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特征篇1
舞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一种文化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有效地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典型状态和样式。民间舞蹈是一切舞蹈之母,民间舞蹈源于民族文化。傣族民间舞蹈的动作特色、表演技巧、肢体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特色,是其深远和厚重文化内涵的反映,如果只关注舞蹈形式的绚丽、结构的精密、表现手法的完美而忽视舞蹈背后文化内涵的价值,是无法真正理解傣族舞蹈的真美内涵的。因此,我们在研究傣族民间舞蹈时,应对其民族文化内涵给予高度重视。
二、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舞蹈蕴藏着神秘而浓厚的民族氛围,有极高的文化品位和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极尽东方韵致。傣族舞蹈中透出山Jli秀美、人文毓秀的夺目光彩,充满着平和、恬静、隽永、含蓄的风格,朴实自然毫无雕凿之感。舞蹈动作中那些人体的头、手、臂肘、肩、腰、胯、膝等每一个关节都尽量弯曲,使整个体态由多种曲线组成,形成婀娜多姿的s型,无论手的推拉和脚步起伏的动作,还是孔雀舞中的美丽造型的流动美,都具有造型丰富而个性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不仅会使人们感到秀丽山河的自然律动美,还会使人们感到傣族人民生活的宁静祥和,朴实自然,更能使人感受到他们对美的追求和对恬静幸福生活的向往。
傣族民间舞蹈风格浓郁,特点突出,感情内在而含蓄,舞姿富于雕塑感。傣族舞蹈中上肢的手和下肢的脚以及头都极富有表现力,下体多保持半蹲状态,以膝部柔美的起伏,身体与手臂形成丰富多彩的三道弯造型。舞时双腿半蹲,双手叉腰,上身向旁倾斜为基本舞姿。舞时一般前脚掌着地,但不强调有力地踏和跺,落地时轻而稳。傣族舞除下肢有丰富的步伐、小腿的灵活运用外,手和上身丰富的舞姿也极具特点,手式多样,同一姿态,同一动作,手式不同就有不同的舞蹈形象和含义。在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均匀的节奏中,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的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等,是动律的基本特征。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有舞蹈者的生活感受和创造。而且,这些动态形象,是在象脚鼓、铭、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泊泊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象脚鼓发出的“崩、巴、比、泼”等音响形成各种鼓点,紧密配合舞蹈表演中的动作变化。鼓的节奏平稳、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这种静态的雕塑感和柔中带刚的动态舞蹈韵律,使傣族舞蹈既有静态的造型美,又有动态的韵律美。以上说明了傣族舞蹈的内涵及其形式特征,都是与傣族所居住的自然条件、民族性格、生产方式、审美心理、文化信仰以及宗教意识分不开的。
三、“三道弯”和“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三道弯”源于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而“一顺边”的美,则源自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这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特点。
“三道弯”的舞姿造型表现在舞蹈中为:保持半蹲状态下腿部做韧性屈伸与颤动,手臂、身体、腿部都是“三道弯”的特殊动作与造型,这一舞姿特点,一直保持下来。现在还可以在“软舞”(嘎温)中窥见过去跳舞时的一些踪迹。相比传统的孔雀舞,经过创新改编的孑L雀舞表演,演员取掉了面具,加强了手、眼、身法的配合。首先是模仿这种鲜明的曲线特征除了其他相关因素外,让人联想起它与小乘佛教的灵动教义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吻合,使傣族舞蹈的风格特点更进一步地发展完善了。
过去,傣族在秋收后扬场中不使用风车,而是两手各持一把大竹篾扇,用扇风的方法筛选稻谷,这种筛法就是别致的一顺边的动态。当她们右手高举篾扇的同时,右脚亦弯曲并高高抬起,然后,手脚同时向下用力地扇风,身体由右方向左侧转动,左手扇风时,姿态和转动与右手一致,都是手脚同出一侧,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关。“一顺边是高原舞蹈特有的动律和形态,高原民族的舞蹈中都有这种文化现象。而傣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在于“三道弯”和“一顺边”融和后,又在傣族也有的安详、舒缓的动律中体现出来,成为民族审美情趣和舞蹈者的动态形象。
四、孔雀和象的意境
在傣族民间舞蹈中,“孔雀舞”“象脚鼓舞”广泛流传,傣族视孔雀为神鸟,视大象为圣象。把孔雀大象这些珍禽异兽升华到舞蹈艺术意境,是傣族民间舞蹈的又一文化特征。
由于气候及自然条件关系,傣族地区孔雀较多傣族人民很早就有饲养孔雀的习惯。傣族人民认为孔雀美丽、善良、智慧,是吉祥的象征,对它怀有崇敬的感情。傣族群众常把孔雀作为自己民族精神的象征,并以跳孔雀舞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歌颂美好的生活。
大象,也是热带森林中的珍贵动物,它和孔雀一样深受傣族人民的喜爱。傣族人民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大象之国”。唐·樊绰《蛮书》说傣族地区“象大如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象不仅可以耕田,还可以搬运木材,负重至远,甚至可以组阵打仗,象皮还可以制成坚固的甲宵。由于象的特殊作用,傣族人把象当成财富的象征,傣族人对象的崇拜渗透到傣族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傣族人民长期与象和睦相处由此使得象在今天傣族群众中,具有了吉祥、幸福的文化内涵。
五、水文化的特征
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对水有深切的感情,民族心态似水样平和温静。傣族民间舞蹈普遍平和温静,正显示出水文化的这一特征。说到傣族的水文化特征,就不得不提及着名的泼水节。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傣语称为“楞喝桑堪”或“桑堪比迈”。傣语的“楞喝桑堪”,其意就是六月新年。由于欢度新年的时候,要举行热烈而隆重的泼水祝福活动,外地人都把它称为泼水节。
傣族人民对水有着深切的感情,并以水表示无比的真诚。从流传下来的《挖井歌》《祭祀歌》等古歌谣中,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特点。傣族自己解释,“傣”有两种含义,一是英雄勤劳的意思,一是酷爱自由的人,和平的意思。傣族也自称为“鲁傣鲁喃”,意为“傣家的儿子,水的儿子”。傣族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他们滨水而居,他们爱水,祈水,对水有着特殊的感情。
傣族人民勤劳勇敢,温柔善良,这是大家公认的;“水一样的民族”,这是对傣族性格的又一描述他们待人礼貌温和,但外柔内刚,聪明又幽默诙谐像水一样,有时潺潺细流,温柔而细腻,有时像大江汹涌而澎湃。其性格也是丰富多彩的。舞蹈中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特点,傣族舞蹈动作,大多婀娜多姿,节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量。潇洒轻盈的篾帽舞,灵活、骄健、敏捷,充满阳刚之气的象脚鼓舞,刀舞和拳舞等都具有水文化特征。而在孔雀舞的表演中,时而节奏缓慢,动作内在含蓄,时而节奏快速多变,动作灵活跳跃,感情狂放而豪爽,也是水文化的表现。此外,傣族舞蹈以特有的屈伸动律手、腿、身体都是“三道弯”的动作造型特点,刚柔相济,动静配合的表演,也是水文化中柔和温情的表现。
这从上世纪80年代由傣族舞蹈家刀美兰表演的《水》这一舞蹈节目中,便可看出端倪。这个在傣族民间舞蹈基础上创作的节目,它之所以深受群众欢迎,久演不衰,就是因为她深刻地表现了傣族水文化的特征。而别人模仿表演《水》时,观众们常常感到和刀美兰相比大为逊色,这种差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他艺术表演者对傣族水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
参考文献:
【1】张大鸣.傣族生态环境与傣族舞蹈.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2】张志萍.傣族舞蹈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民族文化特征篇2
1古代西域含义界定
新疆古称“西域”。“西域”的地理范围一向有所谓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域地理范围相当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的“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大致范围也就是今天的敦煌以西，包括新疆在内的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方和葱岭地区，其南部限以喀喇昆仑山北麓，北达准噶尔盆地北缘一带地区。广义的西域是泛指今新疆以西广阔的中亚、西亚和东欧地区。本文所说的西域，是指狭义的西域。
2西域文化概说
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所在国家、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这里有必要对古代西域文化进行阐释。即:西域文化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东西方文化汇聚，绿洲农耕文化、草原游牧文化与屯垦文化并存，多种宗教文化辉映的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复合型地域文化，是西域各族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的经验积累和智慧汇聚，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主体文化统一性中差异性的表现，统一性大于差异性的反映。
3体育文化及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内涵
体育文化是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显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体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而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则是指生活于古代西域的各民族所创造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
4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特征分析
4．1地域性特征
古代西域民族体育地域性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各民族长期生存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位置等方面有紧密的联系。西域因天山横旦其中，将其分为南北两域，北域是气候寒冷、干燥、水草丰美、广阔无垠的草原，居住于此的各民族则是逐水草而居、以狩猎业和畜牧业为主的马背民族，其创造的体育文化也多围绕狩猎、马上、与山水有关的项目，如赛马、赛骆驼、骑射、滑雪、滑冰等;南域则是气候温和，由沙漠、戈壁、河流、山脉组成的绿洲沃壤，居住于此的各民族则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的农耕民族，其创造的体育文化也多围绕尚力、游戏及表演类项目，如摔跤、武术、斗羊、斗马、刁羊、姑娘追、斗骆驼、舞蹈、杂技等。同时，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多种文化的汇聚，其创造、开展的体育文化活动也即彰显了与中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又体现了西域各民族所居住区域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也体现了与邻国体育文化相同性与相近性的特征。
4．2民族性特征
民族性特征主要是指一定民族在历史上由于生存区域、生存环境、生产和生活方式、文化积累和传播途径等的不同而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具有不受任何条件限制的普遍性及传承性，是该民族生理、心理、形态、神态等方面的特殊标志。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在古代西域，蒙古族被称为东胡，是鲜卑的一支，而鲜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俗善骑射”。公元1206年，被推举为蒙古大汗的成吉思汗，为检阅部队，维护、分配草场，每年七八月间就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在一起，举行“大忽力革台(大聚会)”，表示团结、友谊、祈庆丰收，并选择赛马、射箭、摔跤的其中一项进行比赛。到元、明时，将射箭、赛马、摔跤比赛结合到一起，成为了固定的“那达慕”形式，也成为了蒙古族标志性、最具民族性的特殊符号，一直延续至今。在古代西域具有民族性特征的体育项目还有许多，如维吾尔族的刁羊、哈萨克族的姑娘追、蒙古族的跳驼、柯尔克孜族的月下赛跑、回族的查拳等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体育文化内容。
4．3多源性特征
体育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人们的需要。而生存于古代西域的先民们为适应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必然会创造出许多体育活动以满足自己生存、军事活动、信仰活动等方面的需要，从而也体现出了古代西域民族体育的多源性文化特征。
4．3．1源于生存的需要生存于古代西域的人们为了征服自然、适应自然，创造出了许多谋生的手段，即体育的前身，如为了抓捕猎物需掌握投石、投矛、打布鲁、撒网、钓鱼、叉鱼、射箭等技能;为了控制羊群、牛群、马群等，则需较好的掌握骑术及套索技术;为了追赶猎物则需掌握快速奔跑、骑马、滑雪等技能;为了提高人与兽之间相搏的能力，则需要掌握一定的摔跤技巧等。因此，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居住于此居民们的生存需要分不开。
4．3．2源于军事活动的需要古代西域从氏族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通过迁徙、战争掠夺人口及财富来应对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导致战事频频，各国为提高军事作战能力则进行专门的战斗技能训练。如为了提高士兵之间搏斗的能力，短时制胜，则需要有搏斗的能力(武术)、较大的力量和摔跤的技巧;为了便于执行“利则进，不利则退”［7］的战略，需有好的的骑术，则会专门进行赛马、赛骆驼等竞技比赛;在冷兵器时代为了增强军队远距离的杀伤力，射箭则是每个士兵均要掌握的一项技能;为提高士兵的作战能力，唐时的回纥、元朝时的蒙古族、清朝前期的满族均在战前畋猎，以进行军事训练;为挑选优秀的马术高手，提高士兵的骑马能力，加强军队的战斗力，马球运动则在唐、宋、辽、金、元、明、清各朝均受到重视和提倡。这些点滴实例则充分说明古代西域具有源于军事活动需要的文化特征。
4．3．3信仰活动的需要古代西域历经了原始崇拜(自然、动植物、生殖崇拜)、萨满教、袄教、佛教、摩尼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多种信仰及多种信仰并存的历程。“体育”活动在西域远古时代最初用于娱人，可随着信仰活动频繁出现后很多项目也用于“娱神”的祭祀行为。如萨满舞，即是由巫舞转变为祭祀舞，后为宗教舞的一种舞蹈形式;斗畜，唐时《酉阳杂俎》记“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则疑为袄教萨迪火节的遗俗，只是把拔汗那(位于费尔干那，古之大宛)的奴隶格斗，改为了斗兽;泼水乞寒舞，《酉阳杂俎》记“龟兹国，元日……跳婆罗遮(即苏幕遮、泼水乞寒舞)，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则是为了祈求寒冷;郊游，《新唐书》记城邦诸国“俗尚娱傲，二月胐出野祀，四月望日出游林，七月七日祀生祖，十月望日王始出游……”，则是通过游林，达到野祀的目的;粟特人的年节又称求天儿骸骨节，这是同袄教有关的节日，因为岁首凌晨举行野祭，胡男胡女赴郊外寻找天儿骸骨七日，则是为了寻求天儿骸骨，而进行的出游活动。以上实例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具有源于信仰活动需要的文化特征。
4．4针对性特征
古代西域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育活动的开展及面向群体有所不同。如“行国”与“城郭诸国”、男性与女性、成人与儿童、官兵与群众等由于社会地位、角色、性别、年龄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参与体育活动类型大多不同，具有显著的针对性。其中“行国”大多是骑术类、狩猎类等尚武项目，如赛马、赛骆驼、射箭等，而“城郭诸国”则大多是表演类及尚力项目，如百戏、摔跤等;男性崇尚力量、惊险、刺激，如跑马射箭、骑马拾银元、刁羊、马上角力、等，女性追求平和、技巧和智慧，如踏鞠、秋千、棋类、月下赛跑等;成人以赛力、竞技、赛艺为主，有更强的胜负观念，如射箭、围棋、角力等;而儿童则更倾向于游戏类，如踢毽子、老鹰抓小鸡、捉迷藏、抛核桃、碰鸡卵等;官倾向于轻体力、重技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如围棋、投壶等，兵重视在军事战争中实用的体育活动，如赛马、马球、武术、摔跤等，群众推崇在人生礼仪、节日时令、休闲娱乐中根据习俗、心理的需要表达自己的情感，如人生礼仪中骑惊马、赛马、走马、射箭等，节日时令中的斗畜、射柳、摔跤等，休闲娱乐中的踏鞠、马球、棋类等，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体育文化具有针对性特征。
4．5交融性特征
西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白种人和黄种人在这里相遇、混血;华夏、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文明在这里碰撞、融汇，形成了古代西域体育文化的民族交融性、文体交融性等特征。
4．5．1民族交融性特征民族交融性主要是指原是某个民族专有的体育项目通过文化交流、民族迁徙等途径而流向其他民族，并被其他民族接受与改造的文化特征。如龟兹舞蹈的“苏幕遮”、“狮子舞”来自波斯;新疆舞蹈均呈现出印度佛教的艺术风范;汉灵帝时期“男学胡妆，女学胡舞”的“胡化”之风;汉代百戏中的杂技、幻术、马舞、狮子舞来自西域;唐时剑舞、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苏幕遮”歌舞戏等西域乐舞盛行长安。突厥人“男子好樗蒲”，最早是先以投壶以定旗子，说明中原的投壶已传入西域，并为该民族作为赌具所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中出土了一幅《围棋仕女图》中的围棋则表明围棋已于至少唐时就从中原传入西域;马球源自波斯，传入西域，后传入中原等实例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民族体育文化具有鲜明的交融性特征。
4．5．2文体交融性特征古代西域体育活动是各民族信仰、时令节日、人生礼仪、文学、艺术等文化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祭祀仪式时舞蹈、驰马、走马、斗畜、郊游、射箭(如射天、射柳)、摔跤等体育活动运用频繁;时令节日时，各民族根据信仰不同进行赛马、射箭、摔跤、舞蹈等形式的体育活动;各民族根据不同的生活习俗在人生礼仪时进行骑惊马、赛马、赛骆驼、马上拾银、马上套索等形式的体育活动;在文学创作中也频频以体育活动为题材，如平日的顺口溜、俗语、歌谣、叙事长诗《玛纳斯》、《福乐智慧》、《乌古斯传》中均有专门以体育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在艺术创作中的岩画、壁画、绘画、工艺品等有舞蹈、狩猎、棋类、百戏、骑马射箭等体育活动为题材的作品，则充分体现了古代西域民族体育的文体交融性文化特征。
5结语
民族文化特征篇3
【关键词】纳西族披肩民俗文化艺术特征
纳西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畜牧民族。主要居住在中国滇、川、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和横断山脉山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云贵高原，平均海拔2600米，属于高海拔高纬度地区。山川壮丽秀美，民族文化丰富多彩、底蕴深厚。纳西族聚居的中甸县2002年被重新命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意为“一个美丽、神秘、富足的地方”。
服饰是穿在身上的文化，披肩则是纳西族人民披在背上的民俗。“披星戴月”是纳西族人文生态环境中特有的精神风貌，披肩作为纳西族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纳西族个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纳西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为满足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为适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政治信仰、道德伦理而不断改进和变化的纳西族披肩，其特有的外部形象符号被明确，被寄寓了一个民族意识中深层哲学和美学的内涵。作为纳西族的一个外在符号，反映了纳西族在美学、宗教、习俗等方面形成的传统观念和心理素质。
一、披肩的概述
披风是游牧民族必不可少的装束，是北方民族相传的服饰和装饰，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地区还广泛流传。纳西族在漫长的民族变迁过程中从古羌民族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民族，既有原来民族的游牧风貌，又有区别于藏族的文化特征，披肩就是纳西族从北方游牧民族与当地土著和农耕民族结合后的一种文化产物。
披肩又叫背披，以前无论男女，每个纳西族人都有一件披肩，现在成为大多数妇女的装饰，也叫“披星戴月”衣（图1）。
披肩上缀有七个一字排开、大小相同、直径为两寸左右的绣制精美的圆形图案。每个圆中心垂下两条鹿皮带。整个披肩以白色宽带相绕，带稍端系垂于后。这种装束的来源说法不一，有的说七个小圆形象征七颗星星，寓意为“披星戴月”，歌颂妇女的勤劳；也有的说是古代时图腾崇拜的标志，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经中视青蛙为智慧之神，因它在人类危难之际解救了人类，那圆形图案就是象征青蛙的眼睛。直至今日，纳西族人还有不伤害青蛙的习惯。
二、纳西族披肩的民俗文化
纳西族妇女的羊皮披肩是最精致也是最富有民俗文化内容的。作为纳西族文化的一个载体，从“披星戴月”的披肩中，反映出纳西民族古老的习俗，以及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的认识和态度及其自然崇拜的观念。
（一）古老的习俗
1.畜牧民族服饰“尾饰”的遗存
纳西族与彝族一样是古代北方氐羌民族的后裔，远古时期，以狩猎为生，穿行于山林，崇拜动物。纳西先民为了抵御寒冷和便于在树林中行走，需要穿一件垫背的披肩。此外，食物是生存的第一需求，动物在那时候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人们获取实物的过程也是与动物做斗争的过程，自热而然对一些动物产生了敬畏。后来，纳西先民往南迁徙，逐步转变为以游牧为生，放牧的地方大多是高山，风雪很大，羊是主要牧养的牲畜，羊皮便被用作御风寒的披肩。再后来，不断与丽江一带土著居民融合，形成定居的农耕民族，从事高山耕作，经常背负农作物，羊皮披肩穿在背上能够减少重物与身体的摩擦。一些古书记载，古代西南地区的“濮”人以尾饰闻名，纳西族是其一，羊皮披肩刺绣圆盘上有羊皮细线，背带末端下垂，是畜牧民族服饰“尾饰”的遗存。可见，纳西族披肩一直伴随着其不同经济文化类型时期的生产生活，早已在每个纳西人心中留下烙印，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他们民族发展史的见证，今天已经成为纳西妇女特有的服饰。
2.妇女勤劳能干的象征
顾·彼得在《被遗忘的王国》一书中也做过较多描述：“由于纳西族妇女事务繁，常常要背负沉重的货物从家里到商店，或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她们自信而果断大胆。她们是家庭的智囊，是家庭繁荣昌盛的依赖。”纳西族在与汉族、彝族、白族、藏族及其他民族交往中兼容并蓄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创造了享誉世界的东巴象形文字、丽江
古城建筑、丽江古乐等艺术结晶。这些文化艺术的成果离不开纳西妇女的勤劳付出，妇女是纳西族传统社会中主农务劳动者，男子很少承担劳务，多是居家修身养性，以文会友、谈古论今、挥舞丹青，切磋文化。正是如此，以前演奏丽江古乐的全是男人，没有女人。纳西族披肩上刺绣的两个大圆盘和七个小圆盘分别代表日月和星星，小圆盘上十四根鹿皮线，象征着繁星的光芒，寓意光明、温暖。这种独特的“肩担日月，背负繁星”装饰，是纳西妇女早出晚归辛勤劳动、勇于付出品质的象征。披肩前端的飘带带端绣有各种图案，据说其蜜蜂、蝴蝶等图案是纳西族人民以辛勤劳动换取美好生活的情感表达。勤劳淑德的纳西女人是家庭的顶梁柱，象征勤劳的“披星戴月”披肩与她们相伴，丽江地区女子出嫁时，娘家都要陪嫁一两件崭新的披肩。羊皮披肩上的飘带，纳西语叫“优轭货”，据老人说，纳西族嫁姑娘时也陪嫁两条羊皮飘带，这已是约定俗成的规矩。
3.起源传说
纳西族披肩又叫“七星披肩”，在纳西族地区有很多关于其来历的传说。《彩绘本中国民间故事纳西族》中是这样描述的：很久以前，丽江坝子出了个残暴的旱魔放出八个火太阳，天山有九个太阳，大地人间饱受干旱苦难。一位叫英古的姑娘挺身而出，用水鸟的羽毛编织成一件顶阳裳，披在肩上去东海请龙王解救。后来与龙王三太子一起与旱魔王搏斗，三太子掉下陷阱，英古一连与旱魔苦战九日，累倒惨死。善神北时三东见闻后造了一条雪精龙吞下火太阳，将旱魔永远压住。为了表彰英古姑娘的勤劳、智慧和勇敢，把雪精龙制服吞下的七个冷太阳捏成七个银光闪闪的圆星星，镶在英古的顶阳衫上。以后纳西姑娘为了铭记英古的功绩，仿照英古那镶有七个璀璨圆星的顶阳裳，将精美七星图案钉在披肩上，象征披星戴月，勤劳勇敢，并世代相传，沿袭至今。（二）自然界与生命
纳西族披肩上用各种鲜艳丝线所绣的锦绣布盘表示七星，具有五行观念色彩，还用蓝、红、黄、白、黑代表木、火、土、金、水五行，并且绣在了七星圆盘上。纳西族认为，人如同自然界，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种基本物质组成的。如用绣在七星上的各色丝线，来寄托对纳西妇女的美好祝愿。
在历史传统上，纳西族“不事神佛”。唯祭天为大，崇拜自然神，热爱自然，崇尚天性，乐天知命，被誉为“自然之子”。依据他们的文化经典《东巴经》中的描述，在人和自然万物诞生的过程中，是多种颜色的“蛋”相互变化而生出各种生物。《东巴经》中有四样神物有黑、白、黄等颜色，这种色彩观念影射出纳西族地区多样的自然环境，也对披肩装饰的颜色产生重要影响。认为人类与自然同源，所以纳西族热爱生活。他们羊皮披肩飘带上的烟锅和跳舞图案是将纳西男人的烟锅和纳西男女打跳的习俗通过刺绣艺术化。
（三）自然崇拜
纳西族羊皮披肩七星和飘带上的各种刺绣图形，以及其整体颜色在纳西族日常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装饰了纳西妇女的服装，从中反映出自然物存在于纳西族生活民俗的方方面面，充分表现出纳西族人民的自然崇拜意识。
披肩上的刺绣图形有各种自然物形象，这里主要说以下几种：
花朵：纳西族很早就有养花的习惯，居家院内无不摆上几盆花卉盆景，红花绿叶，恬静雅洁，一到花开时节，各种花卉争相竟放，吐露芬芳，真是“春色满园关不住”。纳西族那么爱花、养花，因而羊皮飘带经常绣上花朵，如串枝花、梅花和花盆。也有人认为披肩上的“七星”图案最早叫“巴含”，意思是纳西人喜爱的“绿色花片”。
蝴蝶：飘带上的蝴蝶图案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在玉龙雪山一个玉龙第三国，那里男欢女爱，丰衣足食，童叟各得其乐，是快乐的国度，纳西人民向往的国度。所以，对爱忠贞不二的有情人，受到阻挠而不能结合就会偷偷相约，下定决心，身着盛装，在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携手登上雪山共赴可以自由结合的玉龙第三国，去过男耕女织、恩恩爱爱、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一只“蝴蝶”寄托了多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爱情的呼唤。
银河和星星：在东巴经里早已有丰富的古代天文历法知识。东巴象形文中有反映天文历法知识的专字，如天、日、月、星、云、雨、雪、雷、电、风、气、光等；表示时令的字，如年、日、月、时、昼、夜及春、夏、秋、冬等；表示方位的字如东、南、西、北、中央等。据东巴经《求取卜经纪》
和《十二支属的来历》等记载，纳西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使用了阴阳历，并用十二属相记年月日，并有专门的《算巴格图》《算六十甲子》《星轮》《看星》等书，可推算阴阳五行、四方四隅、八卦、干支和六十甲子，以五行加阴阳配十二属相组成六十个序数的记年周记。披肩飘带上的“银河和星星”形象地反映出古代纳西人朴素的天文思想，以及其智慧的光芒和思辨能力。
纳西族的传统披肩采用黑色或白色的羊皮作为主体材料，配以两条白色布带缝制而成。这个披肩上除了彩色“七星”，整体为黑白自然色，直观表现出纳西族对黑、白两种颜色的崇尚。纳西族自称“纳西”，“纳”的原意是“黑”，“黑”引申意为“大”，故“纳”即“大”，所以“纳西族”的原本含义是“黑族”，引申为“大族”。他们崇拜的牦牛、羊图腾的羊、保护神“三朵”、圣山玉龙雪山等要么为黑色，要么为白色。由此看出，纳西族崇尚黑、白两种自然色，间接反映出他们的自然崇拜观念。
三、披肩的艺术特征
（一）形制特征
七星羊皮披肩用羊皮和黑毛呢制成。羊皮上端缀有七个大小相同、直径为两寸左右的绣制精美的圆盘形图案代表七颗星，有的上边还有两个大圆盘，代表日月，每个圆中心垂下两条鹿皮带。整个披肩以前端的白色宽带相绕，带稍端系垂于后。据说圆布圈上用丝线所绣的是精美的星图，垂穗表示星星的光芒。这种经过剪裁，上端大体呈长方形，下端大体呈半椭圆形，又形似蛙状的披肩，显得轻便、朴实而耐看，表现了纳西族人民温和的民族性格。另外，中甸白地的纳西族背披白毛山羊皮，较为宽厚华丽。纳西族妇女的披肩上，除七星之外还有刺绣精美的飘带，保留有尾饰的特征。
（二）纹样特征
纳西族的飘带图案全是手工平手绣成，不画草图，一气呵成，它是根据白布的纹路来绣制。一般规律是大人的飘带必须有七个图案。到目前为止，所有飘带，风格主要有三种（主要是其中某一图案有差异，其余图案可自行搭配）：其一，寿字图飘带，这类飘带的图案中有寿字图形，多用于纳西族老年妇女佩戴，其寓意是希望老人长命百岁，年年有福。其二，金鱼跳龙台图飘带，这类图案的飘带往往绣有金鱼和龙台的造型，比较传统，寓意为步步高升，年年有福气，好运不断。其三，喜字飘带，这是纳西女子出嫁时必须具备的飘带，是纳西族传统的嫁妆，羊皮飘带上也常常绣上“喜”字，以示吉祥如意。
总而言之，纳西族披肩充分体现了劳动人民勤劳朴实的优秀品格和朴实的审美情趣，它既具备了手工艺术的特点，又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是我们了解纳西族文化的极佳途径。纳西族披肩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和艺术内涵。研究纳西族披肩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对少数民族民俗艺术的理解，更好地开展对少数民族民俗艺术这一宝贵财富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注释：
①马永杰，杨杰.彩绘本中国民间故事纳西族[m].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44.
参考文献：
[1]顾·彼得.被遗忘的王国[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大烈，和志武.纳西族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施惟达，段炳昌.云南民族文化概说[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首届中国民族服装服饰博览委员会.中国民族服饰博览[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民族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5]尤中.云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
民族文化特征篇4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程中，促进和发展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以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变迁中的时间、空间和社会意识形式三维特征，从民族文化的三维特性统一的实践视角、现代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统一的历史视角、民族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性的开放视角、文化变迁中层次性递进的发展视角等四维视角，探索现代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动因，能够为我们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推进民族团结示范区建设，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民族文化;三维特征;四维视角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它随着民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特有的历史创造积累、精神记忆和生存方式，是民族文化的精神依托和力量。它凝聚为民族的性格和社会心理意识，是民族内聚力的牢固纽带，不仅引导着这个民族的进步，而且支撑着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在民族文化特点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离开了民族文化，共同的心理素质就失去了依托而不能存在。”①民族文化不仅具有强化内部认同的功能，而且是强化与外部族群边界的工具。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差别首先是文化的差别。丰富发展多民族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实现各民族当家作主、权利平等的本质规定，而且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进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目标。
一、空间、时间、社会意识形式:民族文化存在的三维特征
杨•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种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视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凝聚性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而这些对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东西又是从共同的过去的记忆和回忆中剥离出来的。”②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必然占有一定的空间，经历一定的时间，以时间和空间为发展变化的的社会环境。同时，文化又是民族社会生活现实的时间和空间中的折射，影响着民族社会生活的变迁和发展。
“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长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片土壤联系着。”③地域是孕育民族的空间格局，也是民族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土壤。地域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了相应地饮食服饰习俗等社会行为，形成了民族之间不同的文化特征。民族文化的空间特性表明了一种民族文化现象存在相对稳定性，规定了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确定的界限，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差异和区别，是人类社会各民族绚丽多彩文化现象存在的根本所在。空间的广延性、伸张性则表现为文化现象的立体结构性特征。从与民族直接的生产相连的生产饮食、服饰、居所等物质文化现象，直至民族社会的习俗规范伦理，以及最高层次的心理、宗教、价值观、民族意识等精神现象，民族文化现象之间不是以简单的平面结构的形式存在，而是表现文化现象空间的结构性即文化的层次性立体性。空间特征规定了民族文化现象的差异性，又通过各民族文化现象变迁从直接生产生活现象开始，进而影响到习俗社会规范，最终影响价值观，民族意识精神层面的时间特性得以展现。文化的时间特性就是表明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和发展中的顺序性、间隔的长短性、持续性、传承性和发展的不可逆性。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语言文字、社会习俗等文化现象是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积淀、继承、变迁和发展起来。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时间的分割而显现出其突出的时代性特征。也正是在历史的流逝中，有的文化现象消逝了，有的文化现象积淀下来了，不断有新文化现象产生，民族文化的时间特性显示出的是，其面对自然社会环境变化挑战的适应性、发展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并不是在完全封闭的空间的自我循环自我发展，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交锋，不仅改变了各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也为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提供了激情和动力，促进着各民族新的文化现象不断产生。传承与变迁、吸收与发展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历史实践中的主线。由于各民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空间、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空间和时间的二维特性在各民族文化发展历史阶段中必然表现出不平衡性。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①，民族文化作为民族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精神产品，既产生特定时代现实社会生活，又能够反作用于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必然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具有鲜明的社会意识性。“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人们对于自己周围的环境，即对于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环境(人与人在关系)及其过程在观念中的反映。社会意识包括社会的人的一切意识要素和观念形态，它是全部社会精神生活及其过程的总概括。”②民族文化具有对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能动性、继承性，与民族社会生活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不平衡性等社会意识形式鲜明的特性。其中，“社会心理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它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直接联系，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型的、自发的反映形式”③，而“社会意识形式则是高水平的社会意识，它是对社会存在的比较间接的反映，是从社会生活中概括提炼出来的一种比较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反映形式”④。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些民族的文化发展中，语言、文字、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文化现象已经有了明确分工，形成了系统化理论化，在民族成员精神和行为中根深蒂固。而很多民族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尚处于血缘家庭、部落或部落联盟状态，文化现象之间的分工并不明晰，尚处于直观零散不自觉的演进历史过程，缺乏理论化系统化。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民族关系的复杂性，构成了多民族国家在维护各民族文化发展权利，保护发展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进步中的困难性、艰巨性、长期性。民族文化的三维性不是抽象的，而是统一的。“时间是以物质在空间的运动来度量，离开物质在空间的运动，它就是无法度量、神秘莫测。”⑤反之，“离开时间和空间的物质运动也是不可理解的，无法存在的。”⑥民族文化的历史是以文化的现象、形态的变化发展来标识，离开对各民族文化现象形态的传承与发展，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把握其本质、变化发展的规律。反之，离开各民族生存发展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我们同样无法认识和把握各民族文化的本质和规律。民族文化作为社会意识，不仅是各民族在特定时空二维特性下社会生活的折射和反映，而且是特定时空二维特性下各民族关系的集中展现。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能发生民族的认同，也就是民族意识。”⑦民族文化在民族的发展中不仅不断巩固族际的共同心理，强化族际的凝聚力，而且在族际交往中强调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边界。在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文化的权利，保护和发展，并不仅仅是自身文化随着时展空间、时间格局变化而变化发展的过程，而是在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交流交锋中实现的。随着各民族发展的时空格局的急骤变化，发展差距的拉大，贫困落后的经济水平、失落的心理、封闭的空间地域，在寻求精神慰藉中，民族群众希望从民族传统文化得到指引，从民族的自我认同和民族意识中获得到安全和力量，民族文化的社会意识性就必然突出出来。民族文化发展中的焦虑和危机感一旦引导不正确，就可能成为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思想武器。民族文化的重构与创新，不仅仅关系到各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平等权利的实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的问题，而且直接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影响到国家的统一，民族团结的政治大局。系统地把握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空间、时间、社会意识三维特性，是我们认识、理解并制定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政策的理论依据。
二、四维视角:促进当代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新视角
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三维特性决定了我们在促进和发展民族文化发展进步中必须具有四维的视角。
(一)实践的视角:促进民族文化发展进步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重大战略任务
“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中引申出实践概念，相反，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所以，马克思的时空观以生产实践为轴心，显示出人活动于其中的世界的整体图景。”①民族文化所具有的时间、空间、社会意识形式三维特性统一于各民族生动具体的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各民族的历史实践活动既是自身文化生存的土壤，是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征，又是自身文化变迁的动因。我们站在实践活动的维度下，才可以清楚地认识各民族文化现象的起因、内涵、特征和时代气息。民族最早形成于共同的地域范围内，相对孤立封闭，变化缓慢地固定了民族生存发展的空间格局，形成了共同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经过历史延续中的积淀和传承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产生了共同的心理和观念意识。如在云南“各民族为了生存，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生态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物质文化，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精神文化。”②同时，“地理原因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云南各民族的治理也存在时间的差异，这客观上又延缓了民族的融合程度，加大了发展的不平衡。”③世界航海大发现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向世界扩张，各民族之间的空间结构被彻底颠覆，“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区域孤立、封闭的状态彻底被打破，各民族的发展逐步纳入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了“世界历史”的意义。不断扩大的跨区域性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流动，急骤飞速发展的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各种文化间的交流交锋交融不仅改变着各民族文化所赖以生存地域空间，严重消融了文化的社会根基，也加快了各民族文化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生产生活方式变化了，语言文字逐步消失了，传统的习俗功能变化了，宗教场所没有了，如一个少数民族干部说的:“过去从小就生长在于同一社区，很多民族文化通过彼此之间行为潜于默化，形成了自觉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现在居住不在一处，学校里各民族共同学习，生活中失去了相互之间的约束和监督，很多的习俗也就自然不再坚持了。”各种文化之间同质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异质化的差异不断缩小。传统文化的根基动摇了，文化功能急剧变迁，文化的习俗在淡化、文化的约束力在消退，社会实践在彻底改变着传统的时空观，冲击着传统的民族文化，颠覆着民族观念意识。文化焦虑容易使民族对现实社会的变化失去清楚地判断，甚至于动摇了民族的价值观念。在当前国际民族分裂主义浪潮，宗教极端主义泛滥的背景下，一旦民族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影响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进步的政治局面。任何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产生于特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只可能立足于民族国家社会生活的实践，我们可以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决不是把外来的理论和实践作为唯一标准。站在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实践视角，具有对民族文化三维特性的把握和文化自觉，具有传承发展民族文化的使命感和问题意识，才可充分认识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找到民族文化重构的方向，选择正确的路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最后决胜阶段，我们比历史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时刻，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民族发展自身的内在要求，而且是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整合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民族文化的重构问题。
(二)历史的视角:整合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基本原则
“在民族国家兴起以前，一个民族常分裂成许多国家。国家的疆界通常是模糊的，经常变动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范围取决于中央权力的大小和实际控制力的强弱。”①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建立统一国内市场要求的驱动下，西欧普遍形成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要求。”②国家这一政治体系确定了以固定的领土地域来划分居民。在多民族国家政治体系里，一方面，不同民族聚合成新的更大的共同体，形成了复合型的现代民族，“民族的界线与国家的界线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即使是被看作民族国家之典型的英国和法国，在民族构成上也不是单一的和同质的，除主体民族外还生活着其他的民族”③，在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课题，“本民族的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的统一，如何整合差异，塑造与国家文化相融合的文化认同，一直是多民族国家关注的重要问题。”④现代国家的出现，展现在民族文化发展的三维立体结构中，就是国家认同与民族自身认同双重文化的复杂局面。一方面，现代民族国家是一种体制下的国家。在现行国际政治体系中，各民族只有依靠国家统一的，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实现共同的权利。当一个民族被识别出来，成为国家政治体系组成的一部分，便会成为一个权利的主体，就必然提出国家内，各民族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存和发展中的平等权利的诉求。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建立起以国家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统一的国家文化体系，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整合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凝聚各民族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建立完善维护和保障各民族文化的平等权利的基本的规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只有真正承认并维护好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平等权利，才能创造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进步的社会条件，奠定国家文化体系的基础，充分实现国家文化体系的整合和引领功能和影响。应该注意到，在多民族国家范围内，在多个民族关系中，一个民族的认同比国家认同更容易一些，尤其是在跨境民族中，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其认同容易受到其所在国家政策的影响，甚至冲突。一旦国家民族政策出现歧视和不平等，一个民族自身的认同感就会增强，对国家认同产生离心力。当我们分析多民族国家动荡不安及分裂解体，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猖獗的根本原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家民族政策的不平等，各民族平等权利得不到实现，民族文化就成为涣散国家凝聚力的主要动力。目前，在国内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企图利用民族文化分裂祖国时，我们要具有文化的自觉和文化的自信，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变迁给民族文化发展提出的挑战，充分认识到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各民族平等权利的必然要求，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是引导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实现各民族文化的共生共融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目标。费孝通先生指出，在我们国家“五十六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个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①，只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团结奋斗目标中，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的发展进步;只有在维护和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上，中华民族大文化体系才有发展进步的浓厚的根基和土壤;只有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引领下，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才不会迷失方向。
(三)开放的视角:这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本质要求
在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各民族基本形成聚居分布区，但民族聚居地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民族间的沟通交流和民族迁徙是一种历史常态，尤其是明清时代，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打破了云南土著民族传统的居住地域及其边界，使原先一个个相对封闭的民族地域变成汉夷杂处的开放流动型的民族交融区。因此，云南虽然民族众多，却没有一个民族独自专属的传统地域，也没有一个区域的开发和发展是为某一民族独立为之。即使在同一领域内，各民族聚居社区并未悬隔或脱离于当地其他民族社会，而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中有机地交融共生在一起。”②各民族共生共融的地域性特征促进了云南各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融洽发展，是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发展的重要源泉。“云南虽是边疆，民族文化类型多样，且个性均突出。但云南区域性文化形貌并不是百花齐放，没有主题的大观园。而是在各民族长期的互动交流中，形成了独具云南个性，各民族所共享的一体多元的整体性共有文化格局。以边地文化为核心，以各民族文化为架构，以汉文化、汉语言的传播、流布与共用为纽带，民族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制衡为动力，构建形成了云南文化这个各民族共有的区域文化整体。”③在云南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体系中，汉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并发挥着凝聚各民族文化的核心作用，这就是中华大文化体系能够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的渊源。特别突出的是，近代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张的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国家行使受到干扰，领土不再完整，云南成了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各民族成为英、法两国掠夺的对象。因此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则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此决定了云南民族近现代历史在政治方向上发展的基本态势。”④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而以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中华民族文化体系则是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融、繁荣进步的纽带。具有厚重的历史观，才能具有深刻的责任感。今天，在我国全面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信息网络交通等社会交往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民族文化逐步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在各种文化间交流交往中，碰撞交锋更为激烈。在功利追求，虚无主义、崇洋、唯利是图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浪潮的冲击下，传统的民族文化正遭到稀释或遗弃，被无情地解构。文化的迷惘，必然失去超越理性的引领，失去促进社会进步激流澎湃的力量。这些深刻的变化改变着民族文化的空间格局，加快民族文化变迁发展的速度，增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⑤，当前，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是国际文化冲击的压力、中华民族崛起中国家大文化重构的压力、民族文化调适的三重压力。历史证明，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不仅根源于民族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且与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交往，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是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外部条件。孤立闭关自守的文化格局只可能延续文化发展进步的进程，既容易丧失民族文化的发展竞争优势，失去创新发展的动力，更不可能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从容应对化解民族文化发展进程面临的压力。
(四)发展的视角:呈现文化变迁中的层次性和递进性
文化的发展从本质看，是新文化的生成过程。“所谓发展，就不是同一事物的简单重复，而是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灭亡。”⑥民族文化变革根源于文化生存的空间结构、时间频度急骤变革所产生的危机，即社会存在发展对文化提出的发展要求与传统文化的固守间的冲突与调适。调适意即文化的解构与重构过程。在调适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消逝了，一些现象保留了;一些现象变化了，一些文化新现象出现了;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往交流中，产生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新文化现象。“发展”构成了民族文化的特色和历史时代特征，也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事实上，那些不适应时空变化社会变迁的文化现象很难继续生存。只有那些在调适中，能够合乎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的、向前发展，对民族发展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文化现象才能够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如一位基诺族群众所说的，“不能让民族群众实现脱贫致富的文化，想保留也保留不下来。”丽江古城能够完整保留，根本原因还在于古城不仅留下了纳西族村落文化的历史，而重要的是文化让居民们实现了富裕，实现了发展，保护与发展有机地融会贯通。从社会意识特性的视角看，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是一个从与社会生活直接联系的生产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现象开始，然后到婚丧嫁娶等传统道德习俗，最后到心理、价值观、等精神层面逐步递进的结构层次。精神层面的文化是历史中最深厚的积淀，对社会存在的发展的不平衡性最为突出，反作用力也最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根本指引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特有的文化，各民族在彼此的交往中形成了共生共融的中华文化。“没有中华民族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①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和信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促进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进步的引领，是凝聚各民族精神力量的精神旗帜。
一是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必须具有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意识。
首先，各民族的发展需要先进文化的指引，民族文化发展的权利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实现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进步的重要任务。“各民族实现了一律平等，社会主义制度为各民族全面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与环境。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时期，各民族间共同的因素在不断增多，但民族特点、民族差异和各民族在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将长期存在。”②民族文化权利是各民族在国家政治实体中的基本权利，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各民族之间实现平等、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文化基础。当民族的文化权利得不到尊重和维护，容易激化民族间利益矛盾，引发社会的不稳定。民族文化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式特性决定了“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关键是看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③当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得不到实现，民族文化建设方向迷失，民族意识很可能演变为民族矛盾与冲突的手段。其次，“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④中华文化曾经创造过历史的辉煌，是当代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核心引领，是凝聚各民族文化的精神旗帜，是促进各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才能保障实现各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共生共融、平等发展、团结合作、维护民族和谐关系和国家稳定统一。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各民族的文化建设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发挥了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和发挥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一定能够形成凝聚各民族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力量，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复兴的胜利。
二是遵循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律性。
在民族文化生长时空背景的历史变迁中，研究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都需要、都能够完全保留。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一些少数民族传统的行为方式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民族习惯法正在为国家的成文法律所替代，一些传统的习俗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而逐步向社会主义道德法治文化过渡。一些少数民族饮食习惯已经注重清洁卫生，很多民族饮酒的行为已经大大改变。其次，民族文化历史的传承是从物质形态开始。建设民族历史博物馆，有意识收集整理各民族历史的印迹，包括生产生活社会行为习俗等重要形式。现在很多民族博物馆局限于本民族的历史展现，应该加上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展现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再次，注重现实历史博物馆的建设。如在西双版纳傣族文化园的开发中，有意识保存了傣族竹楼整体造型，展现了从最初的木桩、木片瓦竹楼到钢筋混凝土柱子新型材料4代的历史演变，既有历史变迁的印迹，又能够看到傣族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步和发展。最后，在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很多元素可以积淀，而许多元素却由于与社会发展的不适应正在消逝。因此，注重民族文化现象的收集与保存，是我们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任务。最后，在促进各民族文化共生共融发展进步的进程中，民族饮食服饰居住等物质文化形态的保护与发展直观一些，变化发展的速度快一些，解决起来容易一些。民族心理宗教归属感等精神意识文化层面的变迁发展却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这方面的工作可能就困难一些。
三是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要以民族为中心。
民族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见证者、也是受众者和传播者，是民族文化的主体。只有坚持以民族社会生活时空环境的变化为客观依据，以引导和满足民族社会发展的精神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汲取民族群众的智慧，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民族文化变迁中的保护与发展，才有坚实的社会主体基础，也才能真正承担起引领社会意识的历史重任。丽江玉水寨的开发建设就是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探究一种民族企业为首，民间为根，通过企业培养文化人回到民间渗透扩大文化的保护与影响，为遗失或即将遗失的民族文化探寻一条出路，既发展了文化，也发展了产业。玉水寨建成具有纳西古代民居特色的东巴村，作为东巴的生活居住地以及开展东巴文化传承和展示的场所，聘请了东巴传承师，以纳西东巴古籍为基本教材，严格招收爱好东巴文化的青年为学员，专门从事东巴文化的学习与传承工作;建展演厅，组建古乐队，开展纳西本土古乐的传承、展演工作;建成包括供奉东巴教始祖及主要大神的大殿“玉水缘”、东巴大香炉、东巴文物展览厅、东巴壁画、东巴大事记碑、传承东巴文化功德碑、东巴传承的教学场所等多项内容的“和合院”等。这种以纳西族为主体的发展模式不仅取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而且有效地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
四是注重有意识地保留具有突出的民族文化特色的空间格局。
空间特性是固定时间特性，展现社会意识特性的根基。维护各民族文化权利，保护民族文化的有效措施，应该有意识地重点保留和维护一些民族文化聚居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空间格局，展现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物质环境。首先，一些具有文化标志的有形物体，如建筑房屋、宗教场所、村寨社区民族文化的活动场所、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保护与发展要注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的选择，如建筑艺术中，关键是外形和整体建筑布局。在丽江古城的文化保护中，纳西族民居村镇传统空间格局没有改变，庭院式的建筑风格没有改变，新建设的民居必须坚持传统风格，但建筑材料可以改变，庭院里的格局、屋子里的家具、卫生洁具等可以选择。其次，在民族聚居地要注重研究各民族道德、伦理、心理意识、宗教等精神层面的文化成果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由于没有成型的文字工具，很多少数民族的历史是靠代代口传的形式留存下来。年青一代往往对这些历史缺乏足够认识，一旦老人们去世，民族文化就面临全面丧失的危险。因此，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民族文化的传承人不仅是对民族文化的重视，更重要的是维护实现民族文化权利的重要措施。最后，对民族的保护不仅要注重点，也要注重面，注重区域性的特征。民族文化的场景不仅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环境，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文化的重要根据。我们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不应该局限于一座建筑、一个村落，还应该考虑一个社区、一个地域。因为在不同场景下，民族文化功能和发挥的作用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很难仅仅凭借一座建筑去展现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一个村寨的完整保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建筑艺术文化生活场景。通过一个社区，我们能够从自然环境去认识一种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认识一个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社会行为和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实践中那些为满足商业利益所建造的民族文化场所由于缺乏民族文化生长的社会土壤，往往达不到维护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权利、促进民族文化发展进步的目的。
五是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进步，必须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民族文化是在社会实践的变化发展中不断延续生命力，失去了变化发展，一味强调保护也不可能保护。首先，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于创造物质财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又反作用于各民族创造财富的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因此，民族文化不仅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而且也可以指导并创造物质财富。如西双版纳傣族文化园，把几个傣族村寨实现整体开发，不仅保留了傣族文化中基本的一些要素，而且把过去在特定时间内才举行的传统民族的泼水节日、民族歌舞开发成为旅游产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形成了民族文化产业，让当地民族群众从开发中得到了稳定收入，扩大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土壤，解决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问题，而且能够有效地保护好民族文化。其次，积极探索创造保护与开发的新途径新方式。有些地方民族文化的开发坚持所谓的原汁原味，却忽略了民族生活发展的实际需要。低矮的草屋，潮湿的地面，简陋破旧室内陈设及民族群众贫困的生活状况，这与我们保护与发展各民族文化的初衷是相背的。最后，民族文化的社会意识特性决定了文化不仅需要创造财富的产业发展，也需要引领民族精神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进步。因此，一些对民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精神产品，如语言文字、宗教生活等需要我们提供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保护发展。
六是各民族不仅具有保护和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也具有维护国家统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义务。
民族文化特征篇5
[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法律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16）24-0069-02
自秦朝建立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境内的各民族间一直保持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与交流，互相之间进行着学习、借鉴和融合。同时，少数民族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特质，从而使我国的法律文化体现出多元性的特征。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主要通过习惯法的方式存在并发挥其作用，是国家法之外的客观存在，是国家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正如千叶正士所言：“不认真对待法律的社会文化基础，就不可能成功地实现法律的现代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特质的研究和探索，是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部分。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进行论证和总结。
一、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习惯法为核心内容
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经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的规范，它一般靠盟约等方式来调整个人之间和部落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达到维护本地区社会秩序的目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社会的基本行为范式，特别是在纠纷解决、维护社会秩序等领域具有主导性、持续性。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制定法不是至高无上和无所不包的，而仅仅为治理的手段之一，甚至处于次要的地位。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立足于社会和谐并强调人的习惯道德力量的特殊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以少数民族习惯法为主的“民风有序”“路不拾遗”“憎恨偷窃”的法律文化观念。首先，习惯法的形成是由习惯演变升华而来。瑶族的民谣有：“石牌（习惯法）大过天。”彝族民谣说：“山林有清泉，彝家有尔比（习惯法）。说话一条线，尔比是银针。”其次，习惯法与当地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同样的道理，居住在林区的群众，有保护利用树林确定林权的习惯法。缺水地区，特别注重用水灌溉的习惯法。习惯法有的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有的公众认可，视为神圣。这种传统的力量和意志，个人的权威是很难使它改变的。
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以禁忌、习俗为具体体现
民俗、禁忌是少数民族习惯法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内化为少数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为了保护少数民族聚居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实现民族的长远发展，许多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保护环境的日常生活禁忌，这些禁忌规范制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交往。生活在云南的布朗族、阿昌族、怒族、独龙族等，他们都有相关的狩猎规则和禁忌，他们一般忌春天狩猎，忌捕猎怀崽、产崽和哺乳期的动物；藏族和蒙古族实行的轮牧制度，有效地防止了过度放牧的出现，藏族还禁止打死猴、鱼、蛇、青蛙等；纳西族通过村民大会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老民会”，制定全村的村规民约，他们指定专人组成管山员或看苗员，对有乱砍滥伐、破坏庄稼等行为的人，由“老民会”依照村规民约进行处罚，还禁止在水源旁大小便，禁止在河里洗尿布，禁止向河里扔垃圾废物，禁止堵塞水源，夏季他们会进行封山，禁止毁林开荒等。
第二，少数民族习俗、禁忌调整人们之间的交往。少数民族习俗、禁忌在人们的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宗教活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农耕习俗到饮食习惯等，都有各类礼俗活动。例如内容丰富的饮食禁忌：藏族忌食乌鸦、秃鹰等动物，认为它们吃动物和人的尸体，具有神性；另外，藏族还忌食鸟、骡、马、驴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动物的生理机能与人相近，食用了这些动物的肉会影响人的特性；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忌食大肉；苗族忌吃狗肉等。总体上，饮食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存防范意识和行为准则，破坏食物禁忌就会影响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如卡西尔所言：“禁忌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社会约束和义务体系，它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石，社会体系中没有哪个方面不是靠特殊的禁忌来调节和管理的。”少数民族还有风格各异的丧葬习俗。例如藏族的天葬、火葬、水葬、树葬和土葬等，这些丧葬习俗反映了藏传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回族则禁止火葬，采用土葬，回族的土葬不用棺椁，不起坟头等。这些禁忌、习俗和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以社会、家庭、宗族关系为主的强有力的多维度调整少数民族交往的法律文化传统。
三、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极强的乡土性和鲜明的民族性
习惯法是熟人社会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少数民族习惯法形成于乡土的熟人社会，具有典型的农业社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少数民族习惯法围绕少数民族乡土社会中的婚丧嫁娶、生产生活等日常事务，以符合当地传统的简便而又易于操作的行为模式和规范方式，引导人们行使自己的行为，由此来维护本地区或本民族社会关系的稳定，确保人们生命、财产和家庭的稳定，同时保护当地环境和公共财产不受外界侵犯。
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是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来，为少数民族民众反复使用后所逐渐选择、认同和积累的，其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中，反映了少数民族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变迁，同时体现了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心理发展等。绝大多数少数民族成员受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影响，在处理问题是会选择他们本民族的习惯法进行解决，离开少数民族，习惯法就不具有存在的土壤和使用的前提。
四、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具有厚重的宗教性
我国的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教，尽管各民族信仰的教别和教派不同，是少数民族行使自己行为的主导和核心，任何民族成员都不得对其侵犯和亵渎。而且，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宗教教义在世俗社会的体现，甚至习惯法仅仅是为了强调和明确宗教教义而存在。例如，藏族习惯法中藏传佛教教义教规占绝大多数，而且习惯法不得与藏传佛教进行相悖；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斯兰民族，他们的习惯法内容更是严格遵照《古兰经》的规定，甚至是《古兰经》的重复和照搬。这种以宗教为主导的习惯法文化的特殊作用在于，引导民族成员尊崇宗教的神圣与权威，通过宗教来治理社会，试图建立“无诉”和“息争”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他们排斥一切与宗教精神不相符合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文化下，法律似乎有些多余，作用显然是有限的。因而形成了薄法厚教的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特质。
五、正确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习惯法在民族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国家法也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合理协调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和国家法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要求我们要正_对待少数民族传统法律文化。
中国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基本采取“和而不同”的策略，避免“一刀切”，让少数民族按自己的“民情土俗”进行管理和自治，基本形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和国家法并举分治的基本原则，并且形成了国家法和民族习惯法相互转化的良性互动。
当前，在法学界还有一股质疑法律多元的声音，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是落后的，不利于我国的法制统一，应当在民族地区强行推行国家法律，甚至有学者站在国家法律统一的立场上，认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存在是对国家法制统一的破坏。实际上，这种否定论并不了解法律多元理论的背景和发展趋势，仅仅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批评而已。苏力教授认为，法律多元现象不但存在于古代、近代，而且还存在于现代。在当代，既然法律多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就不能想当然地人为消除它，要让习惯法与国家法优势互补，共同服务于法治社会。国家法应当给习惯法留下一定的空间来调整社会关系，习惯法也应当表现出对国家法应有的尊重，不能太偏离国家法的原则和精神，否则会被国家所不容。
[参考文献]
[1]王学辉.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运动[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高新才，马文龙.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J].兰州大学学报，1999，（4）.
[3]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文化刍论[J].民族研究，1999，（3）.
[4]张昌文.法律至上、秩序中心与自由本位[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9，（5）.
民族文化特征篇6
关键词：本土广告语民族文化特色
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文化的核心是传统观念，尤其是它们所带来的价值观念，文化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当今社会，广告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广告语作为广告作品的核心，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它作为语言作品，比广告形象更易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反映所在文化语境的某些特征。国人对传统文化内容与艺术形式有着强烈的认同与喜爱，这种文化心理会影响到广告语的创作，使我国广告语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民族文化特色。
我国本土广告语体现了国人的文化价值观
中华民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如家庭意识较强、重人情礼仪、崇尚中庸和谐、等级观念较强等，我国很多广告语蕴含了这些文化心理。
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那些表达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的广告语较易引起国人的共鸣。如德威地板的广告语：“好男人不变心，好地板不变形”。德威地板如同好男人的品质和爱心，体贴呵护着全家，永不变形，迎合了国人对稳定和谐家庭的期盼心理，也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比较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广告语中注入情感元素，容易打动受众。我国较多广告语富有人情味。如枝江大曲的广告语：“有朋友，总是会赢”。大宝化妆品的广告语：“朋友记心间，大宝天天见”。蒂花之秀的广告语：“蒂花之秀，青春好朋友”。这些广告语迎合了我国重视友情的文化心理，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气息，因而广为传颂。与人情社会相关的一种文化心理就是讲究礼节，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喜欢用礼物来表情达意，送礼之风盛行，较多保健品广告表现了这一主题。如脑白金的广告语：“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
中国人的等级观念较强，有些广告语反映了这一观念。如有些房地产广告语中常用“高尚社区”、“尊贵人家”、“王者气派”等词语，渲染了功成名就、荣华富贵之类的价值观，实质上也暗含了一种贫富等级观念。再如一抽油烟机的广告语：“没有油烟味，只有女人味”。广告语暗示着只有女人才做家务活，有性别歧视之嫌，这与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
在表现形式方面，我国的广告语也体现了国人中庸含蓄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崇尚中庸，不追求刺激，在文艺表现形式方面讲究“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西方一些广告语在中国人看来往往离奇而又出格，如法国一香水广告语：“一滴是为了美，两滴是为了情人，三滴就足以招致一次风流韵事”。这种广告语在浪漫的法国可能很受欢迎，但在中国，难以得到受众的认同，不符合中国人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
从一些国外广告到中国后的变化也能看出中国广告语的文化特色。一些国外产品的广告到中国后纷纷实行本土化策略，尽力与中国文化融合。如法国干邑人头马酒，在欧美国家用的广告语是：“干邑艺术，似火浓情”。到了中国用的广告语则是：“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语句朴素动人，迎合了国人好吉祥的心理，因而获得了国人的喜爱。
我国本土广告语运用了中国传统的文艺形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心理、审美趣味和艺术形式，我国传统文艺形式有对联、诗歌、成语等，较多广告语采用了这些传统文艺形式。
对联的特点是讲究对仗和平仄格律，对联用之于广告，在我国极为普遍。古往今来，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广告名联佳句。如一理发店的广告语：“进店来乌云秀士，出门去白面书生”。一乐器店广告语：“白雪阳春传雅曲，高山流水觅知音”。现在，我国也有较多对联形式的广告语，如联通的广告语：“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浙江杭州旅游区的广告语：“珠联西湖秀色，壁合钱江奇观”。意尔康的广告语：“漫漫人生路，步步意尔康”。这些对联式广告语由于运用了对偶的手法，看起来整齐美观，对称均衡，读起来朗朗上口，节奏鲜明，易读易记。
中国人对于音韵和谐的句子情有独钟，押韵的广告语非常多。押韵是语句的末尾使用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押韵的广告语富有音乐之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和谐悦耳，容易被受众记住。在我国，押韵的广告语相当多，如中国电视报的的广告语：“中国电视报，生活真需要”。青岛双星的广告语：“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伊利优酸乳的广告语：“青春滋味，自己体会”。格力空调的广告语：“好空调，格力造”。这些广告语由于采用了押韵，迎合了国人喜爱音韵和谐的文化心理，因而在我国广为流传。
中国是个有着诗文传统的国度，广告语运用诗歌形式较多。有的广告语直接引用诗歌，如杏花村汾酒的广告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康酒的广告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些广告语借助诗歌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广告语的文化品味，增强了广告语的传播效果。有的广告语模仿诗歌形式，把受众引入诗情画意的境界，在不知不觉中打动受众。如一图书馆的广告语：“你轻轻地来，带来宁静；你悄悄地走，带走知识”。这一广告语把图书馆的内涵巧妙地传达出来，令人顿觉步入神圣的知识殿堂，自觉地保持安静与崇敬的心理，达到较好的说服效果。广告语运用诗歌的形式，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DeBeers钻石广告的英语版是“adiamondisforever”，很平淡，到中国译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境界顿出，激发了人们对浪漫爱情的向往之情，这也是中国传统文艺与汉字的魅力所在。
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在民间流传极广，广告语运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可以把人们对成语典故、佳作名句的熟悉感延伸到广告所宣传的产品上。如丰田汽车在中国的广告语：“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该广告语由于活用了喜闻乐见的名句，让很多中国人记住了它。很多广告语运用仿拟手法活用成语典故、佳作名句。如六神花露水的广告语：“六神有主”。一抽油烟机的广告语：“专食人间烟火”。江铃汽车的广告语：“千里江铃一日还”。这些广告语由于借用了成语典故、佳作名句，有中国文化特色，又具有趣味性，使人们容易记住，传播效果较好。
我国本土广告语增强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
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增多，如在商家的广告炒作下，圣诞节、情人节等被引入中国，这些节日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也渐渐被国人尤其是年轻人接受。广告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时尚文化，往往敏锐地反映出商品市场的新动向和社会流行的文化心理，我国的广告文化也呈现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崭新特色。我国的广告语也开始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些元素，参与流行文化的传播与创造。如动感地带的广告语：“我的地盘听我的”。蒙牛酸酸乳的广告语：“酸酸甜甜我作主”。达芙妮的广告语：“喜欢自己，表现到底”。安踏的广告语：“我选择，我喜欢”。361°的广告语：“勇敢做自己”。威丝曼的广告语：“我自信，我时尚，我穿威丝曼”。这些广告语宣扬追求个性、张扬自我、追求时尚的文化心理，很能获得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认同和喜爱。这些广告语吸收了外来文化价值观，传播了流行的价值观念，倡导了新的生活方式，起到了引领时尚的作用。
综上所述，一些体现了我国文化价值观和文艺特征的广告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国人的文化心理，易为国人所认同与接受，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
参考文献：
民族文化特征篇7
关键词：藏族舞蹈；审美特征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159-01
藏族舞蹈中所具有的审美特征，是藏民族在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也是藏民族的舞蹈风格及特点形成的根基。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是继承优秀藏族舞蹈艺术，同时它也是符合民族审美情趣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需要。藏民族舞蹈不仅是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表达民族思想情感最有力的“形象语言”。我们要认真研究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使其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舞蹈艺术的独特功效。
一、藏族派系分类和区别
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就有着众多传唱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其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其中有关于藏族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我们把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它可以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也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的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程度。同时在舞蹈艺技九中也以非常简洁透彻地说明了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着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是借助了人类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的；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二、藏族舞蹈的形体美、韵律美、动作美和谐运用是舞蹈美的基本特征
在不同类型和不同风格的藏族舞蹈中，虽然它们都具有各自独特的个性和独特的审美要求，但它们都包含共同的精髓元素，以及共同的动作规律。这种精髓元素和规律构成了整个藏族舞蹈的审美概念。其中藏族舞蹈的五大元素有颤、开、顺、左、绕，以此区别于其他兄弟民族舞蹈的美学概念。这五大元素的形成，是同藏族人民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风俗信仰、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文化传统等有着密切联系的，是长期在人民群众中凝成的审美标准。在这种共同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种种不同的变化，再加上手势的运作、腰身的韵律、音乐的区别而构成不同的舞蹈风格。藏族舞蹈的步伐十分丰富，脚步和手上的动作也很丰富，脚部上的动作可概括为蹭、拖、踏、蹉、点、掖、踹、刨、踢、吸、跨、扭等12种基本步伐。藏族舞蹈的手势也可归纳为拉、悠、甩、绕、推、升、扬七种变化。
三、藏舞蹈的审美特征
我们分别针对了舞蹈者的各个形体部位在舞蹈中的舞姿运用，舞蹈者的全身要求在藏族民谣和古籍中介绍的也较多，就比如说对女性要求全身姿态要柔软、体态轻捷，舞姿柔软，而对男性只求英姿雄壮。在藏文古籍和歌谣中反映出来的舞者的形体要求就体现着藏民族的审美意识，同样也是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之一。
藏族民间舞蹈形式是以农牧文化与宗教文化的融合，其中它的风格特点体现在舞蹈形象的刻画与伴唱曲调的旋律特征和歌词上；藏族舞蹈又因为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而增添不同的色彩。例如“孔雀吃水”这一形式，在半农半牧区中甸“锅庄”的表演，牧区的色彩要较重一些；农区四川巴塘的弦子表演此舞时，农耕生活的气息要更浓。对唱问答歌词近似，但模仿孔雀起舞时，其形象则明显不同。中甸锅庄“孔雀吃水”表演到最后，演员还要将双手背于身徐缓下蹲，俯身用嘴将地上的碗衔起，用左手接碗起身立直后，右手沾些碗中的水弹出，高呼祝福之语。大家随之高呼，随即互相扶腰，齐跳舞蹈，两换作低跨腿快踢出的动作，以抒发欢快的心情。
在歌颂孔雀的舞蹈中常有模仿鹰的动作，这是因为藏族心目中的鹰也是神鸟，两者在宗教文化基点上融入舞蹈，体现了藏族虔诚的宗教心理，尽情抒发了人们美好的愿望，形成了融合农、牧、宗教三者为一体的藏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和高原农牧文化的舞蹈形式。藏族民间舞蹈中，松胯、弓腰、曲背等是常见的基本形象，它和高原地区繁重的劳动生活，虔诚的宗教心理、宗教礼仪及习俗有密切关系，他们跳舞时，这些动作会自然地体现在舞蹈中，使动态形象带有明显的宗教心理因素。然而，这些动作主要来自劳动者为减轻体力负担的自我协调，从舞蹈角度来看，具有另外的一种劳动形成的身体各部分协调的美，带有艺术性的创造。
民族文化特征篇8
【关键词】康保；二人台；艺术特征
中国文化灿烂历史悠久，2006年国务院公布了501个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音乐项目72个，其中就包括康保县的康保二人台。康保县地处河北省的西北部、内蒙古高原的南缘，俗称坝上高原，因城南有一湖泊在历史上蒙语称“康巴诺尔”，康保因此得名。美丽的康巴诺尔湖畔有一种独具艺术魅力的地方戏剧，它就是康保二人台。康保二人台距今有上百年的历史，它本属东路二人台，是将民间音乐、舞蹈、曲艺、戏曲多种艺术元素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它的形成凝聚着人们走西口的历史情缘，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蒙汉民族文化艺术的结晶，它有着一种与“二人转”表演形式相似的传统民间艺术，当地人称之为“二人台”。人们耳熟能详的《走西口》、《五哥放羊》等民歌就出自“二人台”。2006年，“二人台”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康保县的当家品牌。
二人台艺人把内地社火、道情、打坐腔等艺术形式与当地蒙古长调、好来宝等民间音乐结合起来，用康保方言演唱，是一种以方言为语音特点，融化妆、说唱、舞蹈、表演为一体的一种原生态民间艺术形式。它无论是曲牌、唱腔、念白、舞蹈等都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特征。它有极强的观赏性，面部表情细腻夸张，舞台动作讲究技巧和生活化，曲调悠扬高亢，演唱有张力、音色纯朴自然，注重细节，剧情短小活泼、舞蹈粗犷豪放、情感丰富细腻具有风趣幽默的独特艺术魅力。
一、康保二人台的剧目特征
（一）“小巧玲珑”的剧目特点
康保二人台的演出剧目绝大部分取材于民间，想老百姓所想、唱老百姓所唱，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因而康保二人台不演重大历史人物，不演重要历史事件，而把老百姓的家长里短放在第一位。康保二人台的传统剧目有百余个，经常演出的有五十余个，如《走西口》、《顶灯》、《回关南》、《压糕面》、《卖老婆》、《姑娘抽大烟》、《打樱桃》、《撒荞麦》、《摘花椒》等。正是由于东路二人台这种“小”的剧目特点，才使其能够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达到喜闻乐见的效果，深受人民的喜爱。
（二）“以小见大，以简见繁”的剧目特点
康保二人台传统大剧目不以载歌载舞见长，而善于演故事。在百余个传统剧目中，抹帽式丑旦戏和载歌载舞丑旦戏，在数量上虽然占相当比例，但这部分剧目在成就和影响上都不突出。有影响力的、生命力强的传统剧目都是多人物、故事性强的剧目。二人台剧目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外来较成熟的大剧种的有益成分，因而它具备了演“大戏”的先决条件，然而二人台的剧目比较早的进入到多人物、多角色、分行当阶段，大大增加了戏剧成分。解放以后，康保二人台率先将戏剧《朝阳沟》、《卷席筒》以二人台的曲调，唱腔进行改编，并成功的搬上戏曲舞台，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取得了极大的轰动效应。
二、康保二人台的音乐特征
蚯音乐是戏曲艺术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唱工戏、做工戏、还是武戏，都离不开音乐。音乐是决定剧种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剧种音乐风格，性格气质也不尽相同。戏曲音乐作为民间音乐的一类，具有它传承的特点。
（一）曲牌与伴奏乐器的特征
康保二人台能够深受大家的喜爱，离不开它的气氛音乐与演唱。二人台的气氛音乐主要指的是各种曲牌。在过去的农村中，由于村村都盖有庙堂，家家有迎喜神的风俗，当时的和尚、老道十分繁忙，在各种场合下，僧道、鼓手、民间艺人演唱队常在一起吹奏、演唱，使他们在技艺上互相交流学习。因此，二人台的牌子曲除了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佛家音乐外还吸收了鼓匠班儿的唢呐吹奏曲。
（二）二人台的唱腔特征
二人台是康保人身上的大皮袄、笼上的莜面条条，悲伤的时候唱，高兴的时候唱，炕上坐着唱，地里忙活着也唱。那高亢唯美的曲调、眉飞色舞的表演、土的掉渣的念白早就成了他们心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三）二人台唱腔的曲调特征
康保二人台来源于民歌，由二句或四句构成的典型民歌体结构形式。主要有：宫、商、徵、羽几种调式。内蒙古西部地区爬山歌中到处可见这种山歌结构形式，它虽然形式短小，但就在这上下两句简短形式中，能够展示完整的音乐构思进而刻画出鲜明的音乐形象。
三、表演形式的形成与发展
康保二人台形成之初是内地移民中的流浪艺人，为谋生、养家，以及农民冬闲时自娱自乐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它由自编自演、野曲无腔的“烂席片”、“戳古董”阶段发展为组合班道、打场卖艺，称之为“蹦蹦儿”的载歌载舞的化妆演唱阶段，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
民族文化特征篇9
一千多年前，小乘佛教传入，成为傣族的全民信仰，对傣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都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响。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的“普度众生”不同，只主张“自我解脱、自我拯救、积善行、修来世，最终达到涅盘”。因此，它的舞蹈风格不似大乘佛教那样雄阔、壮美，有救众人于水火的气势，而是比较柔婉、秀美，与秀丽的山水风光融为一体。如“蜡条舞”，这是一种由女子表演的仪式性舞蹈，舞者两手各托一支燃烛，在鼓、钹等乐器的伴奏声中起舞。主要动作是两手向内或向外划圆旋绕，或半蹲，或跪下，形成各种“三道弯”的舞姿，十分柔美。有时做缓步流动，烛光随着舞姿的变化而摇曳，营造出端庄、典雅、安静、祥和、虔诚、神秘的气氛。烟烛在佛教中喻意光明，因此舞蹈带有祈福、祝愿的含义，希望通过这种舞蹈仪式求得佛祖保佑，使自身能够在光明中超脱、升华。又如广为流传的孔雀舞，也是按佛经中孔雀明王的故事改编的。舞者身穿白衣，头戴璎珞，手执莲花，乘金孔雀传经，这些白衣、莲花、金孔雀都是佛祖降福的吉祥之物，是民族审美心理的写照。再如狮舞、象舞等都源于佛经，且都形成了固定的表演程式。这种“佛在舞中”的现象也是傣族舞蹈风格的一大特征。
二、水文化特征及亚热带风情
(一)傣族民间舞蹈的亚热带风情的成因
傣族多居住在群山环抱的河谷平坝地区，这里土地肥沃，山川秀丽，四季常青。如德宏和西双版纳等地的傣族村寨，多依河傍水，椰树高耸，蕉林处处。人们都住在干栏式竹楼上，翠竹掩映，溪流环绕，优美宁静，一派南国田园景象。在这种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哺育、陶冶下，傣族人民性情温和、善良，民间舞蹈洋溢着亚热带特有的风情。
1.安详、舒缓的动律
傣族民间舞蹈安详、舒缓的动律，来自他们劳动生活的环境，来自他们传统的审美情趣。傣族生活在天气炎热的亚热带地区，人们自然喜欢树阴和水，喜欢明月和繁星，劳动生活的节奏也不能过于激烈，劳动后归来清洗洁净，饭后大家和着轻缓的鼓声自由跳舞。素以洁净、爱美和擅长歌舞闻名的傣族，就是这样把水的清纯和水波流淌的轻柔，化为他们安详、舒缓的舞蹈动律。此外，人们生活在亚热带与动物相处，舞蹈中自然也融入了对这些珍禽异兽的艺术升华，使之成为动态的文化因素。
傣族群众不同程度地保存着原始崇拜和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农耕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使他们对自然界充满亲切感，人们之间和谐、融洽。小乘佛教传入后，教度所宣扬的“唯我独善”、以佛祖为榜样的积德行善与原有的传统观念相结合，形成傣族人民平和、善良的性格和独特的审美心理，融为安详、舒缓的动律，贯穿于舞蹈动作和表演之中。
傣族民间舞蹈的动态形象上，舞者多保持半蹲的舞姿，重拍向下，在均匀的节奏中，以膝部的屈伸带动身体上下颠动和左右轻摆;舞步或踏或跺，看似着力而下，却是重起、轻落，全脚掌平稳着地。这种均匀的舞蹈动律中，有孔雀的轻盈、柔美的舞姿，有大象漫步森林和缓、稳健的步态，更在象脚鼓、钹等乐器和谐打击的伴奏乐声中，像河水、小溪汩汩流淌，赏心悦目，沁人心脾。鼓平稳的节奏、绵延的乐音和舞蹈均匀的动律相呼应，增强了安详的气氛和热带的风情。
2.“三道弯”与“一顺边”的舞姿造型
傣族传统的审美心理还体现在舞姿造型上。
傣族舞蹈中的“三道弯”和手臂关节的弯曲，其渊源是古代百越人的“蛇鸟图腾崇拜”和对水的深切感情。从古越人的鸟图腾到今日傣族的孔雀崇拜，是千百年来民族生活和民族心理的发展。孔雀的自然形态也有“三道弯”的特点，傣族人民通过对孔雀的仔细观察，进行孔雀舞的艺术创作并于后来融入宗教因素。傣族舞蹈中“一顺边”的美，则源于高原地区的劳动生活，手与脚同出一侧而形成“一顺边”的特点。傣族虽然居住在山谷间的平坝上，但山地的动态特征也反映在人们的劳动生活中，尤其是妇女，她们在担水、挑谷、扬场等劳动的步态和形体中就有“一顺边”的特点。作为舞姿造型的“一顺边”，又和审美情趣有关。“三道弯”与“一顺边”两者融合后形成的体态，才是傣族特色的舞蹈造型。
3.亚热带风情的舞蹈
傣族民间舞蹈都充满亚热带风情，比较典型的是“孔雀舞”“象脚鼓舞”“嘎光”“依拉贺”“嘎甸(蜡条舞)”等。
(二)水文化特征的成因
水是生命之源，滋润万物，勤于洗濯，有益健康。傣族人民喜爱水、勤于洗濯，是水文化的特征之一。人们劳动归来，先洗濯后才吃饭。村寨内的水井上，设有精致、美观、塔形井盖式的小建筑物，以保持水源清洁。这种风俗是古代祓禊习俗的延续。祓禊，源于祓禊与“三月三”有关的习俗，后来虽因地区与民族之不同，日期不一定在这一天，或者内容已与水无关，但水节是辞旧迎新的年节，其形式虽和“浴佛节”的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但沐浴更衣、以水互相泼洒、赛龙船等项目，依然是“洗濯祓除，去宿垢契”的古风，又是古越人“习水便舟”的发展，泼水节的三四天中，人们欢歌起舞，表演各种民间舞蹈。在带有祓禊古风的节日中，人们所表演的各种舞蹈也就带有水文化的特点。三、拟兽舞及图腾崇拜
民族文化特征篇10
婚姻形为是人类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社会制度，“也是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和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男女两性结合”①。婚姻制度除了国家法律的程序外，在民间还有一套更为复杂的活动内容，一系列的仪式、程序明显地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稳定性特点，也就是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方式—婚俗。它一旦形成就会被特定地区的民族世代沿袭，进而形成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它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青海撒拉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逐渐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婚礼仪式。我们从撒拉族传统婚俗形成与演变过程来解说撒拉族的形成历史与民族文化特质。
一、撒拉族传统婚俗简介
我们以女方的行动作为参照，撒拉族传统婚俗的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一)求亲。
如果撒拉族男方看中某位姑娘，就会请媒人带一包获茶和两包冰糖到女方家里求亲，女方家父母与女儿及其亲属(尤其是舅舅)商量后，如果看好男方条件，有缔结婚姻的意向，在行为上就会表现为愿意接受媒人带来的礼物。
(二)订亲。
订亲是男方得到女方应允的消息后进行的第二项工作，选日子让媒人给女方去送“订婚茶”，礼物是银耳环一对，获茶一包，化妆用品一套。女方也回赠礼物，一般是一件衣料，表示约定姑娘不再许配他人，这门亲事彼此有了约定。
(三)送彩礼。
也称“麦赫热”，男方通过媒人送给女方彩礼。送彩礼那天，男方家族代表一行带着聘礼到女方家，女方家设宴款待男方家的宾客。一般情况下，这天是要择吉日，口头约定迎娶的时日。
(四)迎亲。
迎亲时，由男方家长率领亲属中的男性及新郎到女方家中“证婚”，念“尼卡哈”，新娘的长辈在庭院里会给新郎戴上新帽，系上绣花腰带。“尼卡哈”念完后，新郎在众人的簇拥下向女方的长辈女眷道“色俩目”。在念“尼卡哈”的同时，新娘在闺房里由其嫂子等妇女给她梳最后一次姑娘头，然后新娘在伴娘的扶持下一边唱“撒赫斯”(哭嫁歌)，一边将手里的麦子撒在地上，在院子里绕三圈，出门时由哥哥或舅舅抱着来到乘坐的马跟前，新娘再拿上三碗牛奶，一碗泼在她乘坐的马的马蹄上，两碗仍拿回家中。之后前往男方家里，迎送新娘的队伍经过某一个村庄时，村口会有人请新娘及送亲人吃“油搅团”、喝茶。
新娘一方则以钱作为酬谢，一路如此。到了男方家门口时，男方家鸣放鞭炮迎接新娘，女方家的人簇拥着新娘企图强行骑马进人男方家里，他们认为，这天是新娘一生中最宝贵的日子，应该足不沾尘，所以新娘应骑着骡马进人婆家大门。但男方家认为，新娘应当下马着地，走进婆家大门，这样日后才能听公婆丈夫的话。因此，送亲队伍来到婆家大门时，婆家的守门人把住大门，不让骑马的新娘子进门，送亲队伍毫不示弱，你推，想方设法要新娘脚不着地进人婆家大门，直至精疲力竭，最后送亲者让步，由舅舅或兄长抱着新娘进人婆家大门。不管新娘以何种方式进门，正当她进入大门之际，新郎还要跑上屋顶，在新娘经过的门顶狠踏几脚。
进入洞房后，新娘的舅舅站在新娘的背后说完祝福的话，会用筷子挑开新娘的头巾，婆家要用钱收回筷子，新娘的灿埋们端来一盆清水，她们用手搅动盆里的水，新娘把钱币丢在水中，表示婆家清白似水，愿新娘在婆家扎根结果。
(五)演骆驼戏。
傍晚时分，由四个年轻人表演“骆驼戏”。众人围坐一圈，由一高一低二人翻穿白色皮衣扮骆驼，另一人扮演/}勒莽(撒拉族先民的首领)，再由一个人扮作蒙古人，当彼此接近时，一问一答，其内容反映了撒拉族先民牵着骆驼从中亚撒马尔罕迁至青海的情形，场面十分热闹。
(六)乌热亥苏兹(祝福词)。
在新娘到男方家后的第二天，男方家再次设宴款待女方家的人，新娘打开自己的陪嫁箱，新娘母亲从中取出赠给新郎亲属的鞋袜枕头之类的东西给媒人，由媒人转交给男方亲属。然后，女方家请来的民间艺人唱“乌热亥苏兹”，当屋子中都坐满了宾客的时候，娘家人长辈或专门邀请来致祝婚词的主持人就站起来，向众人道“色兰”(即祝福)相贺，开始致婚礼祝词，祝愿两亲家和睦相处，常来常往，小两口互敬互爱情深意长，祝愿女儿“象后花园里的花椒树，几年后一片珍珠玛瑙挂满树”要求“亲家母请你细细听，我女儿身材虽高年纪轻，做人的道理她不懂，万事要您多指正”。从祝词中可以看出撒拉族重视家教，尊老爱幼，克己为人的道德观念。
婚礼至此达到高潮，也是婚礼的尾声。
二、撒拉族传统婚俗的特征
(一)撒拉族传统婚俗的伊斯兰文化特色。
据《撒拉族简史》记载，撒拉族是元代一支西突厥乌古斯部落撒鲁尔人迁至循化的。撒拉族的先民是带着《古兰经》来的，伊斯兰教深深地渗透在撒拉族的日常生活中，世代传承。婚姻作为撒拉族的人生大事，也毫无例外地打上了伊斯兰教的烙印，其表现有:
1.伊斯兰教对撒拉族传统婚俗中说媒习俗的影响
《古兰经》中指出;“真主的一种迹象是:他从你们的同类中创造配偶，以便你们依恋他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因此在穆斯林社会中，是鼓励人们结婚的。撒拉族有俗语: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撒拉族人不论男女，均以做“嫂吉”(媒人)为荣，每成全一件婚事，就等于积了一座“米那拉”(宣礼塔)的功德，会获得主的“回赐”(色哇布)，所以，人人乐意为之奔跑，并不图谋索求报酬。
2.伊斯兰教对撒拉族传统婚俗中聘礼的影响。
撒拉族的女方家对彩礼的要求不高，若出现摆阔气讲门面，重物轻人的行为，会遭人轻视。这个习俗有一个传说:先知的女儿哈其麦与阿里成婚时，阿里家贫如洗，只有一升大麦，一个手推磨和一床破旧的铺，哈其麦非常寒心，哭着对父亲诉苦，先知不以为然，耐心启迪，说人在世上，要知足，有这点家当就应该感谢真主，哈其麦听了，转忧为喜。②《古兰经》中指出:“你们应当把妇女的聘仪，当作一份赠品，交给她们。如果她们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聘仪让给你们，那么如果你们乐意就可以加以接受和享用。”撒拉族人视此为婚姻经济行为准则。
3.阿旬的作用。
在整个婚礼仪式过程中，阿旬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人物，要由阿旬念“合婚经”，这被认为是撒拉族婚礼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撒拉人认为凡是经阿旬念过“尼卡哈”的婚姻才是“合法”的，才符合伊斯兰教的教法规定，是撒拉族社会大众群体认可的婚姻，高于其它形式。父母应允，阿旬证言，男女才算夫妻，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真正的为一个确定的群体所共有，这个群体习惯于参加并实行与它有关的礼仪。这些信仰不仅被该群体所有成员以个人身份接受，而且还是集体的属性，与群体融为一体，组成群体的个人感到他们彼此是联系在一起的，仅由他们有一种共同的信仰这一点联系起来。”③可见，伊斯兰教在撒拉族婚俗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伊斯兰教对撒拉族与其他民族通婚的影响。
在撒拉族的祖先迁人循化境内初期，山高岭峻，干旱缺水，自然条件恶劣，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十分不好，周围的藏族、蒙古族、土族、汉族在人口数量上比他们多出许多，使他们处在一种相对劣势的生存困境里。从传说和文字资料中可以推断，撒拉族先民初来循化时，人口是不多的，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与外族通婚成为撒拉族组建家庭、繁衍人口的重要手段。伊斯兰教虽然提倡教内通婚，也并不绝对禁止与外教通婚。但他们认为万事应以《古兰经》和‘怪训”为判断的准则，凡是合乎《古兰经》及圣训的加以接受，代代相传，凡不合的则加以拒绝和排斥。所以，与撒拉族通婚的外族人在结婚后必须接受伊斯兰教信仰。据说，撒拉族先民为扩大人口曾向周围的藏族求婚，藏族人提出四个条件:①信奉喇嘛教;②在屋顶安放麻尼筒;③在庭院中立木杆;④在院墙的四个角顶上放置白石。他们坚持伊斯兰信仰不妥协，只答应第四个条件，才开始了与藏族的通婚。被娶进来的藏族妇女一定要阪依伊斯兰教、遵守伊斯兰教规。
汉族也是撒拉族与外族结亲的又一重要对象之一。《循化志))(卷四)记载:“当地汉人，历年既久，一切同土人”。可以看出，汉族女子嫁给撒拉人后同样改信伊斯兰教。
撒拉族传统婚俗这一民俗事象经历了若干代的发展，其仪式内容仍然以伊斯兰教信仰为核心，形成了撒拉族传统婚俗的民族性特征，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撒拉族世代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和教化中成长，他们对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又是积极的，主动的。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了撒拉族社会的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观。“这些是维持社会紧密结合的‘胶水’，因为它们特别不易发生变化”。④
(二)撒拉族传统婚俗的多元文化特色。
1.撒拉族传统婚俗中受藏族婚俗影响的方面。
藏族新娘出门时，要用三碗青棵酒，一碗泼在新娘的马蹄上，两碗仍拿进来。伊斯兰教禁酒，故改用牛奶。藏族姑娘出嫁时，要在自己家的院子里撒一些粮食，边撒边说一些祈祷词。据说这样可以防止姑娘出嫁后带走娘家的好运或财气。撒拉族新娘在出娘家门时，要骑马在门前场院里绕三周，还徐徐撒完一把麦子，象征新娘家五谷丰登，到婆家生根发芽。藏族要请参加婚礼的客人吃糟耙，撒拉族则演化成请客人吃“油搅团”。在藏族的婚礼中，舅舅是最尊贵的客人，他们称舅舅是“一世的父母”，舅舅送新娘到男方家去，在男方家里，主要由舅舅对男方家说有关新娘的事。比如，新娘如在男方家受了委屈，他一定会帮新娘讨回公道。而且舅舅给新娘送的礼物比其他亲属都贵重。“对待母系亲属或母方团体及其神灵和神物的特殊行为，都是在一定的仪式习俗中被表达出来的，在这里仪式的功能与在别处一样都是用来固定和维持某种义务和感情在内的行为模式”。⑤舅舅在撒拉人的婚礼中也倍受重视。从订婚到婚礼举行完毕，没有舅舅参与的局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要给舅舅抬“羊背子”、送获茶，新娘给男方家做见面礼枕头鞋袜都要给舅舅要做双份，以示敬重。由此有“阿让恩达”的撒拉族婚礼习俗。“阿让恩达”即宴请舅舅的意思。撒拉族语言中舅舅的发音与藏族语言的舅舅发音十分相似，但撒拉族是属于突厥语族的，说明撒拉族是直接吸收了藏民族中关于舅舅的礼仪习俗的。
以上这些习俗都是撒拉族祖先与藏族通婚后而传承下来的习俗。
2.撒拉族传统婚俗中受汉族传统婚俗影响的方面。
汉族有“撒帐”习俗，新娘来到婆婆家后，在洞房中，会由婆婆或其他人将红枣、栗子、桂圆等撤在新娘身上，意寓新娘“早生贵子”。汉族在迎娶之日，以午后至黄昏这一时间段作为接女方到男方家的最佳时间。汉族许多地方姑娘订婚后，有为男方家做鞋的习俗，即“嫁妆鞋”，以表现姑娘的勤劳与聪明。有俗语:从嫁妆看新娘，心灵手巧全在针线上。撒拉族新郎家选择下午接新娘，新娘到，放鞭炮。众人欣赏新娘自己做的鞋袜、枕头等陪嫁物，赠送新郎的亲属等，也是汉文化遗风。
婚俗是一个民族整体文化的一部分，撒拉族人对藏汉民族婚俗的吸收承袭，体现了撒拉族对不同文化的适应。“文化特征由资源及周围环境的限制所决定，并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③作为一个迁徙来的民族，撒拉族为了生存下去必须习惯新环境，开始再习俗化，“历史与现实中那些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给当事人的再习俗化提供了学习异文化习俗的必由之路”。⑦史料记载撒拉族与周围的藏族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物资交流的史实。有向汉族、回族等民族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农历节气安排及手工业技术的记载。
反映在婚俗这一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中，它必然也将伊斯兰教、藏、汉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复合的婚姻价值观念，最终形成一致的民族文化认同，这也使得撒拉族婚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异族文化元素特征。
“文化的发展意味着第一次改造环境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同时，他们也能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变化的自然条件。，，@
综上所述，撒拉族传统婚俗受以伊斯兰信仰为核心的民族心理、情感的支配，自愿接受先民传下来的婚俗仪式，世代传承。而周围的藏汉民族在与撒拉族的交往过程中把本民族文化的某些部分渗透到了撒拉族婚俗中，促使撒拉族婚俗发生了一定变异，其本质是撒拉族吸收了与以前习得的习俗文化不同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本民族性与异民族性相结合，最终构成了撒拉族婚俗的复合性特征。
三、撒拉族传统婚俗的民俗含义
婚俗是了解一个民族的窗口，通过它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许多信息。
1.撤拉族传统婚俗中的“越轨”分析。
撒拉族传统婚俗中，姑娘出嫁前一个月要学唱“撒赫稀”即哭嫁歌。婚礼举行那天，即将离开娘家时，唱“撒赫稀”作别亲人。“撒赫稀”的内容不尽相同。绝大部分是诉说包办婚姻给其带来的不幸。伊斯兰教规定婚姻自主。《圣训》上记载:不论寡妇或处女，没其许可，别人不得作主缔结婚约。但是受经济生产方式及社会环境的限制，撒拉族男女婚约的缔结，是以家族家庭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在撒拉族扩展式的家庭中，父母对于儿女的婚事在征得亲属同意后可以包办，为他(她)们订下一门亲事，完全忽略了结婚青年男女的个人意愿，它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不是感情基础。“婚姻由双方家庭谈成，与教规立法相反，婚姻表现出父亲对于子女个人命运的巨大权威”。⑨在包办婚姻的条件下，撤拉族妇女以这种特有的方式来表达她们自己的不满、反抗。不能自由选择爱人，这种情况，乌丙安先生称之为“越轨”。包办婚姻作为习俗规范是“控制机制”，包办婚姻有时可能违背婚姻缔结一方的愿望，因而双方发生冲突，导致婚姻中的某一方“越轨”。但他认为，这种越轨行为是被社会群体认可的，即使社会某些规则遭到了破坏，也不会受到来自社会群体的反对。“撒赫稀”反对的就是包办婚姻习俗，它的功能和作用可能是导致某些习俗产生萌芽的诱因，而撒拉族的包办婚姻作为民俗控制而言时，阻止了民族群体中部分组成成员需求的满足，起了一种功能上的反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撒拉族男女自由恋爱已成为可能，这种民俗控制在逐渐减弱，但它对现在撒拉族人的婚姻的影响依然存在，婚姻的完全自主还未实现。
2.传统婚俗仪式的文化内涵。
撒拉族姑娘到了男方家门口时，所进行的“挤门”插曲，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的。撒拉族人保留这种奇特的“挤门”仪式是有一定道理的，意在提高婚后家庭两性关系中男性的权威，即强调男尊女卑的纲常伦理。新郎在新娘经过的门顶狠踏几脚，是表示婚前踩脚下，即男主女仆的家庭地位在进门时就要确定，提醒女方意会。让新娘把钱币丢在水中，愿新娘在清白似水的婆家中扎根结果。这又是向即将过门的媳妇发出一种心理暗示。在婆家要做一个撒拉族群体社会承认的合格媳妇，顺应婆家的生活，以男方家的要求调整自己的行为。如果媳妇做到了这一点，那么男方家在增添了新成员后仍能维持家族的运作，家庭声誉也不因媳妇的出现受到损害，依然能够“清白似水”。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男子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过程中日益显示出决定性的意义，使他们要在社会和家庭中比妇女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习为了巩固这一地位，男性要采取各种手段加强其地位，因此由“需要”产生有内涵的仪式，撒拉人要新娘下马着地，新郎踩新娘经过的门顶，让新娘往水中投放钱币。通过这样的象征仪式，表明自己在未来的家庭中的角色是“统治”者。马林诺夫斯基在论述仪式的创造功能时讲到:“这种及相似的风俗所引起的结果，及它们在所属制度的布局中所起的地位，就是它们.的功能，这类风俗的形式，是一种象征的仿效，在相当程度内，是决定于它们的功能的”。@从社会层面上讲，它反映了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要求—依附，男尊女卑。从家庭层面上讲，它表达了撒拉族传统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男性是当家人这一功能。
在撒拉族家庭中，由于受民族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影响根深蒂固，妇女地位很低。撒拉族妇女具有十分优良的品质，她们恭敬顺从，尊老爱幼，任劳任怨。但是，妻子在家务事以外的许多方面都没有决策权力，她们只能在家庭这一小范围内，以照顾老少的饮食起居为己任，让一个家庭有条不紊的运作。这正是撒拉族传统婚礼“挤门”仪式和往清水中丢“钱币”的深层内涵。
3.民族情感的培养。