆等，学生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更多旅游信息，调动其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3.加强校企之间、校际之间合作共赢
旅游管理是一个实践性较强的专业，智慧景区下旅游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具体的实践与操作。加强高校与旅游景区之间的合作，高校根据旅游景区实际需要培养适宜景区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景区接受高校学生在景区内顶岗实习，高校与优秀智慧景区之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从而培养出一批批优秀旅游人才。随着智慧景区的发展，资源共享也变得尤为重要。每个学校的教学资源、软硬件教学环境、教学模式、师资力量、教学理念各不相同，不同学校旅游管理教学各有自己的优缺点。这就要求不同学校建立资源共享体系，取其之长补己之短，吸取不同学校的优点，从而达到最优的教学效果，实现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党安荣，张丹明，陈杨.智慧景区的内涵与总体框架研究[J].中国园林，2011（7）.
[2]盛方清.智慧景区游客体验维度及调控策略研究：以南京中山陵景区为例[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4:21
[3]季国斌，陈丽，暴莹.大连市智慧景区的发展现状及对策[J].中国经贸导刊，2016（2）.
[4]邓贤峰，李霞.“智慧景区”评价标准体系研究[J].电子政务，2012（9）.
[5]胡晓聪.“互联网+”背景下旅游人才培养模式探讨[J].商业经济，2015（10）.
智慧社区概述篇9
关键词：智慧城市；北斗产业化；城市发展；卫星导航
1智慧城市的概念
2008年，随着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断加剧，以物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悄然发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美国iBm公司首先提出了智慧地球的发展理念并作为智能项目已经被世界各国当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点领域。其认为世界的基础正在向智慧的方向发展，可感应、可度量的信息源无处不在，互联网的平台让这一切互联互通，让一切变得更加智能。“智慧地球”提出以更加智慧的方法，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人们交互的方式，提高实时信息处理能力及感应与相应速度，增强业务弹性和连续性，促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和谐发展。“智慧地球”既是人类美好的愿景，它从更加人本的视角审视今天的it产业，使我们的技术因而更加有“生命感“，同时也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科技革命制高点的必然选择。因此，“智慧地球“的理念一经推出，就引起来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一时间，“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家居“、“智能电网“等概念应运而生。而“智慧城市“作为“智慧地球“的基本特征，自然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
2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及应用
由于”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定位和短信功能，所以尤其适合于特殊应用，如海上、边远与人口稀少地区、沙漠荒原、山高林密、内陆水路、长途运输等特定地区和特殊行业应用，适合于普通的无线网络无法覆盖的地区或跨区域应用。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盈利点主要包括北斗终端用户机的销售，各种各样的应用系统建设，北斗运营服务费的收取等。具体可广泛应用于船舶运输、公路交通、铁路运输、海上作业、渔业生产、水文测报、森林防火、环境监测等众多行业。“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可以有以下几种应用模式：
（1）小型集团监控
应用移动目标配置基本型“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用户机，集团监控中心配置指挥型用户机和相应的计算机设备及监控软件，快速构建实用的监控管理应用系统。
（2）大型集团监控
应用移动目标配置基本型“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用户机，集团监控中心配置“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天基指挥所设备，通过地面网络接入“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运营服务中心，完成大规模、跨区域的移动目标监控管理和指挥调度。
（3）自主导航
应用利用“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基本型用户机、多模型用户机进行车辆、船舶等的自主导航。
（4）通信应用
利用北斗通信终端，实现点对点、点对多点的通信。这种应用模式适合于各类数据采集和数据传输用户，如水文观测、环境监测等。
（5）授时应用
利用“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授时终端，进行通信、电力、铁路等网络的精确授时、校时、时间同步等应用。
3智慧城市与北斗产业化
3.1设想
作为近年来对人类城市发展关注和探索的一个进程，“智慧城市（SmartCity）”的概念逐渐被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社会公众所接受。作为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一个基本特征，城市高度的信息化成为当今各国政府争相实现的目标，而北斗导航系统的产业化恰恰能为智慧城市的实现提供有效的帮助。
在今天国内的一些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公交车已经可以做到即时定位，乘客通过手机app或者公交站台的显示即可知道公交车的等待时间，但往往并不能做到准确，这就有赖于导航系统的精准度。同样，城市日益扩张，交通拥堵问题也日益严重。作为私家车主，获取道路信息的渠道依旧贫乏。设想一下，如果有一款精准的导航系统普及到每一台私家车，用户便可以更智慧的选择出行道路，避免拥堵和迷路。再设想，出海的渔民，山区的猎人，高原的游客，在那些通讯匮乏却又必须追逐资源的地方，我们必然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的联络方式来帮助我们构建新的智慧城市。
3.2产业前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以北斗产业为代表的卫星导航产业可以说是高科技产业中为数不多的投入少，产出高，见效快，能够实现跨越式和可持续发展的大产业。
卫星导航的出现，就意味着许多行业会发生一场场重大技术革命，会对许许多多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结构调整、服务业提振，均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并且涉及到国民经济许多相关领域，密切联系着国家当前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与产业重构，加快转变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组成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突破，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的产业典范，对于全面落实建设创新型国家将会发挥深远影响。它所涉及到的产业包括测绘业、航运业、物流业、汽车业、通信业、农林业、机械控制业、智能交通业，使得这些行业大大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改善环保、强化管理、保障安全、惠及民生，还可以实现增值服务；卫星导航技术的应用“仅仅受到人们想象力的限制”，其在专业化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应用，对于常人来说，可谓匪夷所思，甚至诱发产生一系列新的学科和科研项目，如卫星气象学、卫星大地测量学、地壳形变和地震监测、大桥和水坝监测、地质灾害监测、空间编队飞行、卫星测轨、无源探测和卫星导航与遥感融合。卫星导航科学研究及其应用是个不竭的科技源泉，是个源源不断的生产力诞生地，值得去用心探索。
4结语
随着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以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为核心的智慧城市理念颠覆了之前城市物理基础设施与it信息基础设施截然分开的传统思维，将城市中各类设施有效联系在一起，使得城市管理、生产制造以及个人生活全面实现互联互通，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理念。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特点，与全球性的系统相比，它能够在很快的时间内、用较少的经费建成并集中服务于核心区域，是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一个卫星导航系统。
笔者认为，所谓的智慧城市的核心就在于用智慧的科技来让人们更智慧的生活。而北斗产业化的蓬勃发展恰恰能为智慧城市的建设贡献举足轻重的力量。我们有理由期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北斗产业化的发展会带给我们更加智慧的城市和生活。
参考文献
[1]iBm商业价值研究院，智慧地球赢在中国（eB/oL），2009.02，http：//www-900.ibm.com/innovation/cn/think/downloads/smart_China.pdf.
[2]李德仁，龚健雅，邵振峰.从数字地球到智慧地球[J].武汉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0，35（2）：127132.
[3]许庆瑞，吴志岩，陈力田.智慧城市的愿景与构架[J].管理工程学报，2012.4
智慧社区概述篇10
智慧城市建设热潮背后的问题
“智慧城市”概念问世后迅速风靡全球，我国的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也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北京、上海、宁波、无锡等地在智慧城市概念面世之后就相继启动智慧城市建设。截至2012年5月，据赛迪设计统计，全国345个地级市/州/盟/地区（不含港澳台）及直辖市中，有36个城市明确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的目标与计划；而到了2013年3月，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199个，超过了全国地级以上城市数量的50%。但在全国范围的智慧城市建设热潮下，“不建智慧城市就会落后”的紧迫感让一些城市倍感压力，部分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在我国智慧城市实践多处于概念、框架构建期，人们对“智慧城市”的理解更多还局限于物联网、云计算技术支撑的智能城市概念，部分地区将智慧城市建设、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当成解决所有城市发展难题的“万能药”，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明显不足，存在着期望过高的风险。
其次，一些地方在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的过程中，不注重智慧城市顶层设计，也缺乏相关的管理、考核、监督机制，这使得智慧城市建设过程容易出现仅关注单个信息化项目、单个领域信息化建设的现象，对智慧城市的统筹规划和总体架构把握不够，难以实现智慧城市建设平台化、集成化发展，从而在建设过程中形成新一轮信息孤岛。例如，长春偷车杀婴事件中，总投资1.4亿余元的“长春天网工程”并未发挥作用。究其原因，虽然案发时长春市监控探头已有6万多个，但是不同城市之间的视频监控系统并未互联互通，案犯在不同城市间逃亡时，系统难以追踪其信息。
再次，一些智慧城市项目未经统筹规划及可行性论证，即盲目上马、仓促上马，建设过程中重硬件、轻软件，软件、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投入与硬件投入比例失衡，导致成效低下、资源浪费，出现了一些“形象工程”。例如总投资8.5亿元，全国第一个“监控合一”的某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在苯胺泄漏事故中失灵，这样不起作用的工程又说明了什么呢？
最后，一些地方的智慧城市重工程建设，轻制度等环境建设，项目建设各自为政，导致整个智慧城市建设的统筹力度偏弱；一些项目缺乏运营和运维管理的长效机制，缺乏相应的配套政策和法制环境，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难以发挥，无法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项目难以持续。
与此同时，部分智慧城市建设中还存在着不充分考虑现有信息化基础、产业基础，不紧密结合城市发展特色等问题。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智慧城市建设方向不清晰、建设目标不明确。
智慧城市建设的隐忧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内外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挑战，在欧美，经济持续低迷、能源资源价格不稳、失业率上升。在我国，三十多年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后，传统三驾马车的作用日益减弱，城市在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城市管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领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需要用创新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在此背景下，智慧城市应运而生。
如上所述，智慧城市热潮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但是，在这股热潮下智慧城市建设中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重视，成为我国智慧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隐忧。
首先，地方政府对智慧城市的重视、认识程度尚待进一步提升。据赛迪设计调研发现，真正把智慧城市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的城市数量非常少，我国相当一部分城市没有信息化专项资金，信息化建设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即使是在智慧城市建设如此火热的今天，在智慧城市领域投入的资金仍然少之又少，很多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是停留在规划、宣传阶段，实质性的建设工作很少。
因为在很多城市管理者眼中，信息化、智慧城市是一个需要持续投资、见效周期很长的事情，远没有抓招商引资、抓城市建设效果来得快。这导致了地方政府的信息化主管部门能掌握、统筹的信息化资金少、信息化项目少，缺乏抓手，智慧城市建设的全局管理、统筹协调的职能就弱，建设过程就容易出现上述各自为政、方向偏离等问题。
其次，国家层面的智慧城市统筹力度仍显不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打通行业、区域、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提高社会管理效能和行政服务效能。但赛迪设计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集成服务仍是地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最大难题，其核心问题是现有体制机制的限制。在地方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很多政府部门都表示愿意开放、愿意共享的态度。
但是随着一些重大信息化工程的深入建设，相当多的数据并不在市级政府层面。一些国家部委以信息安全为由，对系统对接、数据交换做了限制，地方政府对这种由上而下的约束往往束手无策。
今年4月份由国家发改委、中编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机构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部门信息共享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对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方式、范围提出了意见和要求，并提出了要通过加强组织领导、监督考核等方式推动政务信息资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联合印发《2013年推进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的实施意见》，对铁塔、杆路、基站、管道和室内分布系统等5项内容以及重点场所wLan的共建提出了明确要求。但是相关文件在具体行业、区域的落地生效，还有待时间检验。
期待智慧城市建设健康持续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所涵盖的领域与范围遍及城市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是一项渐进的、分阶段、逐步实施的复杂系统工程，需要在建设过程中不断优化与完善。为了解决问题，化解隐忧，赛迪设计建议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中，以下两方面需要持续强化：
第一，必须进一步强化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规范、指导作用。在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行动计划等上位规划的统一要求，坚持统一框架、统一标准、分头建设。加快出台《信息化促进条例》、《“智慧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工作制度》、《智慧城市建设重点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对顶层设计进行明确，以体制机制创新来加强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以集约共享为原则处理好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充分整合网络基础设施、业务系统和信息资源，促进资源共享，最大程度地提高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